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四

译考察其中的弊病，在于军队没有分开部署。应把军队分为三部，驻扎在必争之地，互为掎角以疑惑敌军的形势，并设置伏兵等待敌军前进。边塞堡垒一向坚固，再驱使百姓守卫，使敌军困顿于坚城之下，然后乘机从两面夹击，没有不胜利的。军队不分有六种弊病：一是让敌人蓄积勇力等待决战，没有其他力量牵制；二是我军人数众多，士卒就会懈怠；三是前代善于统率军队的将领必先询问军队数量，如今却让才能中等的人完全统领；四是大军一旦败退，敌人便长驱直入，再没有顾忌；五是重兵全部集中在一处，根本就会虚弱，奸佞小人容易借机进言；六是即使把大权交给将领，也难免对他疑忌，再派贵臣监督，军队进退都由朝廷遥控，失去应变能力。军队分开部署，就能完全改变这些弊病，这就是六种好处。胜败是用兵者常有的情势。把国内全部兵力用来攻击外敌，一旦失败就把全部所有都丢弃，苻坚在淝水、哥舒翰在潼关就是这样。这说明制胜敌人依靠谋略而不在兵多。有赵、魏、燕南之地，再加上山西，百姓足以守卫，军队足以作战。把军队分开统率，将领能够专断指挥；即使一支偏师遭到挫败，其他部队还可以奋战，怎么能把国家安危系在一处呢？所以军队在外失败而国家根本不动摇，是善于处理失败。过去六国各自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军队败于秦国后，仍能散而复振，几百次交战秦军还没有攻到它们的都城，这是守国牢固的缘故。陈胜、项梁率领关东军队，早晨失败，晚上就灭亡，是新建立的势力所造成的。凭借天下广大来谋求保全国家，还不如凭借方圆千里的坚固地势，却想袭取新建势力，侥幸寄托于一战，难道不是糊涂吗？军队已经长期停止使用，士大夫诵读学习相关典籍，认为百世之内不会再用兵；若不是极其荒谬的人，谁也不谈论这些。然而如果军队确实永远废弃，那也就罢了；倘若后世重新用兵，希望以这些事作为鉴戒，使当世君主稍有所觉悟，所以记述它的胜败经过。《息戍》说：国家割弃朔方以后，西部军队三十年没有出动，而千里边境的亭障和关卡，仍环绕着重兵驻守。虽然各部族屡次骚扰，很快就能平定，但屯田戍守的费用也已经十分巨大。西戎成为寇患，由来远在周代；西汉有先零，东汉有烧当，晋代有氐、羌，唐代有秃发，各朝都曾侵扰边境，成为国家的严重祸患。出兵平定它们，都取得过成功，但使中原疲惫困弊，东汉尤其严重，费用常常以亿计。孝安帝时期，羌人叛乱十四年，用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持续七年，用费八十多亿。到段纪明时，只用了五十四亿，便几乎全部剪除。如今西北的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路，共有戍卒十多万人。每个士卒一年供给，大约需要二万；骑兵和冗员士卒等，按其中较少的数目计算，总的粮饷还不包括恩赏，以十万人计算，每年就要用二十亿。白灵武停战，计算费用六百多亿，已经是前代的数倍。太平时期屯戍尚且如此，后来即使有其他警报，也不能有一天撤去这些戍军；这十万军队，只会增加，不可能有减少的期限。国家用丰厚利益招募商人输送粮食，耗尽四方财货，但没有水路漕运，所能运到的也不过是边境附近几个州罢了。粮食收成不是年年丰登，但军粮供给却有固定数额，近几年也曾逐渐匮乏。倘若敌人乘我连年饥荒而来，我必定要出兵救援；军粮运输应当从关中供应，那么还没有交战，西部边疆就已经困乏了，难道能不考虑吗？按照唐代府兵制度，上府有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就今天的计策而言，不如登记成年百姓为兵，仿照唐代设置府，但把人数减少一些。如今边境虽然有乡兵制度，却只限于最靠边的几个州郡，登记的民户很少，不足以防备敌人。估计京兆西北几个州郡，上等户可以有十多万，中等人家有它的一半，应当可以得到六七万士兵。只需改变赋税形式，不必另加负担：原来以帛缴纳的赋税不改为五谷，养马的人再免除杂徭。百姓有幸得到宗族庇护，也会乐意登记入籍。农闲时训练军务，选拔勇武有才者任什长、队正；秋季丰收时每十天检阅一次，常常像敌寇将至一样戒备。再用关内、河东的精锐士兵辅助他们，完全撤除京师禁军，慎重选择守边将帅，分开统率，专一任用。分开统率，兵力就不会过度集中；专一任用，将领就会更加奋勉；这样可以巩固防守，熟悉地势，积蓄更多粮食，训练精锐士卒，使胡虏没有可乘之隙，不战就能使其畏惧。《兵志》所说的“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敌人”，大概就是在朝廷谋划中取胜的策略吧？他又撰写《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等文章，总称《杂议》，共九篇，进献给朝廷。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召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然是由葛怀敏征召，但尤其受到韩琦的深切了解。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任命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为副使，又任尹洙为判官。尹洙多次上疏谈论军事，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大臣商议边境事务，并考察开宝以前用兵的旧事，由皇帝亲自裁断，以加强边防谋划。又请求减少并合栅垒，招募当地士兵，裁减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出售爵位的法令。当时诏令询问攻守策略，夏竦详细陈述两种策略，命令韩琦和尹洙到朝廷上奏。皇帝采纳进攻策略，任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往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坚持认为不可。尹洙返回到庆州时，恰逢任福在好水川战败，于是调发庆州部将刘政的数千精锐士卒，赶往镇戎军救援；军队还没有到，贼军已经撤走。夏竦上奏说尹洙擅自发兵，于是降任濠州通判。当时言官说，任福失败是因为参军耿傅督战过于急迫。后来得到耿傅的书信，才知道他是告诫任福持重，不要轻率前进。尹洙认为耿傅是文官，没有军职责任，却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的人诬陷，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召尹洙任通判州事，加任直集贤院。尹洙上奏说：汉文帝是盛德之主，贾谊评论当时的形势，尚且说值得痛哭。汉武帝在外制御四夷，以此强化君主威势，徐乐、严安还拿陈胜使秦朝灭亡、六卿篡夺晋国来作警戒。汉文帝、汉武帝都不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子孙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盗贼兴起。有人把反叛的消息报告给他，秦二世发怒，把报告者交给官吏；有人说正在追捕，马上就能全部捕获，不值得忧虑，秦二世便高兴了。隋炀帝时，四方兵乱兴起，左右近臣都隐瞒贼人数目，不据实上报；有人说盗贼很多，反而立即受到责问。秦二世、隋炀帝都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秦、隋的宗庙社稷几年之间就成了废墟。陛下看今天天下的治理情况，和汉文帝相比怎么样？以威势制御四夷，和汉武帝相比怎么样？国家以仁德为根本，陛下慈爱孝顺、爱护百姓，确实远远超过秦、隋。但西边有不臣服的敌虏，北边有强大的邻国，这并不只是闾巷盗贼那样的局势。

译自从西夏违抗命令以来已经四年，沿边各地屡受骚扰，内地疲于长途运输。军队长久在外而休息没有期限，最终必然有人乘国家疲弊而起兵。《兵法》所说的“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正是这种情况。当此之时，陛下应当早晚忧惧，思虑事变，堵塞祸乱的根源。陛下延请询问边事，容纳直言，前代君主勤劳宽大，没有谁能远远超过您。然而我没有听说陛下把宗庙安危当作忧患，把国家危亡当作恐惧，这就是卑微的臣下感慨愤懑、郁结不平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为什么呢？现在命令屡次更改，恩宠过分泛滥，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应当在陛下自身所作所为上加以警戒和慎重，并不是有什么难以改变的形势。然而因循不改，弊病日益严重。我认为陛下不把宗庙当作忧患、不把危亡当作恐惧，原因就在这里。命令一经发布却不兑现，是君主用来取得下民信任的根本。过去民间听到朝廷发布一项命令，都会惊惧注视；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私下议论，认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是命令日益被下民轻视。命令被轻视，朝廷就没有尊严了。又听说群臣有人进献忠诚谋略，陛下起初非常听取，过了一年又有人阻挠，您的心意便改变了。进忠言的人因为知道不能始终得到信任，便大多自行压抑自己的谋略，认为说了也没有用，这就是命令屡次更改的弊病。爵位和赏赐，是陛下掌握的权柄。近来外戚、宦官以及士人，有的凭借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直接下达的任命称为“内降”。我听说唐朝政事衰败时，有时太后专权，有时妃嫔、公主干预朝政，树立私恩、结成私党，名为“斜封”。如今陛下的威权出自自身，外戚、宦官中贤能有才的人，应当和大臣公开商议后进用，何必沿袭“斜封”的弊病呢？如果让大臣顺从，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会阻挠陛下的恩德。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事；阻挠恩德，就会使上面的权柄受到轻视。而且大公无私、不阿谀奉承，本来是朝廷用来要求大臣的标准。如今却自己因为亲近私情而扰乱它，却想责备大臣不徇私，实在困难。这就是恩宠过分泛滥的弊病。赏赐，是国家用来奖励功劳的。近年来，嫔妃、伶官、太医等人得到的赏赐过于丰厚。民间传说，内库中的金帛，都是祖宗历朝积聚下来的。陛下使用它们，并不十分爱惜，如今所剩已经不多。臣身处疏远之地，确实不能知道内府储藏丰歉的数目，只看见向百姓征取的东西一天比一天繁多，就知道公帑中积存的财物并不丰厚。臣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部长期用兵以来，费用逐渐扩大，府库积蓄未必全都被赏赐耗费；但下层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明白内情，他们只看见陛下的行为而受到感动。往年听说边将王珪因为奋力作战而获得赏金，就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时看见优人得到的赏赐过于丰厚，往往就愤怒叹息。人情不可不察，这就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病。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同知道的，近臣却一味阿谀奉承而不肯进言，以至于到了今天。如今不只是四夷造成祸患，朝政日益败坏而陛下没有觉察，人心日益危险而陛下并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整治内部，再以此整治外部。这样以后，忠诚的谋略会逐渐得到进用，纲纪会逐渐振作，国家用度会逐渐充足，士气会逐渐振奋，边境的祸患或许就能平息。希望陛下深切察看秦、隋因为厌恶听忠言而灭亡的原因，远远效法汉代君主不忌讳谈论危乱所以能够长存的做法，每日亲近盛德之人，和百姓重新开始，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改任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事务。适逢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以便沟通秦州、渭州的援兵。尹洙认为此前多次被贼军困扰，正是因为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加城寨，不可行，于是上奏请求停止。此时郑戬已经解除陕西四路都总管职务，但朝廷仍照旧命令刘沪等督促役夫。尹洙对此不平，派人再次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张忠也不接受。于是尹洙命令狄青给刘沪、董士廉戴上刑具，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论列，最终把尹洙调到庆州，同时修筑水洛城。又调任晋州，升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适逢董士廉到朝廷上书控告尹洙，诏令派御史刘湜就地审讯，查不出其他罪过。但尹洙的部将孙用原是军校，从京师借取带利息的钱来到任所，没有钱偿还。尹洙爱惜他的才干可以任用，担心他因犯法被罢免，于是曾经借用公使钱替他偿还，又说自己曾经借过钱给他，因此获罪，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人无不认为刘湜是在罗织罪名陷害他。调任监均州酒税，因病，沿着公文行程到南阳访医，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嘉祐年间，宰相韩琦替尹洙申诉，朝廷才追复他的原官，并授予他的儿子尹构官职。尹洙内心刚强，外表温和，学识广博而有器度，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章风格低下衰弱。到了宋初，柳开开始提倡古文，尹洙和穆修又使它振兴起来。他写文章简洁而有法度，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不向宋朝称臣，尹洙没有一次不在军队之中，所以对西部事务尤其熟悉。他关于军制的论说，陈述了当时战守胜败的全部利害；又想训练当地士兵代替戍卒，以减少边防费用，作为防御戎狄的长久策略，但都还没有来得及施行，赵元昊就称臣了，尹洙也离开军队并因此获罪。孙甫，字之翰，是许州阳翟人。年轻时喜爱学习，每天诵读几千字，仰慕孙何写古文。起初参加进士考试，获得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并考中，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推荐他的才能，升任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征召他任永兴司录，各项属吏职务，哪怕细小末节的事都依靠孙甫办理。孙甫说：“如果用这些事来对待我，我就可以离开了。”杜衍听说后，不再把小事交给孙甫。杜衍和他宴饮交谈时，孙甫一定引用经书来回答；谈到天下贤能俊杰时，他逐一评论各人的才性和长处。杜衍说：“我征召属官，得到了一位益友。”各地生员也有很多跟随孙甫学习。调任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又升任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钱，百姓苦于转运贸易时重量太大，所以设置交子，用纸券代替钱，以便利市场交易。转运使认为伪造交子而犯法的人很多，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铸；私铸有罪，难道就可以废除钱吗？只需严格治理，不应因小的弊病而废除大的便利。”后来交子最终没有废除。杜衍任枢密副使时，把他推荐给朝廷，授任秘阁校理。

译这一年，诏令三馆臣僚上书议论政事。孙甫刚进呈十二件事，就依据祖宗旧有的事例，考察当代政治有哪些不及之处，撰写论述来进行讽谏，书名为《三圣政范》。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下红雪，河东地震持续了五六年没有停止。孙甫推演《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异应验的事例，上疏说：“红雪，是赤色灾异，是君主舒缓怠慢的应验。舒缓怠慢，政事就会松弛，赏罚就会失当，百官就会荒废职守，这就是招致祸乱的原因。晋太康年间，河阴降过红雪。当时晋武帝怠于政事，沉溺于后宫荒淫宴乐。他每次接见臣下，大多只谈日常事务，不涉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所以招来了红色灾异的怪象，最终导致晋朝祸乱。地震，是阴气盛大的表现。阴气所象征的，是臣下、后宫和四方夷狄。这三者不能过于强盛，过于强盛，阴气就会发生变异而震动。忻州赵分一带，地震持续了六年。每次地震，都有如雷的声响；前代地震，从没有持续这么久的。只有唐高宗原先受封于晋地，等到即位以后，晋州连续多年发生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宠干政、大臣暗中谋划，应当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后来武昭仪专横放肆，几乎使唐朝的国统发生变易。天地间的灾异变化，本来就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陛下要挽救舒缓怠慢的过失，没有比亲自掌握赏罚威权、适时作出英明决断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可以震慑奸邪、整肃天下。” “要挽救阴气过盛的变异，没有比对外谨慎整备军备、对内约束后宫更好的办法了。谨慎整备军备，就应当严厉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谋划军事防务，周密考虑成败；约束后宫，就应把掖庭中凡是不按典制掌管御幸之事的人全部遣出，并且削减对她们的恩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当时契丹、西夏逐渐强盛，后宫张修媛受到宠幸，大臣专擅政权，孙甫因此进谏。他又说：“张修媛受宠而放纵，四处施恩买好，祸患已经逐渐萌发。皇后，是正嫡；其余妃嫔，不过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所用物品不应超过制度。从古以来，宠爱女色，起初不加限制，后来便无法限制的人，造成的祸患是无法挽回的。”仁宗说：“所用物品由有关部门办理，朕只是遗憾不知道这些事。”孙甫说：“世人说谏臣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就是因为谏臣可以把皇帝不知道的事传达上去。至于前代女色造成祸患的事情，都记载在书史中，陛下自己也可以知道。” 西夏请求缔结盟约，孙甫上疏列举一项好处和四项害处说：“自从长期用兵以来，国家财用空虚耗损。如今如果同西夏约定和好，边境军队可以减少，征收赋税也可以减省。这是第一项好处。起初，契丹扬言曾派使者告知西夏，准备让西夏派使臣到中国来。如今和议一旦达成，契丹一定会倚仗这件功劳。去年契丹提出割地的请求，朝廷已经增加了每年的财物；如果再提出要求，将怎样拒绝它？这是第一项害处。太平四十年来，武备没有整治；等到边境有警报，却使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和未经训练的士兵，所以长久没有取得成功。然而近来边臣中有才能、谋略和勇健兼备的人，往往重新出现，正努力讲习训练而不懈怠，以壮大中国的威势。一旦因为议和而放松戒备，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遇到紧急情况必定不能使用。这是第二项害处。自从元昊抗拒命令以来，始终不敢深入关中，是因为唃厮啰等部族不归附他，担心成为后患。如今中国同西夏和好，西夏得到丰厚的岁赐，它一定会集中力量制服这两个部族；其强大的形势，将从此开始。这是第三项害处。况且朝廷倚仗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松弛而不修整。等到西戎屡次战败，朝廷才开始谋划改革，以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看见戎人请求和好，如果只贪图无事，那么将来的祸患就无法挽救了。” “这是第四项害处。凡是利害得失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谋划。” 他又说：“张子奭出使夏州回来后，元昊再次自称臣属，但请求每年卖给他青盐十万石，同时还想在京师进行各种物品的互市，并且请求增加每年的供给数额。臣认为，西盐数万石，价值不会低于十多万缗钱。何况朝廷已经答应每年赏赐二十五万，如果又答应他贩卖青盐，那么赏给他的财物就会同给契丹的数目相当。契丹听说后，贪得的念头就会产生。况且从李德明时期起，西夏屡次请求放行青盐，先帝因为这会扰乱法令，没有答应。后来西夏请求不止，朝廷把李德明的弟弟追回来作为人质，然后才答应，这就是用对方难以接受的事情来堵住他的念头。盐，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来源；而且西戎的盐味道胜过解池所产的盐，产量又没有穷尽。一旦开放禁令，盐流入民间，就无法防范了。又听张子奭说，元昊自从抗拒命令以来，收拢结交人心，抢掠所得很快分给部众；兵力虽然强盛，费用却随之困窘。在这种时候，尤其应该设法使他陷于困境，怎么能急忙同他讲和，委曲迁就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到朝廷，孙甫建议诏令韩琦等人，逐条评定四路将官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发生兵变以前，曾有人告发，但大臣没有及时揭发处理。孙甫于是说枢密使和副使应当获罪。枢密使是杜衍。边将刘沪在渭州修筑水洛城，总管尹洙认为刘沪违抗节度，准备杀掉他。大臣逐渐支持尹洙的意见，孙甫认为：“水洛城沟通秦州、渭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应获罪。”因此罢免尹洙，释放刘沪。杜衍多次推荐孙甫，尹洙又一向同孙甫友善，但孙甫对他们丝毫不徇私，他的刚直明辨、不徇私情就是这样。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习、没有才术，不可以任用。仁宗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孙甫请求出任外官，没有得到允许。后来他上奏说丁度因回答皇帝询问而请求升用，仁宗说：“丁度从未这样请求过。”丁度请求同孙甫辩论，并且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生。于是孙甫以右司谏的身份出任邓州知州，后调任安州，历任江东、两浙转运使。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很多事情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孙甫说：“范公是大臣。我在这里屈从他，那么在别的地方就无法伸张法令了。”于是对一切事情都用法律约束他，但退朝以后却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贤能。孙甫两次升任尚书兵部员外郎，改任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又任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升任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下任侍读。去世后，特赠右谏议大夫。孙甫性情刚强果断，善于坚持自己的论点，有文集七卷，撰有《唐史记》七十五卷。他每当谈论唐朝君臣的所作所为，就借此推究当时政治的治乱，仿佛亲身处在其中；听的人都明白清楚，好像亲眼看见一样。当时人说：“整天读史书，不如听孙甫讲一天。”《唐史》收藏在秘阁。

译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祖父谢懿文，任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成为富阳人。父亲谢涛，以文章和品行著称，凭进士出身起家，任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反叛，攻陷州县，谢涛曾谋划守城御敌的办法。叛乱平定后，他因功升任观察推官，代理华阳县知县。战乱之后，田地房屋荒废，诏令规定，凡是能够占有荒田并加倍缴纳租税的人，就把田地给他，于是肥沃田地全被豪强占据，流亡百姓甚至没有归宿。谢涛收回诏书，把田地全部归还原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兴国军知军。回朝后，因治理政绩被召到长春殿回答皇帝询问，命他到学士院参加考试。适逢契丹入侵，真宗商议亲征。当时曹州、濮州盗贼很多，契丹又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于是任命谢涛为曹州知州。所属县的赋税大多运到睢阳，以帮助军队粮食供应；这一年连降大雨，百姓苦于转运，谢涛把赋税全部留在当地，没有运走。他上奏说：“江淮漕运的船只每天经过睢阳，可以取这些粮食供应军队。希望把曹州的赋税留在广济河，以供给京师。”转运使认为不可，朝廷下诏采纳了谢涛的奏议。他曾出使蜀地回来，举荐所辖官员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数太多，谢涛说：“如果其中有人有罪，我愿意连坐受罚。” 奉命出使而举荐官员并愿意连坐受罚，从谢涛开始。过了很久，因冯拯推荐，又被召回参加考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兼任直史馆，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陵墓的灵车经过道路时，有关部门请求把城门、房屋全部拆毁，以便车舆和仪仗通过。谢涛说：“先帝车驾举行封禅祭祀时，仪仗物品十分完备，尚且没有听说拆毁什么；而且遗诏要求节俭简朴。如今有关部门制作明器，过于奢侈高大，使州县劳苦，这不是先帝的本意，希望下令少府削减裁损。”升任直昭文馆，历任官职至太子宾客。谢绛凭借父亲的任职资格参加考试，任秘书省校书郎；考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县知县。他善于议论，喜欢谈论时事，曾经论述四民失业，篇幅累计数千字。天禧年间，他上疏认为宋朝应当以土德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采用以天为统绪、以金为德。诏令两制官员讨论，众人都说：“采用土德，就应当越过唐朝而上承隋朝；采用金德，就应当越过五代而承继唐朝。但是太祖实际上是接受周室禅让而即位，怎么可以不遵守传承继统的次序？”谢绛和董行父的意见都被贬斥，没有采用。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召他参加考试，提拔为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因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仁宗即位，升任太常博士。他采用郑氏《经》的说法和唐朝旧例议论，认为宣祖不是受命之祖，不应配享感生帝，请求改以真宗配享。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不可。不久出任常州通判。天圣年间，天下发生水旱灾害，蝗灾兴起，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去年京师发生大水，冲毁百姓房屋，河渠突然泛滥，几乎淹没城郭；今年又遭旱灾，百姓因疫病死亡，田地和谷物焦枯，秋收毫无希望：这些都是极大的灾异。按照《洪范》和京房《易传》的说法，祭祀简慢，违背天时，就会使水流不能顺利下泄；政令违背时令，水失去本性，就会冲毁国都城邑，伤害庄稼；专权者自以为聪明，诛罚完全没有道理，就会发生大水杀人；想施行德政却不实行，这叫作张，灾害就是荒歉；上下都受到蒙蔽，这叫作隔，灾祸就是旱灾。天道按照相应类别显示警戒，大体就是如此。陛下日夜辛劳处理各项政务，正想用办法消除时令灾变，本应策问并告诫灾祸过失，改变政事教化，下达罪责自己的诏书，修明顺应时令的政令，公布群臣的言论以疏通壅塞，斥退近幸之臣以削弱阴气。然而圣心优柔，重在改变旧制；所发布的号令，没有听说有哪一项合乎天意。” 风雨、寒暑对于天时来说，是最大的信用；如果这种信用不能施及万物，恩泽不能彻底下达到民间，水旱就会成为灾害。近来朝廷的制诏命令，往往过了一夜就改变，刚实行便仓促停止，却想让风雨守信，这怎么可能呢？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皇帝不走出宫门，怎么能全部知道？而朝廷上的臣子，也没有听说得到皇帝几刻钟的召见，能够进献几句有益的话。早晚在皇帝左右的，不是受恩宠的人，就是谄媚幸进之徒，上下都受到蒙蔽；这样的灾异应验并非虚妄。从前两汉发生日食、地震、水旱等灾变，就策免三公，以表示警戒和畏惧。陛下任用宰辅大臣，都是一时精选的人才，但政道没有兴盛，天时没有顺遂，难道是大臣辅佐不明智吗？还是陛下对他们信任不深厚呢？如果确实要使用他们，就应当推心置腹地责成他们，使他们发挥最大成效；如果认为他们不能胜任，就应当重新选用贤能的人。近来奸邪之人容易进用，守正之士屡屡困厄，政令出自多个部门，世俗喜欢走捷径。圣心本来想使天下贤能之士都得到任用，各自分掌职务、接受政事；可是宰相正在考察贤能、进用官吏，却没有人敢提出意见。想施德政却没有实行所造成的应验，又可以得到证明了。如今阳气骄盛而不能消解，虫灾逐渐炽烈，河水任意泛滥。只遵循旧有轨迹，实行平常的政务，我担心不足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堵塞上天最严重的警告。古代粮食歉收就减少膳食，灾害多次降临就降低服饰规格，遇到荒年不粉饰宫室。希望下诏引咎自责，减少太官的膳食，避开路寝而不上朝，允许士大夫不避忌讳地把意见上达，批评抨击时政弊病。停止不急迫的劳役，减省没有名目的征敛，不要增加私人的恩宠，再提拔正直之士，宣扬德政、流布教化，使天下得到休养。上面的至诚感动天意，下面得到深厚恩惠，难道还会有时雨难降的忧患吗！” 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适逢修撰国史，任命谢绛为编修官。史书修成后，升任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谢涛任职西京，而且已经年老，谢绛于是请求方便奉养父亲，任河南府通判。他又论述说：“唐朝的丽正、史官等机构，都设在大明宫、华清宫内。太宗皇帝开始修建三馆，又在升龙门左边另建秘阁，亲自书写飞白体匾额，并作赞语刻在阁下。景德年间，图书逐渐增多，真宗皇帝又把内府四库藏书充实其中。两位圣主多次亲临，亲自慰劳询问；在宫中轮流值宿的人，还能得到不时的召见。人人努力研习道术、探究艺文，知道天子尊重礼遇士人十分勤勉，而名臣高位也由此选拔出来。从前遭遇火灾焚毁，来不及在宫中修复，有人援引两省旧例，另建外馆；值舍低矮嘈杂，民间屋舍拥挤相连。大官、卫尉等部门，供给和准备日益削减，有损体制、伤害风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从未使翠华仪仗迂回而来、屈尊驾临，寥落的藏书府库，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车马声了。议论的人认为，陛下仰慕道术不如古代专笃，礼遇士人也比从前减少。士人得不到延请访问的勤勉，因循敷衍之风却相互推重，不能自我激励，文雅之风渐渐衰败，我私下替圣朝感到惋惜。希望开辟内馆，以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 诏令批准了这件事。

译谢绛虽然身在外地，仍然多次议论政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守本分的人，假托星相术数，自称先生、处士，戴着破旧头巾，穿着短粗布衣，暗中结交权贵宠臣，对外奔走于各州县；严重的还假传、诬称诏书，傲慢轻视官吏。请严加禁止。过去曾用皇帝亲笔敕书赐给封号的人，应追回敕书和封号。” 后来回朝代理开封府判官，上奏说：蝗虫遍布田野，密集地飞进城郭，跳入官署寺院，井和堰都被填满。《春秋》记载鲁国三次发生螟灾，《谷梁传》认为这是鲁哀公用田赋暴虐搜刮百姓的结果。朝廷关于收敛和放宽赋税的法令，近来接近廉明公平；但据臣听闻，似乎官吏并不十分称职，因而招来了这些灾变。如今凡是掌管一方州城、牧养百姓的人，都有专擅一方权力的情况：有才能的人掠取功劳、求取名声，把严厉急迫当作治理方法，有的虚饰辩说而没有实际功效，却屡次受到奖赏录用；愚庸的人只顾按期完成文书，又畏首畏尾。二者施政不同，却同样归于弊病。治理国家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在于选择官吏；官吏奉行正道，百姓就安定，阴阳之气和谐，灾害就会止息。希望先从大州大邑中选取几十至一百个，诏令公卿以下官员推荐可以任州守的人，使他们能够自行选任所属县的令长，务必寻求有谋略和才干的人，不限制资历和考核年限。然后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满一年后逐条上报治理状况，有的调任，有的留任，必定会出现功绩、教化和风俗方面的成效，这同有关部门只按资历任官的情况不同。汉代时，朝廷下诏询问京房消除灾异的办法，京房回答说应当考核官吏的功绩。我希望陛下广泛访求善于治理的官员，除去烦琐苛细的命令；告诫掌管财政的大臣，减少聚敛财物的劳役。不要制造大案件，不要任用急躁的人，务必使天下安静安定，保持深沉寡言。《传》说：‘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礼制要求百官齐备而不处理政事。’这是说要减省事务。如果这样做了灾气仍不消除，吉祥美善仍不降临，那就是天意在欺骗我们、圣人的话在迷惑我们吗？” 适逢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述《诗经·白华》，引用申后、褒姒的事情来讽谏，言辞十分恳切深刻。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任兵部员外郎。他上奏说：“近来器物使用越来越奢侈，赏赐超过制度，宫中索取的物品，去年计算有缗钱四十五万。从今年春天到四月，已经达到二十多万。近来诏令裁减节约费用，但有关部门发文，只要求查找咸平、景德年间的账簿。账簿如果不存在，就无从办理。臣认为不如由近及远，逐年考察开支并加以裁减，不必以咸平、景德年间作为标准。” 起初，诏令停止织造密花透背的织物，禁止人们穿用，并且说从掖庭开始实行。后来宫人被赏赐衣服，又从有关部门取用。后苑又制作玳瑁器物，向市场索取龟筒。龟筒是禁用物品，民间不得拥有，但宫中索取不止。谢绛都上奏请求停止这些事。他又说：“号令屡次改变，就会损害国家体统；听取利害意见偏颇，就会使判断力受到迷惑。请求的人只想让自己的意见实行，守成的人又担心政令不统一。请停止内降，凡是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院议定，然后施行。”于是进献《圣治箴》五篇。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提拔为知制诰，兼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定官员时，过去只看职田有无，不问职田多少，因此分配不均。谢绛核查实际情况，按职田多少区别待遇；那些名义上有职田而实际上没有的，一律不采用，众人认为这样很便利。礼院原先改判为知礼仪事，是从张绛提出请求开始的。出使契丹回来后，请求出任邓州知州。距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有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源路远而水量少，利益不能惠及百姓；堰边用新土筑成堤防，民间称为“墩”的大小堤墩又有十多个，每年多次损坏，便总是调发百姓增修。奸人储藏柴草和茭草，等待堤防危急的时候，往往偷挖决开堰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察召信臣六门堰的旧址，距城三里，拦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田地多达三万顷。他请求恢复修建，可以免除州民每年的劳役，把水利交给百姓享用；工程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六岁。谢绛凭文学才华闻名一时，为人修身洁净、温文含蓄；所到之处都大力兴办学校，曾请求各郡建立学校。他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导各地学生，从远方来求学的有数百人。他喜欢施惠于宗族，也喜爱接待宾客，因此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剩余财产。有文集五十卷。儿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学，撰写《诗经》《尚书》的传说数十篇，最后任秘书丞。景回早逝。景温，字师直。考中进士，任汝州、莫州通判，江东转运判官。兴修宣城百丈圩，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他有罪，于是降为通判、涟水军知军。神宗初年，知谏院邵亢认为他先前的事情做得正当，调任真州，提点江西刑狱。历任京西、淮南转运使。景温一生从未在朝廷任职。王安石同他友善，而且景温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于是景温突然被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当时正厌恶苏轼，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回四川为父亲服丧时，乘船贩卖货物。朝廷下令六路捕捉查问船夫、水手，穷尽调查此事，最终没有一项事实证据。苏颂等人议论李定不为母亲服丧，景温察觉这是王安石的意图，便在皇帝面前替李定辩解。不久事情交给御史台处理，景温难以违背众议，才说李定应当追服。后来他又说薛向不应当任侍从，王韶关于边境的奏报有诬罔之处，逐渐失去王安石的心意；但王安石仍念及他曾经帮助自己，只改任他为直史馆兼侍读。景温不敢接受任命，出任邓州知州。过了一年，升任陕西都转运使，因为不遵守司农寺的约束，改任邓州、襄州、澶州知州，加任直龙图阁，兼判将作监。转任右谏议大夫、潭州知州。章惇开拓五溪，景温协力拓展修筑，因论功升官，召回朝廷任礼部侍郎。又出任洪州、应天府、瀛州知府。元祐初年，升任宝文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不到一年，御史中丞刘挚说他不是能够处理繁杂事务的官吏。右司谏王觌说：“瀛州有个妖妇李氏，自称侍奉九仙圣母，能够同人通话，谈论祸福。景温在郡中被她迷惑，给她的礼物和馈赠十分丰厚，还派十名士兵带她进京；多次派儿子景温的儿子慥到她那里；又补任李氏的女婿为小史，使他能够出入官府，壮大声势；甚至放纵宠妾的弟弟，醉后殴打市民。这样处理政务，还有什么可顾惜而不加以责罚的呢？”于是罢免景温，改任蔡州知州。元祐三年初，设置权六曹尚书，任命景温为刑部尚书。刘安世又弹劾他，改任郓州知州，后来又历任永兴军。此时章惇任宰相，景温说元祐年间的大臣改变了先帝的政令，并且西夏人傲慢无礼，始终没有归顺命令，应当停止分界划界，以马匹所到之处作为边界。章惇采纳了他的意见，调任河阳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译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亲叶参，最终官至光禄卿。清臣幼年聪敏异常，喜好学习，善于写文章。天圣二年，考中进士，知贡举刘筠认为他的对策非同寻常，提拔为第二名。宋朝进士凭策论被擢升为高等名次，从叶清臣开始。授任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回朝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出任太平州通判、秀州知州。入朝判三司户部勾院，改任盐铁判官。他上奏九件事：请求派使者巡视天下，了解百姓疾苦，考察官吏能否；兴办太学，选置博士，允许公卿大臣的子弟补为学生；提高县令的地位；各科举人应选取通晓名义大理的人，并用策问考察他们；裁减流外官，不许他们进入仕途；允许武臣服满三年之丧；停止度僧；废除以诵读经书作为一项专门考试；训练士兵、操练将领，谨慎发布命令，删简条约。奏文多未载录。出任宣州知州，屡次升任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升任直史馆。这一年冬天，京师发生地震。叶清臣上疏说：“上天以阳气运动，这是君主之道；大地以阴气安静，这是臣下之道。天动地静，君主尊贵、臣下卑下。改变这种秩序就会发生祸乱，大地也因此震动。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发生地震，过了一会儿便停止；定襄同日发生地震，一直到第五天还没有停止，毁坏房屋寺院，杀死人员牲畜，总数达到十分之六。大河以东，绵延一千五百里而波及京师，实在是极大的灾异。近来荧惑星侵犯南斗，掌管历法的人相互对视而惊骇。陛下忧虑勤劳于各项政务，正当夏季安泰宁静，可是一年之中灾变接连出现。一定是下有失去民众希望的事情，上有违背天意的事情，所以天降警戒来启发陛下清明的心。然而陛下安然不以为异，只让内侍奔走四方，办理佛事、修习道科，这不是所谓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实际办法。近来范仲淹、余靖因进言论事被贬斥，天下人闭口不敢议论朝政，将近两年了。希望陛下深刻自责，允许延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士，或许可以使上天明示威严、降下鉴察，而善良的应验也会聚集到来。”奏书上达几天后，范仲淹等人都得到调任近处。适逢诏令征求直言，叶清臣再次上疏，论说大臣专擅政权，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叶清臣请求出任外官，任两浙转运副使。太湖沿岸有百姓的田地，豪强占据上游，水不能排泄，百姓又不敢申诉。他曾建议疏通盘龙汇、沪渎港，使水流入海，百姓依靠这项水利得到好处。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当时陕西正在用兵，他上奏说：“如今将领平时没有储备，士兵平时没有训练，财物也没有长期积蓄。边境稍有警报，对外没有勇猛的将领，对内没有强大的军队。看看西北两边的边防，就像一个破漏的大葫芦，外表显得雄壮，内部却空空荡荡，完全没有东西。假如不幸敌军猖獗突袭，腹地各城不是凭计谋就能守住的。自从元昊僭越叛乱以来，因循拖延到延州遭寇，已经过了一年。可是屯戍没有办法，物资粮食不足，整年养兵，却完全不能使用，连监牧的马匹也没有多久就空缺了。使愚昧的百姓没有可以依靠而安居的地方，这就是臣日日忧虑这个大葫芦被戳穿的原因。如今羌戎稍稍退却，诡计变化无穷，怎么能趁眼前暂时的小安定，忘记前一天所受的大耻辱？如果又泰然自处，那么后人看今天，就会像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了。” 元昊包围延州，后来撤军离去，钤辖内侍卢守勤和通判计用章在朝廷互相争讼。当时掌权的内侍大多替卢守勤游说，朝廷商议从轻治卢守勤的罪，却把计用章流放到岭南。叶清臣上疏说：“臣听到众人的议论，延州被围时，卢守勤首先面对范雍号哭，谋划派李康伯去见元昊，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计用章认为事势危急，不如退守鄜州，李康伯于是说‘为国死难，不能出城见贼’。元昊退兵以后，卢守勤害怕金明失守、两名将领被杀，朝廷把罪责归于边将；又想到仓促间说过的话，一旦被人揭发，祸患就不可预测。于是他反复改变先前的议论，把过错推给别人，先写奏章陈述，希望取得信任。这正像黄德和诬奏刘平，想免除自己退走的罪责。不久听说计用章也上疏揭露卢守勤的事情，朝廷诏令文彦博审理弹劾，尚未分清谁是谁非，却仓促治罪计用章、李康伯，特赦卢守勤。这一定是有人结交中贵，迷惑圣听，认为正值边疆用兵之时，不可轻易兴起大狱。臣考察前代史事，魏尚、陈汤虽然有功，尚且免不了削夺爵位，处罚审查办理案件的吏士。何况卢守勤拥兵自守，观望不出，放纵羌贼攻破一个县、擒获两名将领。” 大罪没有诛杀，又自己掩饰过错，伪造诬陷上奏；这种事情如果不审查，那么还有什么罪过不能容忍？假使计用章有退守鄜州的话，最多只能按畏惧怯懦治罪；而卢守勤谋划出城见贼，实际上是归降。两人的罪责，谁重谁轻，希望诏令文彦博审讯并公正处理这件案件。如果计用章的供状果然虚假，卢守勤的罪果然清白，就应当给计用章另加重罪，舆论也会认为公允。不能偏听一面之词，损害王道无所偏党的原则。”后来案件审理完毕，卢守勤才被降为湖北兵马都监。当时西部战事没有平息，急需筹措经费，中书省拟定三司使人选时，叶清臣起初不在其中。仁宗说：“叶清臣的才干可以任用。”于是提拔他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他开始奏请编纂前后诏敕，使属吏不能欺骗；对繁杂冗乱的账簿，一律删削。内东门、御厨都由内侍掌管，凡是他们呼叫索取的物品，有关部门不敢过问，于是制定合同来查验物品的出入。叶清臣同宋庠、郑戬一向友善，因此被吕夷简厌恶，出任江宁府知府。过了一年，入朝任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父亲去世服丧时，进言的人认为叶清臣懂军事，请求起用他镇守边境。服丧期满后，宰相陈执中一向不喜欢他，便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邠州知州。他途经京师，于是请求入朝回答皇帝询问，改任澶州知州，升任尚书户部郎中、青州知州。调任永兴军，疏浚三白渠，灌溉田地超过六千顷。

译仁宗驾临天章阁，召集公卿，拿出亲笔诏书询问当世的急务。叶清臣听说后，分条回答，极力论述时政的缺失，其中言辞多触犯权贵。他还说：“陛下想平息奔走求进之风，这取决于中书省。如果宰相裁抑那些奔走求进的人，风俗就会淳厚，人们知道满足和止步；宰相任用奸佞之士，就会使人贪图荣华、冒险求进，激成混浊的波流。从前有些人任职掌管库藏，每天奔走于当权宰相的门下。进去就收集街谈巷议，作为宰相的耳目；出来就窃取朝廷谋议和朝政议论，拿来惊动同辈。一旦都被提拔担任官职，就用来酬答他们的任用。近来士人竞相沿袭这种风气，出入权贵要人的住宅，时常有‘三尸’‘五鬼’的称号。有的列入馆职，有的安排到尚书省各曹。况且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如今却不是这样，全都成为宰相的臂膀和心腹。宰相所厌恶的人，就搜寻细小过失，公开攻击；宰相所喜欢的人，就跟着唱和，替他预先说好话。中书省的政令不公平，赏罚不恰当，他们就闭口不言，从来不敢进谏。君主有细微的过失，或宫闱中的小事，他们却极力进言，超过实际情形，借此把自己当作敢于直言的人。任职还不到一年，升迁已经超过常规。宋禧任御史时，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置荆棘，作为守卫。” “这削弱了朝廷体制，招来四方夷狄的嘲笑，却不加呵责，反而提拔为谏官。王达两次任湖南、江西转运使，所到之处苛刻暴虐，诛杀剥削百姓，流放配役无辜之人，只因为是宰相的故旧，便越级提拔，后来又有了出任河北的机会。像这样，就是在助长奔走求进的风气。”他列举的其他利害问题还很多。适逢黄河在商胡决口，北方道路粮食困难，又任命叶清臣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旧制度中，有三司使、权使公事等称呼，而叶清臣的任命诏书只说“权使”，从此便分为三等。叶清臣认为户部副使向传式不称职，奏请将他调出。皇祐元年春，仁宗驾临便殿，询问近臣备边的策略。叶清臣上奏回答，大略说：陛下君临天下二十八年，没有一天自行闲暇安逸。然而西夏、契丹连年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将相大臣没有选对人，不能替陛下张扬威德、抵御四方夷狄吗？从前王商在朝廷任职，匈奴单于不敢抬头仰视；郅都镇守代地，匈奴不敢侵犯边境。如今对内辅相缺乏谋略，纲纪不振；对外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将领平时没有储备。这就是外寇能够在内部侵扰的原因。庆历年间，刘六符前来，执政者没有谋略，不能在酒席谈判间挫败他的计谋。刘六符起初也怀疑大国中有人才，所以隐藏奸计没有发作；既然看清了朝廷内外情况，便肆意横行。只烦劳一个使者，就使我们白白送出二十万财物，永远耗尽民脂民膏来供奉腥膻之物。这是有识之士替国家长久叹息的原因。” 如今诏令询问：“北方使者到朝廷，以讨伐西戎为名，如果有所要求，应当怎样回答？”臣听说誓书中载明，双方互不相求。何况元昊叛乱边境，多年受到讨伐，契丹只是坐看我军出征，哪里有丝毫援助？如今契丹出兵，却总是要求我们提供援助，破坏盟约、违背约定，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派辩才敏捷的人，判明双方的是非，归根到底打一仗来破坏它的阴谋，我们有理而它理亏，难道它不会畏惧服从吗？假如它不知罪过，或者放肆侵凌，正值黄河以北遭受灾害、田野没有房屋之际，我们坚守营垒自保，即使让它深入，它又能长久停留吗？既然没有可以依靠的粮食，就必定很快逃走。然后选择勇猛的士兵，拦截断绝其归军，设置伏兵、出奇制胜，从首尾两端截击；即使不能擒获，也必定会遭到惨败。” 诏令询问：“辅佐皇帝的才能、镇守方面的才干，以及统率军队的将帅和偏将副将，当今谁最可以担当这些职务？”臣认为，不必担忧没有人才，只担忧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罢了。如今辅佐君主的大臣中，忠义深厚的，没有谁比得上富弼；为社稷稳固着想的，没有谁比得上范仲淹；熟悉古今典故的，没有谁比得上夏竦；议论敏捷的，没有谁比得上郑戬。镇守一方的人才中，庄重严肃而有纪律的，没有谁比得上韩琦；面对大事能够决断的，没有谁比得上田况；刚强果断、没有顾虑回避的，没有谁比得上刘涣；宏大通达而有谋略的，没有谁比得上孙沔。至于统率军队的将帅和偏将副将，贵在能够坐镇运筹，不一定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王德用一向有威名，范仲淹深谙军政，庞籍长期担任边职，这些都是合适的人选。狄青、范全很能统御众人，蒋偕沉着坚毅而有谋略，张亢豪迈而有胆略勇气，刘贻孙有才干、勇武而果断，王德基纯厚诚实、刚劲勇敢，这些人可以补任偏将副将。” 诏令说：“朔方遭受灾害，军队储备不足。”这就是三司筹划置办失误、转运使没有尽职造成的，本来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的事情固然已经不追究，今后的事情又不加整治，臣没有看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比如施昌言承接长期弊病的政务，正想竭尽思虑、办好职事，却一同贾昌朝发生违忤，便被调任，军队储粮怎么会不缺乏？从去年秋天八月起，三司计划购买粮食，但贾昌朝坚持不同意见，到仲春还没有作出取舍，财赋怎么能够充足？先朝设置内府库，本来是准备应付非常情况的。如今因为主管者吝惜财物，分清内外彼此，遇到缓急却不作为储备，臣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做什么。至于粮食的重要性和转运迁移的困难，不如重新设立爵位等级，稍微平均数万户，让误犯禁令的豪民可以输送粮食，以免受杖笞，一定能够迅速办成。能够节俭吝惜以减少费用，便会逐渐达到从容宽裕。这样的恩德施行开来，是天下的福分。近来常有人凭低微官职越级请求优厚俸禄，有的身为内供奉却享有遥领刺史的俸禄，有的任观察使却擅自占有留后封号，侥幸进身的门路一天比一天开放，赏赐没有限度。如果让有关部门坚持职守，大体遵循旧有规章，或许物力也能得到宽缓。” 诏令询问：“战马缺乏断绝，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足够使用？”臣以前在三司任职时，曾陈述监牧的弊病：它占用良田九万多顷，每年耗费钱一百万缗。天闲所养的马，才有三四万匹，紧急征调时，一匹也不能使用。如今想不耗费财力而立即得到足够的马，不如把养马的任务分派给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五路。上等户养一匹马，中等户两户养一匹马，养马的人免除一名丁役。这样，坐等就能得到战马二十万匹，并不困难。” 当时叶清臣因为河北缺少兵粮，从汴河漕运的粮米经河阴运往北道的有七十多万；他又请求发放大名府库中的钱，来帮助边境购买粮食。但安抚使贾昌朝阻止诏令而不执行，叶清臣坚持争辩，并且上疏揭露贾昌朝跋扈不臣。宰相正想让双方各受一点处置，于是把贾昌朝调任郑州，罢免叶清臣的三司职务，改任侍读学士、河阳知州。去世后，赠左谏议大夫。

译叶清臣天资爽朗豪迈，遇到事情敢于施行，奏对时没有什么能使他屈服。郭承祐的妻子是舒王元偁的女儿，封为郡主，享有俸禄；等到郭承祐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增加封号，请求增加每月的供给，叶清臣坚持上奏认为不可。仁宗说：“郭承祐掌管军队，他的妻子又是诸王的女儿，应当优待她。”叶清臣说：“这最终会成为侥幸求取的先例。”于是把奏章卷起来放在怀中，不予施行。他多次上书议论天下事务，陈述九项建议、十项要务、五项有利之策，都是当时可以实行的。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儿子叶均，任集贤校理。杨察，字隐甫。他的先祖是晋地人，随唐僖宗进入蜀地，定居成都。到他的祖父杨钧时，才随孟昶归顺朝廷。杨钧生杨居简，真宗时任官，做到尚书都官员外郎，曾任职庐州，于是成为合肥人。杨居简生杨察，景祐元年考中进士甲科，授任将作监丞、宿州通判。后来升任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任颍州、寿州知州，入朝任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撰起居注，历任江南东路转运使。他的属吏因为杨察年轻，便轻视他。等到他巡视所属州县时，多次揭发隐秘的奸弊，众人才开始畏惧服从。杨察任转运使期间，专门把荐举官员作为首要事务。有人议论他，杨察说：“这本来就是按察使的职责。如果只是搜刮剩余财物，那是庸俗官吏都能做的事，何必用我呢！”召入朝廷任右正言、知制诰，代理判礼部贡院。当时有上封事的人请求废除有关部门考校士人时糊名的制度，并改变文章格式，使文章放纵奔逸，以仿效唐代文体。杨察认为：“防禁一旦溃败，奔走竞争就会重新兴起。况且文章不分古今，只应以体制要旨为根本；如果任由文章放纵漫无边际，也不是唐代科举选士的办法。”先前的议论于是搁置了。晏殊执政时，杨察因为妻父的关系有所嫌疑，改任龙图阁待制。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又任知制诰，授翰林学士、代理知开封府，升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他议论政事毫不回避。适逢诏令荐举御史，他建议说：“御史台属官在殿中供职，巡察纠举违法之事，必须选得通晓古今治乱、贤良正直的大臣。现在荐举标准过于严密，即使因细小过失获罪，也一概不予录取，恐怕英伟之士反而有所遗漏。”御史何郯因议论政事不合实际，中书省责问情况。杨察又说：“御史按照旧例可以依据传闻言事；即使所说不当，也自有朝廷斟酌取舍。如今只因处在似是而非之间，就突然受到诘问，我担心御史台和谏院官员会害怕获罪而缄默不言，这不是扩大言路的办法。” 他又多次因进言论事触犯宰相陈执中。不久，三司户部判官杨仪因请求而被贬官，杨察因先前任开封府时对笞刑案件判决失误而获罪，虽然已经离职，仍被罢去知信州之职。后来调任扬州，又任翰林侍读学士，兼任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任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次升任礼部侍郎，又代理知开封府，兼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内侍杨永德在皇帝面前诋毁杨察。三司发生案件，供词牵连到卫士，皇城司没有立即将人遣送来，却有诏令把案件移交开封府审讯。杨察因此请求罢去三司使之职，于是升任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举连集禧观，升任承旨。一年后，又以本官身份充任三司使。他服用钟乳石过量，患痈而死。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宣懿。杨察仪表俊美。他幼年丧父，七岁才会说话，母亲很懂书，曾亲自教导他。他写文章很敏捷，所写制诰，起初好像并未用心；等到稿子写成，都典雅而有体制，当时的人称赞不已。他遇事明断果决，勤于处理政务，即使事务很多，反而更加欣喜，从不厌倦。痈刚发作时，他仍然入朝应对，商议规划财利之事，回来后病势突然大为加重，人们认为这是精神耗损过度的缘故。他有文集二十卷。没有儿子，便以哥哥的儿子杨庶为嗣子。他的弟弟杨寘考中进士第一名，任润州通判，因母亲去世服丧未赴任，后来因哀伤过度、身体消瘦而死。当时的人都为他惋惜。史臣评论说：仁宗在位时，宋朝建立将近一百年，天下太平安定，上下都安逸享乐。然而法令制度日渐玩忽松弛，侥幸求进的弊病很多。自从西部边境用兵，关中受到困扰，天子怜悯百姓劳苦，奋然想任用群才来革新内外政治，当时俊杰之士纷纷出现。尹洙在艰苦的军旅环境中，也颇能议论天下大事。孙甫积极驰骋于言路，都凭文学和方正而知名。绛的文章和议论，尤其为儒林所尊崇。朝廷正想倚重任用他，不幸却死去了。最后，清臣、杨察都是由进士高等出身，不几年便做到侍从之位，立于朝廷之上直言不阿，不依附任何人，成为一时名臣。这难道不是因为出自皇帝亲自擢用，所以奋发自励、坚贞不屈，来图谋报答皇恩吗？列传第五十五 韩丕、师颃、张茂直、梁颢、子固、杨徽之、杨澈、吕文仲、王著、吕祐之、潘慎修、杜镐、查道，以及他的堂兄陶。韩丕，字太简，华州郑县人。父亲韩杲，晋开运年间任曲阳县主簿，契丹攻城时，城陷而死。母亲改嫁他人。韩丕幼年丧父，贫寒而有志向操守，曾在骊山、嵩阳读书，通晓《周易》《礼记》，为人讲解。常有归隐山林的志向，家中虽然十分贫困，却能安然处之。年长以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开宝年间，郑牧任文州知州，韩丕与他同行，于是略游两川。等到郑牧任成都知州，刘熙古聘请他置于门下，掌管文书奏章，并把孙女嫁给他。太平兴国三年，韩丕考中进士，声名很大，公卿中有许多人推荐他。他曾撰写《孟母碑》《返鲁颂》，人们多传诵它们。初任官为大理评事、衡州通判。石熙载推荐他的文章和品行，任期届满回朝后，以文学应试于中书省，升任著作佐郎、直史馆，赐绯衣鱼袋。不久改任左拾遗。太平兴国八年，升任职方员外郎、知制诰。雍熙初年，加任虞部郎中。雍熙二年，与贾黄中、徐铉一同主持贡举。韩丕构思文章艰涩，等到掌管诏书命令时，常常受到迟延的影响。宰相宋琪性情急躁，经常督促责备他，有时还用诙谐戏弄他，韩丕心中不能平静。另一个舍人王祐以老资格自负，常常当面欺凌并斥责他。韩丕于是上表请求外任，出任虢州知州，随即改任职方郎中。端拱初年，授右谏议大夫，赐金鱼袋紫衣，任河阳、濠州知州。韩丕出身寒微，以恬淡自守，不奔走竞争名位，太宗非常赞赏并器重他。淳化二年，召入朝任翰林学士，但最终因为迟钝，不善于应对任用。不久被罢去职务，充任集贤殿修撰、知均州。随即升任给事中、工部侍郎，调任金州。召回朝廷，充任史馆修撰，又出任滁州知州，随即加任礼部官职。大中祥符二年去世。韩丕淳朴厚重而谨慎，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历任州郡长官，虽然在处理吏务方面并不突出，却能以清廉耿介自持，当时人称他为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