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六十【承明集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六十【《承明集》八】宋代周必大撰写 《东宫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长乐公主出嫁。太宗因为公主是皇后所生，特别宠爱她，下令有关部门给她准备的嫁妆加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劝谏说：“从前汉明帝想给皇子封王，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于是都只让他们享有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待遇。如今给公主的嫁妆加倍于长公主，岂不是与汉明帝不同吗？”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告诉皇后，皇后感叹说：“我听说陛下推重魏征，却不知道原因。如今看到他援引礼义来抑制君主的私情，才知道他真是社稷之臣。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妻，曲意成全恩情礼数，每次说话必先观察您的脸色，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魏征以臣下疏远的身份，竟然能够这样抗言直谏，陛下不可不听从。”于是请太宗派中使带钱四百缗、绢四百匹，赐给魏征，并且告诉他说：“听说您正直，如今才亲眼见到，所以用这些赏赐您。您应当常常保持这份心志，不要改变。” 我听说，疼爱自己的小女儿，是人的常情。何况作为拥有万乘之尊、享有天下财富的君主，难道偏偏不能厚待一个女儿，以丰厚嫁妆来充分表达亲爱之情吗？魏征在这件事上还以不应当超过长公主为理由劝谏，可以说是尽到责难君主的恭敬了。虽然如此，太宗采纳他的话，是因为受道理的约束。皇后深居宫中，只知道疼爱女儿罢了；如今却能以礼义为根本，压抑自己的私情，不仅称赞魏征贤明，还请求拿出金帛来奖赏他。这就是贞观之治差不多可以赶上三代的原因吗？《关雎》序论后妃的德行说：“思求贤才，却没有伤害善人的心。”《卷耳》序论后妃的志向说：“辅佐君子，求取贤才，审慎任用官员，知道臣下的勤劳。”内心有进用贤人的志向，却没有险诈偏私、私下请托的心。这就是端正政治开端的道理、王道教化的根基，不在别处，就在后妃身上。太宗和皇后大概知道这一点吧？二月十二日 《实录·韩维传》记载：神宗被封为淮阳郡王，出居外邸，任命韩维为王府记室参军。神宗天性圣明而谦虚，礼敬宫中僚属，对韩维尤其优厚，每件事情都向他询问，韩维都尽心回答。至于行礼起身、进退趋行的仪态，也都向神宗陈说其中的节度。神宗曾和韩维谈论天下事务，谈到功名，韩维说：“圣人的功名因事情而显现，不可以存有追求功名的心。”神宗拱手称善。诵读经书时有这样的话：“如果言语违逆你的内心，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如果言语顺合你的意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把这些作为听取采纳意见的警戒。”我听说古代太子成年后，便有记录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戒的宰夫、进献善言的旌旗、供人书写诽谤意见的木牌、鼓励直谏的鼓；盲人乐官和史官诵读诗篇，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言语。这样以后，学习便和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便同内心一起形成，还怎么会有错误举动的忧患呢？三代所以长久，使用的就是这种道理。到了两汉，逐渐比不上古代。然而汉元帝做太子时，萧望之教授他《论语》《礼服》；汉明帝、章帝做太子时，桓荣、张酺教授他们《尚书》，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当时以为美谈。谁知道我神宗皇帝天资高明、天性谦逊呢？神宗刚开始出居外邸时，年纪才十六七岁，已经能够与韩维谈论天下事务，拱手称善；而韩维也纯正明达、正直无私，通晓古今，有所询问，便尽心回答。至于行礼起身、进退趋行的仪态，都陈说其中的节度；对于违逆心意、谦逊意志的话，也努力进献作为警戒。与三代辅佐教导太子的办法相比，大概没有什么惭愧。两汉君臣只在教授经书方面费心，又哪里值得拿来同圣朝相比呢？二月二十五日 汉文帝时，有人进献日行千里的马。文帝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祥的出行每天行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行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单独先走，把它安置在哪里呢？”于是下诏不接受。我听说周武王时，西旅进献獒犬，召公作训诫说：“不是本地所产的犬马，不要蓄养；珍奇禽兽，不要在国家养育。”又说：“不把远方的物产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所珍视的只是贤才，近处的人就会安宁。”孔子把这些话记载在《尚书》中，用来告诫万世。如今汉文帝正值天下初定，亲自实行节俭，虽然有日行千里的马，却推辞而不接受，可以说是不把远方物产当作珍宝，符合召公的训诫了。在位二十三年间，天下安宁，家家富足，南方尉佗上书称臣，北方匈奴通好，保守边境；这就是使远方之人来归附的成效。汉武帝却不是这样，大宛有良马在贰师城，竟至于派军队远行万里，耗费财物、伤害百姓而不顾惜；马虽然得到，中国却已经损耗。因此圣人轻视畜产而重视人民，厚待近处而举用远方的人才。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开元二十二年夏天，皇帝亲自在苑中种麦，率领皇太子以下亲自收割。他对太子等人说：“这些麦将要进献宗庙，所以我亲自参与，也是想让你们知道农事的艰难。”于是把麦子分赐给侍臣，对他们说：“近年派人巡查禾苗庄稼，得到的报告多不真实，所以我亲自种植来观察它的收成。而且《春秋》记载麦、禾成熟，这是古人所重视的事情。” 我听说周公作《无逸》，他叙述商、周享国长久的道理，当然不止一个方面，但一定先说知道农事的艰难。这是因为人君有无上的尊贵、无可匹敌的富有，即使不存心追求安逸享乐，安逸享乐也有时会自行到来；只有能够知道农事的艰难，早晚自我警戒，然后治理百姓时才会敬畏谨慎，不敢荒废安逸，这才是长久之道。唐明皇生长在深宫，英明果断而多才多艺，亲手平定祸乱，使自身达到太平境地；对于农事，似乎应该有无暇顾及之处，如今却亲自做农夫的事情，在苑中种麦，甚至率领诸子亲自收获，如果不是深刻明白《无逸》的意义，怎么能够这样做？宋璟绘图献上，大概是有原因的。何况把麦子进献宗庙，是为了充分表达奉祀先祖的孝心；把这件事传给子孙，是为了完全施行留给后代的谋略。郑重写入简册，可以说是美事了。近来考察本朝真宗皇帝，祥符五年六月，曾和诸王在金华殿观看麦子，一同赋诗歌示给群臣；回头看开元年间，仿佛符节相合。然而真宗的治理始终如一，明皇的政治却有始无终，这又是不可不引以为鉴的。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历》记载，唐明皇下诏让集贤学士徐坚等编纂经史文章的要点，按类别编排，希望让皇太子查考事迹、缀辑文章，皇帝赐名为《初学记》。开元十四年三月编撰完成并进献，皇帝赐给徐坚绢三百匹。

译我读《大戴礼记·保傅》篇，看到它论述周王室传承三十多代，是最有道而国祚最长的。等到考察它的说法，才知道根本专在储君的德行。所谓德，是什么呢？用音乐修养内心，用礼仪修养外表，礼乐在内心交相作用，显现于外表；修养成功便和悦，恭敬而温文，这就是德。所以文王受天命九年，召见太子发说：“我和你要保守、守护这些道理啊！”要厚重德行、广施恩惠，忠诚信实、志向仁爱；作为君主的行为，不骄傲奢侈，不放纵靡费，不沉溺美色，住简陋的房屋，爱惜民力财费。这些话意义多么重大啊！这才是经史的要旨，是人君首先应做的事。又何必查考事迹、缀辑文章，然后才算博学呢？如今唐明皇不选择三公、三少，以圣贤的事业和政治的根本，来帮助成就太子的德行，却只让浅陋的章句儒生编纂文章的要点，他的方法大概已经疏远根本了。从前三国时期，孙权选拔俊秀之士，在东宫设置四位辅臣为“四友”：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史册记载下来，足以成为美谈。以区区吴国，本来不敢奢望拥有成周的制度，但它与唐明皇相比，大概差不多了。六月三日 欧阳修《新五代史·唐六臣传》赞说：唉！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是谁呢？作始作俑者真是太过分了！确实可以说是不仁之人啊！我曾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到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碑上，列出自己的姓名，用来向世人夸耀；又读《梁实录》，看到文蔚等人所做的事，没有一次不为此流泪。把国家交给别人，还要自己夸耀，等到最终又辅佐那个人，这不是小人谁能做得出来？汉、唐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其中作为君子的人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以朋党之罪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拥立、维持朝廷的都是小人，然后汉朝才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以朋党之罪把朝廷士人全部杀尽，剩下的都是庸懦不肖、倾险奸诈的人，然后唐朝才随之灭亡。想要掏空一个国家、除掉其中君子的人，必定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的人，必定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必定提出朋党之说。君子本来常常少有过错；小人想加罪于他，既有可以诬陷的地方，也有不能诬陷的地方，不能把罪名遍加于所有人。等到想要把天下所有善人都举发出来，寻找他们的类别而全部除掉时，就只须指称他们是朋党。因此，他们的亲戚故旧可以称为朋党，交游好友可以称为朋党，官职和学业相同的人可以称为朋党，门生故吏可以称为朋党。这几类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要掏空一个国家、除掉其中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加给他们，就没有谁能够逃脱。善人喜欢善人，是因为同类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听到善行的人必定互相称誉，称誉他们便被说成朋党；得到善人的人必定互相推荐引进，推荐引进便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人却不敢称誉，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天下有善人；看到善人却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那么作为君主的人便会茫然无措，还有谁同他谋划治理安定的策略呢？所以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要采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众多小人即使人数很多，也必定有所忌惮、有所不敢做；只有把国家掏空而没有君子，然后小人才会放纵心意、无所不为，这就是汉、魏、唐、梁交替之际的情形。所以说：能够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是因为那个国家没有君子；国家被掏空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他们除掉了。唉！朋党之说，人君怎能不察明呢？《左传》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怎么能不引以为鉴，怎么能不加以警戒呢？我恭敬地听说，皇上向辅臣宣谕，大意是说：朋党这个名称的产生，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不明；而它的根源，则在于当时的君主不知道学习。若能任用贤能、罢退不肖，朋党的议论自然会消除。皇上还举唐太宗认为难以去除朋党的说法而讥笑它，这可以说是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光明盛大的学问相合，也与本朝仁宗的治理相符。仁宗时，吕夷简任宰相，范仲淹任侍从。仲淹常直言正论，议论朝廷的得失，夷简因此恼怒而将他逐出。士大夫往往认为仲淹正直而归罪于夷简，夷简便指他们为朋党，有的还因此获罪被贬逐，朋党的议论于是形成。幸赖仁宗圣学高明，竭力排除众议，提拔仲淹参与执掌政事，于是朋党之论没有经过攻击便自行破灭。当时欧阳修大概曾被夷简指为范仲淹一党，所以他任谏官时，首先撰写《朋党论》，认为尧在位时，小人有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有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辅佐尧，罢退四凶组成的小人之朋，进用八元、八凯组成的君子之朋，尧的天下因此大治。他反复写了几百字，还认为没有说尽。又在《五代史赞》中极力说明：小人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驱逐其中的君子，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夺取国家而交给别人，也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他又反复写了几百字。唉！前代的君主不知道群臣的邪正，所以难以破除朋党；本朝仁宗圣学足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因此太平的功业，天下人直到今天还在歌咏舞蹈称颂。如今皇上的圣学如同仁宗，进贤退不肖也如同仁宗，这又正是恭敬地读到圣训中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吧！所以我详细载录欧阳修的赞语，以供阅览。六月二十二日 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集皇帝身边的人饮酒，中郎将卫绾称病没有去。景帝即位一年多，并没有责骂卫绾，卫绾每天都更加谨慎勤勉。景帝到上林苑去，诏令中郎将卫绾陪乘；回来后问他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陪乘吗？”卫绾说：“不知道。”皇帝问：“我还是太子时，召你来，你不肯来，为什么？”卫绾回答：“臣罪该万死。”唐代李晟的儿子李听任羽林将军，有一匹名马。穆宗还在东宫时，命近侍婉言劝李听献马，李听因为职掌亲军，不敢听从。等到穆宗即位，选择太原统帅，宰相拟定人选进呈，皇上都不批准，说：“李听没有把马给我，这个人一定可以任用。”于是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

译我听说，君主取用人才，和臣下取用人才不同。臣下取人，不过是说：“这是赞同我的人，这是亲近我的人。”所以顺从自己就高兴，违逆自己就恼怒。君主却不是这样：有人说的话违背我的心意，我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有人说的话迎合我的意志，我一定要考察其中是否不合道理。这样以后，才可以得到没有二心的臣子，在缓急之时任用他们。看卫绾不听景帝召他饮酒，李听不把名马献上，穆宗若按常情看待，二人本应得罪于两位君主；如今却不是这样，一个让他陪乘，一个提拔他为河东统帅。这不是明察忠实之心、谋求国家利益的人，能够这样做吗？从前本朝太宗还在藩邸时，认为田重进忠诚勇敢，赐给他酒和肉，重进却不敢接受。太宗赞许他，等到即位，任命他为永兴军节度使。五代后周太祖时，张美在澶州掌管钱粮，世宗每次有所求取，张美都曲意办理。后来世宗即位，却没有把他当作公正忠诚的人来对待。唉！我太宗爱重田重进，那么像卫绾这样的臣子，就应当在取用之列；周世宗轻视张美，那么像李听这样的臣子，也应当在取用之列。古今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闰六月十六日 《汉高祖纪》记载：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汉军缺乏粮食，于是刘邦和郦食其商议削弱楚国的势力。郦食其请求拥立六国的后代，以此树立党援；汉王刻好了印，准备派郦食其去拥立他们，便把这件事问张良。张良提出八条难处，汉王停止进食，吐出口中的食物，说：“卑贱的儒生，几乎败坏了我的大事！”于是命令赶快销毁印章。我听说，君主处在利害关头，最难的是听取意见。甲认为应当这样，听从他当然很好；可是乙来了，又认为不可以这样，那么将怎么办呢？答道：听取意见，可以广泛地从众人那里收取；作出决断，却必须独自决定，但一定要有明智、谋略、忠诚、诚信的臣子，行动之前向他们咨询，这样才能少有过失而取得成功。只有高祖天性明达，喜欢谋划而且能听取意见，所以手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凡是有一句话可取，他从来没有不用的。至于取信之后一定实行的人，只有张良。因此听到郦食其请求拥立六国后代时，他欣然听从；等到同张良商议，张良提出八条难处，高祖立即知道郦生的计策错误。这就是他最终取得天下的原因：相信那些确实值得相信的人。后来的晋武帝听从羊祜、张华、杜预的意见而讨伐吴国，当时大臣如贾充等都认为不可，后来终于成就统一大业。他同高祖相比，大概也差不多了。又如苻坚大举伐晋，朱彤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似乎也可以相信；只有权翼认为不可，苻坚说：“在道路旁边筑屋，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应当在心中自行决断。”后来终于在淝水遭到失败。唉！同样是听取意见，成功和失败竟相差如此之远。大概是苻坚不能辨明权翼是可信之人，又不能察知朱彤不值得相信，所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既然如此，君主一定要先有识人的明察，然后才能果断地实行自己的决定。如果智慧不足以识人，却相信不可信的人，临事时才说“决定了就一定实行”，他能避免苻坚的过失吗？月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皇帝登上安福门楼，观看百戏。皇帝对侍臣说：“昨天登楼，是想观察人情和风俗的奢俭，并不是为了声乐。我听说胡人善于表演击鞠游戏，应当观看一下。昨天刚登上楼，就有一群胡人击鞠，他们以为我特别喜爱这种游戏。帝王的作为，怎么可以轻易示人呢？我已经把这只鞠烧掉，希望杜绝胡人窥测我意向的心思，也借此自我警戒。” 我听说，君王处在崇高的富贵地位，掌握着可以实现愿望的势力，所想要的事情只要稍微表露在外，四面八方就会有逢迎顺从的人来到。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言语行动不敢轻率，嗜好欲望不敢萌发。因此，酒是人们共同喜爱的东西，禹却厌恶它；饮食是人们最大的欲望，禹却使它简薄。这难道是他乐于刻苦节制、故意与众人不同吗？正因为君主心中所向往的事情，跟从的人很多，大则会形成奢侈靡费的风气，小则会伤害财物、损害百姓。堵塞源头，是为了使水流清澈；在开始时谨慎，是为了杜绝后来的祸患。苏轼的议论说得好：“鹤这种动物，清雅高远、闲适放达，超然于尘垢之外，《易》和《诗》用它来比喻贤人君子、隐德之士。亲近它而玩赏它，似乎应该有益无害；可是卫懿公偶然喜爱鹤，便让它乘坐轩车，祸害终于发展到亡国。做君主的人，爱好崇尚之事的困难竟然如此！”如今高宗刚刚流露出想观看击鞠的意思，群胡立即献技来迎合他的爱好。幸而永徽初年能够谨慎辨察、及早防范，这种防范的警戒最终没有被人蒙蔽。否则，君主有所喜好，臣下必定有更加过分的表现，窥测迎合之情纷纷一同进献，就无法看清了。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八月，皇帝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人最苦于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们可以明确告诉我。”他们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我们承顺都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说呢？”皇帝说：“我问你们我的过错，你们却曲意奉承取悦我。我想当面指出你们的得失，使你们警戒并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皇帝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处理事务敏捷迅速，能够决断事理；但统率军队、攻战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遇到危难不改变节操，任官时没有朋党；他所欠缺的，只是刚直地规劝进谏。唐俭，言辞便利，善于调解人事；我三十年来竟没有听到他谈论进献贤能、匡正过失的事情。杨师道，性情品行纯正温和，自身没有过失；但性情实在怯懦，遇到缓急之事不能成为有力的帮助。岑文本，天性资质厚重，文章华美丰赡；但立论常常依据经义而见识深远，自然不会辜负事物。刘洎，性情最为坚贞正直，有益于政事；但他看重承诺，偏爱朋友。马周，见事敏捷迅速，性情十分公正，评论衡量人物，依据正道直言；我近来任用他办事，多能合乎心意。褚遂良，学问稍有长处，性情也坚贞正直，每每书写忠诚之意，亲近依附于我，就像飞鸟依靠人一样，人自然会怜爱他。”

译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赞美、相互警戒的事，在唐虞时代就有了。帝尧歌唱道：“股肱臣下欢喜啊，君主元首振作啊，百官兴盛啊。”皋陶于是接着唱道：“君主元首明察啊，股肱臣下贤良啊，各种事务安宁啊。”又唱道：“君主元首琐碎烦杂啊，股肱臣下懈怠啊，万事就要败坏啊。”这些话记载在《典》《谟》中，实在是后世君臣应当遵循的法则。到了战国，这种风气荡然无存。卫侯所说的计策并不正确，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子思说：“依我看卫国，正是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君主说话，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说话，也自以为正确，士人和庶民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司马光之所以把这些话详细载入《资治通鉴》，大概是有深意的。后来汉高祖虽然出身平民，但天性明达，符合帝王之道。一次在雒阳南宫置酒，他命令列侯和诸将不许对自己隐瞒，都说出实情。高起、王陵于是尽情直言而不加忌讳，皇帝说：“你们只知道其中一点，不知道另一点，最终的功劳应归于三位杰出人才。”这几乎同舜时的君臣在不同时代而心意相合。谁说皇帝不修习文学、却喜欢诗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如今唐太宗想从长孙无忌那里听到自己的过错，可以说得到帝王遗留下来的风气了；可是长孙无忌等人用谄媚来取悦他，他们比起汉高祖时的臣子尚且已经不如，更何况同唐虞相比呢？他们只不过比战国时稍贤罢了；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岂不可叹！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宝训》记载：太宗曾召御史中丞王化基到便殿，陪坐了很久。当时正值盛暑，皇帝让他插着笏板摇扇，又询问边疆事务。王化基说：“治理天下，就像栽种树木。所担心的是根基没有牢固，根基牢固了，枝干就不值得忧虑。如今朝廷治理得好，边郡又何必担心不安定呢？”太宗又曾命他推荐人才，他一次奏荐数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陈彭年就是其中的人。他又上奏清理澄明政事的大略十条，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即有重用他的意图。我听说，治理天下有根本和枝末，朝廷是根本，边郡是枝末。假使朝廷之上政治教化修明，赏罚公平，那么将帅怎么敢不竭尽力量，士卒怎么敢不拼命效死，夷狄又何必担心不畏惧归服呢？这确实是根本所产生的效果。至于军队已经很多了，却还说不够；粮食已经储备了，却还说不富足；把百万军队交给庸碌怯懦的将领，对内不能取得士卒之心，对外反而给敌人以侮辱的机会，这就是只经营枝干而产生的弊病。王化基是名臣，深受太宗了解，他回答边事可以说抓住了要害。不过，太宗在淳化二年曾对侍臣说：“国家如果没有内患，一定会有外忧；如果没有外忧，一定会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疆事务，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有奸邪无状之事，如果没有内患，才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王化基关于根本和枝干的议论，难道也有它的来源吗？至于让臣子在便殿陪坐，插笏摇扇，情意如同父子，礼数又像同僚朋友，这也是君臣相处达到极致的情形，是后世应当效法的。八月十八日 《三朝宝训》记载：淳化二年，秘书监李至进呈新校定的御书。太宗于是对李至说：“嗜好不可不谨慎，不必远远考察前代的事。就说近世，符彦卿多次担任节度使，把射猎驰逐当作快乐，因此身边亲近的人窥测到他的心意，争相把鹰犬进献给他。彦卿高兴而借给他们方便，他的下属便因此放纵横行、侵扰百姓。所以可知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自己的嗜好欲望显露在外，那么奸佞之人就无从进入。我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监鉴古今成败罢了。”李至拜舞称贺。我恭敬地听说，太宗皇帝凭神武平定河东，凭文德招抚钱氏，使五代破碎的天下混合统一。他的道德本来就与五帝相合，功勋功业也已经无愧于三王。即使再多引用书传记载，又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些呢？然而他并不自满，利用闲暇把读书作为日常事务，把古今成败都作为借鉴。凡是心中有所防备，就立即亲笔写在册子上，以备阅览。这难道是喜欢劳苦、厌恶安逸，轻视当今、尊崇古代吗？正是因为舍弃读书鉴戒，嗜好必然萌发；嗜好一旦萌发，逢迎的人就一定很多。内则会损害德行，外则会扰害百姓。从符彦卿的事情看，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了。符彦卿的地位不过是节度使，尚且有时如此，何况是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十一月十一日 《说苑》记载：经侯到魏太子那里去，左边佩带羽饰玉具剑，右边佩带环佩，左边的光彩照到右边，右边的光彩照到左边。他坐了一会儿，太子既不看他，也不问他。经侯说：“魏国也有宝物吗？”太子说：“有。”经侯说：“那宝物是什么样的？”太子说：“君主诚信，臣下忠诚，百姓拥护爱戴，这是魏国的宝物。”经侯说：“我所问的不是这个，只是问器物罢了。”太子说：“有。子思治理魏国时，市场上没有欺诈抬价；郄辛治理阳地时，道路上没有人捡取遗失物；芒卯在朝廷任职时，四邻的贤士没有不通过他来求见的。这三位大夫才是魏国的大宝。”于是经侯默然不答，解下左边的玉具剑，又解下右边的环佩，把它们丢在座位上，然而起身，默然不道谢，快步出去，登车驱驰而去。魏太子派骑兵拿着剑和佩饰追赶，并让经侯的使者告诉经侯说：“我没有德行，所珍视的不能成为珠玉，所守护的又寒冷而不能穿、饥饿而不能吃，不要白白留下给我招来祸害。”于是经侯闭门不出，后来传说他因此而死。我读书时听说：“不把远方的物品当作宝物，远方的人就会归附；所珍视的只是贤才，近处的人就会安定。”如今魏太子不爱剑佩的美丽，而且说：“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寒冷时不能当衣服。”可以说懂得了不把远物当宝的道理。任用三位大夫治理国家，百姓跟随他们并爱戴他们，可以说懂得了所珍视的只是贤才的道理。那个经侯，即使再用巧妙言辞求取宠爱，最终也不能改变太子的志向。这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所以特意表彰并写出来。七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贞观十年十二月，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各山中有银矿，开采它，每年可以得到钱一百万贯。”皇帝对他说：“我贵为天子，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缺乏的；我所缺少的，只是谈论善政、对百姓有益的人，常常担心太少。况且国家多得到一百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有才干品行的人呢？”于是没有让他在朝廷任职。

译我听说，国家有郊庙宫室的供奉、官吏俸禄的支出，以及防备水旱灾害和盗贼的费用，开支可以说很繁多了。如果有人能够兴办一时的利益，稍微帮助无穷的费用，这本来是君主应当尊崇、奖赏并信任的人。如今太宗却不这样做，拒绝他的建议，斥退这个人，与对待奸恶之人没有区别。既然如此，贞观年间仓廪充实、府库充足，公家和私人都富足，没有困乏的忧患，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呢？考察《唐史》，不过是使用财物有节制罢了。考察他即位不久就遣出宫女达三千人，可知宫禁的费用节省了；想修建一座殿宇时，想到秦皇的奢侈便立即停止；群臣请求修建楼阁以避暑时，想到汉文帝停止修建露台，便不再修建，可知土木工程的费用节省了；将要修建东都乾阳殿时，张元素提出意见，便停止修建，可知土木费用又节省了；采纳魏征的劝谏，减少长乐公主的资送，可知婚姻礼仪的费用简省了；规定内外文武官员只设六百四十员，所以当时没有吃闲饭的冗官；京畿以内及各路府的兵员只六十万，又常常把他们遣散回到农田，所以当时没有吃闲饭的冗兵。这五件事，是伤财害民的根本。太宗唯独能够这样节制，所以斥退以求财利为名的虚名，却收到了使国家富足的实际效果。从前孟子著书七篇，共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却把驳斥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作为开篇第一要义。战国的君主都怀疑这套道理迂阔而难以相信，谁知道千年以后会有唐太宗这样的君主，他所说的话竟然像符节相合一样呢？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书》记载：宪宗曾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要把官职用来照顾私人亲属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谢罪说不敢这样做。李绛说：“崔祐甫有句话：‘不是亲属，不是故旧，就不了解他的才干；即使了解他的才干，尚且不能随意授予官职，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再授予呢？只须问他的才干器识是否同官职相称罢了。’如果为了避开任用亲故的嫌疑，使圣朝损失众多人才的美誉，这只是苟且偷安的臣子所为，不是至公的道理。假如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朝廷自有典章制度，谁敢逃避君主的追究呢？”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我听说，君主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宰相如果确实选得其人，百官自然就会称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纵观古代身居宰相职位的人，很少能以大公为心，所以宪宗恳切地以此告诫群臣。李绛竭力引用崔祐甫的话来进言，是正确的。然而宪宗始终没有完全释怀。因此后来因元义方的谗言，颇为怀疑李绛偏袒他的同年。李绛说：“宰相的职责在于衡量才干、授予职任；如果那个人果真有才，即使是兄弟子侄也将任用，何况同年呢？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不是奉行公道。”当时人们都说李绛的话得到了宰相应有的体统。不过，宪宗曾任用裴垍为宰相。裴垍器度严正整肃，别人不敢以私事求托于他。旧友请求担任京兆府判司，裴垍说：“您的才干不适合这个官职，我不敢因为旧友的私情损害朝廷的至公。以后如果有糊涂的宰相怜惜您，或许可以得到它。”但裴垍本人一定不肯这样做。唉！假使做宰相的人都像裴垍一样，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官爵用来照顾亲属故旧，哪里还需要反复教诲呢？所以说：“君主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确实选得其人，百官自然称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