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五

译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的野兽，说它是麒麟。司马光说：“真假无法知道；即使真是麒麟，如果不是它自己来到这里，也不能算作祥瑞，希望退还这件贡物。”又上奏赋诗以讽谏。司马光修撰起居注，任判礼部。有司上奏说某日应当发生日食，按照旧例，如果日食不满一分，或者京城看不见，都要上表庆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见日食，京城却看不见，这是君主被阴邪蒙蔽；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唯独不知道，这灾祸应当更加严重，不应当庆贺。”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司马光任同知谏院。苏辙回答制策时言辞恳切直率，考官胡宿准备黜退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不应当黜退。”诏令把苏辙列为末等。仁宗刚开始患病时，国家还没有确立继承人，天下人都寒心，却没有人敢说。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件事，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跟着进言，并写信劝范镇以死力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当面进言：“臣过去任并州通判时，上过三道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地实行。”仁宗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司马光说：“臣进言时，自己以为一定会死，没想到陛下竟能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种事。”司马光退下后还没有听到诏命，又上疏说：“臣先前进言，本以为立即就会实行，如今却寂然无闻，这一定是有人对陛下说，陛下年纪正盛，为什么突然做这种不祥之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危急之际，扶立自己亲厚友善的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害，难道还说得尽吗？”仁宗深受感动，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确定议案，将来某天半夜宫中送出一张小纸条，立某人为继承人，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人拱手说：“岂敢不尽力。”不久，诏令英宗任判宗正，英宗推辞不接受，于是朝廷立他为皇子；他又称病不入朝。司马光说：“皇子能够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经过十天一个月，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然而父亲召唤却不应诺，君主召见则不等车驾备好就应当前往。希望用臣子的大义责备皇子，他一定应该入朝。”英宗于是接受命令。衮国公主嫁给李玮，夫妻关系不和。诏令把李玮调出任卫州官，公主的母亲杨氏归还给她的哥哥杨璋，公主则入宫居住。司马光说：“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公主。如今却使母子离散，家事流离，难道唯独没有感受到陛下的恩泽吗？既然李玮被贬黜，公主怎么能没有罪呢？”皇帝醒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但对李氏一家的恩遇没有衰减。司马光升任知制诰，坚决推辞，于是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朝政很是姑息：胥吏喧哗，就驱逐中执法；辇官悖逆傲慢，就斥退宰相；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却不彻底审理；军卒辱骂三司使，却认为不算违反官阶等级。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纲纪逐渐衰败的征兆，不可不予以纠正。充媛董氏去世，追赠淑妃，停止朝会为她服丧，百官前往慰问，议定谥号，举行册礼，安葬时给以卤簿仪仗。司马光说：“董氏原本品秩低微，病危时才被授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有谥号。卤簿本来是用来奖赏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起兵帮助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到卤簿仪仗。到了韦庶人才开始命令妃嫔、公主下葬时都给鼓吹仪仗，这不是正统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官署制定后宫封赠法，皇后和妃嫔都追赠三代。司马光论说道：“妃嫔不应当同皇后一样。袁盎让慎夫人的席位退后，正是为了这个道理。天圣年间皇帝亲自郊祀，太妃也只追赠两代，更何况妃嫔呢？” 天圣年间皇帝亲自郊祀时，太妃尚且只追赠两代，更何况妃嫔呢？英宗即位后患病，慈圣光献皇后与他一同听政。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因亲近任用外戚和小人，背负了天下的毁谤。如今临时代理政务，大臣中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粹、像鲁宗道那样刚正、像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人，应当信任任用；像马季良那样鄙陋、像罗崇勋那样谗佞逢迎的人，应当疏远，这样天下就会服从。”英宗病愈后，司马光料想必定会发生追尊生父的事情，立即上奏说：“汉宣帝作为孝昭帝的后嗣，始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君、南顿君，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皇后下诏让两制官员集议濮王的礼制，学士王珪等人相互观望，没有人敢先发言，唯独司马光奋笔写道：“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做他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人的亲属关系。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和大国，使他的尊荣达到极致。”议论完成后，王珪立即命令属吏把他的手稿作为依据。奏上后，意见却与皇帝和大臣不同，六名御史奋力争辩，都被斥退。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未获允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被贬。起初，西夏派使者前来致祭，延州指使高宜负责陪伴接待，却傲慢对待西夏使者，侮辱西夏国主，使者便向朝廷申诉。司马光和吕诲请求加重高宜的罪责，皇帝没有听从。第二年，夏人侵犯边境，杀戮掳掠官吏士卒。赵滋任雄州知州，专门凭借强悍严猛治理边境，司马光上奏批评这样做不可行。到这时，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又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干，准备代替他。司马光说：“国家在戎狄归附顺服时，喜欢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他们桀骜不驯了，又反过来姑息迁就。近来西边的祸患起于高宜，北边的祸患起于赵滋；当时正把这两个人看作贤能，所以边臣都把制造事端当作能干，渐渐形成的风气不能再助长。应当命令边地官吏，凡因疆场上的小事就动用弓矢刀兵相加害的，都要治罪。” 仁宗留下的赏赐价值一百多万，司马光率同僚三次上章，说：“国家正遭遇大忧患，朝廷内外都很困乏，不能专门援用乾兴年间的旧例。如果先帝遗赐确实不能推辞，应当允许侍从官进献金钱，以资助修建山陵。”皇帝没有答应。司马光于是把所得的珍珠作为谏院的公用经费，把黄金送给舅父，按照道义不把它藏在家中。后来皇后归还政权，有司制定格式，凡皇后要取用物品，都必须复奏后才能供应。司马光说：“应当先移文所属机构，让它备办供应，然后把数目详细报告皇后，以防止有人伪造。” 曹佾没有功劳却被任命为使相，两府官员也都升了官。司马光说：“陛下想借此安慰母后的心，但如果升官授职没有名义，那么宿卫将帅和内侍小臣必然都会产生觊觎之心。”不久，皇帝又给都知任守忠等人升官，司马光再次争辩，趁机说道：“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还是皇子时，他就不赞成陛下继位，曾阻挠破坏重大国策，制造各种离间，只是依靠先帝没有听信他；等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反复挑拨构陷，是国家的大贼。请求把他斩首于都市，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天下人都为此称快。

译皇帝下诏在陕西征刺义勇军二十万人，百姓惊恐骚动，而这支军队纪律松弛，组织粗疏，不能使用。司马光直言反对，并把意见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造声势。谅祚正桀骜不驯，假如突然听说增加二十万军队，难道不会震慑吗？”司马光说：“军队之所以贵在先造声势，是因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实力，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他罢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了军队，实际上却不能使用，过不了十天，他就会知道其中详情，还会害怕什么？”韩琦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把乡兵刺为保捷军，担心今天又重演罢了。朝廷已经下敕榜向百姓承诺，永远不把他们充作军队、派去戍守边境。”司马光说：“朝廷过去曾经失信，百姓不敢认为这话可靠，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您不必担忧。”司马光说：“您长期在这里任职当然可以；将来别人掌权，借着这次征兵，把他们用于运粮和戍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韩琦默然，但最终没有停止此事。不到十年，果然全如司马光所担忧的那样。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奏说他奸邪，不可亲近：“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轻视张美。王广渊在仁宗时期，私下主动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应当贬黜他来警戒天下。”后来王广渊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竭力推辞。皇帝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却不擅长文章，有的擅长文章却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备。卿有文学才能，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臣不能写四六文。”皇帝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就可以了；况且卿能在进士科考试中取得高等名次，却说不能写四六文，这是什么原因呢？”最终没有能够辞免。御史中丞王陶因上奏批评宰相不押班而被罢职，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是因为论说宰相而被罢职的，那么我就不应再任御史中丞。臣愿等到宰相已经押班后，再来就职。”皇帝答应了。于是司马光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三个要点：仁、明、武；治理国家的三个要点：任用官员、赏赐必信、惩罚必行。他的论说十分完备。又说：“臣有幸侍奉三朝皇帝，都是用这六个字进献意见；平生努力学习所得的东西，全都在这里了。”御药院的内臣，按照本朝惯例，只任用供奉官以下官员，最高到内殿崇班便外放；近些年却暗中为他们办理升迁资序，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司马光因此论说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远远贬谪。他连续上章五次，皇帝于是把高居简调出，并完全停止给人寄理资序。不久皇帝又想留下两名寄理资序者，司马光再次竭力争辩。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批评他不合众望，皇帝没有听从。后来恢复司马光为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君主不能全部鉴览，于是编写《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喜欢，命令在秘阁设置修书机构，继续编纂这部书。到这时，神宗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授给司马光，并让他每天进读。皇帝下诏把颍王府的四名直省官录用为阁门祗候，司马光说：“国家建立之初，局势还很艰难，所以皇帝刚即位时，必定把身边的旧人作为心腹和耳目，称作‘随龙’，这不是平时的制度。阁门祗候这一职位，对于文臣来说属于馆职，怎么可以让供人役使的杂役担任呢？” 西部戎族部将嵬名山想带领横山一带的部众，捉住谅祚来归降，皇帝下诏命令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极力论说，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侥幸战胜了，灭掉一个谅祚，却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必定带领部众归附我国，那时不知道将怎样对待他们。臣担心朝廷不但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的余众还很多，向北回去不行，向南来又不被接纳，走投无路，必定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有看到侯景的事情吗？”皇帝没有听从，派遣将领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攻取绥州，耗费六十万，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百官为皇帝上尊号，司马光负责起草答诏，说：“先帝亲自举行郊祀，从不接受尊号。晚年有人提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唯独我国没有，于是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奉上册书。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却没有听说汉文帝又给他加上更大的名号。希望追述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嘉奖司马光，让他妥善撰写答辞，向朝廷内外表明。执政大臣以黄河以北旱灾造成损伤、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皇帝下诏让学士议论，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入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当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可以听从这个请求。”王安石说：“常衮推辞堂食，当时人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当辞去职位，不应当只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不过是按户计钱、像簸箕一样搜刮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他设法夺取百姓的财物，其危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出他的糊涂罢了。”双方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准许来答复。”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常衮的事情责备两府，两府便不敢再推辞。

译王安石掌握政权后推行新法，司马光预先上疏说明新法的利弊。在迩英殿进读时，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情，皇帝说：“汉朝一向遵守萧何的法令而不改变，这样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岂止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延续到今天，也仍然可以存在。汉武帝改变高祖的约束，法令纷繁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令，汉朝的基业便衰落了。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和顺，便把法令公布在象魏’就是这种情况；有五年一变的，巡守时考察制度就是这种情况；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说不对，他的用意是讽谏朝廷。”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把法令公布在象魏，是公布旧法。诸侯改变礼制、音乐，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己改变法令。对新建国家使用宽缓刑典，对动乱国家使用严厉刑典，这叫刑罚随时代轻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损了就修理，不是大坏了就不必重新建造。公卿和侍从都在这里，请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无能，罢黜他可以；但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权。” “如今为什么要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呢？宰相以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按条例办事，就成了胥吏。如今又为什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呢？”吕惠卿不能回答，便用别的话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你们只是互相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司马光说：“平民放债收息，尚且能够逐渐侵蚀下等百姓，何况悬挂官府督责威势的名义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百姓愿意借就给，不愿意借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得到利息的好处，不知道偿还债务的祸害；不只是县官不会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他们。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米一斗十钱，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仍不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会这样。”皇帝说：“在仓场就地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不方便。”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地区的漕运，用这些钱供应京师。”司马光说：“东南钱币短缺而米粮过剩，如今不籴米却运输钱，把有余的舍弃，取用缺少的，农业和商业都会受害！”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之论。” 另一天皇帝留下司马光答对，说：“如今天下喧扰不安，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这种事，众人都厌恶’。”司马光说：“是这样。陛下应当讨论它的是非。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认为正确，陛下难道能只同这三人一起治理天下吗？”皇帝想任用司马光，便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着劝谏皇上的名义，内心实际上怀有依附下属的实情。他所说的全是妨害政务的事，他所交往的全是妨害政务的人，却想把自己安置在皇帝身边，让他参与国家议论，这是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哪里能够妨害政务？但如果让他处在高位，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倚仗他来壮大声势。韩信在汉军中树起汉王的赤色旗帜，赵军士气便被夺去；如今任用司马光，就是替持不同意见的人树起赤色旗帜。” 王安石借韩琦上疏之事，使韩琦卧病在家请求退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任用臣，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格，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职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这就是把天官这样的职位私下授给不适当的人。臣若只凭俸禄职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拯救百姓的祸患，就是窃取名位来满足自身私利。陛下如果真能罢去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所受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如今谈论青苗法危害的人，不过认为派遣官员扰乱州县，是眼前的祸患；而臣所忧虑的，却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贫富不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定要借助别人。如今官府出钱贷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借，负责此事的人却把多放贷作为功劳，于是强行摊派。担心有人拖欠不还，必定让贫富互相作保；贫困的人无力偿还，就会逃散到四方；富裕的人不能离开，必定要责令他们代偿数家欠债。春天核算，秋天计催，债务辗转日益增加；贫困的人已经耗尽，富裕的人也会变穷。十年以后，百姓将不再有能够生存的人了。又把常平仓的钱粮全部散尽，专门推行青苗法，将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又到哪里取得钱粮呢？” “富裕之家已经耗尽，常平仓又已经废弛，再加上战争，接着又遇到饥荒，瘦弱的百姓必定会弃尸沟壑，强壮的人必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司马光连续上了七八道抗章，皇帝派人告诉他说：“枢密院掌管军务，官员各有职分，不应当拿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的理由。”司马光回答：“臣还没有接受任命，就仍然是侍从官，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言。”王安石开始处理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准辞职，便请求离去。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永兴军知军。宣抚使下令把义勇军分派去戍守边境，选拔各军骁勇士卒，又招募市井中的恶少充作奇兵；调发百姓制造干Я，全部修缮城池、楼橹，关中和京畿一带骚动不安。司马光极力进言：“公家和私家都已经困乏衰敝，不可以兴办这些事情；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地郡县，修缮城防并非急务。宣抚使的命令，各地都还不敢执行；如果因此军费匮乏、军事事务失误，臣愿承担责任。”于是这一地区独独得以免除。后来调任许州知州，催促他入朝觐见，他没有赴任；请求担任西京御史台判官，回到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后来求言诏下，司马光读诏感动流泪，想沉默却又不忍，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情见于《吴充传》。葵天申担任察访使，任意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像敬奉上级官员一样敬重侍奉他。他曾经入朝拜谒应天院神御殿，府中唯独为他另设一班，表示不敢与他抗礼。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原来的班列。”吏员立即把葵天申带去，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方。葵天申窘迫沮丧，当天就离开了。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上言语艰涩的疾病，怀疑自己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应当交给亲善的人上奏。官制改革实行后，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这个职位非司马光不可。”又准备让他担任东宫师傅。蔡确说：“国家的政治方向刚刚确定，希望暂且迟一些。”《资治通鉴》还没有完成，皇帝尤其看重它，认为它胜过荀悦的《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成全书，并把颍王府旧藏书籍二千四百卷赐给他。书完成后，加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住在洛阳共十五年，天下人都把他看作真正的宰相，农夫和老人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和儿童也都知道他字君实。

译皇帝驾崩，司马光赴宫门哭临，卫士远远看见他，都用手加在额头上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都拦在道路上聚集观看，马车来到那里便无法前行，人们说：“公不要回洛阳，请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执政，派使者询问首先应当做什么，司马光回答：“首先要开通言路。”于是下诏把这句话张榜于朝堂。但有些大臣不高兴，另行设置六条禁语：“如果暗中另有怀抱；触犯不属于自己的职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上则以侥幸心理求得进用；下则迷惑流俗。像这样的人，处罚而不赦免。”后来太皇太后又命人把这些话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了，一开口就会触犯这六条。”于是他详细论述其中实情，修改诏令施行，从此上封事的人以千数计。朝廷起用司马光任陈州知州，他经过宫阙时，留下来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沿途道路上的人聚集呼喊说：“请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加保重自己来救活我们。”当时天下百姓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观察新政；但议论者仍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只是罗列一些细小事务，稍稍堵塞人们进言的渠道。司马光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对天下造成危害的，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立即改变。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令，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令。”众人的议论刚刚确定，便废止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取利息，并免除百姓所欠的钱；京东铁钱以及茶盐方面的法令，也都恢复旧制。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多是奸巧的小人，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帝和太皇太后，灾祸就会发生。”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社稷，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天下人都释然，说：“这才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司马光再次患病，诏令他参加朝会时只行再拜礼，不必舞蹈。此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仍然存在，而关于西戎的议论也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除掉，我死也不能闭眼。”他写短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愚钝的儿子，唯独国事还没有托付给谁，现在把它托付给您。”于是上奏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危害，请求直接下敕废除。各路将领和军队都隶属于州县，军政事务交给守令共同决断。废除提举常平司，把它的事务归还转运使、提点刑狱。边境策略以同戎族和好为便利。司马光认为监司多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专门务求严苛急切，于是命令近臣在郡守中选拔举荐人才，又在通判中举荐转运判官。还建立十科荐士法。这些建议都得到采纳。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于上朝觐见，允许乘坐肩舆，每三天到尚书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事。”皇帝下诏让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答对，并且说：“不必行拜礼。”于是废除青苗钱，恢复常平仓粜籴的制度。两宫皇太后虚心听取意见。辽、夏使者到来时，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辽、夏还命令边吏说：“中原已经有司马相公执政，不要轻易制造事端、开启边境嫌隙。”司马光眼见自己的意见和行动都得到采用，想以自身报效社稷，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日夜不休。宾客见他身体消瘦，引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务繁多的事情劝戒他，司马光说：“死生有命。”于是更加努力。病情危重后，他已经不能清醒自觉，却仍然喃喃自语，像在梦中说话，但说的全都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这一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与哲宗一同亲临他的丧事；明堂礼仪完成后也不举行庆贺。追赠太师、温国公，赐给一品礼服作为殓衣，赙赠银和绢七千。下诏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回到陕州安葬。谥号为文正，赐碑额为“忠清粹德”。京城百姓停止营业前往吊唁，卖掉衣服来置办祭品，街巷中哭声伴随着灵车经过。到下葬时，哭泣的人就像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准备祭品，京城和四方都画他的像来祭祀，饮食时也一定为他祝祷。司马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信实，恭敬节俭，正直端方，居家有法度，举止合礼仪。他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必定经过兄长司马旦那里。司马旦年近八十岁，他侍奉兄长如同严父，保护兄长如同保护婴儿。从小到老，他说话从未虚妄，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从来没有不可对人说的罢了。”他的诚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敬重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有人做了不善之事，便说：“君实不会知道这件事吧？” 司马光对外物淡泊，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对于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唯独不喜欢佛教和老子之学，说：“它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们儒家典籍，它们荒诞的说法我不相信。”洛阳城中他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后，他卖田来办理葬事，一生穿粗劣的衣服、吃简朴的食物。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先上奏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把司马光制定的法令全部废除。章惇、蔡卞请求挖掘司马光的坟墓、砍劈棺材，皇帝没有答应，只下令剥夺他的赠官和谥号，推倒为他所立的碑。但章惇仍不停地进言，于是又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后，恢复他太子太保的官职。蔡京专权，又把他降为正议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命令各郡各国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应当镌刻碑文，推辞说：“我是愚昧的人，本来不知道立这块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都称赞他的正直，如今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府中官员发怒，想加罪于他；安民哭着说：“被差役征用，我不敢推辞，只请求免去在碑末刻上安民二字；我恐怕因此得罪后世。”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惭愧。靖康元年，恢复司马光的赠官和谥号。建炎年间，配享于哲宗庙庭。司马康字公休，幼年端正谨慎，不随意说笑，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他聪敏好学，超过常人，广泛通晓群书，凭明经科考取高等名次。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上奏请求让他检阅文字。司马康遭逢母亲丧事，三天不进一勺饮食，因过度哀毁几乎伤害性命。司马光居住洛阳时，前来从学的士人退下来同司马康交谈，没有不有所收获的。道路上的人看见他的仪容举止，即使不认识他，也都知道他是司马氏的儿子。韩绛推荐他担任秘书官，他由秘书省正字升为校书郎。司马光去世后，他办理丧事全用《礼经》和家法，不采用世俗做法。得到朝廷遗留的恩典，全都分给族人。服丧期满后，被召任著作佐郎兼侍讲。

译司马康上疏说：“近年以来，旱灾和蝗灾肆虐，百姓大多艰难度日。如果再有一年歉收，公家和私家都会困竭，盗贼就有机可乘。自古以来圣贤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遇到水旱灾害，只是有办法预先防备，所以灾害不会造成严重祸患。希望趁今年秋收成熟，让州县广泛收购粮食，把百姓多余的粮食全部归入官府。今冬和明春，让流民到有粮食的地方就食，等乡里丰收后，再返回本土。凡是治理国家，哪怕一丝一毫都应当爱惜；但在救济百姓方面不应吝惜。如果真能拿出几十万金帛，作为天下安定的根本，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他被任命为右正言，但因为与亲属任职相冲，未能就职。司马康向哲宗讲说前代治世少、乱世多，祖宗创业的艰难和积累基业的辛劳，劝皇帝及时向学，守护天下这个重器；又劝太皇太后常常在宫中训导启发皇帝，言辞恳切周到。在迩英殿进讲时，他又说：“《孟子》在经书中最为醇正，阐明王道尤其清楚，最应该加以阅读。”皇帝说：“我正在读这部书。”不久，诏令讲官分段进讲。司马康自从居父丧以来，住在丧庐，吃粗食，睡在地上，于是患了腹疾，到这时已经不能上朝拜谒。朝廷赐给他优告。病情将危时，他仍然把应当进言的事情写成奏疏等待上奏，说：“如果能见天子一面，极力进言后死去，我就没有遗憾了。”朝廷派人到兖州召医生李积。李积已经年老，乡民听说后，前去告诉他说：“百姓蒙受司马公的恩德很深，如今他的儿子病了，希望您赶快去。”前来劝说的人日夜不断，李积于是出发；到了那里，却已经无法医治。司马康四十一岁时去世。公卿在朝廷上叹息悲痛，士大夫到他家中吊唁，市井百姓也没有不悲哀的。诏赠右谏议大夫。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中从不谈论钱财。当初司马光立神道碑，皇帝派使者赐白金二千两，司马康认为办理丧事的费用都由官府供给，推辞不接受。皇帝不听。他派家中属吏到京师把白金交还，这才作罢。评论说：熙宁新法使百姓受害，天下骚动不安，忠诚正直的言论受到压制，不能施行；正直端方的人被排斥，不予任用。聚敛钱财的大臣日益得到进用，百姓遭受他们虐害将近二十年。当时司马光退居洛阳，仿佛打算在那里终老。然而世上的贤人君子，以及普通男子愚昧妇人，早晚都伸长脖子盼望他做宰相，甚至有人在道路上呼喊，希望他不要离开朝廷。这难道是凭区区才智就能使人人如此对待他吗？这是因为他的德行盛大、真诚显著。司马光一旦被起用执政，便毅然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开通进言的道路，进用贤能人才。凡是新法中对百姓有害的，他都依次取来加以改定，不到几个月就几乎全部革除。天下百姓仿佛严寒到了极点遇到春天、干旱到了极点遇到雨水，仿佛解除了倒悬之苦、脱离了枷锁，仿佛从水深火热中出来一样。他们相互叹息感慨，欢欣鼓舞，几乎像获得了新生，政治局面一下子变成嘉祐、治平年间的太平景象。君子称赞他有扭转乾坤的功劳，而这时司马光也已经年老多病了。上天如果保佑宋朝社稷，不使一位老臣遗憾，奸邪势力就不会很快壮大，绍述之说也不会很快实行，元祐年间的大臣本来可以安然无恙。人的力量如果能够胜过天命，那么靖康之变也许可以稍稍推迟；即使确实会发生，也不至于像这样惨酷。《诗经》说：‘贤哲的人已经死亡，国家就会困苦不堪。’唉，真是悲痛啊！司马康能够继承父亲司马光的美德，像先贤一样贤能，却不幸英年早逝，世人尤其为他惋惜。然而即使司马康不死，也将不能避免绍圣年间的祸患。吕公著，字晦叔，幼年酷爱学习，以至于忘记睡觉和吃饭。他的父亲吕夷简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他日后一定会成为公卿宰辅。”他因恩荫补任奉礼郎，考中进士，朝廷召试馆职，他没有就任。任颍州通判时，郡守欧阳修与他成为讲学的朋友。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询问中原有学问、有品行的人，欧阳修首先把吕公著回答给他。吕公著任吏部南曹判官，仁宗嘉奖他的淡泊退让，赐给他五品官服。授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建真宗神御殿时，吕公著说：“先帝已经有三处神御殿，却还不停地营建，这大概不是祭祀不宜过于亲近的意义。”后来升任知制诰，三次辞让而不受。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亲自处理政务后，加授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正讨论追尊濮王，有人想称他为皇伯考，吕公著说：“这是真宗称太祖时的称呼，怎么可以施用于濮王？”等到下诏称濮王为亲属，并且把他的名讳列入避讳范围，吕公著又说：“称为亲属，就有两个父亲的嫌疑；濮王的名讳只可以在皇帝面前避讳，不应当与七庙诸帝共同避讳。”吕诲等人因议论濮王而被罢免，吕公著说：“陛下即位以来，采纳谏言的风气还没有彰显，却屡次贬斥进言的人，凭什么向天下作出示范呢？”皇帝没有听从。于是吕公著请求出任外官，皇帝说：“学士是朕所看重的人，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吕公著不断请求，皇帝便让他出任蔡州知州。神宗即位，召吕公著任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因论事被罢去御史中丞，返回经筵，吕公著封还任命诏书，说：“司马光因为履行御史中丞的职务而获罪罢免，这就是使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尽情说出自己的意见。”皇帝下诏把这件事告知他，直接送到阁门。吕公著又说：“任命诏书不经过门下省，那么封还驳正的职权就会因臣而废弃。希望治臣之罪，以此端正法纪。”皇帝告诉他说：“调动司马光，是依靠他的劝学作用，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政事。”吕公著仍不断请求，最终被解除知银台司的职务。熙宁初年，吕公著任开封府知府。当时夏秋两季淫雨不断，京城发生地震。吕公著上疏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害，有的因恐惧警戒而获得福佑，有的因轻忽诬妄而招致祸患。君上如果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就会想着尽诚来回应；上下都至诚相待，而灾变仍不能消除的，从来没有过。只有统治人民的君主去除偏听偏信、独断任用的弊病，不以先入之见为主，才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佞人为戒告。因为佞人只怕不合君主心意，所以容易被亲近；正人只怕不合义理，所以容易被疏远。只有先端正君主自身及其所办之事，才不会有事情已经端正而天下仍不能治理的情况。”礼官援用唐朝旧例，请求皇帝在五月到大庆殿接受朝贺，并趁机上尊号。吕公著说：“陛下正要超越汉、唐，追复三代的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在阴气渐长的时日举行不合礼制的朝会，接受没有益处的名号呢？”皇帝听从了。熙宁二年，吕公著任御史中丞。当时王安石正推行青苗法，吕公著极力进言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从来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够谋求治理成功的；也从来没有能够用威势胁迫百姓、用辩论压服百姓，却能够得到人心的。过去所谓贤能的人，如今都认为这项举措不对；而提出异议的人却一概只被说成流俗的浮泛议论，难道过去那些人都是贤能的、如今都变成不肖了吗？”王安石对他的言辞深切而恼怒。皇帝让吕公著举荐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但奸邪，不可任用。”皇帝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怒，捏造恶言诬陷他，吕公著被调出任颍州知州。

译熙宁八年，彗星出现，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说：“陛下临朝以来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但身边前后左右的人，没有谁敢直言。使陛下有治理天下的愿望，却没有实现治理的实际成果，这是负责政事的大臣辜负陛下。士人是正是邪，是贤是愚，本来早已确定；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所举荐的人，被认为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又驱逐他们，被认为是天下最不肖的人。对人才既然反复无常，对政事也就会乖张错乱、不能审慎了。古代施政，起初不被百姓信任的情况是有的；例如子产治理郑国，一年后百姓怨恨他，三年后百姓歌颂他。陛下垂衣拱手等待成功，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然而百姓的议论也没有不同于前些日子，陛下难道独独没有察觉吗？” 吕公著被起用为河阳知州，召回朝廷后，任提举中太一宫，升为翰林学士承旨，改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皇帝从容地同他谈论治国之道，谈到佛教和老子之学时，吕公著问：“尧、舜知道这些道理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著说：“尧、舜即使知道这些，却只把识别人材、安定百姓看作难事，所以才成为尧、舜。”皇帝又说唐太宗能够用权术和智谋驾驭臣下。吕公著回答：“唐太宗的德行，在于能够屈己听从谏言。”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不久，吕公著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人想恢复肉刑，商议选取死囚试行割鼻、断足的刑罚，吕公著说：“试行而不死人，肉刑就会正式施行了。”于是此事停止。夏人囚禁他们的国主，朝廷准备大举讨伐。吕公著说：“出兵问罪，应该先选择统帅；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不如不要出兵。”等到战争兴起，秦地、晋地百姓的财力大为困乏，大臣们不敢进言，吕公著多次说明其中的危害。元丰五年，吕公著因病请求离职，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皇帝临朝叹息说：“边境百姓困苦疲敝到这种地步，只有吕公著替我说过。”于是调任扬州，加授大学士。将要册立太子时，皇帝对辅臣说，应当让吕公著、司马光担任太子的师傅。哲宗即位，吕公著以侍读身份回朝。太皇太后派使者迎接，询问他想说什么，吕公著说：“先帝的本意，是把宽缓政令、节省民力放在首位。但提出建议的人却把改变法令、侵害百姓作为要务，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概斥退，所以时间一久弊病更加深重，法令施行而百姓更加困苦。如果真能得到公正持平的人，研求天下的利弊祸患，协力办理，应该不会困难。”到朝廷后，他上言说：“君主刚即位，应当端正开端，以此向天下表明意旨；修养德行，以安定百姓。修德的要点，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学习能够不断光明进益，日益更新而达到大治，靠的就是学习的力量。臣谨冒死陈述十件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自身、讲习学问、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减轻赋税、减少刑罚、戒除奢侈、不要安逸。”又请求完备设置谏官，以开通言路。被任命为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元祐元年，吕公著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省制度同时建立后，中书省独自成为接受皇帝旨意的地方。吕公著于是请求：凡是向三省请示的事务，应当与执政大臣一同进呈，取得旨意后分别施行。过去执政官往往隔几天才在政事堂聚会一次，事务多由长官决定，同列官员不能参与。到这时，才命令他们每天聚集，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究先帝的志向，凡是先帝想改革却来不及改革的，以及已经改革但尚未确定的事情，都一一推行确定。百姓欢呼鼓舞，都认为便利。司马光去世后，吕公著独自主持国政，所任命的官员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当时科举废除词赋，专门采用王安石的经义，并且夹杂佛教的说法。士子从一句话到全部文章，如果不是新义就不能采用，学者甚至不诵读正经，只偷取王安石的著作以求进用，精通熟习的人反而能考取高等名次，所以科举更加弊病丛生。吕公著开始命令禁止主考官从老子、庄子的书中出题，禁止举子把申不害、韩非、佛教的书作为学问；经义兼用古今诸儒的学说，不得专门采用王氏之说。恢复贤良方正科。右司谏贾易因为论说政事而直率攻击大臣，将要受到严厉责罚，吕公著替他进言，最终只将他罢职，出任怀州知州。退朝后，吕公著对同僚说：“谏官所论的得失，还不值得多说。只是皇上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担心将来有进献谄媚之说、迷惑扰乱皇帝的人，正要依靠身边的谏臣来争辩，不能预先使君主轻视、厌恶进言的人。”众人没有不赞叹佩服的。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长期成为洮州、河州的祸患，听说朝廷想停止战争、减少戍守，暗中与西夏人合谋再次夺取熙州、岷州。吕公著建议派军器丞游师雄根据情况灵活处理，晓谕各位将领，不到一个月，就把鬼章青宜结活捉送到了宫阙之下。皇帝在资善堂宴请近臣，拿出自己书写的唐人诗作分别赏赐。吕公著于是汇集自己讲解过的书中那些明白扼要、切合治国之道的语句，共一百篇进献，用来备用于游览时的意趣和书写翰墨，也作为辅助圣学的材料。元祐三年四月，吕公著恳切请求辞去职位，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朝兴起以来，以三公身份兼任平章军国重事的宰相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的父亲吕夷简占了其中两人，士大夫都艳羡他们的荣耀。皇帝下诏在东府以南为他建造府第，开设北门，以便执政大臣议事。凡三省、枢密院的职务，都可以由他总理。隔一天上朝一次，因而到都堂办公；他出入不按通常时间，大概是特殊的礼遇。第二年二月，吕公著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见到辅臣时哭着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经去世，吕司空又离世了。”她悲痛怜悯了很久。皇帝也悲伤感慨，立即到他家中亲临祭奠，赐给金帛一万。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为正献，皇帝亲笔题写碑首“纯诚厚德”。吕公著从年轻时起就讲习学问，把治心养性作为根本。平日没有疾言遽色，对于声名、财利和纷华的事物，淡然无所喜好。暑天不摇扇，寒天不靠近火，简朴庄重而清静，大概是天性如此。他见识深远而思虑敏捷，器量宏大而学问精纯，遇到事情善于决断，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会因个人利害而动摇内心。与人交往，总是出于至诚；喜爱有德行、乐于行善的人。见士大夫把品评人物当作心意所在的，必定询问他所知道和所听闻的情况，互相参证考察事实，再把结果上达朝廷。每次议论政事，都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把它们汇为正确意见；至于应当坚守的原则，就毅然坚持，毫不改变。神宗曾说，他评量人才从不欺骗，就像秤量物品一样准确。他尤其善于避开声名和踪迹，不以知人善任自居。

译他起初与王安石友善，王安石把他当兄长敬事。王安石博闻善辩、纵情驰说，别人没有谁敢与他抗衡，唯独吕公著凭借精深的见识和简约的言辞使他折服。王安石曾说：“我的过失和吝执常常不能自我克服，一到长者那里，便顿然醒悟而返回；所谓能使人的意气消散的人，我在晦叔身上见到了。”他又对人说：“晦叔如果做宰相，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谈论做官的事了。”后来王安石得势，料想吕公著一定会帮助自己；但吕公著多次引用公议，列举王安石的过失，因此两人的交情最终没有保持下去。吕公著尤其精于讲说，言辞简约而道理完备。司马光说：“每次听晦叔讲说，便觉得自己的话太烦琐。”他受到名流敬重，就是如此。绍圣元年，章惇担任宰相，任用翟思、张商英、周秩掌管言论之职。他们弹劾吕公著改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于是削去他的赠官和谥号，毁掉皇帝赐给他的碑，再次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即位后，追复他太子太保的官职。蔡京专擅朝政，又降他为左光禄大夫，列入党籍，不久又恢复为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年，全部恢复他的赠官和谥号。他的儿子是希哲、希纯。希哲字原明，年轻时跟随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习，后来又与程颢、程颐、张载交游，因此见闻更加广博。他因父亲的恩荫进入官场，父亲的朋友王安石劝他不要参加科举，不要以侥幸求取利禄，于是他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王安石执政时，准备把自己的儿子王雱安排为讲官；因为希哲有贤能的声名，便想先任用他。希哲辞谢说：“承蒙您相知已久，假如我出仕，势必免不了和您意见相同或不同，那么从前彼此相交的情意就全完了。”王安石于是作罢。吕公著担任宰相时，他的两个弟弟已经在省、寺任官，唯独希哲长期留在管库之职，后来才出任登闻鼓院判官，又极力辞去。吕公著叹息说：“当世的贤士，我大概已经搜罗得差不多了，唯独你因为我的缘故而不能出来任职，这是命运吧！”希哲的母亲贤明而有法度，听到吕公著的话，笑着说：“这也是因为您还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啊。” 服满吕公著的丧期后，希哲才担任兵部员外郎。范祖禹是他的妹夫，便对哲宗说：“希哲的经学、操守和品行，适合担任劝讲官。他父亲常称赞他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欺骗自己。我因为是他的姻亲兄长，不敢称荐；如今我正要离开朝廷，私下认为已经没有嫌疑了。”皇帝下诏任命希哲为崇政殿说书。他劝导君主，把修身作为根本，把修身又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根本。他说：“内心端正、意念真诚，那么自身就能修养好，天下也会受到教化。如果自身不能修养好，即使身边的人尚且不能使他们明白，何况天下人呢？” 希哲被提升为右司谏，辞谢，朝廷没有听从。他私下对范祖禹说：“如果不能获准辞职，我就以杨畏、来之邵为首来弹劾。”不久，他没有接受任命。适逢绍圣年间的党争兴起，御史刘拯弹劾他入仕不是通过科举，于是他以秘阁校理的身份出任怀州知州。中书舍人林希又说：“吕大防是由于吕公著的援引才得到提拔，所以提拔希哲来报答私人的恩德。凡是吕大防一党欺君卖国的事情，都是吕公著首先倡导的；而吕公著的罪恶，又是希哲引导促成的，怎么适合玷污清要官职呢？”于是希哲只保留原来的官阶，不久分司南京，居住在和州。徽宗初年，召他任秘书少监，有人认为任命过于峻拔，改任光禄少卿。希哲极力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以直秘阁身份出任曹州知州。不久遭遇崇宁年间的党祸，被削夺职务而任相州知州，又迁任邢州知州，后来罢职任宫观官。他寄居在淮州、泗州之间，十多年后去世。希哲性情和易，生活简朴节俭，有高尚的品行。晚年声望更加隆重，远近的人都把他当作老师尊敬。儿子好问，事迹另有传记。希纯字子进，考中进士，担任太常博士。元祐年间举行明堂祭祀，将要采用皇祐年间的旧例，同时祭祀天地和百神，都以祖宗配享。希纯说：“皇祐年间的礼仪，在经典中没有依据，嘉祐年间已经加以整理纠正。到元丰年间，只以英宗配享上帝，全部停止群神从祀，这才符合尊敬父亲的道理。请依照那种制度执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历任宗正、太常、秘书丞。哲宗商议纳皇后时，希纯请求考察三代的婚礼，参考祖宗的制度，广泛访求名门望族，参酌寻求德行相配的女子。凡是世俗所谓推算婚姻吉凶的书，浅陋而没有经典依据，应当一概摒弃，以防牵强附会。他升任著作郎，因为避父亲的名讳没有接受任命。后提升为起居舍人，代理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去世，希纯担心奸人乘机进言，动摇皇帝的听闻，立即上疏说：“自元祐初年，太皇太后听政决断，所任用的人都是早已有时望的人，所施行的事情也都是人们愿意实行的。只有那些因过恶获罪的人，天天等待变故，施展纵横之术以谋取利益；现在他们一定会以改变神宗的法度为说辞。臣认为，先帝的功业，万世也无法掩盖。间或有几件事被小人误导，即使形势上有所增减，对圣德本身也本来没有损害。况且英宗、神宗何尝没有改变真宗、仁宗的政事，难道他们也完全采用庆祖、太宗的法令吗？小人既然误导了先帝，又想误导陛下，这一点不可不察。”不久，希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内侍梁从政、刘惟简被任命为内省押班，希纯认为亲政之初就首先录用这两个人，无法向天下显示朝廷的正道，坚持不予执行。因此宦官们对他侧目而视，有人还在朝廷中指着他给同伴看，说：“这就是那个把两名押班的任命词头缴还的人。” 章惇任宰相后，希纯被调出任宝文阁待制、亳州知州。谏官张商英怨恨希纯，竭力攻击他。又因为外戚亲属的嫌疑，接连迁往睦州、归州。从京东到浙西，又从浙西上行经过三峡，名义上是调换任所，实际上是困苦他。吕公著被追贬后，希纯也以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居住在金州。又被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道州。建中靖国元年，恢复为待制、瀛州知州。徽宗听说他的声名，多次称赞他。曾布忌恨希纯，借他请求入朝觐见之机，在他还未见到皇帝时，急忙以边地任职为由，催促立即遣送他。很快改任颍州知州，列入崇宁党籍。去世时六十岁。史官评论说：吕公著父子都做到宰相，都以司空身份平章军国大事，即使汉代的韦贤、韦玄成父子，唐代的苏味道、李峤，也没有谁比他们更加荣耀显盛。吕夷简多有智谋权术，吕公著则一切坚持正道，以此应对天下事务，真是贤能啊！他评论人才，就像秤量物品一样准确，所以一时的贤士，几乎都被搜罗任用了。司马光病重时，恳切地把国事托付给他；当时的朝廷大臣，没有谁像吕公著这样明察，确实如此。追究考察他一生的事业，他大概是善于守成的良相。然而他知道儿子贤能却不能推荐，恐怕还是没有完全免除避嫌的顾虑，因此对从祖吕夷简也有所惭愧。希哲、希纯世代继承并发扬了家族的美德，然而都隐没在崇宁党祸之中，君子为什么这样不幸啊！”},{ 列传第九十六。范镇；他的侄子范百禄；他的从孙范祖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