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二【平园续稿十二】

译《傅忠肃公察文集序》。二帝三王时代，人才多出于国子监，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见闻和长期习染有素，成就他们已有根基，不像平民子弟一定要等到宗族、党里、州县、乡里的宾兴荐举之后才能任用。看舜命夔掌管典乐，教导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严，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等到命契任司徒、教导百姓时，只说敬慎地施行五教，重点在宽厚罢了。周官大司乐用乐德教导国子说：“中正和谐，恭敬而有常，孝顺友爱。”等到司徒用三种事物教导万民时，却把礼乐放在六德六行之后；对成材的教育，详略次第本来就有区别。孔子不是说过吗：“人的兴起在于诗，立身在于礼，成就在于乐。”到了乐的阶段，义理精纯，仁德成熟，和顺地合于道德，人的本性于是成就，所以用这种人侍奉父母必定孝顺，侍奉君主必定忠诚，面对重大节义必定不可夺志，至于文章不过是余力罢了。晋唐以来，著名学校和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等官职，都冠以“国子”二字，这也是古代遗意吗？本朝世代为臣的大家前后相望，在仁宗时有献简傅公，名尧俞，未满二十岁就以进士起家，平居被称为长者；侍奉四朝，多次任职言路，忘却自身而殉国，有不可改变的节操，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官至二府，生前享有美誉，死后保全美名，于是成为大家。他的从孙忠肃公，名察，十八岁时又继承世代科第。宣和末年以吏部郎官代理宗正，朝廷慰劳金国贺正使出行；到了边境，正逢幽燕交战，有人劝他返回，公不肯。突然遇到斡里雅布，强迫公下拜，公又不肯，最终手持符节为此而死。诏令追赠徽猷阁待制，乾道年间追赐现在的谥号。他的几个儿子都凭学问、谋略和才干在仕途上腾达；到了孙子伯寿，文采更加高妙，正以直焕章阁的身份巡视京畿各部，追念前代功烈，已经编定献简公《草堂集》，又搜集公的遗稿编成三卷，将要传布四方，请我为它作序。我私下认为，公的文章讲求体制纲要，文辞简约而道理完备，很像献简公；诗尤其温厚纯正、博大贯通，偶尔次用险韵，越写越工巧。可惜他享年只有三十七岁，显达的官位尚未达到，宏伟的文章典册没有机会写出，但他的学术渊源是可以考见的。我曾经论说，献简公幸逢太平无事的时代，只做到正直进言而不避讳，因此成为宋代的良臣；公却不幸处在奉命出使而形势艰难之际，持节死难，于是列入忠臣之中。总之，忠孝的大节，即使处境互换也都一样，只是所遇的情势不同罢了。因此我追溯帝王的教育，以及本朝的盛况，使学士大夫知道，公世代继承美德、不使声名坠落，正是如此。庆元元年正月。《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文忠公的年谱不止一种，只有桐川薛齐谊、庐陵孙谦益、曾三异三家最为详尽。虽然采用旧例，每年都列出他的著述并考订文章先后，但篇章不可能全部载录，次序难免有疑惑和混乱。即使公的曾孙建世把告敕、宣劄编成年谱，仍有很多差错，何况其他人呢？如今参照考察各家年谱，旁采史籍，再以公自己的文章校正。凡《居士集》《外集》，都在目录中题明所作年月；不能知道的就留缺。奏议、表章一类，则随篇注明。确定编成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是公自己编定的，所以放在最前；《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另行流传】，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又依次排列；书简十卷，置于最后。考察公的行状，只有《归荣集》一卷缺失，往往散见于《外集》，还要等待广泛搜求。另外有附录五卷，记载公的德行功业。这部年谱叙述他的出处，文辞简略而事情大体完备，阅读者应当自己领会。庆元二年二月十五日。元祐年间编纂《六一书》时缺少《归荣集》一卷，我查考其他文集中间有致仕后的杂著几篇，于是按其类别分别放入《外集》。如今得到六一居士当时亲自编定的这一卷，篇数恰好相同，才知道原来的分置不可更改。现在把原篇列在总目之后，一点遗憾也没有了。嘉泰四年中秋续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篇〕 《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序》。右边是《集古录序》，成于嘉祐末年。序中说有卷册的次第，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搜集得多而没有停止，所以随所得之物录入。这就是公所说收录千卷、不以世代为次序的意思。又说摘取其中大要，另编《录目》，因而收载那些可以同史传互相校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以传给后来的学者。这就是公所说编写《录目跋尾》的意思。到熙宁二年，公的儿子叔弼在后面记说：“父亲命令棐说：‘我在各卷末尾作的跋有二百九十六篇，如果摘取它们的大要，另编成《录目》，那是我还没有闲暇做的。’棐于是全部打开千卷，写出它们的大略。”从今天看，公的序明明说要另编《录目》，而叔弼却记载公没有闲暇的话。世间流传的《集古跋》十卷，有四百多篇，而叔弼却说有二百九十六篇。即使当时公还健在，后三年才去世，但续跋只有十多篇，不应多出一百篇以上。莫非抄本误把“三百”写成“二百”，或者叔弼的记载是在熙宁以前呢？叔弼又说：“编成十卷，附在跋尾之后。”如今《录目》成为一部书，共二十卷，不过列出碑石所在以及碑名、作者、年月，原本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说没有闲暇呢？这些事情都值得怀疑。姑且把叔弼的记载附在公原序之后。又从周、秦直到五代，都按年代排列，希望时代先后井然不乱。其中有些书由同一人撰写，年代相近，就分类排列。又在每卷末尾完整保存当时卷册的次第，既便于今天使用，也不失去原来的面貌。

译《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集古录》碑文一千卷，每卷碑文在前，跋在后，题签上盖有公的姓名印章，外面用浅黄色纸作标记，以浅青色带子捆扎，跋题作“某碑第几卷”，都是公亲笔所写，至今还有保存的。考察公曾经自己说：“有跋的四百多篇，就是今天世间流传的版本。”其中如唐代郑权碑，是熙宁辛亥年所作的跋，到了第二年正月才完成；邓艾碑、李德裕山居各诗，都是四月题写；前汉《雁足镫铭》，题写后几个月公就去世了，大概是《集古录》的绝笔。方崧卿搜集真迹，在庐陵刻板，得到二百四十多篇，用来校对集本，很有些异同；怀疑真迹是一时所写，集本后来又有所改定。如今对每篇分别注明采用何种本子；如果异同不多，就以真迹为主，并把集本的改字注在下面；如果繁简相差很远，就两种都保存。例如后汉《樊常侍碑》，真迹写“永寿四年四月”，集本改作“二月”，后来访得古碑，证明“二月”是对的。至于把“始元”作为汉宣帝年号，又称“后周大统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类，都是公一时的笔误，不敢擅自改动。《集古录跋》刻成以后，方才得到公的儿子叔弼所编的二十卷目录，详细列出碑文的年代。虽然朝代只差一两个，年号次序却颇有倒置，已经一一附在下面。《欧阳文忠公集后序》。《欧阳文忠公集》，从汴京、江浙到闽蜀都有传本。前辈曾说，欧阳公写文章，总是把稿子挂在墙上，早晚修改订定。如今看他亲手抄写的《秋声赋》，一共有好几本；刘原父的手稿也多次改写，往往用字不同，所以别本尤其多。后世传抄刊录既广，又有人任意轻率改动，几乎到了错误百出、无法阅读的地步。庐陵刊本尤其严重，卷帙杂乱琐碎，几乎没有条理。我私下认为这是个问题，很久想加以订正，但又担心自己学识浅陋，始终未能做到。坊间郡人孙谦益，老于儒学，专心致力于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其长于考证。于是他们遍搜旧本，旁采前贤文集，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相互编校，从绍熙辛亥年春开始，到庆元丙辰年夏完成，共成一百五十三卷，另编附录五卷，可以缮写、摹印。只是《居士集》经过欧阳公亲自裁定，篇目和数量本来已经确定，而参校各本却有增删；有的篇章多至百字不同，有的把后章移作前章，这些都已附注在篇章下面。像《正统论》《吉州学记》《泷冈阡表》等篇，差异又特别大，于是收入外集。其余篇目的取舍、沿革，大致都有根据；有些本来不必保存却保存下来的，也分别作了说明，列在卷末，用来解除后人的疑惑。只是全书首尾浩繁，所得一部分便随即刊刻，年月彼此不一，标注相互抵牾的情况不可能完全避免。与旧本相比，当然还有差距。这样既补足了乡邦文献的缺失，也让学者能够根据旧本来鉴别新本，思考欧阳公为什么增删、移易篇章；那么即使没有和欧阳公同时代，也几乎可以像登堂后为避让而离席那样，亲自接受他的指点传授，或许由此稍稍领会作文的方法。这就是我的一点本意。六月己巳，前进士周某谨慎作书。《刘彦纯和陶诗后序》歌诗的创作，对于国家关系到风俗教化，对于个人关系到性情习惯。勤勉而不怨恨，忧愁而不困顿，乃至达到“泱泱”“沨沨”那样的境界。有见识的人一听到遗留下来的声调，不必进入那个国家，便已经可以知道它的风俗教化。人的文章，如果内心有所蕴蓄，必然会在外表显现出来。只是用力有深有浅，所以遣词造句有工巧和拙劣的区别罢了。唐代人很少有不会作诗的，虽然体格或有不同，却都能成就自己的才华。这没有别的原因：不勉强自己的短处而拔苗助长，也不抛弃自己的长处而自我限制，顺着本性再加以学习，这大概就是成为名家的原因吧？安福县刘君彦纯，名承弼，绍兴丙子、乾道戊子两次被乡里荐举，后来落第，便隐居在西溪。淳熙三年，邑人举荐他的节操品行，朝廷旌表其门闾。他常常仰慕五柳先生的为人，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作了一百首。焕章阁待制杨廷秀为他作序，在江西广泛流传。他弟弟的女婿赵伯琢又来请我题写后序。我告诉他说：“彦纯这些诗，大概得力于唐人，并不是得力于五柳先生。”伯琢惊讶，请我说明其中道理。我说：“平淡简易、不把做官进取放在心上，是彦纯的本性；不拔苗助长，也不自我限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是彦纯的学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从前鲁国有个男子，夜里关门拒绝邻妇，邻妇说：‘您为什么不像柳下惠呢？’男子说：‘您和我都还年轻，柳下惠固然可以做到，我却实在做不到。我将以我的做不到，学习柳下惠的做得到。’孔子称赞他做得好。如今我的彦纯大概正是从这里有所领会。相信我这句话，然后就会知道，陶渊明的“春兰秋菊、松风涧水”，确实存在于彦纯摔坏的琴和断裂的弦之中。杨廷秀真是知音啊！庆元二年四月某日。

译《元丰怀遇集后序》吏部尚书、赠少师王公子发为西掖制诰草稿作序，说从高祖晋公、曾叔祖魏国文正公直到他本人，世代掌管诏命，文集名为《怀遇》，而不叫《荣遇》，是因为谦逊。恭敬地想，太祖、太宗削平僭乱，大力兴起文治，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以登上京城任职为荣。晋公任知制诰，在干德三年至太平兴国八年间，才正式拜为舍人；雍熙末年离开翰林院，前后不过四年，而文正公已经继承父亲的官职，大概是在淳化二年。至道二年，章圣即位，才升任内相。父子相继遇到明主，发布如风雷般的诏令，鼓舞众多士人，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后来八十多年，到元丰六年十月，王公又继承高祖、曾祖的事业；再过两年，升任给事中。当时裕陵整顿治理官府，文章事业焕然兴盛，很值得记述。宣仁、哲宗时广泛收罗人才，共同成就初期政治，王公润色文辞的功劳尤其多。三代人代代起草诏命，都在两朝接续前人的足迹，这可以说是荣耀至极了。庆元丙辰年，王公的曾孙王淹任庐陵郡丞，太守杨侯得到这部集子后十分喜爱，准备刻板刊行，传播到四方。杨侯说我在绍兴、乾道年间曾经主管过这类事务，便让我作后序，记述它的始末。从前官制刚开始实行时，舍人是曾南丰。有一天授任郎官，几十名御史中王公任都司，把制诰交给史部阅读，史部的人赞叹说：‘这篇文书根据本职职责作成训诫敕令，人人各不相同，都有新意；而且文辞敷衍充裕、典雅庄重，自成一家。’我认为，想知道王公制诰文辞的美妙，这几句话已经完全概括了。难道这就是所谓孔子“夫子自道”吗？至于追赠荀况、扬雄、韩愈的三篇制诰，简约古雅，明白精粹，几乎可以同西汉诏令相互辉映。啊，盛美极了！全书共七卷，制诰四百多篇。有人怀疑末卷的其他文章十八篇不应收入文集。考察《宋元宪掖垣丛志》说：‘中书因事所作的表状、道教佛教斋醮赞颂以及遗迹文字，也都应由当值舍人撰写，近世这种惯例才废止。’现一并写出，告知后来的人。七月十日。《朱新仲舍人文集序》技艺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往往不能兼擅两种才能，所以唐代诗人有的在文章方面稍弱；能够兼擅诗文的，大概只有杜牧之吧？他苦心作诗，这是他的长处；至于议论切合当世事务，制诰具有诏令的体制，赋、序、碑、记，也从不草率写作。我每次读他的文章，都喜爱不已，只恨不能和他同时代。谁知道后世的扬子云，竟然就在我的先友之中呢？先友是谁？就是敷文阁待制、桐乡朱公。朱公世代为文儒，二十二岁考中政和进士。当时世人忌讳谈诗，唯独朱公沉浸研究《六义》，想着继承前代作者。南渡以来，他登上馆阁，掌管书命，文章渐渐在朝廷显著。后来得罪当时宰相，被贬居曲江十四年，于是昌盛他的诗歌，放纵他的文辞；大概是长期遭排斥、困穷到了极点，反而更加在山水之间刻苦磨炼，这也是时势造成的。等到北归以后，诗更老练，文章更奇特，于是凭借文章成为名家。他的儿子軧等人汇集朱公遗稿，共四十四卷，将要刊刻流传，托我作序。我认为，朱公有三点像杜牧之：一是沉溺喜爱佳句，不写到工巧就不停止，哪里只是诗歌如此呢？其他文章也同样如此。二是两人做官都到了中书舍人，也都曾任史官，以文才使国家显扬，儒者都以此为荣。三是杜牧之出任黄、睦、池、湖四州的长官，朱公也做过睦、宣、苏等郡的长官，两人都有惠政，临终时又各自撰写墓志。朱公超过杜牧之的地方也有三点：一是朱公侍奉高宗，皇帝多次亲口称赞他的文章，提拔他进入近臣班列，却因此遭受排斥而离去；杜牧之的爵位官职都做到宰相级别，进用提议中却没有听说他亲自获得皇帝的知遇。二是朱公享年七十一岁，杜牧之只活了五十岁。三是朱公的儿子和孙子都传承了家学，而杜牧之的后嗣虽做到丞郎，家传事业却没有听闻。周某与朱公是世交子弟，后来又和朱公交往，因而详细了解朱公，于是为他的文集作序，也把这些事情补入朱公的家传。朱公名翌，字新仲。庆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具位周某作序。《王致君司业文集序》志气不坚强，不足以谈文章；学问不广博，也不足以谈文章。司业王君，我是可以谈论他的：他是志气坚强的人，也是学问广博的人。所以他的文章丰赡却不流于泛滥，严整却不失于拘束。议论可以驰骋在千百年的历史之上，又能探究到四方万里之外。他作歌诗，慷慨忧时，仍保有比兴寄托；其他文章宏大雄辩、融会贯通，简直想把它们直接用于事业。所谓援引古事证明今日、使文辞增华，不过是余事罢了。王君去世十九年后，嗣子中行汇集他的遗稿，编成二十卷，请我作序。王君名逨，字致君，世代居住在宛丘。十一岁时，正值建炎戊申年，北方军队攻破陈州，被他们俘虏，辗转迁徙于河朔十年。战乱中书籍全部散失，只得到《春秋左氏传》和《班固西汉书》，日夜诵读，一个字也没有遗漏。和议达成后，他从间道回到浙东的父亲尚书公身边，父母兄弟相见；随即带着书进入太学，更加跟从师友学习，把诸子百家全部读遍，每天诵读一万多字，终于考中进士。他亲身经历过中原各地，又把平日讲论筹划的事情都牢记在心，敌人的形势已经像在眼前一样。后来又跟随知己视察荆襄军队，这样一来，南北的地形险要、内外形势都洞察无遗，下笔动辄数千言，天下事务就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孝宗认为他奇异出众，提拔为御史、谏官，准备采用他的意见；不久又出任二千石、部刺史，而皇帝对他的简拔任用和关注并未衰减。到淳熙四年任少司成时，朝廷选派他迎接敌国使者，正将要重用他，却在六十岁时去世。他一生的抱负，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实现。我和王君家世有契交，而且交往已久，常常悲叹王君没有得到应有的际遇；现在既叙述他的文章，又把他一生的大略记述如下。后来若有为国家爱惜人才的君子，一定会为此叹息。庆元二年十月十五日，具位周某作序。

译《群玉诗集序》新淦县下面有个市镇叫硖江，正对着玉涧口；从陆路走十五里到玉笥山。按照道书所说，这里是群玉山第十七太秀法乐洞天，又是第八郁木福地。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前来祈祷，在坛上看见白玉笥，因此得名。古代有宫观二十多处，以承天宫为首，在三防▯下，原来是梅福的旧坛。五代时称玉梁观，真宗祥符初年赐名为承天宫。宣和年间升观为宫，它右边的白云斋又是登临游览的第一胜处。当它最兴盛时，聚集的徒众多达三百人。大观庚寅年防火不慎而遭火灾，后来虽加以修葺，仍没有恢复旧貌，而且又不是传授箓法的地方，所以不能和閤皁山争雄。然而山川宏伟秀丽，仙人真人纷纷往来，有时仍能遇见他们。有宣义郎杨扶图南，写成实录二万多字，每件事写成一篇；王崈德升写赋诗三百多篇，每篇记述一件事。这两人都是本邑的名胜人物。他们的著作同在绍兴二十八年完成，古迹就齐备了。如今知宫事杨得清又重刻此书，并把唐代以来诗人的题咏附录增补进去。凡是爱好山水的人，如果还不能亲自到这座山来，姑且看看这三部书，也将如同神游意想，飘飘然生出凌云之志，何况出入烟霞、遨游泉石之间呢？杨得清大概是庐陵士族出身，与诚斋待制按辈分是叔侄；他作诗有家法。因他来请我说几句话，所以我为他在卷首提要作序。庆元三年七月某日，平园老叟周某作序。《苏文定公遗言后序》记录各种有益的言论，是孝子慈孙、门人弟子的责任。然而门人弟子不止一人，先后次序不一，传授有时不够准确。例如本朝元城刘忠定公对于本朝旧事，洞察通达、全面贯通，没有丝毫差错，而马永卿所记录编成的《薰笼语》，竟然还把元丰以后的官制当作太祖时的官制；那么连容易知道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言论的精要、道德的深奥呢？苏文定公晚年居住在许昌，所达到的道境已经很深，为躲避祸患而谢绝宾客，虽然还有门人，却很少和他们交谈，听到他的绪论的，只有子孙罢了。然而诸子都在外做官，只有长孙将作监丞仲滋，名籀，十四岁时才识卓然，侍奉在祖父左右九年，记录遗言一百多条，从未增减一字。年老以后，他把这些传给儿子郎中君；许郎中又传给他的儿子道州使君森。我曾和道州使君同僚，因此请我为这部书题写后序。从前有人怀疑《黄楼赋》不是苏公亲手所作，苏轼大概亲自为他辨明过。如今苏公自己说，这篇赋学习《两都赋》，晚年不再写这样费工夫的文章。至于《和陶拟古》九首，则明白说是苏轼代作，有识之士应当自己辨别。苏公又说：‘读书必须学习写文章，作诗只是余事。’然而苏公自己的诗本来就写得精工；他说储光羲高妙处像陶渊明，平实处像王摩诘，并拿韩子苍来相比，韩子苍也因此知名。苏公平素不作长短句，如今有一首《渔家傲》，虽然用了禅语，但句法极其高妙，这才知道苏公不是不会作词，只是不肯作罢了。这些都是求学者应当知道的。至于苏公的道德文章，国家有史书，家中有文集；他的学问在古代史书，他的所得在经学解释，一生的议论又都记载在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足以窥见它的端绪，不过只看到了苏公善于创作的一点机锋罢了。庆元戊午年正月乙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杨谨仲诗集序》文章有天分，也有人力，而诗歌尤其如此。才华高的人语言新颖，气质平和的人韵味优长，这是天分。学问广博，义理就通畅；经常练习，句子就熟练，这是人力。两者兼备，作品就精工；偏缺一方，作品就不精工。精工的作品能够流传，不精工的不能流传，古今都是一样。同年杨谨仲，世代为文儒，才华高而气质平和。书籍没有不读的，名胜没有不师法仰慕的。他爱好古代，像爱好美色一样，为文昼夜不停。清江设置郡治至今已有二百年，自二刘、三孔以来，文风一天天兴盛。谨仲从小就被前辈推重，未中进士时，乡里的英俊之士争相到门下受业。他的名声传遍四方，愿意与他交往的人很多，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尊敬礼遇他。他的品行和才艺都很优秀，尤其喜爱作诗。诗歌根本出于《六义》，深深沉浸在《诗经》和《楚辞》的传统中。从魏晋、隋唐直到本朝，凡是以诗歌成名的人，他往往都探究过他们的门径，追溯过他们的源流。大体说来，他学习杜少陵、苏文忠公。因此他的诗下笔之初秀丽，中年典雅，晚年宏放。长篇如江河澎湃，浩大得不可抵挡；短章如溪涧涟漪，清丽而可爱。他间或与宾客酬唱，诗作越多越奇。这不就是所谓天分、人力兼备而没有偏缺吗？他的几个孙子光祖等人已经汇集编成若干首，分为若干卷；门人高弟、韦宜州楫又捐出俸禄为他刊刻。它一定会流传无疑。谨仲名愿，五十多岁才入仕，一次任县主簿，两次任郡博士。朝廷曾经从车辂院起用他，他却上书请求退休，转任通直郎后在家居住多年。获赐绯衣、鱼袋，享年七十九岁，也不能说作诗会使人穷困。庆元戊午年正月。《王推官洋漫斋文集序》龙泉在庐陵郡西面，距离将近三百里，南边与横浦、义郴相接，不是四通八达的道路，游客很少到来。因此当地人安于本分、欲求不多；这里不是百货聚集之地，也没有富商大贾往来贸易，所以风俗淳厚而不混杂。唯独山幽水清，实在把秀美之气集中到当地百姓身上，他们往往忘却外界的仰慕，心志不分散，专心凭文章求取功名，几乎可以同各县争长。只是命运有通达和阻塞，所以做官有显达和失意，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英州推官王君名洋，字嘉谟，从小努力学习，负有俊逸的声名；年轻时在乡试中夺魁，大家都认为他应当直上九霄、抚治四海，然而命运同时势相违，困顿于科场，不能和乡里那些显达的人相同。不过他的学问日益丰富，笔力日益雄健，好比优秀的农夫既勤于开垦荒地，年成即使歉收，家中也不会挨饿；又像优秀的将领自有方略，即使多次遭遇意外，气势也不会衰减。他一生著述三十卷，名为《漫斋集》。他的儿子防、孙子三省把书囊带来给我看，我说：‘这是我故友的文章，读了好几天还不能放下。’他的诗赋丰赡繁丽，文集中的文章精密切实，诗话博雅，长短句清新，都能振发人的心志。至于古乐府十篇，直接推究本原，然后遣词立意，辨析‘兰’与‘蝇’两种说法，用心又深又周到，简直想要追及前代贤人。这样的作品本来就应当由一家传给一乡，再传播到其他地方，哪里只是供子孙收藏而已呢？那些士人显达还是不显达，又能增加或损失什么呢？防和三省拜谢说：‘请把这些话作为序。’于是我为他们作序。庆元戊午年九月十五日。

译《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太和人曾寅亮拿出曾祖常平使者的遗文四十卷，托我为它作序。我恭敬地读了多日，感叹说：‘这是我先祖秦国公在元符庚辰年同榜考中的进士，我怎么敢推辞呢？’文章的写作方法很多，概括地说，学问不丰富，文辞就不典雅；气势不充足，文辞就不雄壮；才华不高，文辞就不丰赡。三者只要有一项突出，就足以成为名家，何况三者兼备呢？曾公从小读书，一目数行；稍稍长大，便遍抄经史传记，即使严寒酷暑，也从未停下。著有《六经语孟老子通论》数千言，凡是圣贤深奥的义理、古今成败的道理，没有不穷究到底的，下至星辰历数，也都加以论说。乡里的先生刘弇、韦明许可他极严，经常说：‘精深广博，无人能及。’他的学问究竟怎样呢？政和三年，他被提拔为益部使者；宦官邓述采购物品没有限度，不合心意就烧毁。曾公列举他危害百姓的十件事，徽宗立即斥退邓述。廉访王竦害怕这件事也连累自己，诬陷曾公失察，接受属吏贿赂，因此获罪，被贬为监当官很久。皇帝想到他刚劲正直，又起用他出任两浙、湖南使者，他更加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当时禁止旧学，颁行新义，曾公作《读资治通鉴诗》一百多字，结尾有‘何当释书禁，新学破盲聋’的句子，他的气势又如何呢？他八岁时作《白鹭诗》说：‘云外洁临清流，中贪鱼鰕求人’，已经令人惊异佩服。刚中进士，苏文定公从岭南归来，一见他就称赞他的超迈。曾经登上镇阳楼，慷慨作赋，想要追赶御风，拉住稚川，斜视燕山，俯瞰井陉，驰骋太行，渡过滹沲；他的才华又可由此知道了。虽然官职只做到议郎，年仅五十五岁，但他的文章典雅、雄壮、丰赡，都足以让后世学者反复熟读观览，从而知道曾公并没有湮没。曾公名安强，字南夫；他的父亲名肃，字温夫。黄山谷公任乡县长官时，把他看作清高的处士。曾公生有四个儿子，都通过儒学科举入仕；仲安只著有《禾谱》五卷，苏东坡曾为此作《秧马歌》；曾公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庆元戊午年十月己丑。《毛防萃洵文集序》文章体现才华，孝行体现品行；天生兼具这两方面的人很少。制科考试时所看重的是声名，世人所珍视的，是上天赋予的才华和人为修养；兼具这四种美德的人更加少见。吉水人毛洵，字子仁，具备这四种美德，可说是上天赋予他很厚了，然而官位只做到幕职，寿命才三十二岁，这又多么薄命啊？同邑曾三异，字无疑，博古而乐善，哀悼毛洵在百年之后受到屈抑，已经汇集他的遗文若干篇，又记录名贤送行诗若干首，并编纂他的事迹，托我作序。我说：富贵做到公卿而才德不相称，寿命达到期颐而声名无人知晓，活着时一时显赫，死后在后世寂寂无闻的人，到处都是。子仁年虽早夭，仕途虽困顿，但他的科举名次和孝行都载入国史，流传无穷。用这些来交换那些东西，我不知道究竟谁算厚、谁算薄。仁宗实录记载，天圣九年，御试选人，书判防萃科中有四人，第一名李裕曾任理掾，所以改任大理寺丞，这才称为京官。子仁以下的人，都从主簿逐级升为幕职，虽然同样获得县邑，仍属于选人。他的告身称‘承事郎’，这是文散官；称‘大理评事’，这是试衔。李焘《仁甫长编》都把他当作京官，这是错误的。此外，他父子二人的墓志都由余襄公撰写。父亲任窦州知州，后来任三郡通判，死在江东；当时吉州上报说他死于孝行，不知为什么却把他系在窦州，实录既然这样记载，仁甫于是也沿用了它。总的说来，考证之学容易出错而难以精密，关键只在于执笔的人是否审慎罢了。庆元四年十月，具位周某作序。《文忠集》卷五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三【平园续稿十三】。宋代周必大撰写。序二。《陆子履嵩山集序》本朝文章到庆历年间兴盛起来，欧阳文忠公实际上主持文坛盟会；学者一经得到他的品评，往往就能名闻一世。当时陆公子履正与文忠公在馆阁中交往，诗文互相酬答，关系非常深厚，由此也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惜他做官不得志，受到朋党牵连，起用后又屡屡奔波，罢免后又再度起用；晚年遇到裕陵，从集贤修撰出任河中太守，又被召回掌管审官东西院，正要得到重用时却已经老了。君子们常常为他的怀才不遇而叹息。如今他的曾孙知龢，在陆公去世一百年以后、兵火纷乱之余，广泛搜求，仅得到遗文十二卷，托我作序，将要刊刻流传。我曾感叹，尹师鲁、苏子美、江邻几、梅圣俞、丁元珍都留下了美名，所受的委屈同子履大致相似；那五位贤人得到文忠公为他们撰写墓志、为他们的文章作序，姓名声誉铿锵显赫，直到今天仍震荡人们的耳目。唯独陆公死得较晚，不能参与这些文章，有人或许因此说，他生前已经不得志，死后又遭遇更大的不幸。我说不是这样。陆公正逢古文复兴之时，文忠公确实和他是朋友；他出任宿州通判时，文忠公送给他一首诗说：‘子履从小声名远播，落笔作文天下皆知。敞开心胸吐露胸中所想，毫不自疑；世路逼仄狭窄，充满陷阱机关。鬓发零落，被风霜摧残；十年漂泊江湖，写成千首诗。’又说：‘自从苏轼、梅尧臣相继去世，才听说东颍传播新的篇章。晚年酬唱尤其多，只怕遇到诗歌对手，力量难以抵挡，哪里还敢期待用佳句来报答美玉。’这些诗句说明，陆公在世时已经得到文忠公这样的称道，又何必等待身后呢？他流传不朽的声名，难道会比五位贤人低吗？所以我特意表彰并说明这一点。陆公名经，字子履，是洛阳人，因此用《嵩山老人》作为集名。庆元五年二月一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某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