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二【省斋文藁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二【《省斋文稿》十二】。宋周必大撰。策问。金陵堂试策问五首 问：《春秋》为什么要编写？是为了褒扬善、贬斥恶而编写的。齐豹盗窃之事，以及三次叛乱者的姓名虽然微小，都谨慎地记载下来，是为了惩戒恶行。惩恶既然如此，褒善难道可以停止吗？孔子称赞管仲说：“他辅佐齐桓公，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惠。”又称赞子产说：“他行事恭敬，侍奉君上敬慎，养育百姓施以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这样的人啊！”按照《春秋》的褒贬原则，本来应当大书特书，绝不只是记载一次而已。如今考察《左氏传》，管仲从鲁庄公九年开始辅佐齐桓公，到鲁僖公十七年结束；子产从鲁襄公十年在传中出现，到鲁昭公二十年去世。他执掌国政四十多年，建立了巨大的功业，那么与诸侯结盟、聘问、交往的事情一定很多。然而他的姓名竟然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春秋》经文中，那么圣人褒扬善行的意旨究竟寄托在哪里？万世以后，究竟要劝勉人们什么呢？况且管仲既然匡正了天下，孟子却说这是曾西所感到羞耻的事；子产能够用义来役使百姓，孟子却说他“施恩惠，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难道是因为《春秋》中没有一个褒扬管仲、子产的字，所以才产生这些纷纷的议论吗？《尚书》写到《秦誓》为止，《诗经》编入《鲁颂》，学者对此疑惑已久，诸儒的辨析也很详细。如今请不要问其他问题，只希望听听穆公、僖公时代的政事：其中见于《春秋》的褒贬，与《诗》《书》所称述的相同还是不同？恭敬地想到皇上圣学高深精妙，尤其对《麟经》十分用心。诸位都能谈论三威、七穆，今后奉诏参加集英殿对策、在华光殿讲学时，必定已有成熟的见解，希望把其中一二告知有关官员。【戊寅三月】问：孝文帝在位时，汉朝成为汉朝已经二十多年了。兵器虽然收藏起来，文治却还没有兴盛。当时居于公卿之位、参与谋议的人，不是绛侯缺少文才，就是袁盎没有学问，或是释之所持的见解浅陋。贾谊以洛阳少年之身，谈论天下大事，岂止超过当时那些老先生，即使两汉的著名儒者，也没有谁能超过贾谊。如今考察他的传记，却有三点令人疑惑。贾谊说：“刑罚积累，百姓就会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会和睦亲爱。”又说：“德行教化普遍施行，民气就欢乐；法令严酷到极点，民风就衰败。”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不会改变这些话。然而太史公却说：“贾谊明白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唉，贾谊究竟是孔孟之道的人，还是申韩之学的人呢？他能够由此怀疑自己的学术吗？他制定官名、整顿礼乐、探究三代长久的原因、了解暴秦短促的原因；使大臣的仪容合乎礼制，于是礼行于当代；分封诸侯，效果又显现于后世。他的谋略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很完善了。可是，他改定制度时，却有以土德为尊、崇尚黄色的不同；想要试行对属国的办法，又有“三表五饵”的疏失。因此，人们又怀疑他的政治方术。贾谊被贬谪到长沙时，史书说他心意不得舒展，一听到鵩鸟的叫声，就惊怪而悲悼，他胸中所存的见识几乎变得狭隘了。等到读到他凭吊屈原的文章，却觉得其中飘逸得像千仞高空飞翔的凤凰，幽深得像九渊中的神龙，几乎将要走出险境、超越寻常，绝不是一个藩国所能埋没的。读到《自广之赋》，又觉得它恬淡得像深渊一样幽静，漫无拘束得像没有系泊的船，已经把生死看得相同，把出仕和退处看得很轻，不是外物所能动摇的。因此，人们又怀疑他的文章。诸位将如何处理这些疑问？至于他进朝时，皇帝在半夜为他移席；退朝后，又多次向他询问得失，他所陈述的意见也大多得到实行。那么，说皇帝疏远贾谊，而东阳侯一类人都加以陷害，这种说法又该怎样解释呢？愿意虚心承受教诲。【戊寅九月二十四日】问：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却能被远方看见。君主的言行，即使感动天地也是可以的，何况对于百姓呢？何况对于士大夫呢？陛下像大禹一样能够节俭，像成汤一样不经营货利，像周文王一样衣着俭朴而专心于功业。然而仍在宫殿、庐舍旁开辟房室，题名为“损斋”，并写下御制文章，阐明惩戒愤怒、抑制欲望的道理。德行之风所到之处，哪一种草不倒伏？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自汉代以来，亲身实行节俭，没有谁比得上孝文帝。然而平民的屋壁却可以画上帝王服饰，娼妓、优伶等下贱之人也可以穿戴皇后的服饰，百姓喜欢奢侈，确实很难改变吗？唐代杨绾不过是一位宰相，他刚开始辅政，黎干就减少车马仪仗，郭子仪遣散歌舞乐伎，改变风俗又有什么困难呢？请诸位试着评论汉、唐改变风俗难易的原因，然后推明今日盛德，有关官员愿意拜读。【己卯三月】问：挽救衰败、扶助危困，没有比忠诚更好的；承载道统、流传久远，没有比文章更好的。周鼎将要迁移之时，这一道统几乎灭绝了。坚守节义的大原则、续接《雅》《颂》的遗音，不正在屈原身上吗？他所作二十五篇，志向真切而言辞深沉，即使与日月争光也可以。可是，学问如扬雄、才华如班固，有人议论他的忠诚，有人压抑他的文章，学者因此疑惑。愿意同诸位君子讨论这件事。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作《离骚》，其中本来就说：“依循彭咸留下的法则。”那么，作《怀沙》以感动顷襄王，是屈原一贯的志向，这算忠诚吗？不是吗？《反骚》作于元帝、成帝之间，扬雄明确说那是抛弃田骈所珍视的东西。那么，屈服气节而依从新莽，是扬雄的本心，是智慧吗？不是吗？有见识的人观察这些事，一定会说：“沉入湘水而死，屈原的忠诚已经实现了；假如投阁自尽而无人救助，智慧又在哪里呢？”后世评论千年以前的事情，一定会对此有所考察。太史公作《屈原列传》，说他喜爱美色却不淫荡，忧愤而不紊乱，差不多兼具《国风》《雅》《颂》的体制。班固却不是这样，说后羿、浇、二姚等事不合于《左氏传》，昆仑、元圃等事不见于经义。至于他陈述尧舜、称颂汤武、讥刺桀纣的地方，班固却置之不论，唯恐斥责得不够用力，甚至讥讽他炫耀才华、诬称他心怀怨怼。司马相如究竟是怎样的人呢？班固为他作赞说：“推究他的归宿，是引导人归于节俭。”这与《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唉，难道说屈原还不如司马长卿吗？恭敬地想到仁圣之君在上，这几个人本来都不能与今日相比。即便如此，辨别忠奸、区别是非，是学者应当尽心思考的事情。何不探究并说明它呢？【己卯三月】

译问：《论语》是五经的总纲，是六艺的关键，哪里容许读了还产生疑惑，产生疑惑却不思考呢？圣明如尧舜，已经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所谓广泛施行恩惠、救济众人，以及修养自身而使百姓安定，本来就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子贡、子路曾经对此发问，孔子为什么都说“尧舜对此恐怕还觉得有所不足”呢？那么，除了尧舜二帝以外，谁还会把这些事情看作不足呢？孔子感叹喜好仁德很难，曾经说：“有谁能在一天之内把力量用在仁德上吗？我还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等到评论弟子时，却说：“颜回的心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他人不过是每日或每月偶尔达到。”三个月不违背仁德、每日每月偶尔达到，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成，总算是用过力量了。只是孔子说自己没有见过能够用力于仁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六经中只有《易》《春秋》阐明天人关系的奥妙，至于《诗》《书》以及执掌礼仪的礼制，都是平易的言语。为什么孔鲤经过庭院时，孔子只告诫他学习《诗》《礼》，却没有提到《书》呢？“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谨慎守信，广泛地爱人并亲近仁者，实行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这是教导人的先后次序。为什么设置四种教导时，却把文、行、忠、信作为次序呢？这些都是学者所疑惑的，也是诸位平日应当思考的。至于以有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无，实如虚，曾子的说法就是这样。为什么唐太宗却认为这是孔子的学说？孔颖达又认为这是圣人的谦逊？唐太宗号称精研经术，孔颖达曾撰写《五经正义》，不应当荒谬到这种程度。想来其中一定有道理，希望一并陈述出来。【己卯九月】宣州解试策问一首【己卯】问：学校兴盛，教化就会彰明；王室尊崇，名分就会端正。立言垂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孔子天性高明，将成为圣人，出生在学校废坏的时代；如果要推行他的学说，那么四代的学校和政教本来就应当反复向当时的君主详尽陈说，也应当向七十二弟子充分讲明。可是反复阅读《鲁论语》，却听不到这些内容。难道是因为学生没有来，所以这些事与治道无关，孔子便不说吗？那么古代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为什么唯独把教育放在首位呢？难道孔子虽然说过，而门人弟子没有记载吗？那么，凡是睡眠、饮食、衣服的细节，以及指点、顾盼、趋行、进退的姿态，都谨慎记载了，为什么舍弃重要的事情而记录细小的事情呢？既然如此，孔子平日不谈、二十篇中不载，其中大概有深意。战国七国纷争，周室不能振作，孟轲凭借亚圣的大才，历经各国游说，当时本应恳切尊崇周王，稍稍压抑僭越和乱政。如今考察《孟子》二百六十一章，竟然很少见到一句这样的话，难道是因为齐、梁正强大，不能告诫他们吗？那么土地和兵力没有比秦更强的，秦尚且在逢泽举行会盟而朝见天子，为什么唯独齐、梁不能告诫呢？难道是认为战国诸君不值得用大义责备吗？那么尧舜之道既高远，孟子尚且每天在他们面前陈说，为什么不能把尊崇周室告诉他们呢？既然如此，应当说却不说，或者说了却不记载，难道也没有深意吗？恭敬地想到主上光明盛大，已经得到孔孟心学的真传，崇尚儒术、游心六艺，又取《论语》《孟子》二书挥笔作注。辅佐墨迹所歌颂的内容遍及各郡各国。诸位长期受到皇帝文德的照耀，能够以圣王为老师，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必定会对此有所见解。冒昧请问：《论语》不谈学校，原因在哪里？《孟子》不涉及尊周，意旨从何而来？记录那些善言的人，是孔子的弟子。有人说，是有子、曾子的门人所作。那么，刘向的说法难道不是真的吗？著成七篇之书的，是《孟子》。有人说，是万章、公孙丑记录的。那么，赵岐《题辞》的说法难道不是真的吗？希望抒发平日积蓄的见解，阐明其中的道理，以称扬今日尊崇孔孟的意旨。家塾策问七首 问：三代以后，能够称道的创业垂统之君，只有汉高帝、魏太祖、唐文皇。这三人都有雄才大略，能够把家业转变为国家，由弱小转为强大。然而彭城战败、荥阳设诈、成皋逃脱、广武受伤，汉高祖建立汉朝的过程，实在危急。濮阳坠马，形势便衰弱；宛城中箭，自身更加危险；临济危急，幸亏有虎痴相助。魏太祖建立魏国，也很危殆。西原追击败军，两天没有进食，李雄信突然到来，才得到尉迟敬德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唐太宗也曾经十分危险。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使敌人受自己调动，而不被敌人调动，哪里可以依仗天命正在兴盛，侥幸取胜并把它当作常态呢？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三位君主不都曾对蛮夷用兵吗？白登之围、辽东之战，都是在中原已经安定、士马正强盛的时候，却遭到围困而空手返回，似乎还不如柳城之战：在动乱中出兵，却在险要处取得胜利。难道是因为统率大军自古以来就是难事，而出奇兵是兵家的高明机宜吗？还是因为军队有曲直，敌人有强弱呢？这是又一点可疑之处。唐太宗喜好使用太公的兵法，亲自撰写新书来讲征伐，反复讨论李靖的问答，可见其规模取法古代，似乎并不轻易出兵。等到他决断战机，两军对阵如同转动圆环；应付变化，远在千里之外也如同举目抬眉一样迅速。回头考察古书，却找不到一件完全相合的事，这是又一点可疑之处。至于他夜间思考经传，登高必定作赋，史官记取这些事，说他精心研习经术，感叹于文治，并且让人创作《七德舞》，他当然不能只专门使用武力。汉高帝却不是这样，他只是沉溺于儒冠而加以轻侮罢了。等到读到《大风歌》中飞扬的辞句、《横绝四海》的语句，那种威灵和气势，凛然超越当今而冠绝古代，哪里能与铺纸挥笔、拘守规矩的人同日而语呢？这是又一点可疑之处。有人说：汉高帝文章和功业都很盛大，难道这也是德行吗？像曹氏挟持军队而倾覆汉朝，学者厌恶听闻，羞于提及，难道能与汉高帝相提并论吗？司马光说得好：“魏是从盗贼手中夺取天下，不是从汉室手中夺取天下。”所以希望同诸位讨论，不要因为曹魏不应当置于汉、唐之间比较，就因此把它排斥掉。

译问：古代铨选任用人才，后来铨选任凭法令。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官员却未曾不冗滥。只要任凭人来选拔，就可以责问具体的人。如今却不是这样：空缺职位只有一百多个，而等待选用的人动辄以千计。贤者与愚者一同滞留，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没有区别。士人失去职任，就是这样。可是朝廷不因此责问吏部，只说：“法令本来就是这样，不是我的过错。”于是近处借用远处的次序，逐年增加、按季度展限，又取四选中的空缺交替使用。先前所谓的法令，也变得纷乱更改而难以遵守了。即便如此，仍不足以挽救一时的急迫，何况想要维持长远呢？沿袭旧常规，就会产生滞留的叹息；限制入流，就会招致苛刻核查的讥讽。澄清源流、端正根本，可以说是极难的事。考察古代、治理当今，一定有关键的道理。希望听听中正的议论，不要只是空话。至于赵文子举荐管库之士七十人、崔祐甫任用官吏八百人，他们果真都是卓异而可以任用的人吗？还是只具有一点善处、寸长之才的人呢？考察史书，也有可以看出的根据吗？当时官员有固定名额，职位有一贯的职责，一旦举荐这么多人，不知道应当怎样安排他们？请一并详尽说明。问：战国时期，我们的道统不明，孟子之所以恳切地垂训后世，不过是尊崇孔氏、排斥杨朱和墨翟罢了。韩愈号称推尊孟子，他在《原道》中本来这样说：“他的言论谈道德仁义，不归入杨朱一派，就归入墨翟一派；不归入墨翟一派，就归入老子一派；不归入老子一派，就归入佛教。”把杨、墨置于佛、老之间，他排斥杨、墨可谓到了极点。等到写《谏臣论》，却说：“大禹经过家门而不进去，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还没有熏黑。”他读《墨子》时又说：“孔子一定采用墨子的学说，墨子一定采用孔子的学说；如果彼此不采用，就不足以成为孔子和墨子。”一处把墨子同佛、老相比，一处把他视为圣贤，一处又把他与孔子相配，这与孟子的观点大不相同，而且韩愈自己的话也互相冲突。自列御寇以来直到汉代儒者，多次以孔、墨并称，难道他们的道术果真可以互相采用吗？还是韩愈只是追随名声而没有思考呢？希望考察其中的是非并加以辨明。问：刘禹锡说过：“八音与政事相通，文章随着时代而高下。”这句话一出，世上再没有人改变这种评论。三国鼎立，可以说是天下分裂，然而诸葛武侯的《出师表》尚且能够与《伊训》《说命》相互辉映。曹植文章气势的丰富，大概也深受《风》《雅》的浸润。唐太宗的政治几乎达到成康之治，但士大夫的文章始终不能扫除齐梁时期的陋习。到了元和年间，政治教化哪里能与贞观相比？然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却登上了汉代、晋代和周代的高度。这些情况的高下似乎彼此没有关系，请诸位试着说明其中的道理。问：三代的政事，有的以忠厚为主，有的以质朴为主，有的以文治为主，子孙世代守持，经历数百年都没有改变。到了西汉却不是这样：汉惠帝任用曹参，以清静无为使百姓安宁，于是《画一之歌》兴起；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号令文章为政务，而公孙弘等人用儒学辅佐他；到了汉宣帝中兴，又总括考核名分与实际，诚信地奖赏、必定地惩罚，于是魏相的声名显著。治理国家、施行政令，仅仅传承一两代就立即改变，那么在位者的奉行以及百姓的耳目，岂不是纷乱更改而不知道应当守什么，疑惑混乱而不知道应当跟从什么吗？然而三种政术都同样归于治理，这是为什么？难道三代拘守一套法令而不改变，反而不是原因吗？请诸位试着分条说明，并且评论这三种政术哪一种优、哪一种劣，哪些可以施行于今天，把它阐明清楚。问：孔子修订《春秋》，先儒对此有很多说法。研究《左氏传》的说，是为了阐明周公的志意；谈论《公羊传》的说，是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解释《穀梁传》的说，又认为是彰明黜陟、表明劝善惩恶。到了唐代陆淳列举并驳斥这些说法，只说是挽救周室的弊病、革除礼制的过失而已。他的说法果真能够折服三家并完全表达孔子的意旨吗？至于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向上彰明三王之道，《公羊传》认为是乐于称道尧舜，如今考察经文：所谓彰明三王，具体是哪件事？所谓称道尧舜，具体是哪句话？希望一并听到这些说法。问：帝王时代从未废除刑罚，只在于恭敬谨慎、体恤百姓、明察公允罢了。盛大的德行没有超过虞舜的，太平之世没有比周成王更清楚的。然而五刑都有相应的服刑规定，五种服刑又分为三种执行场所；五种流刑都有安置之处，五种安置又分为三等居处，用来对付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作奸作恶，已经完备了。司寇设置官职，属官有六十人；诛杀、戮辱、囚禁、劳役，以及曲折防范、办理事务和制定制度等，用来在象魏悬示法令、告示万民的事情也很多。可是叔向却说：“先王讨论事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处置办法，不制定刑法。”这岂不是同《舜典》《周官》所记载的不同吗？仲康命令胤侯说：“如果有人不供职，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可见禹未曾没有刑书。伊尹告诫太甲说：“制定官府的刑法，用来警戒在位者。”可见汤未曾没有刑书。叔向又说：“夏代有乱政，于是制定禹刑；商代有乱政，于是制定汤刑。”这不也是诬妄吗？叔向学问博大，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却没有觉察？子产明辨事理，为什么接受这样的名声而不辩解？至于画出衣冠就使百姓不犯法，为什么又有四个罪人被诛杀？刑罚放置不用四十多年，为什么又有管叔、蔡叔获罪？连近处的大臣、亲近的诸侯都不能免于刑罚，还能对愚昧的百姓说什么呢？所以愿意同诸位讨论这件事。《文忠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