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八

译正逢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奏，请求发放数千份僧人度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取；这同王安石的意图相合，于是青苗法终于推行开来。王安石又派八名使者到各地，访求遗留的财利。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一定会迎合上意、制造事端，却没有人敢说话。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朝廷派使者到各路宽恤百姓，他们都专门制造事端，回来奏报许多不可施行的事情，成为天下笑柄。如今与那时有什么不同呢？”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大怒，将要加罪于他，陈升之制止了王安石，把苏辙调任河南推官。适逢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教授。熙宁三年，授任齐州掌书记。又过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后来又跟随张方平任签书南京判官。任职两年后，因为哥哥苏轼因诗获罪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能调任。后来调任绩溪县知县。哲宗即位后，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苏辙。元祐元年，任右司谏。宣仁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想要革除弊政；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在任，伺察新政得失，苏辙都上论奏疏使他们被罢免。吕惠卿起初谄媚侍奉王安石，倡导推行暴虐的政令来危害天下；等到双方势力相当、力量相敌时，又倾陷王安石，比仇敌还要厉害，世人尤其厌恶他。到这时，他自知不能免罪，请求任宫观闲职来躲避贬谪流放。苏辙详细上疏揭露他的奸邪，最终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建州。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实行雇役法有害，想要恢复差役法，却不知道差役法的害处同雇役法不相上下。苏辙说：“废除差役法才不过二十年，官吏和百姓都还没有习惯。何况役法牵涉许多事情，根由盘根错节，缓慢推行，才能审慎详尽地处理。如果不彻底考察事情始末，忽然仓促实行，恐怕施行以后又会产生其他弊端。如今州县的役钱，按惯例都有多年积存的宽剩，大约足够支用几年，姑且仍旧实行雇役，到今年结束为止。催促有关部门审议差役法，趁今冬制定成法，明年役使乡户。只要实行以后不再有人议论，那么进退都方便。”司马光又认为王安石私自设置《诗》《书新义》来考察天下士人，想要改革科举，另立新标准。苏辙说：“进士明年秋试，距离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日子，而议论又不能及时决定。诗赋虽是小技，但排列声律、讲求对偶，所下功夫并不少。至于研治经书，诵读讲解，更不是轻易之事。总之，明年都还不能施行。请明年科场考试一切如旧，只是经义兼取注疏和诸家论议，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仍然废除律义，使举人知道已有确定的论断，专心学习，以等待选试；然后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还不算晚。” 司马光都没有采纳。当初，神宗因为西夏国内发生动乱，出兵攻讨，于是在熙河地区增设兰州，在延安地区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座砦。元祐二年，西夏派使者来祝贺神宗登位；使者回去后还没有出境，西夏又派使者进入宋境。朝廷知道西夏有请求归还兰州和五砦土地的意思，大臣们商议是否放弃守地，迟迟不能决定。苏辙说：“不久前西夏使者虽然到来，却始终没有主动说起边境之事。揣度他们狡猾的心思，大概是知道朝廷厌恶用兵，故意坚决不提出请求，想让这个议题由朝廷先提出来，以便抬高条件。朝廷已经深深察觉他们的意图，应当忍住不答应；等他们情势困窘、力量用尽，才会前来请求命令。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一定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军马，聚集在边境上，答应他们，就是畏惧兵势而给予，不再算作恩惠；不答应，边境一旦发生冲突，祸患就没有止境。事情紧迫，机会正在眼前，不能错过。何况如今皇上年纪尚轻，太后主持决断，将帅、官吏和士卒还没有建立恩信情谊；一旦交战，谁来使他们效死尽命？如果告急文书接连传来，胜负纷乱，临机决断时，谁来承担责任？只希望陛下从各方面反复思考，早日作出裁断，不要让西夏另生猖狂之举。”于是朝廷答应归还五砦，西夏人便服从了。苏辙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商议把黄河改回旧河道，苏辙替吕公著说：“黄河决口向北流，自先帝以来就不能使它改回旧道。如今不顺着它原来的河道修治尚未到达的地方，却想强行把它改回来，这样做用力艰难，责任又重大，等于是说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力量超过先帝。”吕公著醒悟了，但最终也没有能够采用这项意见。苏辙升任户部侍郎。苏辙因转对时进言说：“财赋的来源在四方，汇集在京城。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储藏在百姓之中；其次是储藏在州郡之中。州郡有余财，转运司就常常充足；转运司充足，户部就不会困乏。唐代制度中，天下赋税一份上缴朝廷，一份送给节度使，一份留在州府。与今天相比，上供的数额可以说少了。然而每当有缓急之事，王命一经发出，舟车接连不断，大事便能得到解决。自祖宗以来，法制虽然不同，但各道储藏财物的办法仍然极其丰厚。因此收取和散发都能及时，收放取舍都由自己决定；掌握了财利的权柄，所做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功。熙宁以来，谈论财利的大臣不懂得治国的根本和末节，想求得国家富强，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上供便不能继续；上供不能继续，户部也疲惫了。两司都困乏，所以即使内帑另有储藏，积累得像山一样高，也只能任其腐朽，对国家的财计没有益处。” 不久，苏辙又说：臣考察祖宗旧例，认为如今户部所实行的制度同旧例不同，利弊相差很远，应当根据具体事务安排措施，以堵塞弊端的根源。谨列举三项弊端上奏：第一，把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把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把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三监都隶属于工部，于是户部所专管的事务所剩无几，财物出纳和盈亏的权力掌握在其他部门。以前司马光执政时，知道这样做有害，曾经让户部收回各司的财利权力。当时收回时没有抓住要领，直到今天三案仍被其他部门专擅，实在非常可惜。国家拥有财物，就像人拥有饮食。饮食之道，应当让口来主管摄入和排出，让腹来控制多少。然后把营养和血气输布全身，以养育百骸；耳目依靠它才有聪明，手足依靠它才有力量。如果不专门让口腹主管，而让手足、耳目分别治理饮食，那么即使想求得一顿饱饭也不可能，何况还想安定长寿呢！如今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人的口腹，却让其他部门分管它的事务，这同那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几十年来，群臣每每因为某件事没有办成，便上奏建议另设部门。财利权力一经分割，使用财物就没有节制。其他部门把办成事情作为功效，便不顾财物有无；户部把提供财物作为功劳，便不问事情是否应该办理。彼此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形势上便不再互相了解，即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大臣，最终也没有益处；不论能不能共同治理这个弊病，府库最终都会空虚。如今不早些挽救，后患一定更加严重。

译从前嘉祐年间，京城连年发生大水，大臣才开始把河渠案分出设置都水监。设置都水监以来，与旧河渠案相比，它补救了什么事情？而它造成的大不便，是河北有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权。转运司掌管河道事务时，各郡的河埽以及河埽的官吏、士兵和储备物资，平时分开管理，有事时合在一起使用。水流向哪里，各河埽便奔赴哪里，官吏士兵能够合力，储备物资也能够共同使用。按照旧例，工程兴作时没有突然加重征敛、损伤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后再慢慢补足缺额，双方都不受妨害。自从有了监丞，依据法令责成立功，遇到缓急之事时，各河埽不能互相支援，转运司也承受不住这种弊害了。这是工部都水监对户部造成的第一个危害。先帝全面更新官制，同时设置六曹，把事务分别交给各曹办理，所以三司旧例中的许多事务都隶属于工部，名义上似乎接近正当，实际上却不利。过去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内设为军器监，上隶工部；外设为都作院，上隶提刑司。想要兴办工程，户部不能参与议论。据听说，近年河北道制造羊皮浑脱，每次动辄以千计。浑脱的用途，是军队行军时缺水，过河又没有船，然后才需要使用它。然而这种东西稍经几年，必然会被虫蛀腐坏。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有关部门却营造收置，不顾利害，以至于公私都要供应，既损耗财物又损害物资。如果专门归转运司管理，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对户部造成的第二个危害。过去修造案掌管百工事务，事情有缓急，物资有利弊，都可以专门处理。如今工部只把完成职务当作事情，那么缓急利弊由谁来议论？近来朝廷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已久、损坏腐烂，创立命令将它们卖掉，上下都认为这样是适当的。命令下达不久，又因为各地有营造工程，每年都有征调制度，便命令把竹箔运来堆积，破坏了出售的计划。臣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程，一年要用多少竹箔？把这里的竹箔取来堆到那里，在尚未使用之前，有没有损坏腐败，竟然就这样制定计划。户部虽然知道不便，但因为这是工部的事情，不敢再说。这是工部将作监对户部造成的第三个危害。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臣不能全部列举。因此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给有关部门，罢去外水监丞，把河北的河道事务以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还转运司管理；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于户部，使户部决定事务是否可行、费用多少，而由工部负责工程质量好坏，考核施工快慢。如果是否可行、费用多少由户部掌握，那么损害财物、危害百姓，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如果质量好坏、施工快慢由工部掌握，那么工程失败、物资缺乏，工部也没有理由推辞罪责。制度由一个部门统一制定之后，天下的贫富状况，便可以责成户部负责了。哲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是都水监仍旧保留。朝廷认为吏部按元丰年间规定的吏员名额，比旧额多出数倍，便命苏辙根据事务情况裁减。吏员白中孚说：“吏员名额并不难确定。从前的流内铨，就是如今的侍郎左选，事务的繁重，没有超过这里的。从前铨选官吏只有十几人，现在左选吏员却有几十人，事务没有比过去增加，却使用了数倍吏员，这是为什么？过去没有严厉的法律和优厚的俸禄，吏员如果互相贿赂，就不希望人数多，以免分薄所得。现在施行严法，发给厚禄，贿赂比过去少了，便不怕人多，反而希望事务少。这就是吏员名额多少的根本道理。旧法规定，每天发生的事务按难易分为七等，重的达到一分，轻的低于一厘，积累若干分折算为一名吏员。如今如果取各部门两个月的事务来确定分数，那么吏员名额多少的限度，就无法逃避了。”苏辙说：“这关系到众吏的身家生计。如果按分数确定人数，一定会大幅削减吏员，将会引起大量纷纷诉说，即使朝廷也不能坚持。”于是他把这些意见全部报告给宰执，请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额，等吏员任期届满调出，或者因事故、死亡而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充，达到额数便停止。不到十年，超出的名额应当全部消除。这样做功效虽然稍慢，但现任吏员知道这不是立即危及自身的事，便不会再怨恨。吕大防命令各司吏任永寿和省吏几人主管此事，任永寿于是违背苏辙的意见来确定名额，每天裁减吏员，又根据个人好恶改换各局的次序。任永寿后来因贪赃被刺面发配，吕大防大体依照苏辙的意见施行。苏辙代替苏轼任翰林学士，不久代理吏部尚书。出使契丹时，负责接待宾客的侍读学士王师儒能够背诵苏洵、苏轼的文章以及苏辙的《茯苓赋》，遗憾没有得到全集。出使回来后，苏辙任御史中丞。自元祐初年全面更新各项政务，到这时已经五年了。人心已经安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对此感到忧虑，想稍微起用他们，以平息过去的怨恨，把这叫作“调停”。宣仁太后疑惑不决，苏辙当面斥责这种做法不对，又上疏说：臣近来当面进言，君子和小人不能并处，圣意似乎并不认为臣的话不对。然而天威近在咫尺，当面言语仓促，有些话没有说尽；臣如果不说，谁来挽救其中的过失呢？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从未听说因为小人在外，担心他不高兴，便把他引进内朝，来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认为，小人虽然不能任用为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一般事务，只要没有偏废，尚且可以。如果竟然把他们引入朝廷，这就像担心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寝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却为它们打开围猎的牧场，这种道理是不存在的。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一定胜利，君子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能够忍受耻辱，打击他们反而难以使他们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阻挠他们便会引退。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先帝聪明圣智，痛恨颓靡的风俗，想用纲纪治理四方，使国家同三代兴盛时期相媲美。然而臣下不能顺应辅助，反而制定各种法令，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两位圣人顺应百姓的愿望，取而改正这些法令，上下都感到欣喜安慰。这样一来，先前掌权的大臣，今天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也不能再留下了。还依赖两位圣人慈悲仁厚，将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地，这已经是十分优厚了。然而议论者被邪说迷惑，竟想招回并接纳他们，同他们共同办事，称作“调停”。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一定会残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日弊政，以满足个人的愤恨。臣下个人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以谈论；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只希望陛下从圣明内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入朝廷，后来才有后悔莫及之时，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奏疏送入后，宣仁太后命宰执在帘前宣读，说：“苏辙担心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众臣也跟着附和，“调停”的主张于是停止了。苏辙又上奏说：

译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但祖宗的纲纪仍然具备，州郡和百姓大体安定。如果大臣端正自己、平心静气，没有制造事端、邀求功劳的意图，顺着弊病修订法令，采用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会安定；即使有不同政见的党派，谁不会归心呢？从前那种因异同而反复争执的心思，大概也不值得忧虑了。只是担心朝廷办事，大多不能审慎详尽。过去黄河向北流，正合水势本性，水官却开凿河道，想把它引向东方，这是移低处的水去登高处，扰乱五行运行的道理。等陛下派使者巡视察看，知道事情不可行时，有些人仍然固执己见，不肯听从。经过多年，改回黄河旧道的事情虽然停止了，但减水河仍然存在，终于使黄河以北的百姓和财力都陷于困顿。如今西夏、青唐对外都已臣服，朝廷招抚他们的恩厚，唯恐失去他们；可是熙河地区的将领和官吏刚刚修筑两座堡垒，来侵夺他们肥沃的土地，又议论接纳醇忠、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未必能够得到，争端却已经先显现出来。朝廷虽然知道这样不对，却始终没有明确处理；如果任由边境冲突发展起来，关陕地区哪里还能安居？以上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端正自己、平心静气，不要制造事端、邀求功劳。” 从前嘉祐以前，乡里以差役征发衙前，民间常有倾家荡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售坊场，用所得钱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差役的苦处。到了元祐初年，专门致力于恢复旧制，一律重新差役。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又出衙前的费用，四方惊愕相顾，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做不可行，随即又恢复雇役。去年秋天，又恢复差役法。熙宁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要缴纳役钱：上等人户家产丰厚，缴钱没有定额；下等人户过去不承担差役，如今也被派缴役钱。因此这两等人户不免发出怨言。至于中等人户，过去已经亲自承担差役，如今再缴钱也不多，实行雇役法对他们最为便利。停止雇役法，上、下两等人户的欣喜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中等人户反而受到损害。比如京畿县中等人家，按例每年缴役钱三贯，十年也不过三十贯钱。如今实行差役，各县的手力是最轻的差役；农民在官府服役，每天使费一百钱，算是最少的开支。然而一年用费已经达到三十六贯，服役两年期满，费用就有七十多贯。停止服役回家后，宽乡可以闲居三年，狭乡则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差役五年的费用，是雇役十年的两倍。赋税和差役所出的费用，大多落在中等人户身上。像这样的条目，造成不便的地方不止一项，所以天下人都想实行雇役而厌恶差役，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针对弊病修订法令、用来安定百姓和国家的办法。臣凭借的见闻浅陋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政治的得失。然而这四件事如果不革除，像臣这样的人尚且知道它们不对，更何况那些心中怀有异议、意在反复、只希望国家出现过失以便寻找借口的人呢？臣担心这四件事，他们已经默默记在心中，制造了许多诽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以动摇众人的听闻。伏望陛下晓谕宰执：事情有失妥当，就改正它，不要犹豫；法令有不完备之处，就修订它，不要厌倦。假如已经取得民心，那么异议自然会消散。陛下安坐而享有太平，大臣从容退让以保全富贵，天下蒙受福泽，上下都能如此，岂不是美好吗！大臣以有过失为耻，始终没有人肯改正。元祐六年，授任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当初，夏人来庆贺哲宗登基，接连请求议和，并且商议边界。朝廷答应订约，边界已经确定，也把岁赐交给了他们。过了很久，议定之事仍未落实。第二年，夏人出兵袭击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受此事而不追问，反而派使者去赏赐策命。夏人接受礼物时态度傲慢，以边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又一次侵犯泾原。元祐四年，夏人来庆贺坤成节，同时商议边界。朝廷先把岁赐给了他们，边界仍未议定。夏人于是对边境事务多方侵占索求，熙河的将佐范育、种谊等便背弃约定，侵入并修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立即将它们夷平。范育等又想出兵扶立赵醇忠，并擅自招纳其部众一千多人，朝廷拒绝接受，西部边境因此骚动。苏辙请求罢免范育、种谊，另选老将来守卫熙河。宣仁太后认为有道理，但大臣们最终支持范育、种谊，没有采纳。苏辙又当面上奏说：‘君主和臣子的身份不同。臣子即使明白是非，但力量达不到，也必须暂且停止；君主对于事情，如果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却不能实行，那么处理事务的权力就丧失了。臣现在说这些，只是想让陛下收回威权，以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如果专门听信所说的话，却不逐渐加以控制，等到事情太严重时，必定要加以治罪，那就免不了把他们驱逐出去。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朝廷的美事吗？所以臣是想保全大臣，并不是想加害他们。’ 元祐六年，熙河上奏说：‘夏人以十万骑兵逼近通远军边境，挑掘双方争执的崖巉，杀人三日后退去。请趁他们退兵，赶快把靠近内地的堡寨迁到边界上，乘胜进取，不必再拘守诚信。’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商议。苏辙说：‘应当先确定究竟要不要用兵。’吕大防说：‘如果确实应该用兵，也不能不用。’苏辙说：‘凡是用兵，首先要讨论道理上谁曲谁直。如果我们理亏，绝对不应当用兵。朝廷本应与夏人商议边界，想采用庆历旧例，以双方目前驻处的中间地带作为边界，这个道理最简单明白。夏人不接受，朝廷便没有坚持。这是朝廷处理事情时常常先易后难，所谓先易的情形。后来又答应在不属于赏赐给夏人的城寨处，依照绥州的例子，以二十里为界，其中十里设堡铺，十里作为草地。约定刚刚确定，朝廷又要求把两座城寨的界首向夏境侵入，直接划线取直，夏人也表示同意。朝廷又要求夏境再留下十里草地，夏人也答应了。凡是这些，就是所谓后难的情形。如今想在定西城与陇诺堡之间直接划线取直，侵占夏地总共一百几十里。陇诺是祖宗旧有的疆土，难道算不上不属于赏赐给夏人的城寨吗？这就是理亏，是招致大规模寇患的原因。’刘挚说：‘不用兵当然是好事，但事情如果有必须用兵的，也不能不用。’苏辙上奏说：‘夏兵十万人压在熙河边境，不在其他地方，偏偏在双方争议之处杀人、挖掘崖巉，这个意图很明显。这不是西夏人的罪过，全是因为朝廷理亏。熙河将佐竟敢制造事端、不守信用，臣只想责问主帅罢了。’后来边军多次深入夏境，宣仁太后终于采纳了苏辙的意见。

译当时三省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并且说姚勔也曾这样表示。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上奏说：‘前次任命李清臣时，给事中、谏官纷纷争论，尚未定论。如今又任用蒲宗孟，恐怕不妥。’宣仁太后说：‘官职空缺怎么办？’苏辙说：‘尚书空缺已经好几年了，什么时候耽误过政事？今天任用这两个人，正和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并没有什么大恶，只是过去曾与王珪、蔡确等人一同升进，思想与今天的圣政不合。现在尚书还缺四人，如果把像这四个人一样的人一并任用，使同党互相援引升进，恐怕朝廷从此就不得安宁了。’于是议论停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长期任职外地，不得志，稍稍重新谈论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以激怒哲宗的心意。适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论题目，竟把那些政事说成邪说。苏辙进谏说：臣伏见御试策题，逐一诋毁近年以来施行的政事，有意恢复熙宁、元丰旧政。臣认为，先帝具有上天赋予的卓绝才智，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设置施行的政事，超过前代，其中有许多是百世都不可改变的。在位将近二十年，终身没有接受尊号。裁减宗室费用，恩典只施及袒免亲属，减少朝廷无穷的开支。出售坊场，改为顾募衙前，免除民间倾家荡产的祸患。罢黜诸科中死记数术的学问，训练诸将所统领的懒惰军队。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格俸禄制度，禁止私下交结请托。采取浅攻的策略来制服西夏，收取六色钱来减轻杂役。凡是这一类事情，都是先帝的睿智谋划，有利而无害；元祐以来，朝廷上下奉行这些政事，从来没有废失。至于其他方面，事情有失妥当，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制，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益，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孝。汉武帝对外四处征伐，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于是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其命，几乎酿成大乱。汉昭帝任用霍光，废除烦琐苛细的政令，汉室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过于明察为明智，用图谶决定政事，君臣上下都恐惧不安。章帝即位后，深刻鉴察这些过失，用宽厚、和乐亲爱的政策代替它们，后世称道不已。本朝真宗崇尚文治、停止武事，号称太平，而群臣趁国家极盛，提出天书之说。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把有关书籍藏入梓宫，以抹去这些痕迹；到仁宗亲自听政时，绝口不再谈论。英宗从藩邸入朝继承帝位，大臣提出濮庙的议论。到先帝神宗继位时，有人请求重新办理此事，神宗搁置而不回答，于是事情归于安静。像汉昭帝、章帝的贤明，以及我朝仁宗、神宗的圣明，难道是他们不重视孝敬、轻率地改变事情吗？臣不胜区区之诚，愿陛下反复思考臣的话，千万不要轻率地改变政事。如果轻率改变已经施行九年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未被任用的人，使人人心怀私怨，却借先帝为借口，大事就完了。哲宗读了奏章，认为其中把汉武帝拿来比拟先朝，因此不高兴。苏辙被降职为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年间的各位大臣都聚集在朝廷，苏辙再次被贬为袁州知州。尚未到任，又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居住在筠州。元祐三年，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后来移居循州。徽宗即位后，迁居永州、岳州，不久恢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又降为朝请大夫，罢去祠禄，居住在许州，后来再次恢复太中大夫并退休。在许州筑室，号称‘颍滨遗老’，亲自撰写一万多字的自传，不再与人相见。整天默默静坐，像这样过了几十年。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谥号文定。苏辙性情沉静简朴，文章浩瀚而淡泊，像他的为人；他不愿让人了解自己，但秀美杰出的气质终究无法遮掩，他文章的高妙处几乎可以和兄长苏轼相抗。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都流传于世。他有三个儿子：迟、适、逊。族孙是元老。元老字子廷。幼年丧父，努力求学，长于《春秋》，善于写文章。苏轼被贬居海上时，多次与他书信往来。苏轼喜欢他治学有成，苏辙也爱护并勉励他。黄庭坚见到他，认为很奇异，说：‘这是苏氏家族的秀才。’考中进士，调任广都县主簿，历任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彭州通判。政和年间，宰相喜欢向西南开拓边疆，许多帅臣用利诱手段劝诱邻近边界的各族归附纳土，分设郡县来作为功劳，结果导致茂州蛮人叛乱，帅司仓促下令招降。元老叹息说：‘威势不足以使他们服从，恩德也就不足以使他们归附。’于是写信给成都帅周焘说：‘这些蛮人只是在山谷间跳梁，窥伺机会偷偷发动袭击。他们所长的正是我们所短的，只有施州、黔州两州的军队可以与他们抗衡。如果发檄文调几千人，让他们兼程赶去，比十万官军还强。其次，可以让夔州、陕西的军队大规模集结，先用夔州军诱敌于前，陕西军从后面追击，不到十天，贼军必定被击破。他们投降而我们接受，这样威服和怀柔的办法就都得到了。如今不讨伐贼人，既然招降又放他们回去，他们一定会再次叛乱，免不了还要重新用兵。’周焘得到书信后，立即召见他商议军务。元老又提出策略：‘通往茂州有两条道路，正道从湿山通向长平，越过山岭上去，道路险峻而高；间道从青崖关通向刁溪，沿江而行，道路平坦而近。应当让正兵在湿山列阵，同时暗中派奇兵进攻刁溪，与石泉合力夹攻，使贼军腹背受敌，这样一定可以擒获他们。’周焘都不能采用，最终因此获罪。后来新的主帅到任，按照元老的策略行动，蛮人势力窘迫，于是投降。授任国子博士，历任秘书省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不久授任成都路转运副使，后任军器监、司农少卿、卫尉少卿、太常少卿。元老外表温和而内心刚强，不随便同人交往。梁师成正掌权时，自称是苏轼的外甥，想借机见元老，并且索求他的文章，元老拒绝不答。言官于是弹劾元老，说他是苏轼的从孙，而且主张元祐邪说；他的学术议论很像苏轼、苏辙，不适合留在朝廷中。元老被罢职，改任提点明道宫。元老叹道：‘从前颜回依附孔子而声名显扬，我如今却因家世受到牵连，真是荣耀啊。’不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有诗文流传当时。

译评论说：苏辙议论政事精确，修饰文辞简洁严整，未必比他的兄长差。王安石最初议论青苗法时，苏辙用几句话阻止了他，王安石从此不再提这件事；后来如果不是王广廉附和迎合，这个议论就会停止了。苏辙少言寡欲，平素已经得到王安石的敬重之心，所以能够做到这样。若论这些方面，苏轼似乎不如苏辙；然而说到苏轼英俊豪迈的气概、宏大奔放的文章，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可以说很难相比。元祐年间执掌政事，苏辙极力排斥章惇、蔡确，不主张调和；到议论回河、雇役时，又与文彦博、司马光意见不同；谋划西部边事时，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结党，在苏辙身上可以看到。苏辙与兄长在入仕、退处、出仕和退居等方面没有不相同的；在患难之中，兄弟友爱更加深厚，毫无怨尤，这在近古是少见的。只是他的年龄和爵位都优于兄长，难道造物主所赋予他们的，也在其中有增有减吗！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的兄长吕大忠，弟弟吕大钧、吕大临，刘挚，苏颂 吕大防，字微仲，他的祖先是汲郡人。祖父吕通，任太常博士。父亲吕贲，任比部郎中。吕通葬在京兆蓝田，于是全家在那里定居。吕大防考中进士，调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县中没有水井，百姓要到远处的涧水取水。吕大防巡视县境附近，找到两处泉水，想把水引入县城；由于地势高低不同，众人怀疑不可能成功。吕大防采用《考工记》中测量水势、确定泉源的方法加以测定，不到十天，果然疏通成渠，百姓依赖它受益，称为‘吕公泉’。升任著作佐郎、青城县知县。过去，圭田的粟米收入用大斗计量，支出却用公斗计量，因此获利三倍；百姓虽然困苦，却不敢申诉。吕大防开始把收入和支出统一计量，使价格公平。这件事逐渐被上报，皇帝下诏立法禁止，命令一路之内都把租税交给官府，由官府按统一标准发放。青城外面控制着汶川，与敌境相接。吕大防据守要地设置巡逻哨所，秘密做好防备，禁止在山中砍柴采集，以加强屏障。韩绛镇守蜀地，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入朝代理盐铁判官。英宗即位，改任太常博士。御史出现空缺，宫中拿出吕大防和范纯仁的姓名，任命他们为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首先说：‘纲纪、赏罚还不能满足四方期望的有五点：任用大臣而权力不归于皇上；大臣年老疲惫却不能及时退职；外国骄横傲慢却不选择将帅；负责议论的臣子可以补益朝政缺失，大臣却加以阻挠；边疆内外的臣子，有的办坏了事情反而受赏，有的尽职办事却获罪。’他又说：‘富弼脚有疾病，请求解除机要事务，十多次上章却不被接受；张昪年近八十，聪明才力已经衰耗，哀求退休却不获准；吴奎服三年丧，皇帝两次以召用其子为由召他，又两次派使者召他；程戡以年老不能守边，担心死在塞上，请求免得死后还要用尸柩回家，也不被允许。陛下想要尽到君臣之间的情分，使有病的人得到休息，服丧的人能够服满丧期，年老的人能够终享余年，那么官员进退都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制造虚饰，使这四个人的诚意无法自行表达呢？’ 这一年，京师发生大水。吕大防说：‘雨水造成的灾害，甚至进入宫城和房舍，杀人伤物，这是阴阳失调所造成的灾异。’随即陈述八件事，说：君主的威势没有树立，臣子的权力过于强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辽国和西夏联合谋划，盗贼肆意横行，群臣都失职，刑罚失去公平。适逢执政大臣议论给濮王称“考”，吕大防上言说：‘先帝起用陛下为皇子，把您安置在宫中，先帝临终时靠着几案所说的话，我至今还在耳边；天地神明实在知道先帝托付之意。假使先帝长寿，陛下仍是皇子，那么称安懿为伯，在道理上没有疑问。怎么可以活着时把他当作父亲，死后却背弃他呢？君主刚开始临朝执政时，应当以至公的大义使天下人心服，从而凝聚人心。如今大臣首先想给濮王加上不合正统的称号，使陛下顾念私恩而违背公义，这不是凝聚天下人心的办法。’他接连上奏十几次，被外放为休宁县知县。神宗即位，吕大防任淄州通判。熙宁元年，任泗州知州，后任河北转运副使。召回朝廷，直舍人院。韩绛任陕西宣抚使，任命他为判官；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授任知制诰。熙宁四年，任廷州知州。吕大防、吕昉想在河外的荒堆修筑堡寨，众人都说那里无法守卫，吕大防留下戍兵修整堡垒屏障，有不服从的人便斩首示众。正逢环庆发生兵乱，韩绛因获罪被贬，吕大防也被削去知制诰，以太常博士身份任临江军知军。几个月后，调任华州知州。华山崩塌，从山体一直波及渭河，受害的人很多。吕大防上奏疏，援引经典、考核史实，以验证当时的政事。大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能够在当时保全国家，这是先王兴盛的原因；“我这一生难道没有天命吗”，这是后王败亡的原因。《尚书》说：“先使先王的事业得到光大，端正他的政事。”愿意向上承受上天的威严，向下斟酌时势的变化，为国家谋求最重要的计策。’授任龙图阁待制、秦州知州。元丰初年，调任永兴。神宗因彗星出现而求取直言，吕大防陈述三项治政原则和九项适宜措施：一是治本，二是缓末，三是纳言。养育百姓、教育士人、重视粮食，是治本的三项措施；治理边防、整顿军队，是缓末的两项措施；扩大接受言论的渠道，放宽侵犯官职罪的处罚，宽恕诽谤之罪，容纳不同意见的议论，是纳言的四项措施。奏疏累计数千字。当时正在对西夏用兵，军需调度频繁，有不便之处就立即上奏，务求宽减百姓负担。到战争结束，百姓的财力比其他路丰足，供应军队所需也没有缺乏。升任直学士。过了几年，任成都府知府。哲宗即位，召任翰林学士、代理开封府尹。有和尚欺骗百姓骗取钱财，因诉讼闹到朝廷。审验治办，查明实情，命人把完整案卷带来，就在和尚所在之处杖责他；其他心怀奸诈的人都逃走了。他陪伴契丹使者，契丹使者很狡猾，言语多次涉及朝廷机密。吕大防暗中揭出他的隐情，质问他说：‘北朝举行进士考试时出的《至心独运赋》，不知道这个题目出自哪部书？’使者错愕，不能回答，从此不敢再说轻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