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

译起初，李继迁扰乱西部边境，保安军上奏说俘获了他的母亲。到这时，太宗想杀掉她；寇准任枢密副使，太宗单独召见他商议。寇准退下，经过宰相幕府时，吕端怀疑是在商议大事，邀请寇准说：“皇上告诫你不要告诉我吗？”寇准说：“没有。”吕端说：“边境的日常事务，我不必知道；如果是军国大计，我身为备位宰相，不可以不知道。”寇准于是告诉了他缘故。吕端说：“打算怎样处置？”寇准说：“想把她斩首在保安军北门外，以警戒凶恶叛逆之人。”吕端说：“如果一定这样做，不是妥善的办法，希望稍微缓一缓，我将入内再次上奏。”入宫后他说：“从前项羽得到太公，想把他烹煮，高祖说：‘希望分给我一杯肉羹。’举行大事尚且不顾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是悖逆之人呢？陛下今天杀掉他的母亲，明天就能擒获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只是白白结下仇怨，使他的叛乱之心更加坚定罢了。”太宗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吕端说：“依臣愚见，应当把她安置在延州，让人好好供养照看，用来招抚李继迁。即使不能使他立即投降，最终也可以牵制他的心，而他母亲的生死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太宗拍着大腿称赞说：“没有你，几乎就误了我的事情。” 太宗立即采用了他的计策。他的母亲后来在延州病死，李继迁不久也去世，李继迁的儿子最终纳款请罪，这都是吕端的功劳。吕端升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太宗身体不适时，真宗任皇太子，吕端每天都与太子问候皇帝的起居。等到太宗病势加重，内侍王继恩忌惮太子英明，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划拥立原楚王赵元佐。太宗去世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吕端知道有变故，便把王继恩锁在阁内，派人看守，自己入宫。李皇后说：“皇帝已经驾崩，按照长幼立嗣是顺理成章的，现在将怎么办？”吕端说：“先帝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如今只是刚刚抛下天下，怎么能立即违背遗命另有议论呢？”于是奉太子到福宁庭中。真宗即位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平身站在殿下没有下拜，请求卷起帘子，登殿仔细察看，然后走下台阶，率群臣拜呼万岁。任李继勋为使相，赴任陈州；贬李昌龄为忠武军司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放浔州，籍没他们的家产。真宗每次看见辅臣入宫应对，只有对吕端肃然拱手作揖，从不直呼其名。又因为吕端身材高大，宫廷台阶稍高，特意命梓人制作纳陛，以便上下。曾召他到便殿应对，询问军国大事和长久制度，吕端陈述当世急务，都很有条理，真宗嘉许并采纳。加任右仆射，监修国史。第二年夏天，吕端患病，诏令免除常参，在中书处理事务。他上疏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十月，以太子太保身份罢职。因病休假三百天，有关部门说应当停止俸禄，诏令仍按原例发给。皇帝车驾亲自前往慰问，吕端不能起身，皇帝极力抚慰。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司空，谥号正惠；追封妻子李氏为泾国夫人；任命他的儿子藩为太子中舍，荀为大理评事，蔚为千牛备身，蔼为殿中省进马。吕端仪表秀美，有器度，宽厚而多能宽恕别人，善于谈笑，胸襟豁达。虽然多次遭到排斥和退黜，却从未把得失放在心上。他善于与人交往，轻视钱财而喜欢施舍，从不过问家中事务。李惟清由知枢密改任御史中丞，心里认为吕端压制自己；等吕端免除朝见后，便弹劾那些因疾病请假超过一年却仍领取俸禄的常参官，又唆使别人诉讼堂吏的过失，想借此中伤吕端。吕端说：“我按照正直的道路行事，没有什么可惭愧、可畏惧的，关于风波的言论不值得忧虑。” 吕端的祖父吕兖曾侍奉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任判官。刘守文叛乱时，吕兖全族被害。当时吕琦年幼，同郡人赵玉冒着刀刃欺骗看守者说：“这是我的弟弟，不是吕氏的儿子。”于是得以免死。赵玉的儿子赵文度任耀州刺史，赵文度的孙子赵绍宗十多岁时，吕端把他视如己子，上表推荐，使他获得出身。已故宰相冯道是吕端乡里的世交，冯道的儿子冯正之患病残废，吕端分出自己的俸禄供养他。吕端两次出使遥远的异域，那些国家都感叹并敬重他；后来有使者前往，总要询问吕端是否仍任宰相，他的名声显赫到这种程度。景德二年，真宗听说吕端的后代不振，又登记蔚为奉礼郎。藩后来脚病，不能入朝，连续请假多年，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停止他的俸禄，真宗特意命令恢复原官，分司西京，发给俸禄，让他在家养病。吕端没有积蓄产业，吕藩兄弟贫困，又逼近婚嫁之事，因而抵押了住宅。真宗当时从内府拿出钱五百万赎回住宅。又另赐金帛，让他们偿还旧债，派使者检查管理家事。吕藩、吕荀都做到国子博士，吕蔚做到太子中舍。毕士安，字仁叟，是代州云中人。曾祖毕宗昱，任本县县令。祖父毕球，任本州别驾。父亲毕乂林，多次被使府征召，最终任观城县令，于是定居在那里。毕士安年轻时喜好学习，侍奉继母祝氏，以孝顺闻名。祝氏说：“学习一定要寻求良师益友。”于是带他到宋地，又到郑地，使他结交杨璞、韩丕、刘锡为友，因此成为郑地人。乾德四年，考中进士。邠州主帅杨廷璋征召他进入幕府，掌管文书奏章。开宝四年，历任济州团练推官，专门掌管专卖事务，年度税课增加并有盈余。改任兖州观察推官。太平兴国初年，任大理寺丞，主管三门发运事务。吴越王钱俶献地归宋后，选任台州知州，他说：“钱氏上交了图籍，有关部门都夸大赋税数额；如今湖海地区的新百姓才得到天子任命的官吏，应当予以安抚整治，希望只使用旧有户籍。”诏令同意。第二年，升任左赞善大夫，调饶州，改任殿中丞。召回朝廷，任监察御史。又出任乾州知州，因为母亲年老，愿意降职以便就近奉养，改任汝州稻田务监。雍熙二年，诸王出阁，朝廷慎重选择他们的僚属。任虞部郎中王龟从兼任陈王府记室参军，水部员外郎王素兼任韩王府记室参军，秘书丞张茂直兼任益王府记室参军，毕士安升任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太宗召见并对他们说：“诸王生长在宫廷之中，不熟悉外间事务，年纪渐渐长大，必须依靠贤能之士辅佐引导，使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的道理，你们要努力。”赐给袭衣、银带、鞍勒马。

译毕士安原名士元，因为“元”字触犯王讳，于是改名。升任考功员外郎。端拱年间，诏令王府僚属各自献上所著文章，太宗连续阅览数日，问近臣：“他们的才华已经看出来了，谁的品行最好？”有人回答是毕士安。皇帝说：“正合我的心意。”不久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诸王请求召见，希望留在王府，不准。淳化二年，召入翰林任学士。大臣因为张洎推荐他，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相比，文辞才艺和任官经历固然不差，但品行操守远在他之下。”毕士安因为父亲名叫乂林，上奏请求回避，朝廷议论认为父亲名字为二字名，不属于偏讳，不予准许。淳化三年，与苏易简一同主持贡举，加任主客郎中。因病请求出任外官，改任右谏议大夫、颍州知州。真宗当时为寿王，任开封府尹，召毕士安任判官。真宗成为皇太子后，毕士安以兼任右庶子的身份升任给事中。真宗即位，命他代理开封府事务，授任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当时有近臣仗恃权势强行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子，女方家属到府中申诉，毕士安趁入朝应对时上奏，皇帝把女子归还其家。宫廷和官府中长期侍从而担任朝廷官职的人，每次被授任外官，都一定让毕士安告诫勉励他们。咸平初年，辞去府中职务，授任礼部侍郎，又任翰林学士。诏令选官校勘《三国志》以及《晋书》《唐书》。有人说两晋史事多有鄙陋邪恶之处，不可以流传。真宗把这话告诉宰相，毕士安说：“恶事可以用来警戒世人，善事可以用来劝勉后人。《春秋》把善恶之事都详细记载了。”真宗认为有理，于是命令刊刻。毕士安因眼病请求解除职务，改任兵部侍郎，出任潞州知州，特意增加他的月俸。入朝任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初年，兼任秘书监。契丹谋划入境，毕士安首先上疏陈述五件事来回应诏令，提出选任将领、供给军饷、治理财赋的策略，真宗嘉许并采纳。李沆去世后，升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朝谢恩时，真宗说：“还不只是这样，不久将任命你为宰相。”毕士安叩头。真宗说：“我倚重你来辅佐宰相，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然而当今事务很多，想找一个与你一同晋升的人，谁可以呢？”毕士安回答：“宰相一定要有相应的器度，才可以处在那个职位。我才力驽钝衰朽，实在不足以胜任。寇准兼有才干和忠义，善于决断大事，这就是宰相之才。”真宗说：“听说他喜欢刚强任性、意气用事。”毕士安又回答：“寇准方正慷慨，具有大节，忘却自身而为国尽力，坚持正道、嫉恶如仇，这是他平素积累的品德，朝臣很少有人能超过他，只是他不为流俗所喜欢。如今天下百姓虽然蒙受圣德，生活安定闲适，但西北地区仍然跳梁作乱，成为边境祸患，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任用的。”真宗说：“好，就应当借助你的旧日德望来镇服他。”不到一个月，以原官职与寇准一同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兼任监修国史，位居寇准之上。寇准任宰相后，恪守正道，憎恶邪恶，小人每天都在想办法倾陷他。有个平民申宗古告发寇准与安王赵元杰私下交通，寇准惊恐不安，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申辩。毕士安竭力为他辨明这是诬告，把申宗古交给官吏审理，查明他确实奸诈欺骗，将其斩首，寇准这才安定下来。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统军使挞览率兵分路掠夺威虏、顺安、北平，侵犯保州，攻打定武，多次被各军击退，于是向东驻扎在阳城淀，接着进攻高阳，没有得逞，又转而窥伺贝州、冀州、天雄军，号称有二十万兵。真宗坐在便殿，询问应当从哪里谋划对策。毕士安与寇准分条陈述防御备战的情况，又共同商议请求真宗亲临澶渊。毕士安说澶渊之行应当在仲冬，寇准认为应当立即前往，不能拖延。最终采用了毕士安的意见。起初，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交战时陷入契丹。到这时，他替契丹上奏请求议和。大臣们没有人敢作决定，只有毕士安认为可以相信，竭力劝真宗应当维持羁縻关系而不断绝，逐渐答应促成此事。真宗说敌军如此强悍，恐怕不能保证安全。毕士安说：“臣曾得到契丹降人，听他说契丹军虽然深入我国，多次受挫，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暗中想要撤走，却耻于没有名义；而且他们难道不害怕别人乘虚捣毁自己的巢穴吗？这次请求大概不是虚假的。王继忠的奏报，臣愿意承担责任。”真宗很高兴，亲手写诏给王继忠，答应他的议和请求。当时已经下诏巡行亲征，但议论的人仍然喧嚷不休，有两三个大臣进献金陵和成都的地图。毕士安急忙与寇准请求入朝应对，竭力陈述不能这样做，只坚持原来的计划。真宗整顿军队将要出发时，太白星在白天出现，流星从上台星以北出现，穿过斗魁。有人说不宜向北出兵，有人说这是大臣应验灾异。毕士安恰好卧病，写信给寇准说：“我多次请求抬着病体随军出行，皇帝亲笔诏令不准许。如今大计已经确定，只有您努力前往。毕士安能够以自身承受星变而成就国家大事，这是心中所愿。”不久病情稍有好转，他追赶到澶渊，在行宫拜见皇帝。当时已经聚集数十万军队，契丹大为震动，却仍然凭借兵众掠夺德清。到了澶州北部边境，宋军埋伏的弩箭发射，挞览被射死，契丹军溃散逃走。适逢曹利用从契丹出使回来，详细掌握了要点，又和契丹使者姚东之一同前来，议和之事于是确定下来。每年送给契丹银、绢三十万，朝廷舆论都认为过多。士安说：“若不这样，契丹所看重的利益就不够，和议恐怕不能长久。”等到停战，他随同回朝，便考察边境要地，选拔贤能的守将加以调换：雄州任用李允则，定州任用马知节，镇州任用孙全照，保州任用杨延昭，其他地方所选用的人也都各自胜任。下令塞上得到境外牛马一类的牲畜，都要归还给原主；恢复互市，解除铁器禁令，招抚流亡，扩大储蓄。不久，夏州赵德明也叩塞归附。两方面既已安定，朝廷内外大致安宁。衡量时势制定法令，依次推行。又恢复设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以广泛选取士人。景德二年，他接连上了七八道奏章，以有病为由请求免职，真宗下优诏不准。又派使者恳切劝谕，他不得已，再次起任处理政事。十月早朝时，他到了崇政殿的值庐，疾病突然发作，真宗亲自步出探视，他已经不能说话。真宗下诏让内侍窦神宝用肩舆送他回府，随即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真宗亲临哭悼，罢朝五日，追赠太傅、中书令，谥号文简。命皇城使卫绍钦主持丧葬，主管部门供给卤簿仪仗。录用他的儿子世长为太子中舍，庆长为大理寺丞，孙子从古为将作监主簿。

译士安为人端正方严、深沉儒雅，有清明的见识，〔字词有误〕而且温厚含蓄，风采美好，善于言谈，所到之处都以严正著称。年老眼花，仍不停读书，亲手校勘书籍，有时还亲自抄写。他又精心研习文章书法，著有文集三十卷。他曾对人说：“我做官没有显赫的声誉，只是尽力自我约束检点，希望差不多能够少犯过错罢了。”他平日交游从不依靠党援，只有王祐、吕端曾引荐并看重他；王旦、寇准、杨亿和他友善，王禹偁、陈彭年都是他的门人。王禹偁是济州人，年幼时因事来到士安官舍，士安看出他不是寻常儿童，便留下他，教他学习；他的科举学业日益显著。后来他终于登科被任用，仕进反而在士安之前。等到士安任知制诰时，那些诏命却是王禹偁起草的。士安去世后，真宗对寇准等人说：“毕士安是个善人，侍奉我从南府、东宫一直到担任宰相。他修身谨慎行事，有古人的风范，却突然这样去世，实在令人深切哀悼惋惜。”后来王旦任宰相，面对面奏道：“陛下从前称赞毕士安清廉谨慎如同古人，在职官员听说后都感叹。他做到宰相，而天下各地都没有田园和住宅；去世后丧期还未结束，家中用度已经困窘，确实没有辜负陛下对他的了解。然而如果让他的家人靠借贷度日，就应当有办法周济他们。我私下认为应当出自皇上的恩典，并不是臣下敢于把它当作私人的恩惠。”真宗感叹不已，赐给他家白金五千两。儿子世长官至卫尉卿，庆长官至大府卿。孙子从善官至光禄少卿，从古官至驾部郎中，从厚、从诲官至检校水部员外郎，从简任博罗令，从道官至殿中丞，从范任山南西道节度推官，从益任太常寺太祝，从周任朝散郎、知洋州。曾孙仲达、仲偃官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也都出仕。仲衍字夷仲，因祖荫任阳翟主簿。张昪是县里人，当时镇守许州，向朝廷请示，想要兴办乡校。材料和工费已经筹备齐全，又听任百姓凭自己的力量捐助。县中子弟马宏凭口舌在乡里横行，欺骗地对几位豪强说：“张公兴办学校，可县令却借机向百姓收取钱财，从十百逐渐增加到千万，还没有止境，你们将承受不了。如果真给我一百金，我能够使这项劳役停止。”豪强相信他有这个能力，给了他一百金。马宏立即到官府扬言：“县吏全都把兴学费用据为私有，还要再摊派给百姓。”张昪果然对此产生怀疑，下令县里暂且停止，又把这件事张榜告知本道。县令想上疏辩解，仲衍说：“没有益处，不如逮捕马宏治罪，不去辩解自然就能澄清。”适逢他代理县事，便逮捕马宏审查治罪，五天便查出他的奸诈行为，告诉张昪，将马宏流放到邓州，全县人都互相庆贺。给事中张问住在乡里，对仲衍说：“谚语说‘锄掉一个恶人，便能助长十件善事’，说的就是您。” 他考中进士，调任沈丘县令。欧阳修、吕公著推荐他，他入司农寺任主簿，升为丞。吴充引荐他任中书检正。他奉命出使契丹，在宴会上射箭接连射中靶心，众人都惊异不已。契丹人又赞叹他的身材相貌，暗中派人取他的衣服作为尺寸，制成同样的衣服赐给他。当时他参加契丹的元会，完全能够记住契丹朝会的仪式和节拍，回来后绘图献上。后来钱勰出使契丹，契丹主还问：“毕少卿担任什么官？如今在哪里？” 王珪和吴充不和，因为仲衍是吴充所任用的人，便多方寻找他的过错想要伤害他，最终却找不到可乘之机，只是使他长期滞留不得升迁。经过四年，才以秘阁校理兼同知太常礼院，任官制局检讨官。他制定官制文字不计其数，进行区别分类，删减增补，都恰当地做到极致。凡是从中书来询问有关事务，必须等仲衍来答复，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撰写《中书备对》三十卷，士大夫家中争相传阅这部书。高丽使者入朝进贡，真宗下诏让馆舍接待他们。上元节晚上，他和使者在东阙下面宴饮，作诗歌颂皇帝的圣德，神宗依照他的诗韵作诗赐给他，当时人认为这是极大的恩宠。不久官制推行，神宗亲自提拔他为起居郎，王珪扣留任命诏书，认为升迁太快，在皇帝面前争辩。神宗连声说：“他本来就应当得到这个官职。”不久，他突然得病，一夜之间去世，享年四十三岁。神宗派中使到他家吊唁，赐给丧家五十万钱。仲游字公叔，与仲衍一同考中进士，调任寿丘、柘城主簿，罗山县令，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他跟随高遵裕西征，运送军粮的期限逼迫紧急，陕西八十县运送粮饷的民夫三十万人，一天之内全部集中到位。转运使范纯粹、李察估量接受他们运来的赋物后再给他们粮食，必定要耽误很多天才行。适逢僚属商议此事，大家都不知如何办理，便把责任推给仲游。仲游召集各县县吏，命令他们先拿出金帛钱币中数量最多的部分，告诫他们不要打开锁闭的仓门，把姓名和数目一一登记，以此作为抵押；预先准备好数千斛的粮食，拆开仓库的墙壁，让带着多余粮食的人到那里去，每个人自己取斗量粮食，交出一半，另一半留作自给，不到一个早晨人群便迅速散去。第二天，大军于是出发。范纯粹、李察感叹并道谢说：“不是有您，几乎就坏了我的事情。” 元祐初年，他任军器监卫尉丞。召入学士院考试，与他同场策问的九人，都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这一类人物。苏轼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异，提拔列为第一。加任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任河东路提点刑狱。韩缜以故相身份在太原，按察巡视时把太原视同一般郡县。韩缜的奴仆告发说，有士卒在公堂旁抢夺了他的衣服，韩缜大怒，要依法处置这个士卒。仲游说：“奴仆的衣服既鲜明又单薄，却敢在帅府附近抢夺，按人情推断不可能。”便把奴仆抓来交狱审治，士卒最终获免。太原的铜器闻名天下，他却一件也不买；又担心别人认为他故意矫饰清廉，临行时买了两把茶匙离开。韩缜说：“像公叔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清廉了。” 召任职方员外郎、司勋员外郎，改任秘阁校理、知耀州。这一年发生大旱，仲游在百姓尚未饥饿之前，就把告示张贴在州境内，说：“本州将赈济施舍并平价出售粮食若干万硕。”实际上是夸大了数字。富裕人家知道官府已有储备，也互相劝说打开粮仓赈济。前来领取粮食的百姓共有十七万九千人，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乡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万九千口〕 徽宗时，他先后任知郑州、知郓州，以及京东、淮南转运副使。入朝任吏部郎中时，他上言说：孔子庙中，自颜回以下，都是由朝廷授予爵位和名号，戴冠冕居于正位；而孔鲤、孔伋却穿着平民服装、戴着幅巾来祭祀，身份不相称。于是诏令追赠他们为侯。仲游早年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知遇，却来不及得到任用。范纯仁尤其了解他，范纯仁当政时，他又正好守母丧，因此始终没有得到丝毫升迁。然而他也被列入党籍，〔文字有误〕，以闲散官秩终老，享年七十五岁。仲游写文章切合事理而且有根基，不写浮夸荒诞、嬉戏轻薄和不庄重的话。苏轼在馆阁任职时，常常用言语文章规劝切责时政。仲游担心他因此遭祸，写信告诫他说：

译孟轲是在不得已之后才辩说，孔子想要不说话。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极尽思虑，以成就功业并保养寿命，本来没有不是出于这个道理的。您自从入朝以来，凡是祸福利害关系到自身的事情，从来没有不说的，只是直接爱惜自己的言辞罢了。言语造成的牵累，不只是从口中说出的才叫言语；表现在诗歌中、寄托在辞赋歌颂中、托付在碑铭中、写在序文记事中的，也都是言语。如今您只知道害怕口头言论，却还没有害怕文章；赞同自己所赞同的，看到的人就高兴，反对自己所反对的，受到指责的人就怨恨。高兴的人不能帮助您的谋划，而怨恨的人有时已经败坏您的事情了。天下人评论您的文章，把它比作孙膑用兵、扁鹊治病，本来就是明确指出对象的。即使文章中没有是非之言，也还会有是非之疑，何况确实有是非之言呢？您的官职不是谏臣，职掌也不是御史，却去非难别人尚未非难的事，冒着危害自身、触犯忌讳的危险在其中周旋，几乎就像抱着石头去救落水的人一样。司马光执政，反过来纠正王安石所做的事，仲游写信给他说：从前王安石用兴办事业的主张来打动先帝，又担忧财用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政策都采用了。大体说来，散发青苗钱、设置市易务、征收免役钱、改革盐法，是具体措施；想要兴办事业、担忧财用不足，是他的心情。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兴办事业的心情，只想禁止散发、征收、改革和设置等具体措施，那么即使提出一百条理由，也一条都实行不了。如今于是废除青苗法，停止市易法，免除役钱，废去盐法，凡是号称有利却伤害百姓的政策，一概扫除并重新改正，那么从前主持新法的人一定不会高兴。这些不高兴的人，必定不只会说‘青苗法不能废，市易法不能停，役钱不能免，盐法不能废’，而一定会拿财用不足的心情、财用不足的事实来劝动皇上的心意；即使搬来石头人让他听，也仍然会被说动。这样一来，已经废除的可以重新施行，已经停止的可以重新设置，已经免除的可以重新征收，已经废去的可以重新恢复。那么，对财用不足的这种心情，难道可以不预先治理吗？就今天的策略来说，应当大举筹划天下的财政，深入弄清收入和支出的数目，把各路积存的钱粮一并归入地官，使经费足以支用二十年。几年之间，积存的钱粮又将达到今天的十倍。让天子明白知道天下的财物还有余裕，那么财用不足的言论就不能在皇帝面前提出；这样，关于新法的议论才可以永远停止而不再实行。从前王安石在位时，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法令能够推行。如今想要挽救前一天的弊病，可是皇帝左右的侍从、各部门官员、出使人员，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的党徒。即使起用两三个旧臣、任用六七个君子，但在几百人中只留下十几个人，哪里有可以施为的形势呢？形势还不具备却想强行施为，那么青苗法即使废除了也将重新散发，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即使停止了也将重新设置，何况还没有停止呢？役钱、盐法也是如此。用这种办法挽救前一天的弊病，就像一个人久病之后稍有好转，他的父子兄弟虽然高兴地看到脸色好转，却不敢庆贺，因为他的病还没有根除。司马光、苏轼得到这封信后大为震动，事情最终果然像仲游所忧虑的那样。仲愈历任国子监丞、诸王府侍讲、知凤翔府，因为哥哥仲游被列入党籍，按惯例被罢免。徽宗说：“毕仲衍受到先帝的知遇，可以从罪籍中除名。”于是任仲愈为都官郎中，提拔为秘书少监，后来去世。寇准字平仲，是华州下邽人。他的父亲寇相，在晋开运年间应征辟任魏王府记室参军。寇准年轻时英俊豪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时考中进士。太宗选取人才时，常常亲临轩前询问，年纪小的人往往被罢去。有人教寇准把年龄报大一些，他回答说：“我正要通过科举求取仕进，难道能欺骗君主吗？”后来考中，授任大理评事，任归州巴东县、大名府成安县知县。每逢规定赋役期限，他从不随意发出公文，只把乡里的姓名写好张贴在县衙门上，百姓没有谁敢超过期限。屡次升迁为殿中丞、郓州通判。召入学士院考试，授右正言、直史馆，任三司度支推官，转任盐铁判官。适逢诏令百官上言政事，寇准极力陈述利弊，皇帝更加器重他。提拔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主管吏部东铨。一次他在殿中奏事，言语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发怒起身，寇准便拉住皇帝的衣服，让皇帝重新坐下，事情决定后才退下。皇帝因此赞赏他，说：“我得到寇准，就像文皇帝得到魏徵一样。” 淳化二年春天，发生大旱。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的得失，众人都以天命来回答。寇准回答说：“《洪范》所说的天人关系，感应如同影子随形、回声随声。发生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发怒，起身进入内宫。不久，他召寇准询问刑罚不公平的情形，寇准说：“希望召二府的长官来，我就立即说明。”于是下诏召二府入内，寇准才说：“近来祖吉、王淮都蔑视法令、接受贿赂，祖吉因为赃款少便被处死；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盗窃主管官署的财物达到千万，却只受杖刑，仍然恢复官职，这不是不公平又是什么呢？”太宗拿这件事询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于是太宗严厉责备王沔，并认为王淮是可以任用的人。当即授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寇准和知枢密院张逊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后来有一天，他和温仲舒一同出行，路上遇到一个狂人迎着马呼喊万岁。判左金吾王宾和张逊一向友善，张逊便唆使王宾把这件事上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却命王宾单独上奏；王宾的言辞很严厉，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短处。皇帝发怒，贬斥张逊，寇准也被罢职，出任知青州。皇帝深厚地眷顾寇准。寇准离开后，皇帝想念他，常常闷闷不乐，对身边的人说：“寇准在青州快乐吗？”身边人回答：“寇准得到的是个好藩镇，应当不会受苦。”几天后，皇帝又常常询问。身边人揣测皇帝想再次召用寇准，便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一刻也没有忘记；听说寇准每天纵情饮酒，不知道他也思念陛下吗？”皇帝默然不语。第二年，召回寇准，授任参知政事。自唐朝末年起，有蕃户居住在渭南。温仲舒任秦州知州时，把他们驱赶到渭北，修筑堡栅来限制他们往来。太宗看了奏章很不高兴，说：“古代的羌、戎尚且可以杂居在伊水、洛水一带。那些蕃夷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一旦征调军队，就会使我关中的百姓更加困苦。”寇准说：“唐朝的宋璟不以边功赏人，最终造成开元年间的太平。边疆大臣邀功求赏而酿成祸患，实在值得深切警戒。”皇帝于是命寇准出使渭北，安抚各族部落，并把温仲舒调到凤翔。

译至道元年，加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久，冯拯等人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皇帝发怒，把他们斥退到岭南，朝廷内外没有人敢再进言。寇准刚从青州召回，入宫拜见时，皇帝的脚伤很重，便亲自撩起衣服给寇准看，并说：“你来得为什么这样迟？”寇准回答：“不是陛下召见，臣不能来到京师。”皇帝说：“我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托付皇位？”寇准回答：“陛下是为天下选择君主，不可以和妇人、宦官商议，也不可以和身边近臣商议；只有陛下自己选择能够符合天下人期望的人。”皇帝低头沉思了很久，屏退左右后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圣上既然认为可以，希望立即决定。”皇帝于是任襄王为开封尹，改封为寿王，随即册立为皇太子。太子到太庙拜见祖先后回来，京城百姓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跳跃，说：“这是年轻的天子啊！”皇帝听后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这么快就归附太子，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寇准拜了两拜祝贺说：“这是国家社稷的福气。”皇帝入内把这件事告诉后妃，宫中人都上前祝贺。皇帝又出来，设宴请寇准饮酒，寇准大醉后才离去。至道二年，举行南郊祭祀，朝廷内外官员都晋升官秩。寇准平素喜欢的人，大多得到台省中的清要官职；他所厌恶而没有来得及了解的人，则把他们从候补次序中提拔上来。彭惟节的官位一向在冯拯之下，冯拯转任虞部员外郎，彭惟节转任屯田员外郎；奏章列署官衔时，彭惟节仍处在冯拯之下。寇准发怒，发堂帖告诫冯拯不要扰乱朝廷制度。冯拯愤怒至极，陈奏寇准擅权，又逐条上奏寇准在岭南官吏任命升迁方面不公平的几件事。广东转运使康戬也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所引荐的人；吕端感激他，张洎能够委曲奉承寇准，而李昌龄因畏惧〔字词有误〕，不敢和寇准抗争，所以寇准得以任意行事，扰乱原有制度。太宗发怒，当时寇准正代行太庙祭祀事务，便召来责问吕端等人。吕端说：“寇准性情刚强、自以为是，我们不想屡次和他争论，担心伤害国家体统。”于是拜谢请罪。等到寇准入宫答对，皇帝提到冯拯的事情，寇准为自己辩解。皇帝说：“如果在朝廷上争辩，就会失去执政大臣的体统。”寇准仍然极力争辩不止，又拿着中书的簿册在皇帝面前讨论是非曲直，皇帝更加不高兴，因而叹息说：“老鼠麻雀尚且知道人的心意，何况是人呢？”于是罢免寇准，任知邓州。真宗即位，李沆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年，调任河阳，改任同州。咸平三年，入朝京师，行至阌乡，又调任凤翔府。皇帝驾临大名，诏令他到行在，升任刑部侍郎，代理知开封府。咸平六年，升任兵部侍郎，任三司使。当时把盐铁、度支、户部合并为一个使职，真宗命李沆裁定事务，于是让六名判官分别掌管，繁简才开始适中。皇帝很久以来想任用寇准为宰相，只是担心他刚直，难以单独承担宰相之任。景德元年，任毕士安为参知政事，一个多月后，同时任命二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位居毕士安之下。当时契丹入侵边境，放纵游骑在深州、祁州之间掳掠，稍有不利便撤走，来回游荡而没有决战的意图。寇准说：“这是在使我们习惯于轻视敌人。请训练军队、任命将领，选拔勇猛精锐占据要害来防备。”这年冬天，契丹果然大举入侵。一夜之间告急文书接连送来五次，寇准不打开，照常饮酒谈笑。第二天，同僚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大为惊骇，拿来询问寇准。寇准说：“陛下若想了结这件事，不过五天罢了。”于是请求皇帝驾临澶州。同僚害怕，想退下，寇准制止他们，命令等候皇帝起驾。皇帝感到为难，想回内宫，寇准说：“陛下如果进去，臣就无法再见到您，大事就耽误了，请不要回去，立即出发。”皇帝于是商议亲征，召集群臣询问方略。不久契丹包围瀛州，直接进犯贝州、魏州，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求皇帝驾临金陵；陈尧叟是蜀人，请求皇帝驾临成都。皇帝询问寇准，寇准心知二人的谋划，便假装不知道，说：“给陛下谋划这种策略的人，罪行可以诛杀。如今陛下神武，将领们协力和睦，如果皇帝亲自出征，敌人自然应当逃走；否则就出奇兵扰乱他们的谋划，坚守城池拖疲他们的军队，以劳逸的形势来比较，我们就有取胜的筹算了。怎么能抛弃宗庙社稷，想到楚、蜀那样遥远的地方去呢？这样所到之处人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天下还能够保全吗？”于是请求皇帝驾临澶州。等到抵达南城时，契丹兵势正盛，众人请求停驻车驾来观察敌军形势。寇准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黄河，民心就更加危险，敌人的气势也没有受到震慑，这不是树立威势、决定胜负的办法。况且王超率领精兵驻扎中山，扼守敌人的要害；李继隆、石保吉分列大阵，扼守敌人的左右两翼；四方征镇前来援助的军队每天都有到达，还有什么可疑虑而不前进的呢？”众人的意见都因恐惧而犹豫，寇准极力争辩，事情仍未决定。他出外时在屏风间遇到高琼，对他说：“太尉蒙受国家恩典，今天有没有机会报答呢？”高琼回答：“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寇准再次入内奏对，高琼也跟随站在庭下。寇准高声说：“陛下不认为臣说得对，为什么不试着问问高琼等人呢？”高琼立即仰头奏道：“寇准说得对。”寇准说：“战机不可错过，应当赶快起驾。”高琼立即挥手命卫士向前推车，皇帝于是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的人看见皇帝的车盖，踊跃欢呼，声音传到几十里外。契丹人相互看着惊愕不已，无法列成队伍。皇帝把全部军事事务都交给寇准处理，寇准奉诏专断决策，号令严明整肃，士卒都很高兴。敌军数千骑兵乘胜逼近城下，皇帝下诏命士卒迎击，斩杀俘获大半，敌军才退去。皇帝回到行宫，留下寇准在城楼上，慢慢派人观察寇准在做什么。寇准正和杨亿饮酒赌博，唱歌嬉笑，欢呼作乐。皇帝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双方相持十多天，契丹统军挞览出营督战。当时威虎军头张瑰掌管床子弩，弩机震动发射，箭射中挞览的额头，挞览死去，于是契丹秘密送信请求议和。寇准不同意，但契丹使者来请求得更加坚决，皇帝将要答应。寇准想趁机要求契丹使者称臣，并且献出幽州土地；皇帝厌恶战争，只想用羁縻办法维持不决裂而已。有人诬陷寇准希望借战争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寇准不得已，只好同意。皇帝派曹利用到契丹军中商议岁币，说：“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召曹利用到帐幕中，对他说：“虽然有诏令，但你所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曹利用到契丹军中，果然以三十万达成盟约回来。河北于是停战，这是寇准的力量。

译寇准任宰相时，任用人才不按常规次序，同僚颇为不满。另一天，他又任命官员，同僚便让属吏拿着惯例簿册进来。寇准说：“宰相的职责是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如果只按惯例办事，那只是一个属吏的职责罢了。”景德二年，加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寇准很以澶渊之功自负，即使皇帝也因此对他格外厚待。王钦若深深嫉恨他。一天朝会时，寇准先退下，皇帝目送他离去，王钦若便进言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吗？”皇帝说：“是。”王钦若说：“澶渊之战，陛下不以此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这是为什么？”皇帝惊愕地问：“为什么？”王钦若说：“城下订立盟约，《春秋》认为这是耻辱。澶渊的行动，就是城下之盟。以万乘之尊而在城下订盟，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呢？”皇帝脸色忧伤，因此不高兴。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输得快要精光时，就把全部财物拿出来下注，这叫孤注。陛下就是把寇准作为孤注，这也太危险了。” 从此皇帝对寇准的恩宠逐渐衰减。第二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于是任用王旦为宰相。皇帝对王旦说：“寇准常常把许多人许诺任官，把官职当成自己的恩惠。等到他任职以后，应当严厉告诫他。”王旦随从皇帝封禅泰山，寇准升任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祭祀汾阴时，命他提举贝州、德州、博州、洺州、滨州、棣州巡检捕盗事务，升任兵部尚书，入朝主管都省。皇帝驾临亳州时，他代理东京留守，任枢密院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林特任三司使，因为河北每年输送的绢有缺额，催促得非常急迫。而寇准一向厌恶林特，便很支持转运使李士衡而阻挠林特，并且说在魏州时曾经进献河北绢五万匹，三司却不接受，以至于造成供给缺额，请求弹劾主管官吏以下人员。然而京师每年所需绢帛有一百万匹，寇准所帮助的不过五万匹。皇帝不高兴，对王旦说：“寇准像从前一样刚硬易怒。”王旦说：“寇准喜欢让人感念他的恩惠，又想让人畏惧他的威势，这两点都是大臣所应避免的，而寇准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他的短处。”不久，寇准被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调任永兴军。天禧元年，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当时巡检朱能挟持内侍都知周怀政，伪造天书，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旦。王旦说：“起初不相信天书的人就是寇准。如今既然有天书降下，就必须让寇准上奏它。”寇准遵从皇帝旨意上奏天书，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妥。于是授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祭祀南郊，晋升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当时真宗患风疾，刘太后在内宫参与政事。寇准请求单独进言，说：“皇太子是天下人所归望的，希望陛下考虑宗庙社稷的重任，把皇位传给他，并选择方正的大臣作为他的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奸佞之人，不可以辅佐少主。”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寇准秘密命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表，请求皇太子监国，并且想援引杨亿辅政。不久计谋泄露，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心怀反复，不能自安，又担心获罪，于是谋划杀掉大臣，请求停止皇后参与政事，奉真宗为太上皇，把皇位传给太子，再次任寇准为宰相。客省使杨崇勋等人把这件事告诉丁谓，丁谓穿便服连夜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议。第二天把事情奏报皇帝，于是诛杀周怀政，降寇准为太常卿、知相州，调任安州，贬为道州司马。皇帝起初并不知道寇准已被贬。有一天，他问身边人：“我的眼中很久没有见到寇准了，这是为什么？”身边人没有人敢回答。皇帝临死时仍认为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大事，他受到皇帝如此看重。乾兴元年，再次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当初，丁谓出自寇准门下，做到参知政事后，对寇准侍奉得十分恭谨。一次在中书省会餐，羹汤沾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起身慢慢替他拂去。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是国家大臣，竟然替长官拂胡须吗？”丁谓非常惭愧，从此对寇准的倾陷构害日益加深。寇准被贬后不久，丁谓也被流放到南方，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拿一只蒸羊到境外迎接。丁谓想见寇准，寇准拒绝了他。听说家僮谋划要报仇，寇准便关上门让他们纵情赌博，不许他们出去，等到窥伺丁谓已经走远，才停止这样做。天圣元年，调任衡州司马。当初，太宗曾得到通天犀，命工匠制成两条犀带，其中一条赐给寇准。到这时，寇准派人从洛阳取来犀带。犀带到达几天后，他沐浴，穿好朝服，束好犀带，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叫身边人赶快准备卧具，登榻后去世。起初张咏在成都，听说寇准入朝任宰相，对他的属官说：“寇公是奇才，可惜学问和术略还不足。”等到寇准出任陕州知州，张咏恰好从成都罢任回来，寇准整治供帐，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待遇。张咏将要离开时，寇准送他到郊外，问：“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张咏慢慢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去取来《霍光传》阅读，读到“不学无术”时，笑着说：“这就是张公在说我了。” 寇准年轻时就富贵显达，性情豪放奢侈，喜欢痛饮，每次宴请宾客，大多把门扉关闭，甚至解下车旁的马。家中从来不点油灯，即使厨房和厕所所在的地方，也一定点燃火炬蜡烛。寇准在雷州住了一年多。去世后，调任衡州司马的任命才送到，于是归葬西京。途中经过荆南公安，县中百姓都在路旁设祭哭悼，折下竹枝插在地上，挂上纸钱；过了一个月再看，枯竹全都长出了竹笋。众人因此为他建立庙宇，按时祭享。他没有儿子，以侄儿寇随为嗣子。寇准死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官职，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后来又赐谥号忠愍。皇祐四年，诏令翰林学士孙抃撰写神道碑，皇帝亲自篆写碑首“旌忠”二字。

译史臣评论说：吕端劝谏秦王留下来，已经显明地表现出他是大器之才；他和寇准一同任宰相，却常常谦让寇准；又留下李继迁的母亲而没有杀她。真宗被册立为太子时，他把王继恩关在房中，以挫败李太后的另一谋划，从而确定了大计；真宗即位后，他仍请求撤下帘子，登殿仔细察看，然后才下拜。太宗称他“遇到大事不糊涂”，说明没有比君主更了解臣子的了。宰相之间不和，就不足以决定国家大计。毕士安推荐寇准，又替他辨明诬陷。契丹大举入侵时，他和众宰相共同进言劝说真宗，于是皇帝驾临澶渊，最终击退强敌。等到商议岁币时，又借机请求增加厚重的贿赂，务求契丹长期结盟；因此西夏失去了牵制宋朝的谋划，随后也归附朝廷。景德、咸平以来，天下安定，是两位宰相协力和谐所造成的。寇准在太宗朝议论册立太子时，说皇位大事不可以和妇人商议，不可以和宦官商议，也不可以和近臣商议。这三句话，可以作为万世的借鉴。皇帝驾临澶渊时，他竭力阻止众议，最终成就卓越功勋；古人所说的大臣，在他身上可以看见。然而他拉住皇帝衣服挽留进谏，当面诋毁同僚，虽然有直言的作风，却缺少包容荒秽的度量。在宫禁之中参与决定大计时，又没有谨慎选择同谋，以致开启了周怀政的邪恶谋划，自己获罪流放南方。他的功业如此显著，却不能善终，所谓“臣下不守秘密就会丧失自身”，难道不是真的吗！列传第四十一 李沆的弟弟李维、王旦、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是洺州肥乡人。曾祖李丰，任泰陵令。祖父李滔，任洺州团练判官。父亲李炳，接受邢州节度使薛怀让的征辟，任观察支使。薛怀让调任同州后，又任命他为掌书记；他历任邠州、凤翔判官，授任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讨金陵时，沿淮地区负责供应军需，舒州尤其繁重；李炳因劳绩加任侍御史，后来去世。李沆年少时喜爱学习，器量气度宏大深远。李炳曾对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到公卿宰辅。”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甲科，任将作监丞、潭州通判，升为右赞善大夫，转任著作郎。宰相府召他考试，命他起草约束边将的诏书；奏上后，太宗十分高兴，命他直史馆。雍熙三年，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太宗对宰相说：“李沆、宋湜都是优秀士人。”随即命中书省和王化基一同召试李沆、宋湜，并任他们为右补阙、知制诰。李沆官位最低，特意把他升到上位，分别赐钱一百万。又因李沆一向贫穷，欠了别人很多钱，另外赐钱三十万替他偿还。雍熙四年，他和翰林学士宋白一同主持贡举。虽然诽谤议论很多，却没有把责任归咎于李沆。升任职方员外郎，召入翰林任学士。淳化二年，主管吏部铨选。一次陪侍曲宴，太宗目送他离去，说：“李沆风度端庄凝重，真是尊贵之人。”淳化三年，授任给事中、参知政事。淳化四年，以原官罢职，奉朝请。不久遭逢母丧，服丧期未满即起复，随即出任知升州。尚未出发，又改任知河南府。真宗被册立为太子时，李沆升任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诏令东宫以师傅之礼对待他。真宗即位，升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咸平初年，以原官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改任中书侍郎。适逢契丹侵犯边境，真宗北行，命李沆留守京师，京城秩序肃然。真宗回来后，李沆到郊外迎接，真宗命他入座设宴，慰劳了很久。屡次加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真宗问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李沆说：“不要任用浮薄而刚入仕、喜欢惹事生非的人，这是最应当优先做的事。”皇帝问这些人是谁，他回答说：“像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后来曾致尧任温仲舒的副职安抚陕西，在阁门上奏说温仲舒不足以和他共事。轻薄激进一派的人无不称快，李沆却不高兴，于是改用别人做温仲舒的副职，罢免曾致尧。皇帝曾谈到唐朝人结党难以控制，最终使王室衰弱，大概是因为奸邪之人难以辨别。李沆回答：“谄媚的话像忠言，奸诈的话像诚信；至于卢杞蒙蔽唐德宗，李勉却把他当作真正的奸邪，这就是例子。”真宗说：“奸邪的行迹，虽然说难以辨别，但时间久了自然会败露。” 一天晚上，皇帝派使者拿着亲笔诏书，想册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使者的面拿蜡烛烧掉诏书，并附奏说：“只须转告皇帝，臣李沆认为不可。”这项议论于是搁置。驸马都尉石保吉请求任使相，皇帝又询问李沆，李沆说：“赏赐和任用应当有合适的根据。石保吉凭借外戚关系，没有攻战的功劳，却要授予宰相之位，恐怕会引起众议。”后来皇帝再三询问，他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这件事于是停止。皇帝因为李沆从不写密奏，对他说：“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为什么？”李沆回答：“臣忝居宰相之职，公事就公开说出来，哪里用得着密奏？臣下有密奏的，不是进谗言就是献媚言，臣一向厌恶这种做法，怎么能去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长期叛乱，兵力日益强盛，有图谋夺取朔方的意图。朝廷被粮饷转运拖累，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是一定要争夺的地方；如果失去灵州，那么边境各郡都无法保全。皇帝颇为疑惑，于是询问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不死，灵州就不会属于朝廷。不如派使者秘密召回州中将领，让他们部署军民撤空营垒回来。这样，关右百姓就可以得到休息。”当时众议各不相同，没有立即听从李沆的话。不久灵州果然陷落，皇帝因此更加看重他。李沆任宰相时，王旦任参知政事，因为西北用兵，有时忙到很晚还不能进食。王旦叹息说：“我们怎么能坐等天下太平，获得悠闲无事的日子呢？”李沆说：“稍微有些忧虑和勤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安宁，朝廷未必就会没有事情。”后来契丹和亲，王旦问情况如何，李沆说：“好是好，但边境祸患平息以后，只怕君主会逐渐产生奢侈的念头。”王旦没有认为这是必然的。李沆又每天把四方水旱灾害和盗贼情况上奏，王旦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帝。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四方的艰难。不然血气正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营造土木、制造兵器、祈祷祭祀等事情。我年老了，来不及看到这一点；这是参政将来要忧虑的事。”李沆去世后，真宗因为契丹已经和好、西夏归附，便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大规模营造宫殿道观，搜集讲习失传的典礼，没有一天闲暇。王旦亲眼见到王钦若、丁谓等人的作为，想进谏却已经和他们同流，想离开而皇帝又待他深厚，于是感叹李沆预见深远，说：“李文靖真是圣人啊。”当时人于是称他为“圣相”。寇准和丁谓友善，多次把丁谓的才干推荐给李沆，李沆却不任用。寇准问原因，李沆说：“只看他的为人，能让他处在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最终难道能压制他，让他永远处在人下吗？”李沆笑着说：“将来你后悔时，应当想起我的话。”后来寇准被丁谓倾陷，这才承认李沆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