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五

译任临安县知县，后任监察御史。上言：“宋朝兴起后，享有国运长久、号称太平的时期，没有比仁宗朝更好的。仔细考察达到治理的根本，不过是延揽直言，驾驭群臣，进用善人、斥退邪人罢了。明道年间，仁宗亲自处理万机，看到政事多有邪僻、辅佐大臣失职，于是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人一日之间都被罢免。宝元初年，冬天打雷、发生地震，采纳谏官韩琦的意见，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同时被贬黜。后来又破格提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成就庆历、嘉祐年间的治理。希望陛下考察皇祖接纳谏言、驾驭臣下的心意，以兴盛治理国家的功业。”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当时诏令进士学习法律，陈师锡说：“陛下正在大力兴办学校，用经术教导士人，不应以刑名之学扰乱它。道德是根本，刑名是末节。用根本来教导，人们尚且会趋向末节，何况用末节来教导呢？希望收回并停止这项制度，使他们能够专心学习本业。”当权者说他倡导邪僻之说，把他调出任宿迁县知县。元祐初年，苏轼三次上章推荐他，说他学术渊博有源流，操守清白朴素，议论刚正，器量见识深沉，德行可追踪古人，文章冠绝当世。于是入朝任秘书省校书郎，升工部员外郎，加授秘阁校理，提点开封县镇。陈师锡建议：“铨选法规定，被举荐的选人可以升迁，但每年有固定名额。如今请托者超过名额，而寒门俊才又有名额不足的忧患，请为此规定限制。”京畿以内的将官苛刻残酷，失去士卒之心，正要大规模阅兵时，士卒群起喧闹，将吏不知如何处理。陈师锡骑马赶到军中，推究首恶并依法处置，按原计划阅兵，又弹劾斥退将领，县中百姓都叹服。枢密院仍以他没有事先禀报为罪，罢去知解州。历任考功员外郎，任宣州、苏州知州。宋徽宗即位，召任殿中侍御史。他上疏说：“元丰末年，朝廷内外已经骚动不安。宣仁圣后再次安定天下，把国家政事托付给司马光、吕公著而已。章惇诬陷他们包藏祸心，甚至追贬他们。上天保佑陛下，发动潜在力量继承皇统，而章惇仍占据高位，司马光等人的赠谥还没有恢复，墓碑也没有复立。希望早日施展圣上的谋略，以安慰朝廷内外的希望。” 蔡京任翰林学士，陈师锡说：“蔡京和弟弟蔡卞共同作恶，迷惑国家、误导朝廷。蔡京又好大喜功，急于改变旧制，日夜结交宦官和外戚，以图谋得到重用。如果果真任用他，天下治乱从此就会分界，祖宗的基业也将从此毁坏。蔡京援引死党多达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秽邪恶，士大夫都不屑与他为伍，怎么可以让这种人玷污史笔？向宗回、向宗良也暗中帮助蔡京。这些都是国家的深重祸患，是陛下所忧虑的，是宗庙所忧虑的，也是贤人君子所忧虑的。如果把他们调出朝廷，是社稷的福分。”皇帝说：“这件事会妨碍东朝，你替我处理。”陈师锡回答：“如果确实如此，臣应当把情况完整告诉太后。”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自古以来，太后临朝听政而危害扰乱天下的事，都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得知。至于亲手写信归还政权，从没有像圣母这样；退处而谦逊自抑，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然而蔡京暗中与向宗回、向宗良相通，妄称宫禁参与政事，用来诬蔑圣母的德行，不可不察。” 诏令索取秘阁收藏的图画，陈师锡说：“六经记载大道，诸子阐述义理，历代史籍、祖宗图画，其中都包含天人关系的奥秘、性命之理的精微，以及治乱安危的关键、善恶邪正的事迹。希望陛下留心于此，以唐代的山水图代替《无逸》作为鉴戒。” 不久改任考功郎中，陈师锡抗章说：“臣任职几个月，所说的都是当今的急务。如果认为不对，陛下正应当开纳并加以褒奖；如果认为对，就不应立即解除臣的言职。像蔡京刑罚罪行还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臣愿意接受流放贬谪。”于是调出任颍州、庐州、滑州知州。因党争获罪，任衡州监酒；又削去官职，安置郴州。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陈师锡起初和陈瓘一起论说蔡京、蔡卞，当时号称“二陈”。绍兴年间，追赠直龙图阁。彭汝砺，字器资，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书记、潭州军事推官。王安石看了他的《诗义》，补任国子直讲，改任大理寺丞，提升为太子中允，后来却厌恶他。御史中丞邓绾将要举荐他任御史，召他时他没有前往；邓绾上章后，又因举荐失当而自陈其罪。神宗大怒，驱逐邓绾，任彭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他首先陈述十件事：一是端正自己，二是任用人才，三是守令，四是治理财政，五是养护百姓，六是振兴救济，七是兴办事业，八是变法，九是青苗法，十是盐政。他指摘其中利害，多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又论说吕嘉问通过市易法聚敛财物、违法乱来，应当罢免；俞充谄媚宦官王中正，竟使自己的妻子向他下拜，不应当检正中书五房事务。神宗因此罢免俞充，追问他的话从何而来，彭汝砺说：“这样做，不是扩充皇上的见闻。”最终也没有奉诏回答。等到王中正和李宪主持西部军队，彭汝砺说不应把军权交给宦官，并说到汉、唐祸乱的事情。神宗不高兴，用言辞折服他。彭汝砺拱手站立不动，等有机会又进言，神宗因此改变脸色，朝廷上的人都叹服。宗室把女儿卖给民间为婚，有司上奏请求禁止。彭汝砺说：“这些人虽然是疏远的宗亲，都是天家的子孙，不可让民间的卑贱之人用财货取得，愿意重新制定婚姻法。” 元丰初年，以馆阁校勘身份任江西转运判官，辞行时又进言：“如今不担心没有顺从逢迎的臣子，担心的是没有进谏诤言的臣子；不担心没有敢于做事的臣子，担心的是没有敢于进言的臣子。”神宗赞许他的忠诚。任期届满回朝后，任京西提点刑狱。元祐二年，召任起居舍人。当时宰相询问新旧政事，他回答：“政事没有新旧之分，只在于是否正确罢了。如今改动最大的，是取士法和差役法；实行以后士人和百姓都感到困苦，还没有看出它们有什么可取之处。”过了一年，升任中书舍人，赐金紫服。所撰诏令文辞雅正，有古人的风格。他对诗体四韵之事论说尤其有力，大臣中有主持公道的人很支持他；当时求取进用的人憎恨他，想排斥他的同类，却没有找到机会。

译恰逢汉阳军知军吴处厚得到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诗，献给朝廷，并牵强附会地解释，认为诗中有怨恨诽谤之意。谏官们交相上章请求治罪，又制造危言来激怒宣仁皇太后，想依法处置蔡确。彭汝砺认为这是罗织罪名的开端，多次把意见告诉执政大臣，却不能救援，于是上疏论列，也没有被采纳。他正居家待罪时，得到蔡确被贬的诏令和任命文书草稿，说：“我不出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立即进入尚书省，封还任命文书，争辩得更加激烈。谏官指责彭汝砺是朋党，宣仁皇太后说：“彭汝砺难道是蔡确的党羽吗？他只是替朝廷议论政事罢了。”等到蔡确被贬到新州，又需要彭汝砺起草制词，于是削去他的职务，任徐州知州。起初彭汝砺在御史台时，论说吕嘉问的事情，和蔡确意见不同；他被调出京城十年，蔡确出了很大力。后来审理吕嘉问的其他案件时，彭汝砺因为不阿附执政而获罪，被削去两级官阶。到这时，他又因为蔡确获罪，人们因此更加认为他贤明。加授集贤殿修撰，入朝代理兵部、刑部二部侍郎。有一案件本应宽免，执政大臣却以特旨要杀他，彭汝砺坚持不肯执行。执政大臣发怒，处罚他的属官。彭汝砺说：“制书有不便之处，允许臣下上奏论说。彭汝砺的属官又有什么罪？”于是自己弹劾自己，请求离职，奏章上了四次。诏令免除对属官的处罚，把彭汝砺调到礼部，正式任命为吏部侍郎。哲宗亲自听取政事、裁断案件，修订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人人都争着进献自己的见闻，唯独彭汝砺没有提出意见。有人问他，他回答：“从前不敢说，如今人人都能说了。”升任代理吏部尚书。进言者说他曾经附和刘挚，于是以宝文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尚未出发，奏章又多次上来，于是又降为待制，任江州知州。临行时，哲宗询问他有什么想说的，他回答：“陛下如今所恢复的政事，其中不可能没有是非，所用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贤愚。政事只要正确，就没有不好的；用人只要贤能，就没有不能成功的。” 到任几个月后因病离职。他的遗表大意说：“土地已经有余裕，希望用仁政安抚；财用并非不充足，希望用礼法节制。奸佞之人起初似乎令人喜爱，但祸患在后面；忠直之言起初似乎令人厌恶，但带来的利益非常广大。”至于抚恤河北流民、考察江南水旱灾害等，共有几百字。朝廷正要以枢密都承旨的职务任命他，他却已经去世，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家人。享年五十四岁。彭汝砺读书作文，志向在于大处；说话、行动、取舍，必定符合义理；和人交往，必定尽到诚信恭敬。哥哥没有儿子，他替哥哥立了后，并为其授官。年轻时拜桐庐人倪天隐为师，倪天隐去世后，他把倪天隐和他的母亲、妻子一同安葬，并且供养他的女儿。同期中进士的宋涣去世，他替宋涣料理后事，对待其后代不亚于自己的儿子。著有《易义》《诗义》《诗文》，共五十卷。有弟弟汝霖、汝方。汝霖，字岩老。考中进士，因曾布推荐任秘书丞，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从此依附曾布。当时绍述旧政的议论再次兴起，都水丞李夷行请求恢复诗赋取士，汝霖弹劾他。韩忠彦提出权宜合祭的主张，汝霖说这不合礼。升任侍御史。门下侍郎李清臣和曾布意见不合，曾布先暗示江公望去攻击李清臣，准备授江公望谏议大夫，江公望不听。汝霖最终驱逐李清臣，果然得到谏议大夫之职。审讯赵谂谋反案件，穷究他的党羽。元祐年间的祸患再次兴起，吴材、王能甫不断排斥异己，汝霖说：“这些人的罪状，在绍圣年间已经削除官籍，案卷都在，只须据此施行，不必等待指名弹劾。”于是司马光以下的人又被贬谪。曾布失去职位，汝霖被罢为泰州知州，又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后来以显谟阁待制身份去世。汝方，字宜老。因彭汝砺的恩荫任荥阳尉、临城主簿。彭汝砺去世，他弃官回乡安葬。丰稷留守南京时，征召他任司录。宣和初年，任衢州通判，使者上疏报告他的政绩，提升为知州。方腊在睦州青溪起兵，那里与衢州接壤。贼军到来时，没有军队可以抵抗，众人望风溃逃。只有汝方和他的属官段约介守卫孤城，三天后城池陷落，他大骂贼人而死，享年六十六岁。宋徽宗褒奖并叹惜他，破格追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毅，并为他的家属七人授官。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蒋堂镇守蜀地时，招请许多士人入学，亲自评阅他们的文章，曾得到吕陶的一篇论说，便召集学生诵读，说：“这是贾谊的文章。”吕陶当时十三岁，满座都惊叹。从此蒋堂以礼相待，把他列入宾客宴席。一天，他和众人同游僧舍，一起阅读寺碑，酒将喝完时，蒋堂索取笔来写碑文十张，遇到行文断句缺漏处，便给吕陶看，说：“老夫不能全部记得，你替我补足。”吕陶写好献上，一个字也没有错。考中进士，调任铜梁县令。百姓庞氏的三姐妹侵占隐匿幼弟的田产，弟弟长大后向官府申诉却得不到公正，贫困到给人做奴仆。到这时又来申诉。吕陶一审问，三姐妹都认罪，弟弟哭泣叩拜，愿意把一半田产拿来做佛事报答。吕陶开导他说：“三个姐姐都是你的同胞，她们在你年幼时，只是恰好替你守护田产罢了；否则，你也会被别人欺骗。与其捐出一半田产供佛，为什么不把田产留给姐姐们，使你们重新成为兄弟，难道不是更好吗？”弟弟再次叩拜，听从了他的命令。任太原府寿阳县知县。府帅唐介征召他担任签书判官，闲暇时与他促膝交谈，把立身朝廷、侍奉君主的大节告诉他，说：“您是朝廷重臣之才。”陶因唐介推荐，参加熙宁制科考试。当时王安石执政，改革推行新法，陶在对策中逐条列举其弊端，大意说：“贤良科的宗旨，贵在敢于触犯忌讳，不贵在隐讳不言。臣愚昧，岂敢忘记这个道理？陛下刚即位，希望不要被理财之说迷惑，不要疏远老成之臣的谋略，不要兴办边疆战事。陛下用心制定法令，自认为差不多可以赶上尧、舜，然而陛下的心意如此，天下的议论却是那样，难道不反过来思考一下吗？”等到奏名及第，神宗看着王安石，让他取出答卷阅读。王安石读到一半，神色很是沮丧。神宗察觉到这一点，便让冯京读完，并说陶的话有道理。司马光、范镇见到陶，都说：“自从安石执政以来，我们这些人的话再也没有效验，没想到您竟能说到这个程度。您平生积累的声望，就在这一次举动上了。” 王安石既已恼怒孔文仲，制科也随即被废罢。陶虽然考入等级，却只授任蜀州通判。张商英任御史时，请求废除永康军，朝廷下令交给邻近各郡讨论，陶认为不可。等到他任彭州知州，威州、茂州的夷人入侵，陶召集当地大姓暗中准备守城器械，使城门开闭如同平常，并趁机把此前关于永康军不应废除的意见上奏朝廷，永康军于是没有废除。

译王中正担任将领，蜀地道路上的人都畏惧他，对他侍奉得十分谨慎，但他所施行的事情全都荒谬乖戾，陶上奏请求召回他。李杞、蒲宗闵来到蜀地专卖茶叶，西部各州因此骚动。陶说：“川蜀所产茶叶，比起东南不到十分之一。各路既然都允许通商，唯独两川受到禁榷。茶园本来就是征税之地，平均缴纳赋租，向来通过敷卖来供给衣食，大概与解盐、晋矾不同。如今立法过于严苛，取利过于深重，竟使善良百姓无辜陷入刑罚，这不是陛下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本意。”蒲宗闵发怒，弹劾他破坏新法，陶被责罚监视怀安商税。有人前去慰问他，陶说：“我想借外郡的虚名，挽救蜀地百姓百万人的实际灾祸。幸而言论得到实行，所救济的已经很多了，哪里还敢有荣辱、升降、进退的念头呢？”后来起用为广安军知军，召回任司门郎中。元祐初年，擢升为殿中侍御史。他首先提出辨别邪正，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如果能够辨明，王道就可以实现；如果混杂处在朝廷，玫体就不纯正。如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时，与小人内外勾结，推行残害百姓、损害万物的政治，使君主的恩德不能下达；到了今天，却又观望反复，为将来子孙谋划。安焘、李清臣又在他们之间依附周旋，只等待形势所在便归附哪一方。他们从前辜负先帝，今天又辜负陛下。希望赶快斥退他们，以清肃朝廷。”于是这几个人相继罢职离去。当时朝廷商议推行差役法，陶说：“各郡县风俗不同，制度也不一样，百姓贫富不均。在这次更改法令之际，如果不预先设置防范禁令，那么民间虽然没有缴纳钱财的劳苦，反而会有偏颇不公的弊害。不如在新旧两种办法之间斟酌，取其中适当的办法。”适逢陶请假回乡，诏令他在本路议定办法。陶考察研究得十分精密，百姓认为便利。他回到朝廷后，便纠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的罪过；又上奏十件事情，都是关系蜀地利害的要务。苏轼参加馆职考试的策问，被朱光庭弹劾，苏轼也请求补任外郡，双方争辩不止。陶说：“台谏官应当遵循最大的公义，不可以借助职权来报复私人嫌隙。议论的人都说，苏轼曾经戏弄轻侮程颐，朱光庭是程颐的门人，所以替他报仇。想要给苏轼加罪，什么事情不能作为借口，偏偏一定要指他的策问为讥讽诽谤，恐怕朋党的弊端将从此开始。”因此二人的事情都暂置不论。陶与同列因张舜民的事情意见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击他，太皇太后没有采纳，于是陶改任左谏议大夫，接着出任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朝后任右司郎中、起居舍人。有大臣上殿奏事时，请求屏退左右侍从和史官，陶说：“屏退左右侍从已经不可，何况史官呢？大臣奏事而史官不能听见，这就是所说的话属于私下之事了。”诏令把这定为法令。升任中书舍人。他出使契丹回来后，请求修治边防。哲宗高兴地说：“臣僚谈论边事，只有提到陕西，没有提到河北。却不知道河北一旦有警报，事情将比陕西严重十倍！您的话说得很好。”升任给事中。哲宗开始亲自执政，陶说：“太皇太后保佑辅佐您九年，这是陛下深知的；尊崇她并报答她，只怕还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然而臣仍然把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当作可疑之处：本来不必说的话却偏要说，万一有人怀有奸邪不正的谋划，在上面迷惑圣听，说某人应该重新任用，某事应该重新施行，这正是关系治乱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察看。”不久，以集贤院学士身份任陈州知州，调任河阳、潞州，按惯例被夺去职名，再降为库部员外郎，分司任职。徽宗即位，恢复集贤殿修撰，任梓州知州，后退休。去世时七十七岁。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进士考试中名列高等，调任成都观察推官，任太学《春秋》博士。绍圣年间经学制度被废后，任汉州通判。入朝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写信与邹浩交往而获罪免职。徽宗召见问对，授任著作佐郎，擢升右正言。皇帝正锐意谋求治道，进用忠诚鲠直的人才，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都在谏官之列，一时众人都称赞朝廷用人得当。庭坚任职一个多月，多次上密封奏章，大意说：“世人谈论孝道，必定说恢复神考的政事，然后才称为孝。前后情势不同，法令也应随之改变，却想要事事都全部恢复，那么将会困于片面，时间一久必定有不便于百姓而招致怨恨的事情；这样还称得上孝吗？司马光顺应时势改革，以便利百姓，这是人心所归，对国家并非没有补益；陈瓘坚持义理进行论诤，是为了除去小人，受到士人舆论推重，对宫禁也并非没有益处。请求把司马光的赠典全部恢复，以取悦人心；召回陈瓘担任言职，以安慰士人舆论。又有许多士大夫用继承先志、述行先事来劝说陛下，臣恐怕其中一定有谋求私利的人，想要借主持这种说法来推销自己，说恢复绍圣以前的功业非他们一派不可，于是借继述之名，实际上任意妄为。如今远大谋略如果在内政上造成耗费，放弃而不把它作为守备之计，军队就可以停止；特旨中超越法令的内容删去，不使它成为成例，刑罚就可以减少。近来青唐反叛，放弃鄯州而守湟州。既然鄯州可以放弃，那么小小的湟州又哪里值得守呢？臣认为湟州也应一并放弃为好。”庭坚的言论深刻切实，退朝后总是把稿子烧掉。当时，议论的人往往指责元祐旧臣在朝廷任职的太多。庭坚对皇帝说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贤能，并且说：“陛下即位以来，合乎人心的事情很多，唯独邪正还没有完全分别清楚。像对光、公著的甄别叙用，只是使用赦免的恩典，起初并没有特别说明他们无罪。”他又推荐苏轼、苏辙可以任用，很是违逆皇帝的心意。曾布趁机说他议论前后不一，皇帝命令把他调任郎官，不久出任京东转运判官。任伯雨说庭坚立身有根本和始终，不应罢去言职。庭坚也推辞新的任命，改任汝州知州，又送交吏部。任伯雨再次争辩，请求把庭坚的奏章发到外地，考察他的言论，不要让谏官受到三省的胁迫。李清臣又跟着排挤他，改任陈州通判。起初，蔡京镇守蜀地时，庭坚在幕府中与他交好。等蔡京回到朝廷，想引荐庭坚为自己所用，先让同乡人转达意思，庭坚不肯前往。蔡京非常怨恨，后来便把他列入党籍。又因他曾谈论瑶华无罪一事获罪，被编管虢州，后来又迁往鼎州、象州。过了很久，才恢复原来的官职。去世时五十七岁。绍兴初年，诏令追赠直徽猷阁。龚▯，字彦和，瀛州人。清廉耿介，自守其节，有很高的声望。进士考试名列第三，任签书河阳判官。曾在瀛州跟随曾布。绍圣初年，擢升监察御史；因母亲年老，请求任相州通判，后任洺州知州。

译徽宗即位，召回任殿中侍御史。他第一次上殿，就抗疏请求辨明忠臣和奸邪，说：“好恶没有明确，人们就会迷失方向；忠邪没有判明，众人一定疑惑。如今圣明的政事日新月异，远近都欢欣喜悦，人才的升降进退，全部出于圣明决断，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奸党已经被击破，必定会日夜熟谋，广泛为自身打算。有的仓促改变面目来求得自我文饰，有的重申邪说来抗拒正论，有的假称祸福来动摇朝廷，有的借祖宗之名来胁迫君主。他们巧妙侍奉贵戚，暗中结交左右近臣，颠倒是非，奸计层出不穷，希望自己已经败退的人重新被任用，已经离去的人再次留下。君子如果只按正直的道路行事，就必定落入他们的计谋。这样看来，天下是治是乱，还不能预知。因此应当彻底察明忠邪，果断地施行。若在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损害大政。臣希望陛下明确自己的好恶来向他们表明，使远近都知道进用贤能、斥退奸邪的意旨，太平之治就不难实现了。”他又说：“朝廷多次下达赦令，洗除元祐年间获罪之人的过失和罪责，但他们原有的官职、资荫，大多还没有恢复。希望再次下诏有关部门，赶快施行，以伸张先帝宽厚仁慈的意旨。” 当时章惇、蔡卞掌权，龚▯首先论述他们的罪恶，大意认为：“从前丁谓执掌国政，号称专横放肆，然而也不过陷害了一个寇准而已。到了章惇，故老大臣、前任宰辅、侍从官、台省官员，凡是天下所称的贤者，在一天之内便遍布岭海一带，自有宋以来从未听闻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章惇的威势震动海内，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他凭空捏造没有根据的话，罗织悖逆之罪，所以人人危惧，不能自保，使这些人的枯骨在地下含冤，子孙被禁锢在南方炎热荒远之地，忠臣义士愤懑而不敢说话，海内之人因此得以把怨恨归于先帝。他的罪恶如此，还等待什么而不依法处以典刑呢？蔡卞侍奉皇上不忠，心怀奸诈而深藏不露，凡是章惇所做的事情，都是蔡卞揭发并策划的，出力尤其多。希望陛下采纳最公正的意见，公开显示对他们的谴责和贬黜。”他又论述：“蔡京审理文及甫案件，本来是为了报复私仇，开始诬陷宣仁太后，最后又把罪过归给先帝，必定要灭无辜者的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臣料想当时必有案牍奏疏，可以看出其中罗织附会的情形。像方天若这样凶恶奸邪的人，蔡京却把他收在门下，依靠他的阴险，作为心腹，立即兴起狱讼，大量斥逐善士，天下人为之冤屈，这些都是蔡京和方天若做的。” 希望考察查证事实真相，以此端正奸臣的罪行。”于是这三个人都被罢免。他又上疏请求端正元祐皇后的册立名号，并请求元符皇后不应与她并立，奏章被批示“知道了”。不久，元祐皇后的册位再次被废，言官议论龚▯自始至终都提出过相关意见，诏令削除他的名籍，编管房州。后来迁往象州，又迁往化州。他徒步前往贬所，拿着扇子乞钱维持生活。遇到赦令才得以回家，政和元年去世，五十五岁。绍兴元年，追赠直龙图阁；绍兴六年，又追赠右谏议大夫，并授予他的两个后代官职。他的弟弟大壮，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清廉耿介，自立于世。曾随兄长在河阳任官，曾布想见他却无法见到，于是去拜访龚▯，邀请他出来，二人从容交谈了一整天。曾布在墙上题诗，有“得见两龚”的话。龚▯任御史时，大壮劝他早些离开官场，龚▯把他看作畏友。不幸大壮早逝。孙谔，字元忠，睢阳人。他的父亲孙文用，以诚信厚道著称于乡里，死后谥为慈静居士。孙谔年轻时挺拔特立，不同于众人，受到张方平器重。考中进士，调任哲信县主簿，选任国子直讲。因卷入虞蕃案件而获罪，免职。元祐初年，起用为太常博士，升任太常丞。哲宗选择皇后时，太史被阴阳拘忌之说迷惑，孙谔上疏对太皇太后说：“民间小巷中的说法，不足以用来决定国家大计，希望由圣明亲自裁断。”出任利州、梓州路转运判官，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左正言。绍圣年间整治元祐党人，孙谔说：“汉、唐朋党的祸患，教训并不遥远。”蹇序辰编纂分类奏章，孙谔又说：“朝廷应当向天下显示信用，使天下安静安定，请像前次诏书那样，一概不要追问。”他曾侍奉皇帝问对，谈论星象变化所显示的灾咎，希望皇帝修身反省以消除灾异并恢复正常，停止临幸西池以及寝宫中未经正常程序的特旨授官。皇帝常常忧虑台谏官缺少人才，孙谔说：“世上哪里是缺少士人，只是陛下不知道罢了。”于是立即上疏推荐二十二名可以任用的人。章惇憎恶他违逆自己，出任广德军知军，调任唐州知州、提点湖南刑狱。徽宗即位，恢复任右司谏。他首先论述大臣的邪正，以及政事哪些应当废止、设置、沿袭或改革，皇帝称赞他耿直。议论者想把群臣的密封奏章交给外廷详细评定，孙谔说：“君主如果不能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这将加速忠臣遭祸，不应泄露。”此事于是停止。升任左司谏，不久因病去世。孙谔与彭汝砺互相以气节推重。彭汝砺去世后，孙谔对熟人说：“我任掌管谏诤的官职，没有愧对自己在地下的朋友了。”等到他再次进入谏院，才不到一个月，时论都为他的去世惋惜。陈轩，字元舆，建州建阳县人。进士考试名列第二，授任平江军节度推官。元祐年间，任礼部郎中、徐王翊善，两次升迁后任中书舍人。他上疏说：“祖宗旧制，各道帅臣、守臣和使者辞别进见的日子，都要召到便殿问对，不仅可以周遍了解利害，也可以考察人才。如今皇帝临朝几刻便退朝，只有执政大臣能够在皇帝身边，有时经过十天一个月，台谏官才得以觐见，其余官员都没有机会进前，这大概不是所谓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的办法。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依照旧例办理。”他又说：“各地巡检，招募懒散游荡的恶少编入土军，学习暴横，成为田野百姓的祸害，请改用厢军士卒代替。”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高丽入朝进贡，陈轩负责接待使者。高丽使者请求购买历代史书、《策府元龟》，并抄录郑、卫乐曲曲谱，陈轩都上报皇帝。礼部尚书苏轼弹劾他有失礼制，于是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庐州知州，后调任杭州、江宁、颍昌府。徽宗即位，任兵部侍郎兼侍读。他论述监司、守臣频繁更换的弊端，例如江、淮发运使，十五年间竟更换了三十二人，希望适当延长他们的任期。他又说：“近来重新制定差役法，本来是想减轻百姓负担，但有关部门却制造事端，包办苟且经营，以求获得盈余。发放青苗钱是为了抑制兼并、救济困难，不应以发放数量多来给予奖赏。”入宫侍奉讲经时，他常劝皇帝治理国家贵在清静，希望效法汉文帝、汉景帝的恭谨节俭，皇帝很听从并实行了这些意见。加任龙图阁直学士、成都府知府，未赴任，改任杭州、福州知州。去世时八十四岁。

译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任左司谏。当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利用赦免的恩典清理拖欠，王古减免、释放了很多债欠，赵挺之便弹劾王古把天下的财物拿来作为私人的恩惠。江公望认为皇帝即位时实行大赦，是要与天下百姓重新开始，怎么能容许王古在其中施行私恩，于是上疏说：“君主用来了解时政利弊、臣下忠奸的途径，没有比谏官、御史更值得信赖的了。如果有人粉饰事实、肆意诬陷，以满足私人愤怒来欺骗皇帝的听闻，不能不察看。臣听说赵挺之与王古议论政事常常不合，从言辞语气中屡屡显露出来，心怀不平，等待机会发作。俗语说‘把私事当作官场仇怨’，这是小人都不肯做的事，赵挺之却安心去做，难道是忠臣吗？” 他又上疏说：“自从哲宗产生绍述先志的意图，辅政任非其人，便把迎合自己当作同道，把忠于君主当作异端。一句话不符合当时的学说，就一定指为流俗；一种议论不等待时事变化，就一定指为横议。他们借助威权来发泄私人仇隙，必定以扰乱君臣父子名分的话来打动君主，使天下骚然不安，让泰陵先帝不能尽享继承先志的美名。元祐时期的人才，都是熙宁、元丰年间培养出来的，经过绍圣年间的放逐之后，存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了。神宗与元祐诸臣之间，起初并没有像管仲射钩、豫让斩衣那样的私人仇隙，先帝却听信仇人的话而斥退他们。陛下如果以元祐为名重新建立政治标准，必定会有人拿元丰、绍圣作为相对的名目；有了对立，就会兴起争斗；争斗兴起，党争就会重新建立。陛下改元时的诏旨，也说要思考建立皇极，曾经端正好恶来向众人表明，以中和之道建立政治，皇天后土确实听到了这些话。如今如果想要改变它，又将把皇天后土置于何地？” 内苑中逐渐蓄养珍禽奇兽，江公望极力进言说这不是新政初期所应做的事。另一天他入宫问对，皇帝说：“已经把它们全放走了，只有一只白鹇养得久了，始终不肯离开。”此前，皇帝曾拿柱杖驱赶白鹇，白鹇不走，于是就在杖头刻上江公望的姓名，用来记住他的谏言。蔡王赵似府中的属官因含糊近似的话制造案件，江公望极力进言营救，因此出任淮阳军知军。不久召回任左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身份任寿州知州。蔡京执政后，他被编管南安军。遇赦回家，去世。建炎年间，与陈瓘一同追赠右谏议大夫。陈祐，字纯益，仙井人。考中进士。元符末年，以吏部员外郎身份任右正言。他上疏对徽宗说：“有诏令让我与任伯雨一起讨论韩忠彦援引元祐臣僚的事情。考察贾易、岑象求、丰稷、张来、黄庭坚、龚原、晁补之、刘唐老、李昭▯等人，人才都可以任用，只是行迹接近嫌疑而已。如今如果分别党类，天下人一定会妄自揣测陛下驱逐元祐臣僚，又重新兴起绍圣时期的政事。如今绍圣时期的人才成群在朝廷，一概不追问；元祐时期的人有几十人，却总是不断攻击，这就是在朝廷之上公然树立党派。” 升任右司谏。他说：“林希在绍圣初年掌管诏令文书，起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的制书，都一味设法迎合章惇的意图。陛下近来听从臣的意见剥夺他的官职，把他从大名府调到扬州，而林希在谢恩表中却具体说这些事情都出自先朝。大体说来，奸人诋毁善类，事情成功了就发泄自己的愤恨，事情失败了就把过错归给君主。至于过失还没有显露，训诫之辞却已经预先写好，怎么能算是责罚人的真实依据？历数诬陷诋毁之事，甚至上犯圣德，怎么能算臣子的情谊？不到一两年，他就升到枢密院近臣的位置，林希还敢因忿躁不平，在谢恩章中傲慢地对皇上不敬。这样的事如果可以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林希再次降为舒州知州。陈祐又论奏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违逆皇帝旨意，任滁州通判。蔡卞请求贬黜任伯雨等人，陈祐也在其中，被编管澧州，后迁归州。恢复承议郎官职，去世。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十四岁进入太学，已有俊秀的声名。熙宁年间以经学考试选取士人，学者们一致尊奉王氏学说，唯独安民不因此改变。春试时，他被评为第一名，主考官拆开糊名封条，见他年纪小，想把他的名次降下来。判监常秩不同意，说：“糊名比较才艺，怎么能随便更改？”并把这件事报告王安石。王安石称赞他的文章，命令学者把它作为标准，因此他的声名更加显著。王安石想见他，他不肯前往。熙宁六年考中进士，神宗喜爱他的策论，想让他在众士中夺魁。执政大臣说他经学不够熟悉，便把他列为第十名。授任应天府军巡判官，选任成都府教授。他与安惇同为僚属，安惇深刻奸诈，曾经和常安民一起拜见府帅，却总是诋毁自己平素厚待亲善的人。安民退下后对安惇说：“那个人不是对您很厚道吗？您为什么诋毁得这样厉害？”安惇说：“我心里确实厌恶他，只是姑且把他当作表面上的朋友罢了。”安民说：“您所说的‘内心藏着怨恨却同那个人交朋友’，正是李林甫那样的人。”安惇笑着说：“正直的道路还给您，富贵让我取得。”安民应声说：“如果处处以厚道求富贵，天下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我应当归隐山林，难道还要同您争论是非吗？只恐怕会损害阴德罢了。”后来安惇显贵，果然陷害安民；安惇的儿子又因犯法被处死，正如安民所说。任期届满后，安民寄居京师。他的妻子孙氏与蔡确的妻子是兄弟关系。蔡确当时任宰相，安民厌恶他的为人，完全不与他往来。蔡确的夫人派人招请他的妻子，她也不去。调任长洲县知县，以诚信作为治理原则，百姓不忍心欺骗他。县中原来盗贼很多，安民登记曾经犯罪的人，把罪行写在衣服上，挂在其家门口，约定只有能够捕获其他盗贼才能除去标记，盗贼因此停止作案。追征科税不交给下属官吏办理，而让百姓自行缴纳，比其他县更早办完。转运使许懋、孙昌龄进入县境，县民都歌颂他的政绩，称他为古代的良吏。元祐初年，李常、孙觉、范百禄、苏轼、鲜于侁连续上章推荐，常安民擢升为大理寺丞、鸿胪寺丞。

译当时，元丰年间执政的大臣虽然已经离开朝廷，但他们的党羽分布在朝廷内外，制造私人的说法来动摇当时的政事。常安民暗自忧虑这件事，写信给吕公著说：“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就像良医诊察疾病，在天下安宁无事的时候对人说‘以后一定会有大忧患’，众人一定惊骇发笑。只有能察觉细微变化、看见事物先兆的人，才可以预先知道事态的发展。所以不在可以忧虑的事情上忧虑，而在还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上先忧虑，这是最大的忧患。今天天下的形势，足以成为大忧患。虽然已经升进忠良，却不能搜罗天下英才，使他们都聚集朝廷来压倒小人，我恐怕正直端方之士还不能安稳地睡觉。因此，除掉小人不难，战胜小人却难。陈蕃、窦武同心协力，选用名贤，天下都希望太平，但最后死在曹节手中，终于酿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与五王使唐室中兴，以为福泽可以流传万世，等到武三思一旦得志，竟至于被流放迁徙、沉沦覆没。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发生过的祸患。如今任用贤人就像依靠一根孤立的栋梁，拔擢士人就像搬动巨石，即使有奇异卓越的人才，也不能让他们施展志向，实在可叹。猛虎据守山隅，没有人敢于触犯它，但最终仍被人战胜，是因为人多而虎少。” 所以十个人制服一只老虎，人就能获胜；一个人制服十只老虎，老虎就会获胜。如今怎么能用几十个人去制服一千只老虎呢？现在怨恨愤怒已经积聚，一旦爆发，祸害一定很大，难道还不能说是大忧患吗？”等到章惇担任宰相，常安民的话果然应验。历任太常博士，转任太常丞。他与少卿朱光庭意见不合，出任江西转运判官，未赴任，改任宗正丞。苏辙推荐他担任御史，宰相不高兴，授任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年，召见问对，他对哲宗说：“今天最大的忧患，没有比士人不知羞耻更严重的了。希望陛下奖拔廉洁而有操守的士人，以此激励风俗。元祐时期进言的人把熙宁、元丰视为错误，如今进言的人却反过来，都是偏执的议论。希望公开听取、全面观察，选择其中正确的，使之归于适当。”授任监察御史。论奏章惇专擅国政、培植党羽，请求收回君主的权柄并抑制章惇的权力，反复曲折地陈说，始终不停止。章惇派亲信对他说：“您本来以文学著名于当世，为什么要把进言当作自己的责任，和别人结怨呢？稍微安静一些，将来当会安排您在左右任职。”常安民严肃地斥责说：“你竟然替当今宰相游说吗？”章惇更加愤怒。宦官裴彦臣修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与他深相结交，强行拆毁百姓住宅。有人向朝廷控诉，诏令御史弹劾审理。常安民说：“事情有情节严重而法律处罚轻的情况，宦官豪横，与侍从官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蒙蔽皇上；这种奸恶情状，恐怕法律不能完全处理。希望加重降职责罚，以肃清百官。”案件审理完毕，章惇极力袒护，只判罚金。常安民于是论奏蔡京：“他的奸邪足以迷惑众人，辩才足以掩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在内勾结宦官，在外联络朝臣，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诬陷说是与元祐党人结党；只要不是先帝的法令，他一定要排挤此人而后罢休。如今朝廷中的臣子，蔡京的党羽已经超过一半，陛下不能不早些醒悟，把他们驱逐出去。以后羽翼一旦形成，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蔡京的奸邪刚刚萌芽，多数人还没有看出来，只有常安民首先揭发。他又说：“如今大臣们提出绍述之说，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人仇怨；结交朋党、依附权势的人也随之附和。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献诗给吕公著以求进用，谄媚无耻，近来却请求毁掉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担任博士时，亲自把司马光的谥号定为文正，近来却请求剖棺鞭尸。陛下考察这些人的言论，难道果真出自公论吗？”他的奏章前后达到几十上百封，估计终究不能改变局面，于是请求出任外官，皇帝只是加以慰勉。举行明堂大飨礼时，刘贤妃随从侍奉于斋宫。常安民认为这会受到万众瞻观，有损皇帝的圣德，言辞很是切直，皇帝微微发怒。曾布起初因为常安民多次触犯章惇，以为他会依附自己，屡次在朝廷称赞他。后来常安民和曾布一同被论奏，曾布也怨恨他，于是与章惇联合排挤他，便把他写给吕公著的信取来呈给皇帝。另一天，皇帝对常安民说：“你上给宰相的信，把我比作汉灵帝，为什么？”常安民说：“奸臣挑剔摘取臣的话，推演它的时代背景来罗织罪名罢了，即使辩解，又有什么益处呢？” 董敦逸再次担任御史，想弹劾苏轼兄弟，常安民说苏轼、苏辙兄弟享有天下文章的重大声望，恐怕不应这样做。到了这时，董敦逸上奏弹劾他们，诏令常安民任知军，章惇径自拟定让他监滁州酒税。他到滁州后，每天亲自处理细小事务。郡守曾肇约他游山林，说：“被贬的官员按惯例不必办事。”常安民谢绝说：“领取俸禄却懈怠自己的职事，不可以。”任期满三年，任温州通判。徽宗即位，朝廷议论想起用他担任谏官，曾布阻止，改任提点永兴军路刑狱。蔡京执政后，常安民被列入党籍，流落在外二十年。政和末年去世，七十岁。建炎四年，追赠右谏议大夫。他的儿子常同，任御史中丞，另有传。史臣评论说：次升从容说了一句话，就阻止吕升卿出使岭南，对元祐诸臣立下了大功。师锡认为，如果蔡京被任用，天下治乱从此就会分开，遗憾的是他的言论当时没有实行，却只在后来得到验证。彭汝砺为蔡确分辨营救，以正直报答怨恨。盛陶说专卖茶叶是西南的祸害，毅然触犯蒲宗闵、李杞的锋芒。张庭坚论述恢复绍圣以前政事并不足以穷尽孝道。孙谔说世上并不缺少士人，只是君主不能识知，于是推荐可用的人二十二名，号称耿直，补益尤其多。陈轩极力陈说青苗法遗留的祸害，希望以清静治理国家。陈祐攻击林希，并且论奏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至死斥责他们也不后悔。江公望说神宗与元祐诸臣之间并没有像管仲射钩那样的旧怨。列传第一百六。孙鼛、吴时、李昭▯、吴师礼、王汉之、弟涣之、黄廉、朱服、张舜民、盛陶、章衡、颜复、孙升、韩川、龚鼎臣、郑穆、席旦、乔执中。孙鼛，字叔静，钱塘人。他的父亲孙直官，迁居扬州江都。孙鼛十五岁时游学太学，苏洵、滕甫都称赞他。因父亲任官的恩荫，调任武平尉，捕获几十名有名的盗贼，谢绝赏赐不接受。再次调任越州司法参军，知州赵抃推荐他的才能。任偃师县知县时，蒲中有个艺人假装僧人，隐藏在民间，因为不说话迷惑众人，传说他掌握异术，百姓纷纷赶到他的门下。孙鼛收捕审查他的奸诈情状，使他立即伏法。韩缜镇守长安时，征召他进入府中；韩缜离任后，继任者仍挽留他使他留下，居住五年，任签书西川判官。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召见问对，擢升提举广东常平。徽宗初年，调任两浙。由福建转运判官任上召回，任屯田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