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承明集》五】。宋，周必大撰。《东宫故事》一。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唐吴兢《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有胎教，朕却没有闲暇去做。但自从近来立太子以后，遇到事物就一定教诲他。看见他临近进食、将要吃饭时，就对他说：“你知道饭吗？凡是庄稼耕种的艰难，都出自人的劳力；不要耽误农时，才能常常有这样的饭吃。”看见他骑马，又对他说：“你知道马吗？马能够代替人的劳力和辛苦。要按照时令调节，不要耗尽马的力气，就可以常常有马骑。”看见他乘船，又对他说：“你知道船吗？船用来比喻君主，水用来比喻百姓。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难道可以不畏惧吗？”看见他倚靠在弯曲的木头下，又对他说：“这木头虽然弯曲，得到墨绳就能变直。做人君虽然没有道义，接受劝谏就能成为圣人。这是傅说所说的话，可以拿来自己借鉴。”’ 我听说成汤是圣人，他的盘铭说：‘如果能够每日更新，就应当天天更新，不断更新。’周武王也是圣人，他的几铭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他的杖铭说：‘辅助别人不要苟且，扶助别人不要有所容忍。’这些关于法度的言语多么伟大啊！劝勉告诫的用意多么深切啊！大概指着具体事物陈述谋略，深切而容易看见；按照常理泛泛论事，就宽泛而难以遵行。如今凡是我的起居、洗浴之间，没有不是针砭警戒、防范约束的话，使眼睛熟悉所看见的事物，内心熟悉所思考的道理，自然每天都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每月都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懈怠懒惰不会产生，戒惧之心日益增长。国家怎么会不能治理？自身名声怎么会不加防护？商、周两代所以能够预卜世代、年数，长久而不衰败，就是采用了这个道理。后世聪明睿智的君主，没有人能超过唐太宗；凡是古今兴衰、治乱的原因，他都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在训导上没有不做到极致的。他曾对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常常要替他讲说百姓之间的利害事情。朕十八岁时还生活在民间，百姓的艰难没有不知道、没有不熟悉的。等到居于帝位，每当商议处理事务时也有疏漏，得到别人进谏后才开始觉悟。’ 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百姓的艰难全都听不到、看不见吗？你们常常要把这个意思讲给他听，使他有所补益。’太宗这番话并非不恳切周到，但仍然恐怕流于宽泛而不够切近。于是有时借临饭之机，有时借骑马之机，有时用舟水作比喻，有时借弯曲的木头作说明，反复援引验证、开导数次，一定要让太子遇到事物就深入思考，随着事情而懂得戒惧。他对待成汤盘铭、武王几铭和杖铭的态度，距离这又有多远呢？这真是深得教导儿子的道理啊！十一月十四日。《真宗实录》记载：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宫中亲手写札示给王钦若等人说：‘昨天阅读君臣事迹，准备编入将帅部仁爱门。如果把赎回并送还俘虏，赈济抚恤饥荒，暴露的尸骨一定掩埋，秋毫无犯，这几件事近似仁爱。像张杨做大司马，性情仁慈平和，没有威严刑罚；下属谋反而被发觉，他面对他们流泪，常常原谅而不追问。如今众官评定品级，说这是仁爱，那就不对了。况且将帅的体制与牧守、县宰不同，要用威势禁止暴乱，用刑罚制止杀戮；先用号令使下属知道畏惧，和他们共同承担甘苦，使众人不离心。如今谋害危乱的事情被发觉便一概原谅不问，又面对他们流泪，更不是将帅应做的事。’朕过去在藩邸时，曾多次命邢昺讲习诸书，因此记得《春秋》中息侯讨伐郑国，大败而回，君子认为他没有察明罪责；用来防备军队，实在是恰当的。如今张杨没有威严刑罚，反叛者也不追问，就是没有察明罪责；这尤其应当分别表彰善恶，再加商议斟酌。我考察孔夫子论学习时说：‘知道它，不如喜爱它；喜爱它，不如以它为乐。’大概求学的方法，必须希望深入达到、自己有所体会，如果不是以此为乐就不能做到。恭敬地思考，真宗皇帝天资高明，本来已经超越古人，又能笃实地喜好学问，从内心以此为乐。从咸平到祥符，已经即位十三年了；而他在藩邸时同讲官邢昺讲论《春秋》的道理，仍然记在心中，如果不是以此为乐而不能忘记，能这样吗？景德澶渊之战，他奋发威断，坐制北方民族，坚守百年和好的盟约。东封西祀，制定礼制、制作乐章，逐渐达到太平，洗除五代以来见闻浅陋的习气。文武兼用，成为亿万年无穷基业，都是学习的成效。他还不自满自足，命令儒臣、学士搜集君臣事迹，作为借鉴。每编成一门，先把稿本上呈；他在夜半以后披阅，订正是非。那种前代把君王从小养在宫中，使他不知道耕作的艰难、听不到小人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的做法，正是我真宗所要戒除的。至于论说将帅以威势控制为先，牧守县宰以抚恤为重，这又是圣学深厚美善之处，并非当时群臣所能达到的境界。唉，真是高远啊！十一月二十四日。前汉《贾谊传》记载：从前成王年幼，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太保，是保全他的身体；太傅，是辅导他的德行和义理；太师，是以道理教导训诫。这是三公的职责。于是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宴饮的人。三公、三少本来就要明确讲授孝、仁、礼、义，来引导教习太子，逐渐驱除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于是全都从天下选择端正之士、孝悌之人、博闻强记者和有道术者，来护卫辅佐太子，使他们同太子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到正当的言语，行走正当的道路，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

译我观察汉文帝时期，能够劝导太子学习的有两个人，就是贾谊、晁错。贾谊说，太子从幼年到长大、从长大到加冠，都应以《诗》《书》《礼》《乐》为根本，太保、太傅的教诲为急务；这同《礼记》所记载的三王教导世子的办法，好像符节相合。当时刚经历秦火，六经没有保存下来，记录礼制的典籍还不完备，而贾谊独自凭少年之年便能诵读诗书，竭力论述三代有道的长处、暴秦无道的短处，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大概是有来由的。刘向称赞他的议论非常美好，并且说他通达国家大体，即使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并非虚假的赞誉。晁错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有教导太子临制臣下、听取言论、接受事务、安定利泽万民、以忠孝侍奉君上的四方面说法，但大要专门想让太子知道权术谋略。把圣人的道称为道术，难道可以说成权术谋略吗？现在不以圣道赞助太子，却想让太子懂得权术谋略，他所讲的礼经错误太多了。大概晁错天资尖刻刚直、深刻严酷，平素把刑名之学当作学问，在景帝面前凭辩说得到宠幸，所以有‘智囊’的称号；由此可知他的学术不正。后来在东市被诛杀，也没有什么值得深切哀悯的。司马迁却说：‘贾谊、晁错明晓申不害、韩非的学说。’ 唉，这句话用来指晁错可以，贾谊难道是明晓申不害、韩非之学的人吗？臣私下看到讲官正在铺陈阐释《文王世子》这一篇，因此敢于举出贾谊的说法，用来推广礼经中的教导，稍微有助于圣上听闻阅览，并且不要让贾谊和晁错被归为一类。十二月十一日。真宗皇帝《承华要略序》说：皇太子从幼年起，就显露出聪敏明悟；等到亲近外傅，更加显出英明聪慧。每当侍奉饮食有余暇时，便披阅文章而不知疲倦。朕喜爱他好学，想到为他留下谋略。前些时候偶然有清闲时间，遍览皇家藏书，于是得到《青宫要记》，很合朕平素的心意。等到详细阅读其中内容，又觉得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于是精心寻求雅正的诰命，进一步搜集异闻，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逐渐编成篇卷。有时遇到闲暇时光，便运笔书写，分别附在各篇之后，撰成论和赞。虽然惭愧浅近，没有什么发明，希望能使太子更加隆盛地成就至高的事业。姑且题写在这里，以记载编书的端绪。共五十篇，分为二十卷，名叫《承华要略》，就是这样。我听说唐太宗曾作《帝范》十二篇，分为二卷，用来训导太子。上卷：一是君体，二是建亲，三是求贤，四是审官，五是纳谏，六是去谗。下卷：一是诫盈，二是崇俭，三是赏罚，四是务农，五是阅武，六是崇文。这十二项，是政治的大端，是安危的明白告诫。到了我真宗皇帝，在处理万机之余，亲自撰写《承华要略》，共五十篇，分为二十卷。岂只是增广前人的志意，实在是想贯通古今。大都先在前面叙述事迹，中间发表议论，后面作赞。凡是六经的文章、历代的史书、百家的学说，都撮取其中的关键，没有不完备的。即使圣人的谋略深厚美善，也不容易窥见全貌。至于篇章先后次序，则可以这样说明：太子是端正天下的根本，所以先讲主掌国器；人的性情关系到染习的开端，所以接着讲谨慎学习；人的行为从侍奉父母开始，所以接着讲述孝；孝的极致在于敬重宗族，所以接着讲亲族和睦；内在的品行完备，必定要向外寻求端正，所以接着讲尊崇老师；尊师是为了求得益处，所以接着讲致力于学习；学习没有比六经更重要的，所以接着讲尊奉经书。经书是用来阐明道的，所以接着讲尊贵道；有道然后有德，所以接着讲崇尚德；有德然后有仁义，所以接着讲仁义；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宗，不可不勤勉，所以接着讲勤奋立志；志向广大、功业崇高，不可不谦逊，所以接着讲持守谦逊；谦逊就是降低自己来约束自己，所以接着讲恭敬谨慎；恭敬就是无所不敬，所以接着讲戒慎谨严；戒慎谨严于看不见之处，恐惧于听不见之处，所以接着讲戒惧；面对事情而有所畏惧，言语就不可不选择，所以接着讲发言；言语既然善美，仪态就不可不庄肃，所以接着讲端正容貌；外表容貌端正，又应当修整内心，所以接着讲修养自身；自身在内修养好，人们将把他作为取法的榜样，所以接着讲爱好和崇尚；爱好崇尚如果不审慎，必定会被外物迷惑，所以接着讲聪明智慧；聪明过度，必定失于过分明察，所以接着讲清静内心；守存本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所以接着讲养性；本性不能守持，是因为利欲扰乱它，所以接着讲去除奢欲；去除奢欲没有比节俭更优先的，所以接着讲节约费用；节约费用，是上天所帮助的，所以接着讲招致福分。到这里以上，讲的都是修身立行的方法，已经达到极致、穷尽周备了。又应当选择前后左右的人作为自己的辅助，所以接着讲礼敬贤人；贤能之人不容易辨识，所礼敬的如果不是贤者，贤者就会远去而不肖者就会进用，所以接着讲知人；明白知人的道理，就可以选择贤能之人，所以接着讲选拔士人；士人即使被选拔，如果不采用他的言论，又有什么补益呢？所以接着讲听从劝谏。虽然如此，听取言论也有很多情况：辩说足以迷惑众人，才智足以帮助奸邪，窥伺君上的好恶而转移是非，借事情似是而非之处来混淆事实，那么这种人的危害就有说不尽的了【缺文】。所以即使帝尧那样明察，奸佞之人仍然是难以辨认的对象；孔子那样圣明，谄佞之人仍然是要远离的对象。何况后世呢？所以以辨别谄佞作为终篇。大概谄佞之人也是有才干的，唯独有才干的人最难辨别。如今能够辨别他们，这就是学习的大成了。殿下正处在春宫培养德行，本来已经每天在侍奉饮食、问安的时候听受圣训，倘若又远远考察唐太宗的《帝范》，熟读章圣皇帝的书，那么三种善行都能具备，天下万国就会因此端正，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十二月二十三日。《资治通鉴》记载：汉光武帝让太子的舅父阴识代理执金吾，让阴兴任卫尉，都辅导太子。阴识性情忠厚，入朝时即使极力陈述正直议论，等到同宾客谈话，却从不谈及国事。皇帝敬重他，常常指着阴识来告诫贵戚，激励身边的人。阴兴虽然礼贤好施，但门下没有游侠。皇帝赐给阴兴关内侯的爵位，阴兴以没有功劳为由推辞。皇帝说：‘教训太子和诸王侯，难道不是大功吗？’阴兴说：‘臣的老师是少府丁恭。’于是又封丁恭为关内侯，阴兴坚决推辞不接受。

译我听说膏泽滋润万物，听不到它的声音；和气侵润人身，看不见它的形状。亲族处在前后左右，也正是这样。有忠诚恳切的实际，而没有外表恭敬、内心疏远的嫌疑，那么这种逐渐浸润、熏陶的作用，大概就像膏泽和气一样，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从前三代以前，从公卿到大夫、士，如果不是同姓的伯父、叔父，就是异姓的伯舅、叔舅。平日闲暇时，彼此以善相告而不隐瞒，以义相勉而不疑惧，恳切周到，没有人能够从中离间。这就是在上位的人能够每天看见正当的事情、每天听到正当的言语、每天行走正当的道路，以至于年少时养成的品德像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的原因。看周公、召公辅导成王，尊贵则是叔父，有的做太傅，辅导他的德义；有的做太保，保全他的身体。又把教导世子的法则施行于伯禽，让他同成王居住，大概亲近亲族的用意在其中实际施行，筹划计算都见到了成效，哪里是其他人所能相比的呢？光武帝中兴汉室，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当时辅佐建立帝业的功臣，以及朝廷中笃实的士人，本来有许多可以辅导太子；然而又担心他们进见有时限，内外有分别。于是又选择母族中贤能的人来辅导太子；如果不是因为懿亲、近戚彼此没有隔阂，那么在朝夕相处之间、谈笑言语和沉默之间，就像膏泽逐渐浸润、和气逐渐熏陶一样，或许可以获得无穷的帮助吧？这本来就是三代遗留下来的用意，不可以不加以辨明。淳熙三年正月四日。后汉太子少傅桓荣因为太子经学有成，上疏谢恩说：‘臣有幸得以侍奉帷幄之间，手执经书连续多年，却才智学问浅薄短少，没有办法补益万分之一。如今皇太子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通晓经义，考察古今，作为储君、副主，没有人能够像这样专心精研、博学多闻。这实在是国家的福祐，天下的大幸。’臣作为老师的道理已经全部尽到了，都在太子身上；谨使属官汜拜了两拜，归还老师的职责。太子回信说：‘我庄重地以童蒙身份学习道理九年，却不能明白典章训诫，没有什么能够晓得认识的。五经广大，圣人的言语幽深久远，如果不是天下最精纯的人，怎么能够参与其中？何况凭我这样的无才，哪里敢承受您的教诲命令。从前先师向弟子辞谢，是有这样的事的。上则是通达经义法则，分明章句；下则是离开家乡，仰慕乡里，求取辞谢师门的礼数。如今我身居东宫，不敢推辞，愿您谨慎调养疾病，多加餐饭，重重爱护玉体。’ 我听说，六经的文章容易看懂，六经的道理却难以穷尽。分章摘句，考察异同，这是研究文章，是容易看懂的部分。至于从端正内心、诚实意念做起，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推而至于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才叫六经的道理，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穷究的呢？看看古人，整天勤勉不懈，讲习讨论而不知疲倦，期望达到深厚的造诣并有所自得；至于把所得落实在日常事务中的，大概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前者。显宗天资聪颖，十岁时已经能够通晓《春秋》。等到做太子时，选求通晓经学的人，提拔桓荣的弟子何汤，让他传授《尚书》。不久又召桓荣入宫侍从，桓荣又推荐同门学生彭闳，前后三人，实际上都传授同一家学问。桓荣常常在太子宫中值宿，累计五年，推荐门下学生胡宪侍讲，这才允许他出宫，每天早晨进宫一次。像这样专心讲学，经历这样长的时间，然后才有所成就，那么六经的道理可以说确实难以穷尽了。永平年间的政治，比起建武年间也无愧色：官吏都称职，百姓安居乐业，远近都恭敬服从，户口不断增加。这虽然是皇帝兢兢业业、亲身遵循正道所造成的，难道不也是桓荣等人多年讲习劝勉的功效吗？二月六日 《旧唐书·刘泊传》记载：太宗恼怒苑西守监穆裕，下令在朝堂上斩首。皇太子立即进谏。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说：“人与人长期相处，自然会受到熏染。朕君临天下，虚心正直，因此有魏征早晚进谏。自从魏征去世，刘泊、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接续他进谏。皇太子年幼，常在朕膝前，每次看见朕喜欢听取劝谏，于是受到熏染而形成习性，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 我听说，五帝盛世，上面常有臣下直言规谏，下面却很少有进谏争辩的话，这就是所谓圣明到了极点，臣下没有谁能赶得上。三王时代却不是这样，君臣共同谋划、相互辅佐，才能筹划安定天下，这就是所谓君臣都贤明。五霸时代又不同：一来靠仲父，二来也靠仲父，必定把国家托付给他，把政事交给他，才会有所成就，这就是所谓君主不如臣下。唐太宗，上比五帝还认为不足，下比五霸则超过了；他平定隋朝的乱局，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比；达到太平治理的美盛，差不多赶上成王、康王，因此具有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他又得到王珪、魏征等人早晚尽心竭力，从旁弥补缺失：上面有过失时，已有法度约束，臣下从未不进言；下面没有规谏时，已有法度约束，君主从未不听取。这就是德业日益更新、政事日益兴举、中国得以安定、夷狄得以顺服的原因。然而三代以后，君臣能够都贤明的，只有唐朝最接近这种境界。高宗做太子时，耳目熟悉所见所闻，在早晚侍奉省视父皇时受到熏陶，遇事进献意见，这也算贤明了。可惜中和常人的性情容易流于偏差，刚直的大臣又难以长久存在。咸淳以后，太宗的事业衰落了。《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难道可以不牢记吗？难道不可畏惧吗！三月十一日 《旧唐书·刘宪传》记载：明皇在东宫时，留意经籍。刘宪于是上奏说：“自古至今，人们都重视学习。至于光大美德、宣扬美名、安定身心、保全家庭和国家，没有什么能超过学习。殿下处在副君的地位，又有超越常人的才智，哪里还需要拘泥于分章摘句呢？大概只应略知经书的大意。用功很少，所得利益却极多。恭敬地希望您成就美好的志向，不要荒废空闲的日子，对上可以慰藉至尊的心意，对下可以回应百官的期望。”侍读褚无量通晓经学、品行修养高尚，年高而有宿望，当时常被召见询问，以便考察他的言论，这是很幸运的事。”明皇非常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译我听说，学习作为君王应做的事情，已经很久了。从尧、舜到孔子，他们都是具有生而知之资质、每日进步而达到圣人的人，却仍然急切勤勉，不敢自以为有闲暇；何况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重视学习吗？不过，这里所说的学习，本来不是把辨析章句当作才能，也不是把考察异同当作博学。大概还有重要的途径：孝敬父母，使天下人懂得父子之道；尊敬君主，使天下人懂得君臣之义；敬重长辈，使天下人懂得长幼之间的礼节。这三方面都具备以后，还要依据典籍记载，考察古今兴亡：如三代有道而长久，是因为仁爱、勤勉、节俭，难道不足以作为准则吗？秦、隋无道而短命，是因为不仁、懈怠荒怠、奢侈放纵，难道不足以作为借鉴吗？又如汉朝初年，那些君主无不懂得识别人材、善于任用，使人无不听从劝谏，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赏赐从没有不与功劳相当的，刑罚从没有不与罪过相当的。假如子孙都依照这种方式行事，即使从百世延续到万世，又哪里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到了汉朝后期，他们无不昏昧于识别人材，无不喜欢自作主张；赏赐凭私情而不凭公正，刑罚凭感情而不凭罪责。因此，有的被外戚夺取权力，有的被强臣破坏；前面的车已经翻覆了，却不引以为戒，霜已经降临，却没有人辨识灾祸将至。这些都是成败的迹象，清楚明白、可以考察。刘宪希望太子略知大意，那么所谓用功少而获益多的事情，不就在这里吗？三月二十四日 《说苑》记载：齐威公问管仲：“君王最应重视什么？”管仲说：“重视天。”齐威公抬头看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茫茫的天空。做君主的人，应把百姓当作天。百姓拥护他，国家就安定；辅助他，国家就强盛；非难他，国家就危险；背叛他，国家就灭亡。”《诗经》说：“百姓没有善心，彼此在一方相互怨恨。”百姓怨恨君上，国家却不灭亡，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我考察《周礼》：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目，从出生长牙以上的人都登记在册。到了每三年一次的大统计，就把人数报告给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的那一天，把人数献给君王。君王是最尊贵的，百姓人数是最卑微的；如今君王却向最卑微的百姓行拜礼，又把人数登记在天府之中。那么管仲所说“做君主的人把百姓当作天”，难道不是有根据才说的吗？我还曾拿《典谟》来参照：舜把帝位传给禹时说：“值得爱护的不是君主，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皋陶告诫禹说：“上天的听察和明见，来自我们百姓的听察和明见；上天的明察和威严，来自我们百姓的明察和畏惧。”《五子之歌》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轻侮；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按照常情来说，值得畏惧的只有君主，百姓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没有比天更高的，百姓又与天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圣贤的话竟这样说，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百姓是上天所生的。他们形体虽然不同，元气却是相通的。百姓欢欣和乐，日月星辰就运行正常，寒暑就调和，祸乱不发生，灾害不产生，国家就安宁。百姓叹息忧愁怨恨，日月就亏缺，五行就失常，年谷不能成熟，疫病接连发生，国家就危险。这就像形体和影子相随、埙和箎相互应和一样。所以君主如果不想得到上天的保佑也就罢了；如果想得到上天的保佑，除了依靠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唉！管仲这句话，不是霸主的言论，而是《周礼》的言论，是《典谟》的言论。《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