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二十八【省斋文稿二十八】

译《川泳轩记》。唐代以节度使镇守各道，其属官都可以自行征辟。两面旌旗出了都门，不等到举行礼仪，案上的印章已经磨损，早已写好书信，备好马匹财礼，奔赴处士的居所。幕府中多有贤豪，这很容易做到。本朝谋划任命主帅，偶尔允许征辟士人，如今却都由朝廷任命。如果有幸得到贤能之人，确实值得高兴；否则便有与江湖相忘的人，还说什么值得高兴呢？所以君子认为这件事很难。绍兴二十六年春，朝廷颁出玉麟符，任命吏部尚书鄱阳侯张公留守金陵，并安抚大江以东地区。第一年政事公平，第二年教化施行，第三年便兴起了歌谣颂赞。霅溪沈君世德，奉诏在幕府任职，勤奋好学而见闻广博，外表和顺而内心方正。张公在前面走。一天，张公对世德说：‘背水筑屋的，不是你的官署吗？这里正应该开辟一座轩，使临水远观的美景尽收眼底。’于是展开屋檐作为屋宇，架起空梁作为楼阁，俯视秦淮支流，正面对苍龙华阙；右边带着天津，向东望见公堂。质朴却不简陋，洁净却不奢侈。打开门窗，夏天便凉爽；堵塞北向的窗户，冬天便温暖。春风吹拂的早晨，秋月照临的夜晚，不必登高驰骋远望，临观的美景也全都具备了。轩落成后，有人取韩退之《徐泗濠掌书记题石记》中的话，题名为‘川泳’，用来表明宾主都贤能，因而可以共同享受这里的快乐。闲暇时，世德和宾客在这里饮酒，在这里吟咏。随后叹息说：‘这座轩多么美啊！这是公所赐，而我却居住在这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宾客说：‘不是这样。从前羊叔子镇守襄汉，多次登临岘山，一定要同从事邹湛交谈，因此岘山的名称著于史册。武昌南楼，殷浩一类的人早晚登临，如果不是庾元规一度有深厚的兴致，这座楼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了。宾主相互资助，哪一代没有这种事？如今张公收敛经世治国的才干，施惠于这一道，回头看羊叔子、庾元规，大概可以并列而行。而世德才华俊美、德行美善，看看邹湛、殷浩之辈，难道又怎么会只是他们的后辈吗？我知道今天的川泳轩，便是后世的南楼、岘山了，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虽然如此，二府尚有空缺职位，公将要归朝；世德也将成为东阁中的奇才了。’后世的人打开轩门远望，临水歌唱，鯈鱼出游，却或许从容自在而不知道这种快乐。所以我根据题名的意思，说明古今事情的难易，告诉后来的人，希望他们能够遵循根本。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东里周某记。《咏归亭记》。古代求学一定要临近水边，所以天子的学校叫辟雍，是说四周形状如璧而以水环绕；诸侯的学校叫泮宫，水在东西两面而南面贯通。吉州是大邦，文教风气在江右最为兴盛，学校也宏大开敞，足以称为公侯之国。唯独学校门台低矮，不与学校相称，而且泮水的形制与古代很不相同。大概只要走二三步，就已经触到门楼；门楼之外又被编户人家环绕，没有地方容纳疏通开凿。明白的人对此很忧虑。隆兴改元年冬，直宝文阁王公佐镇守此地，已经一年了。他使县令修治，政事便有成效；教育明白，教化便得以推行。开始命令拆除门台而重新建造，使它高明严正，经过的人自然已经改变了观感。过了两年春天，王公率郡丞黄公壄、教授林君仲熊以及诸生，来到庭前远望。他们知道江流很近，却被百姓房屋遮蔽。于是厚重地归还土地，使人选择空闲地迁移房屋。百姓既然欣然同意，便拆毁墙垣，移开坟墓，铲平土丘，填平低洼，在上面筑亭。重重门楼洞然敞开，直得如同牵绳。沂水、泗水之间的风光，宛然呈现在眼前。亭子落成后，王公题名为‘咏归’，并嘱托诸生告知说：‘从前我们的夫子周游四方，唯恐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对于门下弟子中希望出仕的人，却每每加以抑制。’ ‘有不同于这种情况的人，他便赞许了，曾晳就是这样。然而，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时，他又同样称许，为什么呢？圣人的道就像大海，颜渊学习这片大海而到达了那里。所以出仕还是不出仕，只看是否遇到机会罢了。像曾晳这样的人，正沿着水边行走而尚未到达深处，所以圣人因他审察自身、以求道为乐而赞许他，用来激励求学的人。后世不考察造诣深浅，却说曾晳善于观察时机，岂不是过分了吗？诸位学生都是仰慕颜渊的人，一定要沿着圣人的境界进入其中，那么水啊，学习啊，学习啊，水啊，将会有所感发了。’林君是贤能的师儒，听后叹息说：‘太守对诸生的期望很深厚，不能不记录下来。’于是王帅命令我写记。我说：写记一定要有文辞，若要借这座亭子的营建来记述，太守的善政已经很多了，舍弃大事而记写细节，不可以；若要根据命名的意思来记述，太守已经说过了，我又能增加什么呢？林君不这样认为：‘自从有这所学校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年，不知经历了多少位太守。如今却仿佛有了舞雩遗留下来的意趣，难道不足以显示王公复兴古制吗？从前人们苦于道路不通，却没有人知道如何议论。如今改造没有扰民，也没有耗费无谓的劳役，却出现了宏伟的景观，难道不足以显示王公的胆识和才智吗？’ ‘面临江水而背靠山岭，风云景色千变万化，王公却不以这些景色为亭名，难道不足以显示他劝勉学习的本意吗？思念芹藻而心生欢乐，有鲁侯颂诗的意味；等待远望城阙，却不同于郑国废弃公室的情形。他又不以这些意义为亭名，难道不足以显示他的谦逊吗？合并这四点，记下它的年月，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这难道不是写记吗？’我说：‘好。’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这一年五月十九日。

译《静晖堂记》。赣州容易治理，因为当地百姓崇尚气节、喜好义理，以纠缠诬陷和毁谤为可耻。县令若施政宽和慈爱，他们便共同心悦诚服，官府清静，甚至没有一件事务。过去的官员，只是感受到这里民风强劲勇敢，却不思考用善政来引导，反而违逆并激怒他们，百姓因此受苦。一定要有循吏在这里，之后才会知道治理它果然容易。会稽陆君济，大概就是循吏吧。他宽厚却不放纵，明察却不苛细，政事不劳苦而自然成功。两衙官吏退堂之后，堂中安静得可以罗雀。有一天，他拄杖穿鞋在墙垣之间闲步，见草木遮蔽，心想其中一定有异常，于是告诫徒役砍伐清除。于是山川、城郭杂然呈现在眼前，如同新丰重新显现，燕社重新到来；又如夸娥氏刚刚安置山岳，神禹刚刚开始凿治水道。土地原来属于百姓，陆君估量价值买下。地基隆起而高，便逐渐增筑，在上面建起三间堂。乾道四年秋八月，堂成后设宴招待宾客，大家商议以‘静晖’为名。有人说：‘君难道不是取自“千家山郭静朝晖”这句诗吗？这是少陵感叹巴蜀萧条而作的。如今赣州县令治理节度使府城，户数以万计，车毂相撞，人肩相摩，是江南的一大都会，为什么要取这句话呢？’ 陆君说：‘动的是万物，观察万物变化的是我。我正以宓子治理单父、相容狱市的话为师，遵守老子烹煮小鱼的戒言。当阳光向下照耀，万物都活动起来，我放眼俯视，乡里清平安宁，环境与心意相合，心灵融和而形体舒展，那么万物虽然纷纷扰扰，哪里不是安静？又何必在人数多少、喧闹寂静之间分别呢？’众人称善，于是记录他的话，前往庐陵求我写记。我年轻时游历赣州，赣州的八景大体都看遍了，只有郁孤台高耸独立，巍然最高，登临的快意在城中首屈一指。然而它属于公馆，开放关闭都有时间，而且走几步便很劳累，所有到那里的人无不赞叹它瑰伟绝特而有余，却又担心人情物态变化，山容水貌不能保留遗迹、寄托余想。如今这座堂不高也不低，靠近一楼，所见人物、岩峰、船帆，仿佛都从庭门之间、几案之前出现。居官任职的人即使早晚在这里，也没有游乐的讥谤，没有登降的劳苦，可以听取民事，可以宴请僚友，可以尽兴探幽。从前的八景到这里便成为九景，值得记述了。做百姓的父母官，应当依据风俗治理，然后才能得到他们的欢心，使自身和声名都安泰。否则，面对繁多的诉讼、喧嚣的鞭打声，正忧惧不安，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又哪里顾得上宴饮娱乐？所以我依据赣州的民风，推论陆君的政绩，并把景物的大略详细记下，说明命名的由来，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只有安静地治理，才可以享受这里的景物，不要徒然扰扰不安而使百姓受苦，也使自己受苦。当初，堂北有数百竿修长的竹子，陆君在竹林间修建步廊作为道路，又在其中筑亭，题名‘读书’，大概取自昌黎公‘读书松竹林’的句子，并寄托做官有余力便学习的深意，这尤其值得赞美。于是也一并为它写下此文。乾道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权发遣南剑州军州事周某记并书。《眉寿堂记》。新淦杨君图南，是一位旷达的人。不到四十岁时，进入宜春幕府，因为一句话触犯了郡丞，便拂衣辞官而去，简直像吐弃唾沫一样毫不留恋。回乡在县城中筑室，经营名园，酿造美酒；客人来了从来没有不饮酒的，饮酒从来没有不醉的，醉后便纵情高谈放声歌唱，旁若无人。这样过了三十年。他曾经出城四五里，进入潘家原，发现了一处奇异境地。山环水绕，草木茂盛。各种道宫、佛寺，以及住在岩穴中的人家、野外的庐舍，虽然不能全都看见，但钟鼓声彼此相传，鸡犬声彼此听闻。它幽深到这种程度。杨君欣然喜爱这里。已经在其中选择了寿藏，又筑眉寿堂，作为往来休息的地方。因为我弟弟同他有交往，便请求我写文记述；即使写到七八篇，他也不感到厌倦。我曾经喜爱司空表圣弃官隐居王官谷，穿布衣、持鸠杖，每天同乡野老人游乐，选择寿藏；遇到美好日子，便带客人坐在墓穴中，赋诗饮酒。史官认为他知命。杨君难道是仰慕司空表圣的人吗？为什么二人的旷达如此相似！杨君家在玉笥、閤皁之间，遍览那里的山川并写成书。我正约定同杨君作十日方外游，访求萧、张二位仙人的遗迹，然后顺路经过他的堂，进去一看。所谓‘这座山丘真快乐’的话，是说我们将共同谈论司空表圣的高尚风操，完成晋卿所建的屋室，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多酿些酒等着我就可以了。乾道五年十月十六日。《邹公桥记》。用石头做桥墩，叫作‘倚’；用石头横断水流，叫作‘梁’。这是古代的制度，《诗经》《春秋》中卫、淇、晋、澳诸水的桥梁都受到称赞。郑国的洧水为什么不建桥呢？回答说：洧水有深渊，曾经有龙在此争斗，石头不能用来筑桥。晋、楚的军队每年都来，井木尚且被填塞毁坏，何况桥梁呢？子产用车辆渡送百姓，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孟子为什么讥笑他呢？回答说：孟子议论为政，是为了训诫，并不是讥笑。那么，适宜建桥却不建，可以吗？距离庐陵一里地，有一个市镇叫富田。吉州、赣州、闽地、粤地的商人日夜奔赴聚集，那里还设置了戍守士兵。这条河发源于兴国，流经数百里，到达市镇便漫溢。春夏像大水浸没，秋冬又苦于涉渡。简陋的桥每年毁坏，渡船人索取费用没有限度。乡里的三老邹昶，慨然想到这件事，召集工匠运输石料筑桥以方便渡行。桥长三百尺，宽二十尺，高比宽多一丈。又把水分成五道，使船只通过；建造二十四间屋舍，用来遮蔽行人。直栏横槛，像翅膀一样伸展在桥旁。始于绍兴庚辰年，直到乾道丙戌年才建成。耗费金钱粮食以万计。于是乡贡进士、兖州学正田亮功，乡贡进士曾同文，率领士子作序并赋诗，联缀成一幅长轴，来请求我写记。我推辞说不能胜任，庐溪丈人王公又教导我说：“这是美事，不必推辞。”我听说，凭借力量可以兴利济人的有三种：郡县凭借权势，道教、佛教凭借诚心，富裕人家凭借资财。然而，依靠权势有时会受扰民之害，即使成功也往往苟且；依靠诚心必定要借助众人之力，成功较慢；资财丰厚的人又往往收入多而支出吝啬，使别人贫瘠而使自己肥厚。能够推恩施惠的人，能有几个呢？如今邹氏资财还不算丰厚，却如此乐于行善，实在应该由全乡称颂。文士为他作赋，乡里的先生为他作诔。我因此乐意为他撰写此文，也借此解释子产七百年来的疑问。淳熙五年己丑十月十六日，青原野夫周某记并书。

译赣州州学教授题名记 赣州设置学校官员，始于庆历年间，到了元祐年间，才同济南、庐江等七郡一起设置博士。绍圣改元，又把它的□归还给丞相府。当时，郡人李朴先之最先获得这一任命。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而凡是谈到士人的德行义举，必定说“我的老师是先之”；谈到经学，也说“先之”；谈到文章，又说“先之”。这难道是一时一人的私下毁誉、一己的个人好恶吗？是因为公允。清江人刘君靖之，年轻时曾在赣州奉养父母并求学，后来离开，考中高第，前来主持教务。他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传授道理以解除疑惑。士人欢呼说：“这就是另一时代的先之啊。”官舍过去有洪丞相、胡贰卿所作的记文；我查阅国史，想把事情的始末载录下来，于是略加统计，从元祐到绍圣共八年，任职者大约有三四人，但已无法考察。能够考察的，从先之开始，到绍兴初年为止，又有三十多年，任职者大约数十人，只查到一位江□便停止了；然而此人的事迹也是凭借先之的文章才流传下来。士人想要身没之后仍有可以称道的名声，看看这些事，就会知道应当自我勉励了。至于焦惟一以下的人，则可以询问年老的儒生，也可以查考案牍，所以年月略微能够完备。淳熙元年十二月一日，东里周某子充书。兵部长贰显名记 大司马、小司马的名称见于《周官》，历代沿革都可以考察。本朝仿照《唐六典》，设立兵部，凡民兵、厢军、蕃兵、剩员、武举、投艺、武试、金吾、街司、人兵，以及大将出征告祭宗庙、破贼露布、卤簿仪仗图册，和蕃夷属户授官封爵等事务，都由兵部主管。职方司主管天下地图、城池、保寨、烽□的数目，以及蕃夷归顺、内附等事务。驾部司掌管各种车舆车辆、马厩牧场和杂畜，以及乘传驿站的政令，并辨明车辆出入的数目。库部司掌管各种军器仪仗、卤簿仪制、随军防城的器物以及一切供帐之事。这就是四司。四司的主判官通常由其他官员兼任，所谓长官、次官，起初不过是寄禄官而已。尚书如今是银青光禄大夫，侍郎如今是正议大夫，官位次序已经很高，不是宰执、侍从很少能够做到，所以正在任职时，自当宣扬自己的职责；即使退居闲职，也不敢废弃竭尽规谏的道义。名公巨卿接连出现，想来是有原因的。元丰开始改革官制，尚书为从二品，侍郎为从三品，实际坐在本司处理政务，名义也稍稍端正了。但武官选任隶属天官，兵政归于枢密院，其职掌比唐代还简略，更不用说成周了。即便如此，古代称为六卿，如今称为近臣；假使他们能够进献谋略来滋润君主的心意，陈述才力来扩大自己的职任，那么天下国家将暗中受到他们的恩惠，事情职掌繁多或简略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竟然在主管官司面前自我限制，只等待属吏办成，即使法律不这样约束你，考核也不把你列为下等，难道能不惭愧吗？我在这五年间，两次以其他官职代理此职，只有去年秋天才冒领正式的官秩；恩遇深厚而才能浅薄，个人勤勉而才力不及，早晚思量此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惭愧的呢？闲暇时查看其他部门，大多有壁记，记载前人的姓名，从中兴元年开始，到如今五十年，得到长官、次官而兼任其事的都在其中。记载有抵牾疏略之处在所难免，大体情况都已具备。元祐二年开始设置权侍郎，官阶从四品；第二年设置权尚书，官阶正三品。崇宁改元，遵循元丰旧制；建炎四年恢复权侍郎；绍兴八年又恢复权尚书。而建炎三年曾下诏，六曹中只有吏部配备完整官员，其余各曹的长官、次官交互设置。近年以来，有时才并置二职，这是随着时势有所损益，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制度？所以把这些全部列在上面，使后来者能够考察。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侍读、兼学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记并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兵部侍郎官题名记 本朝授任郎官的途径虽然很多，但重要的有三条：馆阁是第一条，寺监丞是第二条，监司、郡守是第三条。近些年堵塞了其中两条，卿监有时可以直接升任，而郎官若没有历任监司、郡守便不能得到，这种官职不轻反重，已经十分明显。兵部所属四司，中兴初年只曾一度配备齐全。建炎三年夏天，才开始由驾部兼管库部，由兵部兼管职方。因为所选官员清要，所以平时无事时，多由文学之臣任职。又因为权力重要，遇到出征或奉命出使，往往借此职来作为恩宠，大概情形就是这样。隆兴改元五月，再次裁减内外官员，于是驾部又应当裁撤。恰逢有人担任王府赞读，于是下诏允许保留，等候他升迁，不再补授。后来有时曾经并置二司，总是因为有特殊原因，而一员兼任的制度就这样确定了。我既然参与听闻夏官的政务，于是刻立长官、次官的题名碑。同舍的郎官也告诉我，要我把碑文写好。我已经老了，文章又不擅长，面对文字不能下笔，只好仿效掌故，汇集前人的姓名，并且大略记载制度的沿革。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

译筠川重修道院记 元祐八年，柳侯子仪任筠州知州时，建造燕居堂，题名为“江西道院”，山谷先生确实为它作了赋。八十七年以后，眉山苏侯诩来到这里治理郡政，用恩惠养育百姓，用防范约束自身。他刚到任时，百姓安定；居住一年后，百姓受到教化。于是重新修建这座堂，以免废弃前贤留下的遗迹，也使当地百姓永远有无穷的观瞻。他不远千里，请我为它作记。我说：“山谷先生的翰墨还在堂前，实在不能再作记了。”不过，还是有一番话可说：苏侯是文定公的曾孙。元丰元年冬天，文定公从宋幕谪官来到筠州，过了五年才调任绩溪。当时道院大概还没有创建。道院建成时，文定公已经得到政权。政治简约安静，百姓就肃敬；政令平易，百姓就亲近。从朝廷直到筠州，崇尚善行的教化兴起，佩笔求进的风气消失。假使柳侯能够用余力修葺那处办理政务、宴请宾客的地方，这是谁的功劳呢？又过了一年，文定公再次来到筠州，居住三年，便调往海上。前后留居筠州共八年，他刚大之气得以成就，性命之理得以穷究，经纶天下的事业得以丰富。他的行谊、言语和沉默、文章，足以规范士民，像父母一样；足以改变风俗，像师友一样。传授《诗经》，传授《春秋》，解释《老子》，撰写古史，阐发圣贤遗留下来的意旨，修缮书籍并收藏起来，留待后世君子，这些都是他居住在本州时所做的事。处于显达地位而在上位时，把恩泽施加给百姓，已经如此；处境困穷而遭贬谪居住时，惠及当地父老子弟，又是这样。那么当地百姓为他立尸像而祭祀，把他奉为社神、稷神，就像文翁在蜀地一样，难道不应该吗？不过，文翁是郡守，教化容易推行而施及范围狭小，所以后世虽然祭祀他，他的子孙却没有声闻。文定公是辅弼大臣，他的教化不止于筠州；而筠州人尤其深受他的恩惠，是因为他居住得久，成就得远。他的功劳大而施惠广，难怪其三代后仍有才德出众的孙子，以二千石的身份把余庆厚施于此邦。上天的报偿施与，本来就自有轻重吗？我写下此文留给苏侯，刻在堂上，使高安人世世代代不要忘记文定公的德行，并借此劝勉士大夫行善，难道只是为了修饰屋宇吗？淳熙七年四月七日，大中大夫、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周某记。吉州改修学记 庐陵太守朱君希颜来信说：“吉州的学校，原来是面向南方的。郡人萧序辰任本道转运使时，和太守方时可商议迁到东方，依傍之处并不安稳，只是为了使它与城门相对。学校的廊舍因此受阻碍，便全部改易。吉州人即使从未做过士人，也没有不议论这件事不对的。从前凭科举出身的人很多，如今不幸比过去差了。吉州人又说：‘这是面向东方造成的过失。’做官有显达和困顿，尚且不知道学校面向东方是否真的能造成这种结果；况且孔子、颜回、孟子不能处在正位，这才是最大的失误。希颜到任后，和教授练文商议如何纠正。命令下达后，士人和百姓互相劝勉来完成此事。从宣和乙巳年到淳熙戊申年，学校才重新面向南方。这项工程很大，费用很多，恢复旧制与另创新制的困难，没有什么不同。希望您能为此作记。”我听说，庆历年间诏令天下设立学校，当时吉州学校建成得最早，聚集求学者最盛，而其他郡还不能完全依照诏令办理。后来学校制度也逐渐松弛。熙宁以后直到宣和，天子才开始多次留意学校，设置教授，设立提学官，分出常平钱来储备廪食，实行三舍法选贡士而停止科举，下至州县、远方边障无不设有学校，学校法制已经十分完备，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官吏在这个时候，不推明道术的最高境界来教导启发学生，却只把学校的朝向改掉，导致众人非议，又加重后来改建的烦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把学校当作装饰文辞的东西，却不加以充实？还是料想不能使这种道理安定长久，只是苟且以兴建工程作为新奇可喜的政绩，所以才这样吗？过去文翁兴办蜀郡学校，蜀人因此以偏僻鄙陋为可耻，这种文化教化的流传相承直到今天。文翁旧日的宫舍尚且还有留存的，那么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东西，即使不可以依靠土木建筑，也能依靠它而永久存在。自从孔子去世以后，大义分裂，豪杰之士接连出现，讲习经学却很少有人能得到其中的纲纪，而求学和行道的兴废也随时代不同，彼此计较胜负。假如只求浅陋短近，精力不能独自探究深微；役使外在可羡慕的事物，却忘了内在可喜悦的道理；只喜欢开始时把学校作为政绩，却不适应最终使礼义成为风俗，那么就是名声日益隆盛而实际不能穷究的弊病。这样看来，这所学校虽然幸运地恢复了面向南方，哪里能保证将来不会再次改变呢？何况抛开学校所学的正邪，却以做官人数的多少来评论学校的得失吗？我家居吉州已经三代，回顾前人入朝，多为著名公卿；面对重大节义时，他们忠诚正直、刚强不屈；居住乡里的人，也都能以文章品行自我勉励。我未尝不为人性的善良而感叹，并思考后来者能否继承这种声名。所以借着朱君的请求，把这些一并写下，用来和后来者共同期待那长远而宏大的目标。

译重立茇堂记 安陆距离京师千百里，地方风俗淳厚，士人多才俊，百姓多有隐微的德行，太平时在此任职游历的人都很喜爱这里。元丰甲子年，方城范公在这里任掌书记，官舍西侧有一株桂树十分茂盛，几个儿子在树下弦歌诵读，于是题名“桂堂”。离开这里三十年间，致君、致明、致虚、致厚相继考中进士。致君曾经记载过这件事。到了宣和己亥年，我的祖父太师潭国公任司录，询问桂堂时，发现堂已经坍塌，桂树也已经憔悴，于是为它增修并封土栽植，又在它西边建造草堂，长乐郑昻命名为“茇实”，并为它作铭。铭文说：“光彩和美好显现，召来欢乐盛事，共同分享我广博的爱。”说的是伯父参加南宫考试名列前茅，先公脱去布衣而在众多士人中夺魁，同时在集英殿赐第。如今大概七十多年过去了，堂虽然已经不存在，碑却还保存着。绍兴改元时，元祐名相刘忠肃公的曾孙刘荀来辅佐府事，访求遗址，恰好在官署的别圃中，于是开始商议修复。太守李侯棣欣然相助，不久便告成，在左右种了四株桂树，正面排列三株槐树，又用花木竹子环绕外围。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其中崇尚贤能、劝勉善行的意义，哪里只是为了好看而已。刘荀来信请我作记。我暗自想到，我的祖父从儒科中奋发起身，安于铨选调任，三次任职于繁难的县邑，却未曾使光范显扬。先公年轻时就负有盛名，虽然历任太学官职，却年纪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他厚积德行而俭于取用，把遗业留给子孙。因此我这个不肖的孤儿，凭借祖先的余德，也得以勉强列在末等进士之中。既不能像孔氏子弟那样论述祖考的美德，著录下来流传后世；又承受三朝知遇，却没有显亲扬名的途径，受到卿大夫讥讽，比古人更加惭愧。幸亏贤明的太守把两件遗事表彰出来，否则大概就湮没无闻了。我反复拭泪，拿起笔来，希望附在安陆图志的末尾。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吉州新贡院记 实现政治清明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的关键在于乡里选举。乡举的制度是什么呢？《周官》中所说的六德、六行、六艺，就是所谓“三物”，分别细分到十八项。依据这些设立教育，使求学为士的人讲习、学习，再根据他们的才质加以厚实培养，然后评定其中优秀者，提升其中贤能之人，这本来就是得到人才、实现治政的要术。近世却不是这样，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凡是纷纷前来应试的人，只考查他们的技艺罢了，德行本来还来不及过问。而所谓技艺，又不是古代所说的技艺。有的敷衍解释先儒已有的学说，有的搜集经史中的奇僻字词，把姓名封在试卷的卷首，把考试答卷另纸誊录，选择其他州的官吏来考阅，把考生安置在棘闱之中，限定十天时间，法令十分完备，防范也十分严密。担任主考的人耗尽心力，昼夜分阅试卷，往往从一百多份中录取一人。幸运地中选之后，才贡送到礼部，艰难就是如此。看起来似乎得到人才了，反而有遗漏人才的感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它违背古制，也不适合今天，天下人都知道，却有关司不敢议论，被黜退者也不敢怨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公事，不是私事。即便如此，既称为乡举，却把考核交给他人，取舍没有固定的论定，那么设置师帅又是为了什么呢？成周时代已经久远了，为什么不考察本朝开国时的旧事呢？太平兴国年间，张咏和吕蒙正一同在大名府主持考试，张咏本应列为第一，却共同推举张覃的文章品行，使他居首。后来胶东人蔡齐考中进士第一名，又写信推荐同乡史防，使他列在第二。这些都是在郡府治所考试，太守得以考察他们的器识；用人并不专断，任用和法制仍有三代遗风。当时名臣接连出现，后世长久依赖，这究竟是公心还是私心呢？这件事关系重大，若要变通，必定要有渐进的过程。至于根据应试举子多少来安排宽广的居处，以等待他们到来，使群体应试者舒展宽裕、行动方便，没有阻挡拥挤、推挤碰撞的忧患，这就是二千石官员的责任。庐陵是江西的大州，文武人才盛于各路，太平时响应诏令的往往有数千人，考试没有固定场所，学宫、佛寺都临时拿来使用。绍兴十四年，才在糖仓巷测量土地，建造房屋二百多楹。后来到的人越来越多，再没有可扩展的地方，有人害怕践踏损坏，望见便离去，众人商议迁建已经很久了。绍兴壬子年，大理寺丞胡侯长卿奉命出任崇化知州，他以礼遇士人、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为政，政事成功、年成丰收，于是锐意改建。他在城中找到五代水军的废弃营地，土地广达百亩；有若干户闲民把土地辟作菜圃，于是给足价钱买下，召集工匠、聚集材料，迁移旧制、创建新制，建造房屋五百一十八间，修建长廊、铺设席位，占地约五分之四，用来讲论道理、考校技艺。堂屋分为各司职掌和处理事务的处所，比从前大体增加了一倍；高墙之外环绕着通道，四面高门全部敞开，宛如城门。总共耗费钱一万缗、粮食一千五百斛，转运使林君湜也资助了费用。工程于闰二月甲寅日开工，五月庚子日完工。这年秋天前来应试的超过万人，士人戴冠束带，仪容整肃，几案排列整齐，连续三天进出而没有喧哗。考场的盛况，是从前没有过的。胡侯是我的旧友，他来信让我记载这件事。我听说，近来近臣议论太学补试的弊病，侍从们异口同声地认为，应当远取古制，近合时宜，不设置官员，不增加费用，希望重视教官的选任，借助守臣、通判的权力，实行教育培养、考核试验、升迁贡举的办法。当年七月初三，下发这项意见给有关官司，将要形成定论颁行。复兴古制的渐进过程，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即使沿用今天学校贡举的制度，也可以把《周官》的旧典和本朝开国时的美意大概兼取并用。由乡里选举出来，作为宾客接受君王礼遇，都是贤能之人，都是有才干之人，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这就是胡侯的志向吧。这年十月，具位周某记。

译章氏近思堂记 广汉是蜀地的名郡，绵竹是其中强盛的大县。城西一带冈陵山阜连绵不断，两条大溪流从它的▯处发源。如今吏部尚书章得茂家居于此。大概从他的先祖在这里修筑房屋、埋葬于此开始，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使景物日益更新。章得茂又在两间房屋之间建造大堂，收藏数千卷书，题名为“近思”。他请我为此作记。我听说：“何所思，何所虑？”这是《易》的神妙境界。不用思考便能获得，是圣人的诚明境界，本来不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再降一等，思考称为“睿”；睿智而后能成圣，这是君子应当努力的。虽然如此，同样是思考，有的接近正道，有的远离正道。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询问而亲近思考，是向自身寻求，仁德就在其中了。深思却谋略浅近，只顾眼前自身却志向远大，是驰骛于外物，不是我们这一类的士人。思考啊，思考啊，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吗？因此，做儿子的必定思考孝道，做臣子的必定思考忠诚，祭祀时就思考恭敬，获得利益时就思考合乎义理。由此推行开去，从修养自身、整齐家庭直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其根本都在方寸之心，其功效却显现于千万里之外。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明白，安稳而容易实行吗？从前《诗经》有六义，具备万事的道理，可以说是盛大完备了。孔夫子用一句话概括它，说“思无邪”，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吧。有人拘泥古义过甚，于是怀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毁誉都出于人心最公正的判断，竟然没有超出思考。却不知道古代三千多篇诗，删去的有十分之九，剩下无邪之思的，只有三百篇。《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这一章，孔夫子删定时说：“不是没有思念，哪里会有遥远呢？”从这一端举例，删取的用意就完全可以看出了。章德茂没有什么学问不通晓，尤其深于我的《诗经》之学。我曾与他同朝为官，听过他的言论。四海虽然广大，家是最近的；万物虽然分散，身体是最近的；一身之内，又以心为最近的。对于这个道理，他本来就有自己的体会。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姑且把姓名附在堂上。绍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东里周某记。即墨侯传【并序　绍兴三年】自从昌黎先生为毛颖作传以后，博大高雅、通达宏赡的人，大多仿效这种写法。像罗文、陶泓的作品，精妙绝伦，冠绝当世。下至包祥、杜仲、黄甘、陆吉等饮食果实，也都有文章记述。墨是文房中的宝物，难道可以缺少传记吗？我在扶犁劳作的空闲时间，便写了这篇《即墨侯传》。不敢追随前贤，只姑且借此取笑罢了。即墨侯名松，是齐国人。他的先祖大概是即墨大夫，因治理有成绩而受到知遇。齐威王去世后，即墨大夫免官，子孙便以即墨为氏。松年轻时凭才干侍奉东平王，任郎官。他天性刚正耿介，东平王并不亲近他。宫中发生火灾，侍卫奔散，只有松奔驰救火并将火扑灭，烧焦了头发。东平王慰劳他说：“原来我从来不了解你，你怎么这样忠诚！”松回答说：“臣在岁寒之时侍奉大王，还没有得到‘后凋’的赏识。如今一旦有急难，臣所以才燃烧自己。”东平王高兴了，赏给他黄金百斤。过了不久，东阿胶也是齐国人，是齐威王烹杀的阿大夫的后代。他用计策游说东平王，东平王任他为郎官，命令他同松结交，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松说：“我和您就是所谓胶漆相投。不过，知道和谐便一味追求和谐，而不用礼法节制，也是行不通的。何不去拜见有道之人，请他来匡正我们呢？”东阿胶答应了，二人前去拜见王孙杵臼，早晚相互切磋，才质终于坚实起来。当时正趋向于尊崇儒学，朝廷提拔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在身边，又向郡国下诏寻求才德优异的人，都把名声上报。于是东平王以松应诏，松来到长安，和鲁地的楮先生、管城的毛颖、歙地的罗文一起在甘泉宫接受召见。皇帝一见大喜，当天便授任他为大中大夫。凡是皇帝出巡、封禅、征伐、发布檄文诏令而有所撰作，四人没有一次不随从。皇帝称赞他们说：“松等人是我的四件宝物。”元狩元年，皇帝想封松为列侯，命人刻制印章。内史黯不善文辞，诋毁松说：“汉朝没有功劳不能封侯。松凭借微薄的技艺侍奉陛下，让他补任皂衣小吏的缺额就足够了。封他为侯是不对的。”皇帝不听，下诏给丞相、御史说：“听说赏赐用来显示功劳，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大中大夫松侍奉朕多年，早晚不懈怠，他的功绩很大。应当把即墨千户封给松，封他为即墨侯。”松入宫拜见，皇帝说：“让你恢复你祖先原有的爵位。”松叩头谢恩。第二年，淮南王刘安来朝见，多次献上辞赋，皇帝与他来回辩论，松也参与其中，天天受到磨折，渐渐憔悴削瘦。他乘机进言说：“君子的交往平淡而能长久。如今陛下因为淮南王的缘故任用臣，交往日益浓厚了。臣的才智有限，不足以担任这样的使命，希望请求辞官归隐山林。”皇帝不高兴，却一时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淮南王知道皇帝的心意，于是推荐麻黙代替松。麻黙文采灿烂，能够委曲顺从皇帝的意旨，皇帝考察研究他，认为他的才能是松的十倍，让他待诏于金马门。不到十天，便提拔为光禄大夫，主持校理秘书，渐渐不再任用麻黙。麻黙又日夜诋毁松，松不能忍受失意，上奏说：“汲黯说陛下任用臣就像堆柴一样，后来的人压在上面，果然如此。”皇帝因此发怒，收回即墨侯的印绶，把他放归故乡。松郁郁不得志，在路上病死；几个儿子四散，有的在山中，有的在巴蜀，有的居住在黔、歙一带。他们的才干虽然各不相同，面貌却都黧黑。听说松有曾孙，号称子墨；客卿尤其能够世代继承他的事业，是和翰林主人谈论《长杨赋》的人【徐广说：考察客卿，是成帝时的人；这二十五字疑心不是太史公的话。楮先生】太史公说：松和麻黙都是凭借微薄技艺在藩王府中奋发起身，出入宫禁，是因为资质适逢时机的缘故。至于他们才干的优劣，世人至今大概还没有定论。我以中书令的身份侍奉皇帝，每天跟随两人左右，得以平心考察他们：麻黙天资妩媚，自然令人喜悦；若以大节责求他，他却毫不在意。松本质刚劲、气度清正，同人交往始终不变，是世人所说的耐久之友吧？可惜他轻率狭隘，口无遮拦，自取排斥；假如能使刚柔相济，用中和之道引导他，也可以成为成就很高的人才。忠义李君传【乾道八年】

译绍兴初年，女真人侵犯金陵，吉水杨公守节死于任所。天子追赠他为四品官，又在当地建立祠庙，改谥忠襄，把功勋写入太史，普遍录用他的几个孤儿，并加赐肥沃田地。他忠义的大节，卓然在人们耳目之间，士大夫和武臣们都乐于传述称道。何况同州的士人，难道没有听说伯夷而立志、仰慕蔺相如而改名的吗？如今在龙泉李君身上就看到了。李君字彦和，名靓，父亲李侠早逝，母亲勉励他读书。一天，他投笔叹息说：“天下正纷乱不安，男子汉应当夺旗斩将，在边疆建立功勋，使名声流传无穷，怎么能局促地从事章句之学呢？”听说大将军岳飞奉命平定寇乱，便挺身跟随他。寇乱平定后，母亲担心他不能完成功业，他服丧期满，便奔赴淮南，凭借军功求见张丞相。丞相惊异于他的才干，把他派到淮西总管孙晖麾下，积累功劳后授承信郎。绍兴十年夏，蕃将翟将军入侵，孙晖分兵抵御，李君独自率部下昼夜转战到西京天津桥南，大小数十战，杀伤敌军多得不可计数，终于俘获翟将军。李君乘胜追击败退的敌军，敌军增派援兵，于是他战死，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三十一岁。一个月后，事情传到朝廷，诏令追赠李君两级官阶，给他的儿子恩泽和丧葬费用，并加等优待。我从郡人那里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常常遗憾没有能够访问他的家人。乾道八年秋天，李君的儿子思忠亲自来见，袖中带来一封信，陈述的义理崇高峻拔。我私下赞赏他，第二天他哭泣着请求说：“我父亲为国而死时，官职很低，不能像忠襄公那样显赫于世；而且朝廷虽答应推恩，思忠当时恰在襁褓之中，不能自己向有关官司陈述，请您说一句话，将他的事迹传给四方，以便让他在九泉之下也得到附益；同时不要使国家表彰忠臣、抚恤遗孤的恩典，埋没在草野之中。”我说：“甄济装哑，不接受安禄山的逼迫，韩退之说应当把他的事迹附载史书；甄逢能够为他的先人表彰扬名，这两人都应当得到记载。如今你的父亲死于王事，姓名载在司勋，又有诏令允许你世代承袭俸禄，比起甄氏父子，大概更容易显扬。我过去执笔隶属太史，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人，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思忠说：“我的不孝之罪已经明明白白了。即便如此，乡里有许多名士，哪里知道没有在朝中任职的人，就不能承担这项责任呢？只请您替我写下来。”后来司马迁谈到荆轲，差不多可以征引夏无且的话吧？我说：“是的。”退下后便为他写了这篇传。文忠集卷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