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八

译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考中进士，取得礼部考试第一名。逐渐升任职方员外郎。熙宁三年冬，任宁州通判。当时王安石得到皇帝信任，专擅政权，邓绾分条上奏数十件时政，认为宋朝兴起已有百年，社会习惯安逸、沉溺于太平，应当由当政者改革。又上书说：“陛下得到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制定青苗、免役等法令，百姓无不欢欣歌颂圣上的恩泽。以臣在宁州所见来看，便知道一路都是如此；以一路推知天下，便知道天下都是如此。这确实是世所罕见的良法，希望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而要坚定地实行。”这些话大概是为了奉承王安石。他又写信赠给王安石赞颂此事，极尽谄媚阿谀。王安石向神宗推荐邓绾，神宗通过驿站急召他来应对。当时庆州正有夏军入侵，邓绾陈述得十分详细。皇帝问起王安石和吕惠卿，邓绾回答说不认识。皇帝说：“王安石是当今的古人；吕惠卿是贤人。”邓绾退下后去见王安石，高兴得像平素相交的老朋友。宰相陈升之、冯京认为邓绾熟悉边境事务，嘱咐王安石斋戒后，又让邓绾知宁州。邓绾听说后很不高兴，公开说道：“急忙召我来，难道又要让我回去吗？”有人问：“您现在应当做什么官？”他说：“不会失去馆职。”又问：“莫非要做谏官吗？”他说：“正应当如此。”第二天，果然授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京城中的同乡都又笑又骂，邓绾说：“任凭你们笑骂，好官还得由我来做。” 不久，邓绾任同知谏院。他献上所著《洪范建极锡福论》，皇帝说：“《洪范》所讲，是天人关系和自然的大法，我正想把它推行于天下，以纠正改革各种弊病。你应当〔OCR缺字〕那些放纵邪淫、结党营私的人，用规诫来帮助朕。”邓绾叩头说：“怎敢不努力实行所学，以奉行圣上的训诫。”第二年，升任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当时常平、水利、免役、保甲等政务都由司农寺负责，所以王安石借助邓绾来威服众人。邓绾请求先在京畿府界实行免役法，再推广到各道。利州路每年用钱九万六千缗，转运使李瑜却征收三十万缗，邓绾说：“免役本来是为了使百姓富裕，如今却一味聚敛，积存宽余，应当加重黜罚。”富弼在亳州，不发放青苗钱，邓绾请求交给官吏查究治罪。京畿县百姓申诉助役，诏令询问是否便利，并让两种办法并行，邓绾和曾布却动辄上奏退还堂帖。中丞杨绘说，从未听说司农寺有扣留奏章的权力，皇帝没有答复。凡是吕公著、谢景温所任命的推直官、主簿，都被邓绾罢免，又引荐蔡确、唐坰担任御史。熙宁五年春，升任御史中丞。本朝旧例，从没有由台杂任御史中丞的，皇帝特意任命了他。又加授龙图阁待制。邓绾建议说：“近来御史被罢免后，还能任命为省、府中的职务，这是因为当初选用时已经经过审慎考察；即使议论不合，人材也不可遗弃。希望登记前后因罪获咎的谏官、御史姓名，依次甄别录用，使他们在进退之间与普通官员稍有不同，那么他们就会考虑竭尽全力。” 辽人来要求处理边界土地问题，并在边境屯兵，扬言将要出兵，于是两河戒严，又命河北修筑城池、准备守御器具。邓绾说：“这不只是没有益处，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扰乱和费用。”皇帝听从他的话，停止了这件事。他又说：“辽国无理提出土地诉讼，意图在于窥探我国。去年冬天聚集军队数月，徘徊不前，最后自行罢兵，其真实意图和虚假姿态已经可以看清。现在应当用坚定强硬的态度抵御他们，这样就不会改变两国的和平；和平维持下去，他们就不会怀疑我们，我们也能作长远打算。如果先表现畏惧屈服，他们或许会竭力争夺，那将成为中原的大耻辱。”皇帝看了奏疏，赞许他。王安石失去相位后，邓绾颇为依附吕惠卿。等到王安石再次任宰相，邓绾想要掩饰自己过去的行为，便揭发吕惠卿在华亭置田的事情，将吕惠卿调出任陈州知州。又弹劾三司使章惇协助吕惠卿作奸，章惇被调出任湖州知州。起初，吕惠卿的弟弟和卿创立手实法，邓绾说：“凡是百姓赖以生活的物品，都是每天使用、每家拥有的。如今想让百姓全部登记属实，那么家家都有被告发的忧虑，人人都有隐瞒的顾虑，将会手足无措。商人周转经营货物，交易有无，不过是衣服饮食、器具用品、米粮、丝麻、布帛之类；有的春天拥有，到夏天已经耗散；有的秋天储存，到冬天已经散失。官府的簿册怎么能够拘收登记？按这种情势，百姓怎么能不犯法？这样只会使好争讼的人为求赏赐、报复怨仇而互相告发，使胆小怯弱的人只能至死忍受困苦罢了。”诏令废止此法。升任翰林学士，仍任御史中丞。邓绾担心王安石失势，便上奏说应当录用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并且在京城赐给王安石宅第。皇帝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说：“邓绾身为国家的御史中丞，却替宰相请求恩泽，极大地损害国体，应当贬黜。”邓绾又推荐彭汝砺为御史，王安石不高兴，邓绾立即自行弹劾自己举荐失当。皇帝认为邓绾用心偏邪，秉性奸诈反复，议论政事、推荐人才都不守本分，于是斥退为知虢州。过了一年，任集贤院学士、知河阳。元丰年间，以待制身份知荆南、陈州、陕州，调任永兴军，改任青州。他上奏说当年大丰收，一斗粟只值五七钱。皇帝知道他在谄媚，命提举官核实市场价格上报。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邓州。元祐初年，调任扬州。言官弹劾他的奸邪，改任滁州，但还没有离开邓州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儿子是洵仁、洵武。洵仁在大观年间任尚书右丞。洵武，字子常。考中进士，任汝阳县主簿。绍圣年间，哲宗召见应对，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编修《神宗史》时，议论专门偏袒蔡卞，尤其严厉地诋毁、诬陷宣仁太后；后来史案发生，他出力最多。升任起居舍人。徽宗初年，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因蔡京推荐，恢复史官职务。御史陈次升、陈师锡说：“洵武的父亲邓绾在熙宁年间用歪曲奉承的方式讨好王安石，神宗曾斥责他邪僻奸诈。如今让洵武担任太史，难道他能公正用心、秉笔直书，发扬神宗皇帝的盛德，而不掩盖他父亲的罪恶吗？况且这个人的才干平庸浅近，学问荒谬，不配玷污这一任命。”皇帝没有听从。升任起居郎。

译当时韩忠彦、曾布任宰相，洵武趁着回答皇帝问话时说：“陛下是先帝的儿子，如今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先帝推行新法，是为了使百姓获利，韩琦曾经论说新法不对；如今忠彦任宰相，却改变先帝的法令，这说明忠彦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而陛下却不能。陛下如果一定要继承先帝的志向、继续先帝的事业，非任用蔡京不可。”蔡京出任外地藩镇，皇帝原本没有打算重新任用他。洵武便对皇帝说：“陛下正要继承先帝的遗志，却没有群臣来帮助您。”于是制作《爱莫助之图》献上。图的形式像《史记》的年表，横向排列七层，分为左右两边：左边题为“元丰”，右边题为“元祐”，从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到学校，各列一层。左边列出赞助继承先帝事业的人，执政中只有温益一人，其余不过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之类而已。右边列出全朝的辅相、公卿和百官，共有数百人。皇帝把图拿给曾布看，却揭去左边的一个姓名。曾布请求知道是谁，皇帝说：“是蔡京。洵武说非任用此人不可；因为他与卿的意见不同，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去掉了。”曾布说：“洵武既然和我的见解不同，我哪里敢预先参与议论呢？” 第二天，皇帝把此事改交温益办理。温益欣然奉行，请求登记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皇帝决定任用蔡京为宰相。洵武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又升任吏部侍郎。洵武上疏说：“神宗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已经整顿省、台、寺、监各机构的职掌，又用寄禄阶取代没有实际职掌的空名官职。如今选人中有七个等级，从两使判官到主簿、县尉，有人带着知安州云梦县的官衔却任河东干当公事，有人任河中司录参军却兼监楚州盐场，有人任瀛州军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县，却充任濮州教授，名实混乱、错杂不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制作新的官名，并据此制定官员名录。”诏令全部改正这些官名。洵武升任刑部尚书，又请求对初次出仕的官员兼试刑法，使他们知道做官办事的方法。崇宁三年，任尚书右丞，转任左丞、中书侍郎。妖人张怀素的案件发生后，他的党羽中有人与洵武结为婚姻关系，洵武因此获罪，被贬为随州知州。后来任提举明道宫，又恢复端明殿学士，历任亳州、河南府知府；召回任中太一宫使，接连升为观文殿学士，任大名尹。政和年间，举行夏祭时，入宫侍奉祭祀。以佑神观使兼侍读留在京城修撰国史，改任保大军节度使。不久，任知枢密院。五溪蛮侵扰边境，朝廷立即仿照陕西弓箭手制度，招募熟悉溪洞地形险易的边民，设置专门机构教他们战阵，又用耕种和放牧来劝勉他们，得到几万名精锐士兵，用来镇守安抚边境。洵武升任特进，任少保，封莘国公，所受恩典与宰相相同。宣和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傅，谥号文简。邓氏自邓绾以来，世世代代助长奸邪，而洵武尤其卖力地迎合蔡京、蔡确二人。蔡京败坏天下，祸乱的根源就是从洵武开始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年轻时曾向王安石求学。考中进士后，任定远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推荐他，朝廷召他到京师。他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您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认为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全朝廷正在共同争论这件事，您不要这样说。”李定立即去告诉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知道京师竟然不许这样说。”王安石大喜，对他说：“您将要获得进见皇帝的机会，何不替皇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于是立即推荐他入朝应对。神宗询问青苗法的事情，李定的回答与先前所说相同，于是凡是说新法不便的人，皇帝都不再听信。任命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前没有从选人直接任命为谏官的先例，于是改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诏书，三人都被罢免。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先前任泾县主簿，听说庶母仇氏去世，却隐瞒不为她服丧。”诏令江东、淮南、两浙转运使查问情况，他们奏报说：“李定曾因父亲年老，请求回去奉养，并没有说是为了给生母服丧。”李定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仇氏是自己的生母，所以心中疑惑，不敢服丧；后来又以奉养父亲为由辞去官职。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追补服丧，王安石竭力为他辩护，于是改任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让不孝之人处在劝导讲说的职位上，并弹劾王安石，接连上了六七道奏章。王安石又禀告皇帝，罢免了二人。李定也感到不安，请求解除职务，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熙宁八年，加集贤殿修撰，任明州知州。元丰初年，朝廷召回他，任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升为知制诰，后任御史中丞。他弹劾苏轼的《湖州谢上表》，摘取其中的言语，认为有侮辱轻慢之意。于是又指责苏轼自熙宁以来所写的文章怨恨诽谤君主和父亲，并与外戚相互勾结。苏轼被逮捕送到御史台狱中彻底审讯，正赶上大赦，李定仍不停地追论，最终把苏轼贬逐到黄州。当时李定亲自审理苏轼的案件，事情已经势不可转。有一天，他在崇政殿门外对同僚说：“苏轼真是奇才。”同僚都不敢回答。李定请求恢复六案纠察的职务，并请求各路监司都可以查考核实，皇帝听从了他。彗星出现在东方，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太史说将有兵变，皇帝命宦官察看禁军卫士的饮食。李定说：“一顿饭不足以收买人心，反而恰好会激起小人的念头。”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有人议论废除明堂祭祀，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李定。李定说：“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或明堂祭祀，这是祖宗以来的制度，从未改变。是谁提出这种说法，请求治他的妄言之罪。”皇帝说：“听了卿的话就足够了。”李定升任翰林学士。后来因议论府界养马之事失实获罪，罢职任河阳知州，留守南京；又召回任户部侍郎。哲宗即位后，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青州知州，调任江宁府。言官争相揭发他的旧日过错，他又被贬居滁州。元祐二年去世。李定对宗族很有恩惠，分出自己的财产救济他们，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获得任子恩典时，先让给兄长的儿子。去世那天，他的几个儿子都还是平民。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而迅速得到显贵官职，又陷害苏轼获罪，所以受到公论的厌恶，而不孝的名声也就由此显著流传。

译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礼部试考第一，调任临海县尉。有百姓嗜酒辱骂并驱逐继母，案件交到舒亶面前，舒亶命人逮捕他；那人不服，舒亶便亲自起身将他斩杀，投递弹劾自己的状文后离职。王安石主持国政，听说此事后认为他非同寻常，御史张商英也称赞他的才干，于是任用他为审官院主簿。出使熙河地区清查田地，有政绩，升任奉礼郎。郑侠已经被贬，又被逮捕，舒亶奉命前往捕捉，在陈州遇到他。搜查郑侠的箱子，得到他抄录的名臣谏草，其中有涉及新法的言论以及亲朋之间的书信，舒亶全部按照姓名追究治罪，于是把郑侠流放到岭南，冯京、王安国等人也都因此获罪。提拔舒亶为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元丰初年，暂任监察御史里行。太学官员受贿的事情被朝廷知道后，舒亶奉诏审查办理，凡是供词中稍微牵涉到的人，他就一概株连审问到底，并把牵连人数多当作功劳。加集贤校理。与李定一起弹劾苏轼作歌诗讥议、诽谤时事。舒亶又说：“王诜这类人公然结党营私，像盛侨、周邠本来就不值得谈；至于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人，都只是略能背诵、谈说先王之言，但内心竟然如此，难道可以置之不问而不诛杀吗？”皇帝觉察到他的话过分了，但只贬黜了苏轼、王诜，对司马光等人处以罚金。不久，舒亶兼修起居注，改任知谏院。张商英任中书检正时，写亲笔信给舒亶，给他看自己女婿所写的文章。舒亶把这件事全部上报，说张商英身为宰属却托请言官，于是获罪，被责罚监江陵税务。当初舒亶是因为张商英的推荐才得到任用；到了这时，反而陷害了张商英。升任知杂御史、判司农寺，越级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一个月后，任御史中丞。他举发弹劾大多出于私心，气焰极其嚣张，见到他的人都侧目而视，只有王安礼是他所畏惧的。舒亶在翰林院任职时，接受厨房钱，违反法令。三省把事情上报，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起初，舒亶曾说尚书省凡是办理奏钞，都应当登记造册，记录事情的项目。如今违法事项没有登记，等到审查奏钞时，却谎称用发放历作为登记事项的簿籍，舒亶认为这是大臣欺骗蒙蔽皇帝。尚书省于是取来御史台受理事务的登记簿核验，也没有登记项目，舒亶仓促间把其他文书混在一起送到尚书省，于是执政又揭发了他的欺骗。大理寺审理厨房钱一案，认为舒亶只是弄错了。法官吴外厚驳斥这一结论，御史杨畏说舒亶所收受的文书都在，不能说他没有承认的道理。皇帝说：“舒亶亲自盗取钱财，按情节罪轻而法律规定的处罚重；伪造登记项目，按情节罪重而法律规定的处罚轻。他身为执法官，却这样诈伪妄为，怎么可以不处理！”命令追夺他的两级官阶，勒令停职。舒亶每年都兴起案件，喜欢凭借似是而非的罪名排挤、打击士大夫；即使后来因轻罪被罢职斥退，但远近之人都称快。十多年后，才恢复为通直郎。崇宁初年，任南康军知军。辰溪蛮人叛乱，蔡京让他任荆南知府；他因开拓边境有功，由直龙图阁升为待制。第二年去世，追赠直学士。蹇周辅，字磻翁，成都双流人。年轻时与范镇、何郯是平民朋友。未满二十岁时参加廷试，没有考中。范镇、何郯显贵通达后，周辅才获得特奏名，又考中进士，历任宜宾、石门二县知县，安肃军通判，任御史台推直官。他擅长审讯案件，搜求细微隐情，都能运用智谋查明实情。曾有诏狱，案件牵连到宫廷中掌管宝物的侍史，其他机构数月都不能判决，于是命周辅审理。他估计无法追捕到相关人员，便奏请把关键供辞给主管者看，逼使其承认罪行，当时人认为他深得办案体要。等到李逢案件审结，御史台官员共同审理，供辞没有异议，神宗称赞他的才能，提拔为开封府推官，出任淮南转运副使。盗贼廖恩在福建聚集党羽，多次杀害、伤害军民官吏，周辅改任福建转运使，保护各路将领讨伐他，廖恩于是投降。元丰初年，朝廷依照唐代制度，把各部门的狱讼归还大理寺审理，选任周辅为大理少卿，升任三司度支副使。在此以前，湖南一向按惯例食用淮盐，周辅首先请求运输数百万石广盐，分别在郴州、全州、道州出售；又把潭州、衡州等郡增加的淮盐配额改由湘中运输。这个办法实行后，周辅便负责度支事务。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河北都转运使，升宝文阁待制，召回任户部侍郎、知开封府，但许多事情都不能裁决。授任中书舍人，他不接受，于是改任刑部侍郎。元祐初年，言官揭发他制定江西、福建盐法时搜刮百姓、欺骗妄为，辜负公义、扰害民众，罢职任和州知州。调任庐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周辅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神宗曾命他撰写《答高丽书》，多次称赞写得好。他做官时深文周纳、苛刻严酷，因此年老时终于获罪。他的儿子是蹇序辰。序辰，字授之，考中进士几年后，以泗州推官身份主管广西常平事务。当时周辅正在福建任职，上书说父子二人都奉命远赴外地，家中没有人托付，请求改任一处较近的地方。于是序辰改任京西，随即提举江西常平，继承父亲推行盐法。任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哲宗即位，改任司封员外郎。周辅获罪后，认为序辰助成了父亲的恶行，降为签书庐州判官。起任楚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绍圣年间，升任左司员外郎，进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他上疏说：“朝廷前些日子已经判定司马光等人的奸邪罪恶，彰明他们的罪行和处罚，向朝廷内外公布。只是他们变乱典章刑法，改变废弃法度，讥讽诋毁宗庙，蔑视两宫。考察事情、核对言论，事实确凿，然而他们的行迹隐秘，包藏祸心；相隔八年，恐怕已经无法彻底查究核实。他们的奏章、案卷散存在各主管机构，如果不汇集编纂保存，时间久了必然会散失废弃。希望把奸臣所说所做的事情全部搜集出来，选派官员分类编纂，汇成一册，收藏在一个府库中，用来向天下和后世显示最大的警戒。”于是命序辰和徐铎负责分类编纂。因此，士大夫遭受的灾祸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升任礼部尚书，与安惇共同审察诉理事务。因出使辽国时表现无能，贬为黄州知州。过了四个月，授龙图阁待制、扬州知州。徽宗即位，中书省说序辰编纂元祐年间的章奏案牍，牵强附会地增饰言语，把它们指为诽谤讥讽。诏令序辰与安惇一同除名勒停，放归乡里。蔡京任宰相后，序辰又被任命为刑部、礼部侍郎，任翰林学士，升任翰林学士承旨。有人说他在先帝丧期中以音乐自娱，于是贬为汝州知州。崇宁二年，调任苏州知州。又因放纵部下百姓盗铸钱币获罪，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江州。又因任苏州知州时，天宁节正好与父亲忌日相同，他却在前一天设宴，到节日当天不奏乐获罪，移居永州。适逢大赦，恢复为中奉大夫，最终去世。序辰也有文才，善于牵强附会，深文周纳、苛刻严酷，和他的父亲相似。”

译徐铎，字振文，兴化莆田人。熙宁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签书镇东军判官；绍圣末年，以给事中身份直学士院。蹇序辰建议把元祐年间诸臣的章奏、案牍和事状分类编纂，诏令徐铎与他共同主持。凡是当时施行的文书，都搜集附录，细枝末节也不遗漏。升任礼部侍郎。徐铎虽然名义上负责封还驳正诏书，但当时凡是给事中不肯签署文书的，往往命他代为办理。贡院查获夹带书籍的举人，开封尹蒋之奇准备按徒刑定罪，徐铎争辩认为不可以，蒋之奇便从轻处理。案件上报尚书省后，章惇大怒，处罚府中官吏，举人最终仍按刑法治罪，徐铎再也不敢发言，众人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后来朝廷商议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有人拿这件事说他没有坚持操守，于是任命作罢。徽宗即位，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青州知州。御史中丞丰稷弹劾徐铎编纂事状时，一概按照章惇的好恶来决定轻重，使在世和已故的名臣横遭流放贬斥；序辰既然被放归乡里，徐铎的罪过也不在他之下。诏令削夺徐铎官职，任湖州知州。崇宁年间，任礼部尚书。当时正讨论宗庙制度，徐铎请求增加为九室。议论者疑惑已经迁出的神主不能重新附祀，徐铎说：“唐代的献祖、中宗、代宗以及本朝的僖祖，都曾经迁出而又重新附祀。如今应当保留宣祖，等候迁祧；让已经迁祧的翼祖重新附祀，这在礼制上没有不相称的地方。”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升任吏部尚书，去世。史臣评论说：“士人求学不是为了自己修养，却低头抬头随时势变化，就像提着皋鸟居于井上，要想求得他在朝廷上不屈不挠，是不可能的。常秩在嘉祐、治平年间，三次辞谢羔雁聘礼，好像是能够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等到王安石掌权，一次召请便立即到任，随波逐流多年，从来没有提出一条好的谋略，却窃取了显贵的职位。至于李定的结党依附、舒亶的凶恶品德，本来就应当被世人指名斥责。邓绾和蹇周辅两家，父子一同作恶、互相助成；而序辰与徐铎编纂事状，毒害元祐名臣，使忠义之士几乎一扫而空，终于逐渐导致靖康之祸，怎能不令人长叹！” 王广渊，字才叔，大名成安人。庆历年间，进献曾祖的《明家集》，诏令授予他的后代官职。广渊把这项恩典推让给弟弟广廉，自己凭进士出身任大理法直官、编排中书文字。他删定祖宗御书十卷，仁宗很喜欢，任命他为舒州知州，但把他留在京城没有成行。英宗还在藩邸时，王广渊因得到亲近接见，进献自己所写的文章；英宗即位后，任命他为直集贤院。谏官司马光说：“汉代的卫绾不跟随太子饮酒，所以景帝厚待他。周代的张美私自用公钱供给世宗，所以世宗轻视他。广渊结交权贵、奔走求进，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在仁宗时代私下向陛下托付关系，难道是忠臣吗？如今本应治他的罪，反而赏赐他，凭什么来劝勉臣下守节？”皇帝不听，任命广渊为群牧判官、三司户部判官，又从容地对他说：“我从《洪范》中领会到高明、沉潜的道理，对内刚强以自我振作，对外柔顺以应对事物，这是君主的体统，没有超出这些道理的。卿替我把它写在钦明殿的屏风上，以便我观看省察，不只是像唐玄宗时的《无逸图》那样。”加任直龙图阁。皇帝患病，朝廷内外忧虑疑惧，无法安睡进食，皇帝亲自写诏书安慰众人说：“我的病已经稍微好些了。”王广渊却向众人公开宣扬这件事。神宗即位，言官弹劾王广渊泄露宫禁中的言语，出任齐州知州，改任京东转运使，得以从内省传达章奏。曾公亮、王安石坚持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于是事情作罢。王广渊认为当时正值春季、农事兴起，而百姓苦于缺乏资金，兼并之家便能乘人之急谋取厚利，于是请求留下本路钱帛五十万，借给贫民，每年可以收取利息二十五万，朝廷听从了。此事与青苗钱法相合，王安石开始认为他可以任用，便召他到京师。御史中丞吕公著揭发他的旧日恶行，令他恢复原来的官职。程颢、李常又弹劾他强行摊派、搜刮百姓，迎合朝廷旨意来困苦百姓。适逢河北转运使刘庠没有发放青苗钱的奏章送到，恰好被王安石看到。王安石说：“广渊极力主持新法却遭到弹劾，刘庠故意破坏新法却无人追究；办事如果这样，怎么能要求人们没有拥护或反对的区别呢？”因此程颢、李常的意见没有实行。广渊调任河东转运使，升宝文阁待制，任庆州知州。宣抚使发兵进入西夏境内，传檄庆州、会州出兵。当时正要发放铠甲，士卒首领吴逵带领众人作乱，王广渊急忙召集五营士兵抵御。吴逵率领二千人砍断关门冲出，王广渊派部将姚兕、林广追击，降服了他的部众。柔远三都的戍卒想要响应贼军，没有成功，王广渊假意慰劳他们，让他们回去戍守，却暗中派兵从小路拦截袭击，把他们全部杀死。王广渊仍因部下发生盗乱获罪，被削去两级官阶。第二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渭州知州。王广渊稍有才干，却善于迎合附会，他所征辟任用的人大多不是合适的人。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广渊奏请征辟的将领、属官，不是权贵游宦的子弟，就是胥吏一类的人，甚至濮宫的书吏也参与选用，大概是因为这些人与当时的君主和卿大夫关系亲近。一路的官吏并不少，他却放着不用，偏偏任用这些人，难道不是误了朝廷的事情吗？我已经下诏严厉责备他，你们应当写信再三告诫他。”王广渊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右谏议大夫。元丰初年，诏令因为他受到先帝的知遇，他的弟弟王临由皇城使提拔为兵部郎中、直昭文馆，他的儿子王得君赐进士出身。王临，字大观，也由进士出身，任签书雄州判官。嘉祐初年，契丹泛使到来，朝廷议论应当如何应对，王临说：“契丹如今正饥饿困顿，能做什么呢？然而《春秋》所认可的与其交往的道义，也不能不谨慎对待。他们曾请求得到驯象，可以拒绝却没有拒绝；曾请求得到乐章，可以给予却没有给予，这两件事都处理错了。如今他们强行派遣使者前来，有人说他们是来请求圣像，圣像果真可以给他们吗？”朝廷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治平年间，诏令征求武略之才，经近臣推荐，王临由屯田员外郎改任崇仪使、顺安军知军，又改任河北沿边安抚都监。他上呈几十条防御策略，大体上都只是主张整顿内部而已。契丹刺探并招募两地的汉人作为义军，前来归附的有数万人。有人请求把他们遣送回去，王临说：“他们归附我们而我们又把他们遣回去，他们一定会作乱，不如趁此机会安抚他们。”诏令依从了他的请求，从此归附的人更多，契丹后悔失策。王临升任安抚副使，历任泾州、鄜州、广信军、安肃军知军。召回入朝应对后，恢复他的文官官阶，任齐州、沧州、荆南知州，入朝任户部副使；又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广州府、河中知府，去世。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考中进士，任至太常丞时，遭逢父亲去世而服丧。王陶因自己入朝任官是在郊祀之后，恩典没有惠及父亲，请求退还自己升迁所得的官职，并请求追赠父亲。诏令特别允许了他，仍等服丧期满后，任命为太子中允。

译嘉祐初年，任监察御史里行。卫士进入延福宫盗窃，有关部门援引疏决恩典，准备减轻他的罪行。王陶说：“宫禁之地戒备森严，不应拿外间遇到大赦而减刑的惯例来类比。”于是把卫士流放到海岛，主管此事的人也都受到论罪处罚。宫中贵人引导炼丹术士进入禁宫，王陶说：“汉、唐的方士，以炼黄金、增益年寿为名来迷惑君主，后来都被杀死。请把这些人赶出去。”陈升之任枢密副使，论说这样做不合适；陈升之离任后，王陶也出任卫州知州，改任蔡州知州。第二年，又以右正言身份被召回。王陶说：“臣与四人一起补任州郡官，如今只有两人被召回，请把唐介、吕诲等人一并召还。” 英宗掌管宗正寺，过了一年仍没有正式就职。王陶上疏说：“自至和年间皇上身体违和以后，天下人仰望朝廷，却没有可以寄托命运的地方，纷纷上章抗疏，请求尽早选择宗室中亲近贤能的人来建立储嗣，言辞危切，感动了上天和人心。提出这个建议的人，难道都是怀有不忠不孝之心、为谋求奸利而攀附托请的人吗？这都是出于至诚，只是想到宗庙社稷长远的大计罢了。陛下顺应百姓的愿望来安定人心，所以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果断地进行这一举措，朝廷内外摇摆不定的心情，一下子就安定了。后来事情逐渐拖延，难道能免除忧虑疑惑吗？流言有的说事情是由于嫔妃、宦官姑息迁就的言语，圣意因此受到迷惑。妇人和近幸之人，哪里懂得长远的谋划？臣担心天下百姓会认为陛下起初顺应上天和民心而作出决定，如今却听信左右近臣姑息迁就的话而迟疑，使远近奸邪之人能够窥伺间隙、寻找漏洞，这难道不可惜吗？”于是王陶请求入对，仁宗说：“现在应当另给他一个名目。”后来韩琦作出决定，于是立英宗为皇子。英宗即位后，王陶加任直史馆、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读、淮阳颍王府翊善、知制诰，升任龙图阁学士、永兴军知军，召回任太子詹事。神宗即位，王陶升任枢密直学士，任御史中丞。郭逵以签书枢密、陕西宣抚的身份出任边职，诏令他回到京城。王陶说：“韩琦把郭逵安置在二府，还援引太祖的旧例，出兵劫持、控制君主，韩琦一定是用奸邪言语迷惑、扰乱圣德。希望罢免郭逵，改任渭州知州。”皇帝说：“郭逵是先帝任用的人，如今没有罪过却罢免他，这是彰明先帝用人失误，我不能这样做。”王陶的请求没有得逞，于是又以韩琦不押领文德常朝班为由上奏弹劾他。王陶起初受到韩琦的知遇，突然得到提拔奖赏。皇帝刚即位时，很不喜欢执政大臣专权，王陶料想皇帝一定会更换大臣，想要自己谋取重要职位，因此把韩琦看得像仇敌一样，竭力攻击他，韩琦闭门等待治罪。皇帝调王陶任翰林学士，不久出任陈州知州，入朝暂代三司使。吕公著说他反复无常，不可亲近；王陶又以侍读学士身份任蔡州知州，历任河南府、许州、汝州、陈州知州，因是东宫旧臣而加任观文殿学士。皇帝最终鄙薄他的为人，不再任用。元丰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恪。王陶地位卑微时深受贫困之苦，寄居京师教授小学。他的朋友姜愚气度豪爽、乐于施舍。一天大雪，姜愚想到王陶奉养老母，母子正在受寒挨饿，便扛着一把铁锹铲雪，走二十里去探访他。王陶母子冻得坐在屋里，太阳已经升高，家中却没有炊烟。姜愚急忙解下身上的锦袍，拿去典当换钱，买来酒肉、柴薪和炭火，和他们一起围火饮食；又拿出数百千钱替王陶娶妻。王陶显贵后，任洛阳尹。姜愚年老失明，从卫州新乡前去拜见他，心想王陶一定会念及旧日情谊、怜悯自己。王陶面对他却神情冷淡，只拿出一杯酒而已。姜愚大失所望，回去后病死。听说这件事的人更加鄙薄王陶的为人。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考中进士，因为年龄未满二十岁而等待选官，又进入太学求学，过了很久才得到调任。王安石把他引入条例司，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出任明州苗振案件的按察官。王安石厌恶祖无择，王子韶迎合他的意思，揭发祖无择在杭州任职时的事情，把祖无择从京师逮来审问；同时把苗振的案件交给张载办理，祖无择于是被罢废。中丞吕公著等人弹劾新法，御史台官员全部被罢免。王子韶出任上元县知县，升湖南转运判官。御史张商英弹劾他不葬父母，贬为高邮县知县。由司农丞提举两浙常平。入朝应对时，神宗与他讨论文字学，留在朝廷任资善堂修订《说文》的官员。官制改革实行后，任礼部员外郎；因入省后到，改任库部员外郎。元祐年间，历任吏部郎中、卫尉少卿，升任太常寺官员。刘安世说：“熙宁初年，士大夫给人列出‘十钻’的称号，子韶被称为‘衙内钻’，是指他结交权要的子弟，像刀钻一样锐利。他又用深文周纳的手段陷害祖无择，为士大夫共同鄙薄，怎么适合玷污礼乐之地呢？”于是改任卫尉卿。刘安世又说：“七寺正卿的班次在太常少卿之上，却因为弹劾攻击而得到越级升迁，这是开启侥幸之门。”于是王子韶出任沧州知州。入朝任秘书少监，迎接、陪伴辽国使者，对下属严苛刻薄，军吏因酒醉用刀刺伤王子韶和他的儿子。又出任济州知州，上书请求追复先烈的名位，以便留给后世法则；又以太常少卿身份被召回，升秘书监，任集贤殿修撰、明州知州，去世。崇宁二年，他的儿子王相把王子韶元祐年间所上的奏疏稿件上报朝廷，诏令追赠显谟阁待制。何正臣，字君表，临江新淦人。九岁时被举荐为童子，赐进士出身，后来又考中进士。元丰年间，因蔡确推荐，任御史里行。于是与李定、舒亶一起议论苏轼，获得五品官服，主管三班院。适逢御史专门负责六察，何正臣说：“有幸得以充任言官，职责是激浊扬清，不应兼管其他机构。”神宗认为他说得好，于是把御史兼管其他机构的职务全部罢去，解除何正臣的三班院职务，加任直集贤院，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韩存宝讨伐泸夷没有功劳，朝廷命令审理他的案件，以逗留、怯战之罪处死。何正臣回朝后，授任宝文阁待制、知审官东院，尚书省又任命他为吏部侍郎。过了一年，他怠慢职守，铨选拟定官员时多有抵牾。事情被朝廷知道后，他以法令制定得不完善为自己辩解。王安礼说：“法令不完善，是有关部门应当请求改正的事情，怎么能把罪过归给法令呢？”于是何正臣出任潭州知州。当时诏令州县允许百姓用家产换盐，官吏有的推行失当。何正臣分条上奏其害处，认为这对百姓没有好处，也不足以帮助国计，于是朝廷停止了这项政策，百姓认为很方便。后来历任刑部侍郎、宣州知州，去世。

译陈绎，字和叔，开封人。考中进士，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刊刻校订《前汉书》。母亲去世服丧期间，诏令他就在家中校勘这部书。英宗亲自处理政务时沉默少言，陈绎进献五条箴言，分别是君主应果断、明察隐微、扩大器量、谨慎应变、考察古制。任同判刑部时，遇到案件中情理和法律相冲突的，便加以审议裁决。有人说刑部只应辨明是非，不应有所轻重。陈绎说：“掌握法律的人贵在审慎公允；明知判刑失当，怎么能坐视不管？”因此平反了许多案件。皇帝称赞他的文学才华，任命他为实录检讨官。神宗即位，陈绎任陕西转运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任知制诰，授翰林学士，以侍讲学士身份任邓州知州。陈绎不能整肃家门，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夜之间都死于士卒之手，他却傲然自若，脸上没有惭愧之色。召回任知通进、银台司，皇帝对辅臣说：“陈绎议论事情不避权贵。”命他暂代开封府。开封府中案件有些小疑问，往往由宫中直接复核；到了陈绎任职时，特许他便宜行事、自行裁决。过了很久，回任翰林学士，仍兼管开封府。审理司农官吏盗窃库钱的案件尚未结束，中书检正张谔兼判大理寺事务，害怕自己因失察获罪，便发帖责问案件为何滞留；陈绎派官吏把已经办成的案卷给他看。言官弹劾陈绎徇护宰属、放纵罪犯，出任滁州知州。郊祀时遇到恩典，恢复知制诰，言官再次弹劾他，于是任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元丰初年，任广州知州。府库中有一尊檀香木佛像，陈绎用木料把它换走。事情被发觉后，有关部门判定这是把官物换取剩余利益。皇帝说：“这是因为侍奉佛教而触犯了重典。”当时陈绎已经加任龙图阁待制、江宁府知府，于是被贬为建昌军，削夺官职。后来恢复为太中大夫，任职至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陈绎执政时致力于打击豪强朋党，但他的行为和外表相违，晚年故意装出敦厚朴实的样子，好事之徒给他取了“热熟颜回”的称号。史臣评论说：王广渊在仁宗时期，凭借与英宗潜邸亲近，向英宗进献文章，本来就已经有窃取功名的心思；这样不忠的臣子，即使列于侍从之位，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王陶起初受到韩琦知遇，在任御史时颇能讥切时政；等到任御史中丞，却迎合风向、揣摩旨意，把韩琦攻击得像仇敌一样，想为自己谋取高位。他忘记姜愚对自己的平民旧交之义，更是不值得责备了。王子韶陷害祖无择，何正臣议论苏轼，都是小人借此窃取名声。陈绎迎合权势、希求宠信，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他在审理案件时平反了许多冤案，只可惜家门不能整肃，廉耻一并丧失，即使熟悉明白吏治事务，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列传第八十九 任颛、李参、郭申锡、傅求、张景宪、窦卞、张瑰、孙瑜、许遵、卢士宗、钱象先、韩璹、杜纯及其弟杜纮、杜常、谢麟、王宗望、王吉甫。任颛，字诚之，青州寿光人。考中进士，只取得同学究出身，后来任卫尉丞。他进献自己的文章，于是获赐进士及第，提拔为盐铁判官。陕西铸造康定大铜钱时，任颛说：“把五文钱毁掉铸成一文、以一文当十文，恐怕犯法的人会很多。”后来果然如他所说。西夏人表示归顺，派使者提出十一件要求，最严重的是想去掉称臣的名义，改称男爵。任颛负责陪伴使者，把一切都用道理向他们说明，使者理屈词穷而离去。西夏又派使者前来，想自行买卖，并且要求通行青盐、增加岁赐。诏令允许设置榷场，这些建议大多是任颛提出的。出任京西转运使，入京奏报财政计划。元昊被部下杀死后，西夏派杨守素来报丧。杨守素就是当初为元昊谋划不称臣、不接受赐节的人，仁宗记得任颛曾使他的使者屈服，又让任颛负责陪伴。任颛询问杨守素其主死亡的原因，杨守素不能回答，最终离去，不敢放肆。改任凤翔府知府。皇帝对辅臣说，任颛应当留在朝廷以备任用，便留他判三司【“恁由司”原文疑有讹误，所指机构不详】。任谅祚册礼使时，他搜集西夏的风俗物产、山川形势、道路里程以及进退攻取的要领，撰成《治戎精要》三篇进献。升任直史馆，调任河东转运使。皇帝曾把禁库中的金帛赏赐给河北，也想赏赐河东。任颛辞谢说：“臣受命掌管财用，如果先提出请求，实在不敢。”任颛每次出任使者巡行所属地区，都一定选择一名贤能的僚佐同行，凡事必与他商议，从不带胥吏随行，百姓安于他的治理。入朝任盐铁副使，提拔为天章阁待制。侬智高的叛军侵犯岭外，任颛以潭州知州身份负责处理。宣抚司认为宣毅军士卒有功，发檄文补授他为军校；任颛察觉他的神色有异，说：“他一定另有异志。”于是逮捕审问，全部承认是贼人的内应。搜查他的家，得到他详细记录潭州事务的文书，便斩首示众。诏书称赞激励他，赐白金五百两，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渭州知州。后来因在潭州任职时低价收买已死亡商人的珍珠获罪，降为待制。当时四路都以边境警报上报，唯独渭州没有上报任何情况，朝廷怀疑侦察不严密，任颛极力说没有其他忧患，皇帝派人暗中侦察，果然属实。于是恢复学士职务，调任徐州，以太子宾客身份退休。官阶累积至户部侍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李参，字清臣，郓州须城人。因祖上荫补，任盐山县知县。遇到灾荒年，他晓谕富裕人家拿出粮食，按平价卖给百姓；不能买粮的人，就发给他们酒糟、糠屑之类的食物，因此救活了几万人。任定州通判时，都部署夏守恩贪污放纵、违法乱纪，转运使派李参审查他；李参查明了他的罪行，夏守恩被贬，最终死去。任荆门军知军时，荆门每年因夏季砍伐竹子，并把税簿一同运到荆南制造船只；日久之后，竹子大多腐坏，不能使用，牙校因此破产也无法偿还责任。李参请求改在冬季砍竹，估算费用后拨给他们；多余的部分则招募商人与官府交易，于是消除了这一弊害。历任兴元府知府、淮南转运使、京西转运使、陕西转运使。他所辖地区戍兵很多，苦于粮食不足。李参核实所缺粮数，命百姓自行申报估算麦、粟的余粮，先借给他们钱，等谷物成熟后再交还官府，称为“青苗钱”。几年之后，粮仓中有了余粮。熙宁年间的青苗法，大概就是从这里萌发的。朝廷担心边防费用越来越多，李参建议把钱运到边郡，按照平价买粮，权且停止入中法。等到他离任时，节省了榷货钱数千万。召回任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河北都转运使。他与安抚使郭申锡共同察看、裁决黄河决口的事情，意见不合；又与真定的吕溱关系恶劣，二人都获罪。李参调任河东转运使，任荆南知府。嘉祐七年，召回任三司使。参知政事孙抃说：“李参主管财政，外地官府将会顺着他的风气搜刮天下，天下百姓就要困苦了。”于是改任群牧使。诏令王安石、王陶设立机构筹划国家财政，李参说：“各官署都有自己的职务，臣如果不能任事，应当依照法令罢黜；否则，请求撤销这个机构。”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