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二

译如今听不到谏官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听不到给事中封还驳正诏令，也听不到左右史登上殿阶、记录皇帝的言论行动，这难道是圣朝的美事吗？御史又不敢弹劾奏报，中书舍人从未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却没有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却没有图书典籍。臣希望陛下选择人才、任用官员，使各部门分别管理自己的事务；如果各自的职务都能修治举办，朝廷威仪自然会严整。这是关于朝廷大体的第二点。近来天下太平，京城富足。军营、马监没有不修建得宏大壮丽的；佛寺、道宫也都修缮得焕然一新。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是周代的灵囿、汉代的昆明池，也不足以相比。然而尚书省尤其狭小，郎官各曹没有自己的办公处，尚书没有听事之所。九寺三监寄居在天街两侧的廊屋里，贡院设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时代应有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另行修建省寺，用来安排各级官员。这是关于朝廷大体的第三点。按照审理狱讼的官令，枷杻有长短之别，钳锁有轻重之分，尺寸斤两都载在刑书中，从未听说用铁制作枷的。过去唐太宗观看《明堂图》，看见图中人的五脏都附丽在背部，于是减轻徒刑。何况如今正值隆盛太平之时，将要做到刑罚不用；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刑具，去掉它就可以了。这是关于朝廷大体的第四点。奏疏上呈后，皇帝下优厚诏书褒奖答复，赏赐钱五十万。僚友对田锡说：“今天这样的事情很少见，应该稍微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忌恨。”田锡说：“侍奉君主的诚心，只怕不能竭尽，何况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性情，难道会因为一次赏赐就改变吗？”当时赵普任宰相，命有关部门接受群臣章奏时，必先告诉田锡。田锡写信给赵普，认为这有失至公的体制，赵普承认过错，向他道歉。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通过驿站文书谈论边事说：臣听说，动与静的关键不可妄自举动，安危的道理不可轻率谈论。利与害相互产生，变化并不固定；取舍不能迷惑，思虑必须精密。所谓动静的关键不可妄举，动是指用兵，静是指持重。应当行动却安静不动，就会养成敌寇、滋生奸祸；应当安静却轻率行动，就会错失时机、败坏事情。动静合乎节度，才算得当。如今北部边境纷乱，大概也是因为有些担任边疆职务的人，把谋求羊马小利看成捷功，把擒获斩杀的小胜夸耀为功劳，招致怨恨、结下仇怨，发动战争、招来敌寇，正是这个原因。前年边境突然骚扰，皇帝亲自曲折绕道乘坐革辂，敌骑退去后，皇帝才回銮。这些都是我们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机，落入敌人的谋略之中，劳民伤财、耗损国力，哪里说得尽呢？希望陛下申令告诫将帅，谨慎巩固边防，不要崇尚小功。允许互通贸易；俘获的蕃人，安抚后把他们送还。这样不到五年，河朔百姓就能从事农业，亭障地区可以积聚军粮。然后等待敌人发生混乱再攻取，就能取胜；乘其衰弱进兵，就会投降。等他们内心诚服而不想返回，便可省力而取得加倍功效。确实希望陛下考察古代的治道，致力于长远谋略，显示安抚怀柔万国的心意，采用驾驭四夷的策略；行事要戒止轻率发动，处理事理贵在深谋远虑。这就是所说的安危之理不可轻率谈论。国家致力于大体，追求最高的治理，就会安定；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劳苦却没有功效，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恒常之道，做臣子有恒常之职，这就是致力于大体。君上不拒绝劝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高的治理。汉武帝亲自执持武节，登上单于之台；唐太宗亲手结扎雨衣，征伐辽东之国，这就是舍弃近处而谋求远方。沙漠穷荒之地，得到它也没有用处，这就是劳苦而没有功效。如今在位的臣子，敢于进言的很少；进言而被采纳，未必得到福分，进言而不被听从，反而还要担心灾祸，想让臣下不隐瞒实情，做得到吗？哪里谈得上致力于大体、追求最高治理呢？臣又说，利与害相互产生、变化不定，《兵书》说：“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好处。”事情有可以进攻却退却的，便会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祸害发生；有可以退却却进攻的，便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有可以迅速办理却拖延的，利益一定会因此失去；有可以缓办却急于办理的，祸害一定会因此招致。有可以诛杀却赦免的，奸邪之心或许会因此产生祸害；有可以赦免却诛杀的，担心受祸的人或许会不再有心为国谋利。有可以赏赐却处罚的，就会损害勤劳者的功劳；有可以处罚却赏赐的，就会助长僭越者的侥幸。能够审察利害，才算聪明。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会明。所以《尚书》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又说，取舍不可以迷惑，所以说“孟贲犹豫不决，还不如童子一定到达”。思虑不可以不精密，所以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自从国家谋划收复燕地以来，连续用兵没有停止，财物用度不得不耗费，人心不得不忧虑。希望陛下精心思考，果断取舍，不要让战争旷日持久、穷兵黩武。奏书上呈，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调任知相州，改任右补阙。他又上章议论政事。第二年，调任睦州。睦州人过去受到礼教的约束很少，田锡修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把经籍发给诸生，皇帝下诏赐予《九经》，从此人们知道向学。适逢文明殿发生火灾，他又上章极力谈论时政，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转任起居舍人，回来判登闻鼓院，上书请求举行封禅。以原官任知制诰，不久加任兵部员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田锡上章，其中有“调变倒置”的话，触犯宰相，被罢为户部郎中，出任知陈州。因拖延审理杀人案件获罪，降授海州团练副使，后来调任单州。召回任工部员外郎，再次议论时政的缺失，不久诏令他直集贤院。至道年间，恢复旧官职。真宗继承皇位，田锡升任吏部官员。出使秦、陇，回来后接连上章说，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州、夏州的战事，百姓更加困苦，皇帝为此忧伤。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式共同任职，因为议论不合请求罢职，出任知泰州。适逢彗星出现，他上疏请求皇帝责备自身，以回应上天的警戒；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他。他将要出发时，皇帝派中使慰问安抚，仍加以优厚赏赐。咸平三年，皇帝下诏令近臣荐举贤良方正之士，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田锡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询问政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臣希望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只是按门类记载事物。臣请求摘录四部书，另外编成三百六十卷《御览》，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每天阅读一卷，一年就可以读完。又采集经史中重要切实的言论，编成十卷《御屏风》，放在御座旁边，那么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就经常呈现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诏令史馆借给他群书，每编成几卷，就先送入宫中。田锡于是先上进《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译《御览序》说：“圣人的道理，分布在各种典籍中。《六经》的言论高远、旨意深邃，不讲求讨论，就不能探测它的深奥；各部史书的事迹各异、事情各殊，不参照会通其中的异同，哪里容易记住它的繁杂？诸子书中异端学说很多，文集中尊崇经书的言辞却很少。如果不搜取精深义理作为鉴戒，提纲挈领来观察事物的会通，编成可以每日阅读的书，以资助日益更新的德行，那么即使到白头，也不能穷尽经书，何况君王呢？臣每次读书，都想着把所得上报来补益圣明的听闻；可以铭记在座席角边的，就写在御屏风上；可以用于日常治理原则的，就记录为《御览》。希望凭借微薄如水滴尘埃的力量，稍稍补益天地之德，使功业可以同尧、舜相比，而百姓也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 《御屏风序》说：“古代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和手杖上都有警戒之辞，大概是因为日常起居时必然看见，早晚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如果能够每天更新，就要天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周武王刻在几案和手杖上的铭文说：‘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熟思这两点，日后一定没有凶险。’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重要切实的话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有关经世济民的要旨，题为《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阅读经、史、子、集，便选取其中要旨，随即进献，题写在御屏风上，放在座位右边，皇帝早晚观看反省，那么圣德就会日益更新，可以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银台，阅览天下奏章，凡是谈到百姓饥饿、盗贼兴起以及诏敕不便施行的，都逐条奏报其事。皇帝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谏臣的体统”，当天就让他以本官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升为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他接连上奏八篇，都是直言时政得失。咸平六年冬天，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四岁。遗表劝皇帝以仁慈节俭守住帝位，以清静之道教化百姓，安居时想到危险，政治清明时想到乱象。皇帝看后悲伤，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正直的臣子。朝廷稍有缺失，正在思考时，田锡的章奏已经送到了。像这样的谏官，也很难再得到了。”皇帝叹惜了很久，特意追赠他为工部侍郎。录用他的两个儿子，并都任大理评事，供给俸禄直到服满丧期。田锡性情耿直方正，不善于同人相合，从未到权贵门下趋奉。他居于公庭时，整天正襟危坐，脸上没有懈怠的神色。他仰慕魏徵、李绛的为人，把尽力规谏、陈述得失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我入朝任职以来，章疏共有五十二篇，都是谏臣任职时通常应说的话。如果能够被采纳，是我的幸运；难道可以把副本藏起来留给后人，用来毁谤当时、出卖正直之名吗？”于是命人把它们全部烧掉。但他性情凝重固执，治理郡县没有声誉。著有《咸平集》五十卷。王禹偁，字元之，是济州钜野人。世代都是农家，九岁就能作文，毕士安见到他后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授任成武主簿。调任知长洲县，就地改任大理评事。同年出生的罗处约当时任吴县县令，两人每天一起作诗吟咏，许多人传诵他们的作品。端拱初年，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来考试，升任右拾遗、直史馆，赐绯衣。按旧例，赐绯衣的人供给涂金银带，皇帝特意命令赐给他文犀带，以示宠爱。他当天就进献《端拱箴》，寄托规劝讽谏之意。当时北方尚未安定，皇帝向群臣询问边事。王禹偁进献《御戎十策》，大致借汉代的事情来说明：“汉代十二位君主中，说到贤明，是汉文帝、汉景帝；说到昏乱，是汉哀帝、汉平帝。然而在文帝、景帝时期，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意侵掠，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烽火照亮甘泉宫。哀帝、平帝时，呼韩邪单于却每年入朝，交出人质、称臣，边境烽火停止警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汉文帝处在军臣单于强盛之时，对外任用贤能，对内修明政治，使军臣单于不能造成深重祸患，这是由于德政。哀帝、平帝处在呼韩邪衰弱之际，即使对外没有良将、对内没有贤臣，却能使他前来朝见，这是由时势决定的。如今国家疆域广大，不比汉朝小；陛下圣明，难道会比汉文帝逊色吗？契丹的强盛，比不上军臣单于；至于扰乱边境、侵犯塞外，难道会有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烽火照亮甘泉宫那样的祸患吗？关键也在于对外任用贤能，对内修明德政罢了。臣愚昧地认为：对外应当联合兵力、加重将领权力，停止让小臣侦察巡逻边事；施行离间计使他们内部离散；派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属部队互相配合、形成掎角之势。下诏感动激励边地百姓，使他们知道收取燕蓟旧有疆土不是贪图土地；对内则裁减官员以宽裕经费，抑制文士以激励武夫，信任重臣以助成他们的谋略，不看重虚名以戒除无益之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充实民力。”皇帝深深嘉奖他。王禹偁又同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上表请求共同校订《三史》，改正了许多地方。太平兴国二年，皇帝亲自考试贡士，召见王禹偁，他当场就写成诗赋。皇帝高兴地说：“这篇文章不到一个月就会传遍天下了。”当天就授任他左司谏、知制诰。这年冬天，京城发生旱灾，王禹偁上疏说：“一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馑，五种谷物都没有收成叫作饥。馑灾时，大夫以下都要减少俸禄；饥灾时，全部没有俸禄，只供给粮食。如今旱情还没有得到雨水滋润，越冬麦还没有发芽，既然没有积蓄，百姓的饥饿实在令人忧虑。希望下诏直截了当地说：‘君臣之间，政治教化有缺失，从皇帝乘舆服御，到百官的俸禄供给，除宿卫军士、边地将帅外，全部分别减省，以向上回应上天的谴责，向下安抚人心，等雨水充足后恢复旧制。’臣是朝廷官员中家境最贫寒、俸禄最微薄的人，也愿意首先减少自己的俸禄，以赎除损耗蛀蚀国用的过失。对外停止每年采购的物品；对内停止工巧技艺。城外挖土而侵扰坟墓的，把坟墓重新掩埋；各州被发配充军的人，除贪赃盗窃者外，全部释放。然后用古代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告诫州县官吏。其余军队、百姓、刑法、政务方面的弊病，有臣所不知道的，希望交给宰相裁量议定后颁行；只要能感动人心，一定会招来和气。”

译不久，王禹偁判大理寺。庐州妖僧道安诬告徐铉，道安本应反坐获罪，却有诏令不予治罪。王禹偁抗疏为徐铉申冤，请求追究道安的罪，因此获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一年多后调任解州。太平兴国四年，召回授任左正言，皇帝因为他性情刚直、不能容人，命宰相告诫他。他任直弘文馆时，请求补任郡职以便奉养父母，获任知单州，赐钱三十万。到任十五天，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任知制诰。他多次献言讨伐李继迁的便利策略，认为不必劳师动众诛杀李继迁，自然可以用计谋擒取。他说应当明白列举李继迁的罪恶，晓谕蕃汉百姓，公开设置赏赐，给以高官厚禄，那么李继迁的首级，不被斩获也会被擒拿。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夏人归附，最终果然如王禹偁所说。至道元年，召入翰林任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诏令中有不便实行的，他多有论奏。孝章皇后去世，把皇后的梓宫迁到已故燕国长公主的宅第，群臣没有按照丧礼服丧。王禹偁对宾客说，皇后曾经以母亲的身份使天下归信，应当遵用旧礼。因此获罪，被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起初，王禹偁曾起草《李继迁制》，李继迁送来五十匹马作为润笔费，王禹偁拒绝了。等到他出任滁州时，闽人郑褒徒步来拜谒，王禹偁喜爱他的儒雅，便替他买了一匹马。有人说买马使官价受损，太宗说：“他能够拒绝李继迁送来的五十匹马，难道会在一匹马的价格上吃亏吗？”调任知扬州。真宗即位后，升任刑部官员。适逢诏令征求直言，王禹偁上疏谈五件事：第一，谨慎防守边境，疏通盟好，使运输物资的百姓能够得到休息。如今北面有契丹，西面有李继迁。契丹虽然没有侵犯边境，戍守的士兵难道能够减少吗？李继迁既然还没有归顺，粮饷供应本来就很难停止。关中、辅郡的百姓，困苦得像倒悬一样。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边疆官吏写信给辽国大臣，使其转达辽主，请求恢复旧日友好。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恢复他对夏台的统治。他一定会感激恩德、入朝归附，同时也使天下知道陛下能屈己以利百姓。第二，裁减多余士兵，合并多余官吏，使山林川泽的财富逐渐流向百姓。乾德、开宝年间，土地还不广，财赋还不丰；然而进攻河东、防备北部边境，国用并不充足，兵威却很强盛，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所蓄养的军队精锐而不多，所任用的将领专一而不受猜疑。后来完全收取东南数国，又平定河东，土地和财赋可以说既广又丰富了，但兵威却不能振作，国用反而更加紧急，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所蓄养的军队冗多而不全是精锐，所任用的将领众多而不能独立专断。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像开宝年间那样规划整顿军队和赋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天下了。而且开宝年间设置的官员极少。臣本是鲁地人，登记户籍在济州；没有考中进士时，一个州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从未耽误政事。后来增加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年间又增设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酒、榷税、算务等官又增加四人。曹官之外，又增加司理。问其租税，反而比过去减少；问其百姓，反而比从前逃亡得多。一个州已经如此，全国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多余官吏从上面耗费国用，多余士兵从下面耗费国用，这就是把山林川泽的利益全都取尽，却仍然不能满足的原因。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同百姓共同享有。自汉代以来，取来作为国家用度，不能放弃；但也不能全部取尽。比如茶法，从古以来没有税，唐元和年间因为用兵于齐、蔡，才开始征收茶税。唐史称那一年得到钱四十万贯，如今却达到数百万贯，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所以臣说，裁减多余士兵，合并多余官吏，使山林川泽的富饶稍微流向百姓，说的就是这个。第三，使选举任官变得严格困难，使入仕任官不致泛滥。古代由乡里荐举选拔，为官府选择人才，士君子先在家中修养学问品行，然后推荐给朝廷；历代虽有沿革，却从未远离这个原则。隋、唐才开始有科举考试，太祖时期，每年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之士五十人。又因为诸侯不得奏请辟用，士大夫很少有凭借资荫入仕的，所以有人终身不能考中一第，直到老死也不能得到一个官职。太宗在藩王府中培养德行，看到这种情况。即位后，不要求人才样样完备才录用，而是舍弃短处、使用长处，选十人能得到五人。在位将近二十年，考中者几乎达到一万人，其中虽有杰出人才，也有很容易就考取的。臣愚昧地认为，数百年积累的艰难，先帝所以用广泛取士来救济；二十年的丰厚恩泽，陛下应当用旧有章程来纠正，希望把科举考试交还有关部门，依照旧例办理。至于吏部铨选官员，也不是帝王亲自办理的事情；自来五品以下，称为旨授官，如今却只限于幕职、州县官，京官虽有选授期限，多不实行。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把吏部职权交还有关部门，依照规定敕令注拟任官即可。第四，淘汰僧尼，使疲困的百姓不再被耗损。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军队不在其中，因为古代井田制度下，农民就是士兵。自秦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于是四民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民众，所以农民更加困苦。然而拿起武器保卫社稷，按道理不能取消。汉明帝以后，佛法传入中国，度人出家、修建寺院，历代不断增加。他们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种却吃饭，于是五民之外又增加一种，成为六民。假使天下有一万名僧人，每天每人吃米一升，每年用绢一匹，这已经是极其节俭的估计了，仍然每月耗费三千斛米，每年用掉一万匹绢，何况有五万、七万僧人呢？难道不能说是百姓的蛀虫吗？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度人出家已经很多，修建寺院也很多，计算其费用耗损，岂止亿万。先朝皇帝身体不适时，舍施又很多；佛若有灵，难道不应当得到福报吗？事实证明礼佛没有效果，这一点完全可以知道。希望陛下深刻鉴察治理的根本，赶快实行淘汰；如果即位之初还不想惊扰这些人，也可以暂且二十年不再度人出家、不再修建寺院，使其自行消亡，这也是挽救弊病的一种办法。”

译第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使忠良正直、敢于直谏的士人知道进用而不疑虑，使奸邪巧佞、倾侧机巧的人知道退避而有所畏惧。君主是头颅，臣下是四肢，君臣本来就是一体。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猜疑，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任用。凡是议论帝王盛德的，难道不说尧、舜时，契任司徒，咎繇任士，伯夷掌管礼，后夔掌管乐，禹平治水土，益任虞官吗？把职任交给他们并责成他们完成，于是尧具有知人善任的德行。不过尧的时代距离太远了，臣请以近事来说。唐元和年间，宪宗曾命裴垍铨评百官，裴垍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部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僚属，那么上下就不会互相猜疑，政事也就能办成了。’有见识的人认为裴垍说得对。希望陛下远取法于帝尧，近以唐朝为鉴；既然得到了宰相，就任用他而不要猜疑，使宰相选择各部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僚属，那么就可以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了。古代受刑之人不在君主身边，《论语》说：‘放弃郑国的乐声，远离谄佞之人。’所以周文王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替他系鞋带的人，意思是身边的人全都是贤者。小人巧言令色，揣摩迎合君主的意旨，事情必然损害正道，内心只忌恨贤能之人；若非圣明之主，不能深刻察觉。旧制度规定，南班三品官员，尚书才可以登殿；近来三班奉职，有时因奉命出使，也允许登殿，扰乱皇帝的听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陛下振兴纲纪，维护朝廷视听威严，正应当在这个时候。臣愚昧地又认为，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是先议论军队，使兵力多寡合宜，安排处置合乎原则；然后议论官吏，使清廉与贪浊走不同的道路，官品流类不相混杂；然后严格选举任官以堵塞源头，禁止僧尼以去除耗费。这样自然会国用充足、王道施行。奏疏上呈后，王禹偁被召回，恢复知制诰。咸平初年，参与修撰《太祖实录》，如实记载太祖的事迹。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和，怀疑王禹偁的议论在其中有偏重。王禹偁出任知黄州，曾作《三黜赋》来表达志向。赋的末章说：“[‘0’疑为‘一’]身可以屈服，道义却不能屈服啊，即使遭受百次贬谪，又有什么损害！”咸平三年，濮州盗贼夜间进入城中，掠走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偁听说后上疏，大意说：臣认为，体察国事、规划天下，是君王保卫国家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以守护他的国家。”自五代以来天下动乱，各自占据城垒，土地像豆子一样分裂、像瓜一样剖开，持续了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使天下成为一家。当时议论的人于是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壕沟，收缴兵器铠甲，撤除武备；这样过了二十多年。让文士主持州政，大郡只给二十名士兵，小郡再减五人，用来充当日常侍从。名义上称为长吏，实际上同旅人一样；名义上是郡城，实际上荡然如平地。这样做虽然是尊重京师而压制郡县、采取强化中央而削弱地方的办法，却也没有做到恰当。臣近来在滁州，遇到发兵运输漕粮的事，关城没有人守卫，只让白直代替主官负责开关城门；城池坍塌破败，铠甲兵器也不完备。后来调任维扬，那里号称重镇，却同滁州没有差别。曾经拿出三十副铠甲，交给巡警使臣，让他们拉满弩、张开弓，结果十副中损坏了四五副。这大概是因为不敢擅自修缮，上下因循苟且，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如今黄州的城墙、守城器械和铠甲兵器，又比不上滁州、扬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突然兴起，即使想要防御，又凭什么抵挡呢？这大概是因为太祖削弱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杜绝僭伪者觊觎的心思，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设置一种办法来拯救社会，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弊病；挽救弊病的方法，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疾病像车轮转动一样，当然不能拘泥成法、胶柱鼓瑟。如今江淮各州有三大祸患：城池坍塌破败，这是第一；兵器铠甲不完备，这是第二；士兵没有受过训练，这是第三。濮州盗贼的兴起，正可以看出防备松弛。希望陛下特意屈尊作出决断，允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同时设置守捉。军队最多不超过五百人，检阅训练弓箭刀剑，然后逐渐修缮城墙，修补完备铠甲，那么各郡国就有了抵御侮辱侵害的准备，长吏也可以免除被劫掠的忧虑。奏疏上呈后，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四年，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了，被吃掉将近一半。群鸡夜里鸣叫，连续一个月没有停止。冬天雷声突然大作。禹偁亲手上疏引用《洪范传》陈述戒诫，并且自我弹劾；皇上派内侍乘驲车慰问，又举行醮禳之仪，询问日官，日官说：“守土之臣应当承担这个罪咎。”皇上爱惜禹偁的才干，当天便下令改任他为蕲州知州。禹偁上表谢恩，其中有“宣室中询问鬼神，本来没指望活着回来；茂陵封禅的书，只希望留待身后”这样的话。皇上对此感到奇异，禹偁果然到郡任职还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八岁。讣告传来，皇上十分悲悼，厚厚地赏赙他的家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出身。禹偁词章学问敏捷丰赡，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喜欢评论人物，以正直立身、实行正道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我如果生在元和年间，能在李绛、崔群之间任事，也就没有什么惭愧了。”他写文章、著书，大多涉及规劝讽谏，因此很不为世俗所容，所以屡次被排斥。他所交游的必定是儒雅之士；后辈中有文辞才艺的人，他总是极力称许宣扬。像孙何、丁谓这一类人，大多曾到他门下求学。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他的儿子嘉祐、嘉言都很有名声。嘉祐任馆职时，寇准问：“我任京府尹，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嘉祐回答：“人们说丈人将要入朝为相。”寇准问：“依你看怎么样？”嘉祐说：“以我的愚见，不做宰相倒更好；一旦做了宰相，声誉名望反而会受损。自古贤能的宰相之所以能够建立功业、使百姓受惠，是因为君臣相互投合，就像鱼有了水一样，所以君主采纳臣下的意见，臣主都能荣耀。如今丈人享有天下的重大声望，朝廷内外都把实现太平的责任寄托在您身上；您对于英明的君主，能够像鱼得到水那样相互契合吗？”寇准非常高兴，握着他的手说：“元之虽然文章冠绝天下，但论到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谋虑，有些地方恐怕还比不上你。”嘉祐的官位并不显赫。嘉言以进士及第，任江都县主簿。真宗曾看过禹偁的奏章，感叹赞美其中的恳切正直，便询问他的后代，宰相把嘉言的情况报告给皇上。皇上立即召见问对，提拔为大理评事，后来升至殿中侍御史。曾孙汾考中进士甲科，仕途升至工部侍郎，列入元祐党籍。

译张咏，字复之，是濮州鄄城人。年轻时任性使气，不拘小节，即使贫贱而客居外地，也从不向人低头。太平兴国五年，郡里荐举进士，商议把张咏列为首荐。有位老儒张覃尚未中第，张咏便和寇准一起写信给郡将，荐举张覃为首，众人都赞许他能够谦让。这一年，张咏考中进士乙科，任大理评事、鄂州崇阳县知县。两次升迁为著作佐郎。因苏易简推荐，入朝任太子中允，升秘书丞、麟州和相州通判，请求掌管濮州的市征，以便奉养父母。不久被召回，赐绯衣鱼袋，任浚仪县知县。适逢李沆、宋湜、寇准接连推荐他的才能，朝廷任命他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他上奏请求废除归州、峡州的水递夫，因而升任太常博士。太宗听说他精明能干，召回朝廷，破格授任虞部郎中，赐金鱼袋、紫衣。十天后，他与向敏中一同升为枢密直学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并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任并代部署时，有个小校犯法，张永德把他打到死，皇帝下诏查办他的罪。张咏封还诏书，并且说：“陛下正把边疆重任交给张永德，如果因为一个部下小校的缘故，推究并辱没主帅，臣恐怕会使下属产生轻视上级之心。”太宗没有听从。不久，果然发生营兵胁迫控诉军校的事情，张咏引用前面的事来进言，太宗改变脸色，慰劳他。张咏出任益州知州。当时李顺发动叛乱，王继恩、上官正统率军队进攻讨伐，却行动迟缓，不肯前进。张咏用言语激励上官正，勉励他亲自出征，并且隆重设帐置酒为他饯行。酒兴正浓时，他举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国家厚恩，却没有办法报答责任；这次出征应当一直攻到贼寇营垒，扫平这些丑类。如果使军队长期疲劳、拖延时日，那么这里很快也会成为你们的死地了。”上官正因此决定出兵深入，大体上取得了胜利。王继恩帐下有士卒用绳子缒下城墙，夜里逃走，官吏抓住后报告张咏。张咏不想与王继恩失和，便命令把他捆住扔进枯井，别人都不知道。正值贼寇劫掠之时，百姓中有许多人被胁迫跟从，张咏发文晓谕他们朝廷的恩德和信用，使他们各自回到田里乡里。他还说：“前些日子李顺胁迫百姓做贼，今天我把贼变回百姓，不也可以吗？”当时民间有谣言，说有个白头老翁午后吃人的儿女，整个郡都喧闹不安。到了傍晚，路上没有行人；后来抓到制造谣言的人，将他杀掉，百姓于是安定下来。张咏说：“妖异谣言的兴起，是邪气乘机而入；妖异有形，谣言有声。制止谣言的方法在于明察决断，不在于用厌胜之术。” 起初，蜀地士人懂得向学，却不喜欢做官。张咏察知郡人张及、李畋、张逵都有学问品行，为乡里所称道，便敦促勉励他们参加科举；三人都考中科第，士人们从此知道受到劝勉。百姓中有互相告讦诉讼的，张咏明察其中的真伪，立即作出判决，人人都心悦诚服。好事之人把他的判词编集起来，刻版传播。张咏曾说：“询问君子，就会得到君子；询问小人，就会得到小人。分别向他们各自的同党询问，就没有不审察清楚的了。”他治理政事，恩惠与威严并用，蜀地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母亲去世服丧，起复任职，改任兵部郎中。适逢诏令川、陕各州同时使用铜钱和铁钱，每一枚铜钱抵十枚铁钱。张咏上言：“昨天经过利州，铜钱一枚只能兑换铁钱五枚；绵州铜钱一枚能兑换铁钱六枚；益州铜钱一枚能兑换铁钱八枚。如果统一规定，官府和民间都不方便。希望依照每十天的估价折纳铜钱。” 真宗即位，加授左谏议大夫。咸平初年，入朝授任给事中、户部使，改任御史中丞。承天节举行斋会时，丞相和大臣中有因饮酒失态的，张咏上奏弹劾他们。咸平二年，任同知贡举。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知州。适逢年成歉收，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维持生活，捕获犯法者数百人，张咏全部从宽处罚，遣返回家。属官请求说：“如果不严加惩治，恐怕无法禁止。”张咏说：“钱塘十万户人家，挨饿的有十之八九；如果不让他们靠卖盐活命，一旦像蜂群聚集那样成为盗贼，祸患就深了。等到秋收之后，应当再恢复旧法。”有一户人家的儿子与姐夫争讼家产。姐夫说，妻子的父亲临终时，这个孩子才三岁，所以临命他掌管财产；并且有遗书，规定日后把十分之三给儿子，其余十分之七给女婿。张咏看了遗书，取酒洒在地上，说：“你的岳父是个聪明人，因为儿子年幼才把财产托付给你。如果把七成给儿子，那么儿子就会死在你的手里了。”立即命令把七成财产给儿子，三成给女婿，人人都佩服他的明察决断。任永兴军府知府。五年，马知节从益州调任延州，朝廷商议选择可以替代他的人。真宗认为张咏此前在蜀地的政绩优异，又任命他为益州知州，并加授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随后升任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报他的治理政绩，皇帝下诏褒奖赞美。适逢派谢涛巡抚西蜀，皇上因而让他传话给张咏说：“有卿在蜀地，朕就没有西顾之忧了。”回朝后，再次掌管三班，兼领登闻检院。张咏刚到中年，头上生了疮，很妨碍戴帽梳理头发，便请求任颍州知州。真宗认为他公正刚直，时有声望，且两次任益州长官，都以政绩闻名，不应当治理小郡。于是命中书召来询问，准备把青社或真定交给他，让他自行选择。张咏辞谢不接受，于是任命他为升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年，加授左丞。三年春天，升州百姓因张咏任期届满而请求借留，朝廷就地升任他为工部尚书，命他再任。这年秋天，因为江左旱灾歉收，命他充任升州、宣州等十州安抚使，晋升礼部官职。皇上听说张咏头疮很严重，怜悯他，命薛映乘驿马赶去替回他。张咏因病不能入见，遗憾不能当面陈述胸中所蓄，于是直言上论：“近年耗空国库，竭尽百姓的脂膏血汗，来供奉无用的土木工程，都是奸臣丁谓、王钦若诱发皇上奢侈之心造成的。不把他们处死，就无法向天下谢罪。”奏章上了三次，张咏被出任陈州知州。起初，张咏与青州人傅霖年轻时一同求学。傅霖隐居不做官。张咏显贵以后，寻找傅霖三十年也没有找到，到这时傅霖才来拜见。守门小吏报告说傅霖请求见面，张咏责备他说：“傅先生是天下的贤士，我尚且不能和他交朋友，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他的名字！”傅霖笑着说：“与你分别一生了，你还是这样吗？难道你不知道世间有个傅霖吗？”张咏问：“过去为什么隐居，现在为什么出来？”傅霖说：“你将要离开人世了，我来向你报信。”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傅霖说：“既然知道了，还说什么呢？”第二天告别离去。一个月后张咏去世，享年七十岁。追赠左仆射，谥号忠定。

译张咏刚强正直，以自我负责为任，治理政事崇尚严厉峻猛。曾有小吏触犯张咏，张咏给他戴上枷锁。小吏愤怒地说：“如果不杀我，这枷锁终身也不会脱掉。”张咏恼怒他悖逆，当即把他杀了。他年轻时学习击剑，慷慨豪迈，喜欢说大话，乐于成就奇异的节操。有个士人到远郡任职，被仆夫挟制，仆夫还想娶他的女儿为妻，士人无法制服他。张咏在驿舍遇见此事，知道详情后，便假装借用这个仆夫给自己驾车，单骑把他带到近郊，到了山林脚下将他杀掉后回来。他曾对朋友说：“张咏幸而生在圣明时代，读诵典籍来约束自己；不这样做，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所以他说：“侍奉君主的人，清廉却不说自己贫穷，勤劳却不说自己辛苦，忠诚却不说自己有功效，公正却不说自己有才能，这样才可以侍奉君主。”他性情急躁，果断而性急；病疮严重时，饮食便使疼痛加剧，对待下属更加严厉，尤其不喜欢别人向他跪拜，命掌管宾客礼仪的人事先告诫制止。有违反的，张咏就连续回拜不停，或者傲慢地坐着骂他。真宗曾称许他的才能足以担任将帅，只是因为疾病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他自号“乖崖”，认为“乖”就是违背众人，“崖”就是不利于万物。有文集十卷。弟弟张诜，任虞部员外郎。史官评论说：《左传》说：“国家有道时，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 这三个人亲自践行刚直鲠正、正直敢谏的节操，蔚然成为名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如此。禹偁提出的治军御敌策略，后来果然与他所说的相符；他醇厚的文章和深奥的学问，也为世人所仰慕。绅死后，朝廷特地下诏褒奖，以光耀他的正直操守；这和那些随波敷衍、默不作声，只求保住俸禄和职位的人不同。张咏所到之处都以政绩闻名。天子曾说：“张咏在蜀地，我就没有西顾之忧。”他受到的奖誉就是如此。然而三人都性格高亢自信，与世俗道路不相投合，所以最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列传第五十三 ○掌禹锡、苏绅、王洙及其子钦臣、胥偃、柳植、聂冠卿、冯元、赵师民、张锡、张揆、杨安国 掌禹锡，字唐卿，许州郾城人。考中进士后，任道州司理参军。经考试，身、言、书、判四项均列第一，改任大理寺丞，屡次升迁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并州通判。提拔为庐州知州，还未出发，丁度推荐他任侍御史，他上疏请求严密防备西羌。当时朝廷正商议出兵，禹锡认为周宣王对猃狁采取小规模征伐是正确的，汉武帝远道出兵讨伐是不对的；并且提出增加步兵、减少骑兵的谋划。旧法规定，荐举边地官吏时，如果被荐者贪污受赃，荐举者与之同罪。禹锡上奏说：“任用贪婪、愚钝的人，也是用兵的方法。如果荐举边地官吏还必须同时对士人的节操负责，那么就没人敢荐举了。那些有才能、勇武的人还由谁来选拔呢？”后来于是改变了这项法律。出任河东提点刑狱。杜衍推荐他，召回考试，任集贤校理，改任直集贤院兼崇文院检讨。历任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国子监。又任判司农寺、太常寺。他多次主持开封国学进士考试，所出的题目都奇特深奥，士子们害怕，给他取了“难题掌公”的称号。升任光禄卿，改任直秘阁。英宗即位，他从秘书监升为太子宾客。御史中丞弹劾禹锡年老多病，不能任事，皇帝怜惜他博学多记，命人把他召到中书省，给他看弹劾奏文。禹锡惊惶恐惧，自请退职，于是以尚书工部侍郎的身份致仕，后来去世。禹锡谨慎自持，畏惧法令，在家勤劳节俭，甚至亲自搬举几案。他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在皇帝面前奏对时，王洙推许他考订核查有功，皇帝赐给他三品官服。后来校订《类篇》《神农本草》，记载药物矿石的名称和形状，编成《图经》。他喜欢命术，自己推算直生日：年为庚寅，日为乙酉，时为壬午，正对应《易经》的《归妹》《困》《震》初、中、末三卦。按照世应、飞伏、纳五甲和行轨来分析推算，卦数得到二十五年略有余数，三卦合计约七十五年，俸禄官秩和寿数，大概就到这里了。他著有《郡国手鉴》一卷、《周易集解》十卷。他喜欢收藏书籍，所记载的知识极其广博，但迂阔散漫，不能通达要旨。他常骑劣马，衣帽污秽，言语举止多有可笑之处，同僚有时轻慢侮辱他；经过街巷时，人们指着他取笑。苏绅，字仪甫，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历任宜州、复州、安州推官，改任大理寺丞。母亲去世服丧，寄居扬州。州将盛度以文学自负，见到他的文章后大为惊叹，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因此苏绅知名。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考中贤良方正科，提拔为尚书祠部员外郎、洪州通判，调任扬州。回朝后，上呈十条建议，升任直史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当时群星向西流动，并代地区发生大地震，正值春天却雷声大作，皇帝下诏征求直言，苏绅上疏极力陈述时事。安化蛮蒙光月率众侵犯宜州，打败官军，杀死钤辖张怀志等六人。苏绅上言说：国家近来把西北两边作为重点，却很少再留意南方，所以造成今天的祸患，实在不能不加以考虑。臣近来在宜州任职，大致了解事情的始末。安化地区方圆数百里，拥有兵器的部众不过三四千人。然而他们竟敢放肆侵扰，不只是依仗地势险绝，也是由于过去守将失策，而国家对他们姑息得太过分了。以前听宜州官吏百姓说，祥符年间蛮人骚动，朝廷出兵讨伐。当时只有安抚都监马玉率兵深入，多次杀敌并俘获敌人。桂州知州曹克明嫉妒他的功劳，多次发文阻止他，所以马玉的志向没有实现。蛮人畏惧屈服于他的威名，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的人还为他惋惜。假如当时领兵的人都像马玉，那么蛮人早已被消灭，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如今竟让他们乘机蹂躏边境，杀害将领官吏，对国家威望的损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如果不趁此时出兵，就无法给后世以警戒，也不能震慑安抚荒远地区。那六位被杀的臣子，虽然不善于驾驭蛮人，以致遭到败亡，但他们含冤负耻，应当设法为他们雪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