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卷八十八

译说到五帝，就不涉及昊天上帝；说到上帝，则五帝也包含在内。周代官职中的司裘，掌管制作大裘，用来供给君王祭祀天神的礼服。典瑞用四圭有邸，来祭祀天。大司乐如果奏乐六变，天神都会降临。凡是以神职身份任职的人，在冬至日招致天神。这是总括天的百神来说的。大宗伯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司服穿着大裘戴着冕，来祭祀昊天上帝。这是指统御天的主宰来说的。司服说祭祀昊天上帝，祭祀五帝也是如此，那么五帝就不同于昊天上帝。大宰祭祀五帝，掌管百官的誓戒。祭祀大神大示，也是如此，那么五帝就不同于大神。肆师向上帝类祭、造祭，向大神封祭，那么上帝又不同于大神。掌次在上帝大旅祭时，铺设氊案，设置皇邸；祭祀五帝时，张大次和小次，那么上帝就不同于五帝。典瑞用四圭有邸，来祭祀天并旅祭上帝，那么上帝就不同于天。上帝的称谓，既不专指天或昊天上帝，也不专指五帝。而典瑞旅祭上帝，是相对于旅祭四望来说的。“旅”是防止灾祸而祭祀的名称，那么上帝就不是单一的一位帝。上帝不是单一的一位帝，而《周礼》中所称的帝，只有昊天上帝和五帝而已。那么上帝就是昊天上帝及五帝，这就很明白了。《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那么明堂祭祀上帝，其对象是昊天上帝及五帝就可以知道了。《易经》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殷勤地推荐给上帝，以配享祖先。”配享祖的是天；配享考的是兼指五帝。将天与五帝合称为上帝，那么《易经》《孝经》与《周礼》的意义就一致了。《周礼》明确了祭祀的大小轻重，所以天帝的辨析如此。《诗经》《尚书》的文字，不曾有称五帝的，而《尚书》也不曾有称昊天上帝的。它们所称的天及上帝，大都是泛泛而言罢了，这固然不能援引来议论《周礼》。况且周代明堂的规制，有金木水火土五室。自汉代以来，都在五室中祭祀五帝。只有晋泰始年间和唐显庆年间，曾议论废除，后来也就恢复了。那么明堂祭祀五帝，由来已久了。郑康成认为上帝是五帝，而不包括天；王肃认为上帝是昊天上帝，而不包括五帝。这两种说法，都与礼经不合，不足为信。昊天上帝之名，历代不同。汉初称上帝，称太一；元始年间称皇天上帝。魏初元年间称皇皇天帝；梁称天皇大帝。只有西晋、后齐、后周、隋、唐才称昊天上帝。而郑氏根据《星经》推演，认为昊天上帝就是天皇大帝，名称虽然不同，其实是一样的。现在的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居其上，而坛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这是将二者分离为两个了。应当讲求以纠正它。天帝的辨析，下

译五帝与昊天都称为帝，但不与昊天同称为天，这就如同诸侯与天子都称为君，却不与天子同称为王。《周官》中祭祀五帝的礼仪，有的与祭天相同以表达极致的尊崇，有的与祭天不同以体现其区别，所以都进行禋祀，都穿着大裘，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在圜丘祭祀帝，在四郊划定五帝的坛场，这是它们的不同之处。郑玄一派认为，用四圭之玉、黄钟大吕之乐，在夏至时祭祀感帝于南郊；用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在冬至时祭祀位于北极的天皇大帝于圜丘，天皇大帝就是大曜魄宝，五帝则是太微之帝【《晋书·天文志》记载：中宫钩陈口中有一颗星叫天皇天帝，其神名为曜魄宝。《史记·天官书》记载：太微是三光的庭院，其内的五星是五帝的座位】，他们区分郊祀与丘祭以区别祭祀对象，区分四帝与感帝以区别礼仪。王肃曾经攻击这种观点，然而王肃将郊祀与丘祭合二为一，这就把五帝当成了人间的帝王，这就违背了“有天地就有五方，有五方就有五帝”的道理。《月令》中的五人帝，只是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罢了【春为大皥，夏为炎帝，中央为黄帝，秋为少皥，冬为颛顼。】魏相说：“太昊乘震卦，执规司春；炎帝乘离卦，执衡司夏；少皥乘兑卦，执矩司秋；颛顼乘坎卦，执权司冬；黄帝乘坤艮卦，执绳司下土。”《素问》说春天阳气柔和而中矩，秋天阴气上升阳气下降有高下而中衡，冬天阳气居下而中权。那么魏相所说五帝所主管的，其实是说五帝所执掌的，把夏对应衡，把秋对应矩，这就错了】如果真的把这当作五帝，那么在此之前就没有主管四时的人了吗？古人祭祀五帝，必定配享五人帝，随从五人臣。《月令》中的五人臣，春为勾芒，夏为祝融，中央为后土，秋为蓐收，冬为玄冥【《春秋传》说：少皥氏有四个儿子叫重、该、修、熙。重做司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做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做后土。那么大皥、少皥是从春秋之气来说的，炎帝是从火土之性色来说的。万物的形象，勾芒在春，其气祝融在夏，其荣也在秋，而蓐收在秋，而玄冥在冬，而后土居中，夹辅君主，这就是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不同的原因】春夏秋、中央的臣子都只有一人，而冬天有修与熙，大概是因为冬天在方位上为北，在卦象上为艮，在肾脏有左右，在器物上有权衡，在物类上有玄蛇，在颜色上有青黑，那么官职有修熙，是适宜的。司马迁不记载少皥，以黄帝、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他们的说法与四时五行的道理不合，应当以《月令》为准。

圜丘

方丘

《诗序》说：“郊祀天地。”《礼记》说：“凭借吉利的土地在郊外享祭帝，在南郊划定坛场，是就阳位而言。”因为在郊外，所以称为郊。又说：“筑高台必定依托丘陵，挖深坑必定依托川泽。”最恭敬的祭祀不设坛，扫地而祭，在泰坛焚烧柴火，是祭天；在泰折埋藏祭品，是祭地。《周礼》记载郊祀时两人送迎尸，凡是音乐以圜钟为宫，冬至时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降临；凡是音乐以函钟为宫，夏至时在沼泽中的方丘演奏，如果音乐演奏八变，那么地神都出现。《尔雅》说：“城邑之外称为郊。”又说：“非人为的自然高地称为丘。”在南郊祭祀天而在大地上的圜丘，是南郊的丘；丘圆形且高，用来象征天，这就是所谓“筑高台必定依托丘陵”。在北郊祭祀地而在沼泽中的方丘，是北郊的丘；丘方形且低，用来象征地，这就是所谓“挖深坑必定依托川泽”。泰坛，是南郊的坛，用来焚烧柴火；泰折，是北郊的坑，用来埋藏祭品。提到坛就知道泰折是坑，提到折就知道泰坛是圆形的；提到泰就是极大，提到坛折就是人为建造的。祭祀必定在自然的丘上，用来表达敬意；焚烧埋藏必定在人为的坛折上，用来完备礼仪。宗庙的礼仪，在两个台阶之间埋藏祭品，那么坛必定设在圜丘的南面，坑必定设在方丘的北面。焚烧柴火以升烟，埋藏祭品以达气，那么焚烧必定在音乐六变之前，埋藏必定在音乐八变之前。先王在郊丘焚烧埋藏，牺牲的角像茧栗一样小，牺牲的肉体完整【《国语》说：“郊禘之事有全脀”】，其羹，其器皿，有牺尊，疏布覆盖，禅杓，豆登，鼎爼，簠簋，匏爵之类【《诗》说：“于豆于登。”《礼记》说：“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镬，奉玉齍。”《礼记》又说：“以其上帝之粢盛。”《国语》说：“天子亲舂郊禘之盛，那么郊祀有簠簋可以知道了”】，借蒲越藁秸【《礼记》说：“莞簟之安，藳秸之尚”】，其音乐歌唱黄钟、大簇，演奏大吕、应钟；其舞蹈为云门、咸池；其鼓为靁鼓、灵鼓；其车为玉路、素车；其旗为太常；其服饰为大裘、衮冕；其插佩执持为大圭、镇圭；其位置则神在南

译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从祀，则日居东，月居西。《礼记》言祭社之礼，君南乡于北牖下，答阴之义，惟此则圜丘之上，王北乡可知也。《礼记》又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郊，主日而配月，则日月之位固东西设矣。郊主日，犹王燕则主膳夫；王嫁女则主诸侯。古法见君则主侍人，皆致严于尊，而郊礼于卑也。其礼不过因其自然，以报本反始，教民严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则兴鄜畤、密畤、上下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汉则增之以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于圜丘，谓天好阴，而兆于高山之下；其祠地不于方丘，谓地贵阳，而兆于泽中之圆丘。汉之祠天不于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于北郊而于汾阴、河东。以至坛有八觚，后世坛有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先王扫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乐有玉女，车有鸾路，骍驹、龙马，一切侈靡。而匡衡、刘向之徒邪正异同之论蜂起，一时元始之间缪戾尤甚。春则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则天地分祭于南郊。光武兆南郊于洛阳之阳，兆北郊于洛阳之阴，其礼仪度数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礼隳废殆尽，良可悼也。

译礼书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礼书卷八十九

宋 陈祥道 撰

祭祀明堂

《诗经·我将》的序言说：“在明堂祭祀文王。”《孝经》说：“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礼记·月令》记载：“季秋月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进入学校学习吹奏【为了适时地飨祭上帝】。这个月，盛大飨祭上帝【遍祭五帝】。”《礼记·曲礼》说：“盛大飨祭时不问卜【在明堂祭祀五帝，没有特定的对象可以占卜】。”《礼记·郊特牲》说：“郊祭用血，大飨用牲。”《礼记·乐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就知道孝道。”

先王对于天，尊崇而疏远，所以在郊外祭祀，并配以祖先；对于父，亲近而近便，所以在明堂祭祀，并配以父亲。《孝经》说：“孝道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尊敬父亲配享上天了。又说：“配享上帝的，天就是昊天上帝。上帝就是五帝与之并列。”明堂不祭祀昊天上帝，就不能说是配享上天；五帝不参与，就不能说是配享上帝。如果把上帝当作昊天上帝吗？而《周礼》把“旅上帝”与“旅四望”对举来说，那么上帝就不是单一的一位帝。如果明堂只祭祀昊天上帝吗？而《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那么五室就不是单一的一位。《礼记·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郑玄说：“禘、郊、祖、宗，是指祭祀时配享。”他的说法认为，让五帝坐在堂上，用五人帝及文王配享；让五神坐在庭中，用武王配享。然而古时候“祖有功而宗有德”，是说在宗庙中尊奉祖宗，不是说在明堂中配享【王肃说：如果确实如郑玄所说，那么经文应当说“祖祀文王”，而不说“宗祀”了。凡是说“宗”的，是尊重的意思。周人既在宗庙中尊奉其祖，又祭祀其宗】。《月令》中的“五人帝、五人神”，是用来配享四郊的。他们在明堂享祭，在经文中没有记载。何况让五神降临庭中，让武王配享，这难道是尊敬父亲的意思吗？然而“宗祀文王”的是成王。成王不祭祀武王而祭祀文王，大概是因为当时成王丧期未满，武王尚未立庙，所以只宗祀文王。这就是为什么说“周公其人”的原因。《诗经·丰年》的序言说：“丰年秋冬报祭”，那么秋报，是季秋在明堂祭祀；冬报，是冬至在郊外祭祀。先明堂而后郊外，是因为礼制由内及外；先严父而后祖先，是因为礼制由亲及尊。明堂的祭祀，相对于郊祭来说显得文饰，相对于庙祭来说显得质朴，所以郊祭只扫地铺草秸而已；明堂则有堂有筵席。郊祭只用特牲而已；明堂则用羊用牛。然而郊祭有燔燎，而明堂本来也有升烟。汉武帝明堂礼毕，在堂下燔燎，这是古代遗留的制度。从汉朝到唐朝，有的祭祀太一和五帝【光武帝】，有的只祭祀五帝【光武帝、明帝】，有的除去五帝的座位，都称为昊天上帝【晋武帝时议论除去明堂五帝的座位，都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座位而已，后来又恢复五帝的位次】，有的合祭天地【唐武后在明堂合祭天地，中宗沿袭】，有的配以祖先，有的配以群祖【汉武帝祭祀明堂，高皇帝配享；章帝祭祀明堂，以光武帝配享，后来又让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祖配享，各用一大牢】。他们的服饰，有的用衮冕【东晋武帝】，有的用大裘【梁代礼制】。他们的献祭，有的用一献，有的用三献【梁代朱升说：祭祀明堂改穿大裘，又因为崇尚质朴，不应该有三献，请求停止三献，只保留一献；隋代在雩坛实行三献礼】。况且明堂的制度，变化无常，与《考工记》的说法不同，都是一时的制度，确实如此。

祭祀大神、地示、土示的区别

《诗经》序言说：“郊祀天地，大宰祭祀五帝，就掌管百官的誓戒；祭祀大神、地示，也这样。”大宗伯用黄琮祭祀地【注：祭祀地在夏至，指神在昆仑的】，牺牲和币帛各自仿照其器物的颜色。凡是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祀大示，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小宗伯在大灾时以及执事人员向上下神示祈祷祭祀。典瑞用两圭有邸祭祀地。大司乐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来招致鬼神示。于是演奏大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来祭祀地示【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是六乐五变而招致介物及土示【原隰平地之神】。凡是音乐以函钟为宫，如果音乐八变，那么地示都出来，可以祭祀了【地示主昆仑】。大祝辨别六号，第二种是示号【如云后土地示】。凡是用神职事的人，在夏至招致地示物鬽。玉人用两圭有邸祭祀地。旅祭四望。孔颖达说：“黄琮祭祀昆仑之示，在夏至；两圭祭祀神州之示，适宜在七月。”《河图推象》说：“昆仑东南一万五千里，是神州。”《孝经纬》说：“在北郊祭祀地示。”

《周礼》有时说大示，有时说地示，有时说土示。大概大示是地中大的，地示是凡地的示都包括，土示只是五土的示而已。《礼记》说在南郊立坛，是就阳位。南郊祭祀天，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