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八

译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被贬，朝廷中许多人上奏为他求情，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他应当被贬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说他竟然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高若讷把信上交朝廷，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稍后又调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任陕西使者时，征召欧阳修任掌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说：“我从前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可以和他一同退职，却不能和他一同升进。”过了很久，欧阳修恢复校勘之职，升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任知谏院。当时仁宗重新任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在任，增加谏官名额，任用天下名士，欧阳修首先入选。每次进见，皇帝都请他入内询问执政大臣的情况，征求应当实行的政事。他提出许多兴革措施，小人们纷纷感到不便。欧阳修担心善人终究斗不过小人，多次向皇帝分别陈说此事。当初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替范仲淹主持正直而被驱逐，被人称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欧阳修便写成《朋党论》进呈。大意说：“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友，小人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友，这是自然的道理。我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欢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利益相同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作为朋友，这是虚假的。” 等到他们见到利益便争先恐后，或者利益耗尽便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友。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因志同道合而互相补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友。纣王有臣子亿万，却只有亿万颗不同的心，可以说没有朋友，因此纣王因之灭亡。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条心，可以说结成了大的朋党，因此周朝靠此兴盛。大概君子的朋友虽然多也不嫌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排斥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友，这样天下就能治理好。” 欧阳修议论政事切中要害而且正直，人们把他视为仇敌，唯独皇帝赞赏他敢于进言，当面赐给他立品服。皇帝回头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是从哪里得到的？”他兼任修撰起居注，随后主管制诰。按照旧例，必须考试后才能任命，皇帝了解欧阳修，特地下诏免除考试而任命他。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自从西部用兵以来，有人主张废弃麟州以节省粮饷。欧阳修说：“麟州地势险要，不能废弃；废弃它，河内的郡县百姓都会不得安居。不如分出它的军队，驻扎在黄河以东各堡寨，这样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相互救援，平时又能节省运输粮饷，从谋略上说更为便利。”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他又说：“忻州、代州、岢岚有许多禁地和废弃田地，希望下令让百姓耕种；否则将会被敌人占有。”朝廷下发他的建议，过了很久才实行，每年获得粮食数百万斛。凡是河东赋税过重、百姓不能承受的事项，他上奏请求罢除十多项。出使回来，适逢保州军队叛乱，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他入宫辞行时，皇帝说：“不要考虑长期留在外地，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欧阳修回答：“臣在谏官任上可以议论政事，如今越过职权进言，就是罪过。”皇帝说：“只管说，不要因为内外之别而有所顾虑。”叛军平定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妇女，欧阳修逮捕冯博文下狱，李昭亮害怕，立即放出所收纳的妇女。军队刚开始叛乱时，朝廷招抚他们，承诺不杀；后来却把他们全杀了，又把受胁从的二千人分配隶属各郡。富弼任宣抚使，担心日后再次发生变乱，打算让这些人同日处死。他在内黄遇到欧阳修，半夜屏退旁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欧阳修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他们还是被胁迫跟从的？这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假如有一个郡不服从，造成的变乱就不会小。”富弼醒悟后停止了这件事。当时，杜衍等人相继因朋党议论被罢免离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应当罢免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并没有多大变化。想要广泛陷害善良，不过是把他们指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必须诬陷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除去一个善人，其他众多善人还在，就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善人的过失又少，很难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党，才能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自古以来的大臣，既然已经得到君主了解并蒙受信任，就很难用别的事情动摇他们；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必须用这个说法，才可以倾覆他们。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恨的；谋臣不能被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四个人一旦被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部互相庆贺，四夷在朝廷外部互相庆贺，臣为朝廷感到痛惜。”于是邪党更加忌恨欧阳修，便借他的孤外甥张氏案件罗织罪名，把他贬为知制诰、滁州知州。过了两年，调任扬州、颍州知州。恢复学士身份，任南京留守，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召回任判流内铨，当时他已经在外任职十二年了。皇帝见他头发已经白了，慰问得十分周到。小人害怕欧阳修再次被任用，便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清除、淘汰内侍中谋求奸利的人。这些内侍全都怨恨发怒，进谗诬陷欧阳修，皇帝想让他出任同州知州，因采纳吴充的意见而作罢。后来升任翰林学士，命他修撰《唐书》。他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国主命四名贵臣为他押宴，说：“这不是通常的制度，只是因为您的声望尊贵才这样。” 主持嘉祐二年的贡举。当时士子还崇尚写险怪奇涩的文章，称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压制，凡是写这种文章的便黜落不用。考试结束后，先前那些喧嚣轻薄的人等候欧阳修出来，聚集在马头前喧闹，街道巡逻人员不能制止；然而考场中的文风从此就改变了。加任龙图阁学士、开封府知府。他接替包拯的威严治理，却采取简易平和、遵循事理的办法，不追求显赫的名声，京城也治理得很好。十多天后，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成，授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进言的。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留守贾昌朝想开凿横垄的旧河道，使黄河回转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想引水流入六塔河，议论此事的人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泥沙很重，按道理没有不淤塞的；下游淤塞后，上游必然决口。用近来的事情验证，决口的河道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也不是不能用力恢复，只是水势不能长久维持罢了。横垄工程浩大而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也会再次决口。六塔河狭小，却要把整条黄河的水注入其中，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害。不如顺应水流所趋，加强堤防，疏通下游，任其流入大海；这才是几十年的利益。”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文彦博支持李仲昌，最终给河北造成了祸患。

译台谏官弹劾陈执中的过失，但陈执中仍拖延不去，固守职位。欧阳修上疏，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这是圣德的负累。”不久，陈执中被罢免。狄青任枢密使，颇有威名；皇帝身体不适时，谣言纷纷传播，欧阳修请求把狄青调到外地，以保全他的晚节，于是狄青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因水灾上疏说：“陛下登基治理天下已经三十年，而太子还没有确立。从前汉文帝刚即位时，听从群臣意见，立即立太子，因此享国长久，成为汉太宗。唐明宗厌恶别人谈论储嗣之事，不肯早早确定，导致秦王之乱，宗庙社稷于是覆亡。陛下有什么疑虑，为什么长久不作决定呢？”后来确立英宗为太子，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嘉祐五年，授任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任职时，与曾公亮考查天下军队的数量以及三路屯兵、戍守的人数和各地距离远近，重新绘制图籍。凡是边防上长期缺少屯兵、戍卒的地方，一定加以搜集补充。他在中书任职时，与韩琦同心辅政。凡是军队、百姓、官吏、财利等重要事务中中书应当知道的，都汇集成总目，遇到事情不必再向有关部门查问。当时东宫仍未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共同商定了重大议案，详情记载在《韩琦传》中。英宗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近臣互相离间，几乎形成嫌隙。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告诉他事情的缘故。韩琦以皇帝有病为解释，太后的心意仍未释然，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德显著于天下。从前温成皇后的宠幸，太后尚且能够宽容处置；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吗？”太后的心意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时间很长，恩德深入人心。所以一旦驾崩，天下都拥护奉戴继承的君主，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异议。如今太后不过是一位妇人，臣等也不过五六个书生；如果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无言，过了很久，此事才停止。欧阳修一生同人交谈，总是把话说尽，从不隐瞒。等到执政后，士大夫有所请求，便当面告诉他们可不可以；即使台谏官进言议事，也一定根据是非诘问他们，因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皇帝打算追尊濮王，命有关部门讨论，众人都认为应当称皇伯、改封大国。欧阳修引用《丧服记》，认为：“‘成为别人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虽然把三年之丧降为一年，却不抹去父母的名分，说明服丧期限可以降低，而父母名分不能抹去。至于亲生父母，改称皇伯，考察前代，完全没有经典依据。进封为大国，又不合礼制中增加爵位的规定。因此中书的意见，我不能同众人相同。”太后拿出亲笔信，允许皇帝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尊濮王为皇帝、濮王夫人为皇后。皇帝不敢接受。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指责欧阳修主持了这一意见，争论不止，最终都被逐出朝廷。只有蒋之奇的说法符合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推荐他任御史，众人都把蒋之奇视为奸邪。蒋之奇对此忧虑，便设法为自己辩解。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对他怀有怨恨，制造关于闺房之事的无根诽谤来羞辱他，辗转传到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把这件事告诉蒋之奇，蒋之奇立即上奏弹劾欧阳修。神宗刚即位时，想极力保护欧阳修，便询问旧宫臣孙思恭，孙思恭替欧阳修辨明解释，欧阳修却闭门请求追查治罪。皇帝派人诘问彭思永、蒋之奇，追问事情的来源；二人理屈词穷，都因此获罪被贬。欧阳修也极力请求退职，罢任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第二年，升任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他辞谢不接受任命，调任蔡州。欧阳修以风操节义自我约束，多次遭受诬蔑后，六十岁时便接连请求辞职，皇帝总是下优诏不准。等他镇守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而被王安石诋毁，所以请求归田更加迫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熙宁五年去世，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开始在滁州任职时，号称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他天性刚强劲直，见到正义就勇敢去做，即使危险机关就在面前，也触发了便不顾一切。即使多次被放逐漂泊，志气也始终如常。当初被贬到夷陵时，没有什么可以排遣，于是拿出旧案反复查看，发现其中枉屈、正直和错乱的情况多得数不清，便仰天叹息说：“一个偏远小县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从此以后，遇到事情再也不敢忽视。他治理学问求教者时，同他们谈话从不谈文章，只谈吏治事务，认为文章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可以惠及万物。他历任几个郡守，都不显露治理的痕迹，也不追求声誉，只是宽缓简约而不扰民，所以所到之处百姓都感到便利。有人问：“施政宽缓简约，事情却没有松弛废弛，为什么呢？”他说：“把放纵当作宽，把粗略当作简，就会使政事松弛废弛，百姓受到它的祸害。我所说的宽，是不苛刻急迫；所说的简，是不繁琐细碎罢了。欧阳修幼年丧父，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常常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原因，他说：“这是死刑案件，我想为犯人求得生路，却办不到。”我说：“生路可以求得吗？”他说：“为他们求生而最终不能做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 “一个人常常为犯人求生，尚且会有误判使人死亡的情况，而世上的人却常常只求让人死。”他平时教导其他子弟，常常使用这番话，我听得很熟。’欧阳修听到这些话后，终身奉行不违。他写文章如有天才般自然，内容丰厚或简约都合乎尺度。语言简洁明白，真实畅达，援引事物、联系同类，归结到最根本的道理，使人心悦诚服。他超然独行，远远胜过众人，没有人能赶上他，所以天下人一致以他为师并尊崇他。他奖掖、引荐后辈，唯恐来不及；受到他赏识的人，大多成为闻名之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当时都是平民，隐居不出，尚未被世人知晓，欧阳修便替他们传播声誉，认为他们一定会显名于世。他对朋友情谊深厚，朋友在世时便扶助提携，死后便周济保护他们的家人。他爱好古代典籍，酷爱学习。凡是周、汉以来的金石遗文、残断篇册，一概搜集起来，考察研究其中的异同，在旁边立说说明，证据确凿，可以作为明确的表证，称作《集古录》。奉诏修撰《唐书》的本纪、志、表；又亲自撰写《五代史记》，体例严谨、文辞简约，多取法于《春秋》遗留下来的旨意。苏轼评论他的文章说：“论大道像韩愈，论政事像陆贽，记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说得很准确。儿子发字伯和，年少时爱好学习，拜安定先生胡瑗为师，得到古代音乐、钟律方面的学说。他不钻研科举文章，专门探究古代的源流并建立自己的论说。从文字和契刻出现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以及天文、地理等旁支，无不详细研究。因父亲的恩荫，补任将作监主簿，赐进士出身，多次升迁至殿中丞。去世时四十六岁。苏轼为他哭祭，认为欧阳发得到文忠公欧阳修的学问，是汉代伯喈蔡邕、晋代茂先张华一类的人物。

译次子棐字叔弼，博览群书，记忆力很强，能写文章。他十三岁时，看见欧阳修写《鸣蝉赋》，便侍立在旁不离开。欧阳修抚摸他说：“你将来能写出我这样的赋吗？”于是把这篇赋写下来送给他。棐凭借恩荫任秘书省正字，考中进士乙科，调任陈州判官，因父母年老而不出仕。欧阳修去世后，他代为起草遗表，神宗读后十分喜爱，以为是欧阳修亲自写的。服丧期满后，才任审官主簿，多次升迁至职方员外郎、襄州知州。曾布执政时，他的妻兄魏泰倚仗权势来到襄州居住，图谋侵占公私田园，强行买卖百姓货物，郡县官员没有谁敢过问。到这时，魏泰把州门东边的官邸废址指为“天荒”，请求赐给自己。官吏把写好的文书送来，棐说：“谁说州门东边会有天荒之地呢？”把文书退了回去。众人一起进言说：“魏泰在汉水以南横行很久了，如今他求一块地，缓慢给他尚且不可，难道还可以拒绝吗？”棐最终坚持不给。魏泰大怒，向曾布进谗，于是棐被调任潞州知州，不久又被罢免。元符末年，回到朝廷。历任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身份任蔡州知州。蔡州土地贫瘠而赋税沉重，转运使又发布折变征收的命令，从百姓那里多取钱物，百姓不堪其苦。恰逢朝廷下诏禁止这种做法，但辅佐官吏畏惧转运使，不敢按照诏旨办事。棐说：“州郡对待百姓，诏令如果有不便利之处，尚且还应上奏请求改变。如今天子的诏令意旨深厚，知道折变征收会害民，亲自下诏禁止它。如果因为畏惧而不执行，还怎么能做地方长官？”于是命令当天就实行诏令。不久，他因被列入党籍而废黜，十多年后去世。评论说：“三代以后，文章衰薄于秦、汉；文章虽然随时代有盛衰，但其言辞和煦如春，其光彩明亮，其声音清越，大概都同样保留着先王的遗风。经过晋、魏而衰败，到唐代韩愈才使它重新振兴。唐代文章经过五代又衰败，到宋代欧阳修再次使它振兴。他们挽救百川般倾颓的文风，止息千古以来的邪说，使文章的正气能够辅翼大道、扶持人心，这是韩愈、欧阳修二人的力量。韩愈没有得到任用，欧阳修虽然得到任用，也没有能够完全施展其作为，真是值得为世道惋惜啊！” 刘敞字原父，是临江新喻人。考中庆历年间的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是他的内兄，因有亲属关系而自行申明避嫌，于是刘敞被列为第二名。任蔡州通判，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夏竦去世，朝廷赐谥文正。刘敞说：“谥号是有关部门的职事，夏竦的品行不合谥法。如今各部门都能够恪守自己的职分，陛下却侵夺臣下的职权。”他连续三次上疏，于是改谥为文庄。当时正商议制定大乐，皇帝却让宦官贵人参与其中。刘敞进谏说：“国家的事情没有比音乐更重要的。如今儒学之士满朝，辨析议论已经足够，却让像赵谈这样的人参与其中，臣恐怕会被袁盎讥笑。”权任度支判官，调任三司使。秦州与羌人争夺古渭之地。仁宗问刘敞：“放弃它还是守住它，哪一个更有利？”刘敞说：“如果筑起新城能够遮蔽秦州，使秦州长久没有羌人的忧患，即使倾尽国家力量守卫它也可以；如果那里地形险要有利，敌人凭借它便能侵扰我国边境，即使倾尽国家力量争夺它也可以。如今却不知道事情的轻重，耗尽财力、困苦百姓，牺牲士卒性命来图谋小利，使理亏的一方变成中原，实在不是良策。”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他，秦州从此多事。温成皇后追封、册立时，有奸佞之人提出建议，请求设立忌日。刘敞说：“难道可以因为私人亲昵的缘故，改变古制、超越礼法吗？”此事于是停止。吴充因典礼之事获罪，冯京营救他，也被罢去近职。刘敞借此极力论说。皇帝说：“吴充能够任官，冯京也没有别的过错，只是中书厌恶他们过于正直，不能容纳罢了。”刘敞说：“陛下宽厚仁慈，喜欢听取谏言，中书却排斥驱逐进言的人，这是蒙蔽君主的明察，阻止君主的善政。臣恐怕会感动阴阳，出现日食、地震、风霾等灾异。”不久果然出现了这些灾异。于是劝皇帝收揽威权，不要让聪明才智被蒙蔽堵塞，以消除灾祸。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任他同修起居注。不到一个月，提拔为知制诰。宰相陈执中厌恶他斥责自己，想阻止这次任命，皇帝不听。宦官石全彬领任观察使，心中不满意，口出怨言，三天后便正式授予他该职。刘敞封还任命诏书，不肯起草制书。奉命出使契丹。他一向熟悉山川道路，契丹向导却带他从古北口绕到柳河，曲折迂回几乎多走了一千里，想借此夸示道路险远。刘敞质问译者说：“从松亭直奔柳河，路很近也很平易，几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中京，为什么故意走这条旧路？”译者互相对视，惊讶惭愧地说：“确实如此。但自从两国通好以来，设置驿站一直是这样，我们不敢改变。”顺州山中有一种异兽，形状像马却能吃虎豹，契丹人不能辨识，便询问刘敞。刘敞说：“这就是所谓的駮。”他向契丹人说明它的声音和形状，又诵读《山海经》《管子》中的记载使他们明白，契丹人更加叹服。出使回来后，请求任扬州知州。狄青从军伍中起家，做到枢密使。每次出入时，百姓总是聚集观看，甚至彼此推许称赞他的拳脚勇力，以至于堵住马脚不能前行。皇帝身体不适，人心动摇，狄青更加感到不安。刘敞辞行赴任郡职时，对皇帝说：“陛下幸好爱护狄青，不如把他调出京城，以保全他的晚节。”皇帝点头同意，派他出宫告诉中书，狄青于是离开枢密使职位。扬州的雷塘，就是汉代的雷陂，过去是百姓的田地。后来官府取来蓄水，却不拿其他田地补偿，田主都失去了产业。然而雷塘也因决口毁坏，不能用来漕运，州府又把它改作田地。刘敞依据唐代旧契券，把田地全部归还百姓，发运使对此争论，刘敞最终还是把田地给了百姓。天长县审讯王甲杀人案，案件已经定案，刘敞看后察觉他含冤。王甲害怕官吏，不敢为自己申辩。刘敞把案件交给户曹杜诱，杜诱不能为他平反，反而把罪名罗织得更加牢固。将要判决囚犯时，刘敞说：“这是冤案。”亲自审查讯问。王甲知道刘敞能够替自己伸冤，才敢告发，原来杀人的人是富人陈氏。人们相互传说，都认为刘敞神明。调任郓州时，郓州接连更换太守，政事没有治理好，市镇中抢夺财物竟然公然进行。刘敞裁决狱讼，明确赏罚，境内肃然。有人行走在寿张道路上，丢失一袋钱，没有人敢取，便把这件事告诉里长；里长替他看守，客人回来后取回了钱。又有人傍晚把物品遗失在市中，第二天前去寻找，物品仍在原处。在此以前，那里长期干旱，土地上蝗虫很多。刘敞到任后下了雨，蝗虫飞出境外。朝廷召他任纠察在京刑狱。营卒桑达等人醉酒斗殴，指斥皇帝车驾。皇城使把桑达逮捕送到开封府，弃市处死。刘敞移文给开封府，询问为什么不经过审讯。开封府答复说：“按照近来的惯例，凡是圣旨以及中书、枢密院所审理的案件，都不必再审问。” 刘敞上奏请求一律依照近来的法令办理，枢密院不肯执行，刘敞极力争辩，皇帝下诏把他的奏章交给开封府，并把这件事写入法令。

译嘉祐年间举行祫享礼，群臣给皇帝上尊号，宰相请求刘敞撰写表章。刘敞劝阻未能成功，便上疏说：“陛下不接受徽号已经将近二十年。如今再增加几个字，不能完全表达圣德，反而把从前的美德一并抛弃，实在可惜。今年以来颇有灾异，正应当敬畏天命，深深自我抑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反而被虚名所累呢？”皇帝看了奏章，回头对侍臣说：“我的本意正是这样。”于是没有接受尊号。蜀人龙昌期著书传授经学，用诡异偏僻的学说迷惑众人。文彦博向朝廷推荐他，朝廷赐给他五品官服。刘敞和欧阳修一同说：“龙昌期违背古制、背弃正道，学问错误而杂博，是王制所必定诛罚的人；没有立即用少正卯的刑罚处置他，已经是他的幸运了，又怎么能奖赏他呢？请求追回诏书，不要让有见识的人窥测朝廷的深浅。”龙昌期听说后，害怕得不敢接受赏赐。刘敞因见识和议论与众人不合，请求任永兴军知军，授任翰林侍读学士。大姓范伟谋求奸利，冒充同姓户籍长达五十年，掌握府县官吏的把柄，多次违法。刘敞彻底追查此事，范伟认罪，长安城中一片欢喜。还没等他受刑，刘敞就被召回，任判三班院；范伟立即改变先前的供词，反复翻供达四五次，最终交给御史裁决。刘敞侍奉英宗讲读时，常常指引时事、援引经书，借此进行讽谏。当时两宫之间正有小人散布离间之言，进谏的人有时揭发过头，显得过于直率。刘敞进读《史记》，读到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时，拱手说道：“舜原本出身极其卑微，尧把帝位禅让给他，天地享受他的祭祀，百姓拥戴他，并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他的孝友之德光照上下罢了。”皇帝挺直身体，改变面色，知道他是在用义理进行讽谏。皇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刘敞长期苦于眩晕昏蒙，多次请假。皇帝本来就看重他的才干，每次宴见其他学士，一定询问刘敞是否安好；皇帝得到新橙时，还命人赏赐给他。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任汝州知州，不久改任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宁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岁。刘敞学问渊博，从佛教、老子之学，到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都能探究并了解大概。他曾在夜里观察镇星，对人说：“按照星占之法，这应当得到土地；否则就会生女儿。”几个月后，两位公主出生。他又说：“岁星在虚宿、危宿之间往来，光色非常明盛，齐地应当会有兴起之事。”一年多后，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朝继承帝位。他曾得到先秦礼器、鼎等几十件，上面的铭文奇异深奥，都逐一考订阅读，因而考察了解三代的制度，尤其珍爱它们。常说：“我死后，子孙可以用这些祭祀我。”朝廷每有礼乐方面的事情，一定到他家中请他裁决。他写文章尤其丰富敏捷。掌管外制时，将要下班，适逢追封九位王、公主，他立刻下马坐下，片刻之间便写成九篇制书。欧阳修每当读书有疑问，便写简短的信来询问；刘敞对着使者挥笔作答，手不停笔，欧阳修佩服他的博学。刘敞长于《春秋》，撰写四十卷书，在当时流传。弟弟是分攵，儿子是奉世。分攵字贡父，和刘敞同年考中进士，在州县任职二十年，才任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御史中丞王陶早年与他有怨，便率领侍御史苏寀共同排斥他。分攵当时官至员外郎，最终才得到馆阁校勘之职。熙宁年间，任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诏令把宋太祖的诸孙中辈分尊长者封为王，让他们奉祀太祖的后代。刘攽说：“按礼制，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应当奉祀本国的祖先。应当尊崇德昭、德芳的后代，使他们世世代代不降低爵位，并让他们主持宗庙祭祀；这样做，才可以使褒扬艺祖的意义彰明。”后来，续封这两位王，采用了刘攽的建议。当时正要更改学校贡举制度，刘攽说：“本朝选拔士人的制度，实行已经一百年了，历代的将相和名臣，都是由此选出的，却认为从来没有选得人才，这不是歪曲事实吗？希望沿用旧制，不要轻率地议论改法。士人在家中修养自己，足以成就德行，又何必等待学官用规定的课程督促考核呢？” 王安石在经筵讲学时，请求讲官坐下。刘攽说：“侍臣在皇帝面前讲论，不可以安坐；离开座席站着说话，这是古今通行的礼法。君主让他们坐下，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君主尊重德行、喜好道义；如果没有得到命令就主动请求坐下，那就不同了。”礼官都赞同他的意见，此后一直沿用。刘攽主持考试开封举人时，和同院的王介争吵辱骂，被监察御史弹劾而罢职。礼院举行廷试，开始采用策问。起初，考官吕惠卿把迎合时俗的人列在高等，反而把敢于直言的人列在下等。刘攽复核试卷，全部把名次倒置过来。他又曾写信给王安石，议论新法不便之处。王安石发怒，揭举他以前的过失，贬为泰州通判，后来又任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出知曹州。曹州是盗贼聚集的地区，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盗贼。刘攽说：“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到任后，治理崇尚宽缓平和，盗贼也逐渐减少平息。他任开封府判官，又出任京东转运使。对于部属官吏中懦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人，他总是尽力保全安置。调任兖州、亳州知州。吴居厚接替他任转运使，因为能够奉行法令、增加财赋收入，便追究刘攽以前因废弛职务而获罪的责任，贬为衡州盐仓监官。哲宗初年，起用他为襄州知州。入朝任秘书少监，因病请求离职，加任直龙图阁、蔡州知州。当时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说：“刘攽博闻强记，擅长写文章，政事才能可比古代的循吏，身兼多种才能，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应当优厚地赐给他告身，让他留在京师。”到蔡州几个月后，召回任中书舍人。他请求恢复旧制，在西省建立紫微阁。最终因病不能起任，享年六十七岁。刘攽所著书有一百卷，尤其精通史学。他撰写《东汉刊误》，受到世人称许。他参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专门负责汉代史。他为人疏放俊逸，不修饰威仪，喜欢诙谐戏谑，因此多次招致怨恨和悔恨，但始终不能改掉这个习惯。刘奉世，字仲冯，天资简朴持重，做事有法度。考中进士。熙宁三年，朝廷初次设置枢密院各房检详文字的官职，他以太子中允身份任吏房职务。在此以前，进奏院每隔五天编具定本报状，呈送枢密院，然后传达四方。但邸吏常常提前把消息报下去，有时还伪造家书，借邮驿传送。刘奉世请求废除定本，取消实封，只用普通公函传报。朝廷听从了。他受到神宗称赞，认为他任职不苟且，又加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改任刑房，晋升为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审理相州案件，详断官窦革把案情详细报告给刘奉世，刘奉世说：“你只管依法办事，不必向我报告。”后来蔡确借这件事罗织刘奉世的罪名，将他贬为蔡州粮料院。过了很久，任吏部员外郎。

译元祐初年，历任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侍郎、吏部侍郎，代理户部尚书。元祐七年，授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哲宗亲自执政，任用两名宦官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诏书。皇帝说有近来的先例，刘奉世说：“即使有近例，也不是人人都知道；问题只在于把率先实行当成错误罢了。”皇帝于是收回原命。后来章惇掌权，刘奉世请求免职离去。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出知成德军，改任定州知州。过了一年，任成都府知府。他经过京城入朝觐见，想要陈述朋党倾轧邪曲的情形。皇帝准备听取他的意见，曾布说：“元祐年间改变先朝法令，没有一项是恰当的，刘奉世对此很有力量，还是漏网之人，恐怕不值得召见。”于是皇帝不准他入见。第二年，降为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住在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弹劾刘奉世，说他与刘挚合谋倾害大臣，依附吕大防、苏辙，于是再次进入政府；刘奉世又被贬为隰州团练副使。徽宗即位后，把他的官职全部恢复，任定州、大名府、郓州知州。崇宁初年，再次被夺去官职，责罚居住在沂州、兖州，后来因赦免得以回归。政和三年，恢复端明殿学士。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刘奉世长于吏治，崇尚安静，文章雅正丰赡，最精通《汉书》之学。他常说：“我家世代只知道侍奉君主，只求内心反省时不惭愧，并不愧对士大夫的公论罢了。得失荣辱，是常理；譬如寒暑侵袭人体，即使善于养生的人也不能保证不生病，正应当安然承受并妥善处置。” 曾巩，字子固，是建昌南丰人。他天生聪敏，读书数百字，脱口就能背诵。十二岁时，试着写作《六论》，提笔便写成，文辞非常宏伟。刚到成年，名声便传遍四方。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认为十分奇异。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升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任实录检讨官。出任越州通判。越州旧例从酒场钱中拨款供给募来的牙前，钱不够，便摊派给乡户，原定七年停止；期限已满，承办者贪图多收，仍像当初一样征收。曾巩查清情况，立即废止此事。遇到灾荒，他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赈济，而田野百姓又不可能都到城里来，便告谕所属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粮食，共筹得十五万石，按照比常平仓价格略高的价格卖给百姓。百姓可以就近方便地领取粮食，不必离开田地，而且粮食还有余。又借给他们种粮，约定随秋赋一同偿还，使农事不致缺少种子。任齐州知州时，他把迅速惩治奸邪、平定盗贼作为治理的根本。曲堤周氏家资雄厚，在乡里横行；他的儿子周高肆意妄为，侵害良民，污辱妇女，服饰器用逾越等级，势力足以撼动权贵，州县官吏都不敢追究，曾巩把他逮捕依法处置。章丘百姓聚党于乡村之间，号称“霸王社”，他们打人抢劫、劫夺囚犯，无不称心如意。曾巩把其中三十一人发配，又把百姓编成保伍，使他们暗中察看盗贼出入；一有盗贼便击鼓互相援助，每次出动都能捕获盗贼。有个叫葛友的人，名列缉捕名单，一天，他自己出来自首。曾巩给他饮食，替他置办冠帽衣裳，借给他骑兵随从，又让人用车载着所赏赐的金帛跟随他，在四境夸耀巡行。盗贼听说后，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是彰显葛友，实际上是想离间他的同党，使他们不能重新 объедин合。从此百姓夜不闭户。河北征发民夫疏浚河道，征调涉及其他路，齐州应当供应民夫二万人。县里起初按户籍每三丁出一夫，曾巩搜查隐漏，最终改为每九丁出一夫，节省费用数倍。又废除没有名目的渡口钱，架桥便利往来。迁移驿舍，从长清直到博州，再通达魏州，共节省六个驿站，人们都认为有利。调任襄州、洪州。正逢江西发生大疫，曾巩命令各县、镇、亭、驿都储备药物，等待百姓求取；军民中不能自行养活自己的，允许到官舍来吃饭休息，并资助他们饮食、衣服、被褥等物，分派医生为他们诊治，登记其痊愈或死亡人数以及多寡，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都要为一万人准备供应。其他官吏粗暴诛求，急于聚敛，百姓不堪其苦。曾巩事先区分安排，预先应付突然的集结，军队离开后，市场和民间竟毫无察觉。加任直龙图阁、福州知州。南剑州将乐县的盗贼廖恩获赦后出降，余党溃散后又重新聚合，暗中互相结交依附，旁及数州；特别凶悍的盗贼呼唤也不肯来，百姓惊恐畏惧。曾巩设法把他们网罗招来，随后自行归降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人贪图当地富饶，争着想担任主持，公开行贿请托。曾巩让僧徒互相推选，把人选登记在册，按次序补任；在府庭授予任命文书，拒绝他们私下酬谢，以杜绝身边人钻营求取的弊端。福州没有职田，每年出售园中蔬菜，收入归公，通常有三四十万钱。曾巩说：“太守怎能和百姓争利？”于是停止此事。后来到任的人也不再收取这笔钱。调任明州、亳州、沧州三州。曾巩以才名著称，长期在外任职，世人很有些认为他困顿不得志。当时后辈人才纷纷崭露头角，曾巩看待他们却淡然自若。经过宫门时，神宗召见他，慰劳询问，恩宠非常优厚，于是把他留任判三班院。他上疏议论经费，皇帝说：“曾巩把节省费用作为理财的关键，世上谈理财的人，没有谁能赶上这一点。”皇帝把《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分别编成书，准备合为一部，加任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主持此事，不让大臣监督总领，后来却未能完成。适逢官制实行，授任中书舍人。当时从三省到各部门，官职都重新选授，任命文书每天多达十几份；他对每个人的职务都能写得清楚，在诏令训辞中做到简要而完备。不久又掌管延安郡王的牒奏。按照旧例本应由翰林学士负责，到这时却特意交给他。任职才几个月，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又过了几个月便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曾巩性情孝顺友爱。父亲去世后，他更加尽心奉养继母；在家庭衰败、孤苦单弱的情况下，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做官、求学、婚嫁，全靠他的力量。他写文章纵横驰骋，越写越精工；以《六经》为根本，斟酌取法于司马迁、韩愈，当时擅长文章辞藻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曾与王安石交游，当时王安石声誉还没有振起，曾巩把他引荐给欧阳修；等到王安石得志，曾巩便与他意见不同。神宗曾问：“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王安石的文学和品行，不比扬雄差，只因为吝啬，所以不及扬雄。”皇帝说：“王安石轻视富贵，怎么会吝啬呢？”曾巩说：“臣所说的吝啬，是指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吕公著曾告诉神宗，认为曾巩做人品行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没有重用他。弟弟曾布另有传，幼弟曾肇。

译曾肇，字子开，考中进士，调任黄岩县主簿，因推荐任郑州教授，提升为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仪自秦代以来残缺不全，先儒各自凭臆测解释，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曾肇任职期间，订正了许多礼制。亲自在北郊祭祀皇地祇，大概就是由曾肇首先提出的，反对意见都不能推翻他的主张。他的兄长曾布因议论市易法而获罪，曾肇也被夺去主判之职。他滞留在馆阁之下，又有许多迎合旨意、窥伺动静的人，众人都替他担忧，曾肇却安然自若，没有恼怒。曾公亮去世，曾肇撰写他的行状，神宗看后称赞。升任国史编修官，进为吏部郎中，再升右司，任《神宗实录》检讨。元祐初年，提升为起居舍人。不久任中书舍人。他议论叶康直出知秦州不当，执政者惊讶他没有事先报告，御史便乘机攻击他。曾肇请求离职，范纯仁在朝廷上说：“如果善人不能被容纳，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留在这里了。”范纯仁竭力替他说话，他才得以获释。门下侍郎韩维上奏议论范百禄的事情，太皇太后认为这是谗毁，把韩维调出任邓州知州。曾肇说：“韩维是在为朝廷辨明邪正是非，不可以因为疑似而驱逐他。”于是他不替这项任命起草制书。谏议大夫王觌因为议论胡宗愈，被调出任润州知州，曾肇说：“陛下把心腹托付给大臣，把耳目托付给台谏，这两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议论执政大臣就把他调走，这是爱护心腹却堵塞耳目。”皇帝醒悟，加任王觌直龙图阁。太皇太后接受册封，诏令遵照章献太后的旧例，在文德殿举行仪式。曾肇说：“天圣初年，两制官员议定在崇政殿接受册封，仁宗特意改了这个决定，这大概只是当时的制度。如今皇帝仿效仁宗旧事，以此极尽尊崇孝敬的诚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应当在此时特地下诏，表扬皇帝孝敬的诚意，同时坚守谦逊的德行，屈从天圣年间两制官员的建议，只在崇政殿举行；这样皇帝的孝心会更加显明，太皇太后的德行也会更加尊崇。”坤成节祝寿时，议定让百官在崇政殿列班。曾肇又说：“天圣三年，近臣在殿廷列班，百官只到内东门拜表。到天圣九年，才御临会庆殿。如今太皇太后德行盛大，不肯把自己和章献太后等同，应当按照天圣三年的制度办理。”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元祐四年，春天发生旱灾，有司仍在讨论举行春宴。曾肇与彭汝砺一同上疏说：“上天的灾害正在发生，正是君臣都应当戒慎恐惧的时候，却要相互饮食宴乐，恐怕没有办法消除并挽回天变。”第二天，皇帝下旨停止春宴。蔡确被贬到新州，曾肇先与彭汝砺约定要极力论奏。恰逢曾肇被任命为给事中，彭汝砺独自封还制书，言官说曾肇出卖朋友，他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以宝文阁待制出知颍州，调任邓州、齐州、陈州、应天府。元祐七年，入朝任吏部侍郎。曾肇在礼院任职时，曾提出在北郊亲自祭祀的建议。这一年应当举行郊祀，曾肇坚持原来的主张；后来合祭天地，他便自我弹劾，改任刑部。他请求不止，出任徐州知州，又调任江宁府知府。皇帝亲自执政后，重新任用旧臣，多次称赞曾肇关于礼制的意见，催促他入朝应对。曾肇说：“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必定要依靠身边前后有贤能的人，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现在应当选拔忠信端正贤良之士，安置在近臣班列中，参与谋议，充当顾问。这同深居宫中、亲近宦官相比，利弊相差万分。”权贵近臣厌恶他的话，把他调出任瀛州知州，与兄长曾布互换任地。当时正追究讥讪《实录》的罪名，曾肇又被降为滁州知州。后来逐渐恢复为集贤殿修撰。历任泰州、海州知州。徽宗即位后，再次召回任中书舍人。四月初一发生日食，按例应当下诏征求意见。曾肇详细陈述皇帝的旨意，诏书下达后，投匦进言的人络绎不绝。章惇厌恶这件事，想借机除去曾肇，皇帝没有听从。元祐年间被谴责的臣僚，都因赦恩得到甄别叙用。曾肇请求把死者也一并登记，撰写训词，内容哀痛深厚、恻隐悲切，读者都为之感伤。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因进言获罪，没有人敢救援，曾肇竭力论奏为他们解脱。当时议论者认为元祐、绍圣两朝都有过失，曾布传达皇帝的命令，让曾肇起草诏书晓谕天下。曾肇见到皇帝说：“陛下想要建立皇极，以消除朋党，必须先分别君子和小人，赏善罚恶，不能偏废一方。”他反复详尽地开导劝说。随后诏令却从宫中直接发出。曾布拜相时，曾肇恰好负责起草制书。本朝学士弟弟替兄长起草任相制书，只有韩维和曾肇两例，被士大夫视为荣耀。建中靖国元年，太史奏报四月又将发生日食。曾肇请求入对，说：“近年来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灾异的征兆已经明显。陛下简约节俭、清静无为的教化，或许不如从前；声色服玩之好，或许已经萌生于心；忠臣、奸邪、贤能、不肖，或许还有没有辨明的；赏赐庆典、刑罚威严，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身边的人阿谀奉承，蒙蔽视听，虚妄举荐；百姓有冤屈、官员失职，郁结而不能伸张。这些都应当反复查察反省，痛切地自我克制、责备自己，以此弥补天变。”话说到这里，他流下眼泪，皇帝惊惧而顺从采纳。兄长曾布位居宰相，援引旧例避开禁职，授任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不久，出知陈州，历任太原、应天府、扬州、定州知州。崇宁初年，被削去职名，贬为和州知州，调岳州，接着又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崇宁四年，回到润州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自熙宁以来四十年间，大臣们轮流掌权，正邪互相倾轧，党争屡次兴起，曾肇身处其中，多次与人意见不合。兄长曾布与韩忠彦一同任宰相，日夜想要倾覆陷害他。曾肇居住在外地后，写信告诫曾布说：“兄长如今得到皇帝信任，应当援引善人，辅佐正道，以杜绝章惇、曾布重新起用的苗头。然而几个月以来，所谓正直贤良之士，接连离开朝廷；被任为辅佐、侍从、台谏的，往往都是从前侍奉章惇、曾布的人。一旦形势与今天不同，他们必定首先援引这些人，把他们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计策，想来实在令人痛哭。近来皇帝的意向已经改变，小人的势力正在增长。他们在朝廷上必定向皇帝攻击元祐旧臣，退下来就把元祐旧臣全部排挤出要害职位。将来即使章惇、曾布不能到达那个地步，仅一个蔡京也足以抵得上他们两人，难道能不深思吗？”曾布不能听从。不久，蔡京掌握政权，曾布和曾肇都未能幸免。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正严肃。他从小努力学习，广泛阅读经书传注，写文章温润而有法度。先后任职于十一州，大多有良好的政绩。绍兴初年，谥号为文昭。他的儿子曾统，官至左谏议大夫。

译史臣评论说：刘敞博学多才，文章雄健，接近上古；他任考功时，仁宗赐给夏竦谥号，他上疏争辩，认为君主不可以侵犯臣下主管的职权；等到奉诏制定礼乐，中贵人也参与其中，他又进谏说：“臣担心被袁盎讥笑。”这难道是侍奉君主、迎合取容的人吗？刘攽虽然疏放俊逸，文章也和刘敞相当。刘奉世能够继承家风，世人称他们为“三刘”。曾巩在欧阳修、王安石之间树立自己的文名，文辞舒缓从容而不烦琐，简约深奥而不晦涩，卓然自成一家，真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曾肇以儒者身份兼有能吏的才干。北宋中期，文学和法理方面，人人都精通自己的才能；像刘氏、曾氏这样的家学，大概具有两汉的风气。列传第七十九。蔡襄、吕溱、王素；王素的侄子王靖，曾孙王震；余靖、彭思永、张存。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考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进言论事离开京城，余靖上书论救他，尹洙请求与范仲淹一同被贬，欧阳修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因此三人都因这件事受到谴责。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京城人士争相传抄，卖书的人把它拿来出售，获得厚利。恰逢契丹使者到来，买了诗带回去，张贴在幽州的馆舍中。庆历三年，仁宗重新任用辅弼宰相，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和王素为谏官。蔡襄又作诗祝贺，三人联合推荐他，皇帝也任命蔡襄为知谏院。蔡襄为言路开通而高兴，却担心正直之人不能长久立足。于是上疏说：“朝廷增加任用谏臣，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天之内一同受命，朝廷内外都互相庆贺。然而任用谏官并不难，听取谏言才难；听取谏言并不难，采用谏言才难。这三人忠诚刚正，一定能把话全部说出来。臣担心邪人不利于此，必定编造抵制他们的说法。抵制他们的说法不外有三种，请允许臣为陛下辨明。一是说他们好名。忠臣引导君主走正道，议论政事唯恐说得不够，如果因为避嫌，不敢陈述，那么泥木之人也都可以充任谏官了。二是说他们好进。前代谏官所面临的艰难，是因为忠诚愤激，遇到昏乱的时代，即使死也不推辞，哪里有什么求取进用的念头？近代奖拔太快，只要长期不升迁，即使终身停留在这个官职上，也不会后悔。三是说他们彰显君主的过错。进谏争辩的大臣，本来就是负责指出过错的；君主听取并施行，足以获得善于纳谏的声誉，哪里还能说是彰显君主过错呢？至于机巧的人也是这样：事情难以进言，就沉默不说；挑选没有触犯之处的事情，偶尔进言一次，即使有时没有施行，退下来还说‘我曾经议论过某件事’，这就叫好名。默默无言、随波应付，什么也不做却毫无惭愧，凭资历逐级升迁，以求取得显要官职，这就叫好进。君主有过失，却不在尚未发生后果时加以挽救，反而让它流传于天下后世，事情就更加无法掩盖，这就叫彰君过。希望陛下明察，不要让人只有好谏的名声而没有好谏的实际。” 当时发生旱灾、蝗灾、日食、地震等灾变，蔡襄认为：“灾害到来，都是由于人的作为。几年来，上天的警戒屡次降临。推究造成这些灾害的原因，是君臣上下都有过失。陛下不能专一听断政事，不能总揽威权，使号令不能取信于人，恩泽不能下达百姓，这是陛下的过失。掌握天下权柄、主持百姓命运的大臣，没有好的谋略和奇策来纠正时弊，也没有尽忠竭节来完成君主交付的任务，这是大臣的过失。朝廷有弊政却不能纠正，百姓有疾苦却不能除去，陛下宽仁而少决断，却不能规劝匡正；大臣因循缄默、逃避事情，却不能斥退，这是臣等的罪过。陛下既然已经有承认过错的话，传达给天地神祇了，希望能思考实际行动来回应天意。”奏疏送出后，听到的人都惊惧不安。升任直史馆，兼修起居注，蔡襄更加尽职议论政事，毫不回避退缩。开宝寺佛塔发生灾祸，下面埋有旧日安葬的佛舍利，诏令取出送入宫中，宫人中有许多人灼烧手臂、剃落头发。正商议重新营建佛塔，蔡襄进谏说：“不合道理的福分，不可侥幸求取。如今百姓困苦，四方夷族骄横轻慢，陛下应当整治人事，为什么却专门信奉佛法？有人认为舍利会发光，把它推为神异；但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尚且不能保护它，又有什么威灵可言？上天降下灾祸，是为了表示警戒；如今反而大兴工程徭役，这是要用人的力量抗拒天意。” 吕夷简任平章国事时，宰相以下的官员到他的府第商议政事，蔡襄上奏请求停止这种做法。元昊接受归附，起初自称“兀卒”，后来又译作“吾祖”。蔡襄说：“‘吾祖’如同说‘我家老头’，轻慢侮辱太过分了。假如朝廷赐给他的诏书也称他为‘吾祖’，这是什么样的话呢？” 夏竦被罢免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朝任职，蔡襄说：“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庆贺，百姓在道路上歌唱，甚至饮酒呼喊来表示欢乐。况且退掉一个邪人、进用一个贤人，难道就能决定天下的轻重吗？这是因为一个邪人退下，他的同类也会退下；一个贤人进用，他的同类也会进用。众多邪人一同退下，众多贤人一同进用，天下难道会不安泰吗？虽然如此，臣仍深切忧虑。天下的形势，譬如病人，陛下已经得到良医了；如果信任而不怀疑，不仅可以治好疾病，还可以使百姓长寿。医生虽然医术高明，如果不能让他充分施展，病势就会日益加重，即使有和、扁这样的名医，也难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 保州士卒作乱，推举十多个懦弱士兵作为首恶，杀掉他们来请求招抚。蔡襄说：“天下有百万军队，如果没有坚决执行诛杀的命令，必然会开启骄横轻慢、暴乱作恶的源头。如今州兵杀害官吏、关闭城门，不能讨伐，反而顺从他们而招抚，难道不被四方耻笑吗？请派军队进入城中，把他们全部诛杀。”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出知福州，改任福建路转运使，开凿古代的五塘灌溉百姓田地，上奏请求减去五代时丁口税的一半。又恢复修撰起居注。唐介攻击宰相，触犯皇帝的盛怒，蔡襄快步进言说：“唐介确实狂妄愚昧，但他的行为出于进献忠言，希望陛下务必保全宽赦他。”唐介被贬春州后，蔡襄又上疏认为这是必死的贬谪，唐介于是得以改贬英州。温成皇后追封册立时，蔡襄请求不要设忌日，并停止监护园陵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