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二

译元绛所到之处都有威望和声名，但没有特别坚定的操守，仪表礼法也较少。他已经做了显贵的官，仍然认为升迁太迟。在翰林院时，他谄媚侍奉王安石及其子弟，当时舆论鄙视他。然而他擅长文章辞令，受到同辈推重赞许。景灵宫修建神御殿十一座，夜间传下诏令，要他起草《上梁文》，天快亮时他便献上。即使后来身在中书，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诏书文告，也多出自他手。获准退休后，神宗仍深情挽留他，说：“你可以在京师置办住宅，朕当资助钱财，也方便元耆宁求取仕进。”元绛说：“臣在吴地有田地房舍，请允许我回去卖掉它们，立即在京城修建住宅，能够远远望见皇帝车驾扬起的尘土，就已经很幸运了，哪里敢希望得到赏赐呢？”他启程后，皇帝追送白银一千两，并命令他早日回来。元绛到吴地一年多，以年老多病上奏，恐怕不能奉诏。三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子少师，谥号章简。许将，字冲元，福州闽县人。考中进士第一名。欧阳修读到他的赋，说：“你的文辞气势像沂公，前途不可估量。”任签书昭庆军判官，代任期满回朝，应当参加馆职考试，他辞谢说：“出身做官，本来只是代替耕种来谋生罢了，希望利用候选任官的余日，阅读尚未见过的书。”宰相赞赏他的志向，于是任命他为明州通判。神宗召见并询问他，授任集贤校理、同知礼院，编修中书条例。他原任太常丞，按资历应转任博士，却破格改任右正言；第二天，任直舍人院；又第二天，任判流内铨。这些都是神宗特意任命的，整个朝廷都以此为荣。当初，选人调任拟官，先由南曹办理，再由考功司办理。审核考察没有法度，吏员得以借文字规定作弊，候选官员又不能向长官申诉。许将上奏请求撤销南曹，另设公舍接待前来申诉的人，使士人不再受到滞留和刁难。升任知制诰，皇帝特地下令免试任命他。契丹出兵二十万压迫代州边境，派使者请求割让代州土地；每年出使契丹的使者不敢前往，朝廷便命许将出使。许将入朝答对说：“臣忝居侍从之职，朝廷的大事不容许不知道。万一北方人谈到代州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法驳斥他们，就会损害国家体面。”于是命许将到枢密院查阅文书。到了北方边境，居民骑在屋梁上聚集观看，说：“看南朝的状元。”举行射箭比试时，许将先射中靶心。契丹使者萧禧负责接待宾客，果然拿代州的事情询问，许将对他的每一问都随即回答。萧禧又说：“边界的水渠尚未确定，只是顾念和好关系重大，我将要回大国去划定边界了。”许将说：“这件事，通知并告诫边臣办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派使者呢？”萧禧惭愧得无法回答。许将回朝报告后，神宗称赞他，任命他为知审官西院、直学士院、判尚书兵部。当时河北保甲、陕西河东弓箭社、闽楚枪仗手虽然都有名册，但人数多少和编制年月不统一，以致检阅核查没有章法，许将把这些全部整顿管理。升任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受到同朝升迁者的嫉恨。适逢审理太学虞蕃诉讼一案，他释放了无罪的诸生，蔡确、舒亶借机陷害他，把他父子逮捕到御史府，过了一个多月才获释，降职任蕲州知州。第二年，许将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起复任秦州知州，改任扬州知州，又改任郓州知州。上元节张灯时，官吏把登记为盗贼的人都拘押入狱，许将说：“这是断绝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遣回。从此百姓没有一个犯法，三座监狱都空了。父老感叹说：“自王沂公以后五十六年，才再次看到监狱空了。”郓州的风俗是士子喜欢聚集在店铺中诽谤官府政令，许将虽然没有禁止，这种风气却自行消失了。召入朝任兵部侍郎。上疏说：“军队配置在形势之内，最显著而容易了解；隐藏在权变运用的外表之中，最微妙而难以做到。这是天下最关键的机要。因此治理军队要有制度，名称虽然不同，却要把它们纵横调配，方圆运用，使万众仍如同一人；车马要有定数，用途虽然不同，却要合并和分开，分散和聚集，使调动四方的力量如同近在脚下；制造器械要有标准，工艺虽有不同，却要左右调度、远近配合，运用众多谋算如同握在掌中。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才智，谁能做到这些？”又分条奏陈八件事，认为“军队的事务有三类：禁兵、厢兵、民兵。马匹的事务有三类：养马、买马、牧马。兵器的事务有两类：修缮制造、供应使用。”西方用兵时，神宗派近侍询问兵马数目，许将立即详细写出上报；第二天，皇帝询问枢密大臣，他们却不能回答。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元祐三年，再任翰林学士。四年，授尚书右丞。许将自认为在先朝任过侍从，每当讨论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有章制，便上奏报告。皇帝下旨任用王文郁、姚兕统领军队，执政大臣又商议任用张利一、张守约。许将起初与执政大臣共同商议，后来又秘密上疏说张利一不可任用。言官指责他窥探皇帝意旨、炫耀正直而出卖朋友。罢职任资政殿学士、定州知州，调任扬州，又调任大名府知府。适逢黄河向东、向北分流的两项方案尚未决定，许将说：“估量如今的利弊，应该利用梁村的河口使黄河向东流，利用内黄的河口使黄河向北流，同时完全堵闭其他各个河口，以断绝大名等州的祸患。等到大水到来，观察旧河道是否足以容纳洪水；如果足够，内黄河口就可以堵塞；如果不够，梁村河口便可以遏止洪水；如果两处水势不能相互争夺，就各自顺着原来的流向等待它自行流淌。” 绍圣初年，入朝任吏部尚书，上疏请求依照元丰诏令，确定北郊夏至由皇帝亲自祭祀。授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章惇任宰相后，与蔡卞一起肆意罗织罪名，贬谪元祐年间的诸臣，并上奏请求发掘司马光的坟墓。哲宗拿这件事询问许将，许将回答：“发掘人的坟墓，不是盛德之举。”党争祸乱正在兴起时，有人列举汉、唐诛杀大臣的旧事，哲宗又询问许将，许将回答：“汉、唐两代固然有过这种事，但自祖宗以来从未这样做过。本朝的治国之道所以远远超过汉、唐，正是因为从未随意诛杀大臣。”哲宗全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许将曾经商议如何正当地惩治西夏人的罪行，认为泾原靠近西夏而且地域广大，选择统帅尤其困难，于是请求任用章楶，章楶果然建立了功勋。崇宁元年，升任门下侍郎，历次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安抚平定鄯州、廓州。边臣想出兵渡过黄河，朝廷大臣对此感到为难。只有许将说：“对外国不能失信，而用兵的时机也不可错过；既然已经约定了日期，希望就按计划实行。”不久，捷报传来，许将因收复河、湟地区的功劳升任特进；前后在执政职位上共十年。

译御史中丞朱谔取出许将过去辞谢职任的章表，拆分文句，认为其中有诽谤之意，并且说：“许将左顾右盼，见到利益就转向，突然改变计划，起初根本没有确定的主张。元祐年间曾任宰执辅佐，便完全改变元丰年间所坚持的主张；绍圣初年又掌握宰相权柄，便暗中隐瞒元祐年间所做的事情；到了建中靖国年间，还厚着脸皮占据这个职位，于是绍圣年间所做的事又全都被认为错了。如今强撑着脸面留在朝廷，也只是再次苟且求安，那么建中靖国年间所做的事也会随之改变。”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任河南府知府。言官指责不停，又降为资政殿学士、颍昌府知府，调任大名府，加授观文殿学士、奉国军节度使。在大名任职六年，多次请求告老，召回任佑神观使。政和初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定。儿子元份，官至龙图阁学士。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他曾经为了避高鲁王的名讳，以字作为名字，另字圣求，后来都恢复原名。考中进士，任上饶县尉、武昌县令。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召来考试却没有应诏。熙宁年间，王安石任用邓润甫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务。神宗阅览他的文章，授任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改任知谏院、知制诰。他与邓绾、张琥审理郑侠一案，深究并牵连其文辞，把冯京、王安国、丁讽、王尧臣都定了罪。升任御史中丞。上疏说：“从前陛下起用杰出贤能，改革各种制度，士人拘泥于所见所闻，受流俗学说蒙蔽，争相起来聚集反对，因此陛下排斥不同意见，以谋求治理国家的功绩。然而言官进谏的道路反而被堵塞压制；不只是压制，有时还怀疑他们。议论体恤民力，就怀疑他违背正道、沽名求誉；议论补救法度，就怀疑他随同流俗；议论斥责人物，就怀疑他揭人隐私来博取正直的名声。因此敢于直言的气节日益受挫，天下的事变也有不能全部听闻的。从前变法开始时，形势本来应当如此。如今法度已经就绪，应该借此广泛听取天下的议论。至于放纵的言辞和邪僻的行为，如果是有所挟持而发，自然应当屏弃。这样，善言就不会被压下去，便能达到大治。” 李宪筹划熙河边境事务时，邓润甫率属官周尹、蔡承禧、彭汝砺上书直切劝谏，大意说：“自唐开元以来，任用杨思勖、鱼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为将领。有了功劳，就凭借权势骄横放纵，欺凌公卿；没有功劳，就挫伤国威，成为四方的笑柄。如今陛下让李宪统领军队，功业能否成功，不是臣等能够预料的。然而以往事作为鉴戒，他必然会造成祸害。陛下仁厚圣明、神武英断，能够驾驭豪杰，即使有一百个李宪，又能做什么？只是难道不应长久思考、深谋远虑，为万世考虑吗？怎么可以让国史所记载的宦官统兵之事从陛下开始？后世沿袭这种旧例，把它视为常规，进用他的同类掌握兵权，那么天下的祸患将会多得说不尽！”皇帝没有听从。他又说：“谋求财利的臣子，议论前代帝王的陵寝，准许百姓申请在那里射猎、耕种开垦，司农寺也批准了。唐朝的各座陵墓因此都被砍伐殆尽，昭陵的高大树木也被砍得一棵不剩。熙宁年间颁布法令，本来严禁砍柴放牧；遇到郊祀时，就命令官吏前往祭祀，这种德意可以说是深远了。小人贪求财利，不顾大局。希望罢黜提出创议的人，一律按照法令办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翰林学士。因上奏议论相州狱案，被蔡确陷害，降职任抚州知州。调任杭州，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召回恢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的笺记，当时的诏令制作，唯独依靠邓润甫。哲宗即位时，只有邓润甫留在翰林院，一夜之间起草诏制二十二篇。升任翰林学士承旨，修撰《神宗实录》。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任吏部尚书。梁焘指责他起草罢免蔡确的诏制，妄称蔡确有定策之功，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亳州知州。一年后，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回。数月后，授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他请求出任外郡，获任蔡州知州，调任永兴军。元祐末年，以兵部尚书身份被召回。绍圣初年，哲宗亲自处理政务，邓润甫首先陈说周武王能够扩大文王的声望，周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以此开启继承先志的政治。于是授任尚书左丞。章惇商议加重贬谪吕大防、刘挚，邓润甫不以为然，说：“等见到皇上时，我一定竭力争辩。”没过多久，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朝廷停止视朝两天。因他曾掌管均王府的笺奏，优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安惠。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考中进士，调任泾县主簿，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在位时，任同知太常礼院。皇后的父亲去世，太常寺议定皇后穿浅色素服，林希上奏说：“按照礼制，皇后为父亲降服，应服丧一年。如今只穿浅色素服，不合经典礼制。”后来朝廷派遣使者出使高丽，林希听到诏命，脸上显露恐惧，推辞不去。神宗发怒，责令他监杭州楼店务。一年多后，任秀州通判，又任知太常礼院，升著作佐郎、礼部郎中。元丰六年，诏令修撰《两朝宝训》，完成后上呈。元祐初年，历任秘书少监、起居舍人、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言官上疏说他的操行浮华虚伪，士人舆论也羞辱鄙薄他，认为他不足以玷污侍从官的行列。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苏州知州，又历任宣州、湖州、润州、杭州、亳州五州知州，加授天章阁待制。绍圣初年，升任宝文阁直学士、成都府知府。经过京城时，正赶上哲宗亲自处理政务，章[原文“章▯惇”中有疑似OCR异体符号]掌权，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任用苏轼掌管诏令，所以能够鼓动四方。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呢？”有人说：“林希可以。”章[原文“▯惇”有疑似OCR异体符号]想让林希掌管诏书命令，向元祐诸臣发泄毒意，并且许诺让他担任执政。林希也因为长久不得志，打算甘心接受，于是留在京城不再赴任。恢复任中书舍人，修撰《神宗实录》，兼任侍读。哲宗问：“神宗殿称为宣光，前代有这样的名称吗？”林希回答：“这是石勒宫殿的名称。”于是改名为显承。当时正推行阐明继承先朝事业的政策，元祐群臣全部被贬黜，林希都秘密参与了谋划。从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等几十人的诏制，都是林希起草的，言辞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甚至用“老奸擅国”这样的词暗中斥责宣仁太后，读到这些诏制的人无不愤怒叹息。一天，林希起草诏制完毕，把笔扔在地上说：“败坏名节了。” 升任礼部、吏部尚书和翰林学士，升任同知枢密院。起初，章惇怀疑曾布在枢密院中牵制自己，便让林希担任副职，以便相互监视。林希每天都受到曾布的诱导，又怨恨章惇不提拔自己做执政，于是背叛了章惇。适逢邢恕论列林希的罪过，章惇便趁机把他一并排除，罢职任亳州知州，调任杭州，曾布也无法救他。不久，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太原府知府。

译徽宗即位，调任大名府。上奏河东边防事务三项计策，朝廷认为他的言辞是在为丑正之罪寻找理由，夺去他的职务，任扬州知州，调任舒州。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资政殿学士，谥号文节。弟弟林旦。林旦考中进士，熙宁年间由著作佐郎任淮南常平主管，升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在御史台任职五个月，因为议论李定的事情被罢职，仍守原来的官职。过了很久，任干当奏院；陈绎主持门下封驳，又搜取他先前的言论，罢免了他。多年以后，才任签书淮南判官。入朝任太常博士、工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元祐元年，授任殿中侍御史。刚到任，立即上疏说：“扩大进言的渠道，才能知道政治的得失；通达民情，才能知道民间的利弊。我私下看到，去年五月诏令寻求直言，士人百姓都争着想自行进言。等到详细查看诏书内容，名义上虽是求谏，实际上却是拒绝言论；诏书反复约束告诫，使人不能观望迎合，不能违犯诏令以求取声誉，最后还一定要施行贬黜惩罚来使人恐惧。于是人人知道戒惧，话将要说出又停止；直到再次申明告谕，才传达到皇帝耳中。听说最初的诏令是蔡确、章惇首先策划的，文辞全都出自章惇。如今这两人已经离职，其余党羽常怀着丑化正直、憎恶直言的心思，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以挫败他们的邪谋。”于是又论列吕惠卿、邓绾说：“他们虽然被罢为扬州知州，却仍然治理小州，小州百姓有什么罪？请求把他们投置于闲散之地，以向天下谢罪。”又说：“近来弹劾王中正、石得一等人，虽然已经略加责罚，但石得一所任用的身边小人，如翟勍之流，也应当削除名籍。”诏令将他们一并降为支郡官员、营校。又论列崔台符、贾种民玩弄文法、为害深酷的罪行，将他们都驱逐。出任淮南转运副使，历任右司郎中、秘书少监、太仆卿，最终任河东转运使。儿子林肤，因为在元符年间上书获罪，被列入党籍。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凭伯父枢密直学士蒋堂的恩荫取得官职。考中进士，又考取《春秋三传》科，官至太常博士；又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六论考试中选，到了对策时却漏抄了策问题目，因而被报为不合格。英宗阅览他的文章，认为很好，升任监察御史。神宗即位，改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谨慎处理政务开端的五件事：一是进用忠臣贤士，二是斥退奸邪之人，三是采纳谏诤，四是疏远亲近的旧习之臣，五是杜绝后妃、宫人请托干政。神宗看着他说：“斜封、墨敕一定不会有；至于警惕亲近之臣，就是孟子所说的‘观察远方来的臣子，要看他所主张的是什么’。”蒋之奇回答：“陛下的言论能涉及这些，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治理的呢？” 起初，蒋之奇受到欧阳修厚待，制科考试落选后，便到欧阳修那里大力称说濮王议礼的正确，因而得以任御史。后来又害怕不被众人容纳，恰逢欧阳修妻弟薛良孺获罪并怨恨欧阳修，蒋之奇便诬告欧阳修和妻子吴氏的事情，于是弹劾欧阳修。神宗批示交给中书省，查问后发现没有事实，便贬他为道州监酒税，仍把罪状张榜于朝堂。到道州后，他上表哀痛谢罪，神宗怜悯他有母亲，改任宣州监税。新法施行后，任福建转运判官。当时各路推行免役法不公平，蒋之奇规定按雇佣费用，根据应纳钱数的高低均衡收取，百姓认为便利。升任淮东转运副使。年成不好，百姓流亡，蒋之奇招募他们修治水利，用粮食供养流民。比如扬州天长县的三十六处陂塘、宿州临涣的横沟斜沟三条，尤其规模大；用工达到一百万人次，灌溉田地九千顷，使八万四千百姓得以存活。历任江西、河北、陕西转运副使。蒋之奇在陕西，把经常征收的赋税收入用于供给各项费用，公私用度都充足。等到他离任时，府库中有钱八十多万缗，边境粮食都足以支用两年。调任淮南，升任江、淮、荆、浙发运副使。元丰六年，漕运粮食到京城，比往年多六百二十万石，朝廷赐给他三品服色。蒋之奇请求从龟山左肘开凿到洪泽作为新河，以避开淮河险滩，从此没有翻船溺水的祸患。诏令增加他的官阶两级，加授直龙图阁，升任发运使。任职共六年，他所规划办理的事务，都成为发运司的成例。元祐初年，升任天章阁待制、潭州知州。御史韩川、孙升和谏官朱光庭都说蒋之奇是小人，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选任。改任集贤殿修撰、广州知州。有个妖人岑探擅长幻术，聚集党徒二千人，图谋夺取新兴，掠夺番禺，包围占据岭南地区；一群不得志的人借助他作恶，势力扩张得非常厉害。蒋之奇派钤辖杨从先前往讨伐，将岑探生擒。加授宝文阁待制。南海盛产珍贵财物，任官者多有贪污的声名，蒋之奇选取前代有清廉操守的地方长官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人，绘制他们的画像，修建十贤堂祭祀，希望改变当地的风气。调任河北都转运使、瀛州知州。辽国使者耶律迪道去世，所经过的各郡郡守都拜了两拜前往祭奠。蒋之奇说：“天子任命的方伯，怎么能为他屈膝行礼呢？”只设祭奠而不下拜。入朝任户部侍郎。不久又出任熙州知州。西夏人请求议和，请求划定边界。蒋之奇揣度他们并非真心，于是致力于守备，谨慎派遣侦察人员，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戒备。直到蒋之奇离任，西夏人也不敢侵犯边塞。绍圣年间，召回任中书舍人，改任开封府知府，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授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年，邹浩因议论政事获罪，蒋之奇写了一封便信向他告别，因此被责罚为汝州知州。过了一个月，调任庆州知州。徽宗即位，又任翰林学士，授同知枢密院。第二年，任枢密院知院事。沅州蛮人侵扰边境，蒋之奇请求派将领讨伐，把当地设置为徽州、靖州。崇宁元年，授观文殿学士、杭州知州。因放弃河、湟地区的事情被夺职，由正议大夫降为中大夫。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任提举灵仙观。三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后来因记录他曾经陈说继承先朝事业的言论，完全恢复了他的官职。蒋之奇担任部使者共十二任，六次主持会府，都以治理办事有能而著称。他又勤勉不懈，把举荐人物当作自己的责任；在福建举荐处士陈烈，在淮南举荐孝子徐积，每次巡视辖区到达当地，必定亲自拜访他们。只是因为背叛欧阳修的缘故，受到清议的鄙薄。儿子蒋瑎官至侍从，曾孙蒋芾另有传。

译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家境贫寒却刻苦求学，夜里没有灯，就借月光读书。他穿着草鞋跟随老师求学，不远行千里。经过金陵时，向王安石学习经书。熙宁三年，应试进入京城。恰逢王安石主持国政，王安石首先询问新政，陆佃说：“法令并不是不好，只是推行起来不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反而成为扰民之举，青苗法就是这样。”王安石惊讶地说：“为什么竟会这样？我和吕惠卿商议过，也向外界询问过意见。”陆佃说：“您乐于听取善言，是古来未有的；然而外间很认为您拒绝进谏。”王安石笑着说：“我哪里是拒绝进谏的人？只是那些邪说喋喋不休，实在没有值得听的。”陆佃说：“这正是导致别人议论您的原因。”第二天，王安石召见他说：“吕惠卿说：‘私人家里借债，也还需要一只鸡、半头猪。’我已经派李承之前往淮南查问核实了。”后来李承之回来，欺骗王安石说百姓没有不认为便利的，陆佃的主张没有施行。礼部上奏列名，陆佃为举人第一名。正当廷试考赋时，突然发布策问题目，士人都惊愕不知所措；陆佃从容地分条回答，升入甲科。授蔡州推官。最初设置五路学校时，选任他为郓州教授，召回补任国子监直讲。王安石认为陆佃不依附自己，只让他专门讲授经术，不再向他询问政事。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掌权，喜好求取仕进的人纷纷聚集到他门下，甚至尊奉他如老师，陆佃却像平常一样对待他。与王子韶共同修订《说文》。入宫觐见时，神宗询问大裘和衮服相袭承用的礼制，陆佃考据礼书回答。神宗很高兴，任用他为详定郊庙礼文官。当时同列官员都是侍从，只有陆佃以光禄丞的身份处在其中。每有礼制议论，神宗总说：“自王肃、郑玄以来，论说礼制还没有像陆佃这样的人。”加授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赞很好，从此命令他提前一夜进呈讲稿。任同修起居注。元丰年间确定官制，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即位，太常寺请求恢复太庙使用牙盘供食。博士吕希纯、少卿赵令铄都认为应当恢复。陆佃说：“太庙采用先王的礼制，使用俎豆才相称；景灵宫、原庙采用当代帝王的礼制，使用牙盘才相称，不能改变。”最终采纳了陆佃的意见。这时，朝廷更改先朝的法度，罢黜王安石的党羽，士人多忌讳改变自己曾经依从的立场。王安石去世后，陆佃率领诸生供奉佛像，哭泣着祭祀他，有见识的人赞许他不随人改变立场。升任吏部侍郎，因修撰《神宗实录》而调任礼部。多次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论，大体上多为王安石辩护，替他隐讳。黄庭坚说：“照您这样说，恐怕就成了谄媚的史书了。”陆佃说：“完全采用您的意思，难道不是诽谤性的书吗？” 升任权礼部尚书。郑雍指责他穿凿附会，改任龙图阁待制、颍州知州。陆佃因为欧阳修任颍州知州时留下了恩德，为他修建祠堂。《神宗实录》修成，加授直学士；又被韩川、朱光庭议论，诏令只增加官阶，调任邓州知州。不久，任江宁府知府。刚到任，便去祭祀王安石墓。句容人盗取嫂子并杀死哥哥，另行诬陷三人同谋。三人都受审认罪后，其中一名囚犯的父亲以冤屈申诉，通判以下官员都说：“他只是害怕死罢了，案件已经定案，不能改变。”陆佃亲自复核事实，三人都得以活命。绍圣初年，因处理《神宗实录》的罪名获罪，被罢职任秦州知州，改任海州知州。朝廷舆论明白了他的真实情况，恢复集贤殿修撰，调任蔡州知州。徽宗即位，召回任礼部侍郎。上疏说：“君主登基，关键在于端正政治的开端；端正政治开端的方法，根本在于朝廷。近来学士大夫互相倾轧、争相求进，把善于钻营求事当作精神，把能够揭发别人当作风采，把忠厚老实看成迟钝，把安静退让看成卑弱。互相仿效成为风气，没有人能够制止，应该在今天加以纠正挽救。神宗延揽任用真正的儒者，建立法制以治理国家，但元祐时期却全然肆意纷纷更改；绍圣以来，又全都加以称颂。善于继承前人的人，不必对前人所做的一切都照搬；不当的就继承其精神而改正，正确的就发扬它。元祐时期纷纷更改，是只知道继承而不知道发扬的过错；绍圣时期一味称颂，是只知道发扬而不知道继承的过错。希望陛下咨询谋划时任用贤人，询问考察政事，只把是否恰当作为可贵之处，达到持平中正的时期，今天也正有可能实现。”徽宗于是命令修撰《哲宗实录》。升任吏部尚书，出使辽国回访。返回途中，半路听说辽主耶律洪基去世，送伴使前往临丧哭吊后回来，讥讽陆佃说：“辽国的国丧如此重大，汉使却完全没有吊唁的礼仪，为什么？”陆佃慢慢回答：“起初我以为您会匍匐哭泣、跺脚悲恸地与我相见，所以准备行吊礼；如今您神态安然如同平时，我还有什么可吊唁的呢？”送伴使无法回答。授尚书右丞。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有关官署想装饰盛放大裘的匣子，估计要用很多黄金，陆佃请求改用白银。徽宗说：“匣子一定要使用装饰吗？”陆佃回答：“大裘崇尚质朴，后世却加以装饰，不合礼制。”徽宗说：“既然这样，停止装饰可以吗？这几天丰稷也多次这样说。”陆佃于是赞颂说：“陛下能想到这一点，是盛德之举。”徽宗想亲自祭祀北郊，大臣认为盛夏不能举行，徽宗的意志非常坚定。退朝后，众人都说：“皇上不认为劳累，就应当让他实行。”李清臣不以为然。陆佃说：“元丰年间不是合祭而是祭祀北郊，这是您的主张。如今反而认为不可，为什么呢？”李清臣于是停止争论。御史中丞赵挺之因为论事不当，被罚金。陆佃说：“御史中丞不可以罚金，罚了他，就不能再做御史中丞了。”谏官陈瓘上书，曾布因他尊重私家史书而压制宗庙发怒。陆佃说：“陈瓘上书虽然没有可取之处，也不必过分恼怒；如果不能容忍他，反而会成就他的名声。”陆佃任执政时与曾布亲近，但持论多接近宽恕。他常想任用元祐年间的人才，尤其厌恶奔走钻营，曾说：“天下多事时，必须不拘常格任用人才；如果天下安宁，人们的才干没有太大差别，就应当按照资历次序晋升。稍微放缓一些，士人就会知道自重了。”又说：“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大病将要痊愈的人，应当用药物饮食来辅助调养，等到他安定平复；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就改变治疗方法，那就是让病人骑马射箭了。” 转任尚书左丞。御史弹劾吕希纯、刘安世恢复官职过于仓促，请求加以贬抑，并且想再惩治元祐余党。陆佃向徽宗进言，认为不应穷追究治，于是皇帝下诏重申晓谕，并把诏书揭示在朝堂上。进谗言的人因此诋毁陆佃，说：“陆佃的名字在党籍中，他不想穷追究治，正是害怕牵连到自己罢了。”于是罢职为中大夫、亳州知州，数月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追复资政殿学士。陆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在礼制和名物制度的学说方面尤其精通，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等，都流传于世。

译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考中嘉祐年间进士，熙宁初年任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竭力核查闲置田地，以便平均分给梅山[原文“梅山ＯＤ”含OCR异常，末二字不可辨]地区，计算劳绩，任大理丞，转任司农属官。元丰年间，任河北常平提举，增删役法五十一条，赐给银鱼袋和绯衣，任京东转运判官，升任副使。天子正兴办盐、铁事务，吴居厚精于计算，全面搜罗、控制和核查，收取剩余利润数百万钱。就在莱芜、利国两处冶铁场由官府自行铸钱，每年获得十万缗。诏令表彰并张榜称赞他的才能。升任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前任使者都因不能胜任职务而受到谴责，吴居厚与河北的蹇周辅、李南公在边界会面，商议盐法，搜查剔除弊端，没有遗漏。吴居厚从州县普通官员起步，没有世代功勋和门第，全凭谈论财利得到宠幸，不几年便做到侍从，热衷求进的士人纷纷随风羡慕。吴居厚又请求用盐利购买绢帛，以供给河东的开支；发放大铁钱二十万贯，帮助陕西军队筹办军需；并且招募百姓饲养保甲马。当时各地主持功利事务的臣子聚集成群，吴居厚是其中搜刮最厉害的。大盗王冲因为百姓不堪忍受，聚集数千人，想趁吴居厚巡视部属到徐州时，劫持他并投入冶铁炉中。吴居厚听说后，从小路逃走。元祐年间追究他的罪责，责罚为成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章惇掌权后，起用他任江、淮发运使。他上疏请求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州、海州之间都依赖这项利益。召回授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又任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因连日下雨导致行程停滞，获罪罢职，任和州知州。崇宁初年，又任开封府尹，授尚书右丞，升任中书门下侍郎。因年老请求避让职位，任资政殿学士、东太一宫使，皇帝特许他仍穿方团金球纹带。从此，在京城的前任执政都以此为例。出任亳州、洪州知州，调任太原知府，经过都门时，被留下任佑神观使，又回到政府，升任知枢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康军节度使身份任洪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吴居厚长期处在执政职位上，以周密谨慎讨好别人，没有显著的功劳或恶行；只是他一时聚敛财物，被推为聚敛最厉害的人。温益，字禹弼，泉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转运判官、工部员外郎。绍圣年间，他由诸王府记室出任福州知州，调任潭州。邹浩被贬南迁，经过潭州时，天色已晚，投宿于乡村寺院；温益立即派州都监带领几名士卒，连夜出城，逼迫邹浩登船，终于冒着风横渡江而去。他辖境内的被贬大臣，如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等，大都受到他的侵扰困辱，因此得到当权者的欢心。还没有得到任用，徽宗便因为他在藩邸时的恩遇，召他任太常少卿，升任给事中兼侍读。陈瓘指斥他的过错，说他不应列入侍从之臣、在经筵任职，徽宗没有答复。改任龙图阁待制、开封府知府，仍兼侍读。当时执政大臣倡议说，皇帝应当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迩英殿讲读《史记·舜纪》，于是说：‘从前尧、舜同出于黄帝，世代相隔已经很远；然而舜为尧服丧三年，是因为曾经臣属于尧。’温益想依附执政大臣，进言说：‘《史记》所载的世系次序不足以相信，尧、舜并非同出于一族。’升任吏部尚书。建中靖国元年，授任尚书右丞。邓洵武进献《爱莫助之图》，徽宗起初把它交给曾布，曾布推辞。改交给温益，温益借此作为理由，认为应当任用蔡京为宰相，并把天下的善士一概指为异论之人，时人都憎恶他。曾布和蔡京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言辞颇为严厉，温益斥责说：‘曾布怎么可以无礼！’徽宗不高兴，曾布因此获罪，蔡京于是做了宰相。温益升任中书侍郎。温益做官由低微逐渐升至显要，没有一件善行值得记载；至于他的狡猾诡诈、迎合附会，大概是天性如此。到了这时，他却时时提出不同意见。一天，蔡京任命十名监司和郡守，温益稍微表示不以为然。蔡京知道中书舍人郑居中与温益关系深厚，便让郑居中私下从温益那里探问原因，郑居中回来告诉了蔡京。温益说：‘您在西掖任职时，每次看见所论的事情，舍人能够尽到职守，难道侍郎反而不允许吗？如今丞相所拟定的钱和以下十人，都是他的姻亲党羽，想不违逆他的意愿，能够做到吗？’蔡京听到后颇为畏惧。过了一年，温益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的儿子温万石官至尚书。评论说：王安石执政时，当时士大夫中那些素来知名的人，改变自己的操守而跟从他，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元绛所任职的地方，都有不同于常人的政绩，却也谄媚侍奉王安石，真是鄙陋。许将曾经竭力阻止发掘司马光的坟墓，这一点值得称道；但论者说他从元祐、绍圣一直到建中靖国年间做官，左右观望利益，突然改变主意，起初就没有一定的主张。邓润甫起初掌管诏令文书，文名很盛，却首先赞成绍述熙宁、元丰政治的谋划，又上表彰显蔡确制定国策的功劳；即使他还有其他长处，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林希起草诏制，专门丑化诋毁正直之人，自己知道这样会败坏名节，扔下笔后又后悔，实在太晚了；他的弟弟林旦反而与他相反，纠弹劾奏大奸臣，善恶难道能够相互掩盖吗！蒋之奇起初怂恿濮王称亲的议论，晚年又搜集流言，攻击自己的举主来为自己文饰，是小人中的魁首。吴居厚奉行新法，剥削下民而讨好上司；温益阿谀依附蔡京、蔡卞二人，舆论不能容忍。陆佃虽然接受王安石的经学，却不主持新法；至于元祐党人的罪名，请只施以薄罚而已，他仍稍稍比众人贤明。列传第一百三。孙觉；他的弟弟孙览；李常；孔文仲；他的弟弟孔武仲、孔平仲；李周；鲜于侁；顾临；李之纯；他的堂弟李之仪；王觌；王俊义；马默。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刚满二十岁时，跟随胡瑗学习。胡瑗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他把其中年长而成熟的另立为经社成员，孙觉年纪最小，却庄重地处在其中，众人都推重佩服他。考中进士，调任合肥主簿。那年发生旱灾，州里责令百姓捕捉蝗虫交给官府，孙觉说：‘百姓正为粮食困难，难以用威势督促他们。如果用米来交换蝗虫，他们一定会尽力，这样既能除害，又能得到利益。’知州很高兴，便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其他县。嘉祐年间，朝廷选拔名士编校昭文馆藏书，孙觉首先入选，升任馆阁校勘。神宗即位，他任直集贤院，为昌王任记室；昌王问他终身应当警戒的事，他便陈说诸侯应有的孝道，作《富贵二箴》。升任右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