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九【承明集七】

译我听说孔子谈论学习时说：“生来就懂得的人是上等，学习后才懂得的人次之。”他又自述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求知的人。”以孔子的圣明，尚且不敢以生知自居，必定把自己列在好学的层次，何况后世之人呢？况且所谓学习，学习什么呢？仁、义、礼、智四者，是其中的大要。孟子论述这些最为详尽，他说：“同情怜悯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憎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谦让之心，是礼的萌芽；辨别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从同情怜悯之心扩充开去，就没有一个人不受到它的恩泽；从羞耻憎恶之心扩充开去，就没有一件事不合乎义理；扩充我的谦让之礼，强暴和争斗就可以平息；扩充我的明辨是非之智，愚笨、贤能和有才、无才就可以辨别。好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如果能够把它充实扩展，便足以保有天下。帝王的学习，不过如此。如今孟光说太子读书，不应当像博士那样竭力求取广博知识以应付讲试，他的话似乎有可取之处。至于他所论权谋、智术和机巧，就不对了。大概三国士人以诈术和武力相互夸耀，往往带有战国遗风，所以他们所说的驳杂而不纯正。我私下认为，应当把这些作为鉴戒，而以孔子、孟子的学说为准则。某月某日 《周易·系辞》说：“砍削木材制成弓，削尖木材制成箭。弓箭的威力，用来威服天下。”这是取法于《睽》卦。《诗经·小雅·彤弓》说：天子把彤弓赐给有功的诸侯。“红色的弓弓弦松弛啊，接受它并把它收藏起来。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给他以恩赐。钟鼓已经陈设，一旦举行飨宴便宴请他。” 《尚书·盘庚》说：“我把艰难的事情告诫你们，好比射箭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周礼》说，乡大夫按照乡射礼，以五种事项询问众人：一是和谐，二是仪容，三是主皮，四是和容，五是兴舞。这是说，让百姓推举贤者，出仕后让他担任长官；让百姓推举能者，入仕后让他治理政事。《礼记》说：“射礼中进退周旋，都必须合乎礼仪。内心意志端正，外在姿态挺直，然后才能把持弓箭做到审慎稳固。把持弓箭审慎稳固，然后才可以谈论射中。这由此可以观察人的德行。”《论语》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大概就是射箭吧！相互作揖谦让后登堂，下堂后饮酒。这样的争，也是君子的争。” 《孟子》说：“后羿教人射箭，必定把目标放在靶心；学习的人也必须把目标放在靶心。大匠教人，必定使用圆规和曲尺；学习的人也必须以规矩为准。” 我听说射箭是男子的事情。国君的世子出生三天，射人便用桑木弓、蓬木箭，向天地和四方各射一箭；这本来还不是为了显示穿杨的技巧、箭射入羽毛的力量，以及威仪和技艺的美好。大概是要说明修养自身、增进德行、建立功业，都由此开始。六经承载道，孔子、孟子阐明道，他们论射的地方很多。现在各举一端来说：所以威服天下，见于《易》；赐给有功者，见于《诗》；况察行事，见于《书》；询问贤能、观察德行，见于《礼》；说明揖让、比拟规矩，见于孔子、孟子。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对此留意。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讨高丽，从定州出发，指着自己所穿的褐袍对太子说：“等见到你时，我才换掉这件袍子。”在辽东一带，即使盛夏热得流汗，也没有换掉。到了秋天衣服穿破了，左右近臣请他更换。太宗说：“军士们的衣服大多破旧，唯独我穿新衣，可以吗？”军队回来后，太子进献新衣，他才换掉。我听说《尚书》告诫要抵御扰乱中原的蛮夷，《诗经》称说“抵御戎狄”，他们侵侮中原、攻扰边塞，如果不任命将领、派遣戍卒，把他们驱逐出去，必将成为百姓的祸害。这就是高宗讨伐鬼方、宣王讨伐玁狁的原因。唐太宗却不是这样。贞观年间，天下已经清平安宁，蛮夷也已经畏服，只有高丽这个小丑，隔海居于东方，起初并未给国家造成祸害，而太宗却好大喜功，以人主的尊贵身份亲自去做将帅的事情，动员军队远征，经历寒暑，直到军队疲惫、粮食匮乏，大水又突然到来，才收兵回师，割草填路，毁车架桥，却不知道反省悔过，反而念念不忘一件袍子，非要见到太子后才更换。这不过是想让太子知道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罢了，却完全不知道轻视万乘之尊而走上危险道路，不是用来教导人的道理。太宗曾对曹操说：“面临危急而能随机应变，估量敌情而设置奇谋，这是一个将领的才智有余，万乘之主的才干却不足。”这难道就是所说的亲口这样说，又亲身这样做吗？八月五日 《尚书·无逸》说：“文王穿着简朴的衣服，亲自从事安民的功业和农事，仁慈柔和而美善恭敬，怀抱保护百姓之心，施惠并怜恤鳏寡。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没有闲暇顾及吃饭，用这些来使万民和谐，不敢沉溺于游猎，只把各诸侯国合乎正道的贡赋作为供给。” 我听说自古帝王中勤勉的，没有比得上文王的。他还是世子时，每天早晨鸡初鸣，便穿好衣服到寝门外朝见王季；日到正中时又去，到了傍晚又去。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弹琴诵读，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等到即位后，便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没有闲暇顾及吃饭，不敢沉溺于游猎。他勤劳到如此程度，所以《传》赞美说：“文王已经勤勉了”，又说：“文王开始于忧患勤劳，终于安逸快乐。”这就是他成为三王之冠、后世很少有人能够赶上的原因。如今圣明的君主日夜谋求治理，从未有过闲逸，中外臣民家家都知道。昨天殿下出示圣上所赐御制《新秋雨过书怀诗》，其中断章说：“哪里会吝惜常常忧劳勤勉，规划拓展必须宏大广远。”恭敬地读了再读，心中和眼前都惊异万分，回头看文王的德行，仿佛完全相合。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与它相比都微不足道。只愿殿下因圣上的诗章提到此意，充实自己天性中的勤勉，在侍奉饮食、问候安否之余，勤勉不懈地讲习道艺，亲自以辅佐圣上为念，以此来完全符合圣意，使礼乐交错于内心，显现于外表；这样成就之后，和悦、恭敬而温文，不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吗？七月二日 《史记》说，周成王和弟弟叔虞游戏，削桐叶做成圭，交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佚于是请求选择吉日册立叔虞。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要记录，礼官要使它成为礼制，乐官要用乐歌颂。”于是便把叔虞封在唐地。

译我听说君子的过错，好像日食月食一样。发生过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日月以光明著称，尚且不能没有亏蚀，最终能够照临四方，是因为改正得快。因此，改过而毫不吝惜，是成汤的圣明；不犯同样的过错，是颜渊的贤德。既然如此，人君在言语行动上即使有过失，起初并没有造成祸害，只看他怎样改正罢了。如今成王削桐叶同弟弟开玩笑，史佚告诉他天子没有戏言，这是对的。如果顺着他的玩笑而使错误成为事实，那就不对了。幸好叔虞贤能，封给他是可以的；假如叔虞像象那样傲慢，不足以统治大国，难道也要封给他吗？又假如以后成王答应臣下以非同寻常的爵位赏赐，给臣下施加无罪的刑罚，难道也要兑现这些话并执行吗？这恐怕不是向万世示范的道理。后来汉惠帝时，因为到长乐宫朝见太后，屡次清道而烦扰百姓，便在武库南面修筑复道。叔孙通劝谏说：“这是高帝每月出游、奉迎衣冠的道路，子孙怎么能在宗庙道路上行走呢？”惠帝害怕地说：“赶快毁掉它。”这正合乎成汤改过不吝、颜渊不贰过的意义。叔孙通不能顺势成全他的美德，却说：“人主不会有错误的举动；如今既然已经修成，百姓都知道了，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为衣冠月出游修建原庙，下诏让有关部门建立原庙。” 唉！叔孙通告诫惠帝，正如史佚告诫成王，只知道教人主把错误进行到底，却不知道引导人主改过向善。这就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深深讥刺其错误的原因吗？某月某日 《三朝宝训》记载：至道元年，太宗对近臣说：“勤于政事、忧念百姓，是帝王的常道。我不把奢侈安逸当作追求，而把勤政当作快乐。时光迅速流逝，不知不觉日月已经过去。大体说来，治理的时代少，动乱的时代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听取和裁决政事，如果能够完全了解人情的真伪，使四方远近、大事小事没有不通达的，才可以控制驾驭天下。前代人君多被左右近臣所控制。唐德宗刚一开口，卢杞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天下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呢？” 我私下考察，从唐尧到五代，共有三千三百年。其中只有三代、汉、唐享有国祚最长。然而夏传十六王，其中可以称道的只有启和少康；商汤传二十八王，其中可以称道的仅有六七位；周传三十六王，其中可以称道的只有成王、康王，以及太平时期和宣王中兴；汉代享国四百年，也不过有七位皇帝的制度值得称道；唐代历经二十位皇帝，也不过有三位可以称道。这没有别的原因：君子常常少，所以治世如此少；小人常常多，所以乱世如此多。唯独我太宗，专心考察古代，勤勉处理政事，鉴察前代的得失，洞察百姓的真伪，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削平僭伪而达到统一，本已追随尧舜的道路，使汉唐的衰落相形见绌了。然而还不自满自足，谆谆以唐德宗为戒，预期国祚万亿年，难道会没有缘由吗？七月十二日 《前汉书·晁错传》说：“我听说三王时期，臣下和君主都贤明，所以共同谋划、相互辅佐，谋求安定天下，没有不以人情为根本的。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使人民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足的，三王使人民厚实富足而不困乏；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助人民而不使其陷于危险；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人民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他们制定法令，一定合乎人情之后才施行；动员众人、役使百姓，一定根据人事然后实行。用推己及人的方式取用人才，对于人情所厌恶的，不强迫他们做；对于人情所希望的，不加以禁止。因此百姓在天下间都乐于接受他们的政令，归附他们的德行，盼望他们如同盼望父母，跟随他们如同流水趋下。百姓和睦亲爱，国家安宁，名位不失，并且恩泽延及后世。这就是洞悉人情而自始至终取得功效的道理。” 我听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去做本来无需强行做的事情。他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使它们流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导淮水、泗水，使它们流入长江。这样以后百姓才能得到平地居住，这难道是违逆水性去激发水势吗？只是顺应水流罢了。百姓就像水，顺应他们就能治理，违逆他们就会发生动乱。因此三王治理天下，专门把顺应人情作为急务。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便像尊敬自己的老人一样尊敬天下老者，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天下孩子；这就是使人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的原因。人情没有不想富足的，三王便减损上层而增益下层，减少自己的享用而使百姓富足；这就是使人富足而不困乏的原因。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便像保全自身一样保全国家，像调养气息一样养育百姓；这就是扶助百姓而不使其陷于危险的原因。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便减轻赋税，放宽征发徭役；这就是节制民力而不使其耗尽的原因。以上四件事，都顺从人民有利的方面，不强迫人民做困难的事情，百姓自然像水流向低处一样归附他们，国家难道会有不能长久的吗？昨天有幸侍坐讲论，因《禹贡》治水的说法，谈到三王治理百姓的道理，所以冒昧申述这些话。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庄公十年春，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庄公将要出战，曹刿请求拜见。他问：“凭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这些安身之物，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这种小恩惠没有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庄公说：“祭祀用的牲畜、玉帛，我不敢虚报，一定以实情相告。”曹刿回答：“这种小信用还不能使神灵信服，神灵不会赐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这是尽职尽责的一类，可以凭此一战。若要交战，请让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交战。庄公将要击鼓进攻，曹刿说：“还不可以。”齐军击鼓三次，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将要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可以。”他下车察看齐军车轮留下的痕迹，登上车轼远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以后，庄公问其中的原因。曹刿回答：“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第二次便衰落，第三次便耗尽。他们的勇气已经耗尽，而我们的勇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预料，怕有埋伏。我看见他们的车辙混乱，远望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译我听说作战以取胜为根本，但取得胜利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下能得到民心，上能符合天意，这叫作必胜的道理；将帅有智有勇，铠甲兵器精良，这叫作必胜的条件。用必胜的道理配合必胜的条件，不战则已，一旦交战便无敌于天下的，是帝王。只依仗将帅和兵甲，把民心、天意置之不问，即使偶然侥幸获胜，最终也必定失败的，是秦、隋。春秋时期固然比不上帝王盛世，但帝王遗留下来的风气还存在。看曹刿的询问和庄公的回答，开始想把恩惠施给百姓，接着想以诚信事奉神灵，最后想按实情审察诉讼，得到百姓和上天的认可，大概可以两方面都做到，然后又依靠曹刿的谋略，运用将帅兵甲的力量，齐军即使人数众多，难道能够不败吗？后来僖公遵循先王的功业，平定淮夷，鲁人作《泮宫》诗赞美他。诗的第三章说：“鲁侯来到泮宫，在泮宫饮酒；已经饮了美酒，永远赐予长寿。顺着那漫长的道路，使这些众多丑类屈服。”这是说得到人心之后才能成功，也就是庄公施惠遍及百姓、百姓便服从的道理。第四章说：“确实文治，确实武功，光明地告祭功烈的祖先，没有不尽孝道的，自己求得那福禄。” 这是说合乎神明圣人的意旨之后，才能获得福佑，也就是庄公诚信足以使神灵信服、神灵便降福的道理。第五章说：“勇武的虎臣，在泮宫献上俘虏的左耳；善于审理案件如皋陶，在泮宫献上囚犯。”这又是说，按照实情审察大大小小的诉讼，然后才能成就功业。这两位国君所处时代虽然不同，但先后次序却如同符节相合，这大概就是战胜的良好方法吧？某月某日 《说苑》说：商汤时期大旱七年，洛水断裂，河川干涸，沙子被煎得焦热，石头被烤得碎裂。于是汤派人拿着三足鼎到山川祈祷，祷词说：“政事是否没有节制？是否使百姓患病？是否有贿赂在流行？是否使进谗之人兴盛？是否大兴宫室？是否女谒盛行？为什么降雨到了极端缺乏的地步？”话还没有说完，天便下起大雨。所以说，上天应和人，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诗经》说：“上下都祭祀埋牲，没有哪位神灵不受尊崇。”这是说大旱令人忧患。我听说商汤有七年大旱，自古以来都认为这是奇异之事，因此记载下来。贾谊曾告诉汉文帝说：“世间有饥荒和丰年，是上天运行的常数，禹、汤也遭遇过。”晁错也说：“商汤七年大旱，而国家没有人因饥饿而死，是因为积蓄很多，预先已经备办好了。”看这两人所说，似乎将水旱看作自然的定数。如今刘向说成汤以六件事向山川祈祷旱灾，不久便下大雨，于是把原因专门归结于人事，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私下评论此事：这两人劝告文帝不能依仗年成丰收而忘记储蓄，希望他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预先做好准备，所以是在修治人事的一个方面，只是他们的话还不够宏大罢了。至于刘向所记载的，意义就重大了：“处理政事有节制，役使百姓合乎时令，贿赂不在下层流行，进谗之人不在内廷兴盛，宫室没有什么需要营建，女谒没有施展的地方；六件事都做到，自然百姓和乐，政事宣明，甘露下降，百谷丰登，德泽滋润四海，恩泽达到草木，日月星辰完好，寒暑平和，还用担心什么灾年呢？” 某月某日 后汉章帝建初八年，虎贲中郎将窦宪依仗宫中的声势，从王主到阴、马诸家，没有不畏惧他的。窦宪用低价请求夺取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受逼迫畏惧，不敢申诉。后来章帝外出经过园田，指着它询问窦宪，窦宪心中恐惧，默不作答。后来事情被察觉，章帝大怒，召见窦宪严厉斥责说：“你仔细想想从前的过错，夺取公主园田时，为什么要比赵高指鹿为马还过分？长久想来真使人惊恐。从前永平年间，我常常命阴党、阴博、邓叠三人轮流互相纠察，所以各家豪强外戚没有谁敢犯法。如今尊贵的公主尚且被冤枉夺取园田，何况普通百姓呢？国家抛弃窦宪，就像丢弃孤雏腐鼠一样。”窦宪非常恐惧，太后为他毁坏服饰、深深谢罪，过了很久才得到解脱，并派人把田地归还公主。我听说古代奸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必定是凭借诡诈的智谋和左右近臣的帮助，于是君主被他们蒙蔽，不能察觉，这是历代共同的祸患，不值得深感奇怪。如今章帝却不同，他既然知道窦宪仗势夺取公主的园田，甚至引用赵高指鹿为马来作比喻，那么窦宪欺骗蒙蔽君主的罪行已经明白无疑了。既然释放而不诛杀，他还怕什么呢？司马光说得好：“君主对待臣下，祸患在于不知道他们的奸邪；如果已经知道却又赦免他们，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因为他们也许作奸犯科而君主不知道，还会有所畏惧；既然君主知道却不能讨伐，他们知道君主不足以畏惧，就会放纵自己而无所顾忌。”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任开封府长官时，曾亲笔写信询问太子宾客李至。李至复信说：恭敬地接到您的亲笔信，蒙您屈尊赐问。我早晚反复思考，喜悦与忧虑一同产生。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平常人，见识不足以经略长远，学问不足以应对询问，才能不足以办理事务，智慧不足以周全自身。可是殿下把我看作博学的大儒，说我可以发扬您的声誉；又把我称作端正之士，说我可以为您传播美誉，怎能不忧虑呢？殿下的忠孝之道贯通神明，温文的德行彰显天下，却仍然虚心访问，思考如何分担君父的忧虑，以百姓为念。并且说：一个人如果被迫处于困厄之中，千里之内的百姓将因旁观政事而疲惫。这正是圣上有长期浸润生灵的恩泽、感动天地的德行，才使殿下谈论到这些，实在是社稷的福气、亿兆百姓的幸运，怎能不喜悦呢？然而愚者千虑，也会有一得。至于自古以来太子在东宫修养德行，不亲自处理外间事务，只问候安否、侍奉饮食，本来也很适宜；只是百姓的疾苦、农事的艰难，平素没有亲眼见过，若不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资、上天启发他的内心，便无法知道。唉，事情有违背经典却合乎大道的时候，时势有适应变化而遵从适宜的时候，所以五帝三王并不彼此沿袭。

译圣上知道这一点，因此即使政务浩繁，仍然命殿下总揽纲要并亲自裁决。殿下又能够敬重遵循圣上的教训，依照旧有章程，驾驭官吏百姓必定以诚信，接待僚属辅佐必定以礼，制定命令必定简明，审察诉讼必定依据实情，体恤鳏寡必定施以仁爱，压制豪强狡猾必定使用法令，杜绝谗言佞语必定依靠正道，断绝邪曲偏僻必定遵循大道。做到其中一项，尚且算是善政，何况兼备这几项呢？而您还说：“车夫如果只是得到司南的赐予，处理政事又有什么可惭愧于拱北呢？”这不也是过分谦逊吗？既然如此，我虽然不聪敏，却曾读《易》，见群卦各爻稍有过失便有悔恨和忧患，唯独谦卦没有这些。因此知道谦的时义是多么重大啊！愿殿下守住它、努力实行它罢了。这样一来，什么正直的话不能被听取，什么正道不能施行？如果正直的话得以听取，正道得以施行，那么百姓不能安宁，是从未有过的；政教不能融洽，也从未有过。恰逢您询问，便冒昧直说愚见，僭越轻率的罪过，哪里敢逃避呢？谨奉此信上达。某惶恐又恐惧，叩头叩头，谨此复信。我听说舜是大圣人，却喜好询问并喜欢考察浅近的话。孔子也是大圣人，却向老聃询问礼，向苌弘询问乐，向郯子询问官名。既然如此，他们难道是不凭借生来就知道，而孜孜不倦地访求询问吗？这是圣人学习首先要做的事。我仰想真宗皇帝天资纵横，接近圣人，又多才多能。他在东宫南衙时，关于古今治理天下的各种事务，本来已经完全知道并亲自领会了。然而仍然把意见写在亲笔信中，询问僚属，开始说可以发扬声誉的话，接着说百姓困苦、旁观政事的忧虑，勤恳恳切，如同对待朋友。他与虞舜、孔子相比，可以说是时代不同而道理相合了。李至因此陈述《易·象》谦卦的意义，用来坚定圣意。六十四卦即使是乾、坤，也还有悔恨和忧患；唯独谦卦，初六、六二、九三都吉，六四、六五、上六都利。所以天道、地道、人道，没有不以谦为贵的。后来真宗守住这一点而不失，勤勉实行而不懈怠。景德、祥符年间，百姓安康，政教大为融洽，难道会没有缘由吗？《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