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六

译王安石的议论高明奇特，能够用广博的辩说来充实自己的主张，果断坚持自己的见解，慨然有改变世道、移易风俗的志向。于是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败，祸患在于不懂得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治。效法先王的政治，只需效法他们的精神实质罢了。效法其精神实质，那么我们所进行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使天下人震惊、使天下舆论喧嚣，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治了。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从来没有把财富不足当作国家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富没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民间乡野之中也少有可用的人才，国家政权的托付、边疆的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不担心有一天发生祸患吗？希望陛下察看苟且因循的弊端，明令大臣逐步施行改革，以求适应当今世道的变化。臣所说的，是流俗之人不谈论的，议论者认为迂腐空泛、陈旧无用的东西。”后来王安石主持国政，他所安排施行的措施，大体上都以这篇文章为依据。不久任直集贤院。在这以前，馆阁任命的诏令多次下达，王安石多次推辞；士大夫认为他无意于仕途，遗憾不能见到他的面，朝廷每次想授给他优厚的官职，只担心他不肯就任。第二年，朝廷任命他同修起居注，他推辞了好几天。阁门吏员带着诏敕到他那里交付，他拒不接受；吏员跟随他行礼，他就躲到厕所里；吏员把诏敕放在桌案上离去，他又追上去退还。上奏推辞八九次，才接受任命。于是任知制诰，负责纠察京城刑狱，从此不再推辞官职。当时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更改任命文书，王安石争辩说：“如果确实这样，那么舍人就不能再行使自己的职权，只能听凭大臣所为；除非大臣想要偏私作恶，否则立法不应当如此。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不敢替陛下守法；强横的则挟持皇上的旨意制造法令，谏官、御史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旨，臣实在对此感到害怕。”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因此更加与他们不合。因母亲去世离职，直到英宗一朝结束，屡次召他都不肯起复。王安石本是楚地人，在朝廷中还没有名声；他知道韩、吕两族是显贵世家，想借助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深交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三人轮流称赞宣扬他，他的名声才逐渐显盛。神宗还在藩邸时，韩维任记室，每次讲论都受到称许，韩维说：“这不是我的学说，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学说。”后来韩维任太子庶子，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这个人，刚即位，就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入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入朝。入宫应对时，皇帝问治理国家首先应做什么，他回答：“首先要选择正确的方法。”皇帝问：“唐太宗怎么样？”他回答：“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效法唐太宗呢？尧、舜之道，极其简约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曲，极其容易实行而不困难。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认为高深得无法达到罢了。”皇帝说：“你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高难要求的人。朕自视微薄，恐怕无法符合你的期望。你可以尽心辅佐朕，希望能够共同成就这条道路。” 王安石本是楚地士人，在朝廷中还没有名声。他认为韩、吕两族是名门大族，想借助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便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相交往，三人轮番称赞他，他的名声才开始显扬。神宗当时居于藩邸，韩维任记室，每当讲论政事受到称赞时，韩维便说：“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后来韩维任太子庶子，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神宗因此想见王安石这个人，刚一即位，便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又召他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入朝。入宫应对时，神宗问治理国家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在于选择治国之道。”神宗说：“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曲，极其容易实行而不困难。只是后世学者不能全面通晓它，便以为它高深得不可企及罢了。”神宗说：“你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高难要求了。我自认为资质浅陋，恐怕无法符合你的这番期望。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我们共同成就这一治国之道。” 一天在经筵讲学时，群臣退下，神宗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我有话想同你从容商议。”于是说：“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这样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间罕有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就一定会有皋、夔、稷、契这样的贤臣；如果真能成为商高宗那样的君主，就一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有道之士看来都值得羞愧，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天下这样广大，人民这样众多，又承平百年，读书人不能说不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能够辅助治理天下，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术还不明确，推诚待人还不够，即使有皋、夔、稷、契、傅说那样的贤才，也将被小人蒙蔽，只好收敛才华离去罢了。”神宗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假如让四凶任意散播谗言和邪恶，那么皋、夔、稷、契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以终其一生呢？” 登州有个妇人嫌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他，丈夫受伤却没有死。案件上报后，朝廷议论都判她死刑，只有王安石援引律文加以辨析，认为应按合谋杀人致伤论罪，减刑二等。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意见，并把这一规定著为法令。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对他说：“人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只是懂经学，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经学正是用来治理世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是庸人，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能施用于世务。”神宗问：“既然如此，你准备先从什么做起？”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神宗认为有理。于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命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他共同掌管。王安石让他的党羽吕惠卿参与其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兴起，号称新法，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在天下推行。

译青苗法，是把常平仓买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分发给民户，规定收取二分利息，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使的职务改为均输，借给它钱财，使各地进贡的物品都可以在价贵处转移到价贱处购买，用近处的物品替代远处运输，并预先知道京城仓库应办的物品，从而可以酌情储蓄购买。保甲法，是登记乡村百姓，两个成年男子抽取一人，十家编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训练他们作战。免役法，是根据各家财产的高低，分别出钱雇人充当差役；下至单丁、女户，原来不用服役的人，也一律交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是允许百姓赊借县官的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收取二成利息；过期不缴纳，除利息外每月再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法，是五路中凡有义保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由监牧把现有的马给他们，或者官府给价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马的肥瘦，马死或病死的由养马户赔偿。方田法，是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命县令、县佐分地丈量，查验土地肥瘠，确定地色字号，分为五等，按照土地等级均定税额。又有免行钱，是估定京城各种行业获利的厚薄，都令其交钱，以免除行户的差役。此后四方争相陈说农田水利，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全都致力于兴修恢复。又命百姓呈递封状，增价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监的定额；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给。由此赋税征敛更加沉重，天下骚动不安。御史中丞吕诲列举王安石十条过失，神宗因此调出吕诲，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韩琦的劝谏奏疏送到后，神宗有所感悟，想采纳他的意见，王安石请求离职。司马光在答复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上章为自己辩解，神宗替他说婉转的好话致歉，并命吕惠卿传达旨意，韩绛又劝神宗留下他。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向神宗说明朝廷内外大臣、从官、台谏官和朝士结党相互勾连的情况，并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流俗，所以正与天下流俗争夺权势轻重。流俗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流俗；陛下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陛下。权势同外物相互较量轻重，即使千钧重物，所增加或减少的也不过是铢两，稍有变化就会转移。如今奸人想败坏先王的正道，阻挠陛下所做的事。正当陛下与流俗争夺权势轻重之际，只要增加一铢两的力量，所用力气虽然极小，天下的权势却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局势纷乱的原因。”神宗认为有理。王安石于是重新处理政务，韩琦的意见未能实行。王安石平素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援引朋友之间以善相责的道义，三次写信反复劝告他，王安石很不高兴。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尚未接受任命王安石就出任，任命于是搁置。吕公著虽然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也因请求废除新法而出知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意见不合而不能任职，相继离去。朝廷突然任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诏令草稿，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奏李定不孝，都被罢免驱逐。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谈青苗法，被夺去职务退休。吕惠卿因服丧离职，王安石不知可以托付谁，得到曾布后便信任他，其地位仅次于吕惠卿。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发生烈风灾异，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交给中书，命令减少事务、保持安静，以回应上天的变异，并放还两路征募的民夫，责问有关官员和郡守为何不把情况上报。王安石坚持不肯执行。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法，有人甚至截断手指、砍断手腕。知府韩维把这件事告诉神宗，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这件事本来还不能确定；即使真有此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士大夫看到新政，尚且有人纷纷惊异，何况二十万户百姓，其中本来就有愚蠢的人被别人迷惑煽动，难道能因此就不敢有所作为吗？”神宗说：“百姓的言论如果汇合起来听取，力量就会很大，也不可不畏惧。” 东明有百姓拦住宰相的马，控诉助役钱。王安石告诉神宗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迎合流俗，所以使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又说：“治理百姓应当了解事情的真伪、利弊，不能表现出姑息迁就。若放纵他们，让他们随意越级到省、台申诉，击鼓拦驾，依仗人多侥幸求利，那就不是治理政事的办法。”他的强词辩解而违背道理，大多像这样。神宗任命韩维为御史中丞，王安石因他过去的言论怀恨在心，指责他善于迎合流俗，非难皇帝所建立的事业，于是韩维以辞谢为由没有就任。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请神宗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这样的人，在一个郡就败坏一个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他有什么用？”神宗于是准许欧阳修退休。富弼因抵制青苗法而被解除使相，王安石认为这样还不足以阻止奸邪，甚至把他比作共工、鲧。灵台郎尤瑛说天长久阴沉、星辰运行失常，应当罢免王安石，立即被刺面发配为英州的隶卒。唐坰本来因王安石推荐而任谏官，后来请求入对，极力论述王安石的罪过，被贬后死去。文彦博说市易法与百姓争利，导致华岳山崩。王安石说：“华山发生变故，大概是上天故意为小人发出警告。市易法的创立，本来是因为小民长期困苦，用来抑制兼并罢了，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他扣下了文彦博的奏疏，把文彦博调出朝廷任魏州知州。于是，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借以树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曾推荐过他的人，富弼、韩琦是曾任用他为侍从的人，司马光、范镇是同他交情深厚的朋友；这些人都被他竭力排斥，一个也没有放过。礼官商议恢复太庙中太祖面向东方的位次，王安石独自决定把僖祖迁回祧庙，议论此事的人联合起来争辩，也未能阻止。上元节晚上，王安石跟随皇帝乘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呵斥制止他，并鞭打他的马。王安石大怒，上章请求逮捕治罪。御史蔡确说：“值宿守卫的士卒，只是拱卫至尊而已；宰相不在应当下马的地方，他们本来就应该呵斥制止。”神宗最终杖打卫士，斥退内侍，王安石仍然不服。王韶上奏报告开拓熙河的功劳，神宗因为王安石主持了这项谋划，解下自己所佩的玉带赐给他。

译熙宁七年春天，天下长久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面对朝臣叹息，想把不好的法度全部停止。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常有的，尧、汤也不能避免，这不值得使圣上忧虑，只应修治人事来应对它。”神宗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我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没有修治。如今免行钱收取得太重，民情怨恨，甚至说出不逊的话。从近臣直到后族，没有人不说它的危害。两宫太后都流泪，担心京城发生动乱，认为天旱又失去人心。”王安石说：“近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类话，那是向经、曹佾所做的。”冯京说：“我也听说过。”王安石说：“不得志的士大夫都归附冯京，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我却没有听到。”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把自己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形画成图献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除去王安石，上天一定会下雨。”郑侠又因此获罪，被流放岭南。慈圣、宣仁二位太后流着泪对神宗说：“王安石使天下大乱。”神宗也开始怀疑他，于是罢免王安石，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又越过礼部侍郎九级，升为吏部尚书。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早晚都提拔引荐他。到这时，王安石向皇帝奏请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又请求召回韩绛代替自己。两人守住王安石制定的成法，一点也没有改变，当时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实际上想独自掌握政权，忌恨王安石再次回来，于是借郑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又制造李士宁案件来倾陷王安石。韩绛察觉了他的意图，秘密告诉神宗，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宰相；他接到诏命后，立即兼程赶来。《三经义》完成后，加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推辞，吕惠卿劝神宗答应他的请求，由此两人的嫌隙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承禧弹劾，闭门在家等待命令。王雱唆使御史中丞邓绾，再次弹劾吕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共同谋取奸利，设置案件审问他们，吕惠卿被出任陈州知州。十月，彗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并询问政事中哪些不合民意。王安石率领同僚上疏说：“晋武帝在位第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第十年又出现孛星。但他在位二十八年，这同《乙巳占》所预言的期限并不相合。大概天道深远，先王虽然设置官员占验天象，但所信任的只是人事。天文变异没有穷尽，上下牵强附会，难道没有偶然相合的吗？周公、召公难道会欺骗成王吗？他们说中宗享国长久，就说是因为‘严肃恭敬、谨慎畏惧，自己揣度天命，治理百姓不敢荒怠安逸’。他们说夏、商享国多年，也只是归结为‘德’罢了。裨灶说火灾而应验，想要禳除它，国侨不听，他就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国侨始终没有听从，郑国也没有发生火灾。像裨灶这样的人，尚且免不了妄诞，何况今天的星官呢？流传的占书又是世代禁书，抄写传录中有许多伪误，更加无法知道真伪。陛下盛大的德行和极高的善政，不仅胜过中宗，周公、召公所说的道理，您已经全部实行了，哪里还需要愚昧无知的人再来陈说什么？我私下听说两宫太后因此忧虑，希望陛下把我们所说的转告她们，努力实行，以使她们宽心。”神宗说：“听说民间对新法特别苦不堪言。”王安石说：“严寒酷暑和大雨之时，百姓尚且会怨恨叹息，这没有必要抚恤。” 神宗说：“难道连严寒酷暑和大雨所引起的怨言也可以不管吗？”王安石不高兴，退朝后称病卧床，神宗安慰劝勉他起身。他的党羽谋划说：“如今如果不把皇帝平素不喜欢的人公开提拔任用，那么我们的权势就会减轻，将会有人窥伺间隙。”王安石采纳了这个计策。神宗因他出面而高兴，把他们所请的事全都答应了。当时宋军出兵安南，间谍获得安南的檄文，上面说：“中国制定青苗、助役等法，使百姓穷困。我现在出兵，是想救济他们。”王安石大怒，亲自起草诏书和榜文斥责安南。华亭的案件长久不能结案，王雱把它交给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他们取出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罪状，同其他文书一起送入制狱审理，王安石并不知道。省吏把吕惠卿在陈州的情况告诉他，吕惠卿据实上报，并且控诉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所学，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权术，违抗命令、矫造法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这几种恶行在几年之间竭力施行，即使古代那些失意后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没有这样严重。”他又拿出王安石私信中写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把信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否认有这件事，回去后询问王雱，王雱说明了实情，王安石责怪他。王雱愤怒怨恨，背上生疽而死。王安石公开揭发邓绾的罪行，删去了“替臣子的弟弟求官以及推荐臣的女婿蔡卞”一项，于是邓绾和练亨甫都获罪。邓绾起初因依附王安石而任谏官，后来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倾轧，邓绾竭力帮助攻击吕惠卿。神宗渐渐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邓绾害怕失势，多次在神宗面前挽留王安石，说话毫无顾忌；练亨甫为人险诈刻薄，谄媚侍奉王雱以求进用，到这时两人都被斥退。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后，多次以病为由请求离职；到儿子王雱死后，他更加悲伤不堪，竭力请求解除机要政务。神宗更加厌恶他，罢免他，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他多次请求交还将相印信。元丰二年，又任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任司空。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追赠太傅。绍圣年间，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位列颜回、孟轲之后，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提出异议，诏令停止此事。高宗采用赵鼎、吕聪问的意见，停止他在宗庙配享，削去他的王爵。起初，王安石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完成后颁给学校官员，天下称为“新义”。晚年居住金陵时，又作《字说》，其中多有牵强附会。他的学说流入佛教、道教。当时的学者没有敢不传习的，主考官全都用它来选取士人，士人不能再自行提出一种学说，先儒的传注一概废弃不用。又贬低《春秋》，不让它列入学校官员所掌的教材，甚至戏称为“断烂朝报”。王安石尚未显贵时，名声已经震动京城。他性情不喜欢华丽肥美的生活，奉养自己极其俭朴，有时穿着污垢衣服也不洗，脸上有污垢也不洗，世人多称赞他的贤能。只有蜀人苏洵说：“这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于是作《辨奸论》讥刺他，说王衍、卢杞合起来就是一个人。

译王安石性情刚强嫉妒，遇到事情不置可否，只相信自己的见解，坚持己意而不回头。到议论变法时，朝廷中众人纷纷坚持反对，王安石援引经义，提出自己的见解，每次辩论动辄数百字，众人都不能使他屈服。更严重的是，他说：“天变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祖宗的法度没有什么值得效法，人的议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朝廷内外的老成之士几乎都被罢黜，任用了许多门下轻浮机敏的年轻人。过了很久，他以旱灾为由引退；等到再次任宰相，一年多后又被罢免，终神宗一世再未被召用，共计八年。有儿子王雱。王雱字元泽。为人勇悍阴险刻薄，肆无忌惮。他天资极其聪敏，未满二十岁已经著书数万字。十三岁时，听到秦地士卒谈论洮河一带的事，感叹说：“这里可以安抚并占有。如果让西夏得到它，我们的敌人就会强大，边境祸患也会扩大。”后来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竭力支持这一谋划，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雱考中进士，调任旌德县尉。王雱意气豪迈，傲视当世，不能甘心做小官。他作策论二十多篇，极力论说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当时王安石执政，他所任用的多是年轻人，王雱也想参加选拔，于是同父亲商议说：“执政大臣的儿子虽然不能参与政事，但可以任经筵官。”王安石想让神宗知道王雱并亲自任用他，于是把王雱所作策论和注释《道德经》的书刻板出售于市，终于传到神宗那里。邓绾、曾布又竭力推荐他，神宗召见，授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多次留他交谈，奉诏注释《诗经》《尚书》的义理，升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完成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病辞谢没有接受任命。王安石改革政事，实际上是王雱引导促成的。他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说不诛杀持不同意见的人，法令就不能推行。王安石同程颢谈话时，王雱披散头发、赤着脚，带着妇人的帽子出来，问父亲在谈什么。王安石说：“新法屡次被人阻挠，所以正在同程君商议。”王雱大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悬在市上，法令就能推行了。”王安石急忙说：“孩子说错了。”王雱死时才三十三岁，特赠左谏议大夫。唐坰因父亲的恩荫得到官职。熙宁初年，他上书说：“秦二世受赵高控制，是因为失之于软弱，并不是失之于强硬。”神宗很喜欢他的话。他又说：“青苗法不能推行，应当杀掉像韩琦这样反对大臣的几个人。”王安石尤其喜欢他，推荐他入对，赐进士出身，任崇文校书。神宗看不起他的为人，授任他为钱塘县知县。王安石想把他留在朝廷，于是命邓绾推荐他为御史，便授任太子中允。几个月后，王安石准备任他为谏官，却怀疑他轻浮放纵、将要背叛自己以求树立名声，于是不授谏官之职，只以本官同知谏院，这不合旧例。唐坰果然因王安石轻视自己而发怒，连续上了二十道奏疏评论时事，都被留在宫中不发出。于是借百官朝见问安的日子，叩拜于殿阶请求入对，神宗命人告诉他改日再来，唐坰伏在地上不起，于是被召上殿。唐坰来到御座前，进言说：“我所说的，都是大臣违法之事，请允许我在陛下一一陈述。”于是放下笏板展开奏疏，指着王安石说：“王安石靠近御座，听奏疏。”王安石迟疑不前，唐坰呵斥说：“在陛下面前还敢这样，在外面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惊惧地走上前。唐坰大声宣读，共六十条，大意是说：“王安石专擅威福，曾布等内外勾结擅权，天下只知道畏惧王安石的威势，不再知道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道却不敢说。王珪曲意侍奉王安石，同奴仆没有区别。”他一面读一面看王珪，王珪惭愧害怕，低头不语。“元绛、薛向、陈绎被王安石颐指气使，也同家奴没有区别。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台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违逆王安石心意的人，即使贤能也被说成不肖；依附他的人，即使不肖也被说成贤能。”直到斥骂王安石如李林甫、卢杞。神宗多次制止他，唐坰仍意气激昂、神色自若，一点也没有退缩畏惧。读完后，他下殿拜了两拜退下。侍臣和卫士面面相觑，惊得变了脸色，王安石因此请求把唐坰调走。阁门官指责他亵渎扰乱朝廷礼仪，贬为潮州别驾。邓绾替他求情，并且自我弹劾错误推荐了他。王安石说：“这个人一向狂妄，不值得责罚。”于是改任广州军资库监官，后来调任吉州酒税官，死在任上。史官评论说：朱熹曾评论王安石：“他的文章和节操品行高出当世，而且尤其把道德和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责任。受到神宗知遇，升到宰相职位，当时世人正仰望他有所作为，希望差不多可以再见到二帝三王的盛世。然而王安石却急切地把财利和兵革作为首要事务，任用凶恶奸邪之人，排斥忠诚正直之士，急躁强横，使天下人喧嚣不安，失去了安居乐业的心。最终群奸接连施虐，毒害流布四海，到了崇宁、宣和年间，祸乱达到极点。”这是天下公认的说法。从前神宗想任命宰相，问韩琦：“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有余的，处在辅弼宰相的位置上却不可以。”神宗不听，终于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唉！这虽然是宋朝的不幸，也是王安石的不幸。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早年考中科举，跟随河东人唐介的征召。熙宁年间，鄜延路修筑啰兀城，河东征发民夫四万人运送粮饷，宣抚使韩绛发檄文命他协助服役，后来河东帅吕公弼准备执行。王安礼争辩说：“民兵不熟悉武事，如今驱使他们深入敌境，如果不是被敌人乘机袭击，就会冻饿而死罢了，应当赶快停止并遣返他们。”吕公弼采纳了他的意见，民夫得以回家；而其他各路遇敌的民夫，全军都覆没了。吕公弼握着王安礼的手说：“四万人的性命，哪里是偶然的呢？如果这是暗中的阴德，我们共同享有。” 起初，韩绛独自掌管爵位赏赐；上报考核最优后，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事实，吕公弼把实际情况上报。诏令在河东讨论功劳，吕公弼准备接受赏赐。王安礼说：“宣抚使以宰相身份节制各道，而且被允许便宜行事；封授一旦有不妥之处，尚且会被人非议。您是藩镇大臣，难道还想越权进呈不属于自己职任的功劳状吗？”吕公弼立即辞谢。于是他向朝廷推荐王安礼，神宗召见应对，想迅速任用他。王安石当国，推辞不肯，便任命王安礼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后来神宗召见他，命他入座，有司说八品官没有赐座的待遇，神宗特意下令给他座位。升任直集贤院，出任润州、湖州知州，召回任开封府判官。他曾经同开封府尹一起奏事，退下后神宗独自留下他询问天下大事，对他的意见非常向往并采纳。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译苏轼被交给御史台审讯，处境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救他。王安礼从容地说：“自古以来胸襟宽大的君主，不会因言语而治罪于人。苏轼凭才华奋发自进，认为爵位可以很快取得，如今却只是这样平庸失意，他心中不能没有失望。现在一旦把他交付司法，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人才。”神宗说：“我本来就不会重重责罚他，正要替你赦免他。你只管离开，不要泄露这番话；苏轼正在招致众人的怨恨，恐怕言官会借此来害你。”李定、张璪都指使人不要救苏轼，王安礼没有回应，苏轼因此得到较轻的处罚。王安礼升任知制诰。彗星出现，诏令征求直言。王安礼上疏说：“下面人事有失，上面就会出现变异征象。陛下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之心，但恩泽不能贯彻到下面；想来是左右大臣不公不正，把忠诚的人说成不忠，把不贤的人说成贤能；那些依仗权势谋取利益的人，耗尽力量于民众困苦之中，向园夫等小民搜刮利益，这足以干扰阴阳而招来星象变异。希望陛下察看亲近之人的行为，堵塞邪曲不正的门路。至于祈禳的小术，贬损旧有典章，恐怕不是用来回应天意的办法。”神宗读后多次赞许叹息，并告诉他说：“王珪想让你逐条说明，我曾说不应阻塞拒绝人的言论，使自己闭目塞听。如今用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泰山、华山在眼前也看不见；近臣蒙蔽君主，同这有什么不同？你应当更加相信自己。” 王安礼以翰林学士身份知开封府，案件一到便立即判决。此前积压的诉讼中，不能查得实情以及已经审问却尚未定罪的将近几万人，王安礼剖析裁决；不到三个月，三狱院以及京畿、赤县十九个县，监禁的囚犯全都清空了。他把这件事写在府门前，辽国使者经过看见后，叹息称奇。神宗听说后高兴地说：“从前秦国的内史廖在宴饮礼仪之间从容应对，破坏了由余的谋略；如今王安礼能够勤于吏事，使不同邻国震动，在古人面前也无愧了。”特意升他一级。神宗屡次失去皇子，太史说民间坟墓大多逼近京城，所以不利于国嗣，神宗下诏全部重新选择墓地。没有经过仔细估量，便涉及数十万座坟墓，众人惊恐不安。王安礼进谏说：“周文王占卜国运三十代，他治理政事先从掩埋暴露的尸骨做起，从未听说迁移别人的坟墓来有利于自己的后嗣。”神宗悲悯不已，于是停止了此事。巡逻者接连查获匿名信，告发有人谋反，牵涉一百多家。神宗把案件交给王安礼，说：“赶快查办。”王安礼核验信中所指的人家，内容大都相同；最后一封信又增加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姓薛。王安礼高兴地说：“我找到作案的人了。”他叫来并询问薛某：“你是不是平素有得罪、怨恨的人？”薛某说，曾有人拿笔来卖给他，他拒绝了，那人闷闷不乐地离去，看样子好像怀恨在心。王安礼立即命人逮捕审讯，果然是他所写。于是把他的首级悬挂在市上，没有逮捕其他一人，京城人称王安礼断案如神明。宗室令騑用几十万钱买了一个妾，过了很久又把她斥退送回，妾向开封府控告令騑。王安礼查看那个妾，发现她的脸已经被火烧毁，于是上奏说：“这个妾之所以价值几十万钱，是因为容貌；如今把她烧毁，使她不再能够卖出，这同炮烙之刑有什么区别？请不要审理她的身价，却应加重处罚令騑，以此作为警戒。”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且削夺令騑的俸禄。后宫制作油箔，约定三年内损坏才退还价钱。刚过一年便有损坏的，中官拿着它送到开封府，请求按照约定处理，言辞语气非常严厉。王安礼说：“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放置的位置不当，受到风雨、干湿变化而损坏的呢？如果确实如此，百姓将永远得不到赔偿，这个约定也就不能采用。”最终没有追究。因这件事，宗室和宦官都畏惧他。元丰四年，朝廷开始分设三省，设置执政官，王安礼被任命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后来转任左丞。王师讨伐夏国，泾原承受梁同上奏说：“转运使叶康直运来的米，坏得不能食用。”神宗大怒说：“花高价从远方运粮，反而不能使用，只是让百姓的劳力白白耗费在道路上，叶康直可以斩首。”王安礼说：“这只是梁同一个人的话，恐怕未必属实，应当调查。”于是派判官张大宁同梁同一起核查，并把叶康直用刑具拘押，等待查验。后来发现米中可食用的有十分之八九，神宗的怒意消解，赦免了叶康直。当时讨伐西夏没有取得成功，李宪又想再次出兵。神宗拿这件事询问辅臣，王珪说：“以前担心的是费用不足，现在朝廷拿出五百万缗钱钞，供应军粮已经有余了。”王安礼说：“钱钞不能直接食用，必须兑换成钱，钱又要换成草料粮食。现在距离出征只有两个月，怎么能办成呢？”神宗说：“李宪认为已经准备妥当了；那个宦官尚且能这样做，你们难道独无此意吗？唐朝平定淮西、蔡州，只有裴度的谋划同皇帝相合。如今事情竟不是出自公卿，而是出自宦官，我对此非常羞耻。”王安礼说：“淮西只有三个州，有裴度的谋划，有李光颜、李愬这样的将领，然而仍然调动天下兵力，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西夏的强盛不是淮西、蔡州可比，李宪的才干也不能同裴度相比，诸将又没有李光颜、李愬那样的人，我恐怕无法符合圣上的期望。”神宗醒悟，于是停止出兵。后来神宗想任命李宪为节度使，王安礼又认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毁执政大臣，并且说：“尚书省没有设置录目，却有旨意查办官吏的罪行。”王安礼请求取台谏记录作为格式，于是同尚书省的记录相同，便把舒亶其他事情一并列出，舒亶因此获罪被罢废。徐禧谋划边境事务，王安礼说：“徐禧志向很大而才干不足，一定会误国。”到永乐城战败的文书传来，神宗说：“王安礼每次都劝我不要用兵，少兴狱讼，大概正是因为这个。” 过了很久，御史张汝贤论奏王安礼的过失，王安礼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江宁府，张汝贤也被罢免。元祐年间，加任资政殿学士，历任扬州、青州、蔡州三州知州。后来又被御史论奏，失去学士职衔，调任舒州。绍圣初年，恢复职衔，知永兴军。绍圣二年，知太原府。他深受风痹病之苦，卧在帐中处理政事，下属不敢欺骗他。去世时六十二岁，追赠右银青光禄大夫。王安礼仪表伟岸，议论清楚明辨，常常把治理国家、筹划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却疏忽宽略于细节和谨慎，因此多次留下被人非议的话柄。王安国，字平甫，是王安礼的弟弟。他幼年聪敏颖悟，从未正式跟随老师学习，文章辞藻却天生就好。十二岁时，拿出自己所作的诗、铭、论、赋几十篇给人看，文辞都警策挺拔，于是凭文章闻名于世。士大夫交口称誉他。他对各种书无所不通，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材异等科考试；有司考核他所献的策论，评为第一。他因母亲去世没有参加考试，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

译熙宁初年，韩绛推荐他的才干品行，朝廷召他考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教授。任期届满后，他来到京城，神宗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召见他。神宗说：“你的学问贯通古今，你认为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没有超过他的。”神宗说：“只可惜他的才干不足以建立法制、改革制度。”王安国回答：“文帝从代地回来，进入未央宫，在顷刻呼吸之间平定变故，恐怕没有才干的人做不到。后来又采用贾谊的意见，对群臣有节制，专心用德化来治理百姓，天下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样说来，文帝如果再增加一等才干，就更完美了。”神宗说：“王猛辅佐苻坚，凭那么小的国家却能使命令必行；如今我拥有这样大的天下，却不能使人听从，为什么呢？”王安国说：“王猛教苻坚用严酷刑法杀人，导致前秦国祚不能传世。如今刻薄的小人，一定会用这种办法来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那么臣下难道会有不服从的吗？”神宗又问：“你的兄长执掌政权，外面的舆论怎么说？”王安国回答：“只是怨恨他知人不明，聚敛财利太急罢了。”神宗默然不悦，因此没有另外给他恩典，只授任崇文院校书，后来改任秘阁校理。王安国多次因新法竭力劝谏王安石，又责问曾布，说他误导了兄长，深深厌恶吕惠卿的奸邪。在此以前，王安国任西京教授时，很沉溺于声色。王安石当宰相，写信告诫他说：“应当远离郑声。”王安国回信说：“也希望兄长远离佞人。”吕惠卿因此怀恨。等到王安石被罢相，吕惠卿便借郑侠的案件陷害王安国，王安国因获罪被夺官，放归田里。神宗下诏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面对使者流下眼泪。不久恢复王安国的官职，但任命下达时王安国已经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史官评论说：王安石厌恶苏轼，而王安礼救了苏轼；王安石亲近吕惠卿，而王安国批评吕惠卿。评论的人并不因此责怪这两个弟弟，只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合乎正理罢了。王安礼处理政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王安国早逝，所以没有来得及被任用。列卷第八十七。○李清臣、安焘、张璪、蒲宗孟、黄履、蔡挺、兄抗、王韶、子厚、寀、薛向、子嗣昌、章楶。李清臣，字邦直，是魏地人。七岁就懂得读书，每天能读几千字，书籍只要看过一遍就能背诵，稍大便能游戏般写作文章。有客人从京城来，同他的兄长谈到佛寺失火，李清臣在旁边应声说：“这就是所谓的灾异吧，也许是佛寺侵害百姓太厉害，上天本来就在警告它吧？”于是作《浮图灾解》。兄长惊叹说：“这个孩子一定会光大我们家门。”韩琦听说他的名声，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李清臣考中进士，调任邢州司户参军、和川县令。任期届满时，推荐他的人超过十几人，按规定应当得到京官。恰逢举将薛向有公务尚未办完，受到铨选规定的限制，判铨张掞指使他自己陈述而不要任用。李清臣说：“别人因为家族担保自己，自己却抛弃他，太刻薄了。应当等待他。”张掞离开座位说：“您能这样做，前途不可限量。”李清臣参加材识兼茂科考试，欧阳修认为他的文章雄健，把他同苏轼相比。治平二年，考试于秘阁，考官韩维说：“这是荀卿一派的笔力。”试卷送到中书省，欧阳修迎上来说：“如果不把李清臣列为第一，那就错了。”打开试卷一看，果然如他所说。当时连日大雨，灾异屡次出现，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濮王议礼。到朝廷对策时，有人对李清臣说：“应当用《五行传》中‘简慢宗庙，水不能向下滋润’的话作为证据，一定会被擢升为上等。”李清臣说：“这是汉代儒生牵强附会的说法，我不相信。民间难道没有疾苦可以上报吗？”于是逐条回答说：“天地之大，譬如人的身体；腹心肺腑有堵塞和病患，五官就会不安。百姓生息聚居，是天地的腹心肺腑；日月星辰，是天地的五官。善于止息天地灾异的，不在于停止灾异本身，而只在于消除百姓的疾苦。”他的策论列入优等，任秘书郎、签书平江军判官，声名非常显著。英宗知道后，对王广渊说：“韩琦固然是忠臣，只是避嫌太过谨慎。像李清臣这样的人，公议都说可以任用，难道只因为亲属关系就压制他吗？”不久诏令推荐馆阁人才，欧阳修推荐李清臣，他得以任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李清臣跟随韩绛出使陕西。庆州士卒叛乱，九个指挥的家属按罪应当诛杀，李清臣向韩绛请求，改为配隶为奴婢。韩绛因此获罪被贬，李清臣也任海州通判。过了很久，恢复原官，出任提点京东刑狱。齐、鲁一带的盗贼是天下最严重的，他设置侦察耳目，制定策略，著名的盗贼几乎都被捕尽。又作《韩琦行状》，神宗读后说：“真有良史之才。”召他任两朝国史编修官，撰写《河渠》《律历》《选举》等志，文章正直，记事详尽，人们认为不亚于《史记》《汉书》。任同修起居注，升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元丰实行新官制，任命为吏部尚书。李清臣原任右正言，按制度应改授承议阶，神宗说：“哪里有尚书还只是承议郎的？”于是授任朝奉大夫。元丰六年，任尚书右丞。哲宗即位，转任左丞。当时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全部得到整顿，李清臣坚持争论反对，因此被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后来调任河南、永兴。召回任吏部尚书，给事中姚勔驳回任命，改为知真定府。班行中有个叫王宗正的人，因旧日统帅而怀恨，便让他的妻子到使者那里，告发前后馈送军粮超过制度，导致数百人被囚禁。李清臣到任后，立即上奏解除这起案件的拘押，并把王宗正流放。神宗亲自处理政务后，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姚勔再次驳回，神宗没有听从。绍圣元年，朝廷考试进士，清臣出题说：“如今恢复以词赋取士，士人却不知道受到勉励；废除常平官，农民却没有更加富裕；可以差役也可以募役的说法纷纷出现，役法反而弊病丛生；有人主张向东，有人主张向北，意见不一，黄河水患却更加严重；赐给土地来安抚远方，羌夷的祸患却没有平息；放宽专利来便利百姓，商旅的道路却仍不通畅。凡是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改革，贵在合乎实际，圣人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坚持不可改变的。”这些主旨都是贬斥元祐时期的政事。策论的言辞领会了他的意图，于是“绍述”之论大为兴盛，国家的政治方针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