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三

译在此以前，太祖曾对居正说：“自古以来做君主的，很少能够端正自己；做臣子的，大多没有长远谋略。他们虽然身居显位，却不能把名声流传后世，反而自身陷入不义，子孙遭受祸患，大概是君臣之道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我看唐太宗接受臣下的谏疏，直截了当地指责他的错误，却不以为耻。按我的看法，不如自己根本不去做错事，使别人无可非议。又看古代臣子大多不能善始善终，能够保全自身并享有厚福的，是因为忠正。”开宝年间，居正与沈伦一同任宰相，卢多逊任参知政事；九年冬，卢多逊也任平章事。居正去世后，沈伦被降职，卢多逊被流放南方，评论者认为居正守持正道而获得福报，果然符合太祖的话。居正喜欢读书，写文章时下笔不能自止。儿子惟吉将其文章编为三十卷献上，皇帝赐名为《文惠集》。咸平二年，诏令居正配享太祖庙庭。惟吉，字世康，是居正的养子。居正的妻子嫉妒凶悍，没有儿子，婢女和妾都不得在她身边侍奉，因此收养惟吉，非常疼爱他。惟吉年轻时有勇力，身材魁梧，和京城少年一起追逐嬉戏，角力、踢球，纵情饮酒而不谨慎。他一向喜爱音乐，曾和乐工交游，居正并不知道。因门荫补任右千牛卫备身，历任太子通奉舍人，改任西头供奉官。太宗即位后，三位宰相的儿子都越级提拔，沈伦、卢多逊的儿子都任尚书郎，惟吉因为不熟悉文辞，所以任右千牛卫大将军。居正去世后，太宗亲临吊祭，居正的妻子在丧所拜见皇上，皇上多次慰问她，因而问道：“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哪里？很是改过自新了吗？恐怕不能承继先人的事业，怎么办呢？”惟吉伏在丧侧，偷偷听到皇上的话，惭愧害怕，不敢起身。从此完全改掉旧日的作风，谢绝以前交往的朋友，服丧时合乎礼制。后来广泛结交贤士大夫，粗略涉猎书籍史事，舆论一致称赞他。皇上知道他改过自新，命他任澶州知州，改任扬州知州。他上表自陈，请求升迁，升任左千牛卫大将军。遭母丧，卒哭后起复原官，恳请服满丧制，皇上不许。不久诏令任河南府知府，又任凤翔府知府。淳化五年，秦州的温仲舒以伐木为名，侵夺蕃户财物，把他们的部落驱赶到渭水以北居住，造成相当大的骚动。诏令选择守臣前去安抚，于是命惟吉和温仲舒互相调换职任。不久，升任左领军卫大将军。至道二年，调任延州知州，尚未出发便去世了，终年四十二岁。惟吉既然知道错误便能改过，能够降低身份礼敬士人，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然而他治理家庭没有法度，等他死后，家人争夺财产以致诉讼，妻子儿女在公堂上互相争辩。沈伦，字顺仪，开封太康人。原名义伦，因为与太宗名字中的字相同，便只称伦。年轻时在嵩山、洛阳一带学习《三礼》，靠讲学供养自己。后汉乾祐年间，白文珂镇守陕州，沈伦前去依附他。后周显德初年，太祖兼领同州节度使，宣徽使昝居润与沈伦交情深厚，便把他推荐给太祖，留在幕府。太祖后来相继兼领滑、许、宋三镇，均任命他为从事，主管留后府的财货，以清廉闻名。太祖接受后周禅让后，沈伦由宋州观察推官被召任户部郎中。出使吴越回来后，上奏十多项便宜措施，都被采纳。途中经过扬州、泗州，适逢年成饥荒，百姓多有死亡，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粮还剩一百多万斛，假如借给百姓，到了秋天再收回新粮，这样公私都受益；没有您的话不能实行。”沈伦回来后把此事详细上报。朝廷舆论阻止说：“现在拿军粮救济饥民，如果接连发生饥荒无法征收，谁来承担责任？”太祖询问沈伦，沈伦说：“国家用仓粮救济百姓，自然应当召来和气，使年成丰收，难道还会有水旱灾害吗？这件事应由皇上亲自决断。”太祖立即命令打开粮仓借粮给百姓。建隆三年，升任给事中。第二年春天，任陕西转运使。王师征讨蜀地，任命他为随军水陆转运使。在此以前，王全斌、崔彦进进入成都时，争相抢夺百姓家的玉帛、子女，只有沈伦住在佛寺，吃粗食；有人把珍奇精巧之物献给他，他一概拒绝。向东回来时，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只有几卷图书而已。太祖得知此事，于是贬黜王全斌等人，任命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皇帝亲征太原时，沈伦兼领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在此以前，沈伦的住宅低矮简陋，但他安然居住其中。当时权贵多违禁在秦州、陇州一带购买巨木，用来营建私人住宅；事情败露后，他们都亲自到皇上面前说明。沈伦也曾为母亲买木材营建佛舍，便顺便奏明此事。太祖笑着对他说：“你并不是越过规矩的人。”得知他还没有修缮住宅，便派宦官按照图样督促工匠为他修建。沈伦私下告诉使者，希望住宅制度狭小简朴，使者把这话报告皇上，皇上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开宝二年，遭母丧，起复处理政事。六年，授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任提举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事务。皇帝到西洛举行雩祀时，任沈伦留守东京，兼大内都部署。不久召他到行在，命他参与大礼。太平兴国初年，加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皇帝亲征太原时，又任沈伦留守、判开封府事。军队回来后，加授左仆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成《太祖实录》五十卷，沈伦任监修，献给朝廷，皇帝赐给他袭衣、金带。六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这年他患病，从此多次请假。卢多逊的事情将要败露时，沈伦已经上表请求退休。第二年卢多逊获罪，皇上认为沈伦与他同列宰辅，却不能察觉，诏令严厉责备，降授工部尚书。他的儿子、都官员外郎继宗，原本因父亲恩荫入仕，不应再留在朝廷官员行列中，可以从班簿中除名。当时沈伦病重不能起身，上表谢罪。不久，沈伦再次上章请求退休，又授左仆射退休。皇上因为沈伦是开国初年的旧臣，立即恢复继宗的官职，以安慰他的心。雍熙四年去世，终年七十九岁。追赠侍中。沈伦清廉耿介、醇厚谨慎，皇帝车驾每次出行，多命他留守。他喜好佛教，相信因果。曾在盛夏坐在室中，任凭蚊虫叮咬皮肤；童子拿着扇子来，他就呵斥童子，希望借此求得福报。他任宰相时，适逢年成饥荒，乡人向他借粮，他都给予，几乎达到一千斛；一年多后，把借据全部烧掉。沈伦未显达时娶阎氏为妻，没有儿子，妾田氏生下继宗。等到显贵后，阎氏把封邑坚决让给田氏，沈伦于是为阎氏在太康建造住宅，田氏遂成为正室，士大夫对此非难。

译起初，有司议定沈伦的谥号为恭惠。继宗上言说：“先父刚到成年，便从事儒学，还没有来得及跟随盗贼，就立即应召入仕，幸逢圣明时代，升至宰相之位。我看到本朝已故宰相，薛居正谥文惠，王溥谥文献；这虽然是近来的制度，实际上也是常典。如果认为臣父起家不是凭文学，却曾历任集贤、修史的职务，伏请改谥为‘文’。” 太常礼仪院判官赵昂、考功判官张洎驳议说：“沈伦侍奉过两朝，早年升任台辅，有敬畏谨守的美德，有怜恤周济的善心。考察《谥法》：在职位上不懈怠，以及谨慎侍奉君上、办事坚固、执守礼仪接待宾客、办事诚信、接待下属而不骄傲、能够远离耻辱、贤能而不夸耀、尊重贤者而重视谦让、爱护百姓而尊敬兄长、不懈怠地行德、已有过错而能改正，这些都称为‘恭’。又说：慈爱百姓而乐于施与，以及柔和有德而慈爱百姓、爱护百姓而喜好柔顺、宽厚而不苛刻、和善而能接受劝谏，这些都称为‘惠’。自汉代以来，都是美谥。如唐朝宰相温彦博出纳明允，只谥为‘恭’；窦易直公正举荐人才而无所回避，才谥为‘恭惠’。沈伦身居台衡之位，出于机遇，只能谨慎自持以保全自己，用‘恭’与‘惠’相配，其中的美德已经很多了。又考察《谥法》：道德广博、见闻丰富称为‘文’，忠诚信实、合于礼仪称为‘文’，宽厚而不怠慢、清廉而不伤刻称为‘文’，坚强而不暴虐称为‘文’，聪敏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称为‘文’，德行美好、才华秀异称为‘文’，修明整治班次制度称为‘文’。” 从前张说谥号文正、杨绾谥号文简，人们都认为不恰当。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义理还有未充分之处，虽然蒙受特别赐谥，确实不是最公允的做法。至于大臣的子孙，如果允许他们替父亲请求谥号，那么太常礼仪院、考功司就成了空架子，彰善惩恶的意义也会衰微。继宗因为他的父亲曾任集贤殿学士、监修国史，便随意引用薛居正、王溥作比较；但他们二人都从文场奋起，历来主持诰命，以‘文’为谥，确实符合国家典章。至于集贤、国史，都是宰相兼领的职务，并不一定要凭文雅才能登任。沈伦的谥号，请仍按原议。”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继宗，字世卿。沈伦任枢密副使时，继宗因门荫补任西头供奉官。沈伦任宰相后，授水部员外郎，加授朝散大夫。升任都官、职方，任浚仪县知县，转任屯田郎中，出任单州知州。任期届满回朝后，奉命出使京东，核计财赋。濮州的土贡银由百姓织造缴纳，不能折抵省税；郓州节度使把药物摊派给属县缴纳，都成为百姓的负担。继宗回来后，把这些情况逐一告诉皇上，以便革除弊端。至道末年，兼领淮南转运使。继宗出身于显贵之家，厌倦跟随属吏办事，后来因病以将作少监退休。皇帝东封那一年，他请求随从扈从，又恢复授任职方郎中。礼仪结束后，改任太仆少卿、判吏部南曹，升任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继宗善于经营产业，注重养生，不饮酒，不爱好音乐，却喜欢接待宾客，整天宴饮聚会也不疲倦。大中祥符五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前后录用他的儿子惟温、惟清、惟恭，均任将作监主簿。惟温后来官至秘书丞；惟清娶密王的女儿宜都县主，官至内殿承制。卢多逊，怀州河内人。曾祖父卢得一、祖父卢真启都任县令。父亲卢亿，字子元，年轻时专心好学，以孝顺友爱闻名。参加明经科考试，调任新乡主簿。任期届满后，又参加进士考试，任校书郎、集贤校理。后晋天福年间，升任著作佐郎，出任郓州观察支使。节度使杜重威骄横傲慢、贪婪受贿，幕府中公然行贿受赂，只有卢亿清廉自守。适逢景延广镇守天平，上表任命卢亿为掌书记；景延广留守西洛，又上表任命他为判官。当时国家用度困乏，想征取百姓财物补助军费，河南府计算应出二十万缗，景延广想借此谋求额外利益，增加到三十七万缗。卢亿劝谏说：“您的职位兼有将相之尊，既富且贵。如今国库空竭，不得已才向百姓取资，您怎么忍心从中谋利呢？”景延广惭愧地停止了此事。后汉初年，任魏王承训为开封府尹，授卢亿水部员外郎，充任推官。当时侍卫各军骄横放纵，朝廷姑息迁就他们。军士成美用驴驮盐进入都门，守门人不敢拘捕，反而逮捕平民孟柔送到侍卫司。孟柔被迫诬认罪行，依法应当弃市。卢亿察觉他含冤，便向后汉高祖进言，使孟柔获释。周初，任侍御史。汉朝末年兵乱，法律文书散失。到这时，大理寺上奏请求重新编写律令格式，汇总分类编纂敕令。于是下诏令亿与刑部员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涛共同议定。旧本规定：将京兆府改为与五府同等，将开封府、大名府改为与河南府同等；长安、万年改为次赤县，开封、浚仪、大名、元城改为赤县。又规定东京各门中，薰风等门为京城门，明德等门为皇城门，启运等门为宫城门，升龙等门为宫门，崇元等门为殿门。对于庙讳，原书写得不合规范，共改正笔画和意义上的错误字二百一十四个。又把晋、汉以及周初涉及刑法敕条的事项分为两卷，附在编敕之后，另名为《大周续编敕》，下诏施行。不久，凭本官兼知杂事，加任左司员外郎，升任主客郎中、度支郎中，并兼任弘文馆直学士。世宗去世后，任山陵判官，出任河南令。宋朝初年，升任少尹。亿生性淡泊退让，听说他的儿子多逊任知制诰，便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乾德二年，以少府监的身份退休。多逊在显德初年考中进士，脱去平民衣服，授任秘书郎、集贤校理，升任左拾遗、集贤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兼任知制诰，历任祠部员外郎。乾德二年，代理知贡举。三年，加任兵部郎中。四年，再次代理知贡举。六年，加任史馆修撰、判馆事。开宝二年，皇帝亲征太原，任命多逊主管太原行府事务。皇帝移驾常山，又命他代理知镇州。军队返回后，任直学士院。三年春，再任知贡举。四年冬，任翰林学士。出使江南回来后，趁机说明江南衰弱、可以图取的情势。接受诏令参与修撰《五代史》，升任中书舍人、参知政事。遭逢父亲丧事，数日后便起复处理政务。适逢史馆修撰扈蒙请求恢复修撰《时政记》，皇帝下诏让多逊专门负责此事。金陵平定后，加任吏部侍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太平兴国初年，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跟随皇帝平定太原回来，加任兵部尚书。

译多逊广泛涉猎经书和史籍，聪明而精力强，文辞敏捷，喜欢运用权术，有谋略，提出的意见多能料中。太祖喜欢读书，每次从史馆取书时，多逊预先告诫属吏，让他们告诉自己皇帝取了什么书；知道所取之书后，他必定通宵阅读。等太祖询问书中的事情，多逊应答流畅，没有阻滞，同列官员都佩服他。此前，多逊任知制诰时，与赵普不和；后来在翰林任职期间，每次被召入应对，都多次攻击赵普的短处。不久，赵普出任河阳镇。太宗即位后，赵普入朝任少保。几年后，赵普的儿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的女儿为妻；承宗恰好任知泽州，奉诏回京完成婚礼。不到一个月，多逊禀告皇帝，派承宗返回任所，赵普因此十分愤怒。当初，赵普出镇河阳时，上言为自己申辩说：‘外面的人说我轻率议论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而德行完备，我怎么会对他有所非难？况且昭宪皇太后病危之时，我确实预先听闻了她的遗命。了解我的人是君主，希望陛下明察。’太祖亲手封存他的奏书，藏在宫中。到这时，赵普又秘密上奏说：‘我是开国旧臣，却被有权势的宠臣阻挠。’于是提到昭宪皇太后的遗命以及先朝时自己申诉的事情。皇帝在宫中找到了赵普以前所上的表章，因而醒悟，立即把承宗留在京师。不久，又任用赵普为宰相，多逊更加心中不安。赵普多次暗示多逊，让他引退，多逊贪恋并固守权位，不能决断。适逢有人把多逊曾派堂吏赵白与秦王廷美互通消息的事情报告上去，太宗大怒，下诏列举他的不忠罪行，降职为守兵部尚书。第二天，因为多逊牵连到属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知杂事滕中正会同审理。案件审理完毕后，召集文武常参官在朝堂集中议论。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上奏说：‘谨按兵部尚书卢多逊身处宰相之职，内心怀有观望之意，秘密派遣堂吏，与亲王结交，传递言语，诅咒君主和父亲，大逆不道，触犯纲纪、扰乱常法；对上辜负国恩，对下有亏臣节。应当施以斧钺之刑，以正刑法。卢多逊请依有关官署判决，削除并剥夺现有官爵，依法律处以斩刑。秦王廷美也请与卢多逊同样处分；其所牵连的人，希望依律文裁处遣送。’ 于是下诏说：‘臣下侍奉君主，心怀二心就有刑罚；臣下谋害君上，一经发现必定诛杀。兵部尚书卢多逊，先朝时曾被提拔参与大政；等到我登临帝位，又让他主持台衡，职责在于调和政务，责任相当于辅弼大臣。他深深辜负我的倚重信任，不思考补救报答，反而包藏奸邪，窥伺君主和亲属，指斥皇帝车驾，与藩王府邸结交，大逆不道，说出这种话本非臣下所应有。于是派遣近臣会同审理此事，丑恶罪状全部暴露，案件已经完备，有关官署议定刑罚，外廷集中议论，众人都认为应当斩首并灭其族，毁坏并污辱他的住宅，以申正法典，符合经义。只是念及他曾身居高位，长期侍奉朝廷，特意宽免诛杀全家的刑罚，仅施行流放荒远之地的法典。这实在是你辜负了我，并非我没有恩德。卢多逊现有官爵以及三代封赠、妻子子女的官封，一并削除、追夺。全家亲属一律发配流放崖州，由所在处通过驿站迅速遣送，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在量移之限。服丧期满一年以上的亲属，也一律发配边远州郡。部曲和奴婢全部释放。其余依照百官的议论办理。中书吏赵白、秦王府吏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一并在都门外斩首，同时籍没其家，亲属流配海岛。’ 阎密起初在廷美身边供职，太宗即位后补任殿直，仍隶属秦王府，任意横行而不守法。王继勋尤其受到廷美亲信，曾奉命寻访声伎，继勋便仗恃势力收取财物贿赂。樊德明一向与赵白交游，多逊借助他传递机密事务，以便与廷美结交。又多次派赵怀禄私下召来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他交谈。阎怀忠曾替廷美出使，前往淮海国王钱俶处赠送白金、扣器、绢扇等物；廷美也曾派怀忠携带银器、锦缎彩帛、羊和酒，到其妻父潘璘的营地设宴招待军校。到这时，他们都伏罪。多逊家族历代坟墓在河面，尚未败亡以前，一夜间雷电交加，把墓地的林木全部焚毁，听到的人都认为奇异。多逊到了海外，借押送他的人回京之机，上表称谢。雍熙二年，死于流放地，享年五十二岁。下诏把他的家属迁到容州，不久又迁置荆南。端拱初年，录用他的儿子雍为公安主簿，并归还怀州籍没的祖先坟地。雍死后，他的几个弟弟都特地下诏授为州县官。起初，亿生性俭朴，平日供养自己很菲薄。等到多逊显贵后，赏赐丰厚，衣服器用逐渐奢侈，亿却忧愁不乐，对亲友说：‘我家世代以儒学清白自守，忽然富贵骤至，我不知道将来归宿在哪里。’后来多逊果然败亡，人们都佩服他的见识。咸平五年，又录用雍的弟弟宽为襄州司士参军。宽的弟弟察考中景德年间进士，正要参加廷试时，皇帝特地下诏授他为州掾。大中祥符二年，才改任主簿、县尉。三年，察护送多逊的灵柩回襄阳安葬，皇帝又下诏由本州赐给察钱三十万。四年，仍然录用他的孙子又元为襄州司士。宋琪，字俶宝，是幽州蓟县人。年轻时喜欢学习，晋祖割让燕地奉给契丹；契丹每年开设贡部招试，宋琪考中进士，署任寿安王侍读，当时是天福六年。幽州主帅赵延寿征召宋琪为从事，适逢契丹入侵，宋琪随延寿来到京师。延寿的儿子赞任河中节度使，后晋初年改授晋昌军，先后都署任宋琪为记室。后周广顺年间，赞解除镇职，补任观城县令。世宗征伐淮南，赞从右龙武统军改任排阵使，又征召宋琪随军出征。金陵归顺后，任赞镇守庐州，奏请宋琪为观察判官。辖区内有一桩冤狱，宋琪为之辨明，使三人免于死刑，特加授朝散大夫。赞在宋朝任职后，连续调任寿阳、延安两镇，都奏请宋琪为从事。乾德四年，召入朝廷，授任左补阙、开封府推官。太宗任开封府尹时，起初对他非常礼遇；宋琪与宰相赵普、枢密使李崇矩交好，出入他们门下，太宗于是厌恶他，便禀告太祖，派宋琪出任龙州知州，后调任阆州。开宝九年，任护国军节度判官。太宗即位，召他赴京。当时程羽、贾琰都从王府旧邸攀附而取得显要职位，压制宋琪，使他长期不能调任。太平兴国三年，授任太子洗马，召见时加以诘责，宋琪拜谢，请求悔过自新。升任太常丞，出任大通监知监。五年，召回京师，准备提拔任用，却被卢多逊阻挠，改任都官郎中，出知广州；将要出发时，又因为他是藩邸旧僚而留任判三司勾院。七年，与三司使王仁赡在朝廷争论政事，违逆皇帝旨意，降授兵部员外郎。不久，任开封府通判；京府设置通判，从宋琪开始。

译八年春正月，提拔授任右谏议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任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这年秋天，皇帝将让工部尚书李昉参与国政；由于宋琪先进入，便升宋琪为刑部尚书。十月，赵普出镇南阳，宋琪于是与李昉一同授任平章事。从员外郎到尚书、再到宰相，宋琪在一年之内连续升迁四次。皇帝对他说：‘世间治乱，在于奖赏与功劳相当、惩罚与罪行相当，这样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如果把赏罚当作装饰喜怒的工具，就没有不乱的。你们要谨慎。’ 九年九月，皇帝到景龙门外观看水磨，因而对侍臣说：‘这水出自山中源头，清凉甘美；凡是靠近河水的地方，水味都甘美，难道不是余润所及吗？’宋琪等回答说：‘确实是由于地下水脉暗中相通才这样，也如同人的善恶，是受染习而形成的。’这一年冬天，郊祀礼仪结束后，加任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一天，皇帝对宋琪等说：‘从前的帝王大多把崇高身份自居，神色严厉刚毅，身边的人没有敢直言质问的。我同你们亲切周旋，商议讨论时政，是想沟通上下的情意，不使有所阻塞蒙蔽。你们只管按正直的道路行事，不得有所顾忌回避。’宋琪谢恩说：‘我们没有才能，任职宰相府，陛下却委曲赐予和悦的脸色，让我们尽情陈述愚见，怎敢不竭尽心力来符合圣意。’适逢下诏扩建宫城，宣徽使柴禹锡有一座别第在规划标识范围内，便上奏愿意交换官邸。皇帝看了奏章很不高兴。柴禹锡暗中结交宋琪，想借机请求赐用卢多逊的旧宅，皇帝更加鄙视宋琪。此前，简州军事推官王浣被召入引见，皇帝称赞他才俊爽朗，当面授予朝官。第二天，宋琪奏称王浣出身经学，曾任幕职，按惯例应授七寺丞。皇帝说：‘我已经答应授给他了，可以授东宫官。’宋琪坚持不从，拟定大理丞的告牒送入，皇帝批示：‘可以授右赞善大夫。’宋琪勉强遵从，皇帝更加不高兴。起初，皇帝命宋琪娶马仁瑀的遗孀高氏为妻；高氏是高继冲的女儿，皇帝厚加赏赐来帮助置办嫁妆。广南转运使王延范是高氏的亲属，知广州徐休复秘密上奏说王延范有不轨行为，并说他依附大臣。皇帝趁宋琪与柴禹锡入朝应对时，询问王延范是什么样的人。宋琪不知道其中缘由，极力称赞王延范精明强干、忠诚能干，柴禹锡也在旁附和。皇帝认为宋琪与王延范交通，却不想公开揭露他的罪状，便借口宋琪一向喜欢诙谐、不具备大臣的仪态，罢免宰相，只保留本官；柴禹锡授任左骁卫大将军。宋琪被罢相前几天，有一只异鸟聚集在他等待早朝的地方，驱赶也不离去；到宋琪被罢相时，人们认为这是预兆。端拱初年，皇帝亲自耕种籍田，因宋琪曾任宰相，晋升他为吏部尚书。二年，准备讨伐幽州、蓟州，诏令群臣各自陈述边防事务。宋琪上疏说：大规模出动精锐部队进行讨伐，皇帝的灵旗所指之处，燕城必定投降。但军队所走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险要狭窄之处；如果一定要沿雄州、霸州的直路进军，恐怕免不了再有阳城之围。界河以北，水泽平坦开阔，从北路进军对我们并不有利。何况军队行动离不开辎重，敌军来袭时，水泽深浅难以预料。希望回转车驾，向西改走山路，让大军在易州会合，沿孤山北面、漆水西面，夹山而行，携带粮食前进，渡过涿水，经过大房山，到达桑干河，从安祖砦出兵；这样就能从东面俯视燕城，距离不过一舍。这就是周德威收复燕地所走的道路。从易水到这里二百多里，全都沿山而行，村庄房舍连绵不断，溪流山涧彼此相接；砍柴取水都由我军占据上游。东面是树林山麓和平缓山冈，不是骑兵奔驰冲击的地方；在内部布置枪弩步兵队，正是王师防御的办法，并且在山上排列白旗以便观察敌情，敌军骑兵到来时，在二十里以外就可以看清人数。从安祖砦向西北有卢师神祠，那里是桑干河出山的地方，向东到幽州四十多里。赵德君镇守此地时，想阻挡西面冲击，曾经在这里挖沟引水。何况河岸一半有崖岸，不能直接渡过；在平坦处筑城保护，派偏师驻守，这就等于砍断敌人的右臂。仍然担心步奚部落成为寇患，可以分出雄勇士兵三五千人，到青白军以来的山中防守阻遏。北面是新州、妫川之间，南面通向易州大道；桑干河水流到燕城北角，绕着西城墙转向。大军如果到达城下，可在燕丹陵东北横筑堤坝截断此水，使水灌入高梁河。高梁河河岸狭窄，桑干河水必定泛滥。可以在驻掞寺东面引水进入郊亭淀，三五天便能漫延一百多里，幽州就被隔在水的南面。王师可在幽州北面架设浮桥以沟通北路，敌军骑兵来援时，已经被水隔开了。只要观察这座孤城，十天内必定攻克。幽州辖区以及山后八军，听说蓟门失守，必定全部归降，这大概是形势所迫。这样以后，国家任命重臣镇守，广施恩泽来安抚他们。奚、▯部落在刘仁恭及其儿子刘守光统治时，都刺面作为义儿，听从燕军驱使；他们的人口、马匹和土地并不比契丹少弱，自从被胁迫役使、隶属以来，常常怀有刻骨仇恨。渤海的兵马和土地比奚帐更为强盛，虽然勉强侍奉契丹，却都怀有杀死君主、破亡国家的怨恨。蓟门以及山后的云州、朔州等州，沙陀、吐浑原本都是被割让隶属的，全部不是叛党。这些蕃汉各部的人，如果将来王师征讨，即使在阵前擒获，也一定赦免其死罪，命令授官安置并加以存恤，使他们感念恩德，只以惩治契丹为名。这样一来，蕃部都愿意报自己的私仇，契丹这个小丑很快就会被消灭平定。奚、▯、渤海各国，都选取有声望的嫡亲，册封为王，再赏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优厚遣送；他们一定会竭尽忠心，永远服从皇帝的教化。等到攻克平定以后，告知守臣，让他们在燕地以及山后的云州、朔州等州，厚给衣服、粮食和料钱，另设禁军名额，招募三五万人，教他们骑马射箭，隶属于本州。这些人出生、成长在边塞，熟悉军事，乘机作战，一个可以抵十个；再加上把奚、▯、渤海作为外臣，这就是把边防设在四夷之中了。然而从阿保机时期直到近来，河朔地区的人口被掳掠了很多，都在契丹的锦帐之下。平卢又靠近柳城，辽海编入户籍的人有几十万，耕地开垦千里；消灭异族后，全部成为王朝百姓。改变他们的衣冠，以声教教化他们；愿意归附的，让他们恢复原来的户籍，愿意安定的便加以抚慰，重新划定郊界，设置为州县，那么前代所建立的松漠、饶落等郡，还不能算开拓疆土的盛大成就。宋琪本是燕地人，因此详细了解蕃部的兵马和山川形势。不久又上奏说：

译国家将要平定燕州、蓟州，我斗胆陈述十条策略：一是契丹的种族情况，二是估量敌军人数多少，三是敌军来时的部署，四是边防，五是任命将领，六是布置阵势、进行讨伐，七是与蕃部和好，八是粮饷运输，九是收复幽州，十是消灭契丹。契丹是蕃部中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辽泽之中，南界潢水，西至邢山，疆域方圆接近千里。契丹的君主从阿保机开始强盛，后来因攻打渤海，死在辽阳。他的妻子述律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东丹；次子叫德光，德光南侵后返回，死在杀胡林；幼子叫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永康继德光为君，图谋起兵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的儿子述律继位，号称‘睡王’。两年后，被永康的儿子明记篡夺。明记死后，幼主继位。明记的妻子是萧氏，蕃将守兴的女儿；现在的幼主就是萧氏所生。晋朝末年，契丹君主直属的军队称为大帐，其中有皮室军约三万人，都是精锐披甲士兵，是君主的爪牙。国母述律氏直属的军队称为属珊，属珊有两万人，是阿保机的亲信将领；到那时已有一半年老。契丹南下时，酌情分借三五千骑兵给他们，述律氏常常留下其余兵力作为部族根本。契丹还有各大首领，如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就是他们所说的国舅。大的拥有一千多骑兵，次等的拥有几百骑兵，都是私人武装。其他部族有奚、▯，能作战的士兵也有一万多人，但马少步兵多。奚部的君主名叫阿保得，就是往年侵犯京城时，命令押送刘琋、崔廷勋在河、洛驻军的人。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兵一万多人，都剃发留左衽，私下采用契丹的装束。还有靠近边界的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也被胁迫而隶属契丹，每部不过一千多骑兵。另有吐浑、沙陀三个部落，以及幽州辖区、雁门以北十多个州的军队和部落汉兵，合计两万多人；这些就是石晋割让给蕃族以求贿赂的土地。蕃汉各族的数量，大致可以看清了。每次蕃部南侵，人数都不下十万。契丹进入边界时，步兵、骑兵、车辆和帐篷不沿道路行进，而是东西横向一齐推进。大帐前面以及东西两面，派三名大首领，各率一万骑兵，分散巡游侦察；在百十里以外也互相侦察巡逻，称为栏子马。契丹君主吹角为号，军队便停下扎营，围绕穹庐，从近处逐渐向远处排列。折弯树梢做成弓形的铺设物，不设置枪营、壕沟、栅栏等防备。每次行军，听到鼓声三次便出发，不论白天黑夜，一圈布置完成就行进。没有遇到大敌时不骑战马，等接近我军时才全部骑上，因此新近拘束的战马蹄力仍有余力。况且他们用兵的办法是列成阵势而不交战，等我军退却时乘机追击；常常埋伏截断粮道，夜间突然举火；按照当地习俗拖拽柴草；粮饷都自行携带；退败并不以为耻，军队散开后又重新聚集，天气寒冷反而更加坚强。这些是他们的长处。中原军队的长处，在于秋夏淫雨，这是天时；山林河流，这是地利；枪、突、剑、弩，这是兵器优势；财物丰富、士卒众多，这是力量强盛。利用时机相互配合，双方优劣就很清楚了。王师准备边防、击破敌军的办法，应当安排在每年秋冬。河朔各州军沿边的砦栅，只专心守护疆界，不要轻易侵扰掠夺，使敌军想挑起战争也找不到借口。有时敌军战马已经肥壮，长驱直入侵犯；契丹君主亲自出动，各部落聚集而来，寒云遮日，北风大雪弥漫天空，鞍马相持时，毡衣皮裘对他们有利。此时应当守城据险，坐守铠甲，以逸待劳；让骑兵一同驻扎在天雄军以及贝州、磁州、相州一带。如果分散在边城，紧急时难以会合。靠近边境的州府只使用步兵，多屯驻弩手，大的配置一万士卒，小的配置一千人，坚守营垒，不让他们出战。敌人动用全国兵力，我军只用一郡的军队；即使勇怯不同，也要考虑人数悬殊、难以匹敌。国家另行任命大将，总统前军，以遏制敌军侵扰，只在天雄军以及刑州、洺州、贝州一带设置牵制敌军的防备。等到阳春来临，敌军的计策已经穷尽，新草尚未生长，旧草根已经腐朽，蕃族的马匹没有力气，疲惫的敌军想要归去，这时逼近追击，敌军必定自行败逃。前军行阵的方法是：马步精锐士卒不过十万人，在招讨使以下，另任三五名藩侯担任都监、副戎、排阵、先锋等职，临战时分配部署，贵在拥有临机处置权。追击敌军的阵势必须分列前后：前阵有一万五千骑兵，阵中有一万人，共四十指挥；左右两哨各十指挥，共二十将。每个指挥组成一队，由军主、都虞候、指挥使、押当统领；每队配备一百多匹战马或刃子枪，并配弓、剑、骨朵。阵中解下马镫排列，等与敌军交战时，不论敌阵厚薄，都竭尽气力，枪突交错冲击，来回驰逐，后阵再向前推进。如果敌军乘我军深入，阵中后面还有五千马步兵，分成十队，使用撞竿，马镫和弩一齐推进，作为回骑的退守处。阵哨不可轻易移动，这是为了防备横向骑兵冲击。这一阵由都监主管，进退和赏罚都可以立即裁决。后阵以八万马步军为主，由招讨使统领，与前阵相距不得超过三五里；展开梢队，结成坚实阵形，布成常山之势，由左右排阵官分别统押。有时前阵击破敌军，后阵也要禁止纵马疾驰、轻率前进，这是整肃军队的法令。《牧誓》说：‘攻打四次、五次，就停止并整齐队伍。’这是告诫作战要慎重。因此开运年间晋军牵制敌军时，从未放散阵形；三四年间，虽然德光是敌军首领，计谋多而狡黠，却没有能够战胜晋军的地方，大概是因为晋军合力抵御。后来由于任用人选不当，被彦泽误事。如果将来杀获、驱逐敌军之后，圣人致力于好生之德，设置停止战争的谋略，即使降下身段不甘心，也以与敌军和好为有利。魏绛曾陈述五种好处，奉春仅仅得到中等策略；纵观史籍，前代君王都是这样。《易经》称高宗用兵讨伐鬼方，《诗经》赞美宣王稍稍讨伐猃狁，由此可知戎狄侵扰由来已久。然而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互通盟约、延续友好，消除战争、使百姓安息，这也是一项正确的策略。

译我常见本朝发兵，还没有到达驻军地点，就已经在两河各郡调发民夫运输粮食，远近骚扰，费用增加十倍。我生长在边地，熟悉其中的事情。况且幽州是国家北门，是控制蕃族的重要镇所，养兵数万、应敌作战本来就是它的日常职责。每逢调发军队，只需准备干粮；进入蕃地十天半月，军粮由军队自行携带，每人发给面一斗多，装在袋中随身携带。每匹征用的马发给生谷二斗，装在口袋里；每天以二升为限饲喂，十天之内人马都不会显出饥饿。再让牙官的子弟出力，负责津运携带和包裹运送，那么一个月的粮食就不必依赖运输。等大军到达后，确定进取或舍弃的方案，再筹划转运粮饷也不晚。我去年曾提出平定燕地的策略，进入燕地的道路已详列在前次奏章中，希望陛下再加以省览。奏疏送入后，皇帝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其中的建议。淳化二年，诏令百官轮流应对政事，宋琪首先响应诏令，提出修建明堂、辟雍的建议。五年，李继迁侵犯灵武，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任河西兵马都部署，前去讨伐。西川贼帅李顺攻打劫掠州县，任命昭宣使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使。宋琪又上书谈论边防事务说：我过去任延州节度判官，前后经历五年，虽然不曾亲自到达夷族部落，但常常让蕃落将领处理和断决公事，一年中没有一个月空闲；关于蕃部的事情，我从听闻中非常熟悉。大体说来，党项、吐蕃的风俗相近。他们的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人边界、进入州城的称为熟户；居住在深山偏远处、横行劫掠的称为生户。他们的习俗多有世代仇恨，彼此不相往来；一旦发生战斗，就同心协力传箭相召，响应者像流水一样。虽然各自都有鞍马铠甲，却没有首领统一统率，平时都散居山川之间，所以平常并不构成祸患。党项的地域东起河西的银州、夏州，西到灵州、盐州，南抵鄜州、延州，北接丰州、会州。那里的土地多荒芜空旷，是前汉呼韩邪单于居住的河南之地，方圆千里。从银州、夏州到青、白两池，土地全是沙漠，习俗称为平夏；拓拔大概是蕃族的姓氏。鄜州、延州以北，多是土山和柏树林，称为南山；野利大概是羌族的称号。从延州进入平夏有三条道路：第一条，向东北从丰林县苇子驿到延川县，接通绥州，进入夏州境内；第二条，正北从金明县进入蕃界，到卢关四五百里，才进入平夏州南界；第三条，向西北经过万安镇，经永安城，从洪门出发到宥州四五百里，这是夏州西部边境。我军如果进入夏州境内，应先招降接近边界的熟户，让他们担任向导；其中强壮而有马的，命他们离官军三五十里先行侦察。沿着这三条道路，土山、柏林和溪谷彼此相连，道路又狭窄，不能列成队伍；跟随这些向导前进，可以让步兵多带弓、弩、枪、锯随行，派两三千人登山侦察，等看到道路平坦、周围安静时，再传号召集骑兵沿路前进。我们始终严密防备，保证不会有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长兴四年，夏州的李仁福死去，他的儿子李彝超擅自自称留后。当时诏令延州的安从进与李彝超交换镇所，李彝超占据夏州，坚决不奉诏。朝廷命邠州的药彦稠统率五万人，护送安从进赴任。军队当时驻扎在城下，商议想攻取夏州；由于军粮供应不上，仓促命令撤军。撤军时又不能严整有序，丢失武器、抛弃铠甲，于是被边民捡取利用。我又听说党项被称为小蕃，并不是强敌；如果能把他们引出山地布阵，只需劳师一战，就可以荡平消灭。深入敌境则粮饷运输困难，穷追敌军则其巢穴幽深隐蔽；不如沿边境州镇分屯重兵，等他们进入边界侵扰掠夺时，再根据时机突然袭击。这样不只是为了养精蓄锐，也足以安定边境。凡是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势力不能持久，有利于迅速交战来施展兵锋；不如持重守疆，挫败他们的锐气。他们没有城池防守，众人缺乏粮食，威势和赏赐又不能施行，部族分散以后，再秘密派人侦察他们聚集据守的地方，预先与麟州、府州、鄜州、延州、宁州、庆州、灵州、武州等州约定日期会合军队，从四面一齐进攻，截断他们逃跑的道路，合力攻击，就可以彻底剪除，使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留下。还要先告诉各军，凡攻贼所俘获的人口、财物牲畜，允许归自己所有；敌军受到利益诱惑，士兵就会个个勇气倍增。灵武道路从通达军进入青冈峡五百里，全是蕃部熟户。过去使者、商旅经过那里，都在部族中住宿，所求取的贿赂不多，称为‘打当’，也像汉地旅店中住宿饮食的费用。这时大军如果必须进入他们的境内，那么向导和先行侦察应当依照进入夏州的办法。况且灵州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草料、粮食和储藏的牲畜大多已有准备。沿路五七个驿程，不必烦劳供应，只要让各都的兵骑携带粮食轻装前进，就足够使用。俗话所说‘磨镰杀马’，只是权宜之计，暂时借用一时的力量；十天半月以后，本来就不会缺乏。我又曾任西川官职多年，走遍那里的江山，完全看清了地势和要害。利州是最重要的咽喉之地。向西经过桔柏江，距离剑门一百里；向东南到阆州，水陆二百多里；向西北通往白水、清川，是从龙州进入四川的大道。邓艾曾在这里攻破蜀国，至今庙宇的形貌还保存着。利州以外的三泉、西县，以及兴州、凤州等州，也都是交通要冲，请选派有武略的重臣镇守。奏疏送入后，皇帝秘密抄录了他的奏章，命李继隆选择有利方案实行。至道元年春天，在含光殿举行大宴，皇帝问宋琪的年龄，他回答：‘七十九岁。’皇帝于是安慰抚慰了他很久。二年春，授任右仆射，特意命令每月发给实奉一百千，又因他年老衰弱，下诏允许他五日上朝一次。这年九月他生病，命他的儿子贻序执笔，口授文辞，写成《多幸老民叙》。文章大意说，《洪范》所说的五种福，人很难全部得到，而自己兼有这些福分，实在是上天的幸运。又口述遗表数百字后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惠安。起复贻序为右赞善大夫，贻庥为大理评事，授贻广为童子出身。贻序上表请求服满丧制，皇帝同意。天禧初年，录用他的孙子宗谅为试秘书郎。宋琪一向有文学才华，颇为诙谐机敏。他在幕府前后任职三十年，完全熟悉人情世故，尤其通晓吏治技巧。任宰相时，百官有请求请托的，多被他当面斥责，因此招致人们怨恨。贻序曾参与修撰《册府元龟》，书法刚劲有力。不久因事获罪，降为复州副使；起复为殿中丞后去世。宋雄也是幽州人。起初他与宋琪在燕、蓟之间齐名，被称为‘二宋’。

译宋雄在契丹任应州从事。雍熙三年，王师北伐，宋雄与应州节度副使艾正献城投降；授艾正为本州观察使，任宋雄为鸿胪少卿、同知州事。改任光禄少卿，历任均州、唐州知州。不久，负责守护河阴屯兵；因为了解河渠的利弊，便命他兼领汴口，调节水势，以便漕运，京师依赖他的功劳。改任太子詹事，又任光禄少卿，升任将作监。他所到之处，职务都能整顿办理，公私事务都倚重任用他。宋雄广泛涉猎文史，善于谈论，有气节，士大夫多推重赞许他。景德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录用他的儿子可久为太常寺奉礼郎，俸禄待遇一直给到丧制结束。史臣评论说：自薛居正以下，曾经身居宰相职位的共有四人。他们任职、退处和一生经历虽然不同，但观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大致都可以看出道理。起初，朗州逃亡士兵聚集起来成为盗贼，监军使怀疑城中一千多名僧人都参与谋划，想把他们全部杀死；薛居正缓办此事，后来盗贼被擒，僧人没有被牵连，最终依靠这件事得以活命。沈伦出使吴越回来，请求把扬州、泗州军中的粮储一百多万斛借给饥民，朝廷议论认为难办。沈伦说：‘国家用仓粮救济百姓，自然应当召来和气、取得丰收，难道还会再有水灾旱灾吗？’得到批准后才停止请求。太祖每次从史馆取书，卢多逊预先告诫属吏，让他们告诉自己取了什么书；知道后必定通宵阅读，因此回答皇帝询问多能切中。宋琪起初被程羽、贾琰压制，后来又被卢多逊忌恨，此后却从员外郎一年之中四次升迁到尚书，最终身居宰相之位。由这些事看来，坚守正道而得到福报，并不是偶然侥幸；被流放荒远之地、逃亡而死，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宋雄善于持论，有气节，虽然与宋琪齐名，但爵位不相等，只是因为两人的遭遇不同罢了。唉，自古以来怀有才学技艺，却在低微属官中郁郁终身的人多得很，难道只有宋雄是这样吗！列传第二十四。李昉的儿子宗讷、宗谔，孙子昭述等；吕蒙正、张齐贤的儿子宗诲、贾黄中。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人。父亲李超，任后晋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伯祖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便把李昉作为后嗣；李昉因恩荫补任斋郎，选授太子校书。后汉乾祐年间考中进士，任秘书郎。宰相冯道引荐他，与吕端一同在弘文馆任职，改任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显德二年，宰相李穀征讨淮南，李昉任记室。世宗阅览军中的章奏，喜爱其中文辞和道理明白，已经知道是李昉所作；后来看到《相国寺文英院集》，其中有李昉与扈蒙、崔颂、刘衮、窦俨、赵逢以及李昉弟弟李载所题的诗文，更加称善李昉的诗才，赞叹说：‘我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人了。’军队返回后，提拔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四年，加任史馆修撰、判馆事。这年冬天，世宗南征，李昉随从到高邮；适逢陶穀出使，内署中书写诏令的事务堆积，于是命李昉任屯田郎中、翰林学士。六年春，遭逢母亲丧事。恭帝继位后，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宋朝初年，加任中书舍人。建隆三年，罢去翰林职任，任给事中。四年，平定湖湘，奉诏祭祀南岳，就地任衡州知州，一年后任满回朝。陶穀诬奏李昉为亲近之人请求京畿县令，皇帝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年老的儒者，性情刚直，摘下帽子上前，高声说：‘他欺罔皇上。’皇帝对此仍然疑惑不能释然，便调李昉出任彰武军行军司马，居住在延州经营生计直到老年。三年期满应当调回内地，李昉却不愿意。宰相推荐说他可以大用，开宝二年，召回京师，再授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三年，任知贡举。五年，再任知贡举。这年秋天，参加大明殿宴会，皇帝看见李昉坐在卢多逊之下，便问宰相，宰相回答：‘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是直学士院。’皇帝立即命令正式授李昉为学士，让他位居卢多逊之上。李昉任知贡举时，他的同乡武济川参加选试，后来奏对失去次序，李昉因受牵连降为太常少卿，不久任判国子监。第二年五月，再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冬天，任判吏部铨。当时赵普被卢多逊构陷，卢多逊多次把赵普的短处报告给皇帝；皇帝向李昉询问，李昉回答：‘臣负责掌管诏书，赵普所做的事情，臣不知道。’赵普不久出镇，多逊于是任参知政事。宋太宗即位后，加授李昉为户部侍郎，奉诏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共同修撰《太祖实录》。他随从太宗处理政务到太原，车驾驻扎在常山；常山正是李昉的故乡，于是赐给他羊和酒，让他召集公侯一起宴饮尽兴，乡里的父老以及曾经与他交游的人也都参加了。七天后宴会结束，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军队回师后，李昉因劳绩被授为工部尚书兼承旨。太平兴国年间，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赵普、宋琪担任宰相已经很久，太宗寻找能够接替他们的人，旧臣中没有谁超过李昉，于是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十一月，赵普出任镇守官，李昉与宋琪一同被授为平章事。不久，加任监修国史，并恢复了把时政记先呈进皇帝、然后交付有关官署的做法，这从李昉的建议开始。雍熙元年举行郊祀，命李昉与宋琪一同担任左右仆射，李昉坚决推辞，于是改加中书侍郎。朝廷军队讨伐幽蓟失利，派使者分别前往河南、河北，登记百姓编为士兵，八个成年男子抽取一人。李昉等相继上奏说：“近来分别派使者登记河南、河北四十多个郡的百姓，用来充实边防，这是不得已的事。然而河南百姓一向熟悉农桑，完全不知道战斗，一旦强行征集，必然引起动荡；如果因此聚众呼啸作乱，还必须加以剪除。这样一来，河北乡里已经因战争困顿，河南百姓又要被盗贼扰乱，何况正值春暖时节，也会妨碍农事。陛下如果认为既然明诏已经颁布，就难以收回，那么应当继续派遣使臣，严加告诫约束；所到之处进行征募时，如果民情有不安，就必须稍稍缓办，秘密奏报，请求裁决，这样或许可以免除后患。”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端拱初年，平民翟马周击打登闻鼓，控告李昉身居宰相之位，在北方有战事时却不筹备边防，只知道作诗宴饮享乐。正好籍田礼刚刚结束，皇帝于是下诏命学士贾黄中起草诏书，罢免李昉为右仆射，并加以严厉斥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实际上承担宰相的职责。如今李昉从工部尚书升任这一职务，并不是贬黜责罚。如果说文昌事务简少，以调均劳逸为理由，这样才合乎体制。”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适逢边境警报更加紧急，皇帝下诏让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又引用汉、唐的旧事，极力主张委屈自己、修好邻国、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当时舆论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