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淳熈玉堂杂记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淳熙玉堂杂记》上】。宋，周必大撰。钱文僖公钱惟演的《金坡遗事》旧时记载说：规学士六人，遇到圣节，共同出资一百二十缗，在寺中设斋。现在送五十千给枢密使，一同开设道场。前一天赴宴，当时的记载就是这样。近些年枢密院举行满散、圣节以及贡院赐宴时，学士、待制都参加，却没有送钱的旧例。又有六参随枢密院班次先入，只行再拜，不行舞蹈；遇到宣麻也不前往，这些都是内朝旧事。《金坡遗事》又说：唐代圣节只有六位学士和二使参加待诏，二使指中官枢密使；即使发书【缺】也不参与就坐。又说，本朝淳化五年十月，皇上作诗一首，命待诏吴郢、张用和带去给学士张泊、钱若水看。又有李昌武《宗谔翰苑杂记》说：学士初次授官时，前一天由一名待诏到私人住宅传达召令，进入学士院，听口宣，舞蹈完毕后向待诏作揖；待诏登阶相见，备办酒果迎接，就把按事例应给的物品和书信送到待诏面前。熙宁年间，司马文正公的日记说：刚授学士时，待诏李尧卿传召，庭中设置香案和褥位，面向宫阙；李尧卿称有敕，司马光再拜。李尧卿口宣诏辞，司马光每听一句便应诺，完毕后再拜、舞蹈，又再拜，然后登阶与待诏同坐饮茶。这大概是中朝的旧典。现在学士院有待诏四人，有的是右选官，有的是白身。我担任学士时，忠诩郎钱滋来传召，大致如李、司马二公所记，却没有作揖相见、饮茶饮酒的礼节。按例支给十千，我推辞说：‘从来只是虚喝，不敢接受。’我勉强让他接受，他常说：‘学士入院后坐在堂上，穿朱衣的吏员开始赞喝：“东院录事某人以下，恭敬应诺完毕。”又喝道：“各自等候。”接着赞喝西院某人以下，也如此办理。最后平声赞喝：“待诏既不称名，也不赞喝，只恭敬等候。”那么待诏与院吏本来就有区别。若平日相处，却完全把待诏看作吏员，没有理由用茶酒招待他们。难道是因为传达诏命时，不愿把他们当作吏员吗？还是祖宗时派遣的待诏，有的是翰林院其他部门的待诏？然而唐代发书【缺】赴圣节，礼遇已经很优厚了。”}], 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宝二年，太祖命李昉、卢多逊在学士院值宿。李昉从前在翰林院时，堂吏因事到来，常常在堂下行礼，事情办完立即遣去，从未让他们同坐；到这时却在堂上行礼，又展开交谈，内外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礼数。李昉惊愕，询问同列，同列说已有好几年了。司马文正公的日记记载：熙宁二年五月癸巳，锁院起草诏书。仁宗奉安御容的礼仪完成后，降下恩诏，西京囚犯中杖刑以下的全部释放。这一天，丞相从中书省出来，提举魏孝先等人进入院中，传授给他们参政赵抃封好的御前札子、茶汤和空阁。御药刘有方来茶汤，馆设在门外【缺】，又拜见御厨；翰林院设食并送酒果。黄昏时进呈首尾词，皇帝批示依此修写。四更起床，读过文稿，汇集修改后进呈；第二天丞相退朝，宣读完毕，开锁出院。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我奉宣起草诏书；十二日举行冬季祭祀的赦书，黄昏才到院中。御药官拿着御封的中书门下省【缺】状来，在中门内系鞋迎接；一名内侍也随同上楼。御药官先把【缺】状交给监门，与他一同喝茶后，先送御药官出院；随后又与监门上楼，接受【缺】状交给吏员，再次供茶，把监门送下台阶，在馆门外门塾处接待，却没有通报拜见。等熟状从宫中送出，才知道并非参政所封，所以提举官没有来；只有中书下省刑房录事、尚书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着【缺】一同到来。仍旧系鞋见他们，不迎接、不送行，也不供茶汤，便退去了。守当四人和贴房十多人在台阶下作揖，这与文正公所记相差很多。到六年九月十二日，我又奉宣起草明堂赦书。御药张安中、监门梁襄按礼相见，只有录事沈楧、主事李师文供茶而不供汤；院吏说从前不设茶是错误。守当官等也不再在庭下作揖。所谓赐酒赐食，如今全都没有了。第二天早晨奏报，先行离开；吏卒们都等到三天后宣读赦书完毕，才得以回去。太上皇最初退位、皇帝为他上尊号时，陈丞相康伯主持国政，召集众人议定，让学士洪景严遵撰写议文，然后下诏。我当时任察官，心里知道这样不对，却没有办法改动。乾道六年郊祀礼成，给太上皇加上尊号，我在翰苑，才援引唐代旧例，请求皇帝率领群臣到太上皇宫中上表请求；获准后，才下诏。本朝只有给皇帝的母后上尊号，所以册文称“嗣皇帝”。靖康年间给教主道君皇帝上尊号，徐丞相处仁已经命汪彦章（藻）代作册文，因发生边疆战事，未能举行礼仪。绍兴三十二年，最初给德寿宫上尊号，于是承袭旧例使用“嗣皇帝”。乾道六年，皇帝已经上表请求给太上皇加尊号，而学士院吏员抄写表文时也称“嗣皇帝”，我私下认为不妥。谨按唐明皇传位以后，颜真卿议论说肃宗不应在宗庙中称“嗣皇帝”，何况是亲自奉表给德寿宫上尊号呢？我把这件事告诉虞丞相允文，丞相认为很难办，一定要我寻找旧例。我想到建炎以后，逢节日和朔日遥拜徽宗时所上的表文，那时翰苑中多是名士，必不会误用，于是督促吏员搜寻旧文书。第二天果然找到一册表文底本，只称“皇帝”。又考察韩愈所作《顺宗实录》，其中记载宪宗给顺宗上的尊号册文，也称“皇帝”。臣某的这个例子最为可靠，于是议论便定了下来。这一年，最初商议在太上皇帝尊号中增加“宪天体道”四字，在太上皇后尊号中增加“慈仁”二字。我起草诏书说：“太上皇帝与天同样伟大，是体道的宗主；太上皇后如同月亮一样明亮，以慈爱为珍宝。”大概只是取其文意通顺罢了。将要宣布时，议论者说，天圣二年赐给宋太宗女儿申国大长公主的谥号是“慈明”，应当避讳，于是改用“明慈”二字。宰执说：“诏书先说‘明’后说‘慈’，大概是上天默默定下的吧。” 我和同在学士院值宿的郑仲盖听说，草拟诏书分别完成后，皇帝请求给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加上尊号，并让人撰写牋表。诸位大臣认为，太上皇帝自然应当答复诰书，但对太上皇后的答辞很难措辞。我请求按照这个意思共同写答诰；凡文意涉及父母的地方，概括说“父母”，而不称“予”“吾”之类，于是起草进呈。皇帝非常赞同，两篇答诰都是我起草的。皇帝对于文字尤其要求合乎体制，一看便能分辨是非。我起草《太上辞尊号第一诰》，末尾说：“在闲居中怡养精神，哪里有什么功劳呢？”皇帝说：“这虽然是在转述太上的话，但终究是由你起草后送去，‘哪里有什么功劳’这句话不能不让人觉得有嫌疑。”我于是改作“对万物没有牵累”。皇帝用心周到细密到了这样的程度。

译淳熙二年六月，礼部、太常寺上奏说，明年太上皇帝将庆祝七十岁，想把本朝加上尊号以及上寿典礼，参照旧例先行讨论。壬申日有诏，恭敬依从。七月乙酉，侍从、礼官等在都堂议定给太上皇帝加“性仁立德至神无为”八字，给皇后再加二字为“齐明广慈”。两天后，礼部赵侍郎雄说，“无为”二字与“太上”相连，颇有犯忌之处，请改为“明武焕文”。后来又曾拟作“无为至神”，又作“成武焕文”。到癸卯日才确定用“性仁立德无为全美”。参政龚实之茂良以下的人仍然认为不妥，叶丞相衡既然主持此事，众人便没有人能改变。八月，直院胡长文元质被罢免。丁卯日皇帝亲自任用我再次值宿学士院，已经拟好诏稿。九月乙未，叶丞相罢职，龚参政首先召我和学士王季海淮共同商议，随后定为“性仁诚德，经武纬文”，于是起草诏书宣布。诏书赞颂太上皇帝说：“以德行仁，是本性和诚实所固有的；修正文教、偃息武功，合乎经纬的自然法则。”赞颂太上皇后说：“像月亮配太阳一样，由于合乎天道而能长久照耀；像坤道顺从乾道而配合大地，因此能广泛生育。”皇帝再三称赞说：“这几句引用经书的语言，概括得全面而完备，不是你不能写出这样的真正大手笔。” 举行大礼时降下御札，既然称为札示，就应当亲笔写好交付外廷。近年却同普通诏书一样，跟着学士院吏员抄写的底本发出，不知道朝廷旧制究竟怎样。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令当值学士起草南郊御札，三更时进呈草稿。其中写道：“乾道清明、坤道平夷，振举四方的纲纪；星光照耀、海水滋润，预示百代宗族的根本。玉杯常常奉献给宫中的父母，瑞节每年交接于邻国。”皇帝改写为：“农业屡获丰收，战车已经多次止息；崇尚礼乐而使四方通达，嘉美风俗而使它再次淳厚。”又将“玉杯常奉于亲闱”改为“美好的教化于是施加于天下”。并批示说：“可以改写删抹的有五句，意思与郊祀不相近；他要求文字合乎体制，大多就是如此。” 淳熙六年三月丁卯，诏令今年郊祀依照惯例加以约束、节省费用。不久又有诏旨，但还没有发布执行，便交给礼部、太常寺议论。明堂大礼方面，起初李仁甫在前一次郊祀时主张这种做法，曾经集体议论；但诏旨说，近臣杨言焘博览群书，却没有读过《孝经》，所以没有实行。到这时，我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与各位儒者议论说：“周公虽然摄政，但主持祭祀的是成王。成王当时年幼，所以周公参照考察古代制度，在明堂完成祭祀。所谓‘严父’，是说周公能够推究武王的志向，追尊文王的功德，并不是说他自己主持祭祀。”众人认为有道理，于是上奏说：臣等私下考察传记记载，黄帝在明堂拜祭上帝，虞舜在五府祭祀五帝，年代久远，详情已经无法得知。到了《礼记》，才开始记载《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负斧扆，面向南站立；内面是公、侯、伯、子、男，外面是蛮、夷、戎、狄，按次序站立，所以称为明堂，即是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孟子也说：“明堂，是君王的正堂。”《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丘之乐和宗庙九变之乐，三者都是大祭祀，却唯独没有提到明堂，难道不是因为明堂是颁布政令、会见群臣的地方吗？” 成王时常常在这里歌咏《我将》一诗，是祭祀他的祖先文王吧？后来直到汉、唐，虽有沿革变化，但祭祀上帝而以祖宗配享，大多依据义理而起，从来没有拘守一种固定制度。本朝仁宗皇祐年间，驳正诸儒意见的异同，在大庆殿举行亲自祭享的礼仪，并让祖宗配享，百神随从；祭祀前先朝献景灵宫、祭享太庙，一切都按照郊祀制度。太上皇帝中兴以后，斟酌本朝家法，在绍兴初年举行此礼，也是在殿庭之中，大概得到了圣贤经典遗留下来的意义。况且国家的大祀有四种：春天祈谷，夏天雩祭，秋天明堂，冬天郊祀。陛下即位以来，确实曾亲自举行一次祈谷、四次冬祀，只有合宫雩坛的祭祀还没有亲自举行。如今如果特别举行秋季明堂祭享，在义理上是合适的。臣等谨将已经实行的典礼以及前代贺循、本朝名儒李太伯、范镇所作《明堂严祖》之说，还有治平年间吕诲、司马光等人的集体议论，和近年李焘奏札中的详细记录，一并上报。乙亥日有诏，依从。九月上辛日，因显肃皇后的忌日前后，改用仲辛日行礼。辛酉日应当接受誓戒，前一天皇帝对宰执说：“脚趾生疮肿，恐怕妨碍跪拜，想改到季辛日，又正值显恭皇后忌日，怎么办？” 宰执上奏说：“天地尊贵，后妃忌日卑下。”于是降诏改用二十六日。我考察汉武帝太初、太始年间以及正和年间，多次祭祀明堂，并不专门使用辛日，所以请求另行占卜日期。第二天早晨，皇帝忽然派中使到都堂传谕：“昨夜敷药后，脚疮已经大好，不必改日。但既然已经推迟了誓戒日期，如果再降诏，是否会显得张皇失措？”赵丞相奏说：“这倒没有妨碍。”于是当天午时集合官员接受誓戒。丙寅日下大雨，丁卯日锁院起草赦书。戊辰日，百官冒雨进入丽正门，经过后殿，请皇帝斋戒。己巳日，皇帝乘逍遥车，朝献景灵宫，进入太庙斋宿。四天之间，雨昼夜倾注，通衢几乎成了溪涧。有诏令说来得太早，不乘玉辂，只用逍遥车，直接从北门进入，赶到文德殿斋戒。穿朝服的导驾官都改穿常服，所有列队仪仗人员也一律免除。赵丞相任大礼使，秘密告诫有关部门，不得遣散人员。黄昏后大雨突然停止，半夜时内侍李思恭传诏给御史台、閤门、太常寺，仍旧乘玉辂，凡应办事项迅速执行。庚午黎明，车驾来登玉辂，我手执绥带。皇帝高兴地说：“总算天晴了。” 辛未日举行礼仪，月色明亮如白昼，皇帝跪拜起身毫不疲倦，一直到礼成。天亮时登楼宣赦，簪花经过德寿宫，人们都兴高采烈。赦书由我审定草稿，其中说：“周成王在洛阳举行宗祀，把文王配享；汉武帝在汶上合祀，推尊高祖为配；都采用亲自郊祀的礼仪，充分表达尊祖的诚意。光明美盛的本朝，考察前代旧制，最初在正寝举行，具有皇祐的常规礼仪；遍祭群神，具有绍兴的近代制度。既然不违背旧制，就可以举行实行。大概是想彰明古礼，以此昭示后世。”几天后，加封群臣，我又起草赵丞相的制书说：“在太庙举行裸礼时，大雨积水突然放晴；登临大寝恭敬行礼时，月光正当中天。”又说：“镇定重大事务，像彦博那样恢宏；贯通群经，像宋庠那样博洽。”这些都是记载当时的事情，同时也因为仁宗最初举行明堂礼时，这两人确实都担任宰相。

译大礼赦书中的条目，是由六部各司分条列举，上报尚书省。尚书省分类汇集，取诏旨完毕后，便进呈成熟的文状，再下交学士院起草赦文。本院把首尾词一并用大字进呈，其中常常写“应当议定后再上取诏旨”，大概是有关部门拟定上报时的格式。既然已经谋划定案、颁行赦书，便是诏旨已经分明，不应仍旧使用“应当议定”二字。我任学士时，命令删去，院吏坚持不敢，于是我亲自用笔涂掉。举行大礼时，皇帝乘玉辂，通常命翰林学士执绥带，以备顾问。近年常常缺少正式员额，临时选派其他官员，与五使一同接受诏令。淳熙丙申年南郊、己亥年明堂，都是我担任此职。我考察京师所用的是唐代显庆年间的车辂，曾用于登封，其牢固程度可以想见。元丰年间改造的车辂已经不能赶上使用，现在这辆是绍兴癸亥年制造的。皇帝从太庙出来，戴通天冠、穿绛纱袍，乘辇到玉辂后面，再由木制台阶登上玉辂，只留下两名御药宦官侍立。执绥官先从旁边用小梯攀登上去，卫士用防护绳围住他的腰，系在车厢柱上。玉辂行进时颇为摇晃不稳，皇帝也觉得坐得危险。大礼以后，皇帝登楼揭开鸡竿，宣布赦令。皇太子和文武百官在楼下拜舞，只有枢密使、翰林学士相对侍立。丙申、己亥年，我因随从皇帝登上丽正门，望见涛江的形势环绕拥抱，极为壮观。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诏令皇太子判临安府，采用至道年间的旧例。有人说，应当以大中大夫任判官，总领府中事务，恐怕名分不正，于是议论改称府尹，并以侍从任少尹，其余判官、推官使用卿监、郎官。丁卯日将要锁院降麻时，有人又怀疑宣麻给告并非对储君的礼制。己巳日，后省官、礼官在史院会同议论，查考唐太宗征辽时命太子监国，以及汉文帝命太子接受各司启事的事例：有时下诏，有时下制，把降麻看得很重要，可以作为准则。皇帝认为有理。庚午日，恰逢我被宣召，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讲身份轮流值宿，听到消息便急忙出门，傍晚到达玉堂。御药李某（姓名缺）拿着御封御笔，说皇太子某应当领任临安尹，可以依此下制。我三更时进呈草稿，于是奏说：这份制书既然不给告身，就应当交给有关部门执行，只是恐怕皇太子没有别的文书可以接受，想依照诏书体式，稍微改换首尾，另写一通，交付皇太子。现在拟定格式进呈，如果蒙皇帝允许，请迅速批下交付执行。御笔批示依从。辛未日，于大廷宣布。这样稀有而盛大的典礼，恰好因为史官准备讨论、词臣参与润色，又得到皇帝亲笔御书珍藏在家中，难道不是儒生的荣幸遭遇吗？答复皇子的诏书说：“使用‘卿’字是不对的。前辈懂得体制，所以不会这样写。其他称谓，或称女，或称王，或称公，都应当有所区别。” 翰林院每年进呈端午帖子，给大内的多写当时的政事，给太上皇则写游幸之类。我曾从德寿宫后面偶然走向传法寺，远远看见一座高楼，朝士说太上皇命名为“聚远楼”，并亲自题写匾额，又把苏东坡“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的诗大字写在屏风上。有灵隐寺冷泉亭，是临安的绝景，离城很远，难以常去，于是就在宫中凿造大池，接续竹筒数里，引西湖水注入；池上叠石为山，仿照飞来峰，宛如天然形成。我作端午帖子说：“聚远楼头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说的就是这件事。前后听到宫苑的大概情形，也记在下面。宫中分为四个区域，随时分别游览。东区有分香远堂【梅】、清深堂【竹】、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冈。南区有载忻【大堂，御宴处】、忻欣【古柏、太湖石】、射圃、临赋【荷花、山子】、灿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子】、清旷【木犀】、涵碧【养金鱼处】。西区有冷泉【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区有绛华【罗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其中的详细情形已经无法知道。我曾见过御制《盘松赞》的墨本，写道：“上天赐予吉祥的树木，从险峻的山岭得到；枝条盘曲数万，树干不到两寻；愤怒时腾起如龙的气势，安静时奏出琴的声音；凌冬仍然茂盛，盛夏树荫森然；用肥沃的土壤封培，用碧绿的水岸亲近它；经过千万年，以慰藉我的心。”碑刻在宫中。汪季路逵又得到御制祭土地神文的真迹，珍藏起来。文章说：“维淳熙五年，岁次戊戌，十一月某日，太上皇帝派遣具阶张宗尹，特意备办牲畜，陈设祭酒、珍果、香花，在本宫祭祀土地之神。神明有百般职司，各自不同；掌管草木，土地之神应当供奉。我游览湖园，于是得到一株奇异的松树，种在禁苑之中，形态万千，枝叶婆娑如伞，姿态矫健如腾龙；翠色凝聚露水，清音随风起舞。我醉后吟咏，闲适自得，正是我情感所钟爱之物。培土封植，时间久了或许力量不足；鸟雀从外侵扰，蚂蚁蛀虫从内侵害。神啊，请把它们全部消灭，不要让它们得以终了树木的生命。邪精偷偷来侵，盗贼拿斧恰好遇到它，请神呵斥驱逐，不使它留下踪迹。常常使树木坚硬的本质能够安然度过隆冬，坚固胜过五柞，柔韧不同于两株梧桐，历经千万年。”【原文有“▯▯”等疑字。】葱葱郁郁，陈设牲牢、祭酒；继而记录你的功劳，尚飨。欧阳文忠公在学士院起草的文稿，世上已经失传。近年有一部《玉堂集》，说是李汉老邴编次，也有不少差错，并不是全书。其中却载有皇太子府的春端帖子，大概是政和、宣和年间供奉的。如今东宫却没有这一项，北面想援引旧例请求办理，但因为没有可靠的善本可以查考，而且当时不称“宫”而称“府”，于是只好停止【安中所作内制中有一例称“閤”】。《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