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三

译臣观察蛮人的情势，他们所依仗的是地形险峻，居高临下，大军难以并排行进。然而他们的土地贫瘠坚硬，物资储藏空虚匮乏，采用刀耕火种来取得粮食。这种形势可以从容谋划，不能迅速夺取；可以用计谋取胜，不能凭力量硬争。如今广东西路教阅的忠敢军、澄海军，湖南北路的雄武军等，都习惯于跋涉险阻，而且所训练的兵器与蛮人使用的略同。请迅速派他们前往宜州策应，并用其他军队替代他们原来的防务。仍命转运使准备数年的军粮；今年秋冬之交，山岚之气已经消退，进军占据他们的出路，转运粮食、补充士卒，作长期相持的打算。等到找到有利时机，立即谋划深入，可以荡平他们的巢穴，断绝道路。即使他们逃入山林，也要毁坏他们的房屋，焚烧他们的积蓄，使他们进攻时没有可抢掠的收获，退守时没有防备的物资。然后晓谕他们国家的恩德，允许他们送来归顺文书，并把他们迁到内地各郡，收取他们的土地，招募百姓耕种，将来足以拓展疆土，使外夷成为屏障。还应下诏给附近各部蛮人，晓谕朝廷讨伐叛乱的意图，不许他们互相声援；如果能取得敌人首级，就用金帛优厚奖赏。计划如果采取这一方案，那么不超过一年，叛贼一定会被消灭。何况广西溪峒、荆湖、川峡一带的蛮族部落很多，大都喜欢制造骚动。经过这次行动，他们一定都会震恐，可以保证数十年没有突然扰乱的忧患。朝廷采用了他的策略，派冯伸己守卫桂州并负责经制此事，蛮人于是被平定。他又陈述八条有利于政事的建议：第一，重视爵位和赏赐。先王用爵位褒奖德行，用俸禄赏赐功劳，用名号确定等级品秩，用职位任用有实际才能的人。从来没有无德之人占据高爵、无功之人享受厚禄、不是合适人选却得到美名、没有相应才能却位居显位的情况。不给人轻率授官，并不是吝惜恩宠，而是因为官职授予不当，便会使不肖之人得意。不给人轻率赏赐，也不是吝惜财物，而是因为实际功劳不属于那个人，侥幸求取的人就会增多。不仅如此，还会败坏国家、损伤政事，招致侮辱、留下祸患。上面触犯天意，下面违逆人心，灾异一旦兴起，妖孽便会出现。所以汉代同一天封五侯，天气便呈赤黄色；等到丁氏、傅氏受封时，天象变化也一样。杨宣认为，这是爵位和封土超过制度、损伤扰乱土气的征兆。第二，慎重选择官员。如今内外臣僚按照任职年限依次升迁调动，已经造成官职泛滥；又有人稍有微小功效，便援引这种先例希望升迁。朝臣则升任监司，使臣则授予横行官阶。不问人的才干和声望是否相称、是否可以任用，一概甄别而授予俸禄官职。这样不到两三年，便白白造成清要显贵的职位。若不停止，今后恐怕连将相之位也要拿来作为赏赐了。第三，明确荐举制度。如今有职位的人大多援引亲戚旧友，有的又迫于权贵压力，这很不是荐举贤能、辅助国家和为官职选择人才的办法。如果要官位出现空缺而选择人选，应当像祖宗旧例那样，查取班簿，亲自选择五品以上有清望的官员，各让他们荐举一两人，陈述其才能、德行和功业，再由陛下与执政大臣共同考察验证后提拔。考察任用后确有成效，就先奖赏荐举者；否则就贬黜责罚他们。这样，人人都能自我勉励。又如选人条约过于严苛。旧制规定，三人保荐，便可以选授京官，如今却要五人。旧时转运使、提点刑狱通常各相当于三人的荐举资格，如今只相当于一人。过去大两省官每年荐举五人，如今只能荐举三人；升朝官荐举三人，如今却只能荐举一人。过去不论是否在任、是否属于所统辖范围，都可以上奏荐举；如今必须在任且属于所统辖范围才允许论荐。这样驱使下级官员奔走，难免使贤能与愚劣之人一同被耽搁。第四，使服饰章物有所区别。朝班中掌握技艺的人员与丞郎等清望官一样佩戴金鱼袋，内侍班行与学士一样穿金带服饰，这难道是朝廷对待贤才、增加礼遇的意思吗？应当加以裁定，使服饰章采有所区别，这样人的品级就能确定，朝廷礼仪也能端正。第五，使才能与职位相称。古代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到隋代的六品官、唐代的五品官，都由吏部专门决定官员的任免。如今审官院、流内铨，就是古代的吏部；三班院，就是古代的兵部。它们不问官职事务的繁简、才能的长短，只把资历深浅作为先后标准，有关部门不过主管簿籍罢了。想要使贤能与不肖有所区别，是不可能的。太宗皇帝当初采用赵普的建议，设置考课院来分割中书的权力，如今的审官院就是这个机构，它的职任难道轻微吗？应当选择主判官，把事权交给他，责成他做好选官之事。如果认为格例设置已久，不能立即更改，那么对于有特殊才能、高尚品行的人，也应允许另行论奏。例如寇准判铨时，荐举选人钱若水等三人，一并升为朝官，任直馆。对于没有才能的人，也应允许上奏黜退；像唐代卢从愿任吏部时，对确实没有才能的人都令其停止铨选，十人中连一个也不取，就是这个意思。第六，选择将帅。汉代制度规定，边防有警时，左右近臣都可以担任将帅。唐朝文臣从员外郎、郎中以上，担任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等，都是培养将帅的办法，哪里曾经把文臣武将截然分开？近年设置武举，选得的人不过授给三班官，让人负责监临，想指望他们建功立业，怎么可能呢？臣僚荐举改任武职的人，必须既有才能武艺、精通弓马，又会书写、计算和谋略，要求也太全面了。应当让有才干武艺的人担任统领，让有谋略的人承担边防重任；如果平时培养士人，就不必担心他们没有用武之地。第七，辨别忠臣与奸邪。忠贤之人憎恨奸邪，叫作除去恶人；恶人不除，就会危害政事、损伤国家。奸邪之人陷害忠良，叫作蒙蔽圣明；圣明不被蒙蔽，他们就无法酝酿奸恶、肆意施毒。忠邪的端倪，只有君主应当深入辨别。自古称为圣明的帝王，没有谁超过唐尧，然而四凶仍在朝廷，毁坏排斥善类。最喜爱贤人的君主，没有谁超过汉文帝，然而绛侯周勃、灌婴等人位列朝廷，也不能容纳贤臣。希望陛下以此为鉴，不要让毁誉之说得以流行，不要让好恶之徒任意施展意志；这样忠贤就会进用，邪恶奸慝就会消除。第八，修治预备。国家承平，天下无事将近八十年，百姓的粮食本应充足却不充足，国家的财用本应丰裕却还不丰裕，实在令人奇怪。过去明道初年，虫灾、螟灾、水灾、旱灾几乎遍及天下。先是饥荒，接着是疫病，百姓流离转徙、死亡的数也数不清。幸而近几年略有丰收，流亡者稍稍回归，而在位者却从未留意预先防备之道。没有比安定百姓、使其获利，富足国家、使粮食充足更重要的了。要使百姓安定，就要慎重选择守宰、彰明教化；要使百姓获利，就要为他们除去兼并，禁止游惰末业。体恤他们的疾苦，减轻他们的徭役，百姓就会安定并获利。要使国家富足，就必须崇尚节俭，敦厚质朴，免除浮费。要使粮食充足，就要裁减冗余官吏，除去军队和释教方面的弊害，杜绝奢靡的弊病，堵塞雕饰虚伪的根源；这样国家的粮食就会充足。百姓在下富足，国家在上富裕，即使发生灾异，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译奏章上呈后，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它。苏绅升任史馆修撰，提拔为知制诰，入翰林任学士。两次升迁为尚书礼部郎中。王素、欧阳修任谏官，多次议论政事，苏绅嫉恨他们。适逢京师祈求降雨，苏绅请求入对，说：“《洪范》的五事说：‘言语不被听从，这叫作不治理；它的咎过是僭越，它的惩罚是经常发生旱灾。’这是说国家的号令不能专出于君上，威权和恩赏的权柄有时转移到臣下手中，造成虚浮喧哗、愤怒混乱，所以它的咎过是僭越。”又说：“百官职位越过等级，这叫作僭越。刑罚和赏赐妄自施加，群阴之气不能依附，阳气便占优势，所以它的惩罚是经常发生旱灾。如今朝廷号令有不统一的地方，百官中有越过职分、欺凌君上的人，刑赏有妄加于下属的地方，下属有人谋求僭越君上的事情。如果对此不加思考，即使向天地上下的神祇祈祷，也恐怕不合天意。”苏绅的意思是借此指斥谏官。谏官也说苏绅荐举御史马端不是合适的人选，于是苏绅改任龙图阁学士、扬州知州，后来又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权判尚书省。苏绅热衷于进取，善于暗中中伤别人。他暗中陷害王德用，奏疏中甚至有“住宅枕靠乾冈，容貌像太祖”这样的话，皇帝厌恶这些内容，把奏疏藏起来没有下发。于是苏绅被外放，以吏部郎中的身份改任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河阳知州，调任河中。还没有出发便患病，被医者的药误治；他仍勉强带病把医者打了一顿，不久便去世。苏绅博学多闻，喜欢议论政事。他曾请求停止连续多日临朝视事，恢复唐代每月朔日、望日召集仪仗入阁的制度，间或在便殿开朝，召见并询问辅臣；放宽制举科的资格限制，以收罗杰出人才；选任谏官，不要侵夺御史的职权。赵元昊反叛时，他请求下诏让边帅制定进兵讨伐的计划，并且说：“把十年防守的费用用作一年进攻夺取的资本；否则，防守的准备就不只需要十年了。”又说：“如今边军只防备陕西，恐怕贼人出其不意窥伺河东，那么麟州、府州也不能不考虑，应当稍微调动军队加强防备。鄜州、延州与原州、镇戎军都正当贼寇冲要之地，但屯兵多少不均。有的地方如果遭到原州、镇戎军的贼寇侵袭，鄜州、延州还能出兵援助。陕西屯兵太多，永兴是关中、陇右的根本，而戍守者不到三千人。应当留下西部戍军，壮大关中的形势，以便缓急之时调发。郡县防备盗贼不严谨，请增加县尉人数，增补弓手名籍。”他论述利害的地方很多。苏绅与梁适一同在两禁任职，人们认为他们为人险诈偏邪，所以当时有话说：“草头木脚，陷人倒卓。”苏绅的儿子苏颂，另有传记。王洙，字原叔，应天府宋城人。年轻时聪敏博学，记忆和学问超过常人。起初参加进士考试，和郭稹互相作保。有人告发郭稹冒犯祖母服丧的禫祭礼制，主考官想免除王洙连坐的法律责任，召来对他说：“不再作保，可以替换。”王洙说：“既然作保了，我不愿更换。”于是他和郭稹一起被罢黜。第二次参加考试，考中甲科，补任舒城县尉。因审覆县民钟元杀妻一案不实而获罪，被免官。后来调任富川县主簿。晏殊留守南京时，厚待他，荐举他为府学教授。召任国子监说书，改任直讲。校订《史记》《汉书》，提拔为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任天章阁侍讲。专在迩英阁讲读《宝训》《要言》。屡次升迁为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完成后，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修撰《国朝会要》，加任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因到进奏院赛神时与女妓混杂同坐，被御史弹劾，降为濠州知州，调任襄州。适逢贝州士卒叛乱，各州郡都惊恐不安，襄州佐史请求停止训练士兵，王洙没有听从。佐史又请求不要发给真正的兵器，王洙说：“这正是使人不安的做法。”于是命令发给府库中的兵器，照平日一样训练，众人没有谁敢喧哗。调任徐州。当时京东发生饥荒，朝廷商议堵塞商胡一带的道路，征收楗薪，运送一半后停止堵塞。王洙命令把剩余的楗薪改换成谷粟，诱导愿意输送的人用粮食供给流民，又趁机招募其中强壮的人为兵，得到一千多人，盗贼因而减少平息。有关部门上报他的政绩为最优，列为京东第一，调任亳州。又任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皇帝将要祭祀明堂，宋祁说：“明堂的制度已经很久没有讲究了，王洙有《礼经》方面的学问，希望让他一同制定仪式。”皇帝下诏召回王洙任太常，后来两次升迁为兵部员外郎，命他撰写《大飨明堂记》。授任史馆修撰，升为知制诰。皇帝诏令诸儒确定雅乐，长久不能决定。王洙与胡瑗重新制作钟磬，却没有区别形制和容量。皇祐五年，在南郊举行祭祀，王洙劝皇上采用新乐，后来议论者多认为不对，最终不再采用。夏竦去世，赐谥号文献。王洙负责起草制书，封还谥号名称，说：“臣下不应当与僖祖使用同一个谥号。”于是又说：“以前有关部门给王溥谥号文献，给章得象谥号文宪，字虽不同而读音相同，也都应当改掉。”于是太常改给夏竦谥号文庄，王溥、章得象也都改了谥号。他曾出使契丹，到达靴淀。契丹派刘六符来陪宴，并且说耶律防擅长绘画，过去曾持礼节出使南朝，画了圣容带回去，想把他带到馆舍中来。王洙说：“这里不是瞻拜圣容的地方。”刘六符说恐怕以前没有得到圣容的真实面貌，想派耶律防再去传摹，王洙极力拒绝。他曾说天下田税不均，请采用郭谘、孙琳提出的千步开方法，颁行各州县以均平田税。贵妃张氏去世，在皇仪殿办理丧事，追册为温成皇后。王洙搜集指摘其中不合礼制之处，暗中迎合内侍石全彬，附会当时的事情。陈执中、刘沆在中书省，喜欢他能帮助自己，提拔王洙为翰林学士。后来温成皇后在园中建庙，并且想使用乐舞，皇帝下诏让礼院议论。礼官的意见没有统一，王洙命礼直官填写印纸，上奏请求使用乐舞，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礼官吴充、鞠直卿发文给开封府，追究礼直官擅自发放印纸的罪。知府蔡襄释放礼直官而不予追问，但谏官范镇上疏说礼院关于园陵的前后议论不一致，请求追究原因。御史接连不断地论奏此事，宰相认为吴充等人是在煽动言论，便把他们都罢免斥退。

译后来王洙凭借兄长王尧臣任参知政事的关系，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罢免一个学士，却换成两个学士并兼任讲读，此前从来没有过。这一年，京东、河北秋季大丰收。王洙说：“近年来边地购买粮食，抬高虚价数倍，即使因此稍微延缓支付日期，最终仍要用实钱和山泽出产之物偿付，以致三司财用困窘。请借用内藏库的禁钱，趁时在京东、河北平价收购粮食，以供应边军粮食，这样就可以从容缓解边地买粮的急迫。”他又说：“近来选任谏官、御史，凡是执政大臣曾经推荐过的人，都不让入选。而且士人修养自身、勉励操行，稍微被大臣所知，反而被搁置不用，实在可惜。”等到他患病一个多月，皇帝派使者问：“病稍微好些了吗？还能起身侍奉经席吗？”当时他已经不能起身了。王洙广泛阅览各种传记，至于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书隶书等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去世后赐谥号“文”，御史吴中复说官员不应当得到谥号，于是停止赐谥。参与编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著有《易传》十卷、杂文一千多篇。儿子是钦臣。钦臣，字仲至，清正明亮而有志向操守。他把文章送给欧阳修，欧阳修很器重他。凭借荫补入官，文彦博推荐他参加学士院考试，赐进士及第。历任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年，任工部员外郎。出使高丽，回来后升任太仆少卿，调任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朝答对，哲宗说：“这份阅书诏写得很不合人意，谁可以担任学士？”钱勰回答说钦臣可以。哲宗说：“章惇不喜欢他。”于是任钱勰为学士，让钦臣兼领开封府。改任集贤殿修撰、和州知州。调任饶州，降职为提举太平观。徽宗即位，恢复待制职，任成德军知军。去世时六十七岁。钦臣一生写文章很多，交往的全是名士，只是喜好古物，收藏书籍数万卷，亲手校勘订正，世人称为善本。胥偃，字安道，潭州长沙人。年轻时努力求学，河东人柳开看到他所写的文章，说：“将来你一定会名闻天下。”考中进士甲科，授任大理评事、湖州和舒州通判，任直集贤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礼院知院事，后来两次升迁为太常丞、开封县知县。他与御史高升一同主持府学进士考试，试卷封好、弥封卷首后，却总是拆开查看，挑选有名望者列在前面。因此降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监管光化军酒务。起复任邓州通判，又任太常丞。林特任许州知州时，征召他主持州中事务，调任汉阳军知军。回朝后任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屡次升迁为尚书刑部员外郎，随后任知制诰，升工部郎中，入翰林任学士，权知开封府。忻州发生地震，胥偃认为：“地震，是阴气强盛的表现。如今朝廷的政令不能专由皇上发出，而后宫和外戚所受恩泽日益增多，这是阳气不能胜过阴气的征兆。应当选择将领、训练军队，以防备边塞。”赵元昊没有前来朝贡，胥偃说：“仓促讨伐他，过于暴烈。应当派使者询问他不臣服的情况，等到他的言辞理屈之后再出兵。这样理亏的在他一方，而王师出兵也就有了正当名义。”又上奏说：“戍边士兵轮换回朝，应当依照祖宗制度，考阅他们的技艺后，按优劣次序逐级进用。” 适逢有卫士贿赂仓库小吏，要求挑选冬衣，因此获罪下狱的有三十多人。当时正是八月，霜雪突然降临。胥偃推究《洪范》中“急，恒寒若”所说的罪咎，请求按照未减的原判办理，奏请得到批准。西部边塞用兵时，士卒的妻子儿女留在京师而犯法，依法应当处死；皇帝不忍用刑，有人想把毒药放进饮食中，让他们安然死去。胥偃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皇帝也后悔而停止。宦人程智诚和三班使臣冯文显等八人获罪，皇帝派人赦免程智诚等三人，而冯文显等五人依法定罪。胥偃说：“只体恤亲近的人而遗弃疏远的人，不是治理政事的办法，何况同罪却刑罚不同呢？”皇帝下诏把他们一并释放。不久，胥偃去世。胥偃未做官时，家中有几十顷良田；显贵以后，全部送给族人。起初，天下职田没有规定领取的期限，而赴任官员大多以先后到任作为划分标准。胥偃请求把水田、陆田分别限定月份，于是将此写入法令。他曾与谢绛奉诏主持考试中书吏员，但有大臣把私人的简帖托付给胥偃；胥偃不敢拆看，立即把它烧掉。欧阳修初次见到胥偃时，胥偃喜爱他的文章，便召他置于门下，把女儿嫁给他。胥偃负责纠察刑狱时，范仲淹任京府尹，胥偃多次纠察他标新立异、不遵循法令的地方。欧阳修当时正与范仲淹友善，因此与胥偃产生了嫌隙。儿子元衡有学问品行，能够自立，任尚书都官员外郎；他和他的儿子茂谌都早逝。胥偃的妻子是直史馆刁约的妹妹。她与元衡的妻子韩氏、茂谌的妻子谢氏都寡居丹阳，内宅门庭很有法度，江淮人至今还称道她们。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年轻时贫穷，奋发求学，堂祖柳开很器重他。考中进士甲科，任大理评事、滁州通判。升任著作郎、直集贤院、秀州知州。授任三司度支判官，出任宣州知州。提拔为修起居注、知制诰。请求任苏州知州，调任杭州，屡次升迁为尚书工部员外郎、郎中。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升任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后来因病辞职，改任侍读学士、邓州知州。升任给事中，调往颍州。在此以前，张海、郭邈山在京西叛乱，攻打劫掠县镇；光化军士卒邵兴也率领同党作乱，驱逐官吏，夺取府库兵器后离去。当时柳植兼领京西安抚使，因贼寇在辖区内发动而不能察觉获罪，降为右谏议大夫、黄州知州。过了很久，恢复他的官职。又因荐举张得一而被降职，不久又恢复原职。历任寿州、亳州、蔡州、扬州四州知州，分司西京，便退休。屡次升迁为吏部侍郎，去世。柳植平日居处谨慎畏惧，少言少笑，所到任的官舍，蔬菜瓜果从不随意采摘，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当时人称赞他的廉洁。聂冠卿，字长孺，是歙州新安人。他的五世祖聂师道，曾由杨行密用版奏荐举，号称“问政先生”，官至鸿胪卿。聂冠卿考中进士，授任连州军事推官。杨亿喜爱他的文章，于是大臣们交相荐举，朝廷召他到学士院试用，任校勘馆阁书籍。后来升任大理寺丞，任集贤校理、蕲州通判。因曾校勘《十代兴亡论》出现错误，被罢免官职。

译又升任太常博士，恢复任集贤校理。他上言说：“天下每十天上报一次案件，虽然笞刑、杖刑都复核了，但判徒刑、流刑而不关押在狱中的人，却不把案件上报，这不符合慎重怜悯刑罚的本意。请从今以后停止复核笞、杖罪；徒刑以上的罪，即使没有关押，也要上报复核。”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他主管登闻鼓院，历任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度支判官，兼同修起居注。多次升迁后任尚书工部郎中。当初，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订大乐，命聂冠卿查考新近审阅的事迹。他又参与编选《景祐广乐记》，特意升任刑部郎中、直集贤院。后来以兵部郎中、知制诰主管太常礼院，并负责纠察刑狱。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国主对他说：“你家先世奉行道术，子孙本来就有显达昌盛的。”契丹国主曾读过他所著的《蕲春集》，认为文辞极其清丽，于是亲自击球并纵情饮酒，命聂冠卿作诗，对他的礼遇十分优厚。回朝后，任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入翰林院任学士。母亲去世后，他服丧复出，主管昭文馆。不久兼任侍读学士。聂冠卿每次进宫讲读《左氏春秋》，一定引用尊崇天子、贬抑霸主的道理来规劝皇帝。一天，他在皇帝面前笏板坠落，皇帝怜悯他因丧亲而形体毁损、身体羸弱，退朝后赐给他宫中的汤药。不久，他告假回乡安葬亲人，走到扬州时去世。皇帝下诏任命他的弟弟、太常博士聂世卿为宣州通判。当初，聂世卿监领延丰仓，挖地得到一块古砖，上面有隶书文字，大半已经漫漶不能辨认。其中可以辨认的文字说：“您的先世餐霞食气、栖息云间，品行高尚而不出仕，在江边累石为居。”又说：“昭王大丞相聂。”又说：“水龙夜里号叫，傍晚鸡惊飞。那年九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聂冠卿起初看到这些话便很厌恶，到了这时，核对他去世的年月和享年，竟没有一点不同。聂冠卿嗜好学习，喜爱古事，手中从未放下书卷，尤其擅长作诗，有《蕲春集》十卷。史臣评论说：学士大夫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是因为修养操行。 《诗经》说：“没有人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君子不可不谨慎。禹锡迂腐浅陋，不懂得知足止步的警戒，受到当时人的讥笑。绅急于求进，喜欢倾轧他人。洙阿谀奉承、牵强附会，晚年操守污变，最终忘却了平生所学。偃为人恬静正直，植廉洁耿介，冠卿高雅崇尚，他们位列侍从之臣，大概可以无愧于心了。冯元，字道宗。高祖冯禧，唐朝末年在广州任官，凭借术数出仕刘氏政权。传了三代到他的父亲冯邴，广南平定后入朝，任保章正。冯元小时候跟随崔颐正、孙奭学习《五经》的大义，和乐安人孙质、吴地人陆参、谯地人夏侯圭友善相交，常常聚居讲学，有时通宵不睡，号称“四友”。考中进士，授任江阴县尉。当时诏令流内铨选取通晓经义的人补任学官，冯元自荐精通《五经》。谢泌笑着说：“古人学习一部经书，有的直到头发花白还未学成；你还年轻，难道能够全部通晓吗？”冯元回答：“通达的人能够用一个原则贯通全部。”谢泌又询问疑难经义，冯元辨析回答没有滞碍。于是补任国子监讲书，升为大理评事，擢升崇文院检讨，兼任国子监直讲。王旦听说他的名声，曾让他讲说《论语》《老子》，让众子弟在旁听讲，于是推荐了他。真宗在殿中考试进士，召冯元讲解《易经》。冯元进言说：“地天相交成为《泰卦》，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互交合。君主之道最尊贵，臣下之道最卑下，只有上下相互亲和，才可以辅佐天地，使万物各得其宜、共同化育。”皇帝很高兴。不久，升任太子中允、直龙图阁，诏令他参与内朝。直龙图阁参与内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天禧初年，他多次和查道、李虚己、李行简到宣和门北阁讲解《易经》。升任太常丞，兼判礼部、吏部南曹。皇子被封为寿春郡王，王旦又推荐冯元适合在资善堂讲经。皇帝认为冯元年轻，改用崔遵度。恰逢崔遵度去世，冯元被擢升为左正言，兼任太子右谕德。仁宗即位后，冯元升任户部员外郎，任直学士兼侍讲。他和孙奭凭借经学一同进宫讲论，从此仁宗更加向往学习。历任会灵观副使、知通进银台司、判登闻检院、同判国子监。按旧例，国子监多由老成的儒者主管，后来颇多任用公卿子弟，职任相当于管理仓库。到孙奭、冯元一同受命任职时，士人议论对此心悦诚服。冯元任同知贡举，升为龙图阁学士，参与编修《三朝正史》。又任翰林学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馆修撰、判流内铨兼群牧使，四次升迁为给事中。明道元年，冯元负责监护宸妃的安葬事务。等到仁宗亲自执政，追封宸妃为庄懿皇后，改葬于永定陵。墓穴挖开后泉水流出，墓地低洼泥泞，有人以监护失职为由弹劾他，于是罢免翰林学士、改任知河阳。王曾替他说情，认为冯元是仁宗东宫旧臣，不应因小过失而弃置在外。于是立即召回任翰林侍讲学士，升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又主管礼院、国子监。进献《金华五箴》，皇帝赐书褒奖答复。参与修撰《景祐广乐记》，书成后升任户部侍郎。他患足疾，气息急促，嘱托李淑、宋祁为他撰写墓志铭。去世后，追赠本部尚书，谥号章靖。冯元性情简朴厚重，不经营声誉，除非有庆贺或吊丧的事，从不拜访二府。亲自服父母丧，从括发到祥祭、练祭，都按照礼制更换丧服，不做世俗的斋荐仪式；遇到祭祀日，只和门生相对而坐，诵读讲说《孝经》罢了。他熟悉古今台阁制度、品秩和仪式方面的事情，尤其精通《易经》。当初，冯元七岁时正在读《易经》，每天夜里都梦见一个异人，把绀色莲花给他，让他吞下，并且说：“好好读这部书，后来一定会显贵。”冯元年老以后，仍大致每三天诵读一次《易经》。他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冯譓为后嗣。赵师民，字周翰，是青州临淄人。九岁就能写文章，考中进士，孙奭征召他到兖州讲书，兼领诸城主簿。赵师民学问精深广博，孙奭自认为不如他。夏竦尤其惊异并器重他，称他为“盛德君子”，谈到他的文章和品行，愿意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恩荫资格转给他，授予他京官。任命他为齐州推官、青州教授，后改任天平军节度推官。赵师民五十岁时来到京师，近臣张观、宋郊、王尧臣、庞籍、韩琦、明镐接连推荐他，朝廷任命他为国子监直讲，兼任润王、冀王府教授。改任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任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升任宗正丞。

译适逢赵元昊反叛，朝廷停止进讲。赵师民上书陈述十五件事：一是咨询辅弼大臣，二是任命将帅，三是选择侍从，四是选拔地方长官，五是整治军队，六是修整边防，七是求取谏诤，八是延请讲读，九是改革贡举，十是长期实行官府政务，十一是谨慎使用财物，十二是不遗漏年长者，十三是容纳诽谤，十四是革除忌讳，十五是慎重发布命令。又进献《劝讲箴》。第二年春天，皇帝于是驾临迎阳门，召近臣观看图画，又命令恢复讲读经史。赵师民见朝廷厌恶战争，委曲心意想要招抚赵元昊，内心不能平静。于是上言请求任职一方，以图报效。升任天章阁侍讲、同知贡举，进为待制、同判宗正寺。他曾讲解《诗经》中的“如彼泉流”，说：“水刚刚流出，比喻王政开始施行。顺势流行就会通畅，通畅所以清洁；逆行混乱就会堵塞，堵塞所以浑浊败坏。任用贤人，王政就会通畅，社会就会清明太平；任用邪人，君王的恩泽就会壅塞，社会就会浑浊败坏。周幽王失去正道，任用邪人、排斥正人，正人不能胜过邪人，即使有善人，也不能治理国家，反而将互相牵连，一同沉沦于污浊之中。”皇帝说：“水为什么可以比喻政治？”赵师民回答：“水顺势流动并滋润下方，有利于万物，所以用它比喻政治；在比喻兴发的意义上，这是最重要的。” 后来讲解《论语》，皇帝问“修养文德”是什么意思。赵师民说：“‘文’是贯通天地、治理天下的总称。统治人民的道理，是用仁来抚育，用义来制约，用礼来交往，用诚信来讲求，这些都属于文德。”皇帝说：“然而其中最优先的，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了。”赵师民说：“诚信是天下的大根本，仁义礼乐都必须由诚信而来，这确实是至高之道的关键。”皇帝又问“钻燧改火”，赵师民说：“古代圣王的一举一动都一定顺应天时，所以四季更替，火也随着树木的颜色而改变。近世渐渐只求苟且简便，认为这不是治理所必需的器具，于是废弃了它，直到后来各种事情都比不上古代。”皇帝又问：“子夏、子张所说的交友之道，谁的更好？”赵师民说：“圣贤哲人的道理，包含广博，和天地并列。对善人，使他能够增进德行；对恶人，使他改正行为。子张的话更好。” 另一天读《汉记》，皇帝问起长安城，众人都不能回答，便一同推举赵师民。赵师民于是陈述历代建都雍地的年代以及旧址所在，仿佛在手掌上画出来一样清楚。皇帝高兴地说：“你记得怎么这样清楚！”赵师民在经筵任职十多年，很受皇帝器重和赏识。他曾在盛夏因病在家，皇帝用飞白书在团扇上写“和平”二字，赐给他以寄托心意。赵师民多次请求补任郡职，朝廷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皇帝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称他为“儒林旧德”。临行前，他上疏说：近来看到太阳在正朔之日发生日食，这虽然属于阴阳变化之事，但我也担心这是上天想借此感动圣心。臣不是掌管天文史事的人，不懂天道，只是依照愚见陈述。那个月在亥月，亥属水，是纯阴；那一天为丙日，丙属纯阳。月亮遮掩太阳，是阴侵犯阳、下位遮蔽上位的象征。《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说：“那个月逐渐昏暗，那一天也逐渐昏暗。”说的是阴邪侵害阳刚，失去了正常秩序。又说：“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说的是下位凌驾上位，侵犯上位的权力。又说：“皇父为卿士，番为司徒；家伯为宰，中允为膳夫；聚子为内史，蹶为趣马，楀为师氏。”说的是大小臣僚中有任用不得其人的情况。周王室衰微之际，当时的君王失德。今天引用这些来作比喻，是因为事情有所对应，本来就应当不加忌讳。凡是上天显示灾异，都是因为君主有过失；否则，就是下位遮蔽了上位。古代君主的过失，不过是暴虐、怠惰、轻慢，奢侈放纵，不学习古代的制度。除去这些，还有什么失道的原因呢？如今圣心慈仁恭敬勤勉，生活俭约而自我约束，举动都遵循典礼；如果不是下位蒙蔽上位、邪人扰乱正道，使君主的恩泽不能下达到底，那又是谁的过错呢？希望陛下早晚向丞弼等心腹大臣，以及左右近侍、掌管耳目之职的官员咨询。对其中忠诚纯正的人，应当同他们慎重选择内外百官以及州县的长官，使君主的恩泽贯彻到下层，不被群邪遮蔽阻塞，这就是亿万百姓的幸运。” 三次升迁后任刑部郎中，又兼领宗正事务，去世。赵师民淳朴安静、刚强敏捷，举止凝重。他幼年丧父，悲哀深切，不蓄婢妾，四十四岁才结婚。他志向清高深远，专心把读书作为事业。性情极其慈爱宽恕，勤于处理政务，施政有惠民爱民之意。他曾上奏请求免除陕西旱灾地区的租税。又想论奏榷酤制度的各种弊病，适逢仁宗身体不适而停止。他常忧虑近世官员失去职守，撰写《正官名》，其中许多议论没有流传下来。有文集三十卷。儿子赵彦若，考试中书舍人。张锡，字贶之，祖先是京兆人。曾祖张山甫曾跟随唐僖宗进入蜀地，蜀地平定后，全家迁居汉阳。张锡考中进士甲科，任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南昌县。升任著作郎、知新州。当初在州中创办学校，从这以后当地人才开始知道求学。又升任太常博士、监染院。朝廷下诏选拔能干的官吏治理京畿县，于是任命张锡知东明县。他刚到任，便命令属下说：“我所治理的有三类人：依仗武力的、依仗财富的、依仗赎金的，我首先要整治的就是他们。”一年之内，他的政绩便上报朝廷。枢密直学士李及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丁谓被贬到崖州，有人商议把他召回内地。张锡上疏说：“奸邪之人玩弄国政，本来应当和天下人一同抛弃他；如今又把他召回，是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因此只把丁谓迁到雷州。王清昭应宫发生火灾，牵连拘捕了很多人。张锡说：“把天灾反过来归罪于人，恐怕会加重上天的愤怒。希望修养德行来回应天意。”适逢议论此事的人很多，案件于是得以解除。升任殿中侍御史，代理三司盐铁判官，出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改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回朝后主管度支勾院，任京东转运使。淄、青、齐、濮、郓等州的百姓冒籍耕种黄河岸边的土地，多次发生争讼。张锡命人登记这些土地，每年收取租绢二十多万，诉讼也因此平息。主管盐铁勾院，任河北转运使，改任江、淮制置发运使，召回朝廷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判大理寺、代理知谏院，出任利州路、夔州路安抚使。历任度支、盐铁副使。母亲去世后服丧复出，擢升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多次升迁任右司郎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升任右谏议大夫、知审官院。进为翰林侍读学士，主管太常寺、国子监。去世后，追赠尚书工部侍郎。张锡性情淳朴稳重，清廉节俭，虽然地位显贵，生活供养仍像年轻卑微时一样。年老后读书更加专心。当初，他考广文馆进士时，考官任随把他定为第一名；后来任随去世，没有儿子，张锡多次周济他的家人。

译张揆，字贯之，祖先是范阳人，后来迁居齐州。考中进士，历任北海县尉，改任大理寺丞。因疾病辞去官职，十年不出家门。他读《易经》，因而又通晓扬雄的《太玄经》。陈执中任京东安抚使时，推荐张揆经学明白、品行淳厚，朝廷召他任国子监直讲，调任诸王府侍讲。以尚书度支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荆王府记室参军。王府撤罢后，代理三司户部判官。进献所著数万字的《太玄集解》。皇帝诏令他在迩英阁应对，命他揲蓍求卦，得到“断首”卦，于是他说：“‘断首’依照《易经》的《▯》卦，大概是以阳刚决断阴柔，象征君子进用、小人退避。”仁宗很高兴。擢升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多次升任右谏议大夫，进为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一天，他进读汉代《马后传》，读到马皇后穿粗厚练帛衣、抑制外戚时，便说：“如今妃嫔的家族势力太盛，不可不加以裁抑削弱，使他们能够保全家族。”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改定王溥的谥号，有人主张称为“文忠”，张揆说：“王溥是后周的宰相，国家灭亡却不能以死殉国，怎么能够称为忠？”于是谥为文康。加任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出任知齐州。去世后，追赠尚书礼部侍郎。张揆性情刚直偏狭，缺少宽容，疏于处理世俗事务，但喜爱读书，年老后仍不知疲倦。他和弟弟张掞友爱相亲，张掞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杨安国，字君倚，是密州安丘人。他的父亲杨光辅居住在马耆山，许多求学者跟随他学习经书，州守王博文推荐他任太学助教。孙奭任兖州知州时，又推荐他任太常寺奉礼郎、州学讲书。不久，孙奭和冯元推荐杨安国任国子监直讲，并召杨光辅入朝。仁宗命杨光辅讲解《尚书》，杨光辅说：“尧、舜的事迹年代久远，不容易实行，希望讲解《无逸》一篇。”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但论述解释仍然明白流畅。皇帝很高兴，想留他担任学官，他坚决推辞，最后以国子监丞的身份在家中养老。杨安国考中《五经》科，任枝江县尉，后来升为大理寺丞。杨光辅在兖州教授经学时，杨安国请求监领兖州酒税，调任监益州粮料院，入朝任国子监直讲。景祐初年设置崇政殿说书，杨安国以国子博士身份参加遴选。过了很久，升任天章阁侍讲、直龙图阁，随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都兼任侍讲。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历任判尚书刑部、太常寺，负责纠察京城刑狱，多次升任给事中。七十多岁时去世，追赠尚书礼部侍郎。杨安国讲解经书，一概以注疏为主，没有自己的发明，引用的比喻又粗俗浅陋，世人有时把这些传为笑谈。他尤其喜爱纬书，以及注疏中所引用的纬书，并把它们尊崇到和经书同等的地位。他在经筵任职二十七年，仁宗称赞他品行义理淳厚质朴，把他比作先朝的崔遵度。他曾讲解《易经》到《鼎卦》时，皇帝问：“九四爻的象辞怎么样？”杨安国回答：“九四上承至尊，下与初爻相应，行动负重而处位不当，所以会折断鼎足、倾覆鼎中的食物。这也如同任用得当的人，即使负担很重也能胜任；任用不当的人，必然有倾覆的祸患。”皇帝称赞说好。他又曾讲《周官》讲到“遇到大荒、大疫，就减轻赋税、放宽刑罚”，于是进言说：“古人所说的缓刑，是宽赦有过错的人罢了。如今众人手持兵器抢夺百姓的粮食，却一概宽纵他们，恐怕就没有办法禁止奸恶。”皇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都是我的赤子，只是被饥饿逼迫，才起而做盗贼。州县既不能赈济抚恤，反而捕捉并杀掉他们，不也太过分了吗？”杨安国曾请求把《无逸篇》书写在迩英阁后屏风上，皇帝说：“我不想背弃圣人的话。”于是命蔡襄书写《无逸》，命王洙书写《孝经》四章，排列在左右。史臣评论说：冯元质朴正直、博学高雅，有古代君子的风范；欧阳修称赵师民为淳厚的儒者、博大的学者。在仁宗时期，他们都凭借长期积累的声望，先后执经进讲，或许能够有所补益。张锡清廉谨慎、收敛不张扬，到了晚年才被知遇。张揆和杨安国父子都侍奉经筵，考察他们所讲的学说，并没有超过常人之处。博学多闻、修养清洁的士人，潜藏的德行和隐居的操行，世上没有听闻的很多。由此说来，士人是否得到际遇，难道不是命运吗！列传第五十四 尹洙、孙甫、谢绛、谢绛之子景温、叶清臣、杨察。尹洙，字师鲁，是河南人。年轻时和兄长尹源都因儒学而知名。考中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因书判考核成绩优异，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以有才干闻名。由于大臣推荐，召入朝廷考试，任馆阁校勘，升任太子中允。适逢范仲淹被贬，朝廷把诏令张贴在朝堂，〔原文“戎百官”疑有讹误〕范仲淹被指为百官结成朋党。尹洙上奏说：“仲淹一向忠诚正直，我和他在道义上兼有师友关系，那么我就是仲淹的党羽。如今仲淹因为朋党获罪，我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大怒，罢免他的校勘职务，又任他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西北地区长期安定，尹洙写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武备不可松弛。《叙燕》说：战国时期，燕国最弱。两汉的叛臣挟持燕地、依靠胡虏，也不能自我巩固；即使有公孙伯珪那样的强盛势力，最终仍受制于袁氏。只有慕容氏趁石虎内乱时，才兼并了赵国。虽然胜败有不同的策略，大体论其强弱，燕国不能超过赵国。赵、魏一旦联合，燕国本来就不能抵敌。唐朝时三镇盗贼连横一百多年，胡虏从未越过燕地侵扰赵、魏，可见只有燕地能够抵御胡虏。自从燕地归入契丹，势力一天天强盛。显德年间，虽然收复了三关，仍没有完全收复燕南之地。宋朝初年，才开始与契丹并立抗衡，势力更加张大，但只命偏师防御。王师讨伐蜀、吴时，安然自若，根本不把两河放在心上，这显然说明赵、魏足以制约燕地。平定并州寇乱以后，集结天下精锐专力对付契丹，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不久前曾以百万军队驻扎赵、魏，直到敌军退去也没有人敢于抗击，世人大多责怪他们不出战。然而我军背靠城池，心中有内顾之忧，出战未必能胜；一旦战败，事情就会危急，所以不出战并不值得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