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三【平园续稿十三】

译《赵训之忠节录序》功业有大小，但为节义而死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能够舍弃生命殉国，就是求仁得仁，哪里一定要论他的功业究竟怎样呢？国家自靖康以后，金人践踏中原，群盗和溃兵到处攻破城池、屠杀乡邑，守土官员连抱头鼠窜都来不及；在这种时候，有人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他的节义就很重了。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隆祐太后从洪州到赣州，负责防卫；各路军队中有叛变的，已经攻犯吉州永丰县。皇族赵训之，字诲道，以承议郎身份实任县令，率领弓兵拒战，力量不敌，遇害身亡。第二年，有司将此事上报，特赠直秘阁，仍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有一个女儿嫁给太和萧氏，奉迎父亲灵柩，葬在卢原。如今七十年过去，松树和楸树已经郁郁成林，女儿还健在。他的孙子、江州别驾彦橚，捧着任命文书来到墓下拜祭，既汇集制诰和史传，又把族人、吉州推官赵子琇所写的行状以及诸公的记述合编为一卷，命名为《忠节录》，托我作序。我曾读史书，太史氏记载，这一年有直龙图阁令▯守黄州，城池陷落而不屈死去，起初追赠右文殿修撰，后来又追赠徽猷阁待制。隆兴改元，张忠献公在两淮任宣抚使，又根据父老的话上奏请求为他立庙，于是赐给‘忠显’的匾额。如今永丰县才把赵君的画像附在城隍祠中，大概是礼典上的缺失。考察赵子琇曾与赵君共同任事，而行状写成于第二年；其中记载皇帝南幸以及赵君之死，都差了一年。只有永丰县志的题名记载赵君在建炎二年到任县令，这才是对的。他死在建炎三年冬天，而行状叙述他的始末却说是建炎四年到任，这又错了。当时的行状、邑人的编年记录，尚且可能有讹误，何况后世传闻而来的记载呢？不过这些并不值得争辩。我之所以详细说明，是为了让士大夫知道，同时代的宗室担任守、令，能够这样为职守而死；借此彰显祖宗涵养造就人才的功效，哪里只是为了安慰他的子孙罢了。庆元己未年四月。《临江军三孔文集序》行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章。圣人的话，是万世遵循的准则。有人怀疑‘文、行、忠、信’的次序有先后，这是不对的。四科有先后，四种教诲却没有先后，只是根据人的才质逐步增进他的德行罢了。绘画要在白底之后进行，次序不容紊乱。本朝人物，到元祐年间最为兴盛。其中兄弟才华杰出的，有临江孔氏三人：孔文仲，字经父；孔武仲，字常父；孔平仲，字毅父。他们是先圣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居家孝友悌恭，立身谨慎诚信，任官敬慎办事，向上忠诚，他们的品行已经很美了。他们一人冠礼部试，一人冠国学试，都考中高等，又参加制举。经父从谏官进入翰林词掖，常任师儒，掌管内制外制；毅父尤其精通史学，历任内外官职，天下共同称赞他们的文章，号称‘三孔’。如今才过一百多年，文集稿本却散失，很少流传，实在是旧郡的一项缺典。庆元四年，太守、濡湏人王迈来到这里任职，修明教化。他仰望高大的树木而追慕前贤，已经在学宫祭拜他们的画像，又广泛访求遗文并加以刊刻。虽然只能在千百篇中保存一二，但读它的人会知道这是有德之人的言论，而不是雕琢辞藻的习气。总共编成若干卷，托我作序。太史黄鲁直曾赞颂当世人才说：‘二苏联璧，三孔分鼎。’ 张丞相天觉在元符年间诋毁元祐年间的词臣，说得极其荒唐。他说苏轼、苏辙兄弟轻狂率意，其实正说明他们刚强正直；说孔氏兄弟疏阔粗略，其实正说明他们高雅古朴。黄鲁直对于苏氏兄弟，兼有老师和朋友的关系；张天觉内心也佩服眉山苏氏的才能，二人都把孔氏兄弟同苏氏兄弟相提并论。他们的文章和品行究竟怎样，由此可见。至于他们的出处事迹，国史已有记载，另有专著详细说明，这里不再备述。元祐五年四月甲戌，具位周某作序。

译《孙尚书鸿庆集序》大体说来，文人才士年轻时低头受学，还不能广泛阅览天下的义理；壮年时奔走四方，心志有所分散；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聪明也随之减退，即使有所著述，也很少能够成为名家。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有些人超越群伦、才华非凡，又得到上天赐予长寿，经过磨炼锻造，再加上湖山景物的助益，名篇俊语年轻时便有所成，壮年时更加充盈，晚年反而更加精妙。户部尚书、晋陵孙公，就是千万人中偶然才有一个的人。孙公生于元丰辛酉年，正值大观、政和年间，当时士人只专心于王氏三经义，而孙公博学笃志，像韩退之一样，认为礼部考试不能靠不学习而取得，于是考中进士，并在词科中名列第一；笔势飞动，远远超过同辈。将近五十岁时，靖康发生变乱，他任执法官、词臣，不久由给事中历任吏部、户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接连出任大郡长官。他所写的章疏、制诰、表奏，往往像陆敬舆，明白雄健，迅速发越；每写出一篇，世人都争相传诵。绍兴以后，他因言语获罪被斥退，居住在象郡；很久以后归隐太湖之上，舍弃蛮蜑而亲近鸥鹭，离开茅苇而以松菊为友。于是翻阅北堂万卷藏书的抄本，拿出曾在明光殿起草诏书的手笔，默默观察万物变化，吟咏自己的性情；万顷烟波纳入胸中，风云变化每日呈现在眼前。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的所得不可胜数，难怪下笔时文思滚滚而来。朝廷门户一旦开启，他的奏章便能上达天听；讨论撰写对策，皇帝的诏书接连下达。年纪虽已老迈，他仍亲自写谢表；至于宰执、侍从、台谏官员，则每人送来一篇启文，各自写出新意。他的构思和遣词，是年轻壮盛时的人也不能达到的。又过了十年，到了孝宗朝，朝廷曾命他把蔡京、王黼等人的事实编类交给史官。这同伏生九十多岁时，诏令太常派人前往接受《尚书》，有什么不同呢？这哪里可以用对待一般人的老少常理来衡量！孙公去世已经一代，他的儿子、兴国太守介宗写信对我说：‘先君的文稿经历兵火，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闽蜀所刻的本子，又夹杂翟忠惠的文章，实在担心不足以传信。如今我已校定为四十二卷，未完备的部分正在汇编为外集，请您为它作序。’我记得乾道丁亥年，在阳羡遇见孙公，那时他已经八十七岁。谈论文章之余，说到前朝旧事，健捷的议论像洪水自河东流下，连续不断的话语又像聚茧抽丝，多次更换侍从仍不能停止。由此我才知道，孙公不仅文章气势无可抵挡，即使老得像赵充国一样，仍然善于用兵。如今有幸把姓名列在文集开头，因此把这些事具备记载下来。近年吏部侍郎葛公立方所作《韵语阳秋》记载，苏轼从海南归来时，孙公还只是髫龄儿童，苏轼命他作对句：‘衡门稚子璠璵器’，孙公应声说：‘翰苑仙人锦绣肠。’ 苏轼赞叹说：‘真是璠璵美玉啊！’孙公早慧，本来应当如此。然而苏轼北归，实际是在靖国辛巳年，那时孙公已经二十一岁；难道不是元丰乙丑年从便道回来的吗？恐怕葛公记载时孙公才五岁，亲手记录的事情有误。乡里人的口头传说，也不能因此删略。孙公名觌，字仲益，曾以龙图阁学士身份提举南京鸿庆宫，因此自号鸿庆居士。庆元五年十一月。

译《初寮先生前后集序》一代的文章必然有宗主，只有名闻天下的人才能使它流传。上天生下这样的人，本来就很少；如果不是君主和老师加以造就，文章之道不至于坠落在地上的情况就极少了。考察本朝，太祖凭借神武奠定王业，文治兴起，斯文由此昌盛。传到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现了；再传到真宗，杨文公大年出现了。朝廷长期培养、尊重、任用他们，用来向学者示范；他们虽有时因刚直而被排斥，但皇帝的眷顾始终没有衰减。到了仁宗、英宗、神宗时期，天下内外奇才充满。像欧阳文忠公这样杰出的人，又正逢时运、得到权力，同心同德地辅佐三朝，长达八年，共同教化天下，功劳实在不小。因此他的门人和高足尤其多。唯独苏东坡公从西蜀崛起，嘉祐年间以特殊科目取中，治平年间想越级安置在翰林院，熙宁年间起初就以国士相待。等到遇到哲宗，终于在朝廷显达起来。中间小人敲打动摇、摧折压抑，想置他于死地而没有成功，这是天意，也是皇帝的恩赐。晚年苏公任中山太守，尚书左丞王公世家居于此地，博学而工于文辞，十六岁就被贡举到京师。两年后苏公来到这里，认为他奇异出众；王公也自认为得到了一位老师。第二年苏公南迁，王公未能完成学业；后来考中进士，便在精舍中设立初寮书室，日夜读书作文。王公二十七岁时游览五台山，作《竹林泉赋》，以将相比喻泉石，格调高雅而意趣新颖。送给某曾大父的诗说：‘不论比你小一个月，正可容纳数百个像你这样的人。’专门运用我宗族中周瑜、伯仁的典故，表达推重对方年长有德的意思，精密切实而浑然成篇，不像年轻时的作品。当时正忌讳谈论苏学，而王公已经暗中打开了其中的秘钥。过了很久，徽宗广泛搜求文士，召他进入馆阁，发给纸札亲自考试，突然掌管书命，由中书舍人进入北门，历任二辖。他所作的诏制、表章、诗文，大都典雅庄重、温润厚重，但不时也发出秀拔杰出的语句。《定功继伐》等碑、《睿谟曲宴》百韵诗，多是皇帝特别命作、蒙受上恩的作品，几乎可以同天相通。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只说他如鹤鸣于九皋，却不知道他另有脱胎换骨的手段，自有仙人般的笔力，所以从未把他看作曲学阿世之人。如今前集四十卷就是这些作品。中兴南渡以后，四海的名胜之士被贬谪、避祸，集中在湖广一带；王公的女婿赵奇子辟又在此安家。游览、唱和的大篇短章，交替酬答，既充分发抒了平日积蓄的才思，又亲身经历了世事变化，加上江山景物的助益，心境与外物相交融，意思随着辞藻表达出来；韵律遇到险峻之处反而变得平易，事物虽因累积而陈旧，诗文却越发显得新颖。别人只能瞠目看着他的后面，我却绰绰有余。至于《桂柳》《佛寺》等记，宏大深沉、辩丽兼备，接近苏轼晚年的作品。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去世以后，文章传统由他承接。衰落的文脉由谁来延续？难道王公只是继承他们的衣裳、佩戴他们的玉环而已吗？如今后集十卷就是这些作品。当初，王公和我的先祖同为元符庚辰年进士。政和年间，王公主持贡举，选拔我的先祖列为第二。因此王公的幼子、承议郎辟纲，以及王公的孙子、刑部侍郎秬，曾孙、今任邕州太守宗孟，接连请求我为文集作序，我长期背负着没有兑现承诺的责任。难道其中没有缘故吗？大概王公的内制有十八卷，外制有八卷。李文敏公汉老亲自题写卷首，并说王公天资英迈，笔力有余；无论文章还是诗歌，瑰奇高妙，无所不能。既然要为王公的全书作序，所谓一句话概括全书，我还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地方呢？至于根据天人与事物相互感应的道理，考察文脉源流的由来，用来说明几代人的交谊，并告知后来者，这件事我不敢推辞。王公名安中，字履道，享年若干岁。后来的学者尊称他为初寮先生，所以用此为文集命名。庆元六年二月某日。《续后汉书序》曹氏取代汉朝，名义上说是禅让，实际上是篡夺，特别是新莽一类的人。曹丕刚登坛受禅，就自己说出舜、禹禅让的话，他本来就不敢欺骗自己的内心。如今将近千年，人们的好恶难道还会一脉相承吗？苏轼记载王彭的说法，认为街巷中谈论三国时事，儿童听见刘备失败就皱眉，曹操失败就称快，于是说君子、小人的影响，百世也不会断绝。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强行造成的吗？陈寿本是蜀人，只因做官屡遭贬黜，父亲又被诸葛亮在刘氏君臣那里施以髡刑，不能没有怨恨。他撰写《三国志》，把魏作为帝国，却称汉为蜀，与孙氏一同称作主，立心已经偏颇。所以凡是当时从汉高帝以下举行祫祭的昭穆制度，都略去不写。他当时还向人乞求米粮，想写成一部佳传，私心如此，史笔也就可知了。他死后不久，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以蜀为正统，称魏为篡夺者；说汉朝灭亡不过一二年，便已经成为晋的炎兴年号，这是上天确实授命，大概就是公论。然而这部书共五十四卷，只见于唐代《艺文志》和本朝《太平御览》的目录；到仁宗时修撰《崇文总目》，此书已经散佚了。有人说世间也还有这部书，只是自己没有见过。幸而晋史载有习凿齿所写的一篇一千三百多字的论，其大旨已经十分明白。刘知几《史通》说：“具备王道的标准，那么曹操就是叛逆，刘备就是顺正。”本朝欧阳修论正统而不贬黜魏国，他的宾客章望之撰写《明统论》非难他，这件事见于国史。近世张栻《经世纪年》，直接把先主刘备承接献帝作为汉朝，并把魏、吴附列在下面，都是同一类做法。如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研究史学，认为古代把班固的史书称为《汉书》，把范晔的史书称为《后汉书》，于是从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起，到少帝炎兴元年癸未止，撰成《续后汉书》；既纠正了名分，又选择各家注文中好的部分一并收入。辛勤积累二十年，写成帝纪、年表各二卷，列传十八卷，吴载记十一卷，魏载记九卷，另作音义四卷。可惜陈寿在前面写得疏略，使萧常不能在后面追记英贤和典章制度，以消解裴松之留下的遗憾。从前周室东迁以后，日渐衰弱，到春秋时期，仅仅保存着王城，而吴、楚强大，土地绵延数千里，都僭越称王。圣人断然把它们当作夷狄看待。昭烈帝的土地和兵力，远非周王室可比；他在汉中兴起，恰好与沛公最初受封时所用的国号相同。天时和人事，绝不是偶然的。孔子如果再生，一定会对此有所处置。于是我先探究魏文帝当日的内心，再举出苏氏关于百世影响的说法，用来与习氏的论断相合；并且证明旧志的错误，撰写了《续后汉书序》。庆元六年庚申二月望日。

译《高端叔〈变离骚〉序》《诗经》的《国风》写到秦国为止，没有写到楚国。后来屈原的《离骚》问世，在诗歌衰亡之后承续并发展了《国风》《雅》诗的传统，发自真情，以忠贞正直为主，大概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称它为文章的鼻祖，是恰当的。此后宋玉的《九辩》、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曹植的《九愁》《九咏》、陆云的《九愍》，都是《九章》《九歌》的后裔。从扬雄到刘勰，有的反其意而作，有的加以扩展，有的替它辨析，祖述、模拟，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直到本朝晁太史晁补之，才重新编成《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又上起荀卿，下至王令，汇集成《变离骚》二十卷，每篇篇首都分别说明其意义，根本、枝叶全都具备了。如今高君元之又撰写《变离骚》九篇，他的朋友南康周令大受将它刻印流传，嘱托我写几句话。我看晁氏所谓“变”，是说历代不断有所创作，其法则越来越远，如同唐代“兵三变”的“变”。高君大概是逆流而上探求源头，从末端返回最初，如同齐、鲁“一变”的“变”。两者文字相同而旨趣不同。高君作品中的序和议论，尤其平正，既不夸大赞美，也不失实。“愍奇志”等篇，既继承了前人的文辞，又遵循了其中的意义，不是对这门学问有深厚造诣，能够这样吗？所以我替他推明这些道理，以等待真正了解的人。元之字端叔，是武烈王琼的六世孙，生于绍兴壬戌年。他刻苦学习，专心致志，和衣假寐，长期不肯上床睡觉；尤其喜爱《春秋》学，曾经两次参加科举，在四明得到荐举。他有诗一千篇，大抵学问广博而文辞流畅，自号《荼甘集》。他死去已经两年，这样的才学珍品竟然埋没不彰，实在更加令人叹惜。庆元庚申四月一日。《王参政文集序》儒生、文士有时不长于事业，知名卿士和有才华的大夫又不屑于作文。从西汉以来，这两者已经很难兼备。班固撰写《儒林传》，记载二十七人；丁宽凭借《易》学成名，著述达到三万字。到景帝时，他竟替梁王带兵抵御吴、楚，号称“丁将军”，和韩安国等人一起立有战功。班固于是推许他为儒林之冠。又在京房、高相的传记中两次称他为将军而不直呼其名，用来显示他的特殊，大概是有深意的。因此，参知政事、襄阳王公名之望，字瞻叔，生长在羊祜、杜预建立功业的地方，仰慕他们的为人；他博学能文，才智谋略集中具备。绍兴八年参加南宫试，蜀地士人孙道夫认为他的文章奇异，竭力向知举官申明，请求把他列入第一名；但因官位低微没有被采纳，不过也名列第八。绍兴十三年，行都太学建成，选拔优秀学者；第二年任命王公为录事，并兼任博士。他任职五年，每逢讲论经义，同僚往往要离席避让。四方英才争相请求他指点授业，经他培养成才的人很多。其中杰出的，如王詹事十朋，就是这样的人。后来他请求出任乡郡，求得荆门知守之职，于是持节进入蜀地，遍历外台。他以王官身份总理军赋，恰逢金人撕毁和约，王师十万人攻取郡县，守卫关隘，多日不曾解下铠甲。王公同将帅反复议论，耗费金帛粮食数以万计，但由于储备供应一向充足，蜀地百姓并不知道。孝宗即位时，王公已经出使九年，官至太府卿，却难以找到替代者。皇帝诏令侍从、台谏官集体商议，于是特意增设户部侍郎一职，升堂宣谕使者，请求把王公留在蜀地。我当时忝居御史，实际上是我提出了这项建议；第二年他才还朝，仍以户部官身份参与都督府事务。起初他进呈奏疏二千多字，极力论说君主治理军队与臣下不同，应当像舜、禹、汉、唐以及祖宗奉承天意那样行事；他援引经史，陈述时事，皇帝非常高兴，有重用他的意思。不久，他从铨曹直接进入翰苑，改任谏大夫，出使宣谕淮西，筹划边防，讲明军政，皇帝更加注意他，立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兼行枢密院职务。当时和战尚未决定，众议不一，他任职仅三个月，就被罢职奉祠而离去，但皇帝对他的眷顾倚重并没有减少。后来起用他主持藩镇，越级晋升为资政殿大学士，可是王公已经病得不能起身了。他的小儿子铅，通达敏捷而又好学，想到王公遗文在蜀地刻印的本子讹误特别严重，便亲手编校，定为《汉滨集》六十卷。他说我的祖父与王公的父亲是同年进士，因此请我作序。我认为王公的学问根本在经学，所以有渊源；文章适合实用，所以没有枝蔓。他的奏札很多，都是可以实行的言论。内制文章虽然不多，却有坦率明白的风格；他尤其喜爱吟咏作词。文辞丰赡而说理周到，曾游大峨山，作长韵诗，与客人唱和，竟达到六七篇。下笔如珍珠在盘中滚动，用韵如射箭穿透靶心。他其他的著述，大多也近似如此。世人评论文章和事业，王公确实兼而有之，难道只能同那些偏执一端的人比较长短吗？可惜他虽然遇到时机，却没能充分发挥才干；地位虽然很高，却不能长久任职。后世之人读他的文章，还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而执笔的太史，也或许能从这里得到考察。庆元六年四月日作序。

译《陆氏〈翼孟音解〉序》八卦画成，万物的形象由此区分，这就是文字产生的缘由。从五帝到战国，虽然六书的法则、字形和制度有的不同，但篆书、籀书仍然存在，没有失去本来意义。秦朝为了便利末俗，开始改为隶书；后世又把讹误越传越多，抄写流传，以致六经和《论语》《孟子》之间改动旧文，诸儒又用今字作注解，依据当今的韵书建立音训，使道理随着解释而隐没，意义随着时代而昏暗，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少了。韩退之说：“凡是写文章，应当略微懂得古字。”所以他珍藏蝌蚪文《孝经》和汉代卫宏的官书，把它们作为依据。无奈后人不再对此用心。临川陆嘉材，名筠，字元礼，广泛学习并修养品德，绍兴乙丑年考中进士。他不急于求取进用，只把心力用在尽职任事上。起初任贵溪县主簿，驳斥邪说，整顿官署，王右史王洋为他作记。后来魔贼焚烧县城，众人相互告诫，唯独留下主簿防守；他感动人心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官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抚使参议官，赐服金紫，享年七十六岁。他一生专心研究《孟子》，撰写《翼孟音解》九十一条，选择《春秋左氏传》《庄子》《列子》《楚辞》《西汉书》《说文》中保存古文字的材料，深入思考，互相考证，于是成就此书。如把“折枝”解释为磬，把“折腰肢”读作乐，把“酒乐”读作“山乐水”，把“角招”读作“韶”，把“眸子”读作“牟”，“杀三苗”本作“□”，“二女果”本作“婐”等，都清楚得像黑白分明一样。至于舜生于诸冯，迁居负夏，死于鸣条，和汉代儒者所记载的檀弓、苍梧之说相比，哪一个近，哪一个远，哪一个可信，哪一个可疑，这是古今学者的议论都没有涉及的。况且舜居住在河东，历山、雷泽各有其地，而越人另指一座历山和舜井；象所耕的田仍以余姚、上虞作为县名，地方风土志曲意附会，文人并不认为正确。大概异端之说由来已久，对于舜生前日常居处的附会已经如此，何况身后之事呢？所谓葬于九疑、二妃溺死等说法，应当像韩退之所作《黄陵碑》那样，都认为不可信。孔安国注解《尚书》，把“陟方”解释为登上道路，他的说法尤其拘泥。《尚书》本来就说：“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走向遥远一定从近处开始。” “陟”难道只能解释为上升吗？然而韩退之近处舍弃《孟子》，远处引用《竹书纪年》，这是为什么呢？我常常叹息遗憾，不能到韩门去当面质疑；却高兴陆嘉材喜爱古学、著书立说，对后来的觉悟者有益，因此把他的书收藏了将近三十年。如今他的嗣子、新任融水尉陆孝溥追述先人的遗志，请我题写卷首，我才推演并扩大其意义。从前唐代彭城人刘轲仰慕孟子，取名为“翼孟”，撰写《翼孟》三卷，白乐天记载了这件事，因而使它流传不朽。陆嘉材比刘轲有什么惭愧的地方？只是我并不如白乐天，难道能够使陆嘉材不朽吗？庆元六年四月戊戌作序。《文忠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五十四【《平园续稿》十四】宋周必大撰 序三 《澈溪居士文集序》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得到称扬，只要有真实的德行，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这是不能强求的。”虽然如此，贤能如伯夷、叔齐，学问如颜渊，都得到孔子的推许，名声更加彰显。那些身居山岩幽谷、磨炼品行、树立声名，却没有依附权贵而湮没无传的人，多得很。这就是司马迁深深嗟叹、屡次感慨的原因。朝奉大夫、庐陵彭公，名醇，字道原，天生聪颖。六岁时写《中秋不见月》诗，就有警策的句子。从此凭借词章和经术在乡里闻名。三十一岁考中进士，常代理临川、靖安两县的政务。后来任石首县令、湘阴县令，康州知州、贺州知州、南安知州。所到之处都以儒雅修饰吏治，列入循良官吏之中。将近七十岁时辞官归乡，自号定庵，又号卧云翁。有《澈溪居士集》五十卷，议论平正，正如他的为人。如今他的第四代孙、乡贡进士叔夏，已经编录彭公的仕进和退居经历；侄孙、信州永丰主簿汝翼，又从战火余存的材料中搜集遗文，得到二十卷，来请求我作序。我想本朝自元祐以来，人才很盛。记载在典籍中的忠言正论之士共有三百零九人，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诏令颁布到各郡国，载入国史，流传万世，而彭公的姓名也在其中，那么彭公的贤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六一先生欧阳修之后，文章没有能超过东坡的。当时的人偶然得到他的一句话，也终身以此为荣耀。我考察《前集》《后集》中的《答士大夫启》共四十篇，其中在获麟、骑箕之年所作的《回贺州启》也在内。既然其中说“赐给我一封尺牍，借给我余论”，又说“温和的言辞下及于我，使鄙陋的贺词增添光彩”，那么彭公的文章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孔子所说的道理、太史公所感叹的事情，彭公全都没有遗憾；凭文章寄托名声而流传不朽，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何况叔夏和他的兄长叔夜都有文才品行，而汝翼及其弟、浏阳县尉梦弼凭家学同榜登科，又将立身行道，使名声流传后世。这篇文章，难道只是像孔悝鼎铭称述先祖的美德那样而已吗？嘉泰元年三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