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承明集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三【承明集一】。宋周必大撰。起居注。请求修纂当今皇帝起居注札子【绍兴三十二年】。左奉议郎、试起居郎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臣周某札子奏：臣凭借庸劣的才质，正值陛下刚刚承继圣统、起居无不恭敬、号令无不善美之时，竟得以在便殿执笔，侍立经筵，耳目所及，都应当谨慎记录。只是往年左右史并不常设，所以起居注中尚有许多没有完备记录的地方。如果一定要等到追补成书之后才记载新政，那么即使经过多年，恐怕仍然不能完成。况且后来听闻的事情，和今天亲眼所见的事情，在详略上本来就有不同。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准许本省检照绍兴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的申请和批示，从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后，先行修纂，每月进呈一次。那些积压而未完备的记录，仍旧迅速同时修纂，这样或许能使陛下即位初年的清明言行都得到记载，而小臣也或许能够稍稍逃脱疏漏、废职失责的罪过，臣不胜万幸。伏请裁决。九月二十九日，三省一同奉圣上批示：依准。起居注稿。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设置仪仗，閤门、御史台召集文武百官，在殿门内列班。降下诏书说：“皇太子可以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文武百官听完诏书，拜舞完毕，到殿庭列班站立。皇帝从内宫出来，到御榻旁，拱手站立。应奉官依次称贺，内侍坚请皇帝就座，皇帝坚决推辞，内侍扶掖了七八次，皇帝略微就座，随即又起身。接着宰相率百官称贺，皇帝像起初一样侧身站立。礼仪结束，三省、枢密院官员登殿奏事，皇帝也站着听取。百官退班，太上皇帝乘车驾前往德寿宫。十二日丁丑，皇帝不视朝理政，车驾前往德寿宫问安。此前，皇帝想在这一天率百官到德寿宫朝见太上皇帝，因为下大雨，免去百官入见，皇帝就在宫中行礼。又。八月十四日戊寅，举行奉上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寿圣太上皇后尊号册宝的仪式。天刚亮，文武百官聚集在大庆殿门外，各自在幕次换穿朝服；仪仗、鼓吹排列在殿门外，禁卫等排列在殿庭。乐正率乐工依次入内【乐器齐备但不演奏】。皇帝从内宫穿履袍进入御幄，换穿通天冠、绛纱袍，走出御幄，手执大圭，到殿上册宝幄前的褥位，面向西站立。有司引导举册官跪下举起太上皇帝册书，中书令捧册，吏部侍郎押送册案。举宝官跪下举起宝印，侍中捧宝，礼部侍郎押送宝案。接着引导举册官举起太上皇后册书，吏部侍郎押送册案；举宝官举起宝印，礼部侍郎押送宝案。册宝前进，皇帝跟随册宝从西阶下到殿下的褥位，面向东放置妥当。皇帝到殿下册书褥位前站立，举册官、举宝官跪举册宝起身，来到殿下中央的褥位，面向南放置妥当。礼仪使奏请行拜礼，皇帝拜下。典仪说：“再拜。”赞者传达，在位官员都再拜。举册官举起太上皇帝册书起身，中书令捧册前进，到皇帝褥位前把册书放在案上。举册官跪下举册，皇帝插笏于腰间，跪下捧册交给太傅。太傅接过册书，皇帝手执大圭，俯伏后起身。太傅捧册到殿东阶下。接着举宝，大致依照举册的仪式。然后举太上皇后册宝，也依照同样仪式。皇帝到殿下中央面向南的褥位稍站片刻，册宝前进，从大庆殿正门出去。皇帝从东阶登殿，放下大圭进入御幄，穿履袍回内宫。此前连日阴雨，已经下令降香祈求放晴。到这时雨稍稍停止，在殿上发出册宝，所以没有完全按照最初的礼仪。册宝出殿以后，皇帝从祥曦殿穿履袍乘辇出宁和门，到德寿宫大次。皇帝下辇进入大次，仪仗、鼓吹、仪卫等分别排列在德寿宫门西侧。乐正、乐工依次入内【乐器齐备但不演奏】。文武百官到幕次各自换穿朝服，等待册宝到达殿西阶下的褥位，安置妥当【册在北，宝在南】。侍中以下各就各位。接着引导太傅到本班，面向西站立。皇帝穿通天冠、绛红袍走出大次，手执大圭，将到小次时放下大圭进入小次。礼仪使请皇帝亲自举行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册宝的礼仪。皇帝走出小次，手执大圭从东阶登上殿，来到殿上的褥位，面向西站立。太上皇帝穿履袍从宫中出来，登上御座。皇帝到褥位，面向北再拜，俯身奏道：“圣躬万福。”又再拜完毕，到太上皇帝御座东面的褥位，面向西站立。在位官员都再拜。册书升上来，中书令跪读完毕，进到太上皇帝御座东面的褥位，把册匣放在案上。宝印升上来，侍中跪读完毕，进到太上皇帝御座东面的褥位，把宝匣放在案上。接着太上皇后册宝升上来，送到太上皇帝御座东面的褥位，放在案上。皇帝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御座前的褥位，面向北再拜，俯伏跪下称道：“皇帝臣某稽首进言。”致贺辞完毕，俯伏起身，再拜并躬身。侍中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御座前，亲自承接批示并宣读答辞。皇帝再拜完毕，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御座东面的褥位，面向西站立。太傅等称贺，礼仪结束。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离开御座，回宫。内侍捧册宝入宫。接着捧寿圣太上皇后册宝前进，皇帝随后跟入宫中。到寿圣太上皇后座前行礼，大致如同前面的仪式。太傅率在位官员移动班次，面向西拜献笺贺寿圣太上皇后，如同拜表的仪式，完毕后退下。

译此前六月丁亥，召集侍从、台谏、礼官在都堂讨论尊号。当时礼官已经和执政确定使用“光尧寿圣”的尊号。入席以后，左仆射陈康伯提笔写下“如此如此”。属吏拿着陈述文书进来，说预先参与议论的人中有人认为，尊号始于开元，停止于元丰，如今不应恢复。况且太上皇帝把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鞋，难道会顾惜这几个字吗？权吏部侍郎汪应辰尤其竭力主持这一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当今皇帝奉养亲长的事情，不能援引元丰年间太上皇帝推辞不受作为先例。于是签署姓名的人一半，不签署的人一半。当时议定的文书已经写成，第二天进呈，奉批示恭敬依行。然而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唐文若、刘珙，权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权户部侍郎汪应辰，殿中侍御史张震，右正言袁孚，监察御史周操、周某、芮▯、陈良翰，各自以状文陈述所见，并且说：“‘光尧’近似神尧，‘寿圣’又是英宗的诞节名号，曾经用作寺名，不可使用。”庚寅日，降下批示说：“前日的议状已经命令施行，现看到金安节、张震等另外议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如今想采用‘光尧寿圣’的尊号议案，奉上太上皇帝‘寿圣’尊号，奉上太上皇后‘寿圣’尊号，以尽钦敬尊崇之意，已经奏知此事，不能就此停止；只是恐怕这几个字中还有不够完善之处，再令金安节、张震等商量，迅速进呈。” 辛卯日，金安节等请求再次召集官员详细讨论。壬辰日，降下批示说不必另行讨论，愿意在都堂原来集体议定的状文中签署姓名的人听凭其便。金安节等于是奉诏办理。后来有人想等钦宗服丧期满后再奉上册宝，礼官援引唐顺宗的故事，认为举行礼仪并无妨害，只需备办音乐而不演奏即可。礼部员外郎刘仪凤独自上议说：“谨按奉上尊号册宝的典故，皇帝在正殿举行并使用音乐，属于嘉礼，历代都一定等到郊祀礼成之后才举行。治平以来，奉上太皇后、太皇太后尊号也采用这种礼仪，在即位初年降诏，在服丧期满、解除服制之后举行，时间虽有不同，事情却没有差别。这些都是士大夫先生反复熟悉、讲求研究的礼制，尽善尽美，可以依照施行而没有疑虑。太上皇帝为了社稷大计，把天下交付给圣明的皇子；魏之明帝、元之献文帝、唐之一祖三宗，都不足以与之相比。这是尧舜以来的盛事，原本没有专门的典故可以考察。到父子授受之际，恰好又遇到服制尚未结束，也没有关于能否举行尊号礼的明文。然而治平以来的记载十分详细，情理和文饰两方面都周全，今天依照其例斟酌办理，实在合乎礼经。如果因为害怕嫌疑而不敢举行，失去三纲五常之道的依据而有所违背，那么不只是有关官署失职、会被议论者非难，也是祖宗家法所不允许的。” 太上皇帝为钦宗准备礼仪、终止服制的事情，见于诏书：对外采用汉魏权宜时的文辞，对内实行祖宗以来终制的礼法；宴享不奏乐，殿试不临殿，都是具体事例。为什么唯独在尊号册宝一事上有所疑虑呢？议论者说，永贞禅位于元和、宪宗的故事可以援引。考察新旧《唐史》《会要》，自武德以来都采用易月之制，安葬以后就称为无服，群臣奉上的尊号也多在即位之年，与本朝的事体相差很远。即使可以作为依据，那么即位而尚未改元时，在丹凤门观看俳优，在鱼藻宫观看竞渡，在神策军击鞠，在麟德殿观看音乐之类，前代也有可以援引的先例吗？议论者又说，服丧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才能越过丧服而办事。祖宗虽然采用唐虞三代的制度，但升祔以后，祭祀之事全部举行，并不只是天地、社稷而已。尊号礼为什么唯独有嫌疑？备办音乐而不演奏即可。这个说法又不对：祭祀的典礼难以长久废止，汉魏以来在易月服制之外也实行祭祀，安葬并祔庙以后，使用音乐也是可以的。本朝通行古礼，称为美事。服制期满后奉上徽号，祖宗认为难以实行；即使设置乐器而不演奏，在礼法上也没有妨害。那么，治平以后奉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为什么不在即位初年降诏时立即进上册宝，却一定要等到三年以后呢？慈圣光献皇后在治平年间、宣仁圣烈皇后在熙宁、元祐年间，都是皇帝的母亲。当熙宁、元祐初年，仍然因为尊亲而降低对皇帝的礼节，奉上宏大的名号、徽号，举行盛大的礼仪和音乐，极尽人子报答亲长的初衷，不能稍有缺漏，以免将来留下悔恨。司士贲向子游问礼，子游答应了他。子贡说：“叔氏太过分了，专门把礼许给别人。”子游之所以答应，是因为那件事合乎礼；如果不是因为合乎礼，而只是按照自己心里觉得安稳的意见来答应别人，尚且被说不可以，何况一时之间的大典，没有依据，轻率议论后仓促举行，恐怕不是臣子爱戴君父、珍惜国体的本意。臣私下详细考察六月二十九日的诏书，已经依照祖宗故事，关于各项典礼的条目，請求等将来钦宗服制期满后检照举行。这样，国家的盛德美事将超过古代，而皇上奉事亲长的礼与情也确实相称。议论者虽然认为这话有道理，但说奉事亲长应当权宜办理以表达厚意，所以最终没有再改。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承明集二】。宋周必大撰。经筵讲议。《周礼》【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庖人掌管供给六畜、六兽、六禽，并辨别它们的名称和品类。臣听说，马、牛、羊、猪、鸡、狗叫作六畜，因为它们可以畜养；麋、鹿、狼、麕、兔、野猪叫作六兽，因为它们可以狩猎捕获；羔羊、小猪、牛犊、麛鹿、野鸡、大雁叫作六禽，因为它们可以擒取而制作。有人说，《尔雅》把四足有毛的叫作兽，把两足有羽的叫作禽，如今却把羔、豚、犊、麛列入六禽，为什么呢？臣考察《易经》说“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是要追随禽兽”；《大宗伯》把禽作为六挚，并说“卿执羔”；《大司马》也说“大兽归公，小禽归私”，可见四足动物中体形小的，也可以称为禽。辨别它们的名称，则六畜、六兽、六禽的名称本来就不相同；辨别它们的物类，则六畜、六兽、六禽的毛色本来就有差异。何况《礼记·内则》所说“狼去肠，豚去脑，鱼去乙，以及雏鸟尾巴不满一握就不食”之类，如果不加辨别，就不是谨慎周密的做法。虽然如此，大禹饮食俭朴，孟轲远离厨房，而《周礼》却唯独在这里记载得很详细，为什么呢？大概节俭是帝王的德行，物品齐备则是国家体制的体现。只有圣人努力施行王道，使鸡、猪、狗、豕的畜养不失农时，到了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然后安坐享用天下供奉的物品，人民也不认为这是过分。《尚书》所说“只有君主享用精美饮食”，就是这个意思。凡是死的、活的、鲜的、干的各种物品，供给君王的膳食，以及进献和美味的食物，并供给王后、世子的膳食和美味。臣听说，圣人从来不曾任意糟蹋自然物产，只是各自按照它们适宜的方式使用罢了。所谓死，是指不能活着捕来供用的；所谓生，是指不能死后取得供用的；所谓鲜，是指不能用不腐败的鲜物来进献的；所谓薧，是指不能以鲜物方式取得的干物。四类既已辨别清楚，才可以供给君王的膳食。膳，是总说正常的饮食；荐，是准备各种物品；羞，是使滋味丰美。这两者又说明礼制的盛大。说王后、世子只提膳和羞而不提荐，是因为他们比君主低一个等级。古代圣人在饮食之间制定等级差别，严格到这种程度，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供给祭祀所用的珍美食物。臣听说，君子不会因为天下物产有限而使亲长的祭品俭薄；九州的美味，只要可以进献的，没有不全部备办的，仍然认为不够，就又想到亲长平日所喜爱的食物而供上，正如文王喜欢菖蒲，曾晳喜欢羊枣。况且人的嗜好不可能没有偏爱，为什么唯独在宗庙祭祀时反而羞于供奉他所喜欢的东西呢？大概日常奉养有固定制度，就不会受到浪费钱财、伤害百姓的讥评；祭祀时增加供品厚度，则可以体现尽心尽物的孝道。圣人的用意深远啊！虽然如此，人君拥有天下之大、万乘之富，即使极尽口腹身体的奉养，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仍然要对事情制定制度，对物品规定节制，除了祭祀之外，不供给那些专门迎合个人爱好的美味。这就是所谓一顿饭的时间也未曾违背仁道，片刻之间也未曾离开礼制。春秋末年，厨房里有肥肉，路上却有饿死的人；同周代成王、周公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制度相比，差距就很大了，难道不应当警戒吗？供给防纪所需的各种美味，以及宾客所用的禽畜献礼。臣听说，主人把禽畜献给宾客，叫作禽献。考察《掌客》说：“上公用禽九十双，侯伯七十双，子男五十双。”大概是随着爵位、命数的高低，制定数量多少的规定。有人说，“献”是下对上奉献的说法，如今却称“禽献”，为什么呢？大概古人接待宾客如同面对祭祀，以恭敬为主，所以有九献、七献、五献的礼仪。况且君主对于士人，如果有所馈赠，尚且有时称为献，何况是尊贵的宾客呢？凡是发放禽献，都要按照法令授予；它的发出和收入，也同样依照法令。臣听说，宾客的爵位、命数有尊卑之别，禽献的数量也有多少之别。所谓按照法令授予，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兽人按照数量把禽兽送到庖人那里，进入时固然有法定数量；庖人查照数量把它送回宾馆，发出时也固然有法定数量。所以说：“它的发出和收入，也同样如此。”先说发出，后说收入，是叙述的次序。凡使用禽献，春季用羔羊、小猪，膳食用牛脂；夏季用腊肉、干鱼，膳食用犬脂；秋季用牛犊、麛鹿，膳食用鸟脂；冬季用鲜鱼、鲜鸟，膳食用羊脂。臣考察《月令》所说四时的食物，各有适宜的品类。顺应时令，就可以滋养性命；违背时令，疾病灾害就会产生。小羊叫羔，小猪叫豚，在春天正是肥壮生长的时候，适宜用来供膳。于是用牛脂煎调后进献，所以说：“春天食用羔、豚，膳食用牛脂，香气浓郁。”晒干的雉称为腒，晒干的鱼称为鱐。天气炎热，鲜食容易腐败，只有这些食物适宜供膳。于是用狗脂煎调后进献，所以说：“夏天食用腒、鱐，膳食用狗脂，气味臊。”尚未长成的牛叫犊，尚未长成的鹿叫麛。它们吃秋天的果实而长得健壮肥美，可以用来供膳。于是用鸡脂煎调后进献，所以说：“秋天食用犊、麛，膳食用鸡脂，气味腥。”鱻就是鱼，到了冬天性情安定；羽就是雁，到了冬天才开始南来，可以用来供膳。于是用羊脂煎调后进献，所以说：“冬天食用鱼和雁，膳食用羊脂，气味膻。先王对待宾客，虽然说是隆重地备办礼仪，却从未过分追求奇异的滋味。把食物陈列在俎上，也只是随四时的适宜而定，依据百姓日常所用的食物罢了。这样做，向上不违背天时，中间不耗费国家财物，向下不劳烦百姓，一件事就包含了三种好处。这就是成周的良法。年终要核查数量，只有君王和王后的膳食用禽不核查。臣认为，年终核查，是为了知道数量的多少。君王和王后尊贵，所以不核查他们所用禽类的数量。不过，节制仍有制度，当然自有一定的限度；只是主管官署不按通常的办法去核查罢了。臣恭敬地听说，真宗皇帝西行到巩洛，得到活鲤鱼，不忍心吃它，便把它放回水中；他怜悯羔羊哀叫，立即下诏，从今以后尚食局不要再杀羔羊。当时百姓安于本业，家家丰足，已经足以追及三代的盛况了，可是皇帝还从厨房饮食之事中寄托爱护生灵的德行，这就是所谓本末并举，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那个梁武帝，哪里懂得这些呢？他不效法先王的仁政，却拘泥于佛教；宗庙祭祀不用血食，太官供应的膳食降低到和僧道一样；等到相信侯景的奸诈时，却眼看生灵肝脑涂地而不加怜恤。颠倒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周官》的罪人了。《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