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卷三十一

译封疆方圆百里的土地，其可供食用的部分占四分之一。郑司农说：那土地只是正方的形状罢了，可供食用的部分占一半，公所征收的租税得到其中的一半，另一半都属于附庸小国。隶属于天子三分之一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鲁颂》说：“赐给山川土田和附庸，完全占有防邑，于是平定东方，直到海边的邦国。”《论语》说：“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孔子说：‘先王让他做东蒙山的主祭，而且它在鲁国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这不是方圆七十里的土地所能容纳的。那么方圆五百里、四百里的说法符合《鲁颂》和《论语》的记载。那些容易耕种的土地占四分之一的，恰好方圆五十里，只有这一种说法与当今五经学家的说法相合。我认为：所谓可供食用的部分占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是土均官根据邦国土地贡赋轻重等级来规定的比率。公的土地以一易（一种耕作制度），侯伯的土地以再易，子男的土地以三易，必定要满足其国家礼俗、丧纪、祭祀的用途，然后才进贡剩余的部分，就像现在度支官经用的剩余作为司农的谷物一样。大国贡赋重是正当地对待，小国贡赋轻是爱护地对待。凡是诸侯中担任牧正、帅长以及有德行的人才有附庸，因为那些有俸禄的人应当从中获取。公没有附庸，侯有附庸九同，伯有附庸七同，子有附庸五同，男有附庸三同，进用时就取用，退用时就归还。鲁国按周法不应该有附庸，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附庸二十四同，可以兼有这四等。

《职方氏》说：凡是邦国方圆千里的封地，公以方圆五百里计算，则有四位公；以方圆四百里计算，则有六位侯；以方圆三百里计算，则有七位伯；以方圆二百里计算，则有二十五位子；以方圆百里计算，则有百位男。以此周知天下。方圆千里者等于方圆百里者一百个，以方圆三百里的面积除以九，得到十一有余。说七位伯，是文字的讹误。周朝九州的边界方圆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圆千里的有四十九个，其中一个为畿内，其余四十八个，八州各有方圆千里者六个。周公改变商汤的制度，即使是小国土地也方圆百里。因此每件事说“则”，是设定法度。设定法度是为了等待有功者而扩大其封地。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则可四位，又以其千里封侯则可六位，又以其千里封伯则可十一位，又以其千里封子则可二十五位，又以其千里封男则可百位，公侯伯子男也不会超过这个数目。一州二百一十国，以男来凑足其数，其余的作为附庸。

《礼记》说：“王者制定禄位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公侯田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不能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天子的元士视同附庸。”不合，指不期会朝见。小城称为附庸，以国事依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号通达天子。这是商朝沿用的制度，夏朝爵位三等制的制度。商朝有鬼侯、梅伯。春秋时期改变周朝的礼文，遵循商朝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等，商朝爵位三等者，是公侯伯。畿内称为子。周武王刚平定天下，重新设立五等爵位，增加了子男，但仍沿用商朝的土地，因为九州的边界尚窄。周公摄政达到太平，扩大九州的边界，制定礼乐完成武王的意愿，封王者的后代为公，以及有功的诸侯，大的地方方圆五百里，其次是侯四百里，其次是伯二百里，其次是子二百里，其次是男百里。所沿用的商朝诸侯，也以功劳升降其爵位，那些不合规定的都增加土地为百里。因此周代有爵位尊贵而国家小的，爵位卑下而国家大的，只有天子畿内不增加俸禄，群臣不主持治理百姓。

凡是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七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五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作为附庸和闲田。八州每州二百一十个国家，天子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九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六十三个，共九十三个国家。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用来禄养士人作为闲田。九州共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在其中。又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所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曲阜是鲁地的上方，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加上鲁国四等附庸，方圆百里的有二十四个，加上五五二十五，积四十九，开方得到七百里。

《鲁颂》说：“于是任命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赐给山川土田和附庸。”又说：“泰山巍峨，鲁国所瞻仰，完全占有蒙山，于是平定东方，直到海边的邦国，淮夷来归附。”《论语》说：“从前颛臾，先王让他做东蒙山的主祭，而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的臣属。”诸公（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

译诸子封地二百里，诸男封地一百里。

《尚书》记载舜接受禅让时说：“整理五种瑞玉，修治五种玉器，恢复五种礼器。”又说武王遵循旧制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那么从唐尧到周朝，五等爵位是一致的。郑玄解释《王制》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爵位，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将微子、箕子作为王畿内的爵位）。《公羊传》解释《春秋》说，春秋时期改变周制而遵从商制，将伯、子、男都归并为子（郑忽出逃到卫国，《公羊传》问：郑忽为什么称名？回答说：春秋时伯、子、男同等，措辞没有贬低。何休说：春秋改变周朝的文书制度，遵从商朝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措辞没有贬低，都称为子）。难道真是这样吗？爵位分为五等，是用来表彰他们的德行；土地分为三等，是用来区分他们的功劳。德行不同而功劳有相同之处，所以公、侯的封地同为百里，子、男的封地同为五十里。封地相同而附庸有所不同，所以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封地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封地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封地方圆一百里。大概三等封地是正式的封疆，五等附庸是扩大的封疆。正式封疆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是他的领土，每一个百姓都是他的臣民，尊贵者担心过于显盛而无处退让，卑贱者担心过于削弱而无处立足，所以公的封地必须向下顺应侯，男的封地必须向上顺应子。至于扩大封疆，则是为了使上级的政令有所统属而不繁琐，下级的职贡有所依附而不耗费，而且不是诸侯可以擅自决定的。这样尊贵者不担心土地太多，卑贱者不担心土地太少，所以公的封地必须是五百里而与侯不同，男的封地只有一百里而与子不同。百姓的劳役称为“庸”（以前的儒者认为“庸”指城邑），朝见会合称为“合”，称之为附庸，是因为有所依附然后才能对百姓有功。称之为不能达到五十里，不能与天子会合，是因为其才能不足以担当五十里的封地，也就不足以直接通达于天子。古代天子的土地象征日月，诸侯的土地象征雷震，那么《周官》所说的从五百里到一百里都包含附庸，是很明白的了。郑康成认为《大司徒》所说的是正式封疆，于是说：公没有附庸，侯有九个同级的附庸，伯有七个同级的附庸，子有五个同级的附庸，男有三个同级的附庸。鲁国按照周法不应该有附庸，所以说赐予它附庸二十四，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既然说侯有九个同级的附庸，鲁国是侯爵，为什么不应该有附庸呢？《诗经》说：“赐予山川、土田和附庸，完全拥有奄、蒙，进而荒服大东。”《礼记》说：“封地方圆七百里”，这就是所说的赐予。

圭田五十亩。

《王制》说：“治理圭田不征税”（“夫”意为治理，“征”意为税。孟子说：“卿以下必须有圭田，治理圭田的人不纳税，这是为了厚待下属。”这就是《周礼》中士田用于近郊土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周礼·载师》用士田、贾田来承担近郊的土地（“士”读作“仕”，做官的人也受田，这就是所谓的圭田）。孟子说：“卿以下必须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又说：“只有士没有田，也就不祭祀”（被罢免的士没有圭田）。孔颖达说：“‘夫’意为治理，卿以下都治理这些圭田，公家不征收其物产。必定称为‘圭’，是因为圭洁白，意思是卿大夫德行洁白才赐予他们田地，这是商朝的礼制。商朝政治宽缓厚重，所以贤人不纳税。周朝则兼通士并征税，所以《周礼》中士田用于近郊土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后魏有公田，隋文帝时有公廨田，唐代凡是京城各官署有公廨田，各京官、各州有职分田。

《士虞礼》说：圭是用来哀悼荐献的飨食。《诗经》中的“吉蠲”，有时写作“吉圭”，那么圭田就是洁白的。只有士没有田，也就不祭祀。那么圭田是用来供给祭祀的。卿以下有圭田，就像天子、诸侯有借田一样。圭田不征税，是为了厚待贤人。郑氏认为《周礼》中的士田是圭田，认为圭田不征税是商朝的制度，并将“士”改为“仕”，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孟子说九分取一的助法，接着说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圭田是俸禄之外的田，余夫是正夫之外的田。俸禄之外的田，是百亩的一半；正夫之外的田，又是它的一半。这是从百亩来推算的，是正确的。古代从卿士到圭田，同等级的人都想各自表达他们的诚敬罢了。后世的职分田根据贵贱来制定，不符合礼的本意。

礼书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礼书卷三十二

宋 陈祥道 撰

《禹贡》五服（从甸服到荒服，五千里）

《尚书·益稷》说：“辅佐完成五服，直到五千里。”《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一百里缴纳总束的禾稼；二百里缴纳带穗的禾稼；三百里缴纳去穗的禾秸；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五百里侯服，一百里采邑；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保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人；二百里蔡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人；二百里流放之地。东边延伸到海，西边覆盖到流沙，北边南边都到达，声威教化所及。

周九服（五千五百里）

《周礼》大司马用九畿的户籍来施行邦国的政令。职方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