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一十

译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召张商英任右正言、左司谏。张商英积怨于元祐大臣没有任用自己，便竭力攻击他们，上疏说：“先帝的盛大德行和功业，超过古今，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党，竟敢加以讥讽议论。凡是详定局提出的建议、中书审定的事项、户部施行的政令、百官所上奏论列以及词臣所撰诏命，无不指摘、揭露、讥薄、嘲笑先帝，内则剪除陛下的羽翼，外则打击驱逐股肱大臣，天下形势危险至极。如今青天白日，诛罚和赏赐尚未得到端正，希望陛下下令从禁省查找前后章奏文书，交给我们详细阅览，签署揭示后，由陛下与大臣斟酌决定可否。”于是他弹劾内侍陈衍，说他动摇宣仁太后，甚至把他比作吕后、武则天；请求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官和谥号，捣毁碑刻、毁坏坟墓；又说文彦博背负国家恩典，以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等人，都相继受到责罚。他又说：“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元祐时期，章惇不要忘记在汝州时，安焘不要忘记在许昌时，李清臣、曾布不要忘记在河阳时。”他这样观望形势、纵横捭阖，用险恶言辞激怒当时的人，大多类似这样。章惇和安焘关系恶化，张商英想帮助章惇，寻找可以倾陷安焘的办法。阳翟百姓盖氏的养子盖渐，先被祖母赶出家门，祖母把家产交给女儿；盖渐在元丰年间申诉此事，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张商英替他申诉冤屈，引导盖渐拦截执政大臣，后来又到御史府揭发安焘的姻亲同盖氏女儿勾结，为此事制造依据。哲宗认为张商英说得不公正，把他调任左司员外郎。后来，他同盖渐往来谋划此事的情况全部暴露，被责罚监理江宁酒税。起用任洪州知州，任江、淮发运副使，入朝代理工部侍郎，升任中书舍人。他的谢恩表历数斥责元祐诸贤，众人更加害怕他的言辞。徽宗让他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又降职为知随州。崇宁初年，任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张商英平素同他友善，恰好轮到他起草诏令，便过分加以褒美。不久授尚书右丞，转任左丞。后来又因政见同蔡京不合，多次斥责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迎君主”。御史认为这些话不是他应当说的，又拿出张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和《司马光祭文》，指责他反复无常。于是罢职知亳州，列入元祐党籍。蔡京被罢相后，张商英削除党籍，任知鄂州。蔡京再次任相，张商英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归州、峡州。大观四年，蔡京再次被驱逐，张商英起任知杭州。经过宫阙时获赐召对，上奏说：“神宗修订建立法度，致力于消除大的祸害、兴办大的利益，如今如果确实一一实行，就完全体现了绍述先志的好处。法令如果有弊端，不能不改变，但只要不失去原来的宗旨就可以。”留下他任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不久，授中书侍郎，于是拜尚书右仆射。蔡京长久窃取国家权柄，朝廷内外都怨恨他；见张商英能坚持不同意见，更加称赞他贤能，徽宗因此顺应人望任命他为宰相。当时久旱，彗星横贯天空；这天晚上彗星消失，第二天下雨。徽宗很高兴，亲笔写“商霖”二字赐给他。张商英执政持守公平，认为蔡京虽然表面上明白绍述先志，实际上只是借此胁制君主、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革除弊政，改十文当一文的钱制以平衡货币，恢复转般仓以停止直达运输，实行钞法以疏通商旅，免除横征暴敛以减轻百姓负担。他劝徽宗节制奢华浪费，停止土木工程，抑制侥幸求进。皇帝颇为严肃畏惧他，曾经修缮升平楼，张商英告诫主管人员，遇到张丞相的随从骑队到来，一定要把工匠藏在楼下，等他经过后再恢复原样。杨戬被授节度使，张商英说：“祖宗的法令规定，内侍不能做到团练使。若有功劳应当升迁，就另设昭宣、宣政等使职来宠荣他，从未听说内侍可以建立旄钺、担任节度使。”他始终坚持不让此事通过，议论者更加称赞他。然而张商英心胸宽广而才干不足，凡是应当办理的事情，总是在公开场合先说出来，因此不愿意的人便可以预先谋划应对。何执中、郑居中日夜罗织他的短处，先让言官弹劾他的门客唐庚，将唐庚流放到惠州。有个叫郭天信的人，凭方术技艺隶属于太史局；徽宗还在藩邸时，他曾说徽宗将来应当天命登位，从此徽宗渐渐宠信他。张商英因为僧人德洪、门客彭几同郭天信有言语往来，事情被察觉后，在开封府审讯。御史中丞张克公上疏攻击张商英，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知河南府，随即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衡州。郭天信也被贬斥而死。蔡京于是再次被任用。不久，太学诸生诵说张商英的冤屈，蔡京害怕了，于是请求让张商英自行选择居处。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宣和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少保。张商英任宰相时，正好接替蔡京，稍微改变了他的政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一样，因此获得了忠直的名声。靖康年间，朝廷褒扬表彰司马光、范仲淹，张商英也被追赠太保。绍兴年间，又赐谥号“文忠”，天下人都认为不恰当。他的哥哥是唐英。唐英，字次功。年轻时刻苦读书，甚至连续多年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考中进士后，翰林学士孙抃得到他的《正议》五十篇，认为即使马周、魏元忠也不值得过分称道。推荐他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他没有赴试。调任谷城县令。县里的园圃每年种姜，向百姓借出姜种，归还时却交还陈旧姜种，又摊派售卖取息，铨曹因此把谷城指为富县。唐英到任后，把园圃腾空，种了一千株柳树，在其中修建柳亭，听说此事的人都赞叹羡慕。英宗继承皇位，唐英上《谨始书》说：“作为后嗣的人就是人子的身份，我担心将来一定有人援引汉代定陶王的旧事来迷惑皇帝，希望及早杜绝这种趋势。”后来濮王议案果然发生。皇帝身体不适，皇太后临朝听政，唐英又上书请求立颍王为皇太子。神宗即位，了解他的为人，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入宫应对时，皇帝问他为什么还穿绿色官服，他回答：“从前我本来已经得到升迁，只是把它转授给父亲了。”皇帝嘉奖他的孝心，赐给他五品官服。皇帝正励精图治，急于任用人才，唐英说：“知江宁府王安石精通经术、具有道德，应当留在陛下左右。”又论说宗室俸禄耗费太多，应当按照服制等级减少；天下百姓苦于差役不均，为什么不思考减轻百姓负担、代替百姓劳作的办法？后来这些意见大略得到施行。皇帝正要任用他，他却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不久便去世。唐英具有撰写史书的才干，曾经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传》《蜀檮杌》，流传于世。刘正夫，字德初，是衢州西安人。不到二十岁便进入太学，很有声望，和范致虚、吴材、江屿并称“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报的进士名单中他列在优选，但触犯高鲁王的名讳，五人都应当黜落。宣仁太后说：“外戚家族的私讳颁布还不久，不能因此妨碍寒门士子。”于是命令把他们列在末级。过了很久，任太学录、太常博士。母亲服丧期满后，御史中丞石豫推荐他，召他赴京，途中授任左司谏。

译当时正审理蔡王府的案件，刘正夫入宫应对，徽宗谈到这件事，他便慢慢引用淮南王刘安“尺布、斗粟”的歌谣来回答。皇帝受到触动，解散了这起案件，像以前一样对待蔡王。另一天，皇帝对刘正夫说：“兄弟之间的事情，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只有你能够谈到这一点，将来一定会成为公辅。”又说：“元祐、绍圣年间所修的《神宗史》，彼此都有得失，应当折中两家的说法，使它流传下去而成为万世可信的史实。”于是下诏刊定此书，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到一个月，升任中书舍人，进而任给事中、礼部侍郎。蔡京占据宰相职位，刘正夫想依附他，便上奏说：“近来诏令官员编纂记录绍述先帝遗志及施行政事，希望能够在其中竭尽我的力量。”诏令让他参与审阅详定。蔡京被罢相后，刘正夫又同郑居中暗中援助蔡京。蔡京对刘逵恨之入骨，而刘逵同刘正夫友善；蔡京虽然依靠刘正夫的帮助，也因此厌恶他。后来因章綖铸钱案的供词牵连到刘正夫，当时刘正夫出使辽国返回，蔡京暗示有关部门追捕他。皇帝知道其中的实情，只将他贬官两级。蔡京又把他调出任成都知府；他入宫辞行时，皇帝把他留下任翰林学士。蔡京更加不能平心，又谋划用事情陷害他。刘正夫作春宴乐语，其中有“紫宸朝罢衮衣闲”的句子，蔡京党羽张康国暗中告诉皇帝：“衮衣怎么可以闲着？”最终刘正夫被改任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召入任工部尚书，授右丞，升任中书侍郎。太学诸生演习乐舞成功，蔡京想授予他们官职。刘正夫说：“朝廷培养人才，是为了让他们适应时务而任用；如今却让他们同伶官并列，靠这种方式取得功名，岂不是会使士子感到羞耻吗？”东封的仪仗物品已经备齐，刘正夫请求单独进言，极力陈述不可行，皇帝都因此停止了相关安排，更加高兴他不与蔡京同流。政和六年，被提拔授予特进、少宰。任职才半年，适逢患病，三次上章请求告老，授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退休。病情稍有好转，请求东归，诏令用肩舆抬到内殿，长子皂民搀扶他入内就坐。他从容谈到燕云之事，说：“臣本是读书人，军旅之事从未学习过；然而两朝盟誓已经长久，天下百姓又如此众多，希望陛下深思熟虑。”第二天，改任安静军节度使，起用充任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将要出行时，皇帝赐给他诗篇以及砚台、笔、图画、药物、茶等物，赏赐十分丰厚。正夫献诗谢恩，皇帝又命他唱和，以荣耀他的归行。到盱眙时，病情危急，命子弟写遗书，亲自写下“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随即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太保，谥号文宪，又追赠太傅。正夫由国子博士进入京城，逐渐升到宰相，能够迎合时势，随意进退，以保住俸禄、培植权势。他生性吝啬，总怕钱财不够。晚年在杭州万松岭修建宅第，以建阁供奉御书为名，把旁边的军营和民舍全部占取，议论者讥笑他。皇帝对他的眷顾始终不衰，又任用阜民为兵部侍郎；他的幼子阜民，任徽猷阁待制。何执中，字伯通，是处州龙泉人。进士考试名列前茅，调任台州、亳州判官。亳州多次更换知州，政事一直没有治理好。曾巩到任后，很想振兴整治此地，只是看众僚属中没有可以依靠信任的人；与执中一见面便很合意，于是无论事情大小，全都交给他裁决。有一宗妖言案件拖了很久没有结案，牵连的人逐渐减少。执中审问囚犯，听见他们彼此交谈，说到牛羊的角都称为“股”，追问其中缘故，他们闭口不肯说，却互相看着，脸色都变了。执中说：“这一定是在替师父避讳‘张角’的名字。”囚犯立即叩头认罪。蒋之奇出使淮甸，人称刚强精明，官吏听到他的威势便震恐；见到执中后高兴地说：“一州六县，全靠有您了。”执中任海盐县知县，处理政务能分清先后缓急，县人记载了他的十件奇异政绩。后来入朝任太学博士，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寄居苏州。邻近人家半夜失火时，执中正在独居守丧，慌忙之中无法离开，便拍着灵柩号哭，发誓要和灵柩一起烧死。旁观者为他的孝心悲伤，又担心他遭难；过了一会儿火势退去，灵柩得以保存。绍圣年间，五位亲王入学，他被选为记室，转任侍讲。端王即位，就是徽宗，越级授任宝文阁待制，升任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兼任侍读。四部选曹的案卷，官吏多藏在家中，借舞弄文书来收受贿赂。执中请求设置库房和架阁库，命官员负责管理；此后六曹都仿照这种办法。蔡京把上书言事的人登记为邪党等类，起初并没有禁止他们入朝觐见和进京；执中再次申明这一禁令，并且请求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都罢免遣送。辟雍建成后，执中请求开放学殿，让京城士人和百姓都可以自由观看，因此受到士大夫舆论的极大贬斥。崇宁四年，授任尚书右丞。大观初年，升任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官阶累积至金紫光禄大夫。他一心谨慎侍奉蔡京，三年后，蔡京便让他代任尚书左丞，并加授特进。制书下达后，太学诸生陈朝老到宫阙上书说：“陛下知道蔡京奸邪，解除了他的宰相印绶，天下人欢欣鼓舞，好像获得了新生。等到任用执中为相，朝廷内外都默然失望。执中虽然不敢像蔡京那样肆意做违法之事、败坏国家、残害百姓，但只是庸碌平常之人，起初并没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就像人的全身脏腑已经深受邪气侵害，哪里是平庸的医生能够救治的呢？执中凭借旧日学业关系攀附，取得两府之位，也已经是极大的幸运，突然让他治理国体、辅佐大政，这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只能充分显示他不能胜任。”奏疏上呈后，皇帝没有省察，反而对他的眷注更加特殊。起初，皇帝赐给他信陵坊宅第，他认为浅陋狭小，又改迁到金顺坊的甲等宅第。建造嘉会成功阁时，皇帝亲自题写巨大的匾额，以表示宠爱。执中与蔡京一同任宰相，凡有营建和设置之事，他都参与商议，却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有益的意见。张商英开始主持政事后，执中厌恶他地位高于自己，便与郑居中联合排挤他。陈瓘在台州，执中起用被贬谪的石悈任州事，派他威胁索取《尊尧集》，图谋一定要置陈瓘于死地。陈瓘没有死，执中恼怒，罢免了石悈。政和二年，大长公主去世，朝廷停止在上元节端门观灯。执中说：“不应因为长公主的缘故阻碍众人的兴致，希望特意改换日期，以彰显与百姓同乐的意思。”皇帝不愿违背他的请求，于是把日期延后五天。因提举修撰《哲宗史纪》之功，加授少保。入宴太清楼时，赐给他白玉带。适逢整顿宰相官名，他转任少傅，改为太宰；又升任少师，封荣国公。

译执中辅政十二年，年纪越来越大。政和五年，病卧不起，病势很重，皇帝赐给他宽限告假的恩典。后来有一天他上朝，皇帝命他只参加六参起居，退朝后处理尚书省事务。第二年，才以太傅身份回到府第，允许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仪仗、物品和俸禄等一切都和在职时一样。他入宫拜见，皇帝说：“自从宰相退为臣下，几十年来还没有这样的事。”执中回答：“从前张士逊也因旧日学业受到知遇，以太傅身份退休，和臣正相同。”皇帝说：“当时的恩典礼遇，恐怕未必像这样。”执中叩头谢恩。他在政府任职时，曾告诫边地官吏不要制造事端，慎重对待改造，爱惜人才，宽减民力。虽然身居富贵，却从未忘记贫贱时的处境。他拿出一万缗钱设置义庄，用来赡养宗族。只是性情又谨慎畏惧，至于迎合顺从皇帝的心意、粉饰太平，则始终如一，不能自我克制。他去世时，享年七十四岁。皇帝立即亲自到他家中，因为没能赶上探视他的病情而遗憾，停止临朝三天，追赠太师，追封清源郡王，谥号正献。郑居中，字达夫，开封人。考中进士。崇宁年间，任都官、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升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当初，居中自称是贵妃的堂兄弟。贵妃从藩王府进宫，家世卑微，也依靠居中来提高家族地位，因此居中接连得到升迁。适逢贵妃的父亲绅的门客祝安中上书，言辞涉及诽谤讥刺，言官又把居中牵连进去，于是罢免他，让他任和州知州，后来调任颍州。第二年，恢复原官，升任给事中、翰林学士。大观元年，任同知枢密院。当时贵妃宠冠后宫，居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依赖她的地方，便采用宦官黄经臣的计策，以外戚不应掌政为理由辞职。于是改任资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蔡京因星象变化被免去宰相，赵挺之任相，与刘逵谋划全面更改蔡京所推行的政事。不久，徽宗很后悔改变政策过于猛烈，只是外界没有人知道。居中往来于绅的住所，得知此事后，立即入宫进见，说：“陛下兴建学校，振兴礼乐，用来文饰太平；设置居养院、安济院，用来周济救助穷困，这些事情有什么违逆上天而招致天威谴责的呢？”皇帝恍然大悟。居中退朝后告诉礼部侍郎刘正夫，正夫接着请求入对，所说的话也相同。皇帝的心意于是重新转向蔡京。蔡京再次掌权，两人帮助他的地方很多。居中十分看重报答恩情，蔡京替他说枢密院是掌兵之地，与三省不同，任用亲属并无嫌疑。黄经臣当时正倚仗权势，极力反对先前的说法，蔡京的话没有奏效。居中怀疑蔡京没有援助自己，开始怨恨他，于是与张康国结交，离间蔡京。都水使者赵霖在黄河中得到两只头的龟，献上作为祥瑞。蔡京说：“这就是齐小白所说的‘象罔’，见到它便能成就霸业。”居中说：“头怎么能有两个？人人都惊骇诧异，只有蔡京独自赞成，恐怕他的心思难以测度。”皇帝命人把龟丢弃在金明池，说：“居中爱护我。”于是重新下达先前的命令，提拔居中为知枢密院事。崇宁四年，蔡京又被罢免。居中自以为一定能够任宰相，但皇帝察觉了他的心思，没有任用他。贵妃成为中宫皇后后，又因嫌疑，罢免他，改任观文殿学士。政和年间，居中再次任知枢密院事，官阶累积至特进。当时蔡京总管三省政务，更加变乱法度。居中常常向皇帝进言，皇帝也厌恶蔡京专横，不久授居中少保、太宰，让他暗中监视蔡京。居中保存纲纪，遵守法令，抑制侥幸求进，振兴久被埋没的人才，士大夫舆论一致希望政治得到治理。他遭母丧，服丧不久便被诏令起复。过了一年，加授少傅，获准完成丧期。服丧期满后，以威武军节度使身份任佑神观使。后来返回，兼领枢密院，加授少师。连续被封为崇国公、宿国公、燕国公。朝廷派使者与金约定夹攻契丹、收复燕云，蔡京、童贯主持此事。居中极力陈说不可，并对蔡京说：“您是大臣，是国家元老，不能守住两国盟约，却随意制造事端，实在不是高明的谋算。”蔡京说：“皇上厌恶每年五十万缗的岁币，所以才这样。”居中说：“您难道不想想汉代和亲、用兵的费用吗？让百万百姓肝脑涂地，实在是您造成的。”因此这项议论稍稍停止。后来金人多次进攻，契丹日益窘迫，王黼、童贯又商议出兵，居中再次说：“不应趁人之危而发动战争，等他们自己灭亡就可以了。”皇帝没有听从。燕山平定后，居中升任太保，他自陈没有功劳，不接受任命。入朝时，突然患病，回到府第，几天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师、华原郡王，谥号文正。皇帝亲自为他的墓道题表：“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郑居中之墓。” 居中刚开始做官时，蔡京就推荐说他有宰辅之才。后来两人不合，居中便借蔡渭为其父蔡确申理功劳状的机会，追究王珪。居中是王珪的女婿，所以借此动摇王珪，但最终没能加害于他。他的儿子修年、亿年，都做到侍从官。亿年遭遇靖康之难，被金人掳去。后来他为刘豫办事，晚年才得以南归。秦桧因为妻族的亲属关系，越级提拔他为资政殿大学士，地位与执政相当。秦桧死后，他也被流放，死在抚州。当时又有一个叫安尧臣的人，也曾上书评论燕云之事，他说：宦官专擅命令，倡导发动重大谋略；燕云战事一兴起，边境的祸端便随之开启；宦官的权势加重，皇权纲纪就不能振作。从前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开通西域，隋炀帝出兵辽东，唐明皇在幽蓟遭受寇乱，他们的失误就是这样。周宣王讨伐玁狁，汉文帝防备北方边境，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光武帝斥退臧宫、马武出兵的谋划，他们的成功就是这样。宋太祖平定乱世、恢复正道，亲自披甲执胄；当时的将相大臣，都是和他一起取得天下的人，难道凭他们的勇略智力，不能攻下幽燕吗？只是因为这小小的土地，是契丹必定争夺的地方，怎么忍心让我们的百姓再次困于刀兵之中呢？宋真宗在澶渊之战中与辽军交战并取得胜利，仍然听从和议，也是想巩固根本、使百姓休养生息。如今童贯与蔡京深相结交，又一同接纳赵良嗣作为谋主，所以提出平定燕地的建议。臣担心将来唇亡齿寒，边境出现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像狼一样的人积蓄锐气，窥伺空隙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正是臣日夜忧惧的原因。伏望陛下思考祖宗创业积累的艰难，借鉴历代君臣成败得失，堵塞边境的缝隙，努力守住旧日友好关系，不要让外族乘机窥伺中原；对上可以安定宗庙社稷，对下可以慰藉百姓。徽宗认为他说得对，命尧臣担任官职；后来终于被奸邪的谋略夺去了主张。尧臣曾参加进士考试而未中，大概是章惇的族侄。

译评论说：君子和小人，就像冰与炭一样，不能有一天共处。赵挺之做小官时，略有才能；熙宁新法推行时，他迎合时势而掌权；元祐改制时，本应被各位贤者鄙弃。到了绍圣年间，他首先倡导绍述的谋划，排斥正直之人，无所不用其极。他议论蔡京，不过是为了夺取权势和宠幸罢了，正所谓“楚国固然有过失，齐国也未必就是正确”。徽宗知道蔡京不能专任，于是把敢于与蔡京意见不同的张商英、郑居中等人参用其中。却不知道这两个人的亲疏向背、离合聚散，都看利益所在，又哪里顾得上公议呢？张商英用倾险乖僻的行为，窃取忠直的名声，直到死后仍然受到褒扬，他欺骗世人的程度竟到了这样！何执中凭借旧日学业关系攀附，取得两府之位，却没有任何建树，只知道嫉妒他人，甚至让石悈威胁陈瓘索取《尊尧集》，想借此杀死陈瓘，他究竟想干什么呢？宣和、政和年间任命的宰相，得到的是这样的人，还能指望天下得到治理吗？刘正夫一生所作所为，在正邪之间闪避出没，是张商英一类的人。唐英有清正才干却缺少德行，唯独推荐王安石是可责怪之处；但王安石尚未任宰相时，正直端方的士人谁不与他交往，又何必责怪唐英呢？张康国，字宾老，扬州人。考中进士，任雍丘县知县。绍圣年间，户部尚书蔡京整顿役法，推荐他参与详议利害，派他提举两浙常平事务，推行相关法令，豪强奸猾之徒听到风声便收敛服从。他开仓赈济灾荒，使江南前来就食的数万人得以活命。调任福建转运判官。崇宁元年，入朝任吏部左司员外郎、起居郎。二年，任中书舍人。徽宗知道他擅长词章，没有经过考试便任命他，升任翰林学士。三年，升为承旨，授尚书左丞，并让他的兄长康伯代任翰林学士。不久任知枢密院事。康国由外任官升为郎官，不到三年便升到了这个地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他起初因蔡京而得到进用。蔡京确定元祐党籍、主持看详讲议司、编纂汇集章奏文书时，他都参与机密谋议，所以蔡京急切地援引提拔他，皇帝也器重他。等到得志后，他逐渐变得孤高乖异。皇帝厌恶蔡京专横固执，暗中命令康国阻挠他的奸邪行为，还曾许诺任康国为宰相。当时西北边帅大多自行选拔部属中关系亲近的人任官，凭势力而不凭才干。康国说：“边塞地区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才来减轻忧患，怎么能只想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呢？”于是按照缺额选用官员，确定为定法。蔡京派御史中丞吴执中弹劾康国，康国事先知道了。早晨奏事时，他留下来对皇帝说：“吴执中今天入朝应对，一定会替蔡京议论臣，臣愿意退避。”后来吴执中入对，果然陈说此事，皇帝斥责他离去。另一天，康国退朝后快步走向殿庐，突然患病，仰天吐舌，被抬到待漏院后去世，有人怀疑他说是中了毒。享年五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简。康伯最终任吏部尚书。朱谔，字圣与，是秀州华亭人，起初名叫绂。进士考试列第二，调任忠正军推官。崇宁初年，由太常丞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给事中。因为与元祐党籍中人的姓名相同，所以改名。升任御史中丞，入宫谢恩，徽宗说：“如今朝廷清肃，上下无事，应当审慎持重，以符合我的心意。”他回答：“在此之前，担任中执法的官员大多不知道职守，议论政事多属妄言，甚至路过天津桥，看到汴河堤岸一角塌陷，就请求修葺。像这样的琐碎事情，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皇帝说：“确实如此。近来石豫、许敦仁妄自发言，也都是这样。”朱谔于是上奏：“希望像神宗时的旧例那样，陛下处理政务之余，开启内阁，召集群臣，从容讨论治道。” 他又说：“陛下的手诏屡次下达，恳切地希望治理好天下。然而奉行诏令的官吏大多安于苟且简略，有的心怀两意，阻止搁置而不执行，使皇帝的恩德教化无法下达。希望分别命令使者巡察举劾各道，对于接受命令却不执行，或者执行命令却不彻底的人，按照古代‘留令’‘亏令’的罪名论处；这样命令一经发出，朝廷的威严就会尊重。元祐年间纷纷更改政策，凡是得罪熙宁、元丰时期的人，不问是否有罪，便纷纷陈诉冤屈，把自己归入无罪之地，显彰先朝刑罚失当，迎合奸臣，谋求升进任用。门下侍郎许将近来被交给御史台审问，抗章说：‘哪怕自己明知丝毫没有事情，也被父子相继拘系成为囚犯；追捕并牵连的属吏有十六人，被拘系而患病的达一百零三天，最终没有可以定罪的罪行，却加以不实的刑罚。’既然追捕牵连的属吏如此之多，拘系患病的人如此之久，最后却没有可以定罪的罪行，那么先帝当时所使用的刑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许将在哲宗庙前上表时，只是泛泛地写成平和之词；到了宣仁太后面前，却又说自己含冤受痛。他的言辞如此，对于陛下继承先志、完成绍述大业，难道不会稍有损害吗？”诏令将许将调出任河南知州。六察官弹劾惩治拖延违误政令的人，近年以来，察办事务多的人往往得到推赏，形成了侥幸求赏的弊端。朱谔请求停止这种奖赏，让各人安守职分，皇帝听从了。不久兼任侍读，调任兵部、礼部、吏部三部尚书。大观元年，授任右丞。在任三个月便去世，享年四十岁。追赠光禄大夫，谥号忠靖。朱谔出自蔡京门下，善于依附迎合，不能提出什么建树。他死后，蔡京替他撰写墓志。刘逵，字公路，是随州随县人。进士考试名列前茅，调任越州观察判官。入朝任太学博士、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崇宁年间，连续升任秘书少监、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户部侍郎，出使高丽，升任尚书。由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授任中书侍郎。刘逵没有其他才能，起初只是因为依附蔡京，所以越级升进。蔡京因彗星出现而被罢免宰相时，刘逵任中书侍郎，首先劝徽宗砸毁《元祐党碑》，放宽对上书者列入邪籍的禁令；凡是蔡京施行的违背道理、虐害百姓的事情，也逐渐加以澄清纠正。刘逵与赵挺之同心协力；但赵挺之多有智谋，考虑到后患，每次提出意见时，总是先开启话头，再让刘逵把他的主张说完。刘逵想把功劳据为己有，任凭性情行事而不顾后果。不到一年，皇帝开始怀疑刘逵擅自专政，而郑居中、刘正夫的计策也已经奏效。皇帝的心意既已转变，于是御史余深、石公弼弹劾刘逵专横反复，乘机攻击他，说他完全废弃绍述中的良法；把丞相视为愚昧，欺凌蔑视同僚；凡是他启用的人，多是被视为邪党学术一派的人以及邪籍中的子弟；又庇护他的妻兄章綖，使他盗铸钱币。刘逵被罢职，任亳州知州。蔡京再次任宰相后，刘逵又被贬为镇江节度副使，安置在安州居住。蔡京再次因星象变异被罢免，刘逵稍后起用为杭州知州，加授资政殿学士。以醴泉观使身份被召回，到了京城便去世，享年五十岁。追赠光禄大夫。林摅，字彦振，福州人，后来迁居苏州。他的父亲林邵，任显谟阁直学士。林摅凭借恩荫做到敕令检讨官。蔡京讲论考察熙宁、元丰旧事时，把他引为属官，升任屯田员外郎、右司员外郎。

译当时朝廷派朝官巡察各道，林摅出使河北。入朝辞行时，他说：大府应当选择合适的长官，边州应当选择合适的知州；西山的树木不应砍伐；保甲中有技艺的人应当推荐到朝廷；骄横的军队应当让他们轮换戍守；钱币、货物和文书私自越出国境的，应当严加禁止。徽宗高兴地说：“你所陈述的，已经把河朔的利害说尽了，不必再出行。”赐予他进士出身，提拔为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翰林院官员并不缺少，皇帝特意任命，于是他成为翰林学士。起初，朝廷多次攻取西夏土地，西夏向辽求援，辽替西夏请求停止进攻。林摅出使辽国回访，蔡京暗中让他激怒辽国，以挑起事端。他进入辽境后，神色傲慢地接待迎接使者，礼仪稍有不合，便立即争辩诘问。等见到辽主，才跪下接受国书，随即强硬地列举西夏人的罪过，说北朝不能责罚西夏，反而替它求情。这种礼仪出人意料，辽国君臣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临辞行时，辽使让林摅附带奏章，请求宋朝归还正在进筑的西夏城栅。林摅的答复仍然不谦逊，辽人大怒，把客馆中的饮水和食物全部撤走，断绝烟火，甚至把馆舍外的积水也用粪尿污染，使他饥渴交迫，什么也得不到。这样过了三天，才遣送他回国，所有供给饮食、送行犒劳等礼仪也全部废止。林摅回国复命后，议论者认为他激怒邻国、制造事端，但仍授任礼部尚书。不久辽人以他失礼为由上言，朝廷让他出任颍州知州。不久召他任开封尹。有个大商人长期欠着商贩的货款没有偿还，一天把一车车当十钱运来，商贩怀疑钱法将要改变，不肯收取，于是大商人告发了他。林摅赶快去见蔡京，问道：“钱法改变了吗？”蔡京脸色变了，说：“正在商议，还没有决定。”林摅说：“法令还没有公布，商人却已经先知道了，一定有人与他们内外勾结。”他退下后审讯此事，查出主谋的省吏姓名，依法处置。张怀素的妖妄案件被发觉后，林摅与御史中丞余深及宦官共同审理，查得民间人士相互往来的书信奏疏数百件。林摅请求全部焚毁，以安定心怀疑惧的人，众人都称赞他是厚道长者；但蔡京与张怀素交往最亲密，林摅实际上是在替蔡京解围。蔡京非常感激他，因他审理案件明察公允，加授两级官阶。改任兵部尚书，升为同知枢密院、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从大观元年春到二年五月，他由朝散大夫连续九次升迁至右光禄大夫。在集英殿传唱贡士姓名时，林摅负责传报姓名，却不认识“甄盎”二字。皇帝笑着说：“你读错了吗？”林摅不谢罪，反而出言诋毁同僚。御史弹劾他学识浅陋、傲慢无礼，失去人臣的礼节，于是贬为滁州知州。言官仍不满足，又罢免他，改任提举洞霄宫。起用为越州、永兴军知州，都因父母年高而推辞。授任端明殿学士。过了很久，任扬州知州，处理政务以明察细密闻名，铲除强横豪侠，惩治贪污官吏，下属不敢欺骗他。有个行商寄宿旅店，早晨外出后没有回来，店主人把情况报告给林摅。林摅说：“这人应当没有走远，可能有人贪图他的货物把他杀了。”于是根据踪迹访查寻找，在沟中找到尸体，果然是城中百姓张某所杀。调任大名府。路过宫阙时，他对皇帝说：“前些时候出使辽国，见辽国内部已有离心，如果兼并占有它，形势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林摅大概是因为先前受辱，所以想借此报仇。后来北伐，大概就是由此埋下了征兆。加授观文殿学士，授庆远军节度使。言官又弹劾罢免他。他返回姑苏，头上长疮，因而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皇帝念及他出使的辛劳，追加赠官开府仪同三司，录用他的儿子林伟为直秘阁；几个月后林伟也去世，后嗣于是断绝。靖康元年，因他是蔡京的死党，追贬为节度副使。管师仁，字元善，是处州龙泉人。考中进士，任广亲宅、睦亲宅教授。任澧州通判、建昌军知军时，有良好的政绩。提拔为右正言、左司谏。他上疏评论苏轼、苏辙深刻诋毁熙宁时期的政事，他们门下的士人以及吏部员外郎晁补之等不应留在朝廷，应当将他们逐出。河北滨州、棣州一带各州年年遭受水灾，百姓流亡未归，租税赋役却照旧存在；师仁请求全部蠲免或减免，以安抚归来的人，一方百姓都依赖他的恩惠。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工部侍郎。吏部选曹的官吏多扰乱法令、制造过失，师仁暂时代理其职，揭发其中奸弊，使数人获罪，士大夫舆论称赞他。改任吏部，升任刑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邓州知州，尚未出发，又改任扬州，后来调任定州。当时承平已有一百多年，边防装备不整，而辽国横行的使者再次到来，替西夏人请求归还被侵占的疆土。朝廷诏令师仁整顿防备。他到任后下令增筑城墙、疏浚护城壕，修缮铠甲兵器。僚属官吏都害怕，不知如何处置。师仁预先筹划计算，一天之内便发动十万人，转眼之间全部完成，外界没有人知道。于是他每天和宾客宴饮聚会，表现出闲暇自若的样子，使敌人不生疑心。皇帝亲自书写诏书嘉奖激励他。召回任吏部尚书，不久任同知枢密院。才两个月便患病，授资政殿学士、佑神观使。去世时，享年六十五岁。追赠正奉大夫。侯蒙，字元功，是密州高密人。未满二十岁时便有俊秀的声名，重义好施，有时一天就花掉千金。考中进士，调任宝鸡县尉、柏乡县知县。百姓的诉讼都在公堂上裁决，受到处罚的人也不怨恨。转运使黄湜听说他的名声，想要提拔他，召他到行台陈述事情，侯蒙以越过辖境为由不肯前往。黄湜很生气。后来巡视县境，查阅审理文书，想要找出罪过加给他；可是最终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地方，才以宾客之礼接见他，说：“您真是能干的官吏。”于是率领各位使者共同推荐他。调任襄邑县知县，提拔为监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崇宁年间发生星象变化，皇帝下诏求取直言，侯蒙上疏陈述十件事：裁减冗官，容纳谏臣，明确嫡庶，分别贤能与否，杜绝侥幸，戒止滥施恩赏，宽缓疲困百姓，节制妄费，外戚不得干预政事，宦官不得借用权力。徽宗听取并采纳了，产生了重用他的意图。升任侍御史。西部将领高永年死于羌人之手，皇帝大怒，亲自写下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命令侯蒙前往秦州逮捕审治。出发后，授任给事中。到了秦州，刘仲武等人穿着囚服听候命令。侯蒙晓谕他们说：“你们都是侯爵、伯爵，不必用狱吏对待囚犯的方式辱没自己，只须据实回答。”案件尚未上报，又授任御史中丞。侯蒙上奏说：“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子玉自缢，晋侯便高兴；诸葛亮去世，蜀国便显得轻弱。如今羌人杀死我国一名都护，却要让十八位将领因此获罪而死，这是自己砍伤自己的肢体。想让身体不生病，能做到吗？”皇帝醒悟，释放他们，不再追究。

译升任刑部尚书，改任户部尚书。往年郊祀前，常常提前告知准备完毕，尚书往往因此可以执掌政事。到了这时，皇帝秘密告知侯蒙。侯蒙回答：“凭借财利要求君主而求进，臣不敢这样做。”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恢复原官，随后任同知枢密院。升任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在此以前，御史中丞蔡薿极力诋毁张商英的私事，皇帝下诏命令两人在朝廷上辨论。侯蒙说：“张商英虽然有罪，但他是宰相；蔡薿虽然是言官，却是从臣。让他们在朝廷上争辩，难道不会损伤国家体统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一天，皇帝从容地问：“蔡京是怎样的人？”侯蒙回答：“假如蔡京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即使古代贤相也不能超过他。”皇帝点头，并让侯蒙暗中侦察蔡京的所作所为。蔡京听说后便怨恨他。大钱法逐渐败坏，朝廷商议把十文大钱改为三文。掌管府库的官吏来报告说：“各府都把大钱成车运出去买东西，大家都怀疑钱法将要改变。”侯蒙问：“我们府库中积存了多少？”回答说：“八千缗。”侯蒙斥责道：“哪有将要变更法令，而我却不知道的！”第二天，改法的诏令果然下达。又曾有几件事，侯蒙独自奉受皇帝旨意，蔡京不知道；蔡京侦知后，向皇帝报告。皇帝说：“侯蒙也这样吗？”于是罢免侯蒙，让他任亳州知州。不久加授资政殿学士。宋江在京东作乱，侯蒙上书说：“宋江凭三十六人在齐、魏一带横行，数万官军竟没有人敢抵抗，他的才能一定超过常人。如今青溪盗贼又起，不如赦免宋江，让他去征讨方腊，以此赎罪。”皇帝说：“侯蒙身在外地却没有忘记君主，是忠臣。”命他任东平府知府，尚未赴任便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穆。评论说：崇宁、宣和年间，政权掌握在蔡京手中；他被罢免后不久便又起用，奸党一天比一天增多。当时那些贪图利益、患得患失的小人，料定徽宗终究不能除掉蔡京，没有不奔走于他的门下的。像张康国、朱谔、刘逵、林摅，都是这样的人。康国、刘逵中途虽然与蔡京意见不同，但他们的才智都不是蔡京的对手，最终被蔡京的党羽攻击。林摅奉行蔡京的奸谋，激怒邻国，破坏盟约、挑起事端，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管师仁执政只有两个月，便称病请求离职，这一点值得推崇。侯蒙逮捕审治五路将帅，极力替他们申辩，使十八人因此获免，这不正是仁者使利益广泛施及众人的话吗？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唐恪、李邦彦、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王襄、赵野、曹辅、耿南仲、王宇（附传） 唐恪，字钦叟，是杭州钱塘人。四岁时父亲去世，听到别人谈及父亲，便悲伤哭泣。凭借恩荫考中进士，调任郴州县尉。县民有人被杀却没有找到尸体，官吏拘捕他的邻居，逼迫他自己诬认，县令便把这当作确证。唐恪据理争辩，县令说：“否则将连累你。”唐恪说：“我身为县尉，盗贼不能捕获，难道还要让无辜的人白白送死吗？”亲自出外访查寻找，傍晚似乎有人来报告，第二天便找到尸体，于是捕获了盗贼。任榆次知县时，县中豪强的儿子在乡里称雄，聚集逃避赋税、包庇奸人的人，不缴纳官府赋税，前后没有人敢追问。唐恪用道理耐心晓谕他，他醒悟后悔改，改变作风，成为受人尊敬的长者。考核成绩优异，提拔为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大观年间，牂牁归附朝廷，召唐恪任屯田员外郎，持节招抚接纳夷人。夷人起初惊疑不安，穿着铠甲前来迎战，唐恪全部撤去兵卫，只带几十名士卒单独前行。夷人望见后欢呼，丢下兵器听命。因出使称职，升任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迎送辽使返回后，他说河北边防松弛废弛，应趁现在没有战事，及时加以整治。徽宗认为他有胆略，说：“除了你，还有谁适合做这件事？”任命他为都转运使，加授集贤殿修撰。宦官称奉诏要购买东西，唐恪不予答复，宦官愤怒回去，借其他事情弹劾他，于是降为直龙图阁、梓州知州。任职五年后，调任沧州。黄河决口，洪水冲到城下，唐恪登城抢救治理。都水孟昌龄发公文索要船只和士兵，唐恪答复说水势正凶猛，船只应当留作应付紧急情况；沧州是最边远的地方，军队没有诏令不敢调遣。孟昌龄大怒，弹劾他，唐恪不为所动，反而更加努力治水。洪水退去，城池得以保全，诏书嘉奖他。于是上疏请求暂时免除保甲、保马呈阅，恢复各县租税，并按等级赈济借贷，以宽解受灾百姓。奏疏尚未得到答复，他便把这些措施全部酌情停止或实行。百姓非常高兴。升任龙图阁待制、扬州知州，召回授任户部侍郎。京城突然发大水，汴河将要泛滥，皇帝把治水之事交给唐恪。有人请求扒开南堤，以缓解宫城的水患，唐恪说：“水涨冲坏堤岸，那是无可奈何；如今主动决堤让水浸入，就是要让我们的百姓变成鱼鳖了。”他立即乘小船，查看水流的源头和归处，寻找有利疏导的方法，便扒开金堤，把水引入河中。十天左右水位便平定，他入朝应对，皇帝慰劳他说：“宗庙社稷能够安定，是你的功劳。”唐恪拜谢，趁机上疏说：“水属于阴类，如今竟侵犯京城宫阙，上天或许是因为阴气过盛而降下灾异，警告陛下吧？希望陛下留心时事，更加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 宣和初年，升任尚书，皇帝许诺将让他进入二府。却被宰相王黼陷害，罢职任滁州知州。言官弹劾他在历阳修建宅第，扰民并且逾越制度，于是任提举鸿庆宫。宣和五年，起用为青州知州；尚未出发，召回任吏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他再次请求外任，以延康殿学士身份任潭州知州，请求先到钱塘扫墓，然后赴任，于是改任杭州，靖康初年，金兵攻入汴京，李邦彦推荐唐恪，授任同知枢密院事，到了京城便任中书侍郎。当时入宫进见的人多谈论宣和年间的事情，唐恪对钦宗说：“革除弊端应当逐步进行，应选择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先办。但进言的人不顾大体，竟细数过去的事情，只为发泄一时的愤怒，难道不会伤害太上道君皇帝的心吗？蔡京、蔡攸、王黼、童贯等人既然已经被流放斥退，暂且可以停止追究；将来边境之事平定后，再向道君皇帝说明，请他下诏与天下人共同弃绝这些人，谁能说不可以呢？”皇帝说：“你的议论很好。替我写一份诏书，把这个意思公布给在位官员。”又赐给他东宫旧藏书籍一万卷，并按照近来的惯例任命他的儿子璟为直秘阁，唐恪极力推辞。

译八月，进拜少宰，兼任中书侍郎，皇帝对他的礼遇十分优厚。然而唐恪任宰相，却没有挽救时局的宏大谋略。金兵再次到来，要求割让三镇，唐恪召集朝廷大臣商议，认为应当割让的人有十九人，他便听从了。金使出发后，各道勤王军队纷纷大规模集结，唐恪却屡次下令让他们停止前进，众军都调转旗帜离去。等到金兵逼近城下，他才后悔，秘密对皇帝说：“唐朝自天宝以后多次丧失政权又重新兴起，是因为天子在外地，可以号召四方。如今应当仿照景德年间的旧例，留下太子守城，皇帝向西巡幸洛阳，连续据守秦州、雍州，统率天下军队亲自出征，以图恢复兴盛。”皇帝将要采纳他的建议，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述苏轼的议论，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皇帝猛然改变主意，用脚跺地说：“如今应当以死守护社稷。”提拔何栗为门下侍郎，唐恪的计策没有被采用。唐恪跟随皇帝巡视城防，被京城百姓拦截攻击，策马才得以逃脱，于是卧病在家请求离职。御史胡舜陟接着弹劾他的罪过，说：“唐恪的智谋思虑不能筹划边防事务，只擅长结交宦官；如今国势日益窘迫，实在不能让他占据官位。”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的身份罢职，何栗代替他任宰相。京城失守，皇帝的车驾到了金国元帅营地，唐恪说：“计策失败了。一旦进去，就不能回来了。”后来皇帝返回宫中，唐恪在道路左边迎拜，请求入宫觐见，何栗不同意。靖康二年正月，皇帝再次前往金营，唐恪说：“一次已经很过分了，怎么可以再去呢？”等金人逼迫百官拥立张邦昌，命吴开、莫俦入城取得推戴张邦昌的文书，唐恪已经签了名，便服毒自杀。李邦彦，字士美，是怀州人。他的父亲李浦是银匠。邦彦喜欢同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交游，河东的举人进京时，一定要经过怀州拜访邦彦。有什么置办安排，李浦也停止银匠工作替他们办理，并且还资助他们上路，因此邦彦的声誉日渐显扬。入京补为太学生，大观二年，考中上舍，授任秘书省校书郎，试任符宝郎。邦彦英俊爽朗，仪表漂亮，写文章敏捷而精巧。但他生长于民间，熟悉鄙俗琐事，应答机敏；擅长唱歌说笑，也会踢球，常常把街市上的俚语编成词曲，人们争相传唱，他自号“李浪子”。言官弹劾他放纵游荡、没有操守，罢去符宝郎，恢复校书郎。不久以吏部员外郎身份主持议礼局，出任河阳知州，召回任起居郎。邦彦善于侍奉宦官，宦官争相推荐称誉他，他连续升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宣和三年，授任尚书右丞；五年，转任尚书左丞。李浦去世，追赠龙图阁直学士，谥号宣简。邦彦起复任职后，与王黼不和，便暗中结交蔡攸、梁师成等人，进谗言使王黼被罢免。第二年，授任少宰，没有提出任何建树，只是阿谀顺从、趋奉谄媚来占据职位而已，京城人称他为“浪子宰相”。宋徽宗把帝位禅让给钦宗后，任命他为龙德宫使，升任太宰。他知道众人的议论对自己不利，外患又日益逼近，便上疏请求任宫观职。金人逼近都城后，李纲、种师道被罢免，王邦彦坚持主张割让土地。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伏在宣德门上书，说王邦彦以及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乂等人是危害社稷的贼臣，请求斥退他们。王邦彦退朝时，众人纷纷指着他大骂，还想殴打他，王邦彦快跑才得以逃脱。于是朝廷任命他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充任太一宫使。不到十天，吴敏替他求情，他又被起用为太宰。众人都惊骇愕然，谏官们交相议论弹劾他。出任邓州知州后，他请求仍以余官服丧，提举亳州明道宫。建炎初年，因为主持议和、贻误国事，被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浔州。当蔡京、王黼掌权时，依附他们的人大多被援引进入政府，例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史书都遗漏了他们的事迹，所以附记在这里。余深，福州人。元丰五年考中进士。崇宁元年，任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任司封员外郎，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任辟雍司业。他历任官职，做到御史中丞兼侍读。审理张怀素案件时，事情牵连到蔡京，他便与开封尹林摅曲意掩盖，审判文书中凡有涉及蔡京的内容就立即烧掉。蔡京于是极力援引余深和林摅，使他们很快升任执政。大观二年，以吏部尚书身份授任尚书左丞。三年，转任中书侍郎；四年，转任门下侍郎。蔡京退休后，余深心中不安，多次上疏请求罢职，于是以资政殿学士出任青州知州。政和二年，蔡京又到都堂处理政务，于是余深又入朝任门下侍郎。七年，授任少宰。宣和元年，任太宰，进拜少保，封丰国公。再次进封卫国公，加授少傅。当时福建因采办花果扰害百姓，余深替他们申诉，宋徽宗很不高兴。于是他请求罢职，出任镇江军节度使、福州知州。靖康初年，加恩授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按旧例，凡任仆射、使相、宣徽使的都兼任州府长官，余深以少傅、节度使身份任福州知州，是有关部门失察了。余深谄媚依附蔡京，与他结成死党。蔡京的奸谋诡计得到帮助最多的人，余深居首，林摅次之。谏官多次上章弹劾余深，余深更加害怕，请求退休。建炎二年，降为中大夫，居住在临江军。不久因渡江大赦获恩，回到乡里，后来去世。他的儿子余日章，也因谏官弹劾被罢去徽猷阁待制。薛昂，杭州人，元丰八年考中进士。崇宁初年，历任太学博士、校书郎、著作佐郎，任殿中侍御史，试任起居郎，改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升任给事中兼大司成。薛昂学问浅薄，士子如果使用《史记》《西汉书》中的词语，他就立即斥退他们。哲宗在位时，他曾请求废除史学，哲宗斥责他是庸俗谄佞之人。授任翰林学士，因不称职改任刑部尚书，转任兵部尚书。大观三年，授任尚书左丞。次年，请求出任外职，出知江宁，调任河南。过了很久，提举嵩山崇福宫。政和三年，蔡京再次掌权，薛昂又由尚书右丞升为左丞，调任门下侍郎。不久请求罢职，授彰化军节度使、佑神观使，改授特进，充任资政殿大学士、应天府知府。薛昂始终与余深、林摅一起依附迎合蔡京，甚至全家人都替蔡京避讳。有人偶然说到蔡京的名字，薛昂就施以鞭打责罚；薛昂自己有一次误说了，也亲自打自己的嘴。靖康初年，谏官斥责他的罪行，诏令他以金紫光禄大夫身份退休。杭州军队发生叛乱，薛昂没有请示诏命就主管州事，被责令居住徽州。薛昂推崇王氏之学，曾在王安石府中下围棋并以作诗赌胜，棋局输了，薛昂作不出诗，王安石替他作了，当时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谈。

译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观二年，在辟雍私试中名列第一。蔡京喜欢他的文章，想把女儿嫁给他，吴敏推辞了。于是被提升为浙东学事司干官，任秘书省校书郎，蔡京推荐他充任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认为吴敏从未通过省试，不可以任用，蔡京便请求皇帝亲笔特召吴敏入殿，授任右司郎官。皇帝亲笔任命从此开始，违抗者按大不恭论罪，因此权贵宠臣争相请求御笔任命，而给事中封还驳正的职权也被废弃了。吴敏升任中书舍人、同修国史，改任给事中。吴敏是蔡京引荐的，郑居中当时执政，吴敏多次指出他的过失，郑居中因此怀恨他。吴敏因驳回一名应判死罪的盗贼判决而获罪，被罢为右文殿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过了很久，又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宋徽宗将要禅位时，蔡攸探知皇帝的心意，便引荐吴敏入宫对答。宰相和执政大臣都在，吴敏上前奏事，并说：“金人背弃盟约，发兵侵犯正统，陛下打算怎样应对？”皇帝忧愁地皱眉说：“怎么办呢！”当时皇帝东巡的计划已经确定，便命户部尚书李棁先出去镇守金陵。吴敏退下后，到都堂说道：“朝廷这是在打算放弃京师，是什么道理？这个命令如果执行，我宁死也不奉诏。”宰执把这些话报告皇帝，李棁于是停止出发。皇太子被任命为开封尹，皇帝离京的意志更加坚定。吴敏借奏对之机请求皇帝留下，终于得到允许，于是推荐李纲。李纲曾对吴敏说，皇帝应当像唐代天宝年间那样传位，所以吴敏推荐他，希望皇帝也许会问到这件事。第二天，宰相奏事时，宋徽宗单独留下李邦彦，告诉他吴敏对答的内容。皇帝命令授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吴敏惊惧地说：“臣既然谋划了这件事，就应当跟随陛下巡幸。陛下将要传位，而臣却受到破格提升，臣哪里敢接受？”皇帝说：“没想到你竟敢这样直言。”于是命吴敏起草传位诏书。钦宗即位后，太上皇出居龙德宫，吴敏与蔡攸一同任龙德宫副使，升任知枢密院事，授少宰。吴敏主张议和，与太宰徐处仁意见不合，在皇帝面前争论不休。御史中丞李回弹劾他们，他与徐处仁一同被罢免，任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不久，谏官指责他包庇蔡京父子，出知扬州，又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涪州。建炎初年，移居柳州。不久因范宗尹推荐，起用为潭州知州，吴敏辞谢，申请任宫观职，于是提举洞霄宫。绍兴元年，恢复观文殿大学士，任广西、湖南宣抚使，死于任上。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考中进士，调任瀛州司理参军、大名县主簿，历任秘书省著作郎。政和年间，天下争相谈论祥瑞，朝廷大臣动辄写笺表祝贺。宋徽宗看到王安中所作的文章，称赞他是奇才。有一天，皇帝特意拿出三道制诏题目让他起草，他立即写成，皇帝就在草稿后批示：“可以任中书舍人。”不久，他由秘书少监授任中书舍人，提升为御史中丞。开封的巡逻士卒夜间追捕盗贼，盗贼逃脱，有百姓受惊出门，恰好遇到士卒，被捆起来当作盗贼。百姓到府衙申诉，却承受不住严酷拷打，只好屈打成招。王安中查明了这件事，审理得到冤情，立即释放百姓，并判处有关官吏的罪。有个叫徐禋的人，用扩大鼓铸规模的主张向蔡京献媚。蔡京上奏，派徐禋办理东南九路的铜务，并命他搜访珍宝。徐禋绘制矿坑和冶炼场图样，声称产量比旧数增加几十倍，又请求开采洪州严阳山的矿坑，逼迫有关部门承担每年数十两的定额。他实际冶炼出来的铜，只有几铢几两而已。徐禋的办法穷尽后，便妄称得到世所罕见的珍宝和古代宝器，请求送归书艺局，蔡京赞同了他的说法。唯独王安中弹劾徐禋欺骗皇帝、扰害百姓，应该命令九路监司复查此事，徐禋最终获罪。当时皇帝正热衷于神仙之事，蔡京引荐方士王仔昔，让他以妖术进见，朝廷大臣和外戚也乘机相互勾结沟通。王安中上疏请求：从今以后招请山林中的道士方术之士，应当责成所属官员担保；凡宣召出入宫禁，必须派人察看他们经过的路径，并且进一步严格执行臣民往来的禁令。他还列举蔡京欺君犯上、蛀蚀国家、危害百姓的数件事。皇帝悚然惊醒，接受了他的意见。不久王安中再次上疏列举蔡京的罪行，皇帝说：“本来想立即执行你的奏章，只是临近天宁节，等过了这个节日，我应当替你罢免蔡京。”蔡京暗中探知此事，非常恐惧，他的儿子蔡攸早晚侍奉宫中，哭泣叩拜，恳求皇帝。皇帝于是把王安中升为翰林学士，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宣和元年，授任尚书右丞；三年，任左丞。金人前来归还燕地，朝廷谋划选任统帅，王安中请求出征。王黼在皇帝面前赞成此事，于是授王安中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燕山府知府，任命辽国降将郭药师为同知府事。郭药师跋扈专横，府中事务都擅自处理，王安中不能制约他，只能违心地奉承他，因此郭药师更加骄横。不久王安中加授检校少保，改任少师。当时山后诸州都陷落，只有平州被张觉占据。金人进入燕地，任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后来张觉背叛金国，金人攻打他，张觉战败逃到燕山。金人催逼索取张觉，王安中不得已，缢死张觉，把他的首级装在盒中送给金人。郭药师公开说道：“金人要张觉就给了他们，如果他们索要郭药师，也会把我交出去吗？”王安中害怕了，奏报郭药师的话，于是极力请求罢职。郭药师从此离心，金人最终因此找到借口挑起事端。王安中以太清宝箓宫使兼侍读的身份被召回，授检校太保、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年，谏官弹劾他勾结王黼、童贯，以及没有及时察觉郭药师叛变，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居住随州；又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象州。宋高宗即位后，迁居道州，不久获准自便。绍兴初年，恢复为左中大夫。他的儿子王辟章任泉州知州，迎接王安中前往，没过多久王安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王安中的文章丰厚润泽、敏捷俊逸，尤其擅长四六体制的骈文。宋徽宗曾在睿谟殿设宴，命王安中作百韵诗记述这件事。诗写成后，皇帝赞叹不止，命人用大字写在殿堂屏风上，并把副本赐给所有侍臣。他受到的重视就是这样。有《初寮集》七十六卷流传于世。

译王襄，起初名叫王宁，邓州南阳人，考中进士。崇宁二年，他以军器监主簿身份上书议论政事，合乎皇帝心意，提升为库部员外郎，改任光禄少卿，出任陕西察访使。回朝后，任显谟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事务繁多，诉讼牵连一千多人，囚犯关满监狱。王襄昼夜审理遣放，四十天全部办完；又过了一个月，监狱再次空了。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还未到任，改任海州；又改任应天府，调任郓州。召回任礼部尚书，调任兵部尚书，出知颍州，改任永兴军。蒲城有妖贼王宁，恰好与他同名，请求改名为王宓。王襄被左司谏石公弼弹劾，调任汝州，不久被削夺学士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大观三年，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潭州知州，改任兵部侍郎，出使高丽。回来后入宫答对，符合皇帝心意，诏令赐名为“襄”。历任工部、吏部尚书，授同知枢密院事。因推荐引进近侍获罪，以延康殿学士身份罢职，出知亳州；又因与郭天信交往而获罪，被削职，提举嵩山崇福宫。过了很久，起用为郢州知州，恢复学士的官秩，不久加授资政殿学士，调任淮宁府知府。因上书议论政事触犯王黼，又提举崇福宫。宣和六年，起用为河南尹。金人再次入侵，出任西道都总管，张杲任副职。宋高宗在应天府建立大元帅府，王襄率领所属军队会师于虞城县。高宗即位后，命王襄任河南府知府。王襄起初与赵野分任西北道各军的总管，金人包围京师时，朝廷征调军队入京援救，他们二人故意绕道并拖延留滞。到这时，王襄被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后来去世。赵野，开封人。政和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任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不久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大司成，授刑部尚书、翰林学士。当时蔡京、王黼轮流执政，培植党羽，互相排挤，一人上台、一人退下，没有人能两边都保全。赵野对待他们都能使其满意，蔡京、王黼也都对他不疑。宣和七年，授尚书右丞，升任左丞。靖康初年，任门下侍郎。宋徽宗东巡时，诏令赵野任行宫奉迎使。因左司谏陈公辅进言，赵野被罢去出行职务，出任北道都总管，颜岐任副职。不久被削职，提举嵩山崇福宫。元帅府建立后，命他与范讷任宣抚司官，守卫东京，不久率军驻扎宛亭，等待王师。王襄获罪后，赵野也被降为安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邵州。建炎元年，重新起用为密州知州。当时山东盗贼遍地，皇帝车驾前往淮南，命令和消息都被阻断，赵野弃城离去。军校杜彦等乘机作乱，追赶赵野把他带回来。杜彦坐在公堂上数落他说：“你身为知州，却带着家人先逃走了；本州百姓，还有谁来做主？”赵野无法回答，于是被杀。家属全都被盗贼瓜分，只有儿子赵学老得以幸免。曹辅，字载德，南剑州人。考中进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身份参加词学兼茂科，历任秘书省正字。政和以后，皇帝多次微服出行，乘坐小轿子，只带几名内臣跟随。朝廷设置行幸局，局中把皇帝出行的日子称为“有排当”；如果第二天还没有回来，就传旨说皇帝身上有疮疡，不上朝。起初民间还不知道。后来蔡京的谢表中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从此邸报传到四方，而群臣阿谀顺从，没有人敢说。曹辅上疏大意说：陛下厌倦居住在法宫，有时乘坐小轿，出入街市里巷和郊野之外，尽情游乐后才回来。道路上的人起初还有所忌惮，如今却谈论说皇帝某天从某条路到某处，某时回来；又说轿子的装饰可以辨认，还能打开轿门看见里面。臣没想到陛下肩负宗庙社稷托付的重任，却把安逸当作玩乐、忽视危险，竟到了这种地步。君主和百姓本来因人心相合而结合，相合就成为心腹，离散就如楚国、越国一样，百姓归顺或反叛只在片刻之间，实在令人畏惧。从前仁祖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忧伤怜悯，唯恐他们受到伤害。有一天宫禁失守，卫士竟越过禁城，几乎触犯皇帝。幸蒙上天保佑，皇帝本人得以平安。俗话说：“盗贼憎恨主人。”主人对盗贼有什么亏负呢？何况如今裁减冗员、斥退滥受俸禄者、驱除佛僧、诛杀胥吏，愚昧的百姓难道能够一个个承认罪过、安守本分吗？万一皇帝乘舆出行而没有戒备之初，有一个人心怀不满、包藏祸心，施放蜂蝎般的毒计，采取困兽犹斗的办法，即使有神灵保佑，也会损害陛下的威严和尊贵。何况还有臣子不忍明说的事情，难道可以不警戒吗？臣希望陛下深居宫中，安然端坐，沉默如深渊而发言如雷，以苍天至高无上的威势面对天下，行事遵循日月运行有常的法度。等到出行时，由太史选择吉日，有关部门清扫道路，三卫和百官分列前后随行。如果说这样是为了减少烦扰、节省费用，便可临时下旨，保留不可缺少的部分，削减平时不曾使用的部分。即使这不如祖宗奋发制定的制度，但与微服出行、隐匿踪迹、降低身份而同于臣民、使君臣上下的秩序衰败并给百姓滋生奸邪念头相比，难道不是好得多吗？” 皇帝看到奏疏后，拿给宰相看，命曹辅到都堂接受审问。太宰余深说：“曹辅只是小官，怎么敢议论大事？”曹辅回答：“正因为大官不说，所以小官来说明。官职有大小，但爱护君主的心是一样的。”少宰王黼假装回头问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有这件事吗？”两人都回答说不知道。曹辅说：“这件事即使里巷中的普通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相公主持国政，难道唯独不知道吗？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还要你们这些宰相做什么！”王黼恼怒曹辅冒犯自己，命属吏跟随曹辅录取供词。曹辅拿起笔写道：“我区区的一片心，没有任何所求，只是爱护君主罢了。”退朝后，他在家等待获罪。王黼上奏说，不重责曹辅就无法平息流言，于是曹辅被编管郴州。曹辅准备进言时，知道必定获罪，便召儿子曹绅来，把家事交代给他，然后闭门起草奏疏。傍晚有恶鸟在屋脊上鸣叫，声音像纺车转动，曹辅心知不祥，却不予理会。他在郴州居住了六年，王黼掌国政，不能调动他，曹辅也安然处之，毫不介意。靖康元年，召回任监察御史，代理殿中侍御史，授左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不到十天，授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免去签书职务。金人包围汴京，要求亲王和大臣出城订立盟约，曹辅与尚书左丞冯澥出使粘罕军。康王在相州建立元帅府，金人请求钦宗下诏召康王，朝廷便派曹辅前往迎接。曹辅到曹州，没有见到康王就返回，后来跟随徽、钦二帝留在金军中。张邦昌请求让曹辅回国，曹辅回来后请求任祠禄官，张邦昌没有同意。康王驻军南京，张邦昌派曹辅前去拜见。康王即位后，曹辅仍任原职。不久去世，诏令厚恤他的家属。

译耿南仲，开封府人。与余深同年考中进士，历任提举两浙常平，调任河北西路，改任转运判官、广南东路及夔州路提点刑狱、荆湖和江西两路转运副使，入朝任户部员外郎、辟雍司业，因事获罪，罢职出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礼部员外郎任太子右庶子，改任定王、嘉王侍读，不久试任太子詹事、徽猷阁直学士，改任宝文阁直学士。他在东宫任职十年。钦宗辞绝内禅时得了病，出宫卧在福宁殿，宰相和百官列班等候，直到天黑也不敢退去。李邦彦说：“皇太子平日亲近耿南仲，可以召他进来。”耿南仲与吴敏来到殿中侍奉皇帝治病。第二天，钦宗即位，授耿南仲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免去签书职务。钦宗因为耿南仲是东宫旧臣，以礼厚待他，赐给他一处宅第，升任尚书左丞、门下侍郎。金人再次大举进攻京师，请求割让三镇以求和，议论者大多主张作战或坚守，只有耿南仲与吴幵坚持要割地。康王奉命出使金军，请耿南仲一同前往。皇帝认为他年老，命他的儿子、中书舍人耿延禧代替前往。金人驻扎在洛阳，不再谈三镇，只直接要求以黄河划界。于是朝廷商议派大臣前去，耿南仲以年老推辞，聂昌以父母亲在而推辞。皇帝大怒，立即命耿南仲出使河东、聂昌出使河北，商议割地。起初，耿南仲自认为自己在东宫侍奉皇帝，首先应当掌握大权，却看到吴敏、李纲越级升迁，职位在自己之上，心中不能平衡。因此他每遇一事就提出不同意见，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李纲等人认为不能议和，耿南仲却竭力阻止，只主张和议，所以战守的准备全都被撤除。康王在相州时，耿南仲与金使王汭一同前往卫州。乡兵杀死王汭，王汭逃脱，耿南仲独自赶到卫州，卫州人不接纳他。他逃到相州，拿皇帝旨意劝告康王，起用河北军队入援京师，并联署张贴募兵榜文，民心才开始安定。徽、钦二帝北行时，耿南仲与文武官员一起劝进。宋高宗即位后，看不起耿南仲的为人，借他请求告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耿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宣州知州。不久，谏官弹劾耿南仲主持议和、误国的罪行，诏令削去他的学士官秩，耿延禧也被削职并给予祠禄。不久，责令耿南仲居住在临江军。御史中丞张澂又说：“耿南仲催促李纲前往救援河东，导致军队溃败，根本不顾国事，是借此报私仇。”皇帝说：“耿南仲误导渊圣皇帝，天下人都知道，我曾经想亲手用剑杀了他。”于是命令降授他为别驾，安置在南雄，他走到吉州就去世了。建炎四年，恢复观文殿大学士。王▯，字元忠，江州人。父亲王易简，任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王▯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度支员外郎兼编修官、国子司业，任起居舍人，改任中书舍人兼蕃衍宅直讲。钦宗即位后，以给事中身份兼任迩英殿经筵侍讲，转任吏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康王出使金国时，任命王▯为尚书左丞，作为副使同行。王▯害怕出行，假托梦兆请求免行，父亲王易简也上书请求。皇帝震怒，追毁任命王▯为左丞的诏令，降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同时把王易简的宫观职也罢免。建炎四年，盗贼马进攻破江州，王易简等三百人一同被杀。史臣评论说：三代以后，拥有天下而长久的，只有汉、唐、宋。汉、唐末世，朋党互相攻讦，小人居于高位，但还有君子扶持，使国运延续，逐渐衰微、逐渐灭亡；从来没有像宋朝中期这样完全任用小人，以至于君主受辱、国家流亡。蔡京以继承绍述为名设下罗网，张端官、修士，把他们一网打尽；向上钳制君主，向下禁锢臣民，他的手段真巧妙。宋徽宗也颇有所觉察，间或任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之流，剥夺蔡京的权柄。但用不肖之人替换不肖之人，就像拔掉野葛而换上乌喙，有什么不同呢？当时王党、蔡党两派，靠蔡京提拔的人包庇蔡京，勾结王黼的人拥护王黼；他们援引党羽进入省台，轮流互相指使，邀功生事，挑起祸患。汴京、洛阳震动后，他们便畏缩不前、毫无办法，只求苟生而乞求议和。王邦彦、王安中、余深、吴敏这些人误国的罪行，应当依法正典刑、处以死刑；而钦宗、高宗两位君主只按流窜的法典处理，确实是失于刑罚。耿南仲既然参与拥立，签署文书后才死，已没有什么可以赎罪的了。曹辅以小臣身份规劝皇帝，当面责问大臣，因而获罪被斥退，却始终不结党，难道不是贤者吗？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何栗、孙傅、陈过庭、张叔夜、聂昌、张阁、张近、郑仅、宇文昌龄、子常、许几、程之邵、龚原、崔公度、蒲卣 何栗，字文緽，仙井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提升为秘书省校书郎。过了一年，提举京畿学事，召回任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宋徽宗多次召他咨询，想把谏诤言责的职务交给他。有人议论何栗与苏轼同乡同党，尊奉苏轼的曲学，于是出任遂宁府知府。不久又留任御史中丞，弹劾王黼奸邪专横的十五条罪状。王黼上章抗辩请求离职，皇帝犹豫未决。何栗接连上了七道奏章，王黼及其党羽胡松年、胡益等都被罢免，何栗也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出知泰州。钦宗即位后，又召何栗任御史中丞。过了一个月，任翰林学士，升为尚书右丞、中书侍郎。恰逢王云出使金国斡离不军中回来，说金人恼怒割让三镇迟缓，拒绝接受礼币，并说使者二十天还不到，就要再次发兵。于是百官商议答应金人的要求。何栗说：“三镇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一旦就放弃？何况金人反复欺诈、难以预测，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守信？割让他们也会来，不割让他们也会来。”宰相主张割地，何栗不停地争辩，说：“河北的百姓都是我们的亲生子女。放弃土地，就等于连同百姓一起放弃，这难道是父母的心意吗？”皇帝颇为醒悟。何栗请求建立四道总管府，统率军队入京援救，任命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担任总管。军队已经响应，但唐恪、耿南仲、聂昌相信和议，相互商议说：“正要继续修好、让百姓休息，却不断调发军队，让金人听到后怎么办？”于是急忙下檄文制止。

译何栗解除政事职务后，不久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兼领开封尹。金军长驱直入，逼近城下，皇帝罢免唐恪的宰相职位，授何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开始恢复三省旧制。当时康王在河北，音信不通，何栗建议请康王任元帅，秘密起草诏稿呈上。于是任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陈遘为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京城失守后，何栗随皇帝到金军统帅营中，便被扣留，不能返回。后来金人商议另立异姓皇帝，说：“只有何栗、李若水不得参与商议。”何栗陷入金国京城后，仰天大恸，绝食而死，时年三十九岁。建炎初年，诏令追授他观文殿大学士，任提举玉局观使，并给他的家属俸禄。讣告传来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但议论者指责他误国，赠官没有执行。秦桧从北方回来后，详细说明何栗临死时的情状，于是改赠大学士，并授予他的家属七人官职。孙傅，字伯野，海州人。考中进士，又考中词学兼茂科，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当时蔡翛任尚书，孙傅对他谈论天下大事，劝他赶快有所建树，否则一定失败。蔡翛不能采纳。孙傅升任秘书少监，后来任中书舍人。宣和末年，高丽入贡，使者经过的地方都征调民夫修治船只，骚动不安，耗费烦多。孙傅说：“征用民力而妨碍农事，对中国没有丝毫好处。”宰相说他的议论与苏轼相同，上奏将他贬到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认为，孙傅的议论只是偶然与苏轼相合，意图并没有别的；按职分议论政事却因此责罚他，实在过分，于是许翰也被罢职。靖康元年，召回任给事中，升任兵部尚书。孙傅上章请求恢复祖宗的法度，钦宗问他具体情况，孙傅说：“祖宗的法度使百姓受惠，熙宁、元丰的法度使国家受惠，崇宁、大观的法度使奸人受惠。”当时人称这是名言。十一月，授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同知枢密院。金人包围都城，孙傅日夜亲自冒着箭石作战。他读丘浚的《感事诗》，诗中有“郭京、杨适、刘无忌”的话，便在人群中访得刘无忌，又在龙卫军中找到了郭京。好事之徒说郭京能施展六甲法，可以生擒两名将领并把敌军扫荡干净，这种法术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授予郭京官职，赏赐金帛数万，让他自行招募士兵，不问是否有技艺，只选择生辰命数合于六甲的人。他招来的全是市井中的游荡懒惰之徒，十天就招足了。有武将想担任偏将，郭京不答应，说：“你虽然有才干勇力，但明年正月应当死亡，恐怕会连累我。”他的荒诞妄言大多如此。敌军进攻越来越急，郭京却谈笑自若，说：“选定日子出兵三百人，就能使天下太平，一直袭击到阴山才停止。”孙傅与何栗尤其尊信他，全心全意地礼待他。有人上书求见孙傅，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凭这种办法成功的。即使要听他的，也姑且少给他一些兵，等他取得一点功劳，再逐渐增加任用。如今给他的权力太过分了，恐怕必定成为国家的耻辱。”孙傅恼怒地说：“郭京大概是应时而生的人，敌军中的细小情况没有他不知道的。幸亏你只把这些话告诉我；如果告诉别人，就要以动摇军心的罪名治罪。” 孙傅作了一揖，让他出去。又有自称“六丁力士”“天关大将”“北斗神兵”的人，大多都仿效郭京的做法，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危险的。郭京说：“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候，我的军队不会出动。”何栗多次催促他，他一再推迟日期，才打开宣化门出兵，并告诫守城士兵全部下城，不许偷偷窥探。郭京与张叔夜坐在城楼上。金兵分成四路呐喊着前进，郭京的军队败退，掉入护龙河，尸体填满河道，城门急忙关闭。郭京赶紧对张叔夜说：“必须亲自下去施法。”于是下城，带着剩余的人向南逃走。这一天，金人便登上了城墙。靖康二年正月，钦宗到金军统帅营中，以孙傅辅佐太子留守京城，仍兼任少傅。皇帝二十多天没有回来，孙傅多次写信请求他回来。等到金人废立皇帝的檄文送到，孙傅悲痛大哭说：“我只知道我的君主可以在中国称帝；如果要另立异姓，我应当为此而死。”金人前来索要太上皇、皇帝、皇后、诸王、妃嫔和公主，孙傅把太子留下没有交出。他秘密谋划把太子藏到民间，另外寻找两个相貌像宦官的人杀掉，又斩杀十几个死囚，拿着首级送去，欺骗金人说：“宦官想偷偷带太子出城，京城人争斗时把他们杀了，误伤了太子。于是我率兵讨伐平定，斩下作乱者的首级献上。如果你们还不罢休，我就以死相继。”过了五天，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件事。孙傅说：“我是太子的老师，应当与他同生共死。金人即使不索要我，我也应当和太子一同前去，请求当面责问两位金军统帅，也许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可以挽救。”孙傅在皇城司值宿，他的儿子来探视，孙傅斥责他说：“让你不要来，你竟然还是来了！我已经决定为国家而死，即使你们一百个人来又有什么用！”挥手让他赶快离开。儿子也哭着说：“大人以身殉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孙傅把留守事务交给王时雍，跟随太子出城。到南薰门时，范ＴＦ竭力阻止他，金军守门人说：“我们要的是太子，留守有什么关系？” 孙傅说：“我是宋朝的大臣，而且是太子的老师，应当死而跟随太子。”这天晚上，他住在城门下；第二天，金人召他离去。第二年二月，他死在金国京城。绍兴年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定。陈过庭，字宾王，越州山阴人。考中进士，任馆陶主簿、澶州教授、中牟县知县，授国子博士。何执中、侯蒙器重他的才干，推荐他，提升为祠部、吏部、右司员外郎。出使契丹时，陈过庭原名陈扬庭，辞行当天，宋徽宗改赐他现在的名字。当时有人传说契丹国主患严重风痹，又被箭射伤一只眼睛，陈过庭回来后证明这些传闻是假的，并劝皇帝要把边防放在心上。恰好授任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升任中书舍人；才七天，升任礼部侍郎；不到一个月，又升任御史中丞兼侍读。睦州盗贼突然兴起，陈过庭说：“招致盗贼的是蔡京，豢养盗贼的是王黼；把这两个人流放，盗贼自然会平定。还有朱勔父子，本是受过刑的卑劣小人，勾结权贵近臣，偷窃名位器用，罪恶累累，应当公开依法处死，以向天下谢罪。”因此与权贵发生严重冲突，反被陷害为没有弹劾盗贼的罪名，罢职出知蕲州。还没走到一半路程，又被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三年后，获准自由行动。

译钦宗即位后，以集英殿修撰身份起用为潭州知州；还未出发，又以兵部侍郎身份召回，在途中授任御史中丞。第一次入宫拜见时，皇帝告诉他国家多难，每件事都应竭尽心力直言。于是节度使范讷请求回归环卫官职，陈过庭便说：“自崇宁以来，建立旄钺、担任节度使的人大多不是凭功勋，应当只授给宗室和立有战功的将帅，其余人都按范讷的例子办理。”他又请求辨明宣仁太后的诬谤。姚古拥兵却不救援太原，陈过庭列举他应斩的七条罪状，将他流放岭南。陈过庭升任礼部尚书，提升为右丞、中书侍郎。朝廷商议派大臣割让两河给金人，耿南仲以年老、聂昌以父母在世推辞，陈过庭说：“君主忧患是臣子的耻辱，我愿效死。”皇帝为之流泪叹息，但仍坚持派耿南仲、聂昌前往。京城陷落后，陈过庭也出行，被金人拘留在军中，因而被留下不能回来。建炎四年，死于燕山，时年六十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肃。张叔夜，字嵇仲，是侍中张耆的孙子。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因祖荫任兰州录事参军。兰州原是汉代金城郡，地处最边远之地，依靠黄河作为险固屏障。每年黄河结冰，必定严加戒备，士兵数月不能脱下铠甲。张叔夜说：“这不是办法。不寻找要地守住它，却让敌人逼近黄河，那么我们就危险了。”有个地方叫大都，处在五路之间，羌人入侵时，必定先到那里集合，然后再决定进攻方向；每次羌人一到，五路都感到震恐。张叔夜考察它的地势，谋划攻取之策，最终攻下了那里，设置西安州。从此兰州不再有羌人之患。他任襄城、陈留县知县，蒋之奇推荐他，改任礼宾副使、通事舍人、安肃军知军，谏官认为待遇过优，于是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他献上自己所作的文章，任舒州、海州、泰州知州。大观年间，任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又献文章，召入试写制诰，赐进士出身，升任右司员外郎。出使辽国时参加宴射，他第一箭就射中靶心。辽人惊叹不已，请求观看他所拉的弓，他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给他们看。回来后，把辽国的山川、城郭、服饰器物、礼仪法度绘制成五篇，呈给皇帝。他的堂弟张克公弹劾蔡京，蔡京迁怒张叔夜，搜罗他任职期间的细小过失，贬为西安草场监官。过了很久，召回任秘书少监，提升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当时官吏懒散不敬，凡是从门下省发出的命令，都预先列好署名，先让人签名，再慢慢填写具体事项，称为“空黄”。张叔夜极力陈述改革这种弊病。升任礼部侍郎后，又被蔡京忌恨，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再次任海州知州。宋江在河朔起兵，转战攻掠十个郡，官军没有人敢抵挡他的锋芒。听说宋江将要到来，张叔夜派间谍侦察他的去向，盗贼径直奔向海边，劫掠十多艘大船，装载抢来的财物。于是张叔夜招募敢死之士一千人，在城附近设伏，同时派轻兵到海边抵挡，诱使他们交战。先把精壮士兵隐藏在海边，等双方交战时，举火焚烧盗贼的船只。盗贼听到后，都失去了斗志，伏兵乘势进攻，擒获盗贼的副首领，宋江于是投降。张叔夜因功加任直学士，调任济南府知府。山东群盗突然到来，张叔夜估量力量不是对手，对属吏说：“如果束手等待援兵，百姓将无一幸存，应当用计拖延他们。只要拖延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功了。”于是取出过去赦免盗贼的文书，让驿卒传送到各郡。盗贼听说后，果然稍有松懈。张叔夜在谯门设宴饮酒，向他们显示自己从容不迫，又派官吏把皇帝的恩旨告诉他们。盗贼狐疑不决，互相僵持，到傍晚仍未决定。张叔夜派五千士兵趁他们懈怠时进攻，盗贼奔逃溃散，追赶斩杀数千人。因功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青州知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 靖康改元后，金人南下，李纲叔夜再次上奏请求借给他骑兵，和各位将领合力截断金军的退路，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调任邓州。四路设置统帅后，叔夜兼任南道都总管。金兵再次到来，钦宗亲笔写信催促他入京护卫。叔夜立即亲自统率中军，儿子李伯奋统率前军，李仲熊统率后军，共三万人，第二天出发。到尉氏时，和金军的游兵遭遇，边战边前进。十一月最后一天到达京城，皇帝驾临南薰门接见，军容十分整齐。入宫应对时，他说敌军锋芒正盛，希望皇帝像唐明皇躲避安禄山那样，暂时前往襄阳，以谋求日后驾临雍地。皇帝点头赞同。加授延康殿学士。闰月，皇帝登上城墙，叔夜在玉津园陈列军队，铠甲光亮，军士在城下行拜舞礼。皇帝更加高兴，晋升他为资政殿学士，命令他率兵入城，不久又任签书枢密院。连续四天和金人交战，斩杀金军戴金环的贵将两人。皇帝派使者携带蜡封诏书，把褒奖宠信叔夜的事情檄告各道，但直到最后也没有援军赶来。京城陷落后，叔夜受了伤，仍然和两个儿子奋力作战。皇帝再次出城到郊外时，叔夜趁着行礼问安叩住马匹进谏，皇帝说：“朕为了百姓，不得不亲自前往。”叔夜号哭悲恸，拜了两拜，众人也都哭了。皇帝回头写字勉励他说：“嵇仲，努力！” 金人商议拥立异姓之人，叔夜对孙傅说：“今天的事情，只有死罢了。”他写信给金军两位元帅，请求拥立太子以顺应民心。两位元帅大怒，追召他到军中；他到了以后，仍像先前一样抗辩请求，于是被押送北去。途中他不吃粮食，只时常喝些汤。到达白沟后，车夫说：“已经过了界河。”叔夜才惊然起身，仰天大呼，从此便不再说话。第二天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讣告传来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文。聂昌，字幸远，是抚州临川人。起初由太学上舍生出任官职，任相州教授。因蔡攸推荐，被召任秘书郎，升任右司员外郎。当时三省高级官员的阶官，品秩可比卿监，却把他们列在都司之上，聂昌认为名分不正，极力论奏此事。诏令规定从今以后最高只到朝请大夫。以直龙图阁任湖南转运使，回朝后任太府卿、户部侍郎，改任开封尹，又任户部侍郎。聂昌原本厚待王黼，后来跟随蔡京，被王黼中伤，罢职任德安府知府。又因同乡诉讼之事，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衡州。钦宗即位后，吴敏掌权，认为聂昌勇猛严厉、办事直截，可以帮助自己，于是从闲散职位起用他为显谟阁直学士、开德府知府；赴任途中又授兵部侍郎，升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府。聂昌遇到事情奋勇直前而不顾忌，敢于诛杀。吴敏估量他不会听从自己，这才开始畏惧他，便引唐恪、徐处仁共同执政，唯独排斥聂昌。李纲被罢职后，太学生陈东以及士人百姓十多万人，擂鼓伏在宫阙下面，整日不肯退去，遇到内侍便杀掉；府尹王时雍驱赶他们也不肯离开。皇帝看着聂昌，让他出去传达旨意，众人才相继听命。王时雍想把陈东等人交付狱官审判，聂昌极力说不可以，这才作罢。

译聂昌再次任开封府尹时，恶少凭借动乱，白天做盗贼，进入官府和百姓家中抢夺金帛；将要离开时，便从同党中随意捆绑两三个人，声称抓住了盗贼，拿着兵器在偏僻巷子里奔走，然后解开他们的捆绑，分掉抢来的财物离去。百姓不得安居。聂昌把这些人全部弹劾惩治，依法正法；但对公开赌博却不追问，有人说这是法令所禁止的，聂昌说：“暂且顺从他们的嗜好，使他们放松作乱的谋划，这正是为了禁止他们做坏事。”聂昌原名叫山，到这时，皇帝说他有周昌抗节的义气，于是命名为“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京城再次戒严，聂昌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入朝谢恩时，他立即陈述抵御敌人的策略，说：“三关四镇，是国家的藩篱。听说想把它们割让给敌人，一旦违背盟约，又拿什么来制约敌人？希望不要轻易割让，而应传檄天下军队集结京畿，依靠坚城固守来阻挡敌军冲击，挑选禁军准备出击，堵塞河流截断敌军退路。前面有坚城，后面有大河，精锐部队从四面赶来，他们如果向南进攻，就会落入我们的罗网。臣愿意激励并联合勇敢守义之士，在关隘设下埋伏，出其不意地扫荡敌营，以报仇雪恨。”皇帝认为他说得豪壮，命他提举守御事务，允许他便宜行事。适逢金人再次商议议和，要求割让两河，并须由大臣出使回访。诏令耿南仲和聂昌前往，聂昌说：“两河百姓忠诚而有见识，勇敢强劲，万一不服从，必定会把我们扣押，那样死也不能瞑目。如果和议不能成功，臣应当分别派遣官属，催促勤王军队入京护卫。”皇帝答应了。行军到永安时，遇到金将黏罕，他的随从自称閤门舍人，阻止聂昌打伞，命他使用榜子报名求见，聂昌不同意，争辩了很久，最终以宾客之礼接见。聂昌前往河东，到绛州时，绛州人关闭城门拒绝他。聂昌拿着诏书来到城下，从城上垂绳登城。州钤辖赵子清指使众人杀害聂昌，挖出他的眼睛，把他剁成肉块，时年四十九岁。建炎四年，才追赠观文殿大学士，谥号忠愍。他的父亲聂用之当时九十岁，因忧伤而死。聂昌为人疏放俊逸，喜欢周济处于急难中的人，但恩怨分明得过了头，别人稍有冒犯便一定报复。王黼死时，实际上是聂昌派门客刺杀他，把尸体丢弃在路旁。后来他依附耿南仲取得显要职位，帮助和附和他的主张以致误国，最终酿成祸乱，而自身也未能幸免。评论说：何栗、孙傅、聂昌都是疏放俊逸的人才，但器量和资质浅薄，让他们在艰难时期担任重任，宋朝的事情大概就可想而知了。钦宗两次前往金军营寨，何栗确实误导了他，仅仅一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过。孙傅隐藏太子的谋划非常粗疏，聂昌出使河东更是错误；舍身赴死却不得其当，只是白白逞强罢了。过庭趁方腊作乱之际，请求诛杀蔡京、王黼、朱勔来向天下谢罪，或许可以恢复敢于进谏的风气。张阁，字台卿，是河阳人。考中进士。崇宁初年，由卫尉主簿升任祠部员外郎；因资历尚浅，受到掌管诏令起草者的非议，蔡京主持此事，任命才被搁置。不久调任吏部，升任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因染病不能上朝，改任显谟阁待制、提举崇福宫。病愈后，任给事中、殿中监，后来成为翰林学士。河北各路统帅因修缮城池工程完毕，获得降下的奖赏诏书；有位宦官替他们疏通关系，想接着这个办法请求赏赐。张阁说：“这是牧伯的日常职责，如果奖赏他们，恐怕会开启邀功生事的道路。”徽宗说：“卿说得对。”于是诏书没有下发。张阁曾在深夜严寒中起草诏稿进呈，皇帝仍坐着没有休息，称赏他的机警敏捷，赐诗宠幸他。蔡京被免去宰相后，张阁负责起草诏令，逐条数说他的过错，文辞刚健挺拔，士人多传诵它。蔡京再次任宰相后，张阁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杭州知州。两浙地区实行和买绢，杭州独自承担总额的十三，百姓每户有多达数百匹的，张阁请求把负担均摊给其他郡。杭州长期缺少太守，张阁治理安排有条理，除掉危害百姓的恶少，州府把治理情况上报。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又任学士。皇帝在上朝那天特意赐给他敕诏，并有意重用他，但不久便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张阁起初出任杭州太守时，想办法巩固自己的宠遇；辞行那天，请求亲自负责花石纲事务，因此应奉花石之事从此更加兴盛。张近，字几仲，是开封人。考中进士，多次升任大理正、发运使。吕温卿因违法被告发，张近奉诏审讯治罪，哲宗告诫他说：“这是出自朕的命令，卿不要害怕吕惠卿。”张近回答：“法律所在，即使陛下也不能让臣减轻或加重刑罚，更何况是吕惠卿呢？”吕温卿傲慢地不肯对答，张近说：“温卿所犯罪状很清楚，假如听任他牵连旁人的供词，恐怕会使被牵连的人受害。”诏令根据众人的证词确定他的罪行。任河北东路常平提举、西路刑狱提点，入朝后任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瀛州知州。辽国使者替西夏人请求赦命，同时屯兵逼近我国边境，张近请求也调出秦地军队戍守北道，以挫败他们的谋划。边民吕忏儿进入瓦桥作盗，官吏将他捕获，辽人便劫掠宋朝百姓作为人质。张近说：“朝廷正要继续修好、使百姓休养，应当让过错在辽人一方。一个盗贼的得失，不值得因此轻重失当，释放他就是了。”沧州百姓在海上捕鱼，辽兵贪图鱼产丰饶，私自举网捕鱼。守兵和他们交战，斩首三十二级，州将请求奖赏他们。有人说被杀的其实是平民，应当依法论罪，议论不能决定。张近说：“边民贪利好功，如果奖赏他们，就会替国家招来怨恨；然而辽兵带着武器进入我国土地，能说他们不是盗贼吗？如果以擅自兴兵治罪，日后又让谁来抵御敌人？希望赏与刑两方面都暂且搁置，不予追问。”朝廷听从了。张近镇守高阳八年，屡次加授显谟阁待制、直学士，调任太原府知府，因病提举洞霄宫。此前，他奉诏买马三千匹供给牧户，却把钱全部向百姓征收而不给价钱，被御史弹劾，失去学士职衔。过了两年才恢复。去世时六十五岁。郑仅，字彦能，是徐州彭城人。考中进士，任大名府司户参军。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部使者发檄文要他前往别的郡，文彦博说：“郑参军怎么能屡次外出？”于是上奏改任司法，升为冠氏县令。府城西面黄河决口，紧急调夫的檄文夜间下达，郑仅正在查阅保甲，便把名册全部登记后立即出发，比其他县先到，决口终于堵住。使者恼怒，弹劾他；留守王拱辰在朝廷争辩说：“如果没有冠氏县，城中百姓就都要变成鱼了。”郑仅仍被判罚金。当时河朔饥荒，盗贼兴起，唯独冠氏没有盗贼，盗贼也不进入其境内。其他县捕获盗贼后审问，盗贼因此说：“郑冠氏仁厚，所以彼此告诫不去侵犯他。”任福昌县知县时，又遇到年成饥荒，他尽心赈济借贷，百姓没有流亡。按规定应当列入考核奖赏，他却不肯自行陈述。

译任京东常平提举，入朝后任户部员外郎，升至太府卿，加直龙图阁，任陕西都转运使。朝廷论定他运送粮饷到河湟的功劳，晋升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郑仅请求登记荒废的田地作为官庄，这一年镇戎、德顺两地收获谷物十多万。适逢西宁的高永年在熙河战死，帅臣把责任归咎于官庄夺取属羌土地，导致他们怨恨反叛，诏令罢除官庄，议论此事的人都觉得可惜。改任庆州知州时，各军大多杀死老弱，拿首级来求赏。郑仅下令：不是强壮之人而是能够活捉送来的，只赏一半。有归附的羌人追捕盗寇，抓到一位老人，不忍杀他，便把他押了起来，原来那是自己的父亲；父子相对哭泣，全军都受到感动。当时各路争相上报进讨取胜，只有郑仅守护边境而不生事，盗寇也不侵犯他。调任秦州，又任都转运使，召回朝廷任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徐州知州。以显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的身份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光禄大夫，谥号修敏。他的儿子郑望之，另有传记。宇文昌龄，字伯修，是成都双流人。考中进士甲科，调任荣州推官。熊本主持梓州、夔州一带的经制事务时，征召他主管公事。凡是进攻、征讨、招抚、袭击以及修建南平各城寨的事务，都出自他的谋划。升任大理丞。回朝后，熊本上奏说明他的功劳，于是升任秦凤路常平提举，改任两浙常平提举。神宗担忧司农掌管的图籍不整肃，选派官员整顿；昌龄以夔路使者身份入朝辞行，神宗把他留下任寺主簿，随即任命为监察御史。鄜延帅上奏说，部下刘绍能与西羌往来，将成为祸患。皇帝察觉事情并非如此，命昌龄立即到鄜州审讯，果然是诬告。昌龄于是请求严厉告诫守臣，不要制造事端来邀功请赏，以安定边民的心。他出使回来后，获赐五品官服。尚书省建立后，任命他为比部员外郎。当时官署刚刚改制，统属纲纪还没有建立，昌龄尽力办理，即使到了傍晚也督促属吏不停止。他把所制定的纲要具文上奏，请求朝廷施行。三司旧吏习惯于玩忽懈怠，大多觉得不方便，便想办法中伤他。昌龄查问巡逻卒，纠察他们值夜时派小吏取被褥衣服等事；大臣想按私自役使人来论罪，皇帝认为这是整顿职事，释放他而不予追究。改任吏部员外郎，出任京西转运副使，召回任左司员外郎。送辽国使者到雄州时，正逢设宴，使者的随从不等行礼便坐下。昌龄责备辽使说：“两国通聘修好已经一百年了，进入境内设宴，并不是只有今天才这样；行礼后才就座，这种礼节难道可以缺少吗？”使者表面上好像不服，心里却明白自己不对，最终按照礼节行事后离去。升任太常少卿，诏令讨论郊祀合祭之事，议论者意见不一。昌龄说：“天地的礼数，按照高下来说便是位置不同，按照礼制来说便是仪式不同，按照乐舞来说便是数量不同；至于服饰的纹章、器物的使用、冬至夏至的时日，也都有区别而不混乱。祭祀，是用有形之物感通无形之神，以实质之物沟通虚无之神，必须使同类相互感应、同气彼此相合，相合以后才可以使神灵亲临，才可希望神灵降临。如今在圜丘祭地，从气来说并不相合，从类别来说也不相应，却求高明厚重的神灵来享用祭祀，不是很难吗？”后来最终采用了他的意见。改任直秘阁、梓州知州，历任寿州、河中府、邓州、郓州、青州知州。徽宗即位后，召回任刑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陕西把刍草粮食运往边境，旧制度命令内地各郡转运供给，使百姓困苦。昌龄建议停止转运，只由本州输送，并按路程多少征取费用来帮助边境买粮，朝廷听从了。每年节省买粮钱五百万缗，公私都感到便利。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又任户部侍郎，历任青州、杭州、越州知州。去世时六十五岁，诏令派封傅护送遗体回乡，丧葬费用由官府供给。他的儿子名常。宇文常字权可。政和末年，任黎州知州。有人上书请求在大渡河以外修筑城邑，以便互市，诏令征询宇文常的意见。宇文常说：“自从孟氏入朝归顺，太祖取来蜀地地图观看，划定大渡河为边界，经过一百五十年，西南夷族没有造成祸患。如今如果在大渡河以外建城设邑，敌情将会离心反复，边境的嫌隙逐渐扩大，这不是中原的福气。”不久任成都路茶马提举。自熙宁、元丰以来，每年收入的马匹很多；到崇宁、观间，这项制度才开始败坏。茶马提举官每年把收入中的剩余上缴，官吏借机作弊，买到的马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二，还拖欠马价，夷人都很怨恨。宇文常把这些弊端全部革除，马匹于是超过定额。加直秘阁，改任夔州知州，升秘阁修撰。官阶累升至中大夫。去世。许几，字先之，是信州贵溪人。年轻时以诸生身份到魏州拜见韩琦，韩琦勉励他进入太学。考中进士，调任高安、乐平主簿，任南陵县知县，归还百姓托给僧尼而被他们侵占的数百人。任京西常平提举，任开封府推官，升至将作监。官吏和工匠相互勾结作弊，凡是砍削、涂饰、彩绘的工程本应按次序使用材料，但工程一开始便把全部供给一次发下，费用没有节制，而且担心分配不均。许几反过来为此制定期限和程序，使费用减少而工效加倍。两次升任太仆卿、户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郓州知州。梁山泺盗贼很多，都是以捕鱼为生的人建立的藏身窝点。许几把十户编为一保，规定早晨出去、晚上回来，否则就上报，一经发现便彻底追查，没有逃脱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许几有办事才干，善于理财，因此四次进入户部，最终升到尚书。他曾因实行摇泉布法被罢职，又因处理染院事务不实，任婺州知州。升任枢密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调任成德军知军、太原府知府。张商英裁减官吏俸禄时，许几参与了议定，因此被贬为永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袁州。遇到恩赦，恢复中大夫官阶，去世。

译程之邵，字懿叔，是眉州眉山人。曾祖程仁霸审理案件，暗中积有阴德。程之邵因父亲荫补任新繁主簿。熙宁年间改革募役法，常平使者想把各州县的民力一概调配，以有余补不足。程之邵说：“这项制度是承袭周代平均民力的遗意，应当各自用一县的力量供给一县的劳役，怎么能让这个县帮助别的县呢？”使者惭愧佩服，征召程之邵为属官，听任他施行。熊本巡视蜀道回来，对朝廷诸臣说：“役法刚开始施行，成都路执行得最详尽，这是程之邵的功劳。”诏令召见他，成都知州赵抃上奏请求留下他。入朝任三司磨勘官，查出隐瞒的数十万缗钱。随副使蹇周辅计量江、岭一带的盐务回来后，授任广东转运判官。元祐初年，任利州、梓州路常平提举；蹇周辅获罪，程之邵也被罢职，任祥符县知县。不久任泗州知州，又任夔路转运判官。夔州知州强横凶狠、不奉法令，程之邵弹劾并依法治其罪。大宁井盐利润丰厚，先前议定总要储存其中一半供官府使用，其余卖给百姓，却让百姓先交钱，盐又供应不足，百姓因此诉说困苦。程之邵把储存的盐全部发给他们，商贾流通之后，关税收入增加了数倍。授任主管秦、蜀茶马公事，革除黎州买马的弊端，每年仲秋开始交易，四个月后停止；把多余的茶运入熙州、秦州交换战马，因此得到的良马更多。任凤翔府知府时，百姓负债无力偿还，便焚烧自己的房屋，却欺骗说是失火；有掌管仓藏的官吏杀死四名婢女，没人知道。程之邵查出并揭发了这些事，岐地百姓传诵他的事迹。调任郑州知州。元符年间，程之邵再次主管茶马事务，买到的马匹达到一万匹，取得茶税四百万缗。童贯在熙州、岷州用兵，没有等待奏报，便运茶前往博籴，并拨钱二十万亿资助军费。程之邵接连加授直龙图阁、集贤殿修撰，三次提升官阶，任熙河都转运使。秦凤出兵时，命他负责经制，他随即说已经准备好十万骑兵的三百日粮饷。徽宗很高兴，升任他为显谟阁待制。敌军侵犯熙河，程之邵代理帅府事务，屯兵巡视边境，敌军于是退去。不久他得病去世。当时正要记录功劳、转升太中大夫，尚未来得及接受任命便去世了，追赠龙图阁直学士，官府派人护送丧柩回乡。他的儿子程唐，官至宝文阁学士。龚原，字深之，是处州遂昌人。年轻时和陆佃一同拜王安石为师。考中进士高等，元丰年间任国子直讲，因虞蕃诉讼之事丢官。哲宗即位后，前往诉理所申诉并获得昭雪，任国子丞、太常博士。当时正讨论北郊祭祀，龚原说：“合祭是不合道理的。天子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既然不会因为寒冷而废止祭祀，难道能因为暑热而停止举行吗？这只是汉代儒生的浅陋说法罢了，希望赶快纠正它。”加授秘阁校理，充任徐王府记室，出任两浙转运判官。绍圣初年，召回任国子司业，入朝应对时，皇帝问：“卿历任徐王府的官职，为什么又被外调，难道不是大臣的私意吗？”龚原回答：“臣出使本乡各部，得以了解民间事务；臣一向只知道事情是这样，却不知道其中原因。”不久兼任侍讲，升任秘书少监、起居舍人，代理工部侍郎。因受到曾布器重，安惇以他任直讲时的事情加以弹劾，于是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润州知州。徽宗初年，入朝任秘书监，升任给事中。当时任命的五名郎官都是执政大臣的姻亲，他全部驳正；又论奏郝随获罪，不应居住京师，邓洵武也不应再次进入史院。朝廷议论认为皇帝正在为哲宗服丧，应当遵循开宝年间的旧例，服齐衰一年。龚原说：“三年的丧制，从天子直到庶人，都是一样的。”主持此议的人斥责他妄言，贬为南康军知军，改任寿州知州。不久朝廷果然采用三年丧制，于是恢复他的修撰职，任扬州知州。回朝后，历任兵部、工部二侍郎，授宝文阁待制、庐州知州。陈瓘弹劾蔡京，龚原和陈瓘友善，有人说其实是龚原指使的，于是被削夺职务，居住和州。起用为亳州知州，任命下达时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起初，王安石改革学校制度，招引龚原来帮助自己，龚原也竭力效力。后来司马光召他谈话，讥刺并抨击王氏学说，龚原反复为王安石辩解，毫不退让。司马光叹道：“王氏的习气还这样吗？”龚原任国子司业时，请求把王安石撰写的《字说》《洪范传》以及王雱的《论语》《孟子义》刻板传播给求学者。因此当时学校应试者的文章纷纷仿效这些著作，这种弊端就是从龚原开始的。崔公度，字伯易，是高邮人。他口吃，不能畅谈，但内心极其聪敏，书只要读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刘沆推荐他为茂才异等，他以有病为辞，不接受任命。因父亲任官的缘故，补任三班差使，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于是更加闭门读书。欧阳修得到他所作的《感山赋》，拿给韩琦看，韩琦将它献给英宗，英宗便把崔公度交给史馆。授任和州防御推官，任国子直讲，因母亲年老而辞职。王安石执掌国政时，崔公度献上《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王安石解下衣带握住他的手，请他留下交谈。召他到延和殿应对，升任光禄丞，任阳武县知县。京官拜见府尹，按旧例应当在庭下行拜礼；公度怀疑这是府尹羞辱自己，直接到王安石那里申诉，王安石让邓绾推荐他任御史。不久任崇文校书，删定三司令式，于是公开宣称京官在庭院拜见府尹不合适，王安石便下令让编敕所修改了这种制度。加授集贤校理，任太常礼院知院。崔公度从平民起家，没有什么操守，只知道献媚依附王安石，白天黑夜都去拜访；即使王安石蹲在厕所里接见他，他也不以为意。一次他从后面抓住王安石衣带的末端，王安石回头，他笑着说：“相公的衣带上有污垢，我恭敬地用袍子替您擦掉罢了。”看见的人都笑他，他却安然自若，并不觉得羞耻。请求任海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历任兵部、礼部郎中、国子司业，授秘书少监、起居郎，都推辞不接受。历任颍州、润州、宣州、通州知州，以直龙图阁身份去世。蒲卣，字君锡，是阆州人。他的母亲任氏博学能识字，乡里称她为“任五经”；蒲卣年幼时便以聪敏开悟闻名。考中进士，历任利州司户参军、三泉主簿、合江和金水两县知县。任文州通判时，有人提出建议，想开通文州的道路直达陕西，蒲卣说：“洮州、岷州、积石山到文州非常近，从文州出发经江油，正是邓艾攻取蜀地的旧道。当年鬼章想从这里窥伺蜀地，因为道路险要狭窄才被阻止。西夏人谋划这条路已经很久了，难道可以替他们打通道路吗？”这项建议于是被阻止。

译任睦亲宅教授，提举湖北、京西常平。崇宁年间清丈田地，转运使因为经费不足，想估算费用来确定税额，蒲卣说：“诏旨是要施恩惠给百姓，起初并不是要增加赋税。”宛地、穰地土地广阔肥沃，宋朝初年招募百姓开垦，允许作为世代产业，并命令不得随意上诉，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大约一百年。好诉讼的人逐渐利用改变佃户制度来动摇它，蒲卣一概禁止。有把土地献给权贵、并因内降诏令而获赐受理的人，蒲卣说：“土地多达千顷，佃户将近数百，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已经很久了，一旦改隶他人，众人将会不安。先朝明诏都还在，不能改变。”朝廷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任湖南刑狱提点，历任鼎州、辽州、陇州、宁州知州，又任潼川路刑狱提举。有人建议在泸州、叙州之间实行酒类专卖，说每年可以得到二十万钱。蒲卣说：“先朝考虑到这里夷汉杂居，所以放宽酒类专卖禁令，以惠及安抚边民。如今实行这个办法，还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好处。”于是停止了此事。官阶累升至中大夫，去世时七十二岁。《左传》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看张阁、张近治理郡政，郑仅镇守藩郡，宇文昌龄父子便利边地买粮、革除茶马制度，许几、程之邵经营财政运输，蒲卣议论税收和专卖，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至于张阁为了固宠而迎合花石纲，以及龚原、崔公度奉王氏学说、用谄媚侍奉王安石，就为士大夫所不齿了。列传第一百一十三。沈铢的弟弟沈锡，路昌衡，谢文瓘，陆蕴，黄寔，姚祐，楼异，沈积中，李伯宗，汪澥，何常，叶祖洽，时彦，霍端友，俞栗，蔡薿。沈铢，字子平，是真州扬子人。他的父亲沈季长是王安石的妹夫。沈铢年轻时跟随王安石学习，考中进士高等，官至国子直讲。沈季长主管监事时，改任审官主簿，因虞蕃一事获罪免官回乡。元祐年间设置诉理所，获罪的人争相自陈，唯独沈铢不发一言。绍圣初年，起用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崇政殿说书，奉诏共同编纂元祐年间臣僚的章疏。因进讲有功，授任右司谏，他推辞了，改任起居郎、代理中书舍人。吴居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沈铢论奏他任京东使者时聚敛财物，诏令吴居厚详细陈述事实，他无法回答，被罚金。讲解《诗经·南山有台》时，讲到“万寿无期”，认为这是太平的基础，是建立政权并使其长久的征兆，哲宗多次点头赞许。正式任中书舍人兼侍讲，不久称病，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宣州知州，后去世。弟弟是沈锡。沈锡字子昭，因王安礼任用，任鄂州司户参军。崇宁初年，任讲议司检讨。蔡京正在给元符年间上书的人排定次序，想要定罪，沈锡说：“远方士人未必了解朝廷的好恶，如果一概治罪，恐怕不是敦厚世道人心、砥砺风俗的办法。”蔡京不听。授任卫尉丞，升祠部员外郎，任江东刑狱提点、婺州知州。入朝任左司员外郎，兼任定王、嘉王二王侍讲，升任太常少卿，授兵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身份任应天府知府，调任江宁府知府。张怀素被诛杀后，朝廷怀疑他的党羽有人逃脱，江淮之间往往因诬告而兴起狱案。沈锡到任郡中，有人来告发，他审查后发现是虚妄之事。于是具疏上奏朝廷，从此其他郡被拘捕的人也都得以释放。历任海州、泰州、汝州、宣州知州，以通议大夫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宣奉大夫。路昌衡，字持正，是开封祥符人。由进士起家，官至太常博士。参与审理陈世儒一案，逮捕审讯严酷苛刻，甚至士大夫和命妇也都不能幸免。升任右司员外郎，历任江淮发运使、陕西转运副使，任广州知州，调荆南，又调潭州，加直龙图阁、庆州知州。绍圣年间，召回任卫尉卿、大理卿，升工部侍郎，不久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开封府知府。李清臣有个狂妄妇人的诉讼案件，路昌衡把她判处重刑。出任瀛州知州，调永兴军，升直学士、任成都知府。徽宗即位后，应诏上书说：“近年以来，西方用兵，导致兴起大规模劳役；谋求财利损害政事，奸佞之臣蒙蔽君主，这四件事都是阴气过盛造成的。自陕州以西，民力受到创伤，百姓无法生活。灾异的变化产生于天地失和，起因于人心怨恨。所以妖星出现，大河横向决口，秋雨连绵不止，各路发生饥荒，尸体暴露在道路上，妻子儿女被抛弃，家产被毁散，用来应验星火的灾异。百姓辛勤劳苦、憔悴不堪，大多不能活着回来；人心已经这样，却想让他们没有怨恨，实在困难。” 不久因李清臣案件获罪，被贬为司农少卿，分司居住在郢州。第二年，起用为滁州、定州知州，恢复直学士，任开封府知府。他请求严惩告发、捕捉虚妄之人的法律，以安定诽谤诉讼之风。调任南京留守，又因先前上书之事获罪而被削职，列入党籍，去世。宣和五年，追赠龙图阁学士。谢文瓘，字圣藻，是陈州人。考中进士甲科，任大名府教授。元丰年间，上疏说：“臣下推行新法，大多失去了原本的意图；而鞭打、笞责、禁锢等做法，使百姓受到虐害。搜刮聚敛的办法太多，数不胜数。那些不急需的征收和不合理的索取，应当停止或减少。”大臣认为这是讥讽朝廷，商议给他定罪。神宗说：“他只是说奉行法令的人不合适，并不是讥讽朝廷。” 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履推荐他任主簿，他三年没有到执政大臣的府署拜访。召见应对后，授任秘书省正字、考功员外郎、右司员外郎。绍圣末年，都水使者建议修建广武四道石岸，朝廷命令先修几十步，来验证是否可行。黄河水流湍急凶猛，服役的人多有死亡，一方百姓深受其苦，工程也无法完成，但都水使者反而更竭力坚持原来的主张。谢文瓘分条陈述利害，停止了这项工程。徽宗即位后，升任起居舍人、给事中。诏令编修《神宗宝训》，谢文瓘请求选择当时重大的政事和官员升降罢黜，节取其中要旨，再为这些内容作解释进呈。但他所论说的内容大多是王安石，认为神宗能够察觉众多毁谤，任用王安石而不改变，于是朋党消除，皇帝的威权树立，其余事情也都仿照这一点。辽主洪基去世，谢文瓘出使吊唁，命令随从更换服装后入境，因此被贬低两级官阶。崇宁元年，出任濮州知州。不久朝廷追查党人之事，他因元丰年间上疏以及曾经送信给吕公著而获罪，再次被贬到邵武军，后调处州。皇帝翻阅党籍说：“朕已经彻底知道谢文瓘的始末。”命令把他从党籍中除名，于是任集英殿修撰、济州知州，去世。他的儿子谢贶，宣和年间任驾部员外郎、汝州知州。钦宗时，上密封奏章十篇，论事切中要害。出使金国回来后，任京西北路刑狱提点。金人侵犯汝州，谢贶从襄阳率兵前往救援，战死。

译陆蕴，字敦信，是福州侯官人。年轻时便有声名，考中进士，任太学《春秋》博士。因经书博士裁减员额，改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崇宁年间，任河北、两浙学事提举，入朝应对时说：“元祐时期持不同意见的俗学之士，既然不肯为我朝所用，近来的诏令却不禁止他们担任一路长官，仍然可以做太守县令，臣愚昧，不知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于是授任礼部员外郎，转任吏部，升辟雍司业、太常少卿。因讨论原庙不合礼制，被贬为瑞金县知县。回朝任太常，升国子祭酒、中书舍人。请求修缮各州天庆观，建立学事司考核法。升任大司成，擢为御史中丞。他援引门下侍郎余深与自己有亲属嫌疑，请求自行回避，徽宗说：“相互回避的法令，是防止有关部门不能完全公正；侍从是朕所信任的人，怎么能和普通官员一样呢？”不准许。陆蕴很能论奏政事，曾说：皇帝一天之内多次下诏，而前后互相矛盾，这不是使命令受到重视的办法；辅佐皇帝的大臣、宦官和外戚，获赐宅第并营造建筑，甚至放任拆毁百姓住宅，县官又向百姓购买材料而不给价钱；贵族游宦的子弟凭借侍从官身份领受闲散机构的职务，奉召入朝，人员过多而没有益处；赏赐超过制度，朝廷内外的用度超过赋税收入；皇帝屡次临幸私人住宅，违背尊卑的分别，这对臣下也不是福气。他所说的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福州知州，改任建州知州。当时他的弟弟陆藻由列曹侍郎外调任泉州知州，路过陆蕴任所，兄弟合乐设宴款待，闽地人认为是盛事。加授显谟阁直学士，因病请求退职，提举鸿庆宫。当时两浙正在用兵，邻近各郡都在修治城防、整备守御，陆蕴听到命令便动身，督察使弹劾他逃避职事，削夺官职。后来稍稍恢复集英殿修撰，去世。黄寔，字师是，是陈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司农主簿，逐步升任京西、淮东常平提举。元丰末年，朝廷议论罢除常平提举官，命令尚未发布，黄寔的舅舅章惇让蔡确把黄寔调任开封县镇提点。升任梓州路、两浙刑狱提点，京东、河北转运副使。哲宗认为黄寔任监司已久，商议召回任用，曾布暗中阻挠。林希说：“黄寔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苏轼的儿子，他的行为不正，不应任用。”于是任陕州知州，后为江淮发运副使。出使祝贺辽主登位，到了边境，迎接人员发来文书，称为“贺登宝位使”。黄寔答复说奉命出使的名目中没有“宝”字，拒绝接受。回来后授太仆卿，再升宝文阁待制、瀛州知州，调任定州知州。朝廷下旨登记邻近各郡的民兵，借机扰乱困苦百姓；黄寔把檄文扣下没有发布，并说明利害上奏请求，事情因此被搁置。死于任上，追赠龙图阁直学士。黄寔孝顺友爱，敦厚和睦，世人称赞他的内在品行。苏辙在陈州时和黄寔交游，因此结为儿女亲家，后来黄寔又和苏轼友善。绍圣年间党争祸乱兴起，黄寔因为是章惇的外甥而得以免罪，但也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任职。姚祐，字伯受，是湖州长兴人。元丰末年考中进士。徽宗初年，授任夔州路转运判官。将要出发时，适逢皇帝到禁苑试射弓箭，姚祐献上《圣武临射赋》。皇帝非常高兴，留下他任右正言。历数并阐述绍述之说，升任左司谏。建议设置辅郡来拱卫京畿，升殿中监。六尚局的官制制定完成后，凡是用来奉养皇帝、统率属官、考察举荐、核查违失以及评定官员勤惰优劣的制度，都由姚祐裁定。因母亲年老请求任外郡，授显谟阁待制、江宁府知府。当时奉命搜捕张怀素，姚祐追赶并捕获了他，又任殿中监。过了一年，以直学士身份任郑州知州，改任秦州知州。有人请求调熙河的弓箭手迁往边境，以节省轮番戍守的劳费。姚祐认为人们眷恋故土，不愿迁徙，请求把两年作为一轮调发的期限；期满后已经安居乐业而愿意留下的人，才听任其留下。又请求挑选熙州、秦州的富民，按丁授田，免除劳役并借给粮食，以鼓励耕种。扩大秦州东川、西川地区，修建城墙，严格设置防御，以控制熙河、泾原地区，朝廷都听从了。又任殿中监，改任吏部侍郎，命他镇守蜀地，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谢。升任工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任大名府尹，升延康殿学士，又任工部尚书，调礼部。母亲去世服丧后，授太原府知府。县中有个小吏修造坟墓，逼近姚祐祖先的坟墓，姚祐怀疑这是压制自己的做法，请求解除官职守丧。此前，诏令允许姚祐买下祖墓旁边的全部土地，于是他连同迁走了其他坟墓；小吏不肯服从，所以姚祐借此作为理由。言官弹劾他挟私仇要挟君主，事情便停止了。以提举上清宝箓宫身份去世，追赠特进，谥号文禧。楼异，字试可，是明州奉化人。考中进士高等，调任汾州司理参军，后调入永兴虞策的幕府，监理在京文绣院，任大宗正丞，升度支员外郎。为了奉养父母，请求任泗州知州；又任吏部右司员外郎、左司郎中、太府卿、鸿胪卿，授直秘阁、秀州知州。政和末年，任随州知州。入朝辞行时，请求在明州设置一个专管高丽事务的机构，建造一百艘船，以满足使者的需要，遵循元丰年间的旧制。州中有广德湖，他想把湖开垦成田，收取租税便可以供给经费。徽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改任明州知州，赐给金鱼袋、紫衣。皇帝从内府拨出六万缗钱作为造船费用，治理湖田七百二十顷，每年收获粮食三万六千石。加官直龙图阁、秘阁修撰，后来升至徽猷阁待制。明州百姓靠湖水灌溉，获利很广；过去有人包占湖水侵害百姓，他却听从异议者的命令，把湖水全部放掉，开垦成田。从此遇到旱灾，乡人都怨恨他。在明州任职五年后，他又请求把温州的船官改为直属，以便役使；还请求调用越州、台州的盐来补助经费。诏书责备他说：“本州自有盐法，却不能兴办起来，反而想东取台州、西取越州，这就是把邻国当作排泄沟了。”睦州盗寇兴起时，他善于整治城防，取得了功绩，升任徽猷阁直学士、平江府知府，后来去世。沈积中是常州人。赐进士出身，任辟雍正、户部员外郎，升至秘阁修撰、河北转运使，召入授户部侍郎，升任尚书，任河间府、真定府知府。沈积中本是王黼提拔的人，王黼正图谋燕地，派他窥探边境的空隙。中书舍人程振对他说：“应当想到将来覆灭家族的灾祸。”沈积中感念他的告诫，到任后写信向程振道谢，并详细说明此事不可行，程振把信公开报告朝廷。不久宋军在白沟战败，童贯回来，沈积中被罢为提举上清宝箓宫。得到燕山后，又任命他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同知府事；尚未赴任便去世了。有人说他被盗贼杀死，有人说是婢女杀的，最终也无法查明。童贯厌恶他从前说过的话，追究削夺他的官职。建炎年间，宰相上奏提及他的书信，才把他的官职全部恢复。

译李伯宗，字会之，河阳人。考中进士，任内丘、咸阳、太康县知县。他上书建议：“朝廷实行方田均税法，应命令在丰收年推行。现在州县官吏，有些苟且简略、心怀异志的人，把丰熟说成灾荒；有些贪图升迁、侥幸求赏的人，则把灾荒掩饰成丰熟。希望深入查察这些违犯法令的行为，并把他们处以刑罚。”他查括县中壮丁充当士兵，得到一千人，把姓名、人数和考核检阅的方法上报朝廷。知枢密院蔡卞很高兴，推荐他任提举京畿保甲，让他实行自己的主张，增加兵籍二万人。不久有人告发他，诉状多达八百七十件，于是降为相州通判、提举白波辇运，提点江、淮坑冶铸钱，入朝任将作少监。开封有百姓出售神祠中的旧帽子，并在帽上装饰龙纹，官吏认为这是乘舆服御之物。李伯宗说：“这没有别的，应当只按不应这样做来治罪。”开封府尹不听，把事情完整上报请示，结果诏令依照李伯宗的意见办理。他历任大理卿，入朝应对时说：“现在情节重而法律处罚轻的，允许上奏请示；情节轻而法律处罚重的，却不允许这样做，恐怕不符合仁圣忠恕的本意。”徽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刑部侍郎。他与王黼不能相容，有个胥吏因轻微过失被罢免，他也因此被提举崇福宫。第二年，任同州知州，调任陕西都转运使。以通奉大夫、显谟阁待制的身份去世，追赠光禄大夫，谥号为“荣”。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年轻时跟随胡瑗学习《易经》，又向王安石求学，著有《三经义传》。汪澥赞同王安石的学说，并且首先传播他的观点。熙宁年间太学建成，分掌记录学政。考中进士，调任鼎州司理参军、黟县知县，入朝任太学正，屡次升任国子祭酒，兼任定王、嘉王的翊善，提拔为中书舍人，任大司成。因议论学制与朝廷不合，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婺州知州，改任颍昌府知府，又改任陈州、寿州知州，调任应天府知府。他上章辞行，被提举崇福宫。去世后，追赠宣奉大夫。汪澥从平民时起便负责记录天子的学业，后来任太学正，继而任司业、祭酒，直到大司成；以儒学著名而任官三十年，当时的人士都推重他。何常，字德固，京兆人。考中进士，任开封府兵曹。绍圣初年，有人说苏轼掌管科举文柄，所取的士人中有诋毁宗庙的，何常也在其中，于是出任原州通判。历任将作丞、陕西转运判官、熙河转运副使。有人建议借给百姓金帛，让他们把粮食运到边塞。何常说：“车牛转运，百姓已经疲困，但还没有到死亡的地步；如果粮食由官府供应，百姓便不会受害。现在强行给他们金帛，让他们自己运粮，我担心这并不利于贫弱百姓。”熙河帅臣和监军弹劾他，他因此降秩，调往成都路。宦官带着御札来到，命令织造戏龙罗二千匹、绣旗五百面。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器的装饰，臣怎敢不奉诏办理。戏龙罗只供皇帝服用，每天穿一匹，一年不过三百多匹；现在却要数倍于此，没有益处。”诏书嘉奖他的言论，因此减去四分之三。授任直龙图阁，加集贤殿修撰，出任陕西转运使；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秦州知州，转为通议大夫。间谍报告说西夏人正在大量修筑堡垒栅栏，朝廷商议出兵牵制。何常说：“羌人生长于射猎，如今却困于筑墙修堡，舍弃长处而使用短处，我们可以拱手等待他们自行困弊，不必有所行动。”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镇守秦州六年，察访使方邵弹劾他违法贩酒，借用官府的米和曲，却毁掉有关账册。案件审理完毕后，他被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几个月后，恢复原官。最终任右文殿修撰，享年七十三岁。史臣评论说：西汉末年，士大夫阿谀奉承、消沉懦弱，国家于是走向灭亡。东汉的贤士以风节相互推重，激成了党锢之祸。宋朝元祐时期类似东汉，崇宁、宣和时期类似西汉末世，大概是忠直之臣获罪以后，众人便相互习惯于宽容取悦罢了。君主骄纵、臣下谄媚，这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看看沈铢等人，只是随时俗而沉浮，不能使国家存亡，哪里配称为士人呢！叶祖洽，字敦礼，邵武人。熙宁初年，策试进士，叶祖洽的对策专门迎合当权者的意旨，考官宋敏求、苏轼想黜退他，吕惠卿却把他提升为第一名。任签书奉国军判官、判登闻检院，由国子丞出任湖州知州，后留任校书郎。元祐初年，历任职方、兵部员外郎，加集贤校理，升任礼部郎中。给事中赵君锡弹劾他的对策讥刺并涉及祖宗朝，叶祖洽自行辩解，事情交给各位从官评定。苏轼、刘分攵说：“叶祖洽说祖宗的纪纲法度因循苟简，希望朝廷与大臣共同谋划加以革新。这可以说是议论乖谬；但如果说是讥刺，就不可以。”于是只把他调出任提点淮西刑狱。绍圣年间，入朝任左司郎中、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叶祖洽性情狠毒固执，喜欢谄媚依附，秘密说王珪在册立皇后时有不同意见。哲宗说：“宣仁圣烈皇后，是妇人中的尧、舜。关于社稷的大计，圣意一向已经确定，朕已经命人起草诰命，明确说明这一旨意。”叶祖洽又说：“如果认为王珪没有留下痕迹，那么黄履、刘拯已经相继议论过这件事了。希望考察并合议众人的意见，再由陛下独断。”王珪于是被追贬。他又说：“司马光、吕公著得以寿终正寝，恩礼优厚；蔡确接受遗诏、参与确定国策，却被贬死在岭外，请抚恤他的孤儿。”他的议论大多如此。林希推荐叶祖洽，说他最为趋向正道；皇帝说不可重用，于是作罢。他因举荐王回而获罪，被出任济州知州，调任洪州知州，又因谋利贪赃而闻名。叶祖洽与曾布关系亲厚，人们称他为“小训狐”。曾布掌权后，想以吏部侍郎召回他，韩忠彦不同意，便上奏任命他为宝文阁待制、青州知州。尚未赴任，曾布最终还是引荐他任吏部侍郎。曾布罢相后，叶祖洽才出任定州知州。将要出发时，他在皇帝面前大肆夸言，甚至说：“当时如果蔡确稍微错失时机，王珪果真实现奸谋，那么神宗就会失去正统，不知今天的神器将归于谁。臣为朝廷和宗社建立了辨明是非的功劳，正定王珪的罪行，使忠臣和奸邪在千万年后受到劝戒和阻止，用这个来报答神宗就足够了。”徽宗恼怒他浮躁妄言，降为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从此不再任用。过了很久，任洪州知州，改任亳州知州，加徽猷阁直学士。政和末年去世。

译时彦，字邦美，开封人。考中进士，任签书颍昌判官，入朝任秘书省正字，屡次升迁至集贤校理。绍圣年间，升任右司员外郎。出使辽国时失职获罪，被罢官；不久恢复集贤校理，任提点河东刑狱。蹇序辰出使辽国回来后，他又因先前接受赏赐而加官，却隐瞒不报，再次被停职。徽宗即位，召任吏部员外郎，提拔为起居舍人，改任太常少卿，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河东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广州知州。尚未出发，授吏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任开封尹。从前都城苦于盗贼很多，捕获后盗贼却都逃亡，负责捕盗的卒吏害怕移送审问，往往略过不办。时彦开始请求一律以公凭作为查验依据，否则便拘押起来等待回复；各坊县稍稍安定，监狱也多次空虚。几个月后，升任工部尚书，进任吏部尚书，去世。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进人。徽宗即位，策试进士时考取第一名，授宣义郎。不到一个月，提拔为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起居郎、中书舍人，穿金紫官服。按照旧例，他只应佩黑色角带；皇帝回头看见后说：“给事中、舍人等官，服饰怎么相差如此悬殊？”于是开始命令他们佩犀带、佩鱼袋。升任给事中、大司成、礼部侍郎。霍端友说：“朝廷尊贵安稳，是由于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可以命令内外侍从官轮流出任地方、交替入朝，以供职禁宫、镇守大州，使天下的形势如同手持衡器，或许可以避免头重尾轻的忧患。”奏疏送入后，他立即请求补任地方官，于是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平江知府。改任陈州知州，为政以宽厚著称，不树立威势。陈州地势低洼，久雨便积水；当时虽疏浚新河八百里，但距离淮河还远，水不能及时排泄。霍端友请求再开挖二百里，使河道直通淮河，从此水患便消除了。宦官石焘传诏索取几十株瑞香花，霍端友不同意，上疏请求罢免此事。又以礼部官职召回，转任吏部。官至通议大夫。去世后，追赠宣奉大夫。俞栗，字祗若，江宁人。崇宁四年，凭上舍生身份赐进士出身，任签书镇南军判官。尚未赴任，又任辟雍博士、秘书省正字、吏部员外郎、起居舍人，兼任定王、嘉王的记室，提拔为中书舍人。任职三个月，升给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议停止扩建石炭场，俞栗驳斥说不对。授显谟阁待制、蔡州知州，第二天又被留在朝中。过了一年，最终出任襄州知州。回朝后，授给事中，上言：“学校是三代的学校。然而崇宁四年以前，议论者认为学校是好的；到了五年，又说不好。大观三年以前，议论者认为是好的；到了四年，又说不好。难道学校本来就这样吗？只是观望形势的人没有定论罢了。一定要使士人能够成才，人们没有不同的议论，不好的事情不从学校产生，这才算得当。”他的意见有不少被实行。蔡京第二次任宰相时，怨恨以前任用的士人多有背叛自己，叶梦得说只有俞栗没有这样做，于是授任他为御史中丞。俞栗陈述士风的六种弊病，又揭发户部尚书刘炳在考举子时的隐秘过失。蔡京正倚重刘炳为心腹，俞栗违背了他的意旨，于是改任俞栗为翰林学士。又升任兵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开德府知府。石公弼在襄州，因为论述衙前事务而被贬为言官，言官说此事其实是俞栗倡议的，于是俞栗被罢官，提举崇禧观。最终因诋毁绍圣法度，被贬为常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太平州。尚未到达，恢复为述古殿直学士、江宁府知府，去世。蔡薿，字文饶，开封人。崇宁五年，以诸生身份参加策试，揣测蔡京将要重新被任用，便在对策中说：“熙宁、元丰时期的德政功业，足以与上天相配；不幸后来却接着是元祐。绍圣时期继承、阐述先帝事业，足以使后世永远依赖；不幸后来却接着是靖国。陛下两次下诏求言，希望听到至理之言、收取实际效用。然而元符末年出现的人，正庆幸时局变化而放纵奸言，乘着空隙发表异议，诋毁诬陷先帝的功业却不以为疑，动摇国家的是非标准也不以为惧。希望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预先处置，断绝它的根源。”于是被擢为第一名，把他的对策颁布天下。他刚脱去布衣，便授任秘书省正字，升任起居舍人。不久任中书舍人。从平民到侍从官，只用了九个月，这是前所未有的。不久升任给事中。一心依附蔡京，排列族属关系，尊蔡京为叔父。蔡京命蔡攸、蔡修等出来相见，蔡薿急忙说：“从前大错了，您原来是叔祖，这几位是父辈。”随即排列行礼拜见。八宝赦恩时，诏令尚书省、门下省选择元祐党人中情节较轻者，除去党籍。蔡薿不肯签署，言官弹劾他不能推广皇上的恩典，使获罪多年的人成得以洗雪。出任和州知州。第二年，加显谟阁待制、杭州知州。起初，蔡薿尚未中第时，曾写信拜访陈瓘，称赞陈瓘的谏疏像陆贽，刚正像狄仁杰，明达道理像韩愈。等到参加对策，他的立论突然改变，于是想加害陈瓘以使他闭口。后来借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告发蔡京谋反之事，把陈瓘逮捕押送京师。蔡薿又入朝任给事中，并与宰相何执中谋划，让石悈审理陈瓘，陈瓘几乎不能免祸，事情详见《陈瓘传》。御史毛注说：“陛下修明善政以顺应天意，斥逐大奸以安定国家，而蔡薿以巧言迷惑众人，制造事端。”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范柔中先前因上书被列入邪党，到这时却要给他进阶。蔡薿说：“范柔中曾经诋毁神宗，哲宗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自今年春天党人恢复官职以来，士人议论震惊，对绍述之事产生了疑惑。请削除他的升迁次序，以明确表示朝廷的好恶。”皇帝听从了。张商英任宰相时，常安民写信给他，激励他行善。蔡薿的弟弟蔡莱剽窃这封信的草稿给蔡薿看，蔡薿便弹劾常安民，想借此动摇张商英。蔡薿升任翰林学士，因妄议政事获罪被罢官，提举洞霄宫。起用为建宁府知府。神霄宫正在兴建时，蔡薿先为本路奏报办理情况，皇帝下诏褒奖，召入任学士承旨、礼部尚书。他曾暗中依附权贵宠臣，事情败露后，徽宗命他入朝应对，准备当面责问他。他过了一个多月仍不奉诏，皇帝大怒，命令贬黜他。御史说：“蔡薿在太学时，便挟持诡计钳制诸生；任侍从官时，揭发私事来胁迫宰辅；处在门下省时，借国家法令来发泄私怨；任郡守时，妄自尊大而蔑视监司。他从金陵被召回，却傲然把自己当作丞辖；升任礼部尚书后，反而心怀不满。应当从重处罚。”于是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房州。

译宣和年间，恢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再任杭州知州。他处理政务喜怒任情，使用刑罚极其惨酷。方腊叛乱后，西北戍卒轮换回乡，每人得到犒赏的绢帛；蔡薿禁止百姓与他们交易，便压低价格强行收取。戍卒愤怒，趁蔡薿夜间宴饮宾客时放火焚烧州府，等他出来救火时杀死他。蔡薿知道局势汹涌，翻墙逃走，才得以免死。诏令削夺他的官职，罢官回乡。第二年，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去世。史臣评论说：自太宗年间设置大科取士以来，许多士人居于首选，便越级取得显贵要职；有的人不到十年就做了宰相，也有很多人忠诚明亮、文雅厚重，成为当时的名臣。治平年间改变三年一次的制度，后来王安石又改革实行新法，士人的风气才开始改变。哲宗、徽宗推行绍述，崇尚王氏之学，不接受这种学说就无法取得高第。叶祖洽首先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被擢为第一名，从此士人纷纷效仿，士风大坏，得到人才也日益衰落，皇帝给予的恩典和官秩也越来越薄。熙宁以后直到宣和，首选的十八人中，只有何栗、马涓以及这五人有传；但时彦、霍端友器量狭小，叶祖洽、俞栗、蔡薿是奸邪小人。由于王氏之学不正，损害人的心术，横流泛滥，终于连国家也一起覆亡；祸害竟惨烈到这种地步，这就是孟子一定要辨明邪说、端正人心的原因。列传第一百一十四。贾易、董敦逸、上官均、来之邵、叶涛、杨畏、崔台符、杨汲、吕嘉问、李南公、董必、虞策及其弟虞奕、郭知章。贾易，字明叔，无为人。七岁时父亲去世，成为孤儿。母亲彭氏靠纺纱织布供给生活，每天给贾易十钱，让他跟随老师学习。贾易不忍心花用其中一钱，每隔十天，便把钱全部还给母亲。过了二十岁，考中进士甲科，调任常州司法参军。他认为自己是儒生，不熟悉法律条令，每年审议案件时，只求符合人情，说：“合乎人情的地方，也就是合乎法律的地方。”直到离任，郡中都称赞他公平。元祐初年，任太常丞、兵部员外郎，升任左司谏。他弹劾吕陶不为张舜民之事争辩，与吕陶相互攻击，于是又弹劾吕陶结党依附苏轼兄弟，并牵连文彦博、范纯仁。宣仁后恼怒他揭人隐私，想贬黜他，吕公著极力营救，于是出任怀州知州。御史说他的谢表文辞过分，调任广德军知军。第二年，任提点江东刑狱，召入授殿中侍御史。他于是上疏说文彦博在至和年间关于建储的建议不正确，宣仁后命交史馆处理；文彦博心中不安，最终解除平章重事的职务离去。苏辙任御史中丞，贾易因过去的嫌隙请求回避，改任度支员外郎，孙升认为这是降职。又改任国子司业，他不接受，任提点淮东刑狱。后来再次入朝，任侍御史。上书说：天下大势中可怕的有五件事：第一是上下互相蒙蔽，使毁誉不能符合真实情况。因此君主的聪明受到堵塞，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邪正没有区别，君子的道路日渐消退，小人的党羽日益进用。第二是政事苟且，任用的官员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此治理国家的道路不能成功，万事毁坏废弛；奸恶的官吏借机营私而自得，良民受害却无处申诉；愁苦叹息和不平之气充满天地，因而触犯阴阳和谐。第三是经费不足，增加财用不得其道。因此公私都困窘，没有及时预备的办法，衣食的来源日益窘迫；平安无事时尚且有忧患，一旦仓促发生许多事情，就会狼狈困迫，祸败随之而来。第四是人才废缺，而教育培养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因此士人君子没有实际可用的人才，愚昧不肖之徒却充满朝廷；污浊苟合、求容自保的风气不断滋长，背弃上意、欺骗君主的风气更加盛行，士气渐渐衰弱，将来还能和谁共同建立太平的基础？第五是刑罚、赏赐失当，使人心不知道趋向。因此把错误当正确，把黑说成白，彼此欺骗迷惑，以蒙蔽上级；给以高爵厚禄却不能使人受到劝勉，施以公开严厉的刑罚也不能使人感到畏惧，那么图谋私利、苟且免罪的奸邪，冒险贪货、触犯道义的风俗，还有什么不会出现呢？如今二位圣上焦心劳神地考虑治理国家，可天下的形势竟到了这种地步，掌管政事的人不能不忧虑。这就像睡在堆积的柴薪上，火还没有烧起来，却自以为安全，难道不可怕吗？既然如此，那么想知道毁誉的真伪实情，不如明察四方、广听意见，使下面没有壅塞蒙蔽的忧患。想使所有官员都承担责任，不如询问政事、考核言论，按照名分考察实际。想使增加财用不违背正道，不如重视农业等本业，抑制工商等末业，崇尚俭约，戒除奢侈僭越。想使教育培养必定采用正确方法，不如广泛开辟详细考察、延揽人才的途径，严格要求廉耻操守，使公卿大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召来应对、延请询问，以考察他们的才能；好的任用，不好的罢免。想使人心都知道趋向，不如用赏赐劝勉善行，用刑罚惩处恶行，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这样民心的志向就会确定，放纵、偏邪、淫逸、奢侈的行为也不会发生了。这些话虽然相当切直，但都是老生常谈，志在针对当时的困厄局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谋略。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上诉说浙西水灾旱灾十分严重，百姓困苦不堪。贾易率同僚杨畏、安鼎弹劾苏轼姑息百姓以博取声誉，迷惑朝廷的听闻，请求加以考察核实。诏书下达后，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认为此事正应宽免不问，以使百姓得以活命。贾易于是说：“苏轼从前在扬州题诗，把奉行先帝遗诏说成是‘听到了好话’；起草《吕大防制》时写‘民亦劳止’，引用周厉王的诗来比拟熙宁、元丰的政事。他的弟弟苏辙早年参加制科考试，文章错误、不合标准，却侥幸被滥行进用；他们兄弟从前都诽谤怨恨先帝，没有做臣子的礼法。”甚至拿李林甫、杨国忠作比喻，议论的人因此鄙薄贾易，他被出任宣州知州。授京西转运副使，调任苏州、徐州知州，加直秘阁。元符年间，屡次被贬为保静军行军司马，安置在邵州。徽宗即位，召任太常少卿，升任右谏议大夫。陈次升弹劾他是曾布的门客，于是改任权刑部侍郎，历任工部、吏部侍郎，不满一年便转为正式官职。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邓州知州，不久被列入党籍。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董敦逸，字梦授，吉州永丰人。考中进士，调任连州司理参军、穰县知县。当时正兴修水利，提举官调发百姓开凿马渡港，说可以灌溉田地二百顷。董敦逸向朝廷说明，认为得到的利益不能补偿造成的危害，核查结果果然如董敦逸所说。于是免除役夫十六万人，保全旧田三千六百顷。调任弋阳县知县，宝丰铜冶的役卒大多因诱骗掠夺而困苦，有人甚至因此死亡；董敦逸推究事情的始末，释放遣返数百名役卒。逐渐升任梓州路转运判官。

译元祐六年，召入任监察御史，与御史黄庆基一起说：“苏轼从前任中书舍人时，在制诰中指斥先帝的事情；他的弟弟苏辙与他内外呼应，扰乱朝政。”宰相吕大防上奏说：“董敦逸、黄庆基说苏轼所撰制词是诽谤毁谤先帝。臣私下考察先帝的圣意，本来是想使国家富强、军队强盛，征讨不服从者，只是一时群臣过分迎合顺从，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失当。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朝后，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事情加以纠正改革，这本来就是事理所当然。从前汉武帝喜好用兵，横征重敛而伤害百姓，昭帝即位后广泛采纳众议，多项政事被停止废罢；汉明帝还曾严察，多次兴起惨酷的狱讼，章帝即位后以宽厚改变，天下都悦服，却从未有人认为这是诽谤毁谤先帝。至于本朝真宗即位，放宽免除拖欠，以使百姓财力充足；仁宗即位，停止修建宫观，以休养民力。这些都是因时制宜，用来补救先朝的缺政，也没有听说当时士大夫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近来只有元祐以来，言事官借此中伤士人，同时想动摇朝廷，意图极其不善。”苏辙又上奏说：“臣昨天取来兄长苏轼所撰的《吕惠卿告》观看，其中提到先帝，说道：‘起初凭借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孔子那样圣明，也不信任宰予。’兄长苏轼难道也是诽谤毁谤先帝吗？臣听说先帝晚年也深深后悔已经实行的事情，只是没有空暇改正罢了。元祐年间的改革，更是追述先帝的美好本意而已。”宣仁后说：“先帝追悔往事，甚至流下眼泪。”吕大防说：“先帝一时的过失行为，并不是他的本意。”宣仁后说：“皇帝应当深知这一点。”于是董敦逸、黄庆基一并被罢官。董敦逸出任湖北转运判官，改任临江军知军。绍圣初年，苏轼、苏辙失去官位，刘拯申诉董敦逸无罪。哲宗记得这个人，说：“不就是前些日子那位白胡子御史吗？”又授任他为监察御史。他弹劾常安民是二苏的党羽，凡是议论主张元祐政策的人，都斥退不用。改任工部员外郎，升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侍御史，入朝谢恩时说：“臣再次玷污言官之职，只是担心遭到排挤驱逐，不能长久承担弹劾纠察的责任。”哲宗说：“你能进言，不必担心朕不能听取；你进言而有道理，也不必担心朕不能实行。” 瑶华秘狱结案后，诏令他到掖庭审录讯问。董敦逸察知其中有冤情，握着笔不忍下笔书写；郝随在旁边威胁他，他才不敢提出异议。案件上报后，他心中始终不安。将近二十天，终于上疏，大意说：“瑶华被废，事情有其原因，情由也有可以察知之处。诏书下达的那天，天为此阴云蔽日，这是上天不想废黜她；人为此流泪，这是人们不想废黜她。臣曾经审阅记录这宗案件，恐怕会因此获罪于天下。”哲宗读后大怒，蔡卞想加重贬罚，章惇、曾布认为不可，说：“陛下本来认为皇城狱是近侍造成的，所以让台端前去审录讯问，希望取得朝廷内外的信任。现在如果贬斥董敦逸，拿什么来消解天下后世的诽谤呢？”哲宗怒意消解，于是停止加罪。第二年，他因其他事情出任兴国军知军，调任江州知州。徽宗即位，加官直龙图阁、荆南知府，召入朝任左谏议大夫。董敦逸极力陈述蔡京、蔡卞的过错罪恶。升任户部侍郎。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在熙宁年间亲自策试进士，他考取第二名，任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直讲。元丰年间，蔡确推荐他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相州有富家子弟杀人，案件审理时受到审刑院、大理寺的怀疑，京城流传说法官窦莘等人接受了贿赂。蔡确召集数十名猜忌险诈的官吏，残酷追究窦莘等人，没有人敢公开说明他们的冤屈。上官均上疏陈述此事，请求因这宗案件诏令自己参与审理，因此获罪，被贬为光泽县知县。窦莘等人最终被证明无罪，天下人都佩服上官均持守公平。有巫师假托神灵能够给人降祸赐福，因此积累了很多财产；上官均焚烧神像，杖责巫师，把他们驱逐出境。回朝后，监领都进奏院。哲宗即位，提拔为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恢复任监察御史。议论者请求兼用诗赋取士，宰相于是想废除经义。上官均说：“经术以义理为主，所根本的是本；诗赋以文辞为工，所追求的是末。如今不顾本末，却想承袭诗赋的弊病，我没有看出这样做会得不到弊病。”自熙宁以来，京城各衙署都禁止谒见。上官均说：“以诚信待人，人就会想着竭尽忠诚；以猜疑对待人，人就会想着苟且免祸。希望除开封府、大理寺以外，其余各处都解除禁令，以表明朝廷通达而不疑的意思。”于是他又论述青苗法，认为它有惠民的名义却没有惠民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却造成终年的祸患，希望废止它，恢复常平仓买入卖出粮食的办法。又说官员冗滥的弊病，请求停止以粮食补授官职，减少恩荫子弟名额，节制特奏名的泛滥，增加摄官的举荐名额，抑制胥史侥幸进用，以清理入仕的源头。诏令有关部门讨论，过了很久仍不能有所裁减。他再次上疏说：“如今参与会议的大臣害怕世俗的讥评，不考虑朝廷的利害；怜惜年老昏庸者不能进用，却不思考有才者被闲置，这是不好的策略。”于是请求入朝面对面陈述，极力说明此事。宣仁后说：“应当从我家开始。” 于是从皇后的亲属以下直到大夫，全部裁减了他们的名额。他又说：“治理天下的办法有两个，不过是宽和严罢了。宽大过分就会松弛而损害义，严厉过分就会急刻而损害恩。方法虽然不同，但它们败坏政事、危害百姓，结果是一样的。近来监司专门务求严酷核查，郡县听到风声便竞相办理，来不及把便利百姓当作心意。陛下临朝，务求宽大，做官的又苟且简略、放纵松弛，宽与严两方面都失当。希望明令四方，使宽大而不放纵罪恶，严厉而不伤害恩惠，以振兴中和的风气。”诏令把他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讨论。蔡确的弟弟蔡硕盗取、借用官钱达数万之多，案件上报后，上官均弹劾说蔡确身为宰相，却倚仗权势、扰乱法律，应当公开纠正他的罪行，以此警戒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掌政权，与正直之臣志趣不同，便相继排斥他们。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述边事，因而涉及宰相文彦博，张舜民被降职。上官均说：“风宪官的职责允许根据传闻进言，就是为了扩大耳目。张舜民说得对，就应当施行；即使说得不对，也应当容忍。希望恢复张舜民的官职。”皇帝不听。台谏官约定再次弹劾，上官均认为事情小，不应再次论奏；王岩叟于是弹劾上官均反复无常，王岩叟被调任。上官均升任殿中侍御史，内心不安，以义理为由请求离职，改任礼部员外郎。过了三年，又任殿中侍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西夏自从永乐之战后，倚仗胜势而骄傲，想要恢复旧有土地。朝廷采用赵禼的计策，放弃四座城寨；到这时，西夏又请求把兰州作为筑寨之地。上官均上疏说：“先王驾驭外国，知道威势不能单独树立，所以借助恩惠来成就威势；又知道恩惠不能单独施行，所以必须凭借威势来推行恩惠。这样，外国才会又感怀又畏惧，没有怨恨轻侮之心。如今西夏所争的兰州寨地，都是控制扼守要路的地方，如果轻易给它，恐怕夏人会攻打虚弱之处，使熙河一带数郡孤立而难以防守。如果接着又请求熙河的旧地，将用什么话来拒绝他们？这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借兵器给盗贼，不但没有好处，只会成为祸患。不如整治军队、积储粮食，划定疆界据守，使夏人明白知道朝廷的意图。” 当时傅尧俞任中书侍郎，许将任尚书左丞，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三人议论政事多有异同，都请求罢职。上官均说：“大臣的职责是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朝廷之上应当致力于协调，使朝廷内外的人全然看不出彼此意见不同的痕迹。如果气愤地争论，不顾全大局，拿什么给百官作表率？傅尧俞等人虽然有争论的过失，但事情都出于公心，没有明显的恶行和重大过错，希望命令他们继续任职。”诏令同意了。御史中丞苏辙等人仍然进言，上官均上疏说：“进退大臣得当，天下就会服从陛下的明察，大臣也能够安居其位；进退不当，就会损害陛下的明智，使进言的人从此得以结党，合谋并力来倾覆动摇大臣。天下的事情应以是非为主。所论如果正确，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它是善的；所论如果错误，即使意见相同，也不免是不善。如今傅尧俞等人只是不能协调，并没有大过错。苏辙却因为许将当时已经确定了议案，后来背离同列的意见，独自上奏。我认为，正确的就顺从，错误的就纠正，难道每件事都只听从命令、明知错误也不改，才算忠臣吗？许将舍弃同列的意见而上奉圣旨，是能够顺势成就其美的行为，不应反而把它当作过错。” 如果说他不忠，即使与同列协调一致，也只是奸臣罢了，并不是朝廷的利益。”许将将要被罢免时，上官均又说：“吕大防刚强自任，每次任命官员，同列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许将有时与他意见不同。苏辙一向与吕大防交好，竭力排斥许将，希望在心意上取胜。臣恐怕纲纪法令从此败坏了。”于是又论奏说：“御史是君主耳目所任，中丞是掌管风宪的长官。苏辙应当公正判断是非，分明辨别善恶，不应妄加言说。”上官均于是请求罢职，出任广德军知军，改任提点河北东路刑狱。绍圣初年，召入授左正言。当时吕大防、苏辙已经罢政，上官均论列吕大防、苏辙的六项罪过，并再次贬黜吕大防，史祸由此开始。他又奏请停止用诗赋取士，专门依据经术取士。宰相章惇想要改变政事，独揽官员升降的权柄，暗中排斥异己，出任命吏部尚书彭汝砺为成都府知府，召朱服任中书舍人。上官均说彭汝砺不应外出，朱服不应任用。章惇大怒，升任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不久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历任梓州、淮南转运副使，任越州知州。徽宗即位，入朝任秘书少监，升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兼《哲宗实录》修撰，升任给事中。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获罪被斥退，上官均说：“张寅亮虽然不懂得避忌，但心志并非怀有邪念。陛下既然召他来，又因他的言论治罪，恐怕会挫伤众多士人的气气。”张寅亮因此获免。当时宰相想全部遵循熙宁、元丰的法度来实行绍述，以此讽刺上官均；上官均说：“法度只应遵从正确与否，不应区分彼此。”因此与宰相不合，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永兴军知军，调任襄州知州。崇宁初年，被列入元祐党籍，削夺官职，主管崇禧观。政和年间，恢复为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过了很久，又恢复为龙图阁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来之邵，字祖德，开封咸平人。考中进士，由潞州司理参军任刑部详断官。元丰年间，改任大理评事，御史中丞黄履推荐他为监察御史。不久，他买倡家女子为妾，黄履弹劾他品行污秽，于是降为将作丞。哲宗即位，任太府丞、提举秦凤常平、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入朝任开封府推官，又授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天性奸诈诡谲，与杨畏合力攻击苏颂，弹劾苏颂拖延贾易任苏州知州的任命。又弹劾梁焘因为依附刘挚的亲党而官至宰辅。又说范纯仁不应再任宰相，请求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绍圣初年，国事发生巨大变化，来之邵迎合探察时局意旨，首先弹劾吕大防。章惇任宰相后，提拔他为侍御史。王安石配享神宗，来之邵又请求给他加上美谥。奏疏说：“司马光等人背叛正道、违逆义理，按典刑还没有正式处置，鬼神也可以诛杀他们。只有刘挚还活着，实在是上天把他留下来交给陛下。”他阿谀放纵、肆无忌惮到了这种程度。升任刑部侍郎。阳翟百姓盖渐因诉讼来到官府，来之邵的两个儿子都娶了盖氏的女儿，却诬称盖渐不是盖氏的儿子，企图谋取他的财产。谏官张商英弹劾此事，来之邵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任蔡州知州。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蔡京任宰相后，特意追赠他太中大夫。叶涛，字致远，是处州龙泉人。考中进士乙科，任国子监直讲。虞蕃的诉讼案发生后，叶涛因收受诸生的茶纸而获罪，被免官。叶涛是王氏的女婿，便前往金陵跟随王安石，学习写作。哲宗即位后，他上章为自己申辩，获得太学正一职，升任博士。绍圣初年，任秘书省正字，参与编修《神宗史》，升任校书郎。曾布推荐他任起居舍人，擢升为中书舍人。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被追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被责罚降官，这些诰制词都由叶涛撰写，文辞极尽丑化诋毁。安焘被降为学士，叶涛封还任命书，说：“安焘在元祐年间，曾诋毁文彦博放弃熙河，使先帝建立的功业受到损害，不应再加罪于他。”蔡京弹劾他是朋党，叶涛被罢职，出任光州知州。又因申诉辩理有过错，被范镗弹劾，接连三次被贬黜。曾布援引他任给事中，过了几个月便患病，以龙图阁待制身份提举崇禧观，后来去世。

译杨畏，字子安，他的祖先是遂宁人，父亲迁居洛阳。杨畏幼年丧父，喜欢学习，侍奉母亲很孝顺，不参加科举。党友交相劝说他，于是考中进士。调任成纪县主簿，但没有赴任，专心钻研经学，把自己所写的书拿给王安石、吕惠卿看，因此任郓州教授。从此尊崇王安石的学说，认为那是得到了圣人的本意。授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舒亶推荐他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有一名御史中丞出任郡守，监司推荐他，杨畏说：“侍从大臣是否贤能，皇上本来就很清楚，监司竟敢妄加推荐，大概是想为日后铺路罢了，请求告诫他们不要观望取巧。”舒亶有盗取学士院厨房钱财的罪过，被王安礼揭发，杨畏抗章为他辨解，认为这可以说是过失，不能说是故意犯罪。舒亶被罢职，杨畏因受牵连降任宗正丞，出任夔州路提点刑狱。元祐初年，杨畏请求任祠禄官而回到洛阳。他害怕得罪司马光，曾说：“我在夔峡做官，即使深山中的各族人听说任用司马光，也都互相庆贺，他的盛德就是这样。”司马光去世后，杨畏又说：“司马光如果懂得圣道，就会成为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人；正因为他不懂得圣道，所以在政事上还没有做到尽善。”吕大防、刘挚任宰相时，都与杨畏交好，任用他为工部员外郎，授监察御史，擢升殿中侍御史。杨畏帮助吕大防攻击刘挚十件事，并说梁焘、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都是刘挚的死党，一定会替他谋求保护。不久梁焘等果然为刘挚解救，但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刘挚被罢后，苏颂任宰相，杨畏又攻击苏颂，以扣留贾易的任命书作为苏颂的罪名。苏颂被罢后，杨畏希望苏辙任宰相。宣仁后从外地召范纯仁任右仆射，杨畏又攻击范纯仁，没有得到答复。杨畏本来依附苏辙，知道苏辙不能任宰相后，又上疏诋毁苏辙，说他不可以任用。他这样倾轧危害、反复无常，百官没有不侧目而视的。他升任侍御史，说政事尚未得到治理的有四项：边疆、河务、役法以及内外官员的政务。当时诏令两省官员推荐御史，杨畏说：“御史与宰执，是关系最密切的职位。宰执既然不亲自选任，却让自己的属官推荐，怎么可以呢？”太常博士朱彦因为对皇帝在郊外祭祀的礼仪意见不同，自陈请求罢职。杨畏说：“朱彦依据经书讲论道理，如果朱彦被罢职外调，恐怕从此人人只会观望，不敢把守职尽责当作原则。” 宣仁后去世，吕大防想任用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认为杨畏不是正直之士，不可以任用，吕大防于是改任杨畏为礼部侍郎。等到吕大防担任宣仁后山陵使时，杨畏首先背弃吕大防，称颂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和王安石的学术，哲宗相信了他，于是推荐章惇、吕惠卿可以担当重任。廷试进士时，李清臣所出的策问题目含有绍述旧法的意思，考官把主张元祐之政的人列在前面，杨畏重新评定，把他们全部降到后面，提拔毕渐为第一。章惇入朝任宰相后，杨畏派亲近的人暗中与他结交，说：“杨畏从前衡量势力轻重，于是借助吕大防、苏辙驱逐刘挚、梁焘。正想驱逐吕大防、苏辙时，两人察觉了，便罢免了杨畏的言官职务。杨畏的行迹在元祐，内心却在熙宁，是最先替宰相公开开路的人。”章惇到任后，把杨畏调任吏部，并引以为助力。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焘与章惇不合，杨畏又暗中依附安焘、李清臣，章惇察觉了他的心思；又因曾布、蔡卞向章惇说起杨畏平日的所作所为，于是杨畏以宝文阁待制身份出任真定府知府。天下人从此称他为“杨三变”，说他在元丰时趋附进取，在元祐时显达，在绍圣时又迁变。不久他被削去职务，任虢州知州，列入元祐党籍。后来任郢州知州，又恢复集贤殿修撰，任襄州知州，调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洛阳。不久任邓州知州，再次请求任祠禄官，因言官弹劾列举罪状而被削职，主管崇禧观。蔡京任宰相后，杨畏派儿子、侄子去拜见蔡京，拿元祐末年论说苏辙不可以担当重任等奏章为自己辩解，又通过蔡京党羽、河南尹薛昂向蔡京进言，于是被从党籍中除名。不久恢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阳人到朝廷，请求在嵩山举行封禅，杨畏上疏数千余言，极尽谄媚奸佞。正当封禅将要举行时，他得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杨畏很有纵横家的学问，有才智和辩才，却多用权术和游说之术。他与刑恕结交，两人爱好功名富贵也相同。然而刑恕疏略而多有过失，杨畏谋划往往必中，最终两人都成为士大夫的祸害。史臣评论说：贾易起初凭刚强正直闻名，看看他两次弹劾文彦博、范纯仁，尤其厉害地斥责苏轼、苏辙，怎么能称为刚直呢？董敦逸在元祐末年与黄庆基诬陷苏轼、苏辙，借此开启绍圣年间的祸患；到了绍圣年间，又肆意诋毁元祐诸臣，甚至在瑶华之冤中不能主持正义，虽然后来悔悟进谏，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看见蔡京、蔡卞罪恶深重，才议论他们的过恶来文饰自己，这不过是用一杯水去救柴薪的大火罢了。上官均的进谏切中时事，等到他不赞成绍述旧法的议论时，看他的为人似乎还值得一观；但他议论吕大防、苏辙，使二人再次被贬，这也是在帮助绍述旧法。杨畏倾轧危害、反复无常，周旋于各方而没有穷尽，即使苏秦、张仪施展纵横术，也没有超过他的，难道只是有三次变化而已吗？至于他倡导绍述旧法以取得哲宗信任，又说王安石的学说有圣人的本意，可以说是小人毫无忌惮了。来之邵把当时的贤臣全部攻击一遍，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又请求给王安石加美谥；他的恶行不断，竟至于诬陷别人不是来之邵的儿子而企图掩盖自己的财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叶涛在太学时，已经留下污迹；考中进士后，谄媚王安石并跟随他学习，后来得到曾布推荐，凡是贬斥元祐名贤的制诰文辞，都放笔丑诋；即使原本有一点善处也无法自我洗清，何况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地方呢！崔台符，字平叔，是蒲阴人。考中明法科，任大理寺详断官，在殿帷中校试时，仁宗赐给他“尽美”二字。熙宁年间，文彦博推荐他任群牧判官，授河北监牧使，入朝掌管大理寺。起初，王安石制定审问案件、准备施行新法的办法，满朝都认为不对，唯独崔台符举手加额说：“几百年来错误地使用刑名，如今才得到纠正。”王安石喜欢他依附自己，所以任用他。历任审刑院知院、少府监判官。重新设置大理狱后，授右谏议大夫，任大理卿。当时宦官石得一以皇城侦察巡逻为由制造案件，崔台符与少卿杨汲总是迎合窥伺他的意图，所到之处都用严刑拷打罗织罪名，京城人惊恐战栗，甚至不敢私下交谈。几年之间，被法律条文牵连定罪的将近一万人。官制实行后，升任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年，御史林旦、上官均揭发他的罪恶，他出任潞州知州，又被贬低品秩，调任相州。后来兼任监牧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译旧制度规定，武臣做到内殿崇班，才开始荫补自己的族人。崔台符说：“文官中州判司一类的官员尚且允许荫补，武臣每五年升迁一次，从借职起经过四十年才能进入朝廷官籍，轻重很不相称。请从供奉官开始就允许荫补。”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他曾出使辽国，到辽国朝廷时，长久站在帐前，辽国傧者没有赞导引见。问其原因，回答说：“太子还没有到。”崔台符讥讽说：“哪有君父亲临殿堂，而臣子却傲慢迟迟不到，让使者久立以尽礼的道理？”傧者害怕了，便按照礼仪赞导引见。杨汲，字潜古，是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调任赵州司法参军。州民曹浔与兄长关系不好，兄长的儿子也侮辱他。曹浔拿刀追赶侄子，兄长挟持侄子逃跑，曹浔说：“兄长不要躲避，我只是为了侄子罢了。”案件交给官吏后，侄子说：“叔父想欺骗我的父亲，拦住他后杀死他。”官吏判曹浔谋杀兄长，杨汲说：“曹浔呼喊兄长让他不要躲避，怎么能说是谋杀？如果凭主观臆测办理案件，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了。”赵州采用了他的意见，上报审理结果，曹浔得以不死。他主管开封府界常平事务，代理都水丞，与侯叔献推行汴水淤田法，于是分泄上涨的汴河水来灌溉西部，贫瘠的土地全都变成良田。神宗嘉奖他，赐给他淤成的田地一千亩。任淮西提点刑狱、提举西路常平，修治古代的芍陂，引汉水泉水灌溉田地一万顷。召入朝任都水监判官，任大理卿，升任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年，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庐州知州。崔台符被弹劾，杨汲也被削职，任黄州知州。历任徐州、襄州、越州知州。绍圣年间，恢复为户部侍郎，去世。吕嘉问，字望之，因荫补入仕。熙宁初年，条例司引荐他为属官，代理户部判官，管理各司库务，在酒坊实行连灶法，每年节省柴薪钱十六万缗。王安石采纳魏继宗的建议，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命吕嘉问提举。他上奏设置市易务的十三项事宜，其中一项想在法律之外禁止兼并之家擅自取利，神宗删去了这一项，王安石坚持认为不可以。任职两年间，他连续因获得额外课利而受赏。神宗听说这扰害百姓，告诉王安石。王安石说：“吕嘉问奉行法令不公，因此招来怨恨。”神宗说：“免行钱所收的都是琐碎小利，市易务还贩卖果实，严重损害国家体面。”王安石假意辩解为自己开脱，甚至讥讽神宗琐碎，不懂帝王的大略，并且说：“如果不是吕嘉问，执掌此事的人敢不避让左右近臣吗？如果不是我，谁替吕嘉问辩护？”神宗说：“既然如此，士大夫为什么都认为这不便利？”王安石请求知道进言者的姓名，让吕嘉问逐条分析答辩。熙宁七年，发生旱灾，神宗忧心而悲痛，告诉韩维、孙永召集市民来询问，减免坐贾钱一千万。王安石于是拿着吕嘉问逐条分析的奏章上奏说：“这些都是百姓所希望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吕嘉问说：“朝廷之所以允许百姓缴纳钱财来免除行役，是因为人情愿意安于正常生业，厌恶被官府追逼扰乱；如果一概取消这种办法，就没有人愿意承当差役。况且吏胥的俸禄微薄，势必不得不向百姓求取，若不使用重法就无法禁止。用微薄俸禄配合严厉法令，法令有时又不能实行。县官负责供给事务，三司经费有限，如今从百姓那里少量征取钱财，同时使吏胥知道自我约束，这正是我们推行此法的本意。议论者却想把它废除，恐怕并不是这样。百姓从来没有不害怕吏胥的；当他们因服行役触犯刑法时，即使想出钱，也未必能得到许可。如今吏胥的俸禄可以说已经丰厚，但还不到过去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一半；市易务收取的免行钱，也不足以抵偿仓法增加的俸禄。由此推究，利弊就清楚可见了。” 起初，市易务隶属于三司，吕嘉问依仗势力欺凌使者薛向，地位凌驾于薛向之上。曾布接替薛向，心中不能平衡。恰逢神宗发出亲笔手札询问曾布，曾布向魏继宗询问，魏继宗因吕嘉问掠夺自己的功劳而愤怒，列举吕嘉问与最初议定的办法不同之处。曾布得知实情后，详细上奏说吕嘉问多收利息以求取赏赐，倚仗官府势力做兼并之事。神宗准备交给曾布查考，王安石说两人有私怨，于是诏令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审理。吕惠卿本来就怨恨曾布，到三司后，召魏继宗和市中的商人询问情况，他们的供词相同，于是威胁魏继宗，让他诬陷曾布、增加不实言辞，魏继宗不答应。曾布说吕惠卿不能共事，神宗想听从，王安石不同意。神宗于是诏告中书说：“朝廷设置市易务，本来是为了平准物价、便利百姓，如同《周官》所说的泉府。如今反而使中等人家失去生业，应当整顿确定它的制度。”曾布见神宗说：“臣每每听到陛下仁德的话，都知道您想用王道治理天下；如今的所作所为，却渐渐接近间架税、除陌钱了。吕嘉问又请求贩盐卖布，难道不被四方耻笑吗？”神宗点头表示赞同。事情还没有决定，王安石离开职位，吕嘉问握着他的手哭泣，王安石安慰他说：“我已经推荐吕惠卿了。”吕惠卿执政后，前一案件终于定案，曾布获罪，吕嘉问也出任常州知州。第二年，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召吕嘉问任检正中书户房。王安石被罢相后，吕嘉问任江宁府知府。一年多以后，转运使何琬弹劾吕嘉问营造修缮超过法令，吕嘉问被调任润州，又因牵连获罪而免职。过了很久，入朝任吏部郎中、光禄卿。言官交相议论市易务的祸害，影响遍及天下。市易务本钱约有一千二百余万缗，通常按二分取息；十五年之间，利息和本金本应达到数倍，如今却仅仅够收回本钱。这是因为买进货物交给官府后，还没有转卖就先计算利息、领取赏赐；至于货物质量低劣，上下相互隐瞒，亏损日益增多，最终只有虚名而已。于是削去吕嘉问三秩，贬为淮阳军知军，并把先前因此受赏的人全部治罪。绍圣年间，擢升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加任直学士、开封府知府。他专门依附章惇、蔡卞，杀害许多无罪之人，焚毁案卷来灭口。曾经推荐邹浩，邹浩被贬到南方后，吕嘉问因牵连被罢职，任怀州知州。徽宗时，屡次揭发他的旧日罪恶，以致他分司南京、居住光州、安置郢州。然而他受到蔡氏袒护，他的女婿刘逵、蹇序辰以及他的死党邓洵武为他羽翼，因此不久便又被起用。后来以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身份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资政殿学士。起初，吕嘉问偷取堂祖吕公弼论述新法的奏稿，拿给王安石看，吕公弼因此被斥退到外地，吕氏称吕嘉问为“家贼”，所以他不能和吕氏合在同一篇传记中。

译李南公，字楚老，是郑州人。考中进士，调任浦江县令。郡中奸猾的吏员倚仗太守势力欺凌县里，不缴纳拖欠的租税，李南公将他逮捕拘禁。太守发怒，通判替李南公解释说：“能够查办郡中吏员，是强干的县令。”最终还是依法处置了他。任长沙县知县时，有个寡妇带着儿子改嫁，过了七年，儿子的族人来要回孩子，寡妇说这不是她原来的儿子，便到官府打官司。李南公问孩子年龄，族人说九岁，寡妇说七岁。问孩子换牙的情况，回答说：“去年已经换过了。”李南公说：“男孩八岁换牙，还有什么可争的？”命令把孩子归还给他的族人。熙宁年间，任京西路提举常平、陕西河北路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副使，入朝任屯田员外郎。李南公有女儿都已经出嫁，但同母的妹妹三十岁还没有出嫁，寄居在另一个妹妹家中，被御史弹劾，罢职主管崇福宫。任河北转运副使。在此之前，澶州知州王令图请求疏浚迎阳埽的旧河道，在孙村设置约束水流、使其向东流的工程；李南公与范子奇认为可以实行，并且想在大吴北面推进锯牙工程，约束河势使它回到旧道。朝廷命使者前往察看，两人又认为先前的建议不对，说：“迎阳埽俯视京城，孙村的水势不便利。”又被御史弹劾，诏令罚金。加任直秘阁，任延安府知府。西夏人侵犯泾原，李南公出兵攻打其空虚之处，西夏人于是撤退。升任直龙图阁，擢为宝文阁待制、瀛州知州，授户部、吏部侍郎，任户部尚书。历任永兴军、成都、真定、河南府、郑州知州，擢升龙图阁直学士。起初，哲宗主持把神主牌位迎入太庙，李南公负责修治奉祀之事，为迎合执政大臣的意旨，请求把神主附祭在东夹室，礼官争论而没有成功。等到重新营建庙室时，他因先前的议论不合礼制获罪，被夺去学士称号；不久又恢复，随即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李南公做官六十年，才干强而办事明快敏锐，但反复无常、诡诈随从，没有特殊的操守，有见识的人都非难他。儿子李譓。李譓，字智甫。考中进士。绍圣年间，任章丘县知县。陕西麦子成熟时，朝廷商议派官员到各州，命百姓按平价偿还拖欠的钱粮，李譓与余景都在选派之中。将要获召入对时，曾布对哲宗说：“丰收还是灾荒尚且无法预知，李譓、余景都刻薄严酷，一定会借此横征暴敛，成为百姓的忧患。陛下亲政以来，接见的人士不多，像这两个人，恐怕不足以当面回答圣问。”于是传谕使者告诫他们。使者回来后，任河东转运判官，调任陕西。主持京师城防增筑工程，工程结束后，授秘阁校理。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正值营建永泰陵，朝廷起用李譓出任京西路使者。谏官任伯雨说：“祖宗时代，朝廷有重大事务，边境发生战争，将相大臣被召为侍从，才是不得已而夺情起复。如今修建山陵的事务人人都能办理，何至于因为一个李譓而破坏政体呢？”于是任命被搁置。服满丧期后，以直龙图阁身份任熙州知州。蔡京派王厚恢复河湟地区，李譓与王厚意见不同，召回任光禄卿。王厚上奏报功，李譓被罢为虢州知州。又因曾经说招纳羌人不便利获罪，停职。几年后，任陕西转运使。京兆麦价暴涨，李譓与府、县官员商议按百姓愿意的价格收购，百姓不肯降低价格。李譓移文府中，强令上等人家停止囤积粮食，府帅徐处仁不听从，并且责备他。李譓发怒，上章说徐处仁阻挠违抗诏令、凌辱毁坏使者。诏令贬黜徐处仁，擢升李譓为显谟阁待制，代替徐处仁的职任。鄜延帅钱昂上奏：“徐处仁本来是因为官府收购麦子、压低价格而与李譓争执，实际上是在为百姓长远利益考虑，不应贬黜。”诏令说钱昂违背正道以求取声誉，将他贬到永州。李譓又代任鄜延帅，后来调任永兴。有人伪造蟾蜍产灵芝进献，徽宗怀疑说：“蟾蜍是动物，怎么能生出灵芝？”命令把它浸在盆水中，一夜之间便溶解了。李譓因欺骗皇上获罪，被贬为散官，安置外地，三年后恢复官职。历任数州，去世。董必，字子强，是宣州南陵人。曾在金陵拜见王安石，向他请教、质询各经的疑难义理，受到王安石称许。考中进士。绍圣年间，任湖南路提举常平。当时宰相章惇正把众多君子置于罪名之下。孔平仲在衡州，因仓中粮食腐坏，趁灾荒年稍微降低价格将粮食发卖。董必立即弹劾他违反常平法，把他交到长沙审讯，以迎合章惇的意旨，因此无罪而被拘押审问、死去的人很多。孔平仲因罪被调往韶州。章惇与蔡卞准备大规模诛杀、流放罪人，派吕升卿前往广东，董必前往广西察访。哲宗已经下令停止追究，但董必所到之处仍以惨酷刻薄的方式审查威逼，树立威势，写成五份文书上奏。授工部员外郎，中书舍人郭知章封还他的任命；诏令把此事交给赵挺之办理，代理给事中陈次升又封还驳正，诏命仍未下达。董必于是控告郭知章、陈次升是元祐党人。因控告言官不当获罪，出任江州知州，改任湖南转运判官、河北提点刑狱，召回任左司员外郎。起初，舒亶镇守荆南时，挑起边境事端，所说的全是欺诈虚妄之词，说徭人已经诚心归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必定是和徭人一起谋划的。到这时，舒亶突然去世，便加必以直龙图阁的身份前往接替他。加必于是修筑通道等六砦的城防，设置靖州折博、市易，并且把飞山的营兵调来戍守。这使公家和私人都承担了繁重的费用，荆南人对此深感困苦。加必升任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后来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追赠龙图阁待制。虞策，字经臣，是杭州钱塘人。考中进士，调任台州推官、乌程县知县、蕲州通判。蕲州通判蒋之奇因任江淮发运使上报考核成绩，神宗访求东南人才，蒋之奇便把虞策作为人选回答。王安礼、李常都推荐他，擢升为利州路提举常平、湖南转运判官。元祐五年，召回任监察御史，升为右正言。他多次上书议论政事，说君主能够采纳谏言才会有福，治理之道以清静为根本。西夏还没有顺从命令，虞策说：“如今边境防备松弛，军事装备没有修整。古人中善于镇静的人，警戒防备非常严密；务求持重的人，谋略都蕴含其中。从来没有鲁莽疏忽，却说自己是在镇静、持重的。”他又请求下诏，内则省、曹、寺、监，外则监司、守令，都可以根据各自职掌陈述朝政的缺失和百姓的疾苦。星象出现变异，请求顺应天意、爱护百姓，警戒各项事务，思考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道理，不要把安逸享乐当作快乐。哲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献上《正始要言》。升任左司谏。曾肇因议论北郊祭祀之事与朝廷意见不合，被免去礼部侍郎，出任徐州知州。虞策当时代理给事中，退还这项任命，认为曾肇是礼官，不应因议论礼制获罪。皇帝没有听从。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虞策分条提出应当优先办理的五十六件事，后来大多得到施行。升任侍御史、起居郎、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青州知州，改任杭州知州。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户部侍郎。历任刑部、户部尚书，授枢密直学士，任永兴军、成都府知府。

译入朝任吏部尚书，上奏给徽宗，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用，说：“臣先前在户部时，看见京城中央每年的经费有六百万缗，和天下各地上供的数额大致相当。曾经根据祖宗旧例考察，皇祐年间收入总数三千九百万，而费用只有其中三分之一；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而费用是五分之一；熙宁年间收入五千零六十万，而费用已经全部用尽。如今各道每月所需的费用，随时搜集聚敛，急迫得不能维持一天。希望大力裁减浮泛冗余，以宽裕财用。”因适逢患病请求出任外官，加任龙图阁学士、润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左正议大夫。虞策在元祐、绍圣年间都任言官。虽然没有依附别人来求取进用，但也颇能保持两面，因此党争兴起时，唯独他得以免祸。弟弟虞奕。虞奕，字纯臣。考中进士。崇宁年间，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洺州、相州发生饥荒，调任河北东路。入朝应对时，徽宗问他何时出发，他回答：“臣退朝后立即出发，流民不能及时回来，那么明年耕种和养蚕都会荒废了。”皇帝很高兴。不久西部盗贼兴起，又调任提点刑狱。当时朝廷准备派兵追捕，虞奕分条上奏方略，请求停止这种办法不要采用，并说自己计算平定盗贼不到一个月即可成功。转运使张抟认为不可行，宰相支持张抟的策略，几个月没有成效，最终采用虞奕的意见，盗贼全部投降。擢升监察御史。皇帝亲自祭祀北郊时，燕人赵良嗣任秘书丞，陪侍祭祀，虞奕告诉他的长官说：“如今亲卫不用三路人，却让外国投降者的儿子赵良嗣参与祭祀事务，这可以吗？”长官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此事详细上报请求，未获答复。阳武县百姓在富家做雇工，他的妻子相貌美丽，富家的儿子想私通她，没有得逞，便恼怒地杀死她，并贿赂她的丈夫让他不要声张。事情败露后，府、县和大理寺官员枉法卖狱，虞奕奉诏审讯，众人都认罪伏法。虞奕因泄露审讯言语获罪，被罢职离开。两年后，恢复原职，任河北提点刑狱。自从何承矩在边地开创塘泺，原本都有确定的界限。后来由宦官主持管理，以屯田开拓为功，肆意侵占民田，百姓上诉；朝廷多次派使者查办，但都不敢替百姓主持公道。虞奕曲折详细地上奏，列举五项不可行之处，诏令停止屯田。加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副使。入朝任开封少尹。从前大理寺、开封府审理案件，能够请求核实实际情况后再决定是否宽免罪责；后来大多任凭主观、抛弃法律，法律更加不能施行。虞奕说：“廷尉掌持天下公平，京师是诸夏的根本；如果法律尚且不能施行，拿什么向万国显示？请从今以后，除非实际情形与法律确实不相称，不得随意请求宽免。”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发生叛乱，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镇江府知府。盗贼平定后，论功增加两秩。回任户部。宦官总领内藏，财物的给予和剥夺全由自己决定，把户部看作属官。度支郎正在追究处理积压事务，奉中书密旨，命开封尹与总领内藏的宦官一同来见。虞奕告诉宰相：“掌管财计的大臣如果无能，应当罢免他而换用有能力的人，不能让别人侵夺他的职权。”随即自行弹劾自己不称职。诏令因此罢免总领内藏的宦官，调虞奕任工部。袭庆府知府张漴派郡中人到朝廷请求举行登封礼，东平府知府王靓以京东年年歉收、盗贼很多为由进谏，认为不应请求封禅。主持政务的人不高兴，准备治王靓的罪，虞奕说：“王靓忧虑百姓、爱戴君主，是应当奖赏激励的，为什么反而要把这当作罪过呢？”王靓得以免罪。不久虞奕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龙图阁学士。郭知章，字明叔，是吉州龙泉人。考中进士，跟随刘彝在广西幕府任职，任浮梁、分宁知县。黄履推荐他任御史，因服丧未能就任，任海州、濮州知州，提点梓州路刑狱。后来又经郑雍、顾临推荐，任监察御史。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郭知章上书请求采用淳化、天禧年间诏令中增加谏官名额的办法，说：“馆职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朝廷设置它却毫不迟疑；谏官最为急需，却常常人数不足。这是把力量用在不急需的地方，却放缓了真正急需的事情。近几年选授监司，大多由寺、监丞官出任，不过具有知县的资历次序。外官中没有比部使者更重要的，怎么能这样轻易任用呢？应当稍加限制。比如转运判官要选择实任通判，提点刑狱要选择实任郡守，然后考察他们的治理成绩，择优提拔任用。”又说：“自从黄河向东、向北分流以来，百姓深受水灾。如今河水向东流的趋势已经无法遏止，不如顺势疏导，堵住北流而让它向东流，利益将大百倍。” 升任殿中侍御史。上言：“先帝开拓土地、增加疆域，制定策略修建四座砦，占据高地俯临下方，扼住西戎的咽喉。元祐年间执政的人却放弃了它们，希望查究其中隐情，议论上奏，公开施行贬黜惩罚。”史院追究《神宗实录》中诬罔失实的事情，郭知章请求贬谪惩治吕大防等人。绍圣年间恢复制科，郭知章负责校试，说：“先朝既然以策问选取进士，就废除了制科；近年又恢复设置，实在没有补益。”于是制科再次被废除。又请求恢复元丰年间的役法，大体上是迎合当时的风气。升任左司员外郎，改任左司谏。他曾说：“爵位、俸禄和庆赏，是用来劝勉天下善行的，希望不要借给大臣以方便他们施行私恩；刑罚和诛杀，是用来惩治天下恶行的，希望不要借给大臣以方便他们发泄私愤。忠于陛下的人，一定会被大臣忌恨；结党依附大臣的人，一定会在上面辜负陛下。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明察。”代理工部侍郎，任中书舍人。辽国使者萧德崇来替西夏人请求归还河西土地，朝廷命郭知章出使答复。萧德崇说：“两国长期通好，西夏只是一个小国，土地这样少，可以归还给它吗？”郭知章说：“西夏人屡次侵犯边境，按法律应当讨伐；只是因为北朝劝和，我们才尽力宽容。如果他们像从前一样恭敬顺服，自然会有恩诏，这不是使者所能预先知道的。”郭知章回国尚未到达，因曾经主张河东水流分导之议获罪，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和州知州。徽宗即位，曾布任用郭知章为工部侍郎，加任宝文阁直学士、太原府知府。召回授任刑部尚书、开封府知府，任翰林学士。言官又议论河务，罢为邓州知州，不久被列入党籍。几年后，恢复显谟阁直学士。政和初年去世。

译史臣评论说：神宗具有好大喜功的资质，王安石、吕惠卿出来与他遇合，流毒便无法止息。哲宗、徽宗时期，先变成蔡确、章惇、曾布掌权，又变成蔡京、蔡卞掌权，恶化一天比一天严重，天下也因此灭亡。乘时而起、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像崔台符、杨汲借案件杀害百姓；吕嘉问用均输法困扰百姓；董必肆意残酷，想用伤害流放者来取悦权势；李南公反复诡诈、随意依附；虞策内心两面摇摆；郭知章迎合当时风气，还揭发《实录》中的诬罔之事。考察这些人的学问和他们从政的表现，本来有许多值得称许之处，为什么偏偏乐于做这样的恶事呢？不过是看一时君主、宰相的喜好，想借此取得富贵罢了。假使神宗像仁宗那样治理，哲宗、徽宗继承这种政治，必定不会有绍述旧法的祸患；即使王安石一类人，也将受到熏陶影响，未必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到这种地步，何况这些人呢？世道的兴衰、士人风气的升降，都系于君主一念之间的取向，难道不应警戒吗？难道不应恐惧吗？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刘拯、钱遹、石豫、左肤；附传许敦仁、吴执中、吴材、刘昺、宋乔年及其子宋昪、强渊明、蔡居厚、刘嗣明、蒋静、贾伟节、崔鶠、张根及其弟张朴、任谅、周常。刘拯，字彦修，是宣州南陵人。考中进士。任常熟县知县时有良好的政绩，县里人称赞他。元丰年间，任监察御史，历任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绍圣初年，又任御史，上言：“元祐年间修撰先帝实录，任用司马光、苏轼的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来编修，任意改窜增减，诬蔑毁谤先帝的功烈，希望明正国法。”又说：“苏轼贪婪鄙陋、狂妄悖逆，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曾经议定他的罪行足以抵死，先帝赦免了他；他竟敢把怨愤表现在诏诰中，极尽丑化诋毁和深重诬陷。策试馆职时，竟问到王莽、曹操的事情；当时意见不同的臣子分别掌握要害，而苏轼又问到这些，把事情传遍四方，使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握腕。希望治正他的罪，以此昭示天下。”当时范祖禹等已经被贬，苏轼也被贬到英州，但刘拯仍然像猛禽一样怒视，不能满足。升任右正言，累次升至给事中。徽宗即位，钦圣后临朝听政，而钦慈后下葬时，大臣想采用妃子的礼仪。刘拯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儿子做了天子，母亲就应当成为皇后，应当把园陵改为山陵。”又说：“门下侍郎韩忠彦，虽因德行被选用，但不能开启外戚参与政务的先例。”皇帝怀疑他偏私观望，贬为濠州知州。改任广州知州，加任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身份召回。皇帝称许他议论钦慈后的事情，褒奖升进两秩，升任户部尚书。蔡京编排元祐奸党名单，刘拯说：“汉、唐政治失误，都是由于划分朋党。今天指称前人为党，怎么知道后人不会把今天的人指为党呢？不如定为三等，某事列上等，某事列中等，某事列下等，而不斥责、列出他们的姓名。”蔡京很不高兴。刘拯又说户部每月的赋税收入不足以抵偿支出。蔡京更加愤怒，把他调到兵部。不久罢为蕲州知州，又调任润州。张商英入朝任宰相，召刘拯任吏部尚书。刘拯已经昏聩糊涂，属吏乘机作奸，又被降任工部，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同州知州。当时张商英被罢职，侍御史洪彦升一并弹劾刘拯，削去官职，提举鸿庆宫，后来去世。钱遹，字德循，是婺州浦江人。以进士甲科身份调任洪州推官，多次升任越州通判，后来任校书郎。徽宗即位，擢升殿中侍御史。中丞丰稷议论他回邪不正，不可任风宪之职，皇帝没有答复。丰稷又说：“如果一定任用钱遹，我愿意罢免自己。”于是钱遹任湖北提举常平。崇宁初年，召回任都官员外郎、殿中侍御史。他弹劾曾布援引元祐奸党、排挤绍圣忠贤，曾布因此离职。升任侍御史，过了两个月，升为御史中丞。他请求追究元符末年大臣曾请求恢复孟皇后而废黜刘皇后的事情，韩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以及议论此事的曾肇、丰稷、陈瓘、龚夬都因此获罪被贬。于是钱遹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上言：“元祐皇后得罪于先朝，事情昭告宗庙，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哲宗去世，太母听政。执掌国政的大臣都想改变扰乱绍圣年间的事情，以满足私欲，借一个布衣何大正的狂妄言论，恢复废后原来的名号。当时舆论本已汹汹，甚至疏远卑微的小臣也到宫阙上书，忠正的议论激烈恳切，由此便可知道天下的公论了。如今朝廷既已贬削韩忠彦等人，又追夺加给何大正的错误恩典，那么元祐皇后按义理便不应安处于此。” 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在先朝称为皇后，今天却称为元祐皇后，从名分上说是不正的；先朝废黜，而陛下又恢复，从事情上说是不顺的。考察典章礼制，是古代所没有的；考察本朝旧例，也是从未有过的；询问老师们的意见，大家更认为不对。况且既然被先朝废黜，那么宗庙祭告、按时荐享，都会有违人事常情的嫌疑，神灵也会产生厌弃之心；到万世以后，配享、附祀将如何安排？应当早日端正这件事，以大义作出决断，不要受流俗而不正的言论牵累，连累圣朝。” 第二天，钱遹又说：“典礼所在，实际上关系到朝廷政治的治乱，即使君主尊贵也不能擅自改变，何况区区臣下，怎敢轻易变更？元祐皇后得罪先朝，被废居瑶华宫，制诰一经颁布，天下没有异议。皇后并立、嫡后相并，《春秋》对此加以讥刺，怎么能在圣明昌盛的朝廷，反而沿袭衰世的非礼之事？”于是尚书右仆射蔡京、门下侍郎将、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赵挺之、右丞曾布上言：“元祐皇后再次恢复名号，考察典礼，以后宗庙不能让她配享，陵寝也不能让她配祔。按照礼制衡量，都有不安之处，请依照绍圣三年九月诏书的旨意办理。”元祐皇后因此再次被废。钱遹、石豫又说元符皇后的名分没有端正，于是册立为崇恩太后。钱遹奏章中所说上书的微末官员，是昌州推官冯澥。他的书信认为：“先帝既已去世，皇后就没有单独继续立为皇后的道理；考察逆顺之理，陛下没有册立嫂嫂为皇后的礼制；从始终来看，皇太后也不能伸展作为慈母、儿媳的恩情。事情虽然已经办成，过失虽然难以挽回，但使人感悟而追究改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冯澥因此得以召见应对，授任鸿胪主簿。

译蔡京谋划夺取青唐，钱遹帮助促成了这项计划。适逢登记元祐党人，钱遹认为其中遗漏、简略之处很多，给事中刘逵驳斥了他，因此被降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任工部尚书兼侍读。过了一年，以枢密直学士出任颍昌府知府。谏官上疏列举他的罪行，他被贬为滁州知州，后来逐渐恢复显谟阁待制、直学士的职衔，调任宣州。又任工部尚书，推荐冯澥代替自己，说：“冯澥志趣操守正直刚劲，与古人相合；他曾经议定并申明典礼，忠诚义烈令人凛然，士大夫都赞叹佩服。”谏官又上疏论他的罪行，他以待制出任秀州知州；中书舍人侯绶封还诏书不予执行，他又被夺去待制职衔。过了很久，恢复原来的职务，改任述古殿直学士。退居了十五年，方腊攻陷婺州，钱遹逃到兰溪，被贼兵杀死，享年七十二岁。石豫是宁陵人。考中进士。因安惇推荐，任监察御史。他与左肤共同审理邹浩的案件，罗织文辞，按重罪比附，又派广东的钟正甫逮捕审治邹浩，想置他于死地。石豫议论边事，说：“中国与四夷相交往，便互相成为君臣；彼此交往，也可以互相作为宾客。”徽宗认为他的话没有伦理，而且有辱国体，便出任淮南转运判官。陈瓘又追究他罗织邹浩罪名的事情，他被降为亳州通判。崇宁元年，召回任殿中侍御史。于是与钱遹共同制造废黜元祐皇后的议论，很快升任侍御史，做到御史中丞。他请求削去景灵宫中臣僚的画像，包括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以下的人。后来，因为弹劾军器监蔡硕而被罢职，蔡硕诉说石豫平生交通结纳的情况，石豫被贬为陈州知州，调任邓州。经过宫阙时，被留任工部侍郎，升任户部侍郎，兼侍读。因为物资调度接济不上，官秩降一等，调任刑部。祖母去世，他作为嫡孙承重服丧而离职，服丧期尚未结束便去世了。左肤是庐州人，也因安惇推荐而任御史，经历大致与石豫相同。他升任侍御史，累次升任刑部、兵部、户部三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出任河南府知府，改任永兴军，后来去世。许敦仁是兴化人。考中进士。崇宁初年，入朝任校书郎。蔡京因为同乡旧交，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很快升为右正言、起居郎，把他当作心腹。许敦仁凡是提出建议请求，都完全接受蔡京的旨意，说：“元符末年，奸臣掌权，内外制诏大多歪曲事实。请从今天以前的诏令起，交给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删削、订正。”过去起居郎、舍人遇到皇帝出行，只有当值者随从，许敦仁开始请求全部随驾扈从。升任殿中监，授御史中丞。刚开始任职，便上奏请求皇帝每五日临朝一次。徽宗认为他的意见不恰当，违背了日夜勤于治国的心意，命令罚金，仍降为兵部侍郎；后来有一天，朱谔为此进言，并且想驱逐许敦仁，但蔡京极力庇护他，许敦仁也泰然处之。过了两年去世。靖康年间，谏官吕好问弹劾蔡京让许敦仁请求皇帝每五日临朝一次，想专擅窃取国家权力，指的就是这件事。吴执中字子权，是建州松溪人。考中嘉祐年间进士，历任州县官职。同科进士的女婿吕惠卿当时正显贵兴盛，他却不肯依附吕惠卿来求取升进。过了三十多年，才任提举河南常平，接连调任河东、淮南江东转运判官，提点广东刑狱，入朝任库部郎中、吏部郎中、右司郎中。大观初年，提拔为兵部侍郎。大观二年，升任御史中丞，弹劾开封府、内侍省、京畿、秦凤等处违法请托，诏书嘉奖他，认为他符合御史台的职责。又说：“开封府处理政务，大理寺审决案件，将作监营造修缮，榷货务收纳钱物，都是各自职分中本来应做的事，却妄自把它们当作功劳，一年中升官竟达五六次，应当实行抑制减损。”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只赏赐束帛。郑居中主管枢密院，吴执中说外戚不应处在执掌政务的地位，皇帝退还他的奏章，并说明任用郑居中的理由。起初，蔡京忌恨张康国，所以引荐吴执中进入谏官行列。吴执中先后弹劾刘炳兄弟、宋乔年父子，他们都是蔡京的门客。皇帝曾对执政大臣说，赞赏吴执中不阿附权贵。张康国说：“这只不过是在为逐臣铺路罢了。”不久，吴执中的奏章果然送到。皇帝发怒，贬他为滁州知州。没过多久，调任越州。石公弼认为吴执中反复获罪，不适宜任大府长官。改任提举洞霄宫，以集贤殿修撰出任扬州知州，加显谟阁待制，任河南府知府。途中经过京城，又任御史中丞。皇帝因星象变异而驱逐蔡京，谏官的弹劾还没有停止，吴执中说进退大臣应当顾全体面，于是替蔡京拟下诏书，使蔡京没有受到重贬。庞恭孙、赵遹恰好在开、梓、夔等地开置少数民族州，吴执中请求依法惩治他们。又说：“八行荐举所得的人，都是乡里普通人，不足以作为士人，希望下令交给太学，考察他们的德行和学艺，再决定升降。”他所论述的意见大多得到施行。升任礼部尚书。张商英被罢相后，御史张克公说吴执中和张商英都是通过郭天信而得到进用的，吴执中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越州知州。不久降为待制，又被夺去职务。死于家中。吴材字圣取，是处州龙泉人。考中进士，历任青溪主簿、咸平县尉、江都县知县。入朝任太学博士，因赵挺之推荐，提拔为右正言，升左司谏。党争再次兴起，吴材首先弹劾范纯礼，说他是朋党附从，过去大臣改变神宗的法度，所以引荐他进入执政，不应恢复他的职务；程之元是苏轼的心腹，不应位列九卿之次；张舜民在神宗初政时，狂妄放肆而无所顾忌，不应以从官身份出任乡郡长官。后来他接受曾布的指使，与王能甫上疏说：“元符末年，改变神宗的美政、驱逐神宗的人才，韩忠彦实在是首要责任者。”韩忠彦于是被罢免。吴材凶悍残忍，憎恨正直善良的人，被他排斥驱逐的人最多。升任起居郎，因服丧离职。蔡京任用他为给事中、吏部侍郎，他入宫拜见皇帝时有所陈奏，蔡京不高兴。吴材以天章阁待制出任光州知州。赵挺之任宰相后，召他任工部侍郎，后来去世。史臣评论说：绍述的主张实行以后，权臣专门借此攻击元祐年间的正直士人；元祐党人已经网罗殆尽，又借此攻击异己。外有鹰犬肆意攻击，内有鬼蜮暗中窥伺，难怪小人得志而朝廷空虚。所以刘拯摘取实录来肆意诋毁，钱遹斥责孟皇后以便遍举刺罪，石豫以画像为借口削除众贤，吴材揭发党论以铲除善类；许敦仁请求皇帝五日一临朝、吴执中主张维护大臣体面，也都是蔡京心腹为他谋划的计策。谗言毁坏德行，虞帝所忧虑的事情〔原文此处有疑误〕；似是而非，孔圣厌恶巧佞。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刘昺，字子蒙，是开封东明人，起初名叫炳，后来获赐今名。元符末年，他考中进士甲科，起初任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译他的兄长刘炜通晓乐律。刘炜死后，蔡京提拔刘昺任大司乐，把掌管乐正之职交给他。于是刘昺引荐蜀人魏汉津铸造九鼎，制作《大晟乐》。刘昺撰写《鼎书》《新乐书》，其中内容都是魏汉津任意臆造自己的见解，刘昺又替他加以粉饰，详情载在《乐志》中。刘昺多次升任，做到给事中。蔡京设置机构讨论礼制，又让刘昺负责此事。刘昺任翰林学士，改任工部尚书。他主持编修《纪元历》，对历法有所增删，被吴执中弹劾，于是以显谟阁直学士身份出任陈州知州。刘昺和弟弟刘焕都任侍从官，但父母去世后却没有安葬，因此获罪，被夺去职务、罢免知州，后来又因其他事情被免官。蔡京再次辅政时，召刘昺任户部尚书。刘昺曾替蔡京出谋划策，排挤郑居中，所以蔡京竭力援救刘昺，使他从废黜之中恢复原来的官阶。御史中丞俞栗揭发刘昺违法牟利的事情，蔡京便把俞栗调任其他官职。宋徽宗所收藏的夏、商、周三代礼器，诏令刘昺考订确定。凡是尊、爵、俎、豆、盘、匜之类的器物，全都改制为符合古制的样式，并把所制器物载入祭祀礼仪中，命令太学诸生学习演习雅乐。检阅考试那天，刘昺与大司成刘嗣明上奏说，有仙鹤飞翔在宫架上方。刘昺再次任翰林学士，东宫建立后，任太子宾客，后来又回任户部职务。大理寺讨论户绝法时规定：如果祖父有儿子，儿子尚未娶妻便去世，就不能收养孙子作为继承人。刘昺说：“估计一年中各路因户绝所得的钱，不过一万缗。假使每年损失一万缗，却能使天下不再有绝户，难道不可以吗？”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刘昺加任宣和殿学士，出任河南府知府，最后累积官阶至金紫光禄大夫。他与王寀相互勾结，事情败露后，开封尹盛章议定应判死刑，刑部尚书范致虚替他求情，于是改为长期流放琼州。后来刘昺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宋乔年，字仙民，是宰相宋庠的孙子。他的父亲宋充国，专心致志地求学，凭乡试举荐参加礼部试；考试结束后，他自认为是宰相的儿子，便停止应试。仁宗知道此事，召他到学士院考试，赐予进士出身，任签书河南判官，掌管登闻鼓院，出任太常礼院知院。英宗附祭于太庙时，议论者想把僖祖迁出正位，藏入夹室，宋充国请求让僖祖配享感生帝，作为宋朝始祖，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东西府建成后，宋充国献上两篇箴言来告诫大臣，大臣们对此很不高兴。适逢太庙祭祀前夜斋戒住宿，他的妻子派两个侍妾到寺中，宋充国自行弹劾自己，因此被罢免礼院职务，随即退休。宋充国性情刚正耿介，侍奉父母很孝顺，平日得到细小的物品，也一定先拿到家庙祭献，才敢自己品尝。他官至太中大夫，后来去世。宋乔年凭父亲的恩荫任监市易务，因与倡女私通以及擅自役使官吏获罪，丢掉官职，潦倒了二十年。那个女子嫁给了蔡京的儿子蔡攸。蔡京掌权后，宋乔年才重新被起用。崇宁年间，他主持开封县镇、府界的常平事务，改任京西北路提点刑狱。赐进士出身，加任集贤殿修撰、京畿转运副使，升任显谟阁待制、都转运使，改任开封尹，又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河南府知府。蔡京被罢相后，谏议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执中交相弹劾他，宋乔年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蔡京恢复宰相职位后，宋乔年也恢复旧官，出任陈州知州。政和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忠文。他的儿子是宋昪。宋昪字景裕。崇宁初年，他由谯县县尉改任敕令删定官，几年后升至殿中少监。当时宋乔年任开封尹，父子二人依仗蔡氏的势力，欺凌压制士大夫，并暗中结交谏官蔡居厚，使他充当鹰犬。他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出任陈州知州。宋乔年被贬后，宋昪也被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不久出任应天府知府。宋乔年去世后，宋昪被起复，任京西都转运使，负责修葺西宫以及修建三山新河，升至显谟阁学士。当时宋徽宗正商议前往拜谒诸陵，有关部门预先准备皇帝西行的事宜。宋昪治理宫城，宫城东西南北各十六里，修建廊屋四百四十间，费用多得无法计算。适逢进行髹漆，甚至用灰和人骨作为底料，每斤价值数千钱。他把洛城外二十里以内的古墓全部挖掘，凡是墓中的衣冠和坟墓遗迹，大多遭到暴力掘取。因此升任正议大夫、殿中监。后来又奉命修补三座陵墓排泄积水的坑涧，共计使用四百九十万工。没过多久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学士，谥号恭敏。强渊明，字隐季，是杭州钱塘人。他的父亲强至因文学才华受到韩琦赏识，最终官至祠部郎中。强渊明考中进士，调任海州司法参军，历任济州、杭州教授，出任蔡州确山县知县、保定军通判。入朝任太府丞、军器少监、国子司业。他与兄长强浚明以及叶梦得同蔡京结为生死之交，设立元祐党籍，分为三等定罪，这些事情都是他们三人策划的，于是促成了党祸。强渊明因此迅速升任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大司成、翰林学士。大观三年，蔡京被罢去宰相职务，强渊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后调任郑州、越州知州。召回朝廷任礼部尚书，又任翰林学士，升为翰林学士承旨。翰林院扩建直庐，宋徽宗亲书“摛文堂”匾额赐给他。兼任太子宾客。因病改任延康殿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监修国史。去世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号文宪。强浚明早年去世。蔡居厚，字宽夫，是熙宁年间御史蔡延禧的儿子。蔡延禧曾经弹劾吕惠卿兄弟，因正直而有声誉。蔡居厚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吏部员外郎。大观初年，任右正言，上奏说：“神宗创立的法度，空前绝后，即使符、祐两党的势力竭力兴起、互相倾轧，最终也不能动摇它，是因为它符合人心和义理。陛下继承先志，扩大声威，政事都得到整治，希望像明白的诏令所说那样，命令有关部门将其编定为成书，以彰明一代的制度。”升任起居郎，又升为右谏议大夫。他论述东南兵政的七项弊端，并说学官和书局都是重要的仕进途径，应当公开选拔有实际学问、见闻广博的人才，不要让平庸之徒得以侥幸进身。河北、河东盗贼群起，太原、真定的守臣都因不能擒捕盗贼获罪离职。蔡居厚说：“将帅人才平时没有储备培养，所以遇到紧急情况便没有可用之人。应当命令观察使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他又说：“近来在朝廷任职的人，都姑息迁就胥吏，形成吏强官弱的风气，渐渐成为习惯。大概因为京城之下，胥吏熟悉狡猾手段，所以懦弱的官员有所畏惧，甚至任用他们充当耳目，依靠他们作向导，借重他们的脸色和言辞，过分谦卑屈辱，逐渐蔓延到侍从官。如今朝廷之上，也稍有这种做法，希望重新严加制定制度。”改任户部侍郎。有人弹劾他说，他在谏院任职时曾被宋乔年父子利用，于是以集贤殿修撰身份出任秦州知州。羌族降人中有在秦州的逃入京师申诉此事，他因失于察觉而获罪，被削去职务、罢官。

译蔡京再次任宰相后，蔡居厚被起用，先后任沧州、陈州、齐州知州，加任徽猷阁待制，出任应天府尹、河南府尹。起初修建神霄宫，因选定的地势低洼，被道士们交相诉讼，于是调任汝州。过了很久，出任东平府知府。又以户部侍郎身份被召回朝廷，还未到任，又改任青州知州。他因病不能赴任，不久去世。刘嗣明是开封祥符人。他进入太学后，凭多次考试的成绩，名次超过诸生。崇宁年间，皇帝驾临太学，他脱去平民服装，补授承事郎，历任校书郎，升至给事中。张商英身居宰相之位，厌恶刘嗣明不依附自己。当时郑居中虽然因嫌隙离开枢密院，但暗中培植党羽，窥伺权力更加牢固。刘嗣明与郑居中合谋，策划倾覆张商英。门下省属吏张天忱被贬降官秩，刘嗣明驳回诏令，不肯执行，张商英为此争辩。诏令御史台颠倒是非，张商英因此被罢相。刘嗣明于是弹劾张商英把李士观、尹天民引入政典局，假称诏令措辞，共同制造奸谋，三人都因此获罪受责。刘嗣明升任大司成。士子学习雅乐而受到恩赏，刘嗣明也因此提升班次，地位与学士相等。不久，有人弹劾他迎合权贵，擅自提升国子生参加舍法，以压制寒门士人，于是被贬为颍州知州。没过多久，入朝任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去世后，追赠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蒋静，字叔明，是常州宜兴人。他考中进士，调任安仁县令。当地习俗喜好巫术，疫病流行，病人宁愿等死也不肯服药，蒋静便把巫师全部定罪，聚集他们所供奉的淫邪神像，共得三百尊，毁掉后投入江中。出任陈留县知县时，他与屯驻军队的将领不和，被罢职离去。宋徽宗即位初年，征求臣民意见，蒋静上书进言，其中多有诋毁元祐年间旧事的话，蔡京评定为正等，于是提拔他任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吴伯举将诏令封还，蔡京大怒，贬黜吴伯举。第二年，蒋静升任国子司业。皇帝驾临太学，命他讲解《尚书·无逸篇》，赐给他金紫官服，升任国子祭酒，后任中书舍人。以显谟阁待制身份出任寿州知州，调任江宁府知府。茅山道士刘混康凭方术得到进用，获赐“先生”称号。他的弟子们倚仗势力谋取奸利，夺取百姓的苇场，强行买取民居房舍。诉讼案件上报府衙后，官吏观望不决，不敢审理，蒋静把他们全部依法治罪。调任睦州时，因病请求调动，改任提举洞霄宫。过了九年，召回朝廷任大司成，出任洪州知州。后来再次以病告假归居，加任直学士。去世时七十一岁，追赠通议大夫。贾伟节是开封人。他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任两浙转运判官。他分条上奏民间的利弊问题，加任直秘阁，出任江、淮发运副使。蔡京破坏东南转般法，改为直达纲运，贾伟节率先迎合奉承，每年把上供物资直接运到京城，登记催促各道偿还拖欠的赋物；对于不是上供物资却擅自装运的，请求按违反制度论罪。花石纲、海错等物资的急切征求，就是从这时兴起的。因论功升官，于是任户部侍郎，改任刑部侍郎。一年多后，以显谟阁直学士身份提举醴泉观，去世。史臣评论说：欧阳修论朋党的话说得好，他说：“君子因为志同道合成为真正的朋党，小人因为利益相同成为虚假的朋党。志同道合，就同心互相补益，共同成就事业；小人一见利益便争先，利益耗尽便疏远并互相残害。”苏轼续写这篇论述，说：“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退处，安于道义而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最终不可战胜的原因。”秦观也说：“君子和小人，都不能免于结党。君主不能辨别邪正，必然导致两方面都被废弃；有人说应当两方面都保存，那么小人最终会得志，君子终究会受害。”这些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徽宗没有察觉。他只被绍述之说蒙蔽，尊崇奸邪、贬抑正直，党争越来越兴盛。于是绍圣年间指元祐人为党，崇宁年间指元符人为党，而郑居中、张商英、蔡京、王黼等人又互相指为党人，再也无法辨明。开始是用党争来败坏个人，最后用党争来败坏国家，士大夫遭受灾难，近三十年之久，其祸害超过东都、白马之祸，大概到这时三人的话便应验了。至于刘昺、强渊明、宋乔年、刘嗣明，不过是器量狭小的庸人，却也让他们扬臂放肆、横行冲撞而无所顾忌，小人的手段真是窘迫了。唉！朋党的说法，真的能像这样使一个国家空虚败亡吗？崔鶠字德符，是雍丘人，父亲崔毗迁居颍州，于是成为阳翟人。考中进士，调任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初即位，因日食征求意见，崔鶠上书说：臣听说进谏争辩的原则，不激烈恳切就不足以引起君主的注意，但激烈恳切又接近于讥讽诽谤。臣子一旦有了诽谤的名声，谗邪之论就容易乘隙而入，世上的君主也因此不能醒悟，天下人便闭口不言、忍声吞气，把进言当作戒惧之事。臣曾读史书，看见汉代刘陶、曹鸾以及唐代李少良的遭遇，没有一次不是合上书卷而叹息，毅然产生不愿再回到官场的想法。近来听说国家因为日食这一异象，询问寻求直言；臣恭敬地读诏书，至于所谓“言语如果失当，朕不加罪”，可见陛下披露至诚，扩大圣明的度量，以此招来天下人的言论。像臣这样私下听到的事情却不敢吐露一字，就是臣子辜负陛下。如今政令烦琐苛刻，百姓不堪其扰；风俗险恶浮薄，法令也不能完全制止。这里来不及一两件地陈述，臣只特别把辨别左右近臣忠邪作为根本。臣生长于民间，不认识朝廷士大夫，只是奇怪左右近臣中有人把元祐大臣指为奸党；这样的人一定是邪人。假如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的灾祸要在今天重现，那实在令人惊骇。毁誉，是朝廷的公议。因此，被责授朱崖军司户参军的司马光，左右近臣认为他是奸臣，而天下人都说他忠诚；如今宰相章惇，左右近臣认为他忠诚，而天下人都说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臣请大略说说奸人的行迹：乘时机钻营取巧来窃取富贵，探察细微、揣摩事端来巩固权势宠幸，可以称为奸；贿赂塞满门户，私下拜访者接踵而来，暗中结交不法之徒，秘密勾结宫廷，可以称为奸；用奇技淫巧动摇皇上的心志，用倡优、女子和美色败坏君主德行，独自掌握赏罚来报恩报仇，可以称为奸；蒙蔽君主的听闻，排斥正直之人，使发表微小意见的人因讥刺罪名获罪，使直言进谏的人因指斥罪名陷入罪网，以此堵塞天下人的言路，掩盖滔天罪行，可以称为奸。这几项，司马光有吗？章惇有吗？有事实根据的人，名称自然会随事实而来；没有事实却有那样的名声，谁肯相信呢？《传》说：“把狐狸说成狸猫，不仅是不认识狐狸，也是不认识狸猫。”所以把奸佞当作忠臣，必然也会把忠臣当作奸佞，于是便有错误的赏赐和滥施的刑罚。赏赐错误、刑罚滥施，奸佞之人便逍遥自在；这样国家还不混乱，是从来没有的。

译司马光忠诚信实、正直宽厚，名声传遍华夏和夷狄，即使古代著名大臣，也未必远远超过他；却把他说成奸臣，这是欺骗天下人。至于章惇，阴险狡诈、凶狠险恶，天下士大夫都称他为“惇贼”。他贵至宰相，人人仰望，却仍直呼其名并称他为贼，难道不是因为他辜负君主恩德，玩弄并窃取国家权柄，忠臣痛恨愤怒，义士不服，所以把“贼”作为他的称呼，指明事实而称他为贼吗？京城有话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说的是章惇和御史中丞安惇。小人好比蝮蛇和蝎子，凶狠残忍、伤害他人，是出于天性，遇到机会就一定发作。天下太平无事时，不过是陷害忠良、破坏善类；到了危急、紧要、疑惧的时刻，必然会产生反复卖国、跋扈而不守臣节的念头。近年以来，谏官不讨论政事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省不驳正诏令，大家共同保持沉默，以为这是取得了计策。过去李林甫窃据宰相之位十九年，天下人怨恨痛苦，而君主却不知道。近来邹浩因进言议事获罪，大臣们拱手旁观，同列没有一个人说话，反而又从旁排挤他。谏官、御史本是君主的股肱耳目，国家治乱安危都系于他们，却一概如此，陛下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又让谁来替您进言、替您施行呢？太阳属阳，日食它的是阴。四月是纯阳之月，正是阳气极盛、阴气极衰的时候，而阴气侵害阳气，所以这种变异特别重大。只要陛下敬畏上天威严，听从上天的明命，发扬乾刚之德，明辨邪正，不违背经典义理，不使民心郁结，那么上天的意思就会得到舒解。至于击鼓、用币、穿素服、撤去音乐，如果没有美德善政的实际，这并不是应对天意的方法。皇帝看了奏书，认为说得好，任命崔鶠为相州教授。后来蔡京列举登记上书者，把崔鶠列为邪等，免去他现任的官职。过了很久，调任绩溪县令。因病请求离职回乡，开始居住在郏城，治理几亩地，建成婆娑园。退居十多年，无论贵贱老少，人们全都尊敬地拜他为师。宣和六年，起用为宁化军通判，召回任殿中侍御史。到任后钦宗即位，授任右正言。上疏说：六月一日的诏书，命谏臣直言议论政事得失，以求得真实正确的意见，可以看出陛下求治之心的迫切。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只要蔡京想让某一门生死，某一门生就会被任用；想让某一故吏被驱逐，就会来一个某一故吏接替。反复掌握政权，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敢伤害自己，这就是蔡京根本的谋划。这样怎么能让真实正确的意见传到陛下耳中呢？谏议大夫冯澥近来上奏说：“上面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冯澥还敢说这种奸邪的话吗？王安石排斥异己，创立《三经》之说来选取士人，天下人纷纷随声附和，渐渐发展到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的结果。蔡京又用学校制度控制士人，像用军法统御士卒一样；一有不同意见，就牵连学官。像苏轼、黄庭坚的文章，范镇、沈括的杂说，全都用严刑重赏禁止收藏，他禁锢众多士人的手段也已经很严密了。可是冯澥还认为这是太学兴盛，难道不是极其欺骗蒙蔽吗？请求追究蔡京和冯澥的罪行，因为这关系到天地否泰，国家治乱也由此分判，不能忽视。仁宗、英宗选取敦厚朴实、敢于进言的士人留给子孙，王安石却把他们视为流俗之人，一概驱逐。司马光重新起用他们，元祐之治使天下安定如泰山。等到章惇、蔡京倡导绍述之说来欺骗君主，绍述道德，天下便统一于谄媚奸佞；绍述风俗，天下便同流于欺骗蒙蔽；绍述理财，公私财力便枯竭；绍述造就士人，人才便衰落；绍述开拓边疆，边塞战尘便进犯京城。元符年间奉诏上书的有数千人，蔡京派心腹考核评定，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列为正等，不同的列为邪等，冯澥与蔡京意见相同，所以列入正等。蔡京的手段破坏天下，到这时已经达到极点，难道还忍心让它余下的蠹虫再次破坏天下吗？蔡京的奸邪谋略很像王莽，而他的党羽人数又超过王莽，希望把他斩首以向天下谢罪。崔鶠多次上疏极力论述此事，当时的舆论都认为他的意见分量很重。崔鶠忽然患拘挛病，不能行走。他三次请求离职，皇帝爱惜他，不准许。吕好问、徐秉哲替他说话，于是任命他以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命令下达后便去世了。崔鶠一生写文章很多，常常被别人取走，箱子里没有留下作品。他尤其擅长写诗，风格清峭雄浑深厚，有法度。没有儿子，女婿卫昂收集他的遗文，编成三十卷，流传于世。张根字知常，是饶州德兴人。年轻时进入太学，刚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调任临江司理参军、遂昌县令。按例应改授京官时，因为四位亲长都健在，希望凭父母的恩典给祖父母加封，并把妻子的封号推及母亲，于是请求退休，得到通直郎的官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时他三十一岁。乡里贤人彭汝砺为他的事迹作序，自认为不如他。张根退居十年，曾布、曾肇、邹浩以及本路使者上奏推荐他的品行义节，徽宗召他到宫阙。他对皇帝说：“君主一天要处理万件事务，所依靠的只是这颗心罢了。一旦被外物牵累，聪明和智虑就会损耗，贤人与不肖者混杂，纲纪便不能振作。希望陛下清净心志、节制欲望，以堵塞祸乱的根源。”于是请求罢去钱塘制造局。皇帝改变脸色，赞赏他的意见，任命他为亲贤宅教授。不久，任杭州通判、提举江西常平。内侍走马承受官弹劾本路用钱的一半发给军队制作军衣不当，结果转运使、郡守以下官员全都被罢免。张根说：“东南的军法与西北不同，这件事已经实行一百五十年了。帅臣、守臣、监司共同分担朝廷的忧劳，即使有罪，也应当审慎处理，哪里适宜凭一个小宦官的一纸文书，便使十个郡的官吏全部获罪呢？”诏令都让他们恢复原职。他又说：“本路去年减免租税四十万，而户部仍像以前一样责令偿还。祖宗设立发运司规定上供数额，并给本钱数百万缗，让它大量收购粮食以备使用。近来有些希求恩宠的人却把这些本钱献作羡余，所以年度预算不足，甚至变成没有名目的征敛。”诏令免除所减免的租税，并把购粮本钱归还六路。洪州丢失官府的锡器，逮捕审治军吏，人数以千计。张根说：“这是有关部门疏于事先察看的过错。如今罗织抓捕无罪之人，责令他们交出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凭什么招来和气？”于是停止了这起案件。

译大观年间，入朝面对皇帝时说：“陛下幸而洗除烦琐苛刻的弊政，破除朋党，但士大夫因为议论不一致，便观望敷衍，没有人肯竭尽心力。陛下毁掉党人碑刻，取消党籍，与天下重新开始，可是有关部门因为大臣之间的仇怨，仍然任意废黜禁锢他们。治理国家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陛下思考怎样勉励告诫他们。”皇帝立即任命他为转运副使，改任淮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他上书请求：“常平钱只准收取利息，以堵塞兼并；下等户平均缴纳役钱，以杜绝奸伪；市易务只收取纯利，以免役使商贾。虽然名义上似乎不完全正当，但同平价和商人交易、不压低价格十分之一相比，却使他们额外加倍承担无名无数的征敛，差别很大。”又请求：“把荐举官分为三科：第一是县令，第二是学官，第三是县丞、曹官；州郡也分为三等。明确说明某人具有什么才能，适合担任某州、某官、某县令，吏部据此注拟，那么选官制度就会稍微清明，远胜于按照通常等级硬性派遣。”诏令吏部、户部共同审度后上报。张根又因水灾很多，请求减免租赋，发放救济灾民的粮米、常平青苗米，赈济借贷流民。诏书称赞并嘉许他。调任两浙时，他推辞不去，于是写好奏疏交给驿站递送上奏。大意说：“如今州郡没有能储存两个月的粮食，太仓没有够一整年使用的积蓄，军需匮乏，边防空虚。东南水旱灾害和盗贼时有发生，西、北两个国家窥伺已久，怎么能不预先筹划呢？”于是分条列举茶、盐、常平等事务的利弊和数额，接着说：“现在的办法，应当节省大的开支，而没有比土木工程更大的了。如今群臣获赐一所宅第，有时花费百万钱。臣所管辖的二十州，一年上供的财物只有三十万缗，竟不足以供一所宅第之用。即使宠赐给元勋盛德之臣，还担心不相称，何况是出身闾巷、凭求恩幸而得到的呢？即使赵普、韩琦辅佐先帝、制定国策时，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希望陛下吝惜不要轻赐。其次如田园、邸店，虽然花费不如赐宅第多，也希望逐日削减、逐月减少。再如金帛等容易赏赐的物品，也不能不节制。又其次如赐带，价值虽有数百缗，也必须从数百户人家搜集才能凑足，如今竟下及仆隶，使他们混杂在公卿之间，贤与不肖无法辨别。如果因为他们在左右奔走服役，不想让他们佩墨绶，就应另行制定制度，以显示等级威仪。”奏书上报后，权贵宠臣都侧目而视，谋划如何中伤他，相关言论接连上奏；皇帝察知张根的诚意，没有治他的罪。不久，因花石纲拘占漕运船只，官府购买一根竹子竟花费五十缗，而且大多送入各位大臣家中。张根于是极力陈述其中弊端，更加触怒权贵宠臣。于是他们摘取张根奏书中批注切直、草率简略的文字，说他傲慢不恭，责罚他监管信州酒务。后来又说张根诋毁常平法，想动摇绍述之政，再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郴州。不久因讨伐淮地盗贼有功，获准自便。以朝散大夫官阶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岁。张根性情极其孝顺，父亲患蛊病，戒食盐，张根便为他吃清淡食物。母亲喜欢吃河豚和螃蟹，母亲去世后，张根不再吃这些东西。母亲患病时，每到鸡鸣便稍微苏醒，后来张根不忍再听到鸡鸣声。儿子张焘，另有传记。弟弟张朴。张朴字见素。考中进士。历任耀州、淄州、宿州教授，太学录，升任博士，改任礼部员外郎。高丽派子弟入太学学习，他又兼任博士，升任光禄少卿、太常少卿，提拔为侍御史。郑居中离职后，张朴说：“朋党分裂互相攻击，不是朝廷的福气；如果不铲除其中最严重的，时间久了就难以谋划处理。”于是宇文黄中、贾安宅等六人都被罢免，凡是蔡京所憎恶的人，也都被指为郑居中的党羽而驱逐。当时郎官人员冗滥，多到五十五人。徽宗告知张朴，让他列举论述，于是张朴挑出其中平庸荒谬的十六人，上疏把他们斥退到外地。徐处仁建议设置裕民局，让蔡京主管，蔡京不高兴，张朴说：“国家法令已经明确完备，哪里曾经不能使百姓富裕？如今设置这个机构是不对的。”最终罢去了裕民局。后来起用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张朴弹劾说他“贪婪放滥、不守法度，舆论不把他看在眼里；而且典乐的职位在太常少卿之上，修制乐事的冗官不应越级超过他”，于是田被罢为乐令。不久又恢复原来的任命，张朴争论不止，改任秘书少监。蔡攸引荐他任道史检讨官，召回考试中书舍人，后来去世。任谅字子谅，是眉山人，迁居汝阳。九岁时父亲去世，舅舅想改变他母亲守节的意愿，任谅拉着衣服哭着说：“哪里有做人儿子的却不能奉养母亲的呢！”母亲受到感动而停止了改嫁的打算。任谅努力学习、自我奋发，十四岁就考取乡试荐书。考中高等，调任河南府户曹。拿兵书去拜见枢密使曾布，曾布派人邀他到宫阙，见面后发觉彼此不能相合，任谅径直离去。曾布后来做宰相，仍想任用他。任谅写信给曾布，以李德裕的事情规劝他，曾布才发怒。蒋之奇、章楶在枢密院，推荐任谅为编修官，曾布扣住奏章不下发，于是任命任谅为怀州教授。徽宗看见他写的《新学碑》，说：“是个文士。”提拔为提举夔路学事，历任京西、河北、京东转运判官。撰写《河北根本籍》，其中户口增减、官吏增损以及一年中收入支出盈亏的数目，翻阅账册即可看见，他把书上报朝廷。张商英看见这部书，称它是天下各路部使者中最好的。任谅任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的渔民习惯性地成为盗贼，四处游荡而没有名籍，任谅把他们编入户籍，刻记他们的船只；没有这种标记的船不得擅自进入。其他县的土地夹杂在其中的地方，便凿石立碑作为界标。盗贼一发生，他就督促属吏按名册搜捕，没有人敢不尽力，盗贼无处藏身。加直秘阁，调任陕西转运副使。投降的人李讹哆知道边境粮仓接济不上，暗中挖空地窖藏粮而准备叛乱，写信给西夏统军，说定边可以轻易夺取。任谅侦知他的阴谋，立即把粮食运往定边及各城堡，并招募人手挖掘李讹哆所藏的地窖，得到数十万石粮食。李讹哆果然入侵，发现所藏粮食已经丢失，七天后退去。后来他又围攻观化堡，但边境储粮已经充足，李讹哆于是解围离去。

译加徽猷阁待制，任江淮发运使。蔡京破坏东南转般漕运法，改为直达纲，应募的人大多是游荡无赖，盗用侵吞财物，混乱得无法核查，没有人敢说话。任谅入朝应对，首先弹劾这件事，蔡京发怒。适逢汴水、泗水发大水，泗州城没有被水淹没的部分只有两层城墙那么高。任谅亲自率领士卒筑堤，把百姓迁到高处，用米粮赈济他们。洪水退去，百姓得以保全，蔡京却诬陷他说淹死了成千上万人，任谅因此被削去名籍，遣归乡里。执政大臣有人说：“水灾是守臣的职责，发运使有什么罪？”皇帝也知道任谅受了冤屈，恢复他右文殿修撰的职务，任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恢复徽猷阁待制，升任直学士。童贯改革钱法，一定要使铁钱与铜钱价值相等，物价大都因此下降十分之九。诏令任谅与童贯商议，任谅说这会危害六路，皇帝于是搁置了童贯的方案。加龙图阁直学士，出任京兆府知府，调任渭州。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宣和七年，任提举上清宝箓宫、修国史。当初，朝廷将要对燕地用兵，谅说：“中原恐怕要有忧患了。”于是写信送给宰相说：“如今契丹的形势，灭亡已经十分明显，夺取它应当逐步进行，出兵不能没有正当名义。应当另立耶律氏宗室的一支，使他们分散成为各地的君长；这样，我方有保存将亡国家、接续断绝世统的义举，而他们则有被瓜分、如车辐般离裂的弱势；同邻近突然兴起的金国相比，形势会大不相同。”到这时，他又说郭药师一定会反叛。皇帝不听，大臣认为他是疯病发作，便出任提举嵩山崇福宫。这年冬天，金人出兵侵犯燕山，郭药师叛变投降，事情全如谅所说。于是又起用谅为京兆，不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周常，字仲修，建州人。考中进士。凭借所著《礼·檀弓义》拜见王安石、吕惠卿，两人都称许他，于是补任国子直讲、太常博士。因为要奉养父母，请求任扬州教授。不到五十岁便退休。过了很久，御史中丞黄履推荐他安于退隐，朝廷起用他为太常博士，他推辞了。元符初年，又重申先前的任命，同时任崇政殿说书，升为著作佐郎。他上疏说：“祖宗各陵的器物只用涂金，服饰也不用珠玉，大概是致力于质朴，以此昭示训诫。可是从裕陵到宣仁后的寝宫，却施用了金珠，希望把它们收存到景灵殿，以遵守先帝遗训。”诏令把这些物品存入奉宸库。擢升为起居舍人。邹浩获罪，周常在讲席上替他论辩救助，被贬为监郴州酒务。徽宗即位，召他任国子祭酒、起居郎，他从容进言：“自古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把崇尚志向放在首位的。然而如果沉溺于富贵安逸、享乐，又被谄媚奉承和顺意逢迎所蒙蔽，志向就会随之丧失，这是不能不警戒的。元祐年间的法度彼此有得有失，人才也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当时天气炎热，朝廷命令记注官在卯时漏刻正点以后就不要上奏政事，并把这写成法令。周常说：“本朝的记注官大多兼任谏官，所以凡是皇帝的言语举动，都能根据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情况议论其对错。神宗皇帝时，修注官虽然不兼谏职，也允许他们以史事为内容，在崇政殿、延和殿当面陈述。陛下在炎热得令人畏惧的时节，暂时停止臣下进见对答，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把它写成固定法令，就一定会记入日录，流传到史官笔下，使后人看到后，将会认为陛下厌倦听取意见，反而忘记先帝的美意了。”这件事于是搁置。升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蔡京掌权，不能容他，他以宝文阁待制出任湖州知州。不久又被夺去职名，居住在婺州。后来恢复集贤殿修撰之职。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史臣评论说：徽宗荒废政事，宠臣佞幸充斥朝廷，权柄转移到奸臣手中；不发声的人反而得到升进，渐渐习惯于这种麻木状态。鶠、根、谅、常都气节凛然，直指时政弊病，能够把话全说出来而不避讳。最终还是抵不过谗言，根、常死于外地，鶠、谅刚被任用便因病失势，实在可悲啊！金兵已经出动，郭药师也已经叛变，朝廷尚且不知道，何况能够预先看出祸患的征兆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把谅的话当作狂言了。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何灌、李熙靖、王云、谭世勣、梅执礼、程振、刘延庆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通过武选登第，任河东从事。经略使韩缜虽然多次考察他的才能，却常常压制他，不肯给予照顾。过了很久才对他说：“您是奇才，将来一定会坐上我的职位。”何灌任府州、火山军巡检。盗贼苏延福狡猾强悍，成为两地的祸患，何灌亲自斩下他的首级。贾胡疃有泉水，辽人常越过边境来取水，何灌亲自重新划定界堠，阻止他们前来，辽人恼怒而出兵侵犯。何灌迎着敌军登高射击，箭一发就射中，有的射入山崖石中，箭头全都没入；敌人惊异，认为他有神射本领，徘徊一阵后收兵离去。三十年后，契丹萧太师与何灌相遇，谈起往事，称赞何巡检的神射，何灌说：“那个人就是我。”萧太师惊醒般起身下拜。任河东将领时，和夏人交战，夏军铁骑前来追赶，何灌射出的箭都能穿透铠甲，甚至射穿胸膛从背后穿出，还连续贯穿后面的骑兵，羌人害怕而退兵。他任宁化军、丰州知军，调任熙河都监，拜见童贯时不下拜，童贯因此怨恨他。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他，皇帝召见对答，询问西北边事，何灌用笏板在御榻上比画，又指着坐席的花纹说明地势。皇帝说：“敌人已经在我的眼前了。” 任河东提点刑狱，升为西上阁门使，兼领威州刺史，任沧州知州。因修治城防有功，转任引进使。诏令运输三十万石粮食到并州边塞的三个州，何灌说：“水浅不能承载船只，陆路应当用八千辆车运输。沿边地区正值麦收，希望把运输费用加到粮价中，就地收购粮食。”奏章上报后，得到准许。安抚使忌恨他，弹劾说城墙还没有修完却冒领赏功，朝廷削去他升任的官职，又两次降低他的品秩，罢免离职。不久，任岷州知州，引邈川水灌溉闲置田地一千顷，湟地人称为广利渠。调任河州，又任岷州知州，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他入朝进言：“汉代金城、湟中一带的谷价每斛八钱，如今西宁、湟州、廓州就是那一带，汉、唐旧渠仍然可以考察。如果先修整渠道引水，使田地不受旱灾，那么百姓就乐于应募，弓箭手的名额也足够了。”朝廷听从了。不满半年，得到良田二万六千顷，招募弓箭手七千四百人，数量为各路之首。童贯在西部边境用兵，何灌攻取古骨龙，升任马进武军，加任吉州防御使，改任兰州知州。又攻打仁多泉城，炮火击伤了脚也不顾，终于攻下城池，斩首五百级。不久改任廓州防御使。宣和初年，刘法陷入敌境，震武军危急万分，熙河路帅刘仲武派何灌前往救援。何灌认为兵力多少悬殊，不能硬敌，只是虚张声势来震慑夏人，夏人便在夜间逃走。何灌担心敌人窥知实情，立即回兵，刘仲武仍上奏说他逗留不进，何灌被罢职，改任淮西钤辖。参与平定方腊，擒获贼帅吕师囊，升任同州观察使、浙东都钤辖，后改任浙西。

译童贯北征，传檄命何灌统领兵马，平定涿州、易州，因功任易州知州，升为宁武军承宣使、燕山路副都总管，又加任龙神卫都指挥使。夔离不攻取景州，包围蓟州。童贯把兵事推给何灌，何灌随即收复景州城，解除蓟州之围。郭药师统率番、汉军，何灌禀告说：“前些年折氏归顺朝廷，朝廷另设一司，专门统领汉兵，直到攻克敌地后才允许合营。如今只应命郭药师统领常胜军，把汉兵交给我等统领。”童贯不听。何灌被召回，主管步军司。陪同辽国使者在玉津园射箭，第一箭射破靶心，第二箭却没有射中。客人说：“太尉是不能射了吗？”何灌说：“不是，是按礼节谦让客人。”他整理弓箭再次射中靶心，观看的人赞叹不已，皇帝亲自赐酒慰劳他。升任步军都虞候。金军南下，朝廷把禁军全部调出交给梁方平守卫黎阳。何灌对宰相白时中说：“金人倾全国之力远道而来，锋芒不可抵挡。如今梁方平把精锐全部带到北方，万一抵挡不住，拿什么来善后？何不留下军队保卫根本之地？”白时中不听。第二天，又命何灌出发，何灌以军队不能作战为由推辞，朝廷强迫他，任命他为武泰军节度使、河东河北制置副使。他还没有出发，皇帝便禅位，何灌带兵入宫护卫。郓王赵楷到宫门想进去，何灌说：“大事已经定了，王爷奉谁的命令前来？”引导他的人害怕，便退去了。何灌最终还是出发，援兵二万人仍不够，于是听任招募百姓补足人数。靖康元年正月二日，何灌驻军滑州，梁方平向南逃跑，何灌也望见风声便迎风溃逃。黄河南岸没有一个人抵抗敌军，金军于是径直叩击京城。何灌到达后，请求入宫觐见，未获允许，只命他据守西部角落。他背靠城池抵抗作战共三天，身负创伤，战死阵中，享年六十二岁。他部下的韩综、雷彦兴都是奇才，各自亲手杀了数名敌人，跟随何灌战死。钦宗哀悼他们，赐予金帛，命官员护送安葬。后来言官弹劾他没有守住黄河渡口，追削他的官职品秩。长子何蓟，官至阁门宣赞舍人。他跟随父亲作战，箭射穿左臂，拔出箭后因伤病去世。绍兴四年，次子何藓因何灌之事哭泣申诉于朝廷，诏令恢复何灌履正大夫、忠正军承宣使的官职。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是唐代卫公李德裕的九世孙。祖父李均、父亲李公弼都是进士。李公弼在崇宁初年任潞州通判，因为认为三舍法不便而被使者弹劾，说他阻挠违抗诏令，获罪被削职贬黜而死。李熙靖登第后，又考中词学兼茂科，被选为辟雍录、太学正，升为博士。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到外地任职以便奉养，任命下达后却得到河东；而淮东的任命给了臧祐之。原来省吏收受了臧祐之的贿赂，便擅自更换了任命。有人教他自己申诉，李熙靖说：“侍奉君主不应选择地方，我怎么可以揭发别人的私事来求得自己的便利呢？”宰相听说后认为他贤良，留他任兵部员外郎。父亲去世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回来，任右司员外郎。王黼以太宰身份兼领应奉司，又正在办理燕云事务，于是在中书省设立经抚房，独自专管此事，其他执政都不得参与。李熙靖对他说：“应奉司的职务，不是宰相应当参与的。尚书省、枢密院都有兵房，已经足以处理边疆事务，经抚房又是做什么的呢？”王黼长期因此不高兴。同列的五个人都越级升入禁从，唯独李熙靖滞留了四年。都水丞失职，把过错推给李熙靖，贬低他的官阶两级，又将要把他调任国子司业，执政们交相进言认为不可，只升任他为太常少卿。王黼罢相后，李熙靖才任中书舍人，蔡攸又厌恶他，出任拱州知州。过了两个月，又以原来的官职召回朝廷，入宫对答时说：“燕山虽然已经平定，但应当更加谨慎地考虑祸患，预先防备。”徽宗说：“《诗经》所说的‘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剥取桑树根皮，缠紧门窗’就是这个意思。”李熙靖进言说：“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侮辱他？’希望陛下谋划长久而无边的国策。”皇帝称赞他。靖康初年，他与谭世勣一起在龙德宫办事，改任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道君皇帝待他十分优厚，常从容谈到内禅之事，说：“外人认为这是吴敏的功劳，却不知道这是出自我的主意。我如果不愿意，即使有人说会被灭族，谁敢这样做？有人说我像唐睿宗一样，是因为畏惧上天的警戒才这样做；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李熙靖拜了两拜表示祝贺。吴敏听说后嫉恨他，以他进见应对不合时宜为由加以惩罚。李熙靖拒绝张邦昌的任命后，忧愤得废寝忘食，家人送来粥和药劝解安慰他，但他始终没有活下去的意愿。老朋友来探视他的病情，大家相对哭泣，他要来纸笔，写下唐代王维所作诗中“百官何日再朝天”这一句，第二天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三岁，与谭世勣一同追赠端明殿学士。王云，字子飞，泽州人。父亲王献可，官至英州刺史、泸州知州。黄庭坚被贬谪在涪州时，王献可待他十分优厚，当时人称赞他。王云考中进士，出使高丽，撰写《鸡林志》进呈朝廷。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出任简州知州，升为陕西转运副使。宣和年间，随童贯在宣抚幕府任职，入朝任兵部员外郎、起居中书舍人。靖康元年，王云以给事中身份出使斡离不军中，商议割让三镇来求和。出使回来后，传达斡离不的意思，说黏罕得到朝廷给余睹的蜡书，坚决认为中原不可信，想破坏和约。执政们认为不是这样，便罢免王云，改任徽猷阁待制、唐州知州。金人攻陷太原，朝廷召王云任刑部尚书，再次派他出使，答应给金人三镇赋税收入的数目。王云到达真定，派属吏李裕回来报告：“金人不再要求割地，只索取五辂和给皇帝加上尊号，并且必须让康王前来，和好才能实现。”钦宗全部答应，又命王云和冯澥前往。还未出发，车辂到了长垣，被金人拒绝，王云也回来。冯澥上奏说王云荒诞妄言、误国，王云说：“事情中途发生了变化，金人一定想得到三镇，否则就会进兵攻取汴京。”朝廷内外震惊，诏令召集百官商议，王云坚持说：“康王过去曾和斡离不结交，应当让他奉命前往。”皇帝担心康王被扣留，王云说：“和议既然已经达成，金人一定没有扣留康王的道理，臣敢用全家百口担保。”康王于是接受命令，王云以资政殿学士身份担任他的副使。

译此前王云出使经过磁州、相州时，劝两州拆除靠近城池的民房，把粮食运入城中储存，实行清野之计，百姓因此怨恨他。到这时，康王驻扎在磁州，又与守臣宗泽有矛盾。于是康王出外拜谒嘉应神祠，王云在后面，百姓拦在道路上劝阻说：“肃王已经被金人扣留，王爷不应向北去。”他们又厉声指着王云说：“清野的人，真是奸贼！”康王出了神庙继续行进，有人打开王云的行李箱，发现一顶黑色丝绸短巾，原来王云早有眩晕病，睡觉时用它护住头部。百姓更加相信他是奸贼，喧闹着把他杀死。康王见形势汹汹，于是向南返回相州。这次行动中，如果王云没有死，康王一定会向北行进；议论者以此来验证是天命如此。建炎初年，追赠观文殿学士。王云的哥哥王霁，崇宁年间任谋议司详议官，上书揭发蔡京的罪行，被刺面后发配海岛。钦宗恢复他的官职，他跟随种师中作战而死。谭世勣，字彦成，潭州长沙人。考中进士，任郴州教授。当时王氏之学盛行，谭世勣一向不喜欢。有人问他原因，他说：“说法很多而且屡次改变，没有不可更改的定论。”于是把王氏的书放在一旁不看。他又考中词学兼茂科，任秘书省正字。当时宰相蔡京的儿子蔡攸掌管书局，同舍郎大多一齐依附他，以求取得显贵官职。唯独谭世勣独自坐在值班房中，整天翻阅书籍。梁师成的门客与他为邻，几次传达梁师成希望结交的意思，他都推辞不答。他在馆中六年没有升迁，蔡京罢相后，才按资历任司门员外郎。又过了三年，升任吏部官员。蔡京再次任宰相，嫌他不依附自己，便罢免他，任提点太平宫。过了很久，又恢复吏部职务。宠臣妄自引用恩泽为子弟谋求任官，他坚持不予办理。吏部官员说有某个先例，谭世勣说：“怎么能用一时的成例破坏既成法令呢？”不久却奉皇帝内降的旨意实行了这件事。升任少府监，擢升中书舍人，他以谨慎发布命令、珍惜名位器物、扩大言路、节省赏赐、端正上供、减少浮费六件事向皇帝进言，又被当权者嫉恨。以徽猷阁待制身份任婺州知州，还未出发，朝廷又把他留了下来。徽宗把帝位禅让给钦宗，向东巡幸，准备回来时，派谭世勣与李熙靖担任副执政前往迎接，于是两人一同主管龙德宫。谭世勣请求辨明、订正国史中对宣仁后的诽谤，陈述钦圣皇后的遗旨以恢复瑶华宫的名誉；举行祭祀神祖的大享礼时仍用富弼配享；祭祀先圣孔子时不应以王安石配享。这些建议后来都施行了。秋七月，彗星出现在东方，大臣有人说这是四方夷族将要衰败的征兆，谭世勣当面上奏说：“天象显现，令人畏惧，应当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不应被阿谀之说迷惑。”升任给事中兼侍读。内侍在殿门喧闹争执，诏令按可以赎罪论处，谭世勣驳斥说这样是不恭敬，趁机进言：“童贯这类人起初也很微小，小的罪恶如果不惩治，就会逐渐发展成大祸患。”奏疏送入后，同类官员都侧目不满。何栗建议把外郡分为四道，设置都总管，政事可以专断决策。谭世勣说：“把天下分割后交给四个人，而京畿由皇帝直接治理的只有十六个县，难道就没有尾大不掉的忧虑吗？”何栗很不高兴。谭世勣改任礼部侍郎。金军骑兵迅速南下，谭世勣说：“守住边境是上策；如今边境守不住，守住黄河则京畿自然稳固，这是中策；巡幸江、淮一带，会合东南军队来抵抗敌人，这是下策。金人已经渡过黄河，还应请求派大将秦元率领所属京畿保甲，分头守护国都门户，使各处军势相连，首尾互相救援，这样金人就不敢逼近。”孙傅深表赞同，但又受何栗的意见阻挠。谭世勣第二次随同皇帝车驾到金军统帅营帐，以十种祸害向金人的当权者说明，陈说讲和的好处，言辞忠诚激切，金人听后也为之震动。张邦昌僭越称帝，命谭世勣与李熙靖一同在学士院当值，两人都称病卧床不起，最终因忧愤而死，享年五十四岁。建炎初年，朝廷表彰他们坚守节操，追赠端明殿学士。梅执礼，字和胜，婺州浦江人。考中进士，调任常山尉但尚未赴任，因推荐任敕令删定官、武学博士。大司成强渊明认为他贤能，向宰相称说他，宰相却因从未与他见过面而感到不满。梅执礼听说后说：“因别人的话得到任用，也一定会因别人的话失去任用，我只求尽自己的本分罢了。”最终没有前去拜谒。历任军器监、鸿胪丞、比部员外郎。比部的职责是核查财货，文书堆积如山，通常没有时间逐一过目。苑吏拿着茶券来领取三百万钱，说是奉杨戬的旨意，催逼得很急。梅执礼看了一遍，知道是假的，想上报此事，但长官和副长官疑惧而不敢，便独自列举事实上奏，揭发这是欺诈。改任度支、吏部官职，升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翊善，迁任左司员外郎，擢升中书舍人、给事中。林摅以原任执政身份赴京，留宿宫中，希望恢复原职，梅执礼上奏论斥，使他被罢去。孟昌龄住在郓州质人家中，按理应当赎回人质，他却不肯交出，还请求皇帝以内降诏旨夺取；外郡最终留在中都服役的人员有数万人，放纵不法，做出奸恶之事，诏令全部遣还，杨戬却把他们占留不遣；内侍张佑主管修葺太庙，僭越请求赏赐：这些事情都被梅执礼驳奏，因而没有施行。升任礼部侍郎。梅执礼一向与王黼友善，王黼曾在自己府第设宴，夸耀园林池苑和歌妓侍妾的盛况，脸上露出骄色。梅执礼说：“您身为宰相，应当和天下人同忧同乐。如今方腊的祸害流布吴地，创伤还没有平复，这难道是举行歌舞宴乐的时候吗？”退下后又作诗劝诫他。王黼惭愧而愤怒，恰逢他在原庙举行飨礼迟到，于是以显谟阁待制身份出任蕲州知州，又被夺去职名。第二年，调任滁州，又恢复集英殿修撰。当时盐赋不能达到定额，滁州也苦于强行摊派。梅执礼说：“一个郡的规模比不上苏州、杭州的一个县，所承担的盐额却是粮食数目的两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他向朝廷请求，诏令减免二十万，滁州百姓感念他的恩德。钦宗即位，调任镇江府知府，召回任翰林学士，途中改任吏部尚书，不久又改任户部尚书。当时军务兴起，调度不足，梅执礼请求把宫禁内库的钱划归有关部门管理，凡是六宫的俸禄供给，都由度支拨付后才能发下。曾有小黄门拿着中批到户部取钱，但封记上没有使用玉玺；他察觉有误后，又把钱取回。梅执礼上奏请求审查，诏令责罚典宝夫人，杖责小黄门。

译金人包围京城，梅执礼劝皇帝亲自出征，并请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皇后、太子都出城避难，当权者阻挠了他的建议。等到京城失守，金人扣押天子，索取金帛数以百千万计，说：“和议已经确定，只要所需财物达到数目，就把天子送回宫廷。”梅执礼与同列的陈知质、程振、安扶都主张满足金人的索求，四人知道民力已经困竭，便一起商量说：“金人的欲求没有限度，即使把铜铁都拿出来也供给不了，何不按照军法结罪处置我们，或许可以堵住他们的要求。”然而有宦官怀着旧怨对金军统帅说：“城中有七百万户，所取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只要允许百姓拿金银换取粮食，应该会有人拿出来。”不久果然如此。金军首领大怒，召来四人责问，他们回答说：“天子蒙受尘辱，臣民都愿意拼死效命，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计较，何况金帛呢？只是家家户户都已经空竭，没有办法满足您的命令罢了。”金军首领问官长在哪里，程振害怕梅执礼获罪，便上前说：“我们都是官长。”金军首领更加愤怒，先把他们的副职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各杖打一百下。梅执礼等人仍为他们请求，过了一会儿金军将他们放回；将要到城门时，又把他们叫下马，击打至死，并砍下首级。当时是靖康二年二月。这一天，天空白昼昏暗，士人和百姓都流泪，愤怒叹息。起初，皇帝第二次出城时，梅执礼与宗室子弟昉、诸将吴革等谋划集合军队夺取万胜门，夜间袭击金军统帅营帐，迎接徽宗、钦宗二帝回来。但王时雍、徐秉哲让范琼泄露了他们的谋划，所以没有成功。梅执礼死时，享年四十九岁。高宗即位，诏令追赠通奉大夫、端明殿学士。议论者认为太薄，又加赠资政殿学士。程振，字伯起，饶州乐平人。年轻时就有出众的才能，进入太学，当时许多知名人士都与他交游。徽宗临幸太学，以诸生中的优等任官，任辟雍录，升为博士，迁任太常博士，提举京东、京西两路学事。他请求在邹地建立庙宇祭祀孟轲，并以公孙丑、万章、乐正克等人配享，朝廷同意了。任京西路提举常平，入朝任膳部员外郎、监察御史、辟雍国子司业、左司员外郎兼太子舍人。他刚到任，就进言：“古代举行大祭礼时，登上祭坛接受祭肉和酒爵，必定由嫡长子继承人担任；这既有《礼经》记载，元丰年间的成例也完整保存着。昨天皇帝亲临明堂举行礼仪，而殿下却没有参加，这不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太子惊醒般说：“宫中属官起初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因此特别加以奖励和优待。方腊起兵时，程振对王黼说，应该趁此时机革除天下弊政，对上符合天意，对下顺应人心。王黼不高兴，说：“皇上将要怀疑我挟持盗寇，怎么办？”程振知道王黼忌恨自己的话，快步退出；然而太子极力推荐他，于是擢升为给事中。王黼又说程振资历浅，并且一向擅长起草诏令，请求任他为中书舍人。侍郎冯熙载出任亳州知州，王黼怨恨冯熙载，想让程振用丑恶的言辞诋毁他，程振不肯。王黼便让言官弹劾程振结党，罢免他提举冲佑观。过了三年，又恢复原职。靖康元年，升任吏部侍郎，向钦宗说：“如今掌权大臣不和，议论多相驳斥，诏令轻易更改，失误在于不能把握事机。金人交战已有半年，到现在还不能解围，是因为对于和谈还是作战的意见没有统一。削减过度的赏赐，本来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却在几个月内三次改变主张，是因为私心没有去除，各自包庇自己的党羽。今天某人提出意见，认为正确便施行；明天又有人提出意见，认为错误便停止。有时皇帝独自作出高远的裁决，来不及同众臣商议；有时大臣凭个人偏见便立即发布公告。因此采取的行动未必良善，处理的办法未必适宜，却动辄反悔更改，形势于是不得不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当时金兵到达河北，程振请求调集各道军队从两面夹击，说：“金人如此猖獗，陛下还想维持和议，却不让他们稍微受到惩罚吗？”皇帝感叹赞赏他的话，却受外廷意见牵制，不能采用。任开封尹。从前，死刑案件中有情由值得怜悯的，往往上奏请求免除死罪；崇宁以来，议论者认为京城首先要实行弹压，大多为了文书方便而杀掉他们。程振请求恢复旧制。诏令捕捉逃亡的士卒，抓到数千人，程振请求把他们编入步军并免除罪行。步军司想依法论罪，程振说：“正值多事之时，一天杀掉数千人，一定会使天下舆论大为震惊。”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改任刑部侍郎。金军骑兵驻扎在京郊，要求皇帝出城，程振对何栗说：“应当考虑用什么办法挫败他们。”何栗不听。不久京城遭难，程振去世，享年五十七岁。金人离开后，程振的侄子程庭访找到他的首级，带回来安葬。起初，王黼让他的门客沈积中谋划燕地事务，程振曾告诫他将来会有祸患，沈积中害怕，便说不可以这样做。后来程振果然因此事而死，听到的人都为他悲痛。起初，宣和年间崇尚道家学说，程振在东宫陪坐，从容进言：“孔子认为《鸱鸮》这首诗懂得治国之道，诗中不过说‘趁天还没有下雨，赶紧缠牢门窗’罢了。老子也说：‘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去做，要在祸乱尚未形成时治理。’如今不在平安无事时巩固根本，却只在事情临头时处理琐碎事务，这不是两位圣人的本意。”后来有一天，太子把这些话告诉徽宗。徽宗醒悟，颇想去除奢侈贪欲，疏远左右近臣，但宦官杨戬等人正在大兴宫室，害怕不能任意行事，便进谗言陷害家令杨冯，说他将要辅佐太子图谋非分。徽宗大怒，拘捕杨冯并杀死他，太子的意见也因此被废弃。程振任开封尹时，两宫正受到谗毁离间的困扰，他竭尽全力从中调和，审理龙德宫梁忻一案时宽减其罪，不让人留下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高宗即位，程振的品秩升了七等，仍让他的儿子和三名亲属获得官职，又追赠端明殿学士。端平初年，曾孙程东请求赐谥，朝廷赐谥“刚愍”。与他同时死去的礼部侍郎陈知质，失去了传记；给事中安扶，附见于其父安焘的传记。刘延庆，保安军人。世代都是将门之后，雄武豪迈而勇敢，多次跟随军队向西征伐，建立战功，累积官职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升任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改任承宣使。攻破夏人的成德军，擒获其首领赏屈，招降王子益麻党征。任保信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跟随童贯平定方腊，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又跟随北伐，以宣抚都统制身份统率十万军队，渡过白沟。

译刘延庆行军没有纪律，郭药师扣住他的马劝谏说：“如今大军拔队前进却不设防，如果敌人设下埋伏拦截攻击，首尾不能呼应，就会望见敌人的尘土便彻底溃败。”刘延庆不听。到达良乡，辽将萧干率军前来，刘延庆与他交战，遭到惨败，于是关闭营垒不再出战。郭药师说：“萧干的军队不过万人，如今他们全力抵抗我军，燕山一定空虚，希望给我五千奇兵，兼程袭取燕山，并让令公的儿子三将军挑选军队作为后继。”刘延庆答应了，派大将高世宣和郭药师先行，他们随即攻入燕城；萧干率三千精锐进行巷战。这里所说的三将军，就是刘光世。” 宋军违背约定没有到来，郭药师失去援助而败逃，高世宣战死。刘延庆在卢沟南面扎营，萧干分兵切断粮道，擒获护粮将王渊，又抓到两个汉军士兵，蒙住他们的眼睛，留在帐中，半夜假装互相交谈说：“听说汉军十万人压到我国境内，我军是他们的三倍，足以战胜他们。应当分为左右两翼，用精兵冲击敌军中央，再由左右两翼响应，把他们全部歼灭。”暗中放走其中一人，让他回去报告。第二天早晨，刘延庆看见火起，以为敌军到了，便烧毁营寨逃跑，士兵互相践踏而死，绵延一百多里。自熙宁、元丰以来储备的军用物资几乎耗尽。刘延庆退守雄州，燕地人作赋写歌讥讽他。朝廷议论认为刘延庆丧失军队，不能不依法惩处，于是因罪贬为率府率，安置在筠州。契丹知道中原不能用兵，从此轻视宋朝。不久，又任镇海军节度使。靖康之难时，刘延庆分部守卫京城，城池陷落后，带领秦地军队一万人夺取开远门出城，到了龟儿寺，被追赶的骑兵杀死。刘光世另有传记。史臣评论说：靖康之变中，梅执礼、程振不忍看京城百姓遭受涂炭，拒绝满足强敌没有止境的欲望，亲自遭遇了凶祸。李熙靖、谭世勣不肯用自己一身侍奉两个国姓，悲愤绝食而死。何灌、刘延庆战败而死。这几个人所遭遇的情况虽然不同，但至于为国难而死，却是一样的。王云之死，虽然有他自取祸患的地方，大概也是上天还不想断绝宋朝的国祚；否则，这次出使中康王就危险了！”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李纲上 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从他的祖父开始居住在无锡。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考中政和二年进士，累积官职至监察御史兼代理殿中侍御史，因为进言政事触犯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升为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城发生大水，李纲上疏说阴气过盛，应当把盗贼和外患作为忧虑。朝廷厌恶他的话，把他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宣和七年，任太常少卿。当时金人背弃盟约，边境战报接连传来，朝廷商议躲避敌人的计策，诏令起兵救援王室，任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并命侍从各自陈述意见上报。李纲上奏抵御敌人的五条策略，并对交好的给事中吴敏说：“设置开封牧的建议，难道不是想把留守的责任交给太子吗？强大的敌人这样猖獗，如果没有给太子传授相应的名位，就不足以招揽天下豪杰。东宫太子恭敬节俭的德行天下皆知，让他守护宗庙社稷是可以的。您以献纳意见、参与谋议为职责，为什么不向皇帝极力进言呢？”吴敏说：“让太子监国可以吗？”李纲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事情，如果不建立名号就不足以恢复国家，而建立名号的建议没有出自唐明皇，后世都为此惋惜。主上聪明仁慈宽厚，您如果进言万一能够实行，将会看到金人悔改祸乱，宗庙社稷安定，天下都受到恩惠。”第二天，吴敏请求进见，把其中的道理全部说明，并说李纲的意见大概与自己相同。皇帝下旨召李纲入朝商议，李纲刺破手臂，用血写上奏疏说：“皇太子监国，是礼制中的常规。如今强敌入侵，安危存亡只在顷刻之间，还能拘守通常礼制吗？名分不正却要掌握大权，凭什么号召天下，指望万一成功呢？” “如果给皇太子授予相应的名位，让他替陛下守护宗庙社稷，收拢将士之心，拼死抵御敌人，天下就可以保全。”奏疏送上后，禅位的议论于是决定下来。钦宗即位，李纲上密封奏事，说：“如今中原形势衰弱，君子的道路消沉，法度纲纪荡然无存，没有统一的准则。陛下刚登帝位，应当对上顺应天心，对下顺应民意。消除外患，使中原的形势强盛；诛除内奸，使君子的道路兴盛，以符合道君皇帝托付给陛下的心意。”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他，迎上来说：“朕当初在东宫时，看过你论述水灾的奏疏，现在还能够背诵。”李邺出使金国商议割地，李纲上奏说：“祖宗留下的疆土，应当拼死守护，不能把一寸一尺交给别人。”钦宗赞许并采纳，任命他为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任命吴敏为行营副使，李纲为参谋官。金将斡离不的军队渡过黄河，徽宗向东巡幸，宰执商议请求皇帝暂避敌军锋芒。李纲说：“道君皇帝把宗庙社稷带来交给陛下，难道可以抛弃它离去吗？”皇帝默然无言。太宰白时中说都城不可守，李纲说：“天下的城池，哪里有像都城这样的？况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那里，舍弃这里还想去哪里？”皇帝回头对宰执说：“计策将从哪里出？”李纲进言：“今天的计策，应当整顿军马，牢固团结民心，彼此共同坚守，等待勤王的军队。”皇帝问谁可以担任将领，李纲说：“朝廷以高爵厚禄优厚供养大臣，本来就是准备在有事之日任用他们。白时中、李邦彦等人虽然未必懂得军事，但凭借他们的职位名号，安抚将士来抵抗敌军锋芒，这是他们的职责。”白时中愤怒地说：“李纲难道不能带兵出战吗？”李纲说：“陛下不认为臣庸弱无能的话，如果让我统领军队，我愿以死报国。”于是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

译宰执仍然坚持躲避敌人的主张。有旨任李纲为东京留守，李纲向皇帝极力陈说不可离去的理由，并且说：“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立即巡幸蜀地，宗庙朝廷被贼人毁坏，范祖禹认为他的过失在于不能坚守以等待援军。如今四方军队不久就会云集，陛下为什么要轻率行动，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呢？”皇帝的心意很有些醒悟。恰逢内侍上奏说中宫已经出发，皇帝脸色大变，仓促走下御榻说：“朕不能留下了。”李纲哭泣叩拜，以死相劝阻。皇帝回头对李纲说：“朕现在为你留下。整治军队、抵御敌人的事情，专门交给你负责，不要有疏忽差错。”李纲惶恐地接受命令。不久皇帝又决定向南巡幸，李纲赶到朝廷时，禁卫军已经披挂铠甲，皇帝的车驾也已套好。李纲急忙呼喊禁卫军说：“你们愿意守护宗庙社稷，还是愿意跟随皇帝出巡？”大家都说：“愿意拼死守护。”李纲入宫进见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留下，为什么又下令出行？如今六军的父母妻子都在都城，愿意拼死守城，万一在半路上解散回家，陛下和谁一起做护卫？敌兵已经逼近，知道车驾没有走远，若骑快马迅速追赶，拿什么抵御他们？”皇帝受到触动而醒悟，于是命令停止出行。李纲传达旨意对左右说：“谁敢再有说离开的人，处斩！” 禁卫军都拜伏在地，高呼万岁；六军听到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李纲整治守城和作战的器具，不到几天就完成了。敌军攻城，李纲亲自督战，招募壮士用绳索从城上缒下，斩杀敌军首领十多人，杀死敌军数千人。金人知道宋军已有防备，又听说皇帝已经禅位，于是退兵。金人要求派大臣到军中商议和议，李纲请求前往。皇帝派李棁去，李纲说：“安危在此一举，臣担心李棁胆怯懦弱而误了国事。”皇帝不听，最终还是派李棁前往。金人索要数以千万计的金钱，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并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李棁接受了这些要求，自己一句话也没有争辩，回来报告。李纲说：“所需的金钱，即使耗尽天下的财富也不够，何况一座都城呢？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让它们还凭什么立国？至于派人质去，宰相应当前往，亲王不应前往。如果派辩士暂且同金人商议可行与不可行，拖延几天，等大军四面会集，金军孤军深入，即使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也将很快返回。此时再与他们订盟，他们就不敢轻视中原，和约也可以长久。”宰执的意见不一致，李纲不能改变他们，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安慰他说：“你只管出去整治军队，这件事应当慢慢商议。” 李纲退下后，和金人签订的誓书已经送出，金人所要求的事情全都答应了，并以皇帝的弟弟康王和少宰张邦昌作为人质。当时朝廷每天输送金银财物，但金人索求不止，每天肆意抢掠。四方勤王的军队逐渐有人到来，种师道、姚平仲也率泾原、秦凤的军队赶到。李纲上奏说：“金人贪婪无厌，凶暴悖逆已经到了极点，看来非出兵不可。况且敌兵号称六万人，而我勤王之师聚集在城下的已经二十多万人；他们以孤军深入重地，就像虎豹自己投入栏槛陷阱之中，应当用计谋擒取他们，不必同他们争一时的力气。如果扼守河津，断绝粮饷运输道路，分兵收复京畿以北的各县，再以重兵逼近敌营，坚守营垒不要出战，就像周亚夫困住七国那样。等他们粮食吃尽、力量疲乏，然后用一纸檄文取得誓书，收复三镇，放他们向北回去，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再发动攻击；这是必胜的计策。”皇帝深以为然，约定日期举行行动。姚平仲勇敢却缺少谋略，急于求取功劳，提前率领一万步骑兵，夜里劫击敌营，想生擒干离不并带着康王回来。半夜时分，中使传达圣旨责问李纲说：“姚平仲已经行动了，你赶快去援助他。”李纲率领诸将，天亮时从封丘门出城，与金人在幕天坡交战，用神臂弓射击金人，将他们击退。姚平仲最终因袭击敌营没有成功，害怕被诛杀而逃亡。金国使者到来，宰相李邦彦对他说：“用兵的是李纲、姚平仲，不是朝廷的意思。”于是罢免李纲，改用蔡懋。太学生陈东等到宫阙上书，说明李纲没有罪。军民中没有约定却聚集起来的有几十万人，呼喊声震动大地，因愤恨不能报仇，甚至杀伤内侍。皇帝急忙召见李纲，李纲入宫拜见，哭泣叩拜请求处死自己。皇帝也哭了，任命李纲恢复为尚书右丞，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起初，金人攻打城池时，蔡懋禁止军队随意发射箭石，将士们积聚的愤怒，到这时，李纲下令，能够杀敌的人重重奖赏，众人无不奋勇跳跃。金人害怕了，逐渐退却，并且取得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以亲王为人质的条件，于是撤军。任命李纲为知枢密院事。李纲上奏请求按照澶渊旧例，派兵护送金人，并告诫诸将，有机会攻击就攻击他们。于是调集十万军队，分路一同前进，将士们接受命令，踊跃出发。在此以前，金帅粘罕包围太原，守将折可求、刘光世的军队都战败了；平阳府的义兵也叛变，引导金人进入南北关，攻取隆德府，到这时又进攻高平。宰相责怪李纲把城下的军队全部派去追击敌人，担心仓促之间无所措置，急忙征召诸将回来。诸将已经在刑州、赵州之间追上金人，突然接到撤军的命令，无不扼腕叹息。等到李纲据理力争，重新下令追击时，将士们已经离心离德了。诏令商议迎接太上皇帝回京。起初，徽宗南行，童贯、高俅等人率军护从。出发以后，听说都城被围，于是他们截留东南地区的驿站传递和勤王军队。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童贯等人要发动变乱。陈东上书，请求诛杀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等人。朝廷商议派聂山任发运使前去谋划此事，李纲说：“假如聂山谋划果真成功，使太上皇受到震惊，这个忧患就在陛下身上。万一没有成功，这几个人挟持太上皇在东南，要求把剑南一道交给他们，陛下将怎样处置？不如停止聂山出行，请太上皇除去这些人，自然可以不费力气而平定。”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徽宗回到南都，停留在那里，写信询问改革政事的缘故，并召见吴敏、李纲。有人担心太上皇的意图会有不测，李纲请求前往，说：“这没有别的，不过是想知道朝廷的事情罢了。”李纲到达后，详细说明皇帝圣明孝顺、思念仰慕太上皇，想奉养太上皇于天下的心意，请太上皇早日回到京师。徽宗流下了几行眼泪，问：“你前些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离开？”李纲回答说：“臣昨天任左史时，因为狂妄地论说水灾，承蒙恩典，宽免了斧钺诛杀之罪；但臣当时所说的是，天地间的灾变，各自会以同类现象相互应验，正是为了说明今天被攻围的征兆。灾异和变故，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疾病在五脏，就会表现在气色上，显现在脉息中，高明的医生能够知道。因此圣人观察天地间的变化，进而修治自身应当修治的方面，所以能够治理国家、保全邦国，而没有危乱的忧患。”徽宗称赞说好。又询问近期都城被攻围以及守御的次序，谈话渐渐融洽。徽宗于是说到行宫停止传递递角等事，说：“当时是担心金人知道行宫所在，并没有别的意思。”李纲上奏说：“正处在艰难危急之时，两宫隔绝，朝廷对行宫的供应应办，也哪里能没有不到之处呢？只在于圣明的胸怀能够体察罢了。”又说：“皇帝仁慈孝顺，只怕有一件事不合太上皇帝的心意，每次收到太上皇诘问的诏书，总是忧惧得吃不下饭。” 臣私下打个比方：一家之长外出后强盗来到，负责家事的子弟不得不根据情况安排处置。长者只应当因为子弟能够保全田园大计而慰劳他们，如果竟然追究细小的过失，那么做子弟的，又能到哪里逃避责任呢？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行在外，恰逢强大的敌人入侵，为了宗庙社稷，许多事情不得不略有改革。陛下回銮以后，臣认为应当大大慰藉皇帝的心，不必追问细小过失就可以了。”徽宗有所感悟，拿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给李纲，说：“行宫中的人得知你来都很高兴，你把这些拿去表示我的心意，可以立即穿戴使用。”又说：“你辅佐皇帝、捍卫宗庙社稷有大功，如果能够调和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没有疑虑和阻隔，你就应当载入青史，名垂万世。”李纲感动哭泣，拜谢了两拜。李纲回来后，详细说明太上皇的意思。宰执大臣进呈迎奉太上皇的礼仪规程，耿南仲建议想要屏退太上皇身边的人，车驾才得以进宫。李纲说：“这样做，是向他显示疑心。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真诚与猜疑、光明与昏暗罢了。从真诚光明推行下去，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从猜疑昏暗推行下去，祸患多得说不尽。耿南仲不用尧、舜之道辅佐陛下，却使陛下陷于昏暗而多疑。”耿南仲愤怒地说：“臣刚才见到左司谏陈公辅，他就是替李纲结交士民、让他们到宫阙伏地上书的人，请求交给御史审问。”皇帝惊愕不已。李纲说：“臣与南仲争论的是国事。南仲竟说出这样的话，臣哪里还敢再辩解？希望把陈公辅的事情交给官吏审理，臣得以请求辞职待罪。”李纲上奏十多次，皇帝没有批准。太上皇帝回来时，李纲在国门迎接并拜见。第二天，李纲到龙德宫朝见，退下后，又上奏章恳切辞职。皇帝亲自下诏说明心意：“先前敌人在京城近郊，士人和百姓到宫阙伏地上书，一旦仓促之间聚集了几十万人，这是忠心和愤怒激发所致，并没有事先谋划、却异口同声，这难道是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吗？那些不高兴的人制造流言，使你感到不安，朕深深体谅你，不值得放在心上。强大的敌人刚刚退去，正要依靠你协助朕渡过艰难，你应当勉力替朕留下。”李纲不得已接受职务。皇帝又准备了边防抵御敌人的八件事。当时北方军队已经离去，太上皇回到宫中，上下都安然自得，把边防事务置之不问。只有李纲对此忧虑，和同知枢密院事许翰商议调集防秋军队。吴敏请求设置详议司，审核研究法制，以革除弊政，诏令任命李纲为提举官，耿南仲阻止了这件事。李纲上奏说：“边患正十分紧迫，调度供应不足，应当稍微抑制冒滥授官，以充足国用。比如节度使到遥郡刺史，本来是用来等待有功勋的大臣，现在都由外戚亲属凭恩泽取得；堂吏升官只到正郎，崇宁、政和年间才开始转到中奉大夫，现在应当都恢复旧制。”执政大臣把他的奏章张贴在通衢大道上，因为李纲得到士民拥护，想借此离间他。恰逢守御司奏请补授两名副尉，皇帝批示中有“大臣专权，逐渐不可滋长”的话。李纲上奏说：“近来臣得到圣旨，准许发给空名告敕，以便酌情办事。这两人有功劳，应当补授官职，所以详细奏报，实在是遵奉圣旨，并不是专权。” 当时太原的包围还没有解除，种师中战死，种师道因病回去，耿南仲说：“想要援救太原，非李纲不可。”皇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李纲说：“臣是书生，实在不懂军事。在城池被围时，不得已替陛下料理军事；现在让我做大帅，恐怕会误了国事。”于是拜谢辞行，皇帝不许。他退下后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上奏十多次，皇帝不批准。台谏官说李纲不能离开朝廷，皇帝认为他们是在替大臣游说，斥责了他们。有人对李纲说：“您知道派您出行的用意吗？这不是为了边防事务，而是想借此除掉您，这样京城人就没有话可说了。您如果坚持卧病不起，进谗言的人会更加放肆，皇帝发怒，后果就不可预测了，怎么办？”许翰写“杜邮”二字留给李纲，李纲惊恐地接受命令。皇帝亲笔书写《裴度传》赐给李纲，李纲说：“吴元济凭区区蔡州一带对抗唐王朝，他与金人的强弱本来就不能相比，而臣更不足以望及裴度万分之一。然而，外来的寇乱和祸患可以扫除，朝廷中的小人却难以清除。假使朝廷已经端正，君子的道路日益昌盛，那么抵御外患，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于是把裴度论述元稹、魏洪简奏章疏表的要点写下来进呈，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他。宣抚司的军队只有一万二千人，各项事务还没有筹备齐全，李纲请求推迟出发日期。皇帝批示认为他拖延并抗拒命令，李纲上疏说明不能出行的原因，并且说：“陛下先前认为臣专权，现在又认为臣抗命，正要派遣大帅解除重围，却让一个被认为专权、抗命的人担任大帅，岂不是不可以吗？希望准许臣辞去枢密院职务。”皇帝催促召见他四次，说：“你替朕巡视边境，回来就可以回朝。”李纲说：“臣这次出行，恐怕没有再回来的道理。从前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出任西边安抚使，经过郑州时见到吕夷简。吕夷简说：‘参政难道还能够回来吗！’后来果然如此。如今臣因为愚直不被朝廷容纳，既然出发以后，如果能够奋勇杀敌而死，这就是臣的愿望。万一朝廷坚持的意见不坚定，臣应当请求离去，陛下应当体察臣的一片孤忠，以保全君臣之间的道义。”皇帝因此受到感动。等到辞别皇帝时，李纲说唐恪、聂山奸邪，若继续任用他们，后来一定会误国。

译李纲进军到河阳，遥望拜祭各座皇陵，又上奏说：“臣统率军队从巩、洛出发，遥望拜祭陵寝时，不禁潸然流泪。恭敬地想，祖宗创业守成，传承了将近二百年，直到陛下。如今恰逢艰难时期，强敌侵入内地，中原势力衰弱，这正是陛下卧薪尝胆、思图报复，振作精神、寻求治理的日子。希望陛下深入考察祖宗的法度，逐一推行。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更加巩固国家根本，以图谋中兴；上可以慰藉九庙祖先的英灵，下可以成为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力量，天下就大幸了！” 行军到怀州时，接到诏令要停止并削减所征集的军队。李纲上奏说：“太原的包围还没有解除，河东的形势十分危急，秋高马肥，敌人一定会深入进攻，宗庙社稷的安危，实在还无法预知。即使防秋的军队果真足够使用，也不能保证没有敌骑渡河的警报。况且臣出使不久，朝廷却把前面的诏令全部更改，已经集结的军队，全都停止并削减。如今河北、河东每天报告危急，却没有一人一骑来满足它们的需求，刚刚集结的军队又全都遣散，臣实在不足以担任此职。况且用军法命令各路起兵，却用一张小纸就将其取消，臣担心以后有所征召时，再也没有人响应了。”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皇帝批示每天催促解除太原之围，而诸将承受皇帝的亲笔批示，事情都直接上报皇帝，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李纲上疏，极力劝谏节制权不能专一的弊端。当时正商议议和，诏令停止李纲进兵。不久，徐处仁、吴敏被罢去宰相职务，改任唐恪为宰相；许翰被罢去同知枢密院，升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人；吴敏又被贬谪安置到涪州。李纲听说后，叹息说：“事情已经没有可做的了！”立即上奏请求罢职。于是任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兼领宣抚司事务，召李纲入朝。不久授予李纲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详细上奏辞免。不久，因为李纲专门主张抗战，损失军队、耗费钱财，被削去职务，任提举亳州明道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昌军；又贬到宁江。金兵再次到来，皇帝醒悟议和的错误，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兼领开封府事务。李纲行军到长沙时接到命令，立即率领湖南勤王军队入援，但还没有到达，京城就失守了。在此以前，康王到了金军中，金人对他有所忌惮，请求派肃王来代替他。到这时，康王开设大元帅府，代行皇帝权力，恢复李纲原来的官职，并且写信给他说：“如今百姓的性命危急，如同倒悬，料想若不是当世罕见的人才，凭什么协助成就功业？阁下学问通晓天人之理，忠心坚如金石，应当立即振衣而起，以符合百姓的期望。” 高宗即位，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催促他赶赴朝廷。中丞颜岐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爱，虽然已经任三公、郡王，也应当再加同平章事，以增加礼遇的分量；李纲为金人所憎恶，虽然已经任命为宰相，也应当趁他还没有到任将他罢免。”颜岐五次上奏，皇帝说：“像朕这样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爱的。”颜岐无言以对，退了下去。颜岐仍派人把他的奏章封好给李纲看，希望以此阻止李纲前来。皇帝听说李纲将到，派官员迎接慰劳，赐宴，并催促他到内殿拜见。李纲见到皇帝，眼泪鼻涕交织流下，皇帝也为之动容。李纲于是上奏说：“金人不行正道，专门靠欺诈谋略取胜，中原却没有醒悟，全都落入他们的计谋。幸赖天命尚未改变，陛下在外统率军队，受到天下臣民推戴；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敌人，迎回二圣并安抚万邦，责任在陛下和宰相身上。臣自知有所欠缺，不足以符合陛下委任的心意，请求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而且臣在路上时，颜岐曾封好并给臣看论说臣的奏章，说臣为金人所憎恶，不应当任宰相。臣虽然愚蠢，只知道有赵氏，不知道有金人，本来就应当被金人憎恶。然而，说臣才干不足以担任宰相还可以，说臣因为被金人憎恶就不应当任宰相，却不可以。” 李纲于是竭力辞让。皇帝为此调范宗尹出任舒州知州，给颜岐安排了祠禄官。李纲仍然竭力辞让，皇帝说：“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你的忠义和智略，想要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任用你为宰相不可，你不要再推辞。”李纲叩头哭泣致谢，说：臣愚昧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承蒙陛下知遇；然而今天扶持危局、图谋中兴的功业，在陛下而不在臣。臣没有左右近臣替臣预先说情，陛下却首先认识并提拔臣，把宰相的权柄交给臣，臣这点微薄的才能哪里足以仰承陛下谋划任用、责成成功的心意？但“没有不是有开头的，很少有人能够善终”。臣孤立无援，希望陛下察看管仲所说的妨害霸业的话，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多加留意，使臣能够尽心尽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从前唐明皇想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十件事作为条件来劝说，件件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如今臣也用十件事仰求圣听，请陛下斟酌其中可以实行的，赐令施行，臣才敢接受命令。第一，议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原抵御四方夷狄，能够守御之后才可以交战，能够交战之后才可以议和；而靖康末年这些都失去了。如今想要交战却力量不足，想要议和又不可行，不如先整治自身，专门把守御作为策略，等到我们的政事修明、士气振作，然后才可以商议大举进攻。第二，议论巡幸。皇帝的车驾不能不至少到京师一次，拜见宗庙，以安慰都城百姓的心；估计如果还不能在那里居住，就制定巡幸的计划。从天下的形势来看，长安最好，襄阳次之，建康再次之，都应当诏令有关部门预先做好准备。第三，议论赦令。祖宗登基时颁布的赦令，都有固定的格式。前些日子的赦书，竟以张邦昌伪赦的内容为准则，例如赦免大逆等罪以及让获罪废黜的官员全部恢复官职，这些都过于泛滥，无法实行，应当全部按照法令改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第四条是讨论僭越叛逆之罪。意思是说，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在危难时为节义而死，反而借助金人的势力改换国姓、改变国号，应当依法处以正刑，作为万世的警戒。第五条是讨论伪命。意思是说，国家遭逢重大变故，很少有坚守节操、为大义而死的人；至于接受伪官职、向伪朝廷屈膝的人，则多得数不胜数。从前肃宗平定叛贼时，曾把那些玷污名节、充任伪官的人分为六等定罪，应当仿照办理，以振作士大夫的风气。第六条是讨论作战。意思是说，军政长期废弛，士气怯懦懒惰，应当彻底更新军纪，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振奋军队的士气。第七条是讨论防守。意思是说，敌人的情势狡猾诡诈，势必还会再次前来，应当在沿河、沿江、沿淮地区部署防御措施，控制抵御敌军，扼守敌军进攻的要冲。第八条是讨论根本政务。意思是说，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法纪纲常混乱，应当把政务统一归于中书省，这样朝廷的威信才能得到尊重。第九条是讨论官员长期任职。意思是说，靖康年间进退大臣过于仓促，因而功效毫不显著；应当谨慎选择大臣并让他们长期任职，用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第十条是讨论修养德行。意思是说，皇上刚刚承受上天赋予的使命，应当更加修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恭敬谦下、节制俭朴等德行，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从而实现国家的中兴。第二天，将李纲的奏议交付朝廷讨论，只有“僭逆”和“伪命”两件事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来。李纲说：

译这两件事正是今天政事和刑法中最重大的问题。张邦昌在道君皇帝朝廷任职，在政府中任职十年；渊圣即位后，首先提拔他为宰相。当国家遭遇祸难、金人谋划改换国姓时，张邦昌如果能够以死守节，推明天下人拥戴宋朝的道理，以此感动金人的心，敌人未必不会后悔造成灾祸而保存赵氏。然而张邦昌当时反而自以为计谋得逞，安然确立自己的帝王名号，居处宫禁，擅自发布伪诏，来阻止四方勤王的军队。等到知道天下人并不拥护他，才不得已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并商议迎奉皇帝。张邦昌僭越叛逆的始末就是这样，但议论者意见不同，臣请求详细论述，并按照《春秋》的法则来判定。京城百姓感激张邦昌，认为因为他被拥立，自己才得以活命，并且免除了沉重的金银征敛。元帅府宽恕张邦昌，认为他没有等到征讨就派使者奉迎皇帝。至于天下愤恨嫉视张邦昌的人，则认为他建立伪号、改换国姓，而奉迎皇帝只是出于不得已。京城人感激他，元帅府宽恕他，是私情；天下人愤恨嫉视他，是公义。《春秋》的法则是，臣子不得怀有将要叛逆的意图，有了这种意图就一定要诛杀；赵盾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史书就记作他杀了国君。如今张邦昌已经僭越帝王名号，敌人退去后又阻止勤王军队，这不仅是怀有叛逆意图而不讨贼的问题了。刘盆子是汉朝宗室，被赤眉军拥立；后来率十万人投降光武帝，光武帝也只不过让他不死。张邦昌以臣下取代君主，罪行比刘盆子更大；他不得已自行归顺，朝廷既不依法正其罪，反而尊崇他，这是什么道理？陛下想建立中兴功业，却尊崇僭逆的臣子，把这种做法显示给四方，谁不会因此离心离德？至于接受伪命的臣僚，也一概搁置不问，凭什么来激励天下士大夫的气节？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持不同意见，皇帝于是召见黄潜善等人同他们谈论。黄潜善极力支持张邦昌，皇帝回头问吕好问：“你昨天在围城中，知道其中的缘故，认为应当怎样处理？”吕好问附和黄潜善，态度两面，说：“张邦昌僭越窃取帝王名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既然已经自行归顺，只请陛下裁决。”李纲说：“张邦昌僭越叛逆，怎么可以让他留在朝廷，使道路上的人指指点点地说：‘这也是一个天子！’”于是哭泣叩拜说：“臣不能和张邦昌同列，应当用笏板打他。陛下如果一定要任用张邦昌，就请罢免臣。”皇帝很受触动。李邦彦于是说：“李纲气节正直，这是我们都比不上的。”于是诏令张邦昌贬谪潭州，吴幵、莫俦以下的人也分别迁谪。李纲又说：“近代士大夫缺少廉耻，不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靖康之难中，能够手持符节为义而死的，在朝廷内只有李若水，在外只有霍安国，希望加以追赠并抚恤。”皇帝依从了他的请求，又诏令各路访查所有为守节而死的人，报告朝廷。皇帝对李纲说：“你昨天争论张邦昌的事情，内侍们都流泪了，你现在可以接受任命了。”李纲拜谢。皇帝又下旨让他兼任御营使。李纲入宫应对，奏道：如今国家的形势比靖康年间差得远了，但是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上面有陛下英明决断，下面有群臣和睦协作，也许可以革除靖康年间的弊病，谋求中兴。然而，如果没有总体规划，也不知道先后缓急的次序，就不能取得成功。对外抵御强敌，对内消灭盗贼，整顿军政，改变士人风气，充裕国家财力，减轻百姓负担，改革弊政，裁减冗官，确实用号令感动人心，用有信用的赏罚振作士气，选择将帅任职一方，选拔监司、郡守来奉行新政；等到我们用来自我治理的政事已经修明，然后才可以向金人问罪，迎回二圣，这就是所谓的总体规划。至于应当急办、首先办理的事情，则在于治理河北、河东。因为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治理略有成效，然后中原才可以保全，东南才可以安定。如今河东失去的是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他郡还保存着；河北失去的，不过是真定、怀、卫、浚四州罢了，其余三十多个郡，都还替朝廷守卫着。两路的士民、士兵和将领拥戴宋朝，心意十分坚定，都推举豪杰作为首领，多的有几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一万人。朝廷如果不趁这个时候设置机构、派遣使者大力安抚他们，分兵援救他们的危急，臣担心他们粮食耗尽、力量疲惫，只能坐等金人困迫。即使他们怀有忠义之心，但援兵不到，危急逼迫而无处申诉，也一定会怨恨朝廷；金人于是可以趁机安抚并利用他们，他们全都是精锐部队。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在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干谋略的人担任使者，宣扬天子的恩德以及不忍把两河抛弃给敌国的心意。凡是能够保全一个州、收复一个郡的人，就任命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按照唐朝方镇的制度，让他们自行守卫。这样不但能断绝他们投向敌人的念头，还可以借助他们抵御敌人的力量，使朝廷永远没有北顾之忧，这是今天最应首先办理的事务。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询问谁可以担任此职，李纲推荐张所、傅亮。张所曾任监察御史，在靖康围城中，用蜡封书信招募河北军队；士民得到书信，高兴地说：“朝廷抛弃了我们，仍然有一位张察院能够提拔任用我们。”应募的人共有十七万人，因此张所的声望震动河北。所以李纲认为招抚河北，非张所不可。傅亮先因边功获得官职，曾经在河朔统率军队。都城被围时，傅亮率领三万勤王军队，多次建立战功。李纲察知他的智略可以大用，想借此考验他。皇帝于是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皇子出生，按照旧例应当大赦。李纲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广大的恩赦唯独遗漏河北、河东，也没有施及勤王军队，天下人都失望。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到，人人都说朝廷已经抛弃了他们，用什么来安慰忠臣义士的心？勤王军队在道路上行军半年，穿着铠甲、携带兵器，冒着霜露，虽然还没有发挥作用，也已经劳苦了。何况还有疾病和死亡，恩恤也没有到达，以后有紧急困难时，凭什么让人效命？希望借这次大赦广泛表明陛下的德意。”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于是两路知道天子的恩德心意，人心一致，中间还有人送来击破敌人的捷报。金人包围各郡的军队，往往撤退离去。山寨中的军队，响应招抚司、经制司招募的也很多。

译有许高、许亢二人，因为负责防守黄河而逃跑，被贬谪岭南；到了南康后图谋变乱，守倅将他们杀死。有人议论守倅擅自杀人，李纲说：“许高、许亢接受防守黄河的任命，敌寇还没有到就逃跑，沿途没收财物并抢掠，比盗贼还严重。朝廷不能依法执行军法，而一个守倅却能执行，这真是强干的官吏。假使那些接受命令抵御贼寇却想退逃的人，知道郡县官吏都可以诛杀他们，他们难道不会稍微知道有所警戒吗！”皇帝认为有理，命令给守倅升一级官。开封府守臣职位空缺，李纲认为留守一职非宗泽不可，极力推荐他。宗泽到任后，安抚军民，修缮楼橹，多次出兵挫败敌人。李纲制定军法：五人为一伍，伍长用牌子写明同伍四人的姓名；二十五人为一甲，甲正用牌子写明五名伍长的姓名；一百人为一队，队将用牌子写明四名甲正的姓名；五百人为一部，部将用牌子写明队将正副十人的姓名；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统制官用牌子写明部将正副十人的姓名。命令招募编置的新军和御营司的军队，都依照新法编组，遇到征召、差遣时，按照牌子派遣。三省、枢密院设置赏功司；收受贿赂、索取财物的，执行军法；遇敌逃跑溃败的，斩首；因而沦为盗贼的，连同家属一起诛杀。凡是军政方面申明、改革、更改的事项，共有几十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李纲又上奏说，步兵不足以战胜骑兵，骑兵不足以战胜战车，请把战车制度颁行京东、京西，制造战车并训练检阅。又上奏请求制造战舰、招募水军，并询访各路有才干谋略、可以任用的武将，以备任用。又进呈三道奏疏：第一是招募士兵，第二是购买马匹，第三是招募百姓出钱来帮助军费。谏议大夫宋齐愈听说后笑了，对虞部员外郎张浚说：“李丞相的三条建议，没有一条可以实行。”张浚问他原因，宋齐愈说：“百姓的财物不能全部搜括；西北的马匹得不到，东南的马匹又不能使用；至于军队人数，如果每个郡增加两千人，那么每年要用一千万缗钱，费用将从哪里来？我将把这些问题极力论述一番。”张浚说：“您的祸患从这里就开始了。” 当时朝廷商议派使者到金国，李纲上奏说：“尧、舜的道理，不过是孝和悌罢了，孝悌做到极致，就可以通达神明。陛下因为二圣远在沙漠，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稳，想着迎回两宫，让天下奉养他们，这是孝悌的极致，也是尧、舜的用心。今天的事情，正应当枕着兵器、卧薪尝胆，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敌人，使刑法政令修明而中原强盛，那么二帝不等到请求迎接就会自行回来。否则，即使使者车盖相望，言辞谦卑、礼物丰厚，恐怕也没有用。如今派出的使者，只应当奉上表章问候两宫，表达思念仰慕之意就可以了。”皇帝于是命李纲起草表章，派周望、傅雱为二圣通问使，奉表前往。李纲还请求颁下哀痛诏书，以感动天下，使众人同心协力、互相扶持，以实现中兴；又请求裁减冗员，节省浮费。皇帝全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四方溃散的士兵沦为盗贼的有十多万人，攻打劫掠山东、淮南、襄汉之间，李纲命将领将他们全部讨伐平定。一天，皇帝谈论靖康年间的事情，说：“渊圣勤于政事，审阅奏章，直到整夜不能入睡，然而最终还是导致播迁，这是为什么呢？”李纲说：“君主的职责在于知人善任，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就可以成就大功；否则，即使衡量文书、计算章奏，也没有益处。”于是谈论靖康初年朝廷应对敌人时策略的得失，并且极力说明金人两次到达都城，之所以有时能够守住、有时不能守住的原因；趁机劝勉皇帝以明察宽恕听尽众人的意见，以恭敬节俭充足国家财用，以英明果断处理大事。皇帝全都嘉许并采纳。李纲又上奏说：“臣曾经说过，皇帝车驾巡幸的地方，以关中为上策，襄阳次之，建康为下策。陛下即使不能实行上策，也还应当暂时前往襄、邓，表示不忘故都，以此系住天下人的心。否则，中原不再归我所有，皇帝车驾回到宫阙就没有日期，天下的形势也会于是倾覆，再不能振作。”皇帝于是下诏向两京说明将要还都的心意，读到诏书的人都感动哭泣。不久，有诏令想要到东南巡幸以躲避敌人，李纲极力论述不可行，说：“自古中兴的君主，如果起兵于西北，就足以据有中原而控制东南；如果起兵于东南，就不能收复中原而据有西北。因为天下的精兵强马都在西北，一旦放弃中原，哪里只是金人会乘机侵扰内地，盗贼也会蜂拥而起作乱，占据州郡、连接城邑；陛下即使想回到宫阙，也不可能了，何况想整治军队、战胜敌人来迎回二圣呢？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有高山峻岭可以控制扼守，有宽阔城池和平坦原野可以驻兵；西边邻近关中、陕地，可以召集将士；东边通达江、淮，可以运输粮食；南边通往荆湖、巴蜀，可以取得财货；北边距离三都不远，可以派遣救援。暂时考虑驻跸，随后返回汴都，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如今乘船顺流前往东南，固然非常安稳便利，只是担心一旦失去中原，东南也不能保证没有事情，即使想退守一隅，也不容易做到。何况朝廷曾经下诏允许留守中原，人心已经喜悦信服，为什么诏书墨迹还没有干，就突然失去对天下的大信用呢！”皇帝于是答应前往南阳，而黄潜善、汪伯彦实际上暗中主张皇帝巡幸东南。有宾客对李纲说：“外面的舆论沸腾，都说向东巡幸已经决定了。”李纲说：“国家的存亡，就在这件事上分定，我应当用辞职或留任来争取它。”起初，李纲每次有所论谏，言辞虽然切直，皇帝无不容纳；到了这时，他所说的话常被留在宫中，不予答复。不久，李纲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所请求暂且把机构设在北京，等安排有了头绪再渡河。北京留守张益谦是黄潜善的党羽，上奏说招抚司造成扰乱，又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机构后，盗贼更加猖獗。李纲说：“张所尚且留在京师，张益谦凭什么知道招抚司造成了扰乱？河北百姓无所归依，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难道是因为设置机构才有盗贼吗？”

译有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傅亮，立即渡河。傅亮说：“安排还没有完成就渡河，恐怕会误国事。”李纲说：“招抚司、经制司，是臣提出并说明的；张所、傅亮，又是臣推荐任用的。如今黄潜善、汪伯彦阻挠张所和傅亮，是因为要阻挠臣。臣每次看到靖康年间大臣不和造成的过失，事情没有不是同黄潜善、汪伯彦商议后才实行的；可是这两人用心竟然如此，希望陛下虚心观察。”不久诏令撤销经制司，召傅亮到行在。李纲说：“圣意如果一定想罢免傅亮，请用御笔交给黄潜善执行，臣就请求辞职归田。”李纲退下后，傅亮最终被罢免，于是李纲再次上疏请求离去。皇帝说：“你所争的是小事，为什么竟到了这个地步？”李纲说：“如今人才中最急需的是将帅，恐怕不是小事。臣昨天讨论迁都巡幸，和黄潜善、汪伯彦意见不同，应当会被他们嫉恨。然而臣是东南人，难道不希望陛下向东南而下以求安稳便利吗？只是如果一旦离开中原，后患多得说不尽。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心，以百姓为念，以二圣尚未回来为思虑，不要因为臣离去而改变主张。臣即使离开陛下左右，也不敢一天忘记陛下。”李纲哭泣辞别退下。有人说：“您对于进退已经作了决定，在道义上已经做到，至于谗言又能怎样呢？” 李纲说：“我只知道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事情如果不可为，就保全进退的节操，至于祸患灾难，不是我所顾虑的。” 起初，二帝北行，金人商议拥立异姓。吏部尚书王时雍向吴幵、莫俦询问，两人隐约说敌人的意图在于张邦昌，王时雍还没有相信。恰逢宋齐愈从金人那里回来，王时雍又询问他，宋齐愈取出一张纸写下“张邦昌”三个字，王时雍的意图于是确定，便把张邦昌的姓名写入议状。到了这时，宋齐愈论说李纲三条建议的错误，没有得到答复。拟好的奏章将要再次上奏时，他的同乡中憎恨宋齐愈的人，偷走草稿给李纲看。当时正讨论僭逆、依附伪政权的罪行，于是逮捕宋齐愈。宋齐愈不承认，狱吏说：“王尚书等人所犯的罪还不轻，但也只是贬到岭南；大谏只要承认，最终不过是越过五岭罢了。”宋齐愈于是招供认罪，便在东市将他杀死。张浚担任御史，弹劾李纲因个人意图杀害侍从官，又论说他购买马匹、招募军队的罪过。诏令罢免李纲，改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尚书右丞许翰说李纲忠义，朝廷没有他就无从辅佐中兴。恰逢皇帝召见陈东，陈东说：“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用，李纲不可罢免。”陈东因此获罪被杀。许翰说：“我和陈东都是争取李纲的人，陈东被杀在都市，我留在朝廷，可以吗？”于是请求离去。后来有旨，李纲被削职，居住在鄂州。自从李纲被罢免，张所因获罪离职，傅亮以母亲生病为由辞职回乡，招抚司、经制司都被废除。皇帝车驾于是向东南巡幸，两河的郡县相继沦陷，凡是李纲规划的军民事务，全都废止。金人攻打京东、京西，残毁关辅地区，而中原的盗贼也蜂拥而起了。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李纲下 绍兴二年，任命李纲为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任潭州知州。当时荆湖、江、湘之间，流民和溃散士卒聚集成为盗贼，多得数不清，人数多的达到几万人，李纲把他们全部荡平。李纲上言：“荆湖是国家的上游地区，土地绵延数千里，诸葛亮称它是用武之国。如今朝廷保有东南，控制驾驭西北。加上鼎、澧、岳、鄂以及荆南一带，都应当驻扎重兵，把它们作为地势依托，使四川的号令能够相通，襄阳、汉阳的声援能够接应，这样才有逐步收复中原的基础。”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谏官徐俯、刘斐就弹劾李纲，罢免他，改任提举西京崇福宫。四年冬，金人和伪齐军前来进攻，李纲列举了三条防御策略，说：“伪齐把全部军队调到南方，境内必定空虚。如果出其不意，像闪电雷霆一样迅速出击，攻打颍昌，逼近京畿，他们一定震恐回兵救援，我军随后追击，必胜无疑，这是上策。若驻跸江上，号召上游军队顺流而下，以壮声势，使金鼓旌旗相隔千里都能望见，那么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也不敢渡江南下。然后以重兵进驻要害之地，设置奇兵迎击，断绝敌人的粮道，等他们逃回去，再慢慢商议进攻讨伐，这是中策。万一借亲征之名，打算顺势行动，导致军队溃散、关隘失守，敌人乘机深入，州县望风奔溃，那么祸患将不可预测。往年金人只图侵掠，又正值暑热，势必退兵，朝廷因此还能回师安定、收拾残局。如今伪齐引导他们前来，势必不只是退兵而已，一定会图谋割据。奸民和溃兵随之归附，声势像鸱鸟张翼般嚣张；如果一味退避，就没有办法制定善后之策。过去苻坚率百万大军侵犯晋国，谢安却用偏师将其击破。假如朝廷安排得当，将士效命，怎么知道北方敌人不能被我们斩首呢？” 只是要看如何抓住一时的机会来应对罢了。希望陛下下诏，把我的奏章交给两三位大臣仔细商议。”皇帝下诏说：“李纲所陈述的，是今天的急务，交付三省、枢密院施行。”当时韩世忠多次在淮水、楚州一带击败金人，皇帝下旨督促刘光世、张浚统率军队渡河，皇帝出发到江上慰劳军队。五年，皇帝下诏询问进攻作战、守备防御、筹划安排、安抚怀柔的方法，李纲上奏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去就感到高兴，而要因为仇敌尚未报复而感到愤慨；不要认为东南已经可以安定，而要以中原尚未收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耻；不要因为诸将屡次获胜就庆贺，而要忧虑军政尚未整顿、士气尚未振作、强敌仍能悄然逃走。这样，中兴的日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议论此事的人有人说，敌人的骑兵既然退去，就应立即用兵，谋划大举进攻；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生存发展的根基尚未稳固，却想贸然作战、侥幸取胜，这不是克敌制胜的方法。汉高祖先保住关中，所以能够向东与项籍争夺天下；光武帝先保住河内，所以能够降服赤眉、铜马等部；唐肃宗先保住灵武，所以能够击破安禄山、史思明，收复两京。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长期暴露在外，财物调运烦劳，民力被征取困乏，如果不大力整顿守备，痛下决心治理，先制定自我巩固的策略，又怎么能够万无一失地制服敌人呢？

译议论此事的人又说，敌人既然退去，就应暂且保住一方，以苟且求得眼前的安宁；臣又认为不是这样。秦国军队三次攻伐晋国，以报复殽山之战；诸葛亮辅佐蜀汉，连年出兵谋取中原，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立国。汉高祖在汉中时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进军。’光武帝击破隗嚣，平定陇地后，又把目光转向蜀地。这些都是以天下为尺度；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统一天下、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难道可以坐视沦陷而不努力收复吗？今年不征讨，明年不交战，使敌人的势力日益壮大，而我们所聚集的精锐兵马日渐损耗，凭什么谋划攻敌？应当在防守已经巩固、军政已经整顿之后，立即商议进攻讨伐，这才是正确的计策。这就是守备和攻战的先后次序。至于适宜的守备措施，应当治理整顿淮南、荆襄，把它们作为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够保有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全都集中在淮南、荆襄一带。因此，即使凭曹操的雄才，苻坚、石勒的军队，宇文氏、拓跋氏的强盛势力，最终也不能窥伺江南。后来后唐李氏拥有淮南，就可以把都城建在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后唐于是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把重兵拥在江南，官吏却守着江北的空城，虽有天然险要，却没有建立战舰和水军，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如今应当在淮河东西两岸以及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以面对敌人，再分派偏师进守各支郡，加上战舰水军，使上游运输、下游接应，自行形成防守体系。敌人的骑兵即使很多，也不敢轻易侵犯，这样藩篱屏障的形势就会强盛，并获得无穷的利益。有了守备，然后再商议进攻作战的好处，分别责成各路，利用有利条件，收复京畿以及旧都。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不能错失机会，那么就能由弱变强，在一战之间取得威势、平定祸乱，逆臣可以诛杀，强敌可以消灭；攻战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天子所居之处，必须选择地势险要优胜的地方作为驻跸之所，然后才能制服朝廷内外，谋划成就事业。建康自古号称帝王之宅，江山雄伟壮丽，地势宽广，六朝都曾在那里建都。臣过去谈论天下形势时，认为关中最好；如今只论东南形势，则应以建康最为便利。现在銮舆还没有回到旧都，不如暂且权宜驻跸建康。希望下诏让守臣治理城池、修缮宫殿、建立官府、创建营垒，使其大体形成规模，等待皇帝巡幸。因为有城池，人心才不会恐惧；有官府，政事才可以整顿；有营垒，将士才可以使用。这些是筹划安排中应当优先做的事。至于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承受祖宗深厚的教养，他们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宋朝。只是受强敌控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自行归附。陛下的威势震动他们，必定会有人联络前来归顺，愿意充当内应。应当给他们土地田产，授予爵位赏赐，优厚地加以抚恤慰问，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使陷于沉沦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没有不感激喜悦、更加坚定拥戴宋朝之心的。这是安抚怀柔中应当优先做的事。臣私下观察，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有英勇果敢、敢于作为的志向；然而自从登基到现在已经九年，国家没有开拓反而日益局促，事业没有建立反而日益败坏，将领骄横而难以驾驭，士卒懒惰而没有训练，国用匮乏而没有富余储蓄，民力困顿而没有休养的期限。假使陛下忧劳勤勉已经到了极点，而中兴的成效却遥远得毫无声息，那就是群臣耽误陛下的缘故。陛下看看近年以来所任用的大臣，慨然敢于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的有几人？平时没有事情时，他们拘守小节、谨慎周全，好像可以不犯过错；一旦发生动乱，就惊慌失措，手脚无处安放，不过保全自身退避而已，把天下忧患危急的重担丢给陛下。有这样的臣子，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陛下又为什么要任用他们？任用人就像使用医生，必须先知道他的医术能够治病，才可以让他进药并责求疗效。如今不详细考察他的才能而姑且试用，即使每天更换一个医生，也无益于疾病，只会徒然使病情加重。近年以来，大体上闲暇时把议和看作良策，把整治军队看作失策；仓促之时又把退避看作爱护君主，把迎战防御看作误国。上下都苟且偷安，不为长久打算。国运艰难，国势日益衰弱，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上天已经启发陛下的内心，使您醒悟到以前议和退避的错误，亲自面对大敌。陛下威势所到，使北方军队几十万人震恐，不敢渡江南下，暗中连夜逃走。由此看来，议和与治兵、退避与迎战防御的效果，大体都可以看见了。然而敌军虽然退去，还没有受到重创，怎么知道他们秋高马肥之后，不会再次来侵扰我们的边疆，使我们疲于奔命呢？臣日夜替陛下思考善后的策略，只见自古以来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都必定亲自冒着箭石，走上战阵而不躲避。因此汉高祖取得天下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没有一次不是亲自出征；光武帝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征讨。本朝太祖、太宗平定维扬，平定泽州、潞州，攻下河东，都亲自驾驭戎车出征；真宗也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处于大安。这就是所说的开始忧劳勤勉，最后享受安逸快乐。至于退避的策略，可以暂时采用却不能常用，可以有一次却不能再有第二次；退一步就失去一步，退一尺就失去一尺。从前朝廷从南都退到维扬，关陕、河北、河东就失去了；从维扬退到江、浙，京东、京西就失去了。万一敌人的骑兵南下侵牧，又要退避，不知还能退到什么地方才算可以呢？航海的策略，是让天子冒着风涛和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更是不可采取的办法。只应当在国家安闲无事的时候，整饬政令刑法，治理军队，选拔将帅，修治车马，准备器械，储积干粮，积聚金帛。敌人来了就抵御，等待时机奋发，以光复祖宗的大业，这是最上策。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采取退避的计策，可以吗？”

译臣又考察古代，敌国友善相邻，才有和亲；对于仇敌之国，很少再派使者前往。难道不是因为嫌隙已经很深，终究没有讲和修睦的道理吗？东晋渡江后，石勒派使者到晋国，元帝命人烧掉他的礼物并拒绝他的使者。他派使者来尚且要拒绝，又怎么可以派使者前往呢？向僭伪之国借道，只会自取其辱，对事情没有补益，只会损伤国家体面。金人制造的事端如此深重，知道我们一定会报仇，他们的用意会是什么样呢？而我们却要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屈身去求他们，他们不以诚意相待、使我们获得信任，是必然的。器物、货币、礼品，花费不可计算；使者车马往来，白白消磨士气；他们又以我们绝不可能答应的事情要挟，以我们不敢实行的计谋来控制我们。这样议和最终不能成功，只会徒然造成这种纷扰。不仅如此，它还常常妨碍我们自我治理、自我强盛的计划，实际上危害很大。金人二十多年间，凭借这种策略击破契丹、困扰中国，却始终没有人醒悟。辨别是非利害，是人心共同具备的能力，难道真的没有人明白吗？不过是姑且采用这种办法，侥幸希望万一成功，却不知道它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更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哪有屡次侥幸而不使国家灭亡的道理。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议和使者，可以吗？” 这两种主张确定之后，选择应当实行的，一概以至诚去做。等到我们的政事整顿，粮仓充实，府库充足，器用齐备，士气振作，力量足以有所作为，再商议大举进攻；那时即使还没有交战，胜负的形势也已经决定了。臣还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稳固，枝叶就繁茂。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健，爪牙就会奋发。如今远有强敌，近有伪臣，国家所依靠来防卫屏障的是藩方，所凭借来进攻讨伐的是将士；但根本和腹心却在朝廷。只要陛下端正内心，以此端正朝廷和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应有的位置，那么是非就会分明，赏罚就会公正；藩方自然同心协力，将士效命。即使强敌也不值得害怕，逆臣也不值得忧虑，这只在陛下心中的一点决断而已。臣冒死上奏六件事：第一，信任辅弼大臣；第二，公正选拔人才；第三，改革士大夫风气；第四，珍惜时间和精力；第五，务必尽到人的努力；第六，敬畏上天的威严。什么叫信任辅弼？凡是振兴衰微、拨乱反正的君主，必定有同心同德的大臣与他共同作为，就像头和四肢对于一个身体，父子兄弟对于一个家庭，才能相互协助、共同成事。如今陛下在众人中选拔任用臣下，终于能够抵御大敌，可以说是选得了人才。然而臣希望陛下以至诚相待，不要拘泥于表面形式，长期任用他们以责求成功，不要让小人有机会从中离间。这样，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就能流传无穷。什么叫公正选拔人才？治理天下，必定要依靠人才；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所依靠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制，只要有中等资质的人才，也足以共同治理；至于艰难时期，如果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就很难有所成就。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世间罕见的人才参与谋划、辅佐扶助，才能成就大业。然而自古以来，怀有非凡才能的人，大多受到小人的嫉妒排斥：有的被暗中陷害，有的被指为结党，有的被诬陷为大恶，有的被从细小过失中挑出罪名。而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认为不能行就会停止，不善于自我进取，耻于自我表白；即使背负严重诽谤、遭受深重谴责，也安于义理和命运，不再为自己辩解。如果不是极其英明的君主，深入察知人的真伪，又怎么能辨明他们的无罪呢？陛下即位以来，任用的人才很多；世人公认的正直之士，往往被闲置在无用的地方，而陛下日夜忧虑、坐席不安，感叹缺乏人才，为什么不稍稍留意并深入考察呢？” 什么叫改革士大夫风气？用兵和士风看似互不相关，实际上互为表里。士风敦厚，议论就正直，是非就明白；朝廷按照功劳和罪过实行恰当的赏罚，民心就会服从。考察本朝嘉祐、治平以前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几十年来，奔走竞争、追求进身的风气日益增长，议论迎合私情，邪说和巧言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的大臣，坚持正论的司马光一类人，都是社稷之臣，却被众多邪曲之人嫉妒，指为奸党，颠倒是非，使政事大坏，逐渐导致靖康之变，这不是偶然的。臣私下观察，近年的士风尤其浅薄，随时迎合世俗好恶，以求取得世间的资历；附和诋毁成为风气，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大抵朝廷设置耳目之官以及负责进言、纳谏、论事、思考的官员，本来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但遇到重大事情，必须核实后才能发言。若没有事实根据，却让他们以诬陷他人为罪行，服从谗言、搜寻隐私，得以中伤陷害善良之人，这都不是整饬政事的方法。什么叫珍惜时间和精力？开创基业、中兴国家，就像建造高大的房屋，厅堂、房室、深奥之处和次序布局，其规模可以在一天内规划完成；但召集工匠、聚集材料，积累却不是一天能够办成的。陛下即位至今九年，疆土尚未收复，僭越叛逆者尚未诛除，仇敌尚未报复，中兴大业还迟迟没有完成，实在是因为开始时没有制定规模，后来又没有进行积累。边境局势稍稍安定时，朝廷所推行的不过是文书、期限、会集等无关紧要的琐事；至于进攻讨伐、防守抵御的策略，以及国家的大计，却从未认真留意。天下没有不可做的事，也没有不可利用的时机；只是错过时机，小事会日益变大，容易办的事会日益变难。什么叫务必尽到人的努力？天人之道其实是一致的，人的作为就是上天所体现的作为。人在前面尽到努力，上天的道理随后就会响应，这是自然的符应。所以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只需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成功则归于上天。如今还没有尽到人的努力，敌人到来便先自行退缩屈服，却想把功劳归责于上天，这可以吗？臣希望陛下诏令两三位大臣同心协力，尽到人的努力而听凭天命，那么收复疆土、诛灭巨大的敌害、迎回二帝，就一定会有那一天。什么叫敬畏上天的威严？上天对于君主，就如同父母对于子女；既然爱护到了极点，用来告诫他的也就到了极点。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戒慎、修养反省，以表达敬畏之诚。近年来，荧惑星运行失常，太白星白天出现，发生地震和水灾；有时阴雨很久不止，有时久雨不晴，有时正当暑天却寒冷；甚至在正月初一，太阳发生日食。这些都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反复郑重地告诫您。希望陛下推行至诚之意，端正自己的政事来回应上天，那么就能把灾变转化为祥瑞。以上六件事，都关系到中兴大业，也是陛下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务。

译如今朝廷不缺人才，将士足以任用，财物也有余，足以作为中兴的资本。陛下年富力强，想要大有作为，还有什么措施不能实行？关键在于改掉从前的做法，果断地实行罢了。从前唐太宗说魏征敢于直言，魏征辞谢说：‘是陛下引导臣下使之进言；否则，臣怎么敢触犯龙鳞呢？’如今臣没有魏征那样敢于直言，然而把内心所知的全部陈述出来，也已经是思考到了极点。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愚昧直率，采纳臣拳拳不移的忠心。奏疏上奏后，皇帝下诏褒奖晓谕。任命李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任洪州知州。皇帝又有旨意，规定赴行在奏事完毕的官员。六年，李纲到达，皇帝在内殿召见并让他回答。朝廷正锐意准备大举进攻，李纲辞别皇帝时，指出如今用兵的错误有四项，筹划安排尚未完善的有五项，应当预先准备的有三项，应当做好善后的有两项。当时宋军与金人、伪齐军在淮水、泗水一带相持了半年，李纲上奏说：“两军相持，不出奇兵就不能取胜。希望赶快派遣勇猛的将领，从淮南约岳飞形成掎角之势，夹击敌军，大功就可以成就。”不久宋军接连获胜，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在淮水、肥水一带大败伪齐军。皇帝出发前往建康。李纲上奏请求更加整治战守所需的器具，修筑沿淮的城垒，并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去年冬天突然获胜就自我懈怠，不要因为眼前局势大致安定就自我安逸；凡是能够实现中兴之治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凡是能够危害中兴大业的事情，没有不去除的。要把整顿政事、信守赏罚、明辨是非、区别邪正、招徕人才、振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应引导民心作为首要事务。这几方面都具备之后，将帅和睦，士卒乐于作战，用兵哪有不能取胜的呢？” 淮西的郦琼带领全军叛变，归附刘豫。李纲指出朝廷措施失当、深为痛惜以及应当鉴戒以往过失来谋划将来的事情，共十五项，奏报给皇帝。张浚引咎辞去宰相职务，进言的人拿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作比较。李纲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罢免张浚的宰相职位，进言者拿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情来作比较。臣担心有智谋的人闭口不谈兵事，忠义的人握腕愤懑却无处发泄，将士离心而不肯效命，州郡望风而逃、没有坚城，陛下将同谁来建立国家呢？张浚筹划安排失当，确实有罪；但他一片为国的心意，也有值得怜惜之处。希望稍稍宽容他，要求他以今后的成效来赎罪。” 当时皇帝将要巡幸平江，李纲认为平江距离建康不远，白白有退避的名声，不应轻易移动。于是又详细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用兵成就大业的人，必定先稳固人心、振作士气，占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到人的努力而不肯先屈服。因此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汉高祖虽然屡次失败，却没有退让一尺一寸的土地；后来割让鸿沟，项羽引兵向东退去，最终在垓下败亡。曹操、袁绍在官渡交战，曹操虽然兵力弱、粮食缺乏，荀彧仍劝阻他退避；后来曹操烧毁袁绍的辎重，袁绍引兵退回，于是丧失了黄河以北。由此看来，今天的事情，难道可以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就望风怯敌，仓促自行退缩屈服吗？如果果真采取这个计谋，皇帝的车驾回转之后，人心就会动摇，没有人再有固守的意志；士气就会消沉收缩，没有人再有战斗之心。我们退，敌人就进；敌人的骑兵渡过长江南下，得到一个县邑就守住一个县邑，得到一个州就守住一个州，得到一路就守住一路；乱臣贼子、狡猾的官吏、奸诈的百姓也会跟着归附，像虎盘踞、鸱张翼一样。即使想像前一天那样返回车驾、重建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也办不到了。假使敌骑冲击侵犯，迫不得已而暂时权宜退避，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边境没有紧急警报，兵将也没有刚刚遭受失败，朝廷正可以惩戒过去的事情，整顿军政，审慎号令，明定赏罚，更加致力于固守；却突然制造这种纷扰，丢弃以前的功劳，招来日后的祸患，使自己走向灾祸败亡，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八年，王伦出使金国后返回，李纲听说此事，便上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派王伦出使金国，去迎接梓宫。如今王伦回来，和金国使者一同到来，竟以“诏谕江南”为名，不写金国国号而只说“江南”，不说“通问”而说“诏谕”，这是什么礼法？臣请为陛下试着说明。金人毁灭宗庙社稷，逼迫二帝，而陛下顺应天意和人心，光复旧业。从我们看他们，是仇敌；从他们看我们，是心腹之患，哪里还有可以讲和的道理？然而朝廷派使者互通问候，使者车盖相望于道路，使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毫不吝惜，是因为二帝在他们境内，为了亲人而屈己，不得已才这样做，还可以说得过去。到了去年春天，两宫的凶信已经传来，朝廷派使者去迎接梓宫，急忙前往又匆匆返回，却始终没有得到事情的关键。如今王伦出使，起初以奉迎梓宫为目的；但金国使者到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按照名义追究实际，已经完全乖谬；那么他们借此蒙骗朝廷、制造后患的意图，不用追问也可以知道。臣身在远方，虽然不足以知道其中的曲折，但凭臣愚见推测，金国以这个名义派使者来，大致会有五项要求：一定要有诏书，想让陛下屈身降礼接受，这是第一项；一定要有赦文，想让朝廷宣布并颁示各郡县，这是第二项；一定要订立约束，想让陛下奉行藩属之礼、称臣，听从他们的号令，这是第三项；一定要求岁币，扩大数额，使我们坐困，这是第四项；一定要求割让土地，以长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全都想得到，这是第五项。这五项只要朝廷答应其中一项，大事就完了。金人反复欺诈、难以预测，贪婪而没有满足；即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行藩属之礼、称臣，他们的野心仍不会停止。以后一定还会接连发号施令，或者让陛下亲自迎接梓宫，或者让陛下单车入朝觐见，或者让他们调换将相，或者改革政事，或者把租赋搜刮殆尽，或者削减侵夺国土。听从他们，就没有止境；一旦有一件不听从，先前的功劳就全部毁弃，反而成为战争的开端。认为这是权宜之计，听从他们的要求就可以没有后悔的，不是愚蠢，就是诬妄。假使国家势力单薄衰弱，果真不足以自行振作，不得已才这样做，本来尚且不可以；何况如今疆土还占天下一半，臣民之心拥戴宋朝而不忘，与有识之士共同谋划，仍然足以有所作为，怎么可以忘记祖宗的大业和百姓的期望，不思考、不谋划，仓促自行屈服，只希望延续早晚都可能断绝的性命呢？臣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暂且不要轻易答应，郑重地诏令群臣，讲明利害和可以长久实行的策略，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采用。奏疏上奏后，虽然与众人的议论不相合，皇帝却没有认为他触犯自己，说：“大臣就应当这样。”

译九年，李纲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他详细上奏极力辞免，说：“臣迂腐粗疏，没有周全保身的办法，动不动就招来烦琐的议论。如今臣刚从江西罢职不久，又承蒙洗涤罪过，授予帅权。过去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召他入朝，后来又罢免遣归，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见臣，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臣，臣恐怕天下人由此窥见陛下识人用人的深浅。’不过臣个人的进退，哪里值得稍有增减。然而几年之间，臣屡次突然被起用，又屡次遭受挫折，上面连累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察，实在关系到国家体面。”皇帝因李纲多次上奏，不愿再严厉违背他的意愿，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李纲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讣告传来，皇帝为之悲痛，派使者赠送丧葬财物，慰问他的家人，供给丧葬费用。追赠少师，授予他的亲族十人官职。李纲承载着天下人的期望，他个人是否被任用，关系到社稷和百姓的安危。即使有时自身不被任用，即使被任用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忠诚义气凛然可敬，远近都受到感动。每当宋朝使者到达燕山，金人一定询问李纲、赵鼎是否安好；他受到远方之人敬畏和敬服，就是如此。李纲著有《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以及文章、歌诗、奏议一百多卷；另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史臣评论说：凭李纲这样的贤才，假使让他在靖康、建炎年间竭尽力量、耗尽思虑，又没有人从中阻挠，那么二帝何至于被带到北方，宋朝又怎么会沦为南渡后的偏安政权呢？任用君子就安定，任用小人就危险，这是不变的道理。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安定、厌恶危险的。然而李纲担任宰相只有七十天，他的谋划多次不被采用，唯独对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的言论却信任任用，常常唯恐赶不上，为什么宋高宗的见识竟和常人不同呢？李纲虽然屡次被斥退，忠诚却丝毫没有减损；不因是否被任用而决定沉默或发言，就像赤子爱慕母亲，即使被怒斥，仍呜咽着拉住母亲的衣襟跟随。唉，中兴功业不能振兴，君子固然把原因归于天命；但像李纲这样的心志，难道不能说是诸葛孔明的用心吗？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宗泽、赵鼎 宗泽，字汝霖，是婺州义乌人。他的母亲刘氏梦见天空雷电大作，光芒照亮自己的身体，第二天宗泽就出生了。宗泽从小豪爽，有远大志向，于元祐六年考中进士。殿廷对策时极力陈述当时的弊病，考官厌恶他的直率，把他列在末等甲第。调任大名府馆陶县尉。吕惠卿任鄜延帅时，发檄文让宗泽和县令巡视河防堤埽。檄文到达时，宗泽正逢长子去世，却奉檄立即出发。吕惠卿听说后说：“可以称得上是为国忘家的人了。”正赶上朝廷大规模疏浚御河，当时正值隆冬，服役的民夫僵倒在道路上，宫中使者催督得很急。宗泽说疏浚河道是小事，于是上书给吕惠卿说：“现在正是严寒时节，只会使百姓受苦，而工程也不容易完成。稍微等待一下，到初春就可以不扰民而办成。”吕惠卿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上报朝廷，朝廷听从了。吕惠卿征召他任属官，宗泽辞谢不就。调任衢州龙游县令。当地百姓还不知道学习，宗泽为他们修建学校，设置教师和儒生，讲习经学，风俗为之一变，从此考中科举的人接连不断。调任晋州赵城县令。到任后，请求升县为军，奏书上报后，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办理。宗泽说：“太平时期当然不用担忧，哪一天有警报发生，就会知道我的话了。”任莱州掖县知县。部使者奉诏购买牛黄，宗泽答复说：“现在正值疫病流行，牛饮用了有毒之物，毒物才会结成牛黄。如今和气充盈，牛怎么会有牛黄呢？”使者发怒，想弹劾县官。宗泽说：“这是我的意见。”使者便只把宗泽一人怀恨在心，上报朝廷。任登州通判。境内有官田数百顷，都是不长庄稼的荒地，每年却输纳一万多缗钱，大都横征于百姓，宗泽上奏请求免除。朝廷派使者经由登州与女真结交，在海上订立盟约，谋划夹攻契丹。宗泽对亲近的人说：“天下从此要多事了。”后来退居东阳，在山谷间结草庐居住。靖康元年，中丞陈过庭等人联名推荐他，朝廷以宗正少卿的身份代理，充任议和使者。宗泽说：“这次出行恐怕不能活着回来。”有人问他原因，宗泽说：“敌人如果能够悔过退兵，当然很好；否则我怎么能在北方朝廷面前屈节，辱没君主的使命呢？”议论者认为宗泽刚正不屈，恐怕会损害和议，皇帝便没有派他出使，任命他为磁州知州。当时太原失守，任职两河的官员大都借故不肯赴任。宗泽说：“领取俸禄却躲避灾难，是不可以的。”当天就独自骑马上路，只带着十多个疲弱的随从。磁州经过敌骑蹂躏之后，百姓逃亡迁徙，府库粮仓空虚。宗泽到任后，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整治兵器，招募义勇，开始制定坚守不动的计划。他上奏说：“邢州、洺州、磁州、赵州、相州五州，各自蓄养精兵二万人；敌人攻打一郡，其余四郡都来响应，这样一郡的兵力常常就有十万人。”皇帝嘉奖他，任命他为河北义兵都总管。金人攻破真定，带兵向南夺取庆源，从李固渡渡过黄河，担心宗泽的军队从后面追击，派几千骑兵直逼磁州城。宗泽穿上铠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击，将敌骑赶走；又打开城门纵兵出击，斩首数百级。缴获的羊、马、金帛，全都拿来赏赐军士。康王第二次出使金国，走到磁州时，宗泽迎上拜见他说：“肃王一去不返，如今敌人又用诡诈的言辞招致大王，希望您不要前往。”康王于是返回相州。皇帝下诏任命宗泽为副元帅，跟随康王起兵入援。宗泽说应当赶快在李固渡会合军队，截断敌人的归路，但众人不听，于是他亲自率兵奔赴渡口，途中遇到北方军队，便派秦光弼、张德从两面夹击，大败敌军。金人战败后，留下军队分驻各地。宗泽派勇士夜袭他们的军营，攻破三十多个营寨。当时康王开设大元帅府，发檄文召集军队会师大名。宗泽踏冰渡河去见康王，说京城被围已经很久，入援不可拖延。正好签书枢密院事曹辅携带用蜡封好的钦宗亲笔诏书，从京城来到，声称和议可以成功。宗泽说：“金人狡猾诡诈，这是想拖延我军罢了。君父盼望援军，就像饥饿口渴盼望饮食，应当赶快带兵直趋澶渊，依次推进筑垒，以解除京城之围。万一敌人另有阴谋，那么我们的军队已经到了城下。”汪伯彦等人认为此事困难，劝康王派宗泽先行；从此宗泽不能参与元帅府中的谋议了。

译二年正月，宗泽到达开德，十三战全都获胜，并写信劝康王发檄文召集各道军队会援京城。他又写信给北道总管赵野、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范讷、兴仁府知府曾楙，要求他们合兵入援。三人都认为宗泽狂妄，没有答复。宗泽带着孤军前进，都统陈淬说敌军正强盛，不可以轻举妄动。宗泽发怒，想杀掉他；诸将请求宽免陈淬，让他能够拼死效力。宗泽命陈淬进兵，遇到金人，将其击败。金人进攻开德，宗泽派孔彦威与之交战，又将其击败。宗泽估计金人一定会进攻濮州，先派三千骑兵前往援助，金人果然到来，被击败。金人再次向开德进攻，权邦彦、孔彦威合兵夹击，又把金人打得大败。宗泽的军队进到卫南，估计将领孤立、兵力很少，不深入敌境就不能成功。他先头部队报告前面有敌营，宗泽指挥众军径直上前交战，将敌人击败。军队转战向东，敌人的援兵越来越多，王孝忠战死，前后都是敌军营垒。宗泽下令说：“今天进退都是死，不可不从死地中求生。”士卒知道必死无疑，无不以一当百，斩首数千级。金人大败，退却几十里。宗泽估计敌军是我军十倍，如今一战被击退，势必还会回来；如果他们把全部铁骑在夜间袭击我军，那就危险了。于是傍晚时分把军队转移。金人夜间到达，发现营中空无一人，大为惊骇。从此他们畏惧宗泽，不敢再出兵。宗泽出其不意，派兵渡过黄河发动袭击，击败了金人。王承制任命宗泽为徽猷阁待制。当时金人逼迫二帝向北方进发，宗泽听说后，立即率军奔赴滑州，赶走黎阳的敌军，到达大名，想直接渡河，占据金人的归路，截击并迎回二帝；但前来勤王的军队最终一支也没有到达。他又听说张邦昌僭越登位，想先出兵诛讨。正好收到大元帅府的书信，约定把军队移到京城附近，暂时按兵不动，观察事变。宗泽回信给康王说：“做人臣的，哪里有穿赭色袍服、张着红色伞盖、坐在正殿之上的人呢？自古奸臣都是表面恭顺而内藏祸心，没有像张邦昌这样窃据帝位、改年号、大赦天下、恶行昭著的。如今二帝、诸王全都渡过黄河向北，只有大王还在济州，天意已经很清楚了，应当赶快实行上天的讨伐，兴复国家社稷。”又说：“张邦昌伪造的赦书，或许会引发奸雄的野心，希望派使者分别向各路晓谕，以安定民心。”又上书说：“如今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在大王身上。大王行动如果合乎正道，就能够慰藉天下怀有希望的心。所谓正道，就是亲近刚正的人，远离柔弱邪曲的人；接受直言劝谏，拒绝阿谀谄媚；崇尚恭敬节俭，抑制骄奢淫逸；承担忧劳勤勉，忘却安逸享乐；任用公正诚实的人，斥退私心虚伪的人。”于是多次上表劝康王即位。康王在南京即皇帝位，宗泽入朝拜见，眼泪鼻涕流满脸颊，陈述兴复国家的大计。当时宗泽和李纲一同入朝应对，见面后谈论国事，慷慨激动，流下眼泪，李纲认为他非同寻常。皇帝想留下宗泽，黄潜善等人却加以阻挠。任命宗泽为龙图阁学士、襄阳府知府。当时金人提出割让土地的主张，宗泽上疏说：“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陛下应当兢兢业业，想着把它传给万世，为什么仓促讨论割让黄河以东、以西，又讨论割让陕州的蒲州、解州呢？自从金人第二次到来，朝廷从未命令一名将领、出动一支军队，只听见奸邪大臣早晨进言一番请求议和，晚上又进言一番请求结盟，最终导致二帝被迁往北方，宗庙社稷蒙受耻辱。臣以为陛下应当赫然震怒，严格明辨升降赏罚，以重新建立王室。如今即位四十天了，还没有听到什么重大号令，只看到刑部指挥说‘不得把赦文传抄散布到黄河东西、陕州的蒲州和解州’，这是削弱天下忠义之气，自我断绝与百姓的联系。臣虽然愚钝怯弱，也应亲自冒着箭石走在诸将前面；能够献出生命报答国家恩德，也就满足了。”皇帝看了他的奏言，认为很壮烈。改任他为青州知州，当时宗泽已经六十九岁。开封府尹空缺，李纲说要安抚并收复旧都，非宗泽不可。不久宗泽调任开封府知府。当时敌军骑兵驻扎在黄河边，金鼓声早晚都能听到；而京城的城楼、盾橹全都废坏，军民混杂居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宗泽一向威望显著，到任后首先逮捕诛杀了几个窝藏盗贼的人。下令说：“凡是做盗贼的，不论赃物多少，一律按军法处理。”从此盗贼收敛声息，百姓依靠这一措施获得安定。王善，是河东地区的大盗。他拥有七十万部众、万辆兵车，想要占据京城。宗泽单骑奔驰到王善营中，哭着对他说：“朝廷正处在危难之时，假使有像您这样的一个两个将领，哪里还会有敌人的祸患呢？今天正是您建立功勋的时候，不可错过啊！”王善感动得流泪，说：“岂敢不尽力！”于是解下铠甲投降。当时杨进号称“没角牛”，拥有三十万军队；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人各自拥有几万部众，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侵扰掠夺，成为祸患。宗泽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全部招降了他们。他上疏请求皇上回到京城。不久有诏令说：荆州、襄阳、江南、淮南都要准备迎接皇帝巡幸。宗泽上疏说：“开封的物价和市场店铺，逐渐恢复到平常状态。将士、农民、商旅以及心怀忠义的士大夫，无不希望陛下赶快回到京师，以安慰人心。那些倡议不同意见的人，并不是替陛下谋划忠诚之策，不过像张邦昌之流，暗中想把土地割让给金人罢了。”朝廷任命他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任开封尹。当时金人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说：“这个名义上是使者，实际上是来窥探我们的。”于是拘押了来人，请求斩杀他们。诏令说把拘押的金国使者迁到别馆安置，宗泽说：“国家太平了二百年，不懂得战争，把敌国的欺骗戏弄当作可以凭信的事情，安然不加怀疑。不仅不认真制定进攻讨伐的计策，即使有人确实想奋勇杀敌、为仇敌所痛恨的人报仇，士大夫不是认为他狂妄，就是认为他荒谬，终于造成了前日的祸患。张邦昌、耿南仲之流所做的事，陛下亲眼见过。如今金人假借出使伪楚之名来窥探虚实，臣愚昧地请求斩杀他们，以挫败他们的奸谋。但陛下被众人的言论迷惑，下令把他们迁到别馆，优厚地加以礼遇，臣不敢奉诏，以免彰显国家的衰弱。”皇上于是亲自写札子劝告宗泽，最终还是把金使释放遣返。谏官附和黄潜善的意思，都认为宗泽拘留金使是错误的。尚书左丞许景衡上疏据理力争，并说：“宗泽任开封尹时，威望、声名和政绩卓然超出常人，如今的士大夫中，还没有能与他相比的。请厚加任用，使他完成抵御敌人、治理百姓的功业。”

译真定、怀州、卫州一带，敌军非常强盛，正秘密修造战具，谋划进攻；而将相们安然不以为虑，也不整修武备，宗泽对此十分忧虑。于是他渡过黄河，约集各位将领共同商议军务，谋划收复失地；又在京城四面各设置使者，统领招集来的军队。他还依据地势，在城外修筑二十四座坚固营垒，沿河依次排列，形成连珠般的营寨；并联结河东、河北的山寨水寨和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京西各路的人马都愿意听从宗泽的节制。有诏令要他前往淮甸。宗泽上表劝谏，没有得到答复。秉义郎岳飞犯法将要受刑，宗泽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将帅之才。”恰逢金人进攻汜水，宗泽把五百名骑兵交给岳飞，让他立功赎罪。岳飞大败金人回来，于是宗泽升任岳飞为统制，岳飞从此知名。宗泽巡视河北军队回来，上疏说：“陛下还停留在南都，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认为陛下舍弃宗庙和朝廷，使国家没有依托，百姓失去了仰望拥戴的对象。陛下应当赶快回到汴京，以安慰百姓的心。”没有得到答复。他又上疏直谏说：“国家与金人结好，是想让百姓休养生息，最终金人却劫掠、侵犯、欺凌，无所不至，可见固守和议果然不足以使百姓安宁。当时固然有迎合皇帝心意、顺从旨意以求得富贵的人，也有不肯随波逐流而获罪的人。陛下看看他们，过去得到富贵的人是对的，还是获罪的人是对的？如今主张迁都巡幸的人，就像当初主张和议可行的人；如今主张不可迁都的人，就像当初主张和议不可行的人。请陛下深思并审慎采用他们的意见。况且京师二百年积累的基业，陛下怎么能轻易抛弃，留给敌国呢！” 诏令派官员迎接六宫前往金陵，宗泽上疏说：“京师是天下的腹心。两河虽然还没有完全安定，也只是像一条手臂不听使唤罢了。如今仓促想要离开它，不仅一条手臂残废了，而且连腹心也一并抛弃了。过去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王钦若是江南人，便劝皇帝到金陵巡幸；陈尧叟是蜀人，便劝皇帝到成都巡幸，只有寇准坚定地请求亲自出征，最终因此取得成功。臣哪里敢奢望能比得上寇准，但也不敢不以章圣皇帝时期的寇准来期望陛下。”他又分条上奏五件事，其中一件指出黄潜善、汪伯彦赞成南行巡幸是错误的。宗泽前后提出的建议，经过三省、枢密院，往往都被黄潜善等人压制；他们每次看到宗泽的奏疏，都笑他狂妄。金将兀术渡过黄河，谋划进攻汴京。各位将领请求先切断黄河桥梁，严密布兵固守，宗泽笑着说：“去年冬天，金人的骑兵长驱直入，正是因为切断了黄河桥梁啊。”于是命部将刘衍赶赴滑州，刘达赶赴郑州，以分散敌军势力；又告诫诸将竭力保护黄河桥梁，等待大军集结。金人听说后，连夜切断桥梁逃走。建炎二年，金人从郑州抵达白沙，距离汴京已经非常近了，城中人震惊恐惧。属官进来询问计策，宗泽正陪客人下围棋，笑着说：“有什么可惊慌的？刘衍等人在外面，一定能够抵御敌人。”于是挑选几千名精锐士兵，派他们绕到敌军后方，埋伏在金人回去的路上。金人正在与刘衍交战，伏兵突然出击，前后夹攻，金人果然失败。金将黏罕占据西京，与宗泽相持。宗泽派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率兵奔赴郑州，途中遇到敌军，展开大战；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逃走。宗泽抓获李景良，对他说：“战斗不能取胜，罪过还可以宽恕；私自逃跑，就是没有主将的样子。”于是斩下他的首级示众。不久，郭俊民与金将史姓将领以及燕人何仲祖等人带着书信来招降宗泽。宗泽斥责郭俊民说：“你战败而死，还可以做忠义之鬼；如今反而替金人带信来诱降我，还有什么脸面见我？”于是将他斩首。他对史姓金将说：“我接受并守护这片土地，只有死路一条而已。你身为别人的将领，不能以死来与我抗战，竟想用妇人孩子般的话来诱骗我吗？”也把他斩了。又对何仲祖说他是被胁迫随从，免了他的死罪。刘衍回来后，金人又进入滑州，部将张捴请求前往救援，宗泽挑选五千士兵交给他，告诫他不要轻易交战，等待援军。张捴到滑州迎战，敌军骑兵是他的十倍，各位将领请求暂且避开敌军锋芒，张捴说：“避战苟且偷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公？”于是奋力作战而死。宗泽听说张捴危急，派王宣率五千骑兵救援。张捴死后两天，王宣才到达，与金人交战，将其击败赶走。宗泽迎接张捴的灵柩归来，抚恤他的家属；又让王宣暂代滑州知州。金人从此不再侵犯东京。山东的盗贼兴起，执政大臣说他们大多借义军之名，请求下令禁止勤王。宗泽上疏说：“自从敌人包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而争相奋起；广南东西、湖南北部、福建、长江、淮河一带，跋涉数千里，争先恐后前来勤王。当时大臣没有远见和长远谋略，不能安抚并任用他们，反而使他们饥饿困穷；弱者填尸沟壑，强者成为盗贼。这不是勤王者的罪过，而是一时处置失当造成的。如今河东、河西不服从敌国而守护山寨的人，不知有多少；各地有节操义气的人，自己刺面标志身份、争先来救驾的，也不知有多少。这道诏令一旦发布，臣恐怕民间的义士会立即离心瓦解，仓促之间有了危急，又有谁愿意怀着忠心、效行义举呢？” 王策原本是辽国酋长，后来成为金将，往来于黄河一带。宗泽擒获他后，解开他的捆绑，让他坐在厅堂上，对他说：“契丹本来是宋朝的兄弟之国，如今女真人侮辱我们的君主，又灭亡了你的国家，按义理应当共同谋划雪耻。”王策感动流泪，愿意以死效力。宗泽于是询问敌国的虚实，全部详细了解了情况，便决定大举进攻的计划，召集诸将说：“你们都有忠义之心，应当共同谋划剿灭敌人，期望迎回二圣，以建立大功。”说完流下眼泪，诸将也都哭泣着听从命令。金人战事不利，全部撤军离去。宗泽上疏劝谏南行巡幸，说：“臣替陛下守护京城，从去年秋冬一直到今年春天，又过了三个月。陛下若不早日回到京城，天下百姓将依靠、拥戴谁呢？”朝廷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他又派儿子宗颖到行宫上疏说：“天下的事情，能够看出机会便行动，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如今我们收复伊水、洛水一带，而金人首领渡过黄河；守住并屏蔽滑台，使敌国屡次失败；河东、河北山寨中的义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每天盼望官军到来。从机会和时机来说，中兴的征兆已经可以看见，而金人灭亡的日期也可以预期，这只在于陛下能否看准机会、乘上时势罢了。”又说：“过去楚国人修筑城池守护郢都，史官认为这是鄙陋的做法。如今听说朝廷有旨意在仪真教习水战，这是拘泥于偏安一隅的谋划，难道不是更加可鄙吗？” 四方听到传闻，一定会认为中原守不住了，于是才制定控制扼守江宁的计划罢了。

译在此以前，宗泽离开磁州时，把州中事务交给兵马钤辖李侃，统制赵世隆却杀了李侃。到这时，赵世隆和他的弟弟赵世兴率三万军队前来归附，众人害怕他们发生变乱，宗泽说：“赵世隆本来只是我的一个校官，能成什么事？”赵世隆到达后，宗泽责问他说：“河北陷落了，难道我大宋的法令以及上下尊卑的区别也陷落了吗？”于是下令斩杀他。当时赵世兴佩刀侍立在旁，众多士兵在庭下亮出刀刃，宗泽从容地对赵世兴说：“你的兄长被诛杀了，你若能奋发立功，就足以洗雪耻辱。”赵世兴感动流泪。金人进攻滑州，宗泽派赵世兴前去救援。赵世兴到达后，乘金人没有防备突然袭击，将其击败。宗泽的威望声名日益显著，北方人听到他的名字，常常敬畏他；他们对南方人说话时，一定称他为“宗爷爷”。宗泽上疏说：“丁进率数十万部众愿意守护京城，李成愿意护送陛下回宫，渡过黄河剿灭敌人；杨进等人的百万军队，也愿意渡河，共同拼死效力。臣听说：‘得到帮助最多时，天下人都会顺从。’陛下如果趁此时回到京城，那么众人的心就会完全归附，敌国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他又上奏说：“圣人爱护自己的父母，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父母，用来教导人行孝；敬爱自己的兄长，并推广到敬爱别人的兄长，用来教导人行悌。陛下应当和忠臣义士共同谋划，放手讨伐敌人，迎接二圣回来。如今上皇所居住的龙德宫仍然整齐如旧，只有渊圣皇帝还没有宫室。希望改修宝箓宫作为迎接安置他的地方，使天下人知道应当孝敬父亲、敬爱兄长，这就是以自身作示范。”皇上于是下诏选择日期返回京城。宗泽前后请求皇上回京，上奏二十多次，每次都被黄潜善等人压制。他忧愁愤懑，积成疾病，背上长了毒疮。诸将进来问候病情，宗泽突然精神振作，说：“我因为二帝蒙受尘辱，积累的愤怒到了这种地步。你们如果能够消灭敌人，那么我死也没有遗憾。”众人都流着泪说：“岂敢不尽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息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第二天，风雨交加，白昼昏暗。宗泽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只是连续三次呼喊“过河”，便去世了。京城百姓放声痛哭。他留下的遗表仍然劝皇上回京。追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简。宗泽质朴正直，崇尚义气，许多贫困的亲戚朋友都依靠他来维持生活，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常说：“君主和父亲正在忧劳受苦，臣子难道能够安居享用美食吗？”起初，宗泽奉诏招集各地盗贼，聚集军队、储备粮食，联络各路义军，又联合燕、赵地区的豪杰，自认为渡过黄河、收复失地指日可待。可惜有志向却没有实现，了解他的人都为此遗憾。宗泽的儿子宗颖，身处军营，平素很得士兵之心。宗泽死后几天，将士离去的已有十五人，京城百姓请求让宗颖继任父亲的职务。恰逢朝廷已经任命杜充为留守，于是任命宗颖为判官。杜充反对宗泽所做的一切，因而很不得人心；宗颖多次与他争辩，杜充不听，于是宗颖请求守丧回乡。从此豪杰不再被任用，聚集在城下的人又离去成为盗贼，中原也就守不住了。宗颖最终官至兵部郎中。赵鼎，字元镇，是解州闻喜人。他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樊氏教导他，使他通晓经史百家之书。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在对策中斥责章惇误国。历任官职后，任河南洛阳县令；宰相吴敏赞赏他的才干，提拔他为开封士曹。金人攻陷太原，朝廷商议割让三镇的土地，赵鼎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以给别人，为什么还要商议呢？”不久京师失守，徽宗、钦宗二帝被押往北方。金人商议拥立张邦昌，赵鼎与胡寅、张浚逃藏在太学中，没有书写拥立张邦昌的议状。宋高宗即位，任命赵鼎代理户部员外郎。知枢密院张浚推荐他，任命他为司勋郎官。皇上巡幸建康，下诏让他详细列举秋季防务的事项，赵鼎说：“应当把六宫所停留的地方称为行宫，把皇帝车驾停留的地方称为行在；挑选精锐部队负责仪仗和护卫，其余兵将分布在长江、淮河一带，使敌人无法猜测巡幸的固定地点。”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久雨不止，皇上下诏征求政治上的缺失。赵鼎说：“自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改变祖宗的法令，百姓从此开始困苦。他借用开辟国土的谋略，制造了边境祸患；推行理财政策，使民力穷困；设置空疏虚无的学说，败坏人才。到崇宁初年，蔡京借尊奉绍述之名，把王安石的政策全部实行。今天的祸患，都是从王安石开始、由蔡京造成的。如今王安石还配享太庙，而蔡京的党羽没有铲除，时政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皇上因此停止王安石配享太庙。赵鼎升任右司谏，不久又调任殿中侍御史。刘光世的部将王德擅自杀死韩世忠的部将，而韩世忠也率领部曲夺取建康守府的官署。赵鼎说：“王德在外统领军队，擅自杀人而无所顾忌；如果这都不治罪，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于是命赵鼎审讯王德。赵鼎又请求下诏严厉斥责韩世忠，并查取他的将领和属吏，交给有关部门治罪，各位将领都肃然畏惧。皇上说：“唐肃宗在灵武起兵，得到一个李勉，朝廷才开始尊重。如今朕得到你，和前人相比也没有惭愧了。”中丞范宗尹说，按照旧例，没有从司谏升任殿中的人。皇上说：“赵鼎在谏官职位上极力履行职责，所说的四十件事，已经施行了三十六件。”于是赵鼎升任侍御史。北方军队来到江边，皇上巡幸会稽，召集台谏官讨论去留问题。赵鼎陈述进攻、固守、退避三种策略，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他请求督促王燮进军宣州，周望分兵从广德出发，刘光世渡江驻扎在蕲州、黄州，制定拦截袭击的计划。又说：“经营中原应当从关中开始，经营关中应当从蜀地开始；想要巡幸蜀地，又应当从荆州、襄阳开始。吴、越偏处一隅，不是进取中原的地方。荆州、襄阳左边可以顾及川、陕，右边可以控制湖湘，向下又俯视京、洛，是三国必争之地。应当以公安作为行宫，在襄阳驻扎重兵，运输江、浙的粮食来供给川、陕的军队；要经营复兴大业，谋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韩世忠在黄天荡击败金人，宰相吕颐浩请求皇上巡幸浙西，并下诏亲征，赵鼎认为不可轻率出动。吕颐浩憎恨他不附和自己，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接受；又改任吏部尚书，赵鼎仍不接受，说：“陛下有诚意听取意见，而宰相却陈说拒绝劝谏的言论；陛下有眷顾优待台臣的意愿，而宰相却凭借打击压制言官的威势。”赵鼎坚决卧病不出，并上疏列举吕颐浩的过失，共一千字。皇上罢免吕颐浩，下诏让赵鼎恢复御史中丞，并对他说：“朕每次听说前朝忠诚进谏的大臣，都遗憾没有见过他们，如今在你身上见到了。”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译金人进攻楚州，赵鼎上奏请求派张俊前往援救。张俊没有出发，山阳于是陷落。金人留在淮河一带，范宗尹上奏说敌人未必能够再次渡江，赵鼎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并对付他们。三省常常因为敌人退兵，替陛下援引人才、修明政事；枢密院常常忧虑敌人到来，替陛下申明军纪、治理武器装备，这两方面都得到了。”皇上说：“你们能够这样，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赵鼎因为楚州失守，上奏请求离职。恰逢辛企宗被任命为节度使，赵鼎说辛企宗没有军功，违逆了皇上的旨意，被外放任奉祠官；又任命他为平江府知府，不久改任建康知府，又调任洪州知州。京西招抚使李横想用兵收复东京，赵鼎说：“李横的军队是乌合之众，不能抵挡敌人，恐怕最终会丢失襄阳。”不久李横战败逃走，襄阳最终陷落。朝廷召回赵鼎，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宰相朱胜非说：“襄阳是国家上游的要地，不可不赶快夺取。”皇上问：“岳飞可以派遣吗？”赵鼎说：“了解上游利害，没有人能比得上岳飞。”签书枢密院事徐俯不以为然。岳飞出兵后最终收复了襄阳。赵鼎请求命韩世忠驻军泗水之上，刘光世出兵陈州、蔡州。刘光世请求入朝奏事，徐俯想答应，赵鼎不同意。伪齐宿迁县令前来归附，徐俯又想把他斩杀后送给刘豫，赵鼎再次争辩。徐俯长期不能平心，于是请求离职。朱胜非兼任知枢密院，谏官说掌管国政的人不懂军事，请求让参知政事参与知晓军务。赵鼎因此被朱胜非忌恨。朝廷任命赵鼎为知枢密院、川陕宣抚使，赵鼎以自己没有才能为由推辞。皇上说：“四川全盛时是占天下一半的地方，全都交给你，官员的黜免升迁都可以由你专断。”当时吴玠任宣抚副使，赵鼎上奏说：“臣与吴玠共同办事，难道要由他来节制臣吗？”皇上于是改任赵鼎为都督川陕诸军事。赵鼎所列举奏报的事情，朱胜非多加阻挠压制。赵鼎上疏说：“近来张浚出使川陕时，国势比现在强盛百倍。张浚有弥补天地、洗浴日月般的功劳，陛下有山河永固的誓言，君臣彼此信任，古今没有第二例；但最终还是招致众议，被贬逐出京。如今臣没有张浚那样的功劳，却担任他的职务，远离朝廷，难道能免于纷纷议论吗？”又说：“臣所请求的军队不满数千人，其中一半都是老弱；所携带的金帛极少；臣所推荐的人，任命诏书刚下，弹劾的奏章已经发出。臣每天侍奉圣上，所陈述的意见已经如此艰难，何况身在万里之外呢？”当时士大夫都惋惜他离去，台谏官也有人请求留住他。适逢边境战报接连传来，赵鼎屡次陈述用兵的大计；到了入朝辞行时，皇上说：“你怎么能远去？我将让你担任宰相。”九月，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诏制下达后，朝廷官员互相庆贺。当时刘豫的儿子刘麟和金人联合进兵，大举入侵，满朝震惊恐惧。赵鼎讨论迎战防御的策略，各位将领意见不同，只有张俊认为应当进军讨伐，赵鼎赞同他的意见。有人劝皇上到别处巡幸，赵鼎说：“先作战，若不能取胜，再离开也不晚。”皇上也说：“朕应当亲自统率六军，到江边决战。”赵鼎高兴地说：“多年来一味退缩怯战，助长了敌人的骄气；如今圣上决意亲征，成功可以确定。”于是下诏令张俊率本部军队援助韩世忠，又命刘光世移军建康，并催促韩世忠进兵。韩世忠到扬州，在大仪镇大败金人。正当警报纷纷传来时，刘光世派人暗示赵鼎说：“相公自从进入蜀地，为什么要替别人承担祸患？”韩世忠也对人说：“赵丞相真是敢于担当的人。”赵鼎听到后，担心皇上的意志中途改变，便趁机说：“陛下养兵十年，正是在今天使用他们。如果稍有退缩沮丧，人心就会涣散，长江的险要也不能再依靠了。”捷报接连到来后，皇帝车驾到达平江，下诏声讨刘豫的罪行，想要亲自率军渡江决战。赵鼎说：“敌人远道而来，有利于迅速作战；仓促与他们交锋，不是良策。况且刘豫尚且只是派他的儿子来，哪里值得劳烦皇上亲自出动呢？” 皇帝因此停止出行。不久，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从江边回来，说北方军队已经大规模集结，这才知道赵鼎早有先见之明。张浚长期被闲置，赵鼎说张浚可以承担大任，于是召回他，任命为知枢密院，命他到江边巡视军队。当时敌军长期驻扎在淮南，知道南方军队已有防备，渐渐谋划向北撤退。赵鼎说：“金人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命诸将到淮河拦截他们，接连击败金人，金人逃走。皇上对赵鼎说：“近来将士们奋勇争先，各路守臣也都一致主动效力，这是朕任用你的力量啊。”赵鼎谢道：“都是圣上的决断，臣有什么力量呢？”有人问赵鼎：“金人倾尽全国来进攻，众人都恐惧，唯独您说不足畏惧，为什么呢？”赵鼎说：“敌军虽然强盛，但他们是因为刘豫邀约才来，并非出自本心，所以作战一定不会尽力，由此可以知道他们不足畏惧。”皇上曾对张浚说：“赵鼎是真正的宰相，上天派他来辅佐朕中兴，可以说是国家社稷的幸运。”赵鼎上奏说，金人逃回去后，更应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制定善后计划。于是诏令吕颐浩等人商议进攻、作战、防备、抵御以及安置、安抚百姓的办法。绍兴五年，皇上回到临安，诏书任命赵鼎为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为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统率各路军马。赵鼎把政事的先后次序以及应当召用的人才分条列出，放在座位右边，依次上奏施行。诏书任命贵州防御使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为建国公，并在行宫门外修建资善堂。赵鼎推荐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朝廷舆论认为这两人是天下最优秀的人选。建炎初年，朝廷曾下诏说奸臣诬蔑宣仁皇后保佑国家的功劳，命史院刊定修订有关史书，但还没有施行，朱胜非便担任宰相。皇上告诉他说：“神宗、哲宗两朝的史事有很多不符合事实，不足以传信于后世，应当召范冲来刊定。”朱胜非说：“《神宗史》增加了许多王安石《日录》的内容，《哲宗史》又经过蔡京、蔡卞之手，议论多不正当。命官员删削修订，确实足以彰显两位皇帝的盛大美德。”适逢朱胜非离职，赵鼎以宰相身份监修两朝史书，使是非各得其正。皇上亲自书写“忠正德文”四字赐给赵鼎，又把御书《尚书》一部赐给他，说：“《尚书》中记载君臣相互劝诫的言论，所以赐给你，是希望我们共同遵循这条道路。”赵鼎上疏致谢。

译刘豫派儿子刘麟、刘猊分路入侵。当时张浚驻军盱眙，杨沂中驻军泗州，韩世忠驻军楚州，岳飞驻守鄂州，刘光世驻守庐州，长江上下却没有其他军队，皇上和赵鼎都对此忧虑。赵鼎写信给张浚，想让他命张俊与杨沂中合兵剿敌。刘光世请求放弃庐州退回太平，又请求退守采石。赵鼎上奏说：“刘豫是叛逆贼子，官军与刘豫作战不能取胜，或者反而退兵固守，凭什么来建立国家？如今贼军已经渡过淮河，应当赶快派张俊与刘光世的军队会合，把淮南的敌寇全部扫除，然后再讨论去留。”皇上认为这个计策好，下诏命两位将领进兵。张俊的军队到藕塘与刘猊交战，将其大败。赵鼎命杨沂中赶赴合肥与刘光世会合，但刘光世已经放弃庐州退回江北。张浚写信把情况告诉赵鼎，赵鼎向皇上说明后，皇上下诏给张浚：有不听命令的人，准许按军法处置。刘光世大为惊恐，又进军到肥河与刘麟交战，将其击败。刘麟、刘猊拔营逃走。张浚在江边时，曾派属官吕祉入朝奏事，他所说的话有夸大之处，赵鼎总是加以抑制。皇上对赵鼎说：“将来张浚与你不和，一定是因为吕祉。”后来张浚因讨论政事，言语中隐约有侵犯赵鼎之意，赵鼎说：“臣起初和张浚亲如兄弟，因为吕祉从中离间，于是才产生隔阂。如今张浚取得成功，应当让他充分施展才能；张浚应当留下，臣应当离开。”皇上说：“等张浚回来再议论此事。”张浚曾上奏请求皇上巡幸建康，而赵鼎与折彦质请求回驾临安。张浚回来后，请求乘胜进攻河南，并且罢免刘光世的军职。赵鼎说：“擒获刘豫本来容易，但即使得到河南，能保证金人不向内地侵犯吗？刘光世世代为将，没有缘故地罢免他，恐怕人心不安。”张浚更加不高兴。赵鼎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任绍兴府知府。绍兴七年，皇上巡幸建康，罢免刘光世，让王德任都统制、郦琼任副职，并听任参谋、兵部尚书吕祉节制调度。郦琼与王德素有旧怨，向吕祉申诉，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于是挟持吕祉，率全军投降伪齐。张浚引咎辞职，朝廷于是以万寿观使兼侍读的身份召回赵鼎。赵鼎入朝应对，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连升四级。皇上说：“淮西战报刚传来时，执政大臣进奏都惊慌失措，只有朕没有动摇。”赵鼎说：“如今见到各位将领，尤其必须镇定等待他们，不然会更加增长他们骄横傲慢的心。”台谏官相继议论淮西没有防备，赵鼎说：“行朝拥有十万军队，敌军骑兵直接来攻，完全足以抵抗；即便有其他意外，臣愿亲自承担责任。”淮西最终没有发生惊乱。赵鼎曾请求下诏安抚淮西，皇上说：“等发遣张浚之后，朕应当下诏罪己。”赵鼎说：“张浚已经被免职了。”皇上说：“张浚的罪应当远远贬逐。”赵鼎上奏说：“张浚的母亲年老，而且他有勤王的功劳。”皇上说：“功劳和过错自然不能相互抵消。”不久，皇帝的内批发出，张浚被贬谪安置到岭南，赵鼎把诏令留住没有下达。第二天早晨，经同列大臣救助调解，皇上的怒气仍未消解。赵鼎竭力恳求说：“张浚的罪过不过是一次计策失误罢了。凡人谋划事情，难道不想做到万全吗？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那么以后再有奇谋秘计，谁还敢说出来？这件事关系到朝廷，并不只是臣私下为张浚求情。”皇上的心意这才缓和，于是给张浚授予散官，分司居住在永州。赵鼎第二次担任宰相后，有人议论他没有施行什么政事。赵鼎听到后说：“今天的国家形势就像人患了虚弱病，应当安静调养。如果再施加攻伐针砭，必定会伤害元气。”金人废黜刘豫后，赵鼎派间谍招降河南的守将，寿州、亳州、陈州、蔡州之间，往往有整座城池或率领部曲前来归附，因此得到精兵一万多人、战马几千匹。知庐州刘锜也上奏说：“淮北归正的人不断前来，估计今年可以得到四五万人。”皇上高兴地说：“朕常担心江州、池州数百里地区防御空虚，如今得到这支军队，就可以没有忧患了。” 金人派使者来商议和议，朝廷舆论认为不可信，皇上很愤怒。赵鼎说：“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委屈自己请求和议，之所以不惜这样做，是为了梓宫和太后。群臣愤懑的言辞，出于爱护君主，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罪过。陛下应当告诉他们：‘讲和不是我的本意，只因为亲人的缘故，不得已才这样做。只要能够使梓宫和太后回来，敌人即使背弃盟约，我也没有遗憾。’”皇上听从了他的话，群臣的议论于是平息。潘良贵因为向子諲奏事时间很久，呵斥他退下。皇上想治潘良贵的罪，常同替他辩解，皇上想把常同也一并逐出。赵鼎上奏说：“向子諲虽然没有罪，但常同和潘良贵不应当一同被逐。”两人最终都被外放。给事中张致远认为不应因为外放一个向子諲而赶走两位贤士，于是不签署黄敕。皇上发怒，回头对赵鼎说：“我本来就知道张致远一定会驳回。”赵鼎问：“为什么？”皇上说：“他同那些人友善。”原来皇上已经先听信了有关张致远的说法，从此对赵鼎感到不满。秦桧随后单独留下奏事，出来后，赵鼎问：“皇上说了什么？”秦桧说：“皇上没有别的话，只是担心丞相不高兴罢了。”皇帝亲笔批示，任命和州防御使赵璩为节度使，封为国公。赵鼎上奏说：“建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定名，但天下都知道陛下有儿子，这是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礼数不得不有所不同，是为了维系人心，不使人心三心二意而迷惑。”皇上说：“暂且慢慢再说。”秦桧后来单独留下奏事，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赵鼎曾经反对和议，与秦桧的意见不合；等到赵鼎因争论赵璩封国之事违背皇上心意，秦桧便趁机排挤赵鼎，又推荐萧振为侍御史。萧振原本是赵鼎所引荐的，进入御史台后，却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使他被罢职。赵鼎说：“萧振的意图不在刘大中。”萧振也对人说：“赵丞相不用等别人弹劾，自然会自己决定去留。”适逢殿中侍御史张戒弹劾给事中勾涛，勾涛说：“张戒攻击我，是赵鼎的意思。”于是诋毁赵鼎，说他结交台谏官和各位将领。皇上听说后更加怀疑赵鼎。赵鼎称病请求免职，说：“刘大中坚持正直的言论，被章惇、蔡京的党羽嫉恨。臣在议论和进退上与刘大中相同，既然刘大中离去，臣怎么可以留下？”于是赵鼎以忠武节度使身份出任绍兴府知府，不久加授检校少傅，改任奉国军节度使。秦桧率执政大臣前往为他送行，赵鼎没有行礼，只作了一揖便离去，秦桧更加怨恨他。赵鼎离职后，王庶入朝应对，皇上对王庶说：“赵鼎两次担任宰相，对国家有大功；两次辅佐亲征，都能够决定胜利；又镇抚建康，使皇帝回銮没有忧患，这些都是其他人比不上的。”此前，王伦出使金国时，接受赵鼎的出使指示。金人问礼数，王伦便回答说君臣名分已经确定；金人问疆界，王伦便回答说以黄河为界。这两件事都是出使时最重要的事情，金人如果不接受就算了。王伦接受命令出发。到这时，王伦与金使一同回来，名义上是来抚慰晓谕江南。皇上叹息着对王庶说：“如果五天前得到这个消息，赵鼎怎么可以离开呢？”

译起初，皇帝车驾回到临安，宦官把竹子移栽到宫内。赵鼎看见后责备他们说：“艮岳花石引起的扰民之事，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如今还想重走旧路吗？”并趁机上奏此事，皇上改变脸色向他道歉。有户部官员把钱送进宫里，赵鼎把他召到相府严厉斥责。第二天，他问皇上：“某人是来献钱的吗？”皇上说：“是朕向他索取的。”赵鼎奏道：“某人不应当进献，陛下也不应当索取。”于是把那个人逐出朝廷，任命为地方官。赵鼎曾经推荐胡寅、魏矼、晏敦复、潘良贵、吕本中、张致远等几十人，分别任用在朝廷各部门。等到他第二次担任宰相，上奏说：“如今清正舆论所赞许的，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这一类人，陛下能够任用他们吗？嫉妒贤能、助长恶行的，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这一类人，陛下能够除去他们吗？”皇上因此调任胡世将，陈公辅等人不久也被调到外地任职。皇上曾经在宫中批示，把两个人交给宰相府提拔。赵鼎说：“这些疏远的小臣，陛下从哪里知道他们的姓名？”皇上说：“是常同确实称赞他们。”赵鼎说：“常同既然知道他们贤能，为什么不公开上疏推荐引进呢？” 起初，张浚推荐秦桧，说可以和他共同担当大事；赵鼎第二次担任宰相时，也这样说过。然而秦桧心机深沉险恶，表面和顺，内心却另有打算。张浚最初请求离职时，朝廷有旨召赵鼎。赵鼎到越州请求任祠禄官，秦桧厌恶他逼近自己的地位，调任他为泉州知州，又暗示谢祖信弹劾赵鼎曾接受张邦昌伪政权的任命，于是夺去他的节度使官职。御史中丞王次翁又弹劾赵鼎治理郡务懈怠，朝廷命他提举洞霄宫。赵鼎从泉州回来，又上书谈论时政，秦桧担心他再次被起用，便暗示王次翁再次弹劾他曾接受伪命、侵吞都督府钱款十七万缗，于是把他贬官，安置在兴化军。弹劾他的人仍不停止，又把他调到漳州，再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潮州。赵鼎在潮州住了五年，闭门谢绝宾客，从不谈论时事，有人询问时，只是承认自己的过错。中丞詹大方诬陷他接受贿赂，嘱咐潮州知州把编管安置的人迁往吉阳军。赵鼎在谢恩表中说：“头发已经白了还能归向哪里？遗憾余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忠心还没有泯灭，发誓即使死九次也不会改变。”秦桧看见后说：“这个老人还是像过去一样倔强。” 赵鼎在吉阳住了三年，隐居在偏僻深处，门生和旧日属吏都不敢与他通问，只有广西帅张宗元不时送来酒米。秦桧知道后，命吉阳军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赵鼎派人告诉儿子赵汾：“秦桧一定想杀我。我死了，你们就没有祸患；否则，灾祸会牵连全家。”他此前已经生病，亲自写下墓中石碑，记载籍贯以及任官授职的年月。到了这时，他在铭旌上写道：“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临终遗言嘱咐儿子请求把自己归葬故乡，随后绝食而死，当时是绍兴十七年。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悲伤。第二年，朝廷才得到诏旨允许归葬。宋孝宗即位后，谥号忠简，追赠太傅，追封丰国公。高宗附祭太庙时，让赵鼎配享庙庭，并提拔任用了他的孙子十二人。赵鼎写文章浑厚自然，完全像天然形成；宋高宗处理军国机密大事时，多由他起草诏令。有拟定的奏章、表疏以及各种诗文二百多篇，名为《得全集》，流传于世。评论宋朝中兴时期的贤相，都把赵鼎列为首位。评论说：谋划国事、使用军队的道理，有的是抓住时机、乘着锐气便可以建立功业；有的是养成威势、持重等待，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两种做法虽然不同，但对国家忠诚则是一样的。当金人逼迫二帝向北而行、宗庙社稷失去君主时，宗泽一声号召，河北数十万义军就像回声响应声音一样赶来，实在是由于宗泽的忠心和义气足以感动、激励他们；又或者说，百姓亲眼看见君主和父亲陷入泥淖，谁能没有愤怒激发之心呢？假使当时宗泽能够勇往直前，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牵制，那么迎回二帝、收复旧都，也不过转瞬之间罢了。黄潜善、汪伯彦嫉妒贤能、阻挠功业，使宗泽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最终愤懑而死，难道不可悲吗！等到赵鼎担任宰相，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两国敌军相持时，如果没有明显可以乘机取胜的破绽，就应当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否则，只会白白招来危困和耻辱。所以赵鼎治理国家，专门把巩固根本放在首位；根本稳固之后，才可以谋取敌国、报仇雪恨，这就是赵鼎的心意。可惜他一被秦桧嫉恨，就遭到斥逐、远迁，最终带着自己的志愿死去，这是君子们尤其痛心的事。我曾私下评论宗泽、赵鼎的结局，因而更加有所感慨。宗泽临终时，还连续三次呼喊“渡河”；赵鼎亲自题写铭旌，又有“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话。这两位大臣爱护君主、忧虑国家，即使处在死生祸变的关头，仍然像这样不改变，为什么呢？而宋高宗被奸邪之人的言论迷惑，时而任用、时而贬黜，正所谓“赞赏善人却不能任用”。千百年后，忠臣义士仍会为此抚卷叹息、握腕痛惜，国家不能振兴，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列传第一百二十 ○张浚之子张枃 张浚，字德远，是汉州绵竹人，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后代。父亲张咸，考中进士科和贤良科。张浚四岁时父亲去世，他品行正直、目光端正，从不说欺骗的话，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是堪当大任的人才。入太学学习，考中进士。靖康初年，任太常簿。张邦昌擅自称帝，张浚逃入太学。听说宋高宗即位，便骑马赶赴南京，被授为枢密院编修官，改任虞部郎，升为殿中侍御史。皇帝巡幸东南时，后军统制韩世忠部下驱逐谏臣，致使谏臣坠水而死，张浚上奏请求夺去韩世忠观察使的官职，朝廷上下这才知道国家有法令。升任侍御史。当时皇帝在扬州，张浚进言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希望陛下降诏修缮东京、关陕、襄阳和邓州，以等待皇帝巡幸。”这触犯了宰相的意愿，于是被授为集英殿修撰、兴元府知府。还没有出发，又升为礼部侍郎。高宗召见并告诫他说：“你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说尽的。我将有所作为，正像想一飞冲天却没有翅膀一样，你要勉力留下来辅佐我。”于是授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估计金人一定会来进攻，但朝廷却安然自得，完全不作防备，便竭力向宰相说明，黄潜善、汪伯彦都笑他考虑过度。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皇帝巡幸钱塘，留下朱胜非在吴门防御，让张浚与他共同节制军队。不久朱胜非被召回，只有张浚留下。当时有数万溃兵，所到之处抢掠，张浚招集他们，刚刚安定下来。适逢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改元赦书送到平江，张浚命守臣汤东野秘密扣下，不向外宣布。不久，苗傅等人带檄文来到，张浚悲痛哭泣，召来汤东野和提点刑狱赵哲，商议起兵讨伐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