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七（4/5）

译所谓经总制钱，始于宣和末年。当时陈亨伯以发运使兼任经制使，于是以此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能按期到达，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人说：“陈亨伯因为东南用兵，曾设置经制司，征收增加的酒钱和增加一分的税钱、头子钱、卖契钱等，把细小的款项聚集起来，积累起来就非常多。后来他任河北转运使，又在京东西路实行这些办法，一年所得钱将近二百万缗，补助作用不小。如今如果在各路州军实行，每年收入估计可达数百万缗。边境战事尚未平定，如果不从这些地方取得，遇到缓急一定会突然向百姓暴敛。与其仓促聚敛，不如从细微处逐渐积累。”于是把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加的牙税钱、官员等请给的头子钱、楼店务增加的三分房钱，命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征收，充作经制钱；由宪臣负责统领，通判负责征敛，每季度末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钱的定额增加分立为总制钱，总制钱从此开始。” 财用司说：“各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的头子钱，每贯钱收二十三文省，其中十文省作为经制钱起发送作上供，余下十三文充作本路郡县和漕司使用。如今想命各路州县在杂税出纳的钱中，每贯收取头子钱，酌量增加为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原本应得的十三文省外，其余全部收入经制名目账内，起发送去补助军费。”江西提举司说：“常平钱物按旧法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如今应当依照各类钱的例子，增加为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外，其余增加的钱另立经制司名目输送。” 绍兴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说：“经制使本来就是户部的职掌，另外设置一个机构，对事情没有益处。比如创设供给酒库，也是暗中夺取省司的利益。如果说监司、郡县违法废令，所以另建此司来考察它们，那也不对。朝廷设置监司来管辖州郡，设置省部来管辖监司，这是祖宗的制度。税赋不实，应当追问转运司；常平钱谷亏失，应当追问提举司。如果经制司能够逐件检查，那么户部版曹也可以废除了。况且自从设置此司以来，漕司的挪用、宪司的赃罚收入、监司的胡乱支出，本来就没有稍微革除这些弊端。撤销它为好。”奏疏上呈后，皇帝没有省察采纳。绍兴十六年，规定各路每年征取经制钱、总制钱，由本路提刑和检法干办官拘催，年终汇总核算，以此考核官员政绩优劣。绍兴二十一年，改由守臣、倅臣共同检查。绍兴二十九年，下诏专门由通判主持。乾道元年，下诏：“各路州县出纳钱物，每贯增加征收十三文省，充作经总制钱；把增加的钱另行输送到左藏西库，用来补助经费。”从此经总制钱每千钱收取五十六文。不过遇到战争和灾荒时，也时常有免除的时候。乾道三年，又改由守臣、倅臣共同掌管。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少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的经总制钱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下诏平江府每年应发交的经总制钱减少二万缗。嘉定十七年，下诏免除嘉定十五年年终以前亏欠的钱数。端平三年，下诏：“各路州军因灾害而检放的苗米，不得再收经总制头子钱、勘合朱墨等钱；从今以后，已经放免的苗米，随苗米附带征收的钱也一并免除。” 所谓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当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商议，让江东漕臣每月筹措十万缗钱供给大军，费用取自朝廷上供钱、经制钱以及漕司挪用的钱等。当时漕司不考虑州军的财力，按同一标准一律摊派，已经有偏重的弊端；上供经制钱、无定额的添酒钱、争利钱、供养军队的酒息钱、常平钱，以及各司封桩和不封桩、系省和不系省的钱，都是朝廷规定的名目。于是郡县横征暴敛，一铢一铢地积累，江东、江西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绍兴十七年，下诏州郡把宽剩钱充作月桩钱，以宽减百姓负担，于是减少江东、江西的钱二十七万七千多缗。又有所谓板帐钱，也是战事兴起以后创设的。例如输纳米粮就增加收取损耗余剩钱，交纳钱帛就多收糜费钱；希望富人犯法而加重罚款，放纵胥吏收受贿赂并考核其收入；追索盗赃时不偿还失主，检核财产时不顾及卑幼；死亡的僧人、绝户的财产不等候核实就收入官府，逃亡户的产业、荒废的田地不予注销，反而强行催纳。像这一类事情，不能全部列举。州县官吏本来知道这些做法不合法，但因为板帐钱的定额太重，即使想不横征百姓，也办不到。凡是财货不由有关部门掌领的，就设有内藏库，大概是天子的另一座库藏。县官遇到巨额费用，左藏库的积蓄不足以供给时，就从内藏库发钱帮助。宋初，各州贡赋都输送到左藏库；后来攻取荆湖、平定巴蜀、岭南和江南，各国的珍宝、金帛全都收入内府。起初，太祖因为府库财物充盈，又在讲武殿后面另设内库，曾说：“军队、饥荒等事应当预先做好准备，不能等事情发生后再向百姓厚重征敛。” 太宗继位后，漳州、泉州和吴越相继献出土地，又攻下太原，储积更加丰厚，于是把左藏库分为内藏库，命内藏库使翟裔等人在左藏库中挑选上等绫罗等物，另造账籍，每月申报枢密院；又把讲武殿后面的库房改为景福殿库，使它隶属于内藏。后来又命令拣选各州上供物品，在内东门编具月账送入，外朝不得干预此事。皇帝于是对身边的人说：“这大概是担心掌管财政的大臣不能节约，日后用度有缺，又重新向百姓征税；朕并不是拿这些东西供自己享受嗜好。” 自乾德、开宝以来，遇到用兵以及水旱灾害赈济、庆典恩泽赏赐、有关部门核算后出现经费不足等情况，必定登记所需数目，向内藏库借用，等到赋税收入有余时再偿还。淳化以后二十五年间，每年借用一百万缗，有时达到三百万缗。多年不能偿还的，就把账册上的债额免除。

译景德四年，又把新衣库改为内藏西库。起初，刘承珪曾经掌管库务，库制大多由他创置；又追查自设置库以来的钱物出纳，编造总账和《须知》，多次因此获得赏赐。真宗再次亲临库中，作铭文刻在石上。大中祥符五年，重新修建库屋，扩大库地。随后又把香药库、仪鸾司的屋舍并入，分成四库：金银一库，珠玉、香药一库，锦帛一库，钱一库。金银、珠宝分十种，钱分新旧两种，锦帛分十三种，香药分七种。天禧二年，又从内藏库拿出二百万缗钱给三司。天圣以后，军队、水旱灾害的费用没有固定数额，每三年赏赐军士一次，支出钱一百万缗、绸绢一百万匹、银三十万两，以及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共五十万匹，用来补助三司。每年又收入饶州、池州、江州、建州新铸的钱一百零七万缗，同时把旧储的钱六十万缗拨入左藏库，通常年年如此。过去三司用度不足，必定请求向内藏库借用，总能得到；名义上说是借，实际上很少能够偿还。景祐年间，内藏库主管说：“每年拨出六十万缗钱帮助三司，从天禧三年开始。计算明道二年至今才四年，而所借的钱帛已经有九百一十七万。”太宗时三司借用的数额很多，长期不能偿还，到庆历年间，下诏全部免除。内藏库每年收入金帛，皇祐年间为二百六十五万七千一十一，治平年间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它拿出来补助经费的数额，前后多得无法计算；至于储积的增减，有关部门却无法详细考察。神宗即位之初，下诏规定每年输送内藏的钱帛定额，以庆历年间的上供数额为标准。神宗曾对辅臣说：“近来查阅内藏库账册，只有文书形式而已，财货出入根本没有防范制度。过去把龙脑、珍珠卖给榷货务，几年不交价钱，也不加以稽核。我曾听说太宗时内藏财库每计一千钱，就用一枚牙钱作记号。凡物品名目不同，所使用的牙钱颜色也不同，别人无法弄懂，便把它们装入匣中放在御阁，用来核验账籍中的定数。太宗晚年拿出这些牙钱给真宗看，说：‘好好保管这些就够了。’如今掌管内藏的大臣，都不懂账籍和防范稽核的方法。”于是命干当御药李舜举主持此事。随后又诏令各路输送金银到内藏库的，每年根据账目交由三司催促征收。元丰以来，又下诏各路输送金帛、缗钱到内库的，交给提点刑狱司督促催办；如果三司、发运司擅自截留，就治罪。超额发放的坊场钱不要寄存市易务，直接送到内藏库登记、封存桩管。应当输送内库的金帛、缗钱，如果逾期或挪作他用，就依照擅自使用封桩钱的法律治罪。起初，太祖曾想积存缣帛二百万匹，用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又另外储存在景福殿。元丰初年，于是改景福殿库的名称，亲自作诗题写在上面：“五代失去天下，玁狁十分猖獗；太祖创建国家，想着有所惩治。于是设置内府，以此作为招募士卒的根基；子孙后代要保守它，岂敢忘记这个志向。”用诗中的每一个字作为一个库的名称，共三十二库。后来积存的盈余增加为二十库，又题诗说：“每当夜晚恭敬警惕，妄想着遵循祖先留下的事业；只是我没有勇武的资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战胜敌人的功业？” 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说：“自从实行新官制，本来有意把财政管理的机构总归于一个部门，所以由金部右曹主管内藏库的钱物收纳，而奉宸内藏库的收纳又隶属于太府寺。然而考察它们所掌管的，不过是沟通登记收入的名数，负责催促征收而已；钱物支用多少，却不能转相考核。总领这件事的，只是几十名宦官；他们只知道谨慎地锁闭钥匙、封涂门窗，以为这样就是严密，又怎么能稽核钱物出入的多少以及所储积的数额呢？应当根据新官制的本意，命户部、太府寺都可以检查内藏各库。”第二年，下诏内藏库的物品可以按照多寡相互折抵。内藏库设置一百多年，到这时才开始编录查阅。崇宁元年，下诏：“祖宗设置内藏库储存经费余财，是为了招募士卒、威慑敌人、赈济贫乏、巩固国家根本，都有成法。近年有关部门懈怠松弛，侵蚀损耗财物，务必共同努力遵守，不要使其中任何一方面偏废。”于是命仓部郎中丘括巡视各路，驱促稽核。崇宁三年，中书省奏道：“熙宁制度规定，江南各路金银矿冶的课利都输送到内帑。元祐年间，户部尚书李常从中拿出三分之一帮助转运司，导致内帑逐渐亏减。”于是下诏，各路新旧矿坑冶炼所收的课利金银都输送内帑，恢复熙宁旧制。后来又收入大观东库。不久命令仍按旧制，七分输送内帑，其余给转运司。宣和六年，重申截留、借用内帑钱物的制度。当时又有元丰库，用来杂储各部门的盈余钱。各道榷酤场过去用来酬付衙前承担的费用，熙宁役法实行后，才允许百姓提高价格出售，官府取其价钱来供给衙前。时间久了，坊场钱越来越多，司农寺请求每年拨出一百万缗输送到中都。元丰三年，于是在司农寺南面建造元丰库储存这些钱，以备非常时期使用。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论述河北保甲的危害，因而说：“元丰库和内库的财物堆积如山，都是先帝从各方面储藏起来，以备缓急之用的。如果只积存而不使用，与东汉的西园钱以及唐朝的琼林、大盈二库有什么不同？希望拿出三十万缗钱招募保甲为军队。”不久采用了他的建议。元祐三年，把封桩钱物库改名为元祐库。不久，又把元丰库分为元丰南库、元丰北库。几个月后，以北库作为司空吕公著的官署，封桩钱物仍附入南库，照旧办理。元丰六年，下诏每年从内藏库拿出五十万缗钱储存于元丰库，补助军费。崇宁以后，各路封桩的禁军缺额钱，除发给三路以外，还包括常平钱、坊场钱、免役钱、绸绢钱、贴输东北盐钱，以及出售官有田屋的钱；凡是以前收存封桩、管理封桩的临时增加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也都输送到元丰库。另设置大观库，制度同元丰库，只分东西两库。最后又建宣和库，名目有泉货、弊余、服御、玉食、器贡等，大概是蔡绦想仿效王黼，以应奉司的贡献邀取宠幸，事情没有值得记载的。”

译靖康元年，下诏各路公使库以及神霄宫的金银器皿，无论所在何处全部输送到元丰库。户部尚书聂山擅自取用元丰库的北珠，宰相吴敏向皇帝说明，说：“朝廷有元丰库、大观库，就如同陛下有内藏库一样。朝廷有用度缺口，需要从内藏库取用，必须得到诏旨后才敢取，户部怎么可以擅自取用朝廷库务的物品呢？如果人人都能擅自取用库物，纲纪就会混乱。”钦宗认为他说得对。南渡以后，内藏各库的财货数额虽然比以前少，但战争兴起、费用缺乏时，也时常取出来作为补助。至于账籍记载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察，因此后来的《宋史》多有缺失。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货下二（钱币） 钱币 钱有铜钱、铁钱两种；折二、折三、当五、折十等制度，则随着时势而制定。长期流通的，只有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现，宋朝的钱法到这时便败坏了。大概自五代以来，历代相承使用唐朝旧钱，另行铸造的非常少。太祖初年铸钱，钱文为“宋通元宝”。各州轻薄、小劣的钱以及铁镴钱全部禁止使用；诏令到达后限期一个月送交官府，期限已满仍不送官的，按罪轻重处罚；私自铸钱的人都处以弃市。铜钱私自流出江南、塞外以及南蕃各国的，分别规定法律：达到二贯判徒刑一年，三贯以上处弃市；招募告发者给予赏赐。江南的钱不得流到江北。蜀地平定后，允许继续使用铁钱。开宝年间，下诏在雅州百丈县设置铸钱监，禁止铜钱进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才开始解除这项禁令，但铁钱不得流出境外；命百姓缴纳租税和榷利时，铁钱十文折纳铜钱一文。当时铜钱已经枯竭，百姓非常困苦。商人争相把铜钱带入川界与百姓交易，铜钱一文可以换铁钱十四文。第二年，转运副使张谔说：“川峡铁钱十文只值铜钱一文，缴纳租税时却要按十文收取二文。过去用一千铁钱兑换四百铜钱；自从平定蜀地后，沈伦等人把铜钱全部取作上供，又增加铸造铁钱来兑换百姓的铜钱，并大量购买金银装运上供，颇为失去节制，物价上涨，铁钱更加贬值。请购买夷人的铜，每斤给铁钱一千文，这样可以大量获得铜来铸钱。百姓应缴纳钱的租税，暂时允许缴纳银、绢，等铜钱多了，再逐渐命令缴纳铜钱。”又下诏命令购买夷人的铜，每斤给铁钱五百文，其余都听从张谔的建议。然而铜最终仍难以取得，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都说：百姓乐于缴纳铜钱，请每年增加一成，十年后就全部收取铜钱。诏令依他们所请办理。范祥等人于是用每月俸禄中得到的铜钱向百姓买铜，收取很高的价格，于是增加到三成，百姓更加以此为苦，有人挖掘古墓、毁坏佛像和器物，才得到四五文铜钱，因此获罪的人很多。知益州辛仲甫详细说明这些弊端，内使臣吴承勋乘驿马赶去审查裁度。辛仲甫召集各县县令、县佐询问此事，他们多暗中持有两种说法，没有人敢直言。辛仲甫以大义责备他们，他们才都说出此事的不便。吴承勋奉命办理。第二年，于是命令川峡缴纳租税和榷利时不再征收铜钱。宋咏等人都因罪获罪免职。后来又听从西川转运使刘度的请求，官府用四百铁钱兑换一百铜钱，后来最终又停止了。平定广南、江南后，赤德雄州仍依照川蜀的旧钱法办理。起初，南唐李氏铸钱，一个工匠铸钱一千五百文，得到三十万贯。太宗即位后，下诏在升州设置铸钱监，命转运使巡行所属地区；凡小山中出产铜的地方，一律禁止百姓开采，全部供给官府铸钱。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说：“江南过去使用铁钱，对百姓很不方便。如今各州还有铜钱六七十万缗，虔州、吉州等州没有铜钱，应各发六七万缗，让他们购买金帛和轻货上供，以及购买谷麦。于则、免饶等州是产铜的地方，应大量铸造铜钱；铜钱既然不渡过长江，再增加发行新钱，民间的钱就会更多，铁钱自然应当不用，全部熔铸成农具和日常器物，供给归附的江北流民。请解除禁止铜钱渡江的禁令。”朝廷听从了。自唐天祐年间起，因战乱而困窘匮乏，规定八十五钱折合一百钱。后唐天成年间，减少五钱；后汉乾祐初年，又减少三钱。宋朝初年，凡是输纳给官府的，仍采用八十钱或八十五钱折合一百钱的办法；但各州民间使用时则各自遵从当地习俗，甚至有以四十八钱折合一百钱的。到这时，诏令各地统一采用七十七钱折合一百钱的办法。西北边境内属的戎人，常带着货物和布帛到秦州、阶州兑换铜钱，带出边塞熔化铸造成器物。于是下诏，官吏百姓私自带出铜钱一百文以上的，论罪；达到五贯以上的，押送京城。旧时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钱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到七万贯，但铜、铅、锡经常供应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到南唐承旨丁钊，丁钊熟知饶州、信州等州山谷中出产铜、铅、锡，于是便宜调发百姓开采；又询问旧日铸钱方法，只有永平监使用唐朝开元钱的配料最好，便到京城当面陈奏。太平兴国八年，下诏增加购买铅、锡、木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每年铸钱三十万贯。补任丁钊为殿前承旨，主管三州铜矿。然而民间仍混杂使用旧的大钱、小钱。当时因为福建铜钱数量少，命建州铸造大铁钱，与铜钱并行；不久停止铸造，但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铁钱共十万贯，不得流出州境，每千铁钱只相当于七百七十文铜钱；境外邻近两浙的县邑也不使用。雍熙初年，命江南各州官库所储存的杂钱，每贯达到四斤半的，送到京城；不足的就熔化销毁。民间劣钱仍然很多，于是再次申明乾德年间的禁令，并稍微加重法律。京城居民收藏铜器的，限两个月全部送交官府。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出使岭南回来，带着民间私自铸造的三等钱上呈，并说这种钱多用于同蛮人贸易，侵害破坏了禁法。于是下诏，查获百姓私自铸钱以及熔化好钱铸成薄劣钱的，一律处弃市；擅自拿新铸的劣钱同蛮人交易的，依法治罪。江北各州所使用的钱，只要不是特别薄劣的，新旧大小钱兼用。江南虽然使用旧的大钱，淳化四年，才下诏规定：每贯达到前诏规定的斤数、并且有官监字号的钱都允许使用，不分新旧。

译此前，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说：他曾出使蜀地，见当地使用的铁钱非常轻，一匹罗绢要用两万钱。他坚决请求改铸一枚抵十枚的小铁钱，皇帝亲自书写钱文和式样，派人到川峡路各州冶炼铸造，并在各地都设置御书钱监；各州原来贮存的小铁钱全部运送到官府。民间的小钱也允许送到钱监，按数目兑换大钱；如果改铸的钱还没有收齐，允许民间大小钱兼用。后来一年才铸成三千多贯，众人都认为很不方便。正好赵安易入朝奏事，朝廷便把他留下而没有派遣出去，于是停止冶炼铸钱。淳化五年，赵安易又提出请求，朝廷没有准许。只是命令川峡仍以一枚铜钱抵十枚铁钱。荆湖、岭南的百姓缴纳赋税必须使用大钱，百姓往往用两枚或三枚小钱换一枚大钱，官府属吏却拿俸禄钱同百姓兑换，以此谋取利益。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官吏接受百姓缴纳的钱，只要是平常通行的钱就不得拒收，官吏不得用俸禄钱兑换百姓的钱。至道二年，才开始禁止道州、贺州的锡矿，官府提高价格收购锡，用来供应各路铸钱。咸平初年，又重申禁止新铸的小钱，命令官府设置场所全部收购。过去触犯铜禁的人，铜超过七斤就处死；上奏请求裁决的案件，多得到减刑断罪，但等待回复常常拖延。咸平四年，下诏规定，铜超过五十斤的交由皇帝裁决，其余按等级减刑。景德四年，下诏说：“铸造钱币一向有规定的期限，怜悯铸钱工人的劳苦，特意表示体恤宽免。从今以后，每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只收取一半的工绩；本司每年酌量拨出一定数额的分钱，以备医药之用。”十二月，命令铸钱工匠每十天停工一天。天禧三年，下诏：犯铜禁、鍮石禁的人，全部免除死刑。当时铸造铜钱的有四个钱监：饶州称永平监，池州称永丰监，江州称广宁监，建州称丰国监。京师、升州、鄂州、杭州、南安军过去也都有钱监，后来都废除了。通常铸一千文钱，使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所得钱重五斤。只有建州增加铜五两，并相应减少铅五两。至道年间，每年铸钱八十万贯；景德年间增加到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以后，铜矿大多不能开采。天禧末年，铸钱一百零五万贯。铸造铁钱的有三个钱监：邛州称惠民监，嘉州称丰远监，兴州称济众监。益州、雅州过去也有钱监，后来一并废除。大钱每贯重十二斤十两，用来折合铜钱。嘉州、邛州铸造的铁钱，每贯重二十五斤八两；一枚铜钱可以抵十枚小铁钱兼行使用。后来因为铁钱太重，很多人偷熔铸成器物，每二十五斤铁钱只能卖得二千文。大中祥符七年，益州知州凌策说：“钱轻就容易携带，铁少则熔铸者获利少。”于是下诏减轻景德年间的铸造标准，现今正在使用的旧钱仍照旧使用。每年铸钱总数二十一万贯，各路的钱每年运送到京师，四方因此钱币沉重而货物价格低廉。景祐初年，下诏令三司把江东、福建、广南大量缴纳的缗钱，共三十多万贯，兑换成金帛，使钱流通到民间。许申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建议用药物处理铁，再同铜混合铸造，使轻重按照铜钱的规定；铜占三成，铁占六成，均有剩余利润，也能铸成一千文钱，费用节省而利润丰厚。皇帝下诏让许申按此法在京师铸造。通常铸钱掺入铅、锡，熔液流动快，容易成形；许申掺入铁后，熔液流动滞涩，大多不能成形，工匠对此很苦恼。起初命许申铸一万缗，过了一个月才铸得一万枚钱。许申性情诡诈，办成的事情很少，自己料想上奏不会有效，便请求担任江东转运使，想在江州使用这种方法。朝廷准许了，于是下诏许申就在江州铸一百万缗，并且不得泄露此法。朝廷内外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对，但宰相支持他，最终没有成功。起初，太宗改年号为太平兴国，重新铸造“太平通宝”；淳化年间又重新铸造，并亲自书写“淳化元宝”，分作真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后来每次改年号都重新铸钱，钱文都称“元宝”，并在前面冠以年号。到这时改年号为宝元，按旧例钱文应当写作“宝元元宝”，仁宗特意命令以“皇宋通宝”为钱文；庆历以后，又恢复像过去一样在“通宝”前冠以年号。自天圣年间以来，毁坏钱币来铸钟以及制作铜器，都有禁令。庆历初年，私自把铜钱带出境外的，按照旧法加重处罚；钱数达到一千文，首犯处死。庆历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规模开采，转运使高易简没有等候诏令，便在泉州设置铁钱务，想把铜钱转运到内地；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也请求立即在广安军鱼子铁山开采矿石和木炭，在合州设置钱监，并熔化旧的小钱，铸造减轻重量的大钱。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就先派人到合州勘察地点、设置钱监。州官把此事上报朝廷，朝廷认为高易简、崔辅、张固擅自铸钱，三人都因此获罪被贬。军队兴起作战后，陕西转运的钱不够使用，开始采用商州知州皮仲容的建议，开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的青铜，设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后来陕西都转运使张奎、永兴军知军范雍请求铸造大铜钱，与小钱同时流通；一枚大钱抵十枚小钱；又请求利用晋州积存的铁铸造小钱。张奎调任河东后，又在晋州、泽州铸造大铁钱，也以一枚抵十枚，用来补助关中军费。不久，三司上奏停止河东铸造大铁钱，但陕西又开采仪州竹尖岭的黄铜，设置博济监铸造大钱。于是下令江南铸造大铜钱，而江州、池州、饶州、仪州、虢州又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到关中。几个州的钱混杂流通，大致三枚小铜钱可以铸成一枚当十大铜钱，因此民间私铸的人很多，钱文极其混乱，物价飞涨，官府和百姓都以此为患。于是张奎又上奏，要求晋州、泽州、石州三州及威胜军每天铸造小铁钱，只在河东境内保留使用。河东铁钱流通后，私铸可获利六成，钱币变轻、货物变贵，祸患同陕西一样。并州知州郑戬请求河东铁钱以两枚抵一枚铜钱，实行一年后，又改为三枚抵一枚或五枚抵一枚；停止官炉每日铸钱，并且恢复使用旧钱。契丹也铸造铁钱，用来兑换并州边境的铜钱。

译庆历末年，叶清臣任三司使，和学士张方平等人上奏陕西钱法，称：“关中使用大钱，原本是因为官府从中取得的利益太多，导致奸人私自铸造，大钱的实际购买力日益下降。近年来，都是先虚抬物价，然后增加对百姓的征收，最终又向官府索取补偿；官府虽有折价抵当的虚名，实际上却承受了亏损的实害。要挽救弊病，如果不先让官府自己受损，法令就难以实行。请让江南、仪州、商州等地的大铜钱一枚抵三枚小钱，小铁钱三枚抵一枚铜钱，河东小铁钱和陕西一样也以三枚抵一枚，并且停止官府设置的炉。”从此私铸者逐渐无利可图，但仍不能完全杜绝滥钱。后来下诏，商州停止铸造青铜、黄铜钱，又命令陕西的大铜钱、大铁钱都以一枚抵两枚小钱，私铸才停止。然而法令屡次变更，军民在资财使用上受到损耗，大多怨恨不满，过了很久才稳定下来。当大钱开始流通时，有个叫刘羲叟的人对别人说：“这与周景王铸造的大钱没有区别，难道它将使人患心腹之疾吗？”不久果然如此，详情记载在他的本传中。当时，兴元府西县增设济远监。韶州天兴铜矿大量出产，每年开采二十五万斤，于是下诏就在该州设置永通监。后来济远监被废除，仪州博济监废除后又重新设置。皇祐年间，饶州、池州、江州、建州、韶州五州铸钱一百四十六万缗，嘉州、邛州、兴州三州铸造大铁钱二十七万缗。到治平年间，饶州、池州、江州、建州、韶州、仪州六州铸钱一百七十万缗；而嘉州、邛州认为按规定购买铁和木炭造成扰民，从嘉祐四年起停止铸钱十年，以使百姓休养生息。到这时，只有兴州铸钱三万缗。熙宁初年，同州、华州积存的小铁钱总共四十万缗，下诏赏赐给河东，并用铁钱偿还。熙宁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上奏：“自从实行一枚当两枚的钱法以来，所用铜料相当，私铸已经减少。请把旧有的铜、铅全部拿来铸钱。”诏令准许。此后折二钱便在天下流通。京西转运使吴几又建议：郢州、唐州、均州、房州、金州多有林木，而铜、铅积存在淮南，如果从襄州、郢州转运到郢州、唐州等州设置钱监铸钱，就可以缓解钱币沉重的弊病。神宗认为有道理，但王安石阻止了他，这项建议于是搁置。后来下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设置铸钱监，江西、湖南以十五万缗、其余各路以十万缗为额，并再次申明熟钱斤重的限制。又因为兴国军、睦州、衡州、舒州、鄂州、惠州已经设置六个钱监，加上旧有的共十六监，水陆路途迂回遥远，于是增加提点铸钱事务的官员。当时各路大多致力于增加铸钱定额：韶州、惠州的永通监、阜民监原定八十万缗，到熙宁七年增加三十万缗，加上折二钱共五十万缗；后来卫州黎阳监每年增加铸折二钱五万缗，西京阜财监每年增加市易本钱十万缗，兴州济众监每年增加七万二千多缗，陕西三个铜钱监每年各增加五万缗。睦州设置神泉监，徐州设置宝丰监；梧州因为铅锡容易取得，万州因为铁矿很多，也都设置钱监。又下诏秦凤等路立即在凤翔府斜谷设置钱监，不久因所铸钱呈青铜色、夹杂锡，质地脆劣容易毁坏，便停止设置。可是民间私钱常常混杂使用，无法禁止。到这时法令的弊病已经显现，于是下诏禁止私钱；官府所存质量恶劣、不能使用的钱，另制钱模重新铸造。商州、虢州、洛南县增加三个钱监，耀州、鄜州权且设置两个钱监，加上永兴、华州、河中、陕州原有的钱监，共九监，用来供应改铸。永兴、鄜州、耀州、河中、陕州距离铁冶较远，允许改铸一年后停止；商州、洛南县、华州、虢州距离铁冶最近，允许长期设置。鄜州等五监停止改铸后，把它们的工役并归永兴等四监，专门铸造大钱；所铸大铁钱大致补足已废止的伪钱，等到足以供应交子使用时便停止。熙宁八年，下诏规定河东除铸钱七十万缗外，再增加铸造小钱三十万缗。于是太原知府韩绛请求仿照陕西的做法，使铸钱原料分量加重、钱模制作精细，以消除私铸的弊病。起初，薛向在陕西铸造铁钱，后来许彦先在广南铸造。后来百姓觉得使用不方便，神宗想立即停止，王安石坚决争辩，于是下诏京师畿内全部停止，四方仍照旧流通。元丰以后，西部军队大举出征，边境军费缺乏，徐州设置宝丰下监，每年铸造折二钱二十万缗，转运到陕府。当时，同州、渭州、秦州、陇州等州的钱监，废置、迁移各不相同；主管铜铁的官员多次建议铸钱，有些事情没有实行，而钱禁又自行松弛，百姓销毁钱币以及把钱私自带出境外的情况很多。张方平曾极力劝谏说：“禁止用铜、铸造货币，私铸者按罪抵死，表明不与天下百姓共同享有铸钱的利益。按照旧例，各钱监铸造的钱全部收入王府，每年拿出其中的余利发给三司，然后流通到天下。然而自太祖平定江南后，江州、池州、饶州、建州设置铸钱炉，每年铸钱达到一百万缗。积累百年收入，王府内库应当已经多到钱串腐朽，民间也应当充足了。近些年，官府和百姓、上上下下都苦于缺钱，百货不能流通，人情困窘，这被称为钱荒。却不知道每年铸造的钱如今都到哪里去了。铸钱禁铜的法令由来已久，法令中都有详细记载；但自熙宁七年颁布新法令，删去旧条，取消钱禁，因而边关用重载车辆把钱运出，海船满载钱币返回。听说沿边州军的钱流出境外，每贯只收税钱而已。钱本是中原的宝货，如今竟同四方夷狄共同使用；又自行废除铜禁，民间销毁钱币便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的了。熔化十枚钱可得到一两精铜，用来制作器物，可以获利五倍。这样一来，各州逐一设置铸钱炉，每炉增加铸造数量，就如同从沟渠增加水流，却是在供给尾闾泄水一样。” 元丰八年，哲宗即位，依照嘉祐年间编定的法令，重新申明禁止钱币私自流出的规定；停止徐州宝丰监铸钱；下诏令户部列出各钱监中可以裁减的，凡是增设的十四个铸钱监全部停止。陕西流通铁钱，到陕府以东就是铜钱流通区，百姓用铁钱兑换铜钱，出现钱币轻重不等的弊病。元祐六年，于是商议限制铁钱向东流通：有税物的人按十分计算，只允许兑换其中两分；个人不得超过五千钱。元祐八年，命令公私发放、缴纳和贸易一律专用铁钱；官府库藏的铜钱则按时收购，运到内地。商旅愿意在陕西内地缴纳铜钱、领取凭据，凭据到其他路兑换的，听任其便。又规定加饶的数额：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文，在京师及其他各路加饶四千文。

译此前，太祖时采用唐代飞钱的旧例，允许百姓把钱交到京师，再到各州兑换。具体办法是：商人把钱交入左藏库，先经过三司投递文书，然后才缴入钱库。开宝三年，设置便钱务，命商人把钱交到便钱务并提交文书，便钱务随即把钱运到左藏库，发给商人凭券；又下令各州，凡商人携券到达，当天就必须兑付，违者处以刑罚。至道末年，商人通过便钱交纳的钱有一百七十多万贯；天禧末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三万贯。到这时，便重新增加并确定加饶的数额，开始实行。折二铜钱又确定了收回运送的办法。起初想恢复旧制，只在本路流通。议论者说：“关东各路既然已经通行，夺取那里的钱而送到这里，按道理也不方便。况且陕西使用的折二铁钱，只抵一枚小铜钱；即使把折二铜钱全部送到陕西，不仅运输费用很高，而且仓促之间难以收回，还会使折二铜钱同铁钱一样，恐怕铁钱会变得更加轻贱。”于是命令扩大折二铜钱的流通区域，允许在陕西一路，以及河东的晋州、绛州、石州、慈州、隰州，京西的西京、河阳、许州、汝州、郑州、金州、房州、均州、邓州等州流通，其余各路禁止流通。又限定两年内不得继续使用；民间的钱允许用来缴税、购买和纳交，官府库藏的钱则用来缴纳上供；如果不是沿河流通地区，或数额没有上供任务的，就由所属转运司转运发往京师。不久下诏重新铸造小铜钱。河东安抚司、提刑司说：“近来绛州垣曲县设置钱监铸造铜钱，费用尚且不能补偿支出；如今钱监已经废止，又禁止折二铜钱流通，很不方便。”于是准许折二铜钱像以前一样流通使用。供备库使郑价出使契丹回来后说，契丹用来支付车舆、箱笼费用的钱，都是中国铸造的。于是朝廷进一步严格三路钱币私自流出的法令。熙宁、元丰年间，铜钱、铁钱曾经同时流通，一千铜钱可以兑换一千五百铁钱，没有听说有轻重不等的弊病。后来铜钱日益减少，铁钱越来越多。绍圣初年，一千铜钱竟只能兑换二千五百铁钱，铁钱逐渐变轻。元符二年，下令陕西各路安抚司广泛查究其中利弊。于是下诏陕西全部禁止铜钱，民间所有铜钱都必须送交官府，官府的铜钱则全部运到京西设置钱监。永兴军帅臣陆师闵说：“既然挑选销毁私钱，又禁止铜钱、停止铜冶，那么物价应当降低。请下令陕西各州县，凡有市场买卖，都按照铜钱的价值折算，以平抑物价。”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但豪商富户大多认为不便。徽宗即位后，凤州通判马景夷说：“陕西自从去年停止使用铜钱，后来又追究并由官府安排钱法，却没有听说有人深入考察钱币弊病的轻重，明确看出其中的利害。铜钱流通于天下，即使经过千百年，也从未有轻重不等的祸患；唯独铁钱局限在一路，能够流通、调剂有无的范围只限十个州，想要使它不滞碍，怎么能够做到呢？而且各州钱监不断铸造，年年增多，用无穷无尽铸造的钱，来供应有限的流通需要，再过几十年，钱积滞在一隅，堆积得像山丘一样，给公私造成的祸害又将超过今天。应当放宽铁钱的禁界，允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但不得流入京城以外；凡是解盐地区的州县，都允许流通折二铁钱。这样钱币就能无限流通，长远来看自然不会再有轻重不等的祸患。”随后进言的人说：“铁钱沉重滞涩，难以远距离携带，百姓都希望恢复使用铜钱。如今正值公私财用匮乏，各路州县积存了数以万计的官私铜钱，反而没有地方使用。”于是下诏，铜钱、铁钱都允许在民间流通，但铜钱只准用于购买粮食。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因铁钱多而铜钱少，请求恢复铸造铜钱；等铜钱、铁钱的轻重和价值稍微均衡后，再允许兼铸。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又请求暂时停止陕西铸造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说：“江州、池州、饶州、建州的铸钱定额不能完成，建议减少铜而增加铅、锡，每年可以节省铜三十多万斤，计算下来可以增加铸钱十五万九千多缗。所铸钱光亮坚韧，同现行钱没有区别。”诏令准许。然而铸钱课额仍然没有完成。崇宁二年，吴居厚于是请求检核前后关于上供铸钱的条约，根据完成和亏欠的数量，另外制定奖赏和惩罚办法。适逢蔡京主持政事，想用利益诱惑皇帝，假托继承先前政事，任意纷纷更改法令。有个许天启，是蔡京的党羽，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迎合蔡京的意图，请求铸造一枚抵十枚的钱。五月，开始命令陕西以及江州、池州、饶州、建州，把每年铸造的小平钱增加原料，改铸成当五大铜钱，钱文为“圣宋通宝”；随后又命令舒州、睦州、衡州、鄂州的钱监，按照陕西的式样铸造折十钱，限定当年铸三十万缗，并铸铁钱二百万缗。招募私铸钱的人，每一人改为官府工匠，并把他们全家安置在营中居住，称为铸钱院，说是取得了古人招集天下亡命之徒、依山铸钱的意思。所铸铜钱在各路通行，但陕西、河东、四川这些流通铁钱的地方禁止使用，只能在陕西的铁钱地区铸造。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然在民间流通，但法令不允许运到京师，所以各州积存了很多。到这时，发运司于是请求把官府库藏的折二钱改铸成折十钱。崇宁三年，便停止铸造小平钱和折五钱。在京城所设置钱监，恢复徐州宝丰监、卫州黎阳监，并把折二钱改铸成折十钱；旧折二钱限定一年内不得使用。大幅度严厉执行禁止私铸的命令，民间使用的鍮石器物由官府全部制造并出售；擅自铸造的，按照私自占有鍮石的法律加重两等处罚。命令各路转运司在沿河、交通便利的地方酌情增设钱监，让百姓把自己所有的折二钱兑换缴给官府，运送到新增加的钱监改铸成折十钱。两广盛产铁，命令铸造小铁钱，只在两路流通；官私铜钱兑换后运入元丰库，又在浔州设置铁钱监，按照陕西的原料比例铸造当二钱。崇宁四年，制定钱纲验样法。崇宁监把所铸的御书当十钱进呈，每缗使用铜九斤七两有余，铅为铜的一半，锡为铜的三分之一。下诏把这种式样颁行各路，要求钱币呈赤仄、乌背，字画清楚分明。当时赵挺之任门下侍郎，后来又任右仆射，同蔡京的意见多不一致，于是极力说当十钱不方便，私铸日益增多。于是命令提刑司每年考核各路巡捕官查获私铸钱的多少；又命令福建、广南不得使用当十钱，只能铸造后用于上供以及供应其他各路。凡是替人携带、加封标记、包庇私铸钱的人，全部依法论罪，不得用荫亲或赎刑免罪。设置铸钱院，本来是想把各地亡命私铸钱的人全部收罗进来，但仍不能阻止犯法。于是命令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都把折十钱按折五钱使用，旧折二钱仍照旧。担心有人违法把钱带入东北，于是以长江为界；淮南的重宝钱也按当五钱使用。

译崇宁五年，两浙私铸钱尤其严重，小平钱更加稀少，市场交易滞涩。于是命令用折五钱、折十钱上供，小平钱留在本路；江州、池州、饶州、建州、韶州的钱监，每年铸钱课额按八成铸小平钱、二成铸当十钱。不久下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的事情全部停止，原先创设的铸钱院以及招置的钱户也一并停止。随后又取消铸造当十二分钱的命令，全部铸造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的重宝钱按当三钱使用；京师、京畿、京东路、京西路、河东、河北、陕西、熙河按当五钱使用。通宝钱铸造得不多，官府所有的全部封存；民间所有的用小平钱兑换收回。不久又下诏，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的当十钱仍照旧使用，两浙按当三钱使用，江南、淮南、荆湖按当五钱使用。当时钱币沉重不便，条令次序不一，私铸日益严重。御史沈畸上奏说：“小钱便利百姓，已经很久了。古代军队兴起时，赏赐的钱不足，有时一枚抵一百枚，有时一枚抵一千枚。这只是权宜应时的办法，哪里可以施行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呢？铸造当十钱有数倍利润，即使每天逐渐增加，势头也不可遏制。” 不久，下诏当十钱只在京师、陕西、河东、河北流通。很快又连畿内也允许使用，其他各路全部禁止。限定一个季度内送交官府，官府用小钱偿还；兑换缴纳来的钱运入元丰库、崇宁库，私钱也限定一个季度自行送来，按铜的价值增加二分计算，用小钱偿还；藏匿不交的依法论罪。不久下诏郑州、西京也允许使用折十钱，禁止交易时按两种价格计算。东南各钱监增加铸造小平钱，以等待偿还兑换的钱，私钱也改铸。折十钱作为货币太沉重，一旦再次更改法令，百姓马上失去丰厚利润。又因为各路有的使用、有的不使用，往往不能全部缴给官府，便有人违法私自贩运。起初命令四辅、畿内、开封府可以搜查船只车辆，奖赏比旧法增加一倍。水陆运输沿线，官府失于察访的都停职替换；收纳钱币时不加拣选、容许私钱混入的，按差等定罪。又因为私钱太多，无法全部禁止，于是命令外路每一枚私钱按三枚小平钱计算，用小钱交给官府兑换；在京师则用四枚小平钱兑换。京师官府收支和民间交易，都允许大小钱混用，私铸的小平钱也随意流通。制定搜查、告发、捕获的罪赏制度；越过江、淮进入汴京的钱到达京师，一律依照当十钱的法令办理。御史张茂直请求严厉执行私贩当十钱的禁令：纲运船装卸时，都选派官员监督搜查，保证没有藏匿；船只、车辆、兜担，只要怀疑私贩，都允许搜查；福建百姓私铸后转运到淮南、两浙、京东等路的，沿途州县官府都按疏漏失察之罪处理，不因赦令而免罪。法令更加严密了。大观元年，张茂直又说：“州县督促搜捕更加严厉，私铸的小黄钱被投入江河，不敢再拿出来。请命令东南州县在市场中设置加锁封闭的水柜，允许百姓把私钱自行投入，按照自首的办法处理。当三钱、当五钱被船只夹带，也有很多被丢弃到江河中，请下令各路打捞。” 当时蔡京又任宰相，再次主张使用折十钱。二月，首先铸造御书当十钱，把京畿钱监收得的私钱改铸。随后恢复京畿两个钱监，由转运使宋乔年负责，名义上使用提举京畿铸钱司的名称。宋乔年把乌背漉铜钱铸好进呈，诏令把漉铜的式样颁行各路。蔡京最初推行折十钱时，百姓认为不方便，皇帝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崇宁四年以后，逐渐更改法令；到蔡京离职后，便下诏晓谕朝廷内外。蔡京重新掌权后又恢复推行，知道私铸者必然增多，便准备以刑罚威慑。正好有人告发苏州章綖私铸数千万缗，于是兴起大狱。起初派李孝寿，后来又派沈畸、萧服，最后命苏州知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办理。章綖因罪被刺面并流放海岛，受牵连的有十多人，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们受了冤屈。于是把大观新修订的钱法颁行天下，再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分别在州郡推行，考核举察执行情况，每月检查法令，使百姓知道禁令。采纳孙杰的建议，私铸按淮东重法地区的法律处理；包庇盗铸者之家，没收其财产以备赏赐；窝藏者、邻居、里保一同承担告发和查验责任；私钱依照私茶法处理；发给随行物品；州府通常储备五千缗以上的盗铸赏钱，州县拖延执行的，监司失于察访的，都不因赦令而免罪。这一年，京畿设置钱监后，专门铸造当十大钱，小平钱则由各路铸造。后来当十钱不足，又在真州设置铸钱监，把本路兑换来的不合式钱以及各司现存的当二钱，按旧式改铸成当十钱。第二年，命令江州、池州、饶州、建州的钱监，从下一年起铸造当十五钱时，拿出五分铸小平钱。再次严厉申明私铸法：即使借托权贵的势力，越过关津，拒绝、抗拒搜查，即使罪轻也按违制论罪；装载御用物品的同样处理。起初，崇宁五年，开始禁止陕西铁钱流通到兴元府等地。到这时，又因为铁钱太多，禁止陕西铁钱进入蜀地。有个叫董奎的人任走马承受，便命令用三枚铁钱折一枚铜钱。事情被朝廷知道后，责备董奎任意妄为、凭个人臆断行事，导致钱轻物重，董奎随即获罪。崇宁三年，重申当十钱的流通法令，增加京东、京西；而河北沿边的州县、镇、砦，四个榷场，以及登州、莱州、密州沿海的县镇等地都禁止使用。当时蔡京又被罢免政务。崇宁四年，下诏：“铸造当十钱太多，恐怕法令随之发生弊病，应当只铸造旧定额的小平钱。”张商英任宰相时上奏说：“当十钱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久了。过去小平钱有不得带出境的禁令，因此四方客旅的货物交易得到钱后，大半必须拿去缴纳盐钞、收买告牒，剩余的钱又流通在市场上，这样上下、内外相互维持。自从当十钱流通，一人可以背八十千，小车可以装载四百千；钱既然成了轻便易带的东西，告牒就成了滞销货物，盐钞若没有虚抬价格的利润也无法流通。臣现在想把内库和密院、诸司封存的绸绢、金银以及盐钞拿出来，下令把折十钱限定半年，送到各地官府；每十千发给银、绢各一匹两，期限结束后不得再使用。等钱进入官府，挑出其中恶劣的铸成小平钱，保存其中良好的按当三流通。这样钱法、钞法就不会互相涨跌，可以恢复旧制。”

译利州路提刑司说：“过去铜钱、铁钱轻重相互折算，以一枚大铁钱折合两枚小铜钱；现在五枚大铁钱才抵一枚铜钱，比过去轻了十倍。又流入四川境内，钱轻物重，很像陕西的情况。想把折二大铁钱改为一枚折一枚，虽然钱的数量会稍微减少，但钱币一定会稍微变重。”下诏准许陕西铁钱进入蜀地仍照旧，并完全解除这项禁令；同时命令根据当时物价，酌情裁定。政和元年下诏：“钱重则物价轻，钱轻则物价重，这是形势决定的。如今各路铸造的小平钱，流通已久而没有弊病，数量多却不堵塞流通，利益很大。往年贪图利益的臣子铸造当十钱，只求救济眼前，不考虑长远，给公私造成祸害；使用了几十年，钱法日益败坏而无法承受。奸猾百姓为谋利益而冒犯法令，销毁当二钱、小平钱，各地私自铸造，滥钱更加增多，百物价格上涨。如果不及早改革，弊病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官府、民间现存的当十钱，可以一律改作当三钱，作为固定制度。还担心豪强奸猾之人害怕折价损失，互相散布浮言；可以从京尹开始，外至监司、郡县，都尽心开导晓谕。” 自从当十钱流通后，抵触、冒犯禁令的人很多。大观四年发生天象变异，大赦天下。凡因私钱获罪的人，有司上报姓名和人数，大约有十多万人。蔡京欺骗皇帝、毒害百姓，可以说残酷到了极点。当时御府的用度日益扩大，东南铸钱定额不够，宣和以后尤其严重。于是命令饶州、赣州钱监铸造小平钱，每缗使用铁三两，同时把铜的用量加倍削减，铅的用量也稍微减少。随后又命令江州、池州、饶州钱监全部把小平钱改铸成当二钱，以缓解用度，但有关官员仍多次报告这种做法的弊病。靖康元年，停止执行政和年间关于陕西使用铜钱、违者判徒刑二年并流配千里的规定。起初，蔡京主张推行夹锡钱，下诏在陕西铸造，也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办法是，一枚夹锡钱折合两枚铜钱；每缗使用铜八斤，黑锡为铜的一半，白锡又为黑锡的一半。后来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求在天下通行，蔡京想采纳他的意见，恰好被罢免政务。大观元年，蔡京又任宰相，于是向各路铸钱处下发钱式和锡母，铸钱院专门鼓铸；只有产铜地区才允许兼铸小平钱。又让转运司、提刑司共同负责此事，衡州熙宁监、鄂州宝泉监、舒州同安监以及广南都铸造夹锡钱。大观二年，允许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两浙铸造使用铁的夹锡钱。大观三年，蔡京又被罢免政务，下诏说两浙铸造夹锡钱扰民，东南各地所铸的全部停止。第二年，连河北、河东、京东等路也一并停止，所在的钱监、铸钱院全部废除。只有河东三路允许保留旧钱监，以铸造铜钱、铁钱；产铜的郡县允许保留钱监，用来改铸小平钱。政和元年，钱轻物重，百姓难以获得粮食，下诏：“凡是陕西过去流通铁钱的地区，都依照元丰年间大铁钱折二的规定，官府和民间共同流通；夹锡钱也同样处理，不得区别。现存的铁钱不得改铸为夹锡钱；河东官府、民间的折二钱与夹锡钱也同样使用。” 童贯任陕西宣抚使时，奉诏立即平抑物价，帅臣徐处仁严厉斥责他做得不对，因此获罪被贬。钱即任经略鄜延时，上抗疏说：“详细考察诏书旨意，是说恢复铁钱流通，让它同夹锡钱并行使用。担心奸民擅自改变轻重，才想维持、推行钱法，使钱与货物价值相当，并不是想用威势强迫百姓，在一两个月内突然降低物价。如今宣抚司削减米谷、布帛、金银的价格，实在不合人情。徐处仁的话虽然没有说尽，但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希望赶快查明实际情况。如果臣的话荒谬，愿意和徐处仁一同被贬。”诏令说他擅自妄加意见、毁辱使者，于是将他贬到偏远州。随后也停止推行夹锡钱，并禁止强行压低物价；百姓、商人交易，各按自己的方便办理。后来童贯又请求让旧法铁钱和折二钱共同流通。阌乡县知县论九龄不久因把铜钱估作一枚、夹锡钱估作七八枚而获罪，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也都被弹劾。当时关中钱币非常轻，原想用夹锡钱使它变重，实际上夹锡钱同铁钱一样，物价日益上涨，祸害比当十钱更加严重。政和二年，蔡京重新掌握政权，上奏说广州、惠州、康州、贺州、衡州、鄂州、舒州过去铸造的夹锡钱精良，请求恢复铸造。广西、湖北、淮东也照此办理，并且命令各路把铜钱监重新改铸夹锡钱，于是颁行政和钱式。夹锡钱恢复推行后，钱币轻，和铜钱的价值不相等，但法令却一定要它保持较高价值，于是严厉执行擅自兑换、抬高或压低价格的禁令。凡用金银、丝帛等物交易，有人不接受夹锡钱、一定索要铜钱的，允许他人告发，依法惩治。市场中那些早晚卖饼、糕点、熟食来维持生活的贫民，有时也不能免于被告发、受处罚。不久又规定，不论夹锡钱由哪一路铸造，都允许通行。陕西使用“政和通宝”旧式大铁钱，同夹锡钱混杂流通。担心它流转到各路，政和四年下诏不得再使用，命令各钱监改铸夹锡钱；民间所有的旧钱送到官府兑换绸缎。郑居中、刘正夫任宰相，认为这样不方便，便命令淮南的夹锡钱三天后官府、民间都禁止使用，并停止铸造，把夹锡钱全部运到关中储存。不久下诏，除河东、陕西外，其余各路全部停止；又下诏连河东也停止铸造夹锡钱，只按旧法铸造。重和元年，暂时停止京西铸造夹锡钱，后来因关中买粮需要、钱币流通，又命令恢复铸造，专门供应关中。夹锡钱流通后，小民往往用药物点染，使其与铜钱混淆，河北漕臣张翚等人曾因此获罪被贬。此前，江州、池州、饶州、建宁府四个钱监每年铸钱一百三十四万缗，用来上供；衡州、舒州、严州、鄂州、韶州、梧州六个钱监每年铸钱一百五十六万缗，用于各路开支。建炎年间因战争，铸钱全部停止。绍兴初年，把广宁监并入虔州，把永丰监并入饶州，每年铸钱才达到八万缗。铜、铁、铅、锡的收入不如过去，但官吏的俸禄、工匠的费用，和过去相比仍然照旧；每铸一千文钱，大约要用本钱二千四百文。当时范汝为作乱，暂时停止建州铸钱，不久恢复旧制；泉司供应铜、锡六十五万多斤。

译绍兴六年，收缴民间铜器，下诏规定百姓私自铸造铜器的判徒刑二年。赣州、饶州两个钱监新定铸钱额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认为所得抵偿不了费用，便停止铸钱，把木炭、铜、铅的本钱以及官吏缺额的衣粮、水脚等费用全部收回，凑作一年的预算。绍兴十三年，韩球任使者，恢复铸造新钱，兴办废弃的矿坑冶场，甚至挖掘坟墓、毁坏房屋，登记冶户姓名，以胆水浸铜在盛水时的浸取数量作为定额。浸铜的方法是：把生铁锻造成薄片，排列放入胆水槽中浸泡数日；铁片被胆水侵蚀后，表面生出赤色铜屑，取下刮出的铁屑和铜屑放入炉中，炼三次成为铜。大致使用生铁二斤四两，可以得到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每年的定额，这就是所谓胆铜。没有铜可以缴纳的地方，甚至熔化钱币来取铜；然而铸成的钱也才达到十万缗。二十四年，撤销铁钱司，将其事务归入漕司。二十七年，拨出版曹的钱八万缗作为铸钱本钱，每年暂定十五万缗为额。恢复饶州、赣州、韶州的铸钱监，由漕臣往来筹办，以通判主管。殿中侍御史王珪说泉司不应废除，于是又任户部侍郎荣薿提领泉司，准许设置官属二人。二十八年，从御府拨出铜器一千五百件交给泉司，在民间大规模搜求铜器，得到铜二百多万斤；寺观的钟、磬、铙、钹已经登记确定，缴税以外不得再铸造。二十九年，下令命官之家留存现钱二万贯，平民百姓减半；其余限两年内转易为金银，以及兑换茶、盐、香、矾等钞引，超过数额而寄藏隐匿的，准许他人告发。任命李植提点铸钱事务。李植说：“每年的额数中，内藏库二十三万缗，右藏库七十多万缗，都是至道以后统计的数目。绍兴以来，每年收入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百斤，只够铸钱十万缗。各道拘收来的铜器二百万斤，配以铅、锡，可以铸钱六十万缗。但拘收铜器不能作为常法，只有依据矿冶所产来办理。”此事交给工部，暂定五十万缗为额。第二年，又只铸到十万缗。如今泉司的年度额数增至十五万缗，其中小平钱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每年铸钱本钱和运输钱纲的耗费约二十六万缗，司属的费用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所供的钱，包括坑冶课利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但近年每年收到的不过十五六万缗。年度额数是：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没有定额，其中七成收入内库，三成归本司；铜三十九万五千八百斤，铅三十七万七千九百斤，锡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铁二百三十二万八千斤，和近年征榷所得相比，连十分之二三也不到。” 每铸当二钱一千枚，重四斤五两；小平钱一千枚，重四斤十三两。与旧制相比，铜少而铅多，钱铸得越来越薄了。孝宗隆兴元年，下诏铸造当二钱和小平钱，依照绍兴初年的制度。乾道、淳熙直到嘉泰、开禧年间，都依照这一制度。乾道六年，将铸钱司并入发运司，不久又恢复设置。八年，饶州、赣州重新设置提点官。由于新铸的钱混杂不纯，提点铸钱官、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以及户部工部的长贰官，分别受到降职处分。九年，长江以西以及湖州、广南之间，很多人毁坏钱币，夹入沙泥重新铸造，称为“沙尾钱”，下诏严禁。淳熙二年，将赣司并入饶州。庆元三年，再次禁止铸造铜器，限两个月内卖给官府，每两给钱三十文。湖州原有鬻监，到这时由官府自行铸钱。庆元二年，禁止把钱熔化铸成铜器，按违制论罪，炉户决配到海外。恢复神泉监，用搜括来的铜器铸造当三大钱，隶属于工部。旧有定额是：内帑每年收取新钱一百五万缗，由江、池、饶、建四监铸造。但每年要退回六十万缗，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又拿三百万缗输送给三司，因此内帑每年只得到十一万六千多缗，而左藏得到九十三万三千多缗。如今年度额数只有十五万缗，其中一半隶属封桩库，一半隶属内藏库，左藏一文也没有。朝廷又在浙江、福建、广南设置市舶司，海舶商人往来，钱币财宝由此流失出去，所以从临安出城到江海各处，都有禁令。淳熙九年，下诏说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泄漏铜钱，要追究这些州守臣的罪责。嘉定元年，三省说：“一向在设置市舶司的地方，不许私自派遣外国船只。绍兴末年，臣僚说泉州、广州两个市舶司以及西、南两个泉司，派船往返贸易，全都装载金钱。四司既然自己犯法，郡县的巡尉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至于淮、楚驻军，每月费用五十万缗，其中现钱占一半，南北贸易中流入敌境的钱币，不知有多少。于是沿边地区都使用铁钱了。” 淮南原来铸造铜钱。乾道初年，下诏两淮、京西全部使用铁钱。荆门隶属湖北，因为地界连接襄州、岘州，也使用铁钱。乾道六年，在此以前，和州原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也有旧钱监；于是下诏派司农丞许子中到淮西筹办。许子中认为舒州、蕲州、黄州都产铁，请求各自设置钱监：舒州同安监、蕲州新春监、黄州齐安监。并且铸造折二钱。由发运司总管四监：江州的广宁监、兴国军的大冶监、临江军的丰余监、抚州的裕国监。许子中所主管的三监，每年合计承担铸钱三十万贯；大小铁钱，命令在两淮通行。乾道七年，舒州、蕲州的守臣都因铸钱增加、质量改善而升官，但淮地百姓因此受到很大骚扰。八年，因为江州、兴国军铁冶的定额亏缺，守臣、通判以及大冶知县各降一级官。淳熙五年，下诏舒州每年增加铸钱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加铸钱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如果再增加铸造，优厚地给予推举奖赏。御史黄洽说：“兴办天下的利益，不能耗尽天下的力量。舒、蕲两州每年铸四十五万贯，已经很难做到；又有增加铸钱的奖赏，恐怕难以长久维持。”下诏取消这项奖赏。八年，因为舒州路途水远，柴薪炭材运输不便，减少五万贯的额数。第二年，又减少十万贯，舒州与蕲州都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将舒州的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十二年，下诏舒州、蕲州铸造铁钱，并各增加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钱文。光宗绍熙二年，蕲春、同安两监每年铸钱各减少十万贯。嘉泰三年，停止舒州、蕲州大规模鼓铸；开禧三年，又恢复。

译嘉定五年，臣僚说江北以一枚铜钱折合四枚铁钱，禁止这样兑换。当时江北的铜钱，自乾道以来都用铁钱兑换，有时还用一贯会子兑换一贯铜钱。这些铜钱输送到行在以及建康府、镇江府。凡是沿江私自渡运和边境小路，都严禁铜钱泄漏；并且在边界以内三里设置界堠，越出界限按越界法论处。兑换京西铜钱，也依照两淮的成例。京西、湖北的铁钱，则由汉阳监和兴国富民监供应，后来把富民监并入汉阳监，以二十万贯为额。北宋时期，川、陕都流通铁钱，益州、利州、夔州都就山中矿冶铸造。绍兴九年，下诏陕西各路恢复流通铁钱。十五年，设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济钱引。二十二年，恢复嘉州丰远监、邛州惠民监，铸造小平钱。二十三年，下诏利州兼铸折二钱，后来又铸折二钱。淳熙十五年，四川负责军饷的官员说：“各州流通使用两界钱引，全靠铁钱称提，只有利州绍兴监每年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多贯，邛州惠民监每年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如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产出生铁四十九万三千斤；利州昭化县、嘉川县也有炉，新产铁三十多万斤。请允许鼓铸。”嘉定元年，就在利州铸造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打算全部收回旧钱引，又命绍兴监、惠民监每年铸造三十万贯，所用材料都与当三钱相同。至于四川的铜钱，淳熙年间兑换后送往湖广总所储存，后来又交卸到江陵。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钱文。端平元年，因为用胆铜铸造的钱不耐久，而旧钱中精美的都被海舶带走，于是重申严禁下海。嘉熙元年，新铸当二钱和小平钱都以“嘉熙通宝”为钱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钱文。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说：“大户人家停积的钱，还可以设法使其流出；铜器熔销，还可以从上面加以遏止；唯独一旦进入海船，出海后就不会回来。”于是再次重申严禁铜钱泄漏出海。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议论者认为楮币便于运输流转，所以钱币因藏积而废弃；由于称提政策屡次更改，钱法也就成了无用之物。急于扶持楮币的人，甚至唆使盗贼窥探百姓的内室，严定刑法来搜发百姓的窖藏，却不思考祸患在于钱币荒少，而不在于钱币积聚。钱贵则物价应当便宜，如今物价和钱价都高，这是当世共同忧虑的事。外国商船巨大如山，乘风破浪，深入遥远角落。它们贩入中国的都是浮华而无用的异物，而流失给外族的却是国家财富的权柄。所得能有多少，所失却多得数不清。京城销毁金钱，衢州、信州制造鍮器，醴州、泉州制造乐器，都要用到钱。临川、隆兴、桂林的铜工，尤其多于其他郡。姑且以长沙一郡来说，乌山铜炉有六十四所，麻潭、鹅羊山的铜户有数百家，钱币不被铸成器物而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如今京城的鍮铜器物，公开在都市中出售。京畿附近先一律依法禁止，从京城推及外地，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感很快更新，那么熔销钱币的奸弊就会知道畏惧了。香、药、象、犀之类珍奇而令人喜爱的异物，本来没有实际用途；在服用、驾御之间显示节俭的德行，由上而下教化，风俗大为改变，那么钱币泄漏的弊病就会稍稍止息了。” 这就是从根本上端正并澄清源头的办法。”皇帝下旨依从了他的意见。十年，因为会子的价格降低，又重申严禁下海。十二年，重申严禁熔销钱币以及伪造、泄漏钱币的法律。咸淳元年，再次重申严禁熔销钱币和泄漏钱币。宝祐元年，新钱以“皇宋元宝”为钱文。《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四，下三。会子、盐上。会子、交子的制度，大概取法于唐代的飞钱。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担心蜀地百姓使用铁钱，携带沉重，不便贸易，于是设立质剂法：一张交子面额一缗，以三年为一界，期满后兑换。六十五年间实行到第二十二界，称为交子，由十六户富民主持。后来富民资财逐渐衰落，不能偿还所欠债务，争讼不断。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求设置益州交子务，专门控制交子的发行和流通，禁止私自制造。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每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神宗熙宁初年，制定与伪造官印文书相同的罪赏法。河东运输铁钱劳费很大，官府和百姓都以此为苦。熙宁二年，于是下诏在潞州设置交子务。转运司认为实行此法会使盐、矾卖不出去，有害于输送粮草入中，便上奏请求停止。四年，又在陕西实行交子法，同时撤销永兴军盐钞场，文彦博说这样不便；适逢张景宪出使延州回来，也说交子可以在蜀地实行，不能在陕西实行，不久果然停止。五年，第二十二界交子将要兑换，而后界交子已经发用很多，于是下诏另造第二十五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缗，用来偿付第二十三界的数额，交子从此开始同时存在两个界次。当时交子发放过多而钱币不足，导致交子价格过低，后来终于没有实际钱币可以兑换，制度无法实行。措置熙河财利的孙迥说：“商人买卖贩运，从官府那里谋利，也损害钞价。”于是停止陕西交子法。绍圣以后，每界通常都增加印造，用来供应陕西沿边地区买粮和招募士兵的需要，少则几十万缗，多则有时达到数百万缗；成都方面又请求印造，因此每年印发的数目也没有固定。崇宁三年，设置京西北路专门管理交子通行的机构，仿照川峡路制定伪造法。凡通晓内情而转用交子，以及邻居知道却不告发的，都治罪；私自制造交子纸的，按徒刑并配役论罪。四年，命令各路改用钱引，依照新样式印制，四川仍依旧法。撤销在京和永兴军交子务，在京官吏一并归入买钞所。当时钱引通行于各路，只有闽、浙、湖、广不通行，赵挺之认为福建是蔡京的乡里，所以得以免行。第二年，尚书省说：“钱引本来是用来代替盐钞的，但在各路通行不畅，想暂时停止印制。在官府的，依旧法改印解盐钞；民间的，准许贸易，逐渐到买钞所按钞法规定的比例领取。”皇帝同意了。

译大观元年，下诏把四川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自从用兵攻取湟州、廓州、西宁，便借助这种制度补助边费，发行量比天圣一界超过二十倍，钱引价格也更加跌落。到了更换界次的年份，新交子一张只能抵旧交子四张，所以进行改制。以第四十三界钱引作为书放数额的标准，仍使用旧印发行，使人不疑虑、不骚扰，后来一并改称钱引。大观二年，陕西、河东都拿旧钱引到成都兑换，因此四川出现阻滞，河东、陕西有道路艰难之苦，豪强之家乘机压低价格收取。于是下诏永兴军另设机构，收纳兑换陕西、河东钱引，又派两名文臣监督。八月，知威州张持上奏：“本路一千文钱引如今只值十分之一；如果出入没有弊端，可以值八百文。若让它流通使用，官吏俸禄仍按旧制发给并使用钱引，请稍微发给现钱以便使用。”于是提拔张持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提举川引。后来钱引价格更加低贱，无法使用，张持又另用印押发给官吏，没有这种印押的钱引都被弃置无用。谏官弹劾他违法，张持因此获罪并被远地贬谪。大观三年，下诏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的钱引不再收取兑换；以后只按天圣年间的额数发行，铜钱流通地区不得使用。大观四年，借用四川提举各司封桩的钱五十万缗作为成都钱引务的本钱，擅自侵占挪用的，按常平法论罪。政和元年，户部说成都漕司上奏：“先前命令输给官府的钱引，按十分计算，三分使用民户所有的，七分送到官场买纳，因此人们把七分视为疑虑。请从今以后不再按三七比例限制，全部准许通用，愿意买纳的听其自便。民间原来因本钱尚未送到，钱引价格大跌，所以州官也减少官钱的收买数额；如今本钱已经充足，请不要再减少收买数，以消除百姓疑虑。又请求第四十三界钱引等界期满后不再兑换，从第四十四界开始实行新法。”户部详细考虑后，想只发行第四十四界，第四十五界不再印造。如果流通需要或钱引不足，准许在界期内继续增加新的钱引以供兑换；其余仍按旧法出售，或者在发钱处兑换钱币储存作为本钱；擅自挪用的，按擅自支取封桩钱法论处。下诏准许。靖康元年，命令四川钱引一律恢复旧制，在成都府钱引务收纳兑换。因为在成都设置机构，长久以来较为便利，但到了各州便出现料次混杂交错的弊端，所以有这道诏令。大体说，过去每年印造一界，准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界次相互承接。大观年间，不储备本钱而无节制地增加印造，竟至一缗钱引只抵十几文钱。等到张商英执政时，奉诏重新遵循旧法。宣和年间，张商英记录上奏当时实行的情况，认为自从采用旧法以来，到现在钱引价格又恢复平稳。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为婺州驻军，请求储备办理所需的钱，但道路不能通船，钱币沉重难以运到。于是制造关子发给婺州，招募商人输纳粮物，商人持关到榷货务领取钱；愿意领取茶、盐、香货钞引的，也听其自便。于是州县用关子充作买粮本钱，不免强行摊派；而榷货务又只按每天输送数额的三分之一偿还，人人都叹息怨恨。绍兴六年，下诏设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说：“朝廷设置现钱关子，有司逐渐失去原意，改成了交子。官府没有本钱，百姓凭什么相信？”于是撤销交子务，命榷货务储备现钱，印造关子。绍兴二十九年，印造公据、关子，交给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都有从十千到百千五个等级。其中关子使用三年，公据使用二年，允许用钱、银各半缴纳。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奉诏制造会子，储备现钱，使会子在城内外流通；凡应发给官府的钱，也准许兑换成会子缴入左藏库。第二年，下诏会子务隶属都茶场。绍兴三十二年，制定伪造会子的法律。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领取赏钱的，补授进义校尉；徒刑犯以及包庇、藏匿伪造者，能够告发首谋的，免罪并受赏；愿意补授官职的，听其自便。当时会子纸取自徽州、池州，后来又在成都制造，再后来又在临安制造。会子初次发行时，只在两浙流通，后来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缴纳盐本使用钱币外，在不能通船的地区，凡上供等钱都准许全部用会子缴纳；沿江各州军，则钱币、会子各缴一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也照此办理，愿意全部使用会子的听其自便。宋孝宗隆兴元年，下诏规定，会子的票面文字改为“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又发行面值五百文的会子，以及二百文、三百文的会子，并设置江州会子务。乾道二年，因会子出现弊病，拿出内库和南库的银一百万收回会子。乾道二年，又因民间会子破损，另行发行五百万换给百姓。又下诏说，凡会贯上“百钱”字样仍可辨认的破损会子，一律作为上供钱收入并运送；豪门大户若以低价收购，将依法治罪。乾道四年，把收取到的旧会子毁掉后，交付会子局重新铸造；每三年定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发行额，随着新界发行新会子来兑换旧会子。任命户部尚书曾怀同共同办理此事，并铸造“提领措置会子库”印。每道收取靡费钱二十足，零数按一半计算。凡旧会子破损，但贯数和百钱字样尚存、印文可以验明的，立即予以兑换。乾道五年，下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把应请算茶、盐、香、矾的钞引，暂准收换第一界会子；此后每一界都照此办理。各州县各种纲运钱中，七分收钱，三分收会子。乾道九年，制定捕获和制造伪会子的赏格。淳熙元年，下诏左藏南上库发给会子二十五万贯，收买临安、平江、绍兴、明州、秀州额外征收的浮盐；随盐运到的钞钱，命榷货务每月底送入封桩库，以备循环兑换会子。三年，下诏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延长三年期限，命都茶场会子库用第四界续印会子二百万贯，储存在南库。当时户部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贯，其中一半是会子；而南库用金银兑换收回的有四百万贯，流通在界限以外的只有二百万贯。光宗绍熙元年，下诏第七界、第八界会子各延长三年。臣僚说：“会子每界以三年为限，如今已经延长两次，就成了九年，凭什么取信于人？”于是下诏制造第十界会子，确定期限。庆元元年，下诏规定会子每界以三千万贯为发行额。嘉定二年，因为第三界会子数量太多，无法采取有效办法维持其币值，统计十一界会子，除去已经收回兑换的，仍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第十二界、第十三界除去已经焚毁的，仍有一万二百余万贯。第十二界有四千七百万余贯，第十三界有五千七百万余贯。下诏从封桩库拨出一百五万两黄金，按每两折合钱四十贯计算。

译度牒七千道，每道折钱一千贯。官告所用的绫纸和乳香，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凑成三千多贯，再补贴给临安府官局，用来收兑旧会子，按品类搭配缴纳。第十一界会子按二成，第十二、十三界会子各按四成。用两份旧会子兑换一份新会子。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都因称提会子失职而被分别责罚降职。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经达到三亿二千九百多万贯。端平二年，臣僚说：“两界会子，发行较早的还不到几年，发行较晚的刚满一年，并不是因为破损污损的弊病，如今应把收回的会子交给封桩库存储；如果遇到缓急，或许可以用来济事。”皇帝下旨同意。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上奏：“损坏楮币，只是由于不断更换；挽救楮币，没有比减少收回更好的办法。从去年到现在，楮币价格大致稳定，不至于折损亏耗，正是没有更换的作用。如今已经停止各处造纸局以及各州强行购买楮皮，如果再多方收回减少楮币，楮币价格就有可能上升。”皇帝说：“好。”淳熙三年，臣僚说：“如今官印会子的数量虽然减少，伪造的券却越来越多。且以第十五、十六界会子来说，收回的数量应当少于发行的数量；现在兑换时，原定额数已经超出，仍然不断有人拿来兑换。如果不是伪造的，怎么会多到这种程度？大体说，前面两界全部使用川纸，材料精良，制作不苟，百姓想伪造还很困难。到了第十七界重新印造时，已经混用川纸、杜纸；到第十八界则全部使用杜纸了。” 纸张既然可以自行制造，价格又比以前高出五倍，所以从前伪造困难，现在伪造容易。人心追逐利益，超过了对法律的畏惧，何况利益可以立刻得到，而刑罚又不会立即施加呢？臣下愚见认为，抄印会子时，应增加纸张材料，放宽工期，务必做到极其精致，使人无法伪造，这是上策；至于禁止、侦捕的办法，应厚重地给予奖励，严厉地设置防范，使人不敢伪造，这是次策。”淳熙七年，第十八界和第十七界会子不再规定期限，永久使用。淳熙十一年，按会子价格的增减考核官吏。景定四年，因为收买超过期限的田地，又每天增加印造会子十五万贯。咸淳四年，根据最近颁行的现钱关子，一贯作足七百七十文；第十八界会子每道作足二百五十七文，三道折合关子一贯，与现钱一同流通使用。官府和私人擅自减价的，官员按贪赃论罪，吏员则配役并编入籍册。五年，再次重申严禁关子减价贬值。七年，因为行在纸局制造的关子纸不精良，命四川制使抄造后运送，每年以二千万纸张分作四纲。四川钱引自张浚开设宣府、赵开任总饷时开始，用来供应买粮本钱和军需；印数日益增加，无法禁止。淳熙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求在河池设置银会，没有获准。北宋以前，蜀地交子发行两界，每界一百二十多万贯；如今三界同时流通，共三千七百八十多万贯，到绍兴末年，累积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七万多贯；所储存的铁钱只有七十万贯左右，只好暗中以盐、酒等实行称提。因此负责军饷的王之望也说，增加印发钱引以救目前之急，是不得不做的，但朝廷也必须为长远考虑。于是下诏增印三百万贯，王之望只增印一百万贯。孝宗隆兴二年，负责军饷的赵沂增印二百万贯。淳熙五年，因为四川钱引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万贯，规定定额，不许再增加。光宗绍熙二年，下诏四川钱引延长界期流通。宁宗嘉泰末年，两界共发行五千三百多万缗，三界合计的发行量就更多了。开禧末年，负责军饷的陈咸因每年经费不足，曾经发行小会子，最终未能施行。嘉定初年，每缗会子只值铁钱四百以下，陈咸于是拿出金银和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会子，约定到年底停止使用。然而四川各州，距离总所远的有千数百里，期限已经逼近，官吏在发给兑换物资时又从中舞弊。于是商人不再流通会子，百姓都叹息怨恨，一引会子只卖得百钱。制司于是告谕百姓，除兑换一千三百万引外，第三界会子仍照旧通行；又下檄文命令总所把金银运到成都设场收兑，民心才稍稍安定。此后每引值铁钱五百有余；如果在关外使用铜钱，每引只值五百七十钱。嘉定三年春，制司、总司收换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多万缗。其中一千二百万缗，用茶马司的羡余钱、制司的空名官告，以及总所储存的金银、度牒相互折兑；其余用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制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用来收回前宣抚使程松增加的数额。凡民间缴纳的，每张钱引贴补八千文。金银按品类搭配时，大体使用新引七成、金银三成；由于金银的成色、官方折价不免稍有亏损，每一百张旧引还要贴纳二十张新引。这是因为嘉定元年、三年两次收回旧引后，钱引价格才恢复如旧。过去高宗因议论四川交子，最赞同沈该关于称提的主张，认为官府常备钱一百万缗，交子价格下降时，官府就用钱买入，这样才不会发生弊端。嘉定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说：“四川钱引按旧例每界三年一换。自开禧年间军事兴起以后，用度不足，延长年限收兑，终于出现两界、三界同时通用的情况；但通常都要等三年界期满后才发布延长界期的命令，以致百姓听闻后惶惑不安。如今想以十年为一界，写入固定法令，那么百姓就不会再怀疑。”皇帝同意了。宝祐四年，台臣上奏：“四川钱引、银会的弊端，都是因为自行印造、自行使用，有发行而没有收回。如今应收回印造权，归于朝廷，仿照第十八界会子制造四川会子，依照淳祐年间的法令，按七百七十陌计值，在四川州县公私通行。两种四川钱引都销毁，现有银会暂且保留。旧引清理完毕，新会数额有限，那么楮价就不会下跌；物价自然平稳，公私都方便。”皇帝下旨同意。咸淳五年，又把会子印板发给成都运司掌管；由制司抄纸运往运司，印造完成后发回制司，再用总所的印记发行使用，每年以五百万贯为额。

译绍兴末年，会子还没有分为两淮、湖广两种；后来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于是产生弊端。乾道二年，下诏另印二百、三百、五百文及一贯面额的交子三百万贯，只在两淮使用，旧会子准许相互兑换。凡缴纳和买卖，都用交子与钱币各一半。若往来使用不便，又下诏发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贯，交给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地过江的人和江南渡淮的人都能相互兑换，循环使用。然而自绍兴末年，铜钱禁止在淮地使用而改用铁钱；会子既在淮地使用，又改换为交子，于是商贾无法通行，淮地百姓陷于困苦。右司谏陈良祐说交子不便，下诏两淮郡守、漕臣分别权衡利弊，他们都说发下的交子太多，而铜钱和会子不能过江，这是百姓和商旅不便的原因。于是下诏铜钱和会子仍照旧过江流通；民间交子准许作为现钱缴给官府，凡官府收取的交子，全部送入行在左藏库。乾道三年，下诏制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贯，交给淮南漕司分发各州军兑换流通，不限使用年限；漕司现存的交子，先交南库收取兑换。绍熙三年，下诏新造交子三百万贯，其中二百万贯交给淮东，一百万贯交给淮西；每贯折合足额铁钱七百七十文，以三年为一界。庆元四年，下诏两淮第二界会子期限届满，第二年六月再延长一界。嘉定十一年，制造两淮交子二百万贯，增印三百万贯。十三年，印造二百万贯，增印一百五十万贯。十四年、十五年，都达到三百万贯。从此数量日益增加，价值也日益下降，无法实行称提，只是一再延长界期而已。起初，襄州、郢州等地大军支取军需，都用钱币、银两按品类搭配。孝宗隆兴元年，才开始在大军库储备现钱，印造五百文和一贯面额、便于流通的会子，发往军前，并作为现钱流通。印造权既然专归一处，印造数目便日益增加；而且总所发给的会子只在本路流通，荆南是水陆交通要冲、商贾必经之地，流通很不方便。乾道三年，收回会子印板。四年，把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贯、都茶场钞引八十万贯交给湖北漕司收换，送入左藏库，又命令用发下的银钱收取会子。五年，下诏户部发给行在会子五十万贯，交荆南府兑换。淳熙七年，下诏会子库先制造会子一百万贯，发给湖广总所收换破损会子。十一年，臣僚说：“湖北会子创行于隆兴初年，到现在二十二年，从未兑换，称提无法实行。”于是下诏湖广总领与帅、漕官共同商议长久便利的办法。帅、漕、总领说：“请印发一贯、五百文面额的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子，这样或许可以使流通顺畅，长久实行。”皇帝同意了。淳熙十三年，下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一界。绍熙元年，下诏湖广总所统计现行及储存的新旧会子数额，仿照行在的成例设置界次并收换。负责军饷的梁总上奏：“一向没有设置界次，只要破损就兑换；除去反复兑换的以外，还有五百四十多万贯正在民间流通。请另行制作两界会子，印造后收换。”皇帝同意了。嘉定五年，湖广负责军饷的王釜请求用度牒、茶引兑换第五界旧会子：每道度牒作价一千五百缗，另外还要搭配一千五百缗茶引，才准许收买，期限为一个月。但京湖二十一州只设置三个兑换场所，很不方便。制臣刘光祖于是会同总所拿出第六界新会子五万缗，命军民用两份旧楮币兑换一份新楮币；接着又命军民用一份半旧楮币兑换一份新楮币；又请求朝廷增发新楮币十万贯，军民因此得到救济。十四年，制造湖广会子三十万贯，兑换破损会子。十七年，制造湖广第六界会子二百万贯。嘉熙二年，拨出第七界湖广会子九百万贯，交给督视参政行府。宝祐二年，拨出第八界湖广会子三百万贯，交给湖广总所，兑换两界破损会子；此后便沿用这种办法。盐大体有两类：引池水制成的，叫颗盐，就是《周官》所说的盬盐；煮海水、煮井水、煮碱水制成的，叫末盐，就是《周官》所说的散盐。宋朝自从平定各国以来，天下的盐利都归县官所有。官府专卖或允许商人经营，按照各州郡的情况办理，但制度也经常变更，尤其重视禁止私贩盐。引池水制盐的地方，是解州解县、安邑两池。把土地开垦成盐畦，引池水浇灌，称为“种盐”，水分耗尽后盐便形成。登记民户充任畦夫，由官府供给粮食，并免除其家赋役。招募一百名巡逻士兵，称为护宝都。每年二月一日开垦盐畦，四月开始种盐，八月才停止。安邑池每年产盐一千席，解池减少二十席，用来供应本州和三京，以及京东的济州、兖州、曹州、濮州、单州、郓州、广济军，京西的滑州、郑州、陈州、颍州、汝州、许州、孟州，陕西的河中府、陕州、虢州、庆成军，河东的晋州、绛州、慈州、隰州，淮南的宿州、亳州，河北的怀州，以及澶州在河南的各县。凡是实行禁榷的地方，官府设置标志和瞭望设施来告知百姓。允许通商的地方，京西是蔡州、襄州、邓州、随州、唐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光化军、信阳军；陕西是京兆府、凤翔府、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商州、泾州、原州、邠州、宁州、仪州、渭州、鄜州、坊州、丹州、延州、环州、庆州、秦州、陇州、凤州、阶州、成州、保安军、镇戎军，以及澶州在河北的各县。颗盐、末盐都以五斤为一斗。颗盐的价格每斤从四十四钱到三十四钱不等，分为三等。至道二年，两池得到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每席一百一十六斤半。第三年，卖盐收入七十二万八千多贯。

译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说：“陕西沿边地区的解盐，请不要允许商人经营，改由官府自行销售。”于是下诏任命梁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任内殿崇班杜承睿共同办理陕西青盐、白盐事务。杜承睿说：“鄜州、延州、环州、庆州、仪州、渭州等州自从禁止青盐以后，命令商人缴纳刍粟，把解盐运到边地销售；其价格与青盐相差不大，因此百姓食用便宜的盐，仍不得不畏惧法律，而蕃部的青盐又难以卖出。如今听说把解盐运到边地，风俗上与内地同价，边民一定会冒法图利，反而进入蕃界私贩青盐，这是帮助敌寇提供资财、招致百姓怨恨。”后来又有人上疏说这样不便，梁鼎请求等盐运到边部再转运，并且商人一到解池就加以禁止。不久盐运往边地，公私都大为烦劳耗费，边民又突然没有盐可进市场，舆论纷扰。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永详细议，认为对公私都不便利，请恢复旧日的商贩制度。下诏严厉责备梁鼎，罢免其度支使职务。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说：“两池所储盐货，估计价值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担心还有未开发的利益，希望施行条约加以管理。” 真宗说：“土地所产的利益，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若过分追求增加盈余，恐怕有时反而会出现亏缺。”没有批准。在此以前，五代时期的盐法过于严酷。建隆二年，开始制定官盐“阑入”法：禁止在禁地贸易，私盐达到十斤、贩卖碱盐达到三斤的处死；百姓领取的蚕盐带入城市，超过三十斤的，须上报请示。建隆三年，将“阑入”三十斤、贩碱盐十五斤定为死罪；蚕盐带入城市超过一百斤的，奏请裁决。乾德四年以后，每次诏令都予以宽免。太平兴国二年，诏令规定：阑入盐达到二百斤以上，贩卖碱盐以及主管官吏盗卖达到一百斤以上，蚕盐带入城市超过五百斤的，一律刺面并押送京城。到淳化五年，改为将此前犯罪者正式配隶本州牢城。代州、宝兴军的百姓私下到契丹的骨堆渡、桃山购买盐，雍熙四年诏令规定，犯罪者从一斤起分别定罪，五十斤以上加判徒刑、流刑，一百斤以上押送京城。天圣年以来，两池的畦户总共三百八十户，由本州及邻州百姓充任。每户每年出夫二人，每人每天给米二升，每年给每户钱四万。每年产盐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每石五十斤；按盐席计算，共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每席一百一十六斤。在实行禁榷的地区，都由官府役使乡户中的衙前以及民夫，称为“帖头”，负责水陆运输。实行通商的州军，以及边境的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等州军，又招募人运入中刍粟，以盐偿付。凡是实行通商的州军，在京西的称为南盐，在陕西的称为西盐；如果是禁盐地区，则称为东盐。各自划定经界，以防止侵越。天圣初年，计置司讨论茶盐利弊，因而说：“两池过去招募商人销售南盐，商人把钱交入京师榷货务。乾兴元年，每年收入才二十三万缗，与天禧三年相比减少了十四万。请一概停止这种办法，专门命令商人运入边境所需的刍粟，并增加约束、重申防禁，以杜绝私贩的弊端。”过了很久，又下诏允许把钱交入京师，听从商人的便利。三京、二十八州军由官府自行搬运食盐，百姓苦于转运。天圣八年，上书者说：“官府禁盐，所得利益很少而造成的祸害很大；两池积盐堆积如山，上面生长的树木粗到几人合抱，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应当允许通商，按照平价出售，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于是诏令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讨论改变盐法。他们拟定通商的五项好处，上奏说：“以前禁止商人时，砍伐木材、制造船只，搬运食盐，军民疲劳不堪；现在去除这一弊端，这是第一项好处。陆路运输既差遣帖头，又役使车户，贫困者害怕服役，连续多年逃亡；现在全部停止，这是第二项好处。船运有沉没的忧患，纲运官吏又侵吞盗窃，还把泥沙、硝石混入盐中，味道苦劣，导致疾病和严重浮肿；现在都能吃到真正的食盐，这是第三项好处。钱币是国家的货币。想使钱币流通，富家却大量收藏钱财而不拿出来，百姓使用的钱更加困窘；现在每年可以让商人拿出六十多万缗钱来帮助经费，这是第四项好处。每年可以减少盐官、士卒、畦夫的佣作供给，这是第五项好处。”十月，诏令停止三京、二十八州军的榷盐法，允许商人把钱或金银交入京师榷货务，领取两池的盐。实行一年后，与天圣七年相比，增加了十五万缗钱。后来每年的盐课收入有所减少，命令翰林学士宋庠等人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的新法同乾兴年至天圣八年的旧法比较，结果每年盐课减少二百三十六万缗。康定元年，诏令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的宿州、亳州，都像从前一样实行禁盐。不久，又放宽京师的榷盐法，并诏令三司讨论开放淮南盐供应京东等八州，于是兖、郓、宿、亳都食用淮南盐。自从元昊反叛以来，西部边境聚集军队，运粮入边的商人很少。官府急于供应军粮，调发又不足，于是允许商人运入刍粟，发给凭券，让他们赶赴京师榷货务领取钱或金银；运入其他货物的，发给凭券，用两池盐偿付。因此，羽毛、筋角、胶、膝、铁、炭、瓦、木等物品，一概用盐交换。奸猾商人和贪污官吏内外勾结，甚至运入两根椽木，估价一千钱，便发给一大席盐，即二百二十斤。池盐被虚耗，数也数不清；盐价越来越低，贩盐者不再经营，公私都没有收益。庆历二年，恢复京师榷盐法。凡商人虚报货物估价领取凭券，以及已经领取盐券但尚未售出的，都核算价值，令其补交亏欠官府的钱。内地州军民间的盐，全部收购入官，官府设置盐场，提高价格后再出售。又禁止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通商卖盐，由官府自行搬运，并由衙前负责。又禁止商盐私自进入蜀地，在永兴、凤翔设置折博务，允许人们交钱或蜀地货物，换盐运往蜀中出售。过了很久，东盐、南盐地区也全部恢复禁榷，军民搬运不胜其苦，州郡骚动不安。所得盐利不足以救助官府的急需。边境官府事务诱使人运入刍粟，估价都虚高，价格上涨到原来的数倍，极大损耗了京师的钱币，国库也更加空虚。

译太常博士范祥是关中人，熟悉其中的利弊，常说两池盐利非常丰厚，却不能稍微帮助边防军费，是因为公私侵夺渔利造成的祸害；如果改变盐法，每年可以使度支省下数十百万缗钱。于是他拟定方案进献。当时韩琦任枢密副使，和知制诰田况都请求采用范祥的方案。庆历四年，诏令范祥乘驿马，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讨论此事，但程戡的意见与范祥不合，范祥不久又因服丧离职。庆历八年，范祥再次申述自己的主张，于是任命他为陕西提点刑狱，兼管制置解盐事务，让他推行此法。其办法是：原来禁盐的地区一律通商，并允许盐进入蜀地；停止九州军运入刍粟，改令商人交纳实钱，以盐偿付，根据交钱州军的远近以及所指的东盐、西盐、南盐，分别提高盐价；东盐、南盐又允许在永兴、凤翔、河中交钱购买；每年收钱总额折合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发给要券，凭池盐验券，按券数发盐，完全免除军民搬运之役。又因为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等地靠近乌池、白池，奸人私自把青盐、白盐运入边塞，侵夺官利、扰乱法令，于是招募人运入池盐，发给凭券并按优厚估价计值，返回后用池盐偿付；将运入的盐由官府自行出售，禁止私人销售，严厉执行青盐、白盐的禁令。对于边境原来允许运入的铁、炭、瓦、木等物，也都加重法令加以禁止，以彻底杜绝。此前因虚高估价领取凭券以及已经领取盐券但尚未售出的，一律核算价值，令其补交亏欠官府的钱。又命三京以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等地的官府仍然出售食盐，等到商贾流通后才停止。用收取的缗钱购买边境九州军的刍粟，并把这些盐务钱币全部换成榷货务的钱币，以充实京城。实行数年后，奸猾商人和贪利商贾无从投机取巧，关中百姓得以安定地从事本业，公私都认为便利。皇祐元年，侍御史知杂何郯又说改变盐法不对。第二年，派三司户部副使包拯乘驿马巡视，回来后说实行此法便利，只请求商人交钱，并允许延、环等八州军出售食盐，都大幅降低盐价；也就是在这八州军交盐的，提高盐价后出售；三京及河中等地则禁止官府卖盐。但三司认为京师很少有商贾到来，盐价会昂贵，请求允许公私一同买卖，其余仍禁止。都听从了这些意见。田况任三司使，请求长期任用范祥，使他专门负责此事。于是提升范祥为陕西转运使，赐给金紫服。范祥最初说每年可收入二百三十万缗钱，皇祐初年实际收入二百二十一万缗；皇祐四年收入二百一十五万缗。以皇祐四年的数字与庆历六年相比，增加六十八万；与庆历七年相比，增加二十万。旧制每年从榷货务支出缗钱，庆历二年为六百四十七万，庆历六年为四百八十万。到这时，榷货务的钱不再支出。后来每年收入虽有增减而不固定，到皇祐五年仍达到一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达到一百六十九万。当时范祥已因其他罪名获罪贬官，命转运使李恭代替他。至和三年，最终以至和元年的收入定为每年盐课的固定数额，量入为出，可以补助边费十分之八。过了很久，边境又允许用刍粟抵缴实钱，虚高估价的弊端逐渐增长，盐券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每年损失官府盐课，大约达到百万。嘉祐三年，三司使张方平和包拯请求重新任用范祥，于是又让范祥总管盐务。范祥请求严格禁止以刍粟入纳；嘉祐三年以前的盐券，每券另行交钱一千，然后才发盐。又说商人拿盐券到京师售盐，都会亏损本钱，请求在京师设置官署，储存二十万缗钱，等待商人到来；如果盐券或盐的估价过低，就由官府替他们出售。盐券纸六千张、盐席一万席，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以此平定市场价格，使人不能任意操纵涨跌。诏令由都盐院监官兼管此事，从此盐法渐渐恢复旧制。不久范祥去世，由转运副使薛向继任。治平二年，每年收入一百六十七万。当初，范祥认为盐法既已通商，恐怕州县失去征收税算的收入，于是计算商人经过和到达的地方应缴的算钱，再按此作为入中的数额。此后州县仍照旧征算。嘉祐六年，薛向全部停止这种做法，并上奏请求降低八州军出售食盐的价格。两池畦户每年役使解州、河中、陕、虢、庆成等地的百姓，官府还借机侵夺剥削，百姓以此为苦，于是诏令三年更换一次畦户。过去积欠盐课达到三百三十七万多席，便免除其中一半。期间因为积盐太多，特意停止种盐一年，或二年、三年，以减轻畦户的劳力。后来又减少一半畦户，逐渐用雇佣民夫代替，五州百姓才开始安定。青盐、白盐产自乌池、白池，西羌独占其利。自李继迁反叛后，禁止青白盐进入边塞，不久又取消禁令，后来再次禁止。乾兴初年，曾诏令河东边民违反青白盐禁令的，依照陕西的法律处理。庆历年间，元昊归顺，请求每年运入十万石，卖给官府。仁宗认为这会扰乱盐法，不答应。自从范祥提出禁止八州军商盐、严格青白盐禁令后，官盐估价昂贵，本地人和蕃部贩卖青白盐的越来越多，往往犯法判死，却没有人肯停止。至和年间，诏令蕃部犯青白盐罪应处死的，改为流放海岛；其结党危害百姓的，须上报请示。嘉祐赦书规定，稍微将流迁、配隶、徒刑者改配到近地，从此禁法渐渐宽松。熙宁初年，诏令淮南转运使张靖查究陕西盐、马事务的得失。张靖揭发薛向欺骗隐瞒的情状，王安石偏袒薛向，张靖最终获罪，薛向被提升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谏官范纯仁说赏罚失当，于是列举薛向五条罪状，薛向仍照旧任职。薛向于是请求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场，又拿边费钱十万缗储存在永兴军作为盐钞本钱，后来又增加二十万。

译熙宁四年，诏令陕西实行蜀地交子法，停止买卖盐钞；有人认为不便，于是恢复旧法。熙宁七年，中书讨论陕西盐钞，认为发出的虚钞过多，盐钞价值越来越低；用盐钞折兑粮草，有虚抬价格、强迫买粮的忧患。请求采用交子法，使盐钞数量与现钱相当，以应付缓急。诏令由皮公弼、熊本、宋迪分路负责此事，赵瞻主持规划。又从内藏钱中拿出二百万缗借给三司，派市易吏到四路请求购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每年以一百八十万为定额。熙宁八年，中书上奏陕西盐钞的利弊及立法八项，大意是说：买盐钞的本钱有限，但发出的盐钞过多；买不完就会导致盐钞贬值、粮价上涨，所以发钞不能没有限度。然而商人想把盐钞兑换成现钱，官府却不替他们收买，就会被兼并之家压低，盐钞价格更加低贱；边境有紧急情况时，又不能不多发盐钞，因此应设置盐钞场，按市场价格使其保持平衡。现在应当确定两路实际销售盐的金额为二百二十万缗，以此确定应使用盐钞的数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缗，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缗，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缗；永兴军派官员收买盐钞，每年支出转运司钱十万缗购买西盐钞；又采用市易务赊请法，招募人赊取盐钞并兑换；如果民间盐钞过多而滞销，就送到解池销毁。诏令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有关官司发给盐钞超过定额，仍然像从前一样。熙宁九年，诏令御史弹劾陕西官吏，只允许三司在额定数之外停止发钞。熙宁十年，三司说：“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熙河路盐钞超过定额，所以盐钞价格低而刍粮昂贵；又因为东、西、南三路通商的郡邑由官府专卖官盐，所以商旅不来。现在盐法应当改变，官府专卖应当停止。请先收回旧盐钞，给旧盐加盖印记，实行加纳钱的办法。官府全部收买旧盐钞；已经发出的盐，限定期限，允许商人自行申报，按新价格增加价钱，给盐席加印，发给凭证。东、南盐旧法每席盐钞只有三千缗；西盐盐钞每席减少一千，官府全部收买。先命解州场院查验商人的盐钞文书，然后才允许出售。已经请领食盐的，确定期限并设置告发奖赏，允许商人自行陈报；东、南盐每席增加二千五百钱，西盐每席增加三千钱，用来更换旧凭证，并限定日期令其出售。停止两处禁榷地的官卖；提举司出售食盐也一律使用新价格，用钱收买旧盐钞。商人愿意按新法折算请盐的，听其自便，官府依法加盖印记。凡通商地区，各举荐官员一人；盐席限十日内自行申报，然后令其交纳增加的钱，加盖印记，发给新盐引，允许用旧盐钞抵作加纳钱。”这些办法都实行了。另行确定官卖盐的地区，由市易司收买食盐，也实行加纳钱。旧制度规定，河南、河北曹州、濮州以西，秦州、凤州以东，都食用解盐。自仁宗时期解盐通商，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年间，市易司才开始专卖开封、曹州、濮州等州的盐。熙宁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售解盐，于是开封府界的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以及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都由官府自行卖盐。不久，又采用商人的建议，令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实行通商；畿县以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则命提举解盐司运输盐货出售，并诏令三司讲求其中的利弊。盐价提高后，百姓不肯购买，于是按贫富和职业的不同，摊派百姓购买官盐，规定购买多少各有差别。买卖私盐的，允许人告发，并加重赏钱，用罪犯的家产充作赏赐。购买官盐后没有吃完，存放过夜的，也按私盐法处理。于是民间怨声载道。盐钞旧法每席六缗，到这时只值二缗多，商人不再运粮，边境储备失去保障。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朝讨论，皮公弼极力说明官卖不便。沈括任三司使，不能改变张景温的主张。王安石支持张景温，沈括迎合王安石的意旨，说通商每年会损失官卖收入二十多万缗。王安石离职后，沈括仍在三司，便又说官卖应当停止。于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允许通商；其中收入不及官卖的，官府再自行卖盐。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以及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仍照旧官卖。诏令商盐进入京城后，全部交市易务出售，每席不得减价十钱；百姓的盐也都由市易务收买。私下与商人交易的，允许告发，并没收其盐。皮公弼制定盐法时，斟酌前后两池支出的盐数，规定每年以三百三十万缗为定额。又命京师设置七个盐场，收买东盐、南盐盐钞，市易务核算为钱五十九万三千多缗。三司缺钱，请求退还一部分盐钞，令其到西部出售；购买盐钞的人，三成给钱，七成按沿边盐价发给新盐引，希望取得民间旧盐钞，并使新盐引容易兑换。诏令采用这个建议。皮公弼请求恢复范祥旧法，按市场价格使盐价平衡；诏令借给三司钱三十万缗，在京师收买盐钞。此前解盐分为东盐、西盐，西盐出售有明确区域；又因边境州军收购刍粮，发给盐钞过多，所以盐钞和盐都很低贱，官价自行分成两等。于是提高西盐价格，使其与东盐相等，以平衡盐钞制度，每年约增加十二万缗；不再分东盐、西盐，全部废除西盐的限制。解池盐钞旧定额为二百二十万缗，转运使皮公弼请求增加十万以帮助边境买粮，到这时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二万。商人已经请领西盐的，命令补交钱，使其与新法价格相平。元丰三年，三司举荐张景温出售解盐有盈余功劳，提升官职并赐帛。第二年，权知陕西转运使李稷说：“新法实行以前，盐钞价格的高低，取决于有关官司发出的多少。新法实行以后，盐钞有了固定数额，从熙宁十年冬到元丰三年，共印发一百七十七万多席，而盐池产出的盐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多席，剩余盐钞五十九万多席，流散在官府之间，势必不能不贬值。”于是下令三司停止发给盐钞。元丰五年，户部仍认为盐钞过多、难以出售，每年发给陕西军队储粮的盐钞二百万，裁减一半；然而盐钞仍然太多，最终不能使价格平稳。

译元祐元年，户部和制置解盐司讨论说：“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都由官府自行卖盐，以一万五千五百席为定额；允许商旅在八州军的折博务交纳钱物，核算后发给交引，依照范祥的旧法办理。应当偿付盐价的钱，由转运司按年度定额发给盐钞；卖盐所得的钱，用来供应转运司买粮。仍选承务郎以上官员一人，在京师设置盐场，用盐钞换取现钱，并把钱交入都盐院库；遇到发放解盐定额的盐钞时，全部归还本司，不再发给转运司。其他官司都不得贩卖交易，即使有特别诏旨，也允许执奏阻止。已经买到的盐钞，由本司拘管；如果民间盐钞少了，或者需要发给本路缗钱，就上报户部讨论出售这些盐钞。”诏令全部准许。后来又因为商人交纳解盐所减少的年度买盐费用二万七千多缗，增加了在京师收买盐钞的本钱。商人运入解盐，仿效熙河盐钞制度，价格随着事务需要增减折算；澶州、怀州、滑州的盐价定为八千二百钱。当时陕西百姓多用朴硝私自炼成颗粒，称为“倒硝”，与解盐很相混淆。绍圣三年，制置使孙路将此事上报，诏令犯罪者比照私盐法减一等定罪。当初神宗时期，官府出售解盐，京西则实行通商。有个叫沈希颜的人任转运使，改变为榷盐法，请求借常平钱二十万缗，由官府自行买解盐，在本路出售；百姓已经买到的解盐，全部收买入官，从中搜刮牟利，商旅深受其苦。哲宗即位后，殿中侍御史黄降弹劾沈希颜的罪行。元祐元年，京西开始恢复旧制通商，但仍由官府出售；到元符元年才停止。永兴军、渭州，以及河北的高阳、栎阳、泾阳等县，像同、华等六州军一样，仍由官府自行卖盐，但禁止官司在折博务买解盐贩卖牟利。不久因为水灾毁坏解池，允许河中府、解州的小池盐，同州、华州等州的私土盐，阶州石盐，通远军、岷州的官井盐，在本路出售；京东、河北的盐也得以流通。元符三年，诏令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城，提举措置催促陕西、河东木▯伐薛嗣昌，提举开修解州盐池。崇宁元年，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整沼畦盐眼，拍摩土地播种盐种，共得到盐一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多斤。当初解梁以东有大盐泽，绵延一百多里，每年所得以亿万计。自元符初年起，连绵大雨毁坏盐池。到这时才讨论修复；崇宁四年，盐池建成，共开设二千四百多畦，百官都来祝贺。内侍王仲千主管这项工程，把盐课超过定额作为功劳。然而议论者说，解池灌水一尺，经过烈日曝晒，再借南风吹拂，很快就能结成盐，盐利本来就很丰厚；如果只想使产量超过定额，不等待风日适宜，灌入过多的水，积水结盐，味道苦涩，不能入口。崇宁初年，议论政事的人认为盐钞制度屡次变更，百姓听来疑惑，官府失去了调节轻重的权力，商旅又困于往来的费用，请求恢复范祥的旧法，谨慎遵守并努力实行，不必轻易改变。虽然批准了这个请求，但不久蔡京上言：“河北、京东的末盐，商人运到京城和京西，每袋交官钱六千，而盐本钱不到一千，实行不久，所得利润就达到二百万缗。如果运到陕西，利润一定加倍。”于是讨论派韩敦立等人分路提举。盐池修复以后，蔡京仍想在原来供应解盐的地区征收东北末盐的盐税，命令榷货务的人无限量收取现钱，以此收取自己的功劳，于是命令解盐新钞只在陕西流通。崇宁五年，诏令说：“盐钞制度实行以来，百姓信任已久，犹如飞钱，可以裕国，利益很大。近来考察前后法令，详细研究利弊，另行设置字号和验记，发给兑换解盐的新盐钞。先拨五百万缗钱送到陕西。河东只发给买粮使用，允许商旅到榷货务兑换东盐、南盐盐钞。补交现钱四成的，在旧制三成以上；补交五成的，在旧制四成以上。并且允许携带旧盐钞流通：交四成现钱的，带行五成；交五成现钱的，带行六成。如果不愿补交现钱，就按旧盐钞价格减去二成。” 此前，担心豪商掌握盐利来源和调节价格的权力，往往压低盐钞价值，使边境买粮价格上涨，于是限制其数额。崇宁四年，盐钞价格虽然受到限制，但入纳盐粮的州郡又提高买粮价格，商人拿盐钞折算请领盐，因牟取暴利而获罪。于是诏令陕西旧盐钞兑换东盐、南盐末盐时，每百缗用现钱三成、旧盐钞七成。后来又诏令，盐钞价格下跌超过五十的，依法论罪。到大观四年，张商英任宰相，商议恢复像旧法一样通行解盐，但东北盐不得与解盐地区混杂。随后有关官司讨论：解池已经修复，应依旧法印发盐钞请盐。商人已经买到的东北盐，各地官司限三日全部登记，交给官府，由官府偿还其价；隐匿不报的，按私盐法处理。解盐尚未运到前，官府出售所得的东北盐，解盐一到就停止出售。已经请领盐钞且已经发盐的，全部销毁；已经发钞但尚未请盐的，另行讨论。京师仍然通行东北盐；其经过的郑州、中牟、开封府祥符县、阳武县境内，也允许通行。而王仲千请求通入京西北路的陈州、颍州、蔡州、信阳军，暂且停止。商旅已经折算请领东北盐，原来指定运往东京但尚未到达的，只准在现在到达的州军批验盐引；已经进入京城但尚未售出的，由都盐院全部拘买出售，允许坐贾请领后分散销售。

译政和元年，诏令陕西盐钞按照钞面上的实际价格执行，擅自增加或减少的，按违制论罪。不久，又因为陕西通行盐钞，旧制虽约定每钞面为铜钱六千，但盐钞价格高时，入纳粮食增加；盐钞价格平稳时，入纳粮食减少。如果限定为六千，陕西只能流通铁钱，这样一席盐钞就只能换得六千铁钱的粮食，严重损害官府利益；盐价应听任随时增减。政和二年，蔡京再次掌权，盐法又改变，不能使用的盐钞全都如同破败的纸张。政和六年，两池漫生盐，招募人加倍努力采集，并讨论增加奖赏；后来又生出红盐，百官都来祝贺，制置解盐使李百禄等人按功劳分别赏赐。政和七年，讨论恢复解盐制度，当时童贯宣抚关中、河东，实际上主持此事。诏令解盐地区正在流通的东北盐，全部收归官府，由官府支付盐价；在京城由平货务管理，在外地由市易务桩管，依照解盐法出售；不自行申报的，按私盐法处理。重和元年，诏令恢复解盐旧法。过了一年，榷货务每年亏损数百万贯，盐钞价格又下跌，买粮无法进行，三省催促讨论筹划并上报，童贯于是请求停止负责解盐。不久三省分条上奏：原来东北盐地区贩卖解盐的商人，限定期限全部卖完；期限已到仍未卖完的，运往解盐地区，超过期限的按私盐法论罪。京畿、京西又设置官府提举盐务。起初，崇宁年间认为各地的盐利各归一方，所以解盐只在本路流通；东南出售海盐，盐利丰厚，流通于数路。恢复解盐后，商旅苦于折损，于是立即改回旧制，又担心商旅疑惑不从。遂诏令将盐运往各路，盐钞制度不得再改变；煽动摇惑者依法论罪，并加倍处罚。靖康元年，解盐盐钞的入纳、折算、请领，参照熙宁、元丰以前的旧法，并增改解盐及东北盐地区的制度；如果商旅不愿领取盐，就按钞面金额请领钱，依旧法办理。随后规定每席盐钞为八贯的，全部按钞面收取；入纳粮草的商人，允许直接到盐池请盐，省去再次进京批验盐钞的烦扰。煮海制盐的地区称为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共六路。产盐之地称为亭场，产盐百姓称为亭户，有时也称灶户。每户有盐丁，每年将盐课交给官府，领取钱或抵充租赋，数额都没有固定规定；两浙又役使军士承担定额煮盐。各路盐场的废置，都看盐利厚薄和盐价盈亏，也从来没有固定的制度。末盐的价格，每斤从四十七钱到八钱不等，共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卖盐收入总计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多贯。京东的盐场是密州涛洛场，每年出售三万二千多石，用来供应本州以及沂州、潍州；只有登州、莱州实行通商，后来又增加登州四个盐场。旧时南京以及曹、濮、济、兖、单、郓、广济七州军食用池盐，其余都食用两州的海盐，由官府自行出售。庆历元年冬，因为淄、潍、青、齐、沂、密、徐、淮阳八州军仍然年年遭受灾荒，于是诏令放宽禁令，允许人们贸易，官府收取其盐税，并停止密州、登州的年度盐课，只命盐户缴纳租钱。后来兖州、郓州因为土地相连，停止食用池盐，改为通行海盐，收取盐税像淄州、潍州等州一样。从此各州官府不再储藏食盐，百姓领取蚕盐的供给每年都停止，但缴纳钱仍照旧。至和年间，才诏令百姓缴钱以十分为标准，允许减少三成。元丰三年，京东转运副使李察说：“南京、济州、濮州、曹州、单州实行解盐；其余十二州实行海盐，请按照现在的税法设置买卖盐场。”这种办法是：将灶户所煮的盐全部收归官府，由官府自行出售；严禁私下交易。每年收钱二十七万三千多缗，利润将近其中的一半。吴居厚任转运判官，在李察之后治理盐法，收入更加增多。元丰六年，将本路和河北的买卖盐场比较，从改变盐法到这一年一年半的时间，获得利润钱三十六万缗。李察、吴居厚都升了官，另加赐吴居厚三品服。诏令把运卖食盐所得的钱储存在北京，命河北都转运使蹇周辅、判官李南公向吴居厚学习此法，在河北推行。河北的盐场是滨州场，每年出售二万一千多石，用来供应本州以及棣州、祈州的各种支出，并供应京东的青州、淄州、齐州；至于大名府、真定府，贝州、冀州、相州、卫州、邢州、洺州、深州、赵州、沧州、磁州、德州、博州、滨州、棣州、祈州、定州、保州、瀛州、莫州、雄州、霸州，德河、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定、安肃军，则实行通商。后来滨州分成四个务，又增加沧州三个务，每年盐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用来供应一路；而京东的淄、青、齐既已通商，于是不再供应。自开宝年以来，河北盐允许人们贸易，官府收取盐税，每年定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事的人曾请求实行禁榷，以收取遗留的盐利；余靖当时任谏官，急忙进言：“前些年军事兴起，河北征点义勇、强壮，并摊派各项科役，多年来没有得到休息。臣曾痛惜燕蓟之地陷入契丹近百年，而百姓忘记南望宋朝的心愿，大概是因为契丹的法令简易，盐和曲都便宜，科役不繁重的缘故。从前太祖向河朔推行恩惠，所以允许通商。如今如果实行禁榷，盐价必然暴涨，百姓如果心怀怨恨，后悔也来不及了。河朔土地多含盐卤，小民缴税的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只能刮取盐碱煎盐来缴纳两税；禁止煎盐，必然导致逃亡。盐价如果上涨，犯法的人也会增多，边民怨恨不满，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请暂且仍旧通商。”这项建议于是被搁置。

译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又建议把两州的盐全部实行禁榷、收入官府，以专享其利。都转运使鱼周询认为不可，并且说：“商人取盐时，常常同经过州县的官吏勾结作弊，所收盐税十成中只有两三成。请把盐税分摊给州县，按十分征收，允许商人到销售盐的州军缴纳盐税，每年可以得到十多万缗钱。”三司上奏采用他的策略。仁宗说：“使百姓突然都吃昂贵的盐，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于是三司重新制定禁榷法，但尚未下达。张方平见皇帝，问道：“河北为什么又要实行禁榷盐法？”皇帝说：“只是开始讨论立法，并不是再次禁榷。”张方平说：“周世宗禁榷河北盐，犯法便处死。周世宗北伐时，父老拦路哭诉，希望把盐课平均并入两税，解除盐禁；周世宗答应了，这就是现在两税中的盐钱。难道不是再次禁榷吗？况且现在尚未禁榷，契丹仍不断盗卖盐；如果禁榷，盐价上涨，契丹的盐会更加畅销，这就是替我们聚集怨恨，却让契丹得到好处。契丹输入的盐越来越多，非用兵不能禁止；一旦边境发生嫌隙，所得盐利能补偿用兵的费用吗？”皇帝大悟，说：“把这些话告诉宰相，立即停止此事。”张方平说：“法令虽然尚未下达，百姓已经家家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废止，不能从有关官府自行下令。” 皇帝很高兴，命张方平秘密起草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继拜迎，在澶州举行佛、老法会七天，以报答皇帝的恩德，并把诏书刻在北京。后来父老经过刻诏处，一定叩头流泪。过了很久，所收缗钱越来越少，皇祐年间与旧定额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陕州录事参军王伯瑜主管沧州盐山务，提出办法：商人在沧州、滨州取得食盐后，用袋子贮存；每袋不得超过三石三斗，每斗盐为六斤，其中扣除三斗作为损耗不计算，其余按一半征税。发给凭券作为凭证，州县查验凭券后放行，允许商人到销售盐的州军缴纳盐税；如果贮盐超过规定数量，发盐者和收盐者都处罚；商人私自夹带其他盐，连同其财产一并没收。当时知沧州田京与王伯瑜共同议定后上报，朝廷召来试行。一年多后，每年盐课增加三万多缗，于是定为制度。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请求禁榷河北盐，诏令提举河北、京东盐税的周革入朝讨论，准备施行。文彦博论说此事不便，于是诏令仍旧。《食货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货下四。○盐中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求把大名府、澶州、恩州、信安、雄州、霸州、瀛州、莫州、冀州等地全部实行禁榷卖盐，以增加盐利；才实行半年，就获得利润钱十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后，监察御史王岩叟说：“河北实行新盐法已经两年，各地盐价增加一倍，既夺取了商人的利益，又提高居民的盐价来作为利润，听说贫困人家甚至把盐当药一样看待。伏望河朔是天下的根本，祖宗把这一政策作为恩惠，希望陛下不要把损害百姓当作利益，而要把增益百姓当作利益，恢复原来的盐法，作为给河北数百万百姓无穷的恩赐。”适逢河北转运使范子奇上奏，想把盐税按十分征收，便派范锷前去商量。王岩叟又说：“臣在河北，也知道有商人亲自向官府请求，希望停止禁榷收买，愿意缴纳加倍的盐税。主管财政的人只知道从商人那里加倍得到税钱，认为这是利益，却不知道商人将要在民间再次提高售价，造成祸害。庆历六年，既没有实行三司禁榷收买的办法，也没有听从转运司增加盐税的请求，仁宗只说：我考虑河北军民突然吃昂贵的盐，可以让他们依旧。那时计算每年增加近六十万缗钱，仁宗难道不知道这是官府的利益吗？他的意思是认为，盐藏在官府不如藏在百姓手中。如今陛下刚即位，应当效法仁宗的意思，不应为了小利而失去人心。”第二年，最终停止河北禁榷盐法，仍旧实行通商。元祐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求令商人贩盐，在盐场缴纳盐税，并由等户担保，发给小盐引，按路程远近限定期限；不是官府监临的镇、店，允许商人凭此出售。原来盐税按五成征收的，增加为七成。这样，盐税制度大概就实行起来了。绍圣年间，河北官府又恢复卖盐，接着诏令依照京东的办法办理。元符三年，崇仪使林豫说：“河北禁榷盐，未必能达到前一天的盐税额，而且契丹盐会更加畅销，恐怕会开启边境的嫌隙。”第二年，给事中上官均也这样进言，最终都没有实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辅以及滑州、河阳所产盐碱地，全部开垦为田，以革除盗刮盐碱、煎盐的弊端；知河阳王序因劝诱开垦而获得升迁奖赏。宣和三年，大幅度改变盐法，将原来的税盐全部改为钞盐。凡尚未卖出的税盐钞引，以及已经请领盐税、已经到仓投纳或尚未投纳的，都到榷货务改换发给新法盐钞引，允许流通贩卖；已经按旧法请领并销售税盐货物的，自行陈报后，再购买新盐钞一并销售；已经请领新钞引的，不得再携带旧钞支取。起初，茶盐采用换钞、对带的办法，百姓和商旅都认为困苦，但河北还没有实行；到这时，河北、京东也一并实行了。在两浙，盐场有杭州场，每年出售七万七千多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多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多石；温州天富南、北两监和密鹦、永嘉两场七万四千多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多石，用来供应本州以及越、处、衢、婺州。天圣年间，杭州、秀州、温州、台州、明州各设一监，温州另辖三场；但一路每年的盐课比旧额减少了六万八千石，用来供应本路以及江东的歙州。庆历初年，制置司说：“近年来黄河水流变浅干涸，漕运艰难受阻，浪费耗损更加严重，请酌量增加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六路的盐钱售价。”此事下交三司议论，三司上奏说：“荆湖已经增加过盐钱，其余四路的三十八个州军，请每斤增加二钱或四钱。”诏令等到河流通航、漕运恢复原状再说。后来江州设置转运般仓，又增置漕船，并雇用客舟运输，制置司于是请求六路五十一个州军每斤增加五钱。百姓苦于官盐估价太高，没有东西可吃，各路都说这样不便。过了很久，韩绛任江南安抚使回来，也极力陈说此事。此后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上奏说：“本路盐课收入每年七十九万缗钱，嘉祐三年才达到五十三万；而一年之内，因私贩盐被定罪的有三千九十九人。弊端在于官盐估价太高，所以私贩不止，官盐税收反而更加亏损。请降低官盐估价，废除盐纲，命令铺户和衙前自行到盐场取盐。这样盐质优良而价格公平，人们就不肯冒禁私卖，官盐税收一定会有盈余。”发运司对此提出反对。沈立、李肃之坚持请求试行他们的方法二三年，以便看出利弊，诏令准许。

译沈立曾经论述东盐的利弊，分条说明亭户、仓场、漕运的弊病，说：抚恤亭户，使他们不至于困穷；让漕卒得到休息，使他们有谋生之道；防止仓场官吏侵吞克剥、摊派搜括；杜绝私贩；降低官定盐价。如果真能实行这五件事，每年可以增加一二百万缗钱。他汇编《盐策》二十卷进献朝廷，其中说亭户的困乏尤其严重。然而自皇祐以来，朝廷屡次下诏，总要提到这件事，命令给亭户发放官本钱，而且都用实钱；对出售额外盐的人，发给粮食、布帛、衣服和口粮；亭户拖欠多年盐课、长期不能缴纳的，也全部免除。因此朝廷存恤他们的心意十分深厚，但主管官吏很少有真正奉行的。熙宁以来，杭州、秀州、温州、台州、明州五州共辖六监、十四场，但盐价苦于太高，私贩的人很多，后来转而成为盗贼，盐课额数大为亏损。熙宁二年，有个叫万奇的人献策，想把两浙的盐全部收购后卖给百姓，于是派万奇跟随发运使薛向，询问、衡量其中的利弊。神宗拿这件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赵抃说衢州实行扑盐，所收盐课可以抵得上两浙一路；赵抃只是看到了衢州、湖州可以实行扑盐，却不知道衢盐会侵入饶州、信州的市场，湖盐会侵入广德军、升州的市场，所以盐课能够增加；至于苏州、常州，就难以同衢州、湖州相比。现在应当制定办法管理煎盐亭户，划定运盐地区，命令他们督察捕捉私贩，按时运输，严格查验盐中是否掺杂；这样盐法自然能够振作起来，不必改换制度。熙宁五年，任命卢秉权知两浙提点刑狱，并仍专门提举盐事。卢秉先前曾与著作佐郎曾默巡视淮南、两浙，询问考察盐事利弊。从前灶户卖盐，是与官府交易，但盐场不能按时偿付盐价，灶户因此更加困苦。卢秉先请求储备发运司钱和杂钱一百万缗，等待偿付；同时各盐场都规定等级：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州、歙州等地，以及越州钱清场等处，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场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沿海向东的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都是九分；到了岱山、昌国，再向东南的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这些等级，大概是根据盐产量多少来加以节制的。岱山以及两个天富场用海水炼盐，所得盐最多。鸣鹤场西南以及汤村，则刮取盐碱、淋取卤水，十份中可得六七份。盐官、汤村使用铁盘，所以盐色青白；杨村、钱清场用竹子编盘，再涂上石灰，所以盐色略黄；石堰以东靠近海边，海水盐碱性强，所以虽用竹盘，盐色却尤其白。卢秉又规定伏火盘的数量，以杜绝私卖；从三灶到十灶为一甲，并把卖盐地区的居民编成什、伍，互相侦察。又招募愿意承担当额的酒坊户，让他们从官府取盐出售，每月把钱交给官府，不得越出自己销售的地区；同时严厉捕捉盗卖盐的人。即使罪行不至于发配，哪怕只是受杖刑，也都要和妻子儿女一起迁徙五百里。又增加开封府界和京东的士兵，各五百人，负责防捕。当时只有杭州、越州、湖州三州抵制新法，不肯实行，发运司弹劾它们亏欠盐课，三州都被下狱治罪。王安石对神宗说，捕盐法过于急迫，可以停止施行刑罚。过了很久，才诏令两浙提举盐事司：各州亏欠盐课的，不得立即弹劾，要按照增亏数额以及违法情节轻重分为三等上报。熙宁七年，因为卢秉虽然增加了盐课，刑狱却实际增多，担心无辜获罪的人太多，便把他调任淮南，以江东漕臣张靓代替他，并暂且停止考核此事。张靓说，卢秉任职时，越州监催盐钱，甚至发生母亲杀死儿子的事。诏令弹劾卢秉的罪过，但最终还是赦免了他，仍因增加盐课而提拔为太常博士，升一资。一年多以后，三司说两浙漕司宽弛松懈，盐利大为亏损，命著作佐郎翁仲通重新议定措施。元祐初年，有人上奏说卢秉推行浙西盐法，专门靠严酷剥削来增加盐课，被发配流放的人多达一万二千多人，卢秉因此获罪降职。两浙盐亭户按丁计算缴纳盐，拖欠的数额越来越多；元祐二年，诏令免除这些欠负。后来积欠又多到无法偿还，元符初年，察访使把情况上报，有司才以朝廷诏旨没有实行来说明此事；右正言邹浩也曾极力上疏陈说其害。明州鸣鹤场的盐课没有达到额数，于是划归越州管辖。宣和元年，楼异任明州知州，请求恢复原来的归属，并且在靠近台州的地方发给五七万囊旧盐。诏书说：明州有三个盐场，先前因为施行管理不善，才把鸣鹤一场划归越州，客商才开始聚集。现在还有两个盐场积盐以百万计，却没有见到成效；如果对此不加筹划，东面要向越州取盐，西面要向台州取盐，改变命令便会破坏盐法，动摇众人的情绪。命令把情况分条说明上报。在淮南，有楚州盐城监，每年出售四十一万七千多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多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多石，分别供应本州，以及淮南的庐州、和州、舒州、蕲州、黄州、无为军，江南的江宁府、宣州、洪州、袁州、吉州、筠州、江州、池州、太平州、饶州、信州、歙州、抚州、广德军、临江军，两浙的常州、润州、湖州、睦州，荆湖的江陵府、安州、复州、潭州、鼎州、岳州、鄂州、衡州、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每年出售四十七万七千多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多石，分别供应本州军以及京东的徐州，淮南的光州、泗州、濠州、寿州，两浙的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江阴军。天圣年间，通州、楚州各有七场，泰州有八场，海州有二场，涟水军有一场；每年出售量比旧额减少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多石，用来供应本路以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过去还一并供应两浙路，天圣七年才停止。凡是盐运入官府，都设置仓库接收：通州、楚州各一座，泰州三座，用来接收三州的盐。又设置两座转般仓：一座在真州，用来接收通州、泰州、楚州五仓的盐；一座在涟水军，用来接收海州、涟水的盐。江南、荆湖每年运米到淮南，在那里领取盐后返回。东南盐利，在天下各地中最为丰厚。盐运入官府时，淮南、福建以及两浙的温州、台州、明州，每斤定价四钱；杭州、秀州每斤六钱；广南每斤五钱。盐运出时，则根据离盐产地道路的远近提高或降低定价，利润有的可达到成本的十倍。

译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求：让江南、荆湖实行通商卖盐；沿边地区可以用粮草折价输纳，在京城缴纳金银、钱帛，这样公私双方都方便，实际获利很多。假如担心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而使年额稍有亏损，那么国家可以用折价所得的粮草供养边兵；中纳的金银可以充实官库；同时还可免除和雇车辆、征调民户以及冒寒远行的劳苦。比如荆湖运钱一万贯，淮南运米一千石，按照路程和脚力送到偏远边地，那么官府的费用和百姓的劳苦，何止增加数倍。诏令吏部侍郎陈恕等人商议。陈恕等说：江南、荆湖由官府卖盐，大概是因为靠近盐产地，想使违法禁令的人减少；现在如果实行通商，官盐就会停止销售，一年的盐课额数马上就会亏空。孙冕的建议于是搁置。到天禧初年，才开始招募商人，把钱、粮、布帛交纳到京城以及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以换取盐。乾兴元年，商人交纳到京城的钱货总数为一百一十四万缗。适逢通州、泰州每年盐的销售量减少，各地贮盐没有多少，于是停止交纳粮帛，只令交钱。过了很久，积存的盐又多了起来。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议说：淮南盐起初质量很好。自通州、泰州、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往江、浙、荆湖，纲吏、船夫侵盗盐货并贩卖，随后又掺入沙土。路途越远，掺杂的盐越坏，几乎不能食用；纲吏、船夫因而接连受到鞭打、徒刑和流配，却仍不能禁止。近年运河浅涸，漕运不能通行，远方州县和乡村的百姓顿时缺盐；而淮南积存了一千五百万石盐，甚至没有房屋可以贮藏，只好露天堆积，用苫草覆盖，每年都损耗。亭户缴纳盐时，应得的本钱有时也无法发给，所以亭户贫困，往往起来成为盗贼，危害就是这样。希望暂时允许通商三五年，使商人把钱交到京城；又在扬州设置折博务，让商人交钱以及粮帛，按价值给盐。每石盐约卖二千钱，那么一千五百万石可以得到三千万缗钱，用来资助国家财政，这是第一项好处；江南、荆湖远近各地都能吃到白盐，这是第二项好处；每年可以停止漕运的耗费，也可避免因风浪而覆船溺亡，船夫不再陷入刑罚，这是第三项好处；过去运盐的船可以改运漕米，这是第四项好处；商人交纳的钱可以拿来偿付亭户，这是第五项好处。当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也把疏通盐利作为建议，于是诏令知制诰丁度等人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共同商议。众人都认为，允许通商恐怕会使私贩猖獗，侵害、蚕食县官收入，请敕令制置司增加漕船，把盐运到各路，使各地都有二三年的储备；恢复天禧元年的制度，允许商人把钱、粮、布帛交到京城以及淮、浙、江南、荆湖的州军来换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进行贸易的商人不得出城，其余州允许到县镇交易，不得到乡村；交钱到京城的，增加所给的盐数；并命令转运司筹措本钱偿付亭户。诏令全部施行。景祐二年，各路折博贸易没有利润，于是停止，但商人交钱到京城仍照旧。康定元年，诏令商人到陕西以及边境地区缴纳刍粟，愿意领取东南盐的，就按增加的数额发给他们。适逢河北谷价低廉，三司于是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说法，也用盐来代替京师发给的缗钱，购买粮食二十万石为止。庆历二年，又下诏说：“向陕西、河东缴纳粮草的商人，拿券契到京师，钱和金帛各偿付一半；不愿领取金帛的，就给茶、盐、香药，任凭他们选择。”由于东南盐利厚，商旅都愿意领取盐。庆历八年，河北实行四说法，盐是其中一项；而边境地区缴纳的刍粟，都有虚高的估价，价格上涨到数倍。券契送到京师，反而受到囤积居奇的商人压价；盐原来百八斤卖十万钱，到这时只能卖六万钱。商人按低价出售券契来领取盐，不再把钱送入京师，国库因此更加匮乏。皇祐二年，又恢复把钱送入京师的办法，比旧有钱数稍微增加后发给盐；至于在边境缴纳粮草、先取得券契领取盐的商人，河东、陕西缴纳刍粟价值十万钱，只发给价值七万钱的盐，河北又减为六万五千钱，并且命令他们向京师缴纳十万钱，才允许兼给盐，这叫作“对贴”。从此向京师缴纳钱的情况逐渐恢复旧制。起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求在榷货务交钱购买东南盐，以一百八十万三千缗为额，后来增加到四百万缗。嘉祐年间，各路漕运不足，榷货务的盐课也越来越不能达到额数，于是改由发运司设置专门机构主管运盐事务。治平年间，京城收入缗钱二百二十七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荆湖、广南六路每年售盐所得缗钱，皇祐年间为二百七十三万，治平年间为三百二十九万。江南、荆湖运来的盐既然掺杂而且质量坏，官定价格又高，所以百姓以食用私盐为有利；沿海百姓以捕捞、制盐为业，所费劳力少而获利丰厚。因此无所事事的无赖和盗贩盐的人很多，官府急于捕捉时，他们就起来成为盗贼。江、淮之间即使是士大夫，也因习惯于厚利，有的竟以贩盐为业。江西的虔州与广南相连，福建的汀州又与虔州接壤；虔州官盐质量不好，汀州原本又不产盐，所以两州百姓多盗贩广南盐来谋利。每年秋冬，田里的农事刚结束，常常有几十、上百人结成一群，携带铠甲、兵器、旗帜和鼓，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间。他们所到之处，抢劫百姓的粮食、布帛，掠夺妇女，并与巡捕官吏、士卒格斗；一旦杀伤官吏、士卒，就起而成为盗贼，凭借险要地势藏匿，官府无法捕获，有时只好赦免其罪而招安他们。年复一年，人数逐渐增多，而州官每年卖盐才达到一百万斤。庆历年间，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求把广州盐运到南雄州，供应虔州、吉州；请求还未得到答复，就已经把四百多万斤盐运到南雄。但江西转运司认为不便，不派人前往领取。后来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再次请求把广南盐运入虔州，江西也请求自行准备本钱领取。诏令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人集议，众人都请求采纳周湛等人的建议。但发运使许元认为不可，于是事情停止。

译嘉祐以来，有人请求允许商人把广南盐贩入虔州、汀州，并由沿途州县收取算钱；有人请求把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的盐开放通商；有人说每年只需运淮南盐七百万斤到虔州、二百万斤到汀州，民间盐食充足，盗寇自然平息；有人请求官府自行设置铺户和役兵，把广南、福建的盐运到虔州、汀州，议论各不相同。此前曾派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马，会同所属监司以及知州、通判商议，认为虔州食用淮南盐已经很久，不可改变，只应降低近年增加的官定盐价，每斤定为四十钱；按照十县五等户的夏秋税率，每百钱令其买盐二斤，随夏税交钱偿还官府。后来又命提点铸钱沈扶复查可行与否，沈扶等请求选用江西漕船编成十纲，由三班使臣统领押运，直接领取通州、泰州、楚州都仓的盐。诏令采用黄炳等人的策略，但每年只增加出售六十多万斤。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主持办理盐务，于是命令百姓先登记缴纳私藏的兵器，作为给巡捕吏卒的费用；而贩运黄鱼、笼中夹带盐不满二十斤，徒众不满五人，并且不带甲兵随行的，只缴纳算钱，不予逮捕。淮南已经把新盐纲编组起来运输漕盐，蔡挺增加到十二纲，每纲二十五艘船，钅巢栿运到州里才出发。缴纳给官府后有剩余的盐，就拿来给漕船吏卒，官府又按半价收取，因此减少了侵盗的弊端，盐的质量于是稍微好了些。他又降低盐的售卖价格，每年盐课比旧额增加到三百余万斤，于是停止了炳等人所议定的按比例征收籴盐钱。过去，汀州人想贩盐，总是先在山谷中击鼓，召集愿意跟随的人约定日期，通常总能聚集数十百人以上，和他们一起出行。到这时，州县督促责令耆长、保正，有击鼓的人就立即逮捕送官，盗贩盐的人渐渐感到畏惧而收敛。朝廷认为蔡挺有才干，便把他留在江西，过了几年才调任他处。后来，江西的盐都像虔州那样编组盐纲运输。起初，荆湖也苦于盐质恶劣，而且每年漕运常常不足；治平二年，运盐才达到二十五万多石。治平三年，调拨淮西二十四纲以及雇用的客舟装运盐前往，这一年运到四十万石。治平四年，达到五十三万多石。庆历初年，判户部勾院王琪说：天禧初年，曾因荆湖盐价过高，诏令每斤减三钱或二钱；从此以后，盐利收入逐渐减少。请恢复旧定价，每年可以增加四万缗钱。朝廷答应了。治平年间，淮南转运使李复圭、张刍、苏颂以及三司度支判官韩缜，相继请求降低淮南盐价，但最终始终没有实行。熙宁初年，江西盐课没有达到额数。熙宁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说：虔州官盐卤水潮湿，掺杂而且质量坏，重量不足一斤，价格却高达四十七钱。岭南的私盐贩入虔州，一斤半只按一斤计算，盐质纯白不杂，卖二十钱；因此虔州人全都吃岭南盐。于是商议稍微降低虔州盐价，另选择坚固的船只，编成十纲，由使臣统领押运。后来蔡挺认为赣江航道险恶，议定盐船三年更换一次，并以盐的纯杂和盐课增亏考核纲官、船夫的优劣，盐课于是充足，盗贩逐渐停止。自蔡挺离任后，这项办法废弃了五六成，请求恢复，较为便利。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又规定每年运淮盐十二纲到虔州。等到章惇巡视湖南时，命令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筹划运输广南盐，增加额数出售，但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元丰三年，章惇已经任参知政事，有个叫郏亶的人，奸邪险诈而急于求进，平素受章惇喜爱，便迎合章惇的意图，推行仿照湖南的办法，请求把广南盐运到江西。于是派蹇周辅到江西考察利弊。周辅迎合章惇的意思，上奏说：虔州运输道路险远，淮盐运到的数量不多，百姓苦于吃淡食；广东盐又不能随意流通，盗贩公开进行。淮盐由官府购入，每斤要九钱；如果运输广盐，把全部运费计算在内，仍可比淮盐每斤少一钱，而且盐质更好，运输道路也没有阻碍。请停止运输淮盐，改为把广盐一千万斤通运到江西虔州、南安军；再把原来应运的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平均分配到洪州、吉州、筠州、袁州、抚州、临江军、建昌军、兴国军，以补足旧额。诏令周辅制定盐法上报。周辅把盐法和总目分条上奏，大体上是严厉剥削百姓，百姓受到它的祸害。过去江西盐场允许百姓买扑，周辅却把盐全部登记为官卖。于是让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并在司农寺设置机构。元丰四年，周辅改任漕河北路。第二年，提举常平刘谊说，道路上人心汹汹，卖盐已经成为祸患。诏令江东提点刑狱范峋酌量查访；事情还未上报，刘谊因议论役法等事被罢职。等范峋的奏章送到，只说州县违法阻塞诏令，最终没有更改盐法。不久，周辅上奏说：虔州、南安军推行盐法才半年，已经收到盐利十四万缗。周辅自以为有功。诏令发运副使李琮考察利弊；李琮知道周辅正受到奖赏任用，只说盐法应当变通，却不敢明白指出它的危害。元丰六年，周辅任户部侍郎，又奏请说湖南的郴州、道州与韶州、连州相邻，可以运输数百万斤广盐；同时把原来在潭州、衡州、永州、全州、邵州等地出售的淮盐平均分配，并准许依照江西、广东现行的办法，郴州、全州、道州三州也出售广盐。诏令交给提举常平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筹划办理。第二年，张士澄等拟定条约上奏，诏令施行，额利增加，但一方百姓骚动不安。当时淮西也推行周辅的盐法，发运使蒋之奇奏请制定知州、通判和盐事官的赏罚办法，交户部著录为法令。绍圣三年，发运司说淮南亭户贫困瘠弱，官府应发的本钱有六十四万缗，但全都要依靠各路筹办，因此不能按时送到，百姓得不到钱，只能借取利息加倍的钱。现在想先拨十万缗籴盐本钱给他们；若仍不足，就给他们凭由，让他们拿凭由向官府抵押，官府只给凭由所值的七成，并免除利息；等盐本钱筹集齐后，再发给原数的三成，同时销毁凭由。

译崇宁元年，蔡京建议更改盐法，说东南盐本钱有时不足，盐货又滞留在客商贩运环节，请增加发给度牒，并拨给封桩坊场钱共三十万缗。他同时列出七条：一，允许客商用私船运输，但严格制定越过疆界以及夹带私盐的禁令；二，盐场官吏如果计量不公平，或发盐不按次序，按徒刑论处；三，盐商经过官司、场务、堰闸、津渡等处时，若擅自加以苛刻留难，依上述法律论罪；四，禁止命吏、荫家、贡士、胥史替商人占区请盐；五，议定借贷亭户的办法；六，盐价过低的，议定提高；七，命筹办官详细查尽利弊上报。第二年，诏令盐船的运力钱不必缴纳，以杜绝阻拦；并允许船只越过次序先行取道，官纲等船如擅自拦阻，依法治罪。于是改变钞法，在榷货务设置买钞所。凡持钞前来的人，都用末盐、乳香、茶钞，以及东北一分、官告、度牒和各种物品兑换发给；末盐钞兑换五分，其余用杂物兑换，而旧钞只允许兑换末盐和官告。仍按十分计算，只允许折算三分，另外七分兼用新钞。规定民间购买钞券的价格，以压制豪强，平抑边地粮价。在河北购买钞券的，每百缗价格不得低于五千；东南末盐钞价格不得低于一万钱；陕西盐钞价格不得低于五千五百钱。私自压低价格的，按徒刑、迁徙之罪论处；官吏留难、拖延文钞期限等条款也都规定完备。崇宁四年，又因折算请盐的价格轻重不一，重新规定六路盐价：旧价在二十钱以上的，都逐级增加十钱；四十五钱的仍按旧价。折算领取东南末盐时，愿意用金银、物帛折付的，听凭其便。亭户借钱方面，过去缴纳二分利息的，予以免除。崇宁五年，诏令折算请盐不得贴纳现钱，按十分计算，不得超过二分。大观元年，才命令折算请领东南末盐时，除依现行规定贴纳以及带旧钞外，另允许带以前贴纳的三分盐钞；贴纳四分的可以带二分，贴纳五分的可以带三分。后来又规定，贴纳四分的可以带三分，贴纳五分的可以带四分；东南盐全部收取现缗来兑换、领取新钞的，也依四分、五分的办法贴纳。兑换、领取新钞以及用现钱折算东南末盐时，如果不带六等旧钞，允许优先发给；如果只带五等旧钞，发盐次序排在崇宁四年十月以前所带的未贴纳旧钞之后。所谓六等旧钞，是指贴三、贴四、贴五、当十钞，以及河北公据、免贴纳钱。当时钞法频繁变更，公私双方都受到弊害。崇宁四年，侍御史毛注说：崇宁以来，盐法突然改变了元丰旧制，不许各路用官船回运盐货作为转运司的利益，却允许商人任意用钞请盐，运到指定州县贩卖；州县出售盐所得，作为盐课额数。提举盐事司苛刻责求郡县，以卖盐多少作为官吏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有官吏恪守职守、抚养百姓，不忍心侵夺克剥，就指责为阻挠盐法，必定再次上奏弹劾，使其受到谴责罢黜。州县谁不望风畏惧，争相实行刻薄暴虐的政策？因此东南各州每县三等以上的户主，都按照家产高低，被强令认定应贩卖盐的数量。上等户每年限额有达到一千缗的，下等的第三等户也不少于三五十贯；官府把它登记为固定数额，命他们照数贩卖，以完成每年额数，稍有逾期，鞭打就随之而来。一县每年的盐额有三五万缗，如今竟把它作为常额，实在是危害最大的事情。他又说：朝廷过去一向谨慎筹备三路的军需，粮食储备丰足充盈；其办法没有别的，只是使钞法流通，上下彼此信任。东南末盐钱用来储备河北军需，东北盐用来储备河东军需，解州盐用来储备陕西军需；这些钱都积存在京城，再按照积存数额多少向三路发给钞券。河北的粮草钞运到京城后，全部支取现钱，称为“飞钞法”；河东三路的钞运到京城，半数支取现钱，半数支取银、绸、绢；陕西的解盐钞则支取、领取解盐，若有泛给钞，也用京城的钱支付。这样钱积存在京城，钞券流通于三路，钞券一到就给钱，不再滞留。当时商旅都很高兴，争相把粮草运到边郡。商人贸易畅通，物价也平稳；官府上下没有两种价格，一斗米只要一百多钱，一束草不过三十钱；边境粮仓到处充盈。自崇宁以来，钞法屡次更改，百姓不敢相信；京城没有积存的现钱，却发出的钞券比往年多出数倍。钞券运到京城，没有钱可以兑付，于是钞券价值跌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边郡无人前来交粮，收买粮食不够，于是只好把银、绢和现钱搭配钞券，作为收买粮食的价格。民间交粮时，不再计算钞券的价值，只计算银、绢和现钱，因而必须大幅抬高粮草价格，来凑足虚定的数额。结果官定价格几乎是民间价格的几倍，一斗米有的达到四百钱，一束草不少于一百三十多钱；军储不得不亏缺，财用不得不匮乏。比如解盐钞每纸原值六千钱，现在只能值三千；商旅凡是交纳东南末盐钞，便用现钱四成、盐引六成搭配，榷货务实际上只收入七十千，而东南支盐的官定价值却是一百千，这样盐本钱已经暗中有所损失了。我认为，钞法如果不能恢复熙宁、元丰时期的制度，物价就没有办法平抑，边地储备也没有办法积聚；如今国家的大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薛向过去在嘉祐年间研究此事，实行不久，粮价便迅速下降，边防储备有余；到了熙宁、元丰年间，这套办法才完备。近年榷货务不顾钞法屡次改变，妨害边防大计，只希望商人贴纳现钱，专门购买东南盐钞，以谋求增加钱数，侥幸骗取荣誉奖赏。前一种钞券刚实行，后一种钞券又改变了制度，特意命令先发盐，于是前一种钞券便成了废纸，欺骗百姓、攫取利益，商旅怨恨叹息。我希望明确诏令执政大臣，精心选择能干官吏，阐明并推行钞法；不要因为现行办法有妨碍就停止，也不要因为过去废弃过就认为不能恢复。像薛向的办法过去已经见效，就可以举而实行。如今精通政事、熟悉钞法的人并不缺乏；京城三库的储积，都是四方郡县缴纳的，也不愁没有储备。如果把三四百万缗钱储存在京城，按照数额发给钞引，使钞券一到就能兑付钱，不再设置阻碍，上下彼此信任，那么人们就会把钞引看作便于携带的货币，转相贸易。有时支取请领过多，只要转廊就近发给东南末盐钞或度牒之类；东南末盐钞或度牒、敕牒，只允许拿钞引到指定处领取，其余物品都命令在京城用现钱兑换，把钱储留在那里作为钞引的资本，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办法。至于过去发出的文钞，也应当考察研究、制定办法，按一定比例发盐偿付。自古以来制定法令困难，不只是创制新法困难，修复已经废弃的旧法也不容易。若要兴办长久的利益，那么眼前的小害也应当可以暂且忽略；只希望详细斟酌是否可以施行。

译不久，张商英任宰相，于是议论变通盐法、权衡增减，恢复熙宁、元丰的旧法；命内府的钱另外储存一千五百万缗，其余全部移作他用，以革除钱、钞、物三者偏重的弊端。陕西发给钞五百万缗，江、淮发运司发给现钱文据或截留兑付上供钱三百万缗。任命左司员外郎张察筹办东南盐事，提举江西常平张根负责把淮盐运到江西；停止设置提举盐香，诸路盐事各归提刑司。商议确定五等旧钞：商旅已经兑换、领取的新钞以及现钱钞，如果没有互相搭带，允许优先领取东南末盐，供各路贸易。又下令淮、浙盐场按十分计算盐额，储留五分，等待发给官纲，供三路商旅转廊折算请盐；余下五分，等待折算请领新钞以及现钱钞，并优先发给不带旧钞的人。于是推行旧法：商旅持五色旧钞，如果用来兑换新钞并搭带，才允许发盐。担心等候多年后无法发给，于是制定增加交纳的办法：贴三钞允许在榷货务再贴纳现钱七分；贴四钞再贴纳六分；贴五、当十钞贴纳七分；河北现钱文据贴纳五分后折算请盐。有司商议说，三路钞法若完全依照熙宁、元丰旧法，就全靠东南末盐作为本钱；如果允许把旧钞贴纳后折算请盐，正与推行三路熙宁、元丰钞法相冲突；如果不让贴纳后折算归还，钞券又无处使用。于是议定把河北现钱文据的增加贴纳额减少二分，其余各项也各减少二分，用告敕、减价度牒、香药、杂物以及东南盐来折算请领、给付偿还。皇帝诏令说：东南六路元丰年间的卖盐钱，按缗计算，各路都不少于几十万。自从实行钞盐法，漕运财政困窘；以江西来说，和州、豫州买盐欠下百姓不少价钱，怎么符合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命令东南各路转运司协力筹划运输。政和元年，诏令商旅愿意依熙宁、元丰旧法转廊的，允许先用三路新钞折算请盐，到其他地方按规定价格出售。优先保存两浙亭户额外中纳的盐，每斤增加价格三分。不久张察统一确定盐价，比绍圣年间每斤增加二钱，诏令采纳他的意见，但仍规定每斤增加一钱。议论的人说：过去盐商在榷货务交纳钱物转廊，只看东南各郡积盐多少；盐多，请钞的人就多，收入也加倍；缺盐的地方，客商却不肯停留。元丰年间，远地必须预先准备两年或三年的盐，较远的地方准备一年至二年，最近的地方也准备半年至一年，这叫作“准备盐”，钞法然后才能畅通。绍圣年间遵用旧制，准备盐很多，所以统一盐价后，盐课利润增加一倍。应当严格责成转运司，除运输准备盐外，还要达到元丰时准备盐的数额；这样钞法才会畅通，盐课利润也会有余。亭户煎盐由官府收买，既然比旧额增加了，只用元丰旧价本来就可以，何况采用新价，又有本钱，再加上借贷，哪里还担心不能增加？如果每斤再增加一钱，虚耗也太大了。诏令施行这些办法。六路共同设置提举盐事官，在扬州设司，不久便撤销。议论的人又说：客商在京城榷货务购买东南末盐，有两种办法：一是用现钱交纳，二是凭钞面转廊。现在既然允许三路文钞转廊，如果再依照旧制允许用现钱交纳，那么客商的钱就会进入榷货务，而不会进入兼并之家；现钱留在京城，客商则前往东南。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又有人说：旧法允许用货物以及官钱、钞引作抵押，是为了扶持钞价，不使它大幅贬值；先前禁止这样做是不对的。过去转廊的盐钞运到东南后，转运司专门追求收取现钱，导致盐钞大量堵塞。于是恢复钞引抵押，一切依照旧法。末盐按十分计算，限定其中八分发给末盐钞，二分允许出售收取现缗，后来又把现缗的比例增加到三分。政和二年，江宁府、广德军、太平州每斤各增加钱二；宣州、歙州、饶州、信州每斤增加钱三；池州、江州、南康军每斤增加钱四，各按距离产盐地远近分等。这一年，蔡京又掌权，大幅改变盐法。五月，停止官府运输、出售，命商旅到盐场领取盐后贩卖，已经运到的盐全部封存。商旅到榷货务折算请盐，先到的人增加发盐数量以示鼓励。先前转廊已经折算钞券但尚未发盐的，通常每百缗另交现缗三分，并用新钞搭带旧钞三分；已经折算并发盐的，各地抄录数额，另交、搭带后出售，也依照上述办法。折算请盐一律使用现缗，发盐次序则以全部使用现缗且不带旧盐的为第一等，带旧盐的次之，带旧钞的再次之。三路用于买粮的文钞，折算后发给七成东南末盐的，允许用现缗搭配折算二分；东北盐也照此办理。其余文钞不得一概用这种办法折算。又设置各路提举官。于是诏书褒奖蔡京的功劳，但商旅始终因不相信法令而疑虑，前来折算请盐的人很少，于是重申扇动摇惑的禁令，并增加赏钱五百缗。政和三年，因为商人以前先到各州投递文书，再到盐场请盐，造成滞留，于是请求停止这种做法。若请盐时所带盐的斤数很多，由官府称量检验后，才交钱发钞。当时盐法已经多次变更，蔡京又想巧妙地搜取商人的利益，于是议定十六条措施：裁定购买官盐的价格，每囊装三百斤，价格为十千；出售者听任随时增减，过去加收的饶脚、耗损等费用一律停止。客盐过去只准装船贮存，改为仿照东北盐使用盐囊，由官府发袋出售；袋上的书写、印记以及私造贴补，都依照茶笼篰的办法，并且禁止重复使用。收盐、发盐的官司分为两类：在盐场收盐的，负责称量盐盘、封装盐囊；收入仓库的，负责查验引据、合同、号簿。每二十囊，以一份折验合同，递交文书给商人；东南末盐各场仍发给钞引号簿。有人想改到别的盐场领取的，要同时批销号簿和钞引，并使用合同递牒，报告指定地点，按盐引发盐；如果已经发盐，就要把情况关报指定地点登记。中途改换指定地点的，也照此办理。盐引缴纳期限为一年；有理由需要延长的，不得超过半年。期限届满，盐还没有全部卖完的，销毁盐引，把现有盐登记归官，只允许在原地出售，不得改换地点。大体上这些办法都是仿照茶法而增设许多细则，欺骗、夺取百姓利益，所以借免究盗贩、私煎以及携带大量盐为名，专门实行搭带钞券的办法。客商拿钞券请盐，往往受到阻碍，不能立即发给，必须按原数再买新钞，才允许搭带发给旧钞的一半。担心这些命令不能实行，于是严禁逃避禁令，重申禁止破坏盐法的制度，加重扇动摇惑的处罚；每季度都进行比较考核，务必严厉督责，以求办成。

译四年，因为到偏远地区经商贩盐的人少，盐仓便按照距离远近安排次序，先发给去远处的人。随后又下令把搭带的正盐一并运销，期限为一个月；不购买新钞的，盐和钞都没收入官，剩余的盐也没收缴纳。五年，伪造盐引的，一律依照伪造川钱引的规定定罪。六年，因为产盐州军的大商人不肯停留存盐，规定使用小袋停留销售的，可以缴纳二十钱领取盐钞，但不得擅自运出州界。宣和二年，下诏把六路封存的旧盐数量折合输纳一亿万，允许商旅搬运贩卖，并同淮、浙盐仓现行盐钞相互核算。四年，榷货务建议说：“古代有斗米一斤盐的说法。熙宁、元丰以前，米每石不过六七百钱，当时盐每斤价格为六七十钱；如今米价每石二千五百至三千钱，而盐价仍是六十钱。崇宁年间曾议定盐价，买盐时折算，斟酌取中价，每斤定为四十钱；如今每斤只收三十七钱，亏损公家稍多。希望将盐囊的纳钱增加为一万三千钱，盐户所缴的钱也相应提高，这样或许能够使他们自行维持生计，私盗贩卖也会减少。”于是旧盐全部禁止停留销售，又恢复使用登记、贴钱输纳和搭带销售的法令。起初，盐钞法实行时，把盐积存在解池，把钱积存在京师榷货务，把盐钞积存在陕西沿边各郡。商人带着货物和粮食到边地缴纳，领取盐钞回去。货物和粮食运到边地有数倍利润，只担心没有回程货物，所以最有利的是取得盐钞；他们直接到解池请求领取盐，而解池盐的流通地区很广。有人到京师请求领取钱，每张盐钞六千二百钱，立即发给，只需缴纳头子钱等几十钱而已。因此，盐钞所经过的州县，贸易的人很多。崇宁年间，蔡京开始改变盐法，让商人先缴钱领取盐钞，再到产盐郡领取盐，想把四方的钱全部收拢，尽数运入京城，以进献剩余钱财求取宠幸，盐钞法于是废止，商人不再往来，边境储备也失去保障；东南地区的盐禁更加严密，犯法获罪的人很多。民间食用的盐，还混杂着灰土。解池天然生产的优质盐利，竟和粪土一起堆积起来了。大体上，常常是让现行法令售盐发钞刚刚通行，便又立即改变，这叫“对带法”。末年又把对带改为“循环”。所谓循环，就是盐钞已经卖出却还没有发盐，重新换钞；换了新钞而盐还没有发，又要重新贴钱缴纳；一共缴纳三次钱，才得到一份盐货。百姓没有钱再换钞，已经缴纳的钱全部被没收，几十万张盐券一夜之间作废，早晨还是豪商，晚上就沦为乞丐，有人投水、上吊而死。当时有个魏伯刍，原本是本省的大胥吏，蔡京信任他，专门主持榷货务。政和六年，盐税收入总计达到四千万缗，官吏都晋升了官阶。七年，又根据盐税盈余的多少分别给予奖赏。魏伯刍逐年升迁，官至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后来又结党依附王黼，蔡京厌恶他，便将他贬黜。魏伯刍并没有什么谋略，只是和办理交引的商户相互勾结；凡是商旅交纳钱款、领取盐钞，通常扣留其中十分之四，充作入纳数额。榷货务只求入纳数额多，以此蒙蔽皇帝，夸大虚假的功绩。起初，政和年间再次更改盐法时，魏伯刍正受到蔡京倚重信任，他上言说：“朝廷掌握开合财利的权柄，使商人奔走，不必烦劳发布号令，亿万钱财便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御府的颁发取用、各部门的支出费用，除去每年开支之外仍有充足余裕，那么榷盐的收入可以说很丰厚了。近年盐法没有一定制度，随着时势变革，以便于公私，防范限制尚未确定，奸弊层出不穷。自从政和年间立法以后，弊端的源头一下子断绝，公私双方都获利。过去一天所收不过二万缗，就已经惊叹太多；如今一天的缴纳经常达到四五万贯。按年计算，有一个郡的客钞钱达到五十多万贯，那就是处州；有一个州的盐仓，商人请求领取的盐达到四十万袋，那就是泰州。新法实行至今才两年，收入已经达到四千万贯，即使史书传记所说的钱串朽烂、钱币流散，也确实不足以形容今天的情况。恳请把总收入四千万贯的数字下发史馆，以显示富国裕民的政绩。”小人得势后纵情施展意志，毫无顾忌，终于造成了这种局面。当时御府的用度日益扩大，希望盐税收入更加丰厚，于是再次申明按年比较、按季考核的法令。在职官员暂时请假，假期的月日都不得计入考核折算；妨害盐法的人，不论有无官荫，一律按最重的罪处理。即使细微到盐袋和鲞盐，也无不加以禁止。州县只求每年增加盐税以躲避罪责，上下级考核督促更加严厉。七年，下诏说：“近来改变盐法，设置的奖赏极重，强行摊派的情况很多，按人口摊派甚至涉及婴儿，范围扩大到骆驼等牲畜，使良民受到弊害，家家户户忧愁叹息。全部依照最初的法令办理，以使百姓获利。三省应再次严申近来的制度，改用奉行的新钞。”然而主管官署不能始终遵守，因此比较考核已经废止却又恢复，抄劄已经免除却又实行，盐囊已经增加又再次停止；一囊的价格刚减为一万一千钱，不久又恢复为一万三千钱，百姓的财力因此受到扰乱而困乏，盗贼也日益增多。靖康元年，下诏说，在新钞颁下以前已经发给的现钱公据和文钞，也一并退还给商人，以表示朝廷极大的信用。当时盐全部发给新钞，也实行搭带销售旧盐并规定期限的办法。有人上奏评论说：“王黼执掌国政时，沿用蔡京的弊法，改行新钞；旧盐必须贴钱与新钞搭配，才允许出售，起初期限两个月，后来缩为一个月。当时王黼正掌权，专门务求损害百姓，剥夺下层来增加上层利益，改变盐钞法，比盗贼还厉害。然而如今不改正重蹈覆辙的做法，反而把期限缩短到半个月，连王黼当时都不如，商人怎么能不怨恨呢？”于是下诏重申期限。南渡以后，淮、浙地区的亭户由官府发给本钱。各州设置盐仓，命商人购买盐钞，以五十斤为一石，六石为一袋，每袋缴纳盐钞钱一万八千。绍兴元年，下诏给临安府：秀州亭户缴纳的两项税，依照皇祐年间的办法输纳盐；设立监官，负责察看亭户私自煎盐以及巡捕盐漏的法令。二年九月，下诏淮、浙盐令商人每袋贴缴通货钱三千，已经算请而尚未售出的也照此办理；十日内不自行申报的，按私盐法论处。当时吕颐浩任用提辖张纯仪，严厉地更改盐法。十一月，下诏淮、浙盐以十分为标准，其中四分发给下诏以后所发的文钞，四分发给建炎渡江以后所发的文钞。此前吕颐浩认为对带法不能实行，命商人贴钱缴纳；到这时又按比例实行类似对带法，于是开始更加严酷。三年，减少民间蚕盐钱。四年正月，下诏淮、浙盐钞钱每袋增加贴缴三贯，并计算纲运输送到行在，不久又命广盐同样办理。九月，因为入输迟缓而数量减少，减免所增加的钱。然而自建炎三年改变钞法以来，加上这次改变，共有五次变更，而建炎旧钞仍未发完，于是命令按先后次序一并发给。

译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上奏说：“如今国家的财赋，煮海制盐的利益占了一半；近年来盐税收入没有增加，商人不再流通，都是私盐贩卖造成的。且以淮东、二浙盐的出入数量来说，淮东有盐灶四百一十二所，每年额定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多石；去年两处盐务场卖出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多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多贯。二浙额定盐一百九十七万多石，去年两处盐务场卖出浙盐二十万二千多袋，收钱五百零一万二千多贯，而盐灶竟有二千四百多所。按盐额说，淮东比二浙多五分之一；按去年卖盐钱数说，淮东比二浙多三分之二；再按盐灶多少说，两浙反而比淮东多四分之三，这大概是因为二浙全都是私盐贩卖的缘故。希望派遣官员分路筹划处置。” 淳熙八年，下诏停止停卖、搭卖积存盐，因为朝廷徒有搭卖之名，而总所仍免不了借拨的弊端。十年，事情发生在这以前，湖北盐商吴传上言说：“国家煮海制盐的利益，以三分计算，淮东占其中二分。通州、泰州、楚州所属的买盐场有十六处，催煎场有十二处，盐灶有四百一十二所。绍兴初年，盐灶煎盐大多只到十一筹，每筹为盐一百斤。淳熙初年，亭户得到试验卤水的方法，盐灶煎盐达到二十五筹至三十筹，比旧额增加一半。因而盐场向亭户收买盐时，每筹增加称盐二十斤至三十斤，作为浮盐。每天买盐一万多筹，这些浮盐只按每筹二十斤计算，共有二十万斤，即二千筹；每筹钱一贯八百三十文，扣除船脚钱二百文，剩一贯六百三十文。这些盐又再次入官，折算盐钞钱四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多缗。此外，纲运取盐一代以及各种名目的盐，又在出售时多称斤两，亭户饥寒交迫，不免私自销售。如果朝廷严格追究，归还他们的本钱，然后才可以彻底革除私卖的弊病。”到这时，下诏归还通州、泰州等州各盐场拖欠亭户的盐本钱一百一十万贯。宁宗庆元初年，下诏废止循环盐钞，把“增剩钞”改名为“正支文钞”，发给商人核算，并同已经投仓的盐钞合并按照先后次序发放。因为淮东提举陈损说循环钞弊端很多，所以有这道命令。于是富商巨贾中竟有愿意变成贫民的人了。开禧二年，下诏从今以后每一袋新钞搭发一袋旧钞；如果新钞多于旧钞，或者有人愿意全部用新钞支盐，以及没有旧钞而愿意全部购买新钞的，都听其自便，并按新钞办理资次。嘉定二年，下诏淮东贴缴盐钱免交二分交子，只用钱和会子各一半。三年下诏说：“停止钞引的商家，提高旧钞的价格，每袋出售官会一百贯以上。从今命令到达之日起，盐钞官钱每袋增加收取会子二十贯，由三处盐务场在钞面盖朱印，写作‘某年某月新钞’；等到通卖达到一百万袋，就免除这项增收。在命令到达以前已经发出或尚未发出的盐钞，一律作为旧钞，期限一年，持钞到仓场支盐；每袋贴缴官会一十贯，超过期限便不再使用。”这就是淮、浙盐的大致情况。唐乾元初年，第五琦任盐铁使，改变盐法，刘晏接替他；当时全国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年间，增加到六百多万缗。全国的赋税中，盐利占一半。元祐年间，淮盐和解池盐每年收入四百万缗。与唐代全国赋税相比，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发放盐三十多万席，收入六七百万缗，这只是一个州的数额，却超过唐代全国的数额。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至道上言说：“盐的生产本来依靠盐户，盐的销售实际上依赖盐商，所以对盐户应当存问体恤，对盐商应当优待使其获利。庆元初年，每年收入钱九百九十万八千多；宝庆元年只剩七百四十九万九千多，由此可知盐税的亏损，确实是盐商没有利润造成的。如今的办法，不如放宽对商旅的限制，减少征税，这样或许能使庆元年间盐税的兴盛在今天重新出现。”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绍定元年，因侍御史李知孝上言，停止在上虞、余姚的海涂地新建盐灶。端平二年，都省说：“淮、浙每年额定盐九十七万四千多袋，近二三年积欠一百多万袋，百姓吃盐价格昂贵，公私都受到困扰。”于是下旨，三路提举茶盐司各设置主管文字一员，专门负责恢复盐额、收买散盐，年终由尚书省考核其优劣。淳祐元年，臣僚上奏说：“南渡建立国家，专门依靠盐钞，绍兴、淳熙年间，一向享有盐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间，钞法时而实行、时而废止，而浮盐之说始终无法破除，其危害多得说不尽。希望交给有关官司集中议论，哪些可以实行，哪些应当废止；天地所藏的财利应当与官府和百姓共同享有，这难道不是非常盛大的事情吗？”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五年，再次严格申明禁止私贩和苛征的规定。宝祐元年，都省说：“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所属本务场，在淳祐十二年收取茶、盐等钱一亿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多，比现在新定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应当按照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的惯例加倍奖赏，以激励后来者。”于是下旨依照上奏的办法推恩奖赏。四年五月，因为行在务场比新额增加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多，本务场以及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是总管三务场事务的人员，都按照惯例推恩奖赏，后来成为常规。十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说：“盐税近来额数突然亏损，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姑且以真州分司来说，现已亏损二千多万，都是台臣、帅臣以及各军统帅兴贩牟利造成的。”于是又申严禁止私贩。

译五年，朱熠又说：“盐所带来的利益很丰厚。以蜀、广、浙几路来说，都不及淮盐额数的一半。这是因为盐碱地一望无际，可以供煎盐使用；芦苇茂盛，可以用于烧火。因此沿海地区有亭户、锅户，有正盐、浮盐。正盐出自亭户，归于官府；浮盐出自锅户，卖给商贩。正盐占十分之四，浮盐占十分之一。端平初年，朝廷不愿让浮盐的利益分散而归于下层，于是分设十局收买浮盐，按每年数额计算为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多年来，钞法屡次更改，公私都困乏；真州、扬州、通州、泰州四州的六十五万袋正盐，比从前仍达不到额数，哪里还有空闲顾及浮盐呢？因此贪污而无耻的士大夫知道朝廷停止收买浮盐，便垄断市场，包揽其利；成群的灶户分布在沙洲上，每天靠一点点盐维持朝夕性命；如今商人既不能私贩，朝廷又不收买，这就断绝了他们的衣食来源。现在的办法，不如遵照端平年间的旧制，收买锅户的浮盐。所给盐本应当高于正盐的价格，那么人们都会愿意同官府交易。再把这些盐卖到上江，所得盐利直接输送给朝廷：一方面可以杜绝军政长官争利的风气，另一方面可以延续锅户煎盐的生计。”皇帝下旨采纳了他的建议。《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货下五。盐下、茶上。在福建，福州有长清场，每年出售十万三百石盐，用来供给本路。天圣年间以来，福州、漳州、泉州和兴化军都出售盐，每年比旧定额增加四万八千九百八石。熙宁十年，有个叫廖恩的人起兵作盗，聚集党羽劫掠州郡。廖恩平定后，御史中丞邓闰甫说：“闽越山林险阻，绵延数千里，游荡奸猾的百姓比其他各路多，大多是私盗贩盐。廖恩平定后，便不再设防，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沿袭廖恩的踪迹而起事呢？”于是下诏让福建路蹇周辅权衡利弊。周辅说：“建州、剑州、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格太高，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盐价低，所以盗贩多把盐运到盐价高的地方出售。过去建州曾按民产征收钱来买盐，但百姓害怕向官府求取，白白交了钱却未必能得到盐。现在请废除这种办法，适当降低建州、剑州、汀州、邵武的盐价，招募上户充任铺户，官府发给券，规定每月销售数量，再从官盐场购买。这样百姓容易得到盐，盗贩也不能谋取厚利。还应逐步恢复旧盐仓，选派官吏，增加兵力。制定法令：对于盗贩以及知情为其窝藏、资助的人，不因赦免而原宥；犯三次的，杖责并编管邻州；已经编管而再次犯法的，杖责并配到犯罪所在地充军。”这些措施都实行了，每年增加售盐二十三万多斤，但盐官在额定数量以外私自出售的盐不计入其中。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求在各州改变盐法，斟酌三年中的数额来制定定额。又请求对捕获私盐较多的捕盗官论功行赏，不受通常法令限制。三年，贾青上报所属地区卖盐官吏每年的课额，比旧额增加了盈余。诏书说：“周辅奉命创立法令，贾青相继奉行，年余便见成效，盐课增加，盗贩停止，东南地区都依赖于此。”当时周辅已经升任三司副使，监司中依次受到奖赏的共有二十人。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上奏说福建多以盐法强行摊派百姓，下诏说：“去年先帝已经制定分别派遣御史、郎官考察举劾监司的法令，福建派御史黄降，江西派御史陈次升前往按察。”随后又命吏部郎中张汝贤一同考察周辅所制定的盐法。黄降说：“福州沿袭王氏旧制，每一份产钱相当于其他州的十份，科征缴纳便以此为标准，其余按均平确定，盐额也应当是五倍，但实际上却减为一半。此前王子京上奏建立产盐法，考察不够周详，于是笼统增加定额，数额多少之间相差极远，使远方百姓长期无法申诉伸冤。”诏令将此事交给张汝贤。第二年，按察司把所调查的全部情况上报，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都因搜刮剥削获罪，被贬为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因议定江西盐法、搜刮剥削并虚妄欺骗获罪，被削职任和州知州；郏亶因倡议把广盐运到江西获罪，张士澄因附和并推行周辅的法令，肆意压制扰民，二人都被罢官；只有闽清县尹徐寿在盐法初行时能够守职不屈，百姓因此没有受到过多盐课摊派，朝廷得知后加以奖赏。张汝贤请求确定福建产盐、售盐的定额，诏令采纳了他的请求；凡是强迫百姓充当盐户，以及愿意退出而不再从事盐业的人，都判处徒刑一年；提举盐事官明知而不检举的，按同样的罪论处。不久，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朝廷因为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的弊端毒害百姓，派遣使者前往按察，谴责罢黜聚敛的官吏，以慰藉困苦贫穷的百姓，天下都知道公正的舆论不可废弃。然而湖南、江西运销广盐而增加盐额的祸害，以及京东、河北的榷盐，都是章惇倡议的，希望交给有关官司彻底追究他的罪责，使这种残害百姓、欺瞒皇上的臣子稍微知道畏惧。”监察御史孙升接着说：“江西、湖南盐法的祸害，使两路百姓遭受残酷虐待，陷于水深火热，比兵灾还严重；只有提举官刘谊能够上奏，极力说明其中利害，却因之获罪，被夺官勒令停职。”诏令恢复刘谊的官职，起用他任韶州知州。崇宁以后，蔡京掌权，盐法屡次变更。唯独福建盐在政和初年每斤增加钱七，依照熙宁年间的办法，允许商人转运交纳、核算领取；按照六路所核算的末盐钱，每一百千钱留下一成，输送到请求领取盐的地方，作为盐本钱。建炎年间，淮、浙的商路不通，而闽、广的盐钞法实行；不久，淮、浙商路已经畅通，闽、广的盐钞法于是废止。旧法中，闽地上四州建州、剑州、汀州、邵武实行官卖盐法，闽地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实行产盐法，也就是随着赋税输纳盐。官卖盐法废止后，产盐法也出现弊病；盐钞法一实行，弊病似乎可以革除，但民间习俗又感到不便。因此当时转运司、提举司请求上四州依照官卖法，下四州暂且依旧法办理。等到盐钞法废止后，每年命漕司认缴盐钞钱二十万缗，输送到行在榷货务；此后有时减少、有时增加，最终成为二十二万缗。

译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又申明盐钞法，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宰执。陈诚之上奏说：“建州、剑州山溪险峻，小民冒犯法令私自贩盐，即使实行官卖盐法也不能革除；如果让百姓自行卖盐，难道能避免私贩吗？私贩一多，盐钞额数必然亏损。”皇帝说：“中间曾经实行盐钞法，不久又废止了。如果确实可行，祖宗早就实行了。大体说来，法令贵在宽缓从容，否则不能长久。”淳熙五年，下诏泰宁、尤溪两县按产量买盐的法令，不再施行。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说：“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创立运盐法以来，免不了有侵吞盗窃、科派扰民的弊端；而且天下州县都实行盐钞法，唯独福建承受运盐的祸害。绍兴初年，赵不已曾经筹划盐钞法，但最终不能实行，是因为漕司借盐纲增加盐钱，州县借盐纲作为年度财政，官员有卖盐食钱、縻费钱，胥吏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私彼此抵触，不能实行也就不奇怪了。盐钞法尚未形成秩序，纲运却突然停止，百姓大多没有盐吃，所以漕运借此说盐钞法不便，请求收取抱引钱而废止盐钞法。盐钞法废止而纲运兴起，官盐价格高而私盐价格低，百姓多吃私盐而官盐卖不出去，强行摊派的弊端便产生了。”于是下诏让陈岘筹划办理。陈岘请求由榷货务自行制定五十斤至一百斤的盐钞，分为五等，制作大小盐钞供购买；仍预先筹划售钞，先把本钱交给三处盐仓买盐，以备商旅请求购买。九年正月，因为福建盐向来靠运输销售，近来盐钞法造成摊派扰民，于是下诏福建转运司，各州盐纲依旧实行官运官卖。三月，下诏转运使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不便之处，筹划后上报。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说：“汀州百姓贫困，而官府强行摊派官盐，比其他州尤其严重，请求把汀州改为实行客钞法。”此事交给提举应孟明和汀州守臣商议。应孟明等人说：“上四州中，有些地方距离产盐地很近；官府不卖盐，私盐禁令就不能严格执行，百姓食用私盐，客钞就卖不出去；既然没有可以兑换钞引的地方，客盐的销售就会亏折。因此钞法屡次实行又屡次废止。四川地域辽阔偏远，尚且不能兑换钞引，汀州将要到哪里去兑换？所以钞法虽然好，却不能在汀州实行；只有裁减本州及各县应缴纳的内钱，并严格执行盐禁，或许汀州百姓就能得到救济了。”朝廷又命转运使赵彦操等人筹划裁减，以每年运输二百万四千斤盐折合计算，共减免三万九千三十八缗有余；又免除汀州分隶各司的负担。这样，汀州六县每年减轻百姓负担三万九千缗有余，减轻官府负担一万缗有余，此外还有补充州府用度的收入。大概上四州的财赋极少，所依靠的只是官府卖盐罢了。” 另外，沿海各郡按产量计算让百姓缴钱，官府发给盐供其食用，后来竟成为固定赋税，而百姓不再领取盐；这又是下四州产盐法的弊端。宁宗嘉定六年，臣僚曾极力陈说此事，于是命令转运司：福州下属四州军中，凡是二十文产钱以下、合计应输盐五斤的人家，一律免除；折算户产钱仅达到二十文的，也不缴纳盐钱。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说：“福建州县有一半属于滨海产盐之地，盐利权专归漕臣掌管，本来就是他的职责。盐产于福州、兴化，却运到建州、剑州、汀州、邵武，四郡二十二县的百姓靠它供食。福建提举司主管常平、茶事，不应参与盐事；漕司还承认并支用净钱来补助费用。近来却越权经营牟利，多取纲运盐，分派给所属县。县邑已经为漕司筹办盐课，如今又增加提举司的额数，这样势必全部摊派给百姓，恐怕比青苗法的祸害还严重。希望把运盐事务全部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权，这样或许可以使事权归于一处，百姓的困苦稍得缓解。”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书说：“福建上四州县依靠盐税完成课额，其中有招募催趁失误、按月解送拖欠的情况；欠缴在宝祐五年以前的，一律免除。若仍敢违法按人口强行摊派，监司应当审察弹劾，上报朝廷。”三年，臣僚说：“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以及官吏、宗子、官兵的支用，全都从卖盐中筹办。转运司虽然控制盐纲，实际上并不自行卖盐。近年创立先后自运盐两纲的成例，后来有时每年运十纲至二十纲，同上四州县所运的年度额数相冲突，纲吏搭带的数量还不在其中。州县受到他们争夺，盐不能发放，上供和常赋无从筹办，不免摊派到民户，危害多得说不尽。”于是下旨：“福建转运司应参照一向的盐法，不得违背；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此施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每年出售二万四千多石盐，用来供应本路以及西路的昭州、桂州和江南的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每年出售三万石，供应本州以及容州、白州、钦州、化州、蒙州、龚州、藤州、象州、宜州、柳州、邕州、浔州、贵州、宾州、梧州、横州、南仪州、郁林州。又有高州、窦州、春州、雷州、融州、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各自出售盐供本州使用，没有固定额数。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处都归广州管辖，每年出售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供应东、西两路。然而琼州、崖州等地荒僻险阻，卖盐卖不出去，往往强行摊派给衙前。前后任职的官员，有的擅自增加盐数，煎盐户的力量无法承担，以致有人破产。元丰三年，朱初平上奏请求免除卖不出去的盐，又约定销售数量，确定煎盐额，以惠及远方百姓。过了很久，广西漕司上奏说民户拖欠盐税，即使县令、监官已经代为缴纳，也仍然停发俸禄，勒令催缴，必须补足才停止。广东漕臣又上奏，请求岭外依照六路办法，由各州管干官负责，提点刑狱兼任提举盐事，考核奖惩也照此办理。琼州、崖州等州又请求把盐赋摊给百姓，按每斤盐的重量并视户等征收，百姓因而更加困苦。南渡以后，二广的盐都归漕司管理，按照各州每年的用量供应食盐。然而广东民间富裕，仍然可以通商；广西地域广大而荒残，食盐有限，商人难以通行。从东广运出，乘水势大时没有滩石险阻，形势很容易；从西广运出，水势小而且滩石很多，形势十分困难。建炎末年曾出售盐钞，不久又停止；但官运官卖、客钞等办法，也屡次更改；东、西两路漕司也多次分合。

译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地中自然生出碱，招募百姓开垦，设置盐灶六十七座，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取盐利钱三万多缗。十二月，又设置广西茶盐司。八年，下诏广西盐每年按十分计算，二分由钦州、廉州、雷州、化州、高州五州官卖，余下八分实行盐钞法。不久又下诏广东盐九分实行盐钞法，一分由产盐州县出售。广南距离中原各州极其遥远，土地空旷、百姓贫困，赋税收入不足，所以漕司出售盐，以盐利十分之四充作州府用度，大体可以供给，而百姓不用增加赋税。昭州每年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其中七千缗代替浔州、贵州上供，送到经略司买马，其余作为州府用度。等到停止官卖，便把七千缗摊派给民户，称作縻费钱。九年，停止广东官卖，实行客钞法，把所得钱用来补助鄂州军队的费用。孝宗乾道四年，废止盐钞，命广西漕司自行认缴漕钱二十万。广西的盐原本由漕司出售；自乾道元年因曾连请求而并归广东后，度支唐琢说：“广西盐引钱亏欠将近八千万缗，是因为过去二广盐务分属东西两个司，而西路的盐常被东路侵夺；从前广西自成一司，所以盐利不至于亏减。如今既废西司并入东路，广东的盐就再没有禁令，广西因此坐失一整路的收入。”所以有了这道命令。不久，宰执进呈蒋芾的奏章：“盐利过去归漕司所有，每年供应各州；自从出售盐钞以后，漕司便把苗米按高价折钱。如今朝廷不再发下盐钞，只让漕司认缴并发运年度额数，那么漕司自然获得盐利，折米招籴的弊端也都消除了。”九年，下诏广州恢复官运官卖法。淳熙三年，下诏广西转运司每年将官盐盐利钱的三分拨给各州，七分充作漕运经费，这是依从经略张栻的请求。张栻离任后，漕臣赵公浣把盐价从每斤一百钱增加到一百六十钱，钦州每年卖盐一千斛，却把价格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六年，侍御史江溥就此上奏，皇帝贬黜赵公浣，并下诏闽、广卖盐各有旧定额和价格，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增加。九年，下诏派浙西抚干胡廷直访察盐务利弊，同帅臣、漕臣、提举详细议论后上报。使者回来后，不久任命胡廷直为提举广东盐事，并兼办广西盐事。十五年，下诏说：“广南在数千里之外，百姓的疾苦很难上达朝廷，朕尤其怜悯他们。盐是百姓赖以食用的物资，过去官府谋取盐利，转而自行销售，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朕因此为之更改法令，让商人流通贩卖而杜绝官府销售，百姓本来已经认为这是有利的；然而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却使官府不便，他们必定群起用浮言阻挠。况且朕只知道体恤百姓，浮言有什么值得顾虑的？何况设置监司、守令本来就是为了百姓，朕有善意，却不能广泛推行，反而加以阻挠破坏，难道可以吗？从今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一定依法处置。”于是任命詹仪之为静江府知府，并将广东、广西盐事合并为一司；两路卖盐，每年额定十六万五千箩。詹仪之等说：“两路盐暂且以十万箩为额，等候三五年，观察增加或亏损，再增加额数。所有客钞在东西两路流通所收的通货钱一律免除，以便利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说：“广中自行实行盐钞法，五六年间，州县大多用盐钞强行向百姓销售，其危害比官运官卖还严重。”下诏让应孟明、朱晞颜和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远考虑，筹划能够长久实行的便利办法，不得再造成强行摊派的弊端。宝庆元年，因为广州安抚司的水军大规模贩盐牟利，罢免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级官阶。把碱煮成盐，过去归并州永利监管理，每年出售十二万五千多石，供应本州以及忻州、代州、石州、岚州、宪州、辽州、泽州、潞州、麟州、府州，威胜军、岢岚军、火山军、平定军、宁化军、保德军；允许商人贩卖，但不得运出境外。仁宗时，将永利分为东、西两盐，东盐隶属并州，西盐隶属汾州。把州内拥有碱土的百姓登记为铛户；各户每年向官府缴盐，称作课盐；剩余的盐则由官府用钱出售，称作中卖。盐法也同海盐相同，每年销售数额比旧额减少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只有晋州、绛州、慈州、隰州食用池盐，其余地方都食用永利盐。盐入官时，每斤折八钱或六钱，出售时每斤收三十六钱，每年盐课收入十八万九千多缗。自咸平以来，允许商人把盐运过河西的麟州、府州和浊轮砦进行贸易，官府替他们降低价格出售。后来积盐越来越多，康定初年，停止东监卖盐三年。皇祐年间，又权且停止西监卖盐，等盐减少后再恢复旧制。当时议论的人请求招募商人把粮草运入麟州、府州、火山军，发给盐券用盐偿还，朝廷采纳了。后来粮草虚报估价过高，盐券每千钱的价值被盐商压低，只能卖得四百多钱，而官府却要拿出五十斤盐，损害了县官利益。有人请求停止运入粮草，只令商人缴纳实钱，转运司认为不便而作罢。大体说，碱土有厚有薄，薄的地方盐利微薄，铛户破产也不能缴足盐课。至和初年，韩琦请求铛户任满三年后，如果土地利益已经完全取得，便让他们自行申报，另选其他户代替。第二年，又下诏铛户按比例缴纳年度盐课，分别给予免除和复业待遇；遇到水灾，又允许另选其他户代替服役，百姓感到便利。河北、陕西也有把碱煮成盐的地方，但盐利微薄。明道初年，曾下诏废除河中府、庆成军的碱场，禁止百姓卖盐，以侵夺池盐的利益。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说：“两监旧定的年度盐课为二十五万多缗；自从允许商人在边境缴纳粮草，增加酬报发给盐钞、凭钞支盐后，商人得到价值千钱的盐钞，却只以一半价格出售，县官暗中有所亏损，而商人因此获得极大利润。又因为私盐得不到禁止，年度盐课日益减少，如今只有十万四千多缗；如果按粮草虚报的价格计算，官府实际只得到五万多缗，比旧额亏损十分之八。请依照解盐的办法，招募商人缴钱请求购买，或者由官府自行运输，在本路出售；加重对私贩的禁令，这样年度盐课就会大幅增加；边境买粮草一事，一律改用现钱。”下诏依照他的奏请办理，由官府自行运输，在本路出售。

译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说：“永利东监、西监出产的盐，请求像庆历以前那样，由商人把钱交纳给麟州、府州、丰州、代州、岚州、宪州、忻州、岢岚州、宁化军、保德军、火山军等州军；由本州军发给盐券，商人凭券到东、西两监请领盐，以消除加饶和折籴的弊端。仍命商人申报所占户所卖的土地；如果盐已经运到场务，商人就按盐价加运费买下。这样，官盐价格公平，盐的贩运也能畅通。”于是朝廷采纳了他的主张，任命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安石请求：凡贩卖西北青盐、白盐的人，按照皇祐年间的诏令定罪，首犯和从犯都编配；如果青白盐流入河东，犯罪者罪至流放；沿途各级官司没有察觉的，也要治罪。元丰四年，安石自称治理盐政每年都有余利，并且增加征收忻州碱地铛户和马城池盐的课额，诏令安石升官，并赏赐他的属官。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说：“过去河东除供应食解盐外，其余依靠东、西永利盐，从来没有缺盐。元丰三年以后，前宰相蔡确和他的哥哥蔡砺等人才开始谋议创设并增加河东忻州马城池盐。这种盐夹杂硝味，味道苦涩，百姓不愿购买。请求下令转运司，如果不妨碍盐的供应，就停止征收。”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元祐四年，陈安石因任河东转运使时迎合当时舆论、兴建盐井，使一路百姓受到祸害，被降职为郑州知州。在此以前，熙宁年间，朝廷商议征收熙河蕃部的包顺盐井，有人认为不合适，王安石说：“边将如果能够根据实情自行取得它，又有什么妨害？”议论此事的人无法驳倒他。元祐六年，诏令代州每年卖盐的定额斟酌取中，规定为八十五万斤，在所属各地按盐产多少平均裁减。绍圣元年，河东重新实行官卖法。崇宁三年，因为河东三路钞没有固定估价，而本路盐价尤其低，妨害籴粮购买，停止发给三路钞，只发给现钱钞，其他事项按照河北新实行的钞法办理。崇宁四年，诏令河东永利两监的土盐仍由官府收购，用现钱出售；听任商人交纳钱物领取盐券，指定销往河东各州军；停止东北盐客商贩运入河东。把盐井中的卤水煎成盐的地区有益州、梓州、夔州、利州，共四路。益州路有一监九十八井，每年出售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有二监三百八十五井，每年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有三监二十井，每年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有一百二十九井，每年一万二千二百石，各自供应本路。规模大的称为监，小的称为井；监由官府掌管，井则由当地百姓负责煎卖，按规定数量缴纳盐课，听任他们到邻近地区贩卖，但不许运出川峡。起初，川峡沿用旧制，由官府自行卖盐。开宝七年，诏令每斤盐减价十钱，允许负责煎卖的人取得余利，但只缴纳盐课的十分之九。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各州由官府粜卖盐，每斤售价七十钱。盐井越挖越深，煎盐极其辛苦，柴薪越来越贵，运输也十分艰难，加上风灾水患的忧虑，有时甚至被冲走损失；豪强百姓和奸猾官吏相互勾结，低价从官府买入，高价卖给百姓，甚至每斤获利数百钱，导致官府亏损每年的盐课定额，百姓吃不起贵盐。希望把旧价稍微提高到每斤一百五十文，这样豪强奸猾之徒就无法谋利，百姓也有条件购买食盐。”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有司说：“昌州每年征收虚报盐额一万八千五百多斤，这是开宝年间知州李佩搜刮聚敛、希求盐课考核第一造成的。他废除了各井的柴薪钱，在每年定额之外又命所属百姓煎卖盐；百姓不熟悉这种事务，十分困苦，以至于倾家荡产也无法偿还定额，许多人流入其他辖区，而多年积欠的征收又不能免除。”诏令全部免除这些负担，但原有定额二万七千六十斤照旧不变。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允许商人贩卖阶州、文州的青白盐、峡路井盐和永康军崖盐，不征收算钱。川峡各州自从李顺叛乱以后，增加了驻军，于是招募百姓缴纳粮食，再用盐偿付。景德二年，权任三司使丁谓说：“川峡粮食储备充足，请求用盐交换丝帛。”诏令各州军粮食能够供应两年、靠近溪洞的州能够供应三年的，按他的请求办理。大中祥符元年，诏令沪州南井灶户在正旦、冬至、寒食各放假三天，假日期间的日额仍予免除。三年，减少沪州淯井监盐课的三分之一。仁宗时期，成都、梓州、夔州三路的六个盐监与宋朝初年相同；但成都路增加盐井三十九口，每年的盐课减少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加盐井二十八口，每年的盐课减少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增加盐井十四口，每年的盐课减少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余；夔州路增加盐井十五口，每年的盐课减少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路盐课都用来供应本路，夔州路则兼供各蛮部；按所收入的盐价计算，每年缴纳的份额中，缗钱占五分，银和绸绢占五分。又招募民众向各州缴纳钱和货物，即在产盐丰厚的地方领取盐；至于施州、黔州以及边境各州，则一并招募民众缴纳粮米。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说：“川峡向来不产银，但却招募人用银换盐；盐酒场的主管也用银折抵每年的课额，所以贩盐者纷纷前往京师和陕西买银运回，而官府得到银后又运到京师，公私都劳费很大。请求允许把银缴入京师榷货务或陕西边境州军，领取盐券到川峡取盐，或者用来折抵盐酒的年度课额；愿意缴纳钱的，二千钱折合一两银。”诏令实行。后来缴入陕西的银很少，于是议定每买盐百斤加给二十斤，并招募人缴纳粮食到凤翔、永兴。适逢西方用兵，军粮不足，又诏令缴纳草料粮食到边境，等储备充足后停止。草粮虚估价格高，盐价低，商人从中获利。西方战事平定后，仍照旧缴纳粮食。夔州转运使蒋贲认为，实行缴粮取盐十多年，虚耗夔州盐的价值二十多万缗；如果让陕西利用池盐的利润，军粮储备便可充足，请恢复原来的办法。诏令准许。在此以前，益州、利州盐的收入最少，所以还兼食大宁监、解池的盐，由商人转运贩卖供应。庆历年间，命商人把钱物缴入益州，以领取大宁监盐；每万斤增加小钱一千缗，小钱十文折合大钱一文。贩盐的人越来越少，蜀中盐价暴涨，每斤达到小钱二千二百文。知益州文彦博把这件事上报，诏令全部恢复旧制。

译四路盐课是县官所依靠的收入，但盐井的产源有时旺盛、有时衰微，而积欠的课额仍像旧日一样不变。主管此事的人大多只求增加盐课作为功绩，往往给后人留下祸患。当时正急于消除百姓疾苦，尤其顾念边远地区的人，有司上奏后，朝廷往往为他们减免。起初，盐课允许以五成折交银、绸、绢；每斤盐折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来诏令用课利折交金帛的，按照当时的估价办理。荆湖的归州、峡州有盐井各二口，每年盐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也各自供应本州。熙宁年间，蜀地私贩盐的人很多，禁令不能制止。有人想把私井全部登记充公，再运输解盐来补足供应，但议论没有决定。神宗询问修起居注沈括，沈括回答：“既然允许私井由官府扑买，就不可能没有私下交易；把私井全部登记，再运解盐，使盐全部由官府出售，这也是减少刑罚、收取遗漏利益的一种办法。但是忠州、万州、戎州、泸州之间的夷界小井尤其多，要完全制止很难；如果设置关卡、加强警戒，恐怕所得还抵不上费用。”议论于是搁置。熙宁九年，刘佐入蜀主持茶事，曾经每年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上奏：“成都府路向来依靠东川所产的盐，近来转运司谋划出售陵井盐场，于是停止东盐并关闭卓筒井，失业的人很多。谋求财利的臣僚又运输解盐，道路险阻，接续运输十分艰难；成都盐价暴涨，东川盐价低廉，逼得百姓冒险犯法。请求仍让东川盐运入成都，不要关闭卓筒井，停止官府运输解盐。”诏令商人照旧贩卖，解盐按客商的旧例出售，禁止强行配卖给百姓。不久，官府运输解盐最终停止。元祐元年，诏令委派成都提点刑狱郭概核实衡量盐政。右司监苏辙弹劾郭概观望迎合，奏报不合实情，并且说：“四川数州出售邛州蒲江井的官盐，每斤一百二十钱；近年碱泉减少，盐的产量下降，还夹杂许多沙土。而梓州、夔州两路的客盐以及民间贩卖的小井白盐，价格只有七八十钱，官府竟然强行摊派，郭概却不顾百姓早晚都要吃这种昂贵的盐。”诏令罢免郭概，命今任黄廉核实后上报。上封事的人说：“有司在税课之外，每年还命盐井缴纳五十缗，称为官溪钱。”诏令交给黄廉，全部免除。又诏令从今以后，溪中有盐井的，除缴纳盐课和盐税外，不得再增加租税。崇宁二年，川峡的利州、洋州、兴州、剑州、蓬州、阆州、巴州、绵州、汉州以及兴元府等州，全部通行东北盐。四年，梓州、遂州、夔州、绵州、汉州、大宁监等地的盐仍在蜀地出售，只禁止侵入解盐行销地区。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开始改革盐法，仿照大观年间的办法设置合同场，征收引税钱，大体与茶法相似，但比茶法更加严密。每斤缴纳引钱二十五文，土产税和增添税约九钱四分，经过各地缴纳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五分，盐引另外缴纳提勘钱六十文，后来又增加贴输等钱。四川共有四千九百多口盐井，每年产盐约一千多万斤。引法开始实行时，一百斤为一担，又允许增加十斤而不计入，以此优待商人；后来逐步增加，达到四百多万缗。绍兴二十九年，减半征收西和州卖盐的价格。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说：“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口、盐场四百零五处，除盐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口、盐场一百五十处仍按旧额煎盐缴纳外；其中自行申报或经过查验决定增加定额的盐井一百二十五口、盐场二十四处，以及如今清淘旧井、愿意登记入册的四百七十九口；对于没有盐的井，就予以削除；产盐不足却承担缴纳任务的，就酌量减少。共减少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同时增加征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希望盐井户免除沉重的定额负担。”七年，胡元质又说：“推排盐井，是为了增加有余的、补足不足的；但有司一心追求盈余，丰产的过度征取，枯竭的却只略微减少，完全出于私心。今后凡遇推排，只能用增加的补偿亏缺，不得超过已经减去的数额。”十一年，因为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说金州帅司设置盐场，拘禁收买商盐，又高价强行出售，使商旅困顿，百姓吃贵盐，诏令金州依法允许商人自由买卖，不得设置盐场拘买催逼。起初，赵开建立榷盐法时，命令商人缴钱领取盐引，盐井户只按定额卖盐，缴纳土产税而已。但是碱脉有盈有缩，每月定额有增有减，有时还把虚假的钞券发给盐井户，却照样收取算钱，引法因此大为败坏。盐井户既然受到商人催逼，便增加每担盐的斤数交给商人，每担有的增加到一百六十斤。又允许逃亡废弃的盐井增加定额承认，小民以得到盐井为利，便擅自增加定额，却无法卖出；盐引的息钱和土产税也无从缴纳，因此上吊自杀的人接连不断，公私双方都深受其害。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说：“绍兴年间赵开所议定的盐法，各盐井都不设置定额，只禁止私卖；各州、县、镇都设置合同场，用来招徕商贩。盐的斤重，无论远近都实行统一标准，使彼此均等而不相互倾夺，价格也随着时价涨落。如今这套法令全部废弛，应下令四川总所参照旧法施行。”当时杨辅任总计，清除虚报定额，关闭废弃盐井，重申严格执行合同场法，禁止盐的斤重超过规定，并加重私贩盐的处罚，盐价于是突然上涨。杨辅又请求撤销利州东路安抚司设置的六家盐店、津渡征收的盐钱以及西路兴州盐店。后来总领陈晔又把官井增加的定额全部削除。绍熙五年，户部说：“潼川府的盐、酒是蜀地最严重的祸害。盐既收取土产钱，用来供应出售官盐引，又从中征收其他费用，何况州县还在定额之外征收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都是新创增加的。”于是重申禁止成都、潼川、利州路各司这样做。宁宗嘉定七年，诏令四川盐井专门隶属总所；不久，宣抚使安丙说秋季防务可以借此补助军费，于是又把盐井收归其管辖。

译茶。宋代专卖茶的制度，是选择交通和交易要地，设置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六处榷货务。起初，京城、建安、襄复州都设置榷货务，后来建安、襄复州的榷货务废止；京城榷货务虽仍存在，但只负责会同发给交钞、办理往来，不储积茶货。淮南有蕲州、黄州、庐州、舒州、光州、寿州六州，由官府自行设置茶场，任命官吏总管，称为山场的有十三处；六州采茶的百姓都隶属于山场，称为园户。每年按规定的茶课制茶缴租，剩余的茶由官府全部收购。卖给官府的茶，都是先领取钱然后交茶，称为本钱；百姓每年应缴的税愿意折交茶的，称为折税茶。总计每年茶课八百六十五万多斤，出售时都在本场进行。江南有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洪州、抚州、筠州、袁州十州，以及广德军、兴国军、临江军、建昌军、南康军；两浙有杭州、苏州、明州、越州、婺州、处州、温州、台州、湖州、常州、衢州、睦州十二州；荆湖有江陵府、潭州、澧州、鼎州、鄂州、岳州、归州、峡州七州和荆门军；福建有建州、剑州，按山场的办法每年缴租、折税。总计每年茶课，江南一千零二十七万多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多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多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多斤，全部运送到六处榷货务出售。茶有两类，叫作片茶和散茶。片茶经过蒸制，装入模具中压实卷紧，再穿成串；只有建州、剑州的茶蒸后还要研磨，编竹制成茶格，放在焙茶室中，是最精细洁净的，其他地方不能制造。有龙茶、凤茶、石乳、白乳等十二个等级，用来充当每年进贡和国家使用的茶。虔州、袁州、饶州、池州、光州、歙州、潭州、岳州、辰州、澧州、江陵府、兴国军、临江军出产仙芝、玉津、先春、绿芽等二十六个等级；两浙以及宣州、江州、鼎州的茶，又以高、中、低，或第一至第五编号。官府收购腊茶，每斤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共十六等；收购大片片茶，每斤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共五十五等；收购散茶，每斤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共五十九等。官府出售腊茶，每斤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共十二等；片茶每斤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共六十五等；散茶每斤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共一百九十等。百姓需要茶，就卖给官府；供自己日常饮用的，称为食茶，运出本境则发给茶券。商人进行贸易时，把钱、金帛缴入京师榷货务，以领取六处榷货务和十三处山场的茶；官府按商人所领取的茶发给茶券。商人愿意在东南缴纳钱或金帛的，也听任其便，茶的价值按照京师的标准计算。至道末年，茶叶出售收入为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多贯；天禧末年，增加四十五万多贯。天下茶叶都实行禁榷，只有川峡、广南允许百姓自行买卖，但禁止运出境外。凡百姓除折税茶以外，隐藏不送官府以及私自贩卖的茶，都没收入官，按茶的价值定罪。园户擅自毁坏茶树的，按所能产茶的价值依法定罪。旧茶园荒废、茶树瘦薄，采制茶叶达不到数量的，免除其茶课。应当以茶折税却没有茶的，允许缴纳其他物品。主管官吏私自用官茶贸易，涉钱达到一贯五百的处死。后来制定法律，处罚大多趋于减轻。太平兴国二年，主管官吏盗取官茶贩卖，所得钱超过三贯的，脸上刺字，押送京师；淳化三年，按价值十贯以上定罪，脸上刺字，发配本州牢城；巡防士卒私自贩茶，按本条加一等治罪。凡结伙持杖贩卖私茶，遇官府捕捉而抗拒的，都处死。太平兴国四年，诏令贩卖伪茶一斤杖责一百，超过二十斤的弃市。雍熙二年，百姓制造温桑伪茶的，参照贩卖真茶，按价值定罪，但减为十分之二的刑罚。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府茶课为由，请求比私盐罪加一等；对于不是禁法州县的，按太平兴国诏条论决。茶的利润非常丰厚，商人转运到西北，利润常常达到数倍。雍熙以后用兵，军饷供应十分急迫，常常命令商人把草料粮食缴到边塞，按照地点远近确定其价值，在市场价格上加厚估价，发给他们凭证，称为交引；商人到京师后凭交引领取缗钱，朝廷又发文给江、淮、荆湖地区，发给茶以及颗盐、末盐。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把粮食运到京师，给以优厚的估价，再在江、淮地区发给茶盐。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求撤销各处榷货务，命令商人到产茶的州军官场缴钱购买茶叶，这样既大大节省运输，又能使商人都得到新茶。诏令任命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和薛映为副使。四年二月，撤销沿江八处榷货务，大幅降低茶价。诏令下达后，商人颇认为江路迂回遥远、不方便；有司又以降低价值、亏损茶课为由反对。七月，重新设置八处榷货务，罢免制置使和副使。至道初年，刘式仍坚持以前的主张，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说，商人在各州购买茶叶，新茶旧茶混杂；两河、陕西各州的风土各有适宜，若不混合多种茶叶，利润就少；撤销榷货务、让商人到茶山买茶，是行不通的。太宗想查究双方所说利弊，命宰相召集盐铁使陈恕等人与刘式、杨允恭共同确定议案，又召见商人询问，商人都愿意按淳化年间降低后的价格办理，否则就希望仍按旧制。有司负责收支，难以接受减价造成的损失，都同意杨允恭的意见，刘式的主张于是搁置。随即任命杨允恭兼任江南、淮南、两浙发运使和制置茶盐使。至道二年，采纳杨允恭等人的请求，禁止淮南十二州军的盐，由官府出售；商人先把金帛缴入京师和扬州折博务，全部用茶偿还。从此卖盐收到现钱，茶叶没有积压，每年茶盐课利增加五十万八千多贯，杨允恭等人都受到赏赐。

译起初，商人把盐看得最紧要，前来的人非常多；等到江、淮盐被禁止，又增加使用茶来偿付，如每百千钱还要加上官府损耗，再增加十年场耗，按照各地情况给予额外利益。向边境缴纳粮食的人，拿着交引到京师；有坐商开设铺店，名籍隶属榷货务，持有交引的人就聚集到那里。若是行商，由铺商作保，到京师榷货务领取钱，在南方州郡领取茶；若不是行商，就由铺商自行出售，再转卖给茶商。等到南北和好、停止战争后，边境储备稍微宽缓，物价略有下降，但交引的虚估钱仍未改变。既然用茶代替盐，而买茶的收入不能补足发放茶叶的数量，交引便停积下来。因此商人得到的茶券，约定的领取期限在数年以后；京师交引越来越便宜，甚至只能获得所缴草粮实际价值，官府和私人都没有利润。这一年，规定监买官造成官府亏损额从一厘以上，便罚减俸禄、降职差遣。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到三司全面搜集旧制，详细订定，又召集茶商讨论，另行制定新法：商人在京师缴纳金银、绵帛，实际价值五十千钱的，发给价值一百贯的茶；如果需要海州茶，则缴纳现钱五十五千。河北沿边缴纳金帛、草粮，依照京师制度，但茶增加一万钱，次边增加五千钱；河东沿边和次边也一样，但增加额有八千、六千的差别；陕西沿边也一样，但增加一万五千钱；如果需要海州茶，所缴物品实际价值五十二千，次边增加额依河北沿边的制度。三路近地所缴和所给，都依照京师制度。河北次边、河东沿边和次边，都不得领取海州茶。茶商经过各地时，应缴纳算钱，命人登记，等到京师一并缴纳。仍然约束山场，谨慎办理茶叶的收发。议案奏上后，三司都认为便利。五月，任命李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负责完成这件事。实行一年后，真宗担心新法没有抓住要点；景德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的利弊。当时新法正在实行，商人很是困惑，林特等请求停止比较，朝廷同意。有司上报每年茶课：景德元年实行旧法，收入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实行新法，收入四百一十万贯；三年收入二百零八万贯。林特说：“增加的部分，大概是官府投入本钱少而取得了利润。”这些才是真正的课利，亏损的只是虚估钱罢了。四年秋，林特等人都升官，仍诏令三司施行新法，不得随意改变。大中祥符二年，林特、李溥等编成《茶法条贯》，并上报课利总数二十三策。新法实行后，旧有交引但尚未发给茶的、已经发给但尚未到京师的、已经到京师但尚未核销的，全部分等确定数额，折算缴入官府。大致规定：商人原有旧引一千贯的，命其按新法每年缴入二百千，等到五年后新旧交引都发足。官府有茶可以充作公用的，担心价格低而扰乱法令，全部改用其他物品。山场限制茶叶损耗，严格查举经过各地的商税。各榷货务所收的茶，都按等级平均分配给各场务，以交引到达的先后为顺序。大商人探知茶叶精良的地方，日夜派童仆携带券契到官府，往往能够优先领取。起初，淮南盐被禁止，小商人已经困窘，到这时更加无法经营。六年，重申监买官的赏罚制度：凡是买到并计入茶课的茶，以及茶租定额逐年送到榷货务、交足定额而有余茶的，都登记为课绩；没有计入茶课的，即使数量很多，也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茶课二百多万贯；六年达到三百万贯；七年又增加九十万贯；八年却只有一百六十万贯。当时连续几年，有司因为京师急需钱，规定商人原来持有交引到场务就交付物品，有时特别规定期限；超过期限仍未到达的，每十份还要另外缴纳二份现钱，称为贴纳。豪商大多能够按期办到，小商有的没有立即知道，有的无力缴纳贴纳，于是便低价卖给豪商。有司只知道调拨使用方便，甚至一年之内仅仅小改文书就有十几次，商人对此迷惑不定，观望不前。于是诏令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细订定，冯拯等极力强调慎重办事、以诚信取信于人，但上书封事的人仍争相陈述改法的弊端。大中祥符九年，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共同议定条制。当时茶叶多不精良，给商人的利益很少，行商利润微薄，陕西交引更加低贱，在市场上出售才八千钱。知秦州曹玮请求由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府出钱收购，诏令准许。李迪等人认为，商人缴纳的缗钱、金帛，旧制由商人所有的物品收取；到这时请求规定其中十分之四或五缴纳缗钱，又确定加饶、贴纳的等级。但凡有条奏，多让李溥裁量，李溥一心坚持原来的制度，很少改变。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求放开茶货流通。左谏议大夫孙奭说：“茶法屡次改变，使商人不便，这不是向天下显示信用的办法。希望重新确定能够长久实行的制度。”于是诏令孙奭与三司详细制定，务求宽缓简便。不久，孙奭出任河阳知州，此事便停止了。三司说：“陕西缴纳边境草粮，请依照河北的办法，按斗、束增加估价，计算实际钱数发给钞券；运到京师后用现钱购买。愿意领取茶货交引的，按实际钱数发给；命榷货务都按照当时价格缴纳缗钱、支取茶叶，不得再用草粮文钞贴纳茶货。”诏令每八百千钱增加五千斤茶发给，其余采纳三司请求。当时陕西交引更加低贱，京师市场上折价只值五千钱，有司舍不得损耗茶叶。天禧五年，从内库拿出五十万贯钱，命阁门祗候李德明在京师收购后销毁交引。乾兴以来，西北军费不足，招募商人像雍熙年间那样把草粮缴入边境，发给凭券，用茶偿付。后来又增加东南缗钱、香药、犀角象齿，称为三说；而边塞急需军粮，为了扩大储备，不惜采用虚高估价，缴纳物资的人用虚估钱取得实际利益，人人争相前往。等到这种办法已经败坏，虚估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茶价一天比一天低，缴纳实际钱、金帛的人一天比一天少。缴纳物资的人也不全是行商，很多是当地人；他们既不了解茶利的厚薄，又急于把钱卖出，领到券后便转卖给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很少。茶商和交引铺有的凭券取茶，有的收存茶券进行贸易，以求取得厚利。于是虚估所产生的利益全落入豪商巨贾之手，交引积压，即使过了二三年，茶叶也不足以偿付；缴纳物资的人因利润微薄而不再前往，边境储备日益紧迫，茶法大为败坏。起初，景德年间丁谓任三司使，曾计算这种办法的得失，认为边地籴粮才达到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多万的茶利全归商人。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最正确的论断；后来虽然多次改变茶法来补救，却始终不能消除弊病。

译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比较茶、盐、矾税每年收入的增减，重新制定制度。于是设置计置司，由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管。首先考察茶法的利弊，上奏说：“十三处山场每年茶课为五十万缗，天禧五年才达到二十三万缗。每张茶券价值十万钱，出售后只能收五万五千钱，总计实际收入十三万缗；除去九万多缗本钱，每年才得到三万多缗利息钱，官吏俸禄和杂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看来，虚数多而实际利润少，请停止三说法，实行贴射法。”贴射法是把十三处山场茶叶买卖的本钱和利息合并计算总数，停止由官府发给本钱，让商人与园户自行交易，一律确定中等估价，由官府收取利息。例如出售舒州罗源场的茶，每斤售价五十六钱，本钱二十五钱，官府不再发给本钱，只让商人缴纳三十一钱利息即可。但茶叶仍必须运入官府，按照商人指定的地点发给，并以发券作为凭证，以防止私下侵害，所以称为贴射。若每年茶课贴射不完，或没有人贴射，就像旧制一样由官府收购。园户超过期限而缴纳不足的，按所欠数额像商人一样缴纳利息。原来缴纳一百斤茶，还要增加二十斤至三十五斤，称为耗茶，也一并取消。商人缴钱领取六处榷货务茶的，仍按旧制办理。在此以前，天禧年间诏令：在京师缴钱八万，发给海州、荆南的茶；缴钱七万四千多，发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以及十三处山场的茶，茶券都按十万钱计算，用来优待商人。海州、荆南的茶质量好而且容易出售，商人愿意领取，所以缴钱数额比其他州高。缴钱的人允许用金帛折交十分之六。到这时，既改行十三处山场的制度，又招募商人向六处榷货务缴钱；海州、荆南增加到八万六千钱，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加到八万钱。商人把草粮缴到边塞，按照当地实际估价，衡量路程远近，酌量增加价值。以一万钱为标准，远处增加到七百钱，近处增加三百钱；发券到京师后，一律用缗钱偿付，称为见钱法。愿意领取金帛、其他州的钱，或茶、盐、香药等物的，也听任其便。总的原则是使茶和边地籴粮都按照实际钱价收支，不得互相抬高或压低，以杜绝虚估的弊端。朝廷全部采纳了这一主张。实行一年后，豪商巨贾无法再操纵价格，但议论者认为边地籴粮用现钱偿付，恐怕京师府库的钱财不足以长期支撑，争相说这样不便利。适逢江、淮计置司说有茶积压、霉坏，请求全部焚毁。朝廷怀疑这是变法造成的弊端，下书责问计置司，又派官员巡视积存的茶。李谘等于是分条上奏利弊，并说：“曾经派官员巡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例：镇戎军缴粮价值二万八千钱，定州缴粮价值四万五千钱，但发给的茶都按十万钱计算。若以蕲州买茶的本钱同镇戎军粮价相比，反而亏损三分之一的本钱，得不偿失，弊病就在于茶与边地籴粮必须互相配合使用，所以才改变现在的制度。比较新旧两法，乾兴元年实行三说法，每券十万钱，茶出售得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钱，香药、象齿出售得四万一千多钱，东南缗钱出售得八万三千钱；京师实际收入五十七万多缗，边境储存草料二百零五万多围、粮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实行新法，到天圣二年，茶以及香药、东南缗钱每份都按十万钱发给：茶实际收入七万四千多至八万钱，香药、象齿收入七万二千多钱，东南缗钱收入十万零五百钱；京师实际收入增加一百零四万多缗，边境储存草料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多围，粮食增加二百一十三万多石。旧制用虚估发给茶券，商人到京师后由官府出钱收购，或者折算为实际钱发给茶，价格高低按照市场估价。那些原先低价卖给茶商的茶券，每券十万钱，另缴实际钱五万，共发给价值十五万钱的天禧五年茶；小商人交纳不足一百万钱的，免缴这笔钱，每券十万钱发给价值七万至七万五千钱的茶。天禧年间的茶发完后，就发乾兴以后年份的茶；仍然另缴五万钱的，茶价增加到七万，并照旧发给耗茶，等旧券全部发完后停止。这样又节省了原本应发的茶以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价值一百七十一万缗。”二府大臣也说：“节省和增加收入合计为六百五十多万缗。当时边境储备不足以供应一年，到这时储备多的地方有四年，少的地方也有二年；东南茶也没有积压的弊端。计置司请求焚毁的，只是多年霉坏不能使用的茶。推行新法，功效已经显现。多年侵蚀蛀空财政的源头一朝被堵塞，商人因恢复旧制有利可图，便想设法动摇新法；议论者没有考察实际情况，却帮助他们散布游说。希望大力推行，不要因流言而改变。”于是诏令有司张榜告谕商人，说明新法将推行不变；按等级赐给主管官吏银、绢，但议论者仍没有停止。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茶下。茶。天圣三年八月，诏令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共同查究茶法利弊。孙奭等说：“十三处山场积压而尚未出售的茶有六百一十三万多斤。这是因为允许商人贴射，好的茶都流入商人手中，进入官府的都是粗劣而且不合时宜的茶，所以没有人愿意出售。又让缴纳年度课额不足的园户像商人一样缴纳利息，而园户都是贫苦百姓，贫弱无力偿付，扰民更加严重。还有奸人借贴射之名，强行收购、盗卖茶叶，侵夺官府利润，这些弊端不能不改革。”十月，于是废除贴射法，官府恢复发给本钱来收购茶叶。对于商人缴钱购买茶叶的办法，孙奭等又想优待商人，请求凡在京师缴钱购买海州、荆南茶的，减为七万七千钱；购买真州等四处榷货务和十三处山场茶的，再按等级减价，所发茶都按十万钱计算。从此，河北缴纳边粮又恢复使用三说法；原来发给东南缗钱的，则用京师榷货务的钱偿付。

译孙奭等人的议议被采纳后，更加认定李谘等人的变法是错误的。第二年，他们摘取计置司上报的天圣二年比较增减数额中不相符合的地方，诏令曾经主持议论的官员张士逊等分条分析。吕夷简说：“天圣初年，环庆等路多次上奏说草粮供应不足，京师府库常常缺少缗钱，官吏和士兵每月的俸禄仅能勉强发足。自从变法以来，京师积存的钱多了，边境军需也没有听说告急；期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依靠有司供给，也没有发生不足的忧患。由此推断，变法颇有成效。三司比较的数字彼此差异，是因为情况不一，并不是执政大臣能够亲自逐项核算的。”然而张士逊等仍被处罚，李谘被罢免三司使。起初，园户拖欠年度课额，要像商人一样缴纳利息，后来无力偿还。到天圣四年，太湖等九处山场共拖欠利息钱十三万缗，诏令全部免除。但是自从孙奭等改制以后，茶法逐渐败坏。景祐年间，三司使孙居中等人说：“自从天圣三年改变法制以来，河北入中时虚报估价的弊病，又类似乾兴年间以前的情形，侵蚀损耗了县官的财物，请求恢复实行见钱法。”这时，谘已经担任执政官了。景祐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也陈述三说法的十二项弊害和见钱法的十二项好处，认为只用三说所支出的十分之一缗钱，就足以供给一年的边防经费。于是命谘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共同商议，并命令诏令商人询问其中的利害。这年三月，谘等请求停止河北入中时的虚报估价，用实钱偿付粮草，用实钱购买茶叶，都依照天圣元年的制度。又因为北方商人拿券到京师，过去一定要由交引铺替他们担保，并取得三司的符验，然后才能发钱，因此京师的坐贾大多乘机索取，三司的吏员又拖延不办以营私舞弊，于是全部取消这些手续，命商人拿券直接到榷货务核验属实，立即发给偿付的钱。起初，奭等人虽然增加了商人入钱的数额，但仍认为获利微薄，所以商人争相购买虚报估价的券，希望获取厚利，而实际入钱的人很少，县官的财物日益被侵削，京师的储藏也少了。到这时，谘等请求以天圣三年的入钱数为准，只减少一千多缗；入中增加的价格也以天圣元年的数额为准，只增加三百。诏令全部准许了。以前已经采用虚报估价发给券的，仍旧发给茶叶，并且继续发给景祐二年以前的茶叶。不久，谘等又说：“天圣四年，曾经允许陕西入中而愿意取得茶叶的人，每交钱十万，所在之处就发给券，直接到东南领取价值十一万一千的钱的茶叶。茶商获得利润，争相想出售陕西券，因此不再把钱运入京师，请求禁止这种做法。”他们还详细说明商人感到不便的事项，请求重新制定约束，严厉禁止私贩，允许商人先缴纳五分钱，其余的钱登记在册并召人作保，期限半年全部偿还；超过期限不能偿还的，加倍偿还。这些事情都施行了。谘等又说：“自从奭等改变法制以来，每年损失的财利多得无法计算；而且把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相比，五年之间，河北入中时虚耗了五百六十八万缗钱。如今突然恢复使用旧法，恐怕豪商不便，会依托权贵来惊动朝廷，请求预先限期申明晓谕。”于是皇帝下诏告诫，县官滥费的情况从此减少了。过了很久，上书的人又说：“自从改变法制以来，每年把金帛运到京师，在河北换取粮草，摊派扰乱百姓，内则使府库空虚，外则使商旅困顿，这不是便利的办法。”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人与三司商议此事。张观等又请求把钱运入京师，用来购买真州等四务十三场的茶叶；交钱十万的，又以景祐三年的数额为准减少，改为六万七千钱；在河北入中而愿意出售茶叶的，又减少一千钱。不久诏令又只减少二千钱，于是运入京师的钱只为六万五千，运入河北的钱只为六万四千。康定元年，叶清臣任三司使。这年河北谷价低，于是请求在内地各州实行三说法，招募人入中，并且用东南的盐代替京师的实钱。诏令规定买入粮食只到二百万石为止。庆历二年，又请求依照康定元年的办法招募人运入粮草，数额满足后就停止，从此三说法逐渐恢复使用。庆历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也请求恢复三说法，三司认为可行，于是说：“自从见钱法实行以来，京师的钱收入少而支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收入缗钱一百十九万，支出二百七十六万。这样比较，恐怕没有办法供给所需，请依从董沔的建议，用茶、盐、香药、缗钱四种物品实行三说法。”于是有了四说法。起初，诏令只在边境相连的各州实行，而内地各州主管部门从未请求实行，只按照康定元年的诏书办理。从此三说、四说两种办法同时在河北实行，不到几年，茶法又败坏了。粮草的价格，大约有十分之八是虚报估价；米每斗七百钱，严重时达到一千钱。券到了京师，被南方商人压价；每张价值十万的茶券，只能卖三千钱。富人乘机囤积，转手获取厚利。三司对此忧虑，请求实行贴买法：每张价值十万的券，按市场估价三千钱计算，加倍为六千钱；再缴纳四万四千钱，贴补为五万钱，发给价值十万钱的茶叶。诏令又减少一万钱，但仍不足以平衡它的价格。过了很久，原来能卖三千钱的券，只能卖到二千钱，往往卖不出去；北方商人没有利润，入中的人很少，公私双方都遭受了严重弊害。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和河北转运司都把这件事上奏，下令三司商议。三司奏道：“自从改变法制到现在，共得到谷物二百二十八万多石、草五十六万多围，却耗费了缗钱一百九十五万多；茶、盐、香药又耗费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多。茶、盐、香药，百姓的使用量有限；榷货务每年的课利不过五百万缗，如今散到民间的已经很多，各地积存而卖不出去，所以券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价值十万钱的茶，过去售价六万五千钱，现在只能卖二千钱；甚至香一斤，过去卖三千八百钱，现在只能卖五六百钱；公私双方都失去了其中的利益。请恢复实行见钱法，完全采用景祐三年的约束。”于是下诏说：“近来食货法败坏，粮草价格更加上涨，县官的费用日益增加，商贾不再通行，豪富之家乘机谋利，吏员又借机营私舞弊。从今以后凡有人提出建议，必须彻底考察其中的道理，慎重审定是否可以施行；如果事情已经上奏，后来查验追问却没有根据，就处以重罚。”

译当时虽然改行见钱法，但京师积存的钱很少，担心不足以支付入中的费用，皇帝又拿出内藏库的钱帛一百万赐给三司。过了很久，入中的人逐渐增多，京师府库更加匮乏，商人拿着券等待，动辄超过一年，最后只好降低券价卖给囤积货物的富商之家。谋求财利的人请求拿出内藏库的钱，稍微提高价格出售，每年可以得到剩余利润五十万缗。实行以后，谏官范镇认为：内藏库和榷货务都是掌管县官财物的机构，怎么能让榷货务故意拖延商人，又让内藏库乘机谋取利润？损害体制、败坏法令，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诏令立即停止此事，但从此边境相连地区虚报估价的弊病又兴起了。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边境相连的十七州军，每年需要谷物一百八十万石，折钱一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草三百七十万围。边境地区每年从租赋中可以得到谷、豆、草五十万，其余都由商人入中。请停止把粮食运入边境，改由京师把钱帛运到河北，专门用实钱和籴。”当时杨察任三司使，请求采用他的建议。于是运送绢四十万匹，折合缗钱七十万；又储备实钱以及挑选上等茶场八处，共折合缗钱一百五十万，储存在京师。然后招募商人在边境交钱，根据道路远近，优厚增加其价格，用这些钱偿付商人；这样还可以省去运输费用，只有入中的草豆仍按价格用茶偿付。实行不到几年，议论此事的人说，运输折算扰乱居民，而且商人交钱的人少，草豆的虚报估价更加提高，茶叶更加贬值。诏令翰林学士韩绛等人到三司筹划。韩绛等说：“自从改变法制以来，边境储备有所准备，商旅也颇为畅通，不宜轻易改变。只是运输费用全部由官府供给；本路过去缴纳税绢的，不得折换为实钱；入中草豆停止发给茶叶，各地按照市场价格平价收购，到京师后用银、绸、绢偿付。” 从此，茶法不再是边境买粮所需要的办法，关于开放茶叶贸易的议论便兴起了。起初，官府既然专卖茶叶，百姓私自囤积和盗卖都有禁令；腊茶的禁令又比其他茶更严格，触犯者罪罚尤其重，凡告发、捕获私茶的都有赏赐。然而约束越严密，冒禁私贩的事情越多，每年报告的刑狱案件多得数不清。茶园户困于官府征取，主管官司又借机侵扰，因而获罪以至破产逃亡、隐匿的人，每年都有。茶法又屡次改变，每年的课利日益减少。至和年间，每年在淮南买茶才四百二十二万多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多斤，两浙二十三万多斤，荆湖二百六万多斤；只有福建在天圣末年增加到五十万斤，诏令特意减少五万斤，到这时增加到七十九万多斤。每年出售所得的钱连本息计算，才一百六十七万二千多缗。官茶在各地陈积，县官几乎没有获得多少利润，议论者都认为应该放宽禁令，以求便利。在此以前，天圣年间，有人上书说茶、盐课利亏损。皇帝对执政大臣说：“茶和盐是百姓食用的东西，却强行设法禁止，导致触犯禁令的人很多。只是国家经费还很充足，不能放宽禁令罢了！”景祐年间，叶清臣上疏说：“山林川泽出产物资，这是上天用来惠及百姓的。军队粮食不足，掌管财利的大臣便想兼取利益；草芽木叶，百姓却不得私自经营，在茶园设置官吏，随处设立禁管。一律由官府禁止，百姓触犯便施刑，既夺取他们的财产，又加给他们罪名；被刺面、流放的人每天都有，超过禁令仍不悔改。假如确有丰厚利润和贵重货物，能够补益国用，那么即使是圣明仁慈、体恤隐情、怜悯赦免无罪之人的君主，也还会放宽禁令、减缓刑罚，为百姓除害。如今度支的费用很大，榷易所得却很少，剥削茶园户，资助供养商人，使朝廷有聚敛财物的名声，官署增加了施虐滥刑的罪罚；这是虚张名目和数额，刻剥残害百姓。建国以来，法令一有弊病就立即改变。详细考察改变法令的原因，并不是出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而都是商人和官吏共同谋划，反而把持财利权柄，侥幸遇到法令更张，便加倍追求额外收益。富人豪族坐享经商利润，贫薄商贩只能按低价交易，每天都被削减财利；官府和私人之间，这都不是长远的策略。臣私下曾经核算茶利收入：以景祐元年为标准，除去本钱外，实际收取的息钱有五十九万多缗；此外天下出售食用茶，连本息计算，每年的课利也只达到三十四万缗，而茶商已经通行于六十五个州军，所收税钱已经达到五十七万缗。假如让天下自由贸易，只收税钱，收入自然会达到原来的数倍；再加上榷务、山场以及食茶的利益，完全可以一并收取。何况还不耗费度支的本钱，不设置榷易官，不兴起运输劳役，也不会滥用徒刑、黥刑等刑罚。臣认为，百姓的弊害总有穷尽之时，而施行盛大德政的事情，应当等待圣明君主不受疑惑。议论者说，官府专卖有固定税率，征税没有恒定标准，开放贸易以后必然亏损每年的预算。臣考察管仲的盐铁法，按人口征收赋税；茶是人们使用的东西，与盐铁相同，应当让天下通行，按人口确定赋税，使百姓获得好的利益，同时去掉严刑；按人口缴钱，百姓也不会厌恶购买。景祐元年，天下有一千零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户，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人。把其中三分之一作为产茶州军；州城内外和乡村又占三分之一；丁赋三十钱，村乡丁赋二十钱。对于不产茶的州军，按郭、乡、村、乡原来的数额计算，再各减少十钱，每年计算已经达到缗钱四十万。榷茶的利润总共不过九十多万缗；开放贸易收税，姑且按旧税的三倍计算，可以得到一百七十多万缗；再加上按人口征收的收入，便有二百一十多万缗。或者在收税条例上稍微增加一点，即使增加得极少，聚集的收入也会更加丰厚。与官府自行专卖相比，驱使百姓走向刑罚，其中利弊相互关联，清楚得可以看见。”当时下交三司商议，三司都认为不可实行。

译到嘉祐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都上书请求停止发给购买茶叶的本钱，放开茶园户贸易；官府收取租钱和各地的征税，归入榷货务，以偿付边境买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财利来源，减轻百姓负担。王嘉麟把《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奏，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也编成《茶法利害》十卷，陈述开放贸易的好处。当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心赞成此事，竭力向皇帝进言。嘉祐三年九月，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到三司设局讨论。十月，三司说：“茶课每年应收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缗，嘉祐二年才达到一百二十八万；又招募人入钱，其中都有虚报的数额，实际只有八十六万，而其中三十九万多是本钱，才得到息钱四十六万九千；至于运输中的损耗丧失，以及官吏、士兵、民夫的廪给和各种杂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茶园户缴纳，侵扰日益严重，百姓为了谋利而犯法，刑狱案件越来越多，所得利润极少，弊害却很大。应当以至和以后某一年的数额为标准，用所得息钱均摊给茶民，任其自由买卖；各地征收税钱，请派官员询问、考察利害后上报。” 诏令派官员分赴六路巡行调查，回来后说依照三司使的建议办理较为便利。嘉祐四年二月，诏令说：“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同享有，所以百姓在下能够富足，君主在上能够富裕，国家没有事端，刑罚也因此清简。自唐朝建中年间开始有茶禁，上下都谋求利益，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听说近来它造成的祸患更加严重，百姓遭受征取盘剥的困苦，每天只有叹息；官府得到的却是滥恶之利，每年都陈积下来；私自藏茶、盗卖茶叶的人很多，触犯者实在繁多，严刑重罚，实在令人不忍。这等于在江湖之间数千里范围内设置陷阱，来残害我的百姓。朕心中悲痛，想到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曾间或派使者前往当地询问，百姓都欢喜地希望放宽禁令，并按时把每年的课利上交官府。一两位近臣分条剖析情况，朕仍觉得不够满意，又减少每年输纳的数额，使百姓能够富足，以相互资生，允许通商获利。历代积累的弊病，一旦予以革除，就把它确定为常法，不再改变制度；减少上面的负担，增加下面的利益，以使百姓得到休息。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和借机作奸的党徒妄自陈述奏议，迷惑官府，必须设置明确的刑罚，不得有任何宽贷。” 起初，所派官员既然议定放宽禁令，便把三司每年的课利均摊给茶户，共计缗钱六十八万多，让茶户每年缴给县官。等到缴纳茶叶的时候，实际负担几乎增加了几倍，朝廷认为难办，便减去一半，每年缴纳缗钱三十三万八千多，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一起储存，等待用于边境买粮。从此只有腊茶仍按旧法禁止，其他茶叶都可以在天下流通。议论者仍说朝廷的意旨在于体恤百姓，想要减少刑罚，这个用意确实良善；然而茶户困于缴钱，商人的利润微薄，贩卖的人少了，州县征税日益减少，经费也不充足，学士刘敞、欧阳修都很充分地议论此事。刘敞上疏的大意认为：过去百姓采摘山茶，是从官府领取钱；如今反而让他们向官府缴钱，领取和缴纳之间，利害相差百倍。过去百姓违法贩茶，只是违法者受罚；如今把赋税均摊给百姓，赋税不能按时缴纳，刑罚也会牵连他们，这是让良民代替违法者受罪。过去大商富贾替国家运销货物，州郡从中收税；如今大商富贾不再通行，税额就不能完成，也会缺乏国家用度。欧阳修说新法施行后只有一项好处，却有五项弊害，大体与刘敞的意见相同。当时朝廷正排斥众议而推行新法，刘敞等虽有进言，皇帝也没有听从。治平年间，每年收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多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多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存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内外总共收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由此推究，便可以看出茶法的得失。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次改变，嘉祐年间开始实行通商；虽然议论者有人认为不便利，但改变法制的本意是优待百姓。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讨论从前茶法的弊害，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自说明其中的原因，但茶法没有改变。等到王韶提出开拓湟水地区的策略，朝廷把经营谋划的责任交给他。熙宁七年，才派三司干当公事李▯巳到四川筹划买茶，在秦凤、熙河用茶交换马匹。王韶说，西方人常常把好马送到边境，他们所喜爱的只有茶；如果缺茶，就无法交易。于是诏令催促李▯巳依据现有茶叶，计算水陆运输，运送到边境；又把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交给他，并借用常平仓和坊场的余钱，命著作佐郎蒲宗闵共同掌管此事。起初，四川的茶园都是百姓缴纳两税的土地，不种植五谷，只适宜种茶。赋税一律折算缴纳，大体折钱三百；折缴绸绢的都是一匹；折钱十，则折缴绵一两；折钱二，则折缴草一围。役钱也按照赋税数额计算。百姓卖茶来供衣食，和农夫耕种田地没有区别，而税额总计三十万。李▯巳奉命筹划，又得到诏令可以调选举荐官属，于是就在所属各州创设官场，每年增加息钱达到四十万，并且加重专卖禁令。官府收取和发放茶叶时，往往嫌茶叶斤数太重，侵削茶价，法令也更加严急了。熙宁八年，李▯巳因病离任。在此以前，李▯巳等人每年增加十万的息利；后来茶叶运输积压滞销，每年的课利不能交足，于是建议彭州、汉州每年各买布十万匹，以折抵运输费用，实际上用布的息利来补助茶利，但茶叶仍然免不了积压。都官郎中刘佐又建议每年换取解州盐十万席，只是把盐运回时用车辆船只装入四川，并禁止商人贩运，大概是担心布也难以供应。诏令既已让刘佐代替李▯巳，不久盐法又难以实行，于是罢免刘佐。但蒲宗闵于是建议，四川峡路百姓所产茶叶的息利收取十分之三，全部卖给官场；进一步严格禁止私人交易，刑罚逐渐加重到徒刑，并没收违法者自身所有的财物，用来等待赏赐发放。于是四川的茶全部实行官府专卖，百姓开始因此受苦。

译熙宁十年，知彭州吕陶说：“川峡四路所产的茶，比东南茶不及十分之一；各路既然允许通商，唯独两川却成为禁地，这是损害政治体制的做法。解州有盐池，民间煎制的才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冶炼的才是私矾；如今川蜀茶园，都是百姓自己的财产，与解州的盐、晋州的矾不同。又如市易司统制各种货物，每年支出息钱不过十分之二，而且一定按一年计算；如今茶场司的事务却重新严立法令，把百姓的茶全部专卖，随买随卖，收取十分之三的息利。有时今天买十千钱的茶，第二天就以十三千钱卖出，不停地转手，到年终时哪里只是三分利？”于是上奏说，刘佐、李▯巳、蒲宗闵等人只是苟且求取进用，一定要取得三分息利，导致茶户受害。于是开始下诏，息利只收十分之一；刘佐因筹划处置不当而获罪罢职，以国子博士李稷代替他；吕陶也获罪。李稷依照李▯巳的旧例兼任三司判官，仍委任他权力，不限于举荐、弹劾官员。侍御史周尹上奏说四川的茶实行专卖是百姓的祸害，于是被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建议废除茶场司，恢复通商，诏令把此事交给李稷办理。李稷正想凭茶利建立功劳，便说张宗谔等人的陈述都荒疏谬误，罪当不赦。虽然恰逢大赦，他们仍各自因罪被降官秩二等。于是李稷建议，出售茶叶的官员如果没有才能，允许调换；如果出现空缺，就由前资待阙官差补。茶场司的事务，州郡不得越权处理。又因为茶价增减不一，裁定设立中等价格，确定每年的课利定额，并设置酬赏以等待赏赐官吏；三路三十六场的大小使臣也不限制员额。加重对茶园户采制黄花秋叶茶的禁令，触犯者没收其财产归官。蒲宗闵也援引李稷的先例，允许举荐、弹劾官吏，以加强自己的权力；两人都致力于竭力搜括财利、施行严苛法令。茶场监官所买茶叶精良，达到五千驮或一万驮的，按等级给予不同赏赐；所买茶叶粗劣、恶坏、伪冒或数量不实的，则按亏损数额以贪赃罪论处。凡茶场所在州军的知州、通判，都兼任提举；经略使所在之处，就委任通判负责。又禁止茶叶南运进入熙河、秦凤、泾原三路，依照私贩腊茶的罪法处理。自熙宁十年冬季推行茶法，到元丰元年秋季，共一年时间，通计课利和旧界息税，收入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多缗。皇帝认为李稷能够推究法令本意，每天都有事功进展，应当迅速升迁，以此劝勉在位官员，于是解除他的权发遣身份，任命他为都大提举茶场；又任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共同提举。过了很久，采用李稷的建议把茶事司迁到秦州，并记录李▯巳从前的功劳，让他的儿子珏以试将作监主簿身份任职。蒲宗闵又请求巴州等地所产茶叶一并实行专卖法。元丰五年，李稷死于永乐城，诏令让陆师闵代替他。陆师闵说，李稷治理茶务五年，在各种费用之外获得净息四百二十八万多缗，诏令赐给他田地十顷。陆师闵经营专卖利益，比前任更加苛刻，建议说：“文州、阶州相连，而茶法不同；阶州是禁茶之地，有博马、卖茶场，文州却独自是通商之地。请把文州、龙州一并实行禁榷；仍允许四川路剩余的茶货运入陕西变卖，在成都府设置博卖都茶场。”这些事都施行了。起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说，卖茶买马，事实上相互需要，诏令让郭茂恂共同提举茶场。到这时，陆师闵让买马司兼管茶场，茶法因此不能独立施行，诏令停止买马司兼管茶场；又命茶场都大提举比照转运使，主管事务比照转运判官，以加重其职责。贾种民重新制定茶法，陆师闵上奏说茶场与其他场务不同，诏令一并采用旧条文。起初，李▯巳增加各州茶场；从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有茶场四十一处，京西路金州设场六处，陕西卖茶场三百三十二处；税息到李稷时增加到五十万，到了陆师闵时增加到一百万。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上疏说：“四川茶叶的产地不过几十个州，百姓依靠茶叶生活，茶司却把茶全部专卖并收购。茶园户有一株茶树，官府就收购它的茶叶，定额竟达到几十斤。官府所发的钱，作为公用而耗费的名目不一；发放借款、召保担保、入库、检验，都由牙侩主持，因此耗费在牙侩身上的钱又不知有多少。官府对茶园户名义上是平价收购，实际上却是夺取他们的财物。茶园户有的逃亡以求免除，有的投水自尽以求免除，而祸害还牵连邻里。想砍伐茶树就有禁令，想增加种植就提高收购定额，所以当地俗语说，这片土地并不是生长茶叶，实际上是生长祸患。希望派遣使者，考察茶法的弊端，以使四川百姓得到苏息。”右司谏苏辙接着说：“吕陶曾经上奏请求改变茶法，只实行长引，命令百姓自己贩卖；每缗长引收钱一百，诏令答应了他的请求，百姓才有了减轻负担的希望。孙迥、李稷到四川考察筹划，竭力搜刮，息钱和长引同时实行，民间才开始陷入困顿。而且盗贼赃物达到二贯，只判徒刑一年，发给赏钱五千；如今百姓用八百钱私自买四十斤茶，就动辄判徒刑一年，赏钱三十千。制定法令如果只是为了便利自己，不顾轻重是否适宜，实在不行。” 大概制定茶法的，都是心术险恶的小人，不懂得事情的体统。”苏辙又详细陈述五项弊害。吕陶也分条上奏利害，诏令交给黄廉核实衡量。黄廉尚未到任，刘挚又说陆师闵任意违法，不应当继续主持事务。诏令立即罢免陆师闵。此前，陆师闵提举榷茶时，所执行的职务其他部门都不得参与，事权显赫，造成的祸患深而隐秘。等到黄廉接管茶务，便请求凡因茶务而有侵损、违法，或处置不当以及发生诉讼的，依照元丰法令，允许其他部门移送办理。十一月，蒲宗孟也因附和李稷卖茶而被罢职。第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的茶仍由官府筹办购买；永兴、鄜延、环庆允许通商。凡是用茶交换粮食的，仍听任依照旧法办理，不得超过转运司和籴的价格，所交换的斛斗粮食不得收取息利。元祐七年，诏令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作为本钱定额。绍圣元年，又任命陆师闵为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陕西重新实行禁榷。陆师闵于是上奏，龙州仍作为禁茶之地，所有茶法一律采用元丰旧条。陆师闵重新起用后，直到哲宗在位时期，他搜刮刻剥的行迹不像从前那样明显，所以关于他的建言和揭露也很少见。

译各路的茶务，在神宗、哲宗两朝没有大的更改。熙宁八年，曾诏令都提举市易司每年购买商人的茶，以三百万斤为定额。元祐五年，制定六路茶税租钱由各州通判和转运司按月以及年终比较总数的办法。元祐七年，把茶务归属提刑司，税务不得再把茶税改作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说：“商旅茶税为十分之五；治平年间制定的输送期限已经放宽，又担心课利收入没有准数，所以规定期限，不得再延长。元祐年间，动辄按季度延长，课利收入有所漏失。而且茶税每年预计七十万缗，积累十年不曾检查，请内外各派官员，限期一年催促核算后上报。”诏令准许采用这个建议；临时延长期限的命令，只准施行一次，不得援引继续使用。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说：“祖宗制定禁榷法，每年收取净利总共三百二十多万贯，另外各州商税七十五万贯多；食茶的税还不在其中，兴盛时接近五百多万缗。庆历以后，法制逐渐败坏，私贩公开进行，于是停止禁榷，实行通商法。从此商旅所到之处，都与官府交易；四十多年间，财利来源逐渐丧失。应当把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的茶，仍按旧法禁榷、由官府收购，不再向百姓摊派；在产茶州郡依所设茶场，申明禁止商人与园户私下交易。凡茶场所在地园户租钱折税，仍按旧法。产茶州军允许百姓到茶场缴纳息钱，按照限额斤数发给短引，在附近郡县销售；其余全部允许商人在榷货务缴纳金银、缗钱，或缴纳边境粮草；榷货务立即发给钞，商人凭钞到茶场兑换领取，另发长引，按照所指定的州军销售。商税由茶场发给长引，沿途及时批发，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计算税额全部缴清，这样在途中就不会有苛留。购买茶叶的本钱，以度牒、末盐钞、各色封桩钱、坊场和常平剩余钱共同凑足三百万缗为限，发给各路；各路分别筹办，各自分派官员。” 诏令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确定各路办理茶务的官员设置机构：湖南设在潭州，湖北设在荆南，淮南设在扬州，两浙设在苏州，江东设在江宁府，江西设在洪州。设置茶场的地方如下：蕲州就在本州和蕲水县；寿州在霍山、开顺；光州在光山、固始；舒州就在本州以及罗源、太湖；黄州在麻城；庐州在舒城；常州在宜兴；湖州就在本州以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就在本州以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就在本州以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就在本州以及遂昌、青田；苏州、杭州、越州各在本州设置；越州的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也都设置茶场；衢州、台州各在本州设置；温州在平阳设置。大的法令确定以后，其中设置办理的细则无法一一列举。崇宁四年，蔡京又讨论变革，于是撤销官府设置的茶场，商旅都在所在州县或京师领取长引、短引，自己向茶园户购买。茶叶用笼篰储藏，由官府抽查盘验，依次缴清息钱后批验引券销售，茶务的管制更加严密了。大观元年，议定提举茶事司必须核验一方所产茶叶品质的高下、价格的高低，并请求按照地域远近把领取短引的期限分为三等。又担心商旅夹带旧引，冒名欺诈、谋取利益，官吏因而扰动百姓，于是用御笔再次申明告诫。又因为各路重新确定的茶息数额多少不等，命令以后各自增加十钱。大观三年，计算七路一年息钱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多缗，榷货务两年收入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多缗。蔡京专门凭借这件事施展智术、巩固权势，从此每年把一百万缗运入京师供他私自享用，搜括息利更加丰厚，盗贩公开进行，百姓更加受苦。政和二年，大幅度增损、改变茶法。凡是再次领取长引的人，缴纳钱一百缗；运往陕西的，加二十缗，茶叶按一百二十斤计算。领取短引的缴纳缗钱二十，茶叶按二十五斤计算。私自制造引券的，依照四川钱引法处理。每年春茶上市时，召集民户，把三年实际价格和当前价格上报户部。茶叶所用的笼篰一律由官府制造，允许客商购买，确定大小规格，严格实行封印法。长引、短引随意涂改增减，以及新旧引券对带、缴纳申请延期、停卖转卖等条款，全部详细规定。起初，客商贩茶使用旧引，尚未严格限制斤数，夹带伪引的人很多。于是又诏令：凡贩运长引茶叶，斤数达到三千斤的，必须重新购买新引对卖；不满三千斤的，就使用新引，以一斤引带二斤茶出售，于是合同场法产生了。茶场设置在产茶州军，而账簿由都茶场发给。凡不限制斤数的茶，委派官府称量，不得只凭批引作为定数；有超出数额的就没收归官，另外确定新引的限期、路程，以及加重商旅规避称量禁令的条文，共十八条。若躲避、隐藏抄籍，或擅自出售，都判处徒刑。又担心茶法仍然太轻、课利收入不足，于是规定茶园户私卖，以及持有引券却卖超定额的，保内有人犯法而不告发的，都依照煎盐亭户法处理。短引和食茶关子如果擅自带出本路，判处流放二千里，赏钱一百万。重和元年，诏令说：“客商贩茶缴税，检查、搜括、抵押、取保，官吏借机扰害百姓，这些都免除。”不久，又恢复按旧法缴税。大体说来，茶、盐法都是蔡京主持的，他致力于巧立名目、搜括财利，反复改变法度，前后相互矛盾，使百姓听后感到眩惑。起初，命令茶户投递文状登记在官府；不在册的，不许与商旅交易，不久就取消了。起初，限制茶叶斤数，命令购买新引；茶叶有超额的，只要达到一千五百斤，就必须使用新引贴贩；如果只愿意贩运新茶并夹带销售，也听任其便。不久，因为夹带销售的人多，又取消了这项命令。

译陕西过去与四川茶相通，崇宁二年，才开始流通东南茶。政和年间，陕西把没收归官的茶估价出售，后来认为妨碍商旅，便下令焚烧丢弃。不久又命令，正茶被没收归官的，可以卖给商人；引券额外剩余的茶和私茶，按数量赏给告发者。长引期限为一年，短引期限为半年缴纳。过了很久，又命令已经买了引券但还没有从茶园户那里取得茶叶的，以七年为期限，允许民间用现钱流转；长引允许立即在本路停留销售，但因两浙盐香司提出意见而停止。茶法条款细密而频繁变更，多得无法记载；担心商旅疑虑，茶货不能流通，于是又严厉颁布煽动摇惑的命令。当时搜括财利的官吏争相把额外收益作为功劳，朝廷也严格建立比较考核的法令。州郡乐于获得赏赐、害怕受到刑罚，只担心完不成课额，于是优待、借助商人；商人凌辱压制州郡，大概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邠州通判张益谦上奏：“陕西不是产茶地区，实行此法十年，却没有制定定额，年年比较考核，只务求增加；稍微有些亏少，督促催逼就像星火一样急。州县害怕考核降等，往往向前来招诱豪商，提高价格以希望他们到来。因此陕西茶价每斤有达到五六缗的；有时稍微裁减价格，就涂改批引文书，把茶转运到其他郡。等到分配给铺户，怎么能够全部卖出？还把负担均摊到缴税的农民身上，百姓实际上受到伤害，只是让豪商坐享巨大利益。”这番话最终没有施行。然而自从茶法改革，到政和六年，收取息钱一千万缗，茶叶增加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多斤。方腊起兵后，才下诏暂时停止比较考核。方腊被诛杀后，有司议论招集茶园户，借贷给他们并优厚抚恤，结果只停留在文书形式；奸臣仍然当权，损害国家、残害百姓，又害怕舆论，煽动摇惑的命令再次出现。靖康元年，诏令规定，四川茶侵占客商茶叶的销售地，根据多寡分别定罪。起初，熙宁五年，因为福建茶叶陈积，诏令规定福建茶在京师、京东、京西、淮南、陕西、河东仍实行禁榷，其他各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任福建转运副使，说：“建州腊茶过去制定过专卖法，自熙宁年间暂时允许通商以来，茶户卖给客商的茶非常好，官府得到的只有普通茶，税钱极少；南方剩余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请求仍旧实行专卖法。建州每年产茶不少于三百万斤，南剑州也不少于二十多万斤。想要全部买入官府，估计各州军民户的多少以及邻近各路百姓使用的数量来筹办，然后由官场出售，并严格设立告发和赏赐的禁令。建州出售私制末茶，可以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作为本钱。”皇帝一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所请求的茶叶均归入各路专卖出售，委托转运司官员提举：福建由王子京，两浙由许懋，江东由杜伟，江西由朱彦博，广东由高镈负责；然而王子京大概也免不了把负担强行摊派给百姓。当时，远方如桂州修仁等县、夔州路达州，有司都议论实行茶叶专卖，谋求财利的人接踵而来；然而神宗听说鄂州没有催缴茶税，便立即免除。建州茶园户等因茶叶粗劣、滥杂而应当剥剥缴纳，折钱三万六千多缗；考虑到他们可能无法偿还，便命令准许用茶叶缴纳。起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说邛部川的蛮族首领苴克等愿意卖马，于是诏令蔡延庆用茶叶招抚他们。后来听说边境筹划和蛮族情形不利，便停止此事。哲宗即位，御史安惇首先弹劾王子京购买腊茶、压制百姓，诏令罢免王子京的职务，命福建实行禁榷的州军依照旧法办理，其余地方一律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的禁榷，以及陕西把碎茶、芽茶分散出售的办法，也都停止了。崇宁二年，尚书省有人说：“建州、剑州的茶额有七十多万斤，近几年产量增加兴盛，但用于收购的本钱大多接济不上。”于是下诏再发给度牒四百道，并仍以各种封存的财物拨给本钱。接着又下诏，商旅贩卖腊茶的免除茶税；私自贩卖的，惩治原先出售给他们的人，依照元丰年间的制度办理。腊茶按旧法本来免税，大观三年整顿茶务时，才开始征税。大观四年，私贩腊茶不再治罪原先出售给他们的人，依照元符年间的法令办理。政和初年，又增减旧制，制定新法。政和三年，下诏免除输纳短引茶的费用，准许依照长引在各路停留销售；后来末骨茶每道长引增加五百斤，短引也仿照办理。各路监司、州郡公使所食用的茶，禁止私自购买，听任依照商旅买引的办法购买。政和六年，下诏福建茶园依照盐田的办法，根据土地所产茶叶的多少，按等级平均征税。重和元年，改发免税新引，并重新规定福建末茶的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标准。元丰年间，宋用臣任都提举汴河堤岸，首先上奏创设水磨。凡在京城的茶户擅自磨制末茶，都有禁令，并允许他们到官府申请购买。茶铺如果掺入米、豆等杂物揉和茶叶，有人告发，茶一两赏钱三千，达到一斤赏钱一万，最高赏到五万钱。商人贩茶，凡要运往府界或京师的，必须由产茶山场、州军发给茶引，并到京城场务中出售；违犯的，依照私贩腊茶的法律处理。各路末茶进入府界，也再次严格禁止。到元丰末年，每年所得利润不过二十万，商旅因此受到困扰。元祐初年，放宽茶法，议论此事的人想要废除水磨。户部侍郎李定认为这样会损失每年的课税，坚持说不可废除；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等人接连上奏论说，于是终于废除了水磨。绍圣初年，章惇等人掌权，首先议论恢复水磨。于是下诏利用京河、索河、大源河等河流设置水磨，任命孙迥主管此事，又命他兼任汴河堤岸提举。绍圣四年，茶场官钱景逢获得息利十六万多缗，吕安中获得二十一万多缗，朝廷按照差等议定赏赐。元符元年，户部上奏：凡是查获私制末茶和掺杂调和的茶，即使违法者尚未捕获，也应估算茶的价值发给赏钱，并依照查获私制腊茶犯人的法令办理。对于应当废弃的掺杂调和茶，每斤特给二十钱，最多给到十缗为止。起初，元丰年间修建水磨，只限于京城和开封府所属各县，从未实行到外路。绍圣年间恢复设置后，后来便在京西的郑州、滑州、颍昌府以及河北澶州实行，又准备在济州山口营建水磨。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上奏：“绍圣初年恢复水磨，每年收入二十六万多缗。绍圣四年，在长葛等地京水、索水、潩水沿河增修水磨二百六十多所。自从辅郡的榷茶法废止后，就失去了这项利益，请求恢复实行。”朝廷听从了。很快又下诏，商人贩运腊茶进入京城的，由本场全部收购；那些倒换茶引运往外地的，征收堆垛钱。裁减元丰制度，另立新的数额；每年收购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标准。客商的茶运到京城后，准许官场收购十分之三；即使因此索价偏高，也要查验原茶引的买价，按比例增加。崇宁三年，下诏废止这项办法。

译第二年，改令磨茶户承担每年的课额，仿照酒户缴纳曲钱的办法。元丰五年，再次停止民户磨茶；官府使用的水磨仍依照元丰旧法办理，凡有关茶务的事务都隶属于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大观元年，改名为提举茶事司；不久又命茶场、茶事合并为一个机构。大观三年，又拨归京城所管辖，一律采用旧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请求，商旅贩茶领取茶引，规定入京停留销售的，便准许借江水进入汴河，依照元丰旧制；借江入汴后却指往其他道路销售的，禁止办理，已经领取茶引的也都命令赴京。政和二年，因为课税收入没有达到数额，商人滞留，诏令将此事归尚书省办理。于是尚书省说：“水磨茶自元丰年间创立，只在京城附近实行；近来却分派到各路，因此弊病丛生。希望停止在各路实行，只在京城实行，同时恢复通行客商贩茶，其他各路的水磨一并废止。”朝廷同意了。政和四年，所收利润超过四百万贯，是旧额的三倍，于是创设月进制度。高宗建炎初年，在真州印制钞引，用来供应东南地区发卖茶、盐。当时，东南产茶的地方包括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淮南、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共十路，六十六州，二百四十二县。霅川顾渚山石头上所产的茶叫紫笋，毗陵的阳羡茶、绍兴的日铸茶、婺源的谢源茶、隆兴的黄龙茶和双井茶，都是最好的茶。建炎三年，设置行在都茶场，撤销合同场十八处，只在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设置一场，各设监官一人。停止发放食茶小引，捕捉私茶的办法比照捕捉私盐。到建炎二十一年，秦桧等才进呈《茶盐法》。在此以前，臣僚有时因事提出建议，朝廷也随时增损调整；到这时审定编成书，上奏给皇帝。孝宗隆兴二年，淮东宣谕钱端礼说：“商人贩运持长引的茶，水路不许经过高邮，陆路不许经过天长。如果愿意前往楚州和盱眙界内，须在引贴上缴纳倒换茶引钱十贯五百文；如果还要经过淮北，所缴引贴钱也同样办理。”当时，商人从榷场转运茶叶进入敌境，获利极为丰厚，虽然禁令很严，但百姓犯法仍旧如常。乾道二年，户部说：“商人到淮北榷场折博，除缴纳倒换茶引钱外，还要缴纳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乾道八年，减免倒换茶引钱，只缴七缗；通货侩息钱缴现钱八缗。淳熙二年，将长引、短引暂时按原引的斤重和钱数各取一半，分作四缗的小引印发；倒换茶引的引贴钱，随小引一同缴纳。光宗绍熙初年，漳州守臣朱熹上奏，请求免除所属县应征的茶税七千多缗。臣僚又申明长引、短引和小引可以兼用，任凭人们方便。户部说，发给、发卖小引时，除金银和会子按规定比例缴纳外，其余愿意全部用会子折算申请的，听任办理。宁宗嘉泰四年，隆兴府知府韩邈上奏请求：“隆兴府只有分宁县产茶，其他县并不产茶，但豪强百姓却擅自申请茶引，穷尽搜括一乡，使他们承认茶租，这很不妥当。”于是下令，不产茶的县不许百姓擅自承认茶租。建宁的腊茶，以北苑所产为第一，其中最好的叫社前，其次叫火前，又其次叫雨前，用来供给皇帝膳食和准备赏赐。太平兴国年间开始设置，到了大观以后制作更加精细，数量也更多，茶饼形制屡次改变，品类却不止一种；每年进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以来，叶浓、杨勍等相继作乱，园丁逃亡离散，于是停止进贡。绍兴二年，免除尚未起运的大龙凤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绍兴五年，又将大龙凤茶和京铤茶减免一半。绍兴十二年，兴办榷场，于是把腊茶作为榷场的本钱；凡胯茶、截茶、片茶、铤茶，不论等级高低、数量多少，都由官府全部专卖，并再次严格申明禁止私贩茶叶出海。议论者请求在临安发卖建茶，把茶司事务移到建州负责收购发运。第二年，因为茶引钱丢失，又下令允许通商。从此，进贡的龙凤茶、京铤茶所需茶料，以及制作费用、竹篚竹笥的规格，都令漕司专门负责。蜀地茶叶中较精细的，品级已低于南方茶；只有广汉的赵坡茶、合州的水南茶、峨眉的白牙茶、雅安的蒙顶茶，当地人也很珍视，但产量很少，不能与江南、建州相比。过去没有榷茶禁令，熙宁年间开始设置提举司，每年收取课税三十万；到元丰年间，逐年增加到一百万。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说榷茶、买马有五种弊害，请求：“采用嘉祐年间的旧例，全部废除榷茶，而令漕司买马。如果暂时不能这样做，也应当减少茶额以减轻园户负担，降低价格以使行商受惠；这样私贩就会减少，盗贼也会平息。”于是任命赵开同主管川、秦茶马事务。建炎二年，赵开到成都，大幅度改革茶法，仿照蔡京在都城实行的茶场法，发给茶商茶引，由园户买茶；每百斤为一大引，扣除其中十斤不计。设置合同场以查验茶叶出入，严厉禁止私商，并设茶市以便利交易。每斤茶引钱，春季七十钱，夏季五十钱，茶市的利头子钱不在其中。经过一处征钱一文，停留一处征钱一钱五分。此后茶引利润钱增加到一百零五万缗。到绍兴十七年，都大茶马韩球把园户增加供应的茶全部列入茶额，茶司每年收二百万，而买马数量并没有增加。乾道末年，青羌发生叛乱，茶司增加了细马名色等钱，每年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逐年减免园户负担的重额钱十六万，又减免引息钱十六万。到绍熙初年，杨辅任茶马司使，于是确定为法令。成都府、利州路的二十三个茶场，每年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通过茶马贸易收取马匹、物资和绢帛等，年收入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多缗。朝廷每年把一百一十三万缗拨归总领所，用来供给军队；然而茶马司总是多方推辞。乾道以后，每年拨付的钱只剩一二十万缗；到淳熙十年，便以五十万缗作为定额。自熙宁、元丰以来，茶司官员的权力超过各部门之上。起初，元丰年间开设川、秦茶场，园户已经缴纳两种税，又要缴纳土产税；隆安县的园户除缴纳两税、土产税外，还要催缴、办理按茶课估定的钱；建炎元年把它定为固定数额，到宁宗庆元初年才免除。庆元六年，下诏四川产茶地区每年缴纳经总制头子钱五千零四十一道有余，又征收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余。

译宋朝初年，经营蜀地茶业，在原州、渭州、德顺军设置互市，用来交换蕃夷的马匹；熙宁年间，又在熙河设置茶马场。南渡以来，文州、黎州、珍州、叙州、南平军、长宁军、阶州、和州共八处茶马场，其中卢甘的蕃马每年到一次，洮州的蕃马有时一个月到一次、有时两个月到一次，叠州的蕃马有时半年到一次、有时三个月到一次，都是良马。其他各蕃的马大多劣弱，总的说来，他们都以互市获利；宋朝也委曲地表示怀柔远方的恩意，并借此羁縻他们。绍兴二十四年，恢复黎州以及雅州碉门灵犀砦的买马场。乾道初年，川、秦八场的马额为九千多匹；淳熙以来，定额为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此后实际买到的从未达到定额。《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酒、矿冶、矾、香、附。酒。宋朝专卖酒类的制度是：各州城内都设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闾有时允许百姓酿酒，同时规定每年的课额；如果发现还有可以获利的地方，各地大多请求由官府专卖。三京由官府制造酒曲，允许百姓交纳价钱来领取。陈州、滑州、蔡州、颍州、随州、郢州、邓州、金州、房州、信阳军过去都不实行酒类专卖。太平兴国初年，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实行专卖，于是在各地设置官吏、机构和办公处，收取百姓的租米、租麦供酿酒使用，并用官钱购买柴薪、役夫以及官吏和工匠的俸禄、费用。每年计算所得没有多少，但主管官吏却图谋其中的盈余；加上酿酒不精，酒大多淡薄，甚至按百姓婚丧之事摊派酒，按照户等大小强令买酒，百姓深受其害。年成歉收、物价昂贵时，几乎不能抵偿成本。太宗知道其中弊病，淳化五年下诏招募百姓自行酿酒，只缴纳官钱，课额比通常减少三分之二，使他们容易办理；凡应募的百姓，检查察看其财产，由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后来课额交不上时便由他们共同赔偿。这一年，选取各州每年课钱较少的四百七十二处，招募百姓自行卖酒，有的由官府出售酒曲，收取曲钱。此后应募的百姓很少，官府酿酒的地方仍然很多。陕西虽然实行酒类专卖，但仍有许多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求增加课额以补助边境军费，于是每年增加十一万多贯。两浙过去招募百姓掌管酒类专卖，雍熙初年，因为百姓私自酿酒的很多，于是解除对他们的禁令；其酒类专卖的年度课额依照酒曲钱的制度办理，附在两税中平均征收。雍熙二年，下诏说：“有关部门请求停止杭州酒类专卖，却使豪强大户独占其利，贫弱人户每年被责令缴纳应输之钱。本来想惠及百姓，反而成了侵扰。应当仍旧实行酒类专卖，停止缴纳平均摊派的钱。”天禧四年，转运副使方仲荀说：“本路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留的利益还很多。”于是每年增加课额九万八千贯。川峡地区沿用旧制，出售酒曲的价格很高；开宝二年，下诏减去其中的十分之二。不久大力兴办酒类专卖，有人上书论说多有不便，太平兴国七年停止专卖，仍旧出售酒曲。从此，只有夔州路、建州、开州、施州、庐州、黔州、涪州、黎州、威州、梁山军、云安军，以及河东的麟州、府州，荆湖的辰州，福建的福州、泉州、汀州、漳州、兴化军和广南东、西两路不加禁止。从春季到秋季，酒酿成后立即出售，称为“小酒”，价格从五钱到三十钱，共有二十六个等级；冬季酿造，蒸熟后出售，等到夏季才上市，称为“大酒”，价格从八钱到四十八钱，共有二十三个等级。凡酿酒所用的粳米、糯米、粟、黍、麦等，以及酒曲的制作方法、酒的式样，都依照各地水土条件适宜的情况办理。各州官府酿酒所需的谷、麦，按通常籴买的价格供给，不得使用仓储粮食。酒匠、服役人员应当领取粮食的，改给钱。凡官曲，用一斗麦制曲六斤四两。出售酒曲的价格：东京、南京每斤价钱一百五十五，西京减五钱。咸平末年，江淮制置使增加酒类专卖钱，办事很烦琐苛刻。景德二年，下诏不得增加酒类专卖钱，从此制置使不得兼管酒类专卖。景德四年，又下诏，朝廷内外不得再议论增加课额以求取恩赏。天禧初年，著作郎张师德出使淮南，上奏说：“乡村酒户中每年课额少的，希望一并停废。”朝廷同意了。至道二年，两京各州收取的酒类专卖课税为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多贯、铁钱一是五十六万五千多贯；京城出售酒曲的钱为四十八万多贯。天禧末年，酒类专卖课税中的铜钱增加到七百七十九万六千多贯，铁钱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多贯，酒曲钱增加到三十九万一千多贯。五代后汉初年，犯酒曲禁令的人一律弃市；后周规定达到五斤便处死。建隆二年，认为后周法律过于严峻，于是规定私曲达到十五斤、用私酒进入城内达到三斗的，才处以极刑；其余按罪行轻重分别定罪。私自买卖酒、曲的，处以制作者罪行的一半。建隆三年，再次颁布酒、曲禁令，按户定私自制造酒曲的数量和罪名：城郭内达到二十斤、乡闾达到三十斤的，弃市；百姓携带私酒进入京城五十里、西京以及各州城二十里以内，达到五斗的处死；在规定里数以外，有官署卖酒的地方，私酒进入该地达到一石的，弃市。乾德四年，下诏比照建隆年间的禁令，只减轻处罚：凡进入城郭达到五十斤以上、进入乡闾达到一百斤以上，私酒进入禁地达到二石、三石以上，进入有官署的地方达到四石、五石以上的，才处死。法律更加宽缓，犯法的人就少了。端拱二年规定：百姓买曲酿酒并出售的，县、镇周围十里的禁令，和州城周围二十里的禁令相同。天圣以后，北京出售酒曲依照三京的法令；官府出售酒和曲也划定界限，告诫各方不得相互侵越，犯法都有相应法律。那些不禁酒的地区，大体与宋初相同，只增加了永兴军、大通监、川峡的茂州和富顺监。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户口逐渐繁多，用粮食酿酒而消耗粮食的人越来越多。乾兴初年，有人说：“各路酒课，每月都比上一年增加，没有限度，这不符合古代禁止群饮、教导节约用度的意义。”于是下诏：“乡村不得增加设置酒场；已经招募百姓主持酒场的，以三年为期限。其他人即使想增加课额来出售，也不许听从；主管者自己想增加课额，须交给官吏估量，确定将来不会造成亏额、欠课，然后上报。”不久，御史中丞晏殊请求把获利微薄的酒场全部禁止增加课额。天圣七年，下诏：“民间遇有吉事、凶事而酤酒，旧制听任自行办理，不得强行摊派。但江淮、荆湖、两浙的酒户往往强行压制良民，甚至发出引目，强迫他们多买。应当严加禁止；有人告发的，准许招募人手接替。”庆历初年，三司说：“陕西正在用兵，军费供应不足，尤其要依靠酒类专卖的利益。请考核监临官每年的课额，增加的便分别给予奖赏。”随后命萧定基、王琪等人商议、衡量其中的利弊。

译起初，酒场每年的课额交不上，州县多责令衙前或伍保出钱来补足数额，嘉祐、治平年间多次告诫禁止这样做。治平四年，皇帝亲自下诏，免除京师酒户所欠的酒类专卖钱十六万缗；又禁止江南连续几年增加酒场、强行按人摊派买酒。皇祐年间，酒曲每年课额合计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缗钱；到治平年间，减少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零三缗。皇祐年间，另外收入金帛、丝绸、棉絮、草料、粟米、木材等物，总数为四百万七百六十；治平年间，又增加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宁三年，下诏各郡遇到节令，不得用酒互相馈赠。起初，知渭州蔡挺说：“陕西有用酿造的公使酒相互赠送的事，竟然超过二十个驿站，给道路上的人增加了许多劳苦。”于是下诏禁止。到这时，都官郎中沈行又说：“知莫州柴贻范馈送给其他州的酒有九百多瓶，动用士兵超过一百人。”因此各路一并禁止。熙宁四年，三司规定承买酒曲坊场的钱，每千钱征税五十，储存起来供官吏俸禄使用。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说：“京城曲院的酒户出售酒而亏欠课额，根源在于酒曲数量多，酿出的酒也多；酒多，价格就低；价格低，酒户就损失利润。现在制定办法，应当减少酒曲数量、提高价格，使酒的数量有限而且一定能卖掉，这样酒户没有损耗折本的忧患，官府的课额也不会亏欠。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闰年增加十五万斤。旧价格每斤一百六十八钱，百斤按八十五斤计算，后来增加到二百斤，百斤按足数计算，以便出入核算。”熙宁七年，过去不酿酒的各郡准许酿酒；公使钱按每百缗酿一千石计算，超过额数的按违制论罪。京城酒户每年使用糯米三十万石。熙宁九年，江浙遭受灾害，米价飞涨，下诏选派官员到产粮地预先发钱，等到丰收后折算缴纳给官府。不久又下诏停止实行，只把京城收购的新米与已经收购的米各用一半。元丰元年，增加京城酒户所缴的曲钱；按年度额数减少酒曲三十万斤，闰年增加制作一万斤。元丰二年，下诏：“京城出售的酒曲，每年以一百二十万斤为额，每斤价格二百五十钱；等到卖到旧额数量时，便恢复旧价格。酒户所欠糟钱、糯米钱，改为限期两年带缴，并免除尚未申请的酒曲数十万斤。”在此以前，京城酒曲法自熙宁四年重新确定后，大多不能偿付；虽然多次暂缓征收尚未申请的曲钱，又把年度额数减为一百五十万斤，并把每斤价格增加到二百四十钱，仍未能免除拖欠。到这时，命毕仲衍和周直孺讲求其中利弊，他们请求：“减少额数、提高价格，平均分给七十家店，命令每天缴钱，一年缴足；每月缴纳不足数额的，按所欠钱数加倍处罚。酿酒不按时、擅自增加器具容量以及使用私曲的，都制定告发赏钱的办法。”全部施行，并酌情裁减价格。元丰三年，下诏：“带缴旧曲钱和加倍处罚的钱，仍宽限半年；尚未免除处罚的，免除其中三分之一。”元丰五年，居住在外地的宗室酿酒，只准许在旧宫院的尊长和近亲属处寄托酿造。增加永兴军乾祐县十处酒场。酒户所欠糟钱、糯米钱，改令在三年以内增加每月限额缴纳，并免除限期内的罚息；已经免除三分之一的加倍曲钱，下等户再免除十分之一。元祐元年，删去监司出售酒类以及三路馈赠的条文。绍圣二年，左司谏翟思说：各郡酿酒，边境沿线以外的地方应当恢复熙宁年间的数量。下诏：“熙宁五年以前，各郡不酿酒，或者有公使钱却没有酒的，所酿酒都依照《熙宁编敕》规定的数量办理。仍命各郡所减数量不得超过一百石，旧来达不到规定数量的依旧办理，不得超出常例供给馈赠。”后来又因为陕西沿边官监酒务的课税收入不足，于是下令边郡除帅府外，分别酌情制定酿酒数额；各将领和城砦只准许在官务中寄托酿酒。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说建立学校，请求用承买醋坊的钱供给学校开支。下诏令常平司核算，只要不损害公费，就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并命令其他各路也准照实行。起初，元祐年间臣僚请求废除醋的专卖，户部说本来没有禁止私酿私卖醋的条文。后来翟思请求把各郡醋坊每天的利润和剩余全部归入常平司；到这时钱景允提出请求，所以命常平司加以核算。十月，各路官监酒的价格，上等每升增加二钱，中、下等增加一钱，用来充作学校费用；其余补助转运司每年的开支。大观四年，根据两浙转运司的请求，官监出售酒糟的钱另立数额考核。又下诏：“各郡专卖酒的酒池，酒和米的收入、支出，另行派仓官管理。出售醋不得越出郡城五里以外，凡县、镇、村也一律禁止；所得利润全部归转运司，旧属常平司的仍照旧办理。” 政和二年，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封说：“杭州都酒务在各路中首屈一指，治平以前每年课额三十万缗，如今不过二十万。请把一个酒务分为三个，再设置两个比较务；不要增加官吏、士兵和工匠，仍请本路各郡一并增加酒务和比较务。”朝廷同意了。政和四年，两浙转运司也请求设置比较务，规定课额，酿酒收取利润，以增加或减少作为奖罚依据。下诏：“酒务有两名官员的，分为两个酒务；有三名官员的，再增加一个；官员即使多，也不得超过四个酒务。其中有的官员虽多而课利不广的，听任仍旧办理。”这一年，湖南路各酒务的酒糟、酒酵钱分给提举司，命令每斤增加钱三文，用来直接支付粮纲和水工的费用。制定酒匠缺额时听任选试清务厢军的办法。所谓清务，是由本州选派、刺面的人承担踩曲、烧火、蒸粮等劳役；有缺额时便招募人来补充。宣和二年，公使库借用米、曲以及因损耗而造成官府课额亏欠的，按坐赃罪论处，监官调任。宣和三年，发运使陈遘上奏：“江淮等路官监酒的价格，上等每升权且增加五钱，次等增加三钱，用作江浙新近恢复州县的费用。”后来尚书省请求命令其他各路全部实行。下诏依照请求办理，所收钱按十分之三供给漕运经费，其余缴入大观库。宣和五年，停止夔路酒类专卖；不久又恢复旧制，因为转运司说新设边城、砦需要依靠这项收入供给物资。宣和六年，在任官员用俸禄酒强迫坊户购买、再转卖的，按违制律论罪。此前政和末年曾下诏不许让人设店出售，如今一并禁止。各路增加的酒钱依照元丰年间办法，全部作为上供，供户部使用，不得收入转运司。宣和七年，各路出售醋的利润，按十分之一作为公使钱，其余依照钞旁法办理；命提刑司每季度具报储备数额，不得挪作他用。靖康元年，两浙路酒价屡次增加，几乎是熙宁、元丰年间的数倍；而当年米、曲价格低，百姓贪图利润，轻易冒犯法令，于是命令停止增加的价格。

译渡过长江以后，由于受养兵需要的逼迫，随着时势不断增加课额，名目纷杂出现，有的由提刑司主持，有的由漕司掌管，有的分别隶属于经制司、总制司，只怕军费供应有所不足。建炎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于是大幅改革酒法：从成都开始，先停止公帑实物供给酒；对原来扑买坊场所设置的隔酿，设官主持，百姓把米交给官府自行酿酒，每斛缴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第二年，把这套办法全面颁行到四路，每年逐渐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官营酒槽共有四百所，私店不计入其中，于是东南地区的酒额也日益增加。建炎四年，因为米、曲价格高，下诏上等酒每升增加二十文，次等酒每升增加十八文，等到米、曲价格平稳后恢复旧价。绍兴元年，两浙酒坊在买扑钱上增加净利钱百分之五，每季度缴送户部；又增加各地酒钱，上等每升增加二十文，下等增加十文。各州军出售酒有亏折的，酌情提高价格：十分之一归州府使用，十分之一归漕司，十分之一隶属于经制司。此前酒有固定价格，每次增加都必须上奏请求；从此以后，郡县开始自行加价，价格便不统一了。绍兴五年，命各州酒不分上、下等，每升增加五文，归制置总司。绍兴六年，以绍兴二年以后连续三年中的一年平均数立为额数，增加的盈余供郡县使用。撤销四川州、军、县、镇的酒官一百零七员，酒利微薄的地方也一并撤销。绍兴七年，根据户部尚书章谊等人的建议，在行在设置赡军酒库。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就在成都、潼川、资州、普州、广安军设置清酒务，允许百姓买扑，每年收入钱四万八千多缗。自赵开实行隔槽法后，增加到十四万六千多缗，绍兴元年。等到胡世将改为官监，收入又增加一倍；此后逐年增加到五十四万八千多缗，绍兴二十五年。此外，外县以及民户经营的坊场又收入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隔槽法刚开始实行时，允许就近在酒务分槽酿造和出售；官府只按收入的米数征收课税，似乎还没有造成什么弊病。实行久了，酿酒、卖酒出现亏欠，便责令交米的人承认并缴纳，不再核对实际交纳的米，只是一味收取钱，百姓这才受到困扰。淳熙十年，撤销措置赡军酒库所，官吏全部归户部管辖；由左曹郎中兼任此职，以“点检赡军酒库”为名，与本路漕臣共同办理此事。淳熙十五年，放宽夔路的酒禁。把南北十一座库都充作赡军激赏酒库，隶属于左右司。淳熙十七年，裁减四川清酒务的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府、遂宁府、汉州、绵州、邛州、蜀州、彭州、简州、果州、富顺监以及汉州、绵州所属县各一员。淳熙二十一年，下诏各军买扑酒坊的监官，赏格依旧。年收入四万、三万贯以上的场务：增加到一倍，减免一年磨勘；增加到二倍，减免两年磨勘；增加到三倍，减免三年磨勘；增加到四倍，减免四年磨勘。年收入二万、一万贯以上的场务：增加到一倍，减免三季磨勘；增加到二倍，减免一年磨勘；增加到三倍，减免三年磨勘。年收入七千贯以上的场务：增加到一倍，减免三季名次；增加到二倍，减免一年磨勘；增加到三倍，减免一年半磨勘；增加到四倍，减免二年磨勘。年收入七千贯以下的场务：增加到一万贯，减免一年磨勘；增加到二万贯，减免二年磨勘；增加到三万贯，减免三年磨勘；增加到四万贯，减免四年磨勘。绍兴二十五年，停止各路漕司寄托酿酒。绍兴二十七年，因为隔槽酒扰害百姓，允许买扑以便利百姓。撤销官监，后来又恢复设置。绍兴三十年，把点检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不久，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说：“每年的经费依靠经制、总制两司，名目非常多；如今各路每年亏欠二百万，都是因为各州公使库大量酿造，另设店铺出售，以致酒务按例全都败坏。”下诏撤销各州另设的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月库、月桩库之类；同时撤销酒务寄托酿酒以及帅司激赏买酒库。凡尚未分隶经制、总制两司的钱，都立定数额分隶归属，用来补足亏欠。绍兴三十一年，殿帅赵密把各军酒坊六十六所归入户部，此事见于绍兴九年。同安郡王杨存中免去殿帅职务后，又把私自买扑的九所酒坊上缴；每年总计收取利润六十万缗有余，按十分计算，七分缴送行在，三分供给漕运经费。原来，自军队兴起以来，各位统帅擅自占有酒类专卖的利益；从这时起，县官才得以凭借这些收入来补助经费。孝宗乾道元年，把浙东、浙西犒赏库六十四所隶属于三衙，课钱缴入左藏南库，其余钱用于随年赡养军队和制造军器。乾道二年，下诏：“临安府安抚司的酒库全部归入赡军酒库；各赡军酒库以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收入中一年的平均数立为额。”每天出售酒所得钱一万缗，每年收回本钱一百四十万，利润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把盈余献入内藏的又有二十万，后来增加到五十万。乾道四年，制定场务官的赏格。乾道七年，根据淮西总领周閟的建议，总所库四座、安抚司库五座、都统司库十八座、马军司库一座，再增加行宫库一座，共二十九座库，以三年中最高的一年为额；行宫新库的利润钱，除去分摊给各处的钱和日常耗费，以净利润的三分计算，其中一分缴入御前酒库。以“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为名，于是铸造印信并改换库名。乾道八年，知常德府刘邦翰说：“江北百姓困于酒坊，甚至贫困人家，不拿出一万钱就不能举行一项吉礼或凶礼。”于是查照《乾道重修敕令》，再次严格禁止强迫买酒。淳熙三年下诏：“四川酒课折价估算，造成困弊，可以减少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多缗；命礼部发给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足今年减少的数额，明年再从四川应当拨给湖广总所的钱中补足。” 宁宗开禧元年，知临安府兼点检赡军激赏库赵善防、转运判官兼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徽说，官吏冗员和费用过多，请各司官员兼管此事。第二年，又因都省说课额丧失，于是依旧设官任职。起初，赵开创立隔酿法，是为了缓解一时的急需；后来这项办法在各郡实行，国家供养军队、郡县办理经费，大多都依靠它。因此虽然时有停止、实行、增加、减少，情况不一，但这种办法最终仍不能废除。

译矿冶方面，金、银、铜、铁、铅、锡的监、冶、场、务共二百零一处：金产于商州、饶州、歙州、抚州四州和南安军；银产于凤州、建州、桂阳州三州，有三监；饶州、信州、虔州、越州、衢州、处州、道州、福州、汀州、漳州、南剑州、韶州、广州、英州、连州、恩州、春州十七州，以及建昌军、邵武军、南安军，有五十一场；秦州、陇州、兴元府三州，有三务。铜产于饶州、处州、建州、英州、信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八州，以及南安军、邵武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于徐州、兖州、相州三州，有四监；河南府、凤翔府、同州、虢州、仪州、蕲州、黄州、袁州、英州九州和兴国军，有十二冶；晋州、磁州、凤州、澧州、道州、渠州、合州、梅州、陕州、耀州、坊州、虔州、汀州、吉州十四州，有二十务；信州、鄂州、连州、建州、南剑州五州和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于越州、建州、连州、英州、春州、韶州、衢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十州，以及南安军、邵武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于河南府、南康军、虔州、道州、贺州、潮州、循州七州和南安军，有九场。水银产于秦州、阶州、商州、凤州四州，有四场。朱砂产于商州、宜州和富顺监，有三场。开宝三年，下诏说：“古代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财货，后代把赋税征收到山林湖泽，上面更加侵削，下面更加困敝。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心中深感惭愧；既然不能把金子留在山中，哪里忍心夺取百姓的利益？从今以后，桂阳监每年缴纳的课银，应当减少三分之一。”禁止百姓把铜铸成佛像、佛塔和人物等无用之物；铜、铁不得私自流出蕃界和化外之地。至道二年，有关部门说：“定州各山有许多银矿，凤州的山中又发现铜矿，开采冶炼所得很多，而且矿质都很好。请设置官署主管此事。”太宗说：“土地不吝惜宝藏，应当让百姓共同享用。”不准许。东川、西川监酒和商税课钱，除一半缴纳银帛外，有关部门请求命令其中两分缴纳黄金。景德三年，下诏因为黄金不是当地土产而停止此事。天圣年间，登州、莱州采金，每年增加数千两。仁宗命令奖励劝勉有关官吏，宰相王曾说：“采金越多，背弃农业根本、趋向工商末业的人就越多，不应当诱导他们这样做。”景祐年间，登州、莱州发生饥荒，下诏放宽采金禁令，听任百姓开采，等到年成丰收后再恢复旧制。然而这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民间习俗日益奢侈，耗费黄金来装饰衣服器物的人数不胜数，严厉的禁令也无法制止。景祐、庆历年间，多次下诏重申告诫，相关内容见《舆服志》。总的说来，山林湖泽的资源有限，有的突然大量产出，随即就枯竭；有的开采多年，所得还抵不上费用，而每年的课额不足时，有关部门必定责令主管者设法补足。仁宗、英宗每次颁布赦书，总是委派当地官员察看那些没有开采成果的冶场，有的废止，有的免除主管者所欠的年度课额，通常成为惯例；有关部门提出请求，也总是听从，从不吝惜。因此矿冶机构的兴废没有定规，每年课额也随之增减。皇祐年间，每年得到黄金万五千九十五两、白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此后，有时依据赦书办理，有时根据有关部门的请求，废止了一百多处冶场。不久山泽资源又兴办开发，到治平年间，有的增设冶场，有的恢复旧冶场，共六十八处；各州的坑冶总数为二百七十一处：登州、莱州、商州、饶州、汀州、南恩州六州有金冶十一处；登州、虢州、秦州、凤州、商州、陇州、越州、衢州、饶州、信州、虔州、郴州、衡州、漳州、汀州、泉州、建州、福州、南剑州、英州、韶州、连州、春州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有银冶八十四处；饶州、信州、虔州、建州、漳州、汀州、南剑州、泉州、韶州、英州、梓州十一州，邵武军，有铜冶四十六处；登州、莱州、徐州、兖州、凤州、翔州、陕州、仪州、邢州、虢州、磁州、虔州、吉州、袁州、信州、澧州、汀州、泉州、建州、南剑州、英州、韶州、渠州、合州、资州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有铁冶七十七处；越州、衢州、信州、汀州、南剑州、英州、韶州、春州、连州九州，邵武军，有铅冶三十处；商州、虢州、虔州、道州、贺州、潮州、循州七州，有锡冶十六处；至于水银、丹砂，各州的冶场，与至道、天禧年间相比则都是一处，并且都设置官吏主管。这一年，与皇祐年间相比，黄金减产九千六百五十六，白银增产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产一百八十七万，铁、锡的产场增产一百多万，铅增产二百万；另外还得到丹砂二千八百多斤，唯独水银没有增减。熙宁元年，下诏说：“天下的宝货坑冶，如果没有开采而又负担着每年的课额，就免除它的课额。”熙宁八年，命令坑冶附近的坊郭和乡村都进行淘采、冶炼，各人互相编为保；保内有人犯法，或知情而不检举，或盗贼停留其中却没有察觉的，按照保甲法论罪。元丰元年，各处矿坑冶炼场所总共收取黄金万七百一十两、白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余。此前，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说：“邕州右江的填乃洞出产黄金，请设置邓辟鉴金场。”此后五年，共得到黄金折钱二十五万缗，邓辟鉴两次因而升任官职。元丰四年，才因为产量少而停止进贡，并且把虔州、吉州交界处的铅矿全部禁止开采。元丰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求恢复铜禁，各按情况延长磨勘年限。这一年，坑冶共有一百三十六处，由虞部统领。

译绍圣元年，户部尚书蔡京上奏说：“岑水场的铜额逐渐亏少，而商州、虢州之间矿脉很多；陕西百姓不熟悉冶炼和采矿，长期废弃而没有开发。请招募南方的能工前往陕西筹划选择地点兴办冶场。”于是任命许天启共同主管陕西坑冶事务。元符三年，许天启被罢免坑冶主管职务，将这项事务归给提刑司。起初，新旧坑冶合并为一个机构，而转运司兼管。许天启任同管干时，想专门掌管这项事务，担心受到牵制，于是请求把川路、陕路、京西路的坑冶另设一司，允许其约束州县、考察举劾官吏，转运司不再兼管坑冶。到这时，中书省上奏说，许天启主管坑冶，前后六年，总计新旧铜矿只收得二百零六万多斤，而军士、工匠等费用却很多，所以将其罢免。崇宁元年，提举江、淮等路铜事游经说：“信州有两处用胆铜的古坑：一处用胆水浸铜，人工少而获利多，但胆水有限；一处用胆土煎铜，原料无穷但获利少。筹办之初，应当增加本金、减少利息：浸铜每斤以钱五十作为本金，煎铜每斤以钱八十作为本金。”下诏采纳他的意见。各路坑冶，除川路、陕路、京西路以外，都命常平司共同主管。对于所收利息微薄而又烦劳官府监临的坑冶，按照元符、绍圣年间敕令所定的额数，允许百姓投递封状承买。崇宁四年，湖北旺溪金场因每年收金一千两，于是设置监官。广东漕臣王觉自称曾主管常平司，研究山泽资源的利益；岑水一场去年收铜，比租额增加三万九千一百斤，比通常年份也增加六十六万一千斤。于是提升他的官秩。这一年，命令监司把山泽坑冶的名称和数目登记造册，不应当征收的另册登记；如果有放宽兴办、废止、设置、合并、迁移等情况，也命令详细注明，报送虞部。大观二年，下诏说：“金银矿坑已经发现，即使有人报告而官府正在查验视察，私自开挖淘取的也按盗窃论罪。过去不隶属于知县、县丞的坑冶，一律命令知县、县丞兼任监临官，奖赏和惩罚比正式主管官降一等。”有冶场的地方，知县每月巡行检查一次。有人上言，认为知县的职责在于宣扬引导德泽、平定征赋和狱讼，不应为了课利奔走于山谷之间，于是停止了这项命令。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政和元年，张商英说：“湖北产金，并不只是辰州、沅州、靖州的溪峒，峡州的夷陵、宜都诸县，荆南府的枝江、江陵县，从赤湖城到鼎州，也都是商人淘采的地方。转运司既然缺少本钱，提举司购买的黄金又只到一千两，而且没有专门机构制定额数。请设置专门负责提举和购买黄金的机构；凡有金矿而没有官监的地方，允许派遣本部门所属州县官及使臣主管办理。”下诏命提举官筹划后上报，并仍在荆南设置机构。广东漕司又上奏说：“端州高明场、惠州信上立溪场都应当停闭；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都并入英州清溪场；只有黄坑场想暂且保留，等年终核算收入后另行上奏。惠州杨梅东坑、康州云烈、潮州丰政、潮州丰政、连州元鱼铜坑黄田白宝、广州大利宜禄、韶州伍注岑水铜冈、循州大佐罗翊、英州钟铜，共十六场，请都按旧制办理；循州夜明、英州竹溪、韶州思溪、连州同安，请另外派遣代理官。”朝廷听从了。政和三年，尚书省说：“陕西路的坑冶已经派官吏提辖筹办，但川路金银矿坑的兴废，恐怕会使利源流失。”下诏说：“命陕西筹办官兼办川路事务。坑冶所收黄金、白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的数量，命工部登记造册并签注，每半年核销补充一次，报送尚书省。”从此，户部、工部和尚书省都有账册加以考核，但所依据的只有账状，以至于有的有额而没有收入，有的有收入却没有额数，于是责罚县丞、监官以及曹、部中奉行此事的人，并进一步追究历年拖欠的数额。九月，筹办陕西坑冶的蒋彝上奏：本路坑冶收金一千六百两，其他物产各有不同。下诏把它缴入大观西库，蒋彝提升官秩，属官各减磨勘年限。政和四年，命令监司派官员与各县县丞一同遍察坑冶的利益，绘制图册并作签注；监司复核属实后具保上奏，议定再派官员复核，按照轻重酌情加以赏赐；有异同、脱漏的治罪。政和六年，川路、陕路各设置提辖筹办官。坑冶官刘芑筹办万州、永州的产金，一年收得二千四百多两，特意给他提升官秩。十二月，广东漕司说：“本路铁场坑冶共有九十二处，每年额定收铁二百八十九万多斤，浸铜的剩余物没有其他用途。” 下诏命令有关官员全部买下这些剩余物，以扩大浸铜，并仍用各司和常平司的钱作为本钱。尚书省上奏说：“五路坑冶已经有提辖筹办的专门机构，淮南、湖北、广东西路也由监司统领，其余各路请一律命监司统领。”于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两浙路的漕臣也都主管坑冶。政和七年，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徐禋上奏说：“太平祥瑞之事，史书从未断绝记载。现在本部门所辖山泽、坑冶，如果获得世所罕见的珍物和古代宝器，请送到书艺局进献。”这是因为政和初年，京西漕臣王璹上奏说太和山出产水晶；知桂州王觉上奏说枕门等处出产黄金和天然金花；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上奏说汝州青岭镇界内出产玛瑙。后来湟州界内蕃官结彪的土地中发现一千多处金坑，收得生金、熟金四等，共一百三十四两有余。蔡京请求把这些事宣布交付史馆，率领百官上表庆贺，所以徐禋又提出了这个请求。当时，河北、京东路、京西路以及徐禋所主管的东南九路兴修坑冶，大多是凭空开凿、扰害百姓，或压迫州县完成额数。于是降职罢黜河北提辖官，派廉访使郑谌以及各路廉访使详细查究陈报利弊的真伪。八月，中书省上奏说坑冶事务已经逐渐就绪，下诏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以及提举东南九路坑冶一并罢止。十一月，尚书省说：“徐禋把东南的黑铅用于鼓铸以后剩余的部分，全部制成丹粉，出售以补助费用。”下诏各路常平司缴纳三十万缗到大观西库，其余听从他的请求。

译第二年，命令各路对铁仿照茶、盐法实行专卖，设置炉冶收取铁，发给引文，招人进行贸易。矿脉微薄的，允许百姓缴纳利息承买，把所收的铁折价卖给官府；禁止私人之间互相交易。此前，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上奏说：“徐州、郓州、青州等州每年制造军器以及供应上等熟铁之类，数量很多，而利国监、莱芜监出铁少，不能供应。请由官府兴办和鼓铸铁，所得可以多出数倍。”从此，官府专卖铁，制造器物卖给百姓，到元祐年间才停止。后来大观初年，入内皇城使裴绚任泾原干当，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的话：“石河铁冶既已命令百姓自行采炼，再折价卖给官府，请禁止百姓私下交易。农具、器用等，全由官府铸造；冶坊已经制成的物品，都缴纳给官府，由官府偿付其价钱。”于是禁止私下交易；农具、器用不禁，官府自行出售铁，只允许铸泻户购买。政和初年，臣僚说：“盐、铁的利益相当，如今盐法的推行已经完备，而铁货还没有筹划。请把冶户尚未偿还的钱，改收其已经炼成的铁，用来制造器物出售。京东两监出铁尤其多，河北固镇等冶场也都由官府监临，获利不可估量；河东的铁、炭最为丰富，如果官府专卖铁来制造器物，以供养一路，并旁及陕州、雍州，收入将十分广泛，而且可以消除私铸的弊端。又由于夏人的茶山铁冶已归入中国，缺铁制造器物，听说他们用盐换取边境的铁钱；如果官府自己制造器物，那么铁和钱都会变得重要，就可以挫败他们的谋划。请各路都实行铁专卖，选择产量最丰富的地方设置监、派官总管，大概各路不超过几十处；其余地方只作为铸造和浇铸之地，隶属于都监或监当官兼管。凡农具、器物都由官府铸造，并标明字号；除收回官府本钱外，取息二分以上；同时设置铁引，使各路流通，储存所得钱财以资助三路钞本。”下诏户部交给各路漕臣详细估量。恰逢第二年，广东路请求按照旧法在可设置监的地方收取净利，矿脉微薄的招人承买，官府不实行专卖，于是各路详细估量的诏旨也没有实行。到这时，臣僚又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因此严格禁止私人贸易，而铁利全部由官府专卖；但农具、器用仍由百姓铸造，最终还是依照旧法。四月，广东廉访黄烈等说：“广州、惠州、英州、康州、韶州和兴庆府，政和年间宝货司制定了金银等坑冶的年度额数；有的矿脉微薄，有的无人承买，而一些浮夸冗杂的人虚假冒称其名，开挖毁坏民田，造成骚扰并借机贩卖。”下诏说：“政和六年所制定的额数全部罢除；旧有矿脉而能够供给年度课额的，仍照旧办理。”十一月，恢复各路原先被罢免的提举坑冶官；江南路仍命江西漕臣刘蒙共同筹办。宣和元年，允许石泉军江溪沙碛中的麸金由百姓随着金脉淘取，制定课额，有时按所得的一定比例征取。十月，恢复在相州安阳县铜冶村设置监官。此前，下诏保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镇两处冶场，其余新创置的冶场全部罢除；但常平司认为铜冶村靠近河北，获利很多，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宣和六年，下诏说：“坑冶的利益，以二广为最。近年收入，考察熙宁、元丰年间的收入，十份还不到一份。命漕臣郑良提举筹划，分派官属主管筹办，以元丰以来年度收入较多的数额制定额数，定为固定赋税，坑冶司不得干预。”当时江、淮、荆、浙等九路共有坑冶二百四十五处，铸钱院监十八处，年度额数三百多万缗。五月，下诏说：“过去隶属转运司的坑冶，按照熙宁、元丰、绍圣年间的法令；崇宁以后隶属常平司的，按照崇宁年间的法令；江、淮等路的坑冶官属，按照熙宁、元丰年间的员额；其余各路官属全部罢除，仍命中书省选派提点官。” 靖康元年，各路坑冶的矿苗已经微薄，有的过去有矿而今已没有，全部命令减免损失，凡百姓承买的金场也一律罢除。宋初，原有坑冶由官府设置场、监，有的由百姓承买，再按一定比例折价卖给官府。起初隶属于各路转运司，本钱也由转运司提供，所产物品全部归内帑。崇宁以后，广泛搜求有利的矿穴，专卖赋税更加完备。凡隶属于提举司的，称为“新坑冶”，以常平息钱和剩余利钱作为本钱，金银等物往往都积存于大观库，这种制度始于蔡京。政和年间多次罢止又多次恢复，但告发矿地往往毁坏民田，承买者所立额数很重，有的过去有矿而今已无，额数却不减少。钦宗即位后，下诏全部罢除。南渡以后，坑冶时兴时废，没有定规，每年的收入也有多有少。现将绍兴三十二年金、银、铜、铁、铅、锡各类冶场兴废的数目一千一百七十处，以及乾道二年铸钱司比较收入的数目附列如下：湖南、广东、江东、西金矿共二百六十七处，废弃的有一百四十二处；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银矿共一百七十四处，废弃的有八十四处；潼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东、西、福建铜矿共一百九处，废弃的有四十五处。旧定每年额定产量为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斤有余，乾道年间每年收入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有余。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铁矿共六百三十八处，废弃的有二百五十一处；旧定每年额定产量为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斤有余，乾道年间每年收入八十八万三百斤有余。淮西、湖南、广东、福建、浙东、江西共有铅冶五十二处，废弃的有十五处；旧额每年三百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斤有余，乾道年间每年收入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有余。湖南、广东、江西锡矿共一百一十八处，废弃的有四十四处；旧定每年额定产量为七十六万一千二百斤有余，乾道年间每年收入二万四百五十斤有余。宋初，各冶场对外隶属于转运司，对内隶属于金部；崇宁二年，开始隶属于石曹；建炎元年，又恢复隶属于金部、转运司。隆兴二年，坑冶监官每年收买黄金达到四千两、白银达到十万两、铜锡达到四十万斤、铅达到一百二十万斤的，升任一级官职；守臣、倅臣在辖区内每年收入比租额增加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铜一百万斤的，也升任一级官职；县令、县丞每年收买的数量达到监官标准的一半，也推行赏赐。

译庆元二年，宰执说：“封桩库所存白银，与淳熙末年的额数相比亏缺将近四百五十万。如今务场每年收入不足三十万，而每年供奉三宫以及制作册宝的费用约四十万，恐怕会更加侵蚀白银额数。想暂且按三成的比例办理，一成支付白银，二成支付会子。”皇上说：“好。” 端平三年，赦书说：“各路州县坑冶的兴办和废止，如果涉及观寺、祠庙、公署、居民坟地以及坟墓附近的园林土地，按照法律不允许百姓告发，也不得受理。听说官府从告发中获利，竟不再查究事实，多造成扰害。从今以后，允许民户越级申诉；官吏以及参与诉讼的人，都要重重依典章法律治罪。对于已经停闭的坑冶和矿苗没有发现的地方，州县却勒令坑户虚报承认年度额数的，由提点铸钱司核实，追究纠正。” 唐代曾在晋州设置平阳院来收取矾的利益。开成三年，度支上奏请求罢除平阳院，于是把矾山归州县管理。五代以来，又重新设立矾务并设置官吏，宋朝沿袭了这一做法。白矾产于晋州、慈州、坊州、无为军以及汾州的灵石县，绿矾产于慈州、隰州以及池州的铜陵县，这些地方都设置官员主管，并有以镬户身份煎制、卖给官府收购机构的民户。晋州、汾州、慈州所产的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官府给钱六十。隰州的矾每驮减少三十斤，给钱八百。白矾批发出售的价格是：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文，慈州再增加一贯五百文；绿矾的价格是：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文，慈州再增加五百文，隰州每驮四贯六百文。白矾零售时，坊州每斤八十钱，汾州每斤一百九十二钱，无为军每斤六十钱；绿矾每斤七十钱。建隆年间，下诏说：“商人私自贩运幽州矾，官府要严加捕捉并没收入官。”随后规定，私自贩运河东、幽州的矾一两以上，私自出售矾三斤，以及盗取官矾达到十斤的，处死于市。开宝三年，又增加规定：私贩达到十斤，私售或盗取达到五十斤的处死；其余罪行分别论处。太平兴国初年，因为每年销售额不能充足，于是下诏：私自贩运境外矾一两以上，以及私售达到十斤的，都依法律论罪处决；再犯的全部发配流放，流放后又再犯的处死。淳化元年，有关部门说：“慈州的矾积压滞销，百姓多在山谷偏僻深处私自出售以侵夺利益。绿矾价格低廉，不应与晋州矾实行同一法律。”下诏按照私茶罪的规定给予赏罚。此前，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前往晋州制定矾务制度，允许商人缴纳金银、布帛、丝绵、茶以及缗钱，官府用矾偿付，每年增加课利八十万贯。太平兴国初年，每年批卖所得的缗钱、金银折合一十二万多贯，茶折合三万多贯。端拱初年，银、绢帛折合二万多贯，茶折合十四万贯。”到这时，有人上言说：“矾价用现钱偿付，商人却拿陈茶来批买，这有利于豪商，却不能充实国家用度。”下诏今后只允许用金银和现钱批买。至道年间，白矾年度课额为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多斤，销售所得一十七万多贯。真宗末年，白矾增加二十万一千多斤，绿矾增加二万三千多斤，销售钱增加六万九千多贯。天圣以来，晋州、慈州的矾招募百姓销售；每季销售一盆矾，多的有一千五六百斤，少的有六七百斤，四份中缴纳一份给官府，其余由官府收购。无为军也设置矾务销售矾，后来允许百姓自行销售，由官府设置市场出售；私自销售矾，禁令如同私自销售茶叶的法律。天圣六年，下诏放宽两蜀地区矾的专卖禁令。当时河东积存的矾越来越多，于是又允许用金帛、粮草缴纳。粮草虚报的估价很高，商人认为用它缴纳很有利。麟州的粮食每斗实际值钱百文，虚报的估价增加到三百六十文；一驮矾交给官府可折钱二万一千五百文，只能换得粮食六石，按粮食实际价格计算才值钱六千文，而一驮矾已经耗费本钱六十文。县官只是徒有专卖矾的名义，实际上并没有获利。嘉祐六年，停止用粮草缴纳，又命令改为缴纳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缴钱给京师榷货务的，每驮收钱十万七千文；缴钱给麟州、府州的，每驮又减少三千文。从此商人不能独占其中的利益了。皇祐年间，晋州、慈州缴纳矾二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斤，用来换取粮草之类，共折合缗钱十三万六千六百；无为军出售矾所得缗钱三万三千一百。治平年间，晋州、慈州的矾减少了一百九万六千五百四斤；无为军出售矾所得的钱，每年有固定数额，由发运使掌管，与皇祐年间的数额相比没有增加或减少；隰州的矾到这时缴纳三十九万六千斤，也用来换取缗钱，补助河东每年的粮食采购。熙宁元年，命河东转运司筹划矾、盐方面遗留下来的利益。李师中说：“官府积存的矾有三百斤，因卤水侵蚀而损耗，恐怕以后会成为废物。”下诏令商人缴纳粮草时，就用这些矾抵偿。熙宁三年，停止潞州交子务，因为它妨碍缴纳粮草和计算请领矾盐。知庆州王广渊说：“河东以矾为最重要的利源，请在河东、京东、河北、陕西另立矾法，专门设置提举官。”下诏派光禄丞杨蟠议定后上报。杨蟠说：“坊州出产矾，官府虽然设置市场，但商人多私自销售。请设置镬户，确定数量，允许在陕西北界的黄河以东、潼关以南，以及京西的均州、房州、襄州、邓州、金州、光化军销售；命令镬户互相担保察看。有人私卖或越界销售，禁令按照私卖白矾的法律；并增加规定，官府捕获私矾时，如果夹杂其他物品，就按减少斤重的办法处理。”朝廷听从了。元丰元年，规定京畿以及京东、京西五路允许销售晋州、隰州的矾；陕西自潼关以西、黄河以南，直到京西的均州、房州、襄州、邓州、金州，销售坊州矾；出产于西山、保州、霸州的矾，销售到成都、梓州路；无为军出产的矾，销售到其他各路。私自销售和越界销售，按照私矾法处理。自熙宁初年起，矾法开始改变。年度课额收入，熙宁元年为三万六千四百多缗，连续增加五年后，于是取熙宁六年的收入数，定为十八万三千一百多缗的新额；到元丰六年，课额增加到三十三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的年度课额为一百五十万斤，使用本钱一万八千缗；从治平到元丰年间，数额没有增加或减少。

译元祐元年，户部说：“商旅贩运矾，过去听任其方便办理。近来发运司请求依照河东的惯例，命令染坊、店铺互相联保，预先购买，颇为造成压制和扰乱。”下诏恢复旧制。元符三年，崇仪使林像上奏说：“禁止河北土矾并不便利。如果就在河北产矾地设置市场，由官府购买，提高价格出售，停止运输晋州矾，那么官府可以获得净利，免去运输劳苦，百姓也能利用本地资源，减少犯法的弊端。”下诏交给户部办理。起初，熙宁、元丰年间，东南九路由官府自行销售矾，由发运司总管。元祐初年开放商人贸易，绍圣年间又恢复熙宁、元丰的制度。大观元年，规定河北、河东的矾额各为二十四万缗，淮南为九万缗，停止官府销售，改由商人贩卖；河东、河北、淮南各设置提举官。政和初年，又恢复官府销售，停止商贩贸易，依旧制办理。淮南矾事司罢除，归发运司管理；上供矾钱以三万三千一百缗为额。政和三年，有关部门奏请减少河北、河东以及淮南的矾额，共计十六万缗。政和四年，矾额又遵循大观年间的制度。政和五年，允许河北、河东的绿矾由客商贩运到东南九路；民间现行使用的，依照开放贸易地区登记，允许购买新引并携带销售，大体仿照盐法。宣和年间，曾根据比较增减实行赏罚，不久因扰民而停止。建炎三年，筹措财用的黄潜厚上奏，允许商人把淮南矾贩运到东南各路，缴纳钱到行在，然后持引凭据到市场支取矾。绍兴十一年，根据铸钱司韩球的意见，抚州青胆矾每斤一百二十文，土矾每斤三十文省；铅山场的产品价格高于抚州，青胆矾每斤定为一百五十文，黄矾每斤定为八十文。绍兴二十九年，根据淮西提举司的意见，取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矾钱五年中一年的平均数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作为定额。其他产矾之地，如潭州浏阳的永兴场、韶州的岑水场，都设置市场并发给引文，每年有固定缴纳。只有漳州以东距离海很近，山大路险，虽然有采矾的利益，但潮州、梅州、汀州、赣州四州的奸民聚集在那里，其中的首领称为大洞主、小洞主；当地居民和背负贩运的人，都是盗贼。宋朝的经费，除茶、盐、矾以外，只有香的利益最为广泛，所以由官府收购。建炎四年，泉州市舶司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共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余。下诏运送到榷货务，打套后发给出售；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绍兴元年，下诏说：“广南市舶司抽买来的香，按照行在的品级标准配成套，招人计算购买；出售所得的钱，每五万贯换取轻货运送到行在。”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上奏请求：各市舶纲首如果能够招诱海舶、抽取解送货物，使货物价值累计达到五万贯、十万贯的，分别补授官职。大食蕃客啰辛贩运乳香，价值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引海舶货物，收取利钱九十八万缗，两人都补授承信郎。福建、广东市舶务的监官，每抽买乳香达到一百万两，升任一级官职；又招募商人入蕃兴贩，船只在其罢任后返回的，也依此推行赏赐。然而海商入蕃，把兴贩作为招引手段，侥幸求利的人很多。淳熙二年，郴州、桂州盗寇兴起，以科买乳香为借口。下诏说：“湖南路现有的乳香都运送到行在榷货务，免除科降。”淳熙十二年，把榷货务的乳香分拨到各路出售，每达到一万贯，缴送左藏南库。淳熙十五年，因为各路分卖乳香扰害百姓，命令只在榷货务招募商人计算购买。绍熙三年，因为福建市舶司乳香亏少了数额，下诏依照以前的办法批买。开禧三年，停止批买。嘉定十二年，臣僚说用金银批买，再把它泄漏给远方夷人，实在可惜，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只用绢帛、锦锜、瓷器、漆器之类进行交换。听任其来货多少；如果货物没有运来，就任其自然，不必把它看得很重要。志第一百三十九　食货下八 商税、市易、均输、互市、市舶法 商税方面，各州县都设置税务，关隘、镇市也有的设置；规模大的专门设置官员监临，规模小的由县令、县丞兼管；各州仍命都监、监押共同掌管。行商携带货物，称为“过税”，每千钱征算二十钱；坐商在市场出售货物，称为“住税”，每千钱征算三十钱，大体如此。但没有固定制度，各地税物名称都因地制宜，并不相同。行旅携带行装，如果不是有应当计税的货物，不得打开箱笼搜查。小商小贩的零碎交易，岭南商人携带的生药以及民间织造的缣帛，不是在市场出售的，都不征税。常规税目和物品，命令有关部门逐项分析，颁行天下，揭示在木牌上，放置于官署房屋的墙壁，使人遵守。凡应当计税的货物却隐藏不报，被官府捕获的，没收其三分之一，其中一半给捕获者。贩卖货物而不经过官府规定道路的，治罪。有官府需要的货物，抽取十分之一，称为“抽税”。自唐朝藩镇多自行便宜行事、擅自征收利益以来，直到五代，各国更加致力于搜刮聚敛财货以自我供给，所以征税尤其繁多。宋朝兴起后，对被攻下的国家，必定下诏减免省除赋税，多次告诫官吏不要施行烦琐苛细的措施、图谋羡余来求取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开始免除各路州军农具的税。各州渡口过去都有征税；有时河水干涸改设桥梁，有关部门仍责令主管者补偿税钱。建隆初年，下诏免除沧州、德州、棣州、淄州、齐州、郓州旱渡三十九处的税钱；水涨时允许百姓设置渡口，不得收取税钱。从此，类似情况多因恩赦而免除。其余如橘园、鱼池、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灌溉田地的水利等名目的税，都是沿袭各国旧制，前后多次下诏废除减省。沿河州县百姓用船运粮也要缴税，三年后才开始停止。陈州私自设置蔡河水闸，民船载货超过一百斛的收取一百钱，有货物装载的加倍征收；太平兴国三年，才全部废除。至道元年下诏说：“江南的溪渡，多由公吏和豪民承包经营，估量缴纳官课，却重重向行旅征税。州县应当加以严禁；每年缴纳额钱在五千以下的全部免除。不要把不属于色役、又靠近便利人户的船夫编来掌船渡人，不得扰害百姓。”至道年间，每年收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年，增加到八百零四万贯。

译天圣以来，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有人请求征收缗钱来帮助经费。仁宗说：“货币的利益，是想让天下流通，使有无相通，怎么可以征税呢？”一天，宫内拿出一匹蜀地罗，其中有几层被朱砂印记污染，于是下诏天下税务，不得随意污损商人的布帛。康定元年，西部边境军费不足，州县有的增加税收名目，朝廷知道后，全部命令免除。随后下诏告诫勉励官吏，并且禁止搜查行旅家属；年成歉收时免除耕牛税，水乡有时也放宽蒲草、鱼、果实、瓜蔬等税；百姓流离渡河的，也为他们免除税钱。对于应当计税却隐藏不报的，虽然允许他人捕告，仍依旧法抵罪，但必须等货物确实存在才允许告发，以防止诬陷欺骗。至于每年的课额增减，多次下诏命有关部门裁定；前后因诏令而免除放宽的，不可胜数。皇祐年间，每年商税为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嘉祐以后，放宽茶禁，所经过的州县都收取茶税钱。到治平年间，年度课额增加六十多万，而茶税钱占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熙宁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实行支移，百姓把租赋携运到边境贸易后缴给官府的，不征税；河北流民恢复产业后，所经过的地方免税。后来因为年成丰收，担心逃避税课，又恢复旧制。熙宁五年，把在京商税院隶属于提举市易务。熙宁七年，减少国门税的几十种，钱数不满三十的免除。此前，外城二十座城门都要求完成课息，近来命令按照闲门、要门等等级，以查获或漏失的数额实行赏罚；后来因为发生旱灾，又有了这道命令。元丰元年，滨州、棣州、沧州的竹木、鱼、果实、炭、箔等税不满一百钱的免除。元丰二年，熙河路制置边防财用李宪擅自专卖本路商货，命漕臣蒋之奇弹劾他的罪行。导洛通汴司请求在泗州设置堆垛场，商人货物运到后先进入官场，官府用船运到京城，逐渐缴纳船税。第二年，下诏在京城附近通津水门外的顺成仓设置市场。不是导洛司的船却载商税货物进入汴河的，允许检举告发；即使自行请求缴税，仍按私自运输法处理。只有日常用品不是用于贩卖的，以及箔、柴草、竹木之类，不加禁止。琼管上奏说：“海南收税，按照船的丈尺计算，称为‘格纳’。这种方法分为三等，船只丈尺相差不多，所缴钱数却相差十倍。商货从泉州、福州、两浙、湖州、广州等地运来，都是金银、布帛，价值有的达到一万多缗；从高州、化州运来的，只有米包、瓦器、牛畜之类，价值才有百分之一，却一概按船的丈尺收税。因此高州、化州的商人不来，海南于是缺少牛和米。请今后按货物贵贱、多少计算税额，由官府发给凭证，允许在本部门辖境内出售；否则允许检举告发，并以船上货物作为奖赏。”下诏依照奏请办理。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说：“商人拖欠正税七万六千多缗，加倍税十五万二千多缗。”下诏免除加倍的税，只缴纳正税；欠款在一百千以下的，期限为三年；一百千以上的，期限为五年。元祐元年，户部请求命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的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余，作为新额，从第二年开始执行。元祐三年，又以天圣年间的年度课额作为定额。这是因为户部采用五年合计并增加的办法，制定的额数已经很重，年度课额却不能达到，所以有人批评并改正了它。元祐七年，停止各路承买土产的税场。起初只是停止江南路承买，河东转运司认为这样比元祐六年官盐额增加三万多缗，于是推广到各路。元祐八年，暂时免除商人运米入京出售所缴的力胜税。此前，熙宁六年，苏州、湖州年成丰收，谷价比淮南低十五倍，商船因力胜税而不来，曾经下令暂时免税。这项优惠只涉及一方，并未成为固定制度。等到汴州、泗州堆垛场的法令实行后，谷船不得增加设置，力胜税又增加三分之一。到这时，苏轼说：“法律规定五谷不征税，请删去力胜钱这一条，实行天圣年间免税的制度。”不久尚书省也说京城谷价昂贵，想平抑价格，于是又暂时免税。后来徽宗宣和年间，因为州县遭受灾害，需要救济京城百姓，也曾一再免税，随即又恢复旧制；只有两浙以及东北地区的盐，因盐事司请求，最终不再征收。自宋哲宗即位后，便废除了导洛物货场。绍圣四年，蓝从熙提举京城所，想恢复这项事务，命令泗州和京师洛口各设置垛场，并请求恢复面市和牛羊圈。诏令下达尚书省后，过了很久终于搁置了。到这时，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又提出此事，并请求借用温州、明州的运船供给使用。命太府少卿郑仅共同审议筹度。第二年，最终下诏不实行。绍圣五年，命户部取天下各税务五年中征收的数额，斟酌多少制定中等定额，颁发给各路，刻在告示牌上公布，每十年更换一次；凡增加名额和多征税的，都按违反制度论罪。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一类尚未印契的，改限期为一百天，免除加倍税。大观二年，下诏京城各门，凡百姓的衣服鞋履、谷物豆类、鸡鱼、蔬菜水果、柴炭、瓷器瓦器之类，一律免税；年终统计免除的数额，命大观库补给。宣和二年，宫观、寺院以及臣僚家中从事商贩的，命关津搜查检验，按照元丰年间的法律纳税，年终按次数报告转运司，听候诏旨。起初，元符年间规定，品官供家中服用的物品免税。到建中靖国初年，马、牛、骆驼、驴、骡已经不列入服用物品的范围，而近年臣僚营私牟利的很多，宫观寺院又常有专门下诏免税的情况，结果都用船只贩运货物，所以才有这道诏令。漕臣刘既济征取应奉物品，在两浙、淮南等路原有税例之外增加一分，以供费用；宣和三年，下诏停止此事。凡携带养蚕织布工具、耕牛到两浙、江东的，发给文凭，免税一年。宣和四年，命各路近年增加的税钱，全部归应奉司。宣和七年，因为歉收之后物资减少、百姓难以得到食物，京城及京畿以内的油、炭、面、布、絮税以及力胜钱暂时一律免除。提举京东常平杨连上奏说：“本路牛价昂贵，田地多已荒芜，请命令贩牛到本路的人仍发给文凭免税，等到两年后牛数充足，再恢复旧制。” 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靖康元年下诏说：“京城物价还没有平定，凡是税物，暂时再免税一年。”臣僚上言说：“祖宗旧制和政和年间的新令，关于场务确定定额的办法，都是根据五年中税额增加或减少的数目来比较：税额增加的取其中数，税额减少的取最高数，作为新的定额，所以税收容易完成，商旅也能流通。近来各路转运司不遵循这一办法，只增加而不减少，导致物价飞涨，官府应收的税额反而更加亏欠。请命各路提刑官下令各郡，依照旧法厘定并纠正定额。”诏令依从了奏议。宋高宗建炎元年下诏，贩运货物到京城的人免税。第二年又下诏，贩运粮草入京而压低税额的人治罪；凡残破的州县，免除竹木、砖瓦税，北方归来归正的人以及两淮复业的人也免除路税。绍兴三年，临安发生火灾，免除竹木税。然而当时都城尚未安定，战争还没有停止，四方的税种间或有所增设，甚至在江湾浦口酌量征收海船税，凡官府机构进行贸易也一并收税；但放宽免税的命令也交错出现，例如各路增设的税场、山间偏僻的县镇、治理尚未确定的州郡，都全部撤销税场并免税。又因为税网过于严密，减并的有一百三十四处，撤销的有九处，免除过税的有五处，至于牛、米、柴、面等民间日常用品的税也全部撤除。宋孝宗继承宋高宗的志意，凡是高宗减省或撤销而尚未完全推行的措施，都全部推广实行；又因为临安府物价尚未平定，免除淳熙七年税额的一半。宋光宗、宋宁宗以后，也多次免除商税，有时免一年，有时免五月，有时免三个月。凡遇火灾，免除竹木税也是这样。光宗、宁宗继承帝位后，各郡税额也屡次得到免除。然而在当时，虽然宽大的诏旨屡次颁布，关市税也接连免除，贪官污吏却借机行事，苛刻征取的办法层出不穷。他们私自设置税场，连缗钱、斗米、束柴、蔬菜等也计算征税，擅自采用稽查办法，增设专门栏所收检货物。虚设的集市也征税，空船也征税，把食米说成酒米，把衣服说成布帛，都要征税。遇到士大夫出行的行李，就搜囊开箱，指称他们是兴贩货物。更有甚者，贫民在村落中进行零碎交易，也指为漏税，动辄加以治罪。空身旅行的人，也要强取一百金，等他绕道躲避时，便拦截叫嚷；若有货物，就抽取分成作为赏赐，并判罪责令加倍缴纳，使其倾囊而归。听到这些事的人无不叹息，把它们指作大大小小的法场，和百姓互相伤害，互相摩擦，简直不亚于仇敌；其中的弊端更是无法尽述。设置市易，本来是仿效汉代平准法，想用来调节物价的高低，使货物流通均衡。它的弊端在于，官府变成了商人，公开取得牙侩的利润，使百姓不堪其烦。熙宁三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倡议实行边境市易，求请借用官钱作为本钱。诏令秦凤路经略司用川交子换取货物供给他，于是任命王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并兼管市易事务。当时想把司署迁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认为这样会大量聚集货物，启发戎人觊觎之心，又妨碍秦州小马、大马的私下贸易，不可实行。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都认为他们说得对，韩绛也认为迁离秦州不妥，只有王安石说：“在古渭设置市易的利弊，我虽不敢断定，但如果像李若愚所奏那样，必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七月，诏令转运司详细筹度，又询问陈升之。陈升之说古渭处于极边，恐怕会启发各羌部窥伺觊觎的心思。王安石于是说：“如今蕃户中富裕的人，往往积蓄二三十万缗钱，他们尚且不怕被抢夺，难道朝廷的威灵竟会衰弱到这种地步吗？如今想要联合生羌，就应当扩大形势，使接应更加便利。古渭边砦便于接应，商旅都会聚集，居住的人会越来越多，于是把它建立为军，增加兵马，选择人员守卫，形势就扩大了。而且蕃部能够同官府进行贸易，边民不再拖欠赋税，足以使他们感怀归附；还可以收取贸易盈余来帮助军费，进一步开垦荒地，将来可以在那里聚集军队。” 当时王安石主持政事，急切地把财利和兵革放在首位。他关于市易的主张，在熙宁二年建议设立均输、平准法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所以王韶首先迎合他的意图，而王安石又极力主张；虽然有李若愚、陈升之、韩绛等人的意见，最终也不能使他改变。熙宁五年，终于下诏拨出内帑的钱帛，在京师设置市易务。在此以前，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是草野百姓，上书说：“京师各种货物没有固定价格，贵贱相互倾轧；富人能够夺取利益，贫人能够参与交易，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如今富人大族乘百姓急迫之时，牟取数倍利润，财富既然过分集中，国家的用度也会困乏。请借给榷货务的钱，设置常平市易司，选择通晓财利的官员负责，寻求良好的商人替官府转运交易。让他们确切了解市场物价，价格低时提高价格买入，价格高时降低价格卖出，借此收取余利，供给朝廷。”于是中书省奏请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官。凡是可以收购以及滞留民间卖不出去的货物，就按平价收购；愿意用货物交换官物的，听其自便。如果想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估量货物价值后贷给他钱，规定期限使他偿还；半年缴纳利息一成一，到一年利息加倍。各司的配率费用，也都仰赖供给。任命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一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作为本钱。三司请求制定市易条例，其中有“兼并之家如果倚仗势力强取利益，损害新法，由本务察觉，交三司审查治罪”的条文，皇帝把它删去了。七月，把榷货务改为市易西务下界，把市易务改为东务上界，并将京城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隶属于它们。又赐钱帛五十万，在镇洮军设置司署。市易法极其苛细，道路上怨恨诽谤之声纷纷。神宗因此告诉王安石，请他公布事实；皇帝举出贩冰、买梳朴等几件事询问他，王安石都加以辩解。后来皇帝又说：“市易贩卖水果太过琐碎，停止它怎么样？”王安石说：“制定法律应当看它是否对人有害，不应因为琐碎就废除。”从此，各州上供的藨席、黄芦等六十种物品，都命令计算价值，百姓愿意出售的就由官府收购，以供使用。

译熙宁六年，诏令在京市易干当公事孙迪会同两浙、淮东转运司，议论设置杭州市易务的利弊，上报朝廷。后来把市易上界偿还内帑的钱二十万缗借给它作为本钱。又赐夔州路转运司度僧牒五百张，在黔州设置市易，选择本路现任或已经替代的官员监督，仍由知州或通判提举。命在京市易务和开封府司录共同详细筹度各行业的利弊，于是详定所请求说：“约定各行业收入的多少，缴纳免行钱来供给吏员俸禄，免除他们供给官府的物品。宫中所需，都下令由杂卖场、杂买务供给。设置市司评估物价高低，凡内外官府想要占取物价，都由这里裁决。”皇帝听从了。改在京市易务提举为都提举市易司，各州市易务都隶属于它。又诏令三司干当公事李▯巳等共同详细筹度在成都设置市易务的事。熙宁七年，皇帝和辅臣谈到成都市易的事情。冯京说：“从前因为专卖市易货物，导致王小波作乱，如今又颇有以市易为名的议论。”王安石说：“那是因为饥民众多，官府不加抚恤，他们才聚集起来做盗贼。”皇帝问：“李▯巳实行了吗？”王安石说：“还没有。不过，实行市易一定不会导致动乱。”皇帝仍担心蜀人惊扰，王安石说：“既然已经派遣使者，却又仓促停止，难道不被四方嘲笑吗？”于是事情暂且停止。然而后来终于停止了对李▯巳等人筹度此事。熙宁七年三月，诏令权任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共同查究审问市易事务。此前，皇帝拿出亲笔诏书交给曾布，说市易司收购物品，很是损害小民的产业，众人的议论喧嚣不止。曾布于是引用监市易务魏继宗的话，认为吕嘉问多收利息以求取赏赐，商旅所有的货物全部收取，市肆没有的货物也一定索取，通常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大量搜取盈余，这是挟持官府从事兼并。王安石详细上奏，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又命吕惠卿和曾布一同查究。皇帝不久又亲笔写信赐给曾布，命他求见对答；曾布立即上报行人所控诉的情况，又上疏揭发吕惠卿奸诈欺罔的情状，并说：“臣自从入朝任官以来，每次听到陛下仁德的言语，没有不想用王道治理天下的。如今市易造成的虐害，简直令人战栗，已经像间架、除陌那样了。吕嘉问上奏说：‘近来派官员到湖南贩茶、到陕西贩盐、到两浙贩纱，都还不敢计算利息。’臣认为，这样的政事如果写在简牍上，不仅唐、虞、三代没有，纵观秦、汉以来衰乱的时代，恐怕也未曾有过。”四月，曾布又陈述薛向处罚茶商不当，皇帝悲悯叹息；等到曾布说三司判决责罚商人多有滥用时，当时皇帝仍一定想要查办。可是王安石主张任用吕惠卿，不肯让他离开，大概是想改变这件事。因此皇帝心中怀疑，所以仍把此事交给曾布办理。后来中书省奏事完毕，皇帝谈到市易，又说：“朝廷设置这个机构，本来是想实行平准法来便利百姓，如今却恰好相反，使中下等百姓像这样失业，应当修补这项法令。”命原先参与详定的吕嘉问、吴安持会同韩维、孙永，询问行人缴纳输钱、免除行钱的利弊。参知政事冯京说：“开封祥符县给百姓钱，有以银、绢、米、麦作抵押并收取利息的办法，另有缓急、丧葬等七八种事项。刚开始发钱时，往往有人愿意申请，积累的数额多了以后，实际上很难输送偿还。”皇帝说：“这样一来，我的百姓怎么能安然生活呢？”当时曾布和吕惠卿正在查究市易事务，通常每隔几天入对一次。皇帝起初赞同曾布的话，后来又接受吕惠卿的请求，把魏继宗拘押在开封府。随后曾布和吕惠卿在东府再次审问行人，行人所控诉的状况仍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王安石于是恳求辞去职位，并援引吕惠卿参与执政。提举楚州市易蒋之奇上奏说：“监务王景彰以专卖方式管理市场，非法侵夺商人的货物，并且虚假登记中籴入务，编造假名买入货物，白白收取利息钱，称作‘干息’；又压制商贩，不准他们到其他郡去，名义上说是留难。”皇帝对辅臣说：“王景彰违法害人，应立即治他的罪。”当时吕惠卿已经参与朝政，而市易事务的查究尚未结束，皇帝下诏催促；吕惠卿请求命中书省把案卷中各种不同说法全部取来上奏。两天后，曾布在延和殿应对，分条陈述先后所奏之事，并比较治平、熙宁年间钱物出入的数目上报。皇帝正担心每年的费用逐渐扩大，命曾布把奏状送给中书省。五月，于是诏令章惇、曾孝宽到军器监审理曾布查究的市易案件，又命户房核对财赋数目，发现与曾布所陈述的不同；吕嘉问也因杂买务多收月息而没有察觉，众人都按共同犯罪分别获罪。不久，曾布被剥夺官职，和吕嘉问一起出任郡守，魏继宗仍被削夺官阶并勒令停职。起初，市易法的建立，曾布确实参与其中。后来他揣摩到皇帝心中有所怀疑，便急忙治吕嘉问的罪；而吕惠卿同曾布早有怨仇，所以最终排挤了曾布，但市易法仍照旧实行。三司使章惇请求借内藏钱五百万缗，命市易司中有办事才干的人分赴四路，将盐引折价现钱以及利用低价收购货物。诏令借给二百万缗。元丰八年，重新任命吕嘉问提举市易。二月，在凤翔、大名、真定府、永兴、安肃军，以及秦州、瀛州、定州、越州、真州设置市易司。用惠州阜民监的钱十万缗供给广州市易务，用司农寺坊场钱三十万缗供给郓州市易。元丰九年，又把在京市易司的货物十五万缗拨给熙河市易司。九月，中书省说：“市易息钱和市例钱总共收取一百三十三万二千多缗。”诏令吕嘉问、吴安持等分别受到恩赏。此后每两年考核一次。元丰十年，规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定额；不足的，用每年所收利息补充；借用内帑的钱，每年以利息二十万缗偿还。元丰元年，因都提举王居卿请求，命令借市易钱购买货物的人，允许用金帛等作抵押；收取利息不得超过一分二厘，不满一年的按月计算；愿意全部领取钱，或想用货物兼领钱的，都听其自便。市易司请求派官员携带货物到各路贸易，十万缗以上限期两年，二十万缗以上限期三年；收取到三分利息的，按照逐年推恩的办法办理，收取到八分的，按任期考核；期限届满仍未达到的，不予赏赐，官吏的廪给也一概停止。元丰二年，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说：蕃商同牙侩私下交易，他们的货物都从其他路避税进入秦州。于是命令秦州、熙州、河州、岷州、通远军五处市易务招募牙侩，引导蕃货到市易务中进行交易；私下交易的人允许检举告发，赏赐相当于所告发数额的两倍。用田宅抵押市易钱，长期不偿还的，估定实际价值，按照出卖坊场、河渡的法律办理；如果还没有缴纳钱，官府就收取其租息，在京市易务也照此办理。

译元丰三年，下诏免除行户每月缴纳不足一百钱的免行钱，共免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说：“市易法有三种：结保借贷申请，是第一种；订立契约，以金银作抵押，是第二种；交易搬运货物，是第三种。三者中只有保贷法实行已久，拖欠损失越来越多。往年停止借贷钱，而货物交易仍照旧。请从今以后，所借钱每年约定不得超过二百万缗，允许旧户借贷申请，以相互接济延续；不是旧户的，只实行抵押和货物交易两种办法。”诏令中书省制定法令上报。于是中书省奏说：“京城货物，允许旧户借贷申请，收聚后再分散出售；总计所欠不得超过三百万缗，各路不得超过其中四分之一。”诏令依从奏议。这一年，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汇总自设置以来所收利息：元丰初年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缗、石，第二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缗、石。元丰四年，皇帝听从都提举贾青的请求，在新旧城内外设置四所抵当机构，派官员掌管，撤销市易上界等处的抵当机构，以便利百姓。元丰五年，下诏内外市易务所欠的钱，宽限三年偿还，平均按月规定数额缴纳，限期内的罚息全部免除。在此以前，王安礼任开封府官时，有欠市易钱的人多次到庭申诉。王安礼执政后，对皇帝说：“市易法实行后，收取的利息越来越多；不能按时输纳官府的，还要缴罚息，百姓因此陷于穷困。希望下诏免除罚息。”皇帝说：“群臣还没有人为我说过这件事，那就命百姓按期限输纳，免除他们的罚息。”王安礼退下后，在诏书上加上“内外”二字。蔡确说：“皇帝刚才下旨时，并没有‘内外’二字，您这是想增加诏令吗？”王安礼说：“也不只是说内，也不只是说外。”最终还是加上了这两个字。八月，设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元丰六年，兰州增设市易务，以沟通蕃、汉之间的贸易。元丰七年，将市易下界改为榷货务。命各州每十天评估一次物价，确定后报告提举司，提举司再下达到所属各州，由州下达到所属各地，招募百姓拿出抵押物或钱来购买，收取利息不得超过二分。诏令各路常平司留下钱的一半，以二分利息作为市易抵押的钱。原来从元丰五年贾青以平准物价和金银一类的办法，在京畿各县实行抵押；第二年推广到各路，以常平、市易赊贷和宽剩钱作为本钱，五路各十万缗，其余各路五万缗。到这时，又有了这道诏令。如果没有抵押物而货物适合交易，也允许变卖。元丰八年，撤销各镇、砦的市易抵当机构。八月，下诏各郡的抵当机构中，凡收息少、能够救济百姓困乏的保留，其余抵当机构以及州县市易一律撤销。元祐元年，内外监督市易以及坊场净利钱，允许用所收入的利息和罚钱一并计算；如果达到官府本钱的数额，就全部释放免除。绍圣四年，三省说：熙宁年间兴办市易，元祐年间一概撤销，没有体察当初立法的本意。诏令户部、太府寺详细筹度，重新设置市易务，只用钱进行交易，收取利息不得超过二分，不许借贷申请。元符三年，将市易务改为平准务，户部、太府寺的市易案改为平准案。尚书省说：“平准务官吏等的给费很多，又派官员收购物品，在外扰动百姓；近来官府贩卖石炭，市场价格突然增加，都不便利百姓。”诏令撤销平准务和官府贩卖石炭的做法；原先存放在官府的货物，命有关部门变卖兑换成钱钞，用来偿还当初拨给的钱。崇宁元年，户部上奏：平准务的钱物不得被其他机构调拨使用。崇宁二年，把平准务分为南、北两务，像旧制一样分别设置官吏。年终考察官吏的才能，实行奖惩办法。崇宁五年，郡县应当设置市易机构的，凡每年收取的利息，在扣除官吏用度后，达到一千缗以上的设置官员监督；达到五百缗以上的命场务兼管；其余全部撤销。此前曾下诏规定，府界的万户县以及各路交通要地，已经设置市易抵当机构和官署；不满一万户的县、非交通要地，以及各镇中有官员监督而又是商贩聚集之处，都按照元丰年间的命令，由监当官兼管。到这时，户部又详细筹度上报，于是实行了它的建议。建炎二年，言官认为收入抵不上费用，于是撤销此制，把市易钱输送到左藏库，只有抵当库仍照旧。绍兴元年，撤销各州军的免行钱和行户供应，现任官员进行买卖都按时价办理，违者按盗窃论罪。绍兴四年，两浙转运司命婺州购买御用炉炭，必须有胡桃纹、鹁鸠色，守臣王居正把这件事上奏。皇帝说：“隆冬时靠近火取暖罢了，难道还要讲究炭的纹理和颜色吗？”命令停止这种做法，类似的事情也一律禁止。绍兴十三年，免除雷州、化州、高州、融州、宜州、廉州、邕州、钦州、贺州、贵州的免行钱。十四年，因为开州所属两县在夔州地区尤其偏远，免行钱减免一半。十五年，因知汉阳军韩昕上言，规定各路征收免行钱，超过定数多取一文以上的，按擅自增加税赋的法律治罪。十七年，免除百姓现今缴纳的免行钱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大赦，全部免除百姓所欠的免行钱。此后每逢大赦都这样办理。二十五年，停止征收现今应缴的免行钱，禁止向下属行户购买货物，因为这会危害小商人，并把负担摊派到乡村。淳熙元年，撤销市令司。诏令临安府及所属县，交易中的牙侩保钱按原数减半。淳熙七年，各路州县的交易牙侩保钱，也以十分为标准减免五分。嘉定二年，因臣僚上言，京城之下，向店铺购买物品却无法得到钱。凡临安府尚未支付的物价钱，命令当天全部付还；此后购买物品必须支付现钱，违者允许到御史台申诉。嘉熙三年，臣僚上言：“如今官府按照官价买物，商铺却按时价计算，十成中所得不到两三成。加上拖延年年月月不偿还，胥吏和士卒借机牟利没有止境，日子一久，往往成了白白侵占，甚至有人搬家来躲避骚扰、改换行业来逃避祸害。更严重的是，蔬菜、鱼肉等日常所需的琐碎物品，贩夫贩妇靠微薄利润经营、求得温饱的东西，也都被官府按官价强行买走。整日奔忙，货本和利润却都被侵吞。商旅不再往来，衣食来源也断绝了。希望特别降下圣旨，凡各路州县官府买物，都按时价办理；不许擅自使用官价，违者按赃物定罪。”皇帝听从了。均输法，是为了使天下货物流通，制定调节货物贵贱、收聚和发散的办法，使输送物资的人感到便利，并使各地有无能够相互转运交易。

译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天下的财用没有余剩，掌管财赋的官员又拘泥于弊旧的法令，内外彼此不了解，盈余和不足也不能相互补救。各路上供，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丰年道路便利，可以多运送，却不能因此获利；年成歉收、物价昂贵时，难以供应，又不敢少交。远方要用高出数倍的代价输送，中都却只以半价出售，白白使富商大贾乘公私急迫之时，擅自掌握调节物价、收散货物的权力。如今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职责是掌管茶、盐、矾、酒税等事务，军队储备和国家用度多依靠这些收入。应当借给他钱物，资助其用度，使他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互相调剂使用。凡收购、征税、上供的物资，都可以把贵处的物资转到便宜处购买，用近处的替代远处的。命令他预先知道中都库藏每年支出的定数和现有储备，对应当供应的物资，可以方便地调换、储备、购买，以等待朝廷命令。逐步把调节物价、收散货物的权力收归朝廷，调剂各地有无，以便利转运，节省劳费，减轻重复征敛，使农民宽裕。这样国家用度或许可以充足，百姓财力也不至于枯竭。”诏令条例司具体制定条例上报，并任命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事务，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当时朝廷议论，担心这会造成扰乱，多数人认为不可。薛向既然负责此事，便请求设置属官，神宗让他自行选择。薛向于是征召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官，又请求有关部门列明六路每年应当上供的数额、中都每年的用度以及现有储备估计可以支用的年月，凡每年应当筹办的物资，都预先下达给有关部门。皇帝听从了。八月，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等上言：“薛向是小人，借给他钱财，任凭他转运交易，即使有所收入，也免不了夺取商人的利益。”刘琦、钱顗都因此获罪被贬。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说：“从前汉武帝对外事奉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力量不能支撑，便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用度丰足，但法术不正，官吏借机作奸，搜刮剥削日益加深，百姓受到祸害。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应百姓愿望，随即把它废除，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国家得以无事。如今这个议论又被兴起，众人纷纷说它的祸患一定比汉代更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物的臣子，在才智谋略方面，没有见到有能和桑弘羊相比的；而朝廷又破坏规矩，放开约束，使他们任意施为，只知道贪图利益，其祸害必定有无法尽述的地方。”苏辙也因此获罪，被罢免官职。于是知谏院范纯仁说：“薛向奸邪巧诈、刻薄无情，不可以担任发运使。君主应当致力于农桑、节省费用，不应当谈论牟利。”此后，范纯仁被罢去谏职；谏官李常又论说均输不便，权任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说：“均输法把贵处的物资运到便宜处，用近处的替代远处的。然而大量设置官属，支出许多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因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既然已经允许官府转运交易，转运交易一旦实行，却说不与商人争利，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商人的经营，曲折而难办：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要过后收钱，还要多方互相接济、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息由此取得。如今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簿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大；不是优良货物就不出售，不行贿就不能办事。这样官府买入的价格必定比民间高，等到卖出时，弊病又和以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朝廷没有想到这些，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些钱一旦发出，恐怕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商税额的损失也一定很多。” 皇帝正被王安石的主张所迷惑，这些意见都没有实行。于是任命薛向为天章阁待制，派太常少卿罗拯出使，并亲笔诏书赐给薛向说：“政事之中，理财最为急迫。朕把东南赋税收入托付给卿，使卿能够掌握财赋的盈亏、收聚和发散。卿内心忠诚坚定，能够倡导并举办公务，宣扬朕的意旨，取得成效，朕十分嘉许。朕看了奏章，担心流言使人迷惑；朕的心并非石头，难道容易改变吗？卿应当以刚强来完成它，以不知疲倦来结束它，以符合朕的心意。”然而均输法后来终究没有成功。互市舶法，从汉初同南越开放关市、进行贸易开始，互市制度便实行了。后汉同乌桓、北单于、鲜卑进行交易，北魏在南部边境设置互市，隋、唐同西北地区进行贸易。开元年间制定法令，载明互市条款，后唐也一样。高丽、回鹘、黑水等国，又各自用本地出产的物品同中国交易。宋朝初年，沿袭后周制度，同江南通商。乾德二年，禁止商旅渡过长江，在建安、汉阳、蕲口设置三个榷署，准许在那里进行交易；内外群臣擅自派人到江南、浙江贩卖交易的，没收其货物。沿江百姓和煎盐亭户，听任他们砍柴捕鱼；他们制造的鞋、席一类物品，由榷署发给凭券，允许渡江贩卖。开宝三年，把建安榷署迁到扬州。江南平定后，榷署虽然保留，只掌管茶货。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后来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等蕃国都来通商，用金银、缗钱、铅锡、各种颜色的丝帛、瓷器，购买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镔铁、ＰＺ皮、玳瑁、玛瑙、车渠、水晶、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品。宋太宗时，在京师设置榷署，下诏各蕃国的香药、珍宝运到广州、交阯、两浙、泉州的，除非出自官库，不得私下相互交易。后来才下诏说：“从今以后，除珠贝、玳瑁、犀角象牙、镔铁、ＰＺ皮、珊瑚、玛瑙、乳香实行禁榷外，其他药物在官府收购剩余的部分，允许卖给百姓。” 雍熙年间，派内侍八人带着敕书、金帛，分四路招徕海南各蕃国。商人出海到蕃国贩卖交易的，命令都到两浙路市舶司申请领取官券；违者没收其珍宝货物。淳熙二年，下诏广州市舶司，除禁榷货物外，其他货物中品质好的只收购一半。大致上海船到来，先征收十分之一，按照蕃货的贵贱斟酌价格，分别支付给价钱；每年大约获得五十多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初年，私下同蕃国人贸易的，货值达到一百钱以上便论罪；达到十五贯以上的，在脸上刺字，流放海岛；超过这个数额的，押送京城。淳化五年重申禁令，货值达到四贯以上的徒刑一年；逐渐加重到二十贯以上的，在脸上刺字，发配本州充作役兵。

译天圣年间以来，象牙、犀角、珠玉、香药、珍宝充满府库，曾经拿出多余的物品交换金帛、粮草，对县官的用度确实有所帮助。但官府收购物资的数量，与淳化年间相比略有减少。皇祐年间，每年收入象牙、犀角、珠玉、香药一类物品，总数五十三万多。到治平年间，又增加十万。熙宁五年，诏令发运使薛向说：“东南的利益，海舶商人占其中一份。近来有人说请求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你应当创制办法并加以筹划。”熙宁七年，命令海舶遇风漂到各州境内，立即报告所属机构，送到附近的市舶司征税并分取货物；泉州、福州沿海的船只没有经过征税和收购的，仍须到市舶司查验。当时广州市舶司每年亏欠课额二十万缗，有人认为是市易司扰乱所致，所以海商不来，便命提举司查究上报。后来市易务吕邈进入舶司，拦截夺取蕃商货物，诏令提举司弹劾他。熙宁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求撤销杭州、明州市舶司，所有海舶都隶属于广州一司。命程师孟同三司详细商议。这一年，杭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共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出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元丰二年，商人进入高丽，资财达到五千缗的，明州登记姓名，每年责令他们具保，发给引票，才可出船；没有引票的，按盗贩法论罪。此前曾禁止私人贩运，但不能完全杜绝；到这时又重新同中国通商，所以明确制定了这项法律。元丰三年，中书省说，广州市舶司已经修订确定条约，应当选择官员推行。诏令广东由转运使孙迥、广西由陈倩、两浙由副使周直孺、福建由判官王子京负责，撤销广东帅臣兼领市舶司的做法。元丰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说：“雷州、化州同琼岛隔海相对，而从广州舶司发船申请引票，路程约五千里。请求命令广西沿海郡县，允许当地商人装运米谷、牛酒、黄鱼以及不属于舶司征税收购的物品，不必到广州申请引票。”诏令孙迥详细筹度后实行。知密州范锷说：“板桥濒临海边，东面通向二广、福建、淮南、两浙，西面通向京东、河北、河东三路，是商人聚集的地方；海舶贸易的利益却集中在富家大族手中。应当就在本州设置市舶司，在板桥镇设置抽解务。”元丰六年，诏令都转运使吴居厚分条分析上报。元祐三年，范锷等人又说：“广南、福建、淮南、两浙的商人，从海道贩运货物到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输钱帛丝绵进行贸易；至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奇物品，虽然曾经禁止专卖，却不能避免他们隐瞒欺诈。如果板桥市舶法实行，那么海外各类物品积存在府库中的，必定会加倍于杭州、明州两州。这样可以使商船畅通，不再有触犯禁令而获罪的忧患；上供物品也可以免除道路运输和风水造成的风险。”于是设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在前一年，也增设了泉州市舶司。商人从海道前往外蕃，命令他们把货物名称、数量以及所前往的地方，报告所在州，由州召集人员作保；不得夹带兵器、可制造兵器的物品以及违禁物品，由官府发给凭券。擅自乘船从海上进入界河，或前往高丽、新罗、登州、莱州境内的，判处徒刑；前往北界的，加等治罪。崇宁元年，重新设置杭州、明州市舶司，官吏人数按照旧额。崇宁三年，命令蕃商想前往其他郡的，由市舶司发给凭券，不得夹带禁物和奸人。起初，广南舶司说，海外蕃商到广州贸易，允许他们往来居住；大食诸国商人也请求通行到其他州以及京东贩卖交易，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凡海舶想前往福建、两浙贩卖交易的，广南舶司依照前往各蕃国的法令，发给防护船只和兵器。广南舶司贩卖收购来的货物，收取利息不得超过二分。政和三年，下诏按照至道年间的法律，凡知州、通判、官吏以及舶司、使臣等，不得购买蕃商的香药和禁物。宣和元年，秀州开挖修治青龙江浦，海舶聚集而来，请求恢复设置监官。此前政和年间曾在华亭县设置机构、派官员管理，后来江浦淤塞，蕃舶很少到来，只命县官兼管。到这时，重新设置专门官员负责。宣和四年，蕃国进奉的物品，按照元丰年间的法律，命舶司就在当地出售，不得运送到京师；违者论罪。契丹在宋太祖时，虽然允许沿边贸易，却还没有设置官署。太平兴国二年，才命令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各设置榷务，运来香药、犀角、象牙以及茶进行交易。后来发生范阳之战，停止同契丹往来。雍熙三年，禁止河北商人和百姓同契丹贸易。当时连续多年兴兵作战，千里运送粮食，百姓疲困，宋太宗也颇有厌恶战争的意思。端拱元年，下诏说：“朕受上天之命，居于中原尊位，只想着禁止暴乱，哪里是想穷兵黩武？至于幽州、蓟州的百姓，都是我的赤子，应当允许边境彼此贸易。从今以后，沿边戍守的士兵不得随意放纵侵略。”不久又重新禁止，违犯者处死；北界商旅往往进入内地贩卖交易，各地捕获后斩杀。淳化二年，命令雄州、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按照旧制设置榷署，所出售的物品增加苏木，不久又重新撤销。咸平五年，契丹请求恢复设置榷场官署，朝廷认为契丹反复无常，不准许。知雄州何承矩接着再次请求，才允许在雄州设置；咸平六年，撤销。景德初年，双方又恢复交好，契丹请求商人到新城贸易。诏令北方商人携带货物到边境，就准许交易。景德二年，命令雄州、霸州、安肃军设置三个榷场；北方商人如果改走其他道路，不准同他们交易。派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人乘驿马到三个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及当地长官共同评定互市物价，价格稍微优厚些再卖给他们。又在广信军设置榷场，都由朝廷大臣专门掌管，通判兼任其职。景德三年，诏令百姓拿书籍到沿边榷场交换货物，除了《九经》的注疏以外，其余书籍一律禁止。凡是官府出售的物品仍按旧规办理，又增加了缯帛、漆器、粳米和糯米；所得物品有银钱、布匹、羊、马和骆驼，每年获得四十多万。天圣年间，知雄州张昭远请求每年核计榷场收入的金钱，仁宗说：“先朝设置互市，是为了沟通有无，并不是为了计算赢利。”没有批准。仁宗、英宗在位期间，契丹始终遵守盟约、保持友好，互市没有中断。

译熙宁八年，市易司请求借用奉宸库的象牙、犀角和珍珠，总价值二十万缗，用于榷场贸易，第二年年底偿还。诏令准许。熙宁九年，制定与境外人私下贸易的罪赏法。河北四个榷场，自治平四年起，其货物专由三司的催辖司掌管，并由度支赏给案判官登记簿册、督促核计。到这时，由于私自贩运的人很多，所以有了这道命令。不久，又禁止私下交易硫黄、焰硝以及把炉甘石带入别的辖境，河东也照此办理。元丰元年，再次申明贩卖书籍给北方辖境者准许告发捕拿的法律。西夏从景德四年起，在保安军设置榷场，用缯帛、罗绮交换骆驼、马、牛、羊、玉器和毡毯；用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物交换蜜蜡、麝香脐、毛褐、羱羊角、硇砂、柴胡、肉苁蓉、红花和鸟羽。不是官府交易的物品，允许同百姓交易；入贡到京城的使者，也允许他们进行贸易。天圣年间，陕西设置了两个榷场，并代路也请求设置榷场进行和市，朝廷准许。元昊反叛后，诏令陕西、河东断绝与西夏的互市，撤废保安军榷场；后来又禁止陕西沿边的主兵官同属羌进行交易。过了很久，元昊请求称臣，多次派使者请求恢复互市。庆历六年，又在保安军、镇戎军设置榷场。后来有人说，驱赶马羊来到这里，却没有放牧的地方，于是把保安军榷场迁到顺宁砦。不久，蕃商最终没有前来。嘉祐初年，西夏人侵占屈野河的土地，知并州庞籍说：“如果不断绝互市，境内的侵扰就不会停止。况且听说这是出自兀臧讹庞的谋划；如果互市不通，他们的国家一定会把罪责归给讹庞，过几年后，就可以同他们谋划处理。”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起初，只禁止陕西四路私下同西夏人贸易，不久便全部断绝。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说，西夏请求恢复和市。自夏人攻打庆州大顺城后，诏令停止每年的赏赐，严禁边民私下互相贸易。到这时，西夏上表谢罪，朝廷才重新准许互市。过了两年，命令泾原路熟户以及河东、陕西边民不得同西夏通市。又过了两年，借回使商议建立和市，但私贩仍不能禁止，于是再次下诏命令各路禁绝。不久，河东转运司请求撤去吴堡，恢复在宁星和市的旧制。麟州又奏报西夏的请求，于是命令出售铜、锡来换马，但纤缟和急需的物品都禁止交易。西北地区每年收入马匹的情况，详见《兵志》。楚地、蜀地、南粤地区凡同蛮獠溪峒相接的地方，以及西州沿边的羌、戎地区，都允许同百姓通市。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凤路古渭砦设置市易司；熙宁六年，又在兰州增设市易机构。此后，熙州、河州、兰州、湟州、庆州、渭州、延州等州又分别设置折博务。湖北路以及沅江、锦江、黔江的江口，蜀地的黎州、雅州也都设置博易场。重和元年，燕瑛说交趾人归服顺从已久，不应阻止他们贸易。起初，广西帅曾布请求在钦州、廉州各自创建驿站，命交趾人到驿站进行博买。到这时，便任用兼任广西转运副使的燕瑛，与王蕃共同谋划办理此事。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报，大食国派人进献珍珠、玉器和宝贝。皇帝说：“大观、宣和年间，四川茶叶不拿来换马，只用来购买珍珠玉器，所以武备没有修整，终于导致像今天这样危急衰弱。现在又要拿几十万缗钱交换无用之物，哪里比得上爱惜钱财来供养战士呢？”皇帝命令张浚不要接受，只酌量赏赐他们，以此答复。六月，撤销宜州每年购买朱砂二万两的规定。绍兴三年，邕州守臣说大理请求入贡。皇帝告谕大臣，只命令他们出售马匹，不准许进贡。绍兴四年，诏令四川、陕西，即永兴军、威茂州，设置博易场；把广西买马司迁到邕管，每年拿出金帛，加倍偿付马价。然而双方语言不通，完全听凭译者上下其手，官吏便能借机作奸。绍兴六年，大理国进献大象和马五百匹，诏令偿付马价，退回大象不予接受，并赐书慰劳后遣返使者。绍兴十二年，盱眙军设置榷场官监督，与北方商人进行博易，淮西、京西、陕西的榷场也照此办理。绍兴十九年，撤销国信所的博易。绍兴二十六年，停止廉州进贡珍珠，遣散蜑丁。原来廉州共有十多个珠池，据考察，交阯的珠池水深百尺，能产大珍珠。蜑人前去采珠，多被交趾人夺取，又常被大鱼伤害。因此到这时便停止采珠。绍兴二十九年，保留盱眙军榷场，其余榷场全部撤销。乾道元年，襄阳的邓城镇、寿春的花靥镇、光州光山县的中渡市都设置榷场，由守臣筹办，通判提辖。乾道五年，裁撤提辖官。淳熙二年，臣僚说：溪峒沿边的州县设置博易场，由官府主持。淳熙七年，塞外各族把珍珠玉器贩运到黎州，官府常常强行邀请他们交易。臣僚说这样贪图财货、招致事端，不妥，只应听任商人和百姓收买。诏令同意。建炎元年，诏令说：“市舶贸易大多拿无用的物品耗费国家财用，从今以后，凡是博买笃耨香、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都依法处置；只有用于赏赐臣僚的象笏、犀带，才挑选合适的进献。”胡人称三百斤为一婆兰，船舶中最大的称为独樯，能装载一千婆兰。次一等的称为牛头，载量是独樯的三分之一。再次一等的称为木舶，称为料河，载量又是牛头的三分之一。隆兴二年，臣僚说：“熙宁初年设置市舶司，是为了沟通货物。旧法规定抽解有一定数额，征取并不苛刻；缴纳税款放宽期限，使商人等待价格，这其中确实包含着怀柔远人的用意。近来抽解已经很多，又逼迫商人缴纳，导致货物积滞、价格降低。上等货物中，如犀角、象牙，十分抽取二分，又博买四分；珍珠十分抽取一分，又博买六分。舶户害怕抽取和博买的数量太多，只购买粗劣货色和杂货。如果象牙、珍珠、犀角比其他货物贵重得多，请求十分抽取一分，不再博买。” 乾道二年，撤销两浙路提举，改由守臣、通判、知县和监官共同办理，由转运司督察。乾道三年，诏令广南、两浙市舶司发出的船只返航时，如果因为风浪水势不利而船破桅坏，就不得抽解。乾道七年，诏令现任官员如果拿钱附带在纲首商旅的船队中，到外国购买货物，将受到处罚；船舶到达后，除抽解和博买外，若违法强买，允许蕃商越级申诉，并按赃物数额定罪。

译旧法规定，龙脑、珍珠等细色货物，每一纲五千两；其余犀角、象牙、紫矿、乳香、檀香等属于粗色，每纲一万斤。每起运一纲，派一名衙前押送，并支给脚乘、赡养家属的钱一百多缗。大观以后，张大纲额，象牙、犀角、紫矿都按细色起运，把过去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耗费脚乘、赡养家属的钱三千多贯。到了乾道七年，诏令广南起运粗色香药等货物，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仍按旧制支给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余。淳熙二年，户部说：“福建、广南市舶司的粗、细货物，都以五万斤作为一整纲。” 南渡以后，三路市舶司每年收入固然不少，但是金、银、铜、铁由海船大量运出，损失很多，其中铜钱外流尤其严重。法律禁止虽然严厉，奸猾之徒却更加隐秘；商人贪图利益而辗转贸易，狡黠的官吏接受贿赂而纵容释放，这种弊病终究无法禁绝。志第一百四十　兵一（禁军上） 宋朝的兵制，大体有三种：天子的卫兵，用来守卫京城、准备征战和戍守，称为禁军；各州的镇守军，分派承担劳役，称为厢军；从户籍中选取或应募入伍，使他们编组训练，用来在当地防守，称为乡兵。另有蕃兵，这种制度开始于建国初年，在边塞地区登记户籍，编组为藩篱之兵；后来分成队伍，发给旗帜，修缮营堡，配备器械，一律采用乡兵的制度。现在因旧史编修《兵志》，特意把蕃兵列在熙宁保甲之前，并附在乡兵之后。军政方面，有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八项，分别列条记载，用来显示历代沿袭和变革、减损和增益的不同，而世道的盛衰也都包含在其中了。唉！夏、商、周三代已经相距遥远了。秦、汉以来，能够保存把军队寓于农业之中的遗意的，只有唐代的府兵、卫兵制度最为接近。府兵、卫兵制度改变为召募兵制后，因循苟且、姑息迁就，到了藩镇势力强盛，唐朝也因此灭亡。又经历五代，祸乱和灭亡相继发生，没有不是由于军队造成的。太祖起于军伍，取得天下后，收编各地精锐，列营于京畿，用来负责宿卫；分批轮换屯戍，用来捍卫边疆。当时将帅等臣子入朝奉行朝请，强悍暴横的百姓收录到军籍中，即使有人桀骜放纵，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其制度采用什长法，区分等级，使内外相互维系、上下彼此制约，界限分明而不可侵犯。这虽然是为了纠正历代藩镇的弊病，但所要惩戒的教训实在深刻。咸平以后，太平日久，武备逐渐松弛。仁宗在位时，西部军队招募、刺面入军的人太多，将领骄横，士卒懒惰，白白耗费国家财用，忧虑时局的人多次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却始终没有改正。神宗奋然改革制度，于是把百姓编组为保甲，把各路军队分别隶属将领和士兵，虽然不能彻底挽救弊病，也足以振作一时的士气。当时负责此事的是王安石。元祐、绍圣年间遵守既定法制。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军额日益扩大，却缺乏精锐，因此对靖康之变没有益处。当时负责此事的是童贯。建炎南渡以后，收集溃散士卒，招抚各地盗贼，建立元帅府。起初军队不到一万人，任用张、韩、刘、岳为将领，军威因此振作。等到秦桧主持和议，士气便受到挫伤。孝宗有志于恢复失地却未能实现。光宗、宁宗以后，虽然招募的士兵很多，国土却日益缩小，何况皇帝没有驾驭将领的办法，将领又有受到朝廷牵制的嫌疑。然而沿边各堡垒仍能竭力效忠，互相维持了百五十年才灭亡。这固然是由于宋朝祖宗深厚的仁德恩泽足以凝聚人心，但军队制度有道、统筹治理周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禁兵，就是天子的卫兵，由殿前司、侍卫司两司总管。其中最亲近、负责随从护卫的，称为诸班直；其次由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统领。其余禁兵都用来守卫京师、准备征伐。在外地的禁兵，不是屯驻、屯泊军，就是就粮军。太祖鉴于前代的过失，把精锐集中在京师；虽然说是对旧制有所增减，但其规模和谋划十分宏大。建隆元年，诏令殿前司、侍卫司分别检阅所掌管的军队，挑选骁勇者升为上军，老弱怯懦者安排到剩员中。又诏令各州长官选取所属士兵送到京城，以补充禁军的缺额。另选强壮士卒确定为兵样，分送各道；后来改用木棍作为标准，分出高低等级，发给各州军队。委任长官、都监等人负责召募和教练，等训练精熟后，便送到京城。建隆二年，把左右雄捷、左右骁武军合并为骁捷军，把左右备征军改为云骑军，把左右平远军改为广捷军，把左右怀德军改为怀顺军。四年，赏赐河东乐平县归降士卒元威以下二百六十六人衣服、钱和绢，数量各有等级，并设立效顺指挥。乾德二年，诏令辽州降军应以效顺、怀恩为名。三年四月，诏令把西川感化、耀武等军合并改为虎捷军。九月，皇帝驾临讲武殿检阅各道军队，得到一万多人，把骑兵称为骁雄，步军称为雄武，一并隶属侍卫司，并命王继勋主管，发给缗钱让他们娶妻。王继勋放纵他们白天抢掠别人的妻女，街使无法禁止。皇帝听说后大怒，逮捕并斩杀一百人；小黄门阎承翰见到此事却不奏报，也被杖打几十下。开宝七年，泰宁军节度使李从善的部下和江南水军共一千三十九人，都刺面登记入军籍，以归化、归圣为军额名称。太平兴国二年，诏令把簇御马直改称簇御龙直，铁骑改称日骑，龙捷改称龙卫，控鹤改称天武，虎捷改称神卫，骨朵子直改称御龙骨朵子直，宽衣控鹤改称宽衣天武，雄威改称雄勇，龙骑改称雄猛。八年，把濮州平海指挥改称崇武。雍熙四年，把殿前司日骑[钅屈]直指挥改称捧日[钅屈]直，日骑改称捧日，骁猛改称拱辰，雄勇改称神勇，上铁林改称殿前司虎翼，腰弩改称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改称侍卫司虎翼。至道元年，皇帝检阅禁兵，有人能够拉开一石五斗的强弩，连续射二十发仍有余力。皇帝回头对左右说：“如今天下富足安定，杰出勇武的人才不断出现，弓箭的技艺，也接近近代少有的水平了。”又命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人，分列东西两边，拉开强弩，观察他们进退、发箭是否整齐一致，仪态举止是否合乎法度，于是说：“这不过是殿庭之间的几百人，尚且军威可观，何况堂堂大阵，数万人列成阵势呢！”

译咸平三年，诏令定州等地本城厅子、无敌、忠锐、定塞指挥，已经全部升为禁军马军云翼指挥，按照各州军队就粮，命侍卫马军司管辖。定州拣选合格的厅子第一指挥编为云翼第一，第二指挥编为云翼第二；相州厅子第一编为云翼第三，第二编为云翼第四；保州无敌第一编为云翼第五，第二编为云翼第六，忠锐编为云翼第七；威勇军无敌第一编为云翼第八，第二编为云翼第九，忠锐编为云翼第十；静戎军无敌编为云翼第十一；宁边军无敌编为云翼第十二；北平塞无敌编为云翼第十三；深州无敌编为云翼第十四。北面各地凡是由镇定州、高阳关路都总管管辖的本城、定塞指挥以下军队，都编为禁军马军云翼指挥。等到升编完成后，把各指挥的军官、士兵人数、就粮州府以及本指挥现驻地点分别列明上报。四年，诏令陕西沿边各州军中先前选拔合格的士兵，一律升为禁军，名称为保捷。五年正月，设置广捷兵五个指挥。五月，命令使臣分别前往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陇、鄜、延等州，在保安、保毅军中同当地官吏选取有力气的人共二万人，各自在本州设置营寨，升为禁军，号称振武指挥。不久皇帝说：“边防缺少士兵，朝廷必须制定办法，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等边境安定，就可以逐渐裁撤。”六月，把河东州兵编为神锐二十四个指挥、神虎十个指挥，又把石州厅子军升为禁军，并把威虎十个指挥隶属虎翼军。景德四年，诏令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现有兵员作为定额，缺额就补充。大中祥符元年，诏令侍卫步军司检阅保宁军士，分为四等；第一等迁营到亳州永城县，其余听任归农；没有家可以返回的人，隶属于各州，编入剩员。四年，宣示永安县永安指挥八千多名士兵负责奉守诸陵；其军额仍隶属于西京本城厢军，可以赐名奉先指挥，升为禁军，列在清塞军之下。八年，设置禁军左、右清卫两个指挥，位次在雄武弩手之上；分散驻守的士卒每月发给铁钱五百文，用来供奉宫观。仁宗即位后，天下太平，但仍留意武备，开始亲临安肃教场，观看飞山雄武军发射火炮，命令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演练战阵，选拔其中击刺、骑射技艺精湛的人，逐步升迁补任。从天圣到宝元年间，又增加招募各军：陕西的蕃落、广锐，河北的云翼，京畿的广捷、虎翼、效忠，陕西、河东的清边弩手，京西、江、淮、荆湖的归远，共一百多营。康定初年，赵元昊反叛，西部边境用兵，诏令招募神捷军，改名万胜军，共二十营。所招募的多是从市井中挑选的软弱之人，不足以担负战守。当时禁兵大多戍守陕西；沿边土兵虽然等级不及禁兵，却骁勇善战。京师派去戍守的禁兵，虽号称魁头，大都不能耐劳苦，至于冲锋陷阵更不是他们的长处。北方士兵戍守川峡、荆湘、岭峤之间的，也多不习惯当地水土，所以议论者想多招募土兵作为就粮军。于是增设陕西的蕃落、保捷、定功，河北的云翼、有马劲勇，陕西、河北的振武，河北、京东的武卫，陕西、京西的壮勇，延州的青涧，登州的澄海弩手；京畿及附近各郡也增加招募龙骑、广勇、广捷、虎翼、步斗、步武，又把河北的招收、无敌、厅子马，陕西的制胜，并州的克戎、骑射，麟州的飞骑，府州的威远，秦州的建威，庆州的有马安塞，保州的威边，安肃军的忠锐，岚州、府州的建安，登州的平海，都升为禁兵。内外马军、步军增加共几百营。又在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各路招募宣毅军，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共二百八十八营。岢岚军另行设置床子弩炮手。当时，官吏把招募人数的多寡作为赏罚的标准，各军将领的子弟都听凭编入军籍；禁军缺额时，大多从本城选人补充。因此，庆历年间，禁军和厢军内外合计一百二十五万，是自宋国初以来最多的时候。西部用兵结束后，皇上忧虑军队冗员过多，国库无法供给，于是下诏裁减兵员数万人。皇祐二年，川峡增设宁远军。五年，江、淮、荆湖设置教阅忠节军，每州一营，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于是宣毅军逐渐废弃，不再补充，而荆湖、广南又增加招募雄略军。至和二年，广州、桂州、邕州设置有马雄略军。第二年，把万胜军合并为十营。后来，议论者认为东南虽然没有战事，也不应放松防备。嘉祐四年，于是诏令荆南、江宁府、扬州、庐州、洪州、潭州、福州、越州招募就粮军，号称威果，各自在本州驻营。又增加派遣禁军屯驻，长官兼任本路兵马钤辖，选武臣任都监，专门负责训练。这样，东南地区渐渐有了防备。嘉祐七年，宰相韩琦说：太祖、太宗等祖宗靠军队平定天下，凡有征战、戍守就招募设置军队，事情结束就合并裁撤，所以军队日益精练而使用范围不大。如今东西两边虽然号称互相交好，但西北屯驻边境的军队，常常像在等待敌人到来，因此竭尽天下财力仍不能供给。如果不在现在预先考虑、提前准备，一旦边境用兵，又遇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临时仓促谋划，就来不及了。

译三路的就粮军虽然勇猛强悍、熟悉边地生活，但边境储粮价格昂贵，常常苦于难以供养。如果人数过多，又会有尾大不掉的祸患。京师的军队虽然成分混杂且精锐较少，但粮饷由东南漕运而来，供应范围广而且容易筹办；人数多，能够形成强干弱枝的形势。祖宗时期，就粮军不太多，边境有事，就用京师军队增援；他们的考虑深远，花费却少。希望诏令枢密院会同三司，估量河北、陕西、河东以及三司榷货务每年收入金帛的数量，计算能够供养京师和三路军马多少，然后按照可供养的数量确定军额。额外的军队停止招募，出现缺额就增补。额外军队裁尽后，如果营伍人数零散，就合并裁省。既然有了定额，就可以确定各路马军、步军每营的编制，以及每营应有多少人数。还请核查开宝、至道、天禧、庆历年间内外军马的数量。开宝、至道年间的军队，是太祖、太宗用来平定天下、使四方臣服的；天禧年间的军队，是真宗用来守成和预备战事的；庆历年间的军队，是西部战事后增加设置的。拿祖宗时期的军队同今天的数量相比，精锐和冗滥就容易判断，裁减整顿也就没有疑问了。” 于是诏令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枢密院奏报：开宝年间军籍总数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马军、步军十九万三千人；至道年间军籍总数六十六万六千人，其中禁军马军、步军三十五万八千人；天禧年间军籍总数九十一万二千人，其中禁军马军、步军四十三万二千人；庆历年间军籍总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禁军马军、步军八十二万六千人。与此前相比，后来招募的逐渐增多，从此稍加裁减整顿，确定为定额。英宗即位后，诏令各道选取能拉开二石弓、四石五斗弩的士兵送到京师检阅考试，按等级升入相应军额。第二年，把万胜军合并为神卫军。三年，京师设置雄武第三军。当时宣毅军只剩下现有兵员，但仍多次诏令各路选取厢军中强壮勇敢的人补充禁军，淘汰老弱士兵。大概治平年间军队有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军马军、步军六十六万三千人。熙宁元年十二月，诏令：“京东武卫军四十二个指挥，其中六个指挥分隶河北都总管司，三十六个指挥隶属大名府路，平均分配到定州、高阳关两路轮番戍守；轮休的士兵，选派三名兵官依照河北教阅新法训练，并另派使臣督教。”又诏令京东路招募河北流民，招集设置教阅厢军二十个指挥，以忠果为军额。青州、郓州、淄州、齐州各三个指挥，济州、兖州、曹州、濮州各两个指挥。三年十二月，枢密使文彦博等人上报在京城、开封府界以及京东等路的禁军人数，皇帝又参照治平年间的兵数加以讨论。于是下诏说：殿前司虎翼军除水军一指挥外，保留六十指挥，每指挥以五百人为标准，共三万四百人；在京城增设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限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峡三路以四千四百人为定额。在京城的其余指挥以及河东、陕西、京西、淮南各路既然都已拨并，只有河北人数仍然过多，于是下诏规定禁军以七万为额。起初，河北的兵籍比各路都多，其中驻守边境的军队还要依靠三司供给；到这时便把零散的部队拨并整合，制定为固定名额。当时，京东增设武卫军，分隶于河北四路；后来又抽调三千人戍守扬州、杭州、江宁府。此后又把军士编组起来，设置将领分别统领，这种军队就称为“将兵”。熙宁七年正月，诏令颁布各班直禁军的名额：殿前司各班：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班、招箭班、散直、钧容直。各直：御龙直、御龙骨朵直、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各军：捧日[钅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钅屈]直天武、左射天武、归明渤海、拱圣、神勇、吐浑、骁骑、骁胜、宣武、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左射清朔、擒戎、广捷、广德、骁雄、雄威。侍卫马军司所属有龙卫[钅屈]直、龙卫左射、龙卫、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骁捷、云骑、武骑、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厅子马、无敌、克胜、飞骑、威远、克戎、万捷、云捷、横塞、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有马雄略、员僚剩员直。侍卫步军司所属有神卫、虎翼水军、神卫第十军、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卫、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招收、雄胜、澄海水军弩手、神虎、保捷、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静戎弩手、忠远、宁远、忠节、教阅忠节、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桥道、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左龙武、右龙武、左羽林、右羽林、左神武、右神武。御营喝探、新团立拣中剩员。诸班直的资次依次为：殿前指挥使、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内殿直、散员、散指挥使、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班、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招箭班、散直、钧容直。

译诸军的资次依次为：捧日[钅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天武[钅屈]直、天武左射、天武、龙卫[钅屈]直、龙卫左射、龙卫、神卫、归明渤海、拱圣、神勇、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吐浑、骁骑、骁捷、云骑、骁胜、宣武、武骑、殿前司虎翼、殿前司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步军司虎翼、步军司虎翼水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神卫第十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清朔、擒戎、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锐、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厅子马、无敌、招收、雄胜、广捷、广德、克胜、飞骑、威远、澄海水军弩手、克戎、骁雄、雄威、万捷、云捷、横塞、神虎、保捷、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有马雄略、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下威武、静戎弩手、忠勇、宁远、忠节、教阅忠顺、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员僚剩员直、桥道、川桥道、步军司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御营喝探、新团立拣中剩员。各禁军的名额等级中，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属于上军；料钱见钱在五百文以上的属于中军；料钱见钱不满五百文的，以及捧日、天武第五军、第七军，龙卫、神卫第十军，骁猛、雄勇、骁雄、雄威，属于下军。元丰五年十月，诏令各路教阅厢军在下等禁军中增加编入指挥名额，排列编制同禁军一样。熙宁年间的军籍，全国禁军共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年间的军籍，共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哲宗即位后，四方用兵，戍守范围不断扩大。元祐元年三月，借招河北路保甲，补充在京禁军的缺额。龙卫、神卫军选取二十岁以下的人，中军以下各军选取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即使身材矮小一指，也一并招募、刺面入军。二年，诏令西关堡的防拓禁军通过和雇方式服役。又设置河北、河东、陕西及府界的马军、步军。七年，河东、陕西路各帅府的敢勇军以一百人为定额，专门隶属经略司。绍圣四年，陕西路增设蕃落马军。同年，在兰州金城设置步军保捷、马军蕃落。元符元年，利州路兴元府、阆州各增设就粮武宁军；湖北、江东也各增设有马雄略军。泾原路新筑南牟会，赐名西安州，戍守军队共以七千人为定额，并招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天都、临羌砦的戍守军各以三千人为定额，并各自设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永兴军等路新设置蕃落军；河北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共同新设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因为河北发生大水，所以招募、刺面录用流民。元符二年正月，环庆增设敢勇二百人。四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说：“本路新扩建定边城，比横山、兴平等地的城寨还要深固，请求增加设置驻营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六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说：“扩建庆州白豹城，应当增加驻营马军、步军。”又鄜延路都总管司说：“本路新筑米脂等八座堡砦，应当增加土兵、马军、步军。”都获准许。三年，枢密院奏报：“河北增设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二万多人，想命令他们经过拣选后升换，补充京师缺额军队的编制。”朝廷同意。自绍圣以来，陕西、河东连续用兵六年，进军筑城一直没有停止，覆没军队、战死将领，供给费用多得无法计数。徽宗崇宁元年九月，荆湖北路增设禁军，命名为靖安军。十月，川陕设置安远军。三年三月，陇右都护奏请在鄯州设置水军，守卫黄河浮桥。枢密院又请求增加设置府界、京东、西等路步军和荆湖南路雄略军，都获准许。十月，京东、西、河东北、开封府界新设置马军、步军五万人，马军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共需缗钱二百八十万有余，使用常平钱、封桩钱等支付，这是采纳蔡京的请求。蔡京又说：“如今开拓的土地扩大了，戍守士兵太少，应当商议增加军额，用来作为边防准备。”朝廷同意。四年十一月，广西路设置刀牌手三千人，在重要州军轮番戍守，命名为宁海军。十二月，诏令：“四辅是屏障和京师的藩篱，兵力不能偏重，各自可以二万人为定额。”五年，环庆路进军修筑徐丁台城，赐名安边，设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大观元年五月，延安设置钱监兵。闰十月，靖州设置宣节军。十一月，两浙东、西路各增设禁军。宣和三年，内侍、制置使谭上奏，方腊已经平定，请求节镇增加两个禁军指挥，其余州军增加一个指挥；又请求除温州、处州、衢州、婺州外，将禁军改为招募，并编成十个指挥；还请求增加设置严州威果禁军。都获准许。五年二月，尚书省说：“古代六军是君王的爪牙，羽林是禁卫军的总称。如今臣僚役使兵卒所居的营分称为六军，却又有左、右羽林的名称，称谓不恰当。如果把拣中六军及六军指挥都改称广效，其中拣中六军为第一指挥，左龙武为第二，左羽林为第三，左神武为第四，右龙武为第五，右羽林为第六，右神武为第七。”朝廷同意。靖康元年，诏令说：“广西宜州、融州确实处在最边远的地区，过去设置的马军难以商议裁减，暂且依照原来下达的指挥招募设置。”

译元丰以后，民兵日益兴盛，募兵日渐衰落；募兵缺额时，便收回其廪给，用作民兵教阅的费用。元祐以后，民兵也衰落了。崇宁、大观以来，蔡京掌权，军队的弊病日益增多，以至于接收逃亡者、收编配隶之人，仍恐兵力不足。政和以后，长期废止搜罗补充兵员的做法；军士死亡后，年老患病者白白耗费廪给，年轻健壮者又多有冗占，军队的等级制度已经败坏，纪律也随之荡然无存。童贯掌握兵权，势力倾覆内外；每逢交战失败，便以害怕别人议论为耻，只上报说是逃窜。河北的将兵，十人中仅有二三人，往往还多是留在那里等待招募补充缺额，把封桩库所存钱物用作上供之用。陕西以西各路的兵力也没有多少，种师道率军入援时，只得到一万五千人。所以靖康之变发生时，虽然有统一部署的诏令，哀痛而急切，但事情已经来不及挽救了。高宗南渡后，才开始设置御营司；不久，又把御营司并入枢密院。建炎四年，将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将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一并隶属于枢密院。建炎五年，皇上认为按照祖宗旧例，军队都应隶属于三衙，于是废除神武中军，改隶殿前司，从此殿前司开始统一掌握兵权。乾道元年，下诏规定殿前兵马暂以七万三千人为额数。各处屯驻的大军，都是各将领的部曲。高宗设置元帅府后，各将领的军队全都隶属于元帅府。建炎以后，各大将的兵力逐渐壮大，因时制宜，屯驻地点没有定处。例如刘光世的军队有时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的军队有时屯驻江州、江阴，岳飞的一军有时屯驻宜兴、蒋山；王彦的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的军队多屯驻在凤州、大散关、和尚原。当时内外大军合计十九万四千多人，川、陕军队不在其中。到杨沂中率中军总管宫廷宿卫时，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燮四军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人，也从未有固定屯驻之处。绍兴十一年，范同认为各将领掌握兵权，难以控制，便向秦桧献策，并以柘皋之战取胜的事向皇上进言，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朝觐见，张俊首先交出所属军队。朝廷分别命令三位大帅的副将各自统率所属部队，另编为一军，改称统制御前军马。撤销宣抚司，出兵时必须请示取得诏旨，军队都隶属于枢密院，屯驻之地仍照旧。四川的大将军队则分驻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等十七郡，就地屯驻并领取粮饷。乾道末年，各州都有都统司统领军队：建康五万人，池州一万二千人，镇江四万七千人，楚州武锋军一万一千人，鄂州四万九千人，荆南二万人，兴元一万七千人，金州一万一千人。此后分兵屯驻、列阵戍守，人数增减没有固定。能够考见的职位名称，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至于水军的制度，比以前更加完备，这是因为南渡以后，长江、淮河都成了边境。建炎初年，李纲请求在沿江、淮、河各帅府设置水兵二军，重要郡另设水兵一军，次重要郡另设中军，招募善于驾船的人充任，并定军号为凌波军、楼船军。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等名称。隆兴以后直到宝祐、景定年间，长江、淮河沿岸的堡寨关隘彼此相望，防守更加繁多，百姓劳苦也更加严重。到了咸淳末年，广东登记蜑人的丁口，福建沿海拘取商船、民船，公私双方都已经困弊不堪了。禁军的将校中，殿前司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诸班有都虞候、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各本直都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马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设军使，步军称为都头。副兵马使，步军称为副都头。还有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等职。所统领的诸班直、各指挥，以及骑兵、步兵的编制额数，依次列在下面。根据前后制度的异同，分为建隆以来的制度和熙宁以后的制度；将兵、水兵制度中能够考见的，也附列在后面。建隆以来的制度。骑军。殿前指挥使左右班二班。宋初，从旧府亲从军中披甲的士兵以及各班军骑兵中，选取武艺最出众的人充任。内殿直左右班四班。依照后周制度，选拔军校以及武臣子弟中有才干勇力的人设置。另有川班内殿直，乾德三年平定蜀地后，得到一批奇兵，选取其中身材相貌魁伟、熟悉骑射的共一百二十人设置，开宝四年废除。散员左右班四班。依照后周制度，招募各州豪杰设置，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共十二班。又从北面骁捷员僚直以及各军中选拔补充。咸平五年，定州路都部署王超说：“边境一带有强悍之人常住在四界之间，扰乱边境，请厚赐金帛招募他们充任散员。”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散指挥左右班四班。散都头左右班二班。金枪班左右班二班，旧名为内直。太平兴国初年，改为从各军中选拔善于使用枪、槊的人补充。东西班弩手、龙旗直、招箭班共十二班，旧称东西班承旨。淳化二年，改称殿前侍，东西各设第一、第二弩手和龙旗直班，共六班，并且披甲；再从各班以及不披甲的班中选拔增补。其中东第二茶酒班及第三班、西第四班不披甲，人员由各军员、使臣以及因王事死亡者的子弟充任。又选取善于射箭的人组成招箭班。散直左右班四班。雍熙四年，由各道招募设置的藩镇厅头军将，以及到登闻院请求考试武艺的人中选取设置。咸平元年，又选各节度使的随从和骑御马小底增补。钧容直班二班。太平兴国三年，选取各军中熟悉音乐的人以及骑御马小底设置。淳化二年，改制。外殿直班一班。各班卫士中年纪较大的人称为看班外殿直，后来删去“看班”二字。有人到各道代理军校职务、分管一州兵士，称为权管。建国初年又有内员僚直，开宝年间废除。太平兴国四年征讨太原，得到上军；天禧四年并入此班。

译捧日军以及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总共三十五个指挥。京师三十三个，雍丘、郑各一个。旧称小底，后周改称铁骑，太平兴国二年改称日骑，雍熙四年改为现在的名称。分为左、右厢，各四军。雍熙三年，选取善于使用枪、槊的人充任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取善于左射的人充任左射。咸平五年，选取天武、拱圣、骁骑等军中善于弩射的人充任弩手。契丹直三指挥，咸平、许、寿各一个。后唐设置，不久废除。开宝三年，因为归附的辽人众多而重新设置。太平兴国年间因事重新设置，不久又废除。归明渤海指挥二个，在京师。太平兴国四年征讨幽州时，以投降的渤海士兵设置。拱圣指挥二十一个，在京师。乾德年间，选取各州送到京城的骑兵，设置为骁雄，后来改称骁猛。雍熙四年又改称拱辰，不久改为现在的名称。吐浑小底，旧有五个指挥，治平年间合并为二个，在京师。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太原，俘获吐浑子弟，又从监牧各军中选取现有的人员充任。骁骑指挥二十三个，在京师。太平兴国四年设置，后来又选取掉搨索兵以及左右教骏兵增设。雍熙四年，将殿前司步斗弩手改为骁骑弩手。淳化四年，选取壮健勇猛、才能特别出众的人组成上骁骑，位次在本军之上。咸平五年，分为左、右厢。过去又有殿前小底，至道二年选取骁骑马直以及善于射箭的人充任，后来废除。骁胜左右指挥各五个，在京师。咸平三年，选取教骏、骁骑各军中准备出征的子弟里有才干勇力的人设置。宁朔指挥十个。京师、尉氏各三个，雍丘、渭、河阳、河阴各一个。咸平三年，选取教骏各军的备征兵以及外州士兵设置。龙猛指挥八个，在京师。太平兴国年间，挑选龙骑以及各州押送来的招降、捕获群盗中的人，选取其中有才干勇力者设置。淳化四年，又选取精悍者组成教阅龙猛，以备擒捕盗贼，位次在本军之上。景德四年，又选龙骑、骁骑兵增补。飞猛指挥二个。咸平二年，选取龙猛、骁骑士兵子弟中有才干勇力的人设置。骁猛指挥四个，尉氏三个、太康一个。旧称骁雄，太平兴国年间改名。雍熙四年，将拱圣军中年长者改隶拱辰军，其次等人员仍旧。景德四年，又把拱圣军中年长者隶属于此军。神骑指挥十八个，雍丘十三个，咸平五个。端拱二年，选取骁雄新近配入的人员以及教骏、借事等兵设置。淳化二年，将掉搨索军废除并隶入此军。咸平二年，又选取教骏、备征以及外州士兵增补。骁雄指挥四个，咸平、陈留各两个。太平兴国八年，将骁猛军中次等人员迁来设置。景德年间，又把骁骑、骁胜、宁朔军中年长者隶入。吐浑直指挥三个，太原两个、潞州一个。太平兴国八年，将迁到云州以及河界的吐浑人设置此军，屯驻并州、代州。雍熙三年，又得到云州、朔州归附的吐浑人，增设此军，屯驻潞州。安庆直四指挥，太原一个、潞州三个。太平兴国四年，将迁到云州、朔州以及河东归附的安庆人分屯并州、潞州等地，并赐给土地。雍熙四年设置。三部落指挥一个，在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幽州时，将云、朔、应等州的部落迁到并州，于是设置此军。清朔指挥四个，西京两个，许、汝各一个。太平兴国四年，将云州、朔州百姓迁到内地；他们能够自行置办马匹充任骑兵，称为家户马。雍熙四年设置。擒戎指挥五个，西京、许各两个，汝一个。太平兴国四年，将云州、朔州百姓迁到西京、许州、汝州等地，赐给土地，使他们充任家户马。端拱二年设置。新安内员僚直五个。端拱二年，成德军节度使田重进说：“易州静砦的士兵原先屯驻镇州，贼人攻陷勇陷谷，把他们的家属全部俘虏了，请把这支军队用来备卫宫禁。”于是设置了此直。后来废除，天圣以后不再存在。散祗候左右班二班，天圣以前没有。步斗指挥六个，尉氏、太康各一个，蔡州四个。庆历年间增设，天圣以前没有。步军。御龙直左右各一，共二。旧称簇御马直，太平兴国二年改称簇御龙直，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御龙骨朵子直左右各一，共二。旧称骨朵子直，太平兴国二年改称御龙散手直，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御龙弓箭直五个。选取天武各军中身材相貌魁伟出众的人充任。御龙弩直五个。天武军以及宽衣、钅屈直、左射，总共三十四个指挥。京师三十三个，咸平一个。神勇上下共二十一个指挥。乾德年间，挑选各军中强壮高大的人设置为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称雄勇，雍熙四年改为现在的名称。淳化四年，选取武艺特别出众的人设置上神勇，以备擒捕盗贼。宣武上下共二十个指挥，在京师。太平兴国二年，合并效节、忠猛二军设置，又从各军以及乡兵中选取人员增补。至道二年，又选取军头司步直中善于使用枪、槊、掉刀的人，设置殿前步直，后来废除。虎翼军。太平兴国年间，选取雄武弩手设置为上铁林，又从雄武、定远、宁胜床子弩手、飞山雄武等军中选取精锐士兵增加人数。雍熙四年，改分为左右四军。淳化四年，选取本军精锐设置上虎翼，以备擒捕盗贼。咸平二年，将广勇军合并隶入。大中祥符六年，下诏令在京各军选取江、淮籍善于水战的士卒，在金明池训练，设置为虎翼水军。原有六十二个指挥，景德年间增加六个，在京师。雄勇，旧称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为现在的名称。雍熙四年改入神勇军，又从本军中选取退入次等的人员组成此军。原有五个指挥，至和五年增加到八个。咸平三个，郓州两个，许州、郑州、滑州各一个。广德。开宝四年平定广南后，将其军队隶属殿前司，次等人员隶属八作司；有缺额时，便从广南各州军队中选补。雍熙三年，从八作司中选取强壮者编入拣中。总共十个指挥：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州、巩县、白波各一个，西京三个。

译广勇。淳化二年，选取神射、鞭箭、雄武、效忠等军中强壮善射者，设置为广武；大中祥符二年改为现在的名称。原有二十三个指挥，庆历年间增至四十三个，每十个指挥为一军。京师五个，陈留二十二个，咸平、东明、太原、胙城、南京各两个，襄邑、阳武、郓州各一个，滑州三个。广捷，旧名左右平远，建隆二年改名。咸平五年，又选取广德、神威等军中受过标枪、旁牌训练的人补充。原有五个指挥，景祐年间增加五个，明道年间增加十个，庆历年间增加三十六个，总共五十六个。陈留八个，咸平六个，雍丘四个，襄邑、尉氏、许州各三个，太康、扶沟、南京、亳州、河阴、颍州、宁陵各两个，陈州六个，滑州、曹州、邓州、蔡州、广济、谷熟、永城、襄城、叶县各一个。雄威。雍熙四年，选取神勇军退入第二等的士兵设置为神威，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共十个指挥：考城、襄邑、陈留各一个，南京四个，陈州两个。宣威。雍熙四年，选取神勇、宣武军退入次等的人员设置。上下共两个指挥，咸平、襄邑各一个。龙骑。建隆年间，由各道招募以及捕获的群盗设置，号称有马步人，遇到战阵就下马步战。淳化三年，选取本军中年长者作为带甲剩员。咸平以后，又以本军以及龙猛军退下的士兵增补。原有八个指挥，康定年间，将配隶充军者增设为二十个指挥，分为三军。京师四个，尉氏、雍丘、咸平、郑州各两个，南京、陈州、蔡州、河阳、颍州、单州、四波各一个。神射，由两浙各州士兵组成，旧称腰弩。雍熙四年改为现在的名称。淳化元年，押送到京师，选取其中强壮者编为广武，次等人员仍归本军。共五个指挥：陈留三个，雍丘两个。步斗。雍熙三年，选取各州厢军中强壮勇敢的人设置，后来废除。以下两个军，天圣以后不再存在。鞭箭。雍熙三年，选取两浙士兵组成鞭箭军，次等人员组成忠节鞭箭军。端拱二年合并为一军。至道元年，调发这支军队援助灵州运送饲草和粮食，在浦洛河丧失车辆和重型兵器，诏令免除死罪，后来废除。侍卫司侍卫亲军马步军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也如此。自马步军都虞候以上，如果这些职位全部缺员，就由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等分别掌管其事务，与殿前司合称三司。马步军设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都虞候。每个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其余制度都同殿前司。所统领的骑兵、步兵编制额数如下：骑军。员僚直。后周显德年间平定三关，召募强悍之人，又选高阳关的驰捷兵，组成北面两直。建隆初年，选各州骑兵以及蕃镇厅头召募人员等，组成左三直。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太原，选其骑兵组成右三直。北面两直驻营贝州、冀州，隶属高阳关都部署。大中祥符年间，改为贝州左直、冀州右直，后来改为四直。京师二直，恩州、冀州各一。龙卫。旧称护圣，后周广顺年间改称龙捷。建隆二年，淘汰衰老者，以各州招募的精壮士兵补充。太平兴国二年，改分为左、右厢。四年平定太原，选取投降士兵组成拣中龙卫。雍熙二年，又选取善于使用枪、槊的人组成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取剩员中能够披甲的人组成带甲剩员。五年，又选取善于左射的人组成左射。共四十四个指挥：京师三十八个，雍丘、尉氏、河阳各一个，澶州三个。忠猛。咸平元年设置。一个指挥，在定州。散员。咸平五年设置。一个指挥，在定州。骁捷。后周显德年间平定三关，选各州壮勇士卒组成河北骁捷。宋初，隶属高阳关都部署。建隆二年，废除左右骁武，将其士兵调来隶属此军。乾德年间，又选备征兵以及岚州归附的士兵组成河南骁捷，此后只称骁捷。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太原，选拔投降士兵组成拣中骁捷。淳化四年，又设置新立骁捷。至道三年，将骁捷分为左、右厢。咸平五年，将其中年长者编为带甲剩员。共二十六个指挥：尉氏新立、陈州拣中各一个，恩州十四个，冀州十个。云骑。旧称左右备征，建隆二年改名。开宝以后，招募子弟组成云骑，再以其中次等者组成武骑；又选骑兵中的次等人员组成武骑，再选本军年长者组成带甲剩员。共十五个指挥：京师十一个，陈留、西京各一个，巩县两个。归明神武。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幽州，以投降士兵设置此军。起初一个指挥，后来增加到四个，在雍丘。克胜。原为潞州骑兵，端拱初年升编。两个指挥，在潞州。骁锐。旧称散员指挥，咸平四年改名。四个指挥：莫州三个，冀州一个。骁武。原为河北各州的忠烈、威边、骑射等军。淳化四年，选拔其中有才干者，与云骑、武骑等军一同设置；士兵可以自行置办马匹，分为左、右厢。共二十个指挥：北京七个，真定三个，定州六个，相州、怀州、洺州、邢州各一个。广锐。原为河州忠烈、宣勇军中能够结社买马的人；马匹死亡便买来补充，官府帮助支付价钱。至道元年设置。咸平以后选取振武兵增补，年老患病者由亲属代替。景德二年下诏：不是亲属但愿意代替的，也听任其代替。大中祥符五年，将其中退下的士兵编为带甲剩员。原有河东指挥三十一个、陕西七个；景祐、康定年间增加到四十二个。太原、代州、并州各三个，汾州五个，岚州、石州、岢岚各两个，晋州、熙州、慈州、绛州、泽州、隰州、宪州、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个；泾州、原州、鄜州各两个，秦州、渭州、环州、邠州、宁州各一个。武清。晋州骑兵。端拱二年，因为他们长期在北部边境，承担屯驻戍守的劳苦，选取勇猛强悍者就地升编。一个指挥，在晋州。有马劲勇。咸平四年，选取江东各州士兵设置。庆历年间，分置第六、第七军。共七个指挥：太原两个，代州、岚州各一个，磁州三个。

译云翼。原有三十三个指挥，景祐以后增设二十三个，分为左、右厢，共五十六个。真定、雄州、瀛州、深州、赵州、永宁各三个，定州、冀州各六个，保州五个，沧州、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两个，莫州、邢州、霸州各一个，广信、安肃各四个。厅子。原在石州城设置。景德元年，改为迁营相州。庆历初年升为禁军。六个指挥：定州一个，相州五个。万捷。开宝年间，招募赵州、相州、沧州、冀州百姓设置。大中祥符年间，将骁武、云骑军退下的士兵隶入。七个指挥：相州、冀州、辽州各两个，沧州一个。云捷。太平兴国四年，选取各军中应募的子弟以及教骏、借事、备征等军中有武艺才干的人设置。大中祥符五年，将宁朔军退下的士兵隶入。十二个指挥：尉氏、咸平、西京、北京、澶州各两个，汝州、怀州各一个。横塞。咸平三年，选取各军威边、骑射人员以及在京师的借事人员设置。七个指挥：雍丘、咸平、考城、襄邑、宁陵各一个，卫州两个。员僚剩员直。由因犯罪受责而降等的禁军员僚充任。以下直到骑捷共六军，天圣以后不再存在。清塞。后周设置，共两个指挥。其中一个由北方蕃部归附者组成，驻营寿州；另一个由攻破淮南紫金山砦所得的骑兵组成，驻营延州。宋初，选本军子弟补充缺额。太平兴国三年，又得到泉州、两浙士兵来增加兵力。飞捷。原由威虏军、保州、易州静塞兵以及定州厅子军组成。淳化元年，下诏令他们赴京接受选拔，将静塞兵列为三等，厅子军列为一等，改为现在的名称。四个指挥。骁骏。原为寿州咸圣军，咸平三年改名。一个指挥。拣中夏州厅子。原为夏州家户。淳化五年，河西行营都部署李继隆派部队押送到京师后设置。一个指挥。骑捷。原为雍州强人指挥，咸平三年改名。分营瀛州、莫州。四个指挥。武骑指挥十一。京师、雍丘各一个，尉氏三个，陈留、考城、咸平、郑州各一个，西京两个。以下直到有马雄略共十二军。《三朝志》没有记载。骁骑指挥一个，在太原。无敌。河北沿边的厢兵，庆历二年升为禁军。总共六个指挥：定州、北平各两个，安肃、广信各一个。忠锐。广信厢兵中有马匹者，庆历二年升为禁军。一个指挥。威边。各州厢兵中，只有保州的训练战斗射箭，隶属巡检司。庆历初年升为禁军。两个指挥：定州、保州各一个。飞骑。麟州厢兵，庆历初年升为禁军。两个指挥。威远。府州厢兵，原为胡人骑兵中的精锐，庆历初年升为禁军。两个指挥。克戎。并州厢军中有马匹者，康定年间升为禁军。一个指挥。有马安塞。庆州厢军，庆历年间升为禁军。一个指挥。蕃落。陕西沿边厢兵中有马匹者，天禧以后升为禁军，最边远的城寨都设置。到庆历年间，共八十三个指挥：环州五个，延州、庆州各四个，秦州连同外砦十七个，原州、渭州连同外砦各十二个，德顺军连同外砦十二个，凤翔、泾州连同外砦、仪州、保安各两个，陇外一个。并州骑射。各道厢军中，只有并州路有马匹、准备服役，庆历五年升为禁军。一个指挥。有马雄略。至和二年设置，三个指挥：广州、桂州、邕州各一个。步军。神卫。晋代称奉国军，后周改称虎捷。建隆二年，选拔各州招募的禁军补充。乾德三年，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斌请求把伪署感化、耀武等军中平定盗贼有功的人编入禁军，诏令合并为虎捷。太平兴国二年改为现在的名称。旧有水虎翼，即军中训练水战的人；这一年改为神卫水军，又从剩员中选取能够服役出征的人设置拣中神卫。大中祥符以后，剩员又有带甲、看仓草场、看船等名目，共四等，都选本军年长者补充。宋初有四十六个指挥，仁宗以后只剩三十一个。都在京师。步武。原从乡军中选取，充任神勇、宣武军；雍熙三年，选取其中次等人员设置。庆历年间，增加六个指挥。在陈州。虎翼。宋初称雄武弩手。太平兴国二年，选取强壮勇敢者组成上铁林，次等者组成下铁林。雍熙四年改为左、右厢，各三军。咸平五年，将威虎军调来隶属。景德三年，选取效顺军士兵补充缺额。大中祥符五年，选取本军善于水战者组成上虎翼，共六个指挥；六年又选取江、淮熟悉水战的士卒，在金明池考察试验水战船桨，设置虎翼军。江、浙、淮南各州也依照此例选置。大中祥符七年，改为虎翼水军。原有七十五个指挥，庆历年间增加二十一个，共九十六个：京师九十个，另有水军一个，襄邑、东明、单州各一个，长葛一个。奉节。乾德三年平定蜀地，得到蜀军，设置为奉议，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景德三年，又选取设置上奉节。五个指挥，都在京师。武卫。太平兴国年间，招募河北各州士兵设置。原有十六个指挥，庆历年间，河北增设到六十七个指挥。南京、真定、淄州各四个，北京、澶州、相州、邢州、怀州、赵州、棣州、洺州、德州、祁州、通利、乾宁、广济各一个，青州五个，郓州、徐州、兖州、曹州、濮州、沂州、济州、单州、莱州、潍州、登州、淮阳、瀛州、博州各两个，齐州、密州、沧州各三个。雄武，以及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共三十四个指挥。京师十三个，太原、尉氏、南京、郑州、汝州、宁陵各两个，咸平、东明、雍丘、襄邑、许州、曹州、广济、谷熟、长葛各一个。川效忠。太平兴国三年，选取各州厢兵中归附京师的人设置。淳化四年，又选取川峡威棹、克宁兵中押送到京师的人，设置为川效忠。景德元年，以德清厢军及威远兵增补。原有二十八个指挥，后来减少到七个：南京六个，宁陵一个。效顺。宋初征讨潞州时，以投降士兵设置。一个指挥，在襄邑。雄胜。开宝年间，以剩员设置。太平兴国年间，选入上铁林，其余仍照旧。另有雄胜剩员。三个指挥：峡州、冀州、济州各一个。拣中雄勇。开宝年间设置，从常宁雄勇、效顺等军的剩员中选取强壮者组成拣中。大中祥符二年，又选归远军设置为新立军。原有四个指挥，后来减少为一个，在襄邑。

译怀勇。开宝四年，选取在京师的蜀兵设置。三个指挥：雍丘两个，陈州一个。威宁。淳化年间，将押送到京师的西川盗贼首领五小波所胁从的士兵设置。咸平元年，又以散员直增补。一个指挥，在许州。飞虎。原为虎翼、广武军中屯驻西川且没有家属的士兵，太平兴国年间调回京师。三个指挥：陈留两个，咸平一个。怀顺。原为淮南士兵，旧称怀德，建隆二年改名。一个指挥，在霸州。归圣。开宝七年，以李从善统领的军队及水军设置。八年平定江南后，又以投降士兵增补。一个指挥，在雍丘。顺圣。太平兴国年间，将押送到京师的两浙士兵设置。一个指挥，在巩县。怀恩。乾德三年平定蜀地，得到蜀军后设置。三个指挥：荆南两个，鄂州一个。拣中怀爱。原为蜀兵，与怀恩军同时设置，又从中选拔精锐组成拣中。淳化四年，又选取川峡威棹、克宁兵中的次等人员设置为牵船军，以供河运漕运之役。原有三个指挥，后来减少为一个，在宁陵。勇捷。太平兴国四年征讨太原时设置，分为左、右厢；以各州库兵补充左厢，以广济、开山兵补充右厢。共二十六个指挥：襄邑、北京、澶州、陈州、寿州、汝州、曹州、宿州各两个，咸平、西京、南京、亳州、宁州、洪州、河阴、巩县、长葛、韦城各一个。威武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征讨太原后设立，分为左、右两厢，用江南归化兵补充左厢，用两浙顺化兵补充右厢。大中祥符五年，又设立下威武军。共辖十三指挥：西京、河阳、郑、郓、澶、滑、濮、通利、巩、河阴、永城各一指挥，曹州二指挥。静戎弩手选取江南归化兵以及各州厢兵中强壮的人设立。共四指挥：河阳、澶、卫、通利各一。平塞弩手原是两浙顺化军，挑选其中强壮者设为弩手；又把江、浙地区拖欠官物而隶属于窑务服徒役的人，选出合格者编为平塞。共四指挥：咸平、亳、河阳、白波各一。新立弩手原是劲勇兵，太平兴国年间选取其中善于使用弩的人设立。共一指挥，驻广济。忠勇军于咸平五年设立，选用易州士兵中能够擒获盗贼的人。共一指挥，驻成都。宁远军于大中祥符六年设立，选取西川克宁、威棹两军的士兵。原有五指挥，皇祐、至和年间增设为八指挥。戎州三指挥，遂、梓、嘉、雅、江安各一指挥。忠节军于太平兴国三年设立，选取各州厢军中强壮的人。淳化四年，又选取川峡威棹、克宁两军设为川忠节军。原有二十四指挥，后来增加教阅忠节军，总数为六十指挥：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许、江宁、扬、庐、宿、寿、楚、真、泗、泰、滁、岳、澧、池、歙、信、太平、饶、宣、洪、虔、吉、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神威军于咸平三年设立，选取京师各司库务的士兵。上下两等共十三指挥：陈留三，许、巩各二，雍丘、考城、咸平、河阳、广济、白波各一。归远军于雍熙三年设立，王师北征攻取飞狐、灵丘后，收用当地投降的士兵；咸平二年，又选取各州杂犯军士增加编制。原有三指挥，天圣年间增设为十六指挥：陈、许、亳、寿、宿、邓、襄、鼎各一，荆南、澧、潭、洪各二。雄略军于咸平六年设立，选取各州厢兵以及香药递铺的士兵。原有十五指挥，皇祐五年增设为二十五指挥：荆南五，潭四，鼎、澧、广、辰、桂各二，许、全、邵、容各一。威猛军于咸平三年设立，选取各州厢兵及招募来的士兵。上下两等共十指挥：襄邑四，咸平、许、长葛各二。神锐军于咸平六年设立，选拔简练河东士兵。大中祥符五年，以本军和神虎军中年长者编为带甲剩员。共二十六指挥：太原六，潞、晋各三，泽、汾、隰、平定各二，代、绛、忻、辽、邢、威胜各一。神虎军于咸平五年设立，选取陕西各州的兵马。咸平六年，又选拔简练河东各州的士兵，并由西路河东士兵补充。共二十六指挥：永兴六，凤翔、河中、忻、晋、威胜各二，太原、秦、延、鄜、华各一，潞州三。保捷军于咸平四年奉诏从陕西沿边选取乡丁、保毅升充。原有四十五指挥，庆历年间挑选乡弓手增设，总数一百三十五指挥：永兴十二，同九，秦八，河中、汾、泾各七，渭、宁、耀各六，凤翔、延、仪、华、陇、解、乾各五，陕、原、鄜各四，成三，庆、凤、坊、晋、镇戎各二，环、丹、商、虢、阶、庆成、德顺各一。振武军原有四十指挥，庆历以后，河北增设为四十二指挥，陕西增设为三十九指挥，总数八十一指挥：北京、澶、相、怀、卫、霸、莫、祁、棣、赵、滨、洺、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各一，真定、定、瀛、保、恩、邢、深、博、永静、乾、宁陵、泾各二，延六，邠、陇各七，鄜、宁各五，磁四，沧、原各三。桥道军于太平兴国三年设立，选取各州厢兵中次等的人。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军设为川桥道军。总共十八指挥：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郓、巩、河阴、白波、宁陵各一。清塞军于太平兴国初年设立，分左、右两厢。原有二十三指挥，嘉祐年间合并为十三指挥：曹二，郑、郓、滑、通利、巩、河阴、白波、汜水、长葛各一。招收军于端拱年间收编通州大沙洲的盗贼设立，缺额时便用江、浙招募来的海盗补充。又收编端拱年间逃亡后归来的士兵，赦免他们的罪过，编为德寿军，后来改为现名，隶属保州巡检司。庆历初年升为禁军，共十七指挥：保州四，霸州、信安各三，定州、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

译壮勇军原本挑选招降、捕获的群盗以及发配到京城附近服徒役的人设立；咸平三年，又选取各类杂犯军士增加编制。至道三年，江、浙发运使杨允恭擒获海盗送到朝廷，补充入军，不久即废止。原有三指挥，庆历年间增设为七指挥：耀、解、滑各二，许一。宣效军于咸平三年设立，选取六军、窑务、军营务、天驷监效役、店宅务人员及州兵。景德元年，又挑选本军中有才干勇力的人编为拣中宣效。原有五指挥，后来减为二指挥，驻京师。来化军于雍熙年间以飞狐、灵丘归附的人设立，又以朔州内附的牵摆兵设立，后来废止。原有三指挥，后来减为二指挥，驻宁陵。归恩军于雍熙年间以平塞军攻陷边地后，被刺面并遣返回乡的百姓设立；有家属的分隶左厢，没有家属的分隶右厢。共二指挥，驻亳州。顺化军于太平兴国三年以两浙兵中的次等士兵设立。共二指挥：河阳、郓各一。左右清卫军于大中祥符八年设立，承担各宫观的洒扫事务。共二指挥。此军以下直到强壮军员，共八军，天圣以后不再存在。川员僚直原是西蜀盗贼全师雄所任命的将领，乾德年间设立。造船务于乾德初年平定荆湖后，选取当地军队中善于修造船只的人设立。归明羽林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征讨幽州时，收编当地士兵设立。新立清河军，原先设置沿河铺兵以防备河流决口，后来经过挑选阅试而设立。共二指挥。保宁军于大中祥符元年由马步军都虞候王超请求设立，收编曾经患病但参加过战阵的士兵。新立归化军于开宝七年以江南李从善所统领的部曲水军设立；开宝八年平定江南后，又用投降的士兵增加编制。共一指挥。强壮军员于咸平六年设置，共一指挥。澄海弩手于庆历二年设置，隶属海州都巡检司。共二指挥，驻登州。此军以下直到武严，共十三军。捉生军由延州厢兵组成，天圣五年升为禁军，共二指挥。清边弩手于宝元初年选取陕西、河东厢军中强健的人设置，并以弩手为名。共四十三指挥：太原九，秦五，泾四，河中、陇各三，永兴、代、潞、晋各二，庆、环、滑、同、坊、镇戎、慈、丹、隰、汾、宪各一。制胜军由陕西厢兵组成，庆历年间升为禁军。共九指挥：永兴、华各二，凤翔、耀、同、解、乾各一。定功军由陕西厢军组成，庆历四年升为禁军并增加编制，共十指挥：永兴、秦、庆、原、渭、泾、仪、鄜、延、镇戎各一。清涧军于庆历初年招募当地精悍之人充任，因当地地名而得名。共二指挥。建威军由秦州厢兵组成，庆历八年升为禁军。共一指挥。效勇军于景祐年间招募川峡流民增设，共二十七指挥：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合流各二，咸平、郑、亳、卫、许、单、澶、磁、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宣毅军于庆历年间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招募健勇，或选取厢军编成。共二百八十八指挥，至治平年间辖一百七十四指挥。京东路：南京、郓、徐、曹、齐各二，青、兖、密、濮、沂、单、济、淄、莱、潍、登、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许、河阳、陈、襄、郑、颍、蔡、汝、随、信阳各一，邓二；河北路：真定、德、棣、博、邢、祁、恩、磁、深、定、滨、通利、永静、乾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各六，晋四，泽、绛、石、代各三，潞、岚、忻、辽、威胜、平定各二，慈、隰、宁化各一；淮南路：扬、亳各二，庐、宿、寿、楚、真、泗、蕲海、舒、泰、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洪、虔、吉、抚、袁、筠、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二，越、苏、明、湖、婺、润、温、衢、常、秀、处各一。荆湖路：潭、全、鼎各三，荆南、邵、衡、永、郴、道、安、鄂、岳、澧、复、峡、归、辰、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建二，泉、南剑、漳、汀、邵武、兴化各一。宣毅床子弩炮手于庆历年间设置。共一指挥，驻岢岚。建安军由府州厢兵组成，庆历二年升为禁军。共二指挥：府、岚各一。威果军于嘉祐四年设置，共二十五指挥：荆南、江宁、杭、扬、庐、潭各三，洪、越、福各二，虔一。武严军共一指挥，驻京师。御前忠佐军头司设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其所辖散员中，有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十将。马军、步军自指挥使以下，制度都同殿前司。御前忠佐散员原是许州员僚中的剩员，淳化年间设置为军头司散员一班。五代以来，军校立功而没有资格入仕署的人，只让他们与其他军校一同用膳，称为健饭都指挥使，后来只有受到谴责的人居于此职。大中祥符二年改称散指挥使，共一班。马直于雍熙四年设置，共一指挥。步直于端拱元年设置，共一指挥。备军一千九百六十人。皇城司亲从官于太平兴国四年从亲事官中选取有才干勇力的人充任，供各殿洒扫以及查验、巡察之用。共三指挥。入内院子于天圣元年从亲事官中挑选年长者充任。天圣九年，选取六十岁以上的辇官充任。治平二年，诏令定额为五百人。骐骥院骑御马直于太平兴国二年设置，分为左、右两番。太平兴国八年分为二直，后来增加到八直。左右教骏原名左右备征，建隆二年改为现名。共四指挥。《志》第一百四十一：兵二（禁军下）。熙宁以后所实行的制度。骑军。殿前指挥使左右两班，共二班。内殿直左右两班，共四班。散员左右两班，共四班。散指挥左右两班，共四班。散都头左右两班，共二班。散祗候左右两班，共二班。

译金枪班左右两班，共二班。元祐二年六月，密院说：“元丰七年，承旨司传达密院的旨意：殿前指挥使左右两班的枪手，各以五分之一作为定额，其余全部改充弓箭手。详细考察，这是因为先前在京马军完全裁撤了枪手，各班枪手缺额又无人挑选补充，所以才有这道宣旨。近来因殿前马步军司奏报，各在京马军重新设置一分枪手，各班枪手都照旧训练。”诏令说：“元丰七年的宣旨，不再施行。” 东西班以及弩手、龙旗直、招箭，共十一班。南宋中兴以后，东班共五班，西班共三班。散直左右共四班。熙宁九年，将南散直合并隶属北散直。中兴以后，称为招箭班散直。外殿直一班。熙宁五年废除。银枪班左右两班，共二班。中兴时设置。茶酒旧班，中兴时设置。茶酒新班，中兴时设置。钧容直，国初设一班。中兴时沿用，后来废除。以上是各班。捧日军连同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共三十五指挥：京师三十三，雍丘、郑各一。熙宁五年，捧日军三十三指挥合并为二十二指挥，弩手废除并隶属左射，余下二十九指挥。元丰元年十月，将左射隶属天武。元丰二年，废除左射、钅屈直。八月，废除第五军，雍丘第二、南京第一改为新立骁捷。九月，诏令不要改动，只是有缺额不再补充，等到人数逐渐减少后再合并。归明渤海军二指挥，驻京师。元丰元年，拨出一指挥补入拱圣军，其余拨归骁骑右第四军。拱圣军二十一指挥，驻京师。熙宁六年合并为十六指挥，废除左射。中兴以后，设副指挥一员。吐浑军五指挥。治平年间合并为二指挥，熙宁二年合并为一指挥，元丰元年废除。中兴以后，隶属步军。骁骑军二十二指挥，驻京师。熙宁六年合并为十四指挥，废除弩手和上骁骑。元丰元年，将在京骁骑左第一军拨归神勇军。骁胜军十指挥。熙宁三年废除。宁朔军十指挥：京师、尉氏各三，雍丘、滑、河阳、河阴各一。熙宁二年合并为七指挥。元丰元年，在京第二、第三军合并拨归第一军。龙猛军八指挥。熙宁三年合并为六指挥。飞猛军一指挥。熙宁二年废除。契丹直三指挥：咸平、棣昌、寿州各二。熙宁九年废除。神骑军十八指挥：雍丘十三，咸平五。熙宁二年合并为十指挥。中兴以后，设副指挥一员。步斗军六指挥：尉氏、太康各一，蔡州四。元丰元年，尉氏、太康各一指挥以及蔡州二指挥，都拨归步军司虎翼军。十一月，蔡州二指挥改为新立骁捷军，其中第二指挥充作擒戎军第四指挥；其余四指挥中，尉氏三指挥、太康四指挥充作擒戎军第五指挥；太康一指挥于元丰元年合并尉氏第三指挥，隶属第一指挥；太康第二指挥改为骁雄军。元丰二年，尉氏一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吐浑直三指挥：太原二，潞州一。熙宁六年废除潞州一指挥；次年废除太原二指挥。元丰二年，太原、潞州各有一指挥，均有缺额不再补充。中兴时隶属步军。安庆直四指挥：太原一，潞州三。熙宁六年全部废除。三部落一指挥，驻太原。熙宁三年废除。清朔军四指挥：西京二，颍昌、汝州各一。擒戎军五指挥：西京、颍昌各二，汝州一。元丰元年，蔡州设置二指挥。骁雄军原有六指挥，治平四年合并为四指挥：咸平、陈州各二。熙宁初年，将骁猛军第四指挥改充其中一指挥。元丰六年，咸平、尉氏各有一指挥，缺额不再补充。其马军行司新编的军队名目如下：选锋军，中兴时设置。神策选锋军、左翼军、右翼军、摧锋军、游奕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护圣马步军，均为中兴以后设置。（原文仅有句号。） 步军。御龙直左右各二指挥。御龙骨朵子直左右各二指挥。御龙弓箭直五指挥。御龙弩直五指挥。中兴时，分为左右两班。天武军连同宽衣、钅屈直、左射，共三十四指挥：京师三十三，咸平一。熙宁二年，将三十三指挥合并为二十三指挥。九年，废除左射。元丰元年，将陈留第七军第一指挥隶属咸平第五军第一指挥。十月，废除宽衣天武。元丰二年，废除第五军，咸平第一改为雄武弩手。九月，诏令不要改动，只是有缺额不再补充。四年，废除钅屈直。绍圣元年十一月，引进副使宋球说：“自从设立殿前司以来，有宽衣天武一指挥充任皇帝出行时禁卫队的围子，平时守把宫内各门。熙宁年间废除合并后，禁围只派天武军，皇城各门更不派人。请恢复设置宽衣一指挥；如果不愿增置，请将天武本军内的一指挥改为宽衣天武。”诏令说：“禁围子需要使用天武军士兵，今后命殿前司选定年满四十岁、有操行且无过犯、不是新招募挑选来的人充任，遇到缺额再选补。” 神勇军连同上神勇军共二十一指挥，驻京师。熙宁六年合并为十四指挥，废除上神勇军。孝宗初年改称护圣军。广勇军四十三指挥，每十指挥为一军：京师五，陈留二十二，咸平、东明、太康、胙城、南京各二，襄邑、阳武、郓各一，滑州三。熙宁九年，在京师增设一指挥。元祐二年八月，诏令在京师设置左第三军第一指挥、右第三军第一指挥。神射军五指挥：陈留三，雍丘二。熙宁三年废除。龙骑军二十指挥，分为三军：京师四，尉氏、雍丘、咸平、郑各二，南京、陈、蔡、河阳、棣、单、宿、白波各一。熙宁二年合并为十三指挥。同年，在京师第七指挥隶属第九指挥。雄勇军八指挥：咸平三，郓二，颍昌、郑、滑各一。元丰元年，将咸平第二、第三指挥并入第一指挥，将郓州第五指挥隶属第四指挥，改名雄威，并管辖城第七指挥、白马第八指挥；颍昌一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元丰二年，咸平一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宣威军上下二指挥：咸平、襄邑各一。熙宁三年，将咸平一指挥隶属广捷军，将襄邑一指挥隶属威猛军；熙宁四年废除。广捷军五十六指挥：陈留八，咸平六，雍丘四，襄邑、尉氏、颍昌各三，太康、扶沟、南京、亳、河阳、颍、宁陵各二，陈州五，郑、滑、曹、邓、蔡、广济、谷熟、永城、襄城、莱各一。熙宁三年，亳州一指挥合并入广勇军，永城县一指挥合并隶属亳州。元丰元年，将管城县第四十指挥隶属本县雄勇第七指挥，将白马县第二十五指挥隶属本县雄勇第八指挥。

译广德军连同拣中广德军共十指挥：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巩、白波各一，西京三。治平四年，将十四指挥合并为八指挥。熙宁六年废除拣中广德军，尉氏拣中广德第一、阳武第二改为广德军。雄威军十指挥：考城、襄邑、陈留各一，南京四，陈州三。治平四年，将十指挥、三指挥合并为十指挥。元丰元年，将南京第八指挥分隶第三、第四、第七指挥。元丰二年，襄邑二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胜捷、威胜、威捷三军于建炎初年设置，隶属殿前司。全捷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从胜捷军以下共九军，都是中兴以后设置的。侍卫司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也如此。马步军都虞候以上的职位如果全部缺员，就由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等兼领其职务。马步军设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左右厢各设都指挥使；每军设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其余制度同殿前司。其所统辖骑、步军的编制如下。骑军。员僚直左右共四指挥：京师二，恩、冀各一。熙宁二年，将左直合并为一；如果人数少，就拨归同军并予以裁省。熙宁五年，恩州、冀州左右直有缺额不再补充。熙宁六年，拨归龙卫军。元丰三年废除。龙卫军连同钅屈直、左射、带甲剩员共四十四指挥：京师三十八，雍丘、尉氏、河阳以及拣中各一，澶州二。熙宁元年，将澶州右第四军第四指挥隶属第三指挥，合并为一。九年，陈留将带甲剩员二指挥合并为一。熙宁元年，澶州、河阳、尉氏的就粮四指挥分别隶属其他指挥。六年，将三十九指挥合并为二十指挥。八年，设置带甲剩员二指挥。十年，废除亳州一指挥。元丰元年，陈留带甲剩员有缺额不再补充。二年五月，废除钅屈直、左射；八月，废除第十军；十月，将南京第十军第一指挥改为新立骁捷左三。六年，废除带甲剩员。中兴以后有二十指挥。忠猛军一指挥，驻定州。熙宁五年废除。散员一指挥，驻定州。熙宁五年废除。骁捷军二十六指挥：尉氏新立及拣中各一，恩州十四，冀州十。熙宁元年废除带甲剩员；三年废除拣中。五年，将瀛州三指挥拨归本州云翼军，冀州十指挥、恩州十四指挥各合并为五指挥，莫州二指挥合并为一指挥。十年，将冀、恩两地骁捷各五指挥分别合并为四指挥。元丰元年，太康设置新立骁捷一指挥。云骑军十五指挥：京师十一，陈留、南京各一，巩县二。熙宁二年将十五指挥合并为十指挥；三年，将第一至第十二指挥合并为七指挥；七月，将第八指挥拨归第一、第二指挥。八年，设置带甲剩员一指挥。元丰二年有缺额，选云捷第二军补充。十月，将雍丘带甲剩员第一指挥改为横塞第十指挥。中兴以后有七指挥。武骑军二十一指挥：京师、雍丘各六，尉氏三，陈留、考城、咸平、郑各一，西京二。熙宁元年，将咸平带甲剩员改为剩员。二年，将二十指挥合并为十五指挥。八年，设置带甲剩员一指挥。九年，将雍丘带甲剩员一指挥隶属云骑带甲剩员，合并为一指挥；十二月，在京四指挥合并为三指挥，尉氏二指挥合并为一指挥，考城一指挥分隶雍丘宁朔，在京二指挥合并为一指挥。十年废除带甲剩员。元丰元年，将带甲剩员亳州第一指挥并入。中兴以后有三指挥。骁锐军四指挥：莫州三，冀州一。熙宁五年，莫州三指挥合并为二指挥；冀州第三指挥空缺，以现存人员补入捷军。六年七月，莫州第一、第二指挥和冀州第三指挥都改为骁捷军，当月即废除。归明神武马军一指挥，驻尉氏。熙宁六年改名为新立骁捷，七月废除。飞捷四指挥，驻雍丘。熙宁二年合并为二指挥，元丰元年废除。骁武左右共二十指挥：北京七，真定三，定州六，相州、怀州、洛州、邢州各一。熙宁元年，废除带甲剩员制度。二年，北京七指挥合并为五指挥。五年，真定府三指挥合并为二，定州六指挥合并为四，邢州、云翼各有一指挥因人数少而合并为一。十北京五并为四，定州四因人数少而合并为三。元丰七年，把忠猛军一指挥分编入骁武第七、第八、第九指挥。广锐总共四十四指挥：太原、代州、并州各三，汾州五，石州、岚州、岢岚各二，晋州、潞州、慈州、绛州、泽州、隰州、宪州、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泾州、原州、鄜州各二，秦州、渭州、环州、邠州、宁州各一。元丰二年，忻州、岚州各一指挥，缺额不再补充。三年，泾州二指挥以下缺额，以一指挥补充上一指挥的缺额。五年，设置兰州二指挥。南宋中兴时为二十三指挥。云翼分为左右两厢：左厢三十四指挥，右厢二十二指挥，共五十六指挥。真定、雄州、瀛州、深州、赵州、永宁各三，定州、冀州各六，保州五，沧州、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二，莫州、邢州、霸州各一，广信、安肃各四。熙宁五年，沧州二指挥合并为一，冀州六指挥合并为三，真定府三指挥合并为一，赵州三指挥合并为二，定州六指挥合并为四，顺安军二指挥合并为一，永宁军三指挥合并为二，北平军二指挥因缺额合并为一，安肃军第一指挥分隶第三指挥，深州三指挥合并为二，保州一指挥分隶其他军。十年，莫州第十三指挥分隶骁捷，真定府第八指挥分隶骁武，定州四指挥因缺额合并为三，安肃军三指挥因缺额合并为二，广信军四指挥合并为三。元祐元年，桂州二指挥仍未废除。南宋中兴时为三十三指挥。有马劲勇七指挥：太原二，代州、岚州各一，磁州三。熙宁五年，磁州三指挥合并为一。南宋中兴时为五指挥。骑捷五指挥：瀛州三，莫州二。熙宁六年废除。厅子七指挥：定州二，相州五。熙宁五年，相州厅子五指挥合并为三，定州厅子马军二指挥合并为一。六年，相州厅子三指挥合并改为厅子马军。十年，相州厅子马军第三指挥分隶骁武厅子马军。南宋中兴时为四指挥。骁骏一指挥，驻太原。熙宁六年废除。无敌六指挥：定州、北平各二，安肃、广信各一。熙宁五年，北平二指挥因人数少合并为一，拨隶云翼第三指挥；广信军一指挥拨隶云翼。忠锐一指挥，驻广信。熙宁五年废除。

译威边二指挥：定州、保州各一。熙宁五年废除。克胜二指挥，驻潞州。飞骑二指挥，驻麟州。威远二指挥，驻府州。克戎二指挥，驻并州。清塞一指挥，驻延安。熙宁五年废除。武清一指挥，驻晋州。熙宁六年废除。万捷七指挥：相州、翼州、赵州各二，沧州一。熙宁五年，冀州二指挥合并为一，隶属云翼；相州二指挥因人数少合并为一。南宋中兴时为七指挥。云捷十二指挥：尉氏、咸平、西京、北京、澶州各二，汝州、怀州各一。横塞七指挥：雍丘、咸平、考城、襄邑、宁陵各一，卫州二。有马安塞一指挥。熙宁五年废除。蕃落八十三指挥：环州五，延州、庆州各四，秦州连同外砦十七，原州、渭州连同外砦各十二，德顺军连同外砦七，镇戎军连同外砦十二，凤翔、泾州连同外砦、仪州、保安各二，陇州一。熙宁三年，外砦九指挥合并为七。八月，泾原路把因新砦减少的蕃落隶属于本州蕃落，定额为三万二千人。五年，陇州增置招马军蕃落一指挥。九年，陕西土蕃落中，渭州八指挥合并为六，原州、秦州各五指挥合并为四。元丰四年，环州下属蕃落中尚未编定指挥的，改为禁军。五年六月，葭芦砦主请求设置一指挥。绍圣四年，下诏：陕西各路增置马军十指挥，每指挥额定五百人，在永兴、河中、凤翔、同州、华州各置二指挥。元符元年，下诏：泾原路新筑西安州，设置马军一指挥；天都、临羌砦各设置马军一指挥。六月，下诏永兴军等路新设十指挥。二年，定边城增置马军二指挥，乌龙川、北岭新砦各设置马军一指挥。崇宁五年，新筑安边城，设置马军一指挥。并州骑射一指挥。熙宁六年，太原骑射第一指挥改名为克戎。元丰七年，成都府设置马军骑射一指挥。南宋中兴以后不再设置。有马雄略三指挥：广州、桂州、邕州各一。熙宁三年，广州、桂州、邕州的有马雄略出现缺额，不再补充。十年，将邕州驻营两指挥的缺额移补桂州，仍按旧制设置。绍圣元年，沅州增置有马一指挥。元符元年正月，下诏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一指挥。南宋中兴时为二指挥。崇捷。崇宁三年，下诏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开封府界创置马军、步军，共五万人，编为一百零七指挥。其中马军三十五指挥，步军七十二指挥，合计三万六千人。马军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崇锐”一项，见崇宁三年条。以上两军，在中兴以后便不再有了。清涧骑射二指挥。员僚剩员：由因犯罪而被贬降的官员充任，设置此名。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以上七军，都是南宋中兴以后设置的。步军。神卫及水军总共三十一指挥，驻京师。熙宁二年，三十一指挥合并为三十。三年，废除水军。元丰二年，废除第九、第十指挥，南京第一指挥改为雄武弩手。南宋中兴时为四十六指挥。虎翼九十六指挥：京师九十，水军一，襄邑、东明、单州各一，长葛二。熙宁二年，除水军一指挥外，将九十五指挥合并为六十。六年，废除上虎翼。元丰四年，下诏将殿前虎翼右一第四指挥改编为李宪亲兵。奉节及上奉节共五指挥，驻京师。熙宁二年，设殿上奉节。九月，上奉节两指挥隶属虎翼。六年十月，废除奉节。步武六指挥，驻陈州。武卫七十一指挥：南京、真定、定州、淄州各四，北京、澶州、相州、邢州、怀州、赵州、棣州、洺州、德州、祁州、通利、乾宁、广济各一，青州五，郓州、徐州、兖州、曹州、濮州、沂州、济州、单州、莱州、潍州、登州、淮阳、瀛州、博州各二，齐州、密州、沧州各三。熙宁四年，神宗对文彦博等说：‘京东武卫军一向号称精锐能干，并不比陕西军差。’文彦博说：‘京东人沉着勇悍，这也是他们的本性。’五年，沧州三指挥合并为二，真定府各四指挥分别合并为三，赵州、振武各一指挥合并为一。六年，下诏岷州设置一指挥。元丰三年，河州武卫二指挥合并为一。雄武，以及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共三十四指挥。京师十三，太原、尉氏、南京、郑州、汝州、宁陵各二，咸平、东明、雍丘、襄邑、颍昌、曹州、广济、谷熟、长葛各一。熙宁五年，废除拣中雄武。闰七月，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各五指挥合并为二。六年，废除雄武。南宋中兴以后，加上‘平海’二字。飞虎三指挥：陈留二，咸平一。熙宁三年废除。神锐二十六指挥：太原六，潞州、晋州各三，泽州、汾州、隰州、平定各二，代州、绛州、沂州、辽州、邢州、威胜各一。元丰二年，潞州三指挥出现缺额，不再补充。振武八十一指挥：北京、澶州、相州、卫州、霸州、莫州、祁州、棣州、赵州、滨州、洺州、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州各一；真定、瀛州、保州、恩州、邢州、深州、博州、永宁、乾宁、庆州、泾州各二；延州六，邠州、陇州各七，鄜州、宁州各五，磁州四，沧州、原州各三。熙宁五年，瀛州二指挥合并为一，沧州三指挥合并为二，真定府二指挥合并为一，邢州二指挥中一指挥分隶武卫、神锐、镇武，磁州四指挥合并为三。元丰三年，鄜州四指挥合并为三，邠州五指挥以一指挥补充原有四指挥的缺额，陇州四指挥合并为三。元祐七年，下诏恢复设置沧州第六十七、六十八指挥。来化一指挥，驻宁陵。熙宁七年废除。新立弩手二指挥，驻广济。熙宁六年，定陶县第二军改为雄武队弩手。怀勇三指挥：雍丘二，陈州一。熙宁三年废除。威宁一指挥，驻颍昌。熙宁二年废除。威猛上下共十指挥：襄邑四，咸平、颍昌、长葛各二。熙宁三年，宣威军并入。雄胜三指挥：陕州、冀州、济州各一。熙宁四年，将陕府雄胜一指挥分隶其他军。南宋中兴时为四指挥。归恩左右二指挥，驻亳州。熙宁三年，左第一指挥与右第一指挥合并。六年，第一指挥改名为雄胜。澄海弩手二指挥，驻登州。熙宁八年，广西经略司选调澄海弩手赴桂州，改以新澄海为名。南宋中兴时，加上‘水军’二字。

译神虎二十六指挥：永兴六，凤翔、河中、忻州、隰州、晋州、威胜各二，太原、秦州、延州、鄜州、华州各一，潞州三。熙宁九年，秦州一指挥出现缺额，不再补充。保捷一百三十五指挥：永兴十二，同州九，秦州八，河中、邠州、泾州各七，滑州、宁州、耀州各六，凤翔、延州、仪州、华州、陇州、解州、乾州各五，陕州、原州、鄜州各四，成州三，庆州、凤州、坊州、晋州、镇戎各二，环州、丹州、商州、虢州、阶州、庆成、德顺各一。熙宁五年，凤翔府增置三指挥。六年，又增置一指挥。元丰三年，同州七指挥合并为六，永兴军九指挥合并为八。五年，兰州设置步军二指挥。绍圣四年，兰州金城关设置步军四指挥。元符元年，新筑西安州，设置步军一指挥，天都、临羌砦各设置步军一指挥；又下诏在河北路大名府所属二十二州军共同新设马军、步军，步军二十九指挥均以保捷为名。二年，定边城设置步军一指挥。崇宁五年，安边城设置步军一指挥。南宋中兴以后，增置一指挥。捉生二指挥，驻延州。绍圣三年，环州、庆州各设置一指挥。清边弩手四十三指挥：太原九，秦州五，泾州四，河中、陇州各三，永兴、代州、潞州、晋州各二，庆州、渭州、环州、同州、坊州、镇戎、慈州、丹州、隰州、汾州、宪州各一。熙宁六年，凤翔四指挥合并为三。八年，吉阳军与宣毅一指挥合并，改隶清边弩手。九年，秦州四指挥合并为三。元丰三年，把河中清边弩手将兵一指挥分隶本府保捷、清边弩手。制胜九指挥：永兴、华州各二，凤翔、耀州、同州、乾州、解州各一。将华州一指挥拨隶本州保捷、制胜，把奉天一指挥用来补充其县保捷的缺额。南宋中兴以后增置一指挥。定功十指挥：永兴、秦州、庆州、原州、渭州、泾州、仪州、鄜州、延州、镇戎各一。青涧二指挥。南宋中兴以后隶属骑军。平海二指挥，驻登州。建威一指挥，驻秦州。熙宁三年废除。效忠二十七指挥：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州、合流各二，咸平、郑州、亳州、卫州、颍昌、单州、澶州、磁州、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熙宁九年，磁州、卫州各有一指挥因人数少与武卫合并为一。川效忠七指挥：南京六，宁陵一。熙宁二年，南京六指挥全部隶属上三指挥。三年十二月，南京三指挥合并为二。宣毅一百七十四指挥，隶属于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京东路：南京、郓州、徐州、曹州、齐州各二，青州、兖州、密州、濮州、沂州、单州、济州、淄州、莱州、潍州、登州、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州、颍昌、河阳、陈州、襄州、郑州、颍州、蔡州、汝州、随州、信阳各一，邓州二。河北路：真定、德州、棣州、博州、邢州、祁州、恩州、磁州、深州、定州、洺州、滨州、通利、永静、乾宁、永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州各六，晋州四，泽州、绛州、石州、代州各三，潞州、岚州、忻州、辽州、威胜、平定各二，慈州、隰州、宪州、宁化各一。淮南路：扬州、亳州各二，庐州、宿州、寿州、楚州、真州、泗州、蕲州、海州、舒州、泰州、濠州、和州、光州、黄州、通州、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江州、洪州、虔州、吉州、抚州、袁州、筠州、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州二，越州、苏州、明州、湖州、婺州、润州、温州、衢州、常州、处州、秀州各一。荆湖路：潭州、全州、鼎州各二，荆南、邵州、衡州、永州、郴州、道州、安州、鄂州、岳州、澧州、复州、峡州、归州、辰州、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二，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兴化各一。熙宁三年，宿州、扬州、庐州、寿州、楚州、真州、泗州、泰州各一指挥全部改隶教阅忠节。蕲州、海州、舒州、濠州、和州、光州、黄州、通州、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十二月，京东路三十三指挥合并为十三；荆湖南路道州、永州、衡州各一指挥和潭州二指挥拨隶威果，全州二指挥、邵州一指挥拨隶雄略；郴州、桂阳各一指挥不补足额数；荆南一指挥拨隶威果；鼎州二指挥以及澧州、岳州、安州、复州、鄂州各一指挥全部改为教阅忠节；荆门、汉阳、归州、峡州各一指挥不补足额数；江南东路江宁一指挥、江州一指挥和江南西路虔州一指挥分别拨隶威果、雄略；洪州、吉州、抚州、建昌各一指挥全部改为教阅忠节；筠州、袁州、南安各一指挥不补足额数；福建路福州一指挥隶属威果，建州二指挥合并为一并改名威果；两浙路杭州二指挥、越州、苏州、润州各一指挥全部改为威果；湖州、婺州、温州、衢州、常州、处州、秀州各一指挥不补足额数。熙宁五年，恩州一指挥以及乾宁、永静、真定、邢州、洺州、磁州、定州、祁州、深州、永宁各一指挥有缺额，不再补充。八年，吉乡军宣毅一指挥隶属清边弩手，潞州重新设置一指挥。九年，定州、邢州、深州、祁州、磁州、永宁、永静、乾宁各一指挥全部改为效忠。元丰元年，博州二指挥拨隶其他州军。宣毅床子弩炮手一指挥，驻岢岚。熙宁三年废除。建安二指挥：府州、岚州各一。威果二十五指挥：荆南、江宁、杭州、扬州、庐州、潭州各三，洪州、越州、福州各二，虔州一。宣和三年，严州增置一指挥。效顺一指挥，驻襄邑。熙宁六年改名为雄武。拣中雄勇一指挥，驻襄邑。怀顺一指挥，驻霸州。归圣一指挥，驻雍丘。熙宁六年改名为雄武。顺圣一指挥，驻巩县。南宋中兴以后不再设置。怀恩三指挥：荆南二，鄂州一。拣中怀爱一指挥，驻宁陵。熙宁六年废除。勇捷左右共二十六指挥：襄邑、北京、澶州、陈州、寿州、汝州、曹州、宿州各二，咸平、西京、南京、亳州、宁陵、虹县、河阴、巩县、长葛、韦城各一。熙宁三年，左十指挥并入左九，右十二指挥并入右二。元丰二年，唐州、汝州各设置土兵一指挥。威武上下共十三指挥：西京、河阳、郑州、郓州、澶州、滑州、濮州、通利、巩县、河阴、永城各一，曹州二。熙宁三年，废除下威武。九年，澶州一指挥隶属效忠、勇捷。静戎弩手四指挥：河阳、澶州、卫州、通利各一。熙宁七年废除。

译平塞，以及拣中平塞、新立平塞，共四指挥：咸平、亳州、河阴、白波各一。熙宁六年，废除平塞弩手以及新立、拣中平塞；亳州平塞弩手、白波新立平塞、咸平拣中平塞均改为下威武。忠勇三指挥，驻成都。宁远八指挥：戎州三，遂州、梓州、嘉州、雅州、江安各一。熙宁六年，泸州增置一指挥。忠节，以及川忠节、教阅忠节，共六十指挥：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州、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颍昌、江宁、扬州、庐州、宿州、寿州、楚州、真州、泗州、泰州、滁州、岳州、澧州、池州、歙州、信州、太平州、饶州、宣州、洪州、虔州、吉州、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熙宁三年，亳州第十四指挥并入勇捷，川忠节一指挥并入忠节。十二月，增置八指挥。五年，蔡州设置一指挥。神威上下共十三指挥：陈留三，颍昌、巩县各二，雍丘、考城、咸平、河阳、广济、白波各一。归远十六指挥：陈州、颍昌、亳州、寿州、宿州、邓州、襄州、鼎州各一，荆南、澧州、潭州、洪州各二。元丰五年，成州设置一指挥。雄略二十五指挥：荆南五，潭州四，鼎州、澧州各三，广州、辰州、桂州各二，许州、全州、邵州各一。熙宁三年，衡州增置一指挥，吉州增置三百人并设置部军雄略一指挥。崇宁三年，荆湖南路设置四指挥。招收十七指挥：保州四，霸州、信安各三，定州、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熙宁五年，霸州、信安各二指挥合并为一，定州二指挥合并为一，安肃一指挥、保州二指挥分隶振武、招收。八年，忻州以保甲替代，停止拣选充任下等禁军。壮勇七指挥：耀州、解州、滑州各二，颍昌一。桥道，以及川桥道，共十八指挥：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州、郓州、巩县、河阴、白波、宁陵各一。熙宁三年，郓州川桥道改名为桥道，隶属顺化。清塞十二指挥：曹州二，郑州、郓州、滑州、通利、巩县、河阴、白波、汜水各一，长葛二。崇武。崇宁三年，在京东西、河东北设置步军。崇威。崇宁三年，在京东西、河东北设置步军。敢勇。元祐七年，下诏河东、陕西路各帅府招募敢勇，以一百人为一额。宣和四年，下诏越州招募到敢勇三百人，拨充两浙提刑司捉杀差使。靖安。崇宁元年，下诏荆湖北路增置禁军五指挥，以靖安为名，隶属侍卫步军司。广固。崇宁三年，下诏增置广固兵四指挥，以备京城工役。政和五年，下诏四指挥各增置五百人入额，从今以后不再差遣客军。通济。政和六年，下诏增置通济兵士二千人，用来牵挽御前纲运。从崇武到这里的六军，南宋中兴以后不再设置。清卫。宣和七年，裁减清卫等军，命步军司调拨兵员补充相应军额。刀牌手。崇宁年间设置，驻广西桂州。劲勇、壮武、静江，以及劲勇以下三军，旧时隶属厢军。南宋中兴以后，隶属侍卫步军。振华：五百人为一军。安远、奉先、园四。武宁、威勇、忠果、雄节、必胜六。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以及振华以下十三军，都是南宋中兴以后设置的。御前忠佐将校，均与建隆以来的制度相同。散员班一班。马直指挥一指挥。步直指挥一指挥。熙宁四年，马直、步直二指挥一并废除，拨隶殿前司、步军司的虎翼；其中有马的，补入云骑。备军一千九百六十人。熙宁二年，裁减九百六十人。皇城司。亲从官四指挥。政和五年，创置第五指挥，额定七百人。亲事官三指挥。元丰五年增置一指挥，负责守卫奉景灵宫。政和五年，西京大内官一指挥，额定五百五十人；又增置内园司一指挥，额定五百一十人。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中兴以后为二百人。快行、长行，南宋中兴以后设置，一百人。司圊三人。曹司，南宋中兴时设置，三十人。将兵制度，是熙宁年间改革军制的结果。在此以前，太祖鉴于藩镇制度的弊端，分派禁军到边城戍守，建立轮换戍守法，使他们往来于道路之间，以熟悉辛劳、均衡劳逸。因此将领不能专擅其军，士兵也不至于骄纵懒惰。淳化、至道以来，执行得更加谨慎，虽然不再有难以控制的祸患，但轮换戍守交错进行，军队往来充斥道路。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只是使士兵不了解将领、将领不了解士兵，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不能依靠。神宗即位后，于是把各路兵马分编设置将领、副将，统一隶属禁军，使士兵了解自己的将领，将领训练自己的士兵；平时知道有训练整饬之事，却没有轮番戍守的劳苦，发生战事后才派遣他们，这样或许就不会成为无用之兵了。熙宁七年，开始下诏把开封府畿、京东西、京西、河北路的军队分置将领、副将。制度从河北开始：从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分布在河北四路；从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分布在府畿；从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分布在京东；从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分布在京西，共三十七将。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五路又另行设置将领：鄜延九将，泾原十一将，环庆八将，秦凤五将，熙河九将，共四十二将。八年，又下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属京东、京西两路。又招募教阅忠果十指挥，设置在京西，每指挥额定五百人，其中六指挥在唐州、邓州，四指挥在蔡州、汝州。元丰二年，又在京西增置土兵勇捷二指挥，每指挥额定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将，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将。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和土军共十二指挥。四年，又下诏把东南各路军队编组起来，也依照京畿的办法，共设置十三将：从淮南开始，东路为第一将，西路为第二将；两浙西路为第三将，东路为第四将；江南东路为第五将，西路为第六将；荆湖北路为第七将，南路潭州为第八将；全州、邵州、永州负责援助广西，为第九将；福建路为第十将；广南东路为第十一将；西路桂州为第十二将；邕州为第十三将。

译全国总共设置九十二将，鄜延五路又有汉族和蕃族弓箭手，也分别附属于各将并分隶其下。各路将领都设置副将一人；东南地区兵力在三千人以下的，只设置一名将领。将领、副将都从内殿崇班以上、曾经经历战阵并且亲自治理民众的人中选任，并下诏由监司奏举。又根据所统率兵力的多少，分别设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又设置训练官，位次在诸将佐之后。春秋两季进行都试，选拔武艺高强之士，每一千人选十人，都把姓名上报，等待诏旨发遣；愿意留在乡里的，不强行遣送。这就是将兵制度。熙宁六年，熙河路经略制置使李宪说：‘本路虽然有九将的名目，实际上缺额很多，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充分驱使。而且蕃兵、汉兵混编为一军，嗜好、语言各不相同，编制、居处都很不方便。如今还没有出战，弊害已经很多，这并不是李靖所说的蕃、汉各自实行一套办法的本意。如果把本路九将合并为五军，分别确定五军的将领、副将，以及都总领、同总领蕃兵将，使正兵联合汉族弓箭手自成一军，蕃兵也各自成为一军。临敌时先使用蕃兵，随后使用汉兵，一定会有成效；同时还可以裁并将领、副将和部队将等人员，对军务也便利。’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元祐元年，司马光说：‘近年灾害频繁，盗贼很多，州郡完全没有武备。长吏身边的侍卫单薄，禁军又全部隶属将官，常常与州郡争权，长吏的势力远在他们之下。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这样的贼寇乘机突然发动，攻陷郡县，岂不是朝廷的忧患！自祖宗以来，各军很少一直留在营中，通常分批外出戍守。这大概是想让他们劳筋苦骨，知道艰难，舍得离开家乡，熟悉山川险阻。自从设置将领以来，只有全将出发时，士兵才与将官同行；其余时间常留在本营，饮食游乐，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日久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并且每将之下都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各州又自行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官职重复，白白耗费俸禄。懂得军事的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臣愚昧，请求全部罢免各路将官，把禁军都委托给本州长吏以及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官，像未设置将领以前那样，使州郡平时武备充足，这样遇到紧急情况才可以责令他们坚守到底。’ 谏议大夫孙觉也这样进言，于是下诏陕西、河东、广南各路的将兵不再到其他路戍守；其余河北地区，派遣靠近内地的一名将领轮换前往河东，而各路各将所属的军队与不隶属将领的军队交替出戍。稍微裁减各路的钤辖、都监员额，仍让将官兼任州都监职务，但最终不能像司马光等所说的那样全部罢免将领、副将。这年八月，枢密院说，近边州军和边境使者经过道路时，裁减当地兵官是不对的。于是，边州以及人员、使者经过道路时，将官仍不兼任都监。到了绍圣年间，枢密院说：‘过去军士犯法，将官可以专断决定、遣发，因此案件不会滞留。自从州县官员参与军事事务以来，往往受到许多牵制，不能自行裁决。请求仍依照旧法，并且各军除转补、排补以外，都隶属将司，州县不得擅自干预。军队不驻扎在将司所在地的，应等将领、副将巡历到后裁决，其余事务交给训练官办理。’诏令同意了。到这时，州县对军队完全不能过问，士兵更加骄纵，再也不能使用了。元符元年，章楶又请求增置泾原第十二将。宣和元年，下诏规定：除非是救护水火灾害、搜捕奸细和妖人，凡擅自调遣将领和士兵的，都要治罪。三年后，婺州知州杨应诚说：“各路屯驻戍守的军队，应当隶属于守臣，使军队和百姓的事务统一管理，这样号令才不会有两个。不然，将领骄纵、士卒横行，侵夺百姓财物，威势压制州郡，有些地方将不胜忧患。”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将兵隶属于守臣。不久，又下诏说：“将兵应遵守将官的条教，免除此前隶属守臣的规定。”后来，江、浙一带盗贼兴起，攻陷州县城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散溃败，再也不能作战。事情平定后，童贯上奏说：“东南三将的军队，大多孱弱，完全不懂作战，白白耗费粮饷，骄惰放纵。平时主管军队的将领占用差役谋取私利，大半士卒都学习工艺。于是导致盗贼横行，祸害流布一方，又耗费大量谋划经营。如今事情平定之后，应当增加将领和兵力，以镇压、遏制并安抚驾驭他们。然而南方人怯弱，向来缺乏训练，最终不能作战。现在想在内地另设三将，并且随着京畿将兵分批接续、编排设置，使陕西军队轮流戍守。这样或许可以使东南得到真正能作战的士兵，从军政筹划来说是有利的。”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南渡后的各支屯驻大军，就是原来将兵的类别；但驻扎地点已经不同于以前了。现在把建炎以后各支将兵列在屯驻大军之后，建炎年间的水军也附列在这里。建炎以后各支屯驻大军有：武锋、精锐、敢勇、镇淮、强勇、雄胜、武定、江都振武、泰熙振武、忠勇、游奕、淮阴前军、副司左右军、移戍左军。淮东滁州有雄胜、安淮、青平小雄边军。淮东泰州有镇江左军。淮西庐州有强勇前军、强勇右军、武定军、游奕军、忠义军、雄边军、全年军。淮西濠州有武定选锋军、武定后军、使效军、威胜军、游击军、义士诸军、定远武定军。淮西安丰军有武定前军、武定右军、防城戍军、四色军。淮西无为军巢县有池司右军。淮西黄州有雄关飞虎军。临安府屯驻各军有雄节、威果、全捷、龙骑、归远。金州有驻扎都统司的军队。成都路有安抚副司驻扎的军队。四川大制司有帐前飞捷军。利州节制司所属各军。金州有忠义军。阆州节制司所属各军。潼川府制帐有踏白军。隆庆有屯驻游奕军。潼川安抚司有忠定军。夔州节制司所属军队。兴元节制司所属军队，以及利州都统司的军队。四川制司有帐前军、信义军两军。兴元都统司有屯驻合州军；沔州在乾道三年有三百人。沿江水军，建炎年间设置。明州水军，绍兴年间设置。乾道元年有二千人，分为左、右两将。福州荻芦砦、延祥砦，绍兴年间设置，有一百五十人。乾道七年增加招募，共五千人。镇江驻扎御前水军，乾道三年招募三百人，淳熙五年又增加招募一千五百人。沿海水军，乾道六年设置，有一千人。潮州水军，乾道四年设置，有二百人。江阴水军，乾道四年设置，有三百人。

译广东水军，乾道五年增加到二千人。平江许浦水军，乾道七年有七千人；淳熙五年增加五百人。江州水军，淳熙三年招募一千人。池州都统司水军，淳熙元年有一千人，嘉定年间增加到三千人。漳州水军，绍熙元年漳州、泉州合计六百人。泉州水军前来朝见皇上。殿前澉浦水军，开禧元年有一千五百人。鄂州都统司水军，开禧十五年。太平州采石驻扎御前水军，嘉定十四年有五千人。建康都统司靖安水军，原先隶属于都统司，嘉定年间改隶御前。马军行司唐湾水军，原先隶属于马军行司，嘉定年间改隶御前。通州水军，乾道五年设置。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军，建炎四年设置，有一百五十人。两淮水军，绍兴元年设置，有二千人。隆兴元年，下诏规定各州将判配的海盗刺字后隶入该军。志第一百四十二　兵三（厢兵）。厢兵，是各州的镇守部队，中央总属侍卫司。一军的编制名额，有分隶数州的，也有一州管辖而兼在数州屯驻的。京城各司的编制名额有五军，隶属于宣徽院，分别供给畜牧、修缮等差役；各州则分别按所办事务隶属相关机构。建隆初年，选取各州招募士兵中强壮勇敢的人，编队送往京师，以备禁卫；其余留在本城。虽然没有轮番戍守，但很少进行训练阅兵，大多只是供给差役使用而已。景德四年七月，如京使何士宗说：“诏令规定，禁军将士依等级一并执行服役事务，违犯者按军令处置。厢军将士等还没有制定相应条制，希望参照前诏减轻一等制定法令。”皇帝说：“禁卫兵士没有其他差役，而且俸禄供给优厚；为了使他们整肃，并有所畏惧，所以制定这条禁令。如今把厢军也按此施行，恐怕难以长久。何况尊卑相犯，自有条律，不施行也可以。”十二月，下诏规定：厢军和各州本城军士犯罪，所属军队杖责完毕后，一并改隶其他军队；其中情节严重以及边境随军人员，奏请裁决。大中祥符元年，下诏规定：各道州、府、军、监的厢军及本城指挥，从都指挥使以下直到长行，对本辖人员有违反等级秩序的，都比照禁军斩罪减一等，从流放三千里以上定罪；副兵马使以上人员，审查罪行并具案上报。厢军军头以下直到长行，依敕令规定，犯流罪的免于发配服役，按徒刑三年以上定罪，只交给当地处置，决杖完毕；节级以上发配到其他指挥，长行以上名额收管；长行决杖完毕后，发配到其他指挥，按下名额收管。如果本地没有其他军分指挥，就发配到邻近州、府、军、监的指挥收管。其中另犯重罪的，按较重的法律处理。各司库务中的人员、兵士犯有上述罪名的，也依照前述厢军条例施行。大中祥符五年二月，皇帝对王钦若等人说：“近来多次议论，年老有病的士兵逐渐增多。在京的，命各司将臣办理；在外地的，分派各司使、副前去拣选。可以命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先行拣选：各指挥从指挥使以下，根据现有管辖的士兵，除去能够披甲带兵服役的，其余一向懦弱、训练时不能出列以及年老有病不能任事的人，登记姓名，逐级申报；管辖机构各自到营中查验审定，然后申报所属各司，由派去的使臣共同拣选。如有徇私不当，应把事情始末详细上报。厢军都指挥使以下也应严加裁断，外地拣选出来的就粮兵士同样办理。”又宣示说：“外地就粮各军中，有捧日、天武第七、第九、第十军的军额，都是从上军经过两三次拣选而来，因为长期担任禁卫，不愿立即再拣落，特设上述军额安置他们。我深怕拣选士兵的臣僚、军头等把他们同其他各军一样再次拣选，发配到下军，应当遍告诸处。老弱有病者立即放归务农；其中契丹、渤海、日本等外国人恐怕无所依靠，特准收充本军剩员。”又说：“所派臣僚、军头前往外地拣选人员。” 由于各军分、指挥以及人员出入的次序和名目制度很多，命枢密院详细制定应当施行的条约和办理事项，并统一作出规定，令各处遵守施行。又说：“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一向拣退的、不能披甲带兵的禁军，酌量减少衣赐和月粮，充作剩员；这些人没有固定名额，分散拘留在各营，不能谋生，而官府每年供给的费用又很不少，现在正可趁此机会一律拣选。除老弱有病者放归务农外，根据各军现有管辖人数确定名额，充作看守营寨的剩员；其余全部合并集中收管，以备派往各处服役。既然有了固定名额，就一定不敢多拣人充作剩员。”又下诏：“此前派使者从内外军中选取疲弱年老者，都给一半俸粮，隶属剩员；现在可以重新简阅，放归务农。应当留下的，也应根据各营正常给役人数之外另设营舍安置。契丹、渤海、日本等外国人担心无处可归，暂且依旧安置。仍命所到州郡会同总管、钤辖检阅核验，共同签署情况，详细报告应当去留的人数；并把那些必须引见、但军校不适合任职的人，一并通过驿站上报。应当隶属某军额的，就近发配到便利的州郡；边境人员迁到内地，并由本州官吏发文转送。应当停止军籍的，发给公验，只准居住在本州，每年上报名册，并发给下月的俸粮、装钱和日粮后遣送。所拣选的马匹，凡筋力、牙齿衰弱以及年老有病而无法医治的，分别列明上报。” 在京城的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如有升迁或降退，应立即列出姓名和名册申报枢密院；不当之处全部改正。应当迁移的，发给装钱，途中只供给粮食；应当停留的，发给一个月俸粮，不再奏请裁决。外州军士应当降入次一等军分的，听任所属州郡自行选择。又下诏：“广南东路、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各州、府、军、监现有的杂犯配隶军人，各派一名使臣，乘驿马赶往当地，会同转运使、副使或提点刑狱等臣僚、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共同简选，就近核定人数，分配到附近州军的本城收管。年老有病、确实长期无法医治且不能服役的，放任他们各自谋生；年轻强壮的，则派人押送到京师引见，另行商议挑选后配入较上等军分。如果不愿意迁往别处或赴京，也听任其选择，并在军分中酌情调迁改编。如果因路途遥远而勾取、抽调迟延，就分路乘驿马完成简选，详细列明上报。”

译七年，下诏：“今后军队返回京城的，暂且不要编排，依例引见。其中有年老有病、应当配往外地军分的，以及看守仓库、草场的神卫剩员和看营剩员等，给半个月休息期限，之后编排引见完毕，限五日搬迁。外地军队返回途中经过的士兵也依此办理；引见完毕后再给假十天，令其迁往所配的地方。” 八年，下诏：“各路转运司、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军头司、三司、宣徽院、开封府以及各司库务等处的人员、兵士，如有杀敌立功或办理各种差遣确实得力的，或者因官府取用而到有关部门据实具结、承认罪过供状的，都应向所属机构申报，由所属机构保明后上奏。” 天禧元年，下诏选取天下厢兵迁入禁军，共五千多人。二年，下诏：“河北禁军中疲弱年老、不能胜任体力差役的，交给本路提点刑狱臣僚简阅，不得包庇隐藏，以免白费粮饷。” 庆历年间，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军、澄海军，虽然名义上是厢军，但都发给旗鼓并加以训练，用来承担战守任务。皇祐年间，河北发生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多万人，安抚使富弼招募他们充军，选出其中特别强壮的，编成九个指挥，教授武艺。虽然按厢兵供给粮饷，却发挥了禁兵的作用，而且没有骄横难以控制的弊病。下诏规定：把其中骑兵编为教阅骑射军，用以威服边境；步兵编为教阅壮武、威勇军，分别设置在青、莱、淄、徐、沂、密、淮阳七州军，征调服役同禁军一样。嘉祐四年，又下诏在西路郓、濮、齐、兖、济、单州设置六个步兵指挥，依照东路的办法办理。于是东南各州军大多设置教阅厢军，都以威勇、忠果、壮武为名号，训练方式同禁军一样，免除其他差役。治平初年，派使者分赴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招募百姓编为本城军；遇到就粮禁军缺额，就派他们补充。又在陕西各州军全部设置壮城军，像河北一样，以备修缮城垒的差役。景祐年间，本城军有四十三万八千人；到治平三年，增加到五十万人。熙宁三年五月，下诏按照禁军分为五部的办法整治厢军。此后禁军有的降为剩员，有的升迁补充，都用来承担厢军在各路的劳役。间或下诏增加招募，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达三万人；陕西削减名额五千人，也达到三万人。河朔流民寄居京东的，依旧制招募训练，编为忠果军二十个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用来除盗并救济饥民。河北和熙河路修筑城垒，河北招募士兵五千人，熙河也招募三千人。修建京城时，把废弃马监的士兵编置为广固、保忠等十个指挥，也有五千人；湖南ＯＤ人平，戎、泸军兴，洮、河转运粮饷，也都增加设置了军队。起初，枢密院上言：“京师供役的士兵不足，每年都要从各路征调；可是江、淮一带的士兵常常饥寒交迫，死在路上的接连不断。大略计算，每年所使用的外地军士有七千人，征调和增加供给的费用非常巨大。请招募东西八作司的壮役指挥，并把各司所判罪情较轻的罪犯一并发配隶属其中，依次补充杂役、效役，以代替各路的供役士兵。”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枢密院又说：“各路厢军的名额杂乱繁多，从骑射军到牢城军，名目总共有二百二十三种。其中有些是因事招募人员、编立新名额；有些是因为工程劳作、专卖酒务、水陆运输、道路、山险、桥梁、邮传、牧马、堤防、堰坝等事务而设，这些事务既然存在，名额就不能废除。至于剩员直、牢城，都是等待有罪之人发配来充任的；壮城军专门修治城墙和城壕，不承担其他差役，另编为一军；教阅厢军也另立名额。请把各路不教阅的厢军合并为一个名额，其余的予以裁减废除；各军的移并，按照禁军的办法办理。”奏章获准。于是朝廷下令各路转运司，以州的大小和等级高下为次序，从某州开始列为第一指挥，依次排到某州，总共编成若干指挥；每个指挥不得超过五百人。河北路称崇胜，河东路称雄猛，陕西路称保宁，京东路称奉化，京西路称劲武，淮南路称宁淮，两浙路称崇节，江南路称效勇，荆湖路称宣节，福建路称保节，广南路称清化，川四路称克宁。元丰八年，诏令忻州、代州各砦用禁军代替厢军。元丰四年，诏令南京、青州、郓州、邓州、曹州、济州、濮州有马教阅的厢军，以及真定府北砦的劲勇军、环州下蕃落中尚未编定的指挥，一律改编为禁军。元丰五年三月，因为西部边境正在用兵，诏令各地的供役士兵全部停止征用，命令各路转运司清查收拢京东路、河东路北部和淮南路的厢军；又命令都水监清查河清军和客军，共三万多人，前往陕西编组。十月，诏令各路教阅厢军在现有禁军中增加指挥的名额，编制和排列都与禁军相同。这样，按马军、步军编定的有马厢军共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元丰末年，全国厢兵的马军、步军指挥总共八百四十个，士兵约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府界以及各司因事务需要招募的军队名额，不包括在内。哲宗元祐二年，太师文彦博说：“厢军过去隶属于枢密院，新制度改为隶属于兵部；况且掌管军队的部门，怎么可以没有名册呢？”枢密院也这样提出意见。于是诏令兵部从今以后进呈名册，并把副本上报枢密院。元祐三年，诏令京西路厢军以三万五百人为定额；又诏令天下各州郡根据地理形势设置壮城兵。元符元年，诏令罪犯应当发配五百里以上的，一律发配陕西、河东充任厢军，各路经略司各以二千人为限。元符三年，诏令把陕西保宁指挥拨入各路厢军的名额之中。崇宁四年，诏令各路厢军不论原有等级和编制，都要挑选年轻健壮的人招募刺配入军。又诏令：厢军中的工匠，除了上京修造所需之外，其余各路征调的，都放回去休息。政和五年，广固四个指挥各增加五百人，以备京城的劳役。政和六年三月，增设通济兵士二千人，用来承担御前牵挽纲运。于是工程劳役日益兴起，增募的军士也越来越多。建炎以后，兵制没有固定规制；到乾道年间，四川厢军有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有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此后厢军的废置、增减，随着时势而各不相同；现把其中可以考见的记载附录于此。厢军将校中，有马步军都指挥使，还有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步军也一样。马步军各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设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

译凡是各州的骑兵、步兵，以及禁军、厢军之类，编列如下。各项制度有所不同的，分列为建隆以来的制度和熙宁以后的制度。建隆以来的制度 马军 骑射军。京东路：南京、青州、兖州、郓州、曹州、徐州、齐州、潍州、淮阳。京西路：西京、河阳、陈州、许州、郑州、颍州、滑州。河北路：北京、真定、沧州、澶州、相州、恩州、冀州。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州、华州、秦州、泾州、鄜州。荆湖路：江陵、潭州、鄂州、岳州、复州、安州、澧州、鼎州、永州、道州、郴州、邵州、桂阳。内中青州、淮阳属于教阅军。威边军。京东路：南京、青州、郓州、密州、徐州、曹州、齐州、濮州、济州、淄州、登州、莱州、沂州、单州。其中登州属于教阅军。京西路：西京、河阳、郑州、蔡州、襄州、邓州、滑州、颍州、汝州、郢州、均州、商州、惰州、唐州、信阳、光化。河北路：瀛州、相州、邢州、祁州、滨州、霸州、磁州、卫州、赵州、莫州、洺州、乾宁、广信、通利。河东路：泽州、辽州。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州、同州、华州、耀州、乾州、解州、虢州。淮南路：亳州、庐州、宿州。荆湖路：安州。昭武军：南京、河中。肃戎军：曹州。单勇军：单州。安武军：郓州、齐州。必敌军：郓州、陕州、邠州。决胜军：济州。飞勇军：棣州。静山军：兖州、宜州。勇敢军：沂州、密州。定边军：蔡州、徐州、泾州。马斗军：永兴、宿州。安东军：登州、莱州。突阵军：延州、定州、乾州、怀州。厅直军：济州、沧州、莫州、保州、雄州、霸州、定州、华州。保胜军：鄜州、光州、岚州。归恩军，驻凤翔。定戎军，驻泾州。安塞军，驻环州、庆州。游奕军，驻许州。衙队军，驻曹、陈、德、永静、永、陇、仪、峡。武胜军，驻濠州、泗州。保忠军，驻滑州。轻骑军，驻邢州。顺节军，驻真定。敢胜军，驻深州。飞塞军，驻环州。保节军，驻陕西路各州军。本城马军，驻广州。必胜军，驻庆州。定塞军，驻河北路各州军。劲勇军，驻真定北砦，隶属教阅军。下蕃落军，驻环州以外的各砦，隶属教阅军。武清军，驻晋州。从这里到招收军，共有十一军，《两朝志》中没有记载。飞骑军，驻麟州。振边军，驻仪州、环州。威远军，驻府州。本城厅子军，驻定州。克戎军，驻并州。清边军，驻陕西。忠烈军是河北的乡兵，名为神锐，后来改称此军。按照旧制度，年老或患病的人可以召人承替补充，自己回乡务农；承替补充的人逃亡后，又征取那些回乡务农的人来服役。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下诏废止了这项制度。无敌军，驻保州、安肃军、广信军、北平砦。忠锐军，驻广济军。招收军，驻河北、河东。旧时另有定州拣中厅子、易州静塞、并州咸圣，后来一并废除。飞将军，驻北京、亳州。从这里到拣中骑射军，共有三军，《三朝志》中没有记载。保静军，驻恩州。淮南路选出的善于骑射者，来自扬、庐、寿、宿、泗、真、蕲、黄、濠、光、海、和、通、舒、滁、涟水、高邮、无为等地。江南路选出的善于骑射者，来自宣、抚、江、吉、筠、袁、歙、太平、池、饶、信、广德、南康、南安、建昌、临江、兴国等地。步军 武和军，驻于开封。武肃军，驻于开封。忠静军，驻于开封。威勇军，驻于定州、真定、冀州、沧州、雄州、博州、深州、乾宁军；青州、郓州、淄州、密州、济州、沂州、淮阳军中，有的编入教阅。左衙军，驻于南京、郓州、晋州、耀州、陕州、通州、安州。平难军，驻于亳州、濠州。奉化军，驻地为：京西路的郑州、许州、陈州、蔡州、滑州；河北路的怀州；陕西路的凤翔府；淮南路的扬州、亳州、庐州、寿州、宿州、濠州、和州、通州、泰州、楚州、舒州、真州、泗州、滁州、无为军、涟水军、高邮军。衙队军，驻于曹州、峡州。开武军，驻于曹州。保宁军，驻于济州、卫州。开远军，驻于扬州、楚州、泗州、齐州、利州、剑州。安平军，驻于齐州。静边军，驻于棣州。六奇军，驻于楚州。开山军，驻于西京、秦州。武勇军，驻于潍州、泰州。怀安军，驻于秦州。建安军，驻于解州、府州。静海军，驻于徐州、淮阳军、通州。随身军，驻于宿州、随州、唐州、商州。崇顺军，驻于青州、阶州。忠略军，驻于淄州。安海军，驻于登州。水军驻地为：京东路的登州；河东路的潞州、保德军；陕西路的秦州、陕州；淮南路的扬州、庐州、寿州、光州、海州、和州、泰州、楚州、舒州、蕲州、黄州、泗州、涟水军、高邮军、无为军；江南路的江宁府、洪州、袁州、虔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太平州、池州、江州、吉州、筠州、抚州、兴国军、临江军、南康军、广德军；两浙路的各州、军；荆湖路的江陵府、潭州、衡州、永州、郴州、邵州、鄂州、岳州、复州、安州、澧州、峡州、鼎州、归州、汉阳军、桂阳军；福建路的福州、建州、漳州、泉州、邵武军；利州路的兴元府；广南路的广州、英州、贺州、封州、连州、康州、南雄州、春州、廉州、白州、邕州。宁济军，驻于莱州。永安军，驻于西京。耀武军，驻于河阳、邓州、楚州、秦州、宁州、华州。桥道军，驻于河阳、澶州、寿州、兴州。开道军，驻于郑州。雄猛军，驻于绛州。定安军，驻于河中府。开河军，驻于河中府。定远军，驻于凤州、复州。定边军，驻于泾州。壮武军，驻地为：京东路的青州、徐州、曹州、兖州、密州、潍州、济州、濮州、登州、莱州、淮阳军；京西路的西京、陈州、蔡州、邓州、襄州、颍州、汝州、光化军；陕西路的凤翔府、河中府、同州、耀州、华州、乾州、解州、陕州、保安军；淮南路的扬州、庐州、寿州、黄州、光州、海州、和州、通州、蕲州、楚州、泰州、舒州、滁州、高邮军；荆湖路的漳州、岳州、安州、复州。兖州、徐州、济州、莱州中，有的编入教阅。宁淮军，驻于颍州、寿州、澶州。忠顺军，驻于颍州、寿州。崇宁军，驻于汝州、岳州。澄海军，驻地为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梅州、南雄州、英州、贺州、封州、端州、南恩州、春州、惠州、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龚州、蒙州、浔州、贵州、横州、融州、化州、雷州、窦州、南仪州、白州、钦州、郁林州、廉州、崖州、儋州。广州、廉州、高州、藤州、梧州、英州、贺州、新州、蒙州、龚州、儋州中，有的编入教阅。保定军，驻于均州、信阳军。怀宁军，驻于定州、真定、祁州、房州。宣节军，驻于荆湖南路各州、军、监；北路为岳州、澧州、鼎州、郢州、荆门军及各监。步捷军，驻于金州。崇化军，驻于光州。广平军，驻于虢州。勇胜军，驻于永兴军。清边军，驻于永兴军、延州、渭州、鄜州、庆州、泾州、仪州、陇州、保安军。开广军，驻于原州、同州。建武军，驻于密州、鄜州、环州。永清军，驻于丹州。昭胜军，驻于坊州。永宁军，驻于潞州。永霸军，驻于泽州。弓箭军，驻于秦州、晋州。顺安军，驻于慈州。顺霸军，驻于隰州。崇勇军，驻于成州。肃清军，驻于乾州。怀节军，驻于澶州。崇武军，驻于怀州。广霸军，驻于北京。兴安军，驻于北京。制戎军，驻于冀州。雄锐军，驻于真定。定虏军，驻于深州。

译招收军，驻于汾州、辽州、泽州、石州、潞州、慈州、晋州、绛州、代州、忻州、威胜军、平定军。定和军，驻于定州。保顺军，驻于沧州。清远军，驻于雄州、霸州。克胜军，驻于瀛州、沧州、黄州、保定军。宁边军，驻于乾宁军。开边军，驻于平定军。静胜军，驻于扬州。宁顺军，驻于庐州。旌勇军，驻于寿州。备边军，驻于泗州。三捷军，驻于滁州。宁化军，驻于舒州。保胜军，驻于光州。怀仁军，驻于蕲州、黄州。武雄军，驻于江陵府。步驿军，驻于襄州、江陵府、荆门军、循州、贺州、封州、梅州、康州、南雄州、潮州、韶州。克宁军，驻地为：成都路的成都府、蜀州、汉州、雅州、邛州、嘉州、绵州、陵州、彭州、眉州；梓州路的戎州、荣州、普州、资州、梓州、合州、泸州、遂州、渠州、昌州、果州、怀安军、广安军；利州路的兴元府、洋州、利州、龙州、剑州、蓬州、璧州、文州、兴州、安德军、三泉军；夔州、渝州、涪州、万州、达州、开州、施州、忠州、云安军、大宁军。威棹军，驻地为：荆湖路的江陵府、归州、峡州；成都路的成都府、嘉州、眉州、简州；梓州路的各州、军；利州路的剑州、安德军；夔州路的渝州、涪州、万州、云安军。怀远军，驻于兴元府。保节军，驻地为：河北路的定州、真定、沧州、瀛州、相州、邢州、洺州、冀州、祁州、德州、滨州、保州、雄州、磁州、博州、赵州、深州、怀州、卫州、顺安军、通利军、信安军、保定军、安肃军、永定军、永静军；河东路的太原府、晋州、绛州、汾州、辽州、泽州、石州、潞州、慈州、麟州、府州、宪州、代州、忻州、隰州、威胜军、岢岚军、火山军、保德军、平定军；陕西路的永兴军、秦州、邠州、宁州、鄜州、延州、环州、庆州、泾州、仪州、丹州、陇州、坊州、镇戎军、德顺军；淮南路的舒州；江南路的洪州、虔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太平州、吉州、筠州、袁州、抚州、兴国军；福建路的汀州、南剑州；荆湖路的鄂州；利州路的龙州、利州。怀信军，驻于利州。广塞军，驻于兴元府、三泉军。顺化军，驻于兴州。效勇军，驻于江宁府、广德军。里运军，驻于江宁府。贡运军，驻于饶州。水运军，驻于潭州、泰州、临江军。广济军，驻于京城上下钅巢、陈州、寿州、扬州、宿州、高邮军、涟水军、通利军。崇节军，驻地为：两浙路的杭州、越州、苏州、湖州、温州、台州、衢州、婺州、处州、睦州、秀州；福建路的福州、漳州、泉州、兴化军；陕西路的成州。宁塞军，驻于太原府、汾州、辽州、石州、代州、忻州。牢城军，设置于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京东西、江南、荆湖、广南、益州、梓州、利州、夔州等路的各军、州，只有汝州、处州、昭州、保安军不设置。罗城军，驻于成都府。水军奉化军，驻于京畿各县、泰州、泗州。船坊军，驻于洺州、潭州、鼎州。渡船都，驻于潭州。桥阁军，驻于龙州、剑州、文州、三泉军。采斫军，驻于处州、衢州、温州。梢工都，驻于洪州、楚州、真州。防河军，驻于成都府。捍江都，驻于杭州。船务军，驻于杭州、婺州。巡海水军，驻于广州。杂作都，驻于寿州。本城军，驻于曹州、秀州、常州、火山军、南安军、梁山军、梅州。劲勇军，驻于邢州、太原府、岚州、汾州、辽州、泽州、潞州、晋州、宪州、代州、忻州、隰州、岢岚军、平定军、宁化军、威胜军；其中真定北砦编入教阅。装发军，驻于真州、泗州、楚州、通利军。宁海军，驻于琼州。西怀化军，驻于许州。新招军，驻于静江军、邕州。南怀化军，驻于许州。防城军，驻于泗州、均州。水军桥道军，驻于泗州。剩员直，驻于亳州城。清化军，驻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梧州、藤州、龚州、蒙州、贵州、柳州、宜州、实州、融州、化州、窦州、高州、南仪州、白州、钦州、郁林州、廉州、琼州、儋州。江桥院军，驻明州。肃宁城军，驻宁州。崇胜军，驻真定府。碇手军，驻明州。拣中宣节军，驻潭州、澶州、鼎州。采造军，驻西京、秦州、明州。堰军，驻长安、京口、昌城、杉青。装卸军，驻南京、亳州。中军将军，驻潭州、汀州。宣武军，驻大名、真定、怀州、卫州。顺节军，驻磁州。以下到新立本城军，共三十八军，天圣以后不再设置。七擒军，驻单州。安化军，驻滨州。武顺军，驻怀州。平海军，驻登州。英武军，驻鄜州。长剑军，驻滑州。长宁军，驻卫州。德胜军，驻相州。保安军，驻博州。兴化军，驻洺州。定勇军，驻深州。安胜军，驻通利军。霜水军，驻夔州。兴造军，驻衡州、潭州。水路都军，驻江陵。山场斫军，驻温州、婺州、睦州。本城广军，驻广州。河东军，驻定州、真州。本城剩员军，各州都有。蕃落军，驻庆州。都窦水军，驻容州。新水军，驻全州。武定军，驻陕西、晋州、绛州、慈州、隰州。定塞军，驻河北。旧水军，驻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剩员军，驻澧州、复州。下浮桥军，驻西京。东南道巡海水军、教阅军，称澄海军。槔手军，驻常州。庆成军，驻庆成军。梅山洞剩员军，驻丹州。捉生军，驻延州。河清军，驻河阴、汴口。宣勇军，驻河北、河东；是本乡的乡兵，旧名为忠勇军。保毅军，即秦州乡军。新立本城军，驻曹州。奉先军，驻会圣宫、永熙陵。以下到酒务杂役军，共六十军，是天圣以后设置的。六军，驻京师。御营喝探军，驻京师。拣中窑务军，驻京师。看船广德军，驻京师。拣中剩员军，驻雍丘、陈留、襄邑、咸平。右衙军，驻南京、徐州、郓州、曹州、广济军、晋州、陕州。静海军，驻徐州、淮阳、通州。归定军，驻河阳。骁勇军，驻邠州。感顺军，驻庆州。拓边军，驻环州。宣猛军，驻威胜军。静江军，驻京西路的陈州、蔡州、郢州；江南路的南安军；荆湖路的江陵府、潭州、岳州、鼎州、衡州、永州、郴州、全州；广南路的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梅州、南雄州、英州、贺州、封州、端州、新州、康州、春州、惠州、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梧州、藤州、龚州、蒙州、浔州、贵州、柳州、融州、宜州、宾州、横州、化州、窦州、高州、雷州、钦州、郁林州、廉州、琼州；利州路的利州。三略军，驻陈州、鼎州。静虏军，驻深州。克胜军，驻瀛州、沧州、黄州、保定军。武捷军，驻凤翔府、秦州、凤州、鄜州、延州、泾州、原州、仪州、滑州、邠州、宁州、阶州、坊州、丹州、晋州、绛州、隰州、慈州。车军，驻真州、楚州、常州。会通桥道军，驻西京。司牧军，驻永兴军、秦州、阶州、原州、德顺军。盐车军，驻泰州、真州。新招梢工军，驻真州、泗州。拔头水军，驻泗州。造船军匠，驻吉州。楼店务军，驻杭州。造船场军，驻广州。驾纲水军，驻广州。建安军，驻解州。省作院军，驻邠州。雄勇军，驻火山军。屯田军，驻保州。清务军，驻杭州、苏州、婺州、温州、潭州。静淮军，驻蔡州。捍海军，驻通州、泰州。船坊铁作军，驻潭州。拣中军，驻曹州。

译壮城军：京东路有青州、密州、潍州、登州、沂州、濮州、莱州、淄州；京西路有西京、蔡州、汝州；河北路各州军；河东路有太原府、辽州、泽州、晋州、绛州、潞州、汾州、石州、慈州、麟州、府州、宪州、代州、忻州、隰州、岚州、宁化军、保德军、火山军、威胜军、岢岚军；陕西路有永兴军、河中府、泾州、原州、仪州、渭州、鄜州、庆州、陕州、耀州、坊州、华州、丹州、同州、隰州、解州、镇戎军、德顺军；江南路有洪州。强勇军，驻瀛州、沧州、怀州、冀州、晋州、绛州、潞州、汾州、辽州、石州、慈州、代州、忻州、泽州。马监军：北京驻大名，相州驻安阳，洺州驻广平，卫州驻淇水，郓州驻东平，许州驻单镇，西京驻洛阳，同州驻沙苑，郑州驻原武。城面军，驻广州、端州、惠州、循州、英州、春州、贺州、梅州、连州、康州、新州、封州、白州、潮州。战棹军，驻钦州、廉州。递角场军，驻留州。安远军，驻桂州。作院军，驻丹州、仪州。色役军，驻环州。杂攒军，驻代州。作院工匠军，驻太原。咸平桥道军，驻永兴军。运锡军，驻循州。水磨军，驻郑州。东西八作军，驻西京。窑务军，驻西京。鼓角将军，驻润州、荆门军。钱监军，驻江州。铁木匠军，驻营州、池州。酒务军，驻营州、池州。竹匠军，驻营州、池州。酒务杂役军，驻江宁。各司库务、河清、街道、马递铺等处的役卒：东西八作司、广备、杂役、效役、壮役。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文思院、内弓箭库、南作坊、北作坊、弓弩院、法酒库、西染院、绫锦院、裁造院、修内司、翰林司、仪鸾司、事材场、四园苑、玉津园、养象、广德、金明池杂役、鞍辔库、醴泉观、万寿观、集禧观、礼宾院、驼坊、内酒坊；以上由宣徽院转补，分别隶属三司、提举司。河清、街道司，隶属于都水监。后苑御弓箭库、作坊物料库、后苑东门药库、内茶纸库、御厨、御膳厨、供庖务、内物库、外物料库、油库、醋库、都监院物料库、西水磨务、东水磨务、[原文多一顿号]大通门水磨、磁器库、都茶库、内衣库、朝服法物库、祗候库、榷货务、内藏库、左藏库、布库、奉宸库、尚衣库、内香药库、退材场、东西窑务、竹木务、左右厢店宅务、修造。各仓库、修造事务。下卸司、东西装卸事务。排岸司、广济事务。左右街司、左右金吾仗司、西太一宫、铸泻务、开封府步驿、致远务、车营务、各城门以及府界的马递铺，分别隶属三司、提举司、开封府。这是熙宁以后实行的制度。河北路骑军的编额，从骑射军以下共有十二种；步军的编额，从奉化军以下共有二十六种，并都改名为崇胜军。总计一百一十二指挥，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人。桥道军，驻澶州。壮城军、牢城军，各州都有。马监，设在北京大名、相州安阳、洺州广平、卫州淇水。骑射，设在北京、真定、沧、澶、相、恩、冀、棣等地。威边，设在瀛、相、邢、祁、滨、磁、卫、赵、莫、洺、乾宁、广信、通利等地。飞将，设在北京。飞勇，设在棣州。突阵，设在怀州。厅直，设在瀛、沧、雄、霸、莫、保定等地。衙队，设在德、永静。保静，设在恩州。轻骑，设在邢州。顺节，设在真定。敢胜，设在深州。定塞，设在定、真定、冀、沧、雄、博、深、乾宁等地。奉化，设在怀州。熙宁七年，京东、河北设置拣中的厢军，怀、卫、濮三州各设置二指挥，德、博、棣、齐四州各设置一指挥。静边，设在棣州。耀武，设在定州。怀节，设在澶州。广霸，设在北京。制戎，设在冀州。雄锐，设在真定。定虏，设在深州。静虏，设在赵州。定和，设在定州。保顺，设在沧州。清远，设在雄州、霸州。克胜，设在瀛、沧、莫、保定等地。保节，设在定、真定、沧、瀛、相、邢、洺、冀、祁、德、滨、保、雄、磁、博、赵、深、怀、卫、顺安、通利、信安、保定、安肃、永定、永静等地。怀宁，设在定、真定、祁等地。劲勇，设在邢州。元丰四年，升真定府北砦的劲勇为禁军。宣武，设在大名、真定、怀、卫等地。元祐二年，在京师设置第十三至第十五共三指挥。威勇，设在沧州。崇胜，设在真定。熙宁七年，京东、河北设置拣中的厢军，怀、濮二州各设置一指挥，德、博、棣、齐四州各设置二指挥。肃宁，设在肃城。广济，设在通利。熙宁八年，下诏规定以六分为额，停止征调所差派的客军。屯田，设在保州。宁边，设在乾宁。强壮，设在邢州。宣勇，设在瀛、沧、怀、冀等地。广威。元符元年，下诏令河北路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军创置马步军五十六指挥，马军以“广威”为名。河东路骑军的编额，从威边以下有二指挥；步军的编额，从左衙以下有十八指挥，全部改名为雄猛。共五十二指挥，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人。本城，设在火山。牢城，设在各州。壮城，设在太原、辽、泽、晋、绛、潞、汾、石、慈、麟、府、宪、代、忻、隰、岚、宁化、保德、火山、威胜、岢岚等地。杂攒，设在代州。作院工匠，设在太原。威边，设在泽、辽等地。保胜，设在岚州。左衙、右衙，设在晋州。水军，设在潞州、保德。雄猛，设在绛州。永宁，设在潞州。永霸，设在泽州。弓箭，设在晋州。顺安，设在慈州。顺霸，设在隰州。宣猛，设在威胜。招收，设在汾、辽、泽、石、潞、慈、晋、绛、代、忻、威胜、平定等地。开边，设在平定。保节，设在太原、晋、绛、汾、辽、泽、石、潞、慈、麟、府、宪、代、忻、隰、威胜、岢岚、火山、保德、平定等地。劲勇，设在太原、岚、汾、辽、泽、潞、晋、宪、代、忻、隰、岢岚、平定、宁化、威胜等地。武捷，设在晋、绛、隰、慈等地。宁塞，设在太原、汾、辽、石、代、忻等地。广济，设在寿阳。熙宁八年，规定以六分为额，减少各路征调的防河客兵。宣勇，设在晋、绛、潞、汾、辽、石、慈、代、忻、泽、威胜、平定等地。陕西路骑军的编额，从骑射以下有六指挥；步军的编额，从左衙以下有二十九指挥，全部改名为保宁。共一百一十一指挥，二万五百六十三人。开山，设在秦州。关河，设在河中。司牧，设在永兴、秦、阶、原、德顺等地。省作院，设在邠州。

译壮城，设在永兴、河中、泾、原、仪、谓、鄜、庆、陕、耀、坊、华、丹、同、陇、乾、解、镇戎、德顺等地。牢城，设在各州。马监，设在同州沙苑。作院，设在丹、仪等地。色役，设在环州。咸阳桥道，设在永兴。骑射，设在永兴、凤翔、河中、陕、华、秦、泾、鄜等地。安边，设在永兴、凤翔、河中、同、华、耀、乾、解、虢等地。昭武，设在河中。必敌，设在陕、邠等地。定边，设在泾州。马斗，设在永兴。突阵，设在延、同、乾等地。厅直，设在华州。保胜，设在鄜州。归恩，设在凤翔。定戎，设在泾州。安塞，设在环、庆等地。衙队，设在陇、仪等地。飞砦，设在环州。必胜，设在庆州。保节，设在永兴、秦、邠、宁、鄜、延、环、庆、泾、原、仪、渭、丹、陇、坊、镇戎、德顺等地。左衙，设在耀、陕等地。右衙，设在陕州。保宁，设在渭州。熙宁七年，下诏规定，承担差役的厢军和禁军从今以后暂时免除劳役，专门练习武艺；在凤翔府设置拣中的保宁六指挥，共三千人，专门准备为熙河修筑城寨。元丰五年，兰州设置二指挥。绍兴三年，熙河增设四指挥，又在泾原创设十指挥。元符三年十月，下诏将陕西路保宁指挥拨入厢军编额，这是听从渭州知州章楶的请求。随身，设在商州。崇顺，设在阶州。水军，设在秦、陕等地。熙宁五年，镇洮设置一指挥；崇宁三年，在鄯州及龙支城分别设置二指挥。耀武，设在宁、华等地。定安，设在河中。奉化，设在凤翔。广平，设在虢州。勇胜，设在永兴。清远，设在永兴、延、渭、鄜、庆、泾、仪、保安等地。开广，设在原、同等地。建武，设在鄜、环等地。昭胜，设在坊州。弓箭，设在秦州。崇勇，设在成州。肃清，设在乾州。宁远，设在凤州。壮武，设在凤翔、河中、同、耀、华、乾、解、陕、保安等地。骁勇，设在邠州。感顺，设在庆州。拓边，设在环州。崇节，设在成州。武捷，设在凤翔、秦、凤、鄜、延、泾、原、仪、渭、邠、宁、阶、坊、丹等地。威勇，设在河中。采造，设在秦州。元丰四年，通远军增设一指挥。建安，设在解州。京东路骑军的编额，从骑射以下有三指挥；步军的编额，从左衙以下有十七指挥，全部改名为奉化。共五十四指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人。壮城军，驻青州、密州、潍州、登州、沂州、濮州、莱州、淄州。马监，驻郓州东平。装卸军，驻南京。牢城军，驻诸州。骑射军，驻南京、青州、兖州、郓州、曹州、徐州、齐州、潍州。威边军，驻南京、青州、郓州、密州、徐州、曹州、齐州、濮州、济州、淄州、莱州、沂州、单州。昭武军，驻南京。肃戎军，驻曹州。单勇军，驻单州。安武军，驻郓州、齐州。必敌军，驻郓州。决胜军，驻济州。静山军，驻兖州。勇敢军，驻密州、沂州。元符二年，环庆增置二百人。定边军，驻徐州。安东军，驻登州、莱州。衙队军，驻曹州。左衙军，驻南京、郓州。右衙军，驻南京、徐州、郓州、曹州、广济。开武军、怀化军，驻曹州。保宁军、开远军，驻济州。安平军，驻齐州。武勇军，驻潍州。静海军，驻徐州、潍州、扬州。崇顺军，驻青州。忠略军，驻淄州。安海军、水军，驻登州。宁济军，驻莱州。建武军，驻密州。壮武军，驻青州、徐州、曹州、兖州、密州、潍州、齐州、濮州、登州、莱州、淮阳。崇武军，驻濮州。崇宁三年，下诏在京西东路、河北东路、开封府界新置马军、步军五万人，步军以“崇武”为名。大观四年，下诏四辅州缺额时，从崇武等军中抽调补充。本城军，驻曹州。京西路骑军的编额，从骑射军以下有六种；步军的编额，从奉化军以下有二十五种，都改名为“劲武”。共四十五指挥，计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人。桥道军，驻河阳。开道军，驻郑州。步驿军，驻襄州。会通桥道军，驻西京。采造军，驻西京。牢城军，驻诸州。壮城军，驻西京、蔡州、汝州。马监，驻许州单镇、郑州原武、西京洛阳。三水磨军，驻郑州。东西八作军，驻西京。骑射军，驻西京、河阳、陈州、许州、郑州、颍州、滑州。威边军，驻西京、河阳、郑州、蔡州、襄州、邓州、滑州、颍州、汝州、郢州、均州、商州、随州、唐州、信阳、光化。定边军，驻蔡州。游奕军，驻许州。衙队军，驻陈州。保忠军，驻滑州。奉化军，驻郑州、许州、陈州、蔡州、滑州、颍州。怀化军，驻许州、颍州。开山军，驻西京。随身军，驻随州、唐州。永安军，驻西京。耀武军，驻河阳、邓州。归定军，驻河阳。壮武军，驻西京、陈州、蔡州、邓州、襄州、颍州、汝州、光化。静江军，驻陈州、蔡州、郢州。三略军，驻陈州。宁淮军、忠顺军，驻颍州。崇宁军，驻汝州。澄海军，驻襄州。保定军，驻均州、信阳。怀宁军，驻房州。宣节军，驻郢州。崇化军，驻光化。长剑军，驻滑州。西怀化军，驻许州。防城军，驻均州。威勇军，驻西州。广济军，驻陈州。静淮军，驻蔡州。淮南路骑军的编额，从威边军以下有六种；步军的编额，从左衙军以下有二十七种，都改名为“宁淮”。共一百零二指挥，计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人。桥道军，驻寿州。水运军，驻泰州。梢工都军，驻楚州、真州。杂作都军，驻寿州。装发军，驻真州、泗州、楚州、通州、和州。水军桥道军，驻泗州。车军，驻真州、楚州。盐车军，驻泰州、真州。新招梢工军，驻真州、泗州。拔头水军，驻泗州。牢城军，驻诸州。装卸军，驻亳州。剩员直军，驻亳州永城。威边军，驻亳州、庐州、宿州。飞将军，驻亳州。马斗军，驻宿州。保胜军，驻光州。武胜军，驻泗州、濠州。拣中骑射军，驻扬州、庐州、寿州、毫州、宿州、泗州、真州、蕲州、黄州、濠州、光州、海州、和州、通州、舒州、滁州、涟水、高邮、无为。左衙军，驻通州。平难军，驻亳州、濠州。奉化军，驻扬州、亳州、庐州、寿州、宿州、濠州、和州、通州、泰州、楚州、舒州、真州、泗州、滁州、无为、涟水、高邮。开远军，驻扬州、楚州、泗州。六奇军，驻楚州。武勇军，驻泰州。怀安军，驻泰州。静海军，驻通州。随身军，驻宿州。水军，驻扬州、庐州、寿州、光州、海州、和州、泰州、楚州、舒州、真州、蕲州、黄州、泗州、涟水、高邮、无为。耀武军，驻泰州。壮武军，驻扬州、庐州、寿州、黄州、光州、海州、和州、通州、蕲州、楚州、泰州、舒州、滁州、高邮。。宁淮军、忠顺军、旌勇军，驻寿州。静胜军，驻扬州。宁顺军，驻庐州。备边军，驻泗州。三捷军，驻滁州。宁化军，驻舒州。保胜军，驻光州。怀仁军，驻蕲州、黄州。保节军，驻舒州。广济军，驻宿州、海州、泰州、通州、泗州、高邮、涟水。熙宁八年，规定以六分为编额。水军奉化军，驻泰州、泗州。捍海军，驻通州、泰州。两浙路步军的编额，从捍江军以下有三种，都改名为“崇节”。共五十一指挥，计一万九千人。水军，驻诸州军。船坊军，驻明州。船务设在杭州、婺州。车军设在常州。采造设在明州。楼店务设在杭州。江桥院设在明州。堰军设在长安、京口、吕城、杉青。清务设在杭州、苏州、婺州、温州。捍江设在杭州，共三指挥。本城设在秀州、常州。鼓角将设在润州。

译江南路骑军的编额，从拣中骑射以下有一等；步军的编额，从效勇以下有五等，并都改名为“效勇”。共五十三指挥，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人。水军设在江宁、洪州、虔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太平州、池州、江州、吉州、筠州、抚州、兴国军、临江军、南康军、广德军。里运设在江宁。贡运设在饶州。水军设在临江军。梢工都设在洪州。造船军匠设在吉州。步驿设在江宁。牢城设在各州军。壮城设在洪州。下卸钱监设在江州。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设在池州。酒务杂役设在江宁。拣中骑射设在宣州、抚州、江州、吉州、筠州、袁州、歙州、太平州、池州、饶州、信州、广信军、南康军、南安军、建昌军、临江军、兴国军。效勇设在江宁、广德军。本城设在南安军。静江设在南安军。崇宁二年七月招募。武威设在江宁。保节设在洪州、虔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太平州、吉州、筠州、袁州、抚州、兴国军。荆湖路骑军的编额，从骑射以下有三等；步军的编额，从左衙以下有二十等，并都改名为“宣节”。共四十四指挥，一万一千三百人。步驿设在荆门。水运设在潭州。船坊设在潭州、鼎州。渡船都设在潭州。清务、船坊铁作设在潭州。骑射设在江陵、潭州、鄂州、岳州、安州、澧州、复州、鼎州、永州、道州、郴州、邵州、桂阳军。威边设在安州。衙队设在峡州。左衙设在安州。水军设在江陵、潭州、衡州、永州、郴州、邵州、鄂州、岳州、复州、安州、澧州、峡州、鼎州、归州、汉阳军、桂阳军。宁远设在复州。壮城设在潭州、岳州、安州、复州。静江设在江陵、潭州、岳州、鼎州、衡州、永州、郴州、全州。三略设在鼎州。宁淮设在澧州。崇宁设在岳州。澄江设在辰州。宣节设在南路各州、军、监；北路设在岳州、澧州、鼎州、荆门以及各监。熙宁七年九月，在沅州设置一指挥。大观元年，在靖州设置一指挥。步捷设在全州。威棹设在江陵、归州、峡州。保节设在鄂州。崇节设在潭州。威勇设在安州。牢城设在各州军。中军将设在潭州、江州。拣中设在澧州。拣中宣节设在潭州、澧州、鼎州。鼓角将设在荆门。福建路步军的编额，从水军以下有三等，并都改名为“保节”。共三十三指挥，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水军设在福州、建州、漳州、泉州、邵武军。保节设在建州、汀州、南剑州。崇节设在福州、泉州、兴化军。广南路骑军的编额，从静山以下有二等；步军的编额，从水军以下有十等，并都改名为“清化”。共八十二指挥，一万二千七百人。步驿设在循州、贺州、封州、梅州、康州、南雄州、潮州、韶州。造船场设在广州。驾纲水军设在广州。城面设在广州、端州、惠州、循州、英州、春州、贺州、梅州、连州、康州、新州、封州、白州、潮州。递角场设在雷州。运锡设在循州。牢城设在各州。静山设在宜州。本城马军设在广州。水军设在广州、惠州、英州、贺州、封州、连州、康州、南雄州、春州、廉州、白州、邕州。静江设在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梅州、南雄州、英州、贺州、封州、端州、新州、康州、春州、惠州、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梧州、藤州、龚州、蒙州、浔州、贵州、柳州、宜州、宾州、横州、融州、化州、窦州、高州、雷州、钦州、郁林州、廉州、琼州。澄海设在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梅州、南雄州、英州、贺州、封州、端州、南恩州、春州、惠州、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龚州、蒙州、浔州、贵州、柳州、宾州、横州、融州、化州、雷州、窦州、南仪州、白州、钦州、郁林州、廉州、崖州、儋州。并从配隶人员中挑选年少力壮者。巡海水军设在广州。本城设在梅州。宁海设在琼州。崇宁四年，广南西路经略司请求设置刀牌手三千人，在桂州设置营寨，等到训练、阅习熟练后，分派到各州戍守。新招设在静江、邕州。清化设在桂州、容州、邕州、象州、昭州、梧州、藤州、蒙州、龚州、浔州、贵州、柳州、宜州、宾州、横州、融州、化州、窦州、高州、南仪州、雷州、白州、钦州、郁林州、廉州、琼州、儋州。战棹设在钦州、廉州。安远设在桂州。崇宁元年十月，下诏命川、陕两路招募并选补足额。四川路步军的编额，从开远以下有十等，并都改名为“克宁”。共一百一十一指挥，二万三千四百人。从河北路到这里，凡是改名、指挥数及人数，都是依据元丰以前的情况；此后如有增加、改动，则各随军队编额而定。桥道设在兴州。桥阁设在龙州、剑州、文州、三泉。防河、罗城设在成都。牢城设在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开远设在利州、剑州。水军设在兴州。静江设在利州。怀远设在兴元府。广塞设在兴元府、三泉。克宁设在成都、蜀州、汉州、雅州、邛州、嘉州、绵州、陵州、彭州、眉州、简州、戎州、荣州、普州、资州、梓州、合州、泸州、遂州、渠州、昌州、果州、怀安军、广安军、兴元府、洋州、利州、龙州、剑州、蓬州、璧州、文州、兴州、安德军、三泉、夔州、渝州、涪州、万州、达州、开州、施州、忠州、云安军、大宁。威棹设在成都、嘉州、眉州、简州。梓州路各州军，以及剑州、安德军、夔州、渝州、涪州、万州、云安军。怀信设在利州。顺化设在兴州。本城设在梁山。武宁。元丰七年，下诏成都府裁减并废除武宁第八指挥，设置马军骑射一指挥。侍卫步军司所属有宣效、拣中宣效、拣中六军、武严、左龙武军、右龙武军、左羽林军、右羽林军、左神武军、右神武军、左武肃、右武肃、武和、忠靖、神卫剩员。军头司掌备军。诸司库务、河清、马递铺等处的役卒，归朝服法物库、籍田司管辖；朝服法物库、籍田司隶属太常寺。东西作坊、作坊物料库、东西广备、皮角库，隶属军器监。车营、致远务、养象所、左骐骥院、右骐骥院、左天驷监、右天驷监、牧养上监、牧养下监、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御辇院，隶属太仆寺。文思院、绫锦院、西染裁造院，隶属少府监。军器衣甲库、仪鸾司、左金吾仗司、右金吾仗司、左街司、右街司、六军仪仗司、军器什物库，隶属卫尉寺。河清、街道司，隶属都水监。修内司、东西八作司、竹木务、东西退材场、事材场、东西窑务、作坊物料库，隶属将作监。御厨、翰林司、牛羊司、法酒库、内酒坊、外物料库、醋库、油库，隶属光禄寺。左藏库、布库、香药库、都茶库、左厢店宅务、右厢店宅务，以及修造机构。榷货务、祗候库，隶属太府寺。

译修仓司、四园苑、都水磨、排岸司、装卸、金池明杂役，隶属司农寺。醴泉观、万寿观、集禧观、西太一宫、礼宾院，隶属鸿胪寺。广固，隶属修治京城所。孳生监，隶属枢密院。府界各门的马递铺，隶属尚书驾部。以上都是元丰以前的隶属关系，后来都沿袭不变。建炎以后禁厢兵。威果设在安吉、嘉兴、杭州、平江、常州、严州、镇江、绍兴、庆元、温州、台州、婺州、处州、隆兴府、江州、宁国军、南康军、潭州、永州、衢州、道州、邵武军、建宁府、南剑州、全州、福州、兴化军、漳州、汀州。全捷、中兴设在立州、杭州、婺州、安吉州、平江府、泉州、镇江府、绍兴府、庆元府、宁国军、宝庆府、福州。雄节设在杭州、安吉州、嘉兴府、平江府、常州、严州、温州、镇江府、绍兴府、江阴军、庆元府、台州、婺州、处州。武卫设在镇江府、绍兴府、温州、婺州、潭州。威捷设在杭州、温州、镇江府、绍兴府、婺州、潭州。雄捷，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绍兴。威胜，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宝庆、庆元。翼虎，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隆兴。雄略，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吉、潭、永、衢、隆兴、全、福、广、容。忠节，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隆兴、抚、临江、宁国、江、建昌、兴国、南康。武雄，驻抚、隆兴、江、建昌、吉、兴国、南安、袁、临江、宁国、南康。靖安，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全、宝庆。静江，驻桂阳、郴、衡、道、全。广节，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邵武、福、漳、建宁、南剑、兴化、汀。广二、广三两指挥，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泉。亲效，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广。澄海，驻广、循、连、南雄、封、英德、南恩、惠、潮、藤、容、贺、德、庆、昭、高、钦、雷。建炎以后设置的厢兵。武严、宣效、壮役，南宋中兴年间设置。备军，南宋中兴年间设置。神卫剩员隶属侍卫步军；南宋中兴年间设置的隶属厢军。广丰仓剩员，南宋中兴年间设置。广效，南宋中兴时有拣选补入的广效军，设置于广效军中。御营喝探，南宋中兴时设置，驻京师。武和，开封府有一指挥；南宋中兴时有左右两指挥，驻京城。武肃，南宋中兴时设置，驻京师。忠靖有一指挥，驻开封，隶属步军。奉化隶属步军，共三指挥；南宋中兴时有拣选补入的奉化军，列在奉化军之上。劲武，驻京城。崇胜有一指挥；南宋中兴时有拣选补入的崇胜军，列在崇胜军之上。雄猛有一指挥。保宁，南宋中兴时有拣选补入的保宁军，列在保宁军之上。宁淮，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淮南。捍江，驻杭州。宣节，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宝庆、潭、永、武冈、郴、衡、全、桂阳、靖、道、沅。效勇，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江东、江西。保节，南宋中兴时设置，共五指挥。克宁，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四川。宁江，南宋中兴时设置，共一指挥。清化，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广西。牢城军分设于各州，用来收容等待发配的罪犯。崇节，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安吉、平江、江阴、常、严、镇江、温、庆元、台、婺以及江东、江西。开江，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平江。横江，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平江、杭州。宁节，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台、福、宁国、建宁、靖。清务，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婺州。山场，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婺州。效勇，南宋中兴时设置，驻隆兴、抚、赣、建昌、兴国、南安、袁、吉、临江、宁国、南康。靖安，南宋中兴年间设置，驻潭、永、常德。静江有两指挥。威果，见于禁军记载。雄略，南宋中兴时设置，共四指挥。澄海，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武冈、全州。丰国监，南宋中兴时设置，驻建宁。驾纲，南宋中兴时设置。长运，南宋中兴时设置。修江，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都作院，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小作院，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清湖闸，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开湖司，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北城堰，南宋中光年间设置，驻杭州。西河广济，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楼店务，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长安堰闸，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秤斗务，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壮城帅府，在望郡设置。鼓角匠、船务，南宋中兴时设置，驻杭州。志第一百四十三　兵四（乡兵一）。陕西保毅、河北忠顺、河北强人、砦户、河北河东强壮、河东陕西弓箭手、河北等路弓箭社。乡兵，是从户籍中选取，或者由当地百姓应募，在当地编组训练，作为防守军队的兵士。后周广顺年间，选点秦州纳税户充任保毅军，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建隆四年起，分别派遣使臣前往关西各道，命令征调乡兵前往庆州。咸平四年，命陕西纳税人户每家出一名男丁，称为保毅，官府供应粮食并给予赏赐，让他们分班轮流戍守。咸平五年，陕西沿边地区充任保毅的丁壮达到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同年七月，认为募兵离开乡土会伤害和气，诏令各州点选强壮户充兵；其税赋只准由本州输纳，有关部门不得把它转移到别处。此前，河北忠烈、宣勇军中无人承替的，即使年老或有病也不得从军籍中除名。至此，诏令从今以后，凡没有家业、无人替代的，准许自行离去。此后直到天禧年间，并州、代州广锐军中年老有病的兵士，即使不是亲属，只要有人愿意替代，也听其替代。河北强壮军担心耽误农时，便在十月至正月期间利用每旬的休息日召集训练。忠烈、宣勇、广锐军退伍务农而出现缺额的，都由京城派人补充；在黄河边戍守年久的，则特别予以升迁补缺；贫穷孤独、无力召人替代的，就命各地保结证明后放免停役。当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砦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部、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陕有土丁、壮丁，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路、西路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路、西路又有壮丁。仁宗在位时，神锐、忠勇、强壮已经废弃很久，忠顺、保毅也只剩少数。康定初年，诏令河北、河东增加强壮军的户籍：河北共有二十九万三千人，河东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按时训练。由于西部战事屡次失败，正规军不足，于是登记陕西民户，每三名男丁选一人，作为乡弓手。不久，又刺字编入保捷军，共编成一百八十五指挥，分派戍守边州。西部战事停止后，大多被拣选放免。庆历二年，登记河北强壮，得到二十九万五千人，从中拣选十分之七作为义勇，并登记民间男丁补足不足之数。河东也依照河北的办法拣选登记。

译后来，议论政事的人说：“义勇是河北的伏兵，应当按时讲习训练，不需要国家储备粮食，取得了古代把士兵寓于农民之中的意义。可惜他们被束缚在各州，只被当作守城的军队。如果确实能让河北的邢州、冀州分为东西两路，命两州郡守分别统领，按时检阅训练；敌寇到来时，两路义勇迅速集合前往援助，使敌人腹背受敌，那么河北三十多个地方就常常有精锐伏兵了。”朝廷将这一建议下发河北，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论说：“从前唐朝泽潞留后李抱真登记民户中的成年男子，每三人选一人；农闲时分组比试射箭，年终集中考试，以显示赏罚。三年后人人都善于射箭，在全境选得精兵二万人。既没有粮饷费用，府库反而更加充实，于是修整铠甲兵器作为作战器具，最终在山东一带显示出强盛。当时天下都称昭义步兵为各军之冠，这是近代显著的成效；有人却说民兵只能守城，难以用于野战，这不是全面的看法。不过，在无事时把义勇分为两路，设置官员统领，以扩大用兵声势，对外使敌人疑虑并产生谋划，对内也会动摇众心，不是好的计策。姑且命各地点集训练，经过二三年，武艺稍有精进，逐渐熟悉行军布阵。遇到警报，如果有像李抱真那样的将臣统率，编制队形，向他们明示赏罚，还有什么敌人不能交战呢？” 至于怎样分部部署、根据敌情随机应变，都取决于临战时的权宜处理，也难以预先谋划。何况河北、河东都是边州地区，自从设置义勇以来，州县按时检查阅兵，官兵已经熟悉，行动本来就不会有疑虑。”诏令依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治平元年，宰相韩琦说：“古代登记百姓为兵，人数虽然多，供养却很微薄。唐朝设置府兵，最接近这种办法，后来废止而不能恢复。如今义勇，河北近十五万人，河东近八万人，勇猛强悍而质朴厚实，是出于天性；他们又有财产产业，父母妻子都与之相系，如果稍加训练选拔，同唐代府兵有什么不同？陕西曾经把弓手刺字编入保捷军，河北、河东、陕西都控制西北地区，事情应当一体办理。请在陕西各州也点选义勇，只刺手背；一时或许有小小扰动，最终会成为长久的利益。”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派人登记陕西义勇，得到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当时，谏官司马光多次上奏说：“陕西近来曾登记乡弓手，开始时告诉他们不离开乡里。后来却刺字编为保捷正规军，派往边州戍守；以后又认为不能使用，便裁汰为平民，只使一路骚动不安，对国家却没有补益。况且祖宗平定天下，何曾有过义勇呢？自从赵元昊反叛以来，各将领接连覆师，始终不能派出一旅人马越过区脱之地。当时三路乡兵有几十万人，何曾得到过一人的力量？议论者一定说：‘河北、河东不用国家衣粮，就得到几十万精兵，检阅训练精熟，都可以作战；而且兵士出自民间，符合古制。’臣认为不是这样。那几十万人只是虚数；所谓训练精熟，只是外表；兵士出自民间，只是名称与古代相同，实际却不同。州县承接朝廷的意思，只求人数多。训练检阅时，旁观者只看见旗号鲜明、钲鼓齐备、行列有序、进退有节，无不认为确实可以作战。却不知道那不过像聚众嬉戏；一遇敌人，就会瓦解星散，不知逃往何处。古代兵士出自民间，耕种养蚕所得都用来供养自家，所以在家则富足，出征则精锐。如今既向农民征收粮帛来供给正规军，又登记他们本人作为兵士，这是一家承担供养两家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困竭？臣愚以为，河北、河东已经刺字的百姓尚且应当放还，何况陕西还没有刺字的百姓呢？”皇帝没有听从。于是三路乡兵中，只有义勇最为兴盛。熙宁以来，尤其重视蕃兵、保甲制度，其余大多沿用旧制。前代史书中的沿革，不再全部叙述，只把其中有增有损的写在本篇。南渡以后，土地疆域虽然不及从前，但兵制大多仍沿袭旧制；凡是乡兵、砦兵中有改动的，都附带记载在这里。陕西保毅：开宝八年，征发渭州平凉、潘原二县百姓修治城墙壕沟，于是设置保毅弓箭手，分派戍守城镇和砦寨。能够自行置办马匹的，免除徭役。逃亡或死亡的，由亲属替代；这是沿袭后周广顺年间的旧制。咸平初年，秦州最靠近边境，只设置一千人，分班轮流守戍。轮到上番的士兵，每月发米六斗；仲冬时，赐予指挥使至副都头紫绫绵袍，十将以下赐黑绫袍。咸平五年，点选陕西沿边丁壮充任保毅，共得到六万八千人。供给钱粮，和正规军一样戍守边郡。庆历初年，诏令全部刺字改编为保捷军；只有秦州增加设置，达到三千人，环州、庆州、保安军也各自登记设置。当时各州合计六千五百一十八人，编为三十一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千五百十八人〕 皇祐五年，泾原都总管程戡上言：“陕西保毅，近年只被州县差役，不再要求他们学习武艺。自从刺字编为保捷军后，他们家中仍不能免除保毅的户籍，有的人甚至折卖田产；有田产的人则按比例出钱助役。如今秦州仅有三千人，农业长期荒废，请求罢遣他们。”诏令从今以后，谁敢私自役使他们，就按所雇佣的工钱治罪。治平初年，诏令凡占有保毅田并登记在名额上的，全部拣选刺字编为义勇。熙宁四年，诏令废除保毅军。环州、庆州的砦户、强人弓手，咸平九年，诏令依照禁军法律办理，呈上名册，隶属马军司，粮饷待遇按照中等禁军办理。河北忠顺：太宗朝时，在瀛州、莫州、雄州、霸州、乾宁、顺安、保定军设置忠顺军，共三千人，分班巡逻，隶属沿边战棹巡检司。从十月起全部上番，每人发粮二升，到二月轮换一半回营务农。庆历七年，夏竦建议让他们和正规军共同戍守。庆历八年，因水灾，多有逃亡，便暂时增加正规军来代替他们的缺额。皇祐四年，暂时放任他们回乡务农，后来不再补充。河北、陕西的强人、砦户、强人弓手，名称并不统一。咸平四年，招募河北熟悉契丹道路、勇猛精锐、可以充任间谍侦察的人为强人，设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时分散居住在田野，敌寇来时召集；发给兵器铠甲、口粮和食钱，派他们出塞偷袭砍杀敌营，能够斩获首级、夺取马匹的，按赏格奖赏。俘获的财物牲畜都给他们。庆历二年，环州也招募强人，刺手背；自备兵器、铠甲和马匹，设置押官、甲头、队长；四等户以下免除徭役，轮番上役防守，每月发给俸禄粮饷。庆历三年，泾原路临近边境的城寨全部设置。环州、庆州又有砦户。康定年间，选沿边弓手刺手背充任；有警报时召集防守，与保毅弓手相同。

译大顺城、西谷砦有强人弓手，天禧、庆历年间招募设置，轮番戍守，担任巡逻和侦察，每日供给粮食。每人授田八十亩，能够自备马匹的再增加授田四十亩。遇到防秋，官府发给兵器铠甲，轮休下番后随军训练。共编为六指挥。河北、河东强壮：五代时，瀛州、霸州等州已经设置。咸平三年，诏令河北每家有二丁、三丁的登记一人，四丁、五丁的登记二人，六丁、七丁的登记三人，八丁以上的登记四人，编为强壮。五百人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一百人为一都，设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各地设置名册，选择善于骑射的人按等第补任校长；准许自行置马，能够胜任铠甲装备的免除本户徭役。咸平五年，招募其中勇敢的人，编组后附属于大军作为栅寨，官府发给铠甲。景德元年，派使者分赴河北、河东召集强壮，借用府库兵器，发给粮食训练；不是边境地区的，便分班轮流训练。敌寇到来时全部集合守城，敌寇退去后回营务农。到康定初年，州县不再检阅训练，名册大多散失。于是诏令两路重新选补，增加人数，编为伍保，轮流纠察游惰和作奸犯科的人。二十五人为一团，设置押官；四团为一都，设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各按等级任职办事。年满二十岁登记入籍，六十岁免除；由家人或其他户替代。每年正月，县把名册上报州，州再把名册奏报兵部；对于考核举荐不合制度的予以追究。庆历二年，全部拣选改为义勇；未被选中的释放，但保留其名册，以备守护、修整城池使用。从此河东强壮逐渐废弃。在河北招募的强壮，旧时授给塘泊河淤之地，但土地贫瘠，力量不足以耕种；又因轮番训练负担沉重，应募的人很少。熙宁七年废除这种办法，把那些田地用来招募百姓耕种；每户二顷，免除赋税，把他们编为保甲。河东、陕西弓箭手：后周广顺初年，镇州各县每十户选取一名才勇之人充任弓箭手，其余九户资助他置办兵器铠甲和草料粮食。建隆二年，诏令免除这种差役，共有一千四百人。景德二年，镇戎军曹玮说：“有边地百姓应募为弓箭手的，请给他们闲田，免除徭役赋税；有警时，可以和正规军共同担任前锋，而官府无需承担钱粮、兵器铠甲的费用。”诏令说：“每人授田二顷，能出一名甲士；达到三顷的，出战马一匹。设置堡寨戍所，编列部伍，补授指挥使以下官职；根据掌握兵士的功劳，也补授军都指挥使，设置巡检统领他们。”后来，鄜延、环庆、泾原以及河东各州军也分别招募设置。庆历年间，各路总计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人，编为一百九十二指挥。当时河东都转运使欧阳修说：“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军临近边境的土地约有二三万顷，请招募百姓开垦种植，充任弓箭手。”诏令宣抚使范仲淹议论，认为可行。于是以岢岚军北部草城川的禁地为招募地点，在距敌界十里以外招人占田耕种，得到二千多户，每年缴纳租税数万斛，自备弓马，刺手背充任弓箭手。后来因并州明镐阻止此议而停止。至和二年，韩琦上奏指出明镐的意见不对，说：“从前潘美担心契丹屡次入侵，于是驱赶边地附近的农民向内迁徙，只求暂时避免防备不足的罪责。后来契丹讲和，因循不改，不再允许百姓恢复旧业，于是把那里称为禁地；年深日久，反被戎人侵占耕种，渐渐丧失疆界。如今代州、宁化军有万顷禁地，请像草城川那样招募弓箭手，可以得到四千多户。”朝廷把此事交给并州富弼议论。富弼请求依照韩琦的奏议办理。诏令制定具体条文，按照山坡、川原土地的差异平均分给，每人二顷；租税在秋季一次缴纳，川地每亩五升，坂原地每亩三升，不得折变为其他科徭。仍命各指挥依山势险要修建房屋，以便居住和防备征戍，不得擅自役使他们。此前，麟州、府州、丰州也用闲田招募设置弓箭手，每人供给房屋，借给口粮二石；德顺军静边砦壕沟之外的弓箭手尤其强悍勇猛。夏人贪图那里的土地，多次前来争夺占领，朝廷便修筑堡寨戍守。到治平末年，河东七州军的弓箭手共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连同砦户共四万六千三百人。此前，康定元年，诏令麟州、府州招募返乡复业的人，增补为义军，使他们耕种本户原有土地并免除租税。其制度与弓箭手大致相同，但不授给田地。熙宁二年，兵部上报：河东七郡旧有弓箭手名册七千五百人，如今登记七千人；陕西十郡连同砦户旧有名册四万六千三百人，如今只有秦凤路还有砦户。熙宁三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说：“前年修筑熟羊等堡，招募蕃部献出土地，设置弓箭手。到现在已经三年，招募的并非良民，起初也没有编组训练，只是一味从事农田劳作。如今应当设置屯田、排列堡寨，以谋划战守。设置屯田的办法是：一百人为一屯，在边塞堡寨附近授田；将校负责农事，休息时训练武艺。牛具、农具、旗鼓等，都由官府供给。设置堡寨的办法是：各屯合力，从近处到远处筑成堡寨，以防备敌寇到来；敌寇退去后，全部出动掩袭攻击。”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熙宁五年，赵禼任鄜延路经略使，以当地一万五千九百顷土地招募汉、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皇帝赞许他能够节省募兵费用，给予褒奖。熙宁六年，赵禼说新招募的弓箭手很熟悉武艺，请求让他们轮番替代正规军，使正规军返回京师。诏令让有关部门审慎衡量。十月，诏令熙河路用公田招募弓箭手；边塞附近百姓中强健勇敢而愿意自行占田、缴纳租赋、编联保伍的，或者义勇愿意应募的，或者民户愿意接受蕃部土地的，都听其自便。熙宁七年正月，带御器械王中正前往熙河路，用土地招募弓箭手。所招募的人不拘路分远近，不依照通常规格，由官员负责招募，并由王中正亲自提举。三月，王韶说：“河州近城的川地招募汉弓箭手，山坡地招募蕃弓箭手；每人授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又招募汉弓箭手等人为甲头，等招募达到规定人数后，补授节级等人员，与蕃官共同管理。过去出兵时，常有汉兵盗杀蕃兵，把这当作首功。如今蕃兵都愿意在左耳前刺‘蕃兵’二字。”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十月，中书条例司请求：五路弓箭手、砦户除防拓、巡警和紧急事务可以差发外，若遇修城等劳役，应先申报经略安抚司、钤辖司；凡擅自差发以及摊派、和雇的，都按违制罪论处。朝廷听从了这一请求。夔州路义军、广南枪手、土丁、峒丁、湖南弩手、福建乡丁枪手，也依照这一办法办理。

译熙宁八年，诏令泾原路七处驻泊、就粮、上下番的正规军、弓箭手、蕃兵，约七万多人，分为五将；另设置熙河策应将、副将。熙宁十年，知延州吕惠卿说：“自熙宁五年以来，招募到的弓箭手只是暂时按权宜办法差补，从未编定为指挥。本司现在正把本路人员按将分组，编成指挥、都，设置将校统辖，这样临时就容易召集。”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元丰二年，计议措置边防所说：把泾原路正规军、汉蕃弓箭手编为十一将，分别驻守各州。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三年，诏令：“凡弓箭手和骑兵，每五十人编为一队，设置引战、旗头、左右傔旗，并以本属部族的酋首、将校担任拥队，都按照正规军的制度办理。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户也照此办理。凡招募弓箭手、蕃捉生、强人、山河户，不论等级和样式，只招募有保人担保、年龄十七岁以上、能开七斗弓、能够负重携带装备的人。鄜延路新旧蕃捉生、环庆路强人、各路汉人弓箭手，以及鄜延路归明界保毅蕃户中的弓箭手，都在手背上刺字。” 四年，泾原路经略司说：“本路弓箭手缺少田地九千七百顷，渭州陇山一带的川原坡地有四千多顷，可以招募弓箭手二千多人；如果有人不愿应募，请把他们的田地收归官府。”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说：“请依照熙河旧例，允许泾原、秦凤、环庆和熙河各路的弓箭手互相投换，并且带着原有户籍和田地；耕种两年后，就收归官府，另行招募弓箭手。”都得到批准。五年正月，鄜延路经略司请求在新近收复的米脂、吴堡、义合、细浮图、塞门五砦设置汉人和蕃人弓箭手，趁春天耕种；其约束规定和补授官职，都采用旧有条文。得到批准。二月，诏令把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合并为一个机构，隶属于泾原路制置司。四月，诏令：“蕃人弓箭手战死，依照汉人弓箭手的规定给予赙赠。弓箭手出战，因受伤或患病衰弱不能自行返回的，都依照军队惯例赏赐其家属。”七月，提举熙河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康识和兼提举营田的张大宁说：“请在所有新收复的土地上派官员划定经界，选择熟悉农事的厢军耕种，每顷一人。部押人员、节级以及雇用的辅助人员，每年的收入、奖惩，都采用熙河官庄的办法。其余土地也招募弓箭手营田，每五十顷设为一营，派熟悉农事的官员一人主管。”得到批准。六年，鄜延路经略司说：“弓箭手在靠近内地的县里设置两处田地；凡立户且有四丁以上的，请抽取一丁编为保甲，一丁编为弓箭手；如果有二丁至三丁，就暂且都令其充任弓箭手。”诏令：保甲中愿意充任弓箭手的听其自便；已经充任弓箭手的人，既已承担相应丁役，不得退回去充任保甲。陕西、河东也照此办理。八年，诏令撤销秦凤路设置场所集中训练弓箭手的制度，命令经略司研究当地人适宜采用的训练方法并制定法规。元祐元年，诏令撤销提举熙河等路弓箭、营田、蕃部司。三年，兵部说：“泾原路陇山一带属于官地，按惯例常被人侵占冒领，几乎没有征役。如果不是由朝廷设置专门机构招募、编拨人员，就无法杜绝奸弊。”得到批准。此后，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奏报，查核陇山土地共一万九百九十顷，招募弓箭手及马匹共五千二百六十一，皇帝赐敕书加以奖励。四年，诏令把陇山一带的弓箭手和马匹另设一将统管，仍以泾原路第十二将为名。五年，诏令户部派官员前往熙河、兰、岷路，代替孙路筹划安置弓箭手和土地。绍圣元年，枢密院说：“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报，本路弓箭手自扩充设置以来，多次参加战斗，其中有因战功补授三班差使以上官职的人，想把他们一并遣返回所属单位任职，仍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亲属承袭耕种；如果没有亲属，就另行召人承袭。”三年正月，诏令：“从今以后，汉人和蕃人互相投换为弓箭手的，官府不得收取刺字费用；违犯者杖责一百。”五月，诏令京城府界和各路马军枪手一律改充弓箭手，并兼习蕃枪。四年，诏令张询、巴宜专门查核安西、金城的肥沃土地面积，能够招置多少弓箭手，编成团结情况上报。元符元年二月，枢密院说：“钟传奏报，近来前往泾原，与章楶研究修筑天都山、南牟等地的城防。如今估量，如果扩建青南讷心，必须设置一将。请暂时从熙、秦两路抽调人员。新城内的土地招募弓箭手耕种，并设置提举官二员。熙、秦两路弓箭手，每指挥以三百人为定额，请编为二十指挥招募设置；不用一两年，必能得到数千民兵，用来充实武备。”得到批准。七月，诏令：“陕西、河东路的新城砦可以招募弓箭手投换。元祐八年四月关于不得招募其他路弓箭手编入指挥的规定，不再施行。”三年，提举泾原路弓箭手的安师文任泾州知州，撤销提举弓箭手司。崇宁元年九月，枢密院会同审议说：“陕西五路及河东，自绍圣年间开拓以来，疆土极其广大，远的有数百里，近的也不少于百里。自从停止用兵以来，一直没有加以安置。田地大多肥沃，虽然多次下诏设置弓箭手，但大多贫困，有的甚至逃亡。州县、镇、砦的贪官污吏和豪强百姓侵占冒领肥沃土地，利益不能到达平民；还借着旧疆界的名义，侵占新收土地。如今派官员分别前往各路，提举、筹办有关事务；凡新疆土地，分别确定肥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近颁下的条法。旧有弓箭手如果愿意出佃新土地，也应酌情办理。”诏令汤景仁主管河东路，董采主管秦凤路，陶节夫主管环庆路，安师文主管鄜延路，均提举弓箭手。元符三年撤销提举司，如今恢复设置。崇宁二年十一月，安师文奏报：“据权任德顺军通判卢逢原申报，查核丈量四将辖区所属五砦以及新近侵占旧边壕外的土地，共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顷有余，请特别给予优厚奖赏。”诏令安师文特授左朝议大夫，原有差遣照旧；卢逢原特授朝请郎。

译二年九月，熙河路都转运使郑仅奉诏考察筹办熙河新拓边疆的利弊，郑仅奏报：“朝廷给田地供养汉人、蕃人弓箭手，原本是为了藩卫边境，使他们顾念家产，各人尽力。如今疆域拓展得更加遥远，熙、秦两路的汉蕃弓箭手反而处在内地，按理应迁移到边外。但人们看重迁居之事，请暂且每家选一丁，由官府供应口粮，编成耕夫，让他们租佃官庄。庄稼成熟时，除去粮种外，收成一半归官，一半给耕夫；等到逐渐安排妥当，听任他们自行选择。”得到批准。五年三月，赵挺之说：“湟州、鄯州的收复，每年耗费朝廷供给一千五百多万。郑仅最初提出设置官庄的建议时，朝廷命令核算其年收入，五座官庄的收入，竟只能供给一座官庄的费用。鄯州、湟州是西蕃的两个小国，湟州称为邈川，鄯州称为青唐，与河南原本是三个国家；那里靠近黄河，有许多肥沃土地。从前三个国家分别占据时，百姓向本国缴纳的供给很丰厚，而且每一族都有酋长统领，衣食充足，从所属百姓那里取得供给。自朝廷收复以来，名义上说让蕃民各自占有旧地居住，实际上屡经战争，杀戮、逃亡、驱逐，留下的人已经很少。如今兵将官、帅臣、知州大多招来闲散百姓居住，贪婪侵占的人有时收受钱财才把土地给他们，又私自夺取蕃民的羊、马、骆驼等牲畜，却没有一丝租赋供给官府。如果把过去向三个国家缴纳的物资取百分之一交给县官，那么湟州的费用就有余了。”皇帝深以为然。第二天，知枢密院张康国入宫觐见，极力说不可以让新民缴纳租税，恐怕引起众人的骚动；并且说蕃民既然已经在手背刺字充当士兵，怎么还能再征收租赋。皇帝于是宣谕说：“新民不可动摇，而且已经命令大量招募弓箭手了。”赵挺之奏道：“弓箭手由官府给田而不收租税，这是中原的制度。蕃兵则不同，他们按照旧俗已经缴纳供给之物，出战时又人人充当士兵，并非弓箭手可比。如今朝廷耗费巨大，经营多年才取得西蕃土地，如果一丝一毫的收入也没有，而官吏、戍卒的粮饷费用全由朝廷承担，这个计策实在太拙劣了！”皇帝说：“已经命姚雄筹划办理。”当时朝廷多次下诏命姚雄查核空闲土地，召人耕种开垦并缴纳赋税，所以皇帝更加认为赵挺之的奏议正确。赵挺之又说：“鄯州、湟州收复以后，羌人屡次反叛，溪撦罗撒逃跑投降夏国，夏国收纳了他，并且不时侵犯边境，军队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粮饷运输极其艰难。通过和籴收购粮食，鄯州每石粮价高达七十贯，湟州五十多贯。这是因为仓场从客商入中交粮、请求领取财物中获利，官吏从请领斛斗中获利，宦官获利达百倍，人人都变得富有。因此上下相互蒙蔽，给朝廷造成祸害。” 熙宁三年，熙河运司因年度经费不足，请求用官茶交换粮食，每三斤茶换一斛粮，获利非常丰厚。朝廷认为茶马司本来是用茶交换马匹，不能用来换粮，于是在茶马司年度定额之外，增加购买川茶两倍的数量，朝廷另拨钱二百万供给，并命提刑司封存。又命茶马官程之邵兼任转运使，从此数年边疆费用大致充足。到赵挺之再次任宰相时，熙河漕司多次申报军粮不足、情况紧急，于是命令核算去年发下的钱共一千一百万驮；每驮价值三千至四十千，二百驮所能转运的数量不可胜数。今年已经拨下银、钱、绢等共九百万，于是又命令拨给两倍茶一百万驮。张康国一同进呈，得到诏旨后，秘密查检元丰以来关于茶只用于交换马匹的指挥来进呈。然而张康国不知道两倍茶本来就不是用于交换马匹的数量，何执中、邓洵武又纷纷附和他。于是两倍茶不再拨给，鄯州、湟州的军费也就无法供应了。七年，诏令：“边地广大而耕种开垦还没有达到要求，肥沃土地荒闲着，刍草和粮食价格飞涨，每年买粮的费用极其巨大。过去多次下达指挥，命泾原路经略司与提举弓箭手司筹办，召人开垦，以帮助边塞储积粮食，这是备边取之不尽的利益。听说提举弓箭手司和经略司意见不同，筹办议论不能致力于协调。提举泾原路弓箭手的钱归善可以罢免。” 大观三年二月，臣僚说：“自从收复西宁州以来，供给费用越来越多，而储备积蓄没有扩大，粮食收购价格屡次上涨，市场物价随之飞涨，土地利益没有开发，兵员名册又不充足，大概是招置办法没有讲求，鼓励获利的制度没有兴起。请委任帅臣、监司研究：或者募兵，或者招募，怎样才能补足弓箭手的数目，使之不缺；或者约束，或者诱导，怎样才能使蕃部安定从业，并责令他们耕种。田地开垦后粮食自然充盈，招募充足后军力也会振作，这就是取得班超的功业，充分发挥赵充国的利益。”诏令：“熙、河、洮、岷各地前后收复，时间已经很久，取得了土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利益，取得了百姓却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土地利益没有开发，兵员名册不充足，每年依靠朝廷供给，这不是长久之计。可以命令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分条规划上报。” 政和三年，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报：自古以来出兵用武，有时用骑兵，有时用步兵，大都根据地形。兵法说：“蕃兵只擅长依靠强健的战马奔驰冲击，汉兵只擅长用强弩相互牵制夹击。”这是因为蕃人长于骑马，汉人长于用弩。如今却不是这样。西夏贼人中有山间部落，称为“步跋子”，能够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善于越过高处、奔走远方，脚步轻快而善跑。有一种平夏骑兵称为“铁鹞子”，能奔走百里、约期千里，最善于突然来去，如闪电袭击、云飞无定。在平原驰骋之处遇敌时，他们多用铁鹞子作为冲锋突击的兵力；在山谷深险之处遇敌时，则多用步跋子进行击刺和掩袭。这是西人步兵、骑兵的长处。我们各路靠近边塞的百姓，都是弓箭手所属地区的人，平时以田猎骑射为能，遇到紧急情况则以追逐奔驰相互竞尚。又有沿边土兵，熟悉山川，习惯奔驰。关东戍卒大多是硬弩手和摽牌手，不仅可以抵挡贼人的强劲箭矢，也可以使贼人的战马受惊溃散。这是中原步骑的优势。

译至道年间，王超、丁罕等讨伐李继迁。当时在马上使用弩，遇到贼人便万弩齐发，贼人来不及应付手脚，只能逃走。元丰年间，刘昌祚等奔赴灵州，贼人据险防守，官军不能前进。于是用摽牌手作为先锋，贼人下马逼近官军，声势非常强盛；刘昌祚等便让摽牌手踢跳闪避，并摇动带响环的牌子，贼马受惊溃散。如果在山林险要之处遇到贼人，先用摽牌手攻击，接着用强弓、硬弩和神臂弓射击贼人的先锋，那么箭不会落空，并且都能穿心直达胸膛。如果在平原旷野之间遇到贼人，就在马上使用弩集中射击，可以一发将其全部射死。摽牌手和马上用弩，都已经验证有效，不可不加以研究。前面所说的强健战马冲击和强弩夹击，两种优势都可以取得，贼人的步跋子和铁鹞子也都不足以抵挡。步兵中还必须先选出魁梧强健、体力出众的士卒，全都使用斩马刀，另设一将统领，采用唐代李嗣业使用陌刀的办法。遇到铁鹞子冲突，或者掠过我军阵脚，或者践踏我方步兵时，就使用斩马刀向前攻击，这是取胜的一个奇策。诏令枢密院用札文发给各路经略司。四年，诏令：“西羌长期成为边境祸患，时而反叛，时而归服，诡诈反复无常。前些时候在先朝，即使使者还在朝廷，西羌仍有时侵犯边境。如今他们休养积蓄了多年，又多次遭受饥荒、长期困苦，虽然已经进献誓表，但羌夷的本性不能保证今后不变。要在无事时修整防御，在敌人聚集时警戒意外，正是现在。可以命令陕西、河东路帅臣训练军队，整治军械，修缮楼橹，收集积储刍草粮食，始终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不可因为已经进献誓表，便放松懈怠，中了他们的奸谋。所有弓箭手、蕃兵，都要经常优待抚恤；逃亡者要迅速招募补充，贫困缺乏者也要命令借贷救济。将佐、偏裨如果有软弱怯懦、失职的，列出姓名上报；或者敌寇到来而造成失误的，一律按军法处置。” 五年二月，诏令：“陕西、河东各路，自绍圣年间开拓边疆以来，以及西宁、湟、廓、洮州、积石等处的新边，都有被侵占的良田，并且都应当招置弓箭手，作为边防的屏障。直到现在已经多年，荒地仍然很多，应募人数还不多。大概是因为撤销专门设置的提举官、改隶经略司以后，事权不专，筹办颇有失误。查核丈量、督促开垦、审理裁断交界侵占等事务，都在最边远的地方，帅臣没有办法亲自到达。如今夏人前来通贡，边境安静，如果不趁此时委派官员往来督责，多方招募刺字弓箭手，开垦荒闲田地，补助边疆财政，来减轻飞运转输的劳苦，我私下担心因循日久，荒地越来越多，民兵人数逐渐减少，损害边防大计。况且提举的文臣沉溺于文墨，多致力于安逸休养，很少能够冒着寒暑奔走。可以命令陕西、河东各路都恢复设置提举弓箭手司，仍各选派武臣一人充任；任期、俸禄、恩赏等，都依照提举保甲条例施行。每路再设置干当公事使臣二员。仍然每年命枢密院调取各路招募到的弓箭手和开垦的土地，比较优劣、考核功过，听取诏旨予以升降。” 有关应当筹办的事项和细节，以及所派官员拟定的条款，全部上报。八月，枢密院说：“想把靠近内地的弓箭手田地中凡有争讼、侵占冒领的地方，一律丈量，希望能够杜绝侵占冒领的弊端。”得到批准。同月，提举河东路弓箭手司奏报：“本司查访得知，沿边州军各处招置弓箭手，多把人户过去使用劳力开垦的土地指认出来，强行削夺；原来租佃这些土地的人于是失去生计。而且所收租税只有佃户原来租额的五分之一，对公私都不方便。如今想把官庄、屯田中已有租佃关系且已满五年的土地，一概不列入招置弓箭手请射的范围。河东路察访司起初不重视边防民兵，姑息佃户，才造成这种弊端。请规定：凡熙宁八年以前人户租佃的官田，先询问佃户；如果愿意投刺充任弓箭手，每出一丁，允许依条例给现租田二顷五十亩，作为人马田地；如果不愿充任弓箭手，或者出丁之后仍有未被请占的土地，就拘收归官。”得到批准。十一月，边防司奏报：“据提举熙河兰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报，汉人购买田地通常很多，近来因为丈量，他们也感到不安，主动申报的已经达到一千多顷。如果招募弓箭手，就可以得到五百人；如果征收租税，每亩收三斗五升粮、两束草，一年也可以得到米三万五千石、草二十万束。如今估量，汉人购买到蕃部土地而愿意充任弓箭手的，每有二顷以上刺一人，四顷以上刺二人。如果愿意充任，就依条例确定并缴纳租税。对于巧妙设法隐占土地的人，要严加禁止。”得到批准。七年三月，诏令：“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土虽然广大，但土地利益全都归于羌人，官兵和官吏的俸禄都依靠县官供给，不能作为后世长久的计划。命本路帅臣酌量，用钱粮、茶、彩帛，或者羌人喜爱的物品，同他们交换田地。田地多了以后，就招置弓箭手，让他们入则耕种、出则作战，以巩固边境。” 宣和六年七月，诏令：“已经下达处分。陕西先前因地震房屋倒塌，因而死伤的弓箭手，其中有应当由承袭人承继的，迅速备具保明上报。” 靖康元年二月，臣僚说：“陕西依靠弓箭手作为国家的藩篱，他们旧日隶属于帅府，近年才设置提举弓箭手官，专门追求人数多，把这当作功劳。从此选练不精，法制逐渐败坏。请详细酌定，罢免提举官，使弓箭手重新隶属于帅司，务必设法振兴边防声势。”诏令批准，河东路依此办理。四月，枢密院奏报：“陕西、河东各路的汉人弓箭手一向都发给肥沃田地，近年以来，却常把原来已经分给旧人的田地重新分割，用来招募、刺字新人。这是因为提举官贪图奖赏、欺上瞒下，一味追求人数多，任意招募刺字，无法形成激励。朝廷近来已经罢免提举官，如今重新归帅司管辖，何况当前边境事务完全依靠民兵；如果不早作筹划，深恐耽误大事。”诏令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以及陕西、河东各路帅臣酌情筹办，把已经分割的弓箭手田地依旧改正，拨还原主；新招募的人另行发给土地，务必做到均衡合理。仍命帅臣严格执行。同月，徐处仁又上奏，诏令一并送交详议司。

译熙宁五年，泾原路经略司蔡挺说：“泾原路勇敢三百四十四人，长期没有挑选训练，只是徒有虚名。我委派两名将领率领季一点阅考核，根据骑射能力决定升迁，补授有功者为队长，招募极边博军的子弟以及曾经参加过战阵的人补充空缺。又增募熟户蕃部作为蕃勇敢，共一千三百八十人，战马一千一百九十四匹，能开一石弓，奔驰追逐、冲击刺杀都合乎规定。其中有功者领取勇敢下等俸禄，其余人在遇到调发时，每人发给俸钱三百，并增加刍草粮食。”诏令各路都依照蔡挺所说施行。六年，枢密院说：“勇敢效用都是凭借才武应募从军的人，既享有优厚廪食，战马和军械也都由公家供给，平时还可以居家；以劳绩受赏的，共升补四级便达到借职。与弓箭手相比，减去十个资序，升迁快慢相差很远，实在不符合朝廷按功劳公平行赏的本意。请从今以后，河东、鄜延、秦凤、环庆、熙河各路以三百人为额，泾原路以五百人为额。第一等步射能开一石一斗弓，马射能开九斗弓，俸钱一千；第二等以下每等递减一斗，俸钱七百至五百。每季末在经略司阅试，射中靶心和野战目标的给予奖赏；全部不中的削减俸禄，下一季仍不中的罢免。作战有功者按八等定赏：第一，发给公据；第二，任队长；第三，任守阙军将；第四，任军将；第五，任殿侍；第六，任三班借差；第七，任差使；第八，任借职。弓箭手有功，也按八等定赏：第一，任押官、承局；第二，任将、虞候、十将；第三，任副兵马使、军使；第四，任副指挥使；第五，任都虞候；第六，任都指挥使；第七，任三班差使；第八，任借职。遇到相应空缺时，按次序递补升迁。”},{ 元丰三年，下诏规定，泾原路招募勇敢之士，依照鄜延路的办法办理，以一百人为定额。从此以后，蕃部人数更加增多，而弓箭手中也有许多成了蕃兵。弓箭社在河北原来就有。熙宁三年十二月，定州知州滕甫说：“河北各州县靠近山谷的地方，民间各自都有弓箭社和善于打猎射箭的人，他们的习惯和便利条件，与夷人没有不同。希望下令给本路各州县，都招募各色公人以及城郭、乡村中勇武而愿意学习弓箭的人，让他们自行组成弓箭社。每年春天，由长吏亲自前往阅试。北方人强悍勇健，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元祐八年十一月，定州知州苏轼说：北部边境长期和平，河朔没有战事。沿边各郡的军政稍有松弛，将领骄傲，士卒懈怠，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不能使用；武艺和军装，也远远比不上陕西、河东。虽然根据目前的边防形势来看，三五年内必定没有紧急警报，但是安居时考虑危险，是国家一贯的原则；如果平时不预先讲求战备，就难以应付事变。我考察祖宗以来，沿边要害之处都屯聚重兵，只是用来壮大国威、消解敌人的谋划，这大概就是所谓先造成声势而后落实实际、凭借形势使敌人受到限制的办法。若要进攻深入敌境，两军交锋，仍应夹杂使用禁军。至于平时保卫边境、防御小股寇盗，就必须专门使用最靠近边境的当地人。这是古今不变的论断。晁错向汉文帝谋划备边策略，不过两件事：第一是迁徙远方的人来充实空虚之地，第二是治理边境县份来防备敌国。宝元、庆历年间，赵元昊反叛，屯兵四十多万，又招募、刺募宣毅军和保捷军二十五万人，但都没有得到有效使用，最终没有成功。范仲淹、刘{山成}、种世衡等人，专门整顿和安抚蕃汉熟户、弓箭手；至于封殖他们的家业、磨炼激励他们，办法并不止一种。藩篱既已形成，贼人前来便无所得，所以赵元昊又归顺称臣。如今河朔西路临近边境的州军，自从澶渊讲和以来，百姓彼此团结组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又在社中推选家资、武艺为众人所信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录事，称为头目。他们带着弓锄田，佩着剑砍柴，出入山岭，饮食和长处技能都与敌国相同。他们私自制定赏罚，严于官府；分班巡逻，铺屋彼此相望。如果北方贼人或本地强盗潜入而没有捕获，当班的人都要受到重罚。遇到紧急警报，击鼓后片刻之间就能召集一千人。武器、铠甲、鞍马，平时常常像寇盗即将到来一样准备着。大概因为亲戚和坟墓都在那里，人人都愿意为之作战，所以敌人非常畏惧他们。前朝任定州统帅的名臣韩琦、庞籍，都特别注意安抚照料这些人，把他们作为爪牙和耳目的力量；庞籍又增减修订了对他们的约束和赏罚规定。熙宁六年，实行保甲法，强壮和弓箭社一并废止。熙宁七年规定，凡两地承担供输的民户，除原有的弓箭社、强壮、义勇之类仍依旧保留外，不再编排为保甲。考察前面所说的两次圣旨，只有两地承担供输的村分才允许照旧设置弓箭社，其余的都应当废止。虽然有上述指示，但公私上下相承，原本并没有废止，只是命令弓箭社中有两丁以上的民户兼任保甲，以至于追捕本界以及其他地方的盗贼时，都驱使弓箭社民户尽力擒杀。如今各州县全都依赖这些人昼夜防守边境，清楚可见弓箭社确实是边防的重要力量，按情势决不能废除。只是因为兼任保甲的缘故，召集、追呼使他们劳累破费、失去生业；如今虽然名目都还存在，但说到实际效用，已经比不上过去。

译臣私下认为，陕西、河东的弓箭手由官府供给良田，用来准备铠甲和战马。如今河朔沿边的弓箭社，都是民户祖传的田产，官府没有丝毫损失，而他们却献身守卫边境，武器、铠甲、鞍马与陕西、河东的弓箭手没有不同；双方劳苦和待遇相差很远，尚未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近来霸州文安县以及真定府北部砦寨，都有北方贼人惊扰劫掠民户，捕盗官吏束手相视，没有办法，足以证明禁军和弓手都不能胜任。假如各州县到处都有弓箭社，民户拼命尽力，那么北方贼人哪里敢轻易侵犯边砦，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臣已经告诫整饬本路将领和官吏，申明并严格执行赏罚，加意安抚照料这些人，又重新取用庞籍旧奏中的约束，略加增删，另立条目。希望朝廷立法，稍微给予优厚待遇，明确设置赏罚，用来表示惩戒和劝勉。如今已经秘密查得本路最靠近边境的定州、保州，以及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境一带七县一砦以内，历来自行团结组成的弓箭社，共有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火，总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如果朝廷认为可以实行，立法以后，再命令将领和官吏经常加以安抚照料，使三万多人分班昼夜巡逻，边境上有盗贼和小股寇盗来就立即擒获，不至于因习惯放纵而滋生战祸之心。而且一切都遵循旧制，没有什么改动，敌人既不会怀疑，也不会畏惧，无从滋生事端，有利而无害，优劣得失是清楚可见的。这份奏疏一共上奏了两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政和六年，下诏说：“河北路有弓箭社的县份，已经命令选拔并解送优异人员。各路所属县的县令、县丞和县尉，等到年终教阅出优异人员后，由帅司详细列出成绩最优、最劣者，各自请示皇帝决定赏罚，用来劝勉或阻止。仍将这些规定具体制定为法令。”高阳关路安抚司又说：“大观三年，弓箭社人依照《保甲法》《政和保甲格》考核比较优劣，县令各按等次减少展期磨勘的年限。”下诏依照《保甲格》施行赏罚。宣和七年二月，臣僚说：往年西路提刑梁扬祖奏请劝导诱使民户加入弓箭社，后来又下令东路仿照西路的办法招募诱导。原来制定这项法律的用意，不过是让乡民自愿加入弓箭社的人阅习武备，作为抵御贼人的工具罢了。无奈那些邀功生事的人，只把入社民众多当作功劳，严重欺骗蒙蔽朝廷而使百姓积怨，督促责成州县，急迫得像星火一样，按照五等户籍分列甲乙等次，挨家挨户到访，差役追逼胁迫，把所有人都驱赶入社，再没有可以免除的。法令开始在西路实行，西路已经冒领并接受了丰厚赏赐，于是东路宪司前后上奏论列，虚妄欺骗更加厉害。近来东路的奏报，人数多到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人，其中武艺优秀者一十一万六千人，并且说与西路相比仅仅多一倍。陛下明察其中不实，虽然命令帅臣和廉访使者核查实情，但他们哪里肯把实情上报呢？如今东路宪司的官属以及登州、淄州的当职官员，因为虚报人数而获加官进秩的将近二十人，县令、县丞和县尉还没有计算在内。不知那些在田间小路中出面劝诱的人究竟是谁呢？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其中的虚妄欺骗了。假如确实如奏报所说，山东的盗贼为什么历经数月、拖延时日，却没有看到被消灭减少呢？那么他们奏报的二十四万人和十一万人，大概只是徒有名目，显然不足以抵御贼人！” 大体说来，由于反复借故追逼骚扰，百姓不能忍受这种劳苦，于是老弱的人转徙在道路上，强壮的人起而成为盗贼；这也是导致盗贼发生的一个原因。近来劳烦陛下派遣将领、出动军队，授予他们作战方略；又命令近臣持诏前往抚慰晓谕；甚至打开内库的储藏，调运淮甸的粮食来赈济供给他们，宽免他们的税租，全部宽宥他们的罪过，嘱咐叮咛，细致周全，没有不曲尽其意的。正要使他们回归伏处田亩，成为改过向善、远离罪恶的百姓，怎么可以又因为他们所最为忧患厌烦的事情去扰乱他们呢？况且私藏兵器，在法律中禁止得非常严格。三路保伍之法，虽然规定在农闲时讲习武事，但事情完毕后兵器仍要收藏在官府。如今弓箭社的所有兵器都由百姓自行藏在家中，这难道不是把兵器借给盗贼吗？希望陛下从圣心裁断，废除京东弓箭社的名目，将所藏兵器全部送交官府，使百姓免受不合时宜的追呼逼迫之扰，以安定他们的生活。凡是因两路弓箭社而受到推恩的人，都应追回恩赏、改正处理；最初倡议此事的人，应重重赐予贬黜责罚；后来上奏请求而进行虚妄欺骗的人，也希望特别下令施行惩处。这样或许能使群臣恐惧警醒，不敢妄自进献歪曲之说，放纵他们的奸邪行为；这实在是当今首先应办的事务。” 下诏全部依照奏疏办理：梁扬祖被免去官职，兵器全部收缴入官，弓箭社人员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遣散。《志》第一百四十四，兵五（乡兵二）。河北、河东、陕西义勇；陕西护塞；川峡土丁；荆湖义军土丁；弩手；夔、施、黔、思等处义军土丁；广南西路土丁；广南东路枪手；邕州、钦州溪洞壮丁；福建路枪仗手；江南西路枪仗手；蕃兵。河北、河东、陕西义勇：庆历二年，选取河北、河东的强壮人员，并抄录百姓男丁，在手背上刺字，设置为义勇。每户财产分等在三等以上的置办一张弩，抵缴税钱二千；三等以下的由官府供给。各营设在本州，每年分成两班训练；上班时给奉禄和廪食，犯罪后按厢军论断；下班时按强壮对待。治平元年，下诏陕西除商州、虢州二州外，其余全部登记义勇。凡主户有三丁的选一人，六丁的选二人，九丁的选三人；年龄二十至三十岁、才干勇力出众的人充任，只在手背上刺字。以五百人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一人、副指挥使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每年十月分班上番，阅习训练一个月后停止。又下诏秦州成纪等六县，凡有纳税户弓箭手、砦户以及四路正式充任保毅的人家，六丁刺一人，九丁刺二人；有买得保毅田而承袭名额的，三丁刺一人，六丁刺二人，九丁刺三人，全部作为义勇。这一年，又下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的义勇，遇到召集防守时，每日给米二升，每月给酱菜钱三百。大概庆历初年，河北路总共有一十八万九千零三十一人，河东路总共有七万七千零七十九人；治平初年，陕西路总共有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七万七千七十九人〕

译熙宁初年，枢密使吕公弼请求把河北义勇每一指挥中挑选年少强壮、武艺精熟的一百人列为上等，在手背上增刺“上等”二字，分别加以表彰和教阅；此外，人数定额以外武艺优秀的人也登记在册，等到有缺额时便补充。朝廷听从了。十二月，下诏规定，河北义勇由县里每年阅试；应当在州里阅试的，应分班进行，每年上一班；遭遇灾害损伤、应当停止阅试的，听候诏旨。至于按指挥分班的，大名府五十三指挥分为四班；真定、瀛、洺、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等地，从三十九指挥到十二指挥不等，一律分为三班；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保、通利等地，从十一指挥到四指挥不等，一律分为两班。九指挥以上的，再把本班分成三队，十月开始教阅，十二月停止。六指挥以上的，再把本班分成两队，十月开始教阅，十一月停止，满一个月后结束遣返。皇帝曾问陈升之：“侯叔献说义勇上番服役怎么样？”王安石说：“这件事似乎可以做，但应当过几年再议。”陈升之说：“如今招募士兵还没有停止，再供养上番的义勇，那么调度就更加困难了。”王安石说：“说到招募士兵的弊害虽然很多，但到了使用时，忧患却少，这是因为把百姓和士兵分作两条途径的缘故。”十二月，皇帝说：“可以让义勇分为四班，轮流出戍。”吕公弼说：“必须先减少招募的士兵，才可以议论这件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招募士兵死亡的人数，然后用义勇来补充他们就可以了。”陈升之想让义勇逐渐戍守附近的州，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改变数百年来招募士兵的弊病，就应当果断行事，详细制定法制；否则就没有补益。”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说：“必须预先制定确定的条法，不要公开宣布，可以逐步推行。”两府讨论上番服役，有人认为一个月，有人认为一季，并且先让他们戍守近处；文彦博等人又说难以让他们远戍，王安石极力为此辩说。这月，兵部上报陕西、河北、河东三路义勇的数目：陕西路二十六郡，旧有登记的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人，加上环州、庆州、延州的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人，共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人，编为三百二十一指挥；河北三十三郡，旧有登记的一十八万九千二百人，如今登记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人，编为四百三十指挥；河东二十郡，自庆历以后总计七万七千人，编为一百五十九指挥。三路义勇之兵合计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人。三年七月，王安石进呈蔡挺请求把义勇编为五番、轮番教阅的奏章。神宗担心枢密院不肯办理，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确实要实行，谁能阻止？这全在陛下。”泾州、渭州、仪州、原州四州共有义勇一万五千人，过去只负责戍守，经略使蔡挺开始规定，遇到上番时，依照各军编队，分别隶属于各位将领。选拔技艺精良的升迁补官，发给官马，按月领取廪禄、按时领取绢帛，郊祀赏赐也和正兵相同，于是与正兵共同承担作战和守备。当时土兵有缺额，招募了三千人。蔡挺上奏说，义勇按丁口点刺编制已有多年，虽然按时训练，却还没有用于出征和防守；可以考察府兵的旧法，让他们轮番戍守，以补充土兵的缺额。诏令又询问远近各地轮番戍守的办理办法。蔡挺立即分条上奏：把四州义勇分为五番，每番三千人；秋季防守在八月十五日上番，十月结束；春季防守在正月十五日上番，三月结束，周而复始。诏令同意，推广到各路。九月，秦凤经略安抚司说：“保毅的人数没有被拣选补充为义勇，而他们的子孙转卖田地，分户析姓，已经很少有本人在籍。请令保毅军中已经在丁口数内拣选点刺为义勇的人，免除承认其保毅身份。” 诏令同意。十月，韩绛请求派著作佐郎吕大忠等人到宣抚司，负责提举义勇，诏令同意。当月，韩绛说：“现在准备把义勇分为七路：延州、丹州、坊州为一路；邠州、宁州、环州、庆州为一路；泾州、原州、仪州、渭州为一路；秦州、陇州为一路；陕州、解州、同州、河中府为一路；阶州、成州、凤州、凤翔府为一路；乾州、耀州、华州、永兴军为一路。每年把一州的义勇分为四番。边境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合用其中一番屯戍；靠内地的三路十二州军，也令其确定轮番次序，但不必每年派发，遇到本地正兵缺少时，才抽调或调往较近的边境戍守。”诏令同意。十一月，延州知州郭逵说：“陕西出发义勇到边境作战守备，今后一律令他们自行携带一个月的干粮，费用从本户税赋中折除。如果不能自行准备，就在所发往的州军预先领取一个月的口粮。”诏令同意。十二月，司马光上疏说：臣凭着无能的才干，兼任长安一路十州军民的重大事务。到任以来，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及宣抚等司的指挥，把义勇分为四番，准备让他们依次到边境戍守；又选各军骁勇精锐的人，并招募乡里的恶少作为奇兵；制造干粮、炒饭、布袋、运力车，以准备粮饷运输；把每年赏赐给赵秉常的物资全部取来，分发给边境各路，又竭尽内地府库的铠甲、兵器和财物来资助这些事务。只以永兴一路来说，所调发的人马、铠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其他琐碎物资更是数不胜数。动辄以军期紧迫相逼，上下互相催促，比星火还急。官吏狼狈不堪，百姓惊疑不安，都说国家将于明年春天大举发六军，长驱深入，讨伐赵秉常的罪行。臣身份疏远低微，不能参与朝廷的议论，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虚是实。昨天臣亲自承受圣上的教诲，认为如今的边防谋略，只应谨慎严密地防守。敌人入寇，就坚守壁垒、清理野外，使他们来了也无所得；等到兵疲粮尽，便可以坐收他们衰败的结果。臣退下后思考，圣上的谋略高远，深得王者怀柔远方之人的道理，实在是天下的福气。等臣到了关中，却看见所有安排都在为出征调度。臣不知道是主管官员在外没有领会圣上的意旨，因而造成这样的张皇，还是陛下暗中运筹神算，不让臣这样的愚陋微贱之人知道真实情况？臣惶恐疑惑不已，私下替陛下感到忧虑。何况关中正遭饥荒，十家有九家空虚，成为盗贼的人已经纷纷增多。县官仓库的积蓄所剩无几，却想轻率调动大军，横向挑惹猛兽，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

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刻察看安危的关键，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形迹尚未显露时杜绝它。请迅速颁下明确诏令，抚慰晓谕关中百姓，说明朝廷并不打算出征；义勇也不再分番到边境戍守，也不再选募奇兵。凡是为粮饷运输而调发的各种物资，都令其全部停止，爱惜内地仓库的储备，以备春深时赈济救助饥饿贫困的人。这样做，哪里只是百姓的幸运，也同样是国家社稷的福气。请陛下裁夺明察。司马光再次极力陈说此事，于是永兴一路独自得到免除。四年，诏令停止陕西路义勇的差役。又诏令停止陕西各路提举义勇官，委托所属州县依旧分番教阅。五年七月，命崇文院校书王安礼专门编修三路义勇的条规。这个月，神宗问王安石义勇的事情办得怎样，王安石说：“应当先办好河东一路。河东旧制每年教阅一个月，现在令上番巡检半个月或十天，民情没有不高兴的。又把东兵一万人的费用，取其中一半或三分之二，依照保甲法供养、抚恤这些人，那么民情就没有不欣喜愿意的了。”闰七月，执政大臣共同进呈河东保甲的事务，枢密院只想把它作为义勇、强壮，不另立保甲的名称。王安石说：“这不是王安礼最初的建议。”神宗说：“现在三丁抽一人为义勇，两丁抽一人为强壮；三丁到远处戍守，两丁在本州县轮番担任巡检，这就是王安礼所奏的办法，只是把保丁改称强壮。人们习惯强壮这个名称已经很久了，恐怕另立名称会导致不安。”王安石说：“义勇要求核实丁口数，所以必须隐括核查；借着编集保甲，就能一举完成两项事务。现在既派官员核查义勇，又另派官员编集保甲，就是把一件事分成两件事，恐怕百姓不能不受到扰乱。”神宗说：“河东的义勇、强壮已经形成次序。现在想派官员修订义勇、强壮法，又另派人编集保甲，怎么样？” 王安石说：“义勇要核实丁口数，就必须进行隐括核查；趁着编集保甲一并办理，正好一举完成两件事。如今既派官员核查义勇，又另派官员编集保甲，就是把一件事分成两件事，恐怕百姓不能不受到扰乱。”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彦博请求令王安石在中书省同时施行此事。王安石说：“本来是因为办理保甲，所以中书省参与议论；如果只是要设置义勇、强壮，就应当令枢密院取旨施行。”神宗说：“这是大事，必须共同议论才可以。”这个月，秦凤路经略吕公弼请求由本司选派官员，从十月初开始，选择各州上番义勇中才干武艺出众的人作为‘上义勇’，免除他们携带、运送草料粮食的差役；招募养马的人作为‘有马上义勇’，同时免除本户支移的负担。诏令同意。六年九月，诏令义勇人员和节级出现名额空缺时，必须根据教阅成绩依次排列，迁升补充。十月，熙河路经略司说：请求允许百姓投换为义勇，以土地给他们，建立税额。诏令用官地招募弓箭手，并允许靠内地的勇壮百姓占地射猎，按照内地办法起征税赋，编排保甲；义勇愿意投充，以及民户愿意接受蕃部土地的，都听其自便。土地的顷亩数由经略司根据土地肥瘠确定。十一月，诏令永兴军、河中府、陕州、解州、同州、华州、鄜州、延州、丹州、坊州、邠州、宁州、环州、庆州、耀州十五州军，除按原来数额刺充义勇外，商州、虢州、保安军只编集保甲。七年，诏令义勇本人不许应募刺充，已经应募的，召人来与之对替。八年四月，诏令韩琦等说：“河朔义勇民兵设置已经很久，彼此熟悉，军官整齐，训练也很好。然而编集保甲后，一路上纷纷扰扰。义勇旧人十成中去了七成，有的拨入保甲，有的放回务农，只得到增加人数的虚名，却破坏了原本可以使用的成法，这又白白引起契丹的疑虑。”七月，诏令义勇家人投军以后，如果本户剩余丁口少于规定数目，可以免除义勇，也允许其投军。十月，诏令：“五路义勇每年到州里教阅，保甲到县里教阅，都从十月到次年正月底结束。义勇不足十指挥、保甲不足十都的，从十二月开始教阅；各自根据人数确定轮番次序，教阅一个月，不许拆散指挥、都保。人数少的地方，只编作一番、两番，不必教满规定的月份。当年已经上番的，只教阅半个月。”十二月，诏令五路义勇都与保丁轮流充任，并负责检查盗贼；有违犯的，依照保丁法处理。九年正月，诏令义勇、保甲每年遇到阅试日期，都比较、考察所学习的武艺；五路每州按二十分取一人，分为五等，第一等解送上报。四月，诏令：“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分为三十六番，按便利就近的村庄分编，在巡检、县尉属下轮番上番，半个月更替一次。每年在农闲月份，所有下番人员都令所属巡检、县尉选择宽广地方集合教阅五天。”这个月，兵部说：“旧条例规定，义勇、保甲所学技艺按十分计算，弓不得超过二分，枪和刀合计不得超过二分，其余都学习弓弩。”诏令规定枪手仍旧专门学习枪术，刀牌手则令其兼习弓弩，并颁发样式下达五路施行。九月，诏令永兴、秦凤等路的义勇，由主户中有三丁以上者充任，不限户等。这一年，各路所管义勇为：河北东路三万六千二百一十八人，河北西路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人，永兴军路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秦凤路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人，河东路三千五百九十五人，共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七人。元丰二年，中书省、枢密院请求河北、陕西的义勇和保甲都依照各军诵读、教阅的法令办理，诏令同意。三年，诏令五路转运官、提举官巡行所到之处，考核教阅中的义勇、保甲；不合规矩的，移文提点刑狱司办理。四年，蒲宗孟说，请求把开封府和五路义勇全部改为保甲。从此逐步推行到各路。此后的义勇改称义勇保甲，记载在《保甲篇》中。陕西护塞：庆历元年，招募熟悉山川道路和蕃部情况、善于骑射的当地人，刺臂充任。二百人为一指挥，自备兵器，在乡里学习武艺，每季度集合到州里考阅训练。没有战事时，解散营伍回去务农，每月发给盐和茶；有警报时，召集起来防守，便供给廪禄，不从本路以外支取。

译川峡土丁：熙宁七年，经制泸州夷事熊本招募土丁五千人，进入夷人境内，捕杀水路大小四十六个村寨，扫平二百四十里土地，招募百姓开垦耕种，并把夷人各属部落联合编为保甲。元祐二年，泸南沿边安抚使司说：“请规定，泸州人因边事补授班行官职，以及自备土丁子弟在本家地界防守拓展的人，都不再发给廪禄和酬赏。若遇到贼寇，临时取旨办理。对于敢于邀功生事的人，依法从重处置。”诏令同意。政和六年，泸南安抚使孙羲叟上奏说：“边民违法买入夷人的田地，依法全部拘收入官，招募安置土丁子弟。现在已经招募到二千四百多人，想令他们轮番上番。”诏令同意。宣和四年，诏令说：“茂州、石泉军过去所管的土丁子弟，轮番上番守卫，却不熟悉射箭技艺。应选施州、黔州善于射箭的士兵各五十人，分别负责教习，等他们技艺精熟后遣返回去。” 荆湖路义军土丁、弩手没有记载创置的开始。北路的辰州、澧州，南路的全州、邵州、道州、永州都设置了这种军队。大概因为溪洞各部蛮人凭借险峻山岩据守，叛服无常，控制他们必须依靠当地人，所以设置这种军队。人员都从户籍中选取，免除徭役赋税，轮番戍守砦栅。大体说来，适应当地风土的人，很少受到瘴毒侵害；熟悉当地部落分布的人，就可以制服狡猾奸诈者。军队长官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首、采斫招安头首、十将、节级， 모두按功劳依次升迁补授，使他们相互统领。把这种制度施行于西南，实际上代替了王师，既有防御外侮的准备，又没有运输粮饷的劳苦。后来荆南、归州、陕州、鼎州、郴州、衡州、桂阳也设置了这种军队。庆历二年，北路总计一万九千四百人，南路总计五千一百五十人。轮番戍守各砦，有的按年轮换，有的按季度轮换，有的按月轮换。上番的人发给口粮，有功劳的升迁补授。自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起，每年发给绵袍；每月发给食钱；指挥使发给食钱；副指挥使发给紫色大绫绵袍；都头以上大多有廪禄供给。熙宁元年，登记荆湖南路、北路义军共一万五千人，军政仍按旧制。六年，各路推行保甲，司农寺请求令全州、邵州的土丁、弩手、弩团与本村当地人共同编为保甲；以正、副指挥使兼任都保正、副都保正，以都头、将虞候、头首、都甲头兼任保长，以左右节级、甲头兼任小保长。上番时，本铺的土丁、弩手、弩团等共同编为一保；隔着山岭、不足五大保的地方，也各设置都保正一人。元祐七年，选派邵州邵阳、武冈、新化等县中等以下户的丁壮充任土丁、弩手，免除科役，七年轮换一次。依次补授将校等级，不受替换、放免年限限制，分作两番驻守边砦防守拓展，不得招募他人。凡是上番，依照禁军的制度教阅武艺，并专门学习木弩。如有私自役使他们的，按《私役禁军敕》的规定论处。绍圣二年，枢密院说：“荆湖南路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常平司奏请，在邵州所管的边境堡砦设置弩手一千四百人，请依照元丰六年诏令，在五等户中轮番抽差，并半年轮换一次。上番人员如有事故，允许由家中年轻强壮且有武艺的人代替充任。”诏令同意。崇宁二年，荆湖南路安抚、钤辖李闳说：“收复绥宁县上堡里、临口砦，需要防守拓展的弩手一千人，请在邵州邵阳、武冈两县中等以下户中选派，半年轮换一次；遇到上番，每月发给钱米；官阶依次补授，从正、副指挥使以下直到左右甲头，仍旧分为七个等级；分作两番统领管辖，令邵州发给文帖。”诏令同意。政和七年，因为辰州、沅州、澧州等州的更戍土丁和营田土丁名称重复，将兵马都钤辖司招募补充土丁的名目改为鼎州、澧州路营田刀弩手。重和元年，辰州招募到刀弩手二千一百人，相关官吏各自升官，并按不同情况减少磨勘年限。宣和四年，靖州通道县出现边境警报，诏令增置刀弩手二千人。夔州路的义军由土丁、壮丁充任，登记在州县税户中，有的则是从溪洞归附投来的。把他们分别隶属于边境砦寨，熟悉山川道路；遇到蛮人入寇，就派他们袭击讨伐，官军只据守险要策应。各地军队长官的名称，随州县补置，各不相同。职级以上人员，冬天赐绵袍，每月发给食盐、米麦、铁钱；次一等发紫色绫绵袍，每月发盐米；再次一等只每月发米盐，有功劳的依次升迁。施州、黔州、思州三州的义军，都隶属于都巡检司。施州各砦设有义军指挥使、把截将、砦将，连同土丁共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壮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西路巡防殿侍兼义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头、十将、押番、砦将。黔州各砦设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砦将、把截将，连同壮丁共一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县设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砦将、科理、旁头、把截、部辖将，连同壮丁共一千四百二十二人。渝州、怀化军，以及溱州、江津、巴县的巡遏将，都由州县调派补任。他们各户通常都有子弟、客丁；遇到盗寇警报，一切都责成主户办理。巡遏将、把截将每年领取料盐；袄子必须等辖地连续三年没有盗寇警报才发给，有功劳的增加赏赐。州县登记土丁子弟和器械的数目，令他们分地戍守。嘉祐年间，补任涪州宾化县夷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截将、十将、小节级，每月发给盐，有功劳的依次升迁；连续三年没有夷贼警扰，就发给正、副都头紫色小绫绵旋襕各一件。涪陵、武龙两县各砦设置巡遏将一人，由有财力的户充任，免除其差役。这些义军土丁，每年登记上报枢密院。广南西路土丁：嘉祐七年，登记税户中除应服常役之外的人员，每五丁抽取一人充任，共得到三万九千八百人。把他们编成队伍，演习枪术、标枪和盾牌，冬季开始时集合到州里考阅。后来每年由州县轮流教阅，检查兵器。为了防备收割时节，改在十一月教阅，一月结束。

译熙宁七年，桂州知州刘彝说：“旧制规定，宜州、融州、桂州、邕州、钦州五郡的土丁，成丁以上的都登记在册。既然与蛮人边界相接，他们自己害怕遭到寇掠，守卫防御、相互援助，不需要驱策。近来的制度规定，主户从第四等以上，每三丁抽取一人作为土丁。但边塞附近许多地方并不是四等以上户，如果每三丁登记一人，就会比旧有土丁减少十分之七。其余三成作为保丁；保丁大多在内地，等他们更加熟悉武事后，就应当免除土丁的登记。我担心边防会有缺漏，请恢复旧制为宜。”奏章获准。元丰六年，广西经略使熊本说：“宜州土丁有七千多人，缓急之时可以使用。想令所属地区编排，分作都分；除了防盗以外，边境有警时，允许会合起来进行搜捕。”诏令同意。元符二年，广西察访司说：“桂州、宜州、融州等地使用土丁进行边境防守拓展，抽差已经达到单丁户，请改为从有两丁以上的人家抽差。”诏令同意。广南东路枪手：嘉祐六年，广州、惠州、梅州、潮州、循州五州依据户籍设置枪手；三等户以上免除身役，四等户以下免除户役，每年十月一日集合到县里考阅训练。治平元年，诏令各地派官考阅，一个月结束；有缺额就招募补充，不足时，选本乡有武艺的人充任。熙宁元年，诏令广州枪手中抽取十分之三训练为弓弩手。这一年，汇集六郡枪手，编为四十一指挥，共一万四千七百多人。三年，广州知州王靖说：“东路枪手自至和初年设立土丁名额以来，农闲时学习一个月，这是古代寓兵于农的策略。但训练、奖励的制度还不完备，请参照三路义勇的军政教阅法制定条令约束。”四年，封州知州邓中立请求本路尚未设置枪手的州县，也依照广州、惠州等五郡的例子设置。奏章获准。六年，广东驻泊杨从先说：“本路枪手一万四千人，现在改为保甲；两丁抽一，可得丁二十五万人；三丁抽一，可得丁十三万人。即使按较少的数字计算，也仍是枪手的十倍。希望委派路分都监二人，分头提举教阅。”诏令司农寺制定法令上报。后来规定，四等户以上有三丁的，抽一人充任；每一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每月轮一番考阅学习，每三天考试一次，选择技艺优秀者先行派遣。七年，诏令广南东、西路原有枪手、土丁户依照河北、陕西义勇法，三丁选一；其他没有枪手、土丁的州，不再设置。九年，兵部说：“广州、惠州、循州、潮州、南恩州五郡的枪手，请登记主户第四等以上的壮丁，人数不要超过旧额一万四千人，其余编为保甲。”奏章获准。元丰二年，诏令：广州、惠州、潮州、封州、康州、端州、南恩州七州都靠近边境，外接蛮人地区，应依照西路保甲的办法教习武艺。当时又诏令，虔州枪仗手以一千五百人为额，抚州、建昌军的乡丁、关军、枪仗手各以一千七百人为额。监司利用农闲考阅武艺，依照广东的制度办理。邕州、钦州溪洞壮丁：治平二年，广南西路安抚司召集左、右两江四十五个溪洞的知州、洞将，各自占据邻近地区，轮流相互救援；又登记壮丁，补授军队长官，发给旗号。每洞三十人为一甲，设置节级；五甲设置都头；十甲设置指挥使；五十甲设置都指挥使，共四万四千五百人，作为定额。各自置备兵器，遇有盗寇警报就召集，隔两年考阅一次，并检查兵器。因年老、生病及死亡造成的名额空缺，选年轻壮健者补充，每三年上报一次。熙宁年间，王安石说：“募兵不能完全废除，但民兵可以逐渐恢复；至于广南东西二路，更不可拖延。如今中原招募禁军到南方戍守，很多人死亡，这有害于仁政。陛下如果确实把军职所得官位拿出十分之二、三，来鼓舞百姓中的豪杰，使他们争相当兵，那么事情很容易成功。”于是苏缄请求训练广南东西二路的洞丁。旧制每年教阅两个月。王安石说：“训练的方法，应当把人员编成什伍，从中选拔才干武艺出众的人作为什长、伍百之长。自首领以下，各自用俸禄利益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主动勤于阅习；这样技艺就能练成，编制也能建立，紧急时可以使用。”六年，广南西路经略沈起说：“邕州五十一郡的峒丁，共四万五千二百人。请推行保甲，发给兵器，训练阵队。技艺出众的，依照府界保甲的办法施恩补授。”奏章获准。九年，赵禼征讨交阯，入朝辞行，神宗告诫他说：“使用峒丁的方法，应当先用实际利益诱导他们，然后才能役使他们。只说甘美的话、空洞的言辞，怎么能要求他们效死尽命？近来鄜延集合训练蕃兵，依赖你有办法控制他们，使轻罪可以裁决，重罪可以诛杀。违背西夏，祸患还远；违背主帅，祸患立即到来，这符合兵法所说‘使人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的道理，所以能够要求他们效死尽命。王师南下时，你应当选募几千名精悍士兵，选择勇猛的将领统率他们，以威胁各个峒寨；告诉他们大军将要到来，服从我的有赏赐，不服从的就按族诛杀。军威振作以后，先威胁右江；右江归附后，再威胁左江；两江归附，那么各蛮部没有不归附的。然后用来进攻交人刘纪的巢穴，并不十分困难。郭逵性情吝啬，你应当告诉他朝廷不吝惜军费；郭逵如果仍然故作矜持、不通达下情，将佐没有人敢说话，你到那里后，就把朕的话告诫他。” 十年，枢密院请求：“邕州、钦州的峒丁，委托经略司提举，由巡检总管训练之事，并分别委派负责。年终上报技艺优秀者，使他们的酋长也按等级得到赏赐。五人为一保，五保为一队。分为三等：有军功且武艺出众的为上等，免除徭役；才干强健敏捷的为中等，免除科配；其余为下等。边境盗寇发生时，酋长相互通报，率领族众抵御盗寇。”十二月，诏令邕州、钦州的丁壮自行置备兵器，贫困者借给官钱；金鼓旗帜由官府供给，隔年大规模考阅一次，结束后便收取收藏。

译元丰元年，经略司请求把两江峒丁集合编为指挥，权宜补授将校，奏章获准。二年，广西经略司说：“把邕州、钦州峒丁编为一百七十五个指挥，登记武艺上等者一万三千六百零七人。”诏令各位大臣提出办理峒丁事务的意见，交给曾布斟酌增损，创制规划，务求详细完备、便于施行。曾布于是请求令镇砦监押、砦主，与管辖兵甲的使臣和巡检等，共同分定州、峒的总管制度，建立赏罚、惩戒、劝勉制度；增置都巡检使二员，分头提举；又增加首领和丁壮，按年考阅，把武艺特别高强者上报，量才补授。诏令增置都巡检使二员，其余事项由熊本选择适宜者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三千六百七人〕 五年，诏令：“广南保甲依照戎州、泸州的旧例，自行置备无刃裹头枪、竹标排、木弓刀、蒿矢等，练习武艺；遇到捕盗时，由官府发给兵器。” 六年，诏令枢密承旨司讨论广西峒丁，依照开封府界保甲集合教阅、分团教阅的办法办理。这一年，广西路提点刑狱彭次云说：“邕州苦于瘴疠，请酌量留下士兵轮番戍守，其余使用峒丁，每季度轮番上番，并按禁军标准发给钱粮。”诏令允许彦先斟酌办理。彦先等说：“如果全部用峒丁代替正兵，恐怕妨碍农事。请计算戍兵数目的三分之一用峒丁代替，每季度轮换二千人到邕州学习武事。”诏令同意。大观二年，诏令：“熙宁年间编集的左、右江峒丁十多万人，广南以西依靠他们防守。如今又有二十万人来归附。已经令张庄依照左、右江的旧例斟酌办理后上奏。还担心主管官员不知道先后缓急，办理粗疏草率，所以现在把拟定的办法下达给他们；凡涉及熙河兰湟、秦凤路的，都应依敕令遵照施行。” 福建路枪仗手：元丰元年，转运使蹇周辅说：“廖恩成为盗贼时，曾用枪仗手捕杀；于是有人冒充枪仗手的名义，借着盗贼的声势惊扰村落，其祸患甚至比廖恩更严重。”诏令对犯者特别加重刺配。蹇周辅请求规定枪仗手的额数，每年集合考阅。将他的奏章下交兵部。兵部请求依照保甲法编排，废除旧法，改隶提刑司。居住相近的五人为一小保，小保设置保长；五小保为一大保，设置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设置副保正。把教阅、捕盗、食直等命令具列出来颁行。总数一万零二百多人，利用每年农闲时间，由部使者分头考阅，依照弓手法赏赐。二年，制定法令，允许自行置备兵器寄存在官府，遇到捕盗时才发给；超过数额私自置备的，依私有兵器法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二百人〕 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说：“福建路往年因为盗寇而招募枪手，多到几百人，少的也不少于一二百人。每年监司亲自到那里考察、试验并犒赏；等到前往阅视时，其中老弱而不熟悉武艺的已有十分之七八。监司所到之处，大多提前召集人员。到达以后，往往找人冒名充数，冒领赏赐，徒然有召集的劳苦，却没有实际考核。希望重新严格考核，不必补足旧有数额，这样或许可以得到真实可用的人。” 靖康元年，臣僚说：“天下步兵的精锐，没有比福建路枪仗手更强的；行动进退轻快敏捷，如果掌握使用他们的方法，一人可以抵十人。请选派官员前去招募。”诏令同意。江南西路枪仗手：熙宁七年，诏令登记虔州、汀州、漳州的乡丁、枪手等，因为制置盗贼司说三州地界连接岭外，百姓喜欢贩卖盐并且容易成为盗贼，非当地人不能制服他们。元丰二年，诏令虔州枪仗手以一千五百三十六人为额，抚州、建昌军的乡丁、关军、枪仗手各以一千七百七十八人为定额。每年农闲时，轮流由监司、提举司官员考察阅试武艺，以防备奸盗。这是依照此前江西转运副使蒋之奇的请求办理的。宣和三年，兵部说：“近来江西漕臣说，本路枪仗手在元丰七年以八千零三十五人为额，到元祐年间减少、裁撤七千一百四十二人；元符年间虽然曾增加人数，但与原定数额相比仍减少了十分之七。请诏令各路监司、帅臣都遵照熙宁旧制补足原定数额。”诏令同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千三十五人〕 蕃兵，是把边塞以下内属的各部落登记在册，编结起来作为藩篱之兵。西北边境的羌、戎部落，种落彼此不统一；保卫边塞的称为熟户，其余称为生户。陕西有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河东有石州、隰州、麟州、府州。蕃部的大首领称都军主，拥有一百帐以上的称军主，其次有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因功劳依次补授的官职有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直到殿侍。担任本族巡检的，待遇同正员，每月另加钱一万五千，米面和供役马匹按等级发给。刺史、诸卫将军申请供给时，依照蕃官的例子办理。补授军职的首领，每月俸钱从三千到三百不等；每年发给冬衣绵袍，共七种，紫绫三种。十将以下都发给田土。康定初年，赵元昊反叛，先攻破金明砦，杀死李士彬父子。蕃部溃败后，又攻破塞门砦、安远砦，包围延州。康定二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说：“泾原路熟户有一万零四百七十多帐，各帐首领都有职名。曹玮担任本路主帅时，威严号令显著，曾经使用他们平定西羌。后来守将失于抚慰驾驭，他们逐渐变得骄横狡黠。自赵元昊反叛以来，镇戎军以及渭州山外都受到侵扰，邻近边界的熟户也遭到杀掠。蕃族的心情最看重酬报，可以趁他们之间的嫌隙激怒他们，就能重新得到他们的使用。请派人招募愿意效力的首领，登记姓名和士兵、马匹的数目。人数达到一千，就允许他们自行推举有谋略勇力的人，授予班行官职和巡检职名，令其率领将士出境。攻破荡平生户后所获得的财物牲畜，官府不要查核收取。获得首级和负伤者发给赏赐，并仍按本族职名升迁补授、增加俸禄。”诏令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庆历二年，青涧城知城种世衡上奏：招募蕃兵五千人，在右手虎口处刺上“忠勇”二字，隶属于折马山族。有人因此请求招募熟户，按照禁军的标准发给廪禄赏赐，让他们戍守边境，并全部撤去正兵。朝廷把这件事下交四路安抚使讨论。环庆路范仲淹说：“熟户眷恋土地田产，保护老弱、牛羊，遇到盗寇能够奋力作战，可以作为汉户的藩篱屏障，却不能依靠他们充当正兵。大体说来，蕃人的性情狡猾多诈，害怕强者、欺凌弱者；平时有办法控制他们，他们就会服从而可供使用；如果把他们作为正兵依靠，必然会变得骄横傲慢。况且现在蕃部都虞候到副兵马使每月俸钱只有七百，完全没有衣服和廪禄；如果普通蕃人突然得到禁兵的俸禄供给，蕃官一定会产生非分的期望。何况每年很少见到敌人，为什么要长期供给廪禄？并且钱财进入熟户手中，蕃部用来购买羊马、青盐，再转运到河西，也不是好办法。如果遇到警报，临时用金帛招募勇猛之人，比较便利。”这项议议于是搁置。治平二年，诏令陕西四路驻泊钤辖秦凤路梁寔、泾原路李若愚、环庆路王昭明、鄜延路韩则顺，各自管辖办理本路蕃部事务，编集强健的人和壮马，预先筹划；盗寇到来时，使老弱各有保存的地方。又告谕梁寔等往来蕃部帐落，接受他们的申诉，为受屈者伸冤；对察觉有反复倾向的人加以羁縻，不要让他们产生猜疑阻隔而酿成嫌隙。梁寔等到达蕃部后召集首领，称述诏令加以犒劳，并携带金帛赏赐；登记城砦兵马，根据各族声望和大小，分编队伍，发给旗帜，令各自修缮堡垒，每人置备器械铠甲，以备调发。又约定：如果命令下达后不能集合，就把押队首领按军法处置。自治平四年以后，蕃部族帐越来越多，而抚慰驾驭、编集团结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所以另附载在后面：秦凤路：砦十三座，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匹。三阳砦，有十八门、三十四个大部族、四十三姓、一百八十族，总兵马三千四百六十七。陇城砦，有五门、五个大部族、三十四个小族、三十四姓，总兵马二千五十四。弓门砦，有三大门、十七个部族、十七姓、十七个小族，总兵马一千七百四。治坊砦，有二大门、二个大部族、九姓、九个小部族，总兵马三百六十。ＲＭ穰砦，有二大门、二个大部族、十一姓、十一个小族，总兵马一千八百。静戎砦，有三门，共大部族十个、六姓、十六个小族，总兵马六百二十五。定西砦，有四门、四个大部族、十六姓、二十八族，总兵马六百。伏羌砦，有二门、二个大部族、三十二姓、三十三个小部族，总兵马一千九百九十二。安远砦，有二十三门、二十三个大部族、一百二十六姓、一百二十六个小族，总兵马五千三百五十。来远砦，有八门、八个大部族、十九姓、十九个小族，总兵马一千五百七十四。宁远砦，有四门、四个大部族、三十六姓、三十六个小族，总兵马七千四百八十。古渭砦，有一百七十二门、一百七十一姓、十二个大部族、一万六千九百七十个小帐，兵七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匹。鄜延路：军、城、堡、砦共十处，有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人、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匹、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人、壮马八百十匹。永平砦，由东路都巡检所统领的八族，共有士兵一千七百五十四人、马四百九匹。青涧城，二族，共有士兵四千五百十人、马七百三十四匹。陇安砦，鬼魁等九族，共有士兵五百九十九人、马一百二十九匹。西路德靖砦，由同都巡检所统领的揭家等八族，共有士兵一千一百一十四人、马一百五十匹。安定堡，由东路都巡检所统领的十六族，共有士兵一千九百八十九人、马四百六十匹。保安军，二族，共有士兵三百六十一人、马五十匹。德靖砦，由西路同都巡检所统领的二十族，共有士兵七千八百五人、马八百七十七匹；另有小胡等十九族，共有士兵六千九百五十六人、马七百二十五匹。保安军，由北都巡检所统领的厥七等九族，共有士兵一千四百四十一人、马一百六十七匹。园林堡，二族，共有士兵八百二十二人、马九十三匹。肃戎军，卞移等八族，共有士兵七百四十八人、马一百二十三匹。泾原路：镇、砦、城、堡共二十一处，有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人、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匹，编为一百十甲、总共五百五队。新城镇，四族，共有兵马三百四十一，为十六队。截原砦，六族，共有兵马五百九十六，为六甲二十队。平安砦，十一族，共有兵马二千三百八十四，为十甲四十六队。开边砦，十八族，共有兵马一千二百五十四，为九甲四十四队。新门砦，十二族，共有兵马一千七十三，为三甲二十八队。西壕砦，三族，共有兵马四百五十四，为四甲二十队。柳泉镇，十二族，共有兵马九百八十六，为七甲三十一队。绥宁、海宁砦，四族，共有兵马七百八十八，为四十甲三十二队。靖安砦，四族，共有兵马一千九百八十二，为四甲五十九队。瓦亭砦，四族，共有兵马五百九十一，为四甲十九队。安国镇，五族，共有兵马六百三十四，为五甲二十二队。耀武镇，一族，共有兵马三十二，为一队。新砦，二族，共有兵马一百九。东山砦，四族，共有兵马二百二，为四甲九队。彭阳城，三族，共有兵马一百八十四，为六甲十二队。德顺军，有强人三千六百七十六人、壮马二千四百八十五匹，编为三十六甲、一百三十五队。本军二十一族，共有兵马二千五百二，为三十六队。隆德砦，七族，共有兵马二百五十六，为一十七甲十九队。静边砦，二十四族，共有兵马一千八百七，为三十六队。水洛城，十九族，共有兵马一千三百五十四，为十九甲三十八队。通边砦，五族，共有兵马一百七十六，为三队。

译环庆路：镇、砦共二十八处，有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人、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匹，总共编为一千一百八十二队。安塞砦，四族，有强人三百五十一人、壮马三十匹，为十六队。洪德砦，二族，有强人二百七十三人、壮马五十三匹，为十队。肃远砦，三族，有强人一千五百五十九人、壮马二百六十三匹，为六十队。乌仑砦，一族，有强人六百八十四人、壮马一百一十八匹，为二十六队。永和砦，旁家一族，计算为六标，有强人一千二百五十五人、壮马二百二匹，为四十四队。平远砦，六族，有强人五百四十人、壮马八十七匹，为二十七队。安远砦，六族，有强人七百四十八人、壮马一百一十六匹，为三十队。合道镇，十四族，有强人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壮马一百八十三匹，为五十七队。木波镇，十四族，有强人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壮马一百九十五匹，为六十一队。石昌镇，二族，有强人四百六十二人、壮马三十四匹，为十七队。马领镇，四族，有强人一千一十六人、壮马八十匹，为二十四队。团堡砦，二族，有强人一千二十二人、壮马一百十一匹，为二十四队。荔原堡，十三族，有强人二千二百二十一人、壮马三百九十四匹，为八十二队。大顺城，二十三族，有强人三千四百九十一人、壮马三百十四匹，为一百四十一队。柔远砦，十二族，有强人三千三百八十一人、壮马一千匹，为九十队。东谷砦，十六族，有强人四百五十九人、壮马五十六匹，为十四队。西谷砦，十族，有强人一千七百九十四人、壮马一百四十匹，为六十五队。淮安镇，二十七族，有强人四千三百六十八人、壮马三百二十一匹，为一百七十队。平戎镇，八族，有强人一千八十五人、壮马一百七十一匹，为四十一队。五交镇，十族，有强人一千一百七人、壮马七十三匹，为四十九队。合水镇，四族，有强人六百三十一人、壮马九十五匹，为二十四队。凤川镇，二十三族，有强人八百七十五人、壮马一百四十三匹，为二十队。华池镇，三族，有强人二百六十二人、壮马三十八匹，为十二队。业乐镇，十七族，有强人一千一百七十二人、壮马六十四匹，为四十六队。府城砦，一族，有强人二百三十三人、壮马五匹，为七队。治平四年，郭逵说：“秦州青鸡川的蕃部愿意献出土地，请在川南牟谷口修筑城堡，招募弓箭手，以便沟通秦州、德顺二州的援助，截断贼寇入侵的道路。”闰三月，接收原州九砦的蕃官三百八十一人，共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帐、蕃兵一万人、马一千匹。这一年，罢免四路中主持蕃部事务的内臣，选任各路熟悉蕃部情况的升朝使臣担任此职。熙宁元年，议论此事的人说：熟羌，就是唐朝设置三使所统辖的党项部落。自从西夏不向朝廷称臣后，各部落叛离散乱，分别寄居在南北两方。首领父死子继、兄死弟袭；如果一家没有嫡亲继承人，就推举旁系亲属中强有力的人为族首，多的有数百人。即使族首年幼，只要是本门中的妇女，也都信服他，所以国家顺应他们的习俗制定法令。大首领，上至刺史，下至殿侍，都补授为本族巡检；次等首领补授军主、指挥使，下至十将，按等级领取廪给。年代久了，主户和客户的族帐混杂，无法考察。康定年间，曾派蒋偕登记过这些情况。如今已过三十多年，主家有的因多次降等而失去了先世的职务、族首名品；客户却有的因功升为使臣，军班地位反而超过主家。军队兴师调发时，有司只看官职名号，让这些人号令部下，而众人认为他们不是主家，没有人肯听从效力。请从今以后，蕃官去世时，品秩高的，按照旧例将其子孙降等，补为本族巡检；其旁系中能够抵御贼寇的人，给予俸禄，居于远边的仍按旧例限定年限。已经降等的，或者三班差使、殿侍去世而没有等级可降的，其子孙不再降等；担任军主、指挥使的，就补为殿侍。这样，本族蕃官的名位品秩就能长久保持。有的部下立功应当授官，但不是嫡亲的，不得补为本族巡检，只增加俸禄；军主至十将中，祖父、父亲拥有族帐和兵马的，其子孙就承袭旧职，限于一定年限领取廪给；能够凭自己立功的，不适用这项命令。这样，熟羌都知道将来子孙不会失去旧职，世世代代为我朝效力了。” 枢密院于是综合各路情况：河东路的蕃部承袭时不降资，秦凤路降两资；泾原路蕃官告老后由门内人承代，也不降资；鄜延、环庆路的蕃官使臣则比照同类官员授职。蕃官副兵马使以上，原本没有奏报到朝廷的人员，诏令鄜延、环庆路蕃官中本族首领应当承袭的子孙，如果是都军主以下的子孙，不降资；殿侍以及差使、殿侍的子孙，补为都军主；借职、奉职的子孙，补为殿侍；侍禁、殿直的子孙，补为差使；殿侍、供奉官的子孙，补为借职；承制以下官员的子孙，补为奉职。各司副使以上官员中应当承袭的子孙，按照汉官遗表加恩的办法加恩二等。奏请获准。二月，知青涧城刘怤说：“所隶属的归明号箭手八指挥，共有三千四百多人、马九百匹，连续几年收成不好，希望用丹州储存的粮食赈济抚恤他们。”诏令将他的奏章交给转运司办理。二年，郭逵上奏说：“蕃兵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来统领。如果只用严刑逼迫他们，他们必定逃散到山谷中，正兵反而会受到损害。应当设置六种办法来使用他们：一是把侦察哨所设在远处，二是选择有利地形，三是发挥他们的长处，四是避开他们的短处，五是用利益诱导他们的心，六是在作战时借助他们的力量。这就是使用蕃兵的方法。”诏令依从。三年，宣抚使韩绛说：“我亲自承受圣上的教诲，知道蕃部子孙承袭首领职位的，大多幼弱，不能统领众人，应该选取本族中为众人信服的人，代替他们主持事务。圣上的谋划深远，确实掌握了防御边境的关键。请下诏各路帅臣依诏办理。”

译四年，诏令：“蕃官殿侍、三班差使补授官职，或者由殿侍升为差使并已满十二年，曾担任巡检或主管本族事务，或者担任过蕃官指挥，或者曾经承担守御职务的，由总管司上报，特予升迁改授。” 五年，王韶招抚接纳沿边蕃部，从洮州、河州、武胜军以西，到兰州、马衔山以及洮、岷、宕、叠等州，共补授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其中给首领飧钱、给蕃官俸禄的有四百七十二人，每月计算需费钱四百八十余缗，获得正兵三万人、族帐数千。六年，皇帝对辅臣说：“洮西香子城之战中，官军贪图功劳，有人杀死巴毡角部的蕃兵来献首级，人们都极为叹息愤恨。从前李靖把汉兵和蕃兵分别编成队伍，不会在混乱中把众兵混用。”王安石进言说：“李靖并不是平素抚慰蕃部的人，所以他训练军队应当这样做。如今熙河蕃部既然已经为我朝所用，就应当逐渐用汉法治理，使时间久了与汉兵合为一体。周武王使用微、卢、彭、濮等人，只统一采用一种法令。现在应当让蕃兵逐渐与汉兵相同、与蕃贼有别；一定要先登记任用其中的豪杰，逐渐教化他们。这就是用夏变夷的办法。”皇帝于是诏令王韶议定相关办法。皇帝说：“岷州、河州的蕃部族帐非常多，倘若都能得到安抚和驾驭并为我所用，就可以坐制西夏，这也就是所谓以蛮夷攻打蛮夷。陕西最边远的边塞，倘若会合训练他们，形成用兵的态势来激怒敌人，他们一定会随之集结军队来应对我们。年年这样做，他们必然自行困顿疲弊。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使安逸者劳苦’。安石回答说：“朝廷应当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只需聚集粮食、积蓄财物、选练士兵而已。新近归附的羌人，应厚加爵禄赏赐，收揽其中豪杰，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以激发他们的士气，使人人都有争先赴战的志向。等到我方体势强健、力量充足，击鼓向西进军，就没有什么不能取胜的了。”冯京、王珪说：“如果按照圣上的谋略，从多方面使他们受误导，他们既然疲于点集军队，而我方又没有真正攻取的行动，时间久了，他们一定不会响应我们。趁此发兵，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了。”皇帝说：“这正是晋人攻取吴国的策略。要经营四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帝曾说：“蕃部从来没有参加过用兵，我担心他们只是以虚名归附朝廷，临事时不能使用。”安石回答说：“有的应当刚强制胜，有的应当柔和制胜，使用的方法各有合宜。王韶认为，首先应以恩德和信义结纳他们；对那些强横顽固、不肯服从的人，才用杀伐手段对付。” 大体说来，蕃部的态度，是看西夏和中国力量的强弱来决定向背。如果中国的形势强盛，归附中国有利，即使不使用杀伐手段，他们自然也会坚定依附。何况蕃部的习俗，既尊奉贵种，又依附强国；如今任用木征等三个贵种之人，又逐渐用恩德和信义收揽蕃部，那么中国的形势就更加壮强，恐怕不必使用杀伐手段，所归附的蕃部自然就可以控制驱使了。”皇帝认为有理。当时，王韶拓展熙河地区土地一千二百里，招抚归附三十余万口。安石上奏说：“如今拥有三十万人的民众，逐渐推行文法，就应当立即改变他们的夷俗。然而王韶招募的勇敢士卒有九百多人，耕田一百顷，坊有三十余所。蕃部既然已经成为汉人，而他们的习俗又轻视土地、看重财货，汉人可以用货物同蕃部交换田地；蕃人得到货物，双方都得到所欲，田地得以开垦，货物得以流通，蕃汉合为一体，形势也容易调度治理。请命令王韶像各路一样，以钱借给他们并收取利息；又拿出一百余万缗钱在蕃部中养马，同时把他们编成什伍，奖赏鼓励武艺，使他们的人民富足、士马强盛，再奋发驱使他们，这样所到之处都可以立功。如今蕃部刚刚归附，就像洪荒时代的人，只能由我们来驾驭罢了。” 七年，王韶说：“讨平河州叛乱的蕃部后，开拓的土地很广，已经设置弓箭手；又用其余土地招募蕃兵弓箭手，每砦设置三指挥，有时达到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每人给田百亩，次等蕃官给田二百亩，大蕃官给田三百亩；仍招募汉人弓箭手担任队长，人数稍多就补为将校，与蕃官共同主持部族事务。蕃人弓箭手都在左耳刺上‘蕃兵’二字，以防止汉兵盗杀他们来冒充斩获首级。”诏令依从他的请求。十一月，王中正团结熙河界内洮州、河州以西的蕃部，得到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给养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八年五月，诏令李承之参与制定蕃兵法。十一月，诏令：“选取陕西蕃兵中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人，六丁取四人，五丁取三人，三丁取二人，二丁取一人；都须年满二十岁，在手背上刺字，不得超过五丁。每十人设置十将一人；五十人设置副兵马使一人；一百人设置军使一人、副兵马使一人；二百人设置军使一人、副兵马使三人；四百人增加军使一人、副兵马使一人；五百人再增加指挥使一人、副兵马使一人；超过五百人的，每增加一百人，增加军使一人、副兵马使一人。一个族有三十人以上，也设置副兵马使一人；不足二十人，只设置十将。每月领取俸禄，仍增加给钱；指挥使给钱一千五百，至十将按等级各有差别。” 十年，枢密院说：“陕西、河东正在议定团结蕃部的法令，想依照所奏办理。”皇帝亲手下诏说：“夏人所依靠而使国家强盛的，只是山界部落数万人的力量。考察其地理志，朝廷已经占有其中一半。若他们使用这些人，便能以小部落合并大部落，所向无敌；在我们这里，却只会姑息抚养他们，从未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岂止不能使用他们，还担心他们成为祸患。因此稍有违逆，有司只能用利益劝说解脱，上下相互沿袭，畏惧忌惮，任凭他们逃散，长久以来失去了统辖约束。最近制定的法令，本来还不能确信一定能够实行；但按道理说，彼此都有这样的人，而利害相距很远。如今如果只是顺从边地官员的意见，众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张，而旧法只略作一两处改变，那么收效恐怕也不会不同于往日。只是造成纷纷扰扰，对事情没有帮助。可以再次下诏让吕惠卿详细审议后上报。”

译元丰六年，诏令：“蕃官即使升至大使，仍处在汉官小使臣之下。朝廷赏赐功劳、增加品秩，是为了激励劝勉；如果这样反而使他们地位卑下，那么谁还知道升官的荣耀？应当确定蕃官和汉官的官位次序。”后来河东经略司说：“蕃官统领部堡塞的士兵出战，过去常由汉官驱使，恐怕不应当同汉官排列官位次序。”兵部于是请求，蕃官和汉官中不相互统辖的，才令其按官位排列，奏请获准。熙河兰会路经略制置使李宪说：“治理蕃兵、设置将领，法令贵在简明易行、详备而不易触犯。我现在斟酌蕃部情况制定法规：熙河兰会五郡，各设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人；本州各部族出战时，蕃兵和供给养赡的人、马各设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五郡蕃兵自成一将，出战时由正兵跟随，旗帜采用同一颜色。蕃兵按技艺和功劳分为四等，蕃官、首领也按此推升迁转。”八月，李宪又说：“汉兵、蕃兵和骑兵混编为一军，语言不通，居住、饮食都很不方便。从前李靖让蕃落自成一套法令，我近来也让蕃兵自成一将，把汉军、蕃军分为两军，互相参合号令，军事行动只听从调遣。” 七年，泸南缘边安抚司说：“罗始党生界的八姓，都愿意依照七姓、十九姓刺充义军，编组成三十一指挥，共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人。”朝廷同意了。元祐元年，臣僚说：“泾原路蕃兵的人数和马匹很多，遇到敌人时同正兵错杂使用，很不方便。”诏令把奏章交给四路都总管详细议论。环庆路范纯粹说：“汉、蕃兵马确实不能混杂使用，应当在各将中选取一名清廉勇敢、熟悉蕃部情况的人，专任蕃将，平时约束训练他们，遇到调发时就命令他统领，这样最为方便。”他又说：“不久前兵部议论，请求蕃官、汉官中不相互统辖的，都按照官位次序相互压次；至于统辖城砦等处的蕃官，仍按旧制处在所辖汉官之下。诏令依从了这个请求。况且各路蕃官，无论官职高低，按惯例都在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重中国、控制远方之人。实行已久，忽然改变制度，使不相统辖的官员也按品秩排列，那么边上的使臣和京职官员将有十分之八九处在蕃官之下，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蕃部凶悍骄横，怎么可以轻易开启这种事端？应当全部依照旧制，都排在汉官之下。”朝廷依从了。元符二年三月，泾原经略司说：“请求废除东西两路的蕃兵将，仍把他们隶属于方便的城砦，由各将统领，同汉兵相互配合执行差遣。”秦凤路也照此办理。四月，环庆路经略安抚司说：“新筑的定边城有很多从西夏来投降的蕃部，想从今以后把归顺的人收容管理在新城，给他们田地；又请求选置总领蕃兵的正、副二员。”朝廷同意了。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乡兵三） 保甲；建炎以后乡兵；建炎以后砦兵。保甲制度：熙宁初年，王安石改变招募士兵的办法，实行保甲制，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熙宁三年，开始把百姓按邻近编联，使他们互相担保。等到诏令京畿以内的百姓十家编为一保，选主户中有才干能力的人一人为保长；五十家编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个大保编为一都保，选众人所服从的人为都保正，另选一人为副职。凡主户、客户中有两个丁男以上的，选一人作保丁，编入保内；两个丁男以上而有多余丁男且强壮勇敢的，也附入保内；家产最丰厚、才干勇力超过常人的，也充任保丁。非禁制的兵器，允许练习。每个大保夜间轮流派五人警戒盗贼。凡告发、捕获盗贼，按赏格办理。同保之中有人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劫掠人口、传习妖教、制造和蓄养蛊毒等罪，知情而不告发的，依照法律中伍保连坐的规定处理。其他事情如果与自己无关，又不是敕令和法律允许纠察的，都不得告发；即使知情，也不治罪。若依法律邻保应当连坐，才治罪。若有人收留三名强盗，经过三天后，即使保邻并不知情，也按失察罪论处。因逃亡迁徙、死亡绝户或同保不足五家而并入其他保的，有从外面迁入保内的人，收为同保；户数足够时就附入，等到达到十家，另编为一保，设置保牌，写明户数和姓名。保甲制在京畿实行后，便推广到五路，进而通行天下。当时只是让各保互相担保以捕捉盗贼，还没有训练他们学习武事。熙宁四年，才开始诏令京畿以内的保丁练习武事。每年农闲时，由所属官府确定日期，在交通便利的乡村举行都试，考骑马、步射，并按照射中目标的亲疏、远近分等。骑射还考察驾驭马匹的能力；有其他技艺而愿意参加考试的，也听其自便。第一等，由保长核实上报，皇帝亲自阅试，授予官职。第二等，免除当年春夫一个月的差役，给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没有可以免除的差役，或者所免不足的，允许转给其他户免役，并领取相应的钱。第三、第四等依此按等级各有差别。技艺尚未精熟而愿意等候阅试的，或附保的单丁愿意参加阅试的，也都允许。都保正、都副保正武艺虽未达到等级，但能整顿保户而不扰民，劝导丁壮练习武艺并达到等级，捕盗比其他保最多，平息盗贼比其他保最少的，由所属官府上报，所受恩赏视同第一等。都副保正有缺额，就选大保长充任。都副保正虽劝导丁壮练习武艺，却擅自强迫、带领他们而妨碍农事的，予以禁止。官吏因保甲事务收受贿赂、搜刮掠夺的，加按监临官乞取财物三等论罪，分别处以杖刑、徒刑、编管、配隶；告发者按次序给予赏赐，命官犯罪的除去名籍。当时虽让保丁练习武艺，却还没有轮番到官府值役。熙宁五年，右正言、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说：“近来保户多次上状到县里，愿意分班轮番隶属于巡检司，学习武艺。提点司把情况上报朝廷和司农寺，不敢擅自议论。希望下令提点司将此事送交中书省详细审查，交给司农寺制定具体法令。”于是诏令：“主户保丁愿意到巡检司轮番值役的，每十天更换一班；因疾病或事故不能值役的，由下一班代替。每月发给口粮、柴菜钱，分班巡逻警戒；每五十人轮流由大保长二人、都副保正一人统领。都副保正每月各给钱七千，大保长给钱三千。当班的人不得擅自离开本处。追捕剧盗时，即使已经下番的人也允许召集追捕，给他们钱和粮食，事情结束后遣返，不得超过当班人数，并折除其轮番值役的日数。巡检司酌量留下一些厢界军供给使令，其余士兵全部罢遣。凡轮番值役的保丁，武艺达到第三等以上的，都登记在册。遇到灾荒年，按等级赈济其中五分以上者，数量从十五石至三石依次递减。”十一月，又诏令尉司轮番值役的保丁，也依照巡检司的办法办理。

译熙宁六年，诏令开封府界内以都保设置木契，左契留在司农寺，右契交给县里；凡是追捕差役、阅试、练习时，就出示木契。这月，又诏令在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实行，唯独不实行轮番值役。其他各路只实行互相担保，不练习武艺；其中荆湖、川、广以及边地，可以练习武事，由监司酌情决定。后来只有全州、邵州的土丁，邕州、钦州的洞丁，以及广东改编为保甲的枪手，才练习武事。十二月，于是罢除河北西路强壮以及沿边弓箭社中登记在册、轮番上岗巡守的人。起初，开封府界和五路的保甲共有五万人以上，每两年选送一次，到京师阅试并授官，开封府界每次十人，五路每次七人。熙宁八年，诏令开封府界每一万人允许选送一人，五路每一万五千人允许选送一人。熙宁九年，枢密院请求从今以后，都副保正、义勇军校每两年考选一次；县里考察其中训练武艺达到等级最多、捕察盗贼而盗贼最少的人，推荐给州；州再把所属官司推荐的人一同比较后上报。若入选的人很多，就选武艺最优秀的。额外还有可以选送的人，就按次等依次表彰鼓励。第一次，州县登记姓名，犯杖刑以下的罪允许赎免；第二次，按等级赐给杖子、紫衫、银带，犯徒刑而情节较轻的，奏请裁决；累计达到三次的，降为宣补，并给马匹和刍菽。五路义勇军校共二千人，选送不得超过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中被选送的，也每两年一次：府界六人，河北、河东各四人，永兴、秦凤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挥使与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挥使与三司军将，正副都头与守阙军将，都赐给衣服和银带、银裹头杖，马匹按等级发给。起初，保甲隶属于司农寺；熙宁八年，改隶兵部，增加同判一人、主簿二人、干当公事官十人，分赴各州按察；其政令则听命于枢密院。熙宁十年，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上奏《五路义勇保甲敕》。元丰元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修订《开封府界保甲敕》，书成后上呈，诏令全部颁行。元丰二年十一月，开始制定《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任命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和东上阁门使狄谘兼任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计把二十二县设为十一处教场。大保长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为一类技艺，设置教头一人。禁军教头共二百七十人，都教头三十人，使臣十人。弓力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力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以九斗、八斗为二等；材料、力量超群拔萃的列为出等。参加训练时，每月给钱三千，每天供给食物，官府发给兵器、战袍，又准备银楪、酒醪作为赏赐犒劳。元丰四年，把五路义勇改为保甲。狄谘、刘定率领澶州集合训练的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在崇政殿朝见；皇帝召执政赐座并阅试，补授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共三十六人，其余按等级赏赐金帛。狄谘升为四方馆使，刘定为集贤校理。又诏令：“三路正在训练民兵，时间不长；什长技艺训练有成后，必须立即实行像府界那样的团教，钱粮、官吏都依照京畿各县办理。不知道到期时能否办好。若再拖延日月，必然会耽误部署这项大法，可以让承旨取来核对考察。”这一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同考核保甲：都保共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每年节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费用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但团教的赏钱一百多万缗还没有计入。凡集合训练、团体训练完成后，每年派使者前往，称为提举按阅，通常由近臣带着内侍前往发放赏钱，按照规定办事。各路都以轮番次序中技艺训练有成者为先后，通常五六年进行一遍，只有河东因金帛不足，竟至十一年才一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一人〕 四年，把五路的义勇改为保甲。狄谘、刘定率领澶州集中训练的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到崇政殿朝见；朝廷召来执政大臣赐座，检阅试验，补授三班借职、差使、借差等职的共三十六人，其余的人也分别赐给金帛。狄谘升任四方馆使，刘定任集贤校理。又下诏说：“三路正在训练民兵，时间不会太久。什长训练有成后，必须立即在府界分区聚集训练；钱粮和官吏都依照畿县的制度办理，至于能否按期办成，还不知道。假如再拖延时日，必定会造成耽误整顿保甲的大法，可以命承旨官取来有关文书，汇总核对。”这一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各路汇总核验保甲：都保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个，正长、壮丁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原有费用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而每年保甲费用为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至于分区训练的赏钱一百多万缗，则不包括在内。凡是集中训练、分区训练完成后，每年派遣使者前往，这称为提举按阅；通常由近臣带着内侍前往发放赏钱，按照格令办理。各路都以按轮次训练有成者为次序，通常每五六年轮阅一遍，唯独河东因为金帛不足，竟然要到十一年才轮阅一次。皇帝认为晋地人勇猛强悍，处在辽、夏之间，讲习和劝勉武事不应落后，于是诏令赐钱十五万缗。当时登记在册的义勇、保甲和民兵共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这是熙宁九年的数目。保甲制定法令之初，元老大臣都认为不便实行，而王安石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皇帝最终采纳了。现在把双方全部辩论的意见记载下来，供后来人考察。皇帝曾经谈论租庸调法，认为很好。王安石回答说：“这种法令接近井田制，后世制定事务，大体能得到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就没有不好的。如今也不是不能实行，只是难以迅速成功罢了。”等皇帝再次询问时，他说：“君主如果确实能够知道天下的利害，把所谓有害的事情制定成法令，施加在兼并土地的人身上，那么人们自然不敢占有超过限额的田地；把所谓有利的事情制定成法令，施加在努力耕作的人身上，那么人们自然会被劝导努力耕作，而授给田地也不能超过限额。然而这必须逐渐实行才能形成法令。假如君主确实懂得利害的权衡，因而把赏罚好恶施加于人，那么他所喜欢的事情，哪里会担心人们不服从；他所厌恶的事情，哪里会担心人们不躲避？如果君主没有道来衡量处理，就会被各种异议夺去主意，即使有好的法令，又凭什么能够建立呢？” 皇帝认为府兵同租庸调法相互依赖，王安石却说：“如今义勇、土军轮番服役，既然已有廪给，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自然可以实行。只是义勇都是良民，应当用礼义来奖赏供养。如今却把次序全弄反了，因为在他们手背上刺字；训练阅试而耗费资财；又让他们运输粮食。这三件事都是人们不愿做的，如果再驱赶他们到敌前，使他们遭到杀戮，更是人们所畏惧的。”

译冯京说：“义勇中也有人因为能够挽强弓而获得试用、推恩。”王安石说：“如果挽强弓但力量不足，就断绝了升进的机会，这是朝廷推恩泛滥，并不是用来劝奖人们趋向武事、发挥武力的。如今要安排义勇，就应当反过来：让不做义勇成为有害的事，做义勇成为有利的事，这样风俗就可以改变，各种技艺也可以练成。我希望选取乡里的豪杰作为将校，逐渐增加奖拔，那么人们自然会喜悦服从。何况如今招募士兵担任宿卫，其中有人积累官阶可以达到刺史以上。把这种办法移用于义勇，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不必像这样耗费官禄，就已经足以使人乐意参加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审慎选择近臣，近臣都有治理政事的才能，那么将来就可以让他们分别统领这些军队。如今招募的士兵出自无赖之人，尚且可以担任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的官员难道还比不上这些人吗？这正是先王的成法，是国家长远的计策。”皇帝认为有理。当时有人想用义勇代替正兵，曾公亮认为设置义勇、弓手，逐渐可以节省正兵。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只是现在江、淮设置新弓手，恰好足以伤害农事。”富弼也认为京西弓手不便。王安石说：“推行文教、振作武卫，先王用来对待远近之人的办法本来就不同。如今处置江、淮和三边，事情应当有所区别。” 皇帝又谈到节省财用，王安石回答说应当首先削减军队。皇帝说：“近来庆历年间的数目已经削减得很多了。”于是列举河北、陕西的兵员数目，担心招募的士兵太少，又担心训练选拔不精，遇到紧急情况可能缺事。王安石说：“精心训练招募的士兵，并鼓励三路百姓练习武事，就可以节省军队。我多次说过，河北过去曾被武人割据，对内抗拒朝廷，对外抵御四邻，也有人抵御奚、契丹，兵员和储备不需向外求取就足够。如今河北户口繁殖，又拿天下的财物供给它，常常还像不够；面对一面敌人，它的部署反而不如武人割据的时候。因此三路的事务有应当谋划的，只在于专门使用当地百姓罢了。”皇帝又说：“边兵不足以守边，只是白白耗费衣粮；但要巩固边境，也不能全部削减。”王安石说：“如今再削减军队，确实就没有办法应付缓急；不削减，耗费财物、困乏国家又没有尽头。我认为如果不能整治军队，稍微恢复古代制度，那么中原就没有富强的道理。” 皇帝说：“唐朝定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所以成为强固根本。如今定都关东而府兵强盛，那么京师反而不足以防备四方。”王安石说：“府兵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设置，又可以让他们入京宿卫，就不用担心根本不强。”韩绛、吕公弼都认为让府兵入卫很难。文彦博说：“像曹州、濮州的人专门以盗贼为业，怎么适合让他们入卫？”王安石说：“曹州、濮州的人难道没有应募的吗？他们都是凶暴狡猾的无赖之人，尚且不以为忧患；义勇都是良民，又以家产丰厚的人担任将校，怎么反而还认为他们值得忧虑呢？” 陈升之想让义勇逐步到邻近州府戍守。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革除数百年来募兵的弊病，就应当果断实行，详细制定法令制度，使各方面都完备。不这样做，就没有补益。”皇帝说：“制定制度并加以施行，在法律上应预先立好条文，再逐步推行。”文彦博等又认为土兵难以出行千里戍守。王安石说：“前代征讨流求、讨伐党项，难道不都是府兵吗？”皇帝说：“募兵专门从事战斗和守卫，所以可以依靠；至于民兵，兵务和农务各占一半，能依靠他们作战守卫吗？”王安石说：“唐朝以前没有刺字为兵的人，但同样可以作战守卫。臣认为募兵和民兵没有不同，只在于所任用的将帅如何。将帅并不难求，只要君主能够明察群臣的真伪，善于驾驭他们，人才就会出现并得到任用，不必忧虑没有将帅。有了将帅，就不必忧虑民兵不能发挥作用。” 皇帝说：“经略长远的策略，必然是把百姓编成什伍，这样费用可以减少而兵力增多，并且还可以同募兵互相配合使用。”王安石回答说：“如果想使公私财用不匮乏，为宗庙社稷作长久打算，募兵制度确实应当变革。”皇帝说：“枢密院认为这一定会导致建中年间的变乱。”王安石回答说：“陛下亲自行德义之事，忧劳勤政，上下情形都不被蒙蔽，一定不会有这种道理。建中年间之所以发生变乱，是因为唐德宗任用卢杞一类人而疏远陆贽；国家没有因此灭亡，只是侥幸罢了。” 当时开封府审讯保户中有人典当衣服来购买弓箭，皇帝担心他们贫困，难以拿出钱财置办。王安石说：“百姓贫困，本来就可能如此；但若压迫百姓使他们置办弓箭，则法律不能废除这一要求。过去冬季阅兵以及巡检兵轮番上番时，只使用官府所存的弓箭，不知百姓为什么竟至于典当衣服。然而自从有百姓以来，兵农本来就是合一的：农具用来养活自己，弓箭用来免于死亡，都是普通百姓应当自行具备的东西，从来没有制造农具、弓箭来供应百姓的道理。这样看来，即使让百姓置办弓箭，也不算过分。只是陛下对百姓优待抚恤到了极点，所以现在立法，一切听从百姓的便利罢了。况且府界一向盗贼很多，攻劫杀掠，一年之中多达二百起；每起都设有赏钱，负责筹备赏钱的人就是现在的保丁。他们筹备赏钱时，难道没有卖掉或典当衣服来交纳官府赏钱的吗？但人们都认为赏钱应当由百姓出。出钱很多也不足以制止盗贼，而保甲能够制止盗贼，其效果已经显现，那么即使命令百姓出少量钱置办器械，也没有什么损害。”皇帝说：“百姓已经习惯于出赏钱，就会把它当作自然之事而安然接受；不习惯，就不能没有怨言。比如决开堤河而毁坏民产，百姓就会怨恨；若赏钱由百姓出而毁坏民产，百姓反而不怨，这是为什么？” 皇帝曾批示说：“陈留县实行保甲，每十人编为一小保，其中三人或五人必须置办弓箭；县吏督促责罚，没有弓箭的要受刑。百姓买一张弓要花一千五百钱，十支箭要六七百钱，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贫困的下等客户丁怎么能够办到？每一小保还要用民力修筑射垛，并自行筹钱筹粮建造铺屋。每保设置一面鼓，遇到盗贼便击鼓报警；但百姓居住有远有近，甲家遭盗时，鼓却在乙家，便没有办法击鼓报警。这样一来，就必须每家置一面鼓，花费钱财不少。应当立即下令停止这些做法，像原先议定的那样，只编团保来侦察盗贼，其他一概不得施行。乡民既担忧没有钱买弓箭，又受到谣言蛊惑，说要迁徙去边境戍守，所以父子相聚号哭，并非虚假。”王安石把这份批示呈上，但没有被采纳。

译皇帝对王安石说：“保甲中确实有人砍断手指，这件事应当缓办并秘密进行。”王安石说：“时间和精力很可惜。”皇帝说：“但也不能仓促，恐怕反而会阻碍此事。”王安石说：“此事自然不敢不秘密办理。”权知开封府韩维等说：“各县编组保甲，乡民受到惊扰。祥符等县已经完成，其余各县请等农闲时再安排。”当时府界各县的乡民，有的自行伤残身体以躲避编组。王安石极力辩解。此时曾孝宽任府界提点，张榜严厉招募告发、捕捉煽惑保甲者；有人把匿名书信封在丘郭门上，于是下诏重赏捉拿此人。王安石说：“过去实行保甲时，百姓都先呈报愿意上番的情状，然后才让他们服役，这样符合人情，不会使人惊疑。况且现在窝藏盗贼以及充当盗贼的人，本来就不便于新法。陛下看看长社县一个县，府界捕获的凶恶盗贼中，被保甲逼迫追赶而逃出境外的就有三十人。这些人既不能容身于京畿，又在附近州郡受到追捕，无计可施，专门从事煽惑。近来听说带头煽惑的人已经被捕，但到了京师的也只有二十多人。十七县有十几万家，被煽惑的才二十多人，不能说多。自古以来办事，没有不凭借形势率领众人而能使上下如一的。现在把十几万人联合编成保甲，又要等他们报名应募后才让他们上番，这已经是陛下极其怜恤百姓了。如今命保甲上番捕盗，如果任凭他们自行来去，那么谁肯听命？如果用法律强迫，又不是百姓所愿意的。况且治理天下，如果只想任凭民情所愿罢了，那么何必设立君主，再为他设置官署和官吏呢？现在附近州郡的保甲，应先派官员宣谕陛下的旨意，然后再依法推行。”皇帝说：“对。”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说，有百姓砍断手指来控诉保甲。”王安石说：“这件事是从蔡骃那里听来的。赵子几让蔡骃检验查问，原来是百姓砍木头时误伤砍断手指，能够互相作证的有好几个人。大体说来，保甲法从上至执政大臣，中至两制官，下至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都是不愿意的。然而臣召来乡人询问，他们都认为便利。即使有砍断手指来逃避充当保丁的，也不能说全都是这样。何况保甲不只是为了除盗，本来还可以逐渐训练成为士兵。既然人人都能射箭，又用旗鼓改变他们的视听，并且约定免除税赋，让他们上番代替巡检兵；再从正、长以上，凡能捕盗的就授予官职加以奖励，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努力。然后让他们同募兵参杂使用，就可以消磨募兵的骄横意气，而且节省财费，这是宗庙社稷长久的计策。” 皇帝认为把百姓编成什伍、实行保甲恐怕难以成功，不如直接编成指挥，由使臣管辖。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果断行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那么直接编成指挥也没有妨碍。但指挥只是一个空名；五百人为一保，紧急时可以召集，虽不称为指挥，却和指挥使所做的事没有不同，这是实质。只要没有达到非常紧急的程度，就不必使人惊骇扰乱，等事情办成，这是上策。”皇帝于是把三路义勇改按府界、京畿保甲法办理。冯京说：“义勇已经有指挥使，指挥使就是本乡本里的豪杰。现在又设置保甲，让什么人担任大保长呢？”王安石说：“古代百姓居住时编为乡，五家为比，比有比长；遇到用兵时，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只是随事情不同而名称不同罢了。这就是三代六乡六军的遗法。这种制度见于《尚书》等书，自夏代以来一直到周代都没有改变。秦朝虽然割裂阡陌，但什伍制度仍和古制相同，这就是兵众而强的原因。征伐制度只有府兵接近古制。如今舍弃已经存在的成法，却固守五代乱亡之后的制度，其不能带来安定强盛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人们都安于因循，不认为因循值得忧虑，是因为见识短浅。” 王安石又上奏说：“义勇要求家中有三丁以上，请像府界那样，家中有两丁以上的全部登记。三丁之家就出一人戍守，用厚利诱导；两丁之家只令一人到巡检处上番，依照府界的办法。大致不过如此。应当派人与经略司、转运司以及各州长吏商议，同时访察本路百姓的苦处和愿望，借此寓行新法。”皇帝说：“河东修订义勇强壮法，又命令编组保甲，怎么办？”王安石回答说：“义勇需要核查丁数，如果借编组保甲同时进行，就一举办成两件事。现在既派官员核查义勇，又另派官员编组保甲，就分成两件事，恐怕百姓不能不受扰乱。”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上番吗？”王安石说：“等他们训练熟练以后，再让他们上番。不过东兵的技艺也未必优于义勇、保甲，臣看广勇、虎翼兵就是如此。如今做募兵的，大多是偷懒、顽劣、狡猾而不能自立振作的人；务农的，都是朴实勤力、一心听从命令的人，所以紧急时没有什么比民兵更可使用的。”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使用的是农兵吗？”王安石说：“太祖时承接五代，百姓困苦到了极点，豪杰大多把从军看作获利的途径。” 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乐于生活，军中又不再有像过去那样由士卒突然升为公侯的人，所以豪杰不再在军队中，而应募的人大多只是偷懒、懦弱、不能自立振作的人。”皇帝说：“兵力强弱在于人。五代时兵力弱，到周世宗时便强了。”王安石说：“世宗所收用的，也都是天下逃亡在外而强悍蛮横的人。”文彦博说：“用正道辅佐君主的人，不会凭借武力使天下强大。”王安石说：“凭借武力使天下强大并不是正道，但有道之人本来就能刚能柔、能弱能强。当他能够刚强时，必不会陷于柔弱。张扬六军的威势，本来就是先王所崇尚的，只是不应当专门追求军力强盛罢了。”皇帝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皇帝说：“保甲、义勇所需的刍粮费用，应当预先作出安排。”王安石说：“应当削减募兵的费用来供给它。供给保甲的费用，才相当于养兵费用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畿募兵的人数已经比过去减少了。巩固根本的形势，不能全部削减。”王安石说：“既然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募兵。如今京师募兵中逃亡、死亡、停放不用的，一个季度就有几千人，只要不再招募补充，就是可以削减的。不过现在厢军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及早训练民兵。民兵形成后，募兵就应当削减。”又对皇帝说：“如今河北义勇虽然有十八万人，但能够奖赏慰劳的不过是一百几十个首领豪强而已。这也是府兵遗法的意思。”皇帝认为有理，命令议定相关制度。

译枢密院传达皇帝旨意，认为府界保甲每十天上番一次，担心时间太短而不能精通武事，建议改为每月上番一次。王安石上奏说：“现在保甲每十天上番一次，计算一年，除去八个月多的上番时间；如果每月上番，次数反而更少。况且昨天已经同百姓约定每十天上番一次，如今突然改变命令，恐怕更容易被人煽惑。应等他们训练熟练后，再慢慢讨论更改上番次数。并且现在保甲考核武艺分为八等，劝勉奖赏十分优厚，人们争相私下练习，不必等到上番以后才学习。臣愚见，经过数年之后，他们的技艺不但会胜过义勇，也一定会胜过正规军。正规军的技艺只是达到官府规定的标准，并不像保甲人人都有受到激励的心。” 元丰八年，哲宗继承皇位，知陈州司马光上疏请求废罢保甲，说：从民间征兵，虽然说是古代的制度，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暇的百姓很多，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讲习武事，并不妨碍农事。两司马以上的官职，都是选贤能的士大夫担任，没有侵夺盘剥百姓的祸患，所以士卒和车乘和睦，出动就能立功。如今登记乡村百姓，两个丁抽取一个编为保甲，发给他们弓弩，教他们战阵，这等于农民有一半成了士兵。三四年来，又命令河北、河东、陕西设置都教场，不论四时，每五天训练一次。特意设置相当于监司的使者，专门提举此事，州县不得干预。每一丁参加教阅，另一丁负责供应，虽说五日一次，但保正、保长常以修泥堋、清除杂草为名，把人聚集到教场；得到贿赂就放人，否则把人留下。这样三路耕耘、收获等农事几乎全被废弃了。自唐开元以来，民兵制度败坏，戍守、作战、进攻，全都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民间哪里曾经习练武事？国家承平一百多年，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都不知道战争，一旦田间百姓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奔走遍野，老人们便叹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事情刚开始创建，调发没有法度，家家户户都受到骚扰，没有一家幸免。巡检、指使巡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仗权势玩弄权力，坐着索取供给，多数还索要财物，稍不合意，便妄加鞭打，像蚕食军队一样无止境。中下等百姓拿尽全家的财产，损伤肌肤、削剥骨肉，也无法供应，愁苦困顿，无处申诉，只好流徙四方，扶老携幼，路上到处都是。朝廷又不时派使者到各地巡行按阅，所到之处都要设宴犒劳、赏赐财物，耗费金帛以数万计。这些钱都是从平民身上一文一厘、一尺一寸地鞭打搜刮来的，到了使用时却像粪土一样挥霍。乡村百姓只是苦于劳役，并没有感受到恩泽。农民已经劳苦到如此地步，国家费用又这样巨大，最终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只是让他们捕盗、保卫乡里，何必设置这么多人？如果让他们戍守边境、参与征伐，那么远方百姓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习俗，从小到大没有其他事务可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丈〕 中原百姓大半从事耕田种粮，即使发给他们兵器，教他们击刺，在教场中坐、起、进、退，看起来似乎整齐严肃，但如果让他们同敌人相遇，鼓声轰响、鸣镝交战之初，他们必然会奔逃溃败，这完全可以预料，毫无疑问，难道不会误了国家大事吗？又把三路巡检所属的士兵和各县弓手全部罢免，改由保甲代替。主簿兼任县尉，只负责草市以内的事务；乡村盗贼全交给巡检，而巡检还兼管巡按保甲和教阅，早晚奔走，尚且担心办不完，哪里有空追捕盗贼呢？保甲中又常常有自己成为盗贼的人，也有人骑着保马抢劫。这样看来，设置保甲、保马本来是为了除盗，却反而资助盗贼。自从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的盗贼已经增多，甚至敢于白天公然行动，进入县城、镇市，杀害官吏。官军追讨，经过多年，始终不能制止。况且三路还没有遭遇大饥荒，盗贼已经猖獗到这种地步；万一遇到绵延数千里的蝗灾旱灾，使失业饥寒而又学成武艺的人在各地蜂拥而起、响应号召，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不是小事，不能忽视。夺走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无法生活，这是把百姓驱赶成盗贼；让家家户户学习战斗，又用官职赏赐诱导他们，这是教百姓成为盗贼；再撤去捕盗的人，这是放纵百姓成为盗贼。这样谋划国家大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况且先前那些谋求进身的人，向先帝进说征伐开拓的策略，因此制定了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来的即位赦书说：‘凡边境州军，都应命令各处长吏以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和边境百姓，不得侵扰境外，务必安静地守卫疆界，不要使其受到骚扰。’这大概是圣上的意思，想施恩安抚异族，使百姓休养生息，中外之人谁不归附拥戴？既然如此，保甲、户马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或许虽然废罢了户马、放宽了保马，但保甲仍然存在，大概是还没有人把它的利害详尽奏报给皇帝。” 臣愚以为，应当全部废罢保甲，使百姓回归务农；召提举官回朝；按照各县户口数量，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致依照边境弓箭手的制度，允许其荫庇本户田地二顷，全部免除税役。除去盗贼出没的地段，不再设置三限考核，只令其捕盗并给予赏赐。若捕获盗贼很多，或者能够捕获强悍凶恶的盗贼，就各按功劳大小升迁补授职级，或者补入班行；务必优厚对待弓手，使人们受到鼓励而报名。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中有勇力、懂武艺的人投充；估计如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一定有很多愿意应募。若一人缺额而有二人以上争相投充，就交给本县令、尉选取武艺高强者充任。若有人武艺衰退，允许别人指名同他较量；如果武艺胜过原来的人，就命令替代他，被替代者不得再荫庇田地。这样就不必集中教阅，武艺自然会精熟。一个县中，强壮勇敢的人既然都成为弓手，羸弱的人即使成为盗贼，也不能造成祸患。仍交给本州以及提点刑狱经常按察；令、佐如果取舍不公，就严格依典章法令处理。如果招募不足，暂且按照旧条例从乡村户中权宜差遣，等有人报名便立即替换充任。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老、壮丁追捕盗贼，都请依照祖宗旧法办理。

译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想再次申述此前的意见，认为教阅保甲耗费公私劳力钱财，却没有实际用途。当时资政殿学士韩维、侍读吕公著想再次上奏，先将奏章呈进，请求废罢团体教阅。诏令府界、三路保甲从第二年正月以后全部停止团体教阅，仍依旧每年农闲时到县里教阅一个月；至于派官置场、安排军器、教阅方法和轮番次序、考核赏赐费用，命枢密院、三省共同制定法令。六天后，司马光再次上奏，言辞极为恳切，蔡确等坚持上奏反对，未被施行。诏令保甲依照枢密院已经取得的指挥办理，保马另行议定制度。九月，监察御史王岩叟说：“保甲的危害，使三路百姓如同处在沸水烈火之中；未必全是法令本身的弊病，大概是提举保甲一司上下官吏逼迫他们造成的。近来的指挥虽然命令冬季教阅，但官司仍然存在，因此造成保甲危害的因素，十分之六七仍在，这是陛下所不知道的。这些都是奸邪之人任意作恶、掩饰过错，又用巧言强辩欺骗迷惑圣听，不过是对极深的弊病略作改动，以应付陛下的圣意罢了，并不是出于至诚为国家除去大害、恢复大利，使百姓便利，谋求太平长久的计策。这就是忠义之士的良心仍被压抑、奸邪之人的一贯图谋仍然存在的原因。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说，陛下不截断祸害的根源，百姓就没有办法安乐生活；不屏退群邪，太平终究难以达到。臣希望陛下奋然独断，如同刚开始听政时推行几件政事那样，那么天下的大局不会受损，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十月，诏令府界、三路提举保甲的官员全部罢免，命各路提点刑狱和府界提点司兼管全部保甲，只在冬季教阅三个月。又诏令各县监教官全部罢免，交由令、佐监督教阅。十一月，王岩叟说：保甲实行多年，朝廷本来已经知道人情共同感到痛苦；前些日子下诏，免除病弱者，淘汰年幼弱小者，免除第五等田地不足二十亩者，减少一个月内六次教阅而合并为三个月教阅，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主管机构仍然存在，祸患终究还在。现在臣把自己所看见的情况向陛下说明，不敢隐瞒事实来欺骗朝廷，也不敢粉饰事情来蒙混成法。朝廷只知道教百姓使之成为士兵，却不知道教得过于苛刻，百姓无法承受；只知道另设一个机构来总管，却不知道烦扰过多，百姓因此产生怨恨。本来教他们是想使他们能够为国家所用，却使他们到了怨恨的地步，那么恐怕有一天真的使用他们时，会有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行动的情况，这是不可不思考的。百姓说：教阅法的艰难还不足以称为苦，羁縻拘束的虐待更为严重；羁縻拘束还不足以称为苦，鞭笞的残酷更为严重；鞭笞还不足以称为苦，无休止的索取盘剥更为严重。正当耕田除草时被叫停，正当干活营作时又被叫走，这就是羁縻拘束之所以苦。教阅时，保长可以鞭打他们，保正又鞭打他们；巡检的指使和巡检本人又交相鞭打；提举司的指使和提举司干当公事的人又互相鞭打；提举的官长又鞭打；一有人逃避，县令又鞭打。人们无法生活，恨不得去死，这就是鞭笞之所以苦。创制袍服、购买头巾、买弓、绦箭、添弓弦、换护指、修治鞍辔、搭盖凉棚、绘制图样、制造队牌、缉补架子、租赁椅桌、围典纸墨、核定雇人工钱、均摊买菜钱、交纳秸秆粮食之类，名目百出，数不胜数。所以父老的俗话说：‘孩子们空着手，不能进入教场。’这并不是虚话。都保、副都保、大小保正、保长平日在家，还要在婚丧时送礼，在秋收夏熟时索取丝麻谷麦，遇到城市往来还要责望饮食。” 这些都是迫于权势而不敢不送的东西。稍有不合意，便以武艺不合规定为名，捶打侮辱，无所不用其极。又所谓巡检、指使，多是由这类人出任，贪婪而违法，不顾日后的祸患，有的比保正、保长更加过分，这就是无休止索取之所以特别痛苦。还有人驱逐养子、让赘婿出门、把母亲改嫁、让兄弟分居，以求免除保甲；有人毒坏眼睛、砍断手指、灼伤肌肤，自我残废以求免除；有人全家逃走不再回来；有人把老弱留在家中，保丁自己逃跑。保丁逃跑，按法律应督促其家拿出赏钱一万钱来招募替代者。若其家中有钱可出，他本来不至于逃跑；既然逃跑，就可知其已经困穷，怎么还能督促其拿出一万钱呢？所以每县常有几十至上百家的老弱在道路上叹息，在公堂上哀告。以臣愚见，尚且知道不忍；假如陛下仁圣而知道此事，又会怎样呢？此外，除了保丁之外，平民只要有一匹马，都命令借来供官府使用。每到教场训练骑术，整天奔驰，往往因饥饿瘦弱而死，谁还敢说什么？有时马的主人恰好外出，误把马借出，便遭到追呼和鞭责的祸害。有时因为官府拖欠钱物而催逼，不得已把马卖掉，官府又强迫他买回归还，因此人人都认为有马是祸患。这些都是提举官吏倚仗法令制造事端，严重扰害百姓。我私下认为，古代未尝不教百姓作战，却没有听说有这些弊端，是因为顺应人情制定法令。顺应人情来推行法令，时间越久越能实行；倚仗威势来施行命令，越严厉反而越悖逆。这是自然的道理。野兽困窘就会搏斗，人困窘就会欺诈；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使下民陷于困窘而国家还能没有危险的。我看保甲这一机构，上下官吏没有丝毫爱护百姓的意思，所以百姓看待官府，不只是像看虎狼一样，积累的愤怒和怨恨人人相同。近来保丁拘捕指使，驱逐巡检，攻打提举司干当官，大的案件接连发生，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百姓即使愚昧，难道会忘记爱父母妻子的感情，而喜欢作犯上的恶行来招致灾祸吗？只是被激逼到了这种极端地步罢了！激逼得如此深，怎知他们爆发时不会比这更加严重？情势如此，不可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考虑，以保全大局、谋求安定。”

译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讲习武事，是先王通行的制度。一个月内合并教阅三天，不如一年中合并教阅一个月。农事已经结束，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百姓自然安心讲习武事而没有怨恨。这样就可以罢去提举司，废除巡教官，全部隶属于州县，并让各路安抚司总管。每到冬季，在城下教阅一月；一县分为两番，每番承担一个月。开始教阅时，与正、长讲明等级；结束教阅后，与正、长不再有差别。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从容治理生计，没有全年逃避的痛苦，没有官吏侵夺盘剥的祸患，也没有争强凌上、冒犯尊上的恶行。并且武事没有废止，威势声望也能保全，难道不是更容易而且更有成效吗？希望陛下深思远虑，决定一定施行，以减少多事，作为使百姓安乐的恩惠，作为国家安定的福祉。” 又请求罢去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和提举教阅，每年把保甲分为两番，在十一、十二两个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也不必从京师派官员监督教阅，只令安抚司调派使臣办理即可。皇帝都同意了。元祐元年正月，枢密院说：“府界、三路保甲已经停止团体教阅，教阅器械全部送交官府，并且仍然设立禁约。”闰二月，诏令河北东路、西路、永兴路、秦凤路等路的提点刑狱兼任提举保甲，并依照提刑司的例子，各自成为一个机构。三月，王岩叟弹劾狄谘、刘定贪赃的罪状。御史孙升也说：“刘定上面依附章惇这样的奸党，下面依附狄谘这样的庸才，大肆凌辱侵凌，公然恐吓，所以真定、获鹿的变乱后来发生，澶州、滑州的盗乱先前兴起，希望早日治他们的罪。”于是狄谘、刘定都被罢免，出任外地宫观职。十一月，诏令府界、三路保甲中五等户以下、土地不足二十亩的人，即使家有三丁以上，也免除教阅。这是听从殿中侍御史吕陶的请求。绍圣二年七月，皇帝询问义勇、保甲的人数，宰臣章惇说：“义勇是自祖宗以来的旧法。治平年间，韩琦请求派使者到陕西再次核查丁数并增加刺字登记。熙宁年间，先帝开始实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到七十多万丁。设置官员教阅始于府界，众议沸腾。教成武艺后，反而胜过正规军。元丰年间，才派使者遍教三路。先帝留心按阅，武艺精湛者厚加赏赐，有的提升为差使、军将等名目；当时的赏赐大多取自封桩库或禁军空缺名额，从未耗费户部一文钱。元祐年间放松并废止，实在可惜。” 元符二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上奏请求确定教习保甲的月份，并派官员考核。曾布说：“保甲本来应当教习，但陕西、河东连年修筑城寨，调发没有停止；河北连年遭受水灾，流民还没有复业，因此目前不能督促训练。”皇帝说：“府界难道不能先实行吗？”曾布说：“熙宁年间教习保甲时，臣在司农寺。当时各县引见保甲，事情和技艺都很精熟。”章惇立即说：“多半得到班行出身。”曾布说：“只是得到殿侍、军将的名次，但都改差充任巡检司指挥。因此，做官的人和有势力人家的子弟，都欣然前来应募。等到引见答对时，他们所骑的都是良马，鞍鞯华美，马上的技艺往往胜过各军。知县、巡检也都能转官或减免磨勘年限。因此上下都踊跃自我效力。但当时司农寺官员亲自负责此事，督促、责察极其精密；县令如果强迫保甲置办衣装、进行不合理骚扰，也都被冲替，所以没有人敢不奉行法令。后来才命令他们上番。”皇帝说：“暂且同先前府界检举施行的办法一起办理。”蔡卞说：“在先朝法令中稍加裁减损益，没有不可行的道理。” 曾布认为这样很便利，请求查找有关文书后呈上。十一月，蔡卞劝皇帝恢复实行京畿保甲教阅法，皇帝多次拿这件事督促曾布。这一天，曾布呈上京畿保丁总数二十六万，熙宁年间教习武艺的人共有七万，因而说：“这件事本来应当研究办理，但废止已经十五年，一旦恢复实行，同最初实行没有不同，应当逐步进行，这样人们才不至于惊扰。”皇帝说：“确实应当逐步实行。”曾布说：“圣谕如此，已经说尽了。如果立即把元丰成法全部举行，当时保丁还在世的没有多少；对没有受过教习的人，立刻命令上番和集中教阅，人情必然汹汹，很难安定。熙宁年间施行此法也有渐进过程。请容臣研究施行的次序。”退朝后，曾布把这些话告诉蔡卞，蔡卞很不高兴，于是说：“熙宁初年，人们还不了解保甲法。如今耳闻目睹，已经熟悉，情况自然不同。”曾布没有回答。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说：“近来京畿保甲递交八百七十一份文牒请求免除教阅，又有二百三十多份文牒拦住枢密使张康国的马头申诉。”这月，诏令京畿、三路保甲都在农闲时教阅，不施行每月教阅的指挥。五年，诏令河北东路、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各派一名武臣担任提举保甲并兼任提点刑狱，原来专任提举保甲的文臣全部罢免。这月，诏令京畿派一名武臣担任提举保甲兼提点刑狱，仍派文臣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政和三年四月，枢密院说：“神宗制定保甲法，京畿、三路集中教阅，每番虽号称五十天，但其中若有人勤奋学习弓弩、达到应当赏赐的标准，便首先提前放回。一年之中在教场接受阅教，远的不过二十七天，近的只有十八天罢了。如果秋季庄稼受灾，就免除当年集中教阅。若武艺稍微能够精熟，还有激励奖赏的办法。力气较量超过等第的，免除本户春夫和科配；最为强健高强的，则解送引见，由命官考验技艺。实行多年，人人都乐意服从。只有京东、京西虽然有团成保甲之名，却从未用武事训练；考虑到其中也有人才很多，能够学习武艺，可以授予官职任用。现在想依照三路保甲，编修并制定选拔条约。”皇帝同意。八月，枢密院说：“各路团成的保甲有六十一万多人，全都乐意服从，没有受到骚扰。京东、京西路提举官任谅已经升一官，任直秘阁。朝议大夫以上官员给予转官，武臣武功大夫特意转授遥郡刺史，其余官员分别减免磨勘年限。” 宣和元年，诏令提举保甲督察州县；各都保不符合法令的，限期一个月改正，每年以改正多少评定优劣。二年，诏令各路保甲法都遵照元丰旧制，京东、京西路全部罢止。

译三年，诏令说：“先帝考察并采用成周保伍的制度，从五家编为一比逐步推广，二十五家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为一都保。保各有保长，都各有都正，都正各有副职，使他们互相保护、互相友爱，以察知奸邪。因此有所行动时，外来的人由同保之人互相告知，使彼此了解；行踪不明的人，允许送交所属官府。保内有盗贼，应立即集中捕捉；知道而不纠举的，也依法论罪。这样纠察禁约，细微之处都已完备，奇异邪恶、盗贼寇乱哪里还有藏身之处？听说此法施行已久，州县官吏习以为常，逐渐懈怠废弛；保丁登记收纳不按实际情况，保长役使又不按时办理。比如修鼓铺、粉饰墙壁、看守破船、修治道路、供应夫役、催收税赋等，摊派骚扰各不相同，于是使盗寇奇邪无人再行纠察，良法美意渐渐成了空文。可以命尚书省从各路提点刑狱或提举常平官中，每路选派一人，专门督责各县令、佐，把登记在册的人丁据实开收；依法选择保正、保长，按规定轮换，使他们约束保丁，互相递相察看，不得舍弃亡赖、作恶等人；遇到盗贼，立即追捕；如果因过失导致盗贼藏匿，允许众人告发首领，并把这些条文全部张榜公布。” 钦宗靖康元年三月，任命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龙图阁学士、陕西五路制置使，专门办理京兆府路保甲事务。六月，御史胡舜陟上奏说：“秦元学习兵法三十年，陛下把他从低级官员中提拔出来，任命为京畿提点刑狱，训练保甲，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到欣慰的。请罢免武臣提点刑狱，把保甲交给秦元管理，希望能够专心办理。”皇帝同意。十一月，京畿提举秦元召集保甲三万人，先请求出屯，自己负责一面防务，皇帝没有同意。金兵逼近城下，秦元又请求进行训练，乘机出战。守御使刘韐上奏请求调取保甲来增强自己一方，秦元的谋划于是被阻止。” 建炎以后乡兵 巡社：建炎元年，诏令各路州军的巡社都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属于宣抚司，后来招募乡民组成。每十人为一甲，有甲长、队长；四队为一部，有部长；五部为一社，有社长；五社为一都，有都正。在乡里的便利之处驻扎。绍兴初年，废止。枪杖手：建炎二年，命令福建招募五千人。土豪：建炎四年，诏令各州守臣招募土豪、民兵，听从州县守令节制。后来留下强壮者，其余全部遣散。义兵：绍兴十年编组，各州人数名额不等。后来都以县令为军正。义士：绍兴元年，登记兴元府良家子弟，原文作“两古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为一队，号称义士。民兵：建炎二年，每五十人为一队，设队长、副队长。一户抽取一丁，五丁抽取二丁。淳熙十四年，三丁抽取一丁，五丁抽取二丁，十丁抽取三丁。弓箭手：建炎初年，各路汉人、蕃人弓箭手应在限定的一百天内自行陈报承袭情况。绍兴年间，利用京城外的闲置土地，依照陕西沿边的先例，招募弓箭手耕种。土丁：绍兴年间，诏令依照嘉祐年间的安排，三季务农，一季讲习武事；各县每乡设置教场，从十一月开始教阅，到第二年正月停止教阅。把截将：绍兴二十七年，诏令在恭州、雁门等控制险要之地设置土丁二百人。峒丁：建炎三年，命令江西、福建各处总领官登记确定枪杖手、峒丁的人数，以备调遣。绍兴年间，废止。保胜：绍兴六年，诏令金州、均州、房州的保甲分为五军，以“保胜”为名。勇敢：绍兴二年，诏令池州就地招募土人充任，名额为二千人。保丁：两广的保丁，每户一人；土丁的父亲、儿子、兄弟都在其中。乾道年间，因为拘留百姓造成骚扰，废止。山水砦：详见《砦兵》。万弩手：起初，熙宁年间，把鼎、澧、辰、沅、靖五郡的弓弩手共一万三千人分散居住在边境进行训练，平时没有战事就耕作，有警报时便调发。绍兴以后，人数时有增减，没有固定制度。壮丁民社：乾道四年设置于楚州。良家子：绍兴四年，招募两淮、关陕的流寓人口，以及阵亡主兵将领的子弟中勇悍而不能自立的人充任；每月供给的钱粮按照强弓手的标准，五十人为一队。义勇：湖北各郡都有义勇，只有澧州的石门、慈利不登记入册。这一制度从主户中征取两名丁壮。每十户为一甲，五甲为一团。每甲都有甲长，选择乡邑豪强担任总首。农闲时教习武艺，粮食由官府供给。湖北土丁刀弩手：政和七年，招募当地土丁充任，授予闲置山地，让他们分散居住在边境，教习武艺。绍兴年间沿用此制。淳熙年间，李焘极力陈说此制不便，于是废止。湖南乡社：旧制是由乡里的豪强统领，大的统辖数百家，小的也统辖二三百家。后来进言者认为这样不便，淳熙年间选择其中的首领，使大的不超过五十家，小的减半。忠勇：关外西和、阶、成、凤四州聚集的民兵，称为“忠勇”。镇淮：起初，淮南招募边民，号称镇淮军，人数多时达到十万人，每月供给相当于效勇军的标准，只是不在脸上刺字。时间久了，粮饷不足，便肆意抢劫掠夺。嘉定初年，挑选淘汰后让他们回乡务农，只剩八千多人，用来充任效用军，其余补入镇江大军。淮西挑选二万六千多人充任御前定武军，分为六军，每军设置统制。忠义民兵：福州各县旧有忠义社，聚集乡邑百姓屯驻，选择豪强大户担任首领，按情况授予兵器甲胄，因此盗贼平息，百姓十分依赖它。后来官府多方骚扰，失去了原来的宗旨。开禧年间用兵时，淮、襄两地登记在官府名册上的民兵，竟要用一百六十缗钱供养一名士兵。后来又下令放归他们各自谋生，但他们无处可归，许多人散落成为盗贼。于是下令每郡选择一名豪强首领，授予官职，让他统辖当地军民。建炎以后设置的砦兵。两浙西路。临安府十三砦：外沙、海内、管界、茶槽、南荡、东梓、上管、赭山、黄湾、硖石、奉口、许村、下塘。安吉州七砦：管界、安吉、秀塞、吕小幽岭、下塘、北豪、皋塘。平江府八砦：吴江、吴长、许浦、福山、白茅、江湾、杨林、角头。常州五砦：管界、小河、马迹、香兰、分界。江阴军二砦：申港、石牌。严州五砦：威平、港口、凤林、茶山、管界。两浙东路。庆元府十砦：浙东、结埼、三姑、管界、大嵩、海内、白峰、岱山、鸣鹤、公塘。

译温州十三砦：城下、管界、馆头、青奥、梅奥、鹿西、浦门、南监、东北、三尖、北监、小鹿、大荆。台州六砦：管界、亭场、吴都、白塔、松门、临门。处州二砦：管界、梓亭。江南东路。南康军五砦：大孤山、水陆、四望山、河湖、左望。江南西路。隆兴府七砦：都巡、邬子、松门、港口、定江、杉甫、管界。抚州七砦：城南、曾田、乐安、镇马、旗步、招携、湖平。江州六砦：管界、江内、茭石、马当、城子头、孤山。兴国二砦：池口、磁湖。袁州四砦：都巡、四县、管界、白斜。临江军三砦：本军、水陆、管界。吉州十六砦：富田、走马塍、永和镇、观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杨宅、栗传、禾山、胜乡、造口、秀洲、新砦、北乡、黄茅峡。荆湖南路。永州三砦：都巡、同巡、衡永界。宝庆三砦：黄茅、西县、卢溪。郴州五砦：管界、安福、青要、赤石、上犹。武冈军十砦：三门、石查、真良、岳溪、临口、关硖、黄石、新宁、绥宁、永和。道州四砦：营道、宁远、江华、永明。全州四砦：上军、角口、吉宁、平塘。福建路。邵武军十砦：同巡检、大寺、水口、永安、明溪、仁寿、西安、永平、军口、梅口。建宁府七砦：黄琦、筹岭、盆亭、麻沙、水吉、苦竹、仁寿。南剑州八砦：沧峡、洛阳、浮流、岩前、同巡、仁寿、万安、黄土。泉州五砦：都巡、同巡、石井、小兜、三县。福州四砦：辜岭、甘蔗、五县、水口。兴化军二砦：同巡、巡盐。漳州二砦：同巡、虎岭。广西路。贺州二砦：临贺、富川。昭州四砦：昭平、云峒、西岭、直山。钦州二砦：西县、管界。《志》第一百四十六，兵七（招募制度）。招募士兵的制度起源于府兵、卫士制度废止以后。唐朝末年，士卒因长期征战服役而疲惫，许多人逃亡。梁祖命令各军把士兵的脸全部刺上文字，以辨识所属军号，这就是长征兵。招募时，先考察人的才干体格，再检查奔跑跳跃，测试视力，然后在脸上刺字，赐给钱、衣服和鞋袜，并登记入籍。宋朝初年沿袭这一制度，有时招募本地人，就地编成队伍；有时收取军营中将士的子弟，听任他们隶属于本军；有时招募饥民补充本城军队；有时把犯罪者发配隶属军籍服役。征取士兵虽然途径不一，但强壮健勇的升入禁卫军，矮小羸弱的编为厢军，用队伍编制加以统领，用法令加以约束。平时虽然不免要耗费爵位赏赐、衣物粮饷，一旦有征讨，就让他们奋力作战、供应漕运搬运；这样，天下强悍而失业的人，全都成为良民的保卫者了。起初，太祖挑选军中强健勇猛的人，称为“兵样”，分别送往各道，命令各地按照兵样招募。后来改用木杖，按尺寸长短分等级，称为“等长杖”，交给长吏、都监测量人的才干体格来选取。各部送到京城的士兵，由军头司复查验看，带来引见，安排在便殿对答，然后分别隶属各军。真宗祥符年间，重新制定等长杖的标准，从五尺八寸到五尺五寸分为五等。各州把士兵送到京城，达到相应标准的隶属于次等军。仁宗天圣元年，下诏京东、京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各路招募士兵；凡由本部送来的，在脸上刺“指挥”二字，家属供给口粮。负责招兵的官员任期届满回朝时，以招募人数的多少作为奖惩依据。又下诏益、利、梓、夔四路每年招募百姓充任军士，达到规定人数就送往京城，分别隶属奉节、川效忠、川忠节三军。于是远方强健勇武而失业的百姓，都有了归宿。庆历七年，各路招募厢军以及身高五尺七寸以上的人，送到京城，考验后补入禁卫军。至和元年，河北、河东、陕西招募就地供应粮食的军队；骑兵四百人为一营，步兵五百人为一营。嘉祐二年又制定等长杖标准：从上四军到武肃、忠靖军，都要求身高五尺以上，按每寸差别并依据所领奉钱确定等级。奉钱一千的，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等；奉钱七百的，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为三等；奉钱五百的，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为三等；奉钱四百的，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为二等；奉钱三百的，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为六等；奉钱二百的，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为四等；不给奉钱的，以五尺二寸，或五尺以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级。只有武严军、御营喝探军选用技艺精湛的人充任，各司掌管仓库、执掌技术的人员不设置等长杖标准。嘉祐七年，御史唐介说：“近年按等长杖招募的禁军，大多身材矮小瘦弱，不能承受铠甲，请按照当初制定的身高尺寸作为定制；如果有人敢建议降低缩减标准，应按违反制度论罪。”诏令说：“禁军中承担战备任务的，应当施行这一命令。至于备役的雄武军、宣敕六军、搭材等军，应按照军马的诏令办理。” 治平二年，招募陕西当地百姓和军营将士的子弟隶属禁军，每营只补足八成。又派遣使者到京畿各县以及南京、曹州、濮州、单州、陈州、许州、蔡州、亳州招募百姓，补充虎翼军、广勇军；每人各加赐绢、布一匹。治平四年，下诏延州招募保捷军五营，以备轮番戍守。熙宁元年，下诏各州招募饥民补充厢军。熙宁二年，枢密院说：“国家初年，边州没有警报就撤罢军队；如今已经讲和，而屯驻的军队却非常多，只是白白耗费钱帛。如果在内地附近粮价便宜的地方增加招募营兵，只命令他们前往极远的边境戍守，这是很便利的办法。”皇帝与文彦博、韩绛、陈升之、吕公弼等人商议，有人认为自古以来都招募营兵，事情平息后就撤罢；有人认为沿边军队不能大量削减。于是命文彦博等人详细议论后上报。熙宁三年七月，下诏京西路在有粮草的州军招募厢军，以三万人为定额。十一月，定州知州滕甫请求下令本路依照旧制招募弓箭社，用来加强边防。皇帝同意了。

译熙宁四年十二月，枢密院说：“在京服役的士兵，旧定额为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现在缺额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如果招募选拔补足，就不必从外路勾取抽调，可以避免不习水土、在途中冻饿而死的祸患。希望在京城及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招募少壮士兵，只供在京服役，不许臣僚占用差遣，不超过一年就可以补足。相应减少在外地招募的数额，把节省的粮饷集中保管，解送朝廷供有关部门使用。”皇帝同意了。熙宁五年，延州权发遣知州赵禼招募到汉人、蕃人弓箭手和骑兵共四千九百八十四人，编为八指挥，因此升任吏部员外郎，另加赐银、绢二百。熙宁七年，分派使臣到各路选募熙河效用军，先把姓名人数上报。河北、河东所招募的士兵全部停止招募。熙宁八年，下诏军士的祖父母、父母年老有病而没有侍奉丁壮，且应募后在外地服役的，允许迁徙。熙宁九年，下诏选拔补充捧日、天武以下各军的缺额：马军按三人补一人，步军按十人补五人。元丰二年二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说：“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请设置牧养马匹的十所监牧机构，招募士兵编为监牧指挥。营田方面，请依照官庄的先例，招募永济卒二百人；永济卒总数以一千人为定额。”皇帝同意了。七月，沿边安抚司说：“北部边境州军主管刺探情报的人，请发给钱三千，选募使臣、职员或百姓担任，用来侦察获取敌情。仍选通判和监官考核情报真伪，据此实行赏罚。”皇帝同意了。这一年，因为兖、郓、齐、济、滨、棣、德、博各州百姓饥荒，招募他们为兵，用来补充开封府界、京东、京西将兵的缺额。元丰三年，又下诏说：“府界各路将领所属军队缺额的禁军达万人，有关部门应迅速招募。”又下诏说：“河北发生水灾，缺少粮食的百姓很多，应当借机招募补充军队。” 元丰四年，京东、京西路因为调发兵将，多次请求增加戍军。朝廷认为兵员有定数，常常搁置他们的奏章。然而州郡确实有背山临海、为奸盗窥伺的地方，也应当格外加以考虑；于是下令大力招募应募者，并免除贴军及其他徭役一年。六月，下诏：“在京奉钱七百以下的，选募马军、步军一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一万人；如果泾原路五千人招募不足，就到秦凤路招募。” 元丰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请求从秦州到熙州，根据路程远近和地势险易，设置二十八所车铺，招募并刺字的士兵。皇帝同意了。八月，下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募军队，除依规定赏赐外，再增加钱一千。十二月，下诏京城四面巡检在四座城门招募士兵，选取年龄三十五岁以下的百姓。又下诏河北设置步军定额，各指挥在原额之外再招募一百人。元丰五年，下诏一年内能够招募到一百人的，官阶升一级。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求把麟州飞骑军、府州威远军的子弟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刺字编为士兵。元丰七年，广西都钤辖司说：“本路土兵缺额很多，请选择使臣前往福建、江南、广东招募、选拔四千名士兵替换补充。”下诏委派官员到江南、福建两路招募替换。元丰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说：“河东敢勇军定额为三百人，请求给以微薄的给养，因此应募者很少。我先前在鄜延路任职时，曾奏请增加三等给养，借支省马的草料七成，设置营地训练，从此应募者很多。希望依照陕西路已经实行的指挥办理。”皇帝同意了。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下诏河北保甲中愿意投军的人，以及达到上四军等长杖标准、具有武艺的人，特别准许招募补充；除按常例发给物品外，再增加钱五千，中军以下增加三千。身高比等长杖标准短一指，但能射中保甲第一等弓弩的，也允许招募刺字。这是根据右司谏苏辙的请求。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说：“各州军兵马全部缺额、力量不足以守御的地方，应酌情立额招募补充。” 元祐八年，枢密院说：“如今新招募的士兵大多是饥民，不熟悉训练和阅兵，请从今以后暂时留在招募地的州军中，派官员训练，等候半年后再发遣到军前。” 绍圣元年，枢密院请求制定招募禁军官员的赏格；如果没有达到规定人数，处罚也相应执行。绍圣四年，熙河兰岷路都总管、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说，兰州金城关想招募设置步军保捷四指挥、马军蕃落一指挥，皇帝同意了。下诏陕西路增置蕃落军十指挥，每指挥以五百人为定额，在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州、华州各设置两指挥，并隶属于驻营州军的将领统制训练；委托各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募。起初，三省、枢密院想利用牧地招募百姓放牧养马，长久未能招集。曾布认为不如增加骑兵，办法更简便。何况土兵本来就是精锐士兵，各路出戍的士兵也已经用尽；提出这个建议后，众人都一致认为可行，皇帝也乐意听从。牧租现存七百万，年额一百七十万，而十个指挥的费用只有二十五万，所以可以同招募百姓养马的办法同时实行。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亶奉诏察看并筹划招募施州、黔州的土丁，用来征讨辰州、沅州山ＯＤ；每州不得超过七百人。因为ＯＤ贼深入溪洞之中，地势险阻，正规军无法通行。崇宁三年，京东等路招募军队五万人；马军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崇宁四年七月，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从河东入朝觐见，皇帝问崇威、崇锐的新兵是否已经训练完毕。洪中孚说：“训练是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艺祖取得天下时的军队，以及神考分拨将领统领的军队，是否从未减少；如果确实从未减少，似乎就不必增加。大概军队贵在精简训练，不贵在数量多。如今仓促增加两军，费用极其广大，我不知道提出建议的人在经费以外是否另有安排，还是只想依靠朝廷供给。”皇帝惊愕地说：“当初商议增加士兵时，从未议论费用，可以立即停止。”洪中孚说：“懒惰游荡的士卒不可能再安于务农，如今突然遣散他们，强壮的人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弱小的人会辗转迁徙，这又将成为朝廷的忧患。不如让他们补充各营的缺额；没有缺额的，就允许在额外收管，不出一两年就会全部消耗尽。”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九月，下诏：“近来下达的命令，是在京城和各路招募崇捷、崇武等指挥十万人，又招募效忠、蕃落指挥以及补足额内缺额的人，考虑到很难立即达到定额，可以先招募崇捷、崇武十万人。等人数逐渐有了次序，再详细上报请示。”

译崇宁五年，下诏：“强迫各色人等投军的，都允许本人及亲属越级申诉；已经刺字的，也一并改正。”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辖司上奏：“广西两将的额定人数为一万三百多人，因事故、逃亡而缺额，过去在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寄地招募，但各路认为这不是本职，多不用心。如今兵员缺额达六成，希望本路及邻路中犯徒刑以及杖刑以下、情节较重的人，除应发配沙门岛、广南偏远恶劣地区，或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涉外等罪并依法不得免除者外，其余都免除决杖和刺字，编入军队。”皇帝同意了。政和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说：“东南州郡按惯例都缺少厢军，凡有劳役差遣，全都采用和雇。如果命令各郡守臣和提刑司设法招募补充，大概可以节省费用。”皇帝同意了。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募补充各路禁军缺额，以十分为标准；招募达到四成以下的，依次延长磨勘年限，达到七成以上的，依次减少磨勘年限。高阳关路的河间府、沧州、霸州、恩州、信安军招募补足人数，请求实行推恩赏赐。皇帝同意了。宣和二年，手诏说：“近来听说各路州军招募设置厢军河清军、壮城军等，往往招来胆怯、懦弱、年幼矮小的人，不符合等长杖标准，白白耗费粮饷，不能任用。从今以后都必须遵照法令招募补充；如果违犯，按违反制度论罪。” 宣和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上奏：“请求把温州、处州、衢州、婺州原来管辖的不隶属于将领的禁军六指挥，重新招募增加为十指挥，每指挥以五百人为定额，共五千人，这样大概可以组成完整的将。还请求在台州另招募不隶属于将领的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定额。”皇帝同意了。三月，臣僚说：“私下听说道路上人心惶惶，互相惊吓，说各军到处抓人刺字、黥面以补充缺额，常常几个人驱赶一个壮丁，拖拉殴打，百姓大声呼喊，有的人甚至咬手指求免。前些日子金明池举行大规模集会，忽然有人堵住门口大肆搜捕，只要身材高大的青年，就把他们牵走，说是‘充军’。以致卖蔬菜的人不敢进城，行旅、商人、市民，甚至奴隶都躲藏起来，惊恐万分，事情骇人听闻。如今国家无事，如果一定要招募补充禁军，应当明白公布法令，用金帛赏赐；即使拿出一百万钱，也会有十万人应募。这样在路上抓人，实在有损国体，传到四方，远近传播，实在很不妥当。伏望圣明赶快下令禁止，以消除疑虑和恐惧。”当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前往尉氏，也被刺字黥面。事情上报后，皇帝亲自下诏命提刑司彻底查办。四月，臣僚又说：“招募刺字以补充禁军缺额，枢密院规定的期限太仓促，各营不能约束，人人都非常惊骇。” 幸而不久就颁下仁德的诏令加以禁止，众人的情绪才喜悦而服从。那些已经被刺字黥面但并非自愿的人，也有不少得到改正；还有一些已经向官府请求免除而没有获准的。京城附近尚且如此，何况远方呢？私下听说小人借助权势，趁机抢夺侵害，这种事各处都有；有的人即使哀号求告得以脱身，家产也已经被掠空。如今往来的人仍然心怀畏惧躲避。伏望圣明特别下令告诫：凡是在外地招募军队的地方，不得横暴滥行。”皇帝同意了。宣和七年，削减掖庭的用度，削减侍从官以上官员每月的廪禄，停止各项兼任事务，有关部门把节省下来的数额拨充各路买粮本钱以及招募士兵、赏赐军队的费用。钦宗即位后，下诏命守令招募州县乡村的土豪担任队长，再由他们各自招募亲友和乡里百姓组成队伍。招募到五十人以上的，先授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的，授承信郎；招募文武官员中熟悉武艺、勇猛有力的人担任统领。出发时，发兵的州军授予他们兵器甲胄，每人发给半个月粮食；路程遥远的，所到州县接续发给粮食。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说：“各路招募敢勇效用军，每人先发钱三千；到本司接受考验并取得凭证后，再发散银绢加以激励奖赏。如果监司、知州、通判、县令、县佐以及其他有官职的人，能够招募到武艺高强的敢勇效用二百人以上，请求升一官；以后每增加二百人，依此办理。若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人员因军期事务稍有拖延，都依军法处理。”皇帝同意了。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说：“各路正在招募人兵，但由于各地漕运经费缺乏，请从邻近州的应奉司以及延福宫西城的钱帛中，也允许申请使用，这样或许可以迅速办成。”皇帝同意了。又下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各军有缺额，可以下令各路挑选补充。”又下诏：“对于已经下达命令的地方，应按照招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的多少分等推行奖赏。”又下诏：“听说有人为了求取赏赐而强迫百姓招募。从今以后都必须取得本人愿意；如果有人敢违犯，应当议定重罚。不得把瘦弱、不堪出战的人以及已经登记在军籍中的人一概充作新募士兵。”又下诏：“招募武举及第而有才干武略的人，或有战功、曾经参加战阵的人；以及担任过边地任职的大小使臣，不论因犯罪已经发遣还是尚未叙用的人；以及武学中有谋略智谋的人；以及曾经充任弓马所子弟的人；以及各色有胆量勇气、敢于作战的人，酌情允许他们前往亲征行营司。”又下诏：“招募陕西当地人为兵，以及使臣、效用等前往姚平仲军中听用。应募者中，修武郎以上每人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每人十五贯，军人、百姓每人十贯，都从开封府所掌管的官钱中支给。” 四月，下诏：“已经下达命令，发遣还朝的人前往大金军前；如果不愿前往，就由所在地方酌情发给口券并资助遣送；原来有官职的人，且不再任职，只发给原俸禄的一半。愿意到军前效力的，允许自行陈述。” 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上奏：“河北各州军所管辖的正规士兵极少，陕西愿意充军的游手懒散百姓也很多，只因招募刺字时缺少按例发给的物品，所以军队定额常常不足。如今如果统一发给银绢，折充按例发给的物品，用来犒劳并遣发，把招募的人编为义勇，只在右臂上刺字，依禁军的标准发给衣服、粮食和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到二万人。与淮南、两浙等路招募的将兵相比，确实可以使用。”皇帝同意了，并下诏派文官、武官各一名前往陕西路招募二万人送到京城。于是命赵鼎特别授任开封府曹官，命种湘以宣抚司准备将领的身份，兼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门负责招兵。这个月，派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前往福建路招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说：“朝廷派官员到陕西招军，正赶上年成丰收，恐怕不容易招募补足。如果就委托监司招募保甲，以按例物品诱导，并免除科差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可以得到精锐士兵五万人。”皇帝同意了。

译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上奏：“西人联合女真，已经很久了，难道没有觊觎关中的意图吗？如今各路的人马都空虚，万一敌人长驱直入，拿什么抵挡？说起来令人寒心，朝廷似乎还没有深思。河东、河塑的祸患已经显现，所以人们忧虑它；陕西的祸患尚未发生，所以人们反而忽视它。如果每路先拨给十万缗钱，命令帅臣招募当地人作为保卫的办法，责成他们控制要害，不得放任敌人侵入，同时还需要朝廷供应支持。漕司应趁此时机广泛储蓄，把它作为紧急事务。” 开封府尹聂山又上奏：“招募士兵，是今天的紧急事务。近来由于京畿各县都按惯例招募刺字，到了没有人愿意应募时，就强行捕捉乡村百姓和过往行人来充数。于是导致乡民惊恐逃散，商旅无法通行，实在违背朝廷爱护百姓的宗旨。查验政和年间的法令，盗贼再次犯杖刑以上罪，情理上不能决杖释放而又适合充军的，发给按例物品，刺字后充作厢军。如今京城内外间有盗贼，都是强横狡猾之徒，无所畏惧；即使经过判罪，顽恶仍不悔改。如果依照上条刺字编入厢军，不仅能得到强壮之人供军队使用，又可以收纳这些奸猾之徒，使他们不再为盗。如果准许我的请求，那么从京城内部到外部都可以看见并实行。”皇帝同意了。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说：“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求招募并刺字保甲五万人充军。由于近来陕西正兵人数很少，完全依靠保甲守御；此外还要承担运粮等差役，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如果再招募刺字五万人充军，那么正丁几乎都要被占用。不仅难以选择合适的人，也担心民情惊疑，另生事端。希望命令州县向保甲晓谕，征取他们自愿应募；如果没有自愿的人，就请求保甲司在正丁剩余人数中选取。连同送到京城的人共可达到七万人，足够使用。”皇帝同意了。这个月，钱盖又上奏：“陕西招募当地人充军，大多是市井中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不能面对敌人作战。如今折彦实拨给陕西六路各十万缗铜钱，每人增加钱十千，就可以精心选取少壮且达到等长杖标准的人，能够得到正规军一万人，六路合计得到六万人。”皇帝同意了。十月，枢密院上奏：“招募有才干武艺、勇猛锐利以及有胆量勇气的人，并招募以射猎、射生为业的户籍人员。”皇帝同意了。枢密院又上奏：“福建路有凭忠义勇武立功、愿意自效而求仕的人，按理应当招募。除保甲正兵以外，弓手、百姓、僧人、服役中的罪犯军人，都听凭报名应募。如果有武艺高强、确实勇敢、众人推重信服、愿意应募担任部领的人，依照各项名目暂时代理部领之职，并按各人所招募的人数借补官资。”皇帝同意了。十一月，京城四面共聚集了十万人，黄衣黄旗挤满街市。当时应募的人大多是平庸的乞丐，完全没有战斗意志。闰十一月，何▯用王健招募奇兵；即使是拿着瓢行乞的人，也都来应募，仓促之间尚未建立纪律。奇兵发生骚乱，殴打王健，杀死使臣数十人，宫禁之内大为扰乱。王宗濋斩杀了几名首领，局势才安定下来。等到出战时，被铁骑冲击，见敌军来势便望风奔逃溃散，全部被歼灭。十二月，下诏：“各军中假装效仿番人服饰，焚烧劫掠财物的人，限十日内携带赃物自首，可以免罪。”又下令招募收管溃散的士兵，并供给他们口粮。关于逃亡的法律，自建国初年以来各有增减损益。熙宁五年下诏规定，禁军领取奉钱达到五百而逃亡，满七日的处斩。旧制度规定，满三日便处死。当初，执政大臣商议修改法律，请求改为满十日。皇帝说：“临阵逃亡，过了十日才来首告，难道不会助长奸恶吗？”王安石说：“临阵逃亡，法律不计算日数，直接列入斩刑。现在应当制定在军队兴发之处逃亡满三日，按照对待寇贼的法律论罪吗？”枢密使蔡挺请求，沿边地区逃亡满三日的处斩。王安石说：“沿边地区也有并非军队兴发之处的地方，不能一概用重刑治罪。本来制定重法，只是为了禁止逃避寇贼和军队兴发之事罢了。”皇帝说：“对。”文彦博坚持说：“军法是我们这些臣子所应当总领的，不宜轻易改动；正如前代销减兵力，反而因此发生变乱。”王安石说：“前代杜元颖等人销减兵力，是他们处置失当，并不是兵力不能销减。况且萧俛时天下兵力多到极点，百姓财力无法供给，怎么能不减？当时幽州把朱克融等人送到京师，有人请求不要把朱克融遣回幽州，以免他煽动众人作乱；但朝廷却让朱克融等人漂泊在京师，长久不予任用，后来又遣送他们回北方。朱克融之所以再次作乱，又与销减兵力有什么关系？” 文彦博说：“建国初年，禁军逃亡满一日便处斩。仁宗改为满三日，当时议论的人已经担心这会破坏军法。”王安石说：“仁宗改法以来，得以保全的性命多得很；但是与旧法相比，并没有听说军人逃亡增加，仁宗改法不能说不好。”于是皇帝下诏，将期限增加为七日。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说：“请从今以后，逃亡后成为盗贼的配军，听凭捕获斩杀，并给予赏钱。”诏令按所列条款处理，并批示王韶：“如果所犯罪行情节严重，但罪不至死，奏请裁决。” 元丰三年六月，下诏：“军士、民兵逃亡后又随军效力的，如果自首或被捕获，都要戴械押送到所属机构，依法论罪。即使立有战功也不赏赐，仍不许用战功赎免过罪。命令随军张榜告谕。” 元丰四年，下诏给沈括：“你奏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上，本来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应当赶快招抚安置。你可以迅速准备朝廷旨意，出榜说：听说战士只是不能忍受饥寒，逃回自己家中，可以各自随所在城寨暂时送纳兵器甲胄，发给粮食，听凭他们回到所属军队。应分次把招抚的次数和情况报告上来。” 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说：“熙河都总管司过去没有兵籍，请命令各将领分别置立兵籍，每日详细记录有无开除、收补，每十日详细记录原额、现有编管人数以及逃亡等事故的具体名目，申报都总管司；都总管司把它们张贴在总簿上，委派一名机宜官随时抽查点验。”皇帝同意了。

译十月，尚书省说：“如今各地逃亡军人聚集，人数多至上千；人数少的惊动乡邑，人数多的公然成为劫盗。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允许他们自首，或命令他们投换军籍，但始终没有革除干净。过去神宗认为将领不了解士兵、士兵不了解将领，所以分派兵力、由将领统领。统兵官司凡是军队的事务无不统领，那么士兵逃亡、逃走、死亡，怎么能不由他们负责？查核将官敕令和现行敕令，都没有将官及其属员承担责任的规定，以致如今将领对士兵不加抚恤，劳役他们，直到他们逃避，而任职人员全都不受罪责。近来熙河一路逃亡的将近四万人，将领和副将坐视而不禁止，属员和将校故意放纵而不追问，以至逃亡军人各处都有。这大概是历来立法不够周详，加上军中的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彼此统辖，同营相互依靠，上下相互制约，怎么能导致他们逃亡而无人察觉？况且招募军队既然已经制定了赏格，逃走怎么能不加禁止？现在我们参详修订，制定赏罚十多条。”皇帝一并同意。五年，枢密院转述童贯的话：“陕西等地派官招谕逃亡军人，并允许他们在当地自首，不再追问，随即发给口券，让他们回到本营。边地军人害怕戍守的劳苦，往往逃到内地郡县自首，于是取得口券回营，恐怕会相沿成风，损害军政。请从今以后，凡军人自首，都必须查问其逃亡是否在赦免期限以内，依照这次招谕的指挥办理：如果是赦免以后逃亡的，请依条施行。”皇帝同意了。大观三年，枢密院转述臣僚的话说：“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首先提出招诱逃亡厢军、禁军的办法，朝廷于是制定允许投换、改刺的命令。从此各种弊端逐渐产生，军纪不再严肃。朝廷已经洞察这些弊端，严立法令，但冒名顶替这一项的弊端还没有除去。请按照过去主兵官曾经占用书吏、工匠、杂技、手工业者，或者与统辖军员素来有嫌隙、想舍弃此处而投奔彼处，或者因为所属部队逃亡人数太多、想逃避责罚的情形，任意把逃军借用逃亡者的名义，便替他们请领给养。这样既逃避了责罚，又冒名领取物资，上下相互蒙蔽，没有人能够革除，导致士兵多存有擅自离去的念头，实在是因为容易找到可以擅自停留的地方。如果加重赏赐，再施以严刑，也许可以革除这种弊端，对既成法令有所补益。”皇帝同意了。大观四年，枢密院说：“各路以及京畿地区逃亡军人很多，虽然赦令规定期限、允许自首，他们最终还是心怀畏惧而躲避。如果各路专门委任知州、通判或一名职官，京畿委任知县，能够招诱逃亡军人累计达到三百人以上，给予减少一年磨勘期限的奖励；五百人以上，减少一年半；一千人以上，取旨施恩，这样按理较为便利。” 政和二年，臣僚说：“祖宗的军政极为完备，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近来逃亡的人很多，是因为各地推行没有到位，以及主兵司官员奉行不严格造成的。这些弊端有六项：一是上下层层聚敛，二是举放营债，三是聚集赌博，四是差使不均，五是押送过远，六是单身军人没有火聚共同生活。像这些事情虽然都有条文禁令，但犯的人极多。希望下令有关部门推究查办；除兵将官年终制定赏罚条格外，还应诏令各路提刑司，每年年终把本路各州军不属于将禁军的现有编制人数和逃亡人数，互相参照比较，列出最多和最少的各一州，并将知州、通判的职位和姓名申报枢密院。”皇帝同意了。政和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说：“各厢收留的因寒冻而赤身露体的人共有五千七百多人，其中逃军很多，应当采取措施。现在想依照押送逃军的规定，每二十人派一名使臣，交给负责押送的人，分别沿途寻找稳妥方便的官屋安置；依照居养法申请钱米供养，等天气晴暖后，再押送他们前往。沿路支用的口券，仍依本府押送逃军的办法办理；除应支出的口券等物外，请再酌量发给盘缠。”诏令：“每人发盘缠钱三百，给纳袄一领，等到二月天气晴暖时立即遣发。” 政和四年，尚书省制定法令：“各禁军奉调出戍尚未到达军前，或者已经到达但被替换离开半年以上，逃亡后自首或被捕获的，即使遇到赦恩，也按捕获逃军的法律发配；上军自首或被捕获，遇到赦恩，依七日以内逃亡的法律发配；下军中按原姓名应当发配的，发配到千里之外。如果本管官员擅自扣留，与逃军同罪，即使遇到赦免仍依发配法处理。”皇帝同意了。政和五年，制定了钱监兵匠逃走后在手背刺字的法律。宣和二年，皇帝亲笔下诏：“逃亡士卒很多，命宣抚司采取措施，奏报上来。”童贯说：“凡逃亡士卒，冬祀大赦中已有自首满一百日免罪的条文；但因为其中有人原先犯有罪，即使自首，按通常法律仍应降等、移配，所以不敢到官府自行陈述。请允许在京城以及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的逃军，从今指挥到达之日起，连同尚未满赦限的时间合计一百日，准许自首免罪，依旧按原军分和职次收管。仍免除本司、本营的盘问，以及官府所欠的债务。如果逃军的原罪是在冬祀赦令之后所犯，仍有应降等、移配的罪，也特别给予原免。如果期限已满仍不自首，就依通常法律论罪。凡逃军在京城驻营，依期限在京城自首的，命所属军司当天押送到本营。若正在出戍，就发出破口券，转押到本路驻泊州军，并依前项指挥免罪，仍按原制收管。凡逃军在外地，依期限自首的，都在当地当天发给米二升；其县、镇、砦限令当天解送到本州军，每二十人为一批，派职员押送，沿途仍发给口粮，交给前方州军，再转送到驻营处。如果正在出戍，就转送驻泊州军收管。” 凡自首的军人，都不许投换到其他军队。各地当值官员如果能在期限内用心招收逃军，安排并转送到驻营或出戍的地方收管，期限届满后，在外地由提刑司、在京城由开封府索取到达驻营和出戍处的公文，核验人数，成绩最优者申报宣抚司，请旨推恩。”皇帝一并同意。宣和三年，下诏：“江、浙军前等处逃窜的军兵，一律特别免罪，允许他们在本将军队现今所在路分的州县自首，仍旧发给请给，并由各地暂时收管。如果逃往其他地方，或者在驻营所在地被捕获，就命所在官府逐一遣送到本将军队，听候差遣。仍委托各路安抚司、钤辖司、提刑司察觉查办；如果所在机构胆敢隐瞒包庇，或者各司不予察觉查办，都按违制论罪。”

译宣和四年，臣僚说：“中外士卒无故逃亡，各地都有。祖宗治理军队，纪律非常严明；如果戍守的人回家，服役的人逃避事务，一定要在辕门处斩杀。如今既宽宥他们的罪，又允许投换，不受什伍之长的约束；已经规定了赦免期限，又特别延长日期，以放宽他们自首的期限。臣担心逃亡者达到目的，弊端会更加滋长。请除非遇到恩赦，不要轻易给予期限，使他们知道期限不能成为常例，也许可以有所畏惧。”皇帝同意了。宣和五年，臣僚说：“如今各军逃亡人数都不如实上报。各地冒用姓名领取给养，到了拣选、阅兵、差役时，便巧妙地说成已经占用或破除名额；实在没有办法时，就雇募逃亡者来充数，随后立即逃走，再也没有实际用途。平时难以供给，遇到紧急情况更无法使用，而奸人乘机混在其中，白白耗费财赋。虽然开立收补、考核、征敛等制度，法制越来越详细，但彼此得利的人却相互附和包庇。希望下令处置，先命当职官员核实现有人数，具保说明后申报转运司；限期由各郡守、通判点阅，并通知掌兵官司照会执行。不能押送到州的，就派官员到当地点阅，限期在同一天查出确实人数。稍有欺骗蒙蔽，就彻底追查，绝不赦免。监司使者分赴各郡复核实际人数，把具体数字申报朝廷，等待派官员分路按察，务必实行罪赏，使官府没有虚耗，军队有实际用途，那么纪律就可以明确，国家用度也可以节省。”诏令送交枢密院制定具体办法处理。宣和七年二月，尚书省说：“开封府呈报：‘请规定，凡在京城犯盗罪、被发配或降等遣出外地的人，再次逃回京城投换的，允许有人告发并捕获，按逃亡被捕的罪名论处，酌情加重发配。有关官司以及本营典首人员、曹级若包庇收留，各杖一百；如果因此导致其再次作盗，依照差使配军入京作过的法律，与罪犯同罪。罪责到徒刑二年为止，不因离任或遇赦而原免、减免。至于在京城犯罪、编管出外后逃亡回京的人，虽然已有判罪并加重发配地点的条法，但因为招募告发的赏格太轻，所以往往又逃回京城。请规定，原犯杖罪的赏钱十贯，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都用罪犯家财充当。’”皇帝同意了。十二月，下诏：“凡各路逃窜的军人，有的已经遇到赦恩出首免罪，却又回到原来出戍的地方再次逃窜，命令他们在当地自首，并特别免罪，编入同等军队，发给请给，遣送到军前听用。” 靖康元年三月，下诏：“随从行宫的禁卫军兵中有逃亡者，一律依法处理。”五月，臣僚说：“泗州先前派遣勤王军队，负责押送的人统率不善，大多逃回；后来又害怕法律，不敢出面，本州于是开设官署接受他们投归。在外地没有办法供养，私下担心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也恐怕其他州也有这种情况。请下令，凡勤王军队中逃回、已经获得赦免的人，都命令他们自首。”皇帝同意了。六月，下诏：“凡河东溃散到各路的将领和佐官，都命令各路帅臣遣送到河东、河北制置司，以战功赎罪。”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说：“我奉诏负责招集种师道等部下溃散的人马，支援太原；期限届满仍不自首，就把他们的家属寄押，允许有人捕获后送到军前，重新严加处置。”皇帝同意了。又从指挥到达之日起，限十日。河北路制使刘韐上奏：“近来制置使种师中率军到达榆次，战败溃散，种师中生死下落不明。奉旨，种师中部下的统制、将佐、使臣等，一律免罪。臣考察军法：用兵时丧失主将，统制、将佐都应施行军法。实行军法，人们才会重视主将，遇到紧急情况必定尽力救护。如果不实行军法，紧急时刻就会争先逃跑，把主将看得如同路人，丝毫不加顾惜。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没时，同路的将佐以及中军将、提辖等从未按军法治罪；后来刘法陷没，如今种师中又为国战死。如果两军相遇，力量不相当，血战失败，或者失去主将，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榆次之战转眼间就溃败，统制、将佐、使臣逃走的十人中有八九人，军士受伤的十人中只有一二人，唯独种师中没有逃出。” 如果说种师中抚慰防御部众恩意少、纪律不严，但他接受命令就出发，奋不顾身；刚听说右军败退，便立即派兵援救，而这时各位将领已经没有留下的了。等到贼兵进攻营寨，种师中仍不肯上马。如果种师中有苟且偷生的念头，听说战败便立即逃走，也一定能够逃出。当时将佐如果能够合力救援，或许可以击破敌军。如今一军刚刚退却，众将不顾主帅，接连逃跑。他们起初还有害怕的神色，后来听说可以免罪，便全都释然。朝廷因为太原之围尚未解除，不想彻底追究。如今军队正要兴起，臣深怕没有惩戒警告，遇到敌人一定不肯拼命。请下令，种师中部下的统制、将佐，都依圣旨处置，并命令他们在军前自我效力；如果能够奋勇作战、立下战功，就免除以前的罪过；今后如果没有立战功，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得叙功复职。又请下优诏褒奖追赠种师中，以此劝勉忠义。”诏令：“种师中部下的统制、将佐，都降五官，并把职位、姓名详细开列，申报尚书省；其余依照刘韐所奏办理。” 八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上奏：“近来据都统制王渊报告，已经捕获溃败的使臣，押送到宣抚副使刘韐军前交割，除依军法施行外，听说还有未曾自首的将佐、使臣。”诏令：“从这次指挥到达之日起，再延长十日期限，允许他们在所在州军自首，仍依原先下达的指挥免罪，特别发给递送马匹的驿券，迅速遣往军前效力；等到立功之日，优厚推赏。如果再次到期仍不自首，就查取现任职名，出重赏悬购捕获，决定依法施行军法。仍要多处张榜告谕。” 二年四月，下诏：“听说各地溃散的军人聚众作乱，强行把百姓刺字编入军队，驱赶俘虏随行服役，遇到敌人便让他们在前面，使无辜百姓受害。命令有关部门张榜告谕：被强行刺字、俘入军中的人，允许自行陈述，发给凭据，各自回归本业。愿意充军的，按等级杖责、刺字，编入禁军、厢军，依条发给规定物品。”又下诏：“先前逃亡的班直、各军，虽然已经下达指挥加以抚慰告谕，并予免罪，遣返回原来所在地，但负责押送的兵官尚未得到相应指挥；等指挥到达后，允许他们在所在官府自行陈述，也一并免罪。”

译建炎初年，招募的多是西北人；后来命令各路州、军、砦或者自行招募，或者从三衙军中选刺军人子弟，或者从各郡选刺中军子弟，解送到京。又下诏，沧州、滨州以及江、淮沿流各州军，招募善于潜水、能够长时间潜伏水中的人，以五千人为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说：“牙军多招集乌合之众，计划将上等人员改刺为胜捷军，次等刺为振华、振武军，这样或许可以统一编制，集中训练，较为便利。”诏令两浙、江东除江阴军外，各招募水军二百人。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说：“本路原有将兵五千二百人，现在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九人。如今计划将官驻扎在各军以及本路州军，按十分计算，各自招募其中的一半。” 绍兴二年，朝廷多次下令行在各军，不得互相招收人员，也不得拘捕其他军队的军人；违犯者施行军法。绍兴四年，下诏：“招募的河北人编入河北振武军，其余人刺字编入陕西振华指挥。沿江招置水军，准备战舰，招募东南熟悉水性的人充任，每一指挥以五百人为额。” 绍兴十年，下诏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招募效用军兵一万人，其中招募使臣二千人。绍兴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说：“汀、漳、泉、建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近年盗贼抢劫居民，当地豪强拿出私钱集合社户防守，立有功劳，有关部门却不向朝廷报告并推恩；他们家产耗尽，无所依归，势必跟从盗贼。官军不熟悉山地险要，又受到瘴疠侵害，不能彻底追捕，所管辖的良民全都转变成盗贼。请委任四州守臣，招募这些游荡无业、无所归属而勇健的人，各收一千人，仍以效用为名，足以备用，实在是长久有利之策。”诏令张渊共同办理。绍兴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说：“旧制规定，在京城管辖的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神勇、宣武、虎翼、广勇各指挥禁军中，捧日、天武依条选升为扈卫诸班直，拱圣、神勇以下选升为捧日、天武；除去逃亡和有其他原因的，只有一千九百人。请在今年规定的月份内招募一千人。” 绍兴二十七年，杨存中奉诏，三衙招募效用兵的命令暂时停止招募。现在缺额六千七百二十六人，如果不招募补足，兵员数目会日益减少。诏令本司从明年正月开始，恢复招募。隆兴元年，步军司郭振说：“本司在京城时的日军额为三万九千五百人，如今在行在只有一千二百一十九人。”诏令招募补足一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人为额，刺字编入神卫、虎翼、飞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挥。乾道七年，马军司王友直说：“现有战马二千七百多匹，只有傔马六百多人，请招募傔兵一千五百人，并编入雄威军。”诏令招募一千人，刺“步傔”二字。步军司吴挺说：“步军司五军，额定二万五千人，现在缺三千六百人。”诏令招募补足。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挥郭钧说：“淳熙五年停止招募军队，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战队所需的火分、傔兵都有缺额。”诏令招募一千人。绍熙二年，诏令步军司招募军人一千人。庆元元年，诏令楚州招募到二百六十一人，补充弩手、效用。五年，诏令发给度牒，交给金州都统，用来招募补足缺额并淘汰老弱士兵，依照绍熙初年的命令，身高从五尺四寸到五尺六寸分三等招收。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说：“本司军队缺额很多。绍兴末年，管辖二万九千多人；乾道三年，定额二万七千人；现在有二万五千四百人，其中因差遣戍守、被官府占用的实际有一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属部队，能够披甲执带、上阵服役的只有六百二十七人。请准许本司酌情按照绍兴年间的额数招募刺字。”参知政事蒋芾说：“内地各军每月逃亡的不少于四百人；如果暂时停止招募一年半，等财用稍微充足后再招募强壮之人，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还能得到精锐士兵。况且南渡以来兵籍人数为：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多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仅与二十三年相比，已经增加六万九千六十一人，像这样怎么会有余裕的财用呢？” 宝庆二年，知武冈军吴愈说：“禁卫军所以能够巩固根本、威服外族，是因为太祖把天下精锐兵力聚集在京城十多万人，各州郡也有十多万人。嘉定十五年，三卫马军、步军各部共有七万多人，却比旧额缺三万人；如果拿川蜀、荆襄、两淮的屯戍兵力相比，岂止是禁卫军的数倍？应当遵循旧制，选择州郡禁兵补充禁卫军的缺额，州郡的缺额则由帅臣、守臣招募补足。” 绍定四年，臣僚说：“州郡有禁卒、壮城军、厢军、土兵，一个州的财赋本来足以供给一个州的军队。近年兵籍大多空虚，每月招募、每年补充，全都成了表面文章。大概是州郡吝惜养兵费用，招募来的不到二三成，逃亡的却已有六七成。应当再次严厉告诫帅臣；凡郡守任职到离任，都要列明兵额多少、逃亡和死亡多少、招募补充多少，根据这些数字考核其升降黜陟。” 宝祐年间，州郡缺少守臣，代理任职的人派令招募刺字，不询问是否有才干武艺，只图盗取府库财物。咸淳末年，边境警报天天传来，招募尤其急迫，官府发放的钱非常优厚。强行把平民刺字编军，并不是没有法律禁止；只是主管部门不能体察皇上的意旨，拘捕百姓充当士兵。有的用甜言蜜语欺骗诱导，有的假称商船，等贩运货物的人成群到来，便把他们装船带走；有的收买航船人员，使整船迅速驶往所属军队；有的让军妇打扮妖艳，在路上诱骗行人，然后全部刺字。于是田野里没有耕作的人，道路上没有商旅，往往要聚集几十名壮丁，才敢进入市场。百姓有的被抓后投水、赴火，有的自行砍断手指或手臂以求免除，有的与军人抵抗而互相杀伤；无赖之徒乘机借用名义制造骚扰。咸淳九年，贾似道上疏说：“从景定元年至今，分批招募军队共二十三万三千多人，除去补充原有额数的，首次新招募的有九万五千人，近来又招募五万人，说没有兵力是不可能的。”十年，汪立信写信送给贾似道，陈述三条策略，其中一条说：“内地何必使用这么多军队，应当全部抽调过江，这样可以有六十万人。因为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训练有素。如果不能披甲作战，只是白白拿来充数，要它们有什么用！”

译考察旧制，凡军队有缺额就招募补足。熙宁、元丰年间讲求民兵制度，于是招募的士兵逐渐减少，而三衙留下了许多空名额。到了靖康年间，禁卫军已经衰弱。南宋中兴后又采用招募制度，制定等级、杖责，选取勇壮之人，核查人才，验明虚实；审慎刺字的办法虽然施行于各屯，但已经招募的人，其兵籍全都由枢密府总管。”},{ 志第一百四十七，兵八。拣选军士的制度，供给廪禄的制度。拣选军士的制度：建隆初年，命令各州招募军士，押送到京城；到达后，由军头司复查验看，按等级编定，引见应对后在便殿相见，再分别隶属于各军。军士由厢军升为禁兵、由禁兵升为上军、由上军升为班直的，都要在殿前由皇帝亲自阅看；不是才能和勇力特别出众的，不得应募，其余则从下一级选拔补充。咸平五年，在环州、庆州等州厢军的马军、步军六千多人中，选拔勇力出众者四千五百人，交付各砦驻屯防守，以替代禁兵。景德二年，皇帝宣示说：“殿前司、侍卫司所属各禁军中，年老和有疾病的人很多，这是因为长久从事征战戍守，疏忽了拣选训练。每次抽调替换到京城，虽然也略加阅看，却只能除去其中最差的。如今大多已经抽调回来，应当趁此时息兵休战，精心严格地加以选拣。虽然议论此事的人担心会惊动众人，也应当断然决定实行。过去太祖也曾忧虑此事，于是全面进行拣阅，当时人心深以为惧，后来果然形成了精锐部队。”枢密使王继英等说：“如今兵事停息，如果不趁此时选拔，实在担心冗员军队白白耗费廪禄粮食。”皇帝说：“确实如此。近来契丹请求结盟，夏人归顺纳款，恐怕军队中的人会认为国家正打算裁减军队、吝惜费用。”于是命令先在下军中选择勇猛有力者，依次升补上军。年老和有疾病的人，等到秋冬两季，再慎重选择将臣命令拣除。景德三年正月，下诏派枢密都承旨韩崇训等人，会同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拣阅各军士兵；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等人分别前往京东路、京西路拣阅。八月，下诏令效顺第一军赴京接受拣阅，以补充虎翼军的名额空缺。这支军队都是河东人，皇帝想到他们长期戍守、劳苦不堪，所以提升并奖赏他们。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下诏说：“江南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流配的人，都是因为触犯法令而被发配，长期服役隶属。想到他们身处远方，我常常对此忧念。如今适逢乔岳增封，普天之下同享大庆，不拘泥于通常条例，特意表示宽大恩典。江南路应派内殿崇班段守伦前往升州、洪州；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应派殿直、阁门祗候彭麟前往桂州，与本路转运使共同勾取、抽选各州犯有杂罪而被发配的军士，拣选后改配到淮南各州军的牢城以及本城军中。有年少强壮、能够披甲执兵器的人，立即押送到京城，准备酌量才能安排到较高的军分中。如果不愿意接受改配近处，也不愿意赴京，听凭本人选择。若有地处偏远的地方，就让转运使一同乘驿传车前往当地，依照此法拣选。” 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皇帝告谕知枢密院王钦若等人：“在京城的军校被派往外地任职，军队人数不足，有妨碍训练的情况，可以下诏通知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简选补充。禁军各指挥的士兵中，捧日上三军要达到三百人，龙卫上四军各要达到二百五十人，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云武骑各要达到三百五十人；都应在下一次军营升补时补足，必须达到本额等数，并命令军头司从各处招募拣选到的人中选拔补充。军营在京城的，引见后分配；在外地的，也按此办理；仍命各司筹划安排，列明情况上报。在京城被派出的人员，等替换回京后再行拣选。”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下诏令河北、河东、陕西各州军拣选本城军士，人数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升为一指挥，在当地设置营地，教习阅练武艺，并升为禁军。天禧元年二月，派遣使者分别前往各州军，拣选厢军中勇猛强壮而符合等级的人，升补隶属于上军。六月，召集并选拔天下厢兵，迁调隶属于禁军的，共五千多人。天圣年间，曾下诏令枢密院制定禁军依次选拔补充的法规：凡是要进入上四军的，捧日、天武军以能开九斗弓为中格，龙卫、神卫军以能开七斗弓为中格；天武军以能开二石七斗的弩为中格，神卫军以能开二石三斗的弩为中格。恩州、冀州的员僚直和骁捷军士，若选中上四军，就不再阅试。其余招募拣选合格的人，都要引见应对。员僚直出现名额空缺时，就用选中上军以及龙卫等军、能开七斗弓合格的人充任，并允许按照龙卫军的例子选补班直。凡是选拔禁军，奉钱达到三百以上、弓能开一石五斗、弩能开三石五斗，且等级与龙卫军相当的，都要亲自阅看，隶属于龙卫、神卫军。骑御马直出现小底空缺时，就阅选拱圣、骁骑军中年轻强壮而善于射箭的人充任。凡弓手，内殿直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的，弓要能开一石五斗；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诸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弓都要能开一石四斗；东西班、散直选补内殿直，捧日、员僚直、天武、龙卫、神卫亲从选补各班直，御龙骨朵子直、弓箭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御龙直长行选补将虞候，弓都要能开一石三斗；员僚、龙御、骑御马直小底选补散直，弓都要能开一石二斗。凡弩手，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骑祗候的，弩要能开四石；御龙弩直将虞候选补十将的，弩要能开三石八斗；长行选补将虞候的，弩要能开三石五斗。捧日、天武、龙卫亲从选补弩手班、御龙弩直的，也按照这个标准办理。次一等另列一等，标准减少二斗。其余殿前指挥使、各班直中，因任职年久或名次靠前而出补外职的，所试弓弩的斗力都立即降低：弓从一石三斗到八斗，弩从三石二斗到五斗，各有不同等级。凡是班直经过皇帝亲自阅看并登记入籍的，有关部门不得再行考核试验。升入更高军额的，有的选取年轻强壮、勇力出众的人，有的是为了表彰在边疆立有功劳的人。至于河清军迅速补充，牢城配军也间或下诏选拔补充，这大概是为了让服役的人有机会晋升，也使获罪的人不至于永远被废弃。至于退下年老有病的人，就在每年年初，或者军队出征返回时办理；转员都要拣选淘汰，上军每三年进行一次。河北地区遇到大规模阅军时，也照此办理。景祐元年，下诏选拔教习骏马的人补充拱圣等军，年老有病者退为剩员；不能任事服役的，免除军籍成为平民。景祐三年，下诏选拔骁骑、云骑、骁胜军补充拱圣军，选拔武骑、宁朔、神骑军补充骁骑军。康定元年，选取御辇官充任禁军。二十六名辇官拦住辅臣，喧闹申诉，斩杀其中为首的两人，其余人在脸上刺字，发配隶属于岭南；最终仍然照原计划选拔。

译庆历三年，下诏令韩琦、田况选拔京师禁军中奉钱达到五百以上、武艺精湛敏捷的人，每营选取五人，由枢密院登记姓名，以备驱使。田况因此进言说：“如今天下军队超过一百万人，与先朝相比几乎多出三倍。自古以来养兵冗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而且各路宣毅、广勇等军中，孱弱的人非常多，大的事情不能作战，小的事情也不能服役。应当分派官员选出不能作战的人，降为厢军；不能服役的人，释放他们。”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皇祐元年，拣选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路、京西路的禁军和厢军，年老衰弱、不能任事的退为半分，病弱特别严重的，发给粮食遣送回乡。属于化外之人、因犯罪而隶属军籍的人，以及曾经有战功的人，全部以剩员安置。皇祐三年，韩琦上奏说：“河北就粮各军中愿意进入上军的人，允许在大规模阅军时自行陈说。若等次试验达到中格，过去又没有罪恶，就押送到京城，按照才能升补。”于是下诏给四路都总管司：“从今以后春秋阅军时，负责选拔身高五尺六寸以上、弓能开一石五斗、弩能开三石五斗的人，并将其家属一同押送到京城。” 嘉祐二年，下诏规定神卫水军等每五年拣选一次，各司库务的役兵每三年拣选一次。嘉祐五年，选拔京东路、京西路、陕西、河北、河东的本城、牢城、河清、装御、马递铺卒中身高五尺三寸、能够胜任披甲执兵的人，补充为禁军。那些曾经犯盗窃罪、因罪被刺字的人，发配到外州军，归入远、壮勇军。嘉祐八年，右正言王陶上奏说：“天下厢军每年年初拣选，至于禁军，虽然有驻扎军队返回时拣选的制度，却有时不实行。臣私下认为，调发禁军本来就是征调精锐，军队出发时尤其应当拣选训练。请下令有关部门，凡调发禁军，都委派当值官员淘汰年满六十岁以上、将校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而衰老的人，这样就能使军队精锐而节省费用。”朝廷将他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办理。殿前司、马步军司上奏说：“按照旧制度，派往陕西、河北、河东、广南边境各地戍守的军队，都要拣选淘汰，其他各路则没有这项命令。请从今以后各军调发，都一律实行拣选制度。”下诏准许。又下诏说：“凡选拔本城、牢城军士补充龙猛等军的，都应查验名籍：曾经领取奉钱五百并达到龙猛等军标准的，编配到龙猛军；不够这个等级、曾经领取奉钱四百以下的，以及百姓被刺字后隶军的人和龙骑等军的人，编配到龙骑军；龙骑军士戍守返回后，就选拔补充龙猛军。从今以后，本城、牢城军都每三年拣选一次，将此规定著录为法令。” 治平元年，检阅亲从官的武艺，选得一百二十人补入各班直。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亲从官限年三十五岁以下者充任。又下诏说：“听说三路就粮兵中，很多人年老有病，不能胜任穿戴铠甲，可以不受时限拘束，挑选年满五十岁以上、已有子弟或异姓亲属等符合条件的人替代他们；如果没有，就允许召募外人。”这一年，又下诏在京畿及各路选拣龙骑、壮勇、归远、本城、牢城、宣效六军；河清、车营、致远、窑务、铸钱监、屯田务等军籍中服役满三十年而能胜任铠甲的人，解送京师补入龙猛等军；广南选出的合格者，就近补入江西、荆湖归远军的缺额。仍下诏每三年把龙猛等军的缺额数目上报。又下诏各路，凡步射能拉开二石弓、张四石五斗以上弩的人，都奏报并遣送到京师。治平二年，下诏在京东教阅军中补充禁军。此前，京东教阅本城军自设立以来就轮番隶属于本路巡检，长期没有选拔补充。皇帝听说其中有很多勇壮可用的人，想借此表示激励和劝勉，所以有了这道诏令。治平四年五月，选拣拱圣、神勇以下各军中的勇士，补充捧日、天武、龙卫、神卫的缺额。元丰三年六月，权主管马步军司燕达说：“内外就粮退军共二十一指挥、八千多人，都是因为禁军中有小病的人而被选退，以及武艺浅弱的人，编配来充数。他们既不训练，又免除屯戍，安居而白吃粮食，损耗侵蚀军储。若从今以后不再增补，希望逐渐减少；等有缺额时，依照禁军选募的办法训练武艺，不出几年，退军就可以全部变成精锐士卒。原来内给奉钱七百的减为五百，按照五百奉钱军的等级招募和选拣。”皇帝听从了。仍下诏说：“上四军的退军改列为五百奉钱军的名额。”八月，殿前司、步军司虎翼十指挥出戍后回到营中，皇帝怜悯他们劳苦，下诏全部升补为神勇指挥。广西路经略司说：“雄略、澄海两指挥有缺额，请把各路配送、隶属牢城且罪行较轻，以及年少健壮能够披甲着带的人选拔补充。”皇帝听从了。元丰四年四月，提举河北义勇保甲狄谘说：“旧制规定，各指挥军士中有年老有病、年满五十五岁以上，且有弟、侄、子、孙等符合条件并达到杖法要求的人，允许承替其名额和粮饷。其中也有不能胜任征役的人，请求从年满四十岁以上者起，允许承替。”下诏河北马军、步军各军依此办理。十二月，下诏各班直、上四军，不得简选平时有罪而改配的人。元祐二年七月，下诏各路每年在八月以后，解送试验武艺的人到京师；殿前司限于次年正月，军头司限于二月以前进行试验并施行推恩。呈试武艺的人也同样办理。元祐三年闰十二月，枢密院说：“京城各军的兵额多有缺员，而京东、京西两路的就粮禁军往往超过额数。”下诏派官员前往各路，会同长吏选拣并发遣，以补足缺额。大观元年四月，下诏说：“东南各郡的军旅事务，长期失于训练整齐。百姓虽然浮弱，但那里阻山临江，形势一旦变动便容易动摇。安定时必须想到危险，实在不能忽视。各地军队的武艺有生疏和精熟之不同，这不只是取决于将官训练得好坏，实际上也关系到教头是否称职。”枢密院请求委托各路提举训练官精选精通熟练的教头，任期两年一换；如果能够训练得精熟，就推恩赏赐。皇帝听从了。至于合并营军的办法，所有军队各有营，每营各有定额。皇祐年间，马军以四百人为一营，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名额还在而士兵缺少，马军一营有时只剩几十骑，步军一营有时还不到一二百人。但是将校人数很多，他们所得赏赐、俸禄和供给是士卒的十倍，仍按原额逐级升迁，数量并没有减少。皇帝对此忧虑，熙宁二年开始商议合并裁撤。陕西马军、步军三百二十七营，合并为二百七十营；马军每营定额三百人，步军每营定额四百人。此后凡是拨并的军队，马军、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营；京师、府界、各路以及厢军也都把零散不足额的编制合并核总，使每处达到通常定额。

译凡合并营军，先修缮并更新他们的住所，发给迁徙费用。军校人数超过额定数，就用来补充其他军队的缺额；有的随被合并的士兵编入各指挥，按照职务等级高低共同统领。皇帝曾对辅臣说：“天下的财用，朝廷只要稍加留意，节省下来的数量就不可胜数。近来销并军营，据计算减少军校、十将以下三千多人；除去两节赏赐以及侍从的俸禄供给外，计算一年节省的钱有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各项事情都这样办理，国家的财用难道还会用不完吗！” 当初商议合并营军时，大臣们都认为士兵骄横已久，仓促合并必然招致动乱，不可实行。皇帝不听，只有王安石赞成并促成了决策。当时苏轼说：“近来合并军队、搜选士卒的命令突然轻率地发布，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即使陛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困窘、事情受阻，最终也必然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枢密使文彦博说：“近来变更太多，人心汹汹，不止一件。”王安石说：“事情确实应该变更，难道还怕这些人的纷纷议论吗！”皇帝采用王安石的意见，最终合并了营军。从熙宁到元丰，年年都有合并裁撤。元符二年，枢密院说：“已经下诏各路合并裁撤堡寨，减少军队和将领。鄜延、秦凤两路已经减并，其余各路还没有实行。”下诏泾原、熙河兰会、环庆、河东各路赶快商议后上报。元符三年，撤销都护府，把安抚使隶属河州、兰州，以节省运输供给。下诏边地统帅减少额外派出的戍兵。建中靖国元年，裁减并遣散秦凤路的土兵。大观三年，下诏说：“此前已经下达处理办法，安排东南地区的利害事务，深恐人力财力不能办成，所需费用又不可估量。帅府、望郡增置的禁军，各县设置的弓手，以及原来增设的壮城兵士，都予以罢除；帅府设置一百人，其余望郡设置五十人，原来人数较多的仍依旧。沿边州军除原有兵力外，停止增加招募壮城兵。帅府、望郡饲养的马匹以及选入马军指挥的步兵，还有支用常平钱收买、封存粮食而设置的指挥，都予以罢除。已经增置的路分钤辖、路分都监，允许任职期满。江南东路、西路、两浙各共派走马承受内臣一员；设置帅府机宜文字的地方，也都罢除。” 大观四年，下诏说：“四辅州各减去一名将领。其军兵由京畿转运司把未满额和无人之处，连同崇锐、崇威、崇捷、崇武四军中已经选到的人，按等级和杖法拨补四辅现有的禁军缺额。仍将各辅属于将领统辖和不属于将领统辖的军兵，根据营地远近重新斟酌，分别隶属并排定；以及八将训练、驻扎的地点，都要迅速详细列出上报。河北、河东的崇锐、崇威，河东十八指挥，河北不隶属将领的十三指挥，全部合并裁撤；现有军兵令总管司拨补本路禁军缺额。河北路拨补不完的人，发遣到京师，分别补充京城禁军缺额。河东路拨补不完的人，就在本路禁军额外收管。” 宣和五年，下诏说：“两浙的盗贼已经平息，越州设置的捕盗指挥，可以平均补充江东、淮东三路州军的缺额。” 到了神宗时期，又有选汰退军的命令。治平四年，下诏选拣拱圣、神勇以下各军，补充捧日、天武、龙卫、神卫的兵员缺额。熙宁元年，下诏各路监司察看州军招募选拣不合规矩的情况，并加以查办；不能充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充任厢军的免除军籍成为平民。熙宁二年，皇帝采纳陈升之的建议，酌量减少年满四十岁以上、武艺稍不合格的卫兵的请受。吕公弼和龙图阁直学士陈荐都说，裁退军士不便。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也说：我私下听说朝廷想选拣在京禁军中四十五岁以上、稍有“呈切”者，全部削减其请给，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迁置到淮南，以便就地供粮。如果确有这样的议论，我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在京禁军及其家属，大多在京师出生长大，亲戚婚姻关系遍布，安居乐业，衣食依靠官府，已经很久了。四十五岁还不能算衰老，稍有“呈切”，仍然能够承担征役；一旦并无其他罪过，却削减他们的请给，再迁徙到淮南，这就是无端遭到降等发配。况且国家耗尽天下财力供养长期征战的士兵，本来是想用来防备边疆。如今淮南不是用兵之地，却驻扎许多禁军，白白耗费衣食，这是供养无用的军队，把他们放在无用的地方。边疆平时无事也就罢了，将来一旦稍有紧急警报，掌兵的大臣必然争相请求增加军队。京师的军队既然减少，就必须派使者四处出动，大量招募，广泛选拣，所招人数将比今天裁退的士兵多出数倍。这是抛弃已经训练、经历战争的士兵，却收取市井和田野中的人；本来想减少冗兵，反而使冗兵更多；本来想节省大笔费用，反而使费用更加扩大，不是好的计策。我愚昧地希望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选拣禁军中不能胜任征战的人，减等充任小分；小分中又有不能胜任服役的，就放任他们自行选择在京居住，但不要让年老有病的人仍然占着名籍，徒然耗费衣粮。这样既使人心安于熟悉的环境，国家又能得到他们的力量；冗兵除去，大笔费用自然节省。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不敢不说。右正言李常也这样进言。皇帝听从了。这一年，下诏说：“陕西就粮禁军额定十万人。正值开始用兵，应令陕西、河东赶快招募士卒补足缺额。” 熙宁四年，下诏说：“近来选取各路配军编为陕西强猛军，其中合格者改为禁军，所给赏赐优厚程度视同壮勇军，隶属步军司，服役于各路都监、总管司。”又下诏广东、福建选取本路配军中壮勇的人，连同所招募的士兵共一万人，以备征战戍守。三月，下诏广东路选取杂犯配军中的壮丁，每五百人为一指挥，驻屯广州，号为新澄海，依照广西的办法办理。七月，皇帝亲手下诏：“选拣各路小分中年四十五岁以下、能够披甲作战的人，升为大分；五十岁以上愿意成为平民的，听其自便。”旧制规定，士兵到六十一岁才开始免除兵役，而且还不立即准许。到这时，免为平民的人很多，冗兵因此大为减少。熙宁十年，派官员会同畿内、京东、京西、陕西、荆湖的长吏选拣招募军士，以补充禁军缺额。元丰元年，下诏：从马军中选取上军，从上军中选取各班人员，都要具备马射一石弓的力量。各班直的枪手、弩手有缺额，就选亲从官、亲事官；并且选取捧日、龙卫的弓箭手。元丰二年，云骑军缺额二千一百人，用云捷等军补充。元丰六年，骑兵年满五十岁以下，教习武艺没有成功但资质还可以继续学习的，一律改充步军。

译元祐四年，下诏说：“今后每年选拣禁军节级，筋力尚未衰退的，到六十五岁才减等充任剩员。” 元祐八年，泾原路经略司奏报：“选拣各将领部下的剩员，年满六十岁以下、精力没有衰退的，仍充任军士，以补足缺额。”皇帝听从了。陕西各路也照此办理。绍圣四年，枢密院说：“龙骑军属于杂犯军的名额，缺额还很多。如今想把禁军中犯徒刑的士兵以及经过判决的人员，每年选拣出来补充缺额。”皇帝听从了。元符元年，枢密院又说：“就粮禁军有缺额，就在厢军中选拣年满四十岁以下的人补充。”皇帝听从了。宣和七年，下诏京东、京西、淮南、两浙各帅司精选各军中的骁勇精锐，发遣到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靖康元年，下诏说：“军队长期失于训练，应当淘汰冗滥人员，精心加以选拣。”然而实际上不能做到精细选拣。军队强盛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淘汰为平民；等到合并裁撤日久，军额废缺，又把六十岁以上的人收回充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政治措施的得失。南宋中兴以后，军队没有平时的训练。自从军校转补的办法施行，选拣更加精细。大体上，有疾病就选汰，年老体弱就选汰，武艺不精就选汰；有时从中军选拔补充外军，有时选取边地以外的精锐升入禁卫。考察《军防令》，各军招募选拣的身高标准如下：天武第一军五尺八寸；捧日、天武第二军、神卫五尺七寸三分；龙卫五尺七寸；拱圣、神勇、胜捷、骁捷、龙猛、精朔五尺六寸五分；骁骑、云骑、骁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殿前司龙翼水军五尺六寸；武骑、宁朔、步军司虎翼水军、拣中龙卫、神骑、广勇、龙骑、骁猛、雄勇、吐浑、擒戎、新立骁捷、骁武、广锐、云翼、有马劲勇、步武、威捷、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锐、振武、新招振武、新置振武、振华军、雄武弩手、上威猛、厅子、无敌、上招收、冀州雄胜、澄海水军弩手五尺五寸；广捷、威胜、广德、克胜、陕府雄胜、骁雄、雄威、神虎、保捷、清边弩手、制胜、清涧、平海、雄武、龙德宫清卫、宁远、安远五尺四寸五分；克戎、万捷、云捷、横塞、捉生、有马雄略、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全捷、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忠勇、教阅忠节、神威、雄略、下威猛五尺四寸；亳州雄胜、飞骑、威远、蕃落、怀恩、勇捷、上威武、下威武、忠节、靖安、川忠节、归远、壮勇、宣效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胜、骑射、桥道、清塞、奉先、奉国、武宁、威勇、忠果、劲勇、下招收、壮武、雄节、靖江、武雄、广节、澄海、怀远、宁海、刀牌手、必胜五尺三寸；拣中广效、武和、武肃、忠靖、三路厢军五尺二寸。建炎三年，下诏说：“江南、江东、两浙各州军的正兵、土兵，除镇江、越州外，委托守臣、兵官、巡检巡查；每六分中选取一分，统领管辖人员年满四十五岁以下，长行年满三十五岁以下，并备有合用的器械铠甲，等候诏旨选取后赴行在。有身体软弱不能任用、年龄不符合，或者有人庇护而没有按数选发的，主管官员都要受刑。” 建炎四年，下诏说：“神武义军统制王▯燮部下检阅到的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补入厢禁军；其中不能胜任披甲着带的，分别补入严州新禁军。” 绍兴二年，皇帝对辅臣说：“邵青、单德忠、李捧这三个盗贼，接受招安来到临安已经很久了，你们要极力选汰。”吕颐浩、秦桧奉旨与张俊一同检阅，能够留下的将近七千人。下诏命张俊选取精锐，得到五千人，送到行在。绍兴二十年，枢密院说，都统吴玠选取西兵中的精锐护卫一千人，下诏隶属殿前司。又有统制杨政选取西兵三百二十五人，补入步军司。绍兴二十四年，下诏说：“御龙直现有缺额，可以从殿前司、步军司选人，通过拍试补入各班。” 乾道二年，下诏命王琪选取三百人充任马军。庆元三年，殿前司说：“正额效用共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二人，缺二百五十九人；应在雄效军中以及效用中带甲拍试一石力弓、三石力弩合格的人里补足缺额。”下诏说：“崇政殿祗候、亲从填补班直的名额，特予免除。三衙旧司的官兵以及御马直中应当选入各班的人，按照缺额补充。” 嘉定十一年，臣僚说：“如今军政最优先的事情，没有比淘汰士卒更重要的了。”又说：“比如一千名士兵中有一百名老弱，遇到敌人先逃，那么一千人就全都无用了。请求严令中外将帅，务必核查实际情况。” 合并裁撤的办法从咸平年间开始。建炎以后，臣僚屡次说，军额有缺，就把各军合并隶属于同一等级的军分，补足原有名额，以便训练检阅；指挥、制领、将佐等职位也有的罢免、有的裁减，全部依从他们的请求。这是因为在多事的时期，担心军队不足，希望增加补充以壮大军容。事情安定以后，又担心军队过多，必然合并裁减以核实军队实际力量，其用意就在于让民力稍得休息。嘉熙初年，臣僚说：“如今军队贫弱到这种地步，应当考虑改变办法使之通变。可以从士卒中选取强壮勇敢的人，另立军籍并提高他们的俸禄；比如百人中选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人，这样一万人中就有三千精兵了。要按时考验他们的弓弩，考核他们的武艺；有空闲时让他们骑马击球作为娱乐，秋冬季节让他们进行校猎。其中有才能、力量精强的，就厚加赏赐。又从这些人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数越少，俸禄越厚，把他们当作子弟一样对待，像依靠心腹一样依靠他们，遇到缓急就可以使用。苏辙说过：‘天子必定有自己偏爱的将领，将军也必定有自己偏爱的士卒。’还必须再次命令主帅、制领，鼓励并精心选拔这些人，授予他们统御的权力，严格实行等级制度。将领乐于亲近士卒，士卒乐于为将领效力，就可以运用自如，不必另调一军，也不必另招新军了。” 咸淳年间，招募士兵没有一天停止，分等降下的钱数以万计。无奈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竟然公开抓捕平民充军；招募既没有办法，还谈得上什么选拣呢！

译俸禄供给的制度是：务农的人缴纳租税来养兵，当兵的人从事征战和守卫来保护百姓，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唐朝把天下军队分置在藩镇、天子府卫等处，内外校阅的士卒不过十多万人，但国家费用并没有显得宽裕。宋朝吸取五代的弊病，收取天下几十万甲兵，全部集中在京师，但国家费用却没有显得不足，这是因为经费制度有条理，收支使用有节制。宋朝初年，太仓储粮只能支用两三年。太平日子长久以后，每年从江、淮漕运粮食六百万石，缣帛、货物、贝类、兽齿、兽皮等各种物资多得用不完。后来军储充足，经常还有盈余。内外安定，这并不是偶然的。所有上军都校，从捧日、天武以及龙卫、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中遥领团练使的，每月俸钱一百千，粟五十斛；各班直都虞候、各军都指挥使中遥领刺史的，俸禄减半。其余各班直将校，每月俸钱从三十千到二千，共十二等；各军将校从三十千到三百，共二十三等，俸禄高等者有傔从。厢军将校从十五千到三百五十，共十七等，并有食盐。各班直士兵从五千到七百，各军士兵从一千到三百，均分五等；厢兵中参加阅教的，每月俸钱从五百到三百，共三等，最低等只给酱菜钱或食盐。自班直以下，将士每月发给粮食，大体都按这种等级差别办理；春、冬两季赐衣，有绢和绵，有时还加发▯、布和缗钱。各军在边外的士兵，通常按人口发给口券，有的折算为月粮，有的另行发给。发放军粮时，先由粮料院制定标准，三司划定各仓的界限，再按年月先后办理。宋初，各仓分别向各营发粮；营地在国城西面，却在城东领粮，南北方向也是如此。相距有四十里的，大概是担心士卒养成懒惰习气，让他们知道负担搬运的劳苦。时间久了，有司才按照领受和输送的年月、界限，依各军次序高低发给。凡三年一次的大祀，有赐赉和优厚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有特别支给；特别支给有大小等级，也有不按时令发给的。边地戍守士兵每季增加发给银钱和▯奚鞋；邠、宁、环、庆等沿边地区难以烧火取水，每两个月发给薪水钱，天气极寒时有时还赐给絮衣、襦衣和裤子。服役士兵劳苦的，每季发给钱。戍守岭南的，增加每月俸禄。从川、广戍守返回的，另给装运钱。川、广递铺的士卒，有时发给时服、钱和鞋。屯驻州军的，官府赐钱设宴犒劳将校，称为“旬设”；旧时只招待屯泊的禁军，后来也扩大到本城军。天圣七年，法寺裁定各军衣装标准：骑兵春、冬两季的衣服各七件，步兵春衣七件、冬衣六件；敢于典当、出卖的人，按重法惩处。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说：“军队贵在精锐，不在人数众多。河北、陕西军储屡次匮乏，而招募仍不停；而且供养一名驻营兵的费用，可以供给屯驻的三名士兵，过去供养一万士兵的费用，如今却要供养三万人。河北每年耗费刍粮一千零二十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承担十分之三；陕西每年耗费一千五百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承担十分之五。其余都要依靠京师供给。从咸平到现在，两边增加的马军、步军指挥共有一百六十个。计算一指挥骑兵的供给，每年约需缗钱四万三千；步兵的供给，每年约需缗钱三万二千，其他赏赐还不计算在内。新旧军队合计所费，不下于一千万缗。天地所生财物有限，而使用没有止境，这就是国家费用日益困窘的原因。如今同州、华州沿河州军，积存的粮食已经腐烂变红却不知道使用；沿边地区运入的粮食，价格常常飞涨，却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我诚心希望停止河北、陕西招募驻营兵，不要再增加设置；遇到缺额，就迁调厢军中的精锐补充，并且逐渐把营军迁到内地州郡，以便粮饷供应。没有战事时轮流到边地戍守，遇到缓急便调发到近处。严格告诫守边大臣，不得侵犯边界、制造事端来希求恩赏；违令者重重依法处置。这样一来，边疆没有战事，国家费用也会有余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定元年，下诏给战场上的士卒终身发给俸禄。宰臣张士逊等说，禁兵长期戍守边地，他们的家属在京师，有的不能自给。皇帝召来内侍，在殿角把军校以下人员分列为若干等级，特意从内藏库拿出十万缗钱赏赐他们。庆历五年，下诏说：“湖南路发遣士卒征讨蛮人，既然已经发给装运钱，就不得再发带甲钱。” 庆历七年，皇帝因检阅军粮，告诫仓官说：“从今以后，应当按足额发给。”起初，有司把粮食从江、淮漕运而来，积存多年以后才发放；只有上军领取的斗、升粮食勉强足额，中军、下军通常十份只能得到八九份。嘉祐八年，殿前司各班请求领取粮食，因为送来的样品不同，便拒绝接受并散去。御史中丞王畴因此进言。下诏说：“提点仓官今后要前往检查，如果不符合样品，相关人员同样治罪。军士不能按时领取粮食以及发生喧哗的，一律依军法处理。” 皇祐二年，下诏说：“在外地的禁军，凡是郊赉中折算成钱的部分，都要按实际估价发给相应的钱。” 皇祐五年，下诏说：“广南捕讨蛮人的各军服役期满返回营地，每人赏钱二千，每月增加奉钱二百。越过山岭作战阵亡或因瘴疠死亡的军士，其子孙或弟侄中，不论等级和条件，收取一人隶属本营，发给衣服和俸禄的一半。” 治平二年，下诏说：“泾原勇毅军选为三等，分别发给一千至五百的奉钱，共分三等；不再设置营地，每季集中到渭州检阅。” 熙宁三年，皇帝亲手下诏说：“仓使发给军粮，按惯例常有亏减；出军人家的侵吞盘剥更加严重，这难道是朕爱护供养将士的本意吗？从今以后发粮不得减少数额，三司详细制定法令。”于是严厉查办河仓请求索取、减扣克扣粮食的事情。熙宁四年，下诏交付赵禼办理：“听说鄜延路各军屡次出动，以至于出卖衣装来维持生活，你可以秘密查明情况并加以救济抚恤。”此前，王安石说：“如今士卒极其困窘，甚至有人穿纸衣、披铠甲，这是最大的忧患；但历来将帅不敢说救济抚恤士卒，害怕形成姑息，导致士兵骄横。我认为，亲近士卒如同爱护儿子，才可以和他们一起死战；只爱护他们却不能命令他们，就好比骄纵的孩子不可使用。以前陛下谈到郭进的事情，我查考《郭进传》，其中说郭进了解百姓的疾苦，所到之处百姓都为他立碑记德；士卒稍有违令，他就立即杀掉。正因为他能够犒赏、保存、抚恤士卒，所以杀违令者时人们也没有怨言。如今应当稍微放宽对将帅的约束，使他们能够酌情使用封桩钱物救济抚恤士卒；这样以后，才可以要求将帅得到士卒拼死效力。”

译熙宁四年，枢密院说：“不参加训练、被拨并的厢军，除带有原来的请受外，今后新招募到的人员，都请求依照本指挥新定的请受发给。河北崇胜、河东雄猛、陕西保宁、京东奉化、京西壮武、淮南宁淮各军，每人酱菜钱一百，月粮二石；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冬衣绢二匹、▯半匹、钱一千、绵十二两。两浙崇节、江东西效勇、荆南北宣节、福建保节、广东西清化，除不发酱菜钱外，其余依六路标准。川四路克宁以上各军，每人小铁钱一千、粮二石；春衣绢一匹、小铁钱十千；冬衣绢一匹、▯一匹、绵八两、小铁钱五千。”皇帝一并听从了。熙宁七年，增加桥道、清塞、雄胜各军的奉钱，使最高额达到三百。又下诏说：“今后招募禁军等的赏给，减为旧兵的一半。” 熙宁十年，下诏说：“安南道战死阵亡者，所借给的衣物和俸禄全部免除偿还。弓箭手、民兵、义勇等向官府借贷的，偿还期限延长一年。又，内外禁军都有定额，三司及各路每年发给各军的数目也有常数。缺额尚未补充的，应把这一年的供给合计后封存，枢密承旨司登记其余数目；如擅自转用，依法律论罪。” 元丰二年，下诏说：“荆南雄略军十二营南下戍守，因瘴疠死亡的人很多，应当商议优厚抚恤。军校的子孙降低等级授予官职；有疾病、以及不愿当兵或没有子孙的，加赐缗钱。军士的子孙、弟侄收为士兵，并发给丧葬钱；除去军籍后仍发给两个月粮食。若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而没有子孙，发给衣粮的一半，终身如此。” 哲宗即位后，全部依照旧制办理。徽宗崇宁四年，下诏说：“各军的料钱不多，近来听说发给当十钱，恐怕难以分用；从今以后可以只发小平钱。”起初，蔡京谋划逐走王恩，计谋没有成功，便想暗中结交环卫和各军士卒，于是上奏：皇城辅兵每月发给食钱五百的，改为每天发给一百五十钱。从此每月骤增四贯五百文。他想借此来收买私人恩情。崇宁五年，枢密院说：“熙宁以来，封桩钱隶属枢密院。近来因为创立招募广勇、崇捷、崇武三军共十万人，暂时拨用封桩钱交入尚书省。由于禁军现在缺额很多，如果专门责成户部和转运司供给，恐怕会耽误事情。”下诏说：“尚书省等到确实补足十万人以后，按理应当把钱拨还。从今以后，凡是禁军缺额的封桩钱，仍隶属枢密院。” 宣和七年，下诏说：“国家养兵，衣食本来丰足。近年以来，官府不遵守法令，侵夺的事情很多；如果军司索取，或者因事摊派征敛，克扣应发数额，就会反而导致供给不足。又有官吏冗滥占用军队，修造工程、役使人员，违法差借士卒。杂役士兵的食粮超过禁军，借调的士卒所受劳役重于厢军。近来因整顿军政，听到的这些事情实在令人震惊。从今以后，若仍像以前一样违法，重重依法处置。” 靖康元年，下诏说：“各路州军的二税课利，先行筹办军兵每月应支的粮料、春衣、冬赐，足额之后，才允许另行发放官吏的请给等。禁军的月粮，免除坐仓。” 自宋朝初年以来，内有三司，外有漕台，大都把军储作为急务，所以钱粮发放和赏赐每年都有定数。至于征戍调发的特别支给、将士功劳的犒赏，以及各军有缺额时收取其俸禄供给、作为上供封存的钱，虽然没有固定数目，但其中从未没有权衡。封桩钱历代都有，而熙宁年间最为兴盛。后来虽有“今后不再封桩”的诏令，但军司报告缺乏时，暂且依从其请求；稍微宽裕一些，又照旧封桩。大概宰执得到皇帝信任时，缺额的钱就用于朝廷迁调；枢密院权势强盛时，缺额的钱就归入枢密院。这就是政和年间的军政比崇宁、大观年间更加不如的原因，是由于两府的势力互有轻重，不能严格遵守祖宗的法令。南宋中兴以后，大多遵循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说：“万全军杂役额定五百人，户部供给粮禄有固定法令。近来申明裁减，人员全都逃散。如果按照户部规定每月米五斗五升，每天还不到二升；麦四斗八升，按每斗折钱二百文计算，每天饭钱一百文，实际不足以供养。”下诏户部裁定，每月米一石七斗，增加为一石九斗。绍兴五年，下诏说：“效用入资的旧法中，公据、甲头的名称不恰当，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每天饭钱二百五十文、米二升；甲头改为进勇副尉，每天饭钱二百文、米二升。不带甲入队的人依旧法办理。”宣抚使韩世忠说：“本军调发时，老幼都要随行；效用中有不调发月粮的，日常供给没有增加。军兵每天米二升半、钱一百，效用每天米二升、钱二百。请求每天增加供养米一升半，希望战士没有家属拖累和后顾之忧，能够同心效命。”下诏说，分屯之日即可陈请。绍兴十三年，下诏说：“殿前司各统领将官没有供给和职田，日常供养不足，却差遣士兵经商，逐渐败坏军政。可以每月发给供给：统制、副统制每月一百五十千，统领官一百千，正将、同正将五十千，副将四十千，准备将三十千，都按月发给。既然足以养家，就可以要求他们以后建立功效。如果仍像以前一样差遣士兵挑担贩卖，依私自役使禁军的法律论处；所贩物品按赃物计算定罪，必定处罚，不能赦免。州县明知而不举报的，同罪。”主管步军司赵密说：“近来制定各军五等请给，用来招募人员补足缺额，主要是为了革除奸弊。其中招收的白身效用，用来补充马军、步军使臣的缺额。五等请给的惯例中，马军效用依五人衙官的标准，步军效用依三人衙官的标准。旧效用曾经带甲出入，每天只有饭钱二百文、米二升；有些年轻健壮、善于射箭的人，看到刚收取的效用廪给稍优，便逃往其他军队以图求取丰厚供给。如今拟定五等招收的白身效用与旧效用，不分马军、步军，一律增加供给，每人每天发钱二百文、米二升，用来补充使臣缺额。” 隆兴二年，殿前司说：“各军法令规定，士兵年满六十岁、将校年满六十五岁，减等充任剩员并发给请给，其中有战功的也只发一半。近来有些人年纪到了却没有减等降职，请求每营设置名册，乡贯、年龄、招刺年月全部写明；一份留在本营，一份留在户部，一份留在总领处，以备核查升降。”

译乾道八年，枢密院说：“从二月开始，各军七人例以上的，按二成发钱、三成发银、五成发会子；五人例的，按三成发钱、四成发银、三成发会子。军兵折算麦子的饭钱，一律全额发钱。使臣折算麦子的供给钱，统制、军佐的供给比例仍照旧。” 淳熙三年，枢密院说：“兵部制定请受标准：一资为守阙毅士，二资为毅士，三资为守阙效士，每月各给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衣、冬衣绢各二匹；四资为效士，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余，衣绢各二匹；五资为守阙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半；六资为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七资为守阙听候差使，八资为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九资为守阙准备使唤，十资为准备差使，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绍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铢说：“沿边城寨的官员，是为了防备边疆发生意外；他们的俸禄本来微薄，供给又不能按时发放，孤苦贫寒的小吏靠什么来保持廉洁？这就导致他们眼看奸猾之徒泄漏禁物，公私相互包庇，安然不问，甚至有人因徇私而接受贿赂。弓手、士军、戍卒的佣值和粮食，连续数月不发，他们迫于饥寒，便侵扰掠取蛮獠；小则导致诉讼争斗，大则引发边境事端。请求严令州、军按月发给俸禄和粮食；如果没有发放，守臣、倅官就不得先领取自己的俸禄。这样或许能使城寨官兵有所维持救济，在紧急时刻能够尽力效命。安定边疆、平息盗贼，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 此后弊端一天比一天滋长，到了咸淳年间，军将往往虚立名额来冒领俸粮。以建康为例，有神策二军、游击五军、亲兵二军、制效二军、靖安和唐湾水军、游击采石水军、精锐破敌军、效用军、防江军；追溯它们最初创设时，只有骑司、戎司的名额。后来又分别创立各军，名额很多而人员很少。一名统制每月领取的供给，按会子计算达到一万五百千；推及其他各军，大体情况也可以由此看出。九年，四川制置司有人说：“戍边士兵领取生券，每人每月发给会子六千文；蜀地物价飞涨，请增加到每人每月九千文。”当时国家财赋的收入有限，而军粮俸禄的支出没有止境，搜刮百姓的脂膏血汗，全都用来充作边防费用，金帛也全都归入两三个大将的私人府库，国家的用度越来越枯竭，宋朝也就灭亡了。臣僚曾说：“古代兵农合一，官府没有供给军队的烦劳，国家却承担防备抵御的责任。后世兵农分离，竭尽国力来养兵，供养他们像供养骄纵的儿子，使用他们却像使用雇工。如今守卫边疆的急务，非使兵农合一不可。具体办法有两种：一是屯田，二是民兵。川蜀应以屯田为先，民兵为次；淮、襄应以民兵为先，屯田为次。这是使粮食和军队都充足的良策。”这些意见受到权奸阻挠，最终没有实行。《志》第一百四十八，兵九。训练的制度。训练的制度是：禁军中每月俸禄五百以上的，都每天练习武艺；三百以下的，有的服役，有的练习武艺。后来另外招募厢兵，也考阅并练习武艺，称为教阅厢军。戍守川、广的军队过去不训练，嘉祐以后才逐渐开始练习。凡是每天练习的方法，都以鼓声为节拍；骑兵练习五项，步兵练习四项，因为其中坐、起、进、退等动作，并不是用于两军正面相当作战的。自宋初以来，京城内外各军都采用这种方法。明道二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只服役而从未练习武艺，应当选取其中才勇之士加以训练，提升补入禁军。”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康定元年，皇帝在便殿亲自检阅各军阵法。议论的人说，各军只教坐、起、进、退，虽然整齐严肃、看起来很可观，但到了敌前却难以使用，请从今以后派官员检阅阵法完毕，再命士兵解下马镫，用弓弩射击。各营设置三等弓，从一石到八斗；四等弩，从二石八斗到二石五斗，依次检阅练习。诏令在陕西、河东、河北各路施行。这一年，诏令说：“受教的士兵不穿戴衣甲、弓弩等金革之物，遇到紧急情况就不足以应敌。从今以后各军各发铠甲十副、马甲五副，命令他们轮流穿戴。”又命令各军班直听从练习各种武艺，不得随意禁止。庆历元年，把边境上未经训练的士兵调到内地各郡，等他们练成武艺后，立即派往边疆戍守。庆历二年，各军把射击命中目标的多少作为赏罚依据；命中目标的，免除当月各项劳役，并登记姓名。校长缺额时，就按名册选取命中次数最多的人补任。枢密直学士杨偕请求：教骑兵只射九斗、八斗、七斗三等弓；把靶子画成五重圆环，距靶二十步，拉满弓立即发射，命中者按命中的环数发钱奖励。骑兵佩带劈阵刀，训练时用木杆代替。奏请得到批准。庆历四年，诏令说：“骑兵披甲射箭而不能发出箭的，夺取他所骑的马，赏给本营武艺优秀的士卒。”韩琦说：“教射箭只讲究姿态仪容和使用强弓，不练习命中目标，就不能用于临阵作战。臣到边地后，曾制定弓弩拉力强、脚踏有力、射击命中目标的标准，希望在各军实行，设立赏格让他们练习。每年春、秋两季各检阅一次；各营先报上射中目标的官吏和士卒人数，再命近臣与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共同检阅。其中射中目标列入第四至第七等的，酌情先行赏赐；列入第三等以上，以及弓弩拉力强、脚踏有力而达到标准的，都引来面见皇帝亲自检阅；达到各等人数较多的，正、副指挥使也分别赏赐金帛。”诏令把所定标准编成班次，教习各军。这一年，又派官员把陕西阵法分别教给河北军士。庆历五年，秘密诏令益、利、梓、夔四路钤辖司：先用弓弩训练士卒，等民间逐渐熟悉并习惯后，便改用短兵器每天教三十人，十天轮换一次。知并州明镐说：“臣近来登记各营武艺高强的士卒，让他们披甲试任奇兵；此外分为三等，希望主将都能了解军中武艺的强弱，临敌时可以使用。”诏令把这套办法颁行三路。范仲淹请求：披甲能射一石的充任奇兵，其余从九斗至七斗依次分为三等，射力达到相应等级的立即提升。诏令将此著为法令。庆历六年，诏令各军夏季三个月不要教习弓弩，只练习短兵器。又诏令说：“春、秋大规模教习时，能射一石四斗的弓、能拉开三石八斗的弩，以及枪刀手能够战胜三人的，立为武艺出众等级。达到标准的，本营一有相应等级的缺额，就依次补授。”

译至和元年，诏令说：“各军选拔将校时，武艺相当的，以射中目标为优先。”韩琦又说：“奉诏，军士中能拉开四石二斗弩，以及弓箭手、枪手按旧规被选中的，就发给挺补守阙押官的凭证；这样一来，原有的选拔制度就成了空文。请三路军队在春、秋大规模教习时，对武艺出众者优厚赏赐，免除本营其他劳役；等有相应等级的缺额时，再按旧制选补。”奏请得到批准。治平二年，诏令说：“河北战卒三十万一千人、陕西四十五万九百人以及义勇等军，交给总管司训练，不得挪作其他冗杂差役。” 熙宁元年，诏令说：“国家设置军队，是为了准备作战和防守；但掌管军队的官员把士兵挪作杂役的很多，训练又不能按时进行，有时会贻误军务。帅臣、安抚使、监司应当察看所属地区，如有占用士兵而不遵守法令的，报告上来。”十月，枢密院请求从陕西、河东选取三班使臣和担任殿侍的士人，任命为河北各路指使，教习骑军。有人说，河朔军队虽有教阅之名而没有实际效果，请把班次教练法颁给他们；长久不能学成的，罢为厢军。奏请得到批准。熙宁二年，皇帝常对执政大臣说：“边境附近训练士卒，怎样才能使他们精熟？”王安石回答说：“京东所训练的士兵已经精锐强健，希望陛下推广这种办法来督责边将，并不时下诏让边军亲自参加检阅考试。训练、简阅有不符合诏令的就处罚，能办好的就奖赏。奖赏不遗漏卑贱者，处罚不避开尊贵者，那么法令就能实行，将吏会更加受到勉励，士卒也没有不奋发努力的。”九月，选置指使巡行教练各军：殿前司四人，马军司、步军司各三人。熙宁三年，皇帝亲自检阅河东所教的排手，他们进退轻快敏捷，不怕箭矢和石块。于是诏令殿前司、步军指挥中应当出戍的部队，内部选取强壮有力的枪刀手一百人，按照河东的方法训练；武艺精熟的免除差役，以此优厚奖励。熙宁五年四月，诏令在京殿前、马军、步军各军的巡教使臣，都在春、秋两季分别进行考校。射箭命中者，按等级赏赐银碟；兵房设置名册考核，以人数多少评定殿最。五月，诏令把泾原路蔡挺在衙门教练的阵队带到崇政殿引见，并颁行各路。其方法是：五伍组成一队，五队组成一阵；阵列横排，骑兵两队也按五伍排列。出动都以鼓声为节拍，射击束草做成的人形靶，命中者有赏。马军、步军都以前三行排列枪刀手，后两行排列弓弩手；附队另设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具。射击与刺击交替进行，听到鸣金都退下。预先把人马强壮者登记出来，隐蔽在队伍中，遇到可以使用的时机，就另行出动作为奇兵。皇帝认为这种方法检阅周密，平时也有出野作战的准备，所以命令颁行。熙宁六年，诏令说：“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视改制作法；如果一味因循守旧，就会更加破坏军制。应把京东武卫等六十二营隶属于各路，分批教习，其余军队也分别派遣掌管军队的官员训练。”九月，诏令说：“从今以后巡教使臣考校殿最，虽然以十分为标准，但事艺列第一等或达到九分以上的，或者射中目标达到四分的，即使评为殿，也免除处罚；事艺列第二等或达到八分的，或者射中目标不足三分的，即使评为最，也削减赏赐。”十月，选取泾原士兵中善于射箭的，教河北骑军奔驰和野战。皇帝说：“裁并军营，共节省军员四千多人，这相当于十万军队的费用。倘若把军队训练得精锐勇敢，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不但能够战胜敌人，也可以节省财费。”王安石等说：“陛下连年选拔使臣，专心致力于训练，不时亲临便殿亲自试阅，赏罚分明，士卒全都奋发。看他们技艺精熟，一个人可以抵挡好几个人，这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时，皇帝刚开始设置宫内教练法，每十天到便殿检阅武艺，考核他们的能力高下而加以奖惩，士卒没有不争相努力的。熙宁七年，诏令教习作战方法，由主将根据地形，因地制宜地施行。二月，诏令说：“从今以后每年派遣使者一次，考察五路安抚使以下官员以及提举教阅各军、义勇、保甲的官员，评定他们的优劣，报告上来并据此进行诛罚和奖赏。” 熙宁八年，诏令说：“在京各军营驻地狭窄，战马无处调习。近来创建四座教场，地方更加宽大，可以驰骋。命令骑军中参加教习的，每天轮流一营，骑马奔驰训练。”五月，臧景陈述马射六项：一是顺鬃直射，二是背射，三是盘马射，四是射中目标，五是野战，六是轮弄，并分别写成说明来教晓射手。诏令依此教习。八月，皇帝命曾孝宽视察教练营阵。大规模检阅八军在荆家陂列阵，事情结束后大加赏赐。元丰元年十月，诏令制定在京考校各军技艺的等级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箭中三箭为一等，中两箭为二等，中一箭为三等。马射五箭，奔驰直射三箭、背射二箭；命中数和等级与步射相同。弩射从中六箭到中二箭，床子弩及炮从中三箭到中一箭，分别达到相应等级。都按等级赏赐银钱。枪刀手与标排手互相较量胜负，按胜的次数分等赏赐。弓弩如果坠落，或放箭没有射到箭垛，或拉弓时损坏弓体，或拘束不张弓，或箭没有拉满，或弩的脚踏不能上牙，或扳机不能发射，或身体倒下、脚离开位置，都算不合格。即使已经射中而得到赏赐，剩余箭矢中有不合格的，也降一等；没有等级可降的，罢免。同月，贾逵、燕达等说：“近来增删东南排弩队的编制方法，与东南所使用的兵器不同，请只依照东南队法，以弩手代替小排手。若距敌稍远，就使用箭；距离近时，左手持弩，像小排一样架住格挡，右手持刀准备砍杀，与长兵器配合使用。”诏令批准，枪手仍兼习标枪。十一月，京西将领刘元说：“马军训练不成，请降为步军；步军又训练不成，请降为厢军。”于是向各军下令，约定一个季度不能学成的，按所请降等。十二月，诏令说：“开封府界、京东西的将兵，每十人选一人练习马射，接受中都派来的教头教习。在京步军各营的弓箭手，也每十人选一人练习马射，接受教习马军所的教练。技艺学成后，再轮流分教本军。”

译元丰二年四月，派宦官石得一检阅京西第五将所训练的马军。五月，石得一说他们训练没有成效，诏令第五将陈宗等写具情况。陈宗等引罪，皇帝责备说：“朝廷近来认为四方军队骄横强悍值得忧虑，所以选置将臣分别统领禁军，使他们按时训练，以等待非常之用。至于编制、统率的规模，全都经过我的思虑，前后告诫已经极为周详。即使陈宗等不是木石，也应略知我的心意。尸位素餐已久，既顽固又懒惰，如果姑息宽容，实在难以激励众人，可以一并勒令停职。”同月，诏令殿前司、步军司各设置都教头，掌管所属教习事务；弩手五营、弓箭手十营、枪刀标排手五营各选一名武艺优秀者奏请补任。两司各推荐一名散直任指使，罢除巡教使臣。这一天，又诏令河东、陕西各路：“旧制，马军从十月一日开始奔驰射箭、进行野战训练，到谷雨日停止。边塞气候寒凉，从今以后八月开始训练，五月一日停止。”七月，诏令各路教阅禁军不得超过两个时辰。九月，宫中颁出教法等级和图样。步射中持弓、发箭、运手、抬脚、移步，以及马射、马上使用蕃枪、马上野战格斗、步军使用标排等，都有规定的图样，共一千多字，让军士诵读学习。元丰四年五月，诏令东南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核实自降低并施行新的教阅法以来，将兵是否有增加费用的情况，报告上来。这是因为自从编制将兵以来，军人每天都要进行新的教阅，过去靠技艺谋取私人费用的人，全都没有空闲再做原来的事情。元丰六年，采纳郭忠绍的请求，命步军弩手第一等者兼习神臂弓。元丰七年八月，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西路专门选派监司提举教阅。神宗留心武备，既命令设立武学，校订《七书》来教育武举之士，又颁行兵法让军队学习；其中精微奥妙、深邃贯通之处，都是他从心中领悟得到的，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谏苏辙上言：“各道禁军自设置将官以来，日夜考察练习武艺，将兵每天早晚都要训练，新招募的士兵有时整天不得休息。如今平时没有战事，早晚却用教阅来劳苦他们，使他们没有余力经营生计，衣食耗尽，憔悴无聊；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请让禁军除新招募、尚未训练的人外，其余每天只训练一次。”同月，朝请郎任公裕说：“军中诵读学习新法，愚昧者很以此为苦。射箭以命中为目标，击刺格斗以取胜为期，难道一定要完全按照法式吗？”枢密院也认为，原先颁降的新教阅法只应由教练者指授，不应命令士兵一概诵读。诏令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九月，枢密院奏报：“过去马军教习御阵之外，还教习马射。其方法是：全队骑马都重叠排成‘之’字形，穿过空隙发箭，可以接连射出，最为便利。近年专用顺鬃直射、抹鞦背射的方法，只能供轻骑挑战；一旦合众作战，就不能重叠列阵，不方便。请从今以后营中按日期检阅，马军隔日交替教习‘之’字射和站立背射。”诏令批准。元祐三年五月，罢除提举教习马军所。元祐六年六月，三衙向枢密院申报，请求按照法令，在近来的伏日七十天放免各军教习。王严叟对韩忠彦说：“景德年间的旧例，都是由内侍省检举后传达诏令；如今如果只把每年举行一次当作常规，就再也看不出朝廷施恩的意思了。”韩忠彦认为有理，又向太皇太后说明。太皇太后说：“这样就成了常事，等候内侍省处理。”于是诏令说：“今后收到奏状，派中侍传达诏令，让各军停止教习。” 绍圣元年三月，枢密院说：“禁军春、秋大教的赏赐办法，每一千人中增加选取二百一十人，分别给予赏赐。”诏令依从了。绍圣二年二月，枢密院说：“马军从九月至次年三月，每十天一次出城驰骋训练，教习应对野战、奔驰、转向和射击；遇到风雪等情况，暂时停止。”诏令依从了。绍圣三年五月，诏令在京、府界各路禁军的格斗方法，从今以后一律按照元丰条法教习。七月，诏令选取弩手兼习神臂弓。八月，诏令说：“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现有教头，另行选取事艺精熟强健、通晓教练图样和动作规范的人，轮流转教。弓箭手中马射、步射的命中目标，使用点药包指及第二指知镞的方法，都依照元丰等级标准。”同月，又诏令恢复神臂弓一百二十步的射程标准。元符元年十月，曾布已经上奏巡教使臣的处罚等级，因而说：“自祖宗以来，皇帝驾驭将士，常使恩惠归于君主，而威权号令掌握在管军官手中。凡是申明并严格军政，难道还要等朝廷立法以后才施行吗？这就是管军官失职了。”皇帝深以为然。政和元年二月，诏令说：“春、秋大教时，各军弓弩的拉力，都依照元丰旧制。” 政和四年五月，臣僚上言：“神臂弓射垛，距离一百二十步，发箭十支，命中五支才算合格；军中很少有人得到赏赐，恐怕会懒于练习射箭。请送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核查，将命中靶子的箭数改为命中上垛；其中命中一支贴箭，计作两次命中上垛。”诏令依从了。政和五年三月，诏令说：“从今以后，胆敢占留将兵、不让他们参加教阅的，一律按违抗御笔论罪。不加以按察举劾的，按同样的罪名处理。”十一月，臣僚说：“春、秋大教时，各军弓弩取其拉力强劲者；其中命中目标较多的，奖赏太薄，无法用来激励他们。”诏令依照元丰法办理。政和八年，诏令各州郡禁军除出外戍守的以外，常留五成在州中教阅，这是采纳毛友请求的结果。重和元年正月，兵部侍郎宇文粹中进宫应对，谈论禁军训练不精、许多人被充作杂役的情况。皇帝说：“祖宗的军旅法制最为严密周详，神考尤其重视训练；近来掌管军队的官员逐渐懈怠松弛。古代春季振作军旅，夏季在野外休息训练，秋季整治军队，冬季大规模阅兵，都是利用农闲来讲习军务；大司马有教战的方法，大宗伯有大田之礼。细究《周礼》的制度，大体上说来，军旅政务没有六卿不总管的。如今士人担任守、倅，只任意于劝农事务，却不把劝导耕种作为职责；掌管军府事务，也不把督促训练放在心上。从今以后，如果役使班直和禁卫军，应当派人侦察捉拿并加以惩戒。再等到白昼变长，我将亲自驾临检阅教习并予以激励赏赐。”不久，便参照宇文粹中的奏议和条令施行。宣和三年四月，制定骑射赏赐办法：背射命中上垛并命中贴箭的，按照步射的办法推定赏赐。

译靖康元年二月，诏令说：“军队长久失去训练，应当淘汰冗员和滥竽充数者。如今三衙和各将招募军队，只求增加人数、希图得到赏赐，只要达到标准便施杖，不问勇敢还是怯弱。招收既不精当，训练又不能按时进行，加上被杂色差役占用的，十人中有三四人。今后招兵时应精心选择；一旦编入军籍，就专门让他们训练，不得以杂色差役拘占。又神臂弓、马黄弩是中原的长处，应多加教习，用来抵御边境骑兵。还要间或穿戴衣甲进行教阅，使他们逐渐熟练。”四月，诏令恢复设置教场，春、秋大规模阅兵，并恢复宫内教法，以此激励赏赐。阵法。熙宁二年十一月，赵禼请求讲求诸葛亮的八阵法，把它传授给边将，使他们能够随机应变。诏令郭逵与赵禼共同研究，察看地形，制定阵图，报告上奏。熙宁五年四月，诏令蔡挺先行进呈教阅阵图。皇帝曾说：“如今的边臣连奇正的道理都少有知晓，更何况奇正的变化呢！况且天地五行的数不过五，五阵的变化出于自然，并不是勉强造作的。”宰相韩绛于是请求各位帅臣各自具陈作战布阵的方法，进呈上来，取用其中长处，制定为法。诏令依从。皇帝担心各将行军时没有行阵的方法，曾说：“李靖把三个人编成一队，一定是有用意的。星象书中说，羽林军也以三人为一队；李靖深知这一点，并非没有根据。”于是命贾逵、郭固试行。十二月，知通远军王韶请求颁降合宜的条约，诏令赐给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其余命关秦凤路经略司抄录。熙宁六年，诏令各路经略司：编结队伍一律依照李靖的方法，三人为一小队，九人为一中队，赏罚等队伍编成次序后再裁定。队伍和器甲的数目，依照泾原路牙教法。九月，赵禼说：“希望从今以后大规模检阅汉军、蕃军的阵队，暂且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标准；旌旗麾帜各按方位配用颜色。战国时，大将的旗帜用龟作装饰，大概取其前列能够预先知道情况的意义。现在中军也应以龟为号。八队的旗帜，分别绘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天、地就表现它们方正或圆满的形状，风、云就表现它们飞扬的状态，龙、虎就表现它们猛烈威严的形态，鸟、蛇就表现它们飞翔盘旋的姿势，用来准备大阅。”枢密院认为，阵队旗号如果绘八种物象，士卒难以辨认，而且其中也有不能绘出形象的东西。于是诏令只依照方位配色，仍使形制各不相同，只是不要混杂而已。熙宁七年，又命吕惠卿、曾孝宽比较考校三人、五人编结队伍的方法。十月，因新制定的结队法、赏罚标准以及布阵形势等，派近侍李宪交给赵禼，并说：“阵法的详细内容已经命李宪当面告诉你了。现在绘制的只是一小阵，你可以从容地逐条分析询问，李宪一定会一一说明。然而布置阵法的制度，长期失传，如今我一旦根据自己的心得仓促制定为法，恐怕还不完备，应当不要有所顾忌，只管全部奏报上来。”接着又诏令说：“近来命李宪带着新定的结队法和赏罚标准交给你，让你共同商议可否；因而要编制将官、另置阵法，你一定深知朝廷筹划的用意。如果近期可以办完，应让李宪带来京城。”赵禼上奏说：布置阵法的方法，以编结队伍为先。李靖以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中选择彼此合得来的人结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合为一个中队，五个中队合为一个大队；其余押官、队头、副队头以及左右傔旗五人，正好补足五十人，并彼此依附。如今圣上制定的制度是：每一大队合五个中队，共五十人；中队合三个小队，共九人；小队由三人组成，也选择彼此心意相合的人。又选一名强壮勇猛、善于使用枪的担任旗头，让他自己选择两名技艺相当、心意相合的人作为左右傔；再选勇猛强悍的人担任引战；又选一名军校在后面执刀，作为拥队。凡是队内一人拼命作战，两人就应援；小队拼命作战，中队应援；中队拼命作战，大队应援；大队拼命作战，小队应援。如果因迟疑懈怠、观望不前，不能立即前往救援，以致队伍陷没失败，本队交由拥队军校处理，下一队交由本辖队将审察不救的原因，将其斩首。如果确实无法救援，或者赶去救援不及，或者本人亲自遭受敌人攻击、身体受到重创，只要不是能够救援而不救的，都不治罪。这种说法虽然与古代相同，但施行办法尤其精密。这大概是陛下上天赐予的勇敢和智慧，不经学习便能做到。” 然而议论的人说，四十五人设置一名首长，不如五人设置一名首长严密。而且五人设置一名首长，就是五十人设置十名首长；推到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首长就会很多，但统制的原则仍然相同。至于周代的制度：五人为伍，隶属于比长；五伍为两，隶属于闾胥；四两为卒，隶属于族师；五卒为旅，隶属于党正；五旅为师，隶属于州长；五师为军，隶属于命卿。这与今天的军制相同：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从厢都指挥使以下，各有节级和员品，也就是古代比长、闾胥、族师、党正一类的职任。议论的人说，什伍编制用于都法很方便，但都法恐怕不是临阵对敌、决定胜负的办法。况且八阵法长期失传，如今圣上重新制定，考察前人的说法，竟像符节相合。阵法一经确定，就容易使敌人按照我方意图行动。敌人喜欢攻击虚处，我就用虚形引诱他；敌人喜欢避开实处，我就用实形示给他。然而他所攻击的并不是我的虚处，他所避开的也不是我的实处，所以能使安逸的敌人疲劳，使吃饱的敌人饥饿；这就是所谓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熙宁七年七月，诏令各路安抚使分别具报可用的阵队方法，并访求懂得阵队法的人，报告上来。九月，崇仪使郭固因共同详定古今阵法而获赐入对，于是宫中颁出《攻守图》二十五部，交给河北。

译熙宁八年二月，皇帝批示：“现在考校七军营阵，各军分数不一致，前后又相互抵牾，难以施用。可命现任考校官选取其中可取的部分，草拟八军法上报。”起初，皇帝诏令枢密院说：“唐代李靖的兵法，世上没有完整的书，只零散见于《通典》，内容离析错讹。而且官号、物名与今天的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大多不能通晓其中含义。命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使它能够适合今天施行。”又命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王震、郭逢原巡视宽广之处，用马军、步军二千八百人教习李靖的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杨遂为都大提举，张诚一、李宪为同提举，王震、郭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担任将副、部队将、干当公事，共三十九人。张诚一等起初采用李靖的六花阵法，约以接受二万军队为标准，编为七军；其中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选取战兵一千九百人，编成七十六队。战兵中每军有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辎重兵每军九百人，这样每军共二千八百人。皇帝告诉近臣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人〕 黄帝最初设置八阵法，在涿鹿打败蚩尤。诸葛亮在鱼复平沙上制作八阵图，堆石排列成八行。晋代桓温看见后，说像“常山蛇势”。这就是九军阵法。到了隋代，韩擒虎深刻通晓这种方法，把它传给外甥李靖。李靖因为当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通晓阵法的将臣很多，所以创制六花阵来改变九军的办法，使世人不能轻易看懂。大体说来，八阵就是九军，九军是方阵；六花阵就是七军，七军是圆阵。阵法以圆为体，方阵是内圆外方，圆阵则内外都圆。因此用方圆之物来验证，方形以八包一，圆形以六包一，这就是九军、六花阵的大体形制。六军，是左右虞候军各一，共两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共四厢军；再加中军，共为七军。八阵再加前、后两军，共为九军。开国以来设置殿前、马军、步军三帅，就是中军和前、后军统帅的不同名称；马步军都虞候就是两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就是四厢军。中军统帅总制九军，就是殿前都虞候；专门总管中军一军事务。这些名称和实际编制与古代九军、六花阵相合，没有什么差别。如今谈论兵法的人都把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中的阵图作为准则，距离正确的道路实在太远了。我曾经看过近来臣僚所进献的阵图，全都是互相欺骗、炫惑人的东西，没有一件可取。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两军相遇，必须先派使者约定交战日期，选择宽阔平坦的地方，铲平土丘、填塞沟壑，砍除草木，像射圃、教场一样，才可以完全施行他们的阵法。按道理推究，其不可用是确定无疑的。现在可以约取李靖的方法，制定九军营阵制度。不过李筌的图是营法，不是阵法。我采纳古代的法则，斟酌今天的实际情况，所谓营和阵，本来出自同一种法则，只是驻营时称为营，行军时称为阵；从奇正来说，营是正，阵是奇。” 于是八月在城南荆家陂大规模检阅八军列阵。事情结束后，从杨遂以下直到指使以及马军、步军，都分别赐给银绢。熙宁八年，诏令各路暂时停止教习五军阵，只教习四种御阵。熙宁九年四月，皇帝与辅臣谈论营阵法，说：“担任将领的人很少懂得统率军队的道理。八军、六军都以大将居中，大将譬如人的心，诸军譬如人的四肢。运用心中的智慧，以身体支使手臂，以手臂支使手指；攻打左边，右边救援，攻打右边，左边救援，前后也都这样，那么军队怎么会失败呢？” 元丰四年，按照九军法，把一军营阵布置在城南好草陂进行考阅。事情结束后，予以奖励和勉谕。元丰七年，诏令说：“已经颁降五阵法，命各将教习；旧有的教阵法一并停止。”这是因为九军营阵分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变化，合称五阵。元祐元年，高翔说，请把御阵和新阵法结合起来教阅，诏令依从了。原来元丰七年诏令专用五阵法，旧日教习的御阵于是废止；到这时，又命令交替教习。绍圣三年，又停止教习御阵。大观二年，诏令把五阵法颁行各路。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舜陟奏报：“通直郎秦元所著的兵书、阵图、《师律三策》、大八阵图一幅、小图二幅，都斟酌古代方法，参照今天的实际，内容广博而掌握要领，实在可以使用。”诏令让秦元入对。当时君臣虽然没有雄伟的谋略和长远的计划，但仍然急切地把整治武备放在心上。高宗建炎元年，开始颁行枢密院教阅法，专门练习统制、抵御、冲锋、破敌的技艺，以及全副武装执带出入、短桩、神臂弓、长柄刀、骑马射箭穿甲、木挺等项目。每年拟定春、秋教阅法，制定新的标准。神臂弓每天发箭二十支，射中目标的距离为一百二十步。刀长一丈二尺以上，用毡皮包裹；进行引斗五十二次，不许刀头触地。每营选二十人检阅训练；经过两次检阅的五十人编为一队，训练分合，依照各队人数多少，分隶于五军。每军各设置旗号：前军用绯旗，以飞鸟为号；后军用皂旗，以龟为号；左军用青旗，以蛟为号；右军用白旗，以虎为号；中军用黄旗，以神人为号。又另用五色物件作为招旗、分旗的标志。举起招旗，五军便以旗帜相互响应，合拢组成阵；举起分旗，五军便以旗帜相互响应，分散组成队。向左、向右、前进、后退，有时分开隐藏作为伏兵，有时分出作为奇兵，都以举旗为号。还击鸣小金、响应鼓声，以防有人来不及看见旗号。预先约定埋伏隐藏的地方，缓慢鸣小金就停止行动，急促鸣响应鼓就让奇兵出阵趋战，急促鸣小金就让伏兵出动。春、秋大教时的推恩赏赐，依照海行格法办理。李纲说：“水战的优势，适合南方的情况。沿河、淮、海、江的帅府和要郡，应仿效古代制造战船，以运转轻捷、航行安稳为好；又应训练火攻，用来焚烧敌船。”诏令命杨观复前往江、浙办理，河、淮地区另行委派官员。绍兴三年，皇帝亲自在镇江登云门外检阅水军。绍兴四年，诏令在内殿考阅神武中军的官兵，并按成绩推行赏赐。绍兴二十四年，臣僚说：“州郡的禁卒，在远方放任奔驰，大多不训练；春、秋教阅时才临时凑数，请求申明并严格执行旧制。”

译绍兴三十一年，诏令说：“近来听说各路州厢、禁军、土军中，有关部门擅自役使私用士兵，妨碍教阅。各帅府应严厉责令守兵、勤兵回到营中，训练精熟，以备检阅。” 孝宗乾道二年，皇帝到候潮门外，又到白石检阅军队；三衙率领将佐在道路上迎驾，射生官兵到御辇下献上所捕获的猎物。这一天，有几名将领单手挥舞大刀，皇帝问：“刀有多重？”李舜举奏报：“刀都重几十斤。”皇帝下旨说：“你们教阅得精熟明练。”又对陈敏说：“军马和衣装整齐严肃到这种程度。”特意赏赐鞍马、金带，士卒也分别按等级推行赏赐。乾道四年，皇帝到茅滩教阅。举起黄旗，连续击鼓三通，变为方阵；击鼓五通，举起白旗，变为圆阵；随后击鼓两通，举起赤旗，变为锐阵；举青旗，变为直阵。事情结束后，皇帝十分高兴，赏赐加倍。军队分为东西两部，演示大刀、火炮。皇帝问李舜举：“考阅情况比过去怎样？”李舜举奏报：“今天的军队，是陛下亲自训练，又用深厚的恩德抚慰他们，用重赏赐予他们，忠诚勇敢超过平常。” 乾道年间，诏令规定：弓箭手原来能射一石四斗的，提升标准并增加三斗；原来能射一石的，提升标准并增加五斗；弩手原来能射四石的，提升标准并增加五斗；原来能射二石七斗的，提升标准并增加八斗；分别进升品秩并推行赏赐。宰执大臣进呈命中目标的赏格，虞允文说：“以考验时的拉力等级来请求给赏，如今却用命中目标来定赏，恐怕人们就不会重视提高拉力。”皇帝说：“对。以后即使弓弩强劲可以取胜，如果只练习命中目标，拉力也不会提高。这项赏格不必实行。” 淳熙年间，制定枪手以及射铁帘的等级标准。皇帝对辅臣说：“听说射铁帘时，各军击鼓跳跃、奋勇用力。”周必大说：“军队长久没有作战，这些人没有进取之心，自然会意气懈怠。如今陛下激励劝勉并加以告诫，人人都成了能战之兵。”于是殿前司、步军司各军以及马军旧司的弓弩手中，射铁帘合格的士兵共有一千八百四十多人。诏令规定：射中中垛帘的弓箭手，拉力一石二斗、发箭十支；弩手拉力四石、发箭八支，依等级各进升两级品秩，各赏钱一百缗；弓箭手拉力一石、发箭十支以上，弩手拉力三石、发箭八支，各进升两级品秩。诏令内外各军的赏格也照此办理。绍熙元年，诏令殿前司：“许浦水军和江上水军除每年春、秋两次教阅外，每月轮流检阅训练。沿海水军依此办理。”知徽州徐谊说：“各路禁军，按照近来的法令以十分为标准，二成练习弓，六成练习弩，其余二成练习枪、牌。练习弓的允许兼习弩；从拉力可以看出他们的进退，从命中目标可以考察他们的能力，勤奋或懒惰的实际情况，也都有人考核。”诏令下达各路遵守。执政胡晋臣说：“近年用射铁帘来推行赏赐，往往因此升迁品秩，这也足以造就人才。”皇帝说：“射铁帘并不难，这项赏格太过泛滥，应当专门以武艺精熟为重。” 二年，枢密院说：“殿前司、步军司各军的弓箭手，身穿铠甲，在六十步外射箭，弓力为一石二斗，发箭十二支，以六箭射中箭垛为本等。弩手身穿铠甲，在一百步外射箭，弩力为四石，发箭十二支，以五箭射中箭垛为本等。枪手站稳脚步，举手持枪刺击，以刺四十次为本等。主帅委派统制、统领考核他们的技艺。超过本等而取得升等、增加名次较多的，每军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弩手、枪手各取十五人，送到主帅处审查核实，再报枢密院复试。各类中选取优等二人升转两秩，其余每人给钱五缗，等将来再次考试。” 庆元二年，皇帝到候潮门外举行大规模阅兵。嘉泰二年，下诏将要考察阅试各军，赏赐按照庆元二年增加给付的标准办理。宝庆二年，莫泽说：“州郡的禁军，平时用来防御盗寇，有事时用来充当军队，实际是朝廷登记在册的军队，不是州郡可以私自役使的。近年来州郡军政败坏，吝惜军饷，缺额常常很多。郡官、主兵官有私自占用的，寓公又借故役使，实际留在军中的不到十分之一。教阅时，钤辖、都总管、路分等虽名义上主管军队，却只守着空名册，没有人敢召集。进入教场后，起坐、作止、进退几乎像儿戏一样。守臣贪图虚报军额而不招募补充，主兵官接受厚赂，改动士兵的年龄和籍贯。况且供给一名士兵，每年不少于一百缗；按小数计算，一个郡占用三百人，就是白白耗费三万缗。私自役使禁军，向来有固定法令。守帅修建园池、营造住宅，却不给饭钱；寓公住处离城很远，大多能够借用士兵，骚扰、侵害乡里。近来甚至有辅郡的寓公占用四五百名士兵的。根本原因是兵官权力太轻，而禁止私自占用的法令又松弛了。请严格告诫监司、守臣、副守臣等，只许借用厢军，而且不得妨碍教阅；其他官员即使是厢军也不许借用。” 淳祐十一年，台臣分条陈述军匠不参加教阅训练的弊端：“按旧制，禁兵不许私自役使。近年凡是州军屯营驻扎的地方，大多沿袭旧习，每州的军匠动辄数百人，官员无论大小都各自占用他们，雕刻、刺绣、冶金、设色等事情无所不做。工艺虽然精巧，但不熟悉击刺；如果发生小规模警报，哪里能让他们披甲作战？请再次严令帅臣、守臣和统兵官，军匠都听任其回到营伍，参加训练演习，不要争相从事无益之事，白白耗费军饷，以致妨害军队实务。” 咸淳初年，臣僚说：“各军统领、统制、正将、副将，本来应当留在军中训练，熟悉武事，一旦有调遣，命令一下就立即出发；士卒都具备将领的才智，将领都具有士卒的勇力，所向无敌。如今江南州郡和沿江制置司设置帐前官，专门负责经营谋利，不替军队打算，实际上是在为自家谋利，完全没有战阵新功，却大都从帐前官中升任差遣。大致一军只有二三千人，使臣却有五六百人，用来供应杂役。” 九年，臣僚说：“近来招募军兵，只是一时徒然凑数，以求得到赏格。刺字以后，就不再教阅。主兵官苦于役使他们，日夜不得休息；稍有违背，就会被投入监狱，鞭打拷掠十分残酷，士兵无法忍受，死亡和逃亡的人接连不断。如今请把新招募的士兵分别隶属于各队，使他们熟悉纪律、学习事务和技艺，或每十天、或每月到各郡接受阅试。”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训练制度也就大为败坏了。志第一百四十九　兵十 ○迁补制度　屯戍制度

译迁补制度：从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的校官起，每逢大礼之后，按次序升迁，称为“转员”。转员升到军都指挥使后，再升则遥领刺史；再升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名额满了，就从上等职位罢去军职，改任正团练使、刺史作为正式职任，有的任其他州的总管、钤辖。年老、有病或有过失的，任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属于军头司。被降黜的，任外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凡军主有空缺，由军都指挥使依次升迁；其他职位有空缺，则由诸军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行首、军使、副行首、副兵马使、十将依次升迁。凡将校，一军一营只补十人；其中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指挥使各占一个名额，因而三人便空缺。殿前左右班都虞候遥领刺史的，与捧日军都指挥使同样按次序升迁，再依次升为捧日、龙卫厢都指挥使，仍遥领团练使。若名额已满，就任正式刺史，出任外官；其他情况依照各军的规定依次升迁。凡列校转员补职，有关部门先考察跑跳、上下马；其次在二十步外射指，以一眼遮住进行试验，左右两边各试五次，按能看清目标的次数计算成绩。武艺方面，弓射五斗，弩张一石五斗，枪刀手稍微熟练的，都可以录取。犯有罪但不至于判徒刑，年纪不太大；或者虽年纪较大但没有疾病、精力没有衰耗的，也都选取。各军转员以后，选取殿前指挥使长入祗候充任行门，选取东西班长入祗候、殿侍、诸班直充任诸班押班和各军将校的，都由皇帝亲自阅看。前一天，命入内都知或押班一人、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与军头引见司共同校定弓弩的斗力，并作标记。凡弓弩技艺相等的，每人各取一名。到引见之日，把弓弩排列在殿前，命人取一件来射。军头引见司专门监察报靶；如果报靶不准确，就奏请改正。入内都知或押班与勾当御药院内侍在殿上察看；如果引见司没有察觉并举奏，也奏请改正。枪刀手决出胜负；如果报靶不实，或者引见司失于察觉举奏，都要弹劾治罪。太平兴国九年，皇帝到崇政殿改补各军将校，从军都指挥使以下、员僚以上，都按照名册查验功劳，予以升迁，前后共几天便办完了。内外都感到欣喜。皇帝于是对宰臣等说：“朕升迁军员，先选那些遵守谨慎、能够驾驭部下的人，武勇放在其次。如果自己不能谨慎整饬，部下就不会敬畏，即使有一个人的勇力，又有什么用呢！” 咸平三年五月，皇帝在便殿办理军职迁补，共十一天完成。从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使、恩州刺史周训以下，依次升迁一千零三十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三十一人〕 四年十二月，皇帝对吕蒙正说：“选拔众人、寻求人才，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朕常常勤勉不懈地询访，希望有所收获。先前从军校中寻求人才，越级提拔了八九人，委任他们担任方面官，其中王能、魏能很是出力，陈兴、张禹珪也有能干的名声。”吕蒙正等说：“人才很难求得完备。如今选拔十人能得到五人，这正可以看出陛下了解臣下的明察。” 五年，皇帝对知枢密院周莹说：“本朝制度是，军员有空缺，只暂时让人代理，三年升迁补职一次。不到期限而因功授职的，只能奉朝请而已。如今有空缺的地方就缺少人统辖。应当按照惯例给予转补。”于是召周莹等到便殿，按照军籍依次补授；那些屯戍在外以及军额较低、平素不符合恩例的，也一并普遍给予。前后共二十天才完成。景德二年四月，皇帝说：“殿前诸班、侍卫马军司、步军司各军以及军头司所属的军员，因为衰老、疾病或其他事情出补外职，大多临事奏请裁定，完全没有固定制度。可以分条列出他们所任职名的类别和惯例，报上来。”又说：“近来各处有立功的指挥使，不能另外加以升擢的，都特意补为本军都虞候。旧来没有这个职名，这是权宜增置；以后若有空缺，不必再补。”又说：“内外各军缺少小校，假如只按名次升迁，恐怕不能完全得到武艺才能出众的人。从今以后都命令考察试验武艺，选拔任用。”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下诏说：“向来军员转补，都是议定、下达宣命以后，才引见并办理转补。其中有年老患病、不能任职的人，只能临时更换，无法整齐办理。经过汾阴大礼，应将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各班各军的军员，分别编为甲次，在崇政殿逐人唱名引见，朕亲自察看。有不能任职的，应在不隶属禁军的地方妥善安排，免得转员时临时再议论更换。”八月，下诏说：“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所管内外禁军军员，向来补授转迁，体例不一，不能均平，朕日夜思考此事。如今适逢汾阴转员，可以确立长久的制度。马军、步军从指挥使以下分别转补，都令由下而上升迁。又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所辖各军合并起来共同转补。比如马军军员从较低的军分补到拱圣时，就双倍取人，分开补入捧日、龙卫；较低军分有空缺时，就从捧日、龙卫各取一人，升一个资级补入。步军有空缺，也照此办理。”又下诏说：“所议改定的转补军员职名，恐怕各军还不了解，可以下达宣命说：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向来多是龙卫转入捧日，神卫转入天武之类，因此难以出任外职，长期形成沉滞。” 如今转员出于朕意，各军分别从两头迁改；龙卫不再转入捧日，神卫也不再转入天武。捧日、龙卫有空缺，就从拱圣中间隔次取人，分头补充；拱圣有空缺，就从骁骑、云骑分头转入；天武、神卫有空缺，就从神勇中间隔次取人，分头补充；神勇有空缺，就由宣武补充；宣武有空缺，就从殿前司、步军司的虎翼补充。以上军员若按指定军分取尽，就转取已经排定次序的军员补充。宁朔军各军分按次序请受、转员出入，今后一律特意按照骁胜的体例施行。”

译六年十月，下诏说：“各班直以及马军、步军司的军员，除各班、捧日、龙卫、天武、神卫五个头项以下出人外，御龙诸直合在一处转员；员僚直、拱圣、骁骑、云骑、骁胜、武骑、宁朔、神骑以上各军额内的军员，合在一处依次排队升迁；水军神勇、宣武，殿前司虎翼、卫圣，步军司虎翼、奉节、广勇、神射以上军额内的军员，也合在一处依次转补。殿前指挥使押班至都知，只在本班内转迁；神卫、广勇、神射以下至军使、都头，则在各指挥内部依次升迁。其中有年满六十岁以下的，都勾取押送到京，命殿前司察看验核，奏报后应当酌情安排。所有副兵马使、副都头的空缺，仍选取捧日、龙卫、神勇的十将补充，其余一概依此办理。将神卫水军第一指挥正式设置为神卫水军指挥；殿前司上虎翼第二、步军司上虎翼第一，也正式设置为虎翼水军指挥，仍旧分别由各司管辖。神卫水军现有军员，原先从奉节补入，大多不会操舟划船；今后一律转到外面，再把虎翼水军两指挥中会水的军员与神卫水军合为三指挥，放在一起轮转。” 如果转到神卫水军指挥使，除了年老患病依照惯例出职安排外，不再继续升迁。天禧元年十月，御前忠佐郭丰等六人一并授为将军。起初，军头司拟定要黜退年老、有罪过的人。皇帝认为他们长期列身武职，于是命令把他们安置在环卫；带遥郡官衔的授大将军，不带遥郡官衔的授将军。天圣六年，将要转员时，枢密院奏报：“各军将校中有因循苟且、不敢整治士卒的，请告谕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秘密把姓名报上来。”八年，下诏令殿前司、侍卫司共同确定内外各军的排班和资次。景祐二年，下诏说，缘边就粮兵有将校空缺的，奏请按旧人次序升迁。康定元年，下诏三路就粮军中的将校，一半按次序升迁，一半从京师派遣。又下诏，陕西土兵的校长由京师派遣；因情况不熟、难以通达，从今以后全部就在本路通融补授。庆历四年，下诏捧日、天武选退的将校越级三资，其余越级二资，全部补任外职。五年，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司奏报：“奉诏阅教军士、选补阶级时，弓射九斗至一石，距箭靶七十步至一百步，射得最接近的列为第一等。阅教时，弓不必拉满，力气达到即可发射，务求命中。只是按照旧例，军中拣选节级，以能够拉强弓并拉满为优胜。如今忽然以射得最接近者为第一等，而弓力只要求九斗、一石，箭还留着两三指的长度，反而退黜平素习惯拉强弓、拉满弓的人，按道理不妥。”下诏各军选任节级仍用旧例，遇到阅教时则按照近来的制度。” 皇祐元年，下诏：各路就粮兵有将校空缺的，必须转补满三年才听许升迁。又下诏：将帅部下的士兵，没有战功，不得请求把他们升迁、改隶上军。嘉祐二年，下诏：京东教阅的本城、骑射、威边、威勇、壮武各军，自最初招募设置起，就发给鼓旗进行阅教，以代替禁军；如果有空缺，听许依次升迁，直到副指挥使为止。转补后满三年，空缺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就举行补授。指挥使有空缺，由步军司补授。至和三年，下诏亲从官进入殿内任职满八年的，补为节级；这是采纳枢密院的请求。治平元年，升迁各班直长行以及禁军副兵马使以上有才干武艺的人，共七十人，皇帝亲临殿门阅看。皇帝告谕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王秀说：“你的武艺虽然不符合标准，但有战功，而且能够谨守法度，现在任命你为正刺史；务必勤勉履行职务，不要辜负朕对你的委托。”又告谕散直都虞候胡从、内殿直副都知张思说：“你能够勤勉自持，以忠诚侍奉皇上，治军也都整肃；现在任命胡从为内园使，张思为崇仪副使。”其余人员也分别得到升迁。二年，下诏：“广南教阅忠敢、澄海各军，一营的就在本营内依次升迁；两营以上的，每营三百人补五人，二百人至三百人补三人，二百人以下补二人，一百人以下补一人，升迁只到副指挥使为止。凡依次升迁满三年，五阶有空缺补二人，三阶有空缺补一人。”四年，下诏：“从今以后，一营达到二百五十人以上，设置校官十人，空缺三人就补；二百五十人以下，设置校官七人，空缺二人就补。京师各军除转员外，以及各道就粮军，都依照这个命令。” 凡军头、十将、节级的转补，称为“排连”。有关部门按名册进行阅试，和列校转员的办法相同。弓射六斗，弩张一石七斗，枪刀手稍微熟练的，都予以录取。按照旧例不试武艺的，就依次升迁。那些不参加教阅的厢军节级，一半依次升迁，另一半选取强健、从未犯徒刑、角力取胜的人充任。治平四年，有关部门说：“军士缺额很多而将校太多，请按实际统领的士兵人数制定将校名额，排列升迁补授的次序，并兼管统领五都的事务。”于是下诏：“二百五十人以上，补指挥使十人；以下补七人，空缺二人就依次补授。补十将的，马军每四十人补一人，步军按马军人数并增加一人。达到一百五十人以上的，每三十人补一人，空缺五人就依次补授。不足一百五十人的，按照旧标准，补单将二十人。” 熙宁二年，枢密院请示：“从今以后，捧日、龙卫、天武、神卫的厢都指挥使有空缺而没有轮到升迁的人，就空置该缺。各军都指挥使、都虞候中应当升迁的，若空缺较多，就间隔一人补转，并兼任次一级职事。吐浑等军的都指挥使、都虞候有空缺，也空置该缺。”六月，下诏：“河东、陕西就粮军中的士兵和将校，有才干、有效绩而处境偏远、无从自行进达的，有关部门审察其中有军功、勇猛的人，将姓名上报，应当提拔安置在班行中，以备本路任用。” 四年，下诏：“各班直曾经担任宿卫，因病请假期满而仍可医治的，殿前指挥使补为外州牢城指挥使，其余任捧日、天武第五军押营。原来领取三千钱的，给五百钱；领取二千钱以下的，给三百钱。”

译六年，下诏：“军校年老而熟悉统辖部众的，优厚地宽假对待；虽有疾病但还不至于衰残，或者未满七十岁仍能任事的，不要罢免。如果按法律应当留任但不能统辖部众的，要上报，另行议定安置到厢军。”二月，下诏：“军士选为节级的，选取两次曾经立功的人；功劳相等的，以立功先后为次；又相等的，以功劳轻重为次；再相等的，以受伤多者列在前。” 七年，下诏：“十将以下应当转资而本人不愿意的，每一资，因功劳而转者赐绢帛十五匹，技艺优异者赐十匹。”六月，下诏：“在京转员时，各军都虞候以上至军都指挥使，因军功应当升迁而愿意把所得职位授给子孙的，听任其自便，并按照职位等级分别办理。” 八年，举行转员，皇帝亲自阅看，共三天。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到这时补授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有空缺，骁骑二人中只用捧日一人补为骁骑军主，其余四人照旧，于是次一级军队都不能升迁，便把补出的四人都任为马步军副都军头。旧制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共有一百三十一营，如今裁减五十营，而马军指挥使以下已经补到八十一营，补任外职后仍有超额人员，于是下诏：裁减而尚未迁并的营共有四十三营，每营权宜设置低名次指挥使、副指挥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便依次升迁。九年，将要转员时，枢密院奏报：“改换官职稍微优厚一些，军校从行伍中凭功劳起身，不久便升到团练使。”皇帝说：“自祖宗以来，军制本来就是有用意的。凡隶属于京城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统领的各营，设置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分别统领。凡军务，只责成分领、节制军队的人。对他们责备既严，待遇就不能不优厚。至于各路，军校不过各自统领一营，不能相提并论。”吴充等以本部重大、末端轻微来回答，皇帝认为正确。于是说：“周王室虽然强盛，成王、康王以后，逐渐衰微。本朝太平一百多年，是因为祖宗的法度完备存在，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 元丰元年，下诏禁军排连时把人员分成三份，其中一份选取额外立功的人，另外两份按照命令简选考试。十二月，下诏各军军使、都头以下都充入兵额，正、副指挥使以上列为额外员额，军队出征时分别押领各队。又下诏：“内殿直以下各班直有空缺的，按名册计算；缺额达到二分之一的，空缺中的四分之一暂不补，达到二分以上的也如此；不足二分的，补足空缺的一半，其余仍空缺。” 四年，下诏：“五路将土军共同轮转，以及各路不共同轮转禁军的法令，十将、副都头、副兵马使、都头、军使都按命令办理。从副都指挥使到都虞候，曾经转资的，间隔着赐给绢帛；已经赐帛的，才升迁。” 五年，下诏把各路教阅的厢军列为下等禁军，排连按照禁军法办理。七年，枢密院说：“骑军各营、各班直中因年资劳绩升到军使的人很多，却没有空缺可以补授。”下诏在捧日、龙卫、拱圣、骁骑、云骑、骁胜中权宜设置低名次军使，共二百四十人；在拱圣、骁骑、云骑中权宜设置副兵马使，共九十人，以安置这些人。元祐元年，枢密院奏报：“各军将校年满七十岁，或有疾病，假期满一百日仍不能医治的，诸厢都指挥使授诸卫大将军退休；各军都指挥使、各班直都虞候中带遥郡官衔的，授诸卫将军退休；各班直、上四军授屯卫，拱圣以下授领军卫；仍然都有功劳的列为左，无功劳的列为右。”皇帝听从了。二年，枢密院说：“旧例，行门在皇帝面前呈试武艺，临时由特别诏旨推恩，事先从不按规定考试；到了当天才临时请求增加弓弩斗力，有时会冒犯皇帝，因此获罪。请在转员前一天核定斗力。”皇帝听从了。四月，枢密院说：“旧例，各班直长行补为各军员僚，选取入班和转班满二十年、年满四十岁以上的人。到了元丰四年，因为空缺名额很多，才特意下诏减去五年，这是临时的命令。如今各军员僚已经超额，假如不确定制度，以后升迁补授就无法实行；如果立即依照旧法规定的年限，又担心没有符合出任外职条件的人。请分三次逐步增加，恢复到旧例年限。”皇帝听从了。五年，枢密院说：“转员时马军指挥使以下至副兵马使，人数超过额定，转迁无法进行。”下诏权宜设置低名次军使一百七十人、副兵马使一百七十五人。枢密院又说：“禁军大阅，请用匹帛、银楪发给赏赐，停止转资。”皇帝听从了。六年，枢密院又说：“凡排连长行充任承局、押官的，先选取五十五岁以下、有战功凭据的人；仍按战功多少、立功先后、受伤轻重排序；事情相等而都没有伤情的，则按事务技艺和营名排序。”皇帝听从了。绍圣二年，下诏：“以后转员时换任前班的人，都依照元丰转员令办理，仍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人。元祐所限制的人数，以及比试家状的指挥，一概不用。” 三年，枢密院进呈转员、行门试武艺、换前班、留住等条例。曾布说：“自建国初年以来，都是当面询问他们的意愿，观察人才，有的换官，有的升迁将校，有的再次任用；这就是把威权和恩惠掌握在君主手中。至于有人冒犯皇帝，有时赦免罪过，有时依法惩处，也根据情状加以掌握。元祐改变法令，竟命大宦官与三司、军头司先行指试定等，只在皇帝面前引见呈试，依照预先定好的等第推恩，完全失去了祖宗驾驭众人的方法。不许冒犯皇帝，按惯例判处徒刑并兼施决责，也都不是旧法。冒犯皇帝的人即使有道理，也不予施行。情节轻的赦免罪过，重的请皇帝裁决，本来就有旧的格式。先朝燕达、林广曾经因冒犯皇帝应当降职发配，先帝释放了他们，后来都成了名将。至于情节严重，杖打脊背、发配岭表的，有个叫王明的因不许换前班而停留喧叫，说：‘如果不能换前班，请让我交出性命。’管军贾逵请求重重发配，先帝也宽免了他，只降一等，改授外官。这样做，所以人人知道恩威都出自君主，怎么可以一概交给有关部门呢？”皇帝很高兴，下诏全部依照元丰以前的条例施行。

译五年，马军司、步军司说：“三路军员共同轮转，请依照元丰七年诏令：‘凡三月一日以后续有因立功而嵌补、升名，并改转名职而自充低名次的，都依照先补的名次，分别按下达宣命的月份和日期确定高下；审查核实后发给凭据，等再次共同轮转时，就依照嵌补、升迁名次的高下转调。’从今以后，三路军员共同轮转也照此办理。”下诏侍卫马军司、步军司从今以后开列应当转补的职名，申报枢密院下达宣命，其余一并依从。七月，军头司引见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选出的御龙诸直中人才和技艺符合标准的人，补为各直将虞候，赐给杖子。有一人开弓时身体后仰，不合规矩，黜退了他。八月，枢密院说：《转员旁通格》规定：“捧日、天武不带遥刺的军都指挥使，改任左藏库使，仍授遥刺；殿前班不带遥刺的都虞候，改任左藏库使。”有关部门审察认为，殿前班带遥郡的都虞候，和捧日带遥郡的军都指挥使按资历先后相互压次转迁；殿前班不带遥郡的都虞候与捧日军都指挥使改换官班，应当按同一等次推恩。希望殿前班不带遥郡的都虞候依照捧日不带遥郡军都指挥使的办法换官。又因为拱圣、神勇和骁骑以下各军的军分不同，各军都虞候、指挥使按理难以用同一等次换官。希望拱圣、神勇都虞候仍旧换供备库使，骁骑、云骑、宣武都虞候换左藏库副使，拱圣、神勇指挥使换内殿承制。捧日、天武、神卫、龙卫指挥使都属于上四军；捧日、天武换西京左藏库副使，龙卫、神卫换内殿承制，比捧日、天武低隔两个官阶，按理不均，希望神卫、龙卫指挥使改换供备库副使。又，殿前班上名副都知换供备库副使，下名副都知换内殿承制，向来以左右第一、第二班作为资次，希望第一班换供备库副使，第二班换内殿承制。又规定：“换前班差遣时，州总管以下，以五路边境的差遣为优，诸路的为次。正团练使对应州总管，正刺史对应州钤辖，诸司使、副对应都巡检使、驻泊都监，内殿承制、崇班对应巡检、州都监，供奉官至借职对应教押军队指使。”有关部门审察认为，诸司使、副以上的差遣已经依照格式施行；承制以下，希望依照这次转员所授差遣的惯例办理。又规定：“拱圣、神勇、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改任文思使，仍授遥刺；已经带有遥刺的依旧。御龙直都虞候任文思使，带遥刺的依旧。内殿直两次都虞候改任左藏库使，一次都虞候任文思使，带遥刺的依旧。”有关部门审察认为，拱圣、神勇与骁骑以下各军军分不同；而且御龙直都虞候在转员时，按次序应当接替神勇军都指挥使转迁，又是环卫各直人员中名次最高的；内殿直都虞候次于殿前班，转员时没有空缺，应当随龙卫军都指挥使转迁，按理不应在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之下换官。希望御龙直、内殿直都虞候除依格式换官外，一并授遥刺；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只改任文思使，不再授遥郡刺史，内部已经带遥刺的仍照旧。殿前班副都知一并改任供备库副使。如今马军、步军各指挥中，技艺高强的十将接受引见，选拔补为员僚。其中弓箭手中少一指箭的人，应降一军安置；弩手括弩不能发射，情况大致相同，弩手坠箭以及括弩不能发射的，也一同降一军安置。皇帝听从了。十一月，枢密院说：“《转员旁通册》中，御龙直都虞候至都头的副职换官，只有指挥使上两直与文思副使相当于降两资，其余只降一资；散员至金枪都知、副都知都换内殿承制。不仅职名有差别，从副都知大约经过六次升迁才转为都知；加上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属于较低班次，副都知也比都知低一等，换官为内殿崇班。东西班、散直押班与副都知的职名不相等，经过两次转迁才进入低班次副都知，按理难以与都知同等换为内殿崇班。又，散指挥至钧容直指挥使都换供备库副使；由于东西班、散直、钧容直转员时，只是升入上等班次，也难以同等换官。”下诏：“御龙下两直指挥使换左藏库副使；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都知换供备库副使；东西班、散直押班换东头供奉官；东西班指挥使换官仍照旧；散直、钧容直指挥使换左藏库副使。”由于《转员旁通册》中没有记载云骑、武骑军都指挥使转迁换官及恩例等，诏令一并依照骁骑军都指挥使的格式办理。四年二月，军头司引见捧日等军，考察士兵技艺。皇帝在队列中召来邢斌、韩扆，问道：“开弓时还有余力吗？”两人都回答愿意增加到二石二斗弓。于是派内侍监核定弓力并交给他们，二人射箭都符合规矩，皇帝又特意补授他们为殿前指挥使，赐给缗钱。

译元符元年七月，枢密院说：“将校、军头、十将各自转补的，委托本将审察衡量；不遮眼试验五次，在二十步处能够看清目标；如果有一次不相同，就减为十五步，遮住一只眼再试。但两眼合计能在二十步处看清，或者一只眼完全不能在二十步处看清，仍然要试上下马。没有严重疾病的，弓射五斗，弩踏一石五斗，枪刀手、标手都不至于生疏，便一律转补。若有严重疾病，或精神衰弱憔悴，或将校年满六十九岁，或转补后犯奸盗赃罪、情节达到重罪以上，即使按规定应当降职，也要隔开下奏听候圣旨。外出任职的，勾取送到本将处审察；在别州的，报请所在州审察。排连长行充任承局、押官的，先选取五十五岁以下、有两次以上战功的人补缺，每六人再取一人；其余选取四十岁以下、武艺高强、没有严重疾病的人，试两眼各五次，在二十步处能看清目标的，选取其中优胜者。步军按空缺六分计算，先取弓手一分，次取弩手三分，再取枪牌刀手二分；若还有零数，也按六分的比例办理，按资次选取，周而复始。长行犯徒刑经判决后满两年，或军人因犯罪被移配、杖罪满三年、徒罪满四年，或已经升入拣选军分又满一年，各自没有过犯的，都听许参加排连。不应当充任军人的，已经投状以后，审查核实，准许放归自便；即使还没有发给公凭，请给和差使也一并停止。若有违犯，加重按一般人罪罚二等。不应充任军人而按法律允许放归自便的，追缴其原先投军时领取的例物后，报送相应所属处所，发给公凭放归自便。如果不是品官之家，无法退还例物而愿意仍旧充军的，听任其自便。”皇帝听从了。三月，礼部说：“查考旧事，臣僚申请各州军府管押进奉衙校等，自祖宗以来都加授散官。自从更改官制，阶官、散官一并废除。既然废除了阶散，如果再给予转资，似乎过于优厚。希望每转一资，赐绢二十匹；如果一人管押两处，只许在一处领取；或者一州一军派两人共同管押，也共同领取上述赏赐。如果一名官员在两处进奉，只随本官应当推恩的地方领取一份。如今管押进奉皇帝登基礼物的衙校等，希望依照旧例办理。”皇帝全部听从了。宣和七年十一月，南郊大礼时，颁制说：“凡军员送到军头司而后来尚未得到差遣的，如果以后没有别的过犯，就给予差遣。凡厢军人员补职满十五年而未经升迁的，命所属部门保明后上奏。凡禁军、厢军因一次滥情重罪而不得补充人员、不得依次升迁和领取资给的，如果判决后满五年未再犯罪，并且从未犯赃罪，委托所在地在排连之日审查核实，特意给予不妨碍升迁补职的待遇。” 建炎、绍兴年间，排连、转员制度屡有增减变更，但大体上仍因循旧制。乾道六年，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说：“本司各兵将官有空缺，向来选择众人推举的人，不按次序上报升迁。近年必须从训练官充任准备将，准备将满两年升副将，副将满两年升正将，正将满三年升统领官，再满三年升统制官，我私下担心这样无法激励士气。请从今以后，兵将官有空缺，不以年资为限制，允许本司衡量选拔人才，选取胆勇、服从的人上报补用。”下诏依从他的请求。这确实是磨炼激励兵将的好办法。嘉定年间，枢密院说：各军转员升迁补授，关键在于均等统一。如今内廷各班直沿用旧格式排连，积习已久，往往越级超次升迁，后列名次反而排在前面，先后高下失去条理，严重违背公平的原则。如今参照前后各项条例，均衡确定资序：第一，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转为东西班西第二都知，内殿直左第二班副都知转为散直左班都知。第二，散员左第二班副都知升为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升为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第三，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升为内殿直右第一班副都知，散中左第二班副都知升为内殿直右第二班副都知。第四，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升为散员左第一班副都知，散指挥右第一班副都知升为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第五，散指挥左第二班副都知升为散员左第二班副都知，散指挥右第三班副都知升为右第二班副都知。第六，散都头左班副都知升为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散都头右班副都知升为散指挥右第一班都知。第七，散祗候左班副都知升为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散祗候右班副都知升为散指挥右第二班副都知。第八条规定：内殿直左第一班的押班，升迁为东西班西第一班副都知；内殿直右第一班的押班，改任东西班西第三班副都知。除上述各系升四名外，御龙直御龙左第一直的十将改任御龙弓箭直副都头，御龙直右第一直的十将改任御龙弩直副都头，御龙骨朵子直左第一直的十将升任御龙左第一直十将，御龙弩直左第一直的十将升任御龙弓箭左第三直十将，这些都各升六名。于是，长期以来任职越级提拔的弊病全部革除，并成为固定制度。淳祐十一年，御史台条奏军功赏格中违法的弊病说：“按照法律，边地戍守获胜、建立奇功、冒着危险作战以及撤回戍军的，应该由制阃、军帅举荐奏报授官，但必须是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并有战功。如今从守阙进勇副尉到承信郎、承节郎这一类授官，弊病尤其多，有的用来奉承权贵、报答私恩，有的甚至转卖给别人。刚开始评定功劳、赏赐官职时，就把这些人的名字混杂其中；朝廷审核往往要经过多年，已经无法查考。甚至承受、厅吏、厮卒之流，脚步从未走出京城，却冒充亲自冒着箭石、往来军旅之人的功劳，得到官职名器。请申令严禁帅阃，使立功者亲自领取告身，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冒领和滥授。”

译宝祐五年，枢密院说：“凡担任军职，必须建立战功，并且还要是队伍中曾经考测试验武艺的人；如果训练官按照资序递升，或者年限未到而仍带有‘权’字，等年限到了才升为正式统制，这是既定法令。近年任子、杂流等冒领官职的人，刚一得到差遣，便请求从军，从统领升到总管，没有多久就越级晋升。刚当上总管，却以军职为耻，动辄说私事不便，或者假托父母年老有病，设法离开军队；又说自己筋力尚未衰退，请求担任正任差遣，这实在不合乎法令本意。” 到了咸淳年间，大将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等人，夸耀功劳、依仗宠幸，轻慢上级、残害下属；对于军队中的功劳赏赐，把它看成自己的财物，偏私地赏给族人、姻亲和亲旧，使战士死于草野，而奸邪之人却坐享窃取他们的功勋和爵位。屯戍制度是：凡派遣上军时，由军头司引见对答，并赐给装钱。替换回来时，也要入朝参见，赏赐饮食；选拔精锐，退养老弱。至于各州的禁军、厢军，也都轮流戍守，隶属于州的称为驻泊军。戍守蜀地的将校，不派都虞候；应当出戍的，改由其他营的将领担任。凡驻屯的将校带有遥郡官衔的，以接待宾客的礼节拜见长吏，其余都依照屯驻将校的礼仪。凡驻泊军如果负责抵御边寇，就由总管、钤辖共同商议，州长吏等不得参与；如果事情涉及本城以及驻屯在城中的兵马，就由知州、都监、监押共同统领；如果州中事务与驻泊军有关，就用公牒相互通报。凡轮流戍守都有期限：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川峡、广南东路为三年，广南西路为二年，陕西城砦巡检以及将领所属兵士为半年。景祐元年，下诏说：“听说陕西戍卒大多被大将选入自己的部下，等到偏将副将临阵时，很少能有精锐部队跟随。从今以后，必须将完整的军队隶属于各位将领，不得私自挑选、占有。”景祐三年，又下诏，命广、桂、荆、潭、鼎、澧六州各设置一营雄略军，与归远军轮流戍守岭外。康定元年，颁行铜符、木契和传信牌。铜符上面篆刻“某处发兵符”，下面铸有虎豹作为装饰，并从中间剖分。右符五枚，左侧分别作四个虎豹头；左符五枚，右侧作四个孔，使双方可以勘验合符。又用篆文相对，在侧面刻十干字作为编号：一为甲己，二为乙庚，三为丙辛，四为丁壬，五为戊癸。左符刻十干的一半字，右符只刻甲己等两半字。右边五枚符留在京师，左边符交给总管、钤辖以及知州军官中职位较高者掌管。凡是发兵，枢密院依次下发一至五号符，循环使用。调动三百人至五千人，使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使用双虎豹符。枢密院下发符时，以右符第一枚开始，放在内匣中并加盖封印，命使者携带诏书一同下发，并说明“下发第一符”。发兵后把符交给使者，再封好右符送还，并立即驿传报告。各地登记所下符的次序、日期和兵数，不得交给有关主管机构。木契的上下两部分都题写“某处契”，从中间剖开；上面三枚的中部作鱼形，题写“一、二、三”，下面一枚的中部刻空鱼，使其可以勘验合契；左侧题写“左鱼合”，右侧题写“右鱼合”。上面三枚留给总管、钤辖中职位较高者掌管，下面一枚交给各州、军、城砦的主管掌管。总管、钤辖调发兵马，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时，先发上契第一枚，装在皮囊中并封印，派指挥携带公牒一同前往。当地检验下契与上契相合后，才发兵；再封好上契送还，并报告总管、钤辖。发第二、第三枚契时也同样办理。掌管契牌的官员要登记发契的次序、日期和兵数，以备查验。传信牌中间设有槽，里面放置笔、墨、纸，由主将掌管。每当临阵传达命令时，就把命令写在纸上放入牌中，拿去报告给领兵官；领兵官再把事情写在纸上放入牌中带回。主将秘密地用文字作字号和凭验，不得泄露军中的机密。吕夷简说：“自从元昊反叛以来，边境各城砦都只作自守的打算，万一贼军突然奔袭冲击，关辅地区就会受到惊扰。虽然夏竦等人驻屯永兴，实际上兵力很少。从永兴到鄜延、环庆诸路，都相距数百里，一旦有紧急情况，内外不能相互救援。请招募勇敢士卒三万人，训练他们武艺，分成十队，任用三名有谋略和勇力的人统领，分营驻守永兴。西方敌寇到来，就举烽火相互呼应；也可以乘势进攻，进退不受地域限制，并接受夏竦等人的节制。”诏令同意了这个建议。起初，赵元昊反叛，任命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制陕西诸军，过了很久仍无功。于是把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分为四路，由秦州、渭州、庆州、延州知州分别统领本路的马步军。这一年，停止使用铜符、木契。诏书说：“陕西屯驻重兵，耗尽本路租税，又增加内库的钱帛以及西川每年的输送，军队储备仍然不足。应当估量空闲土地设置营田务，由四路总管、转运使兼任主管。” 庆历二年，下诏说：“已经派遣三万士兵戍守永兴，交给总管司分配、检阅和训练。每年八月派一万五千人戍守泾州、原州、仪州、渭州和镇戎军，十二月再用一万五千人替换他们，到了二月没有警报就返回，以后每年照此办理。”葛怀敏等人兵败丧师后，命范仲淹、韩琦、庞籍重新统领四路；军情紧急时来不及请示的，允许他们临机处置。庆历四年，夏人已经接受归顺，于是停止此项安排。四月，仁宗对辅臣说：“湖广地区攻打蛮人的官吏和士兵，正值夏季瘴气炎热，患病的人很多，应派医生前往诊察。” 庆历六年，下诏说：“骑军在盛夏出发戍守，马匹多在路上死亡。从今以后，改在八月至次年二月之间派遣。”又下诏说：“广南春季正值瘴疠流行，驻守边地的士兵暂时休息在地势较好的地方。那些从岭外戍守回来的军士，给予两个月休假。”李昭亮上言说：“旧制调发各军，先引见，考验其战阵本领，再升补为校长。如今有时来不及考验战阵，请挑选强壮且有武艺的人，每十人引见后提升资级，再派遣出去。”诏令准许。

译当时契丹使者来商议关南土地之事，朝廷筹划整治河北武备，议论者想增加军队驻屯。程琳从大名府调任安抚陕西，上言说：“河朔地区方圆数千里，有相连的城池三十六座，人口物产繁盛，河川原野平坦。景德以前，边境多次报警，官军虽然很多，却很少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的兵力彼此不相连接，征调时相互交错，很不方便。何况设置全魏来控制北方，而兵力却隶属于定州、真定府两路，形势颠倒。请把河朔兵分为四路：以镇州、定州十州军为一路，合计十万人；以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计八万人；以沧州、霸州七州军为一路，合计四万人；以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计八万人。驻泊钤辖、都监分别掌管训练，使士卒熟悉主将的号令，遇到紧急或缓和的情况都能立即编组成军。” 皇帝把他的奏章交下讨论，大名府判官夏竦上奏说：“镇州、定州两路处于内外交通的要冲，万一有警，各自登记重兵，控制守卫要害，轮流相互救援。如果合并为一路，兵权就过重；削减兵力又不足以抵御敌人。况且沧州长期隶属高阳关，路程很近；那里靠海，土地盐碱低洼，东北三百里没有民居，不是贼军可以通行的道路。万一有警，可以决开漳河、御河向东灌水，塘泊阻隔，贼军不容易奔袭冲击，不必另设一路。只有北京是河朔的根本，应当屯驻重兵，扼守大河南北；对内可以屏蔽王畿，对外可以声援各路。请把大名府、澶州、怀州、卫州、滨州、棣州、德州、博州、通利军设置为北京路。四路各设置都总管、副都总管各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由河北安抚使总管各路；有警时，就在北京设置四路行营都总管，选择曾任两府的重臣担任。” 议论尚未决定，夏竦入朝担任枢密使，贾昌朝任大名府判官，朝廷又命他规划办理。贾昌朝请求依照夏竦的意见办理；只是保州沿边巡检司以及雄州、霸州、沧州界河两司的兵马，自开国以来都是开拓边境中最为强劲的部队，如今还没有隶属机构，请设立沿边巡检司隶属定州路，界河司隶属高阳关路。于是下诏把河北兵分为四路：北京、澶州、怀州、卫州、德州、博州、滨州、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州、莫州、雄州、霸州、贝州、冀州、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州、邢州、洺州、相州、赵州、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州、保州、深州、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力驻屯和将领配置，全部依照这个议定方案。韩琦认为兵力分得太散，请把定州、真定府合为一路，把高阳关、大名府合为一路。朝廷认为刚刚重新设置，不予答复。又下诏，四路军队依照陕西的办法，派部将往来巡查检阅。还下诏说，从今以后戍守返回的士兵，挑选补入捧日、龙卫、天武、神卫等军。皇祐元年，派遣十指挥禁军戍守京东，因为当年饥荒而防备盗贼。下诏说，陕西边境的警报已经平息，土兵可以承担守御，东军驻屯戍守的改调内地郡县，以节省粮饷运输。皇祐二年，下诏说：“听说河北各驻屯地的将校，有年老患病、不能办事却不知退职的，也有善于编制部队、建立功劳却得不到升迁的，帅臣、监司要认真考察，秘密列名上报。” 皇祐四年，下诏说：“戍兵服役期满，有关部门按照名册办理，路远的提前两个月、路近的提前一个月派人替换，戍守回来后听任本管休息。”皇祐五年，又下诏说：“广西戍兵服役满二年而还没有得到替换的，一律撤回；由钤辖司每年用土兵替换一次。”自从侬智高叛乱以来，戍兵超过二万四千人，到这时允许他们返回，并命土兵替换戍守。至和元年，下诏陈州、许州、郑州、滑州、曹州各驻屯三千禁兵。嘉祐五年，采纳贾昌朝的奏请，在京北路设置三名都监，驻扎许州、蔡州、郑州，分别督察京畿附近的屯兵。嘉祐七年，下诏陕西土兵轮流戍守时不得调出本路。治平二年，发遣二十指挥兵力，分别戍守永兴军、邠州、河中府，并派官员专门负责训练。治平三年，下诏员僚直、龙卫军不得出外戍守，神卫军曾经留十指挥在营中。又下诏说：“近来让东军戍守岭南，冒险遭受瘴疠，能够回来的人十个中只有五六个。从今以后，服役期满时，用江、淮地区教阅的忠节军、威果军替换他们。” 神宗即位后，军政多有改革。熙宁初年，神宗曾与辅臣讨论河北守备。韩绛等人说：“汉、唐的重兵都在京师，边地戍军只要足以守备而已。因此边地没有额外耗费，增强根本而削弱末端，形势也顺当。开元以后，因为对四夷用兵，权臣都节制一方，重兵集中在西北。天宝年间的祸乱，是由于京师空虚，叛臣才能肆意妄为。”神宗说：“边地老人也说现在的边兵超过从前，形势就像倒立的浮图。我也常常因此忧虑。”熙宁三年，下诏说：“各路戍兵零散不成编制，以致破坏纪律；有的还相互调遣郡兵，彼此往来，道路艰难阻塞，应全部停止这种做法，改用整部轮番军或就地取粮的军队戍守；应当派遣的军队都隶属总管司，依诏令办理。” 旧制规定，河北军马不得出外戍守。神宗担心他们骄惰，熙宁五年，开始命河北、河东军队轮流戍守，并减少一年的服役期限以优待他们。这一年又下诏，把河州军马迁到熙州驻扎，把熙州军马迁到通远军；这样召集和替换都容易，可以节省最边远地区的军需储备。神宗曾说：“耗尽我国财用的，是冗兵。应当商议把军队迁到内地郡县，用弓箭手代替，希望能够节省边地费用。” 熙宁九年，下诏说：“京师军队近来常常留有十万人，其余用来防备四方屯戍，数目已经大为减少。从今以后，戍兵如果不是应当调往京师的，不得派遣。”此后，进言者多次请求削减河北冗兵，朝廷下诏规定，只留下七万禁兵；又在京东增设武卫军四十二营，训练精锐，全部分隶河北，并抽调三千人分散戍守东南的杭州、扬州、江宁等州，以防备盗贼。岭外只有广州、韶州、南雄州常有一千戍兵；桂林因为瘴疠，有时把军队迁到全州、永州。元丰年间，有人请求派陕西路骑军五七百人戍守桂林，诏令改派京师军马戍守。

译元祐元年六月，右谏议大夫孙觉说：“对于将兵制度的禁令，应当适当放宽一些，同时责成各地守臣和州郡兵官，可以让他们趁时广泛招募，逐渐补足以前的定额。遵循祖宗的制度，使屯驻三边以及川、广、福建各道州军的士兵往来于道路上，足以熟悉劳苦；南北轮番戍守，足以均衡他们的劳逸。”诏令说：“陕西、河东、广南的将兵不轮流戍守其他路；河北轮流派一名将领所属部队赴河东；府界、各路所属将兵以及不隶属将兵的军队，互相轮调派往其他路戍守。赴三路的派整将或半将，其他路听任整指挥分派，但仍不得超过半将。” 十月，枢密院说：“东南十三将，自从设立团将以来，从未均衡确定出戍的路分；不隶属将兵的军队中，又有出戍名额少而所管指挥数多的地方，也一直没有得到均当安排。想要规定：广南东、西两路驻扎的三将，只充任本路守御差使；虔州第六将、全州和永州第九将，准备在广南东、西路有缓急时抽调，以相互策应，此外不派往其他路戍守；其余八将及不隶属将兵，依照均衡确定的路分，由都钤辖司驻泊并分别安排差使。将兵、不隶属将兵所属路分所缺的兵力，则从京师调拨步军前去补充戍守，等将兵返回时，再行抽调。”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十二月，广西经略安抚使、都钤辖司说：“请把桂州、宜州、融州、钦州、廉州所属将兵和不属于将兵的马步军，轮流调往邕州最边远、地势险恶、水土恶劣的砦、镇、监、栅以及巡防、都同巡检等处，并请依照邕州的条例，每年替换一次；其余各州派往邕州永平、古万、太平、横山、迁隆砦镇以及左右江溪洞巡检，还有钦州如昔峒驻扎抵棹砦的军队，每两年替换一次；各州巡检所属军队，每年替换一次。”朝廷同意了。元祐二年，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说：“河外轮番戍守的四将，每将抽调步军到岚州、石州，分别承担沿河各处的差使，以替代开封府界等五将的兵马，使他们返回营地；并派往岢岚、火山军驻扎，替代东军两个指挥到太原府就粮。”朝廷同意了。这月，枢密院说：“先前因为熙河兰会路戍兵人数太多，便趁他们服役期满，分批抽减二千多人返回营地；加上本路目前所管的戍兵比额定人数还多一千三百多人。现在朝廷旨意命令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到本路有紧急情况而缺人时，可以从秦凤路抽调一将来补充。考虑到本路目前的情况，恐怕入秋后防守缺人，想请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有紧急情况缺人时，可以全部抽调秦凤路九将来补充差使；再从京东调步军五指挥赴永兴军、商州、虢州暂时驻扎，以备秦凤路抽调。”朝廷同意了。绍圣四年，枢密院备录吕惠卿所说的话：“近来由于边境文书报告，西界正在调集本路的叛卒。现有守御人员和兵力不足，加上土兵尚未补足缺额，蕃兵、弓箭手又比元丰元年少二千二百多人，东兵马步军比元丰四年、七年少十六指挥。请求从东步兵中抽调十六指挥，增加防守力量。”又说，本路自去年泛调军马三十六指挥，比其他路已经多了一倍；现在戍兵二万六千多人，与元丰四年相比，也并不缺少，完全可以调剂使用。诏令说：“鄜延路都总管司详细核查此事并互相告知；如果遇到贼兵侵犯边塞，或本路出兵，确实缺少人员，就命令那些服役期已满的指挥、兵级，酌量情况暂时留下两三个月，等事情稍稍平息后再遣返回去。”这个月，又诏令说：“河东路总管司要调剂替换轮番值戍的军马，不要使他们戍守边境日久，以致劳苦疲弊。如果没有人替换，等到春季事情稍微平息后，就先后从轮番值戍的四将中抽减一番兵马，返回营地。” 元符二年闰九月，派秦凤路戍兵十指挥，去支援熙河新边的戍守。十一月，根据吕惠卿的奏章，削减鄜延路戍兵五十指挥。元符三年八月，诏令派虎翼军六千人戍守熙河路，命令他们代替蕃兵和弓箭手，让后者回家休息。十二月，诏令边帅削减额外增加的戍兵。崇宁四年，诏令说：“广南是瘴疠流行的地方，东西两路虽然不同，气候却没有差别。西路戍兵两年轮换一次，东路却限定三年轮换；不能按期替换，以致有人死于瘴疠，我对此非常悲痛。东路也应改为两年轮换一次，并提前半年派人接替；如果违犯，就按违制论处。” 大观二年六月，诏令说：“陕西各路，自从停止战事以来，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军队却从未撤回。这大概是因为边将怯懦，白白耗费边地储粮，使戍卒劳苦。除新边确实需要的人数外，其余都依照元丰停止边事时的戍守额数，超出部分一律直接抽调回营。有司不得占留吝惜；违者按违制论处。”又诏令说：“东南地区除现有兵额外，帅府另行屯驻二千人，望郡屯驻一千人。帅府设置一指挥，给奉钱五百，以‘威捷’为名；望郡设置一指挥，给奉钱四百，以‘威胜’为名；帅府三指挥、望郡一指挥各给奉钱三百，以‘全捷’为名；以上都以步军五百人为一额。”大观三年六月，诏令说：“国家承平一百五十年，东南一方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现在的兵力却少而势弱，这不是长久之计。除现有兵额外，帅府另行屯驻兵士二千人，望郡屯驻一千人。” 宣和二年，诏令河北的军马与陕西、河东轮换戍守。

译宣和三年正月，诏令说：“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轮换戍守，并不是元丰时期的制度，因此撤销这项命令。凡是延期滞留的人，一律免罪，仍按旧制收管。”闰五月，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童贯奏报：“查核江南东路、两浙东路和西路，各有东南一将，平时从未训练武艺，临敌时必然不能指挥。前些时候睦州盗寇刚起，在天兵到达以前，派遣上述将兵去捕贼，终于导致败退，损失的军兵很多。如今睦州贼寇已经讨平，那些被胁从而叛乱、逃亡的人才开始返回本业；如果不增加戍兵加以镇压，就无法暗中消除凶恶暴乱。我现在拟定留下戍兵二万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分置在江南东路、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州军中防守，一年期满替换一次，依照平定蛮人的旧例，每月另给钱三百，全年给鞋钱一千。这些士兵都隶属于本路安抚司，统一管辖训练。”诏令同意了。当天，权知婺州杨应诚奏报：“凡是屯戍的将兵，都必须隶属于守臣，使军队和百姓的事务归于一处，这样号令才不会有两个来源，然后才可以成事。”诏令同意了。后来又有诏旨，改为依从旧制。宣和四年，臣僚进言：“东军远赴四川戍守的，都是京师及府界中武艺没有超过他们的人。到了川路以后，分散屯驻在各处，大多不能编成完整队伍；而且差遣没有固定时间，实在使他们劳苦疲弊。四川土兵既然已有诏令不得差遣，那么这些差役全都落在东军身上，确实负担过重。如果命令四川所有土兵、禁军与东军一同承担差役，不仅能使劳逸均衡，也不会失去熙宁、元丰年间设置东军、用以弹压蜀人并兼备防御蛮寇的本意。”诏令本路钤辖、转运两司共同酌量利害，具奏上报。宣和五年，制置所奏报：“江、浙增加屯戍兵以后，酌量节镇增添两指挥的地方，其余州各增添一指挥，均不隶属于将。增添两指挥的地方，其中一指挥以‘威果’为名，另一指挥以‘全捷’为名；其余州都以‘威果’为名。”诏令同意。宣和七年三月，诏令说：“广南东路、西路地处偏远，山势险要，盗贼间或突然发生。内地郡县派去的戍兵到那里屯守，往往因为瘴疠疾病，不能胜任捕盗；又不熟悉山川道路、树林山谷的曲折，所以盗贼无法禁制。应命令每个巡检所属招募当地强健勇敢、行动轻捷的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戍兵的一半，彼此配合防守，就容易擒获盗贼。命枢密院执行。” 靖康元年四月，任命种师道为太尉，仍任镇洮军节度使、河北河东宣抚使，后来又加任同知枢密院事。当时种师道驻军滑州，实际上没有兵力可以随行，请求把山东、陕西、京畿的军队集合屯驻在青州、沧州、滑州、卫州、河阳，预先作好秋季防御的准备。徐处仁等人说：“金人装载重物刚刚返回，哪里能够再来？不应先自行扰乱耗费，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这项建议被阻止，没有实行。七月，河北东路宣抚使李纲奏报：“臣已经两次具文论说，认为七月七日下令停止各路防秋兵是不可行的，希望圣上明察。如今宣抚司既然没有兵可以差遣，不知朝廷既已停止各路防秋兵，将拿什么来应付？况且远方的人员和军队都已经在路上，又已经借支请领了数月的费用；本路漕司、州县又预先准备了半年、一百天的粮食。现在一旦遣散，这些都将成为白费，而实际需要用兵的地方却没有兵可以调拨，臣深恐耽误国家大计。”诏令依从他的奏请。绍兴初年，群盗四处蜂起，像岳飞、刘光世这样的诸位大将，所统领的兵力尤其庞大，随时根据需要调发，屯驻在要害之地，控制、守卫并遮蔽各处，这也算是权宜之计的好处。后来枢密院和帅臣多次谈到长期戍守的弊端，严重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都不轮换，尤其值得怜悯。因为出外戍守的士兵都已经衰老疲惫，而各州留下的，大多是年轻力壮的人和工匠；三司又常常以“坐甲”为名，占留士兵，违犯法令，使得有人终身从未有一天出外戍守。于是命令帅臣、钤辖司设置各州的尺籍，确定士兵姓名，按照期限轮换戍守。帅臣又说：“例如贵溪的戍兵，三个月轮换一次，从贵溪到池州，往返一千五百里，这样就有一个月在路上，徒然造成劳苦和耗费。希望改为一年期满轮换。” 现在考察绍兴年间边境不得安宁，所以用大军屯驻戍守；轮换期限，近的三个月，远的三年。等到和议达成，移屯的各军逐渐返回营地，只有防秋仍采用移屯轮戍的办法，沿边防御也依赖这种办法。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一直遵循这一制度。开禧初年，又商议用兵，驻扎各地的军队才重新移屯。和议再次达成后，边地一两个重要郡还沿袭旧例，其余驻扎、轮戍的办法却不再讲求，而长期屯驻的军队越来越多。到端平年间川蜀失守，咸淳年间襄樊失陷、淮甸分裂，疆域收缩，军制也败坏了。叛将出卖国家而投降，庸碌之人掌握兵权；间或有谋划国事、舍生忘死的人，却又受权奸从远处控制。移屯、轮戍没有固定的地方，于是戍卒疲于奔命，未曾交战便死亡的很多。至于将校所属的部曲、各军的名号以及士卒人数的多少，已经在《屯驻志》中详细列出，这里不再重复记载。《志》第一百五十，兵十一。器械、铠甲的制度。关于兵器、铠甲的制度，在工官机构方面，有南作坊、北作坊和弓弩院；各州也都有作院。这些机构都役使工匠，并限定他们通常应完成的工课。南北作院每年制造涂金脊铁甲等共三万件；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等共一千六百五十多万件；各州每年制造黄桦弓、黑漆弓弩等共六百二十多万件。此外，南北作坊和各州还分别制造兵幕、甲袋、梭衫等军中杂物，以备军队出行使用。京师制造的器械每十天进呈一次，称为“旬课”。皇帝亲自检阅，设置五库储藏这些器械。曾经命令在郊外试验床子弩，箭射到七百步；又命令另造步弩进行试验。兵器装备精巧、坚利，是近代所未有的。开宝三年五月，诏令说：“京城士人和百姓家中，不得私自储藏兵器。军士一向能够自行置备格斗器械的，应寄存掌管在本军的机构；等到出征时，呈上文书申请取用。品官依照法令，听许置备随身器械。”当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人进献火箭制造方法，命令试验，并且赐给他们衣物和束帛。淳化二年，重申不得私自储藏兵器的禁令。至道二年二月，诏令说：先前制造光明细钢甲供给士卒时，起初没有衬里，应当用绸缎作里，使穿戴的人不至于磨伤肌肤。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归宋献上木羽弩箭。这种箭只有一尺多长，但发射得非常远；射中铠甲后，箭杆脱去而箭镞留在其中，牢牢嵌住，无法拔出。诏令增加石归宋的月俸，并补授他的儿子为东西班侍。

译咸平三年四月，神骑副兵马使焦偓献上盘铁槊，重十五斤。命焦偓试用，他在马上来回奔驰，快如飞驰，便下令升任他为本军使。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上他制造的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务匠项绾等人献上海战船式样，各赐给缗钱。此前，相国寺僧人法山本是洺州人，姓强，他全族一百口都被戎人掳掠。到这时，他愿意还俗编入军队来效死尽力，并且献上铁轮拨，重三十三斤，首尾都有刃，是马上格斗的器具。诏令补授他为外殿直。咸平五年，知宁化军刘永锡制造手炮进献，诏令沿边地区制造这种手炮，以供使用。咸平六年十月，给军中发放传信牌。这种牌用漆木制成，长六寸、宽三寸，正反两面都刻字，从中间分开；设置凿和榫，使两半能够合在一起；又穿两个孔，用来容纳笔墨，上面放置纸札。每当临阵时，就把牌分开，由双方各自持有；有时传达命令，就把命令写在纸上，系在军吏的脖子上，到了对方那里，双方合牌验契，然后由对方写回复报告。这个制度是因冀州团练使石普的请求而设置的。仁宗时期，天下长久没有用兵。天圣四年，诏令将各路每年制造兵器的数量减去一半。这一年，又诏令作坊制造铁枪一万五千支，供给秦州、渭州、环州、庆州、延州和镇戎军。天圣六年，诏令说：外地的器械、铠甲长久没有修缮，先派使者分赴各路检查并督促修治。景祐二年，停止秦州制造并运送到京师的弓弩三年。诏令说：“广南百姓家中不得置备博刀；违犯的人以及锻造博刀的人，都依照私自拥有禁兵器的法律论罪。”此前，岭南做盗贼的多拿着博刀，按杖罪处罚又太轻，无法禁绝；转运使因此上报，所以制定了这项命令。景祐四年，诏令作坊制造栓子枪、觚枪各五万支。康定元年四月，诏令江南、淮南各州军制造纸甲三万副，供给陕西防城弓手。又诏令河东会使弩的强壮听许自行置备弩；户等四等以下的，由官府供给。八月，诏令陕西制造柳木旁牌。庆历元年，知并州杨偕派阳曲县主簿杨拯献上《龙虎八阵图》以及他制造的神盾、劈阵刀、手刀、铁连槌、铁简，并且说：《龙虎八阵图》有奇兵、有正兵，有前进、有停止；距离远就用箭射，距离近就用刀和盾攻击。敌方蕃骑虽然众多，但看见神盾的奇异形制，一定会立即奔逃溃散，然后再用骁骑从两侧夹击，没有不取胜的。历代用兵，从未有人谋划考虑到这一点。皇帝在崇政殿检阅这些器械，下诏嘉奖晓谕。后来进言的人认为这些器械太重，遇到紧急情况难以使用。庆历二年，诏令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各路分别设置都作院；赐给河北义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万件。庆历四年，赐给鄜延路总管风羽子弩箭三十万支。庆历五年，诏令各路储存的兵器都报送三司；三司每年编具所需情况上奏，并且预先颁布统一的格式。庆历八年，诏令说：“士人和百姓家中所收藏的兵器，凡不是法律允许的，限一个月内送交官府。胆敢隐藏的，听任他人告发并捕拿。” 皇祐元年，皇帝在崇政殿检阅知澧州、供备库副使宋守信献上的八种器械：冲阵无敌流星弩、拒马皮竹牌、火鎌石火纲三刃、黑漆顺水山字铁甲、野战拒马刀弩、砦脚车、冲阵剑轮无敌车、大风翎弩箭。皇祐四年，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司说：“郭谘制造的独辕冲阵无敌流星弩，可以用于军阵防备。”诏令弓弩院照样制造。授郭谘为鄜延路钤辖，允许置备弩五百张，招募土人教习。制成后，经略使夏安期说它使用便利，诏令设置独辕弩军。皇祐五年，荆南兵马钤辖王遂进献临阵使用的拐枪。至和元年，诏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每年夏天曝晒器械、铠甲；凡有损坏、折断的，都命令修整完备。如果再次检查时发现有不能使用的，知州、通判以及主管军务的官员都要降级。嘉祐四年，诏令说京师制造的军器很多都不锋利，应选派朝臣、使臣各一员进行挑选和试验。嘉祐七年，诏令江西制置贼盗司，将境内所有私自制造兵器、铠甲的工匠登记姓名；如果再次犯法，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迁徙到淮南。熙宁元年，开始命令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挑选、整治弓弩并加以改进。张若水进献所制造的神臂弓，实际是李宏所献的，属于弩一类。弓身用檿木制作，弓梢用檀木制作，铁制的▯登子作枪头，铜制的马面牙作扳机，弓弦用麻绳扎丝制成。弓身长三尺二寸，弓弦长二尺五寸，箭的木杆和箭羽长数寸，射程三百四十多步，能够射入榆木半个箭杆。皇帝检阅后认为很好。于是神臂弓开始使用，其他器械都比不上它。熙宁二年，命令河北各州军把所有兵器分为三等上报；又诏令内库将器械、铠甲中优良的若干项挑选出来上报。熙宁四年，诏令各路派官员到州，将库藏的铠甲、兵器仿照沿边三路分为三等，川峡路不在此列。熙宁五年，皇帝把斩马刀装在匣中拿给蔡挺看。蔡挺认为制作精良，使用、劈击都很方便，于是命宦官统领工匠制造数万把，赐给边臣。刀镡长一尺多，刀刃长三尺多，刀头制成大环形。这一年，诏令权任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详细制定军器制度。沈起认为，一个人的见解有限，应当命令京师以及三路的主兵官、监官、工匠共同审察、酌定法度是否合宜，这样或许可以长久实行。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当时皇帝想使兵器锋利，却担忧有关官署做事苟且简略。王雱上疏说：“汉宣帝被称为中兴的贤明君主，但史书说，技巧和工匠之事，只有在汉元帝、成帝时期最为精良。这虽然是有司的事务，却关系到朝廷的政务。如今对外要防御边患，对内要忧虑盗贼，而天下每年考核制造弓弩、铠甲、胄盔，送入武库的数量以千万计算，却没有一件坚固精良、真正可以用来防备的。臣曾观察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于拘取市民充役；所制造的器械，不过徒具外形罢了。武库的官吏只计算数量多少而收藏，从未要求检查实际功用，所以积存虽多，大都破败低劣。治理政事如果这样，却想在外抗拒威势、决战取胜，对外攘除敌患、对内修治国家，我看是办不到的。假如想要放松武备，向天下表示无事，那么金、木、丝、麻、筋、胶、角、羽等材料，都是百姓的劳力；无缘无故聚集工匠来损毁它们，实在可惜。不如重新制定法度，把数州的制造集中到一处，像如今钱监那样，选择懂得工艺事务的臣僚专门负责；同时招募天下的良工，分任匠师，并在朝廷内部设置工官总管其事，考察器械的精粗而实行赏罚。这样人人都会努力求精，不必加以督责，器械自然都会精良。” 听说现在武库中还有太祖时期制造、至今如新的弓，而近代制造的弓往往不能使用；由此就可以看出法令禁令实行得严格还是松弛。”大体说来，王雱提出这些话，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想要无端改变旧有制度。熙宁六年，开始设置军器监，总管内外军器的政务。设置判监一人、同判监一人。属官有丞、主簿和管当公事。此前，军器由三司掌管，到这时撤销三司掌管军器之职，统一归军器监管理。凡是盛产制造军器材料的州，设置都作院。凡是懂得军器利弊的人，都可以到军器监陈述意见，因此官吏百姓献上器械制造方法和样式的很多。这一年，又设置内弓箭南库。军器监上奏，准备把有利的器械颁发给各路都作院作为式样。这年冬天，认为骑兵使用大鞍不便于野战，开始制造小鞍，用皮▯毚和木▯登制作，便于回旋，使骑兵可以纵马奔驰、骑射；同时选取边地熟习骑术的人，分别隶属于各军。当时周士隆上书论述广西、交阯的事情，请求制造战车来抵御象阵，文彦博认为不可行。王安石认为，从前代直到本朝，南方多次凭借战象战胜中原，周士隆的策略应当可以采用，于是又论述古代车战的方法，十分详尽明辨，请求用战车和骑兵相互配合试验，以观察哪一种更有利。皇帝也认为北方边地地势平坦，可以用战车结营，于是下诏试行车战之法，命令沿河采办制造战车的材料三千两，军器监制定样式，制造战车进呈。熙宁七年，判军器监吕惠卿说：“军器监所上报的弓式以及其他兵器制度，应下发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司，命令它们决定取舍。但各司不过是索取军校的文状上报，不仅各自固守旧说而不肯改变，而且它们的才智考虑未必能够了解制造器械的本意。朝廷已经实行的命令，臣不敢请求更改，只求交给其中一司共同议定。”皇帝于是派管军郝质到军器监共同裁定，大家都说“方便可行”。当时军器监制造器械没有统一标准，材料耗费很大。于是下诏，不按通常制度选派官员，派人迅速到州县搜括牛皮、牛角、牛筋；如果能够使数目有余，便依次加以奖赏。这一年，开始制造名为狼牙、鸭觜、出尖四楞、一插刃凿子的箭，共四种，推广使用。熙宁八年，下诏说：“河北的拒马，有的多用竹子制作，不足以抵御敌人。命令军器监制造三万具，送往北京、澶州和定州。”又命令核算河北所缺少的兵器，非紧急需要的不得胡乱耗费材料和人力。又下诏，民户的马死了，过去没有向官府申报的，也一律申报，缴纳马皮和筋以供使用。皇帝担心设置军器监没有实际成效，反而白白耗费材料和劳役，便下诏命中书、枢密院核实此事，分条规划上报。军器监上奏说，自设置军器监以来，增加制造了若干兵器，使用工匠若干，与从前相比，器械增加而工役减少。皇帝又追问，并命令军器监与御前工作所比较谁用工较少、检验谁制造的器械更好。王韶说：“这样做，恐怕会使内外彼此倾轧而成为风气。况且往年军器监检查内臣时，内臣折损剥削弓弩，嫌隙就是由此产生的。如今又命内臣来比较、考察军器监，岂不是又像过去那样彼此倾轧不止吗？”皇帝说：“近来屡次有人谈论军器监的事情，如果不比较并查出事实，内外就会认为朝廷听信小臣的谗毁告诉。如今命令他们实际施行法令，是为了辨明曲直。”王安石说：“确实应当这样。如果每件事都分辨曲直，辨明真实与虚妄，使功劳和罪过不被掩盖，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长久了。”王韶说：“军器监的事情不必比较。”皇帝说：“事情不比较，就无法看出谁是冤屈、谁是正直。”王安石说：“朝廷处理政事，只求正直罢了。”后来，王安石终于凭借善辩消除了皇帝的疑虑，军器监也免除了欺骗冒功的罪责。这年冬十月，军器监想下令到河东等路采买制作鞍桥的曲木，皇帝认为劳民伤财，不准许。当时，河东、陕西、广南的帅臣不断邀功，请求增加拨给兵器，皇帝分别命令拨给他们。到这时，有人请求用耕牛交换购买器械和铠甲。元丰元年冬，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请求拨给新式刀，军器监想下令江、浙、福建各路制造，皇帝不准许，而从内南库拨给短刃刀五万五千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五千口〕 元丰二年，御批说：“河东路正在把物资材料运到边地制造军器，显然是迂回浪费、铺张兴师，可以命令军器监立即停止。” 元丰三年，吉州上奏说：“奉诏采买箭杆三十万根，但这不是本地所产，民间平时又没有储备，请预先拨给缗钱，限定一年期限由官府和平收买。”皇帝听从了。当时西部边境用兵长久没有停止。元丰四年春，陕西转运使李稷上奏说：“本路九军，除了日常杂物以外，其他军需器物一概没有，请在永兴军库中用剩余财物制定办法筹办。”七月，泾原路上奏说，修筑渭州城已经完毕，但守城的战具很少，请拨给三张弓、八具牛床子弩，以及一枪、三剑、箭，各项都准备依照法式制造。下诏把图样发给他们。元丰五年七月，鄜延路计议边事所上奏，请求缗钱一百万、工匠一千人、生铁和熟铁五万斤、牛马皮一万张，用来制造军器，皇帝都拨给了。八月，下诏命沈括把劈阵大斧五千把，选择拨给西部边境的各位将领。十一月，陕西转运使李察说：“本路有五所都作院，应当分别委任监司提举。”皇帝听从了。元丰六年二月，下诏说：熙河路守备器具短缺，拨给毡三千领、牛皮一万张，并负责运输。八月，听从环庆路赵禼的请求，拨给神臂弓一千张、箭十万支。不久，又赐给兰会路药箭二十五万支。

译元丰七年，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说：“秦凤路军器现缺少的名目数量共四百三十多万件，如果一一制造，没有十多年不能完成，请求由京城拨给。”下诏酌量拨给。皇帝性情俭朴节约。有关部门制造将官用的皮甲，想用生丝染成红色，代替牦牛尾制作沥水，皇帝爱惜这些物资，改用其他毛来代替。对于一张弓、一支箭、一副铠甲、一面盾牌的用料和制造，他无不尽心。弓称为“阔闪促张弓”，废除了弓梢长的旧制。箭称为“减指箭”。盾牌用栾竹穿连兽皮制作，以替代桐木盾牌。又把素铁甲改为编挨甲。这些方法精密，据说是刘昌祚、尹抃、阎守勤等人制定的制度。元丰八年十月，下诏内外制造的军器，都用现有的剩余物资和工匠制造，兵匠、民工立即停止役使并遣散。元祐元年，下诏说：三路既已停止保甲团教，原有的器械和铠甲都送交官府收存，不得因为破损而拘集百姓整修。八月，又下诏命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同工部和军器监，统计内外作坊以及各州都作院制造器械的数量，把重要紧急的军器确定为每年的定额，务求合乎适中；其他不重要紧急的，暂且全部停止制造。于是几年之间，督促责罚稍稍放松。绍圣三年，有关部门说：“州郡的兵备完全成了空文，恐怕遇到紧急情况不足以防御。请稍微推行熙宁年间的诏令，常令军器封存、编排成垛，依照杂队法办理。”皇帝听从了。元符元年，下诏江、湖、淮、浙六路合计制造神臂弓三千张、箭三十万支。元符二年，臣僚上奏请求增加制造神臂弓，于是军器监每年制造的神臂弓增加了一千多张。这一年，下诏河北沿边州的城墙、楼橹和器械，都务必修缮整治；有不修治的，治罪。此前，二广路土丁奉令依照熙宁年间的指挥修置器械。元符三年，知端州萧刓上疏，极力说明这件事耗费财物、伤害百姓，弊端不止一端，请求停止购买枪手所用的器械。奏疏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崇宁初年，臣僚争相说元祐以来因循怠废，兵器不锋利。下诏重新命令各路都作院制造、修治军器，考察官吏也完全依照熙宁年间办理。当时有诏制造五十将的军器，工部请求命令内外共同制造，因此“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这个名称便设立了。起初，朝廷听从邢恕的建议，下令制造几十辆兵车，购买牛来驾车。不久蔡硕又请求河北设置五十将的兵器，并且制造一万辆兵车。蔡京支持他的主张，奸吏乘机附会行事，因而给百姓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崇宁三年，河北、陕西都转运司说：“兵车的式样，如果采用许彦圭制定的式样，那么车大而费用增加一倍；如果依照往年二十将的旧式，车轻而小，容易使用，而且可以节省费用。”诏令最终仍采用许彦圭的式样。当时熙河转运副使李复先上奏说：“如今用兵与古代不同。古代征战有礼法，不用诡诈的方式，多从正面道路进攻，所以战车可以通行，敌人也不敢轻易侵犯。如今用兵都在极远边地，军队下寨驻扎，各自以据险自保为有利，战车无法上去。况且两军交战时，一进一退，战车跟不上；一旦遭到追击袭击，战车便不再属于自己。臣多次观察戎马之间的情形，即使粮食、衣服、器械都未必能派上用场，何况战车呢？臣听说这种战车的制造，是许彦圭通过姚麟提出了他的主张。朝廷因为姚麟熟悉边事，却不知道许彦圭轻率妄为、姚麟为树立私恩而误了国家大计。这种车比通常式样宽六七寸，运输时不能合辙；从东方来的士兵和民夫牵引拖拽不动，以至于典当、出卖衣物，自己租赁牛具，整天只能前进六七里；丢弃战车逃走的到处都是。车子尚未制造，就有配合买办材料、雇用差役工匠的骚扰；制造完成后，又难以运输送达，给各路造成的祸患更是说不尽。许彦圭只图得到一个官职，不知道这样会误害国家；如果对此不加诛罚，凭什么惩戒后来的人！如今请求立即停止制造，已经制造的也不要再运来，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许彦圭终于获罪。元丰年间，河北、河东两路的军器，每季末都委派各路职司轮流考察。元祐年间停止了这项制度。元祐四年，因为工部请求，又恢复实行。大观二年，皇帝亲笔诏书说：“以前关于东南防备御敌的指挥，深深担心监察州郡的官吏中，急迫苛刻的人倚仗法令残害百姓，懈怠职守的人轻慢命令而耽误事务；像修筑城墙、制造军器、收买马匹、操练水战之类，都可以估量工力，按年计算，逐步兴办，不得急忙征敛以及差派雇用百姓，使紧急的事情不扰害百姓，缓办的事情也不废弃，这样才算适宜。”不久又下诏，限定十年把一切工程全部完工。四月，停止黎州、雅州等州购买牦牛尾，担心成为百姓的祸害。八月，提举御前军器所上奏，请求依照崇宁五年的指挥，下令各路购买牛角四十万只、牛筋十万斤。皇帝听从了。政和二年二月，下诏各路州郡制造军器时，有不采用熙宁年间法式的，有关部门议定处罚，并详细制定为法令。六月，又下诏一律采用御前军器所颁下的法式，前两个月的指挥不再实行。政和三年，下诏说：“马甲过去使用黑色髹漆，现在改用朱红色。”这一年，姚古上奏请求重新制定军器：过去铠甲两副的材料，如今拆分制造三副；过去手刀太重，现在都命令改得轻便易用；过去神臂弓的弓力为二石三斗，现在改为一石四斗。皇帝听从了，并把命令下发各路改造。政和六年，军器少监邓之纲上奏说：“国家各路共有将领一百三十一人，训练士卒，各自配给军器，以防备意外。只有河北各将领的军器是熙宁、元丰年间制造的，精良锋利而坚固严密，在各路中居首。臣担心年久因循，很多会损坏破败。请求从河北、陕西两路开始，命令各路把军器全部更新，以符合陛下追述先帝遗志、储备军器、壮大国威的意旨。”皇帝听从了。政和七年，邓之纲三次上奏，一次说修整武库，一次说整治军器，大大节省国家费用。下诏升邓之纲为军器大监，又升任一级官职。当时宇文粹中在崇政殿接受皇帝召对，奏论武库之事，趁机说：“武库中有祖宗亲自使用过的十多类军器，请求编入《卤簿图志》，遇到郊祀等重大礼仪时，把它们陈列在仪仗器物的最前面，以彰显武功，并且表示不忘创业艰难的意思。”这一年，皇帝亲笔指出，武库应当修整的军器将近一亿万件，其中箭镞五千多万枚；按照平时的工料，需要七十多年才能完成。于是命令邓之纲把任务分给沿河各作院，限定三年修完，同时暂时停止三年向上供给军器。政和八年，因为邓之纲上奏，各路每年起运上供的材料和应买的数额，特准免除三年纲运发送。但从这以后，申明郡县关于牛皮、牛角、牛筋的禁令，纷纷造成祸害，正是邓之纲请求的结果。

译宣和元年，权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郑济上奏说：“本路只有潭州、邵州两州，各有每年制造军器的定额。今年制造已经足数，我亲自试验，完全符合规定式样，使用时不会出问题。”下诏加以表彰奖赏，作为劝勉各路的榜样。然而从这一年起，每年督造军器大多依据皇帝亲笔处分，制造不停而核对数量却常常短缺，年年修缮而每年都声称器械破坏。大体上内外相互应付，一味重在虚文，上下互相蒙骗，终于逐渐导致靖康年间的灾祸。靖康初年，兵器都很缺乏，诏书屡次下达，严立奖赏和刑罚，但最终也没有补救。当时通判河阳、权知州事张旂上奏说：“河阳从今年春天以来，屡次有军队经过，军士把随身携带的军器，如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拿到市肆换取熟食，名义上说是寄放，实际上是丢弃逃避征役。拘收三天之内，得到器械四千二百多件。这是太原援军，尚且丢弃铠甲兵器，那么其他各路军队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应当晓谕百姓主动交纳，以免留下其他祸患。”皇帝认为张旂的奏议很好，赏给他升官一级。起初，御前军器监、军器所的万全军匠定额为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定额为五千人。绍兴初年，服役的士兵才一千人，时间久了增加到五千六百多人；又在各道增加二千九百多人，除本来应得的俸禄外，又增加每日钱一百七十文、每月米七斗半。于是内库多年积存的兵械堆积如山，而各军都撤除了军器。绍兴二十六年，下诏说：“工匠应当减免，江、浙、福建各州的物料全部免除。”有关部门上奏，物料减去三分之一，工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为定额。过去，军器事务可以直接上达皇帝。建炎年间，曾经让宦官董悫提举，后来不久罢免。绍兴五年，军器事务隶属工部，后来又让宦官主管。绍兴三十年，工部说这不符合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下诏依照条文进行检查。孝宗即位后，增加提点官一人，御史极力论说不可，于是又隶属工部。制造战车的制度：南渡以后，东南地区多泥泞低湿，地势险窄，不以战车为主要装备。宗泽、李纲都有战车法，王大智献上战车式样，但都没有再采用，转而重视铠甲头盔、弓箭的锋利。建炎初年，皇帝对宰执说：“如今战士大约有三十万人，如果都穿坚固铠甲、拿锋利兵器，再加上弓箭的优势，即使强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制造弓必须使用优秀工匠并支付优厚工价。”绍兴三年，提举制造军器所说：“制造一副全装甲需要七十名工匠；长齐头甲每副需要一百四十一工，短齐头甲每副需要七十四工。请求以本所制造的全装甲作为定式。”席益说：“各州制造马蝗弩，不如命令它们改造弓。”下诏把马蝗弩等一并改造为弓弩，其中马蝗弩改为手射弓。绍兴四年，军器所说：“奉圣旨，依照御前颁下的式样制造铠甲。铠甲的式样分为四等，共有甲叶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里都要磨光。内披膊叶五百零四片，每片重二钱六分；甲身叶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钱七分；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钱五分；兜鍪帘叶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钱五分。另有兜鍪一顶，杯子、眉子共重一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余。每副铠甲重四十九斤十二两。如果甲叶一片片都完全按照原来领取时规定的重量，重量稍有差异就丢弃不用，便会白白浪费工料。请求对新式甲叶的重量灵活调配，全装甲总重限定在四十五斤至五十斤之间。”下诏不得超过五十斤。绍兴三十二年，下诏江东安抚司制造木弩五千具、箭五十万支。隆兴元年，御前颁下木羽弩箭的式样，命令各路依式制造箭一百万支。淳熙九年，衢州守臣制造木鹤觜弩二千具、箭十万支。又有湖北、京西制造并缴纳无羽箭。皇帝说：“箭不用羽，可以说是精巧，把它收藏在屋里。”淮东总领朱佺说：“镇江的一军，是韩世忠的部曲。韩世忠制造克敌弓，用来抵挡敌骑冲击，射程可达一百步，力量强劲，可以穿透重甲，是最有利的兵器。往年调发军队，弓不免有所损失，保存下来的年久也逐渐松弛损坏。如今考查各军现有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两张弓，一张弓每日用于教练，一张弓准备出战，共需要弓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四张，但现在仅存六千五百七十四张，其余都不能用于教练，请求下令镇江都统司补足定额。” 绍兴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图说：“弓箭的优点，贵在使用便利、发射迅疾。神臂弓弓力大、射程远，多次得到实际使用。后来又制造神劲弓，射程虽超过神臂弓，但军中很多人说它发射迟缓：神臂弓每发三箭时，神劲弓才发得出一箭；如果正值面对敌人的时候，便利迅疾反而不如神臂弓。”皇帝说：“平原旷野适合使用神劲弓，西蜀崇山峻岭，不知道哪一种更有利。”下诏命金州都统司详细议论后上报。不久，都统制吴挺上奏说：“神劲弓和弹子头箭，各军使用确实便利迅疾，神臂弓比不上。”下诏听从其便。楚州兵马钤辖说：“弩的力量，强的有三十石，次的有十五石；箭镞形状像铁锹，射出后何止数百步，还能洞穿数人。江上各军都有弩的式样，却全都废弃不修。”下诏两淮、荆襄沿边各城守军分别制造二十具，御前军器所也照办。绍熙年间以后，每天制造器械，数量堆积如山。开庆元年，寿春府制造ＲＮ筒木弩，它与普通弩的明牙发射装置不同，箭放在筒内十分稳固，尤其便于夜间发射。又制造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里面安置子窠；点火燃放时，火焰熄灭后子窠才发射出来，发出如炮一般的声音，远处可听到一百五十多步。咸淳九年，沿边州郡因奉下式样制造回回炮，有人触类旁通，巧思别出，另造的炮远远超过原式；而且设计的破炮方法尤其奇特。这种方法是用稻草搓成坚固的绳索，绳条周长四寸、长三十四尺，每二十条扎成一束，另用麻绳把一端系在楼后的柱子上，搭过楼顶向下垂到地面；在栿梁上垂挂四层或五层，周围遮护楼屋，再浇上泥浆，火箭、火炮都不能侵入，即使重达百钧的炮石也无法发挥作用。它又轻便而不耗费财物，于是命名为“护陴篱索”。当时军政法纪不振，只有器械铠甲比旧制度更加详备。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志十二。马政。

译国家养马的制度，经历五代逐渐废弛，到宋代才规划完备、制度齐全。从建隆以后，官府机构的规制、马厩牧养的政务，以及收购和贸易的利益、牧地的数量、分配的等级，称为券马、省马、马社、括买等事项，其沿革和盛衰都可以考查。御用马分为三等：入殿祗候马十五匹，引驾马十四匹，从驾马二十匹。供给使用的马分为十五等，分别称为拣中、不得支使、添价、明信、臣僚、诸班、御龙直、捧日、龙卫、拱圣、骁骑、云骑、武骑、天武、龙猛、配军、杂使、马铺。马群编号所用的字共有十七个，分别是“左”“右”“千”“立”“水”“官”“吉”“天”“主”“王”“方”“与”“来”“万”“小”“囗官”“退”。按毛色分类共有九十二种：叱拨八种，青马二种，白马一种，乌马五种，赤马五种，紫马六种，骏马十一种，赭白马六种，骝马八种，騧马六种，骆马五种，骓马五种，▯俞马八种，驳胯马六种，驳马三种，骠马七种。官府机构的规制方面，太祖承袭前代制度，最初设置左、右飞龙二院，由左、右飞龙二使统领。太平兴国五年，把飞龙改为天厩坊。雍熙四年，把天厩改为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四所、左右天厩坊二所都隶属于骐骥院。真宗咸平元年，创建估马司。凡是买马，由它掌管辨别马的优劣、评定价格，并分配给各监。咸平三年，设置群牧使，由宦官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担任判官。景德二年，把各州的牧龙坊全部改为监，赐予名称，铸造印章发给它们。外地的监共有十四所：大名府的称大名监，洺州的称广平监，卫州的称淇水监，并分别分为第一监、第二监；河南称洛阳监，郑州称原武监，同州称沙苑监，相州称安阳监，澶州称镇宁监，邢州称安国监，中牟称淳泽监，许州称单镇监。景德四年，任命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另设群牧使副、都监，判官增加为二人。凡是马厩和牧场的政务，都由群牧司处理；从骐骥院以下的机构都听命于它。各州有牧监，由知州、通判兼任主管；各监分别设置勾当官二人。又设置左右厢提点。又设置牧养上监、下监，用来饲养京城各坊、各监的病马。又下诏，左、右骐骥院各坊、各监的官员，任期都以三年为满；如果熟悉马政而愿意留任的，由群牧司上报，再调任到其他监任职。马厩和牧场的政务方面，太祖设置养马务一所，又修缮旧养马务四所，作为牧放马匹的地方，这才开始。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在幽州一带检阅军队，得到汾州、晋州、燕州、蓟州的马四万二千多匹，内厩充足丰满，才开始分置到各州牧养。当时殿直李谔因犯贪赃罪，任许州监牧，他盗窃官府的豆子，导致许多马匹死亡，于是和主管官吏一起在市中斩首。又下诏选择丰饶开阔的土地，设置牧龙坊八所，以便牧养。淳化二年十二月，下诏让圉人选取几十匹良马，在便殿设置马槽，教导如何喂饲，并把这种方法告诉宰执，仍颁行到各军。又把医治马匹的良方赐给近臣。此前曾听从赵守伦的请求，在各州牧龙坊饲养牝马一万五千匹，随着水草放牧，不耗费饲草豆料，繁殖马驹，足以供军队使用。到这时，赵守伦又说：“各牧坊放牧的马有一万匹，按年应当生马驹四千匹，如今一年只有二千五百匹，主管人员失职，应当严格责罚。如果每百匹马一年能生马驹七十匹，就加以升迁。各牧坊产下马驹，应登记后上报。负责放牧的军人，应当招募年轻力壮者充任。”皇帝都听从了。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制定牧监赏罚法令。外地牧监繁殖的马匹，年终按十分为标准计算，死亡超过十分之一，勾当官罚一个月俸禄；其余情况按等级处以杖刑。繁殖马匹多而死亡少的，分别赏赐缗钱。每生一匹马驹，兵校以下赏绢一匹。当时，内外各坊、各监以及各军的马共有二十多万匹，饲养马匹的兵校一万六千零三十八人。每年京城用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共九万五千多斤、石，各州军的消耗不计在内。左、右骐骥院的六坊、各监只留下马二千多匹，都在春季出外放牧，到了初冬就挑出瘦弱有病的，送入马槽和内厩饲养。尚乘局的马，只有备用的留在那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六千三十八人〕 凡是在河南、河北的牧监，天禧以后，灵昌监被黄河决口冲毁。到乾兴、天圣年间，长期没有用兵，有人多认为牧养马匹耗费太大而没有补益，于是废除东平监，把它的土地分给百姓耕种。天圣五年，废除单镇监。六年，废除洛阳监。这样河南各监全都废除，把马全部送往河北。不久又下诏，把原武监的马取来送到京师，将河北繁殖的马迁到原武放牧。天圣八年，群牧司上奏说：原武土地广大而马匹太少，请求增加牧养的马数。下诏把淇水第二监四岁的马划归原武；每年取河北繁殖的四岁马，分别隶属淇水第二监和原武监；把原武监的下等马迁到灵昌镇的废监放牧，仍隶属于原武监。天圣九年，下诏各监繁殖的杂色马，四季都在野外放牧，不要再赶入马厩。明道元年，议论的人说：“自从河南六监废除，京师需要马匹时，只能从河北取马，道路遥远，很不方便。”下诏派左厢提点王舜臣前往考察利弊。王舜臣说：“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然废除，但它们的土地仍可牧养原监以及骐骥院的马；洛阳、单镇离京师很近，废除它们并不方便。”于是下诏恢复其中两监，用来牧养河北繁殖的马。景祐二年，挑选河北各监的马一千九百匹，在赵州境内放牧，隶属于安阳监。不久下诏，广平废监保留其中一所，把赵州境内的牧马重新隶属该监；剩下的一所监，不要拆毁马厩房舍。景祐四年，又把原武第二监恢复为单镇监，迁到长葛县，由县令和都监兼任主管。景祐三年，下诏各院、坊、监的马，除每年留下备用的以外，其余分为两群，放牧在咸丰门外的牟驼冈。

译凡是收养病马，估马司、骐骥院把病情较轻的送到上监，病情较重的送到下监，分在十个马槽中医治。天圣六年，下诏每月由都监和判官一人提举管理。八年，有人说上监离京城太远，送病马过去不方便。下诏废除上监，把病情较轻的马分别隶属左、右骐骥院的六坊、各监，每季核查死亡数量，年终按等级实行赏罚。又让骐骥院的官员轮流前往提举。明道二年，重新设置上监，改名为天坰，饲养没有疾病的马，病马全部归下监。景祐二年，下诏把牧养监的马编成群，放牧在陈州、许州交界的凤凰陂，以免耗费饲草和豆料，作为常规。治平二年，下诏各院、坊、监中患病而不适合估价出售的马，送到淇水第一监，另编为一群牧养。凡是马匹繁殖， 大名府以及洺州、卫州、相州的七个监，多选择良种，把牝马和牡马合群配种。判官每年十二月巡视各坊、各监，查看两岁的马驹并打上标记，按等级奖赏牧马士兵。各军收得马驹，等到马驹两岁，就送交官府。天圣七年，群牧司说：“旧制度规定，知州军、通判兼管群牧事务，年终考核马匹死亡数以及繁殖率，死亡超过十分之一、繁殖不足四分之一的，都要罚俸；死亡数少、生马驹多的，就上奏按等级奖赏。三年总考一次，把应当奖赏的人上报。现在请求重申旧制：通判刚到任时，登记所管辖的马数，每年考核一次；任满时，比较总数来决定赏罚。”下诏同意。嘉祐八年，群牧司说：“繁殖马匹的七个监，每监每年规定牝马二千匹、牡马四百匹，每年大约生马驹四百匹，作为固定数额。” 治平二年，下诏说：“各监所生马驹满三十个月以上，每年打一次印记，选取其中优良的牡马送到淇水第二监，其余杂色大马全部送到河南三监；淇水第二监的马，等到满六十个月，分配给各监。各监的牝马满三十个月，在本监另立马群放牧，等到满五十个月，再拨配给其他监。” 凡是收购和贸易来的马，戎人把马赶到边境，总数以十匹或一百匹为一券；每匹马预先发钱一千，官府供给饲草粮食，继续供养直到京师，再由有关部门出售，分别隶属各监，称为券马。边州设置马场，把蕃人和汉人的马编成纲，派殿侍率领押送到朝廷，有时就地分配给各军，称为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互结社，每次买马，官府在给定价格之外，社众又集资增加，称为马社。战争兴起时，登记百姓的马并买来供军队使用，称为括买。宋朝初年，买马只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引马匹则面向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以及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等蕃部。到雍熙、端拱年间，河东有麟州、府州、丰州、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有秦州、渭州、泾州、原州、仪州、延州、环州、庆州、阶州、镇戎军、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有灵州、绥州、银州、夏州；川峡有益州、文州、黎州、雅州、戎州、茂州、夔州、永康军；京东有登州。自赵德明占据河南以后，他所收购的马只限于麟州、府州、泾州、原州、仪州、渭州、秦州、阶州、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后来设置马场，又只剩下环州、庆州、延州、渭州、原州、秦州、阶州、文州、镇戎军。太祖时，每年派宦官到边境买马。在此以前，两河百姓进入蕃界盗马，带回中国，官府给他们马价。当时正留意安抚边民，下诏禁止这种行为。太平兴国四年，下诏购买吏民的马十七万匹。六年，下诏归附的戎人把马赶到京城时，首领按县次序供给粮食，并且禁止富民私下买马。十二月，下诏说：“蕃部卖马，官府只取良马而丢弃劣马，又禁止百姓私下购买；每年收入的马数既不充足，也无法用此怀柔远方的人。从今以后，委托长吏仔细察看马匹的优劣；劣马就打上标记，允许百姓私下购买。”此前，曾用铜钱支付各蕃部的马价。太平兴国八年，有关部门说戎人得到钱后，销熔铸造成器物，于是改用布帛、茶以及其他物品交换。天禧年间，宰相向敏中说国家的马匹比先朝多了一倍，广泛耗费饲草粮食。于是下诏，把十三岁以上的马配给军队，并估价出售。此前买马以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为标准。天圣年间，下诏买马限定四岁以上、十岁以下。不久所买马匹不足，群牧司把这件事上报，于是下诏，券马和省马的购买限定三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第二年又下诏，府州、岢岚军今后购买三岁、四岁的省马，不分等级；五岁以上、十二岁以下，骨格良好、行走有力的马，全部允许编纲送到估马司；其余不是送京的省马，都送到并州拣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韩亿说：“蕃部把马赶到永康军中出售，所得价格很少，只会使羌人了解蜀地的山川道路，不是有利的策略。”于是下诏停止。景祐四年，群牧司上奏说河北各军缺马，请制定六等标准，交给天雄军、真定府以及定州、瀛州、贝州、沧州，购买民间出生的马驹，限定十二岁以下，按等级付价。马高从四尺七寸到四尺二寸，共分六等；价格从二万五千四百五十到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另有课额从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到八千九百五十九，也分六等，取用边备兵户绝户钱支付马价。第一等送往京师，其余就地分配给各军。康定初年，陕西用兵，马匹不足。下诏京畿、京东、京西、淮南、陕西各路括取购买战马。马高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价格从五十千到二十千，共分五等。宰臣、枢密使允许蓄马七匹；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匹；尚书、学士直到知杂、阁门使以上三匹；升朝官、阁门祗候以上一匹；其余命官直到各司职员、寺观主首都各一匹。节度使到刺史，殿前、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到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都不括取。边境七州军免除。由内库拿出珠宝补偿百姓的马价。又禁止边臣私买马，缺少的由官府供给。康定二年，下诏说：“河北州军设置马场买马，虽然已经取消分等样式，但听说收购范围不广，应当增加马价：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以及牝马仍按旧价。并且从第二等以下，每等递减一寸。”

译庆历四年，下诏说：“河北给民间马匹打印，除已经收购的以外，现有剩余二万零七百匹。除坊郭户三等、乡村户三等以上仍按旧例饲养外，其余已经打印的马全部集中挑选购买。”庆历五年，从内藏库拿出绢二十万匹，在府州、岢岚军买马。六年，下诏陕西、河东马社中死亡的马，由本营出售所得的钱来补助马价。至和元年，下诏说：“蜀地的马送到京师，路途遥远，大多生病瘦弱。从今以后，分批送到陕西四路总管司。”至和二年，修整陕西蕃马驿站，群牧司每季发文书，命沿途郡县巡视察看。边州巡检和兵校，允许自行买马，官府偿还马价。又下诏陕西转运使司拿出白银十万两，在秦州买马，每年照此办理。嘉祐元年，诏令三司拿出三万匹绢，在秦州买马，以供给河东军队。嘉祐五年，薛向说：“秦州用券买马运到京师，还要支付马价和沿途费用，每匹马计算下来要花数万钱。请在原州、渭州、德顺军设置买马场，给蕃部解盐交引作为交换，这样就不会耗费度支所掌管的绢和钱。秦州的券马制度姑且保留，用来招徕远方的人。每年可以另外得到良马八千匹，其中三千匹给沿边军队骑乘，五千匹送入群牧司。”嘉祐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上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每月招募良马二百匹运到京师，官府给他们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回纥人如果把马藏匿起来不带来，就一律按汉法论罪。每年招募达到二千匹，除发给赏赐物品外，蕃部补授蕃官，蕃官按资历升迁，回纥百姓则提高等级给予赏赐。如今原州、渭州、德顺军设置买马场，请求按照秦州的旧例实行。”诏令同意了。此前，朝廷曾下诏讨论买马的利弊。吴奎等人建议，在秦州古渭、永宁砦以及原州、德顺军各自设置买马场；京师每年拨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充作马价，不足部分用解盐钞和各种支出的钱补给。诏令施行此事。嘉祐八年，宰臣韩琦说：“秦州永宁砦过去用钞买马，自从修建古渭砦后，古渭砦在永宁以西，蕃、汉人多在那里互相贸易，于是设置买马场。每年耗用缗钱十多万，全部流入敌境，实际上损耗了国家的财用。” 诏令恢复在永宁设置买马场，撤销古渭砦的中买马场。蕃部的马到了以后，直接卖到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请求规定：原州、渭州、德顺军的买马官，以及永兴军养马务，像原州、德顺军和渭州同判一样，以三年为任期，并完全按照所买马匹的多少来考核优劣。他又说：“秦州山外的蕃部到原州、渭州、德顺军、镇戎军卖马，用来换取豪商的钱，到了秦州，每匹马所得到的偿付却只有六百钱。现在请求在原州、渭州、德顺军由官府用盐钞进行贸易，使蕃部能够轻装携带盐钞到秦州，换取蜀地货物后返回。蜀地商人把换得的盐引带到岐州、雍州，换取榷盐监的银钱运入蜀地，这样双方都便利。”群牧司请求按照薛向所说实行。这一年，诏令河东、陕西广锐军和蕃落军缺马的地方，重新实行社买，每匹马官给三十千钱。过了很久，马匹仍然不来，于是按照庆历诏书提高马价，第三等马三十五千钱，第四等马二十八千钱。治平四年，把成都府路每年输送的三万匹▯绢拨给陕西监牧司。从此，蕃部送来的马匹增多，官军依靠这些马匹供给使用。此前，曾以陕西转运使兼任本路监牧买马事务，后来又由制置陕西解盐官共同主管。大体说来，宋朝初年买马，每年只得到五千多匹。天圣年间，蕃部送来的马达到三万四千九百多匹。嘉祐以前，原州、渭州、德顺军三地三年买马总共达到一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每年达到一万五千匹。凡是牧马地，从京畿及附近各郡开始，都要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标记并划定占用。淳化、景德年间，内外坊、监总计六万八千顷，各军班另有三万九百顷，尚未计算在内。时间久了，官府丢失了簿籍，边界标志不清，牧地废置没有定规，因而被侵占冒用的很多。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军呈上《十牧草地图》，太宗担心牧地侵占民田，便派宦官查验并勘定边界。嘉祐年间，韩琦请求清查各处监牧地，牧地中留下供放牧的部分，其余允许下户耕种租佃。朝廷派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清查河北，得到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招募百姓租种，每年约可收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说：“各监牧地有时遭遇水旱灾害，每个监每年放牧之外，还要刈取数万束白草，以备冬季喂马。现在如果全部租给百姓，将来监马增加，或遇水旱灾害，就没有地方可以迁徙放牧。”诏令派左右厢提点官考察斟酌，除去过去已经被侵占、现已清查出来并确权出租的土地外，其余交给群牧司审慎决定保留多少；有闲置土地就招募百姓耕种。嘉祐五年，群牧司说：“每牧养一匹马，往来践食要占地五十亩。各监已经没有多余土地，难以再招募耕种，请求照旧保留。广平废监过去已经租给百姓的土地，也请求收回。”于是诏令说：“河北、京东各监牧的簿册所管草地，从今以后不得放任百姓请求占用；违犯者按违制论罪。” 群牧使欧阳修说：“唐朝的牧地，西起陇右的金城、平凉、天水，向外直到河曲的原野，向内则包括岐、幽、泾、宁，向东连接银、夏，又向东到达楼烦。如今这些地方有的陷入蕃界，有的沦为百姓侵占耕种，不能再收回。只有河东岚州、石州之间，山地荒芜很多；汾河两岸草地也很宽广，其中水草最适合放牧，这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地。由此推断，楼烦、元池、天池三监的旧地，或许还希望能够收回。臣往年出使时，曾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一带，那里的土地大多空旷闲置。河东一路水草很好，地势高而寒冷，一定适合马的习性。又京西唐州、汝州之间，荒地也很广。请下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审察，如果可以兴建监牧，那么河北各监不久就可以废除。” 治平末年，牧地总数为五万五千顷，其中河南六监三万二千顷，河北六监二万三千顷。凡是分配马匹，骐骥院、估马司把应当配给军队的马和新收来的马，在便殿阅看，每次数量不得超过一百匹。凡配给军队的马，按照军士奉钱的数额办理；马高从四尺六寸到四尺三寸，奉钱从一千到三百，共分四等，依次发给，暂行到五月为止。外州、军的军士缺马，先奏报请示后再发给。荆湖路归远、雄武军的军士，配给当地出产的马。凡缺马的军士，按规定的分数配足。

译庆历四年，诏令陕西、河北、河东补足五成，其余各路补足四成。其他州军以及府界的巡检兵校，听任他们自行买马，官府偿付马价，但不得超过三十千钱。这一年，诏令各路把马发给军士，并通过比试武艺来决定先后，优胜者优先发给，参加比试者发给两匹；缺马在十匹以下的全部补足，十匹以上的仍按旧数发给。至和元年，诏令戍守陕西、河东、河北的军士补足七成，其余各路补足六成。凡主管军队的官员应当借用马匹的，借到罢兵时为止。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给所借马三匹，都虞候以及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各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外州在任而应当借马的官员，经略使三匹，总管、钤辖二匹，路分都监、承受，以及极边砦至监押、都巡检、把截、保丁指挥各一匹。不得把马带到其他州，也不得把马借给别人；违犯者按违制论罪。宝元元年，诏令按照惯例应当赐马的群臣，宰相至枢密直学士、使相至正任刺史，以及因皇族姻亲关系应当受赐的人，都依照旧制办理；其余人发给马价，少卿监以上三十五千钱，内殿承制以下二十三千钱。凡群臣借用官马进献给朝廷的，要登记造册报送左藏库，按四十千钱偿付马价；后来许多人拖欠不还。于是诏令规定，借马者必须先交纳马价，长期拖欠不还的，扣除其俸禄和料钱。熙宁以来，有保马法、户马法，后来又改为给地牧马法。神宗曾经忧虑马政办得不好，对枢密使文彦博说：“群牧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无法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应令中书省选任使者，卿举荐判官，希望国家的马匹繁殖增多，以供战争骑乘。”于是任命比部员外郎崔台符代理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和崔台符删定《群牧敕令》，参照唐朝制度和本朝旧例，奏请裁决施行。熙宁元年，神宗又亲自下诏给文彦博等人说：“如今各州的正职、佐贰官虽然共同兼领群牧事务，却从未亲自到任办理职事。你们应当讨论更改制度：各监牧、郡守及佐贰官都由朝廷选授，并对坊、监使臣也分别考核其才能高下，制定赏罚和升降办法，应该立法后上报。”又亲自下诏说：“现在马政荒废，官吏没有显著成效，难道是任期不长、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吗？为什么监牧很多、官吏众多，却如此严重地缺乏人才！从前唐朝任用张万岁，连续三代掌管群牧，恩信能够贯彻下去，所以马政得到整治，后世称他为能吏。如今上至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没有经过铨选，调动又很迅速，称作‘假道’，想让官员长期专心于本职、充分发挥才能，是做不到的。现在的办法，应当选拔那些勤劳能干的人，按次序提拔。自坊、监以上直到群牧都监，都要考核功绩，按等级提拔，以此鼓励任事尽职的人。”于是，枢密副使邵亢请求利用牧马剩余田地发展农业，以增加牧养马匹的收益。群牧司说：“马监草地四万八千多顷，如今按五万匹马计算，每匹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剩余田地已经没有多少，应该暂且仍按旧制办理。” 但是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还有一万七千顷良田，可以租给百姓，以收取刍草和粮食。”朝廷听从了。不久，枢密院又说：“旧制由左、右骐骥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才增设群牧使、副使、都监、判官，来统领厩牧事务。使职虽然重要，却从未亲自巡察，不能全面了解牧养的利弊，因此马匹不能繁殖增多。现在应当分别设置官署，专门任用官员并责成其取得成效。”于是诏令将河南、河北分别设置监牧使，任命刘航、崔台符担任，又各设置都监一员。在河阳的监牧，称为孳生监。各外地监牧都分别隶属于两使，分别条列应当实行的事项上报。各级官吏以及主管牧田的县令、县佐，都交由监牧使举荐和弹劾，专门隶属于枢密院，不归群牧制置司管辖。此前，群牧司请求在河北、河东、陕西三地都总管的治所各设置一监，以便利军队供给，于是派官员到各路详细审察。后来又因知太原唐介的请求，调发沙苑马五百匹，在交城县设置监牧。又分别设置河南、河北两使。当时神宗正留意监牧地，但各监的牧田都宽广肥沃，被人侵占，所以议论者争相请求收取剩余土地的收益来补助刍草和粮食。谋求财利的人乘机而动，开始把增加赋税收入作为主要事务。熙宁二年，诏令清查河南、河北监牧司总管的牧地。旧簿籍记载有六万八千顷，如今登记的只有五万五千顷，其余数目都隐没在民间。从此，请求把牧地租给百姓征收租税的意见纷纷出现，各监不久便被废除。这一年，全国应有的马匹共十五万三千六百多匹。起初，内外班直和各军的马匹在四月下槽出牧，到八月上槽；由于风雨和劳逸不均，所以马匹多生病死亡。养马人每年都受到杖责处罚，官吏又借牧马事务危害百姓，棚井摊派没有一年安宁。熙宁四年十月，才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考察衡量其中利弊。曾孝宽请求停止各班直、各军马匹出牧，改为把牧田租给百姓，以收取租金。诏令从第二年起依照请求办理，并命三司准备供牧马五个月所需的刍草和粮食。熙宁五年，废除太原监。熙宁七年，废除东平、原武监，并把淇水两监合并为一个。熙宁八年，最终废除河南、河北八监，只保留沙苑一监，两个监牧司也一并撤销。沙苑原先隶属于陕西提举监牧司，到这时又归属群牧司。开始讨论废除监牧时，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说：“议论者想把牧地租给百姓收取租税，把国家的马匹分散给编户百姓并责令其繁殖，这并不合适。”诏令元绛、蔡确比较其中利弊后上报。于是中书省、枢密院说：“河南、河北十二监，从熙宁二年到五年，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其中可供骑兵使用的只有二百六十四匹，其余仅够配给邮传使用。而两监牧的官吏、士卒和杂费，以及所占土地的租金，共耗费缗钱五十三万九千多，计算下来所产马匹只值三万六千四百多缗钱。如今九监现有马三万匹，如果不改变制度，必将日益损耗。”于是最终废除各监，把其中的良马分别隶属于各监，其余马匹全部贬价出售，收取土地租金，拨给市易务作为茶本钱，分别寄存在常平仓，贷出收息，用来作为买马的费用。监中士兵五千人改编为广固指挥，修治京城。后来又废除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监。废监所得钱，除归市易务外，又用来供给熙河一路的年度经费。

译各监废除后，淤田司请求广泛实行淤灌，增加租课来招募耕种者；河北制置牧田所接着上言，牧田被百姓侵占的有五千七百多顷。于是朝廷严定侵占冒用的法律，并增加告发捕获者的赏赐，从此收入增多。元丰三年，废监后的租钱达到一百一十六万缗，群牧使以下官员分别得到赏赐。于是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会同各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查核租地，按照三年中的地价平均数确定每年的租额。如果催缴督办拖延违误，就按擅自支用封桩钱的法律论罪。起初，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奏请在岷州【原文“ＲＭ”疑为OCR乱码，无法释读】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设置十所牧养监，议论者接着提出蕃马法，神宗想在京畿附近试行。元丰六年，神宗亲自下诏给枢密院：“牧马是重大事务，在开始筹办时，应当由左右近臣总管其政务。如今从雾泽陂牧马所制定办法，先在京畿内设置十监，再依次推广到各路。应令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副都承旨张山甫筹划经办、制定设置，权力暂不隶属于尚书驾部和太仆寺。凡有应由朝廷处理的事项，由枢密院主管。”不久，这些主张都没有奏效。元丰八年，同提举经度制置曹诵说：“自崇仪副使温从吉建议创设孳生监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马驹不但没有繁殖增多，死亡的反而越来越多。”于是命御史台核查，自设置监牧以来，得到的马驹不到应有数目的百分之一点四，马匹已经死亡十分之六。于是责罚提出建议的人和提举官，并撤销京畿内的十监。元祐初年，朝廷讨论兴复被废的监牧，以恢复旧制。于是诏令库部郎中郭茂恂前往陕西、河东考察应当设置监牧的地方，不久又下令河北、陕西转运司和提点刑狱司，巡行查验河州、渭州、并州、晋州之间的牧田后上报。当时保甲法已经废止，骑兵正在训练，户马也归还给百姓。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说：“军队所依靠的是马，而能使马繁殖增多的，是监牧。过去废除监牧之初，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十年以后天下一定会缺马。后来还不到十年，弊端就已经显现，这非常不利于国家。请求收回户马三万匹，像过去一样恢复监牧，把监牧事务交给转运官，不要专门设置监牧使。如今郓州的东平监、北京的大名和元城监、卫州的淇水监、相州的安阳监、洺州的广平监，以及瀛州、定州之间棚塞的草地，疆界划分都还存在，原有使臣、牧卒大半也还在，只要稍加招集，转眼之间就能安排妥当；这样百姓可以免受纳钱的祸害，国家可以获得牧马的利益，难道不是好办法吗？况且监牧废除以来，牧地租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很多；如果重新设置监牧、把土地收入收归官府，百姓就会感戴恩德，如同卸下沉重负担一样。” 从此，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都恢复了。起初，熙宁年间把天驷四监合并为二监，左、右天厩坊也被撤销。到这时，又恢复左、右天厩坊。当时又有诏旨，内外马政事务全部隶属于太仆寺，不经过驾部而直接上达尚书省。兵部尚书王存、右司谏王觌说：“先帝考察历代制度，厘正省、台、寺、监各机构的职掌，使上下相承，各有统制。其中如果有迟滞不通的地方，应当酌情裁正，不可因此破坏紊乱制度。”他们的意见最终没有实行。又诏令过去属于群牧司的事务专门隶属于太仆寺，直接上达枢密院，不经过尚书省和驾部。到崇宁年间，才诏令恢复元丰旧制。绍圣初年，掌权者又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监牧的废置，时论也再次改变。太仆寺说，府界牧田除去已经占用租佃的部分，还剩三千多顷，建议恢复京畿内的十所孳生监。诏令庄宅副使麦文昞、内殿崇班王景俭担任提举。又过了两年，给地牧马的制度就实行了。此前，知任县韩筠等人建议：凡是授给百姓一顷牧田，就让他们替官府牧养一匹马，并免除这顷田的租税。县里登记马匹的高下、老壮和毛色，每年检查一次；马匹丢失，就责令赔偿；已经租种牧田的百姓，也按照这个办法养马。知邢州张赴上报了这个主张，并且说：“授给一顷田来替官府牧养一匹马，比陕西沿边那些既养马又戍守边疆的弓箭手更优，可以先在一个监、一个县试行，应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认为他的请求是对的，并且说：“熙宁年间，废除各监，把牧地租给百姓，每年收取缗钱达到一百多万。元祐初年，没有认真讨论利弊，只是一心废除元丰、熙宁的政策，夺回已经租种的田地，恢复旧监。桑树、枣树、井、房屋多被毁坏砍伐，监牧官吏的费用不可计算，牧卒扰害百姓，棚井又强行摊派，祸害不止一端。自从恢复监牧以来，臣僚屡次陈述公私双方的祸害。如果沿用元祐仓促改制的办法，时间久了必定更加弊病丛生。况且左右厢今年登记的马有一万三千多匹，能够配给军队的没有几匹，只有沙苑的六千匹比其他监稍好。现在按照张赴等人的建议授田养马，既免除租税，又不强求繁殖；不愿意养马的人也不加以强迫，并且限定马匹的尺寸，那么紧急时都可以得到可用的马了。” 于是把这些办法详细制定成条文，下发太仆寺，凡是涉及监牧的州县都实行。当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给地牧马，最初只是邢州守令的请求，从未下令让监司详细审察。各路各有利弊，既然没有审察，就无法知道。百姓居住地与田地相距很远的，难以就近耕种和牧马。一顷土地的价值并不多，而马匹丢失却要赔偿四五十千钱，这一定不合人情愿望。”这个意见最终没有实行。当时同知枢密院的是曾布。元祐四年，终于废除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撤销提点所和左右厢，只保留东平、沙苑两个监。曾布自己记述这件事说：“元祐年间恢复监牧，两厢所养的马只有一万三千匹，其中不能使用的超过一半。如今既然用租钱在陕西设置蕃落十指挥，养马三千五百匹；又有百姓愿意养马，也有几千匹，而保留的两个监各自可以牧养一万匹马。马匹数目比旧监多，而节省的官吏费用也不止一项，这是近世的良法，没有比得上的。”当时三省都称赞此事。后来，沙苑又隶属于陕西买马监牧司，东平监仍然被废除。崇宁元年，有关官署考核各路用田养马的数目，总共只有一千八百多匹，其中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匹；其他各路都在二百匹以下，河东路只有九匹，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都没有应募者。大概是法令虽然已经完备，却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译大观元年，尚书省说：“元祐年间设置监牧，马匹没有繁殖增多，费用却不可计算。如今沙苑最称马多，但占用牧田九千多顷，每年刍草、粮食和官署费用达四十多万缗钱，而牧养的马只有六千匹。自元符元年至元符二年，丢失的马有三千九百匹。而且平素不训练调习，不能用于军队。用九千顷土地、四十万缗钱的费用养马，却不适于使用，又有如此多的损失，利弊显然可见。现在把九千顷土地按其贫瘠程度扣除三分之一，仍可得到六千顷良田；按地价计算，每顷值五百多缗钱，以每顷土地招募养一匹马，那么百姓得到土地的利益，马匹得到适宜的饲养条件，可以继承先帝把军备寓于农业之中的意图。请下令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和同州详细审察后上报。等到看到确实有利益，再把六路新边的闲田依次推广实行。”当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求兼行招募百姓养母马，每收得三匹马驹，其中两匹归官府，一匹用来赏赐，诏令实行。这一年，臣僚说岷州应募养马的达到一万多匹，于是从守、佐官以下，依次分别赏赐。第二年，诏令熙河路各县、镇、城、砦、关、堡的官员兼管给地牧马事务。大观四年，又停止京东、京西两路的给地牧马，恢复东平监。政和二年，诏令各路恢复实行给地牧马，重新废除东平监。政和五年，提举河东给地牧马的尚中行因为奏报拖延，又想擅自更改法令，诏令授予他远小监当官。于是人人都急着执行命令，牧守、提举中因率先办成而升官、按等级受赏的很多。政和七年，有关官署说给地牧马增加了数量，法令已经制定、命令已经完备，各路都来报告功效。于是下令各路春秋两季集中训练，以备选用。命令下达后，奉行此事的人更加卖力。蔡京罢政后，新的掌权者又说给地牧马不便利。宣和二年，诏令废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的条令，收回现有马匹供军队使用，凡牧田以及设置监牧的地方都恢复旧制。又恢复东平监。各监的兴废本来就不一致，但沙苑监始终没有废除。给地牧马的法令废止后，过了三年又恢复实行。当时牧田已经有很多被分给、占用，于是诏令规定，现今管有的以及已经拘收的牧田，如果官司擅自再次请求占用，就按违制论罪。宣和六年，又诏令制定赏赐标准：如果一条路招募牧马达到三千匹，州辖各县达到一千匹，县达到三百匹，提点刑狱、守令各升一官；超过一倍的，再减少磨勘年限。于是各路应募牧马的有八万七千六百多户，共养马二万三千五百匹。已经按照上诏推行赏赐，兵部的正、副长官也因为兼管八路马政而升官。然而北方发生战事，马政也更加紧迫了。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说：“自祖宗以来，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地势高而凉爽的地方，设置监牧共三十六所，近年几乎全部废除。民间混杂饲养马匹来充当役用，官吏只图用文书敷衍塞责，再也没有良马了。如今各军缺马的超过一半，应当恢复旧制，并根据当前需要，清查天下马匹，酌量给付马价；这样不用十天，几万匹马还可以筹办起来。”然而当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他的主张了。保甲养马始于熙宁五年。此前，中书省、枢密院曾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文彦博、吴充说：“国家的马匹不应该缺少。现在的法令规定，马死了要责令赔偿，恐怕不是百姓所愿意的。”王安石认为法令下达后，京畿投递文书请求养马的已经有一千五百户，绝不是受到强迫，因此更加坚持自己的论点。五月，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中愿意牧养马匹的听其自便，仍从陕西所买马中选取发给他们。熙宁六年，曾布等奉诏上报养马条约：五路义勇保甲中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家产较多、愿意养两匹的，也听其自便；马匹都由监牧提供现有马，或者官府给钱让他们自行购买，不得强行摊派。府界不得超过三千匹，五路不得超过五千匹。除追捕盗贼外，骑马越过三百里的，予以禁止。在府界的，免除估量草料二百五十束，并另外给钱布；在五路的，每年免除因缴纳钱粮而发生的折变。三等以上，十户编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编为一社，用来承担马匹病死、逃失和赔偿责任。保户的马死了，由保户独自赔偿；社户的马死了，由社户赔偿一半。每年检查马匹肥瘦，禁止官吏苛刻扣留。共十四条，先在府界颁行。五路则交给监司、经略司和州县重新斟酌办理。于是保甲养马在各路实行起来。当时河东骑军有马一万一千多匹，轮番戍守通常十年轮换一次。朝廷商议想节省费用，于是实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说：“河东正军有马九千五百匹，请暂时停止官府给马，用义勇保甲所养的五千匹补足数额，等正军马不足五千匹时，才开始实行配给。”这件事下发中书省、枢密院。枢密院认为：“官府养一匹马，每年要花二十七千钱；百姓养一匹马，只免除因纳钱而折变的六千五百钱，折合粮米缴纳其价，需十四千四百钱，其余都由百姓承担，百姓决不会愿意。况且减少军马五千匹，边防事务凭什么准备？如果仍照旧保留官军马匹，逐渐让民间自愿牧养，不以五千匹为限，从道理上说才可以。”中书省说：“官府养一匹马，按中等价格计算要二十七千钱。招募百姓牧养，可以节省八万多缗杂费。计算前两年，官马死亡数是保甲马的两倍。保甲有马，还可以训练作战、抵御盗贼，公私双方都有利。”神宗最终听从枢密院的意见。熙宁九年，京畿保甲养马停止发给钱布，只免除输纳草料，并增加马匹数额。元丰六年，抽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训练骑马作战，并用本路盐利钱供给费用。每二十五千钱令其购买一匹马，仍以五年为期限。元丰七年，诏令京东、京西两路的保甲免除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钱十千；京东限十年达到数额，京西限十五年达到数额。设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由吕公雅、京东由霍翔主管。废止乡村按物力养马的命令，养户马的人免养保甲马，这些都是霍翔陈述的。

译霍翔和吕公雅掌管提举事务后，提出了许多建议。他们请求借用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交给州县放贷取息，用来赏赐马匹养得肥壮以及繁殖增多的人。愿意把私马烙印登记为保马的，听其自便。养马达到三匹的，除免除差役外，每匹还允许以家中次丁一人赎免一次杖罪，但侵害、损害他人的罪行不在此列。诏令全部同意。吕公雅又规定每都每年购买二十匹马，原定十五年完成的期限缩短为两年半。京西不产马，百姓贫困，更加难以承受；神宗担心有关官员责令的数额过多、百姓不了解皇帝的本意，于是诏令按照原来的命令办理，只稍微增加数额。吕公雅于是请求每都每年购买八匹，期限八年；山区县限十年。霍翔又上奏说本路马已经达到一万匹，请求命令各县弓手每人养一匹，以赎免失职未能捕获盗贼的罪。哲宗即位后，认为新法不便利的人把保马法列为最急需改革的事项。于是诏令说：“京东、京西保马的期限非常宽松，有关官员却不致力于遵守执行，以至造成烦扰。先帝曾亲自下诏责问，如今仍未能遵守。两路买马年限都按照元丰诏令办理。”不久又诏令把两路保马分配给各军，剩余马匹交给太仆寺；不能配给使用的，退还民户，并责令有关官员按马价赔偿。霍翔、吕公雅都因罪罢职，保马法也随即废止。户马法，庆历年间曾经诏令河北民户按照财产力量养马，以备官府购买。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提出此事，才开始参照实行。当时各监已经废除，军队依靠买马供给，而义勇保甲的马又由官府供给，朝廷为马匹缺乏而忧虑。元丰三年春天，因为王拱辰的请求，诏令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各路的州县民户，各自按照资产购买马匹：坊郭户家产达到三千缗、乡村户家产达到五千缗，或者坊郭、乡村户家产总计达到三千缗以上的，各养一匹马；资产增加一倍的，养马数也相应增加一匹，最多到三匹为止。马匹须高四尺三寸以上，年龄限在八岁以下；到了十五岁就重新购买，像起初一样登记在提举司。于是各道分别上报数目：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匹，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匹，河北西路八百五十四匹，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匹，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匹，河东路三百六十六匹，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匹，京东西路九百二十二匹，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匹，京西北路七百一十六匹。当时刚制定这项法令，神宗担心商人趁机抬高价格使百姓受害，便命群牧司把骁骑以上等级的一千匹马拿出来出售，以平抑马价。熙宁年间，曾命令德顺军的蕃部养马，神宗询问其中利弊。王安石说：“如今坊、监买马，每匹要花五百缗钱；如果交给熙河的蕃部，应当不至于耗费这么多。蕃部地区适合养马，而且以畜牧为生，确实便利。”后来得到的马驹低劣矮小，丢失了还要责令赔偿，蕃部对此苦不堪言，这项法令不久就废止了。到这时，环庆路经略司又说，已经发文命令各蕃部养马；诏令检查核实，达到标准的每匹发给五匹绢，鄜延、秦凤、泾原路依此办理。当时西部正在用兵，常常调取户马供给战马；借用的归还，死亡的赔偿马价。元丰七年，于是诏令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匹供给正兵。河东就地供给本路；鄜延用永兴军等路以及京西坊郭户的马补充；环庆用秦凤等路以及开封府界的马补充。户马配给军队以后，后来就不再补充。京东、京西后来改行保马法，各路养马指挥到八年也停止了。后来实行给地牧马法，也可以说是出于户马法的意图。至于收买马匹，仍然沿用嘉祐年间的制度，在原州、渭州、德顺军设置买马司，并增加招募买马的命令。后来开拓熙河地区，就改在熙河设置买马司，秦州买马司隶属于它。元丰八年，最终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原州、渭州、德顺军各买马场都废除。随后又设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买马场，德顺军买马场也恢复了。此前，麟府路上报所买马三百匹，因为马价被加到熙河路，而且马匹大多瘦弱疲惫，于是停止本路的贸易，命军马司自行买马。当时又因边臣建议，购买岢岚、火山军出产的本地马，以增加战马。后来又因为边地人盗马越境谋利，不久这些买马办法都废止。从此，国家的马匹专门依靠在熙河、秦凤买马。熙宁七年，熙河地区发生战事，买马道路阻塞断绝。于是诏令知成都府蔡延庆兼任提举戎州、黎州买马，筹划办理此事。第二年，蔡延庆说：“威州、雅州、嘉州、泸州、文州、龙州，地界连接乌蛮、西羌，都出产良马。请交给知州、砦主，用锦缎、彩帛、茶叶、绢招募购买。”还没来得及实行，正好威州、茂州的夷人侵犯边境，而且西部边境的马已经运到，八月便诏令撤销提举戎、黎州买马事务。元丰年间，因军务兴起而缺马。元丰六年，又命知成都吕大防会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筹划边郡可以买马的地方，于是制定在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处设置买马场，但马匹都没有运来。元祐初年，便撤销了这些买马场。元祐年间，曾诏令把蜀地的马供给陕西军队，把陕西的马运往京师。崇宁五年，增加黎州买马至四千匹。然而凡是所说的蜀马，大多只是沈黎所买马；其他如戎州、泸州等州，每年和蛮人交易，只是保存优抚关系，按马匹数目付给马价。大观初年，又诏令播州夷界巡检杨荣，允许每年在南平军买马五十匹，所给赏赐按照戎州的数额办理。熙宁年间，废止券马法而专门实行招募买马，每年节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从马匹不再下槽出牧后，三司得以重新供给刍秣费用，彼此抵销；而三司每年偿付群牧司十万缗钱，用来增加买马数量。券马法废止已久，绍圣初年，提举买马陆师闵上奏请求恢复，规定蕃、汉商人愿意用马匹结券进卖的，先在各买马场验看、盖印，分别写明马价发给券，送到太仆寺偿付。陆师闵认为，券马盛行以后，就可以停止纲马。实行三年后，枢密院说，券马死亡还不到十分之一厘，而纲马死亡是它的十倍。于是赐给陆师闵金帛，加授集贤修撰，以奖励他的功劳。当时舆论已经认为券马法不对，主管买马的阎令也说这是徒然浪费。然而曾布极力推行。崇宁年间，诏令买马完全遵照元丰法。主管买马的官员，从嘉祐年间开始，由陕西转运使兼管本路监牧买马事务；后来又由制置陕西解盐官共同主管。熙宁年间，开始设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官，任命知熙州王韶担任，并以提点刑狱兼任同提举。

译熙宁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说：“卖茶买马，本来就是一件事。请求兼任提举买马。”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熙宁十年，又设置群牧行司，派人往来督办买马。元丰三年，又撤销群牧行司，恢复设置提举买马监牧司。元丰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说：“奉诏讨论专门用茶买马、用财物和布帛买粮，并把茶马事务合并为一个司。臣听说过去用茶换马，同时也使用金帛，听任蕃部选择便利的方式。近年事务机构分开后，专门使用银、绢、钱、钞，并不是蕃部所愿意的。而且茶和马这两件事，实际上相互依存。请求按照诏令办理为宜。”奏章得到批准。仍然诏令专门以雅州名山所产的茶叶作为交换马匹之用。从此蕃部送来的马稍微增多。元丰六年，买马司又撤销兼管茶务的事务。元丰七年，改诏令把买马事务隶属于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撤销后，又恢复旧制。自从李杞提出建议，茶马事务起初由提举茶事兼任买马，后来这两个职务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令说：“神宗皇帝励精图治，治理各项政务，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取得国家所需的马匹，法制已经十分完备。后来监司想侵夺茶马司的利益来帮助籴买，所以茶利不能专归茶马司，而马匹也达不到额数。近来虽然重新制定条约，命令茶马司总管运茶、博马的职务，但仍担心有关官署只顾眼前的短利，不顾长远的严重危害。三省应当谨慎遵守已经实行的制度，不得随意改变、扰乱元丰年间的成法。”从此，提举茶马事务的职任才合为一体。买马的数额，随着时势而增减。起初，原州、渭州、德顺军三处三年合计买马一万七千一百匹，但群牧判官王诲说：“嘉祐六年以前，秦州每年送到的券马有一万五千匹。如今券马法败坏了，请求下令增加买马，并优厚买马使臣的赏赐。”熙宁三年，于是诏令泾州、原州、渭州、德顺军每年买马一万匹，三年合计考核一次，以十分为标准；达到六分七厘的升一官，其余又分为三等，每增加一等，便减少磨勘年限。从此，买马的赏赐开始优厚了。当时王诲上奏《马政条约》，诏令颁行。后来熙河地区每年买马增加到一万五千匹。绍圣年间，又增加到两万匹，每年耗费五十万缗。后来就把它作为固定额数，特别下诏增加买马的，不计在这个数额以内。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抃因为超过额数买马战马达到两万匹，各升一官。孙鳌抃仍被赐予三品官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因为购买御前良马达到三万匹，按照程之邵的旧例推恩赏赐。宣和年间，宇文常、何渐等又因为遵守元丰年间的成法，节省了不可计数的费用，各自加官进职。当时像这样的人很多。赏赐制度过于优厚而又泛滥，官属从多买马中获利，不过是把劣马凑足数额罢了。马匹的调配，旧制度规定：御马以下，先供给赐予臣僚的马，其次供给各军，驿马所分得的马匹最少。熙宁初年，枢密院说：“祖宗时期，担任边职的臣僚，有时赐给带甲马，以表示没有忘记边疆事务。太平日子久了，侥幸取利的风气日益滋长。请规定：使臣、閤门祗候以上官员，充任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职务的，仍按旧例赐给马价，其余一律停止供给。”奏议获准。熙宁十年，群牧司又说：“去年供给安南行营、两省、宗室、诸班直、各军以及各司的马，总共三千多匹，尚未发给的还有两千匹。请裁减宗室以下所给的马匹，各司停止供给。”朝廷听从了。从停止设置监牧到这时，马匹才开始出现缺额。熙宁初年，诏令河北骑军按照陕西、河东社马的先例设立马社，各社互相筹集钱财买马，并逐步增加官府给付的马价。不久又拿出奉宸库的珠宝十多万来充作这项费用。后来陕西马社苦于摊派征敛。元丰年间，于是诏令陕西路废止这种办法，改为由买马司供给。那时各路又设置将领，马匹不能全部供给，便发给马价，让各将领自行买马。熙河兰会路的这种马价，就作为买马的数额计算。起初，内外各军领取马匹，按例都达不到原定额数，而是根据缺额的多少，按比例补充。元丰年间改立为固定制度：凡各军缺马而应当供给的，在京城、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各路，最多补足十分之七；河北路最多补足十分之六。然而后来各军缺马的很多，绍圣三年，于是诏令提举陆师闵在年度额数之外买马三万匹，供给鄜延、环庆两路的正规军，其余发给弓箭手，并暂时不受比例限制。宣和初年，真定、中山、高阳等路缺少马匹，又发给度僧牒，命令帅臣就地买马，以补充各军的缺额。高宗绍兴二年，在饶州设置马监，由守军负责管理，选择官田作为牧地，又设置提举官。不久便废除了。绍兴四年，在临安的余杭和南荡设置马监。绍兴十九年，诏令说：“五百匹马设为一监，公马一匹、母马四匹。每监分为四群。每年繁殖的马驹达到三成、死亡达到二成以上的，都要实行赏罚。”皇帝对辅臣说：“议论的人说南方不适宜牧马。去年开始牧养，到现在两三年，已经得到几百匹马了。”在此以前，川路设置的马匹，每年在镇江牧养。这年春天，皇帝因为没有看到马匹繁殖增多，于是把它们分送给长江沿岸的各军。后来又在郢州、鄂州之间设置马监，母马、公马共有一千匹，十多年只生了二十匹马驹，而且都不能使用，于是停止了。因此，凡是战马，全都依靠秦、川、广三边供给。秦地旧有马匹两万匹。乾道年间，秦、川两地每年买马额数为一万一千九百多匹，其中川司六千匹，秦司五千九百匹。益、梓、利三路的漕司每年支出用来换马的绸绢十万四千匹。成都、利州两路十一州，出产茶叶二千一百零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取的，大致就是这些数目。庆元初年，合并川、秦两司，额数为一万一千零十六匹。嘉泰末年，两司合计为一万二千零九十四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一百二万斤〕 然而多年进行茶马交易，买马数额大多达不到规定的额数。这是因为南渡以前，买马分为两类：一类叫战马，产于西部边地，优良强健，可以用于行军作战，如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的就是这种马；另一类叫羁縻马，产于西南各蛮族地区，矮小而不合标准，如今黎州、叙州等五州所产的就是这种马。羁縻马每一纲五十匹，其中良马不过三五匹，中等马十多匹，其余都是下等马，不能骑乘。守臣和通判贪图赏格，把数量多看作可贵。马匹经过险远道路运输，纲卒又偷盗马匹的草料粮食，沿途因而死亡的马匹接连不断。成都府马务每年向长江沿岸各军发送马匹，共五十八纲，每月发给券钱、米二百缗，一年计算为一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每年向三衙发送马匹一百二十纲，所需费用相当。然而实际上从来没有按数额发足，大概是因为茶马司吝惜钱帛，马匹运到后又不立即偿付马价所致。

译旧制度规定，从各蛮族中买马，良马和劣马都有固定价格。绍兴年间，张松担任黎地的军卒，想让买马数超过额数以求得赏赐，于是提高价格买马。夷人贪得无厌，提出的要求更加过分。后来邛部川蛮自恃有功，赵彦博开始用细茶、锦缎给他们。他们每次出售马匹时，又以茶和锦缎不好为借口。庆元年间，金人已经失去冀北地区，马匹运到秦司的也很少了。原来川、秦两地购买的马匹运往密院，大多在路上死亡。绍兴二十七年，诏令川马不再运往行在，分隶给长江沿岸各军：镇江、建康、荆州、鄂州各军七百五十匹，江州、池州各军五百匹，殿前司二千五百匹，马军司、步军司各一千匹，川马中优良的二百匹进献御用。这就是绍兴十九年所确定的标准。所谓广马，建炎末年，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求买马运往行在。绍兴初年，隶属于经略司。绍兴三年，在邕州设置买马司并设提举官，向罗殿、自杞、大理等蛮族买马。不久，买马司被废除，由帅臣负责。绍兴七年，胡舜陟担任帅臣，一年中买马二千四百匹，诏令予以奖赏。后来马匹质量更加优良，每年耗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匹、絁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换得马一千五百匹。必须身高四尺二寸以上才买。马价是白银四十两，每增加一寸，就增加白银十两，有的马价达到六七十两。当地人说，尤其高大骏良的马，在产地有时能换得黄金二十两，每天可以走四百里，只是官定价格已经确定，无法用这样的价格买到。自杞各部落本来没有马，大概是转手从南诏买马。南诏就是大理国。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到横山砦请求买马，邕州知州姚恪把金帛盛陈出来给他们看，以此夸示富有。这些人大为高兴，拿出一份文书，署名“利贞二年十二月”，约定第二年带马前来。他们索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以及医书、佛经等书，姚恪厚赠并送他们离去，却不敢上报朝廷。岭南本地出产小型马，每匹价值十多千钱，与淮南、湖州所产的没有不同。大理连接西戎地区，所以马匹很多；虽然在广南互市，实际上仍然是西马。每次选择其中优良的送往三衙，其余交给长江沿岸各军。宝庆四年，两淮制置司购买北方马五千多匹，其他郡也常常不停地买马。咸淳末年，有个叫纪智立的人献策，认为两淮的军将、武官、豪门大族都养马，可以实行按比例借马：大约三匹中借出两匹，两匹中借出一匹，一匹则全部征用，编组成队，用来协助防守长江；并让各人饲养的马匹由服役人员骑乘，官府优厚发给一年月钱，以半年为期，长江水面安宁后就放归。他又说，陈岩镇守招信军时，所编组的马达到七千匹，曾出没于张耀一带，这就是验证。臣僚说：应当仿照祖宗遗留下来的意旨，赶快谋划与北方和平买马；每出一匹马，就免除马主某一项差役。只是川、秦的马匹，陆路运输要经过高山重岭，迂回曲折，险峻难行；水路运输则峡江水流湍急，滩涂沙碛险恶。每运输一纲，公私费用都是马价的十倍，人和马都疲惫不堪。对上耗费国家财用，对下困扰州县。纲兵所经过的地方，危害甚至超过盗贼。虽然臣僚们反复提出条陈，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难道马政各自根据当地风土的适宜情况办理，而不适合东南地区吗？《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上天有五种元气来养育万物，木德主生长，金德主杀伐，二者似乎相互违逆，实际上却是始终相承、彼此成就的道理。先王设置刑罚来纠正百姓，就一定用温厚、慈爱、惠施、和缓的态度来实行。用义来裁断，用仁来推行，那么刑罚震慑、仇杀戮杀的威势，并不是要百姓死亡，而是为了求得他们生存。《尚书》说：“士师以刑罚适中来制裁百姓，以教导他们敬畏德行。”这是说刑罚用来辅助教化，使人畏惧威严、远离罪过，并引导他们趋向善行罢了。唐尧、虞舜的治理，本来也不能废除刑罚。只是用礼来防范；礼防范不到的地方，才用刑罚加以辅助罢了。王道衰落以后，礼制毁坏废弛，才开始专门依靠法律来束缚百姓。于是制定刑书，希望百姓不犯法，但混乱的案件却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治本与治末没有先后秩序，不能相互配合的缘故。宋朝建立后，承接五代十国的动乱，太祖、太宗颇多采用严刑峻法来惩治奸邪，并且每年亲自审理案件、审察囚犯，力求做到明察慎重，以忠厚仁慈为根本。四海都平定后，文教逐渐兴盛。士人初次参加官员考试，都学习律令。宋朝君主一贯以宽仁治理国家，所以立法制度严密，而实际用法时却宽恕。案件稍有疑点，复核上奏后往往就能减刑或宽免。考察那盛世相继、和谐安定的时期，天下百姓都以活着为乐，十分害怕犯法，治理成就超过了三代的美盛。元丰以来，刑书更加繁杂，不久奸邪之人一同进用，刑法政务便混乱了。国家南迁以后，刑罚权下移到地方，州郡官吏也颇为专擅，而刑罚的宽严取决于任职官员。但历代仍然知道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即使有时失于慈弱，祖宗遗留下来的旨意大概还没有泯灭。现在选取其中的事实，撰成《刑法志》。宋朝的法制沿袭唐代的律令、格式，并随着时势有所增减，于是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各自另有《敕》。建隆初年，诏令大理寺判官窦仪等进呈《编敕》四卷，共一百零六条，诏令与新制定的《刑统》三十卷一起颁行天下，斟酌刑罚轻重，规定得很详尽，世人称为公平允当。太平兴国年间，把《敕》增加到十五卷；淳化年间，又增加一倍。咸平年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诏令给事中柴成务等删去繁杂混乱的内容，确定可以作为《敕》的二百八十六条，依照律文分为十二门，共十一卷。又制定《仪制令》一卷。当时人认为它简明易行。大中祥符年间，又增加三十卷，共一千三百七十四条。另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并行。

译仁宗曾问辅臣：“有人说先朝的诏令不能轻易改动，是真的吗？”王曾说：“这是奸邪小人迷惑皇上的话。咸平年间删定的内容，是太宗诏令中十项保存一两项，删去繁密部分以便利百姓，有什么不能改的？”于是诏令内外官员议论《敕》的得失，命官员修订，取《咸平仪制令》以及各项制度约束中已经载入《敕》的五百多条，全部附在《令》后，名为《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编成，把《农田敕》合为一书，比《祥符敕》减少一百多条。其中归入法定刑罚的，大辟类十七条，流刑类三十四条，徒刑类一百零六条，杖刑类二百五十八条，笞刑类七十六条；配隶类六十三条，大辟以下须上奏听候诏旨的七十一条。这些都属于律令之外的规定。颁行以后，又下诏说：“敕令是治理国家的纲纪，如果屡屡动摇，众人的听闻就会更加迷惑，怎么能用来教导天下呢？从今以后，有关官署不得随意请求删改。有不便实行的，由中书、枢密院上报。”然而到了庆历年间，又重新删定，增加五百条，另编为《总例》一卷。后来又修订《一司敕》二千三百一十七条、《一路敕》一千八百二十七条、《一州敕》《一县敕》一千四百五十一条。其中归入法定刑罚的，大辟类总计三十一条，流刑类总计二十一条，徒刑类总计一百零五条，杖刑类总计一百六十八条，笞刑类总计十二条；配隶类总计八十一条，大辟以下须上奏听候诏旨的总计六十四条。这些又都是《编敕》以外的规定。嘉祐初年，因为枢密使韩琦进言，内外官吏和士兵的俸禄没有明确成文的法令，于是命令把有关规定分类编次，制定《禄令》。三司又把驿站供给的名目和数量写入《驿令》。韩琦还说：“从庆历四年到嘉祐二年，敕令增加到四千多条，前后互相抵牾。请下诏内外官员，仿照天圣年间的旧例，议论《敕》的得失。”嘉祐七年，书编成，共一千八百三十四条。与《庆历敕》相比，大辟增加六十条，流刑增加五十条，徒刑增加六十一条，杖刑增加七十三条，笞刑增加三十八条；配隶增加三十条，大辟以下须上奏听旨的增加四十六条。又另编《续附令敕》三卷。神宗认为律文不足以周全应对各种事情，凡是律文没有记载的，一概依据敕令裁断，于是重新确定名称为敕、令、格、式，而律文始终保存在敕令之外。熙宁初年，设置机构修订敕令，诏令内外官员议论法律中不便实行的地方，集中讨论后重新确定；其中可以长期采用的，给予奖赏。元丰年间，终于编成二十六卷，又下令让二府参与校订，然后颁行。神宗留心法令，每当有关官署进呈拟定意见，常常加以审正。他曾说：“法律出自道，人能够体察并实行道，制定法律就足以穷尽事理。”又说：“禁止已经发生的事情叫作敕，禁止尚未发生的事情叫作令，在这里设置条格以等待将来适用叫作格，使他人仿效实行叫作式。修订法书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于是，凡是涉及笞、杖、徒、流、死刑，从名例以下直到断狱，共十二门，属于刑名轻重的，都编为敕；从品官以下直到断狱，共三十五门，属于约束禁止的，都编为令。命官的等级十七等，吏、庶人的赏赐等级七十七等，又有倍、全、分、厘五种等级，凡是有等级高下的都编为格。表奏、账籍、关牒、符檄等共五卷，凡是具有格式规范、可以作为范本的都编为式。元祐初年，中丞刘挚说：“元丰年间编修敕令时，把旧日属于敕的许多条文移入令中，大概是因为违反敕的法律较重，违反令的罪较轻，这足以看出神宗仁厚的德行。但有关官署不能推广这一原则，反而增加条目，分割析解旧制度，因为一言一事就随意制定一条法律，立意苛刻、文辞隐晦，不能概括事物的实际情况。实行了没有多久，大概已经多次变更。应当把庆历、嘉祐以来的新旧敕令互相参照，取舍删正，编成一代的法典。”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条文烦琐细碎，难以查考使用。于是诏令刘挚等刊正删定。哲宗亲自执政后，不专门采用元祐年间的近例，逐渐恢复熙宁、元丰的制度。从此以后，使用法律时前后冲突，改动变更纷纷不断，刑法制度便混乱了。崇宁元年，臣僚说：“有关官署所遵守的是法律，法律没有记载的事情，才可以引用条例。如今引用条例来破坏法律，是不合理的。”于是命令各曹把前后使用过的条例分类编修，与法律相抵触的删去。不久又下诏恢复元丰年间的法制，元祐年间的条例全部废除。徽宗经常亲自下发手写御笔诏书，改变扰乱旧有章程。靖康初年，群臣说：“祖宗有确定的法律，因事修改时，就在相应条文旁附加说明，有关官署容易奉行。蔡京执掌国政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意，请求下发御笔诏书，超出法令之外，前后互相抵牾，应当命令把这些内容详细抄录，交给编修敕令所，参照国初以来的条法，删削修订，编成书籍。”诏令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这部书最终没有编成。高宗迁徙流离，断例散失。建炎以前，凡是施行的法令，大多出自官吏私下省记的内容。建炎三年四月，才开始命令取嘉祐年间的条法与政和年间的敕令，对照修订后施行。嘉祐法与当时现行制度不同的地方，除官制、役法之外，赏格取较重的规定，条约取较轻的规定。绍兴元年，书编成，名为《绍兴敕令格式》，但官吏书面省记的内容仍被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说：“法令明明都在，官吏尚且能够借此作奸，如今一概采用他们私下省记的文字，欺骗蒙蔽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十一月，于是诏令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的文字并颁行。当时京城通用的敕令中，有些已经被改动、不应再引用的文字，因为大理正张柄进言，也诏令删去。绍兴十年，右仆射秦桧进呈这部书。然而自从秦桧专权以后，大多依据都堂批状、指挥办事，并把它们混入吏部后续颁下的条册中，修书的人有所畏惧顾忌，不敢删削，以至于它们与正式成法并行。吏部尚书周麟之说：“不是天子，不能议论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书。”于是诏令删去这些内容。到了乾道年间，臣僚说：“绍兴以来，陆续颁下的指挥大约有几千条，前后抵牾，难以考核。”诏令大理寺官员详细审查疑难条文，确定可以或不可以采用的内容，分类申报刑部，再按照所属事务分别送给六部的长官和副长官参详。乾道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进呈这部书，名为《乾道敕令格式》，乾道八年颁行。当时法令虽然齐备，但官吏一概按照条例办事；法律规定应当如此而没有相应条例，事情就拘泥不行，甚至隐瞒条例来破坏法律，等到贿赂送到，才设法编造条例。

译淳熙初年，诏令刑部只许采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司只许采用捕获盗贼推算赏赐的条例，以及乾道年间经置条例的事务指挥，其余一概不得引用条例。不久臣僚说：“乾道新书中仍有许多前后抵牾之处。”诏令户部尚书蔡洸详细审定，共删改九百多条，名为《淳熙敕令格式》。皇帝又认为这部书散漫零乱，执行法律时官员没有时间全部阅览，官吏因而能够藏奸，于是命敕令所分门别类编成一书，名为《淳熙条法事类》，这是以前法令中从未有过的编法。淳熙四年七月，颁行此书。淳熙末年，议论的人仍认为新书有许多遗漏，官署引用时，偶尔有迎合人情、便于私人的地方。又命刑部详细审定，到光宗时期仍未完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才进呈这部书，共一百二十卷，名为《庆元敕令格式》。理宗宝庆初年，敕令所说：“自从庆元新书施行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了，过去颁下的指挥几乎涉及各种事情：有的是旧法概括得不完整，文意不明，必须参照后续颁下的指挥；有的是旧法原本没有，后来因事制定成固定制度；有的是已有旧法，后续指挥却没有必要引用；有的是一时的权宜办法，不能作为常法。条目越来越繁多，已经无所遵守，请求考订确定。”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进呈这部书，名为《淳祐敕令格式》。淳祐十一年，又取《庆元法》和淳祐新书删削润色。其中修改一百四十条，新制定四百条，增加五十条，删去十七条，共编成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一直遵照施行，不再更改确定。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前后不时有所增删，数量多得无法尽数记载。五代衰败混乱时期，禁令繁多严密。宋朝建立后，删除苛刻严峻的规定，历代都有所更定。执掌法律的官吏逐渐任用儒臣，力求保存仁慈宽恕；凡是用法不违背原则而又适合时势的，都记录下来。太祖接受禅让后，开始制定折杖制度。流刑共四等：加役流，脊杖二十，服劳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服劳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服劳役一年；流二千里，脊杖十七，服劳役一年。徒刑共五等：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二年，脊杖十七；徒一年半，脊杖十五；徒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共五等：杖一百，臀杖二十；杖九十，臀杖十八；杖八十，臀杖十七；杖七十，臀杖十五；杖六十，臀杖十三。通常使用的官杖，按照周显德五年的制度，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超过二寸，厚度以及小头直径不得超过九分。徒刑、流刑、笞刑都通用通常的刑杖；徒刑罪判决后只执行杖刑，不再服劳役。在此以前，藩镇跋扈专横，以擅自杀人为威势，朝廷姑息迁就，大多置之不问，刑部复核案件的职权也废弛了。建隆三年，命令各州上奏判处大辟的案件，必须经过刑部详细复核。不久恢复旧制：由大理寺详审判决，然后交刑部复核。各州的案件，则由录事参军和司法掾共同审判。从此，内外审理案件、确定罪名，都有官员相互复核监察。又担心刑部、大理寺用法有失，于是另设审刑院加以审议。官吏如果一次判案过重，或者终身不得升迁，因此都力求公平持平。唐代建中年间的法令规定：盗窃赃物达到三匹绢的，处死。唐武宗时期，盗窃赃物达到一千钱的，处死。宣宗即位后，才废止这一规定。汉乾祐年间以来，用法更加严酷，百姓盗窃一文钱也按死罪论处。后周初年，深切惩戒这种弊端，又遵循建中年间的制度。太祖仍认为刑罚太重，曾把标准增加到三千钱，并规定每陌以八十钱为限。不久下诏说：“禁止百姓作恶，所以设置法令；面对百姓施法，应当简明，务必做到哀怜宽恕。盗窃行为的发生，本来不是造成巨大危害的恶行。近来朝廷制定的制度比律文更重，不符合爱护人的宗旨。从今以后，盗窃赃物满五贯、足陌的处死。”旧法规定，强盗拿着武器，即使没有伤人，也一律斩首示众。又下诏说，只要没有伤人，就只按赃物数额定罪。命令各州捕获盗贼后，如果罪状和证据没有查明，不得拷掠审讯。应当讯问的，先详细禀告长官，得到判定后才可以审讯。凡有关官署擅自拷掠囚犯的，按私罪论处。当时天下刚刚平定，刑法典籍松弛废弛，官吏不熟悉律令，州牧、郡守又多是武人，往往任意用法。金州防御使仇超等人因故意把人判入死罪获罪，被除名并流放海岛，从此人们才知道奉行法令。开宝二年五月，皇帝因为暑气正盛，深深想到囚犯被拘禁的痛苦，于是下手诏说：“两京和各州，命令长吏督促狱掾，每五天检查一次，洒扫监狱，清洗枷锁刑具。贫困到不能维持生活的人，供给饮食；患病的人，供给医药；罪情较轻而被拘禁的，立即审决遣送，不得拖延滞留。”从此，每年仲夏都重申这道敕令，成为常规。皇帝每次亲自审录囚徒，专门致力于敬慎怜恤。凡是御史、大理寺官属，尤其严格选择。他曾对侍御史知杂事冯炳说：“我每次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审理案件，使天下没有冤民，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于是赐给他金鱼袋、紫衣来勉励他。开宝八年，广州上言：“先前诏令规定，盗窃赃物达到死刑标准的，要上奏裁决；岭南遥远，复奏容易拖延，请求不必等待答复。”皇帝看了奏章，悲悯地说：“海边偏远地区的民众，习惯贪婪粗暴，偷盗本来就是常事。”于是下诏：“岭南百姓犯盗窃罪，赃物满五贯至十贯的，判杖刑、黥面、配役；十贯以上才处死。”

译太宗在位时，常常亲自听取审判；京城监狱中有疑难案件的，多亲临裁决，往往能够洞察隐微之处。太平兴国六年，下诏说：“各州重大案件，长吏不亲自审决，胥吏便从中寻找机会作奸，捕捉证人和佐证人员，牵连扩展，超过一年案件还没有审结。从今以后，长吏每五天审察一次囚情，案情查清后立即判决。”又规定审理案件的期限：大事四十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如果不再另行拘捕证人即可审决的，不得超过三天。后来又制定法令：“审决案件超过期限的，依照官文书耽误期限的法律论罪，超过四十天就上奏裁决。若事情必须拘捕证人而导致拖延，应由当地把事情上报。”然而州县拘禁犯人，往往仍以查究根源为名，追捕骚扰常常弄到家破人亡。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进言，命令外县每五天把拘禁、释放的罪人数目详细列报州府。州府监狱另设簿历，长吏负责检查，每三五天提审询问、疏理案件，每月汇总上奏。刑部查阅其中拘禁人数较多的，就命官员立即前往审决遣送；有冤屈滞留的，就降职罢黜州中官吏。恰逢两浙转运司也说：“本辖区各州拘禁的囚犯满狱，长吏往往隐瞒遗漏，谎报狱中空无囚犯，大概是害怕朝廷责问案件拖延。”于是诏令说：“谎报狱空以及隐瞒囚犯数目的，必定加重惩罚；告发的人给予奖赏。” 在此以前，各州判处流刑的犯人都要押送京城，有的地方借细小事情牵连株连，犯人在路上非正常死亡的，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张齐贤又请求：“凡罪人到了京城，选择清正强干的官员审察询问。如果明显受到沉冤屈枉，就罢免有关官吏。并且只押送罪犯本人，家属等候诏旨；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免于一同押送。”于是诏令说：“各地犯徒刑、流刑的罪人，都配役于当地牢城，不再转送京城。” 雍熙元年，命令各州每十天详细上报囚犯账目、所犯罪名和拘禁天数，使刑部专心加以纠察。皇帝阅览各州奏报的案件，发现有的州拘禁三百人。于是命令把留在门下、寄押在别处、取保在外以及寄居客店养病的人，也都按拘禁人数计算，分别列明上报。审问案件超过期限、可以判决却不判决、罪事很小却长期拘禁的，有关官署要驳正上奏。开封女子李氏曾击登闻鼓，自己说没有儿子，身体又有病，一旦死去，家产无人托付。诏令开封府按照她的意愿裁处。李氏没有其他亲属，只有父亲，有关官署于是把她的父亲拘禁起来。李氏又到登闻鼓院，申诉父亲被拘押。皇帝惊骇地说：“这件事哪里应当拘禁，京城之下尚且有这种情况。天下这样广大，怎么会没有冤枉滥刑呢？我遗憾不能亲自审决四方的案件，本来就不怕劳苦！”当天便派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理判决刑狱。怠慢懈怠的官吏，弹劾其罪上报；办事明敏、刑狱没有积滞的，也把姓名上报。开始命令各州每十天审察一次囚犯。皇帝曾对宰相说：“御史台，是宫门之前、天下四方纲纪准绳所在的地方。我听说御史台审理案件时，御史大多不亲自到场，垂帘端坐，故作从容，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审讯查案的责任交给胥吏，想求得没有冤屈滥刑，怎么可能呢？”于是诏令御史审决案件必须亲自办理，不得专门交给胥吏。皇帝又曾告诫宰臣说：“我每次阅览大理寺上奏的案件，常常只是细小项目没有完备，发文要求复查，动辄牵涉数千里以外，使囚犯长期拘禁，实在可怜。你们应当详细斟酌，不涉及人命的案件，就按罪情分别处理，不必再审。”开始命令各州笞刑、杖刑案件，只要不需要拘捕证人，长吏就立即判决，不再交给有关官署。群臣奉诏审理案件，案件审结后，用驿马传送上报；有关官署判决后，又用驿马传送到州里。凡是上报的疑难案件，经详细复核而没有疑点的，相关官吏一并按违背制度论罪。应当上奏的疑难案件，也用驿马传送上报。雍熙二年，命令盗窃赃物满十贯的上奏裁决；七贯的，判杖刑、黥面、隶属于牢城；五贯的，配役三年；三贯的，配役二年；一贯的，配役一年。其他仍按旧制度办理。八月，又分派使臣巡按各道。皇帝说：“我对托付给我的刑狱事务，早晚都焦虑劳苦，只是担心有冤屈滞留罢了。”十月，亲自审录京城被拘禁的囚犯，一直到日暮。近臣有人劝说劳苦过度，皇帝说：“如果恩惠能够施及无告之人，使刑狱诉讼公平允当，不至于枉曲错断，我心里深感适意，这有什么劳苦呢？”于是对宰相说：“内外臣僚如果都留心政务，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古人治理一县、镇守一郡，尚且能使飞蝗避开境内、猛虎渡过河去。何况如果能够惠养百姓，申理冤屈滞案，难道不能感召和气吗？我常常亲自勤勉而不懈怠，这个志向一定不会改变。有人说有关官署的琐碎事务，帝王不应亲自裁决，我的想法却不同。如果以尊贵至极自居，下面的实情就不能上达了。”从此，严寒酷暑或雨雪稍有失常，皇帝就亲自审录被拘禁的囚犯，常常予以宽免减刑。各道则派官员巡按审决，逐渐成为常规，后世遵行不废，见于各帝本纪。在此以前，太祝刁衎上疏说：“古代把奸邪之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如今却把远方的囚犯全部押到宫阙之下，分配劳役。京城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怎么可以让流放的囚犯聚集在这里服役？《礼记》说：‘在街市上处决罪人，让众人共同弃绝他。’由此可知，皇帝居处和宫殿之中，不是执行法律、施用刑罚的地方。希望从今以后，外地的罪人不许押送到京城，也不要留在各项事务中充役。御前不执行判决刑罚，殿前引见司所掌的钳、黥刑具和敕令刑杖，都交给御史、廷尉、京府使用；有时派出宦官，有时命法官，依礼监督刑罚科条，以彰明刑罚、谨慎用法的意思。”皇帝读到奏疏非常高兴，下诏褒奖答复，但不能采纳。

译雍熙三年，开始任用儒士担任司理参军、判官，命令各州审讯囚犯，不必所有官员共同监视；禀告长吏，得到判决后才审讯囚犯。刑部官员张佖说：“官吏枉曲判处死罪的，请稍微加重条文，用来要求他们明察慎重。”于是开始制定制度：应当判决却错误判入死刑的，不得以官品减免或赎罪；检法官、判官各削去一任官职，检法官仍须赎铜十斤，长吏则停职。不久设置刑部详覆官六人，专门审阅天下上报的案牍，不再派审讯案件的官吏。又设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都由京朝官担任。各州有重大案件，就乘驿传前往审讯。临行辞别皇帝时，皇帝必定亲自前来派遣并告诫他们说：“不要使案件牵连蔓延，不要使案件滞留。”都赐给他们装钱。回来后，必定召见询问所审案件的情况，并把有关规定写成定令。从此，大理寺判处杖刑以下的案件，也必须由刑部详审复核。又凡是刑部驳回、案牍尚未完备的天下案件，也命令详审复核后才能上奏。刑部判官李昌龄说：“旧制是大理寺确定刑罚后送刑部，详覆官核对法律条文，主判官写下判决意见，然后具奏。到了开宝六年，因为缺少法直官，导致两司共同判决并确定复核意见。现在应当命令大理寺判决的案牍，由寺官盖印署名后送详覆；如果判得恰当，就送回大理寺共同上奏；如果不当，就详细驳正上报。” 淳化初年，开始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凡是辖区内的州府，每十天上报一次囚犯账目；有疑难案件没有判决的，就派人乘驿传赶去审查。州县拖延不判、审理不实的，长吏就弹劾上奏；佐史和小吏也允许酌情进行按察弹劾。皇帝又担心大理寺、刑部的官吏舞弄文书、巧为诋毁，于是在宫禁中设置审刑院，任命枢密直学士李昌龄主持院务，并设置详议官六人。凡是案件上奏，先送达审刑院，盖印后交给大理寺、刑部判决复核，再上报。然后送到审刑院详细议论、申报复核，裁决完毕后交给中书省。中书省认为妥当，就立即下发；认为不妥的，由宰相复核上奏，皇帝才下令定罪执行。这是慎重到了极点。大理寺审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审复核，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淳化三年，诏令御史台审讯徒刑以上的案件，案件审结后，命尚书丞郎、两省给事中和舍人以上官员中的一人亲自前往审察询问。不久又下诏说：“案件无论大小，从中丞以下的御史都要亲临审讯询问，不得专门交给有关官署。”自端拱以来，各州司理参军都由皇帝亲自选择；百姓有到宫阙申诉冤屈的，也派御史台使臣乘驿传前往审查审讯，几年之间，刑罚清明，积案减少了。不久，各路提点刑狱司从来没有平反冤案，于是诏令全部撤销，把相关事务归还转运司。至道二年，皇帝听说各州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有些案情可疑，官吏害怕被有关部门驳回，不敢把案件上报。于是诏令规定，死刑案件中有疑点的，应当把完整案情申报转运司，选择辖区内熟悉法令、精于审理的人来判决；需要上奏的才上奏。真宗性情宽厚仁慈，尤其慎重对待刑罚。他曾对宰相说：“执掌法律的官吏，不可以轻率授任。有不称职的，应当追究推荐他的主官，以惩罚任用不当。”审刑院推荐详议官，让他们到刑部试判案件三十二道，选取援引法律明确详尽的人。审刑院每次上奏案件，都命令先详细写明案情，皇帝亲自阅览，第二天再等待皇帝的指示，裁定刑罚轻重，一定使刑罚与罪行相当。咸平四年，采纳黄州知州王禹偁的请求，各路设置病囚院，徒刑、流刑以上的犯人有病的安置在那里，其余病囚则责令保释在外。景德元年，诏令说：“各道州军审判案件，其中有些宣敕没有确定刑名，只说应当施行最重的判决，当地就立即按大辟处理，很不公平允当。从今以后，凡是说‘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而没有明确刑名的，不得判决执行，应当把完整案情上报。” 四年，重新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官。此前，皇帝亲笔记录六件事，其中一件说：“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慎重选择各级官员，这是我没有一天不挂念的事。我所担心的是，天下各地掌管刑狱的官吏，未必都能选用得当；一个人蒙受冤屈，就会招来灾异。如今军民事务，虽然有转运使，但地方遥远，无法周遍了解。先帝曾经选派朝臣担任各路提点刑狱官，现在可以恢复设置，仍以使臣作为副职，命中书、枢密院选择官员。”又说：“河北、陕西地处边防要地，更必须选用得当的人，须是性情平和而有操守的人。”皇帝亲自选定太常博士陈纲、李及，其余人选拟定姓名后上报，都召来在长春殿答对，然后派遣他们。宫中发出御前印纸作为考核簿，记载他们的功绩，任期届满回来后，评议功劳并施行赏赐。如果对刑狱中的枉法和滥刑不能检举，对官吏的旷职懈怠不能弹劾奏报，专门采取畏缩回避态度的，都处以重罪。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收受财物，证据确凿的，希望按枉法论罪；罪至死刑的，加判劳役流放。”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御史台曾审讯杀人贼，案件已经审理完毕，知杂御史王随请求把他剐割处死，皇帝说：“五刑自有固定制度，为什么要这样惨毒呢？” 入内供奉官杨守珍出使陕西，负责督捕盗贼，因而请求说：“擒获罪当死刑的强盗，希望交给我施行凌迟，用来警戒凶恶之徒。”诏令说：“捕获盗贼后送交所属官府，依法论罪处决，不得使用凌迟。”所谓凌迟，是先割断人的肢体，然后割断喉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法。真宗大体仁慈宽恕，这种惨酷的刑罚，太祖、太宗等祖宗也从未使用过。起初，殿中侍御史赵湘曾建议说：“圣王施行刑法，必定顺应天道。汉代制度规定死刑案件，要到整个冬季才处决。这是古代的善政，应当实行。况且十二月是承天节，是天下万方祝颂的时候，而死刑仍照常处决。何况十一月阳气刚开始出现，气势还很微弱，审议案件、缓用刑罚，是为了助长阳气、抑制阴气。希望在十一月、十二月期间，天下死刑案件中尚未结案定罪的，再命令详细复核；已经结案定罪的，也不要处决。各地要更加厚加怜恤，打扫牢房，供应饮食、柴炭等物，并加以防护，不使囚犯发生其他意外。情状值得怜悯的，奏请皇帝裁决。依法应当处决的，等整个冬季过去才处决。在京城的死刑犯，到了初春正月，也是施庆行惠的时候。希望皇帝在万机之余，亲临殿堂审阅案件；情状值得怜悯的，特别从轻减免，这也是把圣上的恩泽传播到无穷远的方法。况且愚民因犯罪而尚未处决，延缓两个月也不算拖延。如果用刑顺应阴阳，那么四时之气就会调和；气候调和，百谷就会丰收，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皇帝看了奏章，说：“这确实是好事。但古今制度不同，沿革也不一样，实行它恐怕会造成案件滞留，或者有人借机作奸。”

译天禧四年，于是下诏说：“天下犯十恶、劫掠杀人、谋杀、故意杀人、斗殴杀人、放火、强盗、正定的枉法赃罪、伪造符节印信、厌胜蛊魅和咒诅、制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谋制造毒药，以及禁军和各军逃亡为盗、罪至死刑的人，每逢十二月，暂时停止区分审断，过了天庆节后立即处决。其余罪犯罪至死刑的，十二月以及春夏期间不得区分发遣，关押起来，奏请裁决。” 仁宗时期，天下各地没有战事，户口繁衍增长，而仁宗能够自我克制、心怀敬畏，他在使用刑罚方面尤其谨慎。即位初年，诏令内外官府审理案件、判决罪行时，必须亲自查阅核实，不得枉法滥刑，也不得拖延案件。刑部曾推荐详覆官，皇帝记住了他的姓名，说：“这个人曾经误判别人有罪，因而不得升迁，怎么可以任用为执掌法律的官员？”推荐者都被罚金。对有疑问的案件进行复审，自古以来由来已久。汉代曾下诏说：“经过复审后，即使发现本来不应复审，也不算过失。”这是为了扩大听取意见、察看实情，防止错误和滥刑。当时奏请复审死刑的制度已经废止。起初，真宗曾查看囚犯簿册，看到天下判处死刑的有八百人，神色忧伤而动容，对宰相们说：“杂犯死罪的条目很多，官吏如果不能尽心办理，难道不会有枉法滥刑吗？按照旧例，死刑案件审理完毕后要三次覆奏，可见慎重到了极点，为什么哪个朝代把它废除了呢？”于是命令考察制度沿革，但有关部门终究担心案件拖延羁押，没有实行。到这时，刑部侍郎燕肃上奏说：“唐代死刑案件，命尚书、九卿复审。凡判决死刑，京师五次覆奏，各州三次覆奏。贞观四年判决死刑三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人。如今天下人口还没有超过唐代，而天圣三年判处死刑二千四百三十六人，与唐代相比几乎达到百倍。京师死刑案件虽然只覆奏一次，但州郡有疑问的案件上报请求复审，法寺多有驳正，往往把本来不应覆奏的罪名，说得更加严重，增饰案情，迁就法律，失去了朝廷敬慎体恤生命的本意。希望依照唐代旧例，天下死罪都可以覆奏。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等待批复会造成拖延。汉律都在秋季末审判囚犯，唐代从立春到秋分不处决死刑，也没有听说因拖延而损害汉、唐的治理。” 把他的奏章交给中书省讨论，王曾说：“如果天下死刑案件都覆奏一次，那么必死之人只会徒然充满监狱而长期不能处决。各狱中有疑问、情状值得怜悯的案件，可以听任上报请求复审。” 天圣四年，于是下诏说：“我想到人口繁衍，触犯法律的人也多。法律有轻重，情状有轻重，但有关部门巧妙地拘泥于细微条文，把所有案件一概判为重罪，难道符合我爱惜生命的心意吗？命令天下死罪中情理值得怜悯以及罪名、刑罚有疑问的，都详细列明案情上报。有关部门不得提出驳议。”此后，即使法律规定不应覆奏、官吏依法应当获罪，审刑院也以贴奏方式上报，通常援引皇恩释放，称为“贴放”。官吏从此开始没有牵制，请求复审的案件多数能够免死。此前，天下每十天上奏一次狱案情况，即使杖刑、笞刑也要申报复核；但徒刑、流刑罪犯不关押在监狱中，便不上报。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求停止复核杖刑、笞刑案件，而徒刑以上的案件即使不关押，也都附带上奏。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自从制定折杖制度后，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度，但轻重没有标准，官吏可以任意处理。到这时，有关部门把此事上报，诏令规定不得超过十五两。起初，真宗时期因为京城刑狱案件多有滞留和冤屈，设置纠察司，御史台的案件也移送给它报告。八年，御史认为这不合体制，于是诏令不再报告。太祖、太宗时期，严禁盗贼剥取桑树枝皮；枯枝按尺计算，累计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罪至死。殿中丞于大成请求可以减死论处，交给法官讨论，法官认为应当照旧执行。皇帝有意放宽，诏令规定死刑案件上报请求裁决。刑部分为四个审理机构，死刑案件占其中之一；每月复核死刑案件不少于二百件，而详覆官只有一人。明道二年，命令四个机构分别复核死刑案件；能够驳正五名以上死罪的，任期满后改任官职。法直官和详覆官分别详细复核天下每十日上奏的案件；有重罪案件时，狱官不得参与宴饮游乐和迎送。凡上报已经审理完备的案件，大理寺详细判断，大事限三十日，小事依次减少十日。审刑院详细评议时，各项期限再减半。不等期限届满便判决的，称为“急按”。凡集中审判急按案件，法官和参与评议的人都要在案后署名；如果议刑有错误，全部承担罪责。到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说：“审判案件有规定期限，但在炎热时节，囚犯长期羁押，请从四月到六月将期限减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按急按案件上奏。”此后仍因审判案件拖延，又下诏每月上报已判案件的数量，列明大、中、小事的期限，互相参照。这一年，修改强盗法：不持杖、没有得到财物的，徒刑二年；得到财物价值一万钱以及伤人的，处死。持杖但没有得到财物的，流放三千里；得到财物价值五千钱的，处死；伤人的，处以殊死。不持杖而得到财物价值六千钱，或者持杖但罪不至死的，仍刺字，发配二千里以外的牢城。能够告发成群盗贼劫掠杀人的，按等级赏赐；告发达到十人的，赏钱十万。随后有关部门说：“窃盗不使用暴力，得到财物价值五千钱就刺字充军，反而比强盗处罚更重，请求减轻。”于是诏令规定，窃盗得到财物价值达到一万钱才刺字充军；京城持杖窃盗得到财物价值四千钱的，也刺字充军。从此盗贼法只有京城加重，其余地方比旧法更加宽缓。庆历五年，诏令规定，罪当殊死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八十岁，或者患有重病且没有其他近亲，就把其所犯罪行列明上报。天下太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犯法的人也多，每年判处死刑的很多，但有关部门从未上报数量。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说：“一年之中，死刑大约有二千多人。风俗败坏，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衣食困乏，没有比盗贼问题更紧迫的。如今犯法的人这么多，难道是刑罚不足以制止奸邪，而教化又不能引导他们行善吗？希望诏令刑部汇总天下判处的死刑案件，每年上报朝廷，用来帮助朝廷观察反省。”皇帝听从了。

译凡在京城的班直和各军请求领取粮食，斗斛常常不足，出戍军人之家尤其严重。仓库官吏自认为在官府任职却没有俸禄，便任意侵吞剥削。神宗认为这不符合爱护供养将士的本意，于是诏令三司开始制定《诸仓丐取法》。中书省又请求给主管和典守仓库的役人增加俸禄，每年增加到一万八千九百多缗。凡索取财物不满一百钱的，徒刑一年；每增加一百钱，罪加一等；达到一千钱的，流放二千里；每增加一千钱，罪加一等，罪责最高止于流放三千里。凡行贿以及转送财物的，比首犯减二等。判徒刑的都发配五百里，告发者赏一百千；判流刑的都发配一千里，告发者赏二百千；财物满一万钱，首犯发配沙门岛，告发者赏三百千；自首的免除其罪。又重新制定十条约束施行。此后，内而政府，外而监司，大多仿照此法。内外每年增加官吏俸禄达到一百多万缗，都取自坊场、河渡、市利、免行钱和役剩息钱。过了很久，议政大臣想稍微放宽仓法，编敕所修订制定《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赏钱按等级从一百千到三百千；审问追究的人减半发给。中书省请求依照所定制度，诏令仍照旧全额发赏，即使经过审问追究，也全部发给。吕嘉问曾请求，对行贿者应只按“不应为”论罪，刑部于是开始减轻其罪。哲宗初年，曾经废除重禄法，但绍圣年间又恢复旧法。熙宁四年，制定《盗贼重法》。凡强盗罪当死刑的，没收其家产，用来赏赐告发者；妻子儿女编管到一千里以外。遇到赦免或因灾害减等时，发配到偏远险恶之地。罪当徒刑、流刑的，发配岭表；流刑遇到减等的，发配三千里，没收其家产的一半作为赏金，妻子儿女按等级递减发配。凡应当编配的，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得迁移或释放。凡窝藏、资助盗贼的家庭，若强盗罪当死刑，情节严重的斩首，其余都发配到偏远险恶之地，没收家产一半作为赏金。盗罪当徒刑、流刑的，发配五百里，没收家产三分之一作为赏金。窃盗犯三次，杖刑后发配五百里或邻州。虽不在重法地区，但属于窝藏、资助盗贼的重法之人，也按重法论处。知县、捕盗官都任用被举荐的人，或者任用武臣担任县尉。盗案涉及十人以上，在限期内捕获不到一半的，弹劾其罪，取旨裁决。如果又杀害官吏，或者累计杀三人，焚烧房屋一百间，或者成群在州县境内行动劫掠，在江海船筏中行劫，即使不在重法地区，也按重法论处。凡实行重法的地区，嘉祐年间起初只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后来逐渐扩及各州。开封府的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的滑州，淮南的宿州，河北的澶州，京东的应天府、濮州、齐州、徐州、济州、单州、兖州、郓州、沂州、淮阳军，也设置重法，并著为法令。到元丰时期，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都实行重法，郡县范围逐渐扩大。元丰敕令规定，重法地区发生劫盗，人数五人以上且凶恶的，才按重法论处。绍圣以后，只要犯罪就定罪，不再计算人数。又制定《妻孥编管法》。到元符三年，因刑部请求，诏令改为依照旧敕执行。此前，曾布建议说：“盗贼的情节有轻重，赃物有多少。如今按赃物定罪，劫掠贫家，情节虽重，却因赃物少而减免；劫掠富家，情节虽轻，却因赃物多而判死。这样，盗贼的生死就取决于受害主人的贫富。至于伤人，情状也各不相同。用手脚殴打人，偶然伤及肌肤，和使用兵刃、热水、火焰，当然有区别，但都称作伤人。朝廷虽允许上奏裁决，而州郡有的上奏、有的不奏，生死的区别只在于幸运或不幸。不如彻底改变旧法：凡按赃物定罪，以及伤人的情状不至于造成严重伤害的，都依照罪止法处置。至于使用兵刃、热水、火焰，情状残酷恶毒，或者污辱良民家庭，或者进入州县、镇、砦进行劫掠，或者驱赶、掳掠官吏和巡防人员等，不论是否伤人，凡情状不可宽赦的，都处以死刑，这样轻重就不会失当。”等到曾布担任宰相，才采纳他的意见，诏令有关部门修改法律。不久，侍御史陈次升说：“祖宗施行仁政，惠及天下的地方很多。刑法中由重改轻的也很多。只有强盗法特意加重，是为了禁止奸邪、使百姓得到好处。近来朝廷修改法律，诏令规定强盗按赃物计算、应当绞刑的，全部把赃额提高一倍；赃物数额已满但没有伤人，以及虽然伤人但情节较轻的，奏请裁决。法律施行以后，百姓受到它的祸害；受害的人家认为盗贼未必一定会死，不敢向官府告发，邻里也不替他们擒捕，害怕遭到怨仇报复。因此盗贼更加肆意妄为，在重法地区尤其严重。恐怕会养成大盗，给国家留下祸患，请求恢复旧法。”曾布罢去宰相职务后，翰林学士徐勣又说这种做法不便，于是诏令恢复旧法，前一诏令不再施行。此前，各路经略使、钤辖不得自行决定斩杀或发配百姓。赵抃曾任成都知府，于是说应当特别允许成都四路这样做。王安石坚持认为不可，但中书、枢密院共同制定法律允许了此事。后来谢景初上奏说：“成都任意以便宜之权诛杀或释放，多数不恰当。”于是中书省又删定敕文，只允许对军士犯罪以及边防紧急事务特别裁断。等到赵抃调任成都，又请求制定这项法律，御史刘孝孙也替他请求依旧便宜行事，王安石把他的奏章搁置不报。武臣犯有贪赃罪，经过赦免、叙复任用后，还要重新规定考核年限和升迁办法。皇帝说：“如果这样，凭什么警戒贪污官吏？”因此命令修改法律。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确定意见上奏，大体仿照文臣叙复的法令，只是略有增减。七年，诏令说：“品官犯罪，按察官都要上奏弹劾，听候诏旨。不得擅自逮捕拘押，也不得罢免其职务和俸禄。”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说：“过去川峡地区一匹绢价值二千六百钱，按此估算赃物时，两枚铁钱相当于一枚铜钱。近来一匹绢不过一千三百钱，估算赃物要两匹绢才抵一匹绢的罪额，很多都达不到重法标准。”于是命令法寺制定标准，以一钱半折合一枚铜钱。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制定制度：“凡判决审理并上奏案件，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期限。如果在京城和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和刑部举劾、依约定法律办理的案状，都以十日为限；三省、枢密院再次送审的，各减半。有特殊原因可以酌情展限，但不得超过五日。凡公案的办理期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城和八路，大事三十日，中事减半，小事为三分之一。台察和刑部都以三十日为限。每十日中，判决用七日，议论用三日。”

译五年，诏令规定，命官犯罪而事情涉及边防、军政的，文臣报尚书省，武臣报枢密院。中丞苏辙说：“旧制度中，文臣、吏民的定罪公案归中书省，武臣、军士的案件归枢密院，而判决条例的轻重，双方完全互不知晓。元丰重新制定官制，定罪公案都由大理寺、刑部报尚书省，然后上报中书省取旨。从此定罪的轻重和比照条例开始统一，天下都称赞其明察。如今又分归枢密院，必然会出现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的情况，失去元丰制度的本意。请一并归三省办理。涉及边防军政的案件，命枢密院共同上奏取旨，这样事务体制统一，掌管军政的大臣也各自履行职责。”六年，于是诏令说：“文武官员犯罪，合并审理且涉及边防军政的，由刑部定罪判决，仍由三省、枢密院共同取旨。” 刑部议定：“佃客侵犯主人，比侵犯普通人加一等处罚。主人侵犯佃客，杖刑以下不论罪，徒刑以上比普通人减一等。谋杀、盗窃、欺诈，以及为了图谋某事或逃避某种处罚而犯罪的，不减等。因殴打导致死亡的，不刺面，发配邻州；情节严重的，奏请裁决。凡命士死在官府任所，或离职后死亡，他所押送的徒犯在途中逃亡，那么管辖他的将校、节级和带头率众的人判徒刑一年；情节较轻的杖打一百，即使自首也不能免罪。” 政和年间，诏令说：“品官犯罪，审问三次仍不承认，就奏请追捕拘拿；如果情理严重、危害重大而拒不承认、隐瞒实情，才允许上枷审讯。近来有关部门废弃法令，不分轻重，对品官用枷审讯与普通人没有区别，这将使人产生轻视爵禄的想法。应当申明条令，以符合敬慎体恤的本意。”又诏令说：“宗室子弟犯罪，应在公堂训诫，以示羞辱。近来有人脱衣受杖，伤害皮肤、损坏身体，令我十分不忍。命令大宗正司严格遵守条制，违者按违背御笔论罪。”又说：“情理严重、危害重大的，另行处分。如果罪至徒刑、流刑，才允许依法审勘；其余只根据众人证词定案，同时取得本人服罪和申辩，不得随意加以捶打拷问。应当在公堂训诫的，都送交大宗正司，以符合我敦睦九族的本意。”中书省说：“《律》规定，‘在官任上犯罪，离任后不再论罪’。这是为命官制定的条文。后来沿袭下来，掌典离任后也援用离任免罪的规定；一旦犯罪，只解除差役、遣返回乡务农，侥幸免除重罪。”诏令修改《政和敕》，规定掌典解除差役时依照官员离任的法律办理。旁门邪道扰乱法制，妖言惑众，是先王所不赦免的，在宋代尤其严格禁止。凡传播、学习妖教，夜间聚集、清晨散去，以及杀人祭祀之类，都写入法律，侦察查办十分严密。因此奸邪不法、图谋作乱的百姓无法动摇愚昧民众。间或有人这样做，也立即被查报破获，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志》第一百五十三，刑法二。律令，是有关部门所应遵守的制度。自太祖以来，皇帝自行裁断案件时，在刑罚轻重和取舍方面，往往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意思。然而这种做法发展到后期，专凭个人私意扰乱祖宗既定法制的情况却多了起来。乾德年间讨伐蜀地时，有一名军中高级校官割下百姓妻子的乳房并杀死她。太祖把他召到宫阙，数说他的罪行。近臣极力营救，皇帝说：“我兴兵讨伐有罪之人，妇人有什么罪过，竟残忍到这种地步！”于是把他斩了。当时郡县官吏承袭五代以来的习气，贪污财货、残害百姓，因此对贪赃罪尤其严厉。开宝四年，王元吉任英州知州，一个多月便收受赃物七十多万钱，皇帝认为岭南刚刚平定，想惩治搜刮百姓的官吏，特地下诏将他弃市。陕州百姓范义超在周显德年间因私怨杀死同乡常古真一家十二口，常古真的小儿子留留幸而逃脱；到这时，擒获范义超并向有关部门申诉。陕州上奏说按赦令应当原谅，皇帝说：“哪有杀死一家十二口还可以按赦令赦免的道理？”命令依法治罪。八年，有关部门说：“从三年至今，诏令所赦免的死罪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皇帝重视刑罚，怜悯无辜，曾叹息说：“尧、舜时代，四凶的罪也只是流放。先王使用刑罚，大概是不得已，为什么近代的法网这样严密呢！”所以自开宝以来，犯死刑罪而情理并不严重的，多数得以免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人、四千一百八人〕 太平兴国六年，从春天进入夏天一直不下雨，太宗怀疑狱讼中有冤屈和滥刑。适逢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买葱鞭打菜园主人，导致他伤重而死。皇帝听说后，判李承信弃市。起初，太祖曾审决在押囚犯，常常予以宽贷。但开封有个妇人杀死丈夫前妻的儿子，本应判徒刑二年，皇帝认为她凶暴残忍，特意判处死刑。到这时，泾州安定县有一名妇人因怨恨丈夫前妻的儿媳，割断她的喉咙将其杀死。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子女，以及婆母杀死儿媳，都与普通人犯罪同样论处。”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到府衙，控告丈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给她下毒，使她将要死亡。右军巡推官没有查出实情，移交左军巡审讯，王元吉被迫诬认伏罪。不久刘氏死亡。开封府审查囚犯时，移交司录司查问，颇为查出刘氏诬陷侵害王元吉的情况，但案件拖了几个月仍未判决。开封府向皇帝报告，认为毒害没有明显证据，命令免除死罪，判徒刑。王元吉的妻子张氏击登闻鼓申诉冤屈，皇帝召见询问张氏，完全查明了事情经过。立即派中使逮捕原来的推官和有关吏员，御史审讯，才知道刘氏与人有奸情，因羞惭惊惧而成病，害怕儿子察觉，便诬陷王元吉。推官以及左、右军巡使等都削去职务、降低品秩；假称刘氏中毒的医工，刘氏的母亲和弟弟欺瞒侵吞王家的财物，以及推官、吏员受赃的，都流放海岛；其余人按情节轻重分别判罚。司录司主吏赏赐缗钱，又赐给束帛。起初，王元吉被拘押时，左军巡的士卒把他捆绑起来拷打，称为“鼠弹筝”，残酷到了极点。皇帝命令用同样的方法捆绑狱卒，狱卒辗转翻滚，号叫着请求赶快处死。解开捆绑后，他的两只手很久不能活动。皇帝对宰相说：“京城之内竟然还有这样冤屈残酷的事情，何况天下四方呢？” 端拱年间，辽军侵犯边郡，北面部署说：“文安、大城二县的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逃跑，请按军法论处。”皇帝派中使前往斩杀他们。中使出发后，皇帝又对他说：“这难道不是所管州军召他们去的吗？去查问清楚后再决定。”使者到达后，果然查问出乾宁下达文书，命令他们把百姓送入城中，并非擅自离开所部，于是立即释放了他们。

译咸平年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平日凶暴，督运江南时多次作奸受赃。饶州知州韩昌龄查明他的罪状，于是移文转运使冯亮，判赵永昌杖刑并停职。赵永昌便击登闻鼓，控告韩昌龄和冯亮诽谤朝政，还伪造印章，制作冯亮等人请求为他解脱的文状。真宗察觉其欺诈，在便殿亲自审问，赵永昌屈服认罪，于是将他斩首；释放冯亮，不再追问，但韩昌龄因其他事情被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曹州百姓苏庄私藏兵器，窝藏逃亡之人，强行夺取百姓财产，累计赃物四十万钱。御史台请求没收他的家产，皇帝说：“残暴蛮横的百姓，国家自有常法；没收家产，这就过分了。”于是依法论罪。他在宽纵或加重处罚方面，总能合乎义理，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凡遇到年成饥荒，强悍的百姓相互结伴持杖抢劫人家的粮仓，依法应当弃市；每当案件审理完上报，往往都免除死罪。真宗时期，蔡州有三百一十八名百姓犯罪，都应判死刑。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商议只把为首者杖打脊背，其余全部按杖刑论处。皇帝下诏褒奖他们。又派使者巡视安抚各道，借机告诫说：“平民缺少食物，只是强行取得粮食来求生罢了，不可按盗贼法判罪。”天圣初年，有关部门曾上奏有人抢劫粮食并伤害主人，仁宗说：“饥荒中抢米值得怜悯，盗贼伤害主人则可憎。虽然如此，他们只是无知而又被缺粮所逼。”命令免除其罪。五年，陕西发生旱灾，于是诏令说：“百姓抢劫粮仓，没有伤害主人的，减免死罪，刺字后发配其他州；不是首谋的，再减一等。”从此各路遇到灾害，便立即颁下敕令，饥民因饥荒成为盗贼的，多数得到怜悯和减刑，依靠这些办法保全性命的很多。司马光当时任知谏院，说：“臣听说敕令下达京东、京西发生灾害的州军，规定贫困人家因饥饿偷盗粮食，并因而盗取财物的，减等判决释放，臣私下认为不妥。《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等，大多推行宽大的恩惠以利百姓，唯独对于盗贼，反而更加严厉急切。这是因为饥荒之年盗贼必然增多，残害良民，不能不加以铲除。近年我曾看到州县官吏有不懂治理原则、只求施行小仁的。遇到灾年，盗贼抢劫粮食，便一概宽纵，于是盗贼公开横行，彼此抢夺，乡村大乱；不得不大规模捕捉，严加刑罚，有的处死，有的流放，这才稍稍安定。如今如果朝廷明白颁下敕文，预先说可以减等判决释放，就是鼓励百姓做盗贼。百姓缺少食物，应当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打开粮仓赈济借贷以救其死，不应让他们彼此抢夺。如今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即使严刑峻法来除盗，仍担心春冬交替时饥民聚众作乱而无法禁制，更何况还下诏鼓励他们。臣担心国家开始于宽仁，最终却变成残酷暴虐；本意是救活人命，结果反而杀人更多。”这件事上报皇帝知晓。皇帝曾在迩英阁听讲经筵，讲到《周礼》中的“大荒大札，薄征缓刑”。杨安国说：“所谓缓刑，只是针对因过失误犯法律的百姓；遇到歉收之年就赦免他们，是怜悯他们的困穷。如今众人持兵器、杖棒抢劫粮仓，一概宽免，恐怕不足以禁止奸邪。”皇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都是我的赤子。一旦遇到饥荒，州县不能赈济抚恤，饥饿死亡的百姓被困穷所逼，终于成为盗贼；又把他们捕来杀掉，不也太过分了吗？” 仁宗审理和裁决案件，尤其以忠厚为原则。陇安县百姓诬告五名平民是劫盗，县尉把他们全部抓来，其中一人被拷打而死，其余四人于是招认服罪。他们的家属到州府申辩，州府不予审理，全部判处死刑。不久，秦州捕获真正的盗贼，陇州官吏依法应当获罪，但恰逢赦免。皇帝大怒，特意把知州孙济贬为雷州参军，其余人全部除名，流放岭南。赏赐五家钱粮，免除他们三年徭役。又因此下诏告诫州县。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判他人死罪，有关部门认定陈仲约属于公罪，应以财物赎罪。皇帝对审刑院张揆说：“死者不能复生，而狱吏即使被废黜，日后还可以重新叙用为官。”命令特别治罪，适逢赦免也不得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求退休，自称蒙恩可以任用自己的儿子，皇帝因为师仲说曾经误判他人死罪，不答应他的请求。皇帝重视人命到了这种程度。当时近臣犯罪，多数不交给司法官吏核实弹劾，也不交有关部门依法议罪。谏官王贽说：“情节有轻重，事理有故意和过失，却一概出自圣上裁断，前后判决又有差异，这有损政治体制，掌管刑法的官员还有什么用呢？请从今以后都交给有关部门依法审正。”诏令同意。近臣有时有所请托，便被言官斥责。谏官陈升之曾说：“有关部门审判案件，有时牵涉权贵宠臣，多凭中旨释放。请把因中旨得以释放的人所进行请托的罪行弹劾出来，按违制论罪。”皇帝准许了。仁宗在赏罚方面不徇私，尤其不因权贵亲近而废弃法律。多次告诫有关部门：“遇到内降诏令，要坚持上奏，不得随意执行。”从未屈法来迁就自己。虢州知州周日宣虚报水灾，有关部门论罪，请求依照上书不实的法律处理。皇帝说：“州郡大多喜欢报告祥瑞，至于水旱灾害，有时反而压下不报。如今守臣自己报告官府和民间房屋被水淹没，心意确实在于百姓，怎么可以加罪呢？” 英宗在位时间短，在政令方面来不及有所更改。但他认为官吏习惯于安逸平稳，懈怠于奉行法律，便想逐渐振作他们、纠正他们的懒惰。三班奉职和钦借贷所属部队的纲钱，罪至绞刑，皇帝命令免除死罪和杖刑，刺字后发配福建路牢城。知审刑院卢士宗请求稍微宽减他的罪，皇帝说：“如果故意犯罪也能得到宽免，那么死罪就会越来越多，这不是‘刑期无刑’的道理。等到有过失误犯时，再宽免也不妨。”富国仓监官收受潮湿劣质的米，损坏十八万石，恰逢恩赦本应减罪，皇帝特意命令夺去官职，停职处理。熙宁二年，内殿崇班郑从易的母亲、兄长都死在岭外，过了一年多他才知道，请求按照丧礼服丧。神宗说：“父母在远方，本应早晚挂念。经过这么长时间却没有问候安否，竟至于过了一年还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吗？”特意把他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说：“嘉祐年间，我以同学究出身担任砀山县尉，曾经缴纳官府规定的赎金，为父亲赎免发配之罪，请求按照举人待遇，免除丁役。”皇帝怜悯他，又赐予出身，仍然给予注官。九年，桂州知州沈起想经营谋划交阯，夺取交阯的慈恩州，交阯人于是攻破钦州，侵犯邕管。诏令说，边民横遭屠杀，是沈起导致敌寇入侵，罪责全在沈起，特意削除他的官爵，编管到偏远险恶的州。

译为父报仇，后世没有法律依据。仁宗时期，单州百姓刘玉的父亲被王德殴打致死，王德后来遇到赦免，刘玉私自杀死王德为父报仇。皇帝认为他的行为合乎义理，判杖刑并编管。元丰元年，青州百姓王赟的父亲被人殴打致死，王赟年幼，未能报仇。将近成年时，他刺杀仇人，割断仇人的肢体、斩下首级，到父亲墓前祭祀，然后自首。依法应当判斩刑。皇帝认为他杀仇人祭父，又主动归罪，情状值得怜悯，诏令免除死罪，刺字后发配邻州。宣州百姓叶元的同居兄长与他的妻子通奸，叶元将其兄长勒死，又杀死兄长的儿子，强迫父亲和嫂子立下约契，不许告发。邻里揭发此事，州府上报请求裁决。皇帝说：“罪犯已经死了，奸乱之事只是出自叶元的供词，不足以据此定罪。而且下民虽然无知，本来应当怜悯；但因为爱护妻子儿女，既欺骗父亲，又杀害兄长、残害侄子，违背天理、败坏人伦，应当依照殴打兄长致死的法律论罪。” 绍圣以来，接连兴起党人案件，忠良之臣被排斥，国家因此空虚。徽宗继位后，对外沉溺于声色玩物，对内穷尽声色欲望，征发没有限度，号令反复无常。于是蔡京、王黼一类人得以诬陷皇帝、行使私意，改变扰乱法制。崇宁五年，诏令说：“发布命令、制定法律，刑罚轻重和取舍都由君主掌握。近来下达特别诏旨处分，而三省援引敕令，认为有妨碍，便阻止压制而不执行，这是用有关部门的常规职守来限制君主施恩施威。擅自决定人的生死叫作王，能够决定人的利害叫作王，哪里有用常规法令加以限制的道理？臣下势力强盛的苗头，不可不警惕。从今以后，凡有特别诏旨处分，偶有利害关系，要明白列举上奏，虚心听取意见。如果有人以常法阻止而不执行，按大不恭论罪。”第二年，诏令说：“凡皇帝亲笔判定罪行的，不许到尚书省陈诉；如有违犯，一并按违背御笔论罪。”又制定法令：“凡应当承受御笔的官府，拖延一个时辰，杖打一百；拖延一天，徒刑二年；拖延两天，加一等；罪责最高止于流放三千里；拖延三天，按大不恭论罪。”由此官吏借机作奸，巧妙援引法律条文的做法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有祖宗忠厚宽大的心意。奢侈享乐达到极点，耗尽民力，自取祸患。靖康年间虽然知道悔悟，稍稍诛治奸恶之人，但谋划国家大事没有选对人，最终也无可奈何了。高宗性情仁慈柔和，他使用法律时常常采取宽厚原则，有罪即使过分宽贷，也从未滥杀。常州知州周▯巳擅自杀人，皇帝说：“我每天亲自听理裁断，难道不能任意诛杀吗？只是那样不合道理罢了。”立即命令削除周▯巳的官籍。大理寺通常任用能以儒臣身份公正平允执法的人担任。狱官入朝答对时，皇帝就以惨酷办案告诫他们。台臣、士曹有所平反，便给他们升官。每次临轩审查囚犯，从未有把案件发下重审的，说：“我担心有关部门观望上意，锻炼案情来制造轻重。”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出使江南回来，升任左司谏，皇帝不久又任命他为秘书少监。皇帝对宰臣朱胜非说：“刘大中出使时，兴起的狱案颇多；如今让他担任谏官，恐怕四方会因此观望。”他的用心就是这样忠厚。后来诏令规定，因使用刑罚惨酷而被责罚贬降的人，不得堂除，也不得担任亲民官，只给予远地小监当一类的差遣。建炎、绍兴年间，天下盗贼蜂起，往往攻城屠邑，甚至出兵讨伐他们，但得到宽赦的也很多。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曾上奏强盗人数，皇帝说：“他们都是我的赤子，怎么可以一个个杀掉？只杀他们的首领两三个人就够了。”但对待贪污官吏却极其严厉：凡应当受赃罪的，不许堂除，也不许担任亲民官；犯枉法自盗罪的，把姓名登记在中书省，罪至徒刑就不再叙用，罪至死刑的，没收其财产。文臣各类寄禄官的官名都带“左”“右”字，犯赃罪的人则去掉这些字。这一年，重新申明严厉惩治真有赃物的官吏的法律。命令三省查取祖宗旧例，有人把旧法中弃市的事例上报，皇帝说：“何至于这样呢？只判罪发遣就够了。贪官危害百姓，交替使用各种刑罚威势，有时是不得已，但怎么忍心把士大夫置于死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徽宗时期，刑法已经很严峻。虽然曾经裁定笞刑、杖刑的制度，但有关部门仍然从重处理。到中兴初年，诏令采用政和年间逐级减轻的法律，从此一直到嘉定年间没有改变。自蔡京执掌国政以来，凡是请求以御笔破坏正常法律的，都一律厘正。各类案件审理完毕后，命令当值官员依照格式检查核验。枷用干木制作，轻重长短都刻在上面；笞杖不得保留竹节，也不得钉饰或加筋、胶等物，仍使用官府发给的火印。暑月每五天清洗一次枷和手械，由刑部、大理寺轮流派一名官员亲自监视。各狱司每十天申报一次禁押情况；品官、命妇在禁押中的，另具单独文状。应当奏报的案件，要把案情、口供、认罪情况详细写明上奏；法司在后面用朱笔写明所依据的条例、推司录问官和检法官吏的姓名。各州每年分别登记收受、编配、羁管的奴婢人数，以及判处编配的人数。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把本路各州军判处大辟刑的案件，汇总具报刑部；各州则申报提刑司。凡应当记入禁历而没有记，应当申报所属上司而没有申报，奏报案情不合格式，检核定罪并开具违反法令的情形，回报不周全而妨碍复核，或者提刑司复核大辟案件时拖延、遗漏复核，导致罪名出入的，都分别抵罪。知州兼任统兵官的，除非出兵临阵，不得使用重刑。州县每月把在押囚犯的生死人数报提刑司，年终进行比较；死囚最多的，主管官员贬黜责罚，最少的则加以褒奖。旧制以绢计算赃物价值，一千三百钱折合一匹；窃盗赃物达到二贯的，判徒刑。到这时，又加以宽减，改为二千钱折合一匹，盗赃达到三贯的，判徒刑一年。三年，又下诏以三千钱折合一匹，窃盗以及凡按钱数定罪的，递增五分。四年，又下诏说：“奉特别诏旨处死而情节与法律不相称的，允许大理寺奏请复审。”

译五年年终考核时，宣州、衢州、福州没有因病死亡的囚犯，主管官员各升一官；舒州病死囚犯达到一分，惠州达到二分六厘，主管官员各降一官。六年，命刑部核实公事：邵州、广州、高州负责审勘的官员长期羁押案件，迟迟不上报，诏令知州降一官，主管官员延长两年磨勘期限，承办的吏人永不收叙。德庆府审勘封川县令案件，七个月不上报，诏令知州、审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到广西催促审断刑狱，回来后说：“雷州海盗的两起案件，共羁押无辜百姓七人，其中五人已经死了。”皇帝对此很悲悯，诏令本路提刑司以下官员从重处罚。十二年，御史台检点钱塘、仁和两县的狱具，钱塘县大杖每根多五钱半，仁和县枷每具多一斤、轻半斤，诏令两县官员各降一官。十三年，诏令说：“禁押囚犯没有供给饭食的，临安每天发钱二十文，外路每天十五文。”十六年，诏令说：“各地审讯案件时追捕到的干证人，无罪释放回去的，每走一程给米一升半、钱十五文。”二十一年，诏令官府拨钱给病囚购买药物。旧法规定，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两厅，有的负责详覆，有的负责叙审；同僚分管不同事务，是为了相互防范、考核和复核。南渡以来，一味追求简省，大理少卿只设一员，刑部郎中起初也没有分工，案件有查不清实情的、法律适用不合道理的，便没有人平反或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应辰提出此事。诏令刑部郎官依照元丰旧法，分左、右两厅办理事务。二十七年，诏令四川以钱引计算钱数定罪的，按照铜钱的标准办理。孝宗十分关注各类案件，每年都亲临便殿审察囚犯，通常提前数日命有关部门把款案送来披阅，然后作出判决和处置。法司重新制定律令时，他一定亲自订正。丞相赵雄进呈《淳熙条法事类》，皇帝读到征收骡马、舟船、契书税的条文时说：“恐怕后世会讥笑这是连舟车也要征税。”《户令》说：“绝户之家，允许给其家三千贯；达到二万贯的，要请示皇帝。”皇帝说：“那家人不幸绝户，财产达到二万贯才取用，这是存心贪图他们的财产。”又，《捕亡律》说：“公人不能捕获盗贼的，罚金。”皇帝说：“只罚金而不加罪，这是让他们收受财物、放纵盗贼。”又说：“监司、知州没有定额上供的，奖赏。”皇帝说：“上供既然没有定额，就是白白取自百姓，难道可以用奖赏来诱使他们这样做吗？”于是都命令删去这些条文。他的明察审慎就是如此。而且在使用刑罚方面，从未因私情而废弃法律。镇江都统戚方因刻剥百姓获罪，宰臣陈俊卿说有内臣替他作主，皇帝说：“朕也听说了。”于是把内侍陈瑜、李宗回等交给大理寺审狱，查究受贿情状。案件审结后，将他们判决并发配。乾道二年，下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一旦执法有所偏颇，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近年以来，审理案件的官吏玩弄技巧，设法多端，随意加重或减轻刑罚，朕对此非常忧虑。从今以后，应革除玩忽旧习的弊端，明察审慎，做到公正，使奸邪不能因私情获容，刑罚必与罪行相当，以此引导刑罚归于中正。努力吧，不要忽视！”三年，诏令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拖延的有律文规定，适用的有比附条文，疑难的有谳议。近年却往往把案件情状告诉执政大臣，探取他们的旨意，以此决定轻重，实在毫无道理。从今以后，你们应当专心尽职，敬慎用刑，只以适当为贵，不要重蹈以前的错误。不遵守我的诏令，我将严加惩罚，绝不赦免。”六年，诏令：“以绢计算赃物的标准，再增加一贯，改为四千钱折合一匹。”议论者又说：“犯盗罪的，按敕令计算钱数定罪，按律计算绢数。如今律文以绢数定罪的递增一千，敕令中以钱数定罪的，也应依例增加一千。”皇帝采纳了。临安府左右司理院、府院三处监狱，因为没有供给，杖直狱子甚至沦为无籍之人。七年，诏令说：“每人每月给钱十贯、米六斗，每院只允许设置十二人。”当时州县监狱常常拖延案件，八年，诏令说：“判处徒刑以上的罪犯，入禁超过三个月的，提刑司汇总报刑部，登记造册并规定期限督促办理。”后来又诏令中书省设置禁籍，奏请取阅汇总的登记册，由大臣审阅，以察看刑寺拖延违误，以及本来不应追问却追问、本来不应会审却会审的情形。淳熙初年，浙西提刑郑兴裔进呈《检验格目》，诏令颁行给各路提刑司。凡是复验，都必须发给三份：一份申报所属上司，一份申报本司，一份交给被害人家属。绍兴时期的法律规定，审讯官推勘不能查明实情，因而造成判决不当的，整个案件由其承担罪责。乾道时期的法律又担心官员因调任、替代等事故导致案件拖延，于是规定先判决罪犯不当，待案件审结后再追究官吏责任。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重新规定：死罪依绍兴法办理，其余依乾道法施行，皇帝采纳了。后来，有关部门认为复勘结果不同时，前任官员就会获“失入”之罪，所以往往与前次勘验意见相同。皇帝知道其中弊端，十四年诏令特别免除一案只推结一次。于是大小案件，大多能够查得实情。两广的军狱官吏害怕宪司检点、发往别处复勘的祸害，凡遇重囚，多让他们死在狱中。臣僚为此请求，于是诏令两广提刑司复核公事；如果只是小节不完备，不必追捕狱吏，交给本州查明实情并具文保证。遇有囚犯死亡，必须追究其死亡原因。三衙以及江上各军都有审理案件的机构，称为“后司”。案件审结后由主帅裁决，不经过所属官员，因此军吏多收受财物而作奸。光宗时，诏令由通晓条制的所属官员兼管此事。广东路多瘴疠，其中英德府最为严重，被称为“人间生地狱”。各司想要迅速结案的公事，多送到那里；只要不是死罪，犯人一到就被逼供诬服，立即施刑责罚，以便结案。五年，臣僚提出此事，诏令本路各司的公事凡应送别州审理的，不得送往英德府。

译到宁宗时，刑狱更加滥乱。嘉泰初年，全国上报的死刑案件，一年共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实际判处死刑的只有一百八十一人，其余都获得宽免。于是诏令各宪台，年终检举州军中案件已经审清、在押人数较少的地方，申报中书省请示。嘉定四年，诏令以绢计算赃物定罪的，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枚折合铜钱一枚。江西提刑徐似道说：“检验官把轻伤说成重伤，把有说成无，差错交互发生，因此给奸吏制造了出入人罪的机会。请仿照湖南正面、背面的人形图，随《格目》发下，令他们在受伤处按样用朱红色书画，唱报伤痕，众人没有异议后再签押。”诏令采纳，颁行天下。五年，诏令三衙、江上诸军和四川诸军，由武举人主管后司事务。理宗出身民间，完全知道刑狱中的弊端。刚即位，就诏令天下慎重用刑，又亲自撰写《审刑铭》来警戒官员。每年大暑，必亲临便殿审察囚犯。除谋杀、故杀、斗杀已经杀人的，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侵吞入己赃物，以及将校、军人犯枉法罪以外，其余死罪中情节较轻的，降为流刑；流刑降为徒刑；徒刑降为杖刑；杖刑以下的释放。大寒时审察囚犯，以及祈求天晴、降雪和遇到灾异祥瑞时，也都照此办理。有一年竟多次下诏疏决囚犯。后来因为建康也是先朝驻跸之地，罪犯也可以按照临安减刑降等的办法办理。皇帝用刑可以说极其宽厚了，但天下的狱政却酷虐不堪。每年冬夏，诏令提刑巡行各郡审决囚犯；提刑害怕出行，全都委托给通判，通判不去，又委托给幕职官。所委派的人，大多肆意施展威福，以索取馈赠。监司、郡守擅自作威作福，想要刺字，就命令犯人供出应当刺字的理由；想要杀人，就命令他人证明其应死的罪行；他们呵斥吏卒，严格限定日期时刻，强迫监视招供，催促结案。而且擅自设置刑具，非法残害百姓，有的砍断柴木作杖，击打手足，名叫“掉柴”；有的同时使用木械和绳索，夹住两颈，名叫“夹帮”；有的把绳子缠在头上，再加木楔勒紧，名叫“脑箍”；有的反绑双手跪在地上，竖起短而坚硬的木棍，交叉压在两腿之间，令狱卒跳跃其上，称为“超棍”，疼痛深入骨髓，几乎丧命。富贵人家稍有牵连，动不动就籍没其财产。又以筹办月桩钱、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行轻重，一律科罚。大概官府取十分之一，吏人却从中搜刮百倍。各项重刑，都要申报提刑司详覆，或者具案奏请裁决，因此州县没有擅自杀人的道理，但往往先把人杀掉，再等待治罪。法律没有拘锁的条文，只是州县一时为了弹压盗贼和奸暴之徒，对于罪不至于发配的人，才拘锁起来，使其反省过错。有时拘押一月、两月，有时一季、半年，即使长期拘锁也有期限，并供给口粮。当时州县残忍，拘锁犯人竟没有期限，也不发给口粮，长期羁押，直到死亡。又因私怨摧残犯人的手足，拘锁尉司、寨堡。也有豪强贿赂吏人，罗织平民，把他们囚禁杀害。甚至户婚、词讼案件，也都收押禁锢。有的因饮食不足，饥饿而死；有的无力请求，受到吏卒凌虐而死；有的因双方词讼当事人行贿，备受苦楚而死。害怕事情败露，便先以患病申报，名义上叫“监医”，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名义上叫“病死”，实际上是被杀。到度宗时，虽然屡次下诏严厉责斥并禁止这种做法，最终还是无法制止，国家也灭亡了。诏狱本来是用来查办大奸大恶的，所以并不常见。起初，群臣犯法，罪行重大者多交御史台狱审理，罪行较小者则由开封府、大理寺审讯。神宗以来，凡一时奉诏设置推勘机构的，称为“制勘院”；事情出自中书省的，称为“推勘院”，案件审结后便撤销。熙宁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在秀州审讯前杭州知州祖无择，内侍乘驿马追捕逮押。御史张戬等说：“祖无择是侍奉三朝的近臣，却突然被关进监狱，这不是朝廷用廉耻来勉励臣下的本意。请免除他到狱受审，只令他接受审问。”皇帝没有听从。又命崇文院校书张载在越州审讯前明州知州、光禄卿苗振。案件审结，祖无择因借支官钱、借用公使酒获罪，被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苗振因故意把裴士尧定为有罪以及所作所为违法，贬为复州团练副使。案件经过半年才判决，因供词牵连而被逮捕的官吏，获勒停、冲替、编管等处分的又有十多人，都是御史王子韶揭发此事的结果。从此诏狱屡次兴起，其中关系到违法和国家体统的，记载如下；其余不足记述。八年，沂州百姓朱唐告发前余姚主簿李逢谋反。提点刑狱王庭筠说李逢没有谋反的迹象，只是诽谤，言语涉及指斥皇帝和妄说吉凶，请求编配。皇帝对此怀疑，派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弹劾审治。中书省认为王庭筠的奏报不当，也弹劾他。王庭筠害怕，自缢而死。李逢的供词牵连到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人，以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诏令将他们捕押到御史台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共同审理。案件审结，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徐革一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都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击脊背，并编管湖南。其余被牵连逮捕的人，追夺官阶、罢免职务。世居的子孙免死除名，削除宗室属籍。原先负责勘鞫的官吏也一并弹劾治罪。李士宁凭借方术出入贵人之家，曾见世居的母亲康氏，并把仁宗亲自写的诗献给她。范百禄说李士宁迷惑世居，使他产生叛逆行为，并且怀疑李士宁知道世居的谋反，审问他时李士宁不服。徐禧于是上奏：“士宁所赠的诗，确实是仁宗亲自写的。如今狱官却把它作为谋反的依据，臣不敢同意。”范百禄因为李士宁曾与王安石交好，想罗织罪名，把他附会为传播妖言而判死罪，最终只判李士宁徒刑，却又奏称“徐禧故意为他开脱，以讨好大臣”。诏令把详细弹劾中曲解事实的人上报。范百禄因上报不实获罪，被罢职。至于凌迟、腰斩的刑法，熙宁以前从未用于元凶巨恶；从此以后，因言语狂妄悖逆而获罪的人，也被援引极刑。诏狱的兴起，原本是掌国政的大臣借此威胁士大夫、发泄私怨，于是朋党之祸由此发生，流毒不止。

译绍圣年间，章惇、蔡卞掌权，已经再次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并把吕大防等贬到岭外，心里仍不满足，又采用黄履弹劾高士京的奏状，追贬王珪，都诬称他们“图谋危害皇上自身”，其言论逐渐牵涉宣仁太后，皇帝很受迷惑。最后，他们兴起同文馆狱，准备把元祐旧臣全部杀掉。当时太府寺主簿蔡渭上奏：“我的叔父蔡硕曾在邢恕那里看到文及甫在元祐年间寄给邢恕的书信，详细叙述奸臣大逆不道的阴谋。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一定知道奸臣的罪状。”诏令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共同审查。起初，文及甫在给邢恕的信中说：“我服完父丧后应当请求外任，入朝的计划还不能确定；听说他们已经预先设置机关陷阱，用荆棘堵塞道路。”又说：“司马昭的心思，连路人都知道。”又说：“再加上粉昆，朋党同类交错而立，想把我这个卑微之身作为他们满足私欲、快意泄愤的对象。”文及甫曾对蔡硕说，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是文及甫自称。原来民间称驸马都尉为“粉侯”，因为王师约的缘故，人们称他的父亲王克臣为“粉父”；韩忠彦是韩嘉彦的哥哥。文及甫被授为都司，是因为刘挚曾上奏论列他的罪状。刘挚又曾上奏说文彦博不应任三省长官，所以文彦博只任平章重事。文彦博致仕后，文及甫由代理侍郎改任修撰、出守州郡，服母丧期满，又写信给邢恕请求补任外职，于是写下了急躁愤怒、诋毁他人的言辞。设置对质审问时，他又把司马昭比作刘挚如同原来所说，把“眇躬”解释为指皇帝自身，把“粉昆”解释为指王岩叟脸面像敷了粉，所以称“粉”；梁焘字况之，把“况”解释为哥哥，所以称“昆”；又说刘挚将谋划废立，对皇上不利。蔡京、安惇说：“事情涉及大逆不顺，但文及甫只是听他父亲说，没有其他证人和证据，希望另派官员审问。”于是诏令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并另派一名内侍同行。蔡京、安惇等共同审理，准备大肆诛杀，但最终没有查出要领。适逢发生星变，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但蔡京、章惇仍极力罗织罪名，没有稍加宽免。不久梁焘死于化州，刘挚死于新州，众人都怀疑他们并非自然死亡。第二年五月，诏令说：“刘挚、梁焘根据文及甫等人的供词定罪，但正好两人都已死亡，无法再行查验，仍应明正典刑。刘挚、梁焘的儿子一律勒停，永不收叙。” 此前，三省进呈此事，皇帝说：“刘挚等已经贬谪到偏远地方，朕遵循祖宗遗志，从未杀戮大臣，放过他们，不要再治罪。” 起初，元祐更改政事时，曾设置诉理所，用来申理冤屈和滥罪。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说：“神宗励精图治，明察审理各类案件；但陛下尚未亲政时，奸臣设置诉理所，凡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获罪的人，都替他们洗雪，归怨于先朝，把恩惠收归私门。请取出公案，详细查阅最初加罪的意图，重新依照原判施行。”当时章惇犹豫没有答应，蔡卞立即用“宰相有二心”的话逼迫他。章惇害怕，当天便设置机构，命蹇序辰与安惇共同查阅案件中的文书供词，以及诉理所查阅先朝言语中不顺的部分，具列姓名上报。从此，因申诉洗雪而再次改判、重新获罪的共有八百三十家。到徽宗即位时，改正元祐年间诉理之人的判决。右正言陈瓘说：“因诉理获罪的人，除语言不顺之外，得到改正的有七百多人。无罪之人既然已经得到昭雪，那么负责查阅案件的蹇序辰、安惇等官员，怎么可以不加罪呢？蹇序辰和安惇接受大臣的暗示，迎合绍述之意，于是把诉理之事说成是影射先朝，使纷争接连不断。考察公众议论，应当依法处以典刑。”正好中书省也请求治安惇、蹇序辰的罪，诏令蹇序辰、安惇一并除名，放归田里。靖康初年，杀掉梁方平后，太傅王黼被责授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永州。言官弹劾王黼欺骗皇帝、蒙蔽君上，专权倚宠，侵蚀财物、残害百姓，破坏法令、败坏国家，朔方的祸患也是王黼主谋。朝廷派官吏追赶到雍丘将他杀死，取下首级献上，并籍没其家产。又诏令赐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李彦搜括民田，夺取百姓正常产业，重征租税，百姓失业，愁怨遍布道路；官吏稍微违背他的意愿，他便搜罗罪状送入狱中，很多人因此愤恨而死，所以特意诛杀他。揭发少保梁师成朋比王黼的罪行，责授彰化军节度副使，行走一天后，又追赶杀死他。台谏极力弹劾朱勔肆意作奸作恶，兴办花石纲，榨尽百姓的血汗，耗空州县府库；他的子侄中有数人任承宣使、观察使，奴仆也成了横行的人，媵妾都有封号，园林宅第和器用全都仿照宫禁。三月，把朱勔流放到广南，不久赐死。赵良嗣本名燕人马植。政和初年，童贯出使辽国，马植在路上拦住他，以颠覆燕国的策略游说，童贯带他回朝，最终采用他的计策，酿成南北之祸。到这时，赵良嗣被处死。七月，揭发童贯十项罪行，派人在他所到之处将他斩杀。九月，言官弹劾蔡攸发动燕山之役，祸害天下，骄纵奢侈、荒淫放荡，历来记载中从未有过。诏令杀蔡攸及其弟蔡翛。高宗在大乱之后即位，追究王时雍等卖国的罪行，把洪刍、余大均、陈冲、张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一并交御史台狱审理。案件审结后，刑部、大理寺判定：洪刍收纳景王宠姬，余大均收纳乔贵妃的侍儿，王及之苦辱宁德皇后的妹妹，都应流放；陈冲搜括金银据为己有，并与宫人饮酒，应绞死；周懿文、张卿才、李彝与宫人饮酒，张卿才、李彝应判徒刑，周懿文应杖责；胡思文在推选张邦昌的奏状中添加谄媚奉承的言辞，罚铜十斤。这些罪都恰逢赦令应当赦免。皇帝看了奏状大怒，李纲等共同为他们解释，皇帝也刚开始施行新政，不愿重杀士大夫，于是诏令洪刍、余大均、陈冲各自特意免死，流放沙门岛，永远不许放回；张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一律以别驾身份安置到边郡。宋齐愈被交御史台狱，法寺认为他的罪行发生在五月一日赦令以前，请求裁决。诏令说，宋齐愈谋立异姓，危及宗庙社稷，不同于接受伪命的臣僚，特意不予赦免，在都市腰斩。又诏令东京及行在官员擅自离职的，都在当地根究审查。淮宁知州赵子崧在靖康末年传檄四方，言语很不恭敬。二年，诏令御史设置狱案，在京城审讯他。查明实情后，皇帝不想公开他的罪行，便以放弃镇江的罪名，将他贬到南雄州。

译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人痛恨宦官专横，又听说王渊担任枢密，更加不满，于是与王世修谋反。诏令御史捕获王世修审问，将他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擒获苗傅等人，在建康处以磔刑。统制王德擅自杀害军将陈彦章，御史台审讯判定应死，皇帝因他有战功，特意免死。庆远军节度使范琼带兵入朝觐见，当面言语不恭。知枢密院张浚奏称范琼大逆不道，将他交大理寺审讯。案件审结，赐死。越州知州郭仲荀，敌寇到来时弃城逃跑，经过行在也不入朝。交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贬到广州。神武军统制鲁珏因杀害无辜百姓、抢掠良家子女获罪，皇帝因他有战功，免其死罪，贬到瑞州。绍兴元年，监察御史娄寅亮陈述有关宗庙社稷的大计，秦桧憎恨他。十一月，秦桧让言官弹劾娄寅亮，说他父亲死后隐瞒不举哀，交大理寺弹劾审治，最终没有查出什么，诏令免除他现任官职。十一年，枢密使张俊派人诬告张宪，说他收受岳飞的书信，图谋变乱。秦桧想借此杀岳飞，命万俟ＲＳ罗织罪名把案件做成。岳飞被赐死，他的儿子岳云和张宪在市中被杀。汾州进士智浃上书为岳飞申冤，被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矛盾，吕源奏称胡舜陟贪赃污秽、僭越仿拟，又写信给秦桧，说胡舜陟讥讽嘲笑朝政。秦桧一向憎恨胡舜陟，派大理寺官员前去审治。十三年六月，胡舜陟不服，死于狱中。岳飞和胡舜陟死后，秦桧的权势更加炽盛，多次兴起大狱陷害异己，名义上称诏狱，实际上并非奉诏办理。后来所谓诏狱，大多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不再详录。《志》第一百五十四，刑法三。天下的疑难案件，若通过谳议仍不能裁决，就交给两制官、执政大臣以及台谏官共同议论，根据事情大小办理，没有固定办法；有关部门提出请求、进行论驳的情况，也时常有之。端拱初年，广安军百姓安崇绪隶属于禁兵，他申诉说，继母冯氏与父亲知逸离异，如今却要夺取产业给自己的儿子。大理寺判定安崇绪控告母亲，罪当死。太宗对此怀疑，判大理寺张佖坚持原判，于是交台省官员共同议论。徐铉议论说：“现在只要查明冯氏确实与丈夫离异，就应归入本宗；如果没有离异，安崇绪就应依法处死。如今详查案卷，未曾有离异事实，证据有四条。况且不孝之刑，是教化中最重大的事情，应当依照刑部、大理寺的判决。”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论说：“法寺判决不当。如果认为五种母亲都相同，那么阿蒲虽然身份卑贱，却是崇绪的亲生母亲；崇绪只是因为田产被冯氏强行占有，亲生母亲衣食无着，所以才申诉。如果依照法寺判决处死崇绪，那么知逸有什么罪而断绝后代，阿蒲又能依靠谁生活？臣等认为：田产全部归崇绪，冯氏应与阿蒲共同居住，由崇绪终身供养侍奉。这样，儿子有父亲留下的产业可以守护，冯氏终身也不至于缺乏供养。所犯之罪都应依赦令免除。”诏令采纳李昉等人的意见，徐铉、张佖各夺俸禄一个月。熙宁元年八月，诏令说：“今后谋杀已经造成伤害，案件正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上奏有个妇人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被许配给韦某，因厌恶韦某相貌丑陋，谋杀他但没有杀死。案件正在审问、将要举发时，她自首。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刑，以违法结婚之罪奏请裁决，诏令免她死罪。知登州许遵援引律文‘因杀伤而自首，免除因此所犯的罪，仍依故意杀伤法论处’，认为谋杀就是‘所因之罪’，应按‘审问将举时自首’条减二等。刑部判定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当时许遵正被召任大理寺判官，御史台弹劾许遵，许遵不服，请求交两制官议论。于是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便各自上奏。司马光认为刑部正确，王安石认为许遵正确，诏令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但御史中丞滕甫仍请求另选官员重新定议，御史钱顗请求罢免许遵的大理寺职务，诏令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裁定。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与王安石相同，诏书批示‘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上奏认为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不当。又诏令王安石与法官集体议论，反复辩难。” 第二年二月庚子日，诏令说：“今后谋杀人而自首的，都奏请听候敕令裁决。”这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上奏认为：“律文的意思是，因犯杀伤罪而自首，可以免除因而产生的罪，只依故意杀伤法论处；如果已经杀人，依故意杀人法论处，那么为首者必死，不必奏请裁决；为从者已有编敕中奏请裁决的条文，也不必再另立新制。”王安石与唐介等人在皇帝面前多次争论，最终皇帝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又诏令说：“从今以后都依去年七月的诏书办理。”刑部判官刘述等又请求中书省、枢密院共同议论，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都请求依照刘述的奏议，交给中书、枢密二府议决。皇帝认为律文非常明确，不必共同议论。但曾公亮等人认为广泛听取各种异同、满足言官的意见并无妨碍，于是把众议交给枢密院。文彦博认为：“杀伤，是想杀人而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已经杀人的不能自首。”吕公弼认为：“依律，杀伤罪不能自首。请从今以后已经造成杀伤的依律办理；从犯如果参与助力而自首，则奏请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大致与王安石相同。正好富弼入朝为相，皇帝命富弼议论，但富弼因患病长期没有议论，到这时才决定，而富弼正在休假，没有参与。苏州百姓张朝的堂兄用枪刺死张朝的父亲后逃走，张朝抓住他并将其杀死。审刑院、大理寺判张朝犯十恶中的不睦罪，应处死。案卷上报后，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张朝的父亲被堂兄杀死，张朝为父报仇杀了他，罪只应加役流，恰逢赦令，应当免罪。”皇帝采纳王安石的意见，特意释放张朝，不再追问。又命吕公著等重新议定罪名和刑名，他们的意见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旨，于是王安石自己具奏。起初，曾公亮以中书省身份认为中书省论正刑名不对，王安石说：“有关部门用刑不当，审刑院、大理寺应当论正；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就应派官员定议；定议又不当，中书省本来就应论奏，交皇帝裁决。这才是国家体制。哪里有中书省不能论正刑名的道理？” 三年，中书省上报五项刑名方面尚未妥当的事项：第一，每年判处死刑将近二千人，比前代多得特别多。比如强盗、劫盗都依法有死刑，其中有些人的情状轻重相差很远，如果一律判死，实在令人悲哀。如果对情节较轻的从犯另立刑罚，如同前代斩去右脚趾的做法，足以制止罪恶、消除祸害。禁军不在边防屯戍而逃跑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自首期限，以收取他们勇力的效用。

译第二，徒刑、流刑折为杖刑的办法，使禁令法网更加严密，良民偶然触犯禁令，便伤害身体，成为终身的耻辱；愚昧顽劣的人，虽然一时感到疼痛，最终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让情节、事理较轻的人恢复古代居作的办法，遇到赦令只减免服役的月份和日期，使善良的人知道改过自新，凶顽的人有所拘束。第三，刺配的法条有二百多条，其中情节、事理较轻的，也可以恢复古代徒刑、流刑迁徙本乡的办法，等到再次犯罪，然后决刺充军。被配隶的人都减轻刑罚，改为安置在本地，或安置到邻近地区。凶顽之徒仍依旧法办理。编管的人也应轮流送往别处，酌量规定服役期限，不得剃发、戴刑具。第四，命令州县考察士人和百姓，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而为众人所知的，发给凭证随身携带。偶然犯法、情节较轻而可以宽恕的，特别议定以赎罚代替刑罚；不肯悔改的，依法判决。第五，奏请皇帝裁决的条目太多，以致拖延刑狱禁令，也应当删削厘定。诏令交给编敕所详细议论，制定法律。起初，韩绛曾请求恢复肉刑，曾布又上奏议论说：“没有一个王朝制定刑罚不以仁德为根本，然而断肢体、刻肌肤，甚至杀戮，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人有罪，赎刑不足以惩罚他，所以不得已而加以墨、劓、剕、宫、大辟；但审察罪情，斟酌轻重，又有流放宽宥的办法。到汉文帝废除肉刑，制定笞箠的法令，后世沿袭下来作为法律。大辟以下，处以流刑，代替墨、劓、剕、宫，不仅不是先王流放宽宥的本意，也失去了刑罚轻重的差等。古代乡里田地按井田相连，人人安土重迁。流放到远方，没有资财供给，徒隶困苦受辱，以至终身。近世百姓轻易离开乡土，迁徙四方，本来不以此为患；居作一年，就允许附入当地户籍，比起古代也已经轻了。何况折杖法相当于古代的鞭扑之刑，刑罚太轻不能制止罪恶，所以犯法的人日益增多，最后必然发展到杀戮；这是想减轻反而变重。如今大辟罪名很多，选取其中罪情可以宽免的，处以肉刑，那么能够保全性命的人一定会多。若军士逃亡依法应斩，盗贼赃物达到规定数额依法应绞，就砍去他们的脚；侵犯法人，依法应死而情节较轻的，处以宫刑。至于劓刑、墨刑，则使用刺配的办法。再往下降，才是流、徒、杖、笞之罪，这样制定刑罚就有轻重等级了。”奏议上报后，皇帝向执政大臣询问可否，王安石、冯京互相辩论，最终没有实行。枢密使文彦博也上奏说：“唐末、五代用重典来挽救时弊，所以法律之外，徒刑、流刑有时加重到死刑。本朝太平已有一百年，应当使用中等刑罚，但仍沿袭旧习，有些刑罚比旧律更重。例如伪造官府文书，律文只判流放二千里，如今却判绞刑。近来伪造印记，第二次犯罪而未达到死罪的，也判绞刑。持杖强盗本法比伪造印记罪重；如今伪造印记第二次犯罪就判死，而强盗第二次犯罪、赃物不满五匹却不死，这样用刑与律文差异太大。请查核刑名中比旧律加重的条文，以敕令、律文互相参考，裁定适当的刑罚。”诏令交编敕所办理。又诏令审刑院、大理寺议定重赃以及赃物未满规定数额时的法律。审刑院说：“各项不同的赃罪，如果不等罪而累加合并，就难以与律义相通，应依照旧例。”大理寺说：“律文称，以赃物数额导致获罪的，屡次犯罪就合并累计科罪；如果各次罪行不相等，就把重赃与轻赃合并，分别按加倍论罪；合并后不再加重的，只按其中最重的一项论罪。大概律文的意思是，屡次犯赃罪，不可以采用两个以上罪名的办法，所以令其累计科罪；因为不是一次犯罪，所以令其加倍论罪。这是宽宥的一方面。然而六种赃罪轻重不同，如果犯两种以上赃罪，不能把轻赃累加后按重赃论处，所以规定合并计算重赃，轻赃则按规定折合。这是宽宥的另一方面。如果把重赃与轻赃合并后再加重，就只按一项最重罪论处，因为这样向上推算便改从较轻的法律，向下也不至于纵容奸邪。《疏议》中假设的法律，正好都是罪行相等的情形，那只是当时的解释文字。如果罪行相等的全部累加，不相等的只按一项赃罪科断，恐怕知法的人足以借此作奸，不知法的人则只能受临时幸与不幸的影响，这不是律文的本意。”皇帝认为大理寺的议论正确，施行其说。八年，洪州百姓犯徒刑却判杖刑，其余罪行又因恩赦免除，官吏属于失出，应当弹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认为：“依据罪人的罪行而使其获罪，罪人遇到恩赦的，应依照对罪人的原判法律办理。洪州官吏应当免罪。”又请求从今以后官司出入人罪，都使用这一条令。审刑院、大理寺则认为：“失入人罪，是官司错误地使人获罪，难以使用这一条令。至于失出，应当依照刘衮的意见。” 元丰三年，周清说：“审刑院、刑部奏报判决妻子谋杀丈夫、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案件，改依故意杀人法办理，按照举轻明重的原则，判入恶逆罪，处斩。我私下详察律文的意思，妻子谋杀丈夫，已经杀死丈夫，应当归入恶逆罪；但因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而改依故意杀人法办理，应当使用妻子殴打丈夫致死的法律定罪。而且十恶条中，谋杀以及故意、斗殴杀死丈夫，才归入恶逆；如果只是谋杀而没有杀死，仍只应判不睦罪。既然采用举轻明重的原则，就应依照谋杀未遂的法律，按敕令判处重杖后处死，恐怕不能归入恶逆罪处斩。”于是交审刑院、刑部详细参酌，按周清的意见办理。邵武军奏报复核一案：妇人与人通奸，谋杀丈夫，后来丈夫醉酒回家，奸夫把他杀死。法寺判定妇人属于谋杀从犯，但刑部郎中杜纮议论认为妇人罪应当处死。又兴元府奏报复核一案：梁怀吉去探望被休妻子的病，顺便寄存粮食，他的儿子擅自拿来吃，梁怀吉殴打儿子致死。法寺按盗窃粮食论罪，并判梁怀吉犯杂犯死罪，援引赦令免除。杜纮却认为，被休的妻子接受寄存的粮食，她的儿子擅自取用，不属于捕盗法所管。奏议上报后，御史台弹劾杜纮的意见不当，诏令罚金，并延长其磨勘年限。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不置可否，也被罚金。

译元丰八年，尚书省说：“各类捕获的盗贼中，有已经杀人的，以及原先犯强奸、强盗罪而免死判处流配的人，再次犯罪被捕后，有关部门按惯例援用‘有人将要告发而在审问中自首’的减免法律。况且，律文规定自首减等判遣，是因为其罪情不是危害极大的奸恶之徒，而且有改过自新的意愿。至于奸淫、盗窃，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按一般事例减等。请把已经杀人的强盗，以及强奸犯或原犯强盗罪而免死者；如果是持杖的三人以上，听知有人要告发、在审问中将被举发而自首，以及因他人首告而依法应减罪的，一概不列入减等的条例。”起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审问中自首”的法律，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到这时，司马光任宰相，又重申先前的意见，予以改定。于是下诏说：“强盗在审问中因将被举发而自首的，不适用减等。”不久，给事中范纯仁说：“熙宁年间关于审问中将被举发的条文，一概可以原情减罪，因此宽纵奸恶过多；元丰八年，另立条制。我私下详察，已经杀人、强奸的，依法本来就不应准许自首，不应再适用审问减等。至于免死及持杖强盗，也不减等，实在太重。按《嘉祐编敕》规定：‘犯罪的人，因有嫌疑被捕，赃证尚未明确，或者同党已经被擒而尚未供出他，只要一经诘问便承认，均按律中“审问中将被举发而自首”的条款减罪。如果已经经过诘问，却隐瞒并拒不承认本罪，就不在自首减罪的范围内。’这条敕令合乎情理，应当继续施行；这样，对依法不准自首的自然不能原情减罪，其余案件则采用《嘉祐编敕》加以裁断，便能使法律与实际情状相合，对上可以扩大皇帝爱惜生命的恩德，对下则不会使一个人蒙受无辜之冤。”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说：“各州审讯强盗，如果情理上没有值得怜悯之处，罪名和刑罚也没有疑虑，却擅自奏请裁决，允许刑部举发驳正，重重按朝廷法典治罪，不得援用事例破坏条文。”这是采纳司马光的请求。司马光又上言说：“杀人而不判死刑，伤人而不施刑罚，即使尧、舜也不能因此实现天下大治。刑部抄录奏报兖州、怀州、耀州百姓中有斗殴杀人的案件，均应论死，却妄称情理可悯而奏请裁决，刑部随即援引旧例免死判决流配。凡是律、令、敕、式没有详尽记载的，主管官署可以援引事例来决定。如今斗杀应判死刑，自有明确条文；刑部却援用成例免死流配，那么关于斗杀的条文法律就无从施用了。请从今以后，各州奏报的死刑案件，如果情理没有可怜悯之处，罪名刑罚没有可疑之处，就让刑部退回，依法处断。如果确实有可怜悯或可疑之处，就让刑部在奏报中详细说明实际情形，先拟定处理意见，再由门下省审查复核；如有不当，或援用事例破坏条文，就驳回奏章，请求皇帝下旨审查。” 元祐元年，范纯仁又说：“前一年四方奏报复审的案件中，死刑案件共二百六十四起，实际处死的只有二十五人，保全生命的将近十分之九。自去年改法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天，所奏报的复审案件共一百五十四起，处死的却有五十七人，保全生命的仅有六成多。臣当然知道，改法以前保全的人数较多，其中必定有曲意宽贷的；但仍没有失去‘罪行有疑时应从轻’的仁德。改法以后，保全的人数较少，其中必定有滥施刑罚的，这就严重违背了‘宁可失于不合常法，也不要枉杀’的道义。请从今以后，四方奏报的死刑复审案件，都令刑部、大理寺再次审查复核，简略列明所犯罪行以及原奏的原因，由执政大臣请旨裁断；如果原奏不当，也应宽免其罪。这样就不会有冤屈和滥刑的案件了。” 又因尚书省上言，远方奏报复审的案件往往等待批复而长期羁押，于是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的罪人中，情节较轻而依法应判重刑、应当奏报裁断的，由安抚司或钤辖司斟酌情形作出决定后再奏报。门下侍郎韩维说：“天下奏报的案件，必须由大理寺裁断，经刑部详细议论，然后上报中书省，由皇帝裁决。近年主管官署只因州郡的请求，对其意见模棱两可，便上报中书省，援引成例请旨，所以四方奏报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希望刑罚清明、政事简省，实在困难。从今以后，大理寺接到天下奏报的案件，其中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的，必须具列情理和法律轻重及所依据的条文，或者指出应当适用的判法，由刑部详细审查，然后按次序上报。”诏令刑部制定法律条文后上报。崇宁五年，下诏说：“百姓因犯罪而受法律制裁，情节有轻有重，法律也应有增有减。因此，情重法轻、情轻法重的案件，旧来就有请旨裁决的命令。如今主管官署只有情重法轻时才请求加罪，而法重情轻时却不奏请减罪，这是乐于加罪于犯人，却难于实行宽恕，并不是用来谨慎体恤刑罚的办法。从今以后，应遵循旧法请旨，使情与法的轻重各得适当；否则按违制论罪。”宣和六年，臣僚说：“元丰旧法规定，情轻法重、情重法轻以及判处死刑而刑名有疑虑的案件，都允许奏请裁决。近来各路把死刑疑案奏请朝廷裁决，大理寺往往以‘不当’弹劾。情理上确属重大奸恶、罪状又明确，却奏请裁决以求侥幸宽免，固然应当戒止；但有疑虑而难以决定的案件，如果一概加以弹劾，官吏无不只求迎合文法、保全自己。臣恐怕天下从此再也不敢以疑案奏报了。希望诏令大理寺一律依照元丰法办理。”皇帝采纳了。绍兴初年，各州县盗贼兴起，道路不通，诏令规定，凡应奏请裁决的案件，可以暂且减轻刑罚、降低等级判遣后上报。不久，奏报复审的案件大多得到从轻宽贷，官员没有误使无罪者入罪的忧虑，而胥吏却有买卖狱讼的利益，于是往往不应奏报的案件，也一概奏报。绍兴三年，于是下诏：应当奏报的死刑案件，由提刑司详细说明缘由，缴纳奏章上报。宣州百姓叶全二盗窃檀偕窖藏的钱，檀偕命佃户阮授、阮捷等杀死叶全二等五人，把尸体丢进水中。主管官署以“尸体未经检验”奏报。侍御史辛炳说，檀偕属于故意杀人，众多证据清楚，按照近来颁行的法律，不应奏报。各类案件不应奏报却奏报的，虽然不论罪，但如今宣州是观望行事，应当连同治罪。皇帝说：“如果给宣州加罪，那么确实有疑虑的案件也不会再奏报了。”于是法寺、大理寺和刑部只罚了宣州官员的金钱。绍兴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称，主管官署常常胡乱奏报，使人罪名出入；皇帝因此重申并严厉制定法律，但官吏始终不悔改。

译绍兴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又上疏说：“汉高祖进入关中，全部废除秦朝法律，只同百姓约定三条法律。所谓‘杀人者处死’，实际居于首要地位。司马光曾说：‘杀人者不死，即使尧、舜也不能实现大治。’这话可以说极为恰当。臣私下看到各路州、军判处的死刑案件，即使刑法相当，也往往以情理可悯奏请裁决。自去年郊祀以后到现在，奏请裁决的死刑犯五十多人中，有确实犯故意杀人、斗殴杀人而常赦所不能宽免的；法律既无疑问，情理也无可怜悯，刑部、大理寺却都奏请裁决，予以宽贷减罪。那些杀人者可说是幸运了，可被杀的人含恨九泉，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呢？臣恐怕强暴的风气会滋长，善良的人无法自保；这对于刑罚政务，危害不小。今后凡死刑案件，情法相当且无可怜悯之处，主管官署却擅自奏请裁决、减免宽贷的，请令御史台官员弹劾。”皇帝看了奏章说：“只是担心各路把事情做得支离破碎，确有情理可怜悯的人也一概不奏，反而失去谨慎体恤刑罚的本意。”于是命刑部依据条文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逐渐到了乾道年间，审理案件的弊端日益严重。孝宗于是下诏，主管官署可以根据情节援引条文定罪，不再奏请裁决。后来刑部侍郎方滋说：“主管官署判罪，其中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以及议亲、议故等类，难以一概自行决定。今后应在敕、律、条、令中明确说明哪些案件须奏请裁决，请一并依照建隆三年敕文办理。”皇帝采纳了。乾道六年，臣僚请求：“今后死刑案件，只奏报首犯中依法应判死罪的；从犯不应判死罪的，先行决遣。流罪、徒罪，不许以情节重大为由请旨。否则，便以不应奏报而奏报的罪论处。”皇帝采纳了。到了理宗时期，审理案件往往不能及时报告，囚犯多因久系狱中而死。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说：“如今罪行无论轻重，全都送入狱中；案件无论大小，全都拖延扣留。有的因为追查、索取证据尚未齐全而不审问，有的因为供词尚未完备而不上报，有的因为拟写文书不恰当而不判决。狱官把这看作常事，不顾拖延；狱吏把囚犯长期留置当作获利之道，只怕案件办理得太快。奏案和公文送到刑部以后，拖延许多日月才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审阅详情，也同样拖延。大理寺回报刑部，刑部回报尚书省，动辄牵涉经年累月。尚书省各房又不能立即呈报拟议，有的虽已拟议，却又加以疏驳；疏驳数月，仍同以前一样。辗转拖延，有的案件一两年还没有批复下来。那些可疑可怜、依法应当奏报复审的案件，本应因怜悯而保全其人，却反而拖延不决。有的宽贷批复下来时，人已经死在狱中；有的犯人获得宽贷，而被牵连的人却有的病死，难道不令人深为痛惜吗？请从今以后，各路奏报复审案件时，立即把发出奏报的日期申报御史台，由御史台官员追查尚书省、刑部和法寺的怠慢。”皇帝采纳了，但主管官署的拖延不久又恢复如旧。景定元年，于是下诏说：“近来诏令各提刑司，对翻供、提出异议而驳回重审的案件，从轻判决。但长官和监司多不肯负责，又援引奏请裁决，严重的有十多年不能判决的案件。命令提刑司和守臣审查重勘；如果以前的勘查尚未完备，确有可疑之处，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以及按规定应使用荫补的人须奏请裁决外，其余一律判决完毕后上报。官吏特别免于连带治罪一次。” 凡应当流配服役的人，编入军籍；对犯有严重曲法罪的人，在脸上刺字。遇到赦免时，主管官署上报其罪状，情节轻的释放，情节重的终身不释放。起初，徒罪犯人如果没有官职可以折抵或以铜赎罪，在京师就隶属于将作监服役，也兼在宫中服役，或者送到左校、右校服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说：“这类人虽然名义上列有服役之名，实际上已没有役使他们的地方。遇到祭祀时，供应水火等事务，自有本部门供给官员。希望令大理寺依照规定判遣。”于是都送到作坊服役。太宗认为，建国初年各地割据，沿袭五代制度，罪人大多配隶到西北边地，很多人逃亡投奔塞外，诱使羌人作乱。于是下诏：“应判徒刑的，不要再隶属于秦州、灵武、通远军以及边境各郡。”当时江南、广南已经平定，于是都流配到南方。此前，犯死罪而获免死的，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和通州海岛，都由屯兵使者统领看守。通州海岛中有两处官府煮盐，豪强难以管制的隶属崇明镇，懦弱的隶属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才命令分别隶属盐亭服役，沙门岛仍旧。端拱二年，下诏免除岭南流配者戴刑具服役。起初，妇女犯罪判流刑，也要带着针具配役；到这时下诏免除。又开始规定，杂犯死罪而获免死的，不要流配沙门岛，只隶属于各州牢城。旧制度规定，僮仆犯罪，可以私自在脸上刺字。皇帝说：“僮仆受雇服役，本来也是良民。”下诏：“盗窃主人财物的，杖脊、刺面，配隶牢城，不得私自刺字。盗钱十贯以上，配到五百里以外；二十贯以上，奏请裁决。”皇帝想减轻配隶的刑罚，祥符六年，下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细议定后上报。后来，对犯有盗卖茶、盐、矾，私自铸造军器，在市场外买卖外国香药，挟带铜钱诱骗汉人出境，主管官吏盗窃官府货物，以及夜间聚众作妖等罪的，比照旧法都从轻减罪。乾兴以前，州、军长官往往擅自把罪人配隶他处。仁宗即位，首先下诏禁止，并规定情节不是重大奸恶的，必须奏报等待批复。又下诏各路按察官，把乾兴赦令以前配隶军籍的人列出所犯罪状上报。从此每逢赦书颁下，总会涉及这类人。起初，京师裁造院招募女工，军士的妻子犯罪，都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年，特意下诏释放她们，听任她们自行生活。妇女应当配隶的，就把她们配给妻窑务或军营中远地事务的无家属士卒，形成定法。当时又下诏说：“听说被配徒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流离道路，很少能够活着回来，朕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应当配隶的人，登记写明案件的刑名和配往的地里，送尚书刑部详细复核。”不久又下诏，应当配隶的人，必须由长官以下官员聚集在听事厅审察询问。后来因奏牍繁多，停止登记完整案情，只以单独的状文上报承进司。随后又停止审察询问。

译知益州薛田说：“蜀地人被配徒到其他路的，请即使年老有病也不得释放。”皇帝说：“远方百姓无知而犯法，终身不能回到家乡，难道是朕的本意吗？察看其中情状值得怜悯的，允许返回。”后来又下诏，罪状凶暴恶劣的，不许返回。起初规定，配隶罪人都要奏报等待批复，后来因囚禁日久，奏请频繁，于明道二年下诏，令主管官署斟酌罪情轻重，制定为法令。凡命官犯重罪，应当配隶的，就在外州编管，或者隶属牙校。因死罪而特别免死的，多数杖脊、刺面，配到远州牢城；遇到恩赦酌情迁移，才免除军籍。天圣初年，官吏中有几人同时因贪赃败露，全部流窜岭南，皇帝下诏警戒在位官员。有平羌县尉郑宗谔，收受贿赂、枉法判案，按罪应当处死，适逢赦免，只应夺官。皇帝问辅臣：“县尉每月俸禄有多少，难道是俸禄太薄，不足以养活自己吗？”王钦若回答：“俸禄虽然微薄，廉洁的人本来就能自守。”于是特意杖责郑宗谔，配隶安州。此后多次惩处贪官，到仁宗晚年，官吏知道要以廉洁自我装饰，犯法的人比过去稍有减少。罪人免死的，旧制多配到沙门岛，到了那里大多死亡。景祐年间，下诏规定应配沙门岛的，改配广南的地牢城；广南的罪人则配到岭北。但后来又有配沙门岛的。庆历三年，清理天下在押囚犯，于是下诏各路配役的人全部释放。庆历六年，又下诏说：“听说百姓只犯轻罪，长官却擅自刺字后配隶别州，朕非常怜悯。从今以后，除非法律允许在法外处置，不得擅自刺字并流配罪人。”皇祐年间，正逢赦免，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查阅配隶者的罪状上报，于是宽免释放了很多人。曾公亮请求把这形成惯例，并请益、梓、利、夔四路交给转运司、钤辖司负责查阅。从此以后，每逢赦免命官办理，通常都成为常例。配隶刑罚中，最重的配沙门岛砦，其次配岭表，其次配三千里以外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移本乡。判决完毕后，不分寒暑，立即上路。吴充建议：“流配的人在冬天受伤，上路后多冻死。请从今以后，情节不是重大奸恶的，遇到冬月允许留在本地服役，到了春月再遣送。”诏令准许。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曾经发檄文命巡检查究金州金矿，发现没有多少利益。当地人害怕兴办开采工程，用黄金八两请求张仲宣不要派官员前往。事情被发觉后，法官判定张仲宣犯枉法受赃罪，应处绞刑；援引以前的先例免死，杖脊、刺面，配到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说：“仲宣所犯，可以比照恐吓取财的条文。而且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仲宣是五品官，有罪还可以乘车；如今却把他按徒隶处罚。此人虽然没有值得怜悯之处，但恐怕会辱没士大夫的身份。”于是免除杖脊、刺面，改为流配贺州。从此命官不再适用杖脊、刺面的法律。熙宁六年，审刑院说：“登州沙门砦配隶者，以二百人为额，超过人数的就迁置海外，这不符合禁绝奸恶的本意。”诏令把额数改为三百人。广南转运司说：“春州是瘴疠之地，配隶到那里的人十个中有八九死亡，希望停止把罪人配到那里。”诏令说：“应配沙门岛的人，允许配到春州，其余罪人不得配往。”不久，各地配隶者除凶恶盗贼外，青壮年一概安置到河州，人数只限五百人。起初，神宗认为流配者离开家乡，常在路上因病死亡，而护送的禁军往返劳费，于是采纳张诚一的建议，按所在地把他们配到各军服重役。后来中丞黄履等人上言，才停止此法。凡犯盗窃罪的，在耳后刺字作记号：徒刑、流刑刺方形，杖刑刺圆形；三次犯杖刑，移刺到面部。刺记直径不得超过五分。元祐六年，刑部说：“各类配隶沙门岛的人中，强盗杀人、纵火，赃物达到五万钱；强奸、殴打伤人两次并致人死亡；累计赃物达到二十万钱；谋杀致死；以及犯十恶死罪、制造蛊毒并杀人的，不得迁移配所。强盗同党杀人但不是共同谋划的，赃物达到二十五万钱，遇赦时迁配广南；超过广南的额数，就配隶到偏远险恶之地。其余罪犯遇赦时迁配荆湖南北、福建路各州，超过额数的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服役满五年，遇赦而按规定不应迁配，或不许放还且年满六十岁以上的，迁配广南。在岛服役十年的，依照其余罪犯的规定迁配。患重病或年满七十岁、在岛服役三年以上的，迁配到邻近乡里的州军；罪状本应迁配而年老有病的，也照此办理。永远不许放还的，各加二年后再迁配。”后来又制定法令：“沙门岛已经超过额数的，迁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 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人说：“太祖刚平定天下时，主典官吏盗窃官物，赃数达到规定的，往往抵罪处死。仁宗初年，这一制度尚未废除。后来施法逐渐宽缓，官吏犯自盗罪，罪至死刑，大多免死。然而罪情严重的仍然决杖、刺面，配到海岛；钱仙芝虽带馆职，李希甫曾任转运使，也不能免罪。近来朝廷施法更加宽缓，主典、人员和军司官吏犯罪，按惯例都各自免死，几乎毫无区别。希望陛下推述祖宗旧例，凡犯自盗罪、计赃数额较多的，间或由圣上亲自裁断，以整肃内外。”诏令：“今后凡枉法自盗，罪至死刑且赃数额较多的，一律请旨。” 有人担心加役流法过于严重：官府有监押驱使的劳苦，道路上又有逃亡的忧患。苏颂在元丰年间曾建议：“请依古制设置圜土，把应当流配的人定罪完毕后剃去头发、给脚戴刑具，白天居住其中服役，夜间关入圜土。满三年后才释放；未满三年而遇赦的，也不宽免。释放后仍送回本乡，监视其出入；又过三年不犯罪，才允许恢复自由。”当时没有实行。崇宁年间，开始采纳蔡京的请求，命各州修筑圜土，收容免死的强盗。白天服役，夜间拘禁，根据罪行轻重规定拘禁期限。允许他们离开圜土后充军；没有过错的释放。施行两年后，发现制度不便，于是废止。大观元年又实行，四年再次废止。

译南渡以后，各种配隶法规在《祥符编敕》中只有四十六条，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七十多条。到了淳熙年间，又增加到五百七十条，比庆历年间多了四倍。配隶法律既多，犯法的人也日益增多，刺字配隶的人到处充斥。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说刑罚太重，于是诏令刑部、审刑院集体议论上奏。到淳熙十四年，仍没有定论。后来臣僚议论，认为：“如果只留在本地服役，不离开乡里，几乎是在惠待奸人，不足以惩罚恶人；如果完全实行配隶法，不顾刺字，面目一旦毁坏，谁还会顾惜名节？强悍之民反而会增长威势，有了过错也无法自新。查照《元丰刑部格》，各类编配者本有不得迁移、不得释放以及迁放的条限；《政和编配格》又分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如果依照旧格，稍加参订：列入情重的，仿照旧例刺面，采用不得迁移、不得释放的规定；其次情节稍重的，只刺额角，采用配役十年的规定；其次情节稍轻的，免除刺字，采用不刺面、服役期满释放还乡的规定；最轻的，降为居住服役，另立年限，期满释放。如果是因连坐而编管的，就安置在本城，缩短释放期限。这样做，与现行条法并不抵触，而且能使刺面之法专门用于情节严重、罪恶凶残的案件；其他偶然触犯刑法的人，都可以保全面目，知道顾惜名节，从而改过自新。减少受黥刑的徒众，消除奸党，确实是天下最紧要的事务。”于是诏令主管官署裁定，但后来始终仍按旧制度办理。嘉泰四年，臣僚说：“配隶的人大概有两等。一类是乡民一时斗殴而杀伤人，以及胥吏犯贪赃罪而免死流配等人；即使他们逃跑，也未必能犯下大罪，只应按徒刑处理，配到本州牢城服重役，期限届满后发给证明，恢复为良民。至于屡次犯强盗罪，以及聚众贩卖私商货物，曾经杀伤并被捕获的人，不同于村民、胥吏，应一并配到屯驻军中，规定服役年限，期满后改刺，编入正规军。”皇帝采纳了。配隶地点自高宗以来，有时配往广南海外四州，有时配往淮、汉、四川，直到度宗时期也没有固定制度，都不足以一一记载。凡内外各处上报的刑狱案件，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共同参议掌管；又有在京刑狱纠察司相互审查复核。官制实行后，废除审刑院和纠察司，把它们的职务归于刑部。四方的狱讼，则由提点刑狱司统辖。官府的监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军巡院、右军巡院；各司有殿前军司、马步军司以及四排岸；外地则有三京府司、左军巡院、右军巡院，各州军院、司理院，下至各县也都有监狱。各监狱都设置楼房和窗户，供应浆水、铺席，备有洗浴用具；饮食必须温暖，寒冷时供应柴炭、衣物，暑天每五天清洗一次枷杻。郡县由主管官员亲自巡视检查，监狱破损就修缮使其坚固。神宗即位初年，下诏说：“监狱关系百姓的性命。近来听说主管官署每年考核天下奏报的案件，却有很多囚犯因狱中疾病而死。朕深思，这是狱吏乘机作奸，检查不明造成的，使我的百姓无故遭受祸害。《尚书》不是说过：‘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现制定为法令：各州军巡司院所拘禁的罪人，一年中在狱中病死达到二人；五县以上的州一年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院一年死七人，推吏、狱卒都杖六十；每增加一人，罪加一等，最高杖一百。主管监狱的官员，如果像推勘案件那样，经两次发生即按违制论罪。提点刑狱司年终统计死亡人数上报中书省审查。死亡过多的，即使官吏已经受罚，也还要进一步降职责罚。” 不久又下诏：“误把死罪判入而已经执行三人的，主管官员除名并编管，副职除名，次副职免官勒令停职，胥吏配隶千里之外；两人以下，按此区别处理。不因赦免、降职或离任而宽免。尚未执行的，依照同类情况逐级减一等；遇到赦免、降职或离任，再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的断议官，年终详细列明曾经误把徒罪判入五人以上的，京朝官延长磨勘年限，幕职、州县官延长考课期限，或者不给任满后的指射差遣，或者罢免，仍立即断绝俸赐。”此前法律不完备，所以有这道诏令。又曾下诏：“官府误把人判入罪，而罪人本应原情免罪，官府仍依法论处，这就属于误把罪判出。若本应判徒刑却只判杖刑，罪人又本应原情免罪，官府才可以适用因罪人而致罪的法律。” 皇帝认为建国初年废除大理寺监狱是不对的。元丰元年下诏说：“大理寺设置监狱，历史已久。如今京城各官署所弹劾审治的案件，都暂时拘押在开封各监狱，囚犯既然过多，难以分别审讯；盛夏发生疾病，转送过程中会因狱病而死；有时主管者意见不同，年复一年不能判决，朕非常怜悯。应恢复大理寺监狱，设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门负责审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三司、各寺监的官吏犯杖刑、笞刑而不必等候追究的，听任当即判决；其余全部送大理寺监狱。应当奏报的案件，都令刑部、审刑院详细裁断；天下应奏报复审的案件也一并上报。”元丰五年，分别命少卿一人主管左断刑，一人主管右治狱。断刑事务由评事、检法官详细裁断，丞议论，正审定；治狱事务由丞专门推问弹劾，主簿掌管按劾，少卿分别总领其事，卿总管全局。元丰六年，刑部说：“旧制中，详断官分头审理公事和案件，主判官议论改正后，交给详议官复议；如果有差错，就记在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决完毕。自从详断官归入大理寺成为评事、司直，议官成为丞以后，所裁断的案牍草稿不经过长官、副长官审阅，往往有很多差错。” 于是制定制度：“服任评事、司直与正组成断司，丞与长贰组成议司。凡裁断公事和案件，正先详细审查是否恰当，议定后签印注明日期，移交议司复议；如有辨难，就详细列明意见并改正，长贰再加以审定，然后判决完成，记录上奏。” 元祐初年，三省说：“过去设置纠察司，是想察看违法和怠慢，从而慎重处理狱讼；后来废除并归入刑部，就不再有纠察制度。请把纠察职务交给御史台，由刑察兼任；御史台的案件，则由尚书省右司负责纠察。” 元祐三年，废除大理寺监狱。起初设置大理寺监狱，本来是因为囚犯拘系拖延，使狱讼事务有所统辖；但大理卿崔台符等人不能奉行皇帝仁德的旨意，即使士大夫、命妇的案件，只要供词稍有牵连，就立即逮捕拘禁。凡是巡逻者探查报告的事情，便立即交付监狱。于是附会事实、罗织罪名，没有不被诬陷认罪的。到这时，崔台符等人都获罪，大理寺监狱于是废除。

译元祐八年，中书省说：“昨天诏令规定，除同外，年终要详细报告各监狱囚犯死亡的数量。但各路上报时，竟以拘禁二十人中死一人为界，达到这个数才报告；这样一来，一年拘禁二百人，允许死十人才上报，恐怕州县会因此放松狱讼事务，实在不是谨慎体恤的本意。”诏令刑部从今以后不许擅自分列拘禁人数的数目。绍圣二年，户部仿照三司旧例设置推勘、检法官；凡京城各司涉及钱谷而应追究的案件，杖刑以下立即裁断。绍圣三年，恢复设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员额依照元丰制度，并增设司直一人。大理卿路昌衡请求：“把大理寺丞分为左、右推；如果犯人翻供或提出异议，就从左推移交右推。再次翻异，便命官审问，或者由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相勘问，也不许按地域互相探报，希望借此革除相互移送、挟仇报复的弊端。徒刑以上的罪移交御史台。命官需要追捕拘拿的，一律依照条文办理。如果探报涉及虚假，或因私情请托，都要连同治罪并上报。” 起初，法寺裁断案件，误把死罪判入有处罚，误把死罪判出却不治罪。到这时规定，误把死罪判出五人抵误判死罪一人；误把徒罪、流罪判出三人，也按同样办法办理，并制定为法令。元符三年，刑部说：“祖宗重罚误把人判入罪，是为了体恤刑罚。误把罪判出，是臣下的小过；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大德。请停止追究误判出罪的责任，使处理案件、复审议论时，务必竭尽忠诚和宽恕。”诏令准许。政和三年，臣僚说：“远方官吏，法律文书既然疏略，刑罚又有失中正，不能没有冤屈。希望委派监察官员，每季度分别记录辖区内的囚禁案件，遇到冤抑的，先行释放再上报；年终比较释放人数的多少，评定优劣。那些为了邀功而故意释放有罪者，依法论处。”诏令刑部制定法律：凡把人判入徒、流罪且已经结案，负责录问的官吏能够驳正，或者因其他事情能够推究改正，累计达到七人，按一名死刑犯推赏。绍兴六年，命令各地审讯勘验案件时，如有供词和情节不同而犯人病死，提刑司要加以研究；如果确属冤屈，申报朝廷请旨。绍兴十二年，命令各地推究翻异案件，不得派初任官、荫补子弟和新进士，要选派曾经多次任职的人。绍兴二十七年，命监察御史每年冬夏巡查监狱；有审讯勘验不实的，依照刑部郎官的权限，直接移送处理。绍兴二十九年，命令杀人无证、尸体未经检验的案件，备具案情奏请裁决，委托提刑司审问；如有可疑或翻异，就由本司派官重新勘验，结案后上报本路，再移交其他监司审定，备具案情上奏。否则由监司再次派官勘验；仍不服，再奏请皇帝下旨。此前主管官署曾建议：“外路案件三次翻异，在一千里以内的移交大理寺。”绍兴三十一年，刑部认为这不是祖宗法，于是加以厘正。乾道年间，各州翻异的囚犯，经过本州审理后，再发文移交邻路；有的再次翻异，于是移交隔路，甚至越过两路。官吏在道路上往来奔忙，被拘捕的人困于反复追问对质。乾道四年，于是命令：“本路已经多次派官审勘，仍声称冤屈的，只发文移交邻路；如果仍然翻异，就奏请裁决。”淳熙三年，命令县尉代理县政时，不得亲自审理狱讼，应当让县丞、主簿参与审理。如果县中官员全部缺额，就从州官或邻县选官代理。用金钱赎刑，大概是因为鞭打、扑打一类的罪，情节和法律有可以斟酌之处，所以予以宽免。周穆王把金钱赎刑扩大到五刑，是不合于法律的。宋朝对旧制度有所损益，凡是凭官职荫补可以减刑赎罪的，是为了尊重爵禄、培养廉耻。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规定：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员，其亲属犯罪，各按等级减刑赎罪。恐怕年代久远后，不肖之人倚仗祖先荫庇，不畏惧刑法。如今本人犯罪时没有官职，必须凭祖父、父亲曾任本朝官职，根据品秩才能减刑赎罪；如果是在前代做官，必须有功德惠及百姓、为当时人所推重，并且历任三品以上官职，才可以请求。”皇帝采纳了。后来又规定：“流内品官担任流外职，依律文，徒罪以上按应当赎罪的法律办理。各司授予勒留官以及归司人员犯徒、流等罪，公罪许其赎罪，私罪按决罚论处。”淳化四年，下诏各州百姓犯罪，即使可以交钱赎罪，长官也可以任意使刑罚轻重不一；从今以后不得按赎罪论处。妇女犯杖刑以下，若不是故意犯罪，衡量轻重处以笞刑，或者交纳赎铜后释放。仁宗深深怜悯百姓无知，想制定赎罪法以适用于轻刑，于是诏令主管官署说：“先王施法简明，使人知道禁令而容易遵从。后代设置茶、酒、监税等禁令，夺取百姓的厚利，刑法也日益繁密。如今的《编敕》全都出于律文之外，又屡屡改更，官吏尚且不能明白，百姓怎么能知道？一旦陷入诉讼，情理虽然可怜，法律却不允许赎罪。这难道不是礼乐教化尚未推行，却专门使用刑罚的弊病吗？汉文帝让天下人向边地输送粮食，以此取得爵位、免除罪刑，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的境地。应当议定那些不见于律文的科条：有的属于贪图利益而触犯禁令、奢侈而违背诏令，有的属于过失而值得怜悯，另行制定赎罪法。乡民用谷麦，商人用钱帛，使百姓重视谷麦；能够免除刑罚，农桑自然会受到鼓励，富足长寿也就可以期待了。”诏令下达后，议论者认为富人能够赎罪而穷人不能免罪，不是朝廷施法的本意。当时命辅臣分别总领职事，由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刑法，但还没来得及提出具体建议，范仲淹就被罢职，此事于是搁置。至和初年，又下诏：“前代帝王之后，曾在本朝任职而官位未达七品的，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儿女犯流罪以下，允许赎罪。” 即使没有做官但曾经受到赏赐的人犯罪，只要不是重大奸恶，也照此办理。”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抃把人殴打致死，抃献出朝廷授予自己的官职来赎父亲的罪，皇帝怜悯他而准许了。君子认为这是错用了刑法，但从此以后不曾再这样办理。直到宋朝灭亡，赎罪法也只适用于轻刑而已。恩赦宽宥的制度是：凡大赦天下，释放杂犯死罪以下的人；有时甚至连通常赦令不能宽免的罪，也一并除去。凡局部赦免，只涉及一路或一州，或者别京，或者京畿以内。凡发布德音，死罪、流罪降低等级，其余罪释放；有时也释放流罪。所涉及的范围宽窄没有固定。又由天子每年亲自登记京师的在押囚犯，京畿以内则派使者前往，往往使杂犯死罪以下的罪犯只降一等，杖刑、笞刑犯释放，有时徒罪也可以释放。如果一并涉及各路，就命监司登记。” 起初，太宗曾因郊祀礼仪讨论赦免，有个叫秦再恩的人上书希望不要赦免，并引用诸葛亮辅佐刘备几十年不赦免的事。皇帝颇为疑惑。当时赵普回答：“凡郊祀时施行赦免，是圣朝的常典；它的仁德如同上天。刘备不过偏居一方，臣不赞成他的做法。”皇帝认为说得好，于是确定实行赦免。

译起初，太祖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时下诏：“两京、各道自十月以后犯强盗、窃盗罪的，不得参加郊祀赦免。各地长官要告诫晓谕，使百姓不要触犯法律。”此后将要举行郊祀时，必定先重申这道诏令。天圣五年，马亮说：“朝廷虽然有这道诏令，但法官判决案件时却说最终会遇到赦免，因而宽贷很多人，纵容奸人，违背诏令本意。”于是下诏：“已经下达禁令后仍犯劫盗罪，以及官吏典守人员受贿的，不再奏报赦免，一律依法论处。”天圣七年春天，京师下雨，整整一个月不停。仁宗对辅臣说：“难道政事没有符合上天的心意吗？”于是说：“从前死刑案件复核上奏，州县达到三次，京师达到五次，可见如此重视人命。应告诫主管官署，判决案件、议定罪名，不得有任何枉屈滥刑。”又说：“赦免不想频繁举行，但除了这样，没有办法招来和气。”于是下令赦免天下。” 皇帝在位时间很长，明白人情的真伪，尤其厌恶揭发别人隐秘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习惯于修养敦厚。过了很久，小人趁机秘密上书，列举他人的过失；好事之徒也渐渐彼此呼应，又追究赦免以前的事情。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把这件事作为意见上奏，皇帝于是下诏说：“我听说古代治理天下，君臣同心，上下和谐，没有互相激烈攻讦的风气，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朕私下很仰慕这种情形。朕愿意和公卿大夫共同达到这种境界，但教化没有达到，社会风气却日益浇薄。近来朝廷内外群臣，大多上奏章谈论别人的过失，公开宣扬难以查验的罪行；有的表面上假托公事，内心却出于私人怨愤，诋毁欺骗，含糊其辞，苟且陷害善良的人。赦令是用来和天下人重新开始的，可是有关部门却常常检举追究赦免以前的事情，这大概不是使人相信命令、重视刑罚，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本意。今后有人上书告发他人罪行，涉及赦免以前的事情，就要审讯他。至于言官，应当致力于顾全大局；不是关系朝政的大事，其余细小过失，不必再行察举。” 神宗即位后，又下诏说：“赦令是国家给予的重大恩典，用来洗涤罪过，使人进入重新做人的境地，所以圣王对此十分慎重。朝廷内外的臣僚大多借赦免以前的事情搜罗官吏百姓的过失，兴起狱讼；只要有人受到牵连，大家就都不得安宁，这实在不是存心宽厚的意义，也使我们的号令不能取信于天下。今后朝廷内外的言事官、按察官，不得再像以前那样检举弹劾赦免以前的事情；如有此类事情，必须详细查办后请示旨意，否则按违制罪论处。御史台发现并弹劾此事，法寺若有这样的奏案，允许举发驳正并上报。”知谏院司马光说：“按察官因为赦免以前的事情兴起狱讼，禁止他们这样做，确实是大好事。至于言事官，情况稍有不同。为什么呢？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纠察百官，查究隐秘的罪恶。奸邪行为本来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国家一向崇尚宽仁，多次下达赦令，有时一年之内甚至达到两三次；如果赦免以前的事情都不许谈论，那么可以谈论的事情就没有多少了。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道，错误地提拔任用，御史想要进言却违背今天的诏令；如果不进言，那么陛下从哪里知道呢？臣恐怕这样一来，进言的人便能借此为借口偷求安逸，奸邪之人也可以放下心来而不感到畏惧。这只是臣下个人最大的幸运，并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请追回并修改前诏，删去“言事”二字。”司马光再三论说，皇帝告诉他：“进言的人喜欢拿赦免以前的事情诬陷别人。”司马光回答说：“如果进言属实，正是臣所希望听到的；如果不属实，就应当治进言者的罪。”皇帝命令司马光把诏令送到中书省。熙宁七年三月，皇帝因为旱灾，想要下达赦令。当时已经下过两次赦令，王安石说：“商汤遇到旱灾时，列举六件事自我责备，说：‘难道是政事没有节制吗？’如果一年之内三次赦免，就是政事没有节制了，不是消除灾害的办法。”于是皇帝停止了这一打算。熙宁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遇到通常的赦令，郡县便按照此格叙用废免人员；总共三期叙用一次，即使任期未满而遇到非常规的赦令，也照此办理。元祐元年，门下省说：“官员任职时因职务上的事情懈怠荒废，即使离任，也不免可以追究，仍然可以议论。至于赦免降下的大恩，是和万物重新开始；即使抢劫、盗窃、杀人也蒙受宽宥，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事情的差错，终身背负罪名？如今刑部修订的条例中，没有把离任和赦免所涉及的原免、减免条文列入，请求重新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颁布德音三十七次。南渡以后，绍熙年间一年达到四次赦免，大概是刑政紊乱而恩典也更加滥用了。宋朝自太祖以来，每逢三年举行郊祀便实行赦免，这是固定制度。世人说三年一赦在古代没有先例。景祐年间，进言者认为：“三王每年祭祀圜丘，从来没有因此随意赦免。自唐朝兴兵以后，祭天的礼仪不能经常举行，于是便借大赦来荡涤乱狱。而且有罪的人得到宽免，未必会重新做人；受害的人受到压抑，也未必没有怨恨。不能重新做人的人将再次作恶，不能消除怨恨的人将后悔行善。一次赦免反而使百姓后悔行善、助长作恶，这是政教的大患。希望停止三年一赦，使善良百姓感念恩惠，使凶恶之人知道禁令。有人认为不能完全废止，那么请命令有关部门，在郊祀前三天审理罪人，有过错而非故意者便将其引出赦免；州县也应在诏令到达后照此办理。”奏疏上呈后，朝廷对这件事很慎重，只下诏说：“罪行情节严重的人，不得因一次赦令而免罪。”但也始终没有实行。志第一百五十五 艺文一 《易经》说：“观察天上的文象，可以考察时令的变化；观察人间的文化，可以教化成就天下。”文章和世道的兴衰有关，历史已经很久了。然而自从有了书契以来，文字越来越多，而世代的风气却一天天衰落；秦朝焚书以后，文字越来越多，而世间的教化却一天天兴盛，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世道的升降、人心的习染和风俗造成的，并不只是文字本身的作用。但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如果没有这种文章来规范防止，人们就会越走越低下。所以自秦朝以后，往往根据文章的盛衰，来推测这个时代政治的治乱。宋朝统治天下前后有三百多年，考察它政治教化的盛衰、社会风气的离合，虽然不足以和夏商周三代相比，但当时的君主都急切于道艺，辅佐治理的臣子无不把经学作为首要事务；学士、缙绅和先生们谈论道德性命之学，口中从不间断，这难道不是文采斐然，逐渐接近周代的文化吗？宋朝不能强盛，有人认为是文治过盛的弊病，于是把责任归咎于此。这是从功利角度发表的说法，未必是懂得道理的人的见解。

译历代的书籍，没有比秦朝遭受的灾难更严重的，也没有比隋、唐更丰富的。隋朝嘉则殿收藏的书有三十七万卷。而唐朝的藏书，开元年间最为兴盛，共有八万多卷。其中唐人自己撰写的书将近三万卷，那么旧书流传下来的，到这时大概也已经很少了。渐渐到了五代，战乱接连不断，天下沸腾，百姓再也看不到《诗》《书》《礼》《乐》的教化。周世宗显德年间，才开始有经籍刻板，学者免除了抄写的劳苦，能够看到古人的完整著作。然而自从战乱离散以来，书籍篇章散失，幸存下来的百不存一二。宋朝初年，藏书有一万多卷。后来平定各国，收取它们的图籍；又下诏派使者购买搜求散失的书籍，三馆的藏书逐渐恢复并增加。太宗开始在左升龙门北面修建崇文院，并把三馆的书迁来充实其中。又从三馆的一万多卷书中分出一部分另建书库，题名为“秘阁”。秘阁建成后，太宗亲自临幸观书，赐随从大臣和直馆官员宴席；又命近侍、习熟宫禁事务的侍卫之臣纵览群书。真宗时，命三馆抄写四部书各两套，放置在宫禁中的龙图阁和后苑的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也各有一万多卷书。又因为秘阁地方狭窄，分出内藏西库来扩大它，崇尚文治的心意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不久王宫失火，火势延烧到崇文院、秘阁，许多书籍化为灰烬。仅存的书迁到右掖门外，称为崇文外院；命令重新抄写书籍，选派官员详细复核校勘，常常由一名参知政事主持。书籍完成后，归藏于太清楼。仁宗重新修建崇文院后，命翰林学士张观等人编纂四库藏书，仿照《开元四部录》编成《崇文总目》，共收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革官制，便废除了馆职，把崇文院改为秘书省；秘阁的经籍图书由秘书郎主管，编辑校定、订正脱漏错误，则由校书郎负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六百六十九卷〕 徽宗时，将《崇文总目》改名为《秘书总目》。下诏购买搜求士人百姓所收藏的书籍；其中有秘藏而未见于世、足以供观览采择的书，仍任命藏书者为官。又因为三馆的书籍有许多散失，命令设立书局，以补足、完整和校正书籍为名，设置官员总管，招募工匠抄写。书局一处设在宣和殿，一处设在太清楼，一处设在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书籍，到这时最为兴盛。曾经逐朝考察，最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共有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其次仁宗、英宗两朝，共有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其次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共有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后三朝所著录的书，前两朝已有的便不再登载，只记录前所未有的书；四朝对于前两朝也是这样。统计当时的书目，共有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到了靖康之难，宣和年间和馆阁中的藏书荡然无存。高宗迁都临安后，便在国史院右侧建立秘书省，搜访散失的书籍，多次提高献书的赏赐，于是四方收藏的书籍渐渐重新出现，馆阁的编辑工作也一天比一天丰富。当时编排书目，得到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到宁宗时编续书目，又得到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比《崇文总目》还增加了。此后直到宋朝灭亡，国运艰难，军务繁忙，君臣上下却没有片刻不把文学作为要务；大的如朝廷，小的如民间，所创作、讲说、记述、赋诗咏叹的作品，动辄就编成书卷，累积计算起来，有些是前代所不能比的。其中虽然不免有割裂大道、给圣人言论增添赘疣的作品，也有幽深怪异、恍惚难明以及繁琐支离的内容；然而瑕疵与美好彼此对照，高雅与淫靡各有情趣。譬如万条水流汇归大海，四条大河仍可分别；繁星装点天空，金、木、水、火、土五纬星仍可辨识。若想从博杂之中寻求简约，其中仍然有纲要存在。宋朝旧史从太祖到宁宗，共有四部史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籍，前后篇帙有散失、增加和删减，彼此也有不同。现在删去重复内容，合并为一志；至于宁宗以后旧史没有记录的书，仿照前史分为经、史、子、集四类，逐条列出。总计共有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一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经部分为十类：第一是《易》类，第二是《书》类，第三是《诗》类，第四是《礼》类，第五是《乐》类，第六是《春秋》类，第七是《孝经》类，第八是《论语》类，第九是经解类，第十是小学类。《周易古经》一卷。薛贞注《归藏》三卷。《易传》十卷，题为卜子夏所传。《周易上下经》六卷。《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三卷，韩康伯注。郑玄《周易文言注义》一卷。王弼《略例》一卷。《易辨》一卷。阮嗣宗《通易论》一卷。干宝《易传》十卷。《易髓》八卷，晋人撰写，不知姓名。孔颖达《正义》十四卷。《玄谈》六卷。《易正义补阙》七卷。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关朗《易传》一卷。王肃《传》十一卷。陆德明《释文》一卷。卫元嵩《周易元包》十卷，苏源明传，李江注。李鼎祚《集解》十卷。史文徽《易口诀义》六卷。成玄英《流演穷寂图》五卷。蔡广成《启源》十卷。又有《周易外义》三卷。沙门一行《传》十二卷。王隐《要削》三卷。陆希声《传》十三卷。郭京《举正》三卷。东乡助《物象释疑》一卷。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三卷。李翱《易诠》七卷。张弧《周易上经王道小疏》五卷。张韩《启玄》一卷。青城山人《揲蓍法》一卷。王昭素《易论》三十三卷。纵康乂《周易会通正义》三十三卷。阴洪道《周易新论传疏》十卷。陈抟《易龙图》一卷。范谔昌《大易源流图》一卷。又有《证坠简》一卷。胡旦《易演圣通论》十六卷。石介《口义》十卷。冀震《周易义略》十卷。代渊《周易旨要》二十卷。何氏《易讲疏》十三卷，不署姓名。陆秉《意学》十卷。《古易》十三卷，出自王洙家藏。王洙《言象外传》十卷。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有《卦德通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周易通神》一卷。黄黎献《略例》一卷。又有《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译龚鼎臣《补注易》六卷。彭汝砺《易义》十卷。赵令湑《易发微》十卷。乔执中《易说》十卷。赵仲锐《易义》五卷。谢湜《易义》十二卷。谭世勣《易传》十卷。陆太易《周易口诀》七卷。冀珍《周易阐微诗》六卷。李赞《周易说》九卷。张杲《周易罔象成名图》一卷。裴通《周易玄解》三卷。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又有《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由门人张湣记录邵雍的话。《观物内篇解》二卷，由邵雍之子邵伯温编纂。邵伯温《周易辨惑》一卷。常豫《易源》一卷。徐庸《周易意蕴凡例总论》一卷。又有《卦变解》二卷。宋咸《易训》三卷。又有《易补注》十卷。又有《刘牧王弼易辨》二卷。皇甫泌《易解》十九卷。郑扬庭《时用书》二十卷。又有《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陈良献《周易发隐》二十卷。石汝砺《乾生归一图》十卷。鲍极《周易重注》十卷。叶昌龄《图义》二卷。胡瑗《易解》一十二卷。《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欧阳修《易童子问》三卷。阮逸《易筌》六卷。王安石《易解》十四卷。尹天民《易论要纂》一卷。又有《易说拾遗》二卷。司马光《易说》一卷。又有三卷。《系辞说》二卷。鲜于侁《周易圣断》七卷。苏轼《易传》九卷。程颐《易传》九卷。又有《易系辞解》一卷。张载《易说》十卷。吕大临《易章句》一卷。龚原《续解易义》十七卷。另有《易传》十卷。李平西《河图传》一卷。李遇《删定易图序论》六卷。张弼《易解义》十卷。顾叔思《周易义类》三卷。刘概《易系辞》十卷。晁说之《录古周易》八卷。晁补之《太极传》五卷。《因说》一卷。《太极外传》一卷。游酢《易说》一卷。耿南仲《易解义》十卷。安泳《周易解义》一部，卷数已亡佚。陈瓘《了斋易说》一卷。邹浩《系辞纂义》二卷。张根《易解》九卷。《周易六十四卦赋》一卷，题作颍川陈君所撰，姓名已亡佚。林德祖《易说》九卷。陈禾《易传》十二卷。李授之《易解通义》三十卷。朱震《易传》十一卷。《卦图》三卷。《易传丛说》一卷。张汝明《易索》十三卷。郭忠孝《兼山易解》二卷。另有《四学渊源论》三卷。任奉古《周易发题》一卷。陈高《八卦数图》二卷。林壝《易说》十二卷。《变卦》八卷。《变卦纂集》一卷。凌唐佐《集解》六卷。袁枢《学易索隐》一卷。夏休《讲义》九卷。郭雍《传家易解》十一卷。沈该《易小传》六卷。都絜《易变体》十六卷。郑克《揲蓍古法》一卷。吴沆《易璇玑》三卷。李椿年《易解》八卷。《疑问》一卷。李光《易说》十卷。李衡《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洪兴祖《易古经考异释疑》一卷。张行成《元包数总义》二卷。《述衍》十八卷。《通变》四十八卷。晁公武《易诂训传》十八卷。胡铨《易传拾遗》十卷。程大昌《易原》十卷。另有《易老通言》十卷。杨万里《易传》二十卷。林栗《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李舜臣《易本传》三十三卷。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吕祖谦《定古易》十二篇，合为一卷。另有《音训》二卷。《周易系辞精义》二卷。朱熹《易传》十一卷。另有《本义》十二卷。《易学启蒙》三卷。《古易音训》二卷。张浚《易传》十卷。倪思《易训》三十卷。赵善誉《易说》二卷。刘文郁《易宏纲》八卷。吴仁杰《古易》十二卷。另有《周易图说》二卷。《集古易》一卷。王日休《龙舒易解》一卷。刘翔《易解》六卷。胡有开《易解义》四十卷。邹巽《易解》六卷。郑刚中《周易窥余》十五卷。杨简《己易》一卷。潘梦旂《大易约解》九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郑东卿《易说》三卷。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程迥《易章句》十卷。另有《外编》一卷。《占法》。《古易考》一卷。林至《易裨传》一卷。叶适《习学记言·周易述释》一卷。李椿《观画》二卷。王炎《笔记》八卷。郑汝谐《易翼传》二卷。汤羲《周易讲义》三卷。乐只道人《羲文易论微》六卷，姓名已亡佚。朱氏《三宫易》一卷，姓名已亡佚。刘烈《虚谷子解卦周易》三卷。刘牧、郑夫为《周易》作注七卷。杨文焕《五十家易解》四十三卷。孙份《周易先天流衍图》十二卷，程敦厚作序。刘半千《羲易正元》一卷。冯椅《易学》五十卷。商飞卿《讲义》一卷。《周易卦类》三卷。《易辞微》三卷。《易正经明疑录》一卷。《易传》四卷。《口义》六卷。《易枢》十卷。《系辞要旨》一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易乾凿度》三卷。《易纬》七卷。《易纬稽览图》一卷。《易通卦验》二卷。以上各书都有郑玄的注。《流演通卦验》一卷，作者不详。王柏《读易记》十卷。另有《涵古易说》一卷。《大象衍义》一卷。曾几《易释象》五卷。刘禹偁《易解》十卷。程达《易解》十卷。戴溪《易总说》二卷。赵汝谈《易说》三卷。真德秀《复卦说》一卷。吴如愚《易说》一卷。李光《易传》十卷。李焘《易学》五卷。另有《大传杂说》一卷。朱承祖《易摭卦总论》一十卷。林起鳌《易述古言》二卷。方实孙《读易记》八卷。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另有《易要义》一十卷。郑子厚《大易观象》三十二卷，张野补注。以上《易》类共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自王柏《读易记》以下，未予著录的有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尚书》十二卷，汉孔安国作传。

译《古文尚书》二卷，孔安国作隶。伏胜《大传》三卷，郑玄作注。《汲冢周书》十卷，晋太康年间在汲郡得到此书，孔晁作注。陆德明《释文音义》一卷。孔颖达《正义》二十卷。冯继先《尚书广疏》十八卷。另有《尚书小疏》十三卷。尹恭初《尚书新修义疏》二十六卷。胡旦《尚书演圣通论》七卷。胡瑗《洪范口义》一卷。苏洵《洪范图论》一卷。程颐《尧典舜典解》一卷。王安石《新经书义》十三卷。另有《洪范传》一卷。苏轼《书传》十三卷。《书说》一卷，程颐的门人记录。孔武仲《书说》十三卷。曾肇《书讲义》八卷。陈谔《开宝新定尚书释文》三卷。孟先《禹贡治水图》一卷。《尚书洪范五行记》一卷。王晦叔《周书音训》十二卷。司马康等《无逸讲义》一卷。吴安诗等《无逸说命解》二卷。刘彝《洪范解》六卷。曾旼等《讲义》三十卷。叶梦得《书传》十卷。张纲《解义》三十卷。吴孜《大义》三卷。吴棫《裨传》十二卷。张九成《尚书详说》五十卷。洪兴祖《口义发题》一卷。陈鹏飞《书解》三十卷。程大昌《书谱》二十卷。另有《禹贡论》五卷。《禹贡论图》五卷。《禹贡后论》一卷。晁公武《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史浩《讲义》二十二卷。吕祖谦《书说》三十五卷。黄度《书说》七卷。李舜臣《尚书小传》四卷。吴仁杰《尚书洪范辨图》一卷。陈伯达《翼范》一卷。朱熹《书说》七卷，黄士毅编集。林之奇《集解》五十八卷。陈经《详解》五十卷。康伯成《书传》一卷。夏僎《书解》十六卷。王炎《小传》十八卷。孙泌《尚书解》五十二卷。蔡沉《书传》六卷。胡瑗《尚书全解》二十八卷。成申之《四百家集解》五十八卷。杨王集《尚书义宗》三卷。《三坟书》三卷，元丰年间由毛渐得到。《尚书治要图》五卷。《尚书解题》一卷。《浑灏发旨》一卷。以上都不知道作者是谁。王柏《读书记》十卷。另有《书疑》九卷。《书附传》四十卷。袁燮《书钞》十卷。袁觉《读书记》二十三卷。黄伦《尚书精义》六十卷。赵汝谈《书说》二卷。卞大亨《尚书类数》二十卷。胡铨《书解》四卷。李焘《尚书百篇图》一卷。刘甄《书青霞集解》二十卷。应镛《书约义》二十五卷。魏了翁《书要义》二十卷。以上《书》类共六十部、八百二卷。自王柏《读书记》以下，未予著录的有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作传。《毛诗》二十卷，汉代毛苌为之作诂训传，郑玄作笺。郑玄《诗谱》三卷。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孔颖达《正义》四十卷。陆德明《诗释文》三卷。成伯玙《毛诗指说统论》一卷。另有《毛诗断章》二卷。张▯《别录》一卷。《毛诗正数》二十卷。《毛诗释题》二十卷。《毛诗小疏》二十卷。鲜于侁《诗传》六十卷。李常《诗传》十卷。鲁有开《诗集》十卷。胡旦《毛诗演圣通论》二十卷。宋咸《毛诗正纪》三卷。另有《外义》二卷。刘宇《诗折衷》二十卷。苏子才《毛诗大义》三卷。周轼《笺传辨误》八卷。丘铸《周诗集解》二十卷。欧阳修《诗本义》十六卷。另有《补注毛诗谱》一卷。苏辙《诗解集传》二十卷。彭汝砺《诗义》二十卷。赵令湑《讲义》二十卷。乔执中《讲义》十卷。毛渐《诗集》十卷。沈铢《诗传》二十卷。孔武仲《诗说》二十卷。王商范《毛诗序义索隐》二卷。王安石《新经毛诗义》二十卷。《舒王诗义外传》十二卷。《新解》一卷，是程颐的门人记录其老师学说编成的。张载《诗说》一卷。赵仲锐《诗义》三卷。游酢《诗二南义》一卷。范祖禹《诗解》一卷。杨时《诗辨疑》一卷。茅知至《周诗义》二十卷。蔡卞《毛诗名物解》二十卷。董逌《广川诗故》四十卷。吴良辅《诗重文说》七卷。刘孝孙《正论》十卷。吴景山《十五国风咨解》一卷。刘泉《毛诗判篇》一卷。吴棫《毛诗叶韵补音》十卷。李樗《毛诗详解》四十六卷。晁公武《毛诗诂训传》二十卷。吕祖谦《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郑樵《诗传》二十卷。又有《辨妄》六卷。范处义《诗学》一卷。又有《解颐新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朱熹《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一卷。张贵谟《诗说》三十卷。郑谔《毛诗解义》三十卷。黄度《诗说》三十卷。吴氏《诗本义补遗》二卷，作者姓名已经失传。戴溪《续读诗记》三卷。钱文子《白石诗传》一十卷。又有《诗训诂》三卷。黄邦彦《讲义》三卷。鲜于戣《诗颂解》三卷。黄櫄《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林岊《讲义》五卷。《三十家毛诗会解》一百卷，由吴纯编纂，采用王安石的解义。《毛诗释篇目疏》十卷。《诗疏要义》一卷。《毛诗玄谈》一卷。《毛诗章疏》三卷。《毛诗提纲》一卷。《毛诗名物性门类》八卷。《义方》二十卷。《释文》二十卷。《通义》二十卷。《毛郑诗学》十卷。《诗关雎义解》一部。《比兴穷源》一卷。以上著作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陈寅《诗传》十卷。许奕《毛诗说》三卷。李焘《诗谱》三卷。王应麟《诗考》五卷。又有《诗地理考》五卷。《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辅广《诗说》一部。严粲《诗集》一部。王质《诗总闻》二十卷。魏了翁《诗要义》二十卷。王柏《诗辨说》二卷。又有《诗可言》二十卷。高端叔《诗说》一卷。曹粹中《诗说》三十卷。项安世《毛诗前说》一卷。又有《诗解》二十卷。郑庠《诗古音辨》一卷。

译以上《诗》类著作共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从陈寅《诗传》以下，未列入著录的有十四部，共二百四十五卷。《仪礼》十七篇，由高堂生传授。《大戴礼记》十三卷，由戴德编纂。《礼记》二十卷，由戴圣编纂。郑玄《古礼注》十七卷。又有《周礼注》十二卷。《礼记注》二十卷。《礼记月令注》一卷。崔灵恩《三礼义宗》三十卷。成伯玙《礼记外传》十卷，由张幼伦作注。韦彤《五礼精义》十卷。又有《五礼纬书》二十卷。丘光庭《兼明书》四卷。杜肃《礼略》十卷。陆德明《音义》一卷。又有《古礼释文》一卷。贾公彦《仪礼疏》五十卷。又有《礼记疏》五十卷。《周礼疏》五十卷。孔颖达《礼记正义》七十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杨逢殷《礼记音训指说》二十卷。上官均《曲礼讲义》二十卷。欧阳丙《三礼名义》五卷。鲁有开《三礼通义》五卷。殷介集《五礼极义》一卷。孙玉汝《五礼名义》十卷。余希文《井田王制图》一卷。《胡先生中庸义》一卷，由盛乔编纂汇集。李洪泽《直礼》一卷。张诜《丧礼》十卷。《礼粹》二十卷，作者不详。王悫《中礼》八卷。程颢《中庸义》一卷。吕大临《大学》一卷。又有《中庸》一卷。《礼记传》十六卷。乔执中《中庸义》一卷。游酢《中庸解义》五卷。王安石《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陆佃《礼记解》四十卷。又有《礼象》十五卷。《述礼新说》四卷。《仪礼义》十七卷。何洵直《礼论》一卷。陆佃《大裘议》一卷。郭忠孝《中庸说》一卷。龚原《周礼图》十卷。郭雍《中庸说》一卷。陈详道《注解仪礼》三十二卷。陈详道又有《礼例详解》十卷。《礼书》一百五十卷。陈旸《礼记解义》十卷。李格非《礼记精义》十六卷。杨时《周礼义辨疑》一卷。杨时又有《中庸解》一卷。喻樗《大学解》一卷。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江与山《周礼秋官讲义》一卷。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四先生中庸解义》一卷，由程颐、吕大临、游酢、杨时撰写。方悫《礼记解义》二十卷。王普《深衣制度》一卷。夏休《周礼井田谱》二十卷。《破礼记》二十卷。周燔《仪礼详解》十七卷。李如圭《仪礼集释》十七卷。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郑谔《周礼解义》二十二卷。黄度《周礼说》五卷。徐焕《周官辨略》十八卷。陈傅良《周礼说》一卷。徐行《周礼微言》十卷。易祓《周礼总义》三十六卷。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朱熹又有《大学章句》一卷。朱熹又有《或问》二卷。朱熹又有《中庸章句》一卷。朱熹又有《或问》二卷。朱熹又有《中庸辑略》二卷。《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朱熹作序。《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由司马光、程颐、张载审定。吴仁杰《禘祫绵蕞书》三卷。刘彝《周礼中义》十卷。张九成《中庸说》一卷。张九成又有《大学说》一卷。戴溪《曲礼口义》二卷。戴溪又有《学记口义》二卷。司马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钱文子《中庸集传》一卷。胡铨《礼记传》十八卷。胡铨又有《周礼传》十二卷。胡铨又有《二礼讲义》一卷。倪思《中庸集义》一卷。汪应辰《二经雅言》二卷。张淳《仪礼识误》一卷。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三卷。黄干《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黄干又有《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林椅《周礼纲目》八卷。林椅又有《摭说》一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李心传《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郑伯谦《太平经国书统集》七卷。郑氏《三礼名义疏》五卷，未署名。郑氏又有《三礼图》十二卷。《江都集礼图》五十卷。《三礼图驳议》二十卷。《仪礼类例》十卷。《周礼类例义断》二卷。《二礼分门统要》三十六卷。《礼记小疏》二十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石{敦山}《中庸集解》二卷。项安世《中庸说》一卷。项安世又有《周礼丘乘图说》一卷。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杨简《孔子闲居讲义》一卷。郑樵《乡饮礼》七卷。张虙《月令解》十二卷。晁公武《中庸大传》一卷。杨复《仪礼图解》十七卷。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魏了翁又有《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周礼折衷》二卷。《周礼要义》三十卷。赵顺孙《中庸纂疏》三卷。袁甫《中庸详说》二卷。陈尧道《中庸说》十三卷。陈尧道又有《大学说》十一卷。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二卷。谢兴甫《中庸大学讲义》三卷。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王应麟《集解践祚篇》一册。以上是《礼》类书籍，共一百一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从石{敦山}《中庸集解》以下，有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未被著录。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孔衍《琴操引》三卷。谢庄《琴论》一卷。梁武帝《钟律纬》一卷。陈僧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赵邦利《弹琴手势谱》一卷。赵邦利又有《弹琴右手法》一卷。唐玄宗《金风乐弄》一卷。太宗《九弦琴谱》二十卷。《琴谱》六卷。《唐宗庙用乐仪》一卷。《唐肃明皇后庙用乐仪》一卷。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二卷。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刘贶《大乐令壁记》三卷。《大乐图义》一卷，不知道作者。田琦《声律要诀》十卷。薛易简《琴谱》一卷。段安节《琵琶录》一卷。段安节又有《乐府杂录》二卷。《乐府古题》一卷。陆鸿渐《教坊录》一卷。李勉《琴说》一卷。陈拙《琴籍》九卷。徐景安《新纂乐书》三十卷。赵惟简《琴书》三卷。宋仁宗《明堂新曲谱》一卷。

译宋仁宗又有《景祐乐髓新经》一卷。《审乐要记》二卷。徽宗《黄钟徵角调》二卷。沈括《乐论》一卷。沈括又有《乐器图》一卷。《三乐谱》，一卷。《乐律》，一卷。冯元、宋祁所著《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宋祁所著《大乐图》，一卷。聂冠卿所著《景祐大乐图》，二十卷。刘次庄所著《乐府集》，十卷。《乐府集序解》，一卷。《大周正乐》，八十八卷；五代后周窦俨校订并论述。《蜀雅乐仪》，三十卷。房庶所著《补亡乐书总要》，三卷。《真馆饮福等》，一卷。蔡攸所著《燕乐》，三十四册。范镇所著《新定乐法》，一卷。崔遵度所著《琴笺》，一卷。李宗谔所著《乐纂》，一卷。陈康士所著《琴调》，三卷。另有《琴调》，十七卷。《琴书正声》，十卷。《琴调》，十七卷。《琴谱记》，一卷。《琴调谱》，一卷。《楚调五章》，一卷。《离骚谱》，一卷。李约所著《琴曲东杓谱》，一卷。《琴调广陵散谱序》，一卷。独孤寔所著《九调谱》，一卷。齐嵩所著《琴雅略》，一卷。僧人辨正所著《琴正声九弄》，九卷。朱文齐所著《琴杂调谱》，十二卷。萧祐，另一版本作“萧祜”。《无射商九调谱》，一卷。吕渭，另一版本作“吕滨”。《广陵止息谱》，一卷。张淡正所著《琴谱》，一卷。蔡翼所著《琴调》，一卷。僧人道英所著《琴德谱》，一卷。王邈所著《琴谱》，一卷。沈氏所著《琴书》，一卷，作者姓名失传。《琴谱调》，八卷，采用李翱的指法。《琴略》，一卷。《琴式图》，一卷。《琴谱纂要》，五卷。胡瑗所著《景祐乐府奏议》，一卷。另有《皇祐乐府奏议》，一卷。阮逸所著《皇祐新乐图记》，三卷。陈旸所著《乐书》，二百卷。僧人灵操所著《乐府诗》，一卷。吴良辅所著《琴谱》，一卷。另有《乐书》，五卷。《乐记》，三十六卷。杨杰所著《元丰新修大乐记》，五卷。刘昺所著《大晟乐书》，二十卷。另有《乐论》，八卷。《运谱四议》，二十卷。《政和颁降乐曲乐章节次》，一卷。《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一卷。郑樵所著《系声乐谱》，二十四卷。李南玉所著《古今大乐指掌》，三卷。郭茂倩所著《乐府诗集》，一百卷。李昌文所著《阮咸弄谱》，一卷。滕康叔所著《韶武遗音》，一卷。麹瞻所著《琴声律》，二卷。另有《琴图》，一卷。令狐揆所著《乐要》，三卷。王大方所著《琴声韵图》，一卷。《昭微古今琴样》，一卷。刘籍所著《琴义》，一卷。沈建所著《乐府广题》，二卷。马以良所著《琴谱三均》，三卷。喻修枢所著《阮咸谱》，一卷。吴仁杰所著《乐舞新书》，二卷。蔡元定所著《律吕新书》，二卷。李如篪所著《乐书》，一卷。《琴说》，一卷。《古乐府》，十卷。赵德先所著《乐说》，三卷。另有《乐书》，三十卷。《历代乐仪》，三十卷。《乐苑》，五卷。《琴笺知音操》，一卷。《乐府题解》，一卷。《大乐署》，三卷。《历代歌词》，六卷。《律吕图》，一卷。《仿蔡琰胡笳十八拍》。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以上是“乐”类书籍，共一百十一部，一千零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卷〕 《春秋》，七卷，是《春秋》的正文经典。杜预所著《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另有《春秋释例》，十五卷。何休所著《公羊传》，十二卷。另有《左氏膏肓》，十卷。范宁所著《谷梁传》，十二卷。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汲冢师春》，一卷。师春专门汇集并疏解《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荀卿所著《公子姓谱》，二卷；又名《帝王历纪谱》。刘炫所著《春秋述议略》，一卷。另有《春秋义囊》，二卷。孔颖达所著《春秋左氏传正义》，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所著《春秋谷梁疏》，十二卷。黄恭密所著《春秋指要图》，一卷。李瑾所著《春秋指掌图》，十五卷。陈岳所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春秋灾异录》，六卷。《春秋谥族图》，五卷。陆德明所著《三传释文》，八卷。陆希声所著《春秋通例》，三卷。赵匡所著《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陆淳所著《集传春秋纂例》，十卷。另有《春秋辨疑》，七卷。《集注春秋微旨》，三卷。卢仝所著《春秋摘微》，四卷。杨蕴所著《春秋公子谱》，一卷。左丘明所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韦昭作注。柳宗元所著《非国语》，二卷。叶真所著《是国语》，七卷。冯继先所著《春秋名号归一图》。另有《春秋名字同异录》，五卷。杜预所著《春秋世谱》，七卷。张暄《春秋龟鉴图》一卷。马择言《春秋要类》五卷。徐彦《公羊疏》三十卷。叶清臣《春秋纂类》十卷。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一卷。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二卷。王沿《春秋集传》十五卷。章拱之《春秋统微》二十五卷。王哲《春秋通义》十二卷。另有《皇纲论》五卷。丁副《春秋演圣统例》二十卷。《春秋三传异同字》一卷。朱定序《春秋索隐》五卷。杜谔《春秋会义》二十六卷。胡瑗《春秋口义》五卷。刘敞《春秋传》十五卷。另有《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说例》十一卷。《春秋意林》二卷。苏辙《春秋集传》十二卷。王安石《左氏解》一卷。杨彦龄《左氏春秋年表》二卷。另有《左氏蒙求》二卷。沈括《春秋机括》二卷。赵瞻《春秋论》三十卷。另有《春秋经解义例》二十卷。唐既济《春秋邦典》二卷。孙觉《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学纂》十二卷。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刘分攵《内传国语》十卷。《春秋人谱》一卷，由孙子平、练明道共同撰写。朱长文《春秋通志》二十卷。家安国《春秋通义》二十四卷。张大亨《春秋通训》十六卷。另有《五礼例宗》十卷。陆佃《春秋后传》二十卷。另有《补遗》一卷。程颐《春秋传》一卷。黎錞《春秋经解》十二卷。王裴《春秋义解》十二卷。张冒德《春秋传类音》十卷。韩台《春秋左氏传口音》三卷。陈德宁《公羊新例》十四卷。另有《谷梁新例》六卷。阴洪道《注春秋叙》一卷。张翰，另有版本作“斡”。《春秋排门显义》十卷。

译李撰《春秋总要》十卷。袁希，另有版本作“孝”。政《春秋要类》五卷。张德昌《春秋传类》十卷。沈纬《春秋谏类》二卷。郭翔《春秋义鉴》三十卷。王仲孚《春秋类聚》五卷。黄彬《春秋叙鉴》二卷。《春秋精义》三十卷。洪勋《春秋图鉴》五卷。《春秋加减》一卷。王叡《春秋守鉴》一卷。《春秋龟鉴》一卷。张杰《春秋指玄》十卷。涂昭良《春秋科义雄览》十卷。《春秋应判》三十卷。丁裔昌《春秋解问》一卷。邵川《春秋括义》三卷。刘英《春秋列国图》一卷。《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谢璧《春秋缀英》二卷。李涂《春秋事对》五卷，蔡延龟作注。《春秋扶悬》三卷。《春秋比事》三卷。《春秋要义》十卷。《春秋策问》三十卷。《春秋夹氏》三十卷。李融《春秋枢宗》十卷。姜虔嗣《春秋三传纂要》二十卷。惠简《春秋通略全义》十五卷。元保宗《春秋事要》十卷。巩浚，另有版本作“潜”。《春秋琢瑕》一卷。张传靖《左传编纪》十卷。崔升《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杨均作注。裴光辅《春秋机要赋》一卷。尹玉羽《春秋音义赋》十卷，冉遂良作注。另有《春秋字源赋》二卷，杨文举作注。李象《续春秋机要赋》一卷。玉霄《春秋括囊赋集注》一卷。王邹彦《春秋蒙求》五卷。张杰《春秋图》五卷。《春秋指掌图》二卷。蹇遵品《左传引帖断义》十卷。《春秋纂类义统》十卷；原本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第四卷缺失。《春秋通义》十二卷。《春秋新义》十卷。《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又名《春秋齐年》。《春秋文权》五卷。鲁有开《春秋指微》十卷。《国语音义》一卷。宋庠《国语补音》三卷。林概《辨国语》三卷。崔表《世本图》一卷。杨蕴《春秋年表》一卷。谢湜《春秋义》二十四卷。另有《总义》三卷。崔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例要》二十卷。吕奎《春秋要旨》十二卷。吴元绪《左氏鼓吹》一卷。刘易《春秋经解》二卷。吴孜《春秋折衷》十二卷。范柔中《春秋见微》五卷。邹氏《春秋总例》一卷。谢子房《春秋备对》十三卷。朱振《春秋指要》一卷。另有《春秋正名颐隐要旨》十二卷。《春秋正名颐隐旨要叙论》一卷。《春秋讲义》三卷。沈滋仁《春秋兴亡图鉴》一卷。陈禾《春秋传》十二卷。另有《春秋统论》一卷。任伯雨《春秋绎圣新传》十二卷。郑昂《春秋臣传》三十卷。邓骥《春秋指踪》二十一卷。石公孺《春秋类例》十二卷。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五十一卷。张根《春秋指南》十卷。李棠《春秋时论》一卷。叶梦得《春秋谳》三十卷。另有《春秋考》三十卷。《春秋传》二十卷。《石林春秋》八卷。《春秋指要总例》二卷。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另有《通例》一卷。《通旨》一卷。余安行《春秋新传》十二卷。韩璜《春秋人表》一卷。范冲《春秋左氏讲义》四卷。黄叔敖《春秋讲义》五卷。洪皓《春秋纪咏》三十卷。胡铨《春秋集善》十三卷。邓名世《春秋四谱》六卷。《辨论谱说》一卷。刘本《春秋中论》三十卷。毕良史《春秋正辞》二十卷。环中《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春秋列国臣子表》十卷。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另有《春秋传》十二卷。《春秋考》十二卷。周彦熠《春秋名义》二卷。毛邦彦《春秋正义》十二卷。王日休《春秋孙复解辨失》一卷。另有《春秋公羊辨失》一卷。《春秋左氏辨失》一卷。《春秋谷梁辨失》一卷。《春秋名义》一卷。董自任《春秋总鉴》十二卷。夏沐《春秋素志》三百一十五卷。另有《春秋麟台独讲》十一卷。《延陵先生讲义》二卷。吕本中《春秋解》二卷。晁以武《春秋故训传》三十卷。王炫《春秋门例通解》十卷。林栗《经传集解》三十三卷。时澜《左氏春秋讲义》十卷。徐得之《左氏国纪》二十卷。萧楚《春秋经辨》十卷。胡定《春秋解》十二卷。林拱辰《春秋传》三十卷。陈傅良《春秋后传》十二卷。另有《左氏章指》三十卷。王汝猷《春秋外传》十五卷。程迥《春秋显微例目》一卷。另有《春秋传》二十卷。朱临《春秋私记》一卷。《春秋外传》十卷。王葆《东宫春秋讲义》三卷。《春秋集传》十五卷。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另有《左传类编》六卷。《左氏博议》二十卷。《左氏说》一卷。《左氏博议纲目》一卷，由祖谦的门人张成招作注。《左氏国语类编》二卷，由祖谦的门人编纂。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另有《集义纲领》二卷。任公辅《春秋明辨》十一卷。杨简《春秋解》十卷。戴溪《春秋讲义》四卷。程公说《春秋分记》九十卷。《春秋释疑》二十卷。《春秋考异》四卷。《春秋加减》四卷。《春秋直指》三卷。《左氏纪传》五十卷。《春秋四传》二十卷。《春秋类》六卷。《春秋例》六卷。《春秋表记》一卷。《王侯世系》一卷。《春秋释例地名谱》一卷。《春秋本旨》五卷。《左氏摘奇》十二卷。并且不知道作者是谁。李浃《左氏广诲蒙》一卷。章冲《左氏类事始末》五卷。王柏《左氏正传》一十卷。高端叔《春秋义宗》一百五十卷。黎良能《左氏释疑》和《谱学》各一卷。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吴曾《春秋考异》四卷。另有《左氏发挥》六卷。方淑《春秋直音》三卷。石朝英《左传约说》一卷。

译另有《百论》一卷。黄仲炎《春秋通说》一十三卷。辛次膺《属辞比事》五卷。李孟传《左氏说》十卷。程大昌《演繁露》六卷。李焘《春秋学》十卷。王应麟《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杨士勋《春秋公谷考异》五卷。陆宰《春秋后传补遗》一卷。赵震揆《春秋类论》四十卷。宇文虚中《春秋纪咏》三十卷。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李心传《春秋考义》十三卷。魏了翁《春秋要义》六十卷。陈藻、林希逸《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以上《春秋》类书籍共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自王柏《左氏正传》以下，有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未予著录。《古文孝经》一卷，共二十二章。郑氏注《孝经》一卷。唐明皇注《孝经》一卷。元行冲《孝经疏》三卷。苏彬《孝经疏》一卷。邢昺《孝经正义》三卷。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又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赵克孝《孝经传》一卷。任奉古《孝经讲疏》一卷。张元老《讲义》一卷。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一卷。吕惠卿《孝经传》一卷。吉观国《孝经新义》一部，共一卷，但已亡佚。家滋《解义》二卷。王文献《详解》一卷。林椿龄《全解》一卷。沈处厚《解》一卷。赵湘《孝经义》一卷。张师尹《通义》三卷。张九成《解》四卷。朱熹《刊误》一卷。黄干《本旨》一卷。项安世《孝经说》一卷。冯椅《古孝经辑注》一卷。《古文孝经解》一卷。袁甫《孝经说》三卷。王行《孝经同异》三卷。以上是《孝经》类著作二十六部，共三十五卷；从袁甫《孝经说》以下，有二部共六卷未著录。《论语》十卷，何晏等人集解。皇侃《论语疏》十卷。韩愈《笔解》二卷。陆德明《释文》一卷。马总《论语枢要》十卷。陈锐《论语品类》七卷。《论语井田图》一卷。邢昺《正义》十卷。周武《集解辨误》十卷。宋咸《增注》十卷。王令《注》十卷。纪亶《论语摘科辨解》十卷。王安石《通类》一卷。王雱《解》十卷。孔武仲《论语说》十卷。吕惠卿《论语义》十卷。蔡申《论语纂》十卷。苏轼《解》四卷。苏辙《论语拾遗》一卷。程颐《论语说》一卷。刘正容《重注论语》十卷。陈禾《论语传》十卷。晁说之《讲义》五卷。杨时《解》二卷。谢良佐《解》十卷。范祖禹《论语说》二十卷。游酢《杂解》一卷。龚原《论语解》一部，但卷数已亡佚。吕大临《解》十卷。尹焞《论语解》十卷。又有《说》一卷。侯仲良《说》一卷。邹浩《解》十卷。汪革《直解》十卷。叶梦得《释言》十卷。黄祖舜《解义》十卷。张九成《解》十卷。吴棫《续解》十卷。又有《考异》一卷。《说例》一卷。喻樗《玉泉论语学》四卷。张栻《解》十卷。汤烈《集程氏说》二卷。倪思《论语义证》二十卷。叶隆古《解义》十卷。洪兴祖《论语说》十卷。史浩《口义》二十卷。薛季宣《论语小学》二卷。林栗《论语知新》十卷。朱熹《论语精义》十卷。又有《集注》十卷。《集义》十卷。《或问》二十卷。《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十卷。郑汝《解义》十卷。张演《鲁论明微》十卷。《意原》十卷。钱文子《论语传赞》二十卷。王汝猷《论语归趣》二十卷。徐焕《论语赘言》二卷。曾几《论语义》二卷。陈仪之《讲义》二卷。姜得平《本旨》一卷。《论语指南》一卷，黄祖舜、沈大廉、胡宏曾对此书进行辨论。戴溪《石鼓答问》三卷。《东谷论语》一卷，作者不详。陈耆卿《论语记蒙》六卷。《孔子家语》十卷，魏王肃作注。《论语玄义》十卷。《论语要义》十卷。《论语口义》十卷。《论语展掌疏》十卷。《论语阅义疏》十卷。《论语世谱》三卷。以上各书的作者都不详。王居正《论语感发》十卷。毕良史《论语探古》二十卷。黄干《论语通释》十卷。又有《论语意原》一卷。卞圜《论语大意》二十卷。高端叔《论语传》一卷。真德秀《论语集编》一十卷。魏了翁《论语要义》一十卷。以上是《论语》类著作七十三部，共五百七十九卷；从王居正《论语感发》以下，有八部共八十二卷未著录。《周公谥法》一卷，即《汲冢周书·谥法篇》。班固《白虎通》十卷。沈约《谥法》十卷。贺琛《谥法》三卷。晋阳方《五经钩沈》五卷。王彦威《续古今谥法》十四卷。刘迅《六经》五卷。《春秋谥法》一卷，即杜预《春秋释例·谥法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马光极《九经释难》五卷。章崇业《五经释题杂问》一卷。僧人十朋《五经指归》五卷。苏鹗《演义》十卷。刘餗《六说》五卷。《兼讲书》五卷。《授经图》三卷。胡旦《演圣通论》六十卷。刘敞《七经小传》五卷。黄敏求《九经余义》一百卷。丘光庭《兼明书》二卷。李肇《经史释题》二卷。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李涪《刊误》二卷。《九经要略》一卷。《叙元要略》一卷。《谥法》三卷。范镇、周沆编《六家谥法》二十卷。程颐《河南经说》七卷。程颐另有《五言集解》三卷。苏洵《嘉祐谥法》三卷。《皇祐谥录》二十卷。杨会《经解》三十三卷。刘彝《七经中义》一百七十卷。蔡攸《政和修定谥法》八十卷。杨时《三经义辨》十卷。王居正《辨学》七卷。郑樵《谥法》三卷。李舜臣《诸经讲义》七卷。张九成《乡党少仪咸有一德论孟子拾遗》共一卷。张载《经学理窟》三卷。项安世《家说》十卷。《附录》四卷。黄干《六经讲义》一卷。

译《六经疑难》十四卷，作者不详。许奕《九经直音》九卷。许奕另有《正讹》一卷。《诸经正典》十卷。《论语尚书周礼讲义》十卷。杨甲《六经图》六卷。林观过《经说》一卷。戴勋《西斋清选》二卷。叶仲堪《六经图》七卷。俞言《六经图说》十二卷。张贵谟《泮林讲义》三卷。周士贵《经括》一卷。游桂《经学》十二卷。《九经经旨策义》九卷，作者不详。姜得平《诗书遗意》一卷。沈贵瑶《四书要义》七篇。张九成《中庸》《大学》《孝经说》各一卷。张九成另有《四书解》六十五卷。张纲《六经辨疑》五卷。张纲另有《确论》十卷。李焘《五经传授》一卷。王应麟《六经天文编》六卷。陈应隆《四书辑语》四十卷。刘元刚《三经演义》十一卷，内容为《孝经》《论语》《孟子》。以上经解类著作共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自沈贵瑶《四书要义》以下，未列入著录的有九部，共一百四十六卷、篇。《尔雅》三卷，郭璞作注。孔鲋《小尔雅》一卷。杨雄《方言》十四卷。史游《急就章》一卷。刘熙《释名》八卷。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孙炎《尔雅疏》十卷。高琏《尔雅疏》七卷。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徐锴另有《说文解字韵谱》十卷。《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卷。僧人昙棫《补说文解字》三十卷。钱承志《说文正隶》三十卷。张揖《广雅音》三卷。吕忱《字林》五卷。曹宪《博雅》十卷。顾野王《玉篇》三十卷。韦昭《辨释名》一卷。王僧虔《评书》一卷。梁武帝《评书》一卷。《千字文》一卷，梁代周兴嗣编次韵文。颜之推《证俗音字》四卷。颜之推另有《字始》三卷。虞荔《鼎录》一卷。萧该《汉书音义》三卷。陆法言《广韵》五卷。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二十五卷。庾肩吾《书品论》一卷。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陆德明另有《尔雅音义》二卷。颜元孙《干禄字书》一卷。李嗣真《书后品》一卷。《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王之明《述书后品》一卷。张怀瓘《书诂》一卷。张怀瓘另有《评书药石论》一卷。《六体论》一卷。《古文大篆书祖》一卷。《书断》三卷。颜真卿《笔法》一卷。颜真卿另有《韵海鉴源》十六卷。朱禹善《书评》一卷。朱禹善另有《有唐名书赞》一卷。林罕《字源偏傍小说》三卷。《金华苑》二十卷。张参《五经文字》五卷。李商隐《蜀尔雅》三卷。颜师古《急就篇注》一卷。虞世南《笔髓法》一卷。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唐玄度另有《十体书》一卷。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杜林岳《集备要字录》二卷。王僧虔《图书会粹》六卷。吕总《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蔡希宗《法书论》一卷。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裴瑜《尔雅注》五卷。僧人守温《清浊韵钤》一卷。黄伯思《东观余论》二卷。窦俨《义训》十卷。崔逢《玉玺谱》一卷，由严士元重新修订，宋魏损润色。郭忠恕《佩觿》三卷。郭忠恕另有《汗简集》七卷。《辨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孙季昭《决疑赋》二卷。徐玄《三家老子音义》一卷。郑文宝《玉玺记》一卷。《景德韵略》一卷，由戚伦等人详细审定。宋高宗《评书》一卷，也名为《翰墨志》。邢昺《尔雅疏》十卷。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一卷。沈立《稽正辨讹》一卷。唐耜《字说集解》三十册卷，已经亡佚。钱惟演《飞白书叙录》一卷。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祝充《韩文音义》五十卷。李舟《切韵》五卷。丘世隆《切韵搜隐》五卷。刘熙古《切韵拾玉》五卷。胡元质《西汉字类》五卷。陈天麟《前汉通用古字韵编》五卷。陈彭年等《重修广韵》五卷。《韵诠》十四卷。僧人师悦《韵关》一卷。丘雍《校定韵略》五卷。《韵选》五卷。《韵源》一卷。孙愐《唐韵》五卷。《天宝元年集切韵》五卷。释猷智《辨体补修加字切韵》五卷。丁度《集韵》十卷。另有《景祐礼部韵略》五卷。《墨薮》一卷，不知作者是谁。贾昌朝《群经音辨》三卷。夏竦《重校古文四声韵》五卷。另有《声韵图》一卷。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一卷。另有《类编》四十四卷。刘温润《羌尔雅》一卷。宋祁《摘粹》一卷。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六卷。句中正《雍熙广韵》一百卷，《序例》一卷。另有《三体孝经》一卷。杨南仲《石经》七十五卷。另有《三体孝经》一卷。燕诲《字傍辨误》一卷。道士谢利贞《玉篇解疑》三十卷。《象文玉篇》二十卷。石怀德《隶书赋》一卷。褚长文《范指论》一卷。李训《节金录》一卷。《翰林隐术》一卷。荆浩《笔法》一卷。韦氏《笔宝两字》五卷。徐浩《书谱》一卷。另有《古迹记》一卷。宋敏求《宝刻丛章》三十卷。刘敞《先秦古器图》一卷。李行中《引经字源》二卷。朱长文《续书断》二卷。王安石《字说》二十四卷。米芾《书评》一卷。另有《宝章待访集》一卷。吕大临《考古图》十卷。李公麟《古器图》一卷。陆佃《尔雅新义》二十卷。《埤雅》二十卷。蔡京《崇宁鼎书》一卷。张有《复古编》二卷。《政和甲午祭礼器款识》一卷。王楚《钟鼎篆韵》二卷。吴棫《韵补》五卷。董衡《唐书释音》二十卷。窦莘《唐书音训》四卷。《宣和重修博古图录》三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另有一个版本，三十卷。薛尚功《重广钟鼎篆韵》七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张孟《押韵》十卷。许冠《韵海》五十卷。吴《童训统类》一卷。郑樵《石鼓文考》一卷。另有《字始连环》二卷。

译《象类书》十一卷。《论梵书》三卷。《尔雅注》三卷。《书考》六卷。《通志六书略》五卷。郏升卿《四声类韵》二卷。另有《声韵类例》一卷。《淳熙监本礼部韵略》五卷。刘球《隶韵略》七卷。潘纬《柳文音义》三卷。僧人应之《临书关要》一卷。吕本中《童蒙训》三卷。周燔《六经音义》十三卷。李盛《六经释文》二卷。黄瑰《班书韵编》五卷。张ＲＴ《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史浩《童丱须知》三卷。朱熹《小学之书》四卷。另有《四子》四卷。程端蒙《小学字训》一卷。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陈淳《北溪字义》二卷。娄机《班马字类》二卷。《汉隶字源》六卷。《广干禄字书》五卷。《古鼎法帖》五卷。杨师复《汉隶释文》二卷。马居易《汉隶分韵》七卷。翟伯寿《籀史》二卷。胡寅《注叙古千文》一卷。吕氏《叙古千文》一卷。《庆元嘉定古器图》六卷。僧人妙华《互注集韵》二十五卷。罗点《清勤堂法帖》六卷。李从周《字通》一卷。辽代僧人行均《龙龛手鉴》四卷。黄伯思《法帖刊误》一卷。释元冲《五音韵镜》一卷。施宿《大观法帖总释》二卷。另有《石鼓音》一卷。蔡氏《口诀》一卷，书名已经失传。《书录》一卷。《书隐法》一卷。《笔阵图》一卷。《西汉字类》一卷。《纂注礼部韵略》五卷。《翰林禁经》三卷。《临汝帖》三卷。《笔苑文词》一卷。《法帖字证》十卷。《正俗字》十卷。《书断例传》五卷。《洪韵海源》二卷。《互注尔雅贯类》一卷。《诸家小学总录》二卷。《集古系时》十卷。《蕃汉语》一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刘绍祐《字学摭要》二卷。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集斋彭氏《小学进业广记》一部。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另有《小学绀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注急就篇》六卷。以上小学类书籍共二百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刘绍祐《字学摭要》以下有六部、六十九卷没有著录。经类书籍共一千三百零四部，一万三千六百零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三千六百八卷〕 《志》第一百五十六，《艺文》二。史类分为十三类：第一是正史类，第二是编年类，第三是别史类，第四是史钞类，第五是故事类，第六是职官类，第七是传记类，第八是仪注类，第九是刑法类，第十是目录类，第十一是谱牒类，第十二是地理类，第十三是霸史类。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裴骃等作集注。另有《史记》一百三十卷，陈伯宣作注。班固《汉书》一百卷，颜师古作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作注。赵抃《新校前汉书》一百卷。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裴松之作注。房玄龄《晋书》一百三十卷。杨齐宣《晋书音义》三卷。沈约《宋书》一百卷。萧子显《南齐书》五十九卷。姚思廉《梁书》五十六卷。另有《陈书》三十六卷。魏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魏澹《后魏书纪》一卷，原本为七卷。张太素《后魏书天文志》二卷，原本一百卷，如今只存这二卷。李百药《北齐书》五十卷。令狐德棻《后周书》五十卷。颜师古《隋书》八十五卷。柳芳《唐书》一百三十卷，《唐书叙例目》一卷。刘煦《唐书》二百卷。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目录》一卷。李绘《补注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薛居正《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徐无党作注。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泌《汉书刊误》一卷。《三刘汉书标注》六卷，作者为刘敞、刘攽、刘奉世。刘攽《汉书刊误》四卷。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一卷。吴缜《新唐书纠缪》二十卷。另有《五代史纂误》三卷。《朱梁列传》十五卷。张昭远《后唐列传》三十卷。任谅《史论》三卷。韩子中《新唐史辨惑》六十卷。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富弼《前汉书纲目》一卷。刘巨容《汉书纂误》二卷。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西汉刊误》一卷，不知道作者。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宋名臣录》八卷。《宋勋德传》一卷。《宋两朝名臣传》三十卷。《咸平诸臣录》一卷。《熙宁诸臣传》四卷。《两朝诸臣传》三十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张唐英《宋名臣传》五卷。葛炳奎《国朝名臣叙传》二十卷。以上正史类共五十七部，四千四百七十三卷。葛炳奎《国朝名臣叙传》一部、二十卷没有著录。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胡旦《汉春秋》一百卷。《问答》一卷。皇甫谧《帝王世纪》九卷。《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孙盛《晋阳秋》三十卷。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马总《通历》十卷。柳芳《唐历》四十卷。崔龟从《续唐历》二十二卷。裴煜之《唐太宗建元实迹》一卷。路惟衡《帝王历数图》十卷。陈岳《唐统纪》一百卷。丘悦《三国典略》二十卷。封演《古今年号录》一卷。薛榼《大唐圣运图略》三卷。《帝王照录》一卷。王起《五位图》三卷。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

译马永易《元和录》三卷。《大唐中兴新书纪年》三卷，不知道作者。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十卷。程正柔《大唐补纪》三卷。凌璠所著《唐录政要》十三卷。《唐天祐二年日历》一卷。杜光庭所著《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温大雅撰写。《唐高祖实录》二十卷，许敬宗、房玄龄等撰写。《唐太宗实录》四十卷，许敬宗撰写。《唐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唐武后实录》二十卷。《唐中宗实录》二十卷。《唐睿宗实录》十卷，另有五卷。均由刘知几、吴兢撰写。《唐玄宗实录》一百卷，元载、令狐峘撰写。《唐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撰写。《唐代宗实录》四十卷，令狐峘撰写。《唐德宗实录》五十卷，裴垍等撰写。《唐建中实录》十五卷，沈既济撰写。《唐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撰写。《唐宪宗实录》四十卷。《唐穆宗实录》二十卷。均由路隋等撰写。《唐敬宗实录》十卷，李让夷等撰写。《唐文宗实录》四十卷，魏謩修撰。《唐武宗实录》二十卷。《唐宣宗实录》三十卷。《唐懿宗实录》二十五卷。《唐僖宗实录》三十卷。《唐昭宗实录》三十卷。《唐哀帝实录》八卷。均由宋敏求撰写。《五代梁太祖实录》三十卷，张衮、郄象等撰写。《五代唐懿祖纪年录》一卷。《五代唐献祖纪年录》一卷。《五代唐庄宗实录》三十卷。均由赵凤、张昭远等撰写。《五代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姚顗等撰写。《五代唐愍帝实录》三卷，张昭远等撰写。《五代唐废帝实录》十七卷，张昭等共同撰写。《五代晋高祖实录》三十卷。《五代晋少帝实录》二十卷。均由窦贞固等撰写。《五代汉高祖实录》十卷，苏逢吉等撰写。《五代汉隐帝实录》十五卷。《五代周太祖实录》三十卷。均由张昭、尹拙、刘温叟等撰写。《五代周世宗实录》四十卷，宋王溥等撰写。《南唐烈祖实录》二十卷，高远撰写。《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后蜀主实录》四十卷。均由李昊撰写。《宋太祖实录》五十卷，李沆、沈伦修撰。《太宗实录》八十卷，钱若水修撰。《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晏殊等共同修撰。《仁宗实录》二百卷，韩琦等修撰。《英宗实录》三十卷，曾公亮等修撰。《神宗实录朱墨本》三百卷：旧录本用墨书写，增添的内容用朱书写，删去的内容用黄颜色涂抹。《宋高宗日历》一千卷。《孝宗日历》二千卷。《光宗日历》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重修本五百卷。《神宗实录》二百卷，由赵鼎、范冲重新修撰。《哲宗实录》一百五十卷。《徽宗实录》二百卷。均由汤思退进呈。《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新修撰。《钦宗实录》四十卷，洪迈修撰。《高宗实录》五百卷，傅伯寿撰写。《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均由傅伯寿、陆游等修撰。《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另有《日历》一百八十册。《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孙光宪所著《续通历》十卷。范质所著《五代通录》六十五卷。刘蒙叟所著《甲子编年》二卷。《显德日历》一卷，周扈蒙、董淳、贾黄中撰写。龚颖所著《运历图》三卷。陈彭年所著《唐纪》四十卷。宋庠所著《纪年通谱》十二卷。郑向所著《五代开皇记》三十卷。《两朝实录大事》二卷。王玉所著《文武贤臣治蜀编年志》一卷。武密所著《帝王兴衰年代录》二卷。《五代春秋》一卷。《十代编年纪》一卷。以上均不知道作者是谁。章寔所著《历代统纪》一卷。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三百五十四卷。另有《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通鉴前例》一卷。《稽古录》二十卷。《历年图》六卷。《通鉴节要》六十卷。《帝统编年纪事珠玑》十二卷。《历代累年》二卷。刘恕所著《资治通鉴外纪》十卷。另有《疑年谱》一卷。《通鉴问疑》一卷。章衡所著《编年通载》十卷。王岩叟所著《系年录》一卷。《元祐时政记》一卷。诸葛深所著《绍运图》一卷。杨备所著《历代纪元赋》一卷。胡仔所著《孔子编年》五卷。朱绘所著《历代帝王年运铨要》十卷。司马康所著《通鉴释文》六卷。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另有《四朝史稿》五十卷。《江左方镇年表》十六卷。《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须知》一卷。《宋政录》十二卷。《宋异录》一卷。《宋年表》一卷。史炤所著《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晁公迈所著《历代记年》十卷。熊克所著《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中兴小历》四十一卷。吕祖谦《大事记》二十七卷。另有《宋通鉴节》五卷。《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二十四卷。朱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另有《提要》五十九卷。《宋圣政编年》十二卷，作者不详。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一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喻汉卿《通鉴总考》一百十二卷。吴曾《南北征伐编年》二十三卷。徐度《国纪》六十五卷。胡宏《皇王大纪》八十卷。李丙《丁未录》二百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国史英华》一卷，作者不详。何许《甲子纪年图》一卷。曾綎《通鉴补遗》一百篇。李孟传《读史》十卷。崔敦诗《通鉴要览》六十卷。王应麟《通鉴答问》四卷。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一百二十卷。沈枢《通鉴总类》二十卷。张根《历代指掌编》九十卷。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张公明《大宋纲目》一百六十七卷。洪迈《节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卷。另有《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另有《四朝史纪》三十卷。另有《列传》一百三十五卷。

译黄维之《太祖政要》一十卷。吕中《国朝治迹要略》十四卷。以上编年类书籍共一百五十一部、一万五百七十五卷。《宁宗实录》以下有六部未著录，没有卷数；曾綎《通鉴补遗》以下有十五部未著录，共九百六十八卷。王瓘《广轩辕本纪》三卷。《汲冢周书》十卷。郭璞注《穆天子传》六卷。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司马彪《九州春秋》十卷。赵瞻《史记牴牾论》五卷。《汉书问答》五卷。刘珍等《东观汉纪》八卷。孔衍《春秋后语》十卷。李延寿《南史》八十卷。另有《北史》一百卷。元行冲《后魏国典》三十卷。《金陵六朝记》一卷。王豹《金陵枢要》一卷。李匡文《汉后隋前瞬贯图》一卷。李康《唐明皇政录》十卷。袁皓《兴元圣功录》。《功臣录》三十卷。《唐僖宗日历》一卷。刘肃《唐新语》十三卷。《唐总记》三卷。渤海填《唐广德神异录》四十五卷。欧阳迥，另一种写法作“炳”。《唐录备阙》十五卷。裴濆《大和新修辨谤略》三卷。程光荣，另一种写法作“柔”。《唐补注记》，“注记”一作“纪”。三卷。曹玄圭《唐列圣统载图》十卷。郭修《唐年纪录》一卷。南卓《唐朝纲领图》五卷。《唐纪年记》二卷。吴兢《开元名臣录》三卷。另有《唐太宗勋史》一卷。《唐书备阙记》十卷。高峻《小史》一百十卷。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刘轲《帝王历数歌》一卷。另有《唐年历》一卷。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新野史》十卷，题署为“显德元年终南山不名子撰”。张传靖《唐编记》，“编记”一作“编纪”。十卷。胡旦《唐乘》，“乘”一作“策”。七十卷。王沿《唐志》二十一卷。孙甫《唐史记》七十五卷。王皞《唐余录》六十卷。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二卷。陶岳《五代史补》五卷。詹玠《唐宋遗史》四卷。刘直方《大唐机要》三十卷。苏辙《古史》六十卷。孙冲《五代纪》七十七卷。刘分攵《五代春秋》，一部，卷数已亡佚。刘恕《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常璩《华阳国志》十卷。《江南志》二十卷。李清臣《平南事览》二十卷。《吴书实录》三卷，记载杨行密的事迹。《真宗圣政纪》一百五十卷。另有《政要》十卷。《仁宗观文览古图记》十卷。丁谓《大中祥符奉祀记》五十卷，《目》二卷。另有《大中祥符迎奉圣像记》二十卷，《目》二卷。李维《大中祥符降圣记》五十卷，《目》三卷。王钦若《天禧大礼记》五十卷，《目》二卷。吕夷简《三朝宝训》三十卷。李淑《三朝训览图》十卷。钱惟演《咸平圣政录》三卷。李昭遘《永熙政范》二卷。张商英《神宗正典》六卷。林希《两朝宝训》二十一卷。舒亶《元丰圣训》三卷。《六朝宝训》一部，卷数已亡佚。郑居中《崇宁圣政》二百五十五册。另有《圣政录》三百二十三册。贾纬《备史》六卷。《史系》二十卷。杨九龄《正史杂论》十卷。《河洛春秋》二卷。《历代善恶春秋》二十卷。李筌《阃外春秋》十卷。薛韬玉《帝照》一卷。沈汾《元类》一卷。杨岑《皇王宝运录》三十卷。“瞿”字一作“翟”。骧《帝王受命编年录》三十卷。徐暠《三朝革命录》三卷。钱信《皇猷录》一卷。《历代鸿名录》八卷。韦光美《嘉号录》一卷。崔倜《帝王授受图》一卷。牛检《帝王事迹相承图》三卷。《历代君臣图》二卷。龚颖《年（“年”字一作“运” 历图》八卷。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张敦素《通记（“记”字一作“纪” 建元历》二卷。柳璨《补注正闰位历》三卷。杜光庭《帝王年代州郡长历》二卷。王起《五运图》一卷。曹玄圭《五运图（“图”字一作“录”》十二卷。张洽《五运元纪》一卷。《古今帝王记》十卷。卫牧《帝王真伪记》七卷。《纪年志》一卷。武密《帝王年代录》三十卷。郑伯邕《帝王年代图》一卷。又有《帝王年代记》三卷。焦▯路《圣朝年代记（“记”字一作“纪”》十卷。韦光美《帝王年号图》一卷。汪奇《古今帝王年号录》一卷。李昉《历代年号》一卷。盖君平《重编史巂》三十卷。孙昱《十二国史》十二卷。《西京史略》二卷。《史记掇英》五卷。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郑樵《通志》二百卷。萧常《续后汉书》四十二卷。李▯巳《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陈傅良《建隆编》一卷，另名《开基事要》。蔡幼学《宋编年政要》四十卷。又有《宋实录列传举要》十二卷。洪偃《五朝史述论》八卷，是洪迈的孙子。赵甡之《中兴遗史》二十卷。楼昉《中兴小传》一百篇。以上为别史类，共一百二十三部、二千二百一十八卷；自赵甡之《中兴遗史》以下，有二部、一百二十卷、一篇未著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二百十八卷〕 《马史精略》五十六卷。赵世逢《两汉类要》二十卷。周护《三史菁英》三十卷。《十七史赞》三十卷。《三代说辞》十卷，不知道作者是谁。孙玉汝《南北史练选》十八卷。《史略》三卷。杨侃《两汉博闻》十二卷。林钺《汉巂》十卷。宗谏《三国采要》六卷。薛儆《晋书金穴钞》十卷。荀绰《晋略》九卷。张陟《晋略》二十卷。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晋史猎精》一百三十卷。胡寅《读史管见》三十卷。又有《三国六朝攻守要论》十卷。赵氏《六朝采要》十卷。杭暕《金陵六朝帝王统纪》一卷。薛韬玉《唐要录》二卷。张栻《通鉴论笃》四卷。孙甫《唐史论断》二卷。石介《唐鉴》五卷。

译范祖禹《唐鉴》十二卷。又有《帝学》八卷。陈季雅《两汉博议》十四卷。李舜臣《江东十鉴》一卷。陈傅良《西汉史钞》十七卷。《东莱先生西汉财论》十卷，是吕祖谦的论说，由门人编纂。刘熙古《历代纪要》五十卷。乔舜《古今语要》十二卷。贾昌朝《通纪》八十卷。赵善誉《读史舆地考》六十三卷，另名《舆地通鉴》。裴松之《国史要览》二十卷。郑暐《史巂》十卷。曹化《史书集类》三卷。朱黼《纪年备遗正统论》一卷。《唯室先生两汉论》一卷，作者是陈长方。张唐英《唐史发潜》六卷。倪遇《汉论》十三卷。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程鹏《唐史属辞》四卷。《唐帝王号宰臣录》十卷。《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不知道作者是谁。胡旦《五代史略》四十二卷。韩保升《文行录》五十卷。李▯《续帝学》一卷。姚虞宾《诸史臣谟》八卷。郑少微《唐史发挥》十二卷。陈天麟《前汉六帖》十二卷。陈应行《读史明辨》二十四卷。又有《读史明辨续集》五卷。师古《三国志质疑》十四卷。又有《西汉质疑》十九卷。《东汉质疑》九卷。《何博士备论》四卷，作者是何去非。陈亮《通鉴纲目》二十三卷。《叶学士唐史钞》十卷，不知道作者姓名。唐仲友《唐史义》十五卷。又有《续唐史精义》十卷。杨天惠《三国人物论》三卷。李石《世系手记》一卷。《两汉著明论》二十卷。《十二国史略》三卷。《章华集》三卷。《纵横集》二十卷。《十三代史选》五十卷。《南史摭实韵句》三卷。《议古》八卷。《史谱》七卷。《五代纂要赋》一卷。《国朝撮要》一卷。《约论》十卷。作者不详。李焘《历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另有《唐宰相谱》一卷。《王谢世表》一卷。《五代三衙将帅年表》一卷。窦济《皇朝名臣言行事对》十二卷。李心传《旧闻证误》十五卷。龚敦颐《符祐本来》十卷。洪迈《记绍兴以来所见》二卷。左史钞类共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二十四卷；自李焘《历代宰相年表》以下，有八部、七十五卷未著录。班固《汉武故事》五卷。蔡邕《独断》二卷。裴烜之《承祚实迹》一卷。王琳《魏郑公谏录》五卷。武平一《景龙文馆记》十卷。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另有《开元升平源》一卷。苏瑰《中枢龟鉴》一卷。韩琬《御史台记》十二卷。韦述《集贤注记》二卷。崔光庭《德宗幸奉天录》一卷。沈既济《选举志》三卷。马宇《凤池录》五卷。韦执谊《翰林故事》一卷。李吉甫《元和国计略》一卷。刘公铉《邺城旧事》六卷。韦处厚《翰林学士记》一卷。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一卷。李德裕《西南备边录》一卷。另有《两朝献替记》二卷。《次柳氏旧闻》一卷。令狐澄《贞陵遗事》一卷。令狐綯《制表疏》一卷。《李司空论事》七卷，由唐代蒋偕编纂，内容是李绛所论之事。南卓《纲领图》一卷。郑处诲《明皇杂录》二卷。另有《天宝西幸略》一卷。《吴湘事迹》一卷，作者不详。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卷。卢骈《御史台三院因话录》一卷。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郑向《起居注故事》三卷。苏颂《迩英要览》一部，卷数已佚。乐史《贡举故事》二十卷，《目录》一卷。郑畋《敕语堂判》五卷。李巨川《勤王录》二卷。杨钜《翰林旧规》一卷。张著《翰林盛事》一卷。李构《御史台故事》三卷。李肇《翰林内志》一卷。另有《翰林志》一卷。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杜悰事迹》一卷。《梁宣底》三卷。《汾阴后土故事》三卷，记述自汉至唐的相关事迹。《武成王配飨事迹》二十卷。作者不详。林勤《国朝典要杂编》一卷。李大性《典故辨疑》二十卷。吕夷简、林希进呈《五朝宝训》六十卷。《三朝太平宝训》二十卷，《三朝训鉴图》十卷；仁宗为之撰写序文。沈该进呈《神宗宝训》一百卷。《神宗宝训》五十卷，编纂者姓名不详。洪迈编集《哲宗宝训》六十卷。《钦宗宝训》四十卷。《高宗圣政》六十卷。《高宗宝训》七十卷。《孝宗宝训》六十卷。以上均由国史院、宝录院进呈。史弥远《孝宗宝训》六十卷。《绍兴求贤手诏》一卷。《高宗孝宗圣政编要》二十卷，于乾道、淳熙年间修纂。《高宗圣政典章》十卷，作者不详。《宋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绍兴年间出自宋绶家。《永熙宝训》二卷，由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编纂。《仁宗观文鉴古图》十卷。王洙《祖宗故事》二十卷。李淑《耕籍类事》五卷。林特《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例》二十六卷。韩绛《治平会计录》六卷。李常《元祐会计录》三卷。崔立《故事稽疑》十卷。《孝宗圣政》五十卷。彭龟年《内治圣鉴》二十卷。《光宗圣政》三十卷。富弼《契丹议盟别录》五卷。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二卷。吕本中《紫微杂记》一卷。蔡绦《北征纪实》二卷。万俟禼《太后回銮事实》十卷。汤思退等《永祐陵迎奉录》十卷。大惟简《塞北纪实》三卷。宋敏求《朝贡录》二十卷。张养正《六朝事迹》十四卷。吴彦夔《六朝事迹别集》十四卷。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刘珙《江东救荒录》五卷。宋介《执礼集》二卷。陈晔《通州鬻海录》一卷。龚颐正《续稽古录》一卷。洪遵《翰苑群书》三卷。另有《会稽和买事宜录》七卷。程大昌《北边备对》六卷。《庆历边议》三卷。《开禧通和录》一卷。《开禧持书录》二卷。《开禧通问本末》一卷。

译《金陵叛盟记》十卷。以上作者均不详。宋庠《尊号录》一卷。另有《掖垣丛志》三卷。董煟《活民书》三卷。另有《活民书拾遗》三卷。《史馆故事录》三卷。《五国故事》二卷。作者不详。尉迟偓《中朝故事》二卷。孔武仲《金华讲义》十三卷。王禹偁《建隆遗事》一卷。田锡《三朝奏议》五卷。曾致尧《清边前要》五十卷。李至《皇亲故事》一卷。杜镐《铸钱故事》一卷。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王曙《群牧故事》三卷。《两朝誓书》一卷，是景德年间与契丹往来的书信。辛怡显《云南录》三卷。沈该《翰林学士年表》一卷。苏耆《次续翰林志》一卷。钱惟演《金坡遗事》三卷。晁〔OCR：ＲＰ〕《别书金坡遗事》一卷。李宗谔《翰林杂记》一卷。王皞《言行录》一卷。王旦《名贤遗范录》十四卷。余靖《国信语录》一卷。李淑《三朝训鉴图》十卷。陈湜《三朝逸史》一卷。沈立《河防通议》一卷。富弼《救济流民经画事件》一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陈次公《安南议》十篇。宋咸《朝制要览》十五卷。李上交《近事会元》五卷。范镇《国朝事始》一卷。范镇又著《东斋记事》十二卷。《太平盛典》三十六卷。《国朝宝训》二十卷。《庆历会计录》二卷。《经费节要》八卷。以上几部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张唐英《君臣政要》四十卷。陈襄《国信语录》一卷。赵概《日记》一卷。司马光《日录》三卷。郏亶《吴门水利》四卷。王安石《熙宁奏对》七十八卷。程师孟《奏录》一卷。罗从彦《宋遵尧录》八卷。何澹《历代备览》二卷。王禹《王家三世书诰》一卷。司马光《涑水记闻》三十二卷。周必大《銮坡录》一卷。周必大又著《淳熙玉堂杂记》一卷。陈模《东宫备览》一卷。《三朝政录》十二卷。《广东西城录》一卷。《交广图》一卷。以上几部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曾巩《宋朝政要策》一卷。毕仲衍《中书备对》十卷。李清臣、张诚一《元丰土贡录》二卷。庞元英《文昌杂录》七卷。韩绛、吴充《枢密院时政记》十五卷。苏安《静边说》一卷。薛向《边陲利害》三卷。《仁宗君臣政要》二十卷，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纂的。范祖禹《仁皇训典》六卷。曾巩《德音宝训》三卷。汪浃《荣观集》五卷。张舜民《使辽录》一卷。宋匪躬《馆阁录》十一卷。刘永寿《章献事迹》一卷。曾布《三朝正论》二卷。林虙《元丰圣训》二十卷。家安国《平蛮录》三卷。罗畸《蓬山记》五卷。《明堂诏书》一卷，不知道是谁汇集的。高聿《盐池录》一卷。吴若虚《崇圣恢儒集》三卷。洪榆《创业故事》十二卷。耿延禧《建炎中兴记》一卷。程俱《麟台故事》五卷。洪兴祖《续史馆故事录》一卷。张戒《政要》一卷。李源《三朝政要增释》二十卷。欧阳安永《祖宗英睿龟鉴》十卷。陈骙《中兴馆阁录》十卷。赵勰《广南市舶录》三卷。严守则《通商集》三卷。《契丹礼物录》一卷。《金华故事》一卷。《两朝交聘往来国书》一卷。以上几部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臧梓《吕丞相勤王记》一卷。李攸《通今集》二十卷。李攸又著《宋朝事实》三十五卷。袁梦麟《汉制丛录》二十卷。倪思《合宫严父书》一卷。詹仪之《淳熙经筵日进故事》一卷。詹仪之又著《淳熙东宫日纳故事》一卷。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十一卷。李心传又著《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陆游《圣政草》一卷。彭百川《治迹统类》四十卷。彭百川又著《中兴治迹统类》三十卷。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二十六卷。张纲《列圣孝治类编》一百卷。黄度《艺祖宪监》三卷。黄度又著《仁皇从谏录》三卷。赵善誉《宋朝开基要览》十四卷。以上故事类书籍共一百九十八部，二千零九十四卷；从彭百川《治迹统类》以下，有七部、二百二十一卷没有著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九十四卷〕 《东汉百官表》一卷，不知道作者是谁。陶彦藻《职官要录》七卷。陶彦藻又著《职官要录补遗》十八卷。李吉甫《百司举要》一卷。唐玄宗《六典》三十卷。杜英师《唐职该》一卷。梁载言《具员故事》十七卷。《大唐宰相历任记》二卷。任戬《官品纂要》十卷。《宰辅年表》一卷。《官品式律》一卷。《历代官号》十卷。以上几部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杨侃《职林》三十卷。孔至道《百官要望》一卷。阎承琬《君臣政要》三十卷。蒲宗孟《省曹寺监事目格子》四十七卷。郄殷象《梁循资格》一卷。王涯《唐循资格》一卷。杜儒童《中书则例》一卷。谭世勣《本朝宰执表》八卷。张之绪《唐文昌损益》三卷。万当世《文武百官图》二卷。陈绎《宰相拜罢录》一卷。另有《枢府拜罢录》一卷。《三省枢密院除目》四卷。司马光《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孙逢吉《职官分纪》五十卷。梁勖《职官品服》三十三卷。赵氏《唐典备对》六卷，不知其名。《三省仪式》一卷。《职事官迁除体格》一卷。《循资格》一卷。《循资历》一卷。《唐宰相后记》一卷。《国朝撮要》一卷。《宋朝宰辅拜罢图》四卷。《宋朝官制》十一卷。《三省总括》五卷。以上著作都不知道作者。王益之《汉官总录》十卷。另有《职源》五十卷。《宋朝相辅年表》一卷。《中兴馆阁书目》说：“臣绎进献此书，《续表》说‘臣易记’。” 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赵邻几《史氏懋官志》五卷。赵晔《宋官制正误沿革职官记》三卷。何异《中兴百官题名》五十卷。龚颐正《宋特命录》一卷。司马光《官制遗稿》一卷。徐自明《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译蔡幼学《续百官公卿表》二十卷。另有《续百官表质疑》十卷。曾三异《宋新旧官制通考》十卷。另有《宋新旧官制通释》二卷。范冲《宰辅拜罢录》二十四卷。徐筠《汉官考》四卷。董正工《职官源流》五卷。《金国明昌官制新格》一卷，不知道是什么人编撰的。杨王休《诸史阙疑》三卷。赵粹中《史评》五卷。王应麟《通鉴地理考》一百卷。另有《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另有《汉艺文志考证》十卷。另有《汉制考》四卷。以上是职官类书籍，共五十六部、五百七十八卷。自杨王休《诸史阙疑》以下，还有六部、一百三十六卷没有著录。刘向《古列女传》九卷。《汉武内传》二卷，不知道作者。郭宪《洞冥记》四卷。班昭《女戒》一卷。伶玄《赵飞燕外传》一卷。皇甫谧《高士传》十卷。袁宏《正始名士传》二卷。葛洪《西京杂记》六卷。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萧韶《太清纪》十卷。杜宝《大业杂记》十卷。刘餗《国史异纂》三卷。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赵毅《大业略记》三卷。颜师古《大业拾遗》一卷。贾润甫《李密传》三卷。李筌《中台志》十卷。杜儒童《隋季革命记》五卷。《隋平陈记》一卷。魏徵《隋靖列传》一卷。徐浩《庐陵王传》一卷。刘仁轨《河洛行年记》十卷。李恕《诫子拾遗》四卷。《越国公行状》一卷，记载唐代钟绍京的事迹。陈翊《郭令公家传》十卷。另有《忠武公将佐略》一卷。殷亮《颜杲卿家传》一卷。另有《颜真卿行状》一卷。李邕《狄梁公家传》一卷。包谞《河洛春秋》二卷。陈鸿《东城父老传》一卷。张鷟《朝野佥载》二十卷。另有《佥载补遗》三卷。李匡文《明皇幸蜀广记图》二卷。郭湜《高力士外传》一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三朝遗事》一卷，记载张姚说、姚崇、宋璟的事，不知道作者。甘伯宗《名医传》七卷。《临川名——一作“贤”—— 士贤——一作“名”—— 传》三卷。李涉——一作“渤”—— 《六贤传》一卷。孙仲《遗士传》一卷。《贤牧传》十五卷。张茂枢《张氏家传》三卷。吴操《蒋子文传》一卷。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郭元振传》一卷。范质《桑维翰传》三卷。李翰《张中丞外传》一卷。温龠——一作“畬”—— 《天宝乱离记》一卷。刘谏——一作“练”—— 《国朝传记》三卷。贺楚《奉天记》一卷。《太和摧凶记》一卷。杨栖白《南行记》一卷。王坤《僖宗幸蜀记》一卷。牛朴《登庸记》一卷。江文秉《都洛私记》十卷。胡峤《陷辽记》三卷。元澄《秦京内外杂记》一卷。《蜀记》一卷。《西戎记》二卷。颜师古《獬豸记》一卷。《静乱安邦记》一卷。《睢阳得死集》一卷，记载张巡、许远的事，不知道作者。沈既济《江淮记乱》一卷。李公佐《建中河朔记》六卷。陈岠《朝廷卓绝事记》一卷。谷况《燕南记》三卷。郑澥《凉国公平蔡录》一卷。李涪《刊误》一卷。陆贽《玄宗编遗录》二卷。韩昱《壶关录》三卷。林恩《补国史》五卷。马总《唐年小录》六卷。杜佑《宾佐记》一卷。陈谏等《彭城公事迹》三卷。王昌龄《瑞应图》一卷。路隋《平淮西记》一卷。又有《邠志》三卷。李肇《国史补》三卷。李潜用《乙卯记》一卷。房千里《投荒杂录》一卷。李繁《邺侯家传》十卷。李石《开成承诏录》二卷。李德裕《异域归忠传》二卷。又有《大和辨谤略》三卷。《会昌伐叛记》一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十卷。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五卷。蔡京《王贵妃传》一卷。李璋《太原事迹杂记》十三卷。张云《咸通庚寅解围录》一卷。郑樵《彭门纪乱》三卷。韩偓《金銮密记》一卷。朱朴《日历》一卷。李氏《大唐列圣园陵记》一卷，作者姓名不详。丘旭《宾朋宴语》一卷。卢言《杂说》一卷。于政立《类林》十卷。李奕《唐登科记》一卷。《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徐锴《登科记》十五卷。乐史《登科记》三十卷。《登科记》一卷。《登科记》二卷，起于建隆，至于宣和四年。张观《二十二国祥异记》三卷。徐岱《奉天记》一卷。徽宗《宣和殿记》一卷。又有《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陈绎《东西府记》一卷。沈立《都水记》二百卷。又有《名山记》一百卷。章惇《导洛通汴记》一卷。李清臣《重修都城记》一卷。王革《天泉河记》一卷。《上党记叛》一卷。宋巨，另一版本作“宗拒”。《明皇幸蜀录》一卷。赵源一《奉天录》四卷。陆贽《遣使录》一卷。李繁《北荒君长录》三卷。陆希声《北户杂录》三卷。苏特，另一版本作“苏时”。《唐代衣冠盛事录》一卷。郑言《平剡录》一卷。《复交阯录》二卷。《哥舒翰幕府故吏录》一卷。李巨川《许国公勤王录》三卷。《乾明》，另一版本作“乾宁”。《会稽录》一卷。《三楚新录》一卷。《英雄佐命录》一卷。《世宗征淮录》一卷。《濠州干戈录》一卷。乐史《孝悌录》二十卷，《赞》五卷。曹希逵，另一版本作“曹希逢”。《孝感义闻录》三卷。张读《建中西狩录》一卷。元宏《钱塘平越州录》一卷。《潘氏家录》一卷，内容为潘美的行状和告辞。胡讷《孝行录》二卷。又有《贤惠录》二卷。《民表录》三卷。李升《登封诰成录》一百卷。凌准《邠志》二卷。郭廷诲《妖乱志》三卷。韦琯《国相事状》七卷。《云南事状》一卷。《刘中州事迹》一卷。

译《魏玄成故事》三卷。赵寅《赵君锡遗事》一卷。杨时《开成纪事》二卷。杨九龄《桂堂编事》二十卷。范镇《东斋记事》十二卷。李隐，另一版本作“李随”。《唐记奇事》十卷。史演《咸宁王定难实序》一卷。《登科记解题》二十卷。乐史《广孝悌》，另一版本作“新孝悌”。《书》五十卷。危高《孝子拾遗》十卷。《绍兴名臣正论》一卷，题为潇湘樵夫序。《吕颐浩遗事》一卷，记载吕颐浩出仕和退处的大概情况。《吕颐浩逢辰记卷》一卷，记载吕颐浩历任官职的次序。《朱胜非年表》一卷，由朱胜非的孙子朱昱进呈。《朱胜非行状》一卷，刘岑撰写。《奉神述》一卷，为真宗所制。史浩《会稽先贤祠传赞》二卷。张栻《诸葛武侯传》一卷。赵彦博《昭明事实》二卷。《吕文靖公事状》一卷，作者姓名不详。王岩叟《韩忠献公别录》一卷。《韩忠献公家传》一卷，由韩琦的五世孙庚卿撰写。吕祖谦《欧公本末》四卷。《韩庄敏公遗事》一卷，韩宗武记述。邵伯温《邵氏辨诬》三卷。薛齐谊《六一居士年谱》一卷。《胡刚中家传》一卷，由其儿子胡兴宗撰写。黄璞《闽中名士传》一卷。岳珂《吁天辨诬》五卷。李纲等《张忠文节谊录》一卷。陈晔《种师道事迹》一卷。张琰《种师道祠堂碑》一卷。《谈氏家传》一卷，谈钥撰写。王淹所著《槐庭济美录》十卷。《英显张侯平寇录》一卷，不知作者是谁。洪适所著《五代登科记》一卷。周铸所著《史越王言行录》十二卷。《刘氏传忠录》三卷，刘学裘撰写。《陈瓘墓志》一卷，陈瓘亲自撰写。《了斋陈先生言行录》一卷，由陈瓘的儿子陈正同编纂。《赵文定公遗事》一卷，不知是什么人编纂的。《常谏议长洲政事录》一卷，常安民撰写。《朱文公行状》一卷，黄干撰写。李▯所著《赵鼎行状》三卷。岳珂所著《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吴柔胜所著《宗泽行实》十卷。李朴所著《丰清敏遗事》一卷。《刘岳李魏传》二卷，张颖撰写。刘球所著《刘鄜王事实》一十卷。尹机所著《宿州事实》一卷。石茂良所著《避戎夜话》一卷。又有《靖康录》一卷。《中兴御侮录》一卷。《皇华录》一卷。《南北欢盟录》一卷。《裔夷谋夏录》二卷。以上都不知作者是谁。张师颜所著《金虏南迁录》一卷。张棣所著《金亮讲和事迹》一卷。洪遵所著《泉志》十五卷。张甲所著《浸铜要录》一卷。姚康所著《唐登科记》十五卷。马宇所著《段公别传》二卷。张陟所著《唐年经略志》十卷。柳玭所著《柳氏序训》一卷。柳珵所著《柳氏家学》一卷。李跃所著《岚斋集》一卷。段公路所著《北户杂录》一卷。郑暐所著《蜀记》三卷。《野史甘露新记》二卷。《讳行录》一卷。《大和野史》三卷。《逸史》一卷。《拓跋记》一卷。《文场盛事》一卷。《杨妃外传》一卷。以上都不知作者是谁。萧叔和所著《天祚永归记》一卷。薛图存所著《河南记》二卷。李绰所著《张尚书故实》一卷。刘昶所著《岭外录异》三卷。王振所著《汴水滔天录》一卷。王权所著《汴州记》一卷。高若拙所著《后史补》三卷。黄彬所著《庄宗召祸记》一卷。《晋朝陷蕃记》一卷，不知作者是谁。余知古所著《渚宫旧事》十卷。张昭所著《太康平吴录》二卷。王仁裕所著《入洛记》一卷。又有《南行记》一卷。《崔氏登科记》一卷，不知作者是谁。范质所著《魏公家传》三卷。赵普所著《飞龙记》一卷。勾延庆所著《成都理乱记》八卷。钱俨所著《戊申英政录》一卷。高自若所著《唐宋氾闻录》一卷。《曹彬别传》一卷，由曹彬的孙子曹偃撰写。陈承韫所著《南越记》一卷。蒋之奇所著《广州十贤赞》一卷。安德裕所著《滕王广传》一卷。王延德所著《西州使程记》一卷。张绪所著《续锦里耆旧传》十卷。沈立所著《奉使二浙杂记》一卷。路振所著《乘轺录》一卷。李畋所著《孔子弟子赞传》六十卷。又有《乖崖语录》一卷，记载张咏的政绩。张齐贤所著《洛阳搢绅旧闻记》五卷。张逵所著《蜀寇乱小录》一卷。曾致尧所著《广中台记》八十卷。又有《绿珠传》一卷。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十卷。乐史所著《唐滕王外传》一卷。又有《李白外传》一卷。《洞仙集》一卷。《许迈传》一卷。《杨贵妃遗事》二卷，题作岷山叟上。《李昉谈录》一卷，李宗谔撰写。《潘美事迹》一卷。《平蜀录》一卷。《国朝名将行状》四卷。《议盟记》一卷。《寇准遗事》一卷。《丁谓谈录》一卷。《郭贽传略》一卷。以上都不知作者是谁。任升所著《梁益记》十卷。钱惟演所著《钱俶贡奉录》一卷。《王旦遗事》一卷，王素撰写。寇瑊所著《奉使录》一卷。王皞所著《唐余录》六十卷。蔡元翰所著《唐制举科目图》一卷。刘涣所著《西行记》一卷。王曾所著《笔录》一卷。富弼所著《奉使语录》二卷。又有《奉使别录》一卷。王曙所著《戴斗奉使录》一卷。《燕北会要录》一卷。《虏庭杂记》十四卷。《契丹须知》一卷。《阴山杂录》十五卷。《契丹实录》一卷。《学士年表》一卷。《韩琦遗事》一卷。《孙沔遗事》一卷。以上都不知作者是谁。欧阳修所著《归田录》八卷。王起所著《甘陵诛叛录》一卷。赵勰所著《广州牧守记》十卷。又有《交阯事迹》八卷。曹叔卿所著《侬智高》一卷。滕甫所著《征南录》一卷。冯炳所著《皇祐平蛮记》二卷。刘敞所著《使北语录》一卷。《宋景文公笔记》五卷、《契丹官仪》及《碧云騢附》。宋敏求《三川官下记》二卷。另有《讳行后录》五卷。《入番录》二卷。《春明退朝录》三卷。韩正彦《韩琦家传》十卷。韩漳《爱棠集》二卷。赵寅《韩琦事实》一卷。《杜滋谈录》一卷，杜师秦等撰写。李复圭《李氏家传》三卷。朱定国《归田后录》十卷。陈昉《北庭须知》二卷。《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宋如愚《剑南须知》十卷。

译《黄靖国再生传》一卷，廖子孟撰写。《曾巩行述》一卷，曾肇撰写。《曾肇行述》一卷，杨时撰写。《韩琦别录》三卷，王岩叟撰写。章邦杰《章氏家传德庆编》一卷。《胡氏家传录》一卷，作者不详。《河南刘氏家传》二卷，刘唐老呈上。李远《青唐录》一卷。李格非《永洛城记》一卷。另有《洛阳名园记》一卷。《赵君锡遗事》一卷，赵演撰写。苏辙《儋耳手泽》一卷。《颖滨遗老传》二卷。蔡京《党人记》一卷。吴棫《鸡林记》二十卷。王云《鸡林志》三十卷。《韩文公历官记》一卷，程俱撰写。罗诱，另作“罗绮”。《宜春传信录》三卷。吕希哲《吕氏家塾广记》一卷。《安焘行状》一卷，荣辑撰写。马永易《寿春杂志》一卷。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二卷。何述《温陵张贤母传》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一卷。孔传《阙里祖庭记》三卷。另有《东家杂记》二卷。赵令畤《侯鲭录》一卷。王襄《南阳先民传》二十卷。郑熊《番禺杂记》三卷。《范太史遗事》一卷。《范祖禹家传》八卷。均由范冲编纂。《韩琦定策事》一卷，韩肖胄撰写。喻子材《丰公逸事》一卷。《刘安世谭录》一卷，韩瓘撰写。《种谔传》一卷，赵起撰写。刘棐《孝行录》二卷。汪若海《中山麟书》一卷。《胡瑗言行录》一卷，关注撰写。胡珵《道护录》一卷。《刘安世言行录》二卷。《范纯仁言行录》三卷。《使高丽事纂》二卷。《平燕录》一卷。《三苏言行》五卷。均不知作者。赵世卿《安南边说》五卷。洪适《宋登科记》二十一卷。董正工《续家训》八卷。洪迈《皇族登科题名》一卷。俞观能《孝悌类鉴》七卷。冯忠嘉《海道记》一卷。《淮西记》一卷。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另有《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四朝名臣言行录》十六卷。《四朝名臣言行续录》十卷。以上均不知由何人编纂。吕祖谦《阃范》三卷。费枢《廉吏传》十卷。徐度《却扫编》三卷。张景俭《嵩岳记》三卷。史愿《北辽遗事》二卷。张隐《文士传》五卷。《柳州记》一卷。《洪厓先生传》一卷。《开运陷虏事迹》一卷。《殊俗异闻集》一卷。《契丹机宜通要》四卷。《契丹事迹》一卷。《古今家诫》二卷。《南岳要录》一卷。《豪异秘录》一卷。《燕北杂录》一卷。《辽登科记》一卷。《三国史记》五十卷。均不知作者。高得相《海东三国通历》十二卷。金富轼《奉使语录》一卷。董弅《诞圣录》三卷。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倪思《北征录》七卷。张舜民《郴行录》一卷。关耆孙《建隆垂统略》一卷。张浚《建炎复辟平江实录》一卷。龚颐正《清江三孔先生列传谱述》一卷。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卷。陆游《老学庵笔记》一卷。陈师道《后山居士丛谈》一卷。僧人祖秀《游洛阳宫记》一卷。李元纲《近世厚德录》一卷。安丙《靖蜀编》四卷。张九成《无垢心传录》十二卷。黎良能《读书日录》五卷。贺成大《濂湘师友录》三十三卷。汪藻《裔夷谋夏录》三卷。另有《青唐录》三卷。晁公武《稽古后录》三十五卷。另有《昭德堂稿》六十卷。《读书志》二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范成大《吴门志》五十卷。另有《揽辔录》一卷。《骖鸾录》一卷。《虞衡志》一卷。《吴船志》一卷。洪迈《赘稿》三十八卷。另有《词科进卷》六卷。《苏黄押韵》三十二卷。张纲《见闻录》五卷。吴芾《湖山遗老传》一卷。李焘《陶潜新传》三卷。另有《赵普别传》一卷。以上传记类书籍共四百零一部、一千九百六十四卷。自张九成《无垢心传录》以下，未列入著录的共二十一部、三百一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二卷〕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七卷，艺文三。卫宏《汉旧仪》三卷。应劭《汉官仪》一卷。蔡质《汉官典仪》一卷。《汉制拾遗》一卷，不知道是谁编纂的。萧嵩《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另一说认为是王立等人所作。另有《开元礼仪镜》五卷。韦彤《开元礼仪释》二十卷。《开元礼仪镜略》十卷。《开元礼百问》二卷。《开元礼教林》一卷。《开元礼类释》十二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颜真卿《历古创置仪》五卷。柳珵《唐礼纂要》六卷。韦公肃《礼阁新仪》三十卷。王彦威；有一种版本作“崔灵恩”。《续曲台礼》三十卷。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李随《吉凶五服仪》一卷。《红亭纪吉仪》一卷，由独孤仪和陆贽撰写。孟诜《家祭礼》一卷。徐闰《家祭仪》一卷。郑正则《祠享仪》一卷。另有《家祭仪》一卷。贾顼《家荐仪》一卷。范传式《寝堂时飨仪》一卷。孙日用《仲享仪》一卷。袁郊《服饰变古元录》三卷。裴茝《书仪》三卷。刘岳《吉凶书仪》二卷。陈致雍《曲台奏议集》。另有《州县祭礼仪、五礼仪镜》六卷。《寝祀仪》一卷。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由郑居中、白时中、慕容彦逢、强渊明等人撰写。杜衍《四时祭享仪》一卷。刘温叟《开宝通礼》二百卷。卢多逊《开宝通礼仪纂》一百卷。贾昌朝《太常新礼》四十卷。沿情子《新礼》一卷，不知道作者姓名。《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由丁谓、李宗谔等人撰写。《大中祥符祀汾阴记》五十卷，由丁谓等人撰写。张知白《御史台仪制》六卷。宋绶《天圣卤簿记》十卷。文彦博、高若讷《大飨明堂记》二十卷。文彦博《大飨明堂记要》二卷。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韩琦《参用古今家祭式》，没有卷数。许洞《训俗书》一卷。

译王安石《南郊式》一百一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李德刍《圣朝徽名录》十卷。《国朝祀典》一卷，不知道作者是谁。陈襄《郊庙奉祀礼文》三十卷。《诸州释奠文宣王仪注》一卷，元丰年间重新修订。司马光《书仪》八卷。另有《涑水祭仪》一卷。《居家杂议》一卷。范祖禹《祭仪》一卷。《幸太学仪》一卷，是元祐六年的仪制。《纳后仪》一卷，是元祐七年的仪制。吕大防、吕大临《家祭仪》一卷。《横渠张氏祭仪》一卷，由张载撰写。《释奠祭器图》和《诸州军释奠仪注》一卷，于崇宁年间颁行。《蓝田吕氏祭说》一卷，由吕大均撰写。《伊川程氏祭仪》一卷，由程颐撰写。《宣和重修卤簿图记》三十五卷，由蔡攸等人撰写。李沇《皇宋大典》三卷。夏休《辨太常礼官仪定章九冕服》一卷。《绍兴太常初定仪注》三卷。范寅宾《五祀新仪撮要》十五卷。郑樵《乡饮礼》三卷。另有《乡饮礼图》三卷。史定之《乡饮酒仪》一卷。《中兴礼书》二卷，由淳熙年间礼部、太常寺编纂。《历代明堂事迹》一卷。《仪物志》三卷。《祀祭仪式》一卷。《太常图》一卷。以上各书都不知道作者是谁。叶克刊《南剑乡饮酒仪》一卷。汪楫《乡饮规约》一卷。《淳熙编类祭祀仪式》一卷，由齐庆胄撰写。张维《释奠通祀图》一卷。李▯《公侯守宰士庶通礼》三十卷。赵师[B164]《熙朝盛典诗》二卷。赵希苍《赵氏祭录》二卷。朱熹《释奠仪式》一卷。另有《四家礼范》五卷。《家礼》一卷。李宗思《礼范》一卷。韩挺《服制》一卷。张叔椿《五礼新仪》十五卷。高闶《送终礼》一卷。陈孔硕《释奠仪礼考正》一卷。周端朝《冠婚丧祭礼》二卷，汇集司马氏、程氏、吕氏的礼制。管锐《尝闻录》一卷。吴仁杰《庙制罪言》二卷。另有《郊祀赘说》二卷。潘徽《江都集礼》一百四卷；原本一百二十卷，如今已有残缺。和岘《秘阁集》二十卷。王皞《礼阁新编》六十三卷。黄廉《大礼式》二十卷。何洵直、蔡确《礼文》三十卷。《唐吉凶礼仪礼图》三卷。庞元英《五礼新编》五十卷。《大观礼书·宾军等四礼》五百零五卷，《看详》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五卷〕 《大观新编礼书·古礼》二百三十二卷，《看详》十七卷。欧阳修《太常礼院祀仪》二十四卷。和岘《礼神志》十卷。孙奭《大宋崇祀录》二十卷。贾昌朝所撰《庆历祀仪》，六十三卷。《朱梁南郊仪注》，一卷。《吴南郊图记》，一卷。王泾（“泾”字一作“浮”）。《祠仪》，一卷。陈绎所撰《南郊附式条贯》，一卷。向宗儒所撰《南郊式》，十卷。陈昉所撰《北郊祀典》，三十卷。蒋猷所撰《夏祭敕令格式》，一部，卷数已亡佚。宋郊所撰《明堂通仪》，二卷。《明堂袷飨大礼令式》，三百九十三卷，成于元丰年间。《明堂大飨视朔颁朔布政仪范敕令格式》，一部，成于宣和初年，卷数已亡佚。王钦若所撰《天书仪制》，五卷。又有《卤簿记》，三卷。冯宗道所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景灵宫四孟朝献》，二卷。《诸陵荐献礼文仪令格式并例》，一百五十一册，成于绍圣年间，卷数已亡佚。张谔所撰《熙宁新定祈赛式》，二卷。张杰所撰《春秋车服图》，五卷。刘孝孙所撰《二仪实录衣服名义》，二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图》，三册，卷数已亡佚。《五服志》，三卷。裴茝所撰《五服仪》，二卷。刘筠所撰《五服年月》（“年月”二字一作“用” 敕》，一卷。《丧服加减》，一卷。李至所撰《正辞录》，三卷。《朝会仪注》，一卷，成于元丰年间。《大礼前天兴殿仪》，二卷，成于元丰年间。叶均所撰《徽号册宝仪注》，一卷。宋绶所撰《内东门仪制》，五卷。李淑所撰《阁门仪制》，十二卷。又有《王后仪范》，三卷。梁颢所撰《阁门仪制》，十二卷。又合有《目录》，共十四卷。《阁门集例》以及《目录》《大臣特恩》，共三十卷。《阁门仪制》，四卷。《阁门令》，四卷。《蜀坤仪令》，一卷。《皇后册礼仪范》，八册，成于大观年间，卷数已亡佚。《帝系后妃吉礼》以及《目录》，一百一十卷，成于重和元年。王岩叟所撰《中宫仪范》，一部，卷数已亡佚。王与之所撰《祭鼎仪范》，六卷。高中所撰《六尚供奉式》，二百册，卷数已亡佚。王叡所撰《杂录》，五卷。《营造法式》，二百五十册，成于元祐年间，卷数已亡佚。张直方所撰《打球仪》，一卷。李咏所撰《打球仪注》，一卷。《高丽入贡仪式条令》，三十卷，成于元丰年间。《高丽女真排辨式》，一卷，成于元丰年间。《诸蕃进贡令式》，十六卷：董毡、鬼章一卷，阇婆一卷，占城一卷，层檀一卷，大食一卷，勿巡一卷，注辇一卷，罗、龙、方、张、石蕃一卷，于阗、拂菻一卷，交州一卷，龟兹、回鹘一卷，伊州、西州、沙州一卷，三佛齐一卷，丹眉流一卷，大食陀婆离一卷，大俞卢和地一卷。王晋所撰《使范》，一卷。李商隐所撰《使范》，一卷。《家范》，十卷。卢僎所撰《家范》，一卷。司马光所撰《家范》，一卷。孟说所撰《家祭仪》，一卷。周元阳所撰《祭录》，一卷。贾氏所撰《葬王播仪》，一卷。郑洵瑜所撰《书仪》，一卷。杜有晋所撰《书仪》，二卷。郑余庆所撰《书仪》，三卷。以上仪注类书籍共一百七十一部，三千四百三十八卷。《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由唐代长孙无忌等人撰写。《唐式》，二十卷。李林甫所撰《开元新格》，十卷。又有《令》，三十卷。《唐律令事类》，四十卷。《度支长行旨》，五卷。《大和格后敕》，四十卷。元泳所撰《式苑》，四卷。宋璟所撰《旁通开元格》，一卷。萧旻所撰《开元礼律格令要诀》，一卷。裴光庭所撰《开元格令科要》，一卷。狄兼謩所撰《开成刑法格》，十卷。《开成详定格》，十卷。张戣所撰《大中统类》，十二卷。《大中刑法总要》，六十卷。《大中已后杂敕》，三卷。《大中后杂敕》，十二卷。《梁令》，三十卷。《梁式》，二十卷。《梁格》，十卷。《天成长定格》，一卷。

译《天成杂敕》，三卷。《天福编敕》，三十一卷。张昭所撰《显德刑统》，二十卷。姜虔嗣所撰《江南刑律统类》，十卷。《江南格令条》，八十卷。《蜀杂制敕》，三卷。卢纾所撰《刑法要录》，十卷。黄克升所撰《五刑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断狱立成》，三卷。黄懋所撰《刑法要例》，八卷。张员所撰《法鉴》，八卷。田晋所撰《章程体要》，二卷。王行（“行”字一作“仙”）。《令律手鉴》，二卷。张履冰所撰《法例六赃图》，二卷。张伾所撰《判格》，三卷。盛度所撰《沿革制置敕》，三卷。王皞所撰《续疑狱集》，四卷。赵绰所撰《律鉴》，一卷。《法要》，一卷。《外台秘要》，一卷。《百司考选格敕》，五卷。《宪问》，十卷。《建隆编敕》，四卷。《开宝长定格》，三卷。《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所撰《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所撰《咸平编敕》，十二卷。丁谓所撰《农田敕》，五卷。陈彭年所撰《大中祥符编敕》，四十卷。又有《转运司编敕》，三十卷。韩琦所撰《端拱以来宣敕札子》，六十卷。又有《嘉祐编敕》十八卷、《总例》一卷。晁迥所著《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卷。吕夷简所著《一司一务敕》三十卷。贾昌朝所著《庆历编敕》十二卷，《总例》一卷。《贡举条制》十二卷，至和二年编成。吴奎所著《嘉祐录令》十卷。另有《驿令》三卷。《审官院编敕》十五卷。王珪所著《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卷。《铨曹格敕》十四卷。孙奭所著《律音义》一卷。王诲所著《群牧司编》十二卷。张稚圭所著《大宗正司条》六卷。王安礼所著《重修开封府熙宁编》十卷。沈立所著《新修审官西院条贯》十卷，另有《总例》一卷。《支赐式》十二卷。《支赐式》二卷。《官马俸马草料等式》九卷。《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八卷。陈绎所著《熙宁编三司式》四百卷。另有《随酒式》一卷。《马递铺特支式》二卷。《熙宁新定诸军直禄令》二卷。曾肇所著《将作监式》五卷。蒲宗孟所著《八路敕》一卷。李承之所著《礼房条例》以及《目录》，共十九册，书卷已亡佚。章惇所著《熙宁新定孝赠式》十五卷。另有《熙宁新定节式》二卷。《熙宁新定时服式》六卷。《熙宁新定皇亲禄令》十卷。《司农寺敕》一卷，《式》一卷。《熙宁将官敕》一卷。吴充所著《熙宁详定军马敕》五卷。沈括所著《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一卷。《熙宁新修凡女道士给赐式》一卷。《诸敕式》二十四卷。《诸敕令格式》十二卷。另有《诸敕格式》三十卷。张叙所著《熙宁葬式》五十五卷。范镗所著《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一卷。张诚一所著《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五卷，《总例》一卷。另有《学士院等处敕式交并看详》二十卷。《御书院敕式令》二卷。许将所著《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二卷。《申明》一卷。沈希颜所著《元丰新近定在京人从敕式三等》，书卷已亡佚。李定所著《元丰新修国子监大学小学元新格》十卷。另有《令》十三卷。贾昌朝所著《庆历编敕》、《律学武学敕式》，共二卷。《武学敕令格式》一卷，元丰年间编成。《明堂赦条》一卷，元丰年间编成。曾伉所著《新修尚书吏部式》三卷。蔡硕所著《元丰将官敕》十二卷。《贡举医局龙图天章宝文阁等敕令仪式》及《看详》四百一十卷，元丰年间编成。《宗室及外臣葬敕令式》九十二卷，元丰年间编成。《皇亲禄令并厘修敕式》三百四十卷。吴雍所著《都提举市易司敕令》及《厘正看详》二十一卷、《公式》二卷，元丰年间编成。《水部条》十九卷，元丰年间编成。朱服所著《国子监支费令式》一卷。元绛所著《谳狱集》十三卷。崔台符所著《元丰编敕令格式》以及《赦书德音》、《申明》，共八十一卷。《吏部四选敕令格式》一部，元祐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元丰户部敕令格式》一部，元祐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六曹条贯》及《看详》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元祐年间编成，书卷已亡佚。《元祐诸司市务敕令格式》二百六册，书卷已亡佚。《六曹敕令格式》一千卷，元祐初年编成。《绍圣续修武学敕令格式看详》及《净条》十八册，建中靖国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枢密院条》二十册，《看详》三十册，元祐年间编成，书卷已亡佚。《绍圣续修律学敕令格式看详》及《净条》十二册，建中靖国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诸路州县敕令格式》及《一时指挥》十三册，书卷已亡佚。《六曹格子》十册，书卷已亡佚。《中书省官制事目格》一百二十卷。《尚书省官制事目格参照卷》六十七册，书卷已亡佚。《门下省官制事目格》及《参照参卷旧文净条厘析总目目录》七十二册，书卷已亡佚。《徽宗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及《对修看详》一部，书卷已亡佚。《崇宁国子画书学敕令格式》一部，书卷已亡佚。沈锡所著《崇宁改修法度》十卷。《诸路州县学法》一部，大观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大观新修内东门司应奉禁中请给敕令格式》一部，书卷已亡佚。《国子大学辟雍并小学敕令格式申明一时指挥目录看详》一百六十八册，书卷已亡佚。郑居中所著《政和新修学法》一百三十卷。李图南所著《宗子大小学敕令格式》十五册，书卷已亡佚。何执中所著《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书卷已亡佚。《政和禄令格》等三百二十一册，书卷已亡佚。《宗祀大礼敕令格式》一部，政和年间编成，书卷已亡佚。张动所著《直达纲运法》及《看详》一百三十一册，书卷已亡佚。王韶所著《政和敕令式》九百三卷。白时中所著《政和新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一百五十九卷。孟昌龄所著《政和重修国子监律学敕令格式》一百卷。《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明堂敕令格式》一千二百六册，宣和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

译《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年编成，书卷已亡佚。薛昂所著《神霄宫使司法令》一部，书卷已亡佚。刘次庄所著《青囊本旨论》一卷。王晋所著《使范》一卷。和凝所著《疑狱集》三卷。窦仪所著《重详定刑统》三十卷。卢多逊所著《长定格》三卷。吕夷简所著《天圣编敕》十二卷。《天圣令文》三十卷，由吕夷简、夏竦等人编撰。《八行八刑条》一卷，大观元年由皇帝亲自制定。《崇宁学制》一卷，是宋徽宗关于学校的新法。《附令敕》十八卷，庆历年间编成，作者不详。《五服敕》一卷，由刘筠、宋绶等人编撰。张方平所著《嘉祐驿令》三卷。另有《嘉祐禄令》十卷。王安石所著《熙宁详定编敕》等二十五卷。《新编续降并叙法条贯》一卷，编录治平、熙宁年间的诏旨，以及官吏犯罪的叙法、条贯等事项。曾布所著《熙宁新编常平敕》二卷。《审官东院编敕》二卷，熙宁七年编成。张大中所著《编修入国条贯》二卷。另有《奉朝要录》二卷。范镗所著《熙宁贡举敕》二卷。《八路差官敕》一卷，编录熙宁总条、审官东院条和流内铨条。《熙宁法寺断例》十二卷。《熙宁历任仪式》一卷，作者不详。蔡确所著《元丰司农敕令式》十七卷。李承之所著《江湖淮浙盐敕令赏格》六卷。曾伉所著《元丰新修吏部敕令式》十五卷。崔台符所著《元丰敕令式》七十二卷。吕惠卿撰《新史吏部式》二卷。又有《县法》十卷。程龟年撰《五服相犯法纂》三卷。孙奭撰《律令释文》一卷。《续附敕令》一卷，庆历年间编纂，不知作者姓名。《三司条约》一卷，庆历年间纂集。陆佃撰《国子监敕令格式》十九卷。曾旼撰《刑名断例》三卷。章惇撰《元符敕令格式》一百三十四卷。郑居中撰《学制书》一百三十卷。蔡京撰《政和续编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十八卷。白时中撰《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五十一卷。李元弼撰《作邑自箴》一卷。张守撰《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五卷。《绍兴重修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格式》五十四卷，秦桧等撰。《绍兴重修吏部敕令格式》以及《通用格式》一百二卷，朱胜非等撰。《绍兴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五十四卷，秦桧等撰。《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申明》二十四卷，绍兴年间编定。《绍兴参附尚书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陈康伯等撰。《绍兴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申明》五十六卷，绍兴年间编定。《大观告格》一卷。郑克撰《折狱龟鉴》三卷。《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虞允文等撰。《淳熙重修吏部左选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龚茂良等撰。《诸军班直录令》一卷。郑至道撰《谕俗编》一卷。赵绪撰《金科易览》一卷。刘高夫撰《金科玉律总括诗》三卷。《金科玉律》一卷。《金科类要》一卷。《刑统赋解》一卷。以上著作都不知作者姓名。韩琦撰《嘉祐详定编敕》三十卷。王日休撰《养贤录》三十二卷。《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共二百四十八卷。《淳熙吏部条法总类》四十卷，淳熙二年由敕令所编纂。《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共二百五十六卷，庆元三年下诏重修。《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嘉泰元年由敕令所编纂。《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二十三卷，开禧元年进呈。《嘉定编修百司吏职补授法》一百三十三卷，嘉定六年进呈。《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五十卷，嘉定年间下诏修订。赵仝撰《疑狱集》三卷。《九族五服图制》一卷，不知何人编纂。《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及《目录》共八十一卷，绍兴年间重修。《编类诸路茶监敕令格式目录》一卷。以上为刑法类，共二百二十一部、七千九百五十五卷。吴兢撰《西齐书目录》一卷。毋煚撰《古今书录》四十卷。李肇撰《经史释文》三卷。朱遵度撰《群书丽藻目录》五十卷。《隆安西库书目》二卷，不知作者姓名。《唐秘阁四部书目》四卷。《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梁天下郡县目》一卷。《后唐统类目》一卷。杜镐撰《龙图阁书目》七卷。又撰《十九代史目》二卷。《太清楼书目》四卷。《王宸殿书目》四卷。韦述撰《集贤书目》一卷。《学士院杂撰目》一卷。欧阳伸，另一种记载作“坤”。《经书目录》十一卷。杨九龄撰《经史书目》七卷。杨松珍撰《历代史目》十五卷。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撰《十三代史目》一卷。《河南东斋》；另一种记载作“齐”。《史书目》三卷。曾氏撰《史监》三卷。孙玉汝撰《唐列圣实录目》二十五卷。《唐书叙例目录》一卷。沈建撰《乐府诗目录》一卷。蒋彧撰《书目》一卷。刘德崇撰《家藏龟鉴目》十卷。田镐、尹植撰《文枢密要目》七卷。刘沆撰《书目》二卷。《禁书目录》一卷，由学士院和司天监共同审定。王尧臣、欧阳修撰《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沈氏万卷堂目录》二卷。欧阳修撰《集古录》五卷。李淑撰《邯郸书目》十卷。吴秘撰《家藏书目》二卷。《秘阁书目》一卷。《史馆书新定书目录》四卷，不知作者姓名。李德刍撰《邯郸再集书目》三十卷。崔君授撰《京兆尹金石录》十卷。《国子监书目》一卷。《荆州田氏书总目》三卷，田镐编纂。刘泾撰《成都府古石刻总目》一卷。赵明诚撰《金石录》三十卷。又有《诸道石刻目录》十卷。徐士龙撰《求书补阙》一卷。董逌撰《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郑樵撰《求书阙记》七卷。又撰《求书外记》十卷。《集古系时录》一卷。《图谱有无记》二卷。《群玉会记》三十六卷。陈贻范撰《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二卷。《遂初堂书目》二卷，尤袤编集。《徐州江氏书目》二卷。《吕氏书目》二卷。《三川古刻总目》一卷。

译《鄱阳吴氏籝金堂书目》三卷。《孙氏群书目录》二卷。《紫云楼书目》一卷。《川中书籍目录》二卷。《秘书省书目》二卷。陈骙撰《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另有《序例》一卷。石延庆、冯至游校勘《群书备检》三卷。晁公武撰《读书志》四卷。张攀撰《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诸州书目》一卷。滕强恕撰《东湖书自志》一卷。以上为目录类，共六十八部、六百零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七卷〕 何承天撰《姓苑》十卷。林宝撰《姓苑》三卷。又撰《姓史》四卷。《元和姓纂》十卷。《五姓证事》二十卷。窦从一《系纂》七卷。陈湘《姓林》五卷。李利涉《姓氏秘略》三卷。另有《编古命氏》三卷。《五声类氏族》五卷。孔平《姓系氏族》一卷。《姓略》六卷。崔日用《姓苑略》一卷。魏子野《名字族》十卷。《同姓名谱》六卷。《尚书血脉》一卷。《春秋氏族谱》一卷。《春秋宗族谥谱》一卷。《帝王历记谱》二卷。《帝系图》一卷。李匡文《天潢源派谱》（“谱”一作“统”）。一卷。另有《唐皇室维城录》一卷。另有《李氏房从谱》一卷。李茂嵩（“茂嵩”一作“高”）。《唐宗系谱》一卷。《唐书总记帝系》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仁宗玉牒》四卷。《英宗玉牒》四卷。李衢《皇室维城录》一卷。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臣寮家谱》一卷。黄恭之《孔子系叶传》三卷。《文宣王四十二（“四十二”一作“四十三”）。代家状》一卷。《阙里谱系》一卷。赵异世《赵氏大宗血脉谱》一卷。《赵氏龟鉴血脉图录记》一卷。令狐峘《陆氏宗系碣》一卷。陆师儒《陆氏英贤记》三卷。《蒋王恽家谱》一卷。王方庆《王氏谱》一卷。《唐汭家谱》一卷。刘复礼《刘氏大宗血脉谱》一卷。《刘与家谱》一卷。王僧孺《徐义伦家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徐商徐诜家谱》四卷。《周长球家谱》一卷。《费氏家谱》一卷。《钱氏集录》三卷。陆景献《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毛渐《毛氏世谱》，一部，卷数已亡佚。曾肇《曾氏谱图》，一部，卷数已亡佚。洪兴祖《韩愈年谱》一卷。周文《汝南周氏家谱》一卷。崔班《欧阳家谱》一卷。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二卷。窦澄之《扶风窦氏血脉家谱》一卷。李林甫《唐室新谱》一卷。另有《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唐相谱》一卷，作者不详。孔至《姓氏古今杂录》一卷。陶茇麟《陶氏家谱》一卷。李匡文《元和县主昭穆谱》一卷。另有《皇孙郡王谱》一卷。《玉牒行楼》一卷。《偕日谱》一卷。邢晓《帝王血脉小史记》五卷。另有《帝王血脉图小史后记》五卷。韦述《百家类例》三卷。韦述、萧颖士《宰相甲族》一卷。裴扬休《百氏谱》五卷。曹大宗《姓源韵谱》一卷。杜信《京兆杜氏家谱》一卷。刘沆《刘氏家谱》一卷。《唐颜氏家谱》一卷。《韩吏部谱录》二卷。《李氏郇王家谱》一卷。作者不详。唐邴《唐氏谱略》一卷。杨侃《家谱》一卷。《宋仙源积庆图》一卷，起于僖祖，止于哲宗。《宗室齿序图》一卷。《天源类谱》一卷。《祖宗属籍谱》一卷。《向敏中家谱》一卷，由向缄撰写。邵思《姓解》三卷。钱惟演《钱氏庆系谱》二卷。王回《清河崔氏谱》一卷。孙秘《尊祖论世录》一卷。苏洵《苏氏族谱》一卷。钱明逸《熙宁姓纂》六卷。魏予野《古今通系图》一卷。李复《南阳李英公家谱》一卷。成铎《文宣王家谱》一卷。吴逵《帝王系谱》一卷。黄邦俊《群史姓纂韵》六卷。颜屿《衮国公正枝谱》一卷。扌采真子《千姓编》一卷。《符彦卿家谱》一卷，由符承宗撰写。《建阳陈氏家谱》一卷。《万氏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鲜于氏血脉图》一卷。《长乐林氏家谱》一卷。作者不详。丁维皋《百族谱》三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李焘《晋司马氏本支》一卷。另有《齐梁本支》一卷。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李氏《历代诸史总括姓氏录》一卷。以上谱牒类书籍共一百一十部，四百三十七卷。桑钦《水经》四十卷，郦道元作注。《城冢记》一卷。按《序》说，魏文帝三年，刘裕得到此记。葛洪《关中记》一卷。雷次宗《豫章古今记》三卷。沈怀远《南越志》五卷。梁元帝《职贡图》一卷。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三卷。《炀帝开河记》一卷，作者不详。魏王李泰著《坤元录》十卷。僧人辨机著《大唐西域图记》十二卷。梁载言著《十道四蕃志》十五卷。韦述著《两京新记》五卷。达奚弘通著《西南海蕃行记》一卷。马温之著《邺都故事》二卷。李吉甫著《元和郡国图志》四十卷。元结著《九疑山图记》一卷。贾耽著《皇华四达》十卷。贾耽又著《贞元十道录》四卷。《国要图》一卷。《方志图》二卷。《三代地理志》六卷。《地理论》六卷。刘之推著《文括九土》（“九土”一作“州”。《文括九土要略》三卷。乐史著《坐知天下记》四十卷。王曾著《九域图》三卷。王洙著《皇祐方域记》三十卷。《要览》一卷。韩郁著《十道四蕃引》一卷。赵珣著《开元分野图》一卷。赵珣又著《十道记》一卷。《十八路图》一卷，《图副》二十卷；熙宁年间绘制天下州、府、车、监、县、镇图。李德刍著《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卷。沈括著《天下郡县图》一部，卷数已亡佚。陈坤臣著《郡国人物志》一百五十卷。欧阳忞著《巨鳌记》五卷。孙结著《唐国鉴图》一卷。曹璠著《国照》十卷。曹璠又著《元和国计图》十卷。

译韦澳著《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另名《处分语》，又名《新集地理书》。陈延禧著《隋朝洛都记》一卷。陈延禧又著《蜀北路秦程记》一卷。《北征杂记》一卷。姜屿著《明越风物志》七卷。元广之著《金陵地记》六卷。刘公铉著《邺城新记》三卷。李璋著《太原事迹》十四卷。卢求著《襄阳故事》十卷。《湘中记》一卷。余知古著《渚宫故事》十卷。张周封著《华阳风俗录》一卷。韩昱著《江州事迹》三卷，张密作注。韦宙（“宙”一作“寅”）。韦宙著《零陵录》一卷。杨备恩著《蜀都故事》二卷。许嵩著《六朝宫苑记》二卷。邢昺著《景德朝陵地理记》三十卷。韦齐（“齐”一作“济”）。韦齐休著《云南行记》二卷。马敬寔著《诸道行程血脉图》一卷。陈隐之著《续南荒录》一卷。韦皋（“皋”一作“阜”）。韦皋著《西南夷事状》二十卷。《西戎记》二卷。张建章著《渤海国记》三卷。顾愔著《新罗国记》一卷。达奚洪（“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云南风俗录》十卷。辛怡显著《至道云南录》三卷。李德裕著《黠戛斯朝贡图》一卷。崔峡著《列国入贡图》二十卷。郭璞著《山海经赞》二卷。元结著《诸山记》一卷。《岳渎福地图》一卷。卢鸿著《嵩岳记》一卷。《华山记》一卷。《衡山记》一卷。《峨眉山记》二卷。僧人法琳著《庐山记》一卷。陆鸿渐著《顾渚山记》一卷。令狐见尧著《玉笥山记》一卷。沈立著《蜀江志》十卷。《宣和编类河防书》一百九十二卷。东方朔著《十洲记》一卷。张华著《异物评》二卷。刘恂著《岭表录异》三卷。《岭表异物志》一卷。孟琯著《岭南异物志》一卷。《南海异事》五卷。郑虔著《天宝军防录》一卷。林特著《会稽录》三十卷。盛度著《庸调租赋》三卷。陈传著《欧冶拾遗》一卷。毛渐著《地理五龙秘法》一部，卷数已亡佚。林谞著《闽中记》十卷。卢肇著《海潮赋》一卷。僧人应物著《九华山记》二卷。僧人应物又著《九华山旧录》一卷。卢求著《成都记》五卷。樊绰著《云南志》十卷。樊绰又著《南蛮记》十卷。李居一著《王屋山记》一卷。徐云虔著《南诏录》三卷。韦庄著《蜀程记》一卷。韦庄又著《峡程记》一卷。莫休符著《桂林风土记》一卷。章僚著《海外使程广记》三卷。张建章著《戴斗诸蕃记》一卷。曹璠著《须知国镜》二卷。王权著《大梁夷门记》一卷。吴从政著《襄沔杂记》三卷。窦滂著《云南别录》一卷。陆广微著《吴地记》一卷。曹大宗著《郡国志》二卷。韦瑾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一卷。《唐夷狄贡》一卷。《两京道里记》三卷，不知作者姓名。张修著《九江新旧录》三卷。张氏著《燕吴行役记》二卷，不知作者姓名。罗含著《湘中山水记》三卷。平居诲著《于阗国行程录》一卷。胡峤著《陷虏记》一卷。王德琏著《鄱阳县记》一卷。徐锴著《方舆记》一百三十卷。范子长著《皇州郡县志》一百卷。司马俨著《峡山履平集》一卷。潘子韶著《峡江利涉集》一卷。杜光庭《续成都记》一卷。范旻《邕管杂记》三卷。李昉《历代宫殿名》一卷。乐史《太平寰宇记》二百卷。魏羽《吴会杂录》一卷。张参《江左记》三卷。陶岳《零陵总记》十五卷。李宗谔《图经》九十八卷。另有《图经》七十七卷。《越州图经》九卷。《阳明洞天图经》十五卷。李垂《导河形胜书》一卷。王曾《契丹志》一卷。杨备《恩平郡谱》一卷。刘夔《武夷山记》一卷。林世程《重修闽中记》十卷。郭之美《罗浮山记》一卷。周衡《湘中新记》七卷。陈倩《茅山记》一卷。僧人文政《南岳寻胜录》一卷。李上交《豫章西山记》二卷。《广西郡邑图志》一卷，张维作序。王靖《广东会要》四卷。张田《广西会要》二卷。刘昌诗《六峰志》十卷。薛常州《地理丛考》一卷。李和篪《舆地要览》二十三卷。《重修徐州图经》三卷，嘉定年间编撰。《离{崔十}志》十卷。《雁山行记》一卷，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纂的。王日休《九丘总要》三百四十卷。余嚞《圣域记》二十五卷。程大昌《雍录》十卷。钱景衎《南岳胜概》一卷。曾洵《句曲山记》七卷。周淙《临安志》十五卷。谈钥《吴兴志》二十卷。潘廷立《富川图志》六卷。韩挺《仪真志》七卷。刘浩然《合肥志》十卷。李说《黄州图经》五卷。童宗说《盱江志》十卷。姜得平另有《续志》十卷。袁震《临江军图经》七卷。李伸《重修临江志》七卷。雷孝友《瑞州郡县志》十九卷。田渭《辰州风土记》六卷。袁观《潼川府图经》十一卷。张津《四明图经》十二卷。史正志《建康志》十卷。江文叔《桂林志》一卷。蔡戡《静江府图志》十二卷。熊克《镇江志》十卷。葛元骘《武阳志》十卷。宋宜之《无为志》三卷。胡兆《秋浦志》八卷。罗愿《新安志》十卷。汪师孟《黄山图经》一卷。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三卷。韦楫《昭潭志》二卷。晁百揆《浔阳志》十二卷。吴芸《沅州图经》四卷。《安南土贡风俗》一卷。乾道年间，安南前来入贡，客省奉诏详细记载了当地的风俗以及贡物的名称和数量。程九万《历阳志》十卷。苏思恭《曲江志》十二卷。毛宪《信安志》十六卷。《临贺郡志》一卷，不知道作者是谁。萧玠《晋康志》七卷。周端朝《桂阳志》五卷。刘子登《武陵图经》十四卷。郑昉《都梁志》二卷。《赤城志》四十卷，陈耆卿作序。陆游《会稽志》二十卷。王中行《潮州记》一卷。《莆阳人物志》三卷，郑侨作序。王震《阆苑记》三十卷。冉木《潜藩武泰志》十四卷。赵抃《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

译张朏《齐记》一卷。《南北对镜图》一卷。《混一图》一卷。《西南蛮夷朝贡图》一卷。《巨鳌记》六卷。《交广图》一卷。《平江府五县正图经》二卷。以上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李华《湟川开峡志》五卷。宋敏求《长安志》一十卷。另有《东京记》二卷。《河南志》二十卷。陈舜俞《庐山记》二卷。谢颐素《海潮图论》一卷。王瓘《北道刊误志》十五卷。林须《霍山记》一卷。檀林《瓯治拾遗》一卷。另有《大理国行程》一卷。陈冠《熙河六州图记》一卷。王向弼《龙门记》三卷。王存《九域志》十卷。孟猷《上饶志》十卷。滕宗谅《九华山新录》一卷。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王正伦《古今洛城事类》二卷。王得臣《江夏辨疑》一卷。谭掞《邕管溪洞杂记》一卷。李洪《镇洮补遗》一卷。李献父《隆虑洞天录》一卷。林▯票《永阳志》三十五卷。曾旼《永阳郡县图志》四卷。刘拯《濠上摭遗》一卷。苏氏《夏国枢要》二卷。左文质《吴兴统记》十卷。孙穆《鸡林类事》三卷。马子严《岳阳志》二卷。程縯《职方机要》四十卷。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一卷。另有《池阳记》一卷。欧阳忞《舆地广记》三十八卷。虞刚简《永康军图志》二十卷。钱绅《同安志》十卷。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吴致尧撰《九疑考古》二卷。洪刍撰《豫章职方乘》三卷。董棻撰《严州图经》八卷。厉居正撰《齐安志》二十卷。洪遵撰《东阳志》十卷。许靖夫撰《齐安拾遗》一卷。环中撰《汴都名实志》三卷。陈哲夫撰《李渠志》一卷。《续修宜春志》十卷，作者不详。唐稷撰《清源人物志》十三卷。李盛撰《章贡志》十二卷。曾贲撰《括苍续志》十卷。陈柏朋撰《括苍志》一卷。赵彦励撰《莆阳志》十五卷。陆琰撰《莆阳志》七卷。李献父撰《相台志》十二卷。《江行图志》一卷，由沈该订正，作者不详。《同安后志》十卷，作者不详。《大禹治水玄奥录》一卷，作者不详。《三辅黄图》一卷，作者不详。《高丽日本传》一卷，作者不详。《南剑州图经》一卷，作者不详。《地里图》一卷，作者不详。《指掌图》二卷，作者不详。《南海录》一卷，作者不详。《福建地理图》一卷，作者不详。《泉南录》二卷，作者不详。《吴兴杂录》七卷，作者不详。《南朝宫苑记》一卷，作者不详。《庐山事迹》三卷，作者不详。以上都不知道作者。李常撰《续庐山记》一卷。《东京至益州地里图》一卷，已经亡佚。《四明山记》一卷，作者不详。《地里图》一卷，作者不详。《南岳衡山记》一卷，作者不详。《考城图经》一卷，作者不详。《常州风土记》一卷，作者不详。《清溪山记》一卷，作者不详。《水山记》一卷，作者不详。《茅山新记》一卷，作者不详。《青城山记》一卷，作者不详。《契丹国土记、契丹疆宇图》二卷，作者不详。《契丹地里图》一卷，作者不详。以上都不知道作者。李幼杰撰《莆阳比事》七卷。何友谅撰《武阳志》二十七卷。陈谦撰《永宁编》十五卷。黄以宁撰《惠阳志》十卷。刘牧撰《建安志》二十四卷。另有《建安续志类编》二卷。邹孟卿撰《宁武志》十五卷。李皋撰《汀州志》八卷。林英发撰《景陵志》十四卷。杨彦为撰《保昌志》八卷。傅岩撰《郧城志》十二卷。杨泰之撰《普州志》三十卷。孙祖义撰《高邮志》三卷。宇文绍奕撰《临邛志》二十卷。另有《补遗》十卷。林晡撰《姑熟志》五卷。王招撰《芜湖图志》九卷。杨▯▯撰《临漳志》十卷。方杰撰《清漳新志》十卷。章颖撰《文州古今记》十二卷。杜孝严撰《文州续记》四卷。孙楙撰《舂陵图志》十卷。张贵谟撰《临汝图志》十五卷。徐自明撰《零陵志》十卷。另有《浮光图志》三卷。梁克家撰《长乐志》四十卷。张埏撰《零陵志》十卷。陆峻、丁光远合撰《蕲春志》十卷。段子游撰《均州图经》五卷。李韦之撰《邵阳图志》三卷。黄汰撰《邵阳纪旧》一卷。巩嵘撰《邵陵类考》二卷。孙显祖撰《靖州图经》四卷。黄晔撰《龟山志》三卷。李震撰《彭门古今集志》二十卷。蔡畤撰《续同安志》一卷。程叔达撰《隆兴续职方乘》十卷。项预撰《吴陵志》十四卷。朱端章撰《南康记》八卷。另有《庐山拾遗》二十卷。练文撰《庐州志》十卷。吴机撰《吉州记》三十四卷。钱之望、吴莘合撰《楚州图经》二卷。刘宗撰《襄阳志》四十卷。刘清之撰《衡州图经》三卷。赵甲撰《隆山志》三十六卷。邹补之撰《毗陵志》十二卷。王铢撰《荆门志》十卷。张孝曾撰《富水志》十卷。王棨撰《重修荆门志》十卷。徐得之撰《郴江记》八卷。史本撰《古沔志》一卷。周梦祥撰《赣州图经》，卷数已亡佚。阎苍舒撰《兴元志》二十卷。许开撰《南安志》二十卷。孙昭先撰《淮南通川志》十卷。余元一撰《清湘志》六卷。郑少魏撰《广陵志》十二卷。褚孝锡撰《长沙志》十一卷。郑绅撰《桂阳图志》六卷。黄畴若撰《龙城图志》十卷。胡至撰《重修龙城图志》十卷。陈宇撰《房州图经》三卷。虞太中撰《临封志》三卷。曹叔达撰《永嘉志》二十四卷。周澂撰《永嘉志》七卷。郑应申撰《江阴志》十卷。梁希夷撰《新昌志》一卷。马景修撰《通川志》十五卷。黄环撰《夷陵志》六卷。马导撰《夔州志》十三卷。《四明风俗赋》一卷，原文作“不在何人撰”，作者记载存疑。丁介撰《武陵郡离合记》六卷。史定之撰《番阳志》三十卷。杨潜撰《云间志》三卷。徐筠撰《修水志》十卷。张元成撰《嘉禾志》四卷。邓枢撰《鹤山丛志》十卷。王宽夫撰《古涪志》十七卷。李棣撰《浮光图志》二十卷。林仁伯撰《古归志》十卷。赵兴清撰《历阳志补遗》十卷。王知新撰《合淝志》十卷。霍篪撰《澧阳图志》八卷。刘伋撰《陵水图志》三卷。胡槻撰《普宁志》三卷。王寅孙撰《沈黎志》二十三卷。赵汝厦撰《程江志》五卷。另有《琼管图经》十六卷。

译刘灏撰《清源志》七卷。沈作宾、赵不迹撰《会稽志》二十卷。邵笥撰《括苍庆元志》一卷。赵善赣撰《通义志》三十五卷。张士牷撰《西和州志》十九卷。李修己撰《同谷志》十七卷。李锜撰《续同谷志》十卷。义太初撰《高凉图志》七卷。赵师岌撰《潮州图经》二卷。郑郧撰《洋州古今志》十六卷。张忄达撰《甘泉志》十五卷。陈岘撰《南海志》十三卷。赵伯谦撰《韶州新图经》十二卷。俞闻中撰《叙州图经》三十卷。黎伯巽撰《静南志》十二卷。任逢撰《垫江志》三十卷。刘德礼撰《夔州图经》四卷。马纡撰《续庐山记》四卷。《江州图经》一卷。《宕渠志》二卷。《吉阳军图经》一卷。《忠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衢州图经》一卷。《沅州图经》四卷。《复州图经》三卷。《果州图经》五卷。《思州图经》一卷。《南平军图经》一卷。《大宁监图经》六卷。以上著作都不知道作者。以上地理类书籍共四百零七部，五千一百九十六卷。《越绝书》十五卷，有人说是子贡所作。赵晔撰《吴越春秋》十卷。司马彪撰《九州春秋》九卷。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和苞撰《汉赵记》一卷。范亨撰《燕书》二十卷。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三十卷。《三十国春秋钞》一卷，不知道作者。吴信都镐撰《淝上英雄小录》二卷。《吴录》二十卷，由徐铉、高远、乔舜、潘佐等人撰写。《南唐书》十五卷，不知道作者。王颜撰《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李昊撰《蜀书》二十卷。蒋文怿撰《闽中实录》十卷。林仁志撰《王氏解除运图》三卷。毛文锡撰《前蜀王氏记事》二卷。《吴越备史》十五卷，吴越的钱俨假托范坰、林禹之名撰写。钱俨撰《备史遗事》五卷。王保衡撰《晋阳见闻要录》一卷。董淳撰《后蜀孟氏记事》三卷。徐铉、汤悦撰《江南录》十卷。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卷。另有《楚书》五卷。郑文宝撰《南唐近事集》一卷。另有《江表志》二卷。陈彭年撰《江南别录》四卷。龙衮撰《江南野史》二十卷。曾颜撰《渤海行年记》十卷。胡宾王撰《刘氏兴亡录》一卷。陶岳撰《荆湘近事》十卷。周羽冲撰《三楚新录》三卷。曹衍撰《湖湘马氏故事》二十卷。王举撰《天下大定录》十卷。卢臧撰《楚录》五卷。张唐英撰《蜀梼杌》十卷。刘恕撰《十国纪年》四十卷。《闽王事迹》一卷。《高氏世家》十卷。《湖南故事》十三卷。《十国载记》三卷。《江南余载》二卷。《高皇帝过江事实》一卷。《广王事迹》一卷。以上著作都不知道作者。钱惟演撰《家王故事》一卷。以上霸史类书籍共四十四部，四百九十八卷。史类书籍总计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万三千一百九卷。《宋史》“志”第一百五十八卷，艺文志第四。子类分为十七类：第一是儒家类，第二是道家类，释氏和神仙类附在其中。第三是法家类，第四是名家类，第五是墨家类，第六是纵横家类，第七是农家类，第八是杂家类，第九是小说家类，第十是天文类，第十一是五行类，第十二是蓍龟类，第十三是历算类，第十四是兵书类，第十五是杂艺术类，第十六是类事类，第十七是医书类。《晏子春秋》十二卷。《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孟子》十四卷。陆善经撰《孟子注》七卷。王雱注释《孟子》十四卷。蒋之奇撰《孟子解》六卷。《荀卿子》二十卷，是战国时赵国人荀况所著的书。杨倞注释《荀子》二十卷。黎錞撰《校勘荀子》二十卷。《鲁仲连子》五卷，是战国时齐国人的著作。《董子》一卷，由董无心撰写。《尸子》一卷，由尸佼撰写。《子华子》十卷，书中自称作者是程氏，名本，字子华，晋国人。《中兴书目》说：“这是近世人假托之作。”朱熹说：“这是伪书。” 《孔丛子》七卷，汉代孔鲋撰写。朱熹说：“这是伪书。” 桓宽撰《监铁论》十卷。扬雄撰《太玄经》十卷。另有扬雄撰《扬子法言》十三卷。张齐撰《太玄正义统论》一卷。另有《太玄释文玄说》二卷。宋惟干撰《太玄经注》十卷。王涯注释《太玄经》六卷。柳宗元注释《扬子法言》十三卷，宋咸补充注释。马融《忠经》一卷。《玄测》一卷，由汉代宋衷作解，吴国陆绩加以解释。王符《潜夫论》十卷。关朗《洞极元经传》五卷。《四注孟子》十四卷，收有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的注释。王通《文中子》十卷，宋代阮逸作注。太宗《帝范》二卷。颜师古《纠缪正俗》八卷。王涯《说玄》一卷。林慎思《续孟子》二卷。韩熙载《格言》五卷。真宗《正说》十卷。徐铉《质论》一卷。许洞《演玄》十卷。刁衎《本说》十卷。王敏《太平书》十卷。贾冈《山东野录》七卷。宋咸《过文中子》十卷。另有《太玄音》一卷。章詧《太玄图》一卷。另有《太玄经发隐》一卷。聱隅子《歔欷巢微论》一卷，由黄晞撰写。邵亢《体论》十卷。周惇颐《太极通书》一卷。司马光《潜虚》一卷。另有《文中子传》一卷。《集注四家扬子》十三卷。《集注太玄经》六卷。以上两书均由司马光辑集。《家范》十卷。师望《元鉴》十卷。范镇《正书》一卷。张载《正蒙书》十卷。另有《杂述》一卷。《程颐遗书》二十五卷。《语录》二卷，记录程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孟子解》四卷，由程颐的门人记录。徐积《节孝语》一卷，由江端礼记录。吕大临《孟子讲义》十四卷。苏辙《孟子解》一卷。王令《孟子讲义》五卷。龚原《孟子解》十卷。陈旸《孟子解义》十四卷。张镒《孟子音义》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孙奭《孟子音义》二卷。刘安世《语录》二卷。王开祖《儒志》一卷。游酢《孟子解义》十四卷。另有《杂解》一卷。谢良佐《语录》一卷。陈禾《孟子传》十四卷。

译晁说之《易玄星纪谱》二卷。陈渐《演玄》七卷。许允成《孟子新义》十四卷。范冲《要语》一卷。张九成《孟子拾遗》一卷。《语录》十四卷。张宪武《劝学录》六卷。刘子翚《十论》一卷。张行成《潜虚衍义》十六卷。另有《皇极经世索隐》一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翼玄》十二卷。郑樵《刊缪正俗跋正》八卷。文轸《信书》三卷。《宋衷解太玄经义诀》十卷，由李沂辑集。冯休《删孟子》一卷。陈之方《致君尧舜论》一卷。另有《削荀子疵》一卷。徐庸《注太玄经》十二卷。另有《玄颐》一卷。僧人全莹《太玄略例》一卷。王绍珪《古今孝悌录》二十四卷。尹焞《孟子解》十四卷。《语录》四卷，由尹焞的门人冯忠恕、祁宽、吕坚中记录。邹浩《孟子解》十四卷。朱熹《孟子集注》十四卷。另有《孟子集义》十四卷。《或问》十四卷。《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语录》四十三卷，由朱熹的门人记录。张栻《孟子详说》十七卷。另有《孟子解》七卷。蔡沆《至书》一卷。张氏《孟子传》三十六卷。钱文子《孟子传赞》十四卷。王汝猷《孟子辨疑》十四卷。《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收录濂溪、涑水、横渠等人的著作。程迥《诸论辨》一卷。《近思录》十四卷，由朱熹、吕祖谦编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著作。《外书》十二卷，记录程颢、程颐讲学的内容。邵雍《渔樵问对》一卷。祝禹圭《东西铭解》一卷。苏籀《遗言》一卷。曾发《泮林讨古》二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胡宏《知言》一卷。《丽泽论说集》十卷，由吕祖谦的门人记录。周揆《圣传录》一卷。吴仁杰《盐石论》丙、丁二卷。陈舜申《审是集》一卷。涂近正《明伦》二卷。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吕氏乡约仪》一卷，由吕大钧撰写。《李公省心杂言》一卷，作者姓名不详。董与几《学政发纵》一卷。高登《修学门庭》一卷。刘敞《弟子记》一卷。《石月至言》一卷，由余应求刊刻其父亲的言论。戴溪《石鼓孟子答问》三卷。陈师道《后山理究》一卷。《北山家训》一卷。《伊洛渊源》十三卷。《闻见善善录》一卷。《质疑请益》一卷。以上著作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杨浚《韦子内篇》三卷。另有《圣典》三卷。王向《忠经》三卷。刘贶《续说苑》十卷。《法圣要言》十卷。李琪《皇天大政论》十卷。高举《帝道书》十卷。鲁大公《公侯正术》十卷。萧佚《牧宰政术》二卷。赵莹《君臣政论》二十五卷。《兴政论》三卷。丘光庭《康教论》一卷。张弧《素履子》一卷。张陟《里训》十卷。赵澡《中庸论》一卷。赵邻几《鲰子》一卷。朱昂《理论》三卷。何涉《治道中说》，三十篇，卷数已经亡佚。龚鼎臣《中说解》十卷。范祖禹《帝学》八卷。章怀太子《修身要览》十卷。太宗《文明政化》十卷。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名墨纵横家无所增益答迩英圣问》一卷。仁宗撰写了三十五件事，丁度等人作答。颜之推《家训》七卷。狄仁杰《家范》一卷。《先贤诫子书》二卷。《开元御集诫子书》一卷。《古今家戒》四卷。黄讷《家戒》一卷。柳玢《诫子拾遗》十卷。孙奕《示儿编》一部。以上儒家类共一百六十九部，计一千二百三十四卷、篇。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注》一卷。严遵《老子指归》十三卷。王弼《老子注》二卷。另有《道德略归》一卷。陆修静《老子道德经杂说》一卷。傅奕《道德经音义》二卷。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有序。唐玄宗《道德经音疏》六卷。成玄英《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七卷。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疏》三十卷。僧人文傥《道德经疏义》十卷。赵至坚《道德经疏》三卷。张惠超《道德经志玄疏》三卷。陆氏《道德经传》四卷。扶少明《道德经谱》二卷。《谷神子注经诸家道德经疏》二卷，收录河上公、葛仙公、郑思远、睿宗、玄宗的疏。李若愚《道德经注》一卷。乔讽《道德经疏义节解》二卷。《道德经小解》一卷。陈景元《道德注》二卷。蒋之奇《老子解》二卷。另有《老子系辞解》二卷。张湛《列子音义》一卷。张昭《补注庄子》十卷。张烜《庄子通真论》三卷。《南华真经篇目义》三卷。李暹《训文子注》十二卷。朱弃《文子注》十二卷。墨布，另有版本作“希”。子《文子注》十二卷。王源《亢仓子注》三卷。《亢仓子音义》一卷。范乾元，另有版本作“九”。《四子枢要》二卷。卫偕，另有版本作“稽”。《白术子》三卷。太公等《阴符经注》一卷。张果《阴符经注》一卷。另有《阴符经辨命论》一卷。袁淑真《阴符经注》一卷。另有《阴符经疏》三卷。《阴符集解》五卷。韦洪《阴符经疏诀》一卷。蔡珪《阴符经注》一卷。另有《阴符经要义》一卷。《阴符经小解》一卷。张鲁《阴符经元义》一卷。李靖《阴符机》一卷。房山长注《大丹黄帝阴符经》一卷。梁丘子注《黄庭内景玉经》一卷。《黄庭外景经》一卷。《黄庭外景玉经注诀》一卷。《黄庭五藏论图》一卷。《老子黄庭内视图》一卷。胡愔《黄庭内景图》一卷。《黄庭外景图》一卷。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三卷。《参同大易讠志》三卷。徐从事注《周易参同契》三卷。《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一卷。郑远之《参同契心鉴》一卷。张处《参同契大易图》一卷。晁公武《老子通述》二卷。《老子道德经三十家注》六卷，由唐代道士张君相汇集解说。葛玄《老子道德经节解》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