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九

译调任吏部尚书。夏使到来，皇帝下诏询问接待和应对的办法，并说：‘先前得到的边地，虽然建立了城堡，终究担心孤立难以守住。放弃它就会使国家显得软弱，守住它又担心将来后悔，应当怎么办？’吕大防说：‘夏人本来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只是屡次派使者来却不表示真诚归附，大概是料定我国急于议和。如今使者到朝廷，应当让陪伴使者的臣僚追问他们为什么不来庆贺登基，以观察他们的意图，足以测知真假。新近收复的疆土，议论者多说可以放弃，这是考虑不成熟。至于防守的策略，首先在于选择将帅。太祖任用姚内斌、董遵诲守卫环州、庆州，西夏人不敢入侵。从前凭两州的力量，抵御敌人尚且有余；如今凭九州之大的力量，供给边防却还不足。由此说来，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元祐元年，授任尚书右丞，升任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部停止战争后，青唐羌以为中国怯弱，派大将鬼章青宜结侵犯边境。吕大防命洮州各将乘机进讨，生擒了他。元祐三年，吕公著告老退休，宣仁太后想把他留在京师。她亲自写密札询问了四五次，破格授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撰《神宗实录》。吕大防见哲宗年纪渐长，每天把进学当作急务，便请求下令讲读官取来仁宗在迩英殿御书的解释，进呈给皇帝，置于座位右边。他又摘取乾兴以来四十一件足以劝勉和警戒的事情，分为上下两篇，题为《仁祖圣学》，使君主产生欣慕古圣而自觉不足的心情。哲宗驾临迩英阁，召宰执和讲读官诵读《宝训》，读到‘汉武帝把南山的土地全部登记下来作为上林苑，仁宗说：“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同众人共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丁度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听到圣上的言语，没有一次不涉及忧国勤政，这大概就是祖宗的家法了。”’吕大防便推广祖宗家法而进言说：‘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间内外无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所立的家法最为完善。臣请略举其要点。自古君主侍奉母后，朝见都有固定时间，例如汉武帝每五日朝见长乐宫；祖宗以来侍奉母后，都是早晚相见，这是侍奉亲人的法则。前代大长公主接受臣妾之礼；本朝一定先表达恭敬，仁宗以侍奉姑母的礼节拜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侍奉长辈的法则。前代宫闱多不严肃，宫人有时与朝廷大臣相见，唐代入阁图中还有昭容的位置；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内廷的法则。前代外戚多参与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母后的亲族都不参与政事，这是对待外戚的法则。前代宫室多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殿只使用赤色和白色，这是崇尚节俭的法则。前代君主即使身在宫禁，也要乘舆乘辇出入；祖宗却都从内庭步行出来，到后殿临朝，难道是缺少人力吗？也是想走过宽广的庭院，稍微经历寒暑，这是勤劳身体的法则。前代君主在宫禁之中，冠服往往简便苟且；祖宗以来，闲居时也一定合乎礼制。臣私下听说陛下昨天郊祀礼毕，具备礼仪向太皇太后致谢，这就是崇尚礼制的法则。前代多严酷用刑，大罪就杀戮，小罪就流放远方；只有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也只是罢免贬黜，这是宽厚仁慈的法则。至于虚心接受劝谏，不喜欢打猎，不崇尚玩物，不使用玉器，不看重奇异食物，这些也都是祖宗家法，是用来达到太平的。陛下不必远远仿效前代，只要完全奉行祖宗家法，就足以治理天下了。’哲宗非常赞同。吕大防朴实厚道、敦厚正直，不培植党羽，与范纯仁同在高位，同心协力来辅佐王室。他立于朝廷，刚正不阿，任免百官，不能用私情干预；不以施恩嫁祸来博取声誉，前后八年始终如一。吕大防恳切请求退位，宣仁太后说：‘皇上正值年富力强，您还不能马上离开，再稍等几年，我也将退居东朝了。’事情还没有实现，宣仁太后便去世了。吕大防任山陵使，皇帝又任命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身份知颍昌府。不久改任永兴军，使他便于接近家乡和宗族。入朝辞行时，哲宗慰劳得十分优厚，说：‘卿暂且回到故乡，很快就会召你回来。’没过多久，左正言上官均弹劾他破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击他，削夺学士职，任随州知州，又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居住在郢州。言官又以他修撰《神宗实录》时如实记载这些事情为诬蔑诋毁，迁居安州。他的兄长吕大忠从渭州入朝应对，哲宗询问吕大防是否安好，并且说：‘执政大臣想把他迁到岭南，朕独自下令让他住在安陆，你替朕传话问候他。吕大防朴实正直，是被人出卖了，过两三年或许还能再见到他。’吕大忠把这番话泄露给章惇，章惇害怕了，便更加用力地罗织罪名。绍圣四年，吕大防终于被贬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循州。到达虔州信丰时病重，对他的儿子景山说：‘我不能再向南走了！我死后你回去，吕氏还会有后代。’于是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吕大忠请求归葬，获准。吕大防身高七尺，眉目秀美，头发漂亮，声音洪亮如钟。他从小持重，没有嗜好，经过市场时从不左右张望，闲居时也像面对宾客一样端正。每逢朝会，仪态威严整齐，神宗常常目送他离去。他与吕大忠及弟弟吕大临共同居住，互相切磋，讨论道理、考订礼制；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以古制为依据，关中研究《礼》的学者都推重吕氏。他曾制定《乡约》，说：‘凡是同乡约的人，道德和事业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诫，礼仪习俗互相交往，患难互相救助；有善行就记在册籍上，有过失或违背乡约也记下来，犯三次就施行惩罚，仍不悔改的就断绝关系。’ 徽宗即位，恢复他的官职。高宗绍兴初年，又恢复大学士官职，追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吕大忠字进伯。考中进士，任华阴县尉、晋城县令。韩绛任陕西宣抚使时，让吕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改任秘书丞，负责检详枢密院吏房、兵房的文书。皇帝命令他分条说明义勇制度的利弊。吕大忠说：‘供养军队人数过多，国家费用日益困窘；汉代的屯田、唐代的府兵，都是好制度。弓箭手接近屯田，义勇接近府兵，选择采用其中一种，军队驻屯的费用就可以节省了。’任签书定国军判官。

译熙宁年间，王安石商议派使者到各道设置沿边封沟，吕大忠与范育奉命办理，都推辞不肯前往。吕大忠陈述五条不可行的理由，认为安抚外国时恩德和信用尚未融洽，必然会导致祸患，因此停止派遣。后来命他与刘忱出使契丹，商议代北土地的事情，适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起复，任代州知州。契丹使者萧素、梁颍到代州时，设置行馆并占据主位，吕大忠与他们争执，于是把行馆迁到长城以北。改任西上阁门使、石州知州。吕大忠多次与萧素、梁颍会面，每逢议事，都屡次依据道理驳倒他们，萧素、梁颍渐渐理屈。后来萧禧又奉命来索求代北土地，神宗召集执政大臣与吕大忠、刘忱商议，准备答应他们的请求。吕大忠说：‘他们派一个使者来，就给他们五百里土地；如果魏王英弼前来索求关南，又将怎么办？’神宗说：‘你这是什么话！’吕大忠回答：‘陛下既然认为臣说得不对，臣恐怕不能开这个逐步退让的先例。’刘忱说：‘吕大忠所说，是关系社稷的大计，愿陛下仔细考虑。’执政大臣知道此事不可强行决定，议论最终没有定论，罢免刘忱回三司，吕大忠也一直服满父丧。后来最终以分水岭为界。元丰年间，任河北转运判官，说：‘古人治理财赋，把天下看成一家。朝廷好比一家之主，外计相当于兄弟，虽然居处不同，财物却没有不同。如今主管部门只知道出纳的名目，有余或不足，从来不据实向皇上报告。所以有余就拿走，不足却没人给予，这是很大的祸患。’于是上奏提出生财、养民十二件事。调任提点淮西刑狱。当时黄河决口，飞蝗成灾，吕大忠入朝应对，极力论述灾情，皇帝下诏让他回任原官。元祐初年，历任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陕州知州，以直龙图阁身份任秦州知州，升为宝文阁待制。夏人侵犯麟府、环庆以后，便断绝岁赐；朝廷想派使者去向他们谢罪，神宗准备答应。吕大忠说：‘夏人强盛时就放纵，困窘时就屈服。如今表面装作恭顺，实际上是害怕讨伐。应当暂且命边臣追问他们前来请求的理由，如果他们提出什么请求我们就一概答应，他们将会因此窥探我国的虚实。’ 当时各郡收购百姓的粮食，豪强之家借此掌握操纵粮价和收购的权力。吕大忠选派属官从早晨进入粮仓，即使一斗一升的粮食也收取，不让有任何阻塞拖延。百姓高兴，争着把粮食运到仓中，领取钱后离去，共得到一百多万斛。马涓以进士第一名进入幕府，自称状元。吕大忠对他说：‘所谓状元，是考中进士但还没有授官时的称呼；既然已经做了判官，就不能再这样称呼了。如今科举的习气既然没有用处，修养自身、专为自己求学的学问，不能不努力。’又教导他处理政务、治理百姓的要领，马涓自认为得到了老师。谢良佐任州学教授时，吕大防每次经过那里，都听他讲《论语》，一定整理衣襟、收敛容色，说：‘圣人的言语行为正在这里，我不敢不严肃。’ 他曾上奏说：‘夏人在戍守之外，战士不过十万人；我们三路的军队，足以抵挡他们了。他们屡次侵犯王朝的疆域，我们却一次也不与他们较量，臣私下以此为耻。’绍圣二年，加授宝文阁直学士，任渭州知州，把秦州、渭州的事务交给他。他上奏说：‘关中、陕西的民力还不充裕，士气低落，如果不给他们几年的时间，很难支撑应付。’于是请求按职务入朝应对。他大体上想用谋略慢慢夺取横山，从汝遮、残井一带逐步推进修筑城堡，不追求眼前的功劳。后来钟傅修筑安西城，王文郁也参与掌权，章惇、曾布支持他们，吕大忠的意见不合；他又请求把自己所加的职名用来为吕大防量移，章惇、曾布陈述说他的话与元祐时不同，于是调任同州知州，不久降为待制退休。去世后，皇帝下诏恢复学士官职，资助他的丧葬。吕大钧字和叔。父亲吕蕡有六个儿子，其中五人考中科举，吕大钧是第三子。考中乙科，调任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任光禄寺丞、三原县知县。请求代替吕蕡入蜀，调任巴西县。吕蕡退休后，吕大钧也以疾病为由不再前往任职。韩绛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时，征召吕大钧为书写机密文书的属官。宣抚府撤罢后，调任候官县知县；前宰相曾公亮镇守京兆，推荐他任泾阳县知县，他都没有赴任。遭逢父亲去世，在家居住讲学论道。几年后，起用为诸王宫教授。请求监管凤翔船务，制书改授宣义郎。适逢讨伐西夏，鄜延转运司发檄文让他任从事。出塞以后，转运使李稷供应军饷接续不上，想返回安定取粮，便让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说：‘我奉命率领军队，哪里知道粮道的事！万一供应不上，把李稷叫来，给他一剑就是了。’吕大钧性情刚直，当即说：‘朝廷出兵，离开边塞还不远，就要杀掉转运使，难道没有君父了吗？’种谔的气势被压了下去，勉强对吕大钧说：‘你想用这件事报复李稷，那就会先给李稷带来灾祸了！’吕大钧愤怒地说：‘您是想用这话来恐吓我吗？我献身侍奉君主，死也没有什么可推辞的，只担心的是您犯错。’种谔见他正直，便好言说道：‘你竟然这样吗？现在听你的！’这才允许李稷返回。当时如果不是吕大钧盛气凌人地责问种谔，李稷几乎不能幸免。不久，吕大钧在途中得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吕大钧跟随张载学习，能够守住老师的学说并亲自实践。他居父丧时，穿丧服、办理安葬和祭祀，全都依据礼制。后来又把这种礼制实行到冠礼、婚礼、饮食、庆贺和吊丧之中，礼节仪式清楚完备，值得观赏，关中人都受到教化。他尤其喜欢讲明井田制和兵制，认为治理之道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全部编撰整理成图册和书籍，足以供实际施用。虽然都以张载的学说为根本，但他能够自己信守并努力实行，张载常常感叹他的勇于实践无人能及。吕大临字与叔。向程颐学习，与谢良佐、游酢、杨时一同在程颐门下，被称为‘四先生’。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他常想搜集研习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制度，使它们能够施行，而不愿只说空话来违背世俗、惊骇众人。

译他论述选拔人才说：‘古代培养人才的人，以士人众多为乐；如今主持选举的人，却把人多当作忧患。古代用礼来聘请士人，常担心士人不来；如今用法令对待士人，常担心士人争相进取。古今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治理国家的关键，不过是得到人才来处理政事。如果治理政事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只怕人才不够，又为什么要担心人才多呢？如果处理政事都让人承担相应责任，只怕士人不来，又何必担忧他们争相进取呢？如今选取人才任用，却不问他们适合担当什么事情；把事情交给人办理，却不问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范围。因此进入仕途的途径多得无法胜数，可是为官府选择人才时却常常忧虑没有才干；等待补缺的官吏多年不能调动，可是考察他们的职事时却常常担心政事没有治理好。这就是名分和实际不相称，根本和末节彼此违背。这样还想得到人才、使政事治理好，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想制定士人规范来培养德行、磨炼操守，改革学校制度来衡量才能、增进学业，确定考试制度来区别能与不能，修订辟举制度来兴起有才能而可供任用的人，严格举荐制度来核实是否真的得到人才，制定考核制度来依据责任考察功绩，这样或许可以逐渐恢复古制。’ 富弼在家退休后，学习佛教。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代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只有有德的人才居此位；在朝廷内就议论治国之道，在地方外就主持乡里的教化。古代的大人担任这种责任，一定要用这种道理启发百姓，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难道会因爵位的升降、体力的盛衰而改变吗？如今大道还没有彰明，世人趋向异端学说，不归于庄子之学，就归于佛教。有人怀疑圣人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正是老成大人应当存有恻隐之心的时候。以道义自任，振兴败坏的风俗，以您的力量，应当没有什么困难。至于转移精神、改变气质，专门追求长寿，那是山林中逃避世事、只求独善其身的人所爱好的，难道是天下人对您的期望吗？’富弼向他表示感谢。元祐年间，任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范祖禹推荐他，说他好学修身如同古人，可以作为劝勉学习的榜样，但还没有来得及任用，他就去世了。刘挚字莘老，是永静东光人。他小时候，父亲刘居正督促他读书，早晚从不间断。有人说：‘您只有一个儿子，难道不能稍微宽松些吗？’刘居正说：‘正因为只有一个儿子，才不能放纵他。’刘挚十岁时父亲去世，由外祖父家抚养，在东平求学，于是便在那里安家。嘉祐年间，刘挚考中甲科，历任冀州南宫县令。县里接连几年不能按时交纳，风俗教化衰败，赋税非常沉重；缴纳一匹绢要折合税钱五百，二两绵要折合钱三十，百姓大多因此倾家荡产。刘挚援引邻近郡县的先例，分条请求按中等价格裁减。转运使大怒，准备弹劾他。刘挚坚持请求说：‘唯独一个州的六个县遭受这种苦难，肯定不是法令本意，只是朝廷不知道罢了。’于是把情况报告朝廷。三司使包拯上奏同意他的建议，从此一匹绢折钱一千三百，绵折钱七十六。百姓欢呼，甚至流下眼泪，说：‘刘长官救活了我们！’当时，刘挚与信都县令李冲、清河县令黄莘都因治理政绩著名，人们称他们为‘河朔三令’。他调任江陵观察推官，因韩琦推荐，得到馆阁校勘的职位。王安石一见他便认为他器度非凡，提拔他为检正中书礼房；但他对此职位默默无言，并不喜欢。任职一个多月，改任监察御史里行，他欣然接受职务，回家对家人说：“赶快收拾行装，不要作安居的打算。”还没来得及入朝接受皇帝召见，便上奏论说：“亳州的案件接连发生没有停止，小人的意图是想借此倾倒富弼，以求取进用。如今富弼已经获罪，希望稍微宽待他。”他又说：“程昉开凿漳河，调发民力仓促急迫，百姓无法承受。赵子几擅自把京畿县等提升等级，使它们缴纳役钱，县民每天有几千人拦住宰相申诉，京城一片喧扰，这拿什么向四方示范？张靓、王廷老擅自增加两浙的役钱，督促赋税严厉急迫，民情叹息怨恨。这些人都是想用余利邀求赏赐，希望实行公开严厉的责罚，使天下明白朝廷本来没有聚敛财物的意图。” 等到入朝拜见时，神宗当面赐给他褒奖和劝谕。神宗于是问：“你是跟从王安石学习的吗？安石非常称赞你的才器见识。”他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少时便成为孤儿，独自求学，并不认识王安石。”退朝后他上疏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小人的才能并不是不足以任用，只是内心所趋向的，不在义。因而希望求取赏赐的心愿，总是在办事之前；奉公的心，总是在谋私之后。陛下有劝导农耕的意图，如今却变成了烦扰百姓；陛下有均平差役的意图，如今却被人借此聚敛钱财。那些怀有爱君之心、提出忧国之言的人，都无法容身其中。如今天下有喜欢大胆作为的人，也有乐于无事的人。前者把后者看作流俗，后者把前者看作扰乱常规。害怕义理的人把进取看作可耻，贪恋财利的人把守道看作无能。这种风气逐渐形成，汉、唐的党争灾祸一定会再次发生。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臣希望陛下虚心平和地听取各方意见，审慎考察人们所好所恶；前些日子认为是对的，今天再考察其中的错误；前些日子认为是缺点的，今天再任用其中的长处。逐渐抑制那些浮夸喧哗、轻薄虚伪、志向短近而忘却长远、只求苟且迎合的人，逐渐考察忠厚谨慎、老成稳重、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可以共同有所作为的士人。收束过分与不足的风俗，使它们合于中正之道，那么施行措施、改变政事，就只在于陛下发号施令了。”

译他又论说按户收钱以帮助役法、由官府自行雇人的十种弊害，大略说：“天下州县的户役，虚实、轻重各不相同。如今一概按等级征收，便不是一种办法能够整齐划一的；如果随各地情况分别立法，就会纷乱分散、各不相同，靠什么来统率呢？这是第一。新法说户籍不真实，所以命令另立等级。况且旧户籍既然不可信，如今凭什么能保证新立的等级没有错误？这不但会造成扰民生事的祸患，还会使富户缴纳得少、贫户缴纳得多，这是第二。天下上等户少，中等户多。上等户服役次数多而且沉重，所以把缴纳助役钱看作幸运；中等户的役务少而轻，下等户则往往不承担役务。如今一概让他们交钱，反而成了不幸，这是第三。主管官员想多收雇役钱，又嫌上等户少，所以不采用旧户籍，临时升降户等，这叫百姓怎么承受？这是第四。一年有丰收和歉收，而役夫人数却有固定数目，助役钱不能缺少；不像税赋还有延期缴纳、减免放宽的时候，这是第五。谷、麦、布、帛，每年各有出产，而助役法却必须缴纳现钱，这是第六。二税中的科买项目已经很多，又一概按户收钱，使百姓耗尽所有财物，这样百姓就没有谁乐意务农了，户口必然一天天减少，这是第七。侥幸求功的人还会借法令制造奸弊，例如近日两浙把征钱数额加倍，却自以为有功，这是第八。” 差役法近的十多年才充一次役，远的有二十年才充一次役，百姓已经安居习惯很久了。如今由官府自行雇人，工钱定得高，百姓承受不了；定得低，又没有人愿意应募，免不了用强力殴打逼迫他们服役，这是第九。况且服役的人必须使用乡户；家中有固定产业，就一定懂得自爱，性情既然朴实，便很少有盗窃欺骗。如今一律雇募，只能得到轻薄狡猾、浮夸虚伪的人，他们彼此凭借巧诈行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是第十。” 适逢御史中丞杨绘也进言指出新法的错误，王安石让张琥写十条诘难来责问他们，张琥推辞不写，司农曾布请求代为撰写。十条诘难写成后，又弹劾刘挚、杨绘欺骗诞妄、怀有迎合或背离之心。皇帝下诏询问情况，杨绘害怕而谢罪。刘挚奋然说：“做人臣的，怎么可以被权势压倒，使天子不知道事情利害的真实情况！”随即逐条答复所诘难的问题，以申明自己的主张。他又说：“臣身为言官，采集士人和百姓的意见上报皇上，是臣的职责。如今主管官署突然命令我们分析答辩，这是让他们争论是非、争胜负，互相争辩反驳，岂不是辱没陛下耳目之任吗？所谓迎合或背离，臣所趋向的是义，所背弃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弃的是权臣。希望把臣的奏章和司农的奏章一并向百官宣示，考察确定谁是谁非。如果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希望早日施行；如果其中稍有欺骗蒙蔽，臣甘愿接受放逐。”朝廷没有答复。刘挚第二天又上疏说：“陛下的起居、言语和行动，亲自履行德行礼义，早晚勤勉振作，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天下还没有达到安定太平，这是谁造成的呢？陛下专心期望太平，并把实现太平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取得君主信任、专擅执政的人就是王安石。两三年之间，政令开合、政局动摇，使天下没有一件事能够安处其位。大概自从青苗法的争议兴起，天下才开始有朝廷聚敛的疑虑；青苗法的争议还没有平息，均输法就实行了；均输法正造成扰乱，边疆的谋划又兴起；边疆的祸患还没有止息，助役的事情又兴起。至于寻求水利、开垦淤田、合并州县、兴办事务、创立新法，难以一一列举。讨论财利时，连市井中的屠夫、商贩都召到政事堂来；征取利益时，下至历书也由官府自行出售。由此推去，无法全部说完。轻率使用官名爵位，混淆贤能与否：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为无能；狭隘浅薄、轻佻善辩的人，被选用为有才可用；守道忧国的人，被称为流俗；败坏常理、残害百姓的人，被称为通权达变。凡是政府谋划政事、筹画安排，以及官员的任用、升降，都独自同一个属官决定，然后才下笔成文。同列大臣反而在事后才知道。因此奔走求见、乞求请托的人，把他的门庭挤得像市场一样。” 如今西夏的归顺尚未实现，反复不定的军队尚未安定，三边满目疮痍，流离溃散的人还没有安置下来。河北大旱，各路发生大水，百姓劳苦、财物匮乏，县官的收入也在减少。正是圣上忧劳勤勉、思求治理的时候，政事却如此，这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大臣。”奏疏上奏后，王安石想把他流放到岭外，神宗不听，只贬他为衡州盐仓监。杨绘出任郑州知州，张琥也被罢去职务。刘挚请求到郓州迎取父亲遗骨改葬，然后赴贬所，皇帝答应了。此前，仓吏和运盐纲兵互相勾结做非法买卖，把伪劣盐混入盐中，远方的人从来吃不到好盐。刘挚尽心核查检视，又把盐中多余的收益储存起来作为赏赐，弊病减少了十分之七。父老把这种盐称作“学士盐”。过了很久，他任签书南京判官。适逢司农寺颁布新令，要把天下的祠庙全部斥卖，依照坊场河渡法收取净利。南京阏伯庙每年收入钱四十六贯，微子庙十三贯。刘挚叹息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他前去拜见留守张方平，说：“难道不能替朝廷进言吗？”张方平惊醒般地说，请刘挚代他上奏：“阏伯迁居商丘，主持祭祀大火；火是国家盛德所承载的象征，历代都尊为大祀。微子，是宋国最初受封的君主，在这里开国；本朝承受天命，建立国号也正是由此而来。又有双庙，祭祀唐代的张巡、许远，他们在孤城中死守抗贼，能够捍卫大患。如今若命令承买人让小人从中谋利，使神庙受到烦冗、亵渎和怠慢，那么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每年所得虽然微薄，实际上却损害国家大体。希望留下这三座庙，以慰藉邦人崇敬奉祀的心意。”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此事又见《张方平传》。他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元丰初年，改任集贤校理、知大宗正寺丞，担任开封府推官。神宗开设天章阁，商议新的官制，任命他为礼部郎中，说：“这是南宫舍人，不是其他部门可以相比的，没有比刘挚更合适的人。”立即任命了他。不久升任右司郎中。起初，宰相属官每逢执政大臣分厅办公时，便请求单独会见来报告事情，往往持两可态度以窥探上意。刘挚开始请求按照公开礼仪共同会见，一同决定可否。有人认为刘挚的请求不便，便以他身为开封府官员却不置历事为罪，罢职回家。第二年，起用为滑州知州。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与哲宗一同听政，召他任吏部郎中，改任秘书少监，提拔为侍御史。他上疏说：“从前周成王年幼即位，师保之臣有周公、太公这样的人。仁宗皇帝正值盛年继承皇位，任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孙奭、冯元为侍讲，在听政裁决的空闲，召他们入宫侍奉。陛下正当盛年，也需要资助培养。希望选用忠信孝悌、敦厚茂实、老成持重的人，充任劝讲进读的职务；在便殿闲坐时，时常赐予召见，让他们执经诵读讲说，以扩大陛下的睿智，仰望副合陛下善于继承先业、求取治理的志向。”

译有一天在讲筵进读时，读到仁宗不避庚戌日亲临祭奠张士逊，侍读说：“本朝旧例，大多避讳国音。本朝属角音，属木，所以忌讳庚辛日。”哲宗问：“果真应当避讳吗？”刘挚进言说：“拘泥阴阳禁忌，圣人是不取的。例如正月祈谷一定要用上辛日，这难道可以更改吗？汉章帝曾在反支日接受章奏，唐太宗曾在辰日哭祭张公谨，仁宗不避庚戌日，这些都是陛下应当效法的。”哲宗认为他说得对。刘挚又说：“谏官、御史有空缺还没有补充，监察御史虽然已经满六员，却专门负责察看治理官司的事务，不参与言责。臣请求增加补充台谏官，并允许他们进言。”当时蔡确、章惇在执政之位，同司马光不和。刘挚于是因久旱进言：“《洪范》说：‘众多征验肃敬，及时的雨水就会降下。’《五行传》说：‘政事松弛，冬天就会干旱。’如今朝廷大臣，情志互相乖离，议论政事时犹豫推诿、互相排斥，言语传播到外面，可以说是不肃敬。政令反复，宽缓而不能振作。近来天空连日青暗无光，风尘雾霾昏暗，这是上天的警告，都不是小的变异。希望进用忠良，疏通闭塞，以答谢上天的警戒。” 蔡确任山陵使，神宗灵驾出发前一夜没有入宿，刘挚弹劾他，朝廷没有答复。等蔡确出使回来，朝见后便立即处理政事，刘挚又上奏说蔡确没有引咎自责。不久，蔡确上表为自己陈述，说曾经请求起用当世的老臣来辅佐王室，减省主管官署烦琐的事务，以安慰百姓之心。刘挚说：“如果蔡确确实有这样的请求，却不在先朝进言，是不忠之罪；在今天进言，则是求取容纳的计策。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请求，那么欺骗君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又上疏列举蔡确的过恶，大略有十条，评论章惇凶狠强悍、轻薄放纵，没有大臣的体统，二人都被罢免。起初，神宗更新学校制度，所养士人以千数，主管官署制定约束，过于繁琐严密。刘挚上疏说：“学校是培育人才的首善之地，是教化产生的地方，不是施行刑法的场所。虽然众人群居聚集，需要统率整齐，不能完全没有法令，但也应当有礼义存在。先帝体察大道、制定法令，超过汉代、胜过唐代，养士的盛况可以和三代相比。然而近来太学屡次发生诉讼案件，主管官署便借此制定法律禁令，烦琐苛刻超过审理案件，条目多过防备盗贼，上下互相猜疑，只求苟且免罪。最奇怪的是，博士和诸生被禁止互相见面，教诲不能施行，有疑问也无从质询，只能每月巡视所管辖的斋舍罢了。斋舍既然不止一处，按照经学分别管辖，于是《易》博士兼巡查《礼》斋，《诗》博士兼巡查《书》斋。到了那里，备好礼节请教问题，彼此作揖应答，有时却一句话也不交谈便退出，以防私下请托，杜绝贿赂。学校变成这样，难道是先帝培养人才的本意吗？治理天下的人，如果用对待君子、长者的道理来对待人，下面必然会以君子、长者的行为来回应上面；如果用对待小人、猪狗的态度来对待人，他们将以小人、猪狗自居，何况把这种做法施行在学校之中呢？” 他希望废除这种制度。”他又请求兼用经义、诗赋来选取士人，恢复贤良方正科，废除常平法和免役法，起用朱光庭、王岩叟担任言官。他执掌御史台几个月，严肃地弹劾官员，许多人被贬黜，百官都敬畏他，当时人把他比作包拯、吕晦。元祐元年，提拔为御史中丞。刘挚上疏说：“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朝廷意在全面考核，下面就会有刻薄苛察的行为；朝廷致力于宽大，下面就会有苟且简略的事情。世俗习惯贪利，迎合上意、趋向和同，所做的事情表面相似，却并不是皇上的本意。如今变革和沿袭的政事本来不同，但观望迎合的风气依然存在。前些日子差役法刚施行，监司已经有迎合上意、争先邀功、不考察利害、一概确定差役，因而使一路骚动的情况。朝廷察觉到这种情况，已经把他们罢黜了。由此看来，大体上都类似这样。过去所贬责的几个人，都是因为违法搜刮钱财、以市场交易求取进用、损害百姓；但朝廷并不是要让他们漫不经心、什么事也不管。糊涂的人不明白这一点，纠正偏差却矫枉过正，难道可以不加以禁止吗？请制定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 授任尚书右丞，接连升为左丞、中书侍郎，又改任门下侍郎。胡宗愈被任命为右丞，谏议大夫王觌上疏指出任命不当，宣仁太后发怒，将要加重对他的谴责。刘挚极力为他开脱救护，帘内传出严厉的声音说：“如果有人把门下侍郎说成奸邪之人，你甘愿承受这种说法吗？”刘挚说：“陛下像这样审察毁誉，天下幸甚！但希望顾全大体。宗愈的进用，自有公论；如果一定要先贬谪谏官然后才进用他，恐怕宗愈自己也不会心安。”宣仁太后的怒意于是消解，王觌得以补任郡守。刘挚和同列大臣上奏讨论人才，刘挚说：“人才难得，才干和能力各不相同。性情忠实而才识有余的，是上等；才识不足而忠实有余的，是次等；有才干但难以保证操守、还可以借用来成事的，又次一等；心怀邪念、观望形势、随时势改变立场的，是小人，最终不能任用。”哲宗和宣仁太后说：“你如果常常这样用人，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元祐六年，授任尚书右仆射。

译刘挚性情严峻正直，有气节，通达明敏，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不被利益吓倒，也不受威势诱惑。从最初辅政到成为宰相，他整治并严明宪法，辨明邪正，专心以人才为念，孤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接受请托。子弟亲戚出仕为官，都让他们到铨部按资格和品级参加选授，从未通过私人关系请托朝廷。他与吕大防同居相位，国家大事多由吕大防决定，只有士大夫的升降进退，实际上由他掌握权柄。然而他存心少有宽恕，勇于铲除恶人，最终被朋党和谗言奇巧地中伤。此前，邢恕被贬为永州官员，写信给刘挚。刘挚过去同邢恕友善，回信中有“永州有好地方，只管前往等待休复”这样的话。排岸官茹东济是个阴险倾危的人，曾向刘挚有所求而没有得到；他看见这封信，暗中抄录下来给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看。当时二人正接连上章攻击刘挚，于是写笺解释信中言语上奏说：“‘休复’二字出自《周易》；‘等待休复’，是等待将来太皇太后复立皇帝、使政权恢复清明。”又因为章惇的几个儿子过去同刘挚的儿子交游，刘挚也偶尔同他们接触，郑雍、杨畏便说他延请接纳这些人，是在进行笼络，以求将来的福报。宣仁太后于是当面告诫刘挚说：“言官说你结交坏人，是在为将来安排退路。你应当一心忠于王室。” 像章惇这样的人，即使让他处在宰相的位置上，也未必会感到高兴。”刘挚惊恐退下，上章为自己辩解，执政大臣也替他说话。宣仁太后说：“垂帘听政之初，刘挚排斥奸邪，确实是忠直；但这两件事，不是他所应当做的。”于是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罢职，出任郓州知州。给事中朱光庭驳斥说：“刘挚奋发于忠义，朝廷提拔他到高位，一旦因为疑虑而罢免，天下人看不出他的过错。”朱光庭也被罢职。元祐七年，刘挚调任大名，又被郑雍等阻挠，改任青州知州。绍圣初年，来之邵、周秩弹劾刘挚变法、弃地的罪过，削夺他的职务，任黄州知州；又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安置居住在蕲州。临行时，他对几个儿子说：“皇上任用章惇，我将要获罪。如果章惇顾念国家大事，不把怒气迁移到百姓身上，只责罚我们这些人，我死也没有遗憾。只是担心他的意图在于报复，使法令更加严酷，那天下怎么办呢！”他忧虑显现在脸上，却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被贬谪的心情。绍圣四年，他又陷入邢恕的诽谤，被贬为鼎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只有一个儿子跟随他。家人流泪请求侍奉，都没有得到允许。到新州几个月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起初，刘挚和吕大防任宰相时，文及甫居父丧，住在洛阳，心怀怨望。服丧期满后，他担心不能得到京官，写信给邢恕说：“改月之后即将授官，但入朝的打算还不能确定。当权者对鹰扬之人猜疑怨恨得更加深重，而他的党徒又很多。司马昭的心思，路人都知道；再加上‘粉昆’，一定想把我这个卑微之身当作满足和快意的对象，实在令人寒心。”这里所说的“司马昭”，指吕大防独自掌管国政已经很久；“粉昆”一词，是因为世人把驸马都尉称为“粉侯”，韩嘉彦娶公主为妻，便把他的兄长韩忠彦称为“粉昆”。邢恕把信给蔡硕、蔡渭看，蔡渭上书申诉，说刘挚和吕大防等十多人陷害他的父亲蔡确，图谋危害宗庙社稷，并引用文及甫的信作为证据。当时章惇、蔡卞不断诬陷捏造元祐党人的事情，便想借此杀死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他们认为刘挚有废立皇帝的意图，于是制造了同文馆案件，命蔡京、安惇共同审理，逮捕审问文及甫。文及甫在元祐末年曾因吕大防被任为权侍郎而感德；韩忠彦虽被罢职，哲宗对他的眷顾还没有衰减，于是文及甫托称亡父曾说，所谓司马昭是指刘挚；“粉”是指王岩叟面色像粉一样白，“昆”是指梁焘，梁焘字况之，而“况”与“兄”同义。他们又追问事实情状，文及甫只说：“只是怀疑事情的形势是这样。”适逢刘挚去世，蔡京上奏说来不及考验核实，于是免除刘挚儿子的官职，把他的家属迁徙到英州；总共三年间，有十人死于瘴气。徽宗即位，下诏让刘挚的家属返回；因刘挚之子刘跂请求，得以回去安葬。刘跂又伏在宫阙下申诉文及甫的诬陷，于是文及甫和蔡渭都被贬到湖外，刘挚恢复中大夫官阶。蔡京任宰相后，又降为朝散大夫。后来又恢复观文殿大学士、太中大夫。绍兴初年，追赠少师，谥号忠肃。刘挚爱好读书，从幼年到老年，从未放下书卷。家中收藏的书很多都是亲自校勘的，得到善本或亲手抄录，勤奋不倦。他年轻时喜好《礼》学，研究《三礼》，比其他经书更加精纯。晚年喜好《春秋》，考察各位儒者的异同，辨析他们的得失，对通晓圣人经书的本意多有所得。他教育子孙，先要求品行实践，后要求文章技艺。他常说：“士人应当把器度和见识放在首位，一旦被称为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 刘跂能够写文章，遭逢党争之祸，做官不得志，居家避祸，最终安享长寿而死。苏颂，字子容，是泉州南安人。他的父亲苏绅葬在润州丹阳，于是苏颂迁居那里。考中进士，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当时建业承接南唐李氏旧制，税赋和户籍簿册全无章法，每次征收赋税，数量高低都由吏员操纵。苏颂因审理其他案件，互相询问百姓邻里的人口和田产，知道其中详情。等到编定户籍时，有的百姓自己申报不全，苏颂警告他们说：“你有某个男丁、某项产业，为什么不说？”百姓惊恐，都不敢隐瞒，于是剔除清理长期积弊，完成全县赋税编制，简明而容易施行。各县令都把它当作法式，甚至带领百姓到庭下拜谢。凡是百姓有怨恨争执，苏颂便开导他们说，乡里同党之间应当互相亲善；如果因为小小的怨忿而失去和睦，一旦遇到紧急事情，又能依靠谁呢？百姓往往道谢离去，有的走到半路想起他的话便停止争斗。当时监司王鼎、王绰、杨纮对部属官员很少许可，等看到苏颂的施政安排，却说：“这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 他调任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欧阳修把政务委托给他，说：“子容处理事务精细审慎，只要经他阅览一次，我就不再检查了。”当时杜衍年老居住在睢阳，见到苏颂，非常器重他，说：“像您这样的人，真是所谓无法用亲近或疏远来衡量的人。”杜衍又自称平生很少有人看见他用心做事的地方，于是把自己从小官一直到任侍从、宰相时施政安排和出处进退的情况，全都告诉苏颂，说：“因为把您当作知己，也知道您将来一定会担任这样的官职；老夫并不是在自我夸耀。”所以苏颂后来历任政职，行事大略像杜衍。

译皇祐五年，奉召考试，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至和年间，文彦博任宰相，请求建立家庙，事情交给太常寺议论。苏颂认为：“按照礼制，大夫、士有田产就祭祀，没有田产就只进献祭品；可见有土地的人才建庙祭祀。有田产就有爵位，没有土地也没有爵位，子孙便无法继承宗庙祭祀；可见有庙只能延续到本人，子孙没有爵位，祭祀就会废止。如果综合古今制度，依照约束封爵的法令，制定等级差别，赐给土地，然后才可以讨论庙制。如果仍然做不到，就请考察唐代贤者寝堂祭祀的仪式，只使用宴饮器具和日常食物罢了。” 嘉祐年间，诏令礼院议论在景灵宫为已故郭皇后建立神御殿。苏颂说：“敕书说：‘从前因为愤懑忧郁，偶然失去了谦恭。’这说明没有可以废后的事情。又说：‘朕想到她自从历任长秋宫以来，前后将近十二年，侍奉先帝先后，恭敬奉祀寝园。’这说明皇帝对废后有悔意。又说：‘可以追复皇后的名号，但附祭太庙和谥册一并停止。’这说明其中有应当附祭太庙、颁发谥册的意思。请把郭皇后附祭于后庙，以完成追复皇后的道义。”众议尚未确定，宰相曾公亮问：“郭后是先帝的元妃，如果附祭太庙，事情的体制就重大了。”苏颂说：“本朝三位圣祖的元妃，贺氏、尹氏、潘氏，都是元妃，事情正相类似。如今只附祭于后庙，怎么能说有同异呢？”曾公亮说：“议论的人认为，这样会使阴位压迫母后，是担心将来万岁之后配祔的意思。”苏颂说：“如果增加‘怀’‘哀’‘愍’一类谥号，就不能说是压迫了。”曾公亮深为叹服。他升任集贤校理，编纂整理书籍。苏颂在馆阁任职九年，奉养祖母和母亲，供养姑母、姐姐妹妹以及外族亲属几十人，使他们衣食甘美、心情和乐，婚嫁也都按时办理。妻子儿女的衣食常常不能周全，但他处之泰然。富弼曾称苏颂为古代君子，后来富弼和韩琦同任宰相，共同上表称赞他的廉洁退让，任命他为颍州知州。通判赵至忠本是边疆少数族降人，所到之处常与知州争竞；苏颂以礼相待，竭尽诚意。赵至忠感动流泪说：“我虽然是夷人，但见到义理就心服；平生真正使我心服的，只有您和韩魏公罢了。” 仁宗去世，营建山陵，主管官署用当时难以得到的物品来苛责各郡。苏颂说：“遗诏务求俭约，哪有土地不出产的东西却可以强行征取的道理？应当衡量各地有无，事情也会随之逐渐办成。”英宗即位，召他任提点开封府界各县镇公事。苏颂说：“周代制度中，六军出自六乡，分布在三畿四郊之地；唐代设置十二卫，也分散布置在京畿内的郡县，又把关内各府分别隶属其下，都是为了控制四方、作为国家的屏障。国家的禁军大多驻扎在京师以及京畿东南各县，虽然便于粮饷运输，但西部边防的武备却十分缺乏。如今中牟、长垣是都城门户的要冲，二边的驿站都经过这里，而过去不驻军，寂静空虚没有防守。请设置营寨、增加士兵，以防备非常情况。”第二年，饥民果然乘虚侵犯长垣，杀害官吏，正如苏颂所担忧的那样。苏颂又请求把捕获盗贼的多少作为县令考核优劣的办法，认为：“巡检、县尉只能捕盗，却不能使人不去做盗贼；能使百姓不做盗贼的，是县令。况且百姓遭受抢劫的祸害，长官却不承担责任，可以吗？” 他升任度支判官。送契丹使者时，住在恩州，驿舍突然失火，身边的人请求出去躲避，苏颂不动。州兵想进来救火，他关门不让进入，慢慢指挥防卒把火扑灭。起火时，郡中人群喧嚷，说使者发生了变故，救火士兵也想趁机闹事，幸亏苏颂镇静安定，事情才停止。消息传到京师，神宗对此感到疑惑。苏颂回京后入朝奏报，神宗称善很久。任命他为淮南转运使。又召他修撰起居注，提拔为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当时金州知州张仲宣因犯枉法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执法官援引李希辅的先例，改判杖脊、刺字，发配海岛。苏颂上奏说：“希辅和仲宣同样是枉法，但情节有轻重。希辅主管御史台，收受数百千钱的贿赂，还额外为人剃度出家。仲宣所管辖的金矿，曾发文书让巡检调查，所得利益很少；当地人害怕兴工，以黄金八两托付给仲宣，他没有派官员核查比对，只是违反命令，可以比照恐吓勒索的条款，与希辅的罪情有区别。”神宗说：“免除杖刑而刺字，可以吗？”苏颂说：“古代刑罚不上大夫，仲宣是五品官。如今免除死刑却给他刺字，使他和徒役隶卒同列；即使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所应当重视的，是污辱士大夫的身份。”于是免除杖刑而刺字，流放海外，后来成为定法。他又说：“提举青苗的官员不能体察朝廷的本意，争功逐利，专门制造烦扰。而且他们与各主管部门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公文意见又有同有异，使州县不知道听从谁。请把常平、众役等事务一概交给监司，把提举改为监司的属官，这样事务就有统一管理，对变更改革的政事也没有损害。”朝廷没有采纳。大臣推荐秀州判官李定，皇帝召见后，提拔为太子中允，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任知制诰，把任命李定的词头封还。诏令再次下达，轮到苏颂起草，苏颂上奏说：“祖宗朝天下刚刚安定，所以没有不经选拔考核、从偏远孤独之地直接升到显要职位的人。真宗以来，即使有隐居而品行奇特的人，也不至于越级提拔。如今李定不经过铨选考核，便提升授予京官；没有通过御史的推荐，却被推荐安置到宪台。朝廷虽然急于任用人才，越过通常等级，但破坏紊乱法制，所得利益小，所受损害大，臣不敢起草诏词。”接着轮到李大临，他也把诏令封还。神宗说：“去年诏令说，御史台有官员空缺，委托御史台奏请推荐，不限制官职高低。”苏颂和李大临回答说：“从前台官，是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人中推荐充任。后来难以找到资历品级相当的人，所以朝廷特意开放这种制度。只是不限于博士、员郎，并不是说选人也可以奏请推荐。如果不限制官职高低，并把选人在内，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就不必再改任太子中允了。如今李定改为京官，已经是优厚恩典，再把他安置到御史台，先朝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侥幸的门路一旦开启，那些在仕途上奔走竞争的人，都会希望得到越级提拔；朝廷的名位器物是有限的，怎么能让每个人都满足愿望呢！” 苏颂坚持上奏不止，于是他和宋敏求、李大临一并被罢去知制诰，退回工部郎中的班次，天下人称苏颂、宋敏求、李大临为“三舍人”。

译一年多后，任婺州知州。当时他正沿桐庐溯流而上，江水突然急涨，船横过来将要倾覆，母亲在船中几乎溺水；苏颂哀号着跳入水中救母，船忽然自行扶正。母亲刚到岸边，船便翻覆了，人们认为这是他的纯孝感动了上天。后来调任亳州，有个豪强妇人犯罪应当受杖刑，却患病在身；每十天检查一次，仍未痊愈。谯县主簿邓元孚对苏颂的儿子说：“您父亲以才干高明、善于治理著称，怎么能被一个妇人欺骗？只要告诉医生依法检查，自然不会误判。”苏颂说：“万事交给公论，哪里容得下个人心意呢？如果言语有轻重，就会使人观望，或许导致将来后悔。”后来妇人去世，邓元孚惭愧地说：“我们这些人见识狭小，怎么能揣测您的用心呢！”苏颂加任集贤院学士、应天府知府。吕惠卿曾对人说：“子容是我的同乡前辈，只要他来拜访我一次，执政之位就可以得到。”苏颂听说后，只是笑笑，没有回应。经过三次大赦，李大临回到侍从职位，苏颂才被授为秘书监、知通进银台司。吴越发生饥荒，选任他为杭州知州。一天，他出行遇到一百多人，悲哀地申诉说：“我们因为转运司责令偿还市易钱的欠款，晚上囚禁，白天拘押，即使死了也没有办法偿还。”苏颂说：“我释放你们，让你们经营谋生；除去衣食所需，剩下的全部用来偿还官钱，限定年限，逐渐还清，可以吗？” 众人都道谢说不敢辜负承诺，果然按期还清了欠款。苏颂在有美堂宴请宾客，有人报告说带兵的人将要作乱，苏颂秘密派人逮捕为首者及其同党十多人，给他们戴上刑具送入狱中；直到傍晚宴会散去，座上宾客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修撰两朝正史，转任右谏议大夫。他出使契丹，遇到冬至，契丹的历法比宋历晚一天。契丹人问哪一个历法正确，苏颂说：“历法家的计算略有差异，节气交接有早有晚。比如亥时交节，仍然是今天晚上；如果超过几刻，就属于子时，是明天了。有的历法先，有的历法后，各自依照本国历法即可。”契丹人认为他说得对。出使回来后把这件事上奏，神宗称赞说：“朕也曾思考过，这是最难处理的事情，你的回答非常好。”神宗于是问契丹的山川形势和民情向背，苏颂回答：“他们讲和已经很久，颇为窃取中国的典章礼义，用来维持自己的政权，上下相安，没有离心背叛的意思。从前汉武帝曾说：‘高皇帝给我留下了平城之忧，我虽然长久勤苦征讨，匈奴终究不服。’到了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才叩头称藩。唐朝自中期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每次读《贞观政要》，都慨然产生收复的意图；到宣宗时，才把三关、七州收归有司管理。由此看来，外国的叛服并不恒定，不取决于中国的盛衰。” 苏颂的话大概有所讽谏，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元丰初年，代理开封府知府，施行鞭打刑罚颇为严厉。他认为京师人口众多、事务繁杂，必须加以弹压，应当用柱后惠文的严法治理，不能同亳州、颍州那种坐镇而治相比。有个僧人犯法，案件牵连祥符县令李纯，苏颂把李纯置之不问。御史舒亶弹劾他故意放纵，因此苏颂被贬为秘书监、濠州知州。起初，苏颂在开封任职时，国子博士陈世儒的妻子李氏厌恶陈世儒的庶母，想让她死，对众婢女说：“博士一旦服丧，就重重赏赐你们。”后来庶母被婢女杀死，开封府审理案件，执法官认为李氏没有明说让人杀死婆母，按法律不至于判死刑。有人诬告苏颂想宽免陈世儒夫妇，皇帝召见苏颂说：“这是人伦中的大恶，应当彻底查究。”苏颂回答：“事情在主管官署，臣本来不敢说要宽免，也不敢暗示他们加重处理。”案件长久不能判决。到这时，案件移交大理寺。皇帝以为苏颂先前曾请求，于是把案件移到御史台，逮捕苏颂来对质。御史说：“您赶快自己说明，不要再增加困辱。”苏颂说：“诬陷别人使其被判死罪，本来就不可做；如果自我诬陷而获罪，又有什么损害呢？”于是亲手写了数百字，承认自己的罪过。皇帝阅览奏牍，感到疑惑，反复追究事实，才发现是大理寺丞贾种民增删文辞、附会构成罪状。由此事情得以昭雪。同列官员仍因苏颂曾经听人谈及陈世儒夫妇闺房之事而追问他，苏颂回答：“是的。”因此被认为泄露狱情，罢职出任郡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不久，任河阳知州，改任沧州知州。入朝辞行时，皇帝说：“朕了解你很久了，但每次想任用你，总被事情耽误，这是命运啊！你的正直之道，时间久了自然会得到说明。”苏颂叩头谢恩。召回朝廷，任判尚书吏部，兼任详定官制。唐代制度中，吏部主管文官选授，兵部主管武官选授；神宗认为三代、两汉本来没有文武之别，议论者不知道如何处理。苏颂说：“唐代制度中，吏部有三铨法，按品秩分别掌管选官事务。如今如果想把文武选授都归于吏部，就应当分设左右曹掌管，每次选授再按品秩分别办理。”于是吏部开始有四选法。因入朝接受召对，神宗对苏颂说：“朕想修撰一部书，非你不可。契丹同宋朝通好八十多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等都没有可以考据的材料，只担心修书的人拖延，不能早日完成。不过按你的估计，这部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苏颂说：“需要一两年。”神宗说：“果然如此，若不是你，不能这样迅速。”书写成后，神宗读到《序引》，高兴地说：“正像《序卦》的文章。”赐书名为《鲁卫信录》。皇帝曾问宗子主持祭祀、承重的含义，苏颂回答：“古代贵贱的礼制不同，诸侯、大夫世代拥有爵位俸禄，所以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的区别，丧服也随之有不同制度；普通士人和庶人又怎么会参与其中呢？近代爵位不再世袭，宗庙因而不建立，尊卑也没有统属；嫡长子孙与众子孙没有什么区别。如今《五服敕》中，嫡孙为祖父、父亲为长子，仍然都穿斩衰服服丧三年；活着时在情感和礼制上相同，死后丧服却独独不同，恐怕不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世俗的说法竟把服丧三年叫作承重，却不知道承的是大宗的重任。臣听说庆历年间，朝廷议论百官中可以任子荫补的人，长子和长孙得到官职时稍微优厚，其余子孙都递减，这也接近古代建立宗法的制度。请下诏让礼官、博士共同议论礼制和法律，对于应当承重的人，斟酌古今收族、主持祭祀的礼制，设立宗子继承祖业，使其与众子孙的制度有所区别。士人和庶人不应一概使用同一条法规，应当让人懂得尊敬祖先，不违背礼教。”任吏部侍郎，升为光禄大夫。遭逢母亲丧事，皇帝派近臣慰问劳问，赐白金一千两。

译元祐初年，授任刑部尚书，升任吏部尚书兼侍读。他上奏说：“本朝典章制度沿袭唐朝旧制，请下诏命史官采集《新唐书》《旧唐书》中君臣的事迹，每天进呈几件，以供陛下阅览。”于是下诏规定，经筵官遇到不是讲读的日子，进呈汉、唐故事两条。苏颂每次进呈可以作为规劝警戒、对时事有所补益的内容，都一定陈述自己的意见，反复说明。他又说：“君主的聪明才智，不可以有所偏向；一有偏向就会偏颇，偏颇就会造成大患。如今正处于守成时期，应当以无所偏私之心应对政事，这样就没有治理不好的。”每次进读读到消弭战争、使百姓得到安宁时，他一定援引古今事例，以打动君主的心意。后来他又请求另行制造浑仪，于是朝廷命苏颂主持此事。苏颂精通律历，认为吏部令史韩公廉通晓算术而且构思巧妙，便上奏请求任用他。苏颂把古法传授给韩公廉，制造了三层台：上层设置浑仪，中层设置浑象，下层设置司辰仪，三者用一套机械贯通，以水激轮转动，不借助人力。到了规定的时刻，司辰仪便出来报时。星辰运行所经过的度数和位置，用来占候都很准确，不差分毫；昼夜、阴晴明暗，都可以推算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苏颂前后主管四选五年，每当选人改任官职，吏员便寻找其过失，故意拖延办理。苏颂命令吏员说：“某官因为某事应当在某处会合，并且引用适用的条文，将事情委曲详尽、没有遗漏的情况一并上报。”从此吏员不能任意刁难。每当有人来申诉，他一定取出案卷，让申诉者亲自检查阅览；申诉者心服后才退下。如果仍不服，苏颂一定反复诘问辨难，估量确实可行便施行；如果有疑问，就上奏请示，或者向都堂提出意见。因此选官大多感念他的恩德，即使没有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也心服口服地离去。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元丰五年，提拔为尚书左丞。他曾经代理枢密院事务。边帅派种朴入朝上奏：“得到间谍的消息，阿里骨已经死了，国内还不知道拥立谁。契丹官员赵纯忠谨慎守信，可以任用，希望趁他们还没有确定继承人，率领几千精兵，拥护赵纯忠进入其国拥立他。”众人都赞成这个请求。苏颂说：“事情还不能确定，越过边境去拥立君主，如果对方拒绝、不接受我们，岂不是会损害朝廷的威望吗？不如慢慢观察变化，等他们确定下来后再加以安抚整治，也还不晚。”不久阿里骨果然平安无事。元丰七年，授任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苏颂担任宰相时，致力于奉行旧有典章，使百官遵守法令、恪守职责。根据才能授予职务，杜绝侥幸求进的根源，严厉告诫边疆将领不要邀功生事。议论政事有不妥之处，他就坚决据理力争。贾易被任命为苏州知州，苏颂说：“贾易任御史时以敢于进言著名，既然已经担任监司，如今却因赦令反而降为州官，这是不可以的。”争论没有决断。谏官杨畏、来之邵说他扣留诏命，于是苏颂上章请求辞职，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随后出任扬州知州。又调任河南，辞谢而没有成行；于是请求告老，以中太一宫使的身份居住在京口。绍圣四年，授任太子少师退休。当时苏颂执掌政务，看到哲宗年幼、群臣意见纷纭，常说：“等君主长大以后，谁来承担这些过失呢？”每当大臣奏事，只是由宣仁太后裁决；哲宗有所意见时，有时竟无人回应。只有苏颂向宣仁太后奏事时，一定再向哲宗禀报；有太后的宣谕，也一定告诉群臣，让他们听从圣上的话。到贬斥元祐旧臣时，御史周秩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懂得君臣大义，不要轻易议论这位老臣。”徽宗即位后，苏颂升为太子太保，爵位累进为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夏至日，他亲自起草遗表，第二天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下诏停止视朝两天，追赠司空。苏颂器度宽宏深远，从不与人计较长短，以礼法约束自己。虽然身居显贵，生活供养却像寒士一样。从文字契刻以来的经史、九流、百家之学，以至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没有不通晓的。他尤其熟悉典章掌故，喜欢讲给别人听，连续不断。他还朝廷有什么制作，必定请他来订正。他曾议论学校制度，希望博士分门教授经学；考核诸生，把品行和学业作为选拔俊才、升迁任用的途径。他议论贡举制度，希望先考察实际品行，再考察文章才艺，废除糊名、誊录的办法，使有关官署参考士人平日的表现；从州县开始实行，希望可以恢复乡贡、里选的遗意。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评论说：吕大防稳重厚道，范挚刚正鲠直，苏颂有德行和气量。三人都在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担任宰相，却能使元祐之治与嘉祐时期相媲美，这样的功业难道是容易成就的吗！吕大防分条陈述宋朝家法八件事，所说并非过分赞美，足以成为万世的榜样。范挚辨别正邪极其严格，最终因为坚持正道而被群小怨恨，于是与吕大防一同死在贬所，士人舆论都为他们感到冤屈。只有苏颂高龄仍然屹立不倒，从未被奸邪玷污，世人称赞他明智，能够保全自身。然而看他评论知州张仲宣收受金钱一事，敢于冒犯君颜辨明罪情轻重，又陈述刑罚不加于大夫的道理，最终使张仲宣免于黥刑。自此以后，宋代命官犯贪赃罪而判死刑的，按惯例不再加施黥刑，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所做的多是雅正有德的君子之事，而造物者自有意相助他吗？” 列传第一百 王存、孙固、赵瞻、傅尧俞 王存，字正仲，是润州丹阳人。年幼时就善于读书，十二岁时辞别父母，到江西跟随老师学习，五年后才回家。当时求学的人正崇尚雕琢辞藻，只有王存写了几十篇古文，乡里的老先生见到后，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庆历六年，考中进士，调任嘉兴主簿，提拔为上虞县令。有豪强大姓杀人，很久没有人敢追究；王存到任后，查办州中官吏收受贿赂的事。豪强用钱贿赂其他官员，改变了这起案件，王存反而因此被罢免离职。过了很久，授任密州推官。他品行清正自重，受到欧阳修、吕公著、赵概的知遇。治平年间，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王存过去同王安石关系亲厚，王安石执政后，多次召他来讨论政事；意见不合，他就辞谢不去。王存在三馆任职多年，从不稍微贬低自己以求进取。曾被召到便殿见皇帝，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因而涉及对大臣的议论，所说都是当时人难以说出口的话，没有依附任何人。元丰元年，神宗察知他忠诚朴实而没有党羽，任命他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当时起居注官虽然每天侍奉皇帝，但奏事必须先向中书省禀报，等待旨意。王存请求恢复唐贞观年间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的旧例，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准许他直接入殿奏事，这是从王存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