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六

译孙鼛地位还低微时与蔡京交好，常说：“蔡京是显贵之人；然而他的才能不能胜过他的德行，恐怕会给天下留下忧患。”这时蔡京回朝，途中遇到孙鼛。见面后，蔡京迎上去说：“如果我被天子任用，希望您来帮助我。”孙鼛说：“您如果确实能够谨守祖宗的法令，用正论辅佐君主，以节俭率先百官，并且闭口不谈用兵，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那时还需要我做什么呢？”蔡京默然。蔡京任宰相后，孙鼛出任提点江东刑狱。不久，入朝任少府少监、户部郎中。国家的财政支出没有节制，孙鼛与尚书曾孝广、侍郎许几商议说：“支出一天天增加，一年年增加，天下的财物哪里能够供给呢？”三人共同上疏论奏。执政者不高兴，曾孝广、许几因此罢职，孙鼛调任开封。升任太仆卿、殿中少监。四辅设置后，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曹州知州。他论述筹划开创制度的功劳，转任太中大夫，调任郓州。郓州百姓中有人作“草祭”的歌谣，指斥讽刺蔡京。孙鼛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蔡京发怒，让言官诬陷他另有诽谤之言，改任提举鸿庆宫。起用为单州知州，随即退休。靖康二年去世，八十六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通靖。孙鼛笃实行义。在广东任职时，苏轼被贬居惠州，他极力与苏轼交往。孙鼛的两个儿子分别娶了晁补之、黄庭坚的女儿，党争之事兴起后，家人都很恐惧，孙鼛却丝毫没有顾虑。时人称赞他。吴时，字伸道，邛州人。起初考进士，只取得学究出身；再次考试，考中甲科。任华州郑县知县时，转运使发文命令华州运送五万斛粮食到长安，郑县独自承担三万斛。吴时写信给转运使说：“筹集三万斛粮食的费用，用车运需要一千五百辆车，用士卒运输需要五万人，而县中可以役使的百姓只有二百五十八户。古代用兵时就让军队带足粮食来养兵，无事时则把军队调到有粮食的地方就食。如果确实能把军队调到华州，那么先前的费用就可以免除。华州、雍州相距一百六十里，一旦需要用兵，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转运使听从了他的意见。陆师闵主管秦、蜀两地的茶马事务，征召吴时为属官。章楶想推荐他担任御史，他极力推辞。徽宗征求意见，远方臣僚上奏章时，封识多不合格式，有关部门全都退回；吴时上书陈言，这才得以送达。任睦亲宅教授，提举永兴军路学事。华州有学生说了触犯忌讳的话，教授想把他上报，吴时说：“这种地方性的言语，都是臣子不忍听到的。”立即把那封书信烧掉，说：“臣子都不忍听，却要让君父听到吗？” 召回任工部员外郎，改任礼部员外郎，兼任辟雍司业。大观年间兴办算学，议论把黄帝作为先师。吴时说：“如今祭祀圣祖，祝版上书写臣的姓名，而祭祀孔子时却只列为中祀。数学只是六艺之一，应当用什么礼来侍奉它呢？”此事于是停止。升任太仆少卿。张商英罢去宰相后，言官指责吴时是党人，出任耀州知州，又降为鼎州通判；尚未赴任，改任提举河东常平。年成饥荒时，吴时发放官府粮食赈济百姓。童贯经营北方事务，每次向他询问边疆事情，他总是不回答。回朝任大晟典乐，擢升中书舍人、给事中。宦官何欣被贬为衡州酒税监官，却仍领节度使官衔，吴时上奏请求剥夺。他又借入宫问对的机会谈到夺取燕地的事情，说：“祖宗与辽国盟誓时所歃的血还没有干，改变盟约一定会迅速招来祸乱。”蔡攸听到后，把这话告诉王黼，王黼发怒，斥责他为腐儒。吴时请求离开，任徽猷阁待制兼侍读，不久提举上清太平宫。他向西归乡时，遇到同乡赵雍，对他说：“夺取燕地一定会招来祸患。我年老了，能够不遭遇那场变乱，就是幸运。”过了几年去世，七十八岁。吴时擅长写文章，从未事先起草，落笔便能写成，两学中的人都称他为“立地书厨”。李昭▯，字成季，济南人。年轻时与晁补之齐名，受到苏轼赏识。考中进士，任徐州教授。知州孙觉以深厚礼节待他，常常从容地与他讲学，讨论古人立身处世的要旨，彼此相投，十分欢洽。因李清臣推荐，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任秘阁校理。任潞州通判时，潞州百姓死后多不能安葬，李昭▯拨出官地，划定墓地，准备棺材和殓衣，写文章劝告晓谕百姓，当地风俗因此完全改变。入朝任秘书丞、开封府推官，不久提点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因元府党事被夺官。徽宗即位，召回任右司员外郎，升任太常少卿。韩忠彦想任用他为起居舍人，曾布加以阻止；曾布出使山陵后，任命才下达。李昭▯被陈次升论奏，出任沧州知州。崇宁初年，诏令说李昭▯曾经倾覆动摇先帝的功业，每当修改元丰敕条，便倡导从宽的邪说，罢任主管鸿庆宫，于是被列入党籍。闲居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他把心意寄托在书法名帖、图画上，收藏在十个袋子里，命名为“燕游十友”，并为之作序，说：“同今天的人交朋友，有时会因趋炎附势而陷入祸患；我宁愿同这十件东西交朋友，时间越久越有意味。” 起初，李昭▯在高密主持考试，选拔了侯蒙。侯蒙执政后，想报答过去的恩情，派人转达自己的意思，李昭▯只请求得到秘阁法帖而已。他出任陕西使者时，延安有个小将车吉被诬陷为盗贼，李昭▯查明他没有其他罪过。车吉后来建立战功，官至皇城使，在京师遇到李昭▯，在他面前下拜说：“感谢您救活我的恩德，希望把名马献给您。”李昭▯笑着拒绝了。晚年任歙州知州，辞谢而没有赴任。靖康初年，又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被召回，但这时已经去世。绍兴初年，追复直徽猷阁。吴师礼，字安仲，杭州钱塘人。以太学上舍身份赐进士出身，调任泾县主簿，任天长县知县。召回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因曾参加为邹浩饯行而获罪免职。徽宗初年，任开封府推官。蔡王赵似宫中的属吏说了不恭顺的话，被交给开封府审理，吴师礼负责审判。案件结成后，他不让供词中有一字涉及赵似；即使有官吏因此获死罪，也不以指斥蔡王的罪名加罪于他们。擢升右司谏，改任右司员外郎。吴师礼擅长书法文章，皇帝曾向他询问书学。他回答说：“陛下登上帝位之初，应当立志于重大事务，臣不敢拿末技来回答。”听到的人都称赞他回答得体。以直秘阁身份任宿州知州，去世。师礼游学太学时，他的哥哥师仁担任正，专门学习《春秋》。太学中有学官厌恶他，便把他对诸生提出的疑难问题一一列出，师礼全都依据哥哥的说法回答。学官大怒，击鼓坐在堂上，让众人来诘问师礼。师礼引据《春秋》三传，神色意气自若。江公望当时在旁边，心里暗自高兴。后来两人在泌阳相遇，江公望对他说：“你将来如果得志，打算做什么？”师礼答道：“只愿替人带来丰年罢了。”于是两人结为朋友。

译师仁字坦求。他专心求学、磨炼志向，不参加科举。父母去世后，他住在墓旁守墓，每天只请附近寺院的僧人做一钵饭来充饥，不再置办厨房灶具，也不蓄养童仆。郡守陈襄、邓润甫、蒲宗孟都以隐逸之才向朝廷推荐他。元祐初年，召任太学正，升为博士，十年间没有其他任命。后来任颍川、吴王宫教授，去世。王汉之，字彦昭，是衢州常山人。他的父亲王介考中制科，以正直闻名，官至秘阁校理。王汉之考中进士甲科，调任秀州司户参军，任金华、渑池两县知县，后任鸿胪丞、真州知州。当时诏令各道筹划财用，报送朝廷。王汉之说：“各地没有总账册，因此不能全面了解情况，核对收入和耗费来准备使用。希望命令郡县先设账册，再由各道汇总，那么天下的财用就会像看手指和手掌一样清楚。”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他入朝任开封府推官，历任工部、吏部、礼部员外郎，太常少卿。蔡京设置讲议司。王汉之是他的门客，蔡京便引荐他担任参详官。王汉之升任礼部侍郎，转任户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瀛州知州。他上言：“自从何承矩规划塘泺地带屯田，向东一直达到海边。后来又修治保塞五州的堤道，准备种植适宜当地的树木，达三百万株，这是中原万世的利益。如今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做法，希望讲求并施行它。”雄州归信、容城发生灾害，两地输送赋税的民户请求免税，官吏不答应。王汉之说：“雄州只图小利，却失去了大体；万一契丹反而免除这些赋税，就会成为朝廷的羞辱。” 调任江宁、河南府，但都没有赴任，改任苏州、潭州、洪州三州知州。召回朝廷，授任兵部侍郎；又以显谟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知府，也没有赴任，接连调任五州，入朝任工部侍郎。他出使契丹，回来后说契丹国主不关心民政，却横征暴敛、荒淫无度，灭亡指日可待。宋徽宗很高兴，任命他为定州知州。过了很久，调任江宁。方腊叛乱时，他记录并上奏报告捕获方腊的功劳，加授龙图阁直学士，后来又升为延康殿学士。去世时七十岁。他的弟弟是涣之。涣之字彦舟。尚未成年便考中进士第一等，有关部门怀疑他的年龄还不符合铨选资格，特意补授武胜军节度推官。当时刚开始设置学官，便任命他为杭州教授，兼任颍上县知县。元祐年间，任太学博士，校对黄本秘书。任卫州通判，入朝参与编修《两朝鲁卫信录》。宋徽宗即位后，因日食下诏求取直言。涣之因大臣交相推荐，被召入回答皇帝的问题，于是说：“征求意见并不难，难的是听取意见；听取意见并不难，难的是考察后加以任用。如今国家常常下达求言诏令，但下面向上报告，有时却不是这样：指出过失被说成讥讪皇上，阿谀奉承被说成尊敬君主，议论迎合时势被说成国家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意见、互相补益却被说成邪说。有志之士和仁人知道进言没有用，便不再说话；小人却放肆地发表诡诈惊骇的言论，只求苟且容身、迎合附和。希望陛下虚心、公正地听取意见，言论不论逆耳或顺耳，只以正确的是非为准；事情不论古今，只以是否应当为贵；对人不论同党或异党，只任用正直的人。这样人心就会喜悦，治理之道就会成功，天意也会得到顺应。”皇帝欣然接受，想任用他为谏官、御史。涣之推辞说：“臣是由大臣推荐的，不可以担任这种官职。”于是授任吏部员外郎，升任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又升为中书舍人。到尚书省任职的那天，起草诏书的词头共三十三件，他提笔立即全部写成。崇宁初年，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广州知州。言官弹劾涣之，说他在元祐末年曾与陈瓘、龚夬、张庭坚交游，后来在绍圣年间被弃置，如今又重新起用，会危害新政。涣之被解除职务，任舒州知州，列入党籍。不久任福州知州，尚未到任，又调任广州。外蕃客商杀死奴仆，市舶使援引旧例，只把案件交给其首领杖责，涣之认为不可，便按法律论处。召他入朝赴阙，言官又捡起过去的话来阻挠他，于是罢职任洪州知州。改任滁州知州，历任潭州、杭州、扬州三州知州。张商英任宰相时，涣之任给事中、吏部侍郎。张商英离职后，涣之也出朝任地方长官。过了八年，任中山府知府，加授宝文阁直学士。朝廷商议北伐，涣之因病任提举明道宫。又过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涣之生性淡泊，对做官升迁很安然，常说：“乘车时总把颠簸坠落看作可能发生的事，乘船时总把翻船溺水看作可能发生的事，做官时总把不得志看作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忧患了。”他归趣如此。黄廉，字夷仲，是洪州分宁人。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熙宁初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他。王安石与他交谈，询问免役法的事情，黄廉根据旧法回答，说明得十分详尽。王安石说：“此人一定能够办理新法。”便把这件事告诉神宗，召黄廉来询问时务。黄廉回答：“陛下的本意在于便利百姓，法令本身并非不好，只是执行的官吏不是合适的人。朝廷立法的本意只有一个，但各地推行奉行时纷纷不同，所以法令实行了，百姓反而受苦；陛下没有完全察知。黄河以北遭受水灾，河南、齐、晋发生旱灾，淮、浙有飞蝗，江南有疫病，陛下也没有完全知道。”皇帝立即命黄廉考察并赈济东道灾情，授任司农丞。黄廉回来报告符合皇帝旨意，升为利州路转运判官，又任司农丞。任监察御史里行时，他建议：“成就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希望令两制近臣和转运使各自能够推荐士人。”皇帝诏令各推荐一人。随后他又说：“寒门偏远地区的低级官吏，既然已经得到朝廷闻知，希望令中书省审察其才能，考察后上表任用。这样重视人才的诏令，才不会在天下徒然实行。”他又说：“近年水旱灾害，百姓蒙受了官府借贷、缓期征收的恩惠。如今幸逢丰年，有关部门都应当催促偿还。长期饥荒后刚刚丰收，却把多年积欠一并追偿，这是使百姓遇到丰年反而思念歉年。请命令各道逐渐督促收取。” 他弹劾俞充结交王中正、招致宰相属官，并且说王中正所承担的使命过重。皇帝说：“人才大概没有固定的类别，只看驾驭使用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黄廉回答：“即使如此，臣仍担心这种风气会逐渐滋长。” 黄河在曹村决口，毁坏田地三十万顷、百姓房舍三十八万家。黄廉奉诏安抚京东，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距离太远不能到达的地方，分别派遣官吏转运发给粮食；选择高地建造房舍安置居民；流民经过各地不得征收算赋；转移途中给他们发放粮食；把百姓的私牛作抵押，给他们钱；收养被遗弃在道路上的男女，成年男子便让他们服役。总共救活了二十五万人。相州的案件发生后，邓温伯、上官均认为案件冤枉，因而受到责罚离职。皇帝诏令黄廉审问此案，但最终没能纠正。没过多久案件办成了，他才开始后悔。加授集质校理，任提点河东刑狱。

译辽人请求割让代北土地，黄廉说：“以河流划定边界，会失去中原的险要坚固之地，助长豺狼的野心。”后来契丹果然包围并夺取两处未耕地，逼近雁门，父老都对此感到遗憾。王中正调发西部军队，原本调发一份却征调两份，转运使又在此基础上增加数量。黄廉说：“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只剩骨头了，酌量征发而不缺用，已经足够了！怎么忍心自己耗尽根本呢？”随即上奏说：“出兵一定不会成功，何不预先想办法善后？”后来大军溃败归来，王中正把罪责推给转运粮饷的人。黄廉在上党指出此事，接受审理，因此获罪降级。元祐元年，召任户部郎中。陆师闵所实行的茶法给川、陕带来危害，朝廷派黄廉出使蜀地考察，他到达后便上奏废止其中过分严苛的部分。并且说：“先前所做的事情确实使百姓困苦，如果全部把茶利交给商人，边疆的财政就无法筹集，蜀地货物也无法流通，茶园农民将要承受其弊端。请不要废止熙州、秦州的茶叶专卖，而允许东路通商；禁止南茶进入陕西，以利于蜀地货物流通。把每年博马的定额确定为一万八千匹。”朝廷认可他的意见，派他以直秘阁身份任提举。第二年，升任左司郎中，调任起居郎、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上官均弹劾他过去曾附和蔡确制造狱案，于是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授任给事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朱服，字行中，是湖州乌程人。熙宁年间考中进士甲科，以淮南节度推官身份充任修撰、经义局检讨，历任国子直讲、秘阁校理。元丰年间，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参知政事章惇派亲善的袁默、周之道来见朱服，借推荐之意来邀买恩惠，朱服便举劾了他们。章惇被补任地方官，袁默、周之道被免去官职。朱服奉诏审理朱明的案件。按照旧例，制狱可以允许犯人上殿陈诉，不属于本章奏所说的事项，都要取皇帝旨意。朱服认为这不对，便将其废除。不久任谏院知院，升任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润州知州，历任泉州、婺州、宁州、庐州、寿州五州知州。庐州百姓饥荒，朱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赈济保护，救活十多万人。第二年发生大疫，他又督促医生携带良药，分头救治，许多人因此得以安定、病情减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元祐年间，他始终没有一天在朝廷任职，不能没有一点失意。正值绍圣初年新政，他借着上表庆贺的机会，极力抨击变乱法度的原因。召任中书舍人。出使辽国，尚未返回母亲便去世了，皇帝诏令因他家贫，赏赐绢帛二百匹。服丧期满，授任礼部侍郎。湖州知州马城说他居丧时疏于设置灵位和祭筵，却独自住在别的房间，于是贬任莱州知州。宋徽宗即位后，加授集贤殿修撰，再任庐州知州；过了两个月，调任广州。哲宗服满大祥之丧后，朱服作诗，其中有“孤臣正泣龙髯草”的话，被部使者上报，贬任袁州知州。又因与苏轼交游获罪，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蕲州。改安置兴国军，去世。张舜民，字芸叟，是邠州人。考中进士，任襄乐县令。王安石推行新法，张舜民上书说：“说是便利百姓，实际上使百姓困穷；说是强盛内部，实际上使内部衰弱；说是开拓国土，实际上使国土收缩。以堂堂天下的力量，却同小民争利，实在可耻。”当时的人认为他很有气节。元丰年间，朝廷征讨西夏，陈留县作为五路之一出兵，环庆帅高遵裕征召他掌管机密文书。宋军没有取得战果，张舜民在灵武所作诗中有“白骨似沙沙似雪”，以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的句子，因此获罪，贬任邕州盐米仓监；又被追召到鄜延诏狱，改任郴州酒税监。适逢赦令，他向北返回。司马光推荐他才气秀异、刚直敢于进言，于是以馆阁校勘任监察御史。他上疏议论西夏强臣争权，认为不应给他们加爵封命，应当出兵问罪；又牵连到文彦博，因此降任登闻鼓院监。台谏官交相上章请求恢复他的职务，皇帝不听。任虢州通判，提点秦凤刑狱。召授殿中侍御史，他坚决推辞，改任金部员外郎。升任秘书少监，出使辽国，加授直秘阁、陕西转运使，任陕州、潭州、青州三州知州。元符年间，罢职交东铨处理，任坊州、凤翔府官职，都没有赴任。宋徽宗即位，升任右谏议大夫。在职才七天，所上奏的事情已经有六十章。他陈述陕西的弊病说：“让平庸的将领统率久经战阵的军队，役使饥饿的百姓去争夺荒芜土地。”他极力论述河朔地区的困苦，言辞多尖锐恳切。调任吏部侍郎，不久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定州知州，改任同州知州。因元祐党案获罪，贬为楚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商州。恢复集贤殿修撰，去世。张舜民慷慨，喜欢议论政事，善于写文章，自号浮休居士。他出使辽国时，见辽国太孙禧喜爱音乐、美丽女子、名茶、古画，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像唐代张义潮带着十三州归附那样的事情，不到四十年就会看到。后来果然如他所说。绍兴年间，追赠宝文阁直学士。盛陶，字仲叔，是郑州人。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监察御史。神宗询问河北的事情，他回答：“朝廷以便利百姓、减少劳役为理由，商议废除郡县，确实便利。然而边境土地彼此相连，如北平到海边不过五百里，其中排列着十五座城池，祖宗的用意本来就在这里，希望仍然沿用旧制。”庆州李复圭轻视敌人而使国家失败，程昉开凿河道没有功效，却借水政之名扰乱州县，盛陶都上疏揭发他们的过错。二人实际上是王安石所支持的，盛陶一点也不屈服，因此出任随州签书判官。过了很久，入朝任太常博士、考功员外郎、工部右司郎中，升至侍御史。他陈述官员冗滥的弊病，认为恩泽选拔举人应当采用嘉祐、治平年间的制度；选人改任官职，应当依照熙宁、元丰年间的办法。谏官刘安世等人攻击蔡确作诽谤诗，盛陶说：“蔡确因为弟弟蔡硕获罪，只应按罢职论处，不应怀恨。注释诗句、搜集细碎文字，近于寻章摘句，不可以助长告发揭露的风气。”刘安世上疏说：“盛陶身处风宪之地，亲眼看见对君亲无礼的人，却附会迎合、观望风色，国家纲纪还依靠什么？”盛陶出任汝州知州，调任晋州，召回任太常少卿。商议合祭天地时，他请求遵从先帝在北郊祭祀的旨意；后来实行合祭，盛陶便奉行此事，也不再争辩坚持。升任代理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应天府、顺昌府、瀛州知州。元符年间，按惯例被夺职，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史臣评论说：王氏、章氏、蔡氏当权时，士大夫知道反对他们一定会被斥退，依附他们一定会升迁；但孙鼛敢于直言批评蔡京，不肯替他助势；吴时拒绝童贯，触犯王黼，才得以罢职归乡；昭▯辞绝侯蒙的招致；朱服揭发章惇的推荐；张舜民抨击新法；盛陶不向王安石屈服。他们的大节都值得肯定。唯独王汉之做蔡京的门客，黄廉曾附和蔡确的狱案，比起孙鼛等人实在惭愧得多。《易经》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便能明辨，守正则吉祥。”所以君子看重能够预知事物先兆。

译章衡，字子平，是浦城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湖州通判，直集贤院，改任盐铁判官，兼同修起居注。有些物资被挂在空账上，他上奏请求免除。又说：“三司的经费，领取和支出没有多少之分，通常都不能预先知道。紧急时便向百姓征敛，仓促催逼，所以百姓苦于难以供应。希望命令三部判官核正账册中的数目，凡是应当征赋的，提前下达，使公私双方都能得到周济。”三司使忌惮他的才能，出任汝州、颍州知州。熙宁初年，回来任太常寺判官。他建议：“自唐代开元年间编修礼书以来，把‘国恤’一章作为预先考虑凶事的内容，删去不载。因此不幸遇到丧事时，只能搜集散失残缺的旧文，茫然没有依据。如今应当编成《厚陵集礼》，流传给万世。”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出任郑州知州，上奏请求撤销原武监，把牧地四千二百顷放开给百姓。又任太常寺判官，兼知审官西院。出使辽国时，在燕射礼上发箭射破靶心，辽人认为他文武兼备，接待规格不同于其他使者。回来复命时，他说辽境没有防备，趁此时机可以收复山后八州。朝廷没有听从。章衡担心学者不了解古今，编纂历代帝王世系，命名为《编年通载》。神宗阅读后认为很好，说可以列在各史之首；又想到他曾经考中进士第一名，却一直晚于其他人得到进用，便当面赐给他三品官服。他任吏部流内铨判官时，曾有官员空缺，已经拟定注授，三班院却擅自任用了那名人，反过来控告吏部。宰相支持三班院的说法，章衡接连上疏与宰相争辩。有人说宰相势力强大，恐怕不宜深究，章衡不肯停止，直到向皇帝当面申诉。神宗命内侍与他一同到中书省，宰相见到他后大怒。章衡说：“我只是为了朝廷的法令罢了。”他把事情经过上奏，请求查阅相关文书。宰相醒悟，说：“如果是这样，确实是吏部有理。”于是治罪三班院。不久，任知通进银台司、直舍人院，授宝文阁待制、澶州知州。神宗说：“你是仁宗朝的进士第一名，宝文阁是收藏御集的地方，从来没有用来授予别人，如今把这个职位授给你。”章衡拜谢。到任后，正赶上官府制定法令禁止百姓贩卖盐，章衡说：“百姓依靠盐来谋生，凡是关系到生计的地方，即使犯法也不会顾忌。这样只会让监狱案件日益增多，请恢复旧制为宜。”调任成德军知军，因事获罪被免职。元祐年间，历任秀州、襄州、河阳、曹州、苏州知州，加授集贤院学士；又以待制身份任扬州、庐州、宣州、颍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五岁。颜复，字长道，是鲁地人，颜子第四十八世孙。他的父亲颜太初，以著名儒者身份任国子监直讲，出任临晋县主簿。嘉祐年间，皇帝诏令各郡国访求隐逸之士，京东以颜复的事迹上报。凡是在中书省接受考试的共有二十二人，考官欧阳修上奏颜复为第一。赐进士出身，任校书郎、永宁县知县。熙宁年间，任国子直讲。王安石改革学校法令，选拔士人多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让常秩等人校核各直讲所出的题目和评定的试卷，确定优劣，颜复等五人都被罢免。元祐初年，召任太常博士。他建议：“士人和百姓的礼制没有建立，下面的人就没有可以尊崇仿效的规范。请命令礼官汇集古今典范，编成五礼书。又请考订校正祭祀典礼，凡是涉及谶纬邪说、污秽鄙陋的制度、道士的醮谢仪式、术士家厌胜的法术，一概删去。使大小各种祭祀都符合圣人的经典，成为后世的法则。”升任礼部员外郎。孔宗翰请求尊奉孔子祠，颜复于是上呈五条意见，希望专门管理孔子祠的祭享，优厚供给祠田俸禄，免除管理庙祠者的差役，掌管相关法则，教训孔子的子孙。朝廷大多采纳了。兼任崇政殿说书，升任起居舍人兼侍讲，转任起居郎。他请求选择品行经术兼优的儒者，补任各县教官；凡是学生都要考察其志向和学业，不经教官推荐，不得参加贡举或升入太学。授任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他说：“太学诸生有诱导进取的办法，唯独教官从未得到表彰区别，这似乎不是严格要求教师、勉励士人的道理。”不到一年，因病改任天章阁待制，尚未正式受命便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王岩叟等人说颜复的学问品行特别卓越，应当优厚治丧，诏令赐钱五十万。儿子颜岐，建炎年间任门下侍郎。孙升，字君孚，是高邮人。考中进士，任泰州签书判官。哲宗即位，任监察御史。朝廷更改法度、驱逐奸邪，孙升提出和申明了许多意见。他曾上疏说：“自从二位圣上临朝，起用正直之人，天下所称的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才，都收罗并用。近世得到贤才之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君子日益进用，小人日益退却，正道日益增长，邪恶日益消退，朝廷群臣济济一堂，具有成周的风气，这首先是畅通言路的功效。希望对于负责耳目、参与议论的臣子，不要设置党附的猜疑，不要给小人留下可乘之隙；一旦猜疑离间发生，进言的人就不能安心任职。进言的人不能安心任职，因循沉默的风气就会盛行，蒙蔽阻塞的祸患就会产生，这不是朝廷的福气。”升任殿中侍御史。梁焘责问张问，孙升又跟着攻击张问，执政大臣指责他是在附和，于是出任济州知州。过了一年，任提点京西刑狱，召任金部员外郎，又授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当时翰林承旨邓温伯受到台臣攻击，孙升与贾易对此论奏尤其用力。他们说：起草蔡确的制书，称赞蔡确定策的功劳可以比汉代周勃，这不是欺骗上天、辜负国家吗？怎么可以亲自接受皇帝的密令？朝廷没有答复。孙升由起居郎升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以天章阁待制身份任应天府知府。董敦逸、黄廷基搜集他的过错，于是改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初年，翟思、张商英又弹劾孙升，于是削夺官职，任房州、归州知州；贬为水部员外郎，分司任职；又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孙升在元祐初年曾说：“王安石以当世之学独擅声名，是一代文宗。等到进入高位，便拿出自己的私智来遮蔽天下人的聪明，终于造成大害。如今苏轼的文章学问，朝廷内外都佩服，然而道德功业、器度见识还有不足。任翰林学士，已经是最适合他的职位了；如果让他辅佐治理国家，希望以王安石为戒。”世人讥笑他这番话失当。韩川，字元伯，是陕地人。考中进士上第，历任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因刘挚推荐，任监察御史。他极力论述市易法的危害，认为：“虽然说是使物价公平，实际上仍免不了进行货物交换来牟利；即使有所获得，尚且不应实行，何况所得还不如损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希望酌量留下一些官吏，给他们期限，催促他们停止这项法令。”朝廷采纳了。

译升任殿中侍御史。他上疏说：“朝廷对于人才，常常想推行最公正的办法来广泛选取；等到弊病出现，却几乎变成利用权势、压抑寒门。常常想收取勤劳功绩以备任用，但到了最后，却无不收取虚名而废弃实际功效。近来的制度规定，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每年推荐守臣，遇到大州职位空缺，便从他们所推荐的人中选任；其他人即使考课为上等，也都不能参与。推究原来的意图，本来是想得到人才。然而所谓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大多在京师，那些奔走请托的人，很容易得到推荐；至于长期历任郡县、治理成绩合乎法令的人，反而排在他们下面。这样一来，谨慎自守、品行清白的人，反而不如经营请托、递上一纸推荐状的人能够迅速升迁。”于是诏令吏部重新制定法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张舜民论述西夏的事情，请求停止封册，朝廷认为这会打开边境争端，于是罢免他的御史职务。梁焘等人为张舜民争辩。韩川与吕陶、上官均认为张舜民的意见确实不可实行。梁焘等人离开后，韩川也改任太常少卿，但没有接受任命，加授集贤校理、颍州知州。后来恢复为侍御史、枢密都承旨，升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礼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身份再次任颍州知州，调任虢州。与孙升一同受到责罚，由坊州、郢州贬为屯田员外郎，分司任职，降为岷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道州。宋徽宗即位，恢复原来的官职，任青州、襄州知州，去世。龚鼎臣，字辅之，是郓州须城人。他的父亲龚诱衷，任武陵县令。龚鼎臣幼年丧父，靠自己立身。景祐元年考中进士，任平阴县主簿，疏通排泄积水，得到良田数百千顷。调任孟州司法参军，因被推荐，任泰宁军节度掌书记。徂徕石介去世后，诬陷他的人说石介向北逃往辽国，皇帝诏令衮州弹劾查究此事。郡守杜衍会集众人审问，属吏没有人回答，只有龚鼎臣说：“石介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我愿意用全家来证明他的死亡。”杜衍从怀中取出奏稿给他看，说：“我已经保全石介了。你年纪轻轻却能如此仗义，前途不可估量。”举荐他任秘书省著作佐郎、莱芜县知县。大臣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但因他与石介交好，未被召用。调任濛阳县知县，转任秘书丞。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任安丘县知县。以贤良方正身份召试秘阁，转任太常博士，赐五品官服，任渠州知州。渠州过去偏僻落后，没有求学的人，龚鼎臣向朝廷请求，建立庙学，选当地子弟为学生，每天讲学，制定考课学习的办法，百姓大受鼓励，开始有人考中科举。郡人画像纪念并奉祀他。召入朝廷编校史馆书籍，转任都官，升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那年冬天发生旱灾，朝廷将要赐宴春宴，龚鼎臣说：“旱灾太严重了，不是君臣同乐的时候，请停止宴会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正值日食，阴云使人看不见日食，龚鼎臣说：“太阳的精气已经亏损，四方一定都能看见；如果形成灾异，影响会更加严重。希望陛下深思力行，进用贤能、远离奸佞，以此回应皇极。”他又论述内侍都知邓保信的罪状，认为不应让他出入宫禁；苏安静年纪不到五十，不应越级任押班；妃嫔追赠三代，超过了皇后的礼制；给董淑妃赐谥号，不合适；凡遇大礼而颁布赦令，请依照太平兴国诏书，提前下达禁约，后来有犯罪者不得宽赦，以杜绝借赦令作奸的人，并应把它写入法令；开封府、三司超出法律断狱，朝廷多曲意顺从它们的请求，希望先交中书省审查裁决。仁宗全部听从了。不久兼任管勾国子监，判登闻检院，详定宽免体恤民力的奏议。淮南发生灾害，朝廷派龚鼎臣前往考察安抚，免除拖欠的赋税，赈济借贷，救活了很多人。他出任辽国正旦使，上奏说：“景德年间，辽军侵犯淄州、青州，臣的祖母、兄长、姐姐都被掳走，按道义我不忍前往。”朝廷准许了他，并且诏令以后他的子孙也都免除出使辽国的差遣。不久授任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赐三品官服。转任吏部、礼部郎中。他上奏说宗室应当每年考试，补授外官；请求淘汰冗滥官员和多余士兵，增加财用，禁止奢侈。接连弹劾薛向奸诈暴虐，说他贩卖盐、买卖马匹都是欺骗皇上。英宗即位后，他多次请求皇帝延请访问臣下，亲自裁决国家事务。他上疏劝皇太后早日归还政权；到了撤下帘幕而皇帝玉玺还没有归还时，又极力论奏。他认为昭陵应当节俭安葬，景灵宫供奉神御的殿宇不应增加奢侈，以彰显先帝恭敬的德行。龚鼎臣在言官职位上多年，对细小事情宽略不究，遇到大事却毫不顾忌。然而他的言辞从容平和，不流于严厉激切，使君主容易听取；退朝后也从不向人谈说，因此他的建议大多得到施行。改任集贤殿修撰、应天府知府，调任江宁。召回朝廷，任太常寺判官兼礼仪事务。神宗即位，任吏部流内铨判官、太常寺判官。选人得到官职后，等待按班次谢恩辞行，通常都被耽搁滞留。龚鼎臣上奏请求改为到门前谢恩辞行，十分便利。明堂祭祀商议配享皇帝，有人说应以真宗配享，有人说应以仁宗配享。龚鼎臣说：“尊奉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没听说要以祖父配享。”于是奉英宗配享。王安石任侍讲时，想获得赐座。事情交给礼官议论，龚鼎臣说不可以，王安石不高兴。龚鼎臣请求补任外官，任衮州知州。当时各道方田使者希求功劳赏赐，大都把虚报的税额以及过去已经免除的税赋重新加到旧账上，使百姓受害。只有龚鼎臣按照账册逐级核定为十等，丝毫没有增加，衮州人都感激他。改任吏部，提举西京崇福宫。又任太常寺判官，留守南京。辞别皇帝时，神宗回头同他谈了很久，高兴地说：“别人说你年老不能办事，没想到你还这样精明，今后将要任用你了。” 当时黄河在曹村决口，逃荒饿死者遍布原野，龚鼎臣慰劳、招抚并赈济安抚灾民，归来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授任谏议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青州知州，改任太中大夫，请求退休，提举亳州太清宫。不久以正议大夫身份退休，享年七十七岁，元祐元年去世。郑穆，字闳中，是福州侯官人。性情淳厚谨慎，喜爱学习，读书读到忘记梳头洗澡，进退和仪容举止一定遵守礼法。他的门生有数千人，与陈襄、陈烈、周希孟交好，被称为“四先生”。考中进士，四次在乡试中名列第一，最终登第，任寿安县主簿。召任国子监直讲，授编校集贤院书籍。任职期满，任馆阁校勘，逐步升为太常博士。请求将父母追封提前一个等级，先在南郊举行追封父母的礼仪，朝廷同意。改任集贤校理，请求出任外官，任汾州通判。熙宁三年，召任岐王侍讲。嘉王出阁，改任诸王侍讲。王府属官有空缺，御史陈襄请求选择合适的人，神宗说：“像郑穆这样品德操行的人，才适合在诸王身边辅佐。”他在馆阁任职三十年，在王府任职十二年，除公事外从不到执政大臣的门下。讲说有一定方法，凡是可以用来劝勉和警戒的内容，一定反复摘出讲诵，岐王、嘉王都恭敬礼待他。

译元丰三年，出任越州知州，加授朝散大夫。在此以前，鉴湖干旱，百姓便在湖中耕种，延伸绵延百里，官府登记后向他们征税。后来连年水灾泛滥，百姓拖欠官租，累计达万缗，郑穆上奏请求免除。任期未满便告老，任管勾杭州洞霄宫。元祐初年，召授国子监祭酒。每次讲学，无论寒暑都不间断，即使是童子也一定穿朝服在朝廷礼仪中迎接他，并按礼节送迎。学生们都尊重他的经学，佩服他的教诲。故友张景晟去世，留下白银五百两，托付郑穆照顾他的遗孤。郑穆说：“抚恤孤儿是我的责任，钱财又算什么呢？”于是退还白银，收养他的儿子，把他抚养成人。元祐三年，扬王、荆王请求他担任侍讲，他辞去祭酒，授任直集贤院，再次进入王府。荆王去世后，任扬王翊善。太学生请求他担任老师，于是又授任祭酒，兼任徐王翊善。元祐四年，授给事中兼祭酒；五年，授宝文阁待制，仍任祭酒。元祐六年，请求退休，任提举洞霄宫。诏令经过门下省时，给事中范祖禹说：“郑穆虽然年过七十，但精力还很强。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有不能辞谢的，就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祭酒处在师长的位置，正应当由年高德劭的人担任，希望不要轻易答应他离去。”朝廷没有答复。太学数千名学生拿着申诉状到司业那里，又到宰相那里请求挽留，也没有得到同意。于是公卿大夫各自作诗为他送行。太学全体学生到汴京东门外为他设祖道饯行，京城人围观如墙一般，感叹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儿子郑璆，任军事推官。席旦，字晋仲，是河南人。七岁就能作诗，曾登上沉黎岭，写出警策挺拔的诗句，观看的人都惊异。元丰年间，考中进士，礼部却没有上报他的姓名。当时正寻求边功，席旦到宫阙上书说：“取得战争胜利容易，守住胜利难；知道胜利怎样取得，也必须知道怎样守住。”神宗赞许并采纳了，命令举行廷试，赐予进士出身。历任齐州司法参军、郑州教授、河阳教授、敕令所删定官。宋徽宗召他回答政事，升任右正言，调任右司谏。御史中丞钱遹率领同僚请求废黜元祐皇后，册立刘氏为太后，席旦当面指出这样做不可。钱遹弹劾席旦暗中帮助元祐时期的政治，于是席旦降任吏部员外郎。改任太常少卿，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新设置殿中省，命他任监，不久授任御史中丞兼侍讲。内侍郝随骄横，席旦弹劾他，使他被罢免，京城人都传诵席旦的正直。皇帝因为他的奏章中有“媚惑先帝”的话，嫌疑他是在指斥自己，不久便改任席旦为吏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宣州知州。召任户部侍郎，后又还任吏部侍郎。郝随重新入宫侍奉，席旦于是以显谟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自从赵谂因狂妄的谋划被诛杀后，蜀地多次出现妖言，于是议论的人便说蜀地风俗习惯于作乱。有人劝席旦用严厉猛烈的手段治理，席旦施政宽和，于是调任郑州知州。他入朝拜见皇帝时，说：“蜀人性情善良柔顺，自古以来起兵背叛的，都不是当地的风俗，希望不要把这当作忧虑。”于是又说：“蜀地使用铁钱，因为铁钱难以转运，所以权宜发行楮券；但有关部门希望获得盈余，便不断增加发行量，使百姓不敢相信它。”皇帝说：“朕替你削减数百万虚券，另外发给缗钱，归还百姓本来的产业，可以吗？”席旦回答：“陛下幸而施恩于远方百姓，不吝惜重大的费用来挽救已经败坏的法令，这正是古代圣王的用心。”从此钱引逐渐恢复旧制。因应对皇帝召见时拖延滞留，贬任滁州知州。过了很久，皇帝想起他治理蜀地的功劳，又任成都知府。朝廷开始经营西南夷地，黎州知州到幕府报告事情，说云南大理国请求入朝进献，席旦援引唐代南诏曾给蜀地造成祸患的事，拒绝了这个请求。不久威州知州焦才叔说，想诱使保州、霸州二州归附。席旦上奏弹劾焦才叔，揭发他为谋取奸利而聚敛财物、困扰各蕃的情状，宰相不高兴，以庞恭孙代替他，并调席旦任永兴军知军。庞恭孙不久因罪离职，加授席旦述古殿直学士，再任成都知府。当时郅永寿、汤延俊献地归附，枢密院想用此事来诱劝席旦，席旦说：“我以为朝廷已经后悔开疆拓土的祸患，如今难道还照旧这样做吗？”极力推辞。死于长安，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太中大夫。席旦在朝廷任职时不依附、不徇私，只是担任中丞时，蔡王赵似正因受到怀疑而闭门居第，席旦纠察他私自出府，请求推究治罪有关官吏，议论的人讥笑他。儿子席益，字大光，绍兴初年任参知政事。乔执中，字希圣，是高邮人。进入太学，补任《五经》讲书，五年没有请假。王安石任群牧判官时，见到他并器重他，命令自己的子弟同他交游。乔执中考中进士，调任须城县主簿。当时大规模兴办黄河劳役，负责分派劳役的人不得其人。一天夜里，役夫喧闹溃散，因而酿成大狱。乔执中前往代任，最终使事情平息。富民贿赂官吏，想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修桥以谋取市场利益，乔执中上疏说明这样做的危害。使者入内对官吏说，应当促成此事，乔执中说：“官职可以丢掉，桥却不能修。”最终谁也不能改变他的意见。王安石执政时，召乔执中参与编修《熙宁条例》，选任他为湖南常平提举。章惇征讨五溪时，下檄文命乔执中招降大田、离子二峒。峒道险峻阻绝，期限又很紧迫，乔执中只派一名校尉前去晓谕其首领，首领便带领部众相继归顺。按功劳应当升迁官秩，他却推辞，并把功劳归于父母。随即调任转运判官，召任司农丞、提点开封县镇。各县的牧地，百姓已经耕种了很多年，议论的人要收回这些土地，甚至要铲平丘墓、砍伐桑树柘树，数万家百姓聚集哭泣。乔执中向朝廷请求，神宗诏令仍把土地给还百姓。改任提点京西北路刑狱。当时黄河在广武决口，河防埽工十分危险，聚集的人没有谁敢登上去。乔执中不顾危险站到上面，众人便像蚂蚁附着一样跟随他，不久埽工就修成了。元祐初年，任吏部郎中，请求让由县令、录事参军退休的选人列入升朝官籍，可以追封他们的父母。兼任徐王府侍讲、翊善，升任起居舍人、起居郎，代理给事中。有关部门规定，天下审理案件时如果有判决过轻或过重的，都要一并连坐。乔执中驳斥说：“先王重视判重罪而轻视判轻罪，是体恤刑罚到了极点。如今一下子把二者同等处理，恐怕从此执法官吏不再愿意判人活罪，这不符合爱惜生命、使百姓得到安宁的本意。”升任中书舍人。邢恕遇到赦令，被审查恢复官职，乔执中说：“邢恕深深结交蔡确，煽动鼓吹、推波助澜，如今恢复他的官职，恐怕会使朝廷内外产生疑虑。”升任给事中、刑部侍郎。绍圣初年，上官均搜集乔执中的过错，说他是吕大防所任用的人，于是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郓州知州。乔执中宽厚而有仁爱之心，多次掌管刑狱，洗雪冤屈、救活的人数以百计。第二年，他梦见神人赐给他骑都尉的官职，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告诉客人，不久便谈笑着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译史臣评论说：宋朝的人才，从太祖、太宗以来受到涵养培养，到中期时已经非常兴盛了。颜复、郑穆都是醇厚的儒者，适合担任师表。龚鼎臣、乔执中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章衡想要收复山后八州，为国家招来了边衅；孙升因为苏轼把王安石比作人而攻击苏轼；韩川诋毁张舜民，说他的话不可实行；席旦因为蔡王受到猜疑，便乘机排挤他。然而，瑕疵并不能遮盖美德，他们其他的优点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古人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说这些人吗？列传第一百七 傅楫、沈畸、萧服（徐勣附传）、张汝明、黄葆光、石公弼、张克公（毛注附传）、洪彦升、钟傅、陶节夫、毛渐、王祖道、张庄、赵遹 傅楫，字元通，是兴化军仙游人。他年轻时就严格要求自己，跟随孙觉、陈襄学习。考中进士后，调任扬州司户参军，代理天长县令，揭发隐秘的违法事情，奸猾之徒都销声匿迹。转任福清县丞，任龙泉县知县。孙觉任御史中丞时，对他说：“朝廷想任用你，为什么不稍微留下来呢？”傅楫说：“做官之所以乐意在朝廷任职，不过是可以免受外台监察官的督责罢了。如今低头屈身于权贵门下，难道还在乎外台的督责吗？况且任外官本来就是我应当得到的职位。”于是离开了，毫不回头。他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任职四年，从未踏入大臣的门第一步。任期届满后，直接前往铨曹。傅楫任福清县丞时，受到郡守曾巩的知遇；曾巩的弟弟曾布当时正执掌政权，因此推荐他担任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身份到资善堂学习，选拔师傅担任说书官，提升傅楫为记室参军，后来又任侍讲、翊善。在王府任职的宦官多与宫僚亲近，唯独傅楫冷淡疏远，不肯亲近，整个王府都严肃畏惧他。他五年没有升迁。邹浩获罪被贬时，傅楫因为以路费相赠为他送行而被免官。徽宗即位，召他任司封员外郎，历任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当时曾布主持国政，自以为对傅楫有提拔引荐之恩，希望傅楫为自己所用。傅楫丝毫没有屈意迎合，凡是诏令有不恰当之处、任用的人有不合适之处，他都极力加以论列；即使多次被驳回，也没有改变立场，曾布大失所望。皇帝因为傅楫是旧日经学老师，对他多次召见询问。傅楫每每都以遵守祖宗法度、保持安静自然为主张。后来李清臣劝皇帝清心省事，皇帝说：“近臣之中，只有傅楫曾经说过这些。” 傅楫在朝廷一年多，看到时局渐渐发生变化，私下叹息说：“祸乱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吧！”听到的人认为他说得过分，傅楫笑着说：“以后你们就会相信我的话了。”于是上疏请求离职，以龙图阁待制身份出任亳州知州。他去世时六十一岁。皇帝念及他是藩邸旧臣，赏赐绢三百匹。沈畸，字德侔，是湖州德清人。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崇宁年间，任尚书省议礼编修官，奉召入对，升任监察御史。沈畸到了御史台，想提出政见，但六察没有可以直接进言的制度，于是到匦院上书，提出十件事，说花石扰民、土木工程损害国家、冗余费用过多、恩泽滥施、议论各异、下情隔绝等。他关于当十钱、夹锡钱的论述最为切实恰当，大略说：“小钱对百姓有利，已经很久了。古代军务兴起时曾使用小钱，有时以一枚抵百枚，甚至抵千枚；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太平无事时代可以实行的办法。如今议行当十钱，固然足以缓解眼前困难，但如果游手之徒鼓铸钱币，无缘无故就能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他们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即使天天增加斩刑，也势不可止。恐怕不到一年，东南小钱就会贬值；钱贬值，物价就上涨，百姓会更加困苦，这正是盗贼由此而起的原因。陕西过去没有铜钱，所以把夹锡钱看得贵重；如果一概改铸，也不过仍然像从前的铁钱罢了。如今东南正在私自铸钱，又将使西北仿效，这是在引导百姓犯法。” 升任殿中侍御史。他曾经过国子监门口，有个小宦官带着几名骑从横冲直撞地驶过，负责驱逐车马的卒吏追赶盘问，他却不肯停下。御史台下檄各司捕捉，也没有抓到。沈畸说：“御史台是执掌风纪的地方，难道可以就这样算了吗？”入朝后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徽宗命内省追查治罪，最终将那名宦官依法定罪。蔡京在苏州制造钱狱，想陷害章綖兄弟，派开封府尹李孝寿、御史张茂直审讯。牵连逮捕的人多达上千百人，强迫他们承认私铸钱币的罪行，因而被处死的人很多，蔡京仍认为办得太慢。唯独皇帝认为他们或许无罪，派沈畸和御史萧服前去替代审理。蔡京准备以显贵官职诱惑他们，先密奏任沈畸为左正言，后来又升为侍御史。沈畸到苏州当天，就判决释放没有旁证的七百人，叹息说：“身为皇帝的耳目官，难道可以附会权贵的意旨，借杀人来苟求富贵吗？”于是审查事实，为冤案平反并上报。蔡京大怒，削去沈畸三秩官阶，贬为信州监酒税，不久沈畸去世。后来案件终于审结，朝廷又下令将他的家属羁管明州。使者拿着诏敕到他家，准备开棺验尸，沈畸的儿子沈浚哭泣申诉，事情才停止。建炎初年，追赠龙图阁直学士。沈浚官至右正言。萧服，字昭甫，是庐陵人。考中进士，调任望江县令，以教化作为治理根本。他访求古迹，找到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笋台，都为它们修建亭子。又把唐代县令鞠信陵的文章刻在石碑上，使百姓知道应当向往什么。不久，县人朱氏女子割下大腿肉治好母亲的病，百姓歌颂传扬此事，认为这是教化治理所造成的结果。任高安县知县时，县尉捕获凶恶盗贼，案件已经审定，萧服复核供词后产生怀疑，又查看刀鞘，发现它与刀刃不相合。不久真正的杀人者被捕，原先的囚犯其实是平民。调任康州知州，还未出发，改任亲贤宅教授。任淮西常平提举，召入任将作少监。他因奉使办事得以入朝对答，论述君主听取意见的要领，认为唐尧、虞舜的盛世，尚且害怕花言巧语而【ＳＷ：原文疑误】谗说。他连绵不断地说了几百字，徽宗认为他有诤臣的风范，升任监察御史。奉诏撰写《崇宁备官记》，皇帝称好，下诏对辅臣说：“萧服的文辞刚劲华丽，应当任职翰苑。我爱惜他的鲠直敢言，台谏之中怎么可以缺少这样的人呢？”不久，他与沈畸一同奉命审理案件，因此获罪，被羁管处州；过了一年才得以回归。张商英执政时，荐引他为吏部员外郎。他出使接待辽使，在途中得病，于是退休。病愈后，恢复原职；因为父亲年老，获准出任蕲州知州。他去世时五十六岁。徐勣，字元初，是宣州南陵人。考中进士，调任吴江县尉，选任桂州教授。王师讨伐交阯，转运使下檄命徐勣随军。运粮道路瘴气弥漫、险要难行，百姓中应当服役的很多人逃避藏匿，捕获了一千多人。使者命徐勣杖打他们，徐勣说：“这些人固然有罪，但都饥饿羸弱、疾病困乏，不能承受杖刑。姑且在他们手臂上刺字作为警戒，也就可以了。”使者大怒，想把徐勣一并弹劾，徐勣据理力争，始终不改变立场，使者也不能强行改变他的意见。郭逵停留不前，徐勣对副使赵禼说：“军队出动已经耽搁很久了，而主帅没有讨伐贼人的意图，怎么能够成功？”于是把蛮人的情况详细上疏朝廷，说斩断决断是君主掌握的利器，如今各将领犹豫不前，只能由皇帝亲自决断罢了。后来郭逵、赵禼果然都因无功而被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