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礼类,通礼之属,礼书,卷四十》>

译在明堂祭祀文王。《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月令》记载：季秋之月大享天帝。《唐月令》记载：九月在明堂大享。《乐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便懂得孝道。《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用来教导诸侯孝道的。《玉藻》说：天子在南门外听朔，闰月则关闭左门扉，站立其中【南门，指的是国门。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依照明堂的形制。明堂位于国都的南面，每月按时令所在的厅堂听朔。事毕返回路寝住宿，也依照此制。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在明堂门中听朔，然后回到路寝门内度过整月】。《左传》说：“勇猛就会伤害上级，不能登临明堂。”《孟子》记载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拆毁明堂，拆毁它还是保留它呢？”孟子说：“明堂是王者之堂。大王若想施行王道政治，就不要拆毁它。”《家语》说：“孔子参观明堂，看到四门墙上有尧、舜、桀、纣的画像，各自有善恶的形象，以及废兴的警戒。”《荀子·强国篇》说：“即使在塞外建造明堂来朝会诸侯，大概也是可以的。”孔颖达说：“《孝经纬》说：明堂位于国都的南面。又《异义》中淳于登解释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所以知道南门也是指国城南门，位于国都南面，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水木用事交接于东北，木火用事交接于东南，火土用事交接于中央，金土用事交接于西南，金水用事交接于西北。周人的明堂有五室，每室供奉一位帝。《大戴礼·盛德篇》说：明堂有九室，每室有四户八窗，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窗。屋顶覆盖茅草，上圆下方。其外环绕的水叫辟雍。《明堂月令》解释说：‘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四户八窗。宫墙方圆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卦的策数。屋顶圆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卦的策数。’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这是阴阳九六的变化，且圆盖方载体现了六九之道。八门象征八卦，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是用四户八窗乘以九十之数。门户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表示天下不藏私。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积。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也是二十八宿的象征。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方五色各自象征五行。外廓宽二十四丈，以应节气。又戴德说：明堂和辟雍是同一事物。《周礼》《孝经》说将明堂作为文王庙。《左传》鲁僖公五年，既视朝，遂登观榖。服氏说：‘人君入太庙视朔，天子叫灵榖，诸侯叫观榖，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说：明堂祖庙并与郑玄的说法不同，郑玄注《玉藻》说：‘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即郑玄的意思认为三者名异而同制。小学在公宫之左，大学在郊外，即说‘天子曰辟雍’，所以学校不能与明堂同为同一事物。又《天子宗庙》在雉门之外，《孝经纬》说：‘明堂在国之阳’，《玉藻》又说：‘听朔于南门之外’，所以明堂与宗庙地点不同，不能为一。蔡邕《明堂章句》说：‘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周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庙。’‘飨射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虽各异名，而事实一也。’袁准《正论》：‘明堂、宗庙、太学事义同，各有所为，而代儒者合为一体。’‘取《诗》《书》放逸之文，经典相似之语，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远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隐清净，鬼神所居，而使众学处焉。’‘飨射于中，人鬼慢黩，死生交错，囚俘截耳，疮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辂，以处其中，非其类也。’‘夫宗庙，鬼神之居，而祭天于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如袁准所论，与郑义合。或以周时德泽洽和，蒿茂以为宫柱名蒿宫，此天子之路寝也。《吕氏春秋》说：‘茅茨蒿柱，土阶三等。’汉武帝封泰山，泰山东北阯有古时明堂处，俭不敝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晓

译关于明堂的制度。济南公玉带进献了黄帝时期的明堂图，其规制中间有一座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水流贯通，水环绕宫墙形成复道，上面有楼，从西南进入的地方名叫昆仑，天子由此登上以进行拜祀，皇上也跟随这样做。隋朝没有明堂，而在季秋举行大享祭时暂借于雩坛。唐高祖、太宗时期暂借于圜丘，贞观年间，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商议从昆仑道登上上层以祭祀，在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认为不对，侍中魏征认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层用来祭祀，下层用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说的虽然不同，但大体相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的规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秘书监颜师古说：“《周书》叙述明堂有应门、雉门的规制，由此知道这是王者的常居罢了。那青阳、总章、明堂、太庙、左右个，都是路寝的名称。文王居住在明堂的一角，带着弓套，祭祀高禖，在九门杀牲禳灾，国家有酒宴以联合三族，推究这些事都与《月令》相符，那么都在路寝之中。《大戴礼记》说在近郊，又说文王的庙，这哪里足以取信呢？况且门有皋库，怎么能设在郊野？认为适宜靠近在宫中。”魏征和颜师古等都是当世名儒，他们的议论只到此为止。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县设置明堂县，表示一定要建立明堂，而议论的人纷纷扰扰，有的认为是五室，有的认为是九室，而高宗依据两种意见用帷帐幕布做成，与公卿临视观察而议论更加不统一，于是下诏随意颁布其制度，甚至取象于黄琮，在琮上设置鸱尾，其言论更加不合常理，而明堂也不能建立。直到武则天开始毁坏东都乾元殿，在其地建立明堂，制度淫靡奢侈，没有值得观看的，都不足以记载。后来被火焚毁，不久又再次建立。开元五年，玄宗派遣将作大匠康抗素毁坏它，康抗素认为劳民伤财，于是去掉上层，改换为真正的瓦片，而直到唐朝末年，季秋大享祭都暂借于圜丘。

译明堂的名称见于《周颂》《孝经》《左传》《孟子》《荀子》《考工记》《礼记》《孔子家语》，但其形制不见于经书，只有《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的长度是二七（十四步），宽度是长度的四倍再加一倍（即十七步半），五室的布局是每边三步，四角各三尺，有九级台阶，四面各有两扇夹窗，门用白土粉刷，堂的面积占三分之二，室的面积占三分之一。”商人的重屋，长度是七寻，堂高三尺，四面斜坡屋顶的重屋；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席为度量，每室占两筵，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明堂的区别【南北方向称为长，东西方向称为宽，夏代堂长二七，即十四步，其宽度在长度的基础上增加四分之一的长度，即十七步半，室每边三步，四角室各三步，四角各三尺则东西方向各增加三尺而中间四尺，以此计算，南北方向的室各一丈八尺，加上大室二丈四尺共六丈，东西方向的室也各一丈八尺而各增加三尺，大室也二丈四尺而增加四尺共七丈，门堂占三分之二，以堂长十四步，取三分之二则南北方向九步二尺，堂宽十七步半，取三分之二则东南方向十一步四尺】夏代的世室，商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那么制度逐渐变得文饰了，夏代以步为度量，商代以寻为度量，周代以筵为度量，那么堂逐渐变宽了，夏代只说堂的长度和宽度而不说高度，商代只说堂的长度而不说宽度，只说四阿而不说室，周代说堂的长度、宽度、高度而不说四阿，它们的说法大概都是互相补充的，郑康成说：“夏代堂高一尺，商代堂宽九寻”，道理或许如此，《月令》中中央太室，东边青阳，南边明堂，西边总章，北边玄堂，都分左右，个与太庙，那么就是五室十二堂了，明堂位前中阶，阼阶，宾阶，旁四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那么南面三阶，东西北各二阶，共九阶了【考工记五室九阶】大概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其外分别以十二堂，贯通以九阶，环绕以四门，而南门之外加上应门，这就是明堂的大致情况，《大戴礼》《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等人，论述明堂很多，只有淳于登认为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他的说法大概有所传承，为什么呢？听朔必在明堂，而《玉藻》说：“听朔于南门之外”，那么明堂在国都南面可知，成王朝见诸侯四夷之君都在四门之外而朝寝，之间有这种制度吗？那么明堂在国都之外，可知。然而大戴说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公玉带说为一殿居中，覆盖以茅草，环绕以水，设置复道，贯通以楼。郑康成说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康成以春秋书世室屋坏，明堂位称鲁公之庙文世室，武公之堂武世室，则以考工记所谓世室为庙，重屋为寝，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蔡邕说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这难道对吗？诸侯的庙见于公食大夫，只有东西房、东西夹而已，天子路寝见于书，也只有东西房、东西夹，又东序、西序、东堂、西堂而已，那么太庙、路寝没有五室十二堂了。称说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不对。宗庙居雉门之内，而教学饮射于其中，那么没有地方容纳学者，在祭祀神灵的宫室中享天神，在人间的室中享天神，那么失之亵渎。袁准曾经攻击过这一点。那么称说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不对。他们大概因为鲁国的太庙有天子的明堂之饰，晋国的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于是有同实异实之论，这是不知道诸侯有太庙无明堂，只是鲁国仿效其制，晋国仿效其名。四时之气，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那么青色是春之色，春是阳之中，所以春堂命名为青阳。总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所以秋堂命名为总章。明者万物之相见，玄者万物之复本，所以冬夏之堂命名为明堂和玄堂。左右之堂曰个，因为它介于四隅的缘故。中之堂曰太庙，因为大享在其中举行。古者鬼神所在皆谓之庙，《尚书》与《士虞礼》以嫔宫为庙，那么大享在其中，称为太庙可以。明堂的制作不始于周公，而武王时就有。《礼记》说：“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就是这样。不仅建在内部，外部的四岳也有。孟子之时，齐国有泰山之明堂就是这样【荀子强国篇说：“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使殆可也。”汉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则对，其言四时乘异路，载异旂，衣异衣，用异器，则不对。《明堂位》言朝诸侯于明堂则对，其言周公践天子之阼，负扆而受朝则不对。为什么呢？王者迎五气则在东南西北之四郊，礼六神则以苍、黄、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时以巡岳，顺闰月以居门，而天地之间

译无不恭敬顺从。那么十二月在明堂听政受朔，也不算过分。至于车旗的区别，记载于《巾车》《司常》；衣冠的等级，记载于《弁师》《司服》。都没有四季不同的规定。《礼运》说：“五色十二衣，轮流作为底色。”郎顗说：“王者顺应天时，从春到夏，改穿青色衣服为红色衣服，这不是古制。”《尚书》说：“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诗序》说：“周公建成洛邑后，朝见诸侯，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大概成王居丧，周公位居冢宰，百官都总领自己职责听从他。等到建成洛邑，辅佐成王朝见诸侯。《诗序》说“朝见诸侯，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朝见不在宗庙，而在明堂，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说周公代替成王接受朝见，那就错了。况且周公东征时，是奉王命才前往；他居留在东方时，是等待成王考察自己后才返回。那么周公侍奉成王如此恭敬，谁说他会敢代替成王呢？“代替”的说法，始于荀子，盛行于汉代儒生。于是把“复子明辟”当作还政的事情，把“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当作还政的时间。这都是不了解《尚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