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四十六【平园续藁六】

译春坊官姜特立来拜访，说宫中人人都知道将在上元节后举行典礼，现在却悄无声息，这是为什么？我只谦逊推辞说：“这不是外廷臣下敢于听闻的事。”姜特立不高兴地离开了。我猜想他是在探问言语，也许从此进入辅佐新政的三个月内，内外彼此猜疑，于是我请求罢去政务。绍熙庚戌年，朝廷起用我镇守乡部，我以避开言官为由恳请免任。第二年，三省拟议让郑侨任长沙帅，光宗说：“周某曾任宰相，应当先给他授官。”这才知道圣心还念旧臣，不是我能够揣度的。甲寅年光宗即位后几个月，我也告谢离职。君臣之间的契合，本来也是偶然的。近来我恭敬地收集高宗、孝宗的御书一两件较大的作品，刻在石上，又附刻光宗的墨迹，分别为它们作跋。恭敬地想到绍兴庚辰年，孝宗封为真王，三个皇子共同设置小学教授一员，专门从馆职中选任校书郎王十朋充任主管。王十朋轮对时竭力攻击杨存中，又在王府中讨论宾主礼仪的异同。十二月壬子，朝廷选用小官解兼职，越过宗正丞而任用他。馆职多有空缺，我当时任正字，是其中资历最先的。宰执不愿意让本来地位较低的人越级任用他人，特意降下诏谕说：“今后王府小学教授有空缺，馆职、学官都可通用。”这大概是为我而设的。第二天却任用了国子博士刘藻。丙辰年又擢升刘藻为祠部郎官，应当解除他的教授职务却没有解除。新制的墨迹还没有干呢。这样看来，光宗从师学习时，我连一次讲堂也没有进去过，哪里知道自己后来在詹事府和省部任职六年呢？恭敬地写下这些给子孙看，使他们知道我受到三朝知遇的始末如此，为臣确实不容易。我虽然幸而已经免于大的过失，但把美名归于君上以报答圣恩，如今老了，也没有能力再做什么了。或者《诗经》说过：“那银河多么明亮，成为天上的文彩。”这是说天子成为天下人的法则。又说：“把它雕琢得有文采，材质如金玉般美好”，意思是万民观看而喜悦。我的志愿，不正在于此吗？嘉泰四年二月初一。题黄山谷和郭内翰长诗。郭公名知章，字明叔，是吉州龙泉人。侍奉哲宗，任台谏从官。徽宗朝历任刑部尚书、翰林学士，任太原帅和太原尹，主持编修国史，有传记。我年轻时听友人罗良弼说：“郭明叔竟然轻视陶渊明。”我心中颇为疑惑。后来得到郭公文集，看见他在元丰年间任宁县宰时，赠给黄太史的一首长歌，末尾说：“功名到时自然来，驾风渡海也不难。哪里肯学陶潜归去来，空有虚名流传人间。”这才知道他壮年时志在功名，屈居一县长官，不忍像陶渊明那样弃官归去，或许可以说是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吧？黄太史这首诗，就是当时的和诗，也说明他知道郭公锐意从政，所以加以鼓励。不久郭公果然因郑雍、顾临推荐，擢升为御史，所谓戴豸冠登言路的预言应验了。自题画像。这是淳熙庚子年我为自己画像所作的记，当时五十五岁，观看的人认为很像七哥。题赞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如今头发白了，面容也皱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所谓“您的容颜老了，令人厌憎”，只是不知道平常的性情是否依旧罢了；如同鱼饮水，水的冷暖只有自己知道。绍熙甲寅年十二月十日，子先题。题薛元亮《老杜醉归图》诗后。薛元亮，是名士；宋临川，是佳士。绍兴年间，他跟随许子礼、李西美诸公游历。这首诗是他的同乡梁世昌所作，梁世昌名光远，抄录下来给我看。庆元丙辰年六月八日，某题。题六一先生手书后。右边是熙宁年间文忠公写给赵彦若先考的信帖。江端友跋说：“先祖并不是说笑，因为从前有僧人四处传播《法华经》，到了人家，看见纸笔便随手书写，起初并没有什么条理。”文忠公的朋友、舍人江邻几，也因为文忠公看见纸笔就随手书写，开玩笑说他像四处传播经书的僧人。这件事记载在文忠公文集的《试笔》一门中。江端友就是江邻几的孙子。庆元五年二月

译癸未，周某题。题蔡君谟草书帖。庆元己未年仲冬，余干县徐君尚未赴任安福县令，带着这件作品来给我看，说是蔡君谟的真迹。但参照后面的帖子，又好像是别人所作，无法确定。因此命人用笔摹临原本，置于秀岩，平园老叟周某记。题唐人临摹王子敬帖。王子敬《异文帖》，是杜氏收藏的。杜氏说，他们的祖先正献公和萧楚公的《华阳帖》，都是从萧氏后代那里得到的。相传这是唐人临摹的本子，或者是萧楚公临摹的吧？

译题吴说书法。这件书法是吴说、字傅朋所书，而刘季高盖用了姓名印和抒山三方印，我想是因为他喜爱它而收藏罢了。嘉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平园老叟周某题。题萧楚公书帖。萧楚公以奇特的气节自负，从来没有凭书法成名，但他的书法也很值得观赏。这大概就是唐代的风气，他们高雅崇尚到如此程度。唉！士大夫的风气是根本，他们所应当努力的，难道只有这一种技艺吗？跋王献之《保母圹志》。右边这件文物，是嘉泰癸亥年越地人挖地得到的古碑，原来是晋兴宁三年乙丑年王献之保母李意如的墓志。碑文说她善于作文，能写草书；王氏、谢氏家的奴婢，身份大概略有不同罢了。又有一块小碑，背面刻着“王献之永和”五字，两碑都送到行都另行镌刻。这一摹本是四明楼尚书钥摹出给我看的，字画固然精妙，碑文却是对八百多年以后守官者的期望。从兴宁年至今已有八百三十多年，竟能预先知道后世会这样，想来当时选择墓地就是如此，那个时代像郭璞一类的人当然不缺。五月二十八日，某记。题米礼部《参星赋》真迹。右边是《米礼部参星赋》，《筠州集》本把它列为第一篇，其中意思相同而措辞不同的地方很多，已经全部列在上面。现在秘阁有石刻本，字画稍大；这一卷收敛了豪迈、超逸、秀美、劲健和畅快的特点，尤其可爱。又在重裱纸背题了一联诗，不敢轻慢。嘉泰癸亥年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辖叶楠的儿子叶之真，从他居住的铁圈山寄来给我祝寿，他的情意很厚。因此题写在卷轴上。七月十五日，平园老叟周某题。题孙氏《四皓图》。嘉泰癸亥年，池州故人叶之真先把米元章《参星赋》真迹寄来为我祝寿，又寄来《四皓图》。绢幅仅一尺左右，前面有印文说“孙汝节笔”，叶之真认为是孙显节所作，但不知道他是何时的人，大概是一幅名画。画上有苏文忠的赞，元祐三年二月由杨次公书写。东坡各部文集都没有这篇赞，因此记下乾道庚寅年二月经过京口、游览金山妙高台的事：墙间有东坡族伯、成都中和院僧人表祥所画的东坡像，东坡自己题赞说：“眼睛像刚出生的小牛，心像不系缆的船。若要问一生的功业，便是黄州、惠州、崖州。”这无疑是晚年所作，各部文集也没有收录。由此可知，他一生散落在各处的戏笔墨迹不知有多少，就像离开黄州时偶然写给李琪的戏赠诗，偶然见于李防《春渚纪闻》一类的书中。八月壬戌，平园老叟周某书。题祖母秦国潘夫人书。右边是靖国元年辛巳，祖母秦国潘夫人在祖父初任圻州司法时写给郑州叔母姚氏的信。信中说，富文忠公弥生担任运使金紫，以及奉使太师时的字号；后面的批语说“三管散一行”，金紫十四岁时，代人书写，常常记下这些事。祖母张秦国还记述祖父所说的旧日小吏事务：上官极为恭敬，太守按照礼节礼遇上官，法曹与其他属官都窄裹头巾，捧着案卷。信中又说：每天五更起床，每天两次到衙门办公，边远小堡的事务尚且如此，何况藩镇府第呢？如今仪门外虽然设有州县官到这里下马的牌子，但官员却背着肩舆直接进入客位。初到任时略微行一些衙门礼仪，远的不过三天，近的当天就急忙免除了。连同这些事一并记下，以示后人。嘉泰三年十月初一刻石。题《乐毅论》。右边是夏侯泰初的《乐毅论》，我用世间流传的两种石刻本校正，又与《史记》本注对勘，常常有文字异同。欧阳修引用《文选》中所载的文字，今天已经没有了，无法明白。嘉泰甲子年三月乙亥，周某记。杂题跋。题新安吏部朱公乔年稿。右边是吏部郎新安朱公乔年家藏的王荆公进呈《邺侯遗事》的奏稿一篇，与文集中所载的文字增删不同，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定稿时，朱公的儿子元晦对我说：“先君小时候就喜欢学习荆公的书法，收藏了许多真迹，只有这张纸有一种跨越古今、开合宇宙的气象。他将要请江西常平使者汪季路在临川刻石，并仍然把日录、奏对和家传本的文字抄在后面，希望您替我知道这件事。”我也深感奇怪：宇文泰、黑獭、苏绰能够凭借小小的西魏设置府兵，使国家强盛；到了熙宁全盛时期，想要创设上番义勇，却反而遭到怀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东西魏分裂以后，孝文帝把都城建在关中，只有陇右、河西一带，民风崇尚武力，兵民尚未分离，采用新近创制的偏方，推行一切号令，所以力量容易做到。如今中国历经百年，疆域万里，一旦要恢复古制，兵役重于征括事务，又想询问谋议、使众人意见一致，改变已经安定的习俗，所以力量难以做到。从前尧、舜和三代，虽然说是阐明道理、治理众人，但美好的成效在于长久；建立政令、创制事业，也不是一时就能完备的。西魏享国不长，后来降至北周、隋朝，又凭借唐太宗的英明，才终于看见成效。荆公因圣上的话而说，施行这些措施应当逐步推进，大概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后来谢昭文的表章又说：“如果贪图岁月，赶快求取微小的成效”，这又是知道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吗？所以详细论述这些，使后来的君子能够考察。绍熙五年二月。

译跋汪圣锡写给武义县令赵醇的手书。王山汪公名声天下闻名，得到他一纸书信的人都以为荣耀。如今观看这封信，他对旧日同僚赵令真是倾心相待到极点了；从这些文字也可以推知赵令为人如何。汪公中年曾经深受眼疾之苦，很怕亲自染翰书写。丞相虞允文与汪公交情很好，汪公任蜀帅时，因为占用属吏替他写信，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汪公曾这样告诉我。后来他多次与我通信，都是季路代笔。当时书法墨迹已经难得，何况今天呢？何况后世呢？绍熙五年四月初一，周某题。题东坡《桂酒颂》。东坡从海南归来后，文章和书法达到了所谓毫发无憾、气势波澜而老成的境界，《桂酒颂》就是其中之一。如今闽、浙、川各本都把“心服”写作“心腹”，把“御瘴”写作“御瘴”，把“辅安五藏”写作“辅安五神”，大概是随手有所校定吧？绍熙五年五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任曲江幕官，带来给我看，我恭敬地题在后面。将来如果有机会拿给韩使君看，刻在九成台铭文旁边，也是一件奇事。周某，字充甫。跋德化县陈氏义门碑。胡周父的史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声名显著于三朝；这篇义门碑很有古风。中间经过战乱而残损，幸得贤县令吕仁甫表彰并使它流传出来，又可以传之久远。我担心石刻本阅读颇为困难，于是刻成木板交给陈氏后裔兼善，让他带回去。全族人都应当各留一本。正因为拥有这种传统，才能与先人相似，希望你们努力。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使人遵行。我大概也可以如此吧。铭文中把“居官为若官”写作“若官”，疑心是后来碑本的错误。绍熙五年十七日。题吉州司户赵彦法所藏山谷帖。绍圣元年甲戌夏，山谷被任命为武昌郡守，尚未赴任，因为蔡卞上奏请求审问他诋毁神宗的事情，改授亳州祠禄官。亳州在开封府界内，他七月到达陈留，寄居东寺净土院。院中有深明阁，他在那里书写这两首诗赠给表侄李绳武。书法墨迹光彩照人，当时他五十岁。这年腊月被贬到黔州。之后一百年，绍熙五年甲寅八月初一，周某恭敬观览。题汪季路所藏书画四轴。右边是汪季路收藏的欧阳文忠公任政府官员时写给蔡忠惠公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蔡公亲自题记十件事，大概是在嘉祐八年八月，欧阳修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擢升三司使，转任给事中，正式授任三司使时写的。另一封称“端明侍郎”，那是在两年以后，即治平乙巳年三月，欧阳修解除三司使，任端明殿学士，转任礼部侍郎，出任杭州太守时写的。李剔是尚书都省令史，看见文忠公所写的《祭石曼卿文》，大概也是蔡忠惠的旧属官吧？后人只说两帖有给李剔的往来话语，后来又恰好题有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于是把它们当作前后次序，应当予以订正。绍熙五年九月初一，周某书。右边是高学士家收藏的《乐毅论》。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说：碑石毁于火灾，而尤延之说无锡徐氏收藏着这块碑，残缺已经很严重，难道不是后人摹刻的吗？乾道己丑年，同年杨志道又根据文忠公收藏的本子在金陵刻石，缺失得更多。现在这件是天锡杨氏的旧物，近世士大夫家中没有而仅存的一件。绍熙五年九月初一，周某书。蔡忠惠公的大字端庄厚重、沉着有力，应当是本朝书法中第一流的法书。绍熙五年九月十二日。吴道子的画在唐代已经有“妙绝，震动宫墙”的称誉，何况几百年以后呢？有人说绢帛年代久了便会飞扬脱落，必须有良工才能修补；如今画面上的赫蹏仍像新的一样，为什么呢？然而沧浪、东坡的墨迹在前，后来名家题跋的话语也可以写满整轴。跋刘宾之《浩然集》。故人李盛，字祖文，努力学习，能写文章，但性情狷介，很少许可别人。他曾经撰写《章贡志》，郡中有大家族，按事实本应记载，但有人请求把措辞写得婉转些，他严肃地拒绝了。因此受到诽谤，也不在意。他唯独为门人刘君昕作传，深刻详尽地称道他侍奉父母很孝顺，与人交往重视气节，可惜寿命不长。他有一个儿子叫江童，年少时并不是聪慧卓异、将来一定能立身的人，后来却参加计偕考试。想到刘君没有来得及看见这一切，便收集他一生所作古诗、律诗五十篇，请工部尚书谢昌国作序流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的祖文并不是只会写谀墓文字的人。绍熙甲寅年十月甲辰。

译跋何居仁自作墓志。故修职郎、平江人吴何安宅，字居仁，比我年长十六岁。绍兴辛未年，我们一同参加南宫考试。这年春天，朝廷等待陈景明使者出使归来，知贡举特意把考试日期推迟了。四方举子知道秦丞相因言语获罪之人，被困在旅舍，不敢谈及时政事。只有居仁学问广博，广泛谈论古今，听的人只怕落后，就像司马长卿尽情倾吐一样。不久他又高谈阔论，很受乡校中人的议论；那些离开的人也只怕落后，又像列侯陈遵使满座惊异一样。至今已经四十四年，追想起来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恰好他的儿子、乡贡进士吴挺拿出居仁自己写的墓志给我看，我叹息着写在后面。绍熙甲寅年闰十月。题宜春李椿诗卷。起初我从湖南回到江西，绍熙甲寅年正月三日经过宜春，得到郡人李椿永年的诗、书各一件，知道他积累学问、积蓄文章，并非一日之功。当时宾客很多，而且我急于赶路，来不及与他深谈。到了冬十一月十三日，李君又把吟咏古人的三百首诗全部抄写下来，带来拜访我。原来他平时玩味经史，遇到古人困穷与通达、利害、成败、得失等事，心中有所感触，便各作数韵诗来记述。议论折中而有锋芒，往往出人意料。那胡曾的绝句根本不值得一提。他请求我在后面题字，但我年老昏愦、荒废学业，不能措辞。回想少年时也曾有这样的作品，姑且抄录一两首作为回答。你把骊龙颔下的明珠投给我，我却用鱼目报答你，贵贱本来就相差悬殊。满载而来，空着袋子回去，难道不会被乡人嘲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题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首绝句。子中兄从几岁起就能作诗，稍稍长大后，对凡是古人的篇章，无不穷究根源、采撷精华。中年以后，他深深体会禅悦，虽然偶尔兴起也会作诗，却已经不是他的爱好了。三十年前，他曾寄给我一两首。如今诗人陆务观一看，认为句法合乎律诗，毫不逊色于古人，识见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曾伯震得到这两首绝句，可以自信不疑，他已经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进步了。庆元乙卯年二月十二日。题李玠叔诗文。李公名孝先，字玠叔。元祐元年，他为祝贺范忠宣进入西府所作的贺启草稿如右。他又曾有一首诗题咏余干县干越亭：“吴越仍有干地，险要之处高高建亭。岸势凌空，春潭倒映黄昏的月；古树在白日的风中喧响。鸥鹭习惯飞来窥看宴席，烟云无所依附，环绕帘栊。凄凉的故国多有迁变，只有溪山仍在望中。”诵读这首诗，再看这篇贺启，就知道李公的文章和品行应当为忠宣公所知。可惜忠宣公正要重用他，他第二年便突然去世；又过一年，忠宣公就任宰相了，来不及援引同类人才，当时人都为此惋惜。即便如此，德行和才学积累丰厚而取用节俭，后世将会昌盛，难道一定要在他本人一生中显现吗？虞部是元丰以前的官称，到元祐年间应当改为朝奉郎。因他的孙子、奉新县令兼远把遗墨给我看，所以详细记下。庆元乙卯年二月五日，周某，字子充。题陈诚之《远明楼记》。陈诚之拿《远明楼记》给我看，请求说：“宜秋、宜春、山谷、诚斋已经各自说过了。起居饮食同四时景物相接，贤兄的论述就是这样，请您替我补充说明。”我说：“夏天适宜急雨，可以听瀑布的声音；冬天适宜密雪，可以听碎玉般的声音。这样四时就齐备了。”诚之说：“楼顶盖着瓦，似乎不适合这些景致。”我说：“六月卷起帘子，青翠的山色映着银竹；阴云压向原野，像玉带一样，从万妃凭栏处送入眼底，这适宜吗？不适宜。”诚之道谢说：“适宜啊！”庆元乙卯年三月十二日。跋“百醉夫”赵士瞮诗卷。品味“百醉”这个名号，诵读他三百首诗，赵公大概是以陶靖节为老师和朋友的。晁景迂却说他从江西诗派得到句法，大概是因为禁锢刚刚解除，诗社蓬勃兴起，人们把能够著录传世当作荣耀，所以当时才有这样的说法。至于李云龛、陈简斋、汪龙溪的题语，则是不容易改变的定论。庆元乙卯年四月十六日。题刘昌诗母亲墓志。唐人想为先世铭刻墓碑，一定要得到韩云卿的文章、李阳冰的篆书和择木的八分书，才称为“三绝”。如今刘昌诗的贤母去世，乡人徐思叔为她作墓志，谢昌国题写，赵从善书写，大概也差不多可以称为三绝了。庆元乙卯年六月八日，周某书。题谢昌国写给朱陛的信。尚书谢昌国称赞严陵朱陛公正廉洁、勤勉敏捷，元枢黄德润也随即加以证实。他曾任左藏西库监官，向上呈报戊申年大礼的费用账册，掌握各路郊祀贡物，安排处理得当，收入足以支出，而且还有盈余。他做官不苟且，大多如此。任期届满，按资格本应擢升，却因为还没有脱离选阶，只升一级改任杭州宜广县令，还可以说杭州是大县。如今再次展限，却任英州含光县令，那只不过是瘴气之乡的三家村罢了，为什么反而越来越低呢？朱君说：“我历经十二次考核，作为王官时任的是强县县令，尚且没有机会办理职司中的事务。实在因为京城附近是英才聚集的地方，不能在那里得到别人的赏识，所以想在远方求取机会。”我说：“锥子放在囊中，锋芒一定会露出来；鹤站在鸡群中，洁白也容易被看见。如今登记在籍、接受审官，这次出行大概就是机会吧？勉励你的儿子保持公正、勤勉、敏捷，是可以的。”庆元乙卯年六月十日，周某题。

译跋萧唐叟《时庵记》。萧唐叟曾经拿《易》学说给我看。如今他以“时”命名自己的庵，请宜春欧阳永年作记，请谢昌国、杨廷秀作跋，又请我说几句话。艮卦是止，它的彖辞说：“时当止就止，时当行就行。”萧君既然在这里有所领会，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不过，刚柔是建立根本的因素，用来比喻卦象总体掌管一时之事；变通是顺应时势的因素，用来比喻文章在一时之中完成，并顺应适宜的时机。这一道理，难道只有艮卦如此吗？从乾卦到未济卦，都是这样。只有君子达到时中，行动和静止才不会失去时机，他的道才会光明。萧君应当努力。庆元乙卯年六月十八日，周某题。题颜鲁公书写并撰作的《杜济神道碑》。右边是颜鲁公书写并撰作的《杜济神道碑》，字体沉着端重，真可以说力透纸背。友人曾三异无疑把它珍藏起来。考察《六一先生集》中的《集古录》跋文，说碑文残缺，不能成文；如今却灿然可读，莫非摹拓有先后吗？杜济大概是颜鲁公的亲家，所以颜公又为他写了墓志。六一先生也有跋说：“颜真卿撰写而没有说书写，笔法不是颜公不能写，世人很以为不是颜书，还要等待有识者辨明。”如今考察颜鲁公文集，大抵碑文详细而墓志简略，二者也略有不同。例如碑文说杜济的祖父任明堂丞，墓志则说任明堂令；碑文说杜济是杜惠的第二子，墓志作第三子。碑文和墓志都说他历任渭南县令，而文集在碑文中却说是县尉，这些都是传写错误，应当以此碑为正确。庆元乙卯年六月二十日，周某书。跋金给事彦亨文集。我年幼求学时，已经听说黟、歙的金彦亨公是名御史，弹劾攻击权贵强臣，没有什么可以避忌的。绍兴戊午年春天，他因母亲去世离开朝廷，服丧期满后，秦丞相压制他而不予任用，这样过了二十年。己卯年，高宗以宗正少卿的职务召他回朝，历任礼部侍郎、给事中。壬午年六月，寿皇刚即位，受到的眷顾和礼遇非常优厚。这年秋天，我以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和他一同在后省任职，看见金公正直诚信、见闻广博，年纪虽高而德行更加美好；我每次都和从官感叹自己比不上他。吏部徐侍郎度曾经对我说：政和、宣和以后，我年轻时很少读史书。有一天，沈状元晦凭借博学来到京师，东南士子全都跟随他，来的人挤满门庭；听他讲述古代事例，没有不肃然倾听的。只有金公坐在下首，几次摇头，同乡人问他原因，他说那些事不对。退下后再考察按核，果然如此。大概金公对史传都能默记，询问他往往可以背诵出来，直到今天也不随身携带史书，由此可知他的学问了。这些是我听说而知道的。至于他侍奉君上不欺骗，听到合乎义的事便改正，我亲眼见过，还有可以记载的事，应当表彰而使它流传。九月己未，我兼任西掖职务的第二天，有诏书说婉容翟氏进封本位，官吏都应当一并推恩，但因违碍正法，只给有关人员转官办理，这就是寿成皇太后。当时给事中、舍人按惯例共同署名封还进奏，我秘密对金公说：“妃嫔的位号，除非是中官或医流，相关官员都违碍正法。先前德寿皇太后推恩江上扈从的赏赐，今天上推行覃恩也没有转官办理，只命令回授，似乎应当论奏。”金公叹息说：“你说得对。最近夏贤妃的位号推恩，我确实没有明白，已经写成文书发下去了，如今恐怕相互抵牾，你自己封还奏报即可。”我说：“如果这样，还可以商量。”庚申日讲筵时，金公和我都因职事留下来觐见，起初我不知道他要奏什么。我在殿下侍班，远远看见金公向殿下再拜。金公退下后我上前，刚到御榻前，皇上迎接慰劳说：“朕起初只认为你能写文章，刚才金公按节奏说你想论奏婉容位号转官办理违碍正法之事，没想到你这样刚正，可以立即把奏章呈上来。”我这才明白金公把先前那件事引来，说成是自己的过失。奏章上呈后，御批十三字说：“依奏，夏妃位官吏也依条回授。”三十四年后，金公的孙子、承直郎、铸钱司检踏官金箎，带着他祖父的两篇文稿，请我说几句话，于是题在后面：这不只是为了彰显金公的盛德、补足家传的缺失，也是为了彰显寿皇听谏如流、随即改变决定的事情，将来史官或许有所考察。至于文章典雅，正如他的为人，识者自然知道，哪里需要我来赞美呢？庆元元年九月某日，具位臣周某谨书。跋范丞相觉民谢绝罢政表稿。庚戌年夏五月，高宗驻跸会稽，高平公由参知政事拜为右相，年仅三十一岁。第二年改元绍兴，秋七月，因为讨论政事而被罢去宰相，改任祠禄官。所以谢表中有“爱惜名器”“裁抑苟且求取”的话。汪翰林起草制书，还引用周敬王如同孟子、选用众人推举皋陶的事，可知并没有别的原因。本朝只有王溥初任宰相时年三十二岁，但他的授官是在后周，不可与范公相比。范公未到四十岁便去世，来不及再次任用，终究不能施展胸中的经纶才略，可惜啊！庆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进士周某题。又题范觉民与诸人唱和诗。耿伯顺、韩子苍、范元长、李西美、李得升、谢任伯，都是宣和以来的文人才士。高平公有时在靖康朝与他们同任侍从，南渡以后又曾引荐同类人才。观看这幅诗轴，唱和诗写得妍美华丽，读后再三叹赏，仿佛还有余音。庆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进士周某题。

译跋张忠献公答宋待制手书。右边是张忠献公绍兴九年秋天起兵镇守长乐时，答复徽猷阁待制宋景晋公的一卷手书，不过几十个字，却把公事和私交、故旧情意都写得很周全。宋公的曾孙宋文成谋划把它刻在石上。起初，李伯纪任靖康年间的执事官，宋景晋以侍从充任发运使；徽宗南巡时，两人都有调集军队、护送归还京城的功劳。后来李伯纪任洪州帅，宋景晋作为寓居官员居住在那里，这就是他们彼此眷恋的原因。庆元乙卯年十一月三日，周某题。题张右丞如莹奏札。澹岩张公凭借文章才略受到高宗知遇。越即位第三年，他从四川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正好遇上苗刘叛乱，参与政事两个月便离职。他一生的奏议，号称通达国家大体。绍熙五年春天，敌兵刚刚逃走，高宗采纳赵忠简公的奏议，下诏令宰执分别陈述善后办法。张公上疏五六千字，引古证今，对每件事都有规划。假使他长期处在执政之地，把自己的意见全部施行，怎么会担心不能成为名相呢？可惜啊！庆元乙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进士周某题。跋六一先生跋杜济神道碑。右边是六一先生为《杜济神道碑》所作的跋，大概见于《集古录》第四百零五卷。如今吉水县乡贡进士曾三异收藏有这块碑，而且没有残缺，碑文可以读通。难道不是嘉祐以前的旧本吗？庆元丙辰年，周某为皇诸孙彦法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五卷〕 题独孤延寿碑。唐代欧阳、褚、薛三家都以书法著名，这块碑精劲可爱，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赵明诚《金石录》第五百九十五条说没有书写、撰文人的姓名，如今碑的前面却题着“于志宁制文”，又说“君讳某，字延寿”，只是姓名残缺，无法辨认。如今仔细观看，姓名左边从言，右边也仿佛可以寻得。至于隋唐之间多以字行世，欧阳文忠公在《跋颜勤礼神道碑》中已经论述过了。友人曾无愧拿这件碑给我看，请我题在后面。庆元丙辰年正月癸卯，平园老叟周某题。《文忠集》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