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

译吴育年少时就聪明颖悟、博学多才。考中进士，礼部试列第一，考入甲科。授任大理评事，升为大理寺丞。历任临安、诸暨、襄城三县知县。自从秦悼王葬在汝州以后，他的子孙也都跟随安葬，均由宦官负责管理守护。每年按时上坟祭扫的人往来不绝，呼喊索取，扰乱州县。吴育任襄城县令时，请求把官府所需物资全部列出定数，不许使者任意索取；羊和猪全部由大官署供给，因此百姓的供给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宦官经过襄城时因此怨恨他，有人甚至半夜敲县衙门，索要牛和驾车，吴育拒绝不答应。以前宗室子弟经过这里，任意放鹰纵犬践踏百姓田地；进入襄城境内后，吴育总是告诫约束他们，不许再放纵。吴育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升任著作郎、直集贤院、苏州通判。回朝后任太常礼院知院，奏请制定礼仪文书，书名为《太常新礼庆历祀仪》。改任右正言，历任三司盐铁判官、户部判官。不久以本官身份供职谏院。元昊擅自僭越称号，朝廷商议出兵讨伐他。群臣说：“元昊不过是个小丑，很快就会被诛灭。”唯独吴育提出意见说：“元昊虽然自称蕃臣，但一尺赋、一斗租都不缴纳给县官，而且服从和叛乱反复无常，请暂且置之不问，以表示他不值得责罚。他既然已经僭越使用帝王的车舆服饰，势必不能自行削除，应当援引开国初年江南的旧例，稍微改变他的名号，这样可以顺势安抚并收服他。”朝廷没有答复。吴育又上言说：“应先用诏书文告晓谕他；如果仍不归顺，就姑且严格防守，不必像对中原叛臣那样立即征讨。况且征讨贵在神速，防守则有利于稳重持久。羌人剽悍多诈，出没没有定时，我军趁着锐气出战，见到小利、小胜，必然贪功轻进，往往会落入贼人的计谋。只要严格约束军队，明确烽火侦候，坚固营垒，清空野外粮物，以挫败他们的锋芒。”当时朝廷正专意讨伐元昊，后来各将领多有覆没军队的，长久以来没有功效，最终还是封元昊为夏国主，正如吴育所建议的那样。吴育又上言说：“天下长久安定，习惯于因循守旧而厌恶兴办新事；政令纲纪、边防机要，放置不管，便不再修治。一旦边境发生警报，就仓促慌乱，不知所措；稍微安静下来，又没有人敢轻易提出意见。如果政令修明，纲纪严肃，财用充足，恩信周备，赏罚分明，将帅训练有素，士卒精锐，那么四方夷族望见风声便会自行消除其他企图。如果有一项没有准备好，他们就会乘机而起。” 他又说：“汉朝开通西域诸国，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各部戎人归附朝廷，即使其中有强悍狡黠之徒，也不敢独自叛乱。唐太宗曾亲笔写信赐给回鹘可汗及其宰相，接受他们的贡奉，并厚赐金帛。真宗命潘罗支进攻并杀死李继迁，李德明于是投降。元昊只是看到朝廷连续多年不与西域各蕃部往来朝贡，于是能够用利益诱惑邻近部族，巩固自己的巢穴，没有肘腋之患，所以得以跳梁猖獗，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请招募士人去晓谕唃厮啰及其他蕃部，离间瓦解他们的党羽，使他们合力进攻元昊，并平均给予恩赐；这是从谋略上讨伐敌人的关键。”于是把真宗时期与西域各蕃部交往的事迹记录下来上奏。授任同修起居注，随后任知制诰，升为翰林学士，屡次升迁至礼部郎中。契丹与元昊交战，元昊请求归顺。契丹使者来请求不要接受元昊，朝廷不知道该如何答复。吴育于是上疏说：“契丹承受朝廷恩惠，已经很久了。不能接受一个叛乱的羌人，而失去世代兄弟之国的友好。如今两蕃互相争斗，长期不能解开，可以观察形势，乘机建立功业。万一错误地急于接受元昊，我恐怕契丹会窥伺赵州、魏州，朝廷得不到元昊丝毫帮助，而太行山东西还将有烽烟警报。应当派人告诉元昊：‘契丹是你世代的姻亲，你一旦自行断绝关系，力量屈服后归附我国，我是有所疑虑的。你如果没有别的原因，就应当像从前一样顺从契丹，然后我才允许你归顺。’再告诉契丹：‘已经下诏给元昊，如果他能到军门投降谢罪，就听任他归附；如果仍然坚决抗拒，就替你们讨伐他。’这样一来，他们双方都无法把罪责归咎于我国。”于是召集两制官员，拿出契丹的书信，命两制官员共同上殿答复，始终没有改变吴育的意见。不久，吴育任开封府知府。上任几天，就查出一个大奸吏，把他流放到岭外。又捕获一个大盗，查出他积累的赃物有一万九千缗；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却屡次翻供，皇帝派其他官吏复查，最终依法处死。当时年成饥荒，盗贼很多，吴育严格执行奖赏功劳的法令，过去抓到盗贼却没有得到奖赏的人，一律给予奖赏，以表明朝廷不会欺骗有功者。庆历五年，授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任职几个月后，改任参知政事。山东盗贼起事，皇帝派中使去巡视，回来后报告说：“盗贼不足以忧虑，兖州的杜衍、郓州的富弼，山东人敬爱他们，这才是值得忧虑的。”皇帝想把两人调到淮南。吴育说：“盗贼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小人却想乘机倾陷大臣，那样的祸患几乎就无法控制了。”事情于是搁置。章献、章懿两位太后升祔真宗庙，议论者请求广泛施恩，并且优厚赏赐军士。吴育说：“无事而开启侥幸之门，是谁替陛下提出这个建议的？请治他的罪。”不久，外面的人大多怨恨执政大臣，皇帝把这件事告诉辅臣。吴育说：“这一定是提出建议的人想动摇皇上的听闻。臣以身许国，难道还怕这个吗？” 向绶任永静军知军时做了违法的事，怀疑通判江中立揭发了他的隐秘罪行，便构成案件，想用重法陷害江中立，江中立自缢而死。向绶是宰相的儿子，又有大臣设法相助，想援引轻法处理。吴育说：“不杀向绶，就无法向天下表明法令。”最终减死罪一等，流放南方。御史唐询请求废除制科，皇帝把他的姓名刻下交给中书，吴育上疏驳斥这一议论，皇帝于是告诉辅臣说：“他上书时请求按照内批下发执行，如今才知道他是在欺骗蒙蔽我。”吴育说：“如果不是陛下圣明的听察，怀挟邪念、祸害国家的事，什么都做得出来。希望公布他的姓名，加以审查弹劾，以彰明国法。” 吴育在政府任职时，遇到事情敢于直言，曾多次在皇帝面前与宰相贾昌朝争论，左右侍从都吓得变色。吴育争辩不止，于是请求说：“臣所争辩的是职责所在；只是力量不能胜任，希望罢免臣的职务。”于是又让他任枢密副使。第二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讷说：“大臣喧哗争论，造成朝廷不肃，所以雨水不能按时降下。”于是罢免贾昌朝，让吴育回到给事中的班列。不久，吴育出任许州知州，调任蔡州。他设置伍保法，用来检查控制盗贼。当时京城有人报告说有数千名妖人聚集在确山，皇帝下诏派中使带十名捕盗人员前往召捕。中使到达后，打算带巡检军队去搜捕，吴育说：“使者是想抓妖人回去交差吗？”中使说：“是。”吴育说：“我在这里，虽然不聪敏，但境内聚集了一千人，不可能不知道。这只不过是乡民按照浮图教法聚集起来，借此求取钱财罢了，派一个弓手去召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带来。如今带兵前往，反而会使人互相惊疑，请留下来不要前去。”中使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所谓的十名妖人被召来，戴着刑具送到宫阙之下，全部查明无罪而释放。那个告发者反而依法获罪。

译不久，吴育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河南府知府，调任陕州。他上书论说诏狱：“先王垂下冕旒、塞住耳边的黄纩，不愿听见和看见人的过失。即使有人有罪，也应交给有关官司处理。杨仪曾任三司判官，近来却从御史台移送到都亭驿审讯，戴着刑具捆绑着经过市中，人人都猜不出这是怎样的大案。等听说案子已经审理完毕，才知道不过是请求处理寻常事务。这样使道路上的众人纷纷私下议论，朝廷士大夫人人自危，难道是培养廉耻、显示宽厚的道理吗？” 吴育升任礼部侍郎、永兴军知军，召回兼任翰林侍读学士。他以疾病推辞，并请求任职于方便养病的州郡。皇帝对大臣说：“吴育刚正，可以任用，只是嫉恶太过罢了。”于是命他任汝州知州，并派内侍赐给他宫中的良药。适逢疾病不止，他又请求居于闲散职位，于是以集贤院学士身份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外台旧例不管理民事，当时张尧佐任河阳知府，百姓的诉讼长期不能判决，很多人都到吴育那里申诉。吴育替他们辨明是非，并在判决书末尾署名，张尧佐畏惧，便奉行判决。吴育又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陕州知州，升为资政殿大学士。召回朝廷，判尚书都省。有一天，吴育在宫中任侍读，皇帝因谈到“臣下的毁誉，多半出于爱憎，你应当谨慎”这件事。吴育说：“知道某人的情况而把它表现在言语上，不如仔细观察后在行动中处理。圣明君主的行为，如日月一样光明。提拔一个人，使人人都知道他的善处；罢黜一个人，使人人都明白他的恶行，那么阴险邪恶之人就不能构陷伤害，公正也可以自行确立，这是历代帝王的重要治道。”皇帝几次想重用吴育，却被谏官刘元瑜诬奏说吴育在河南时曾借给百姓取息的钱。过了很久，吴育被授任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延州判官。夏人已经称臣，但并州边境的部落多次侵入耕地，成为祸患。庞籍镇守并州，想修筑堡垒防备他们。吴育说：“双方的约定尚未明确就急忙筑城，羌人一定会争夺；一旦争夺而受害的必定是麟府地区。”他发文告给河东，又把亲笔信和奏疏送给庞籍以及朝廷，朝廷没有答复。后来夏人果然侵犯河外，攻陷骁将郭恩驻守的地方，太原的将领和佐官也都获罪离职。吴育的疾病再次发作，辞去边境事务，请求解除宣徽使之职，于是又任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河中府知府，调任河南。病情危重时，他仍像平日一样处理政务，趁机查阅囚犯，辨明无罪者，并把两个玩弄文书、舞弊枉法的官吏流放。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吴育天性明达果断，所到之处都制定条文教令，简明疏略而容易施行，又不可违犯。遇到事情不轻率发言，一旦发言，别人就不能动摇他。辨析论说清楚明白，使听的人没有疑惑。起初，吴育任开封府尹，范仲淹在政府任职，吴育曾因事情与范仲淹意见不合。后来范仲淹任河东安抚使，有许多奏请，常被负责办事的人阻挠；吴育把其中可以实行的，坚决予以推行。吴育任两府长官时，他的父亲吴待问以列卿身份奉朝请，吴育心中不安，请求辞职离去，朝廷没有答应。等吴育出任永兴军主帅时，当时吴待问还健在，便乘轿迎接侍奉父亲，当时人以此为荣。晚年任西台官员时，和宋庠互相唱和，追述裴度、白居易的遗风，写了数百篇诗文。他体质一向羸弱，年轻时努力学习，患上心疾。后来得到古方，用丹砂调和服食，大醉一场，过了一夜病就痊愈。后来多次发作，每次发作数十天才停止。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弟弟吴充任宰相，另有传记。宋绶，字公垂，是赵州平棘人。他的父亲宋皋，任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宋绶幼年聪明机警，额头上有奇异的骨相，受到外祖父杨徽之器重喜爱。杨徽之没有儿子，家中收藏的书全都给了宋绶。宋绶的母亲也懂得读书，常亲自教导他，因此宋绶广泛通晓经史百家，文章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当初，杨徽之去世，遗表请求补授宋绶为太常寺太祝。宋绶十五岁时，朝廷召他到中书省考试，真宗喜爱他的文章，升任大理评事，允许他到秘阁读书。大中祥符元年，再次在学士院考试，任集贤校理，与父亲宋皋担任同样的职务。后来赐同进士出身，升任大理寺丞。举行汾阴祭祀时，召他到皇帝行在，和钱易、陈越、刘筠一起搜集沿途各地的地志、风物和旧闻，每到一处住宿便上奏。将要到亳州太清宫祭祀时，任签书亳州判官事；入朝任左正言、同判太常礼院。过了很久，任三司凭由司判官。他提出建议说：“近年下达赦令，释放拖欠赋税的人，但过期没有上报的有六十八州。请在各路选派官员考核，超过半个月仍不上报的，就报告朝廷。”于是解下三千二百人的刑具枷锁，免除积欠的钱粮数百万。升任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兼任史馆修撰、玉清昭应宫判官。屡次升任户部郎中、权直学士院，参与编修《真宗实录》，升为左司郎中，于是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勾当三班院。朝廷开始诏令讲读《唐史》，他坚决请求解除三班院职务，以便专心进讲。参与修撰国史，升任中书舍人。昭应宫发生火灾，两名学士都被罢免。过了一年，又恢复翰林学士。史书修成，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当时太后仍然临朝称制，每五天到承明殿一次，垂帘听政，而仁宗从未单独面对群臣。宋绶上奏说：“唐先天年间，睿宗为太上皇，每五天接受一次朝见，处理军国重事，任命三品以下官员，裁决徒刑案件。应当依照先天年间的制度，让群臣在前殿朝见皇帝；不是军国大事，官员的授予和罢免都在前殿请皇帝下旨。”奏章上呈后，违背了太后的意旨，宋绶改任龙图阁学士，出任应天府知府。太后去世后，皇帝想起宋绶的话，召他回朝，准备重用，但被宰相张士逊阻止，于是又加授翰林侍读学士。朝廷下诏制定章献明肃、章懿两位太后祔入宗庙的礼仪，宋绶援引《春秋》中仲子之宫的记载和唐代坤仪庙的旧例，请求另建一座宫殿，命名为奉慈庙，以安置神主，这件事多被采纳。

译朝廷开始设置端明殿学士一职，准备任命宋绶，宋绶坚决推辞。他又说：“帝王治理天下，在于总揽权威和权柄。但近十二年以来，政令都从帘幕后发出。自从陛下亲自处理各项事务，内外臣民都伸长脖子，想看到圣明的政事，正应当惩治违背法令者、革除弊端，以更新百姓的见闻。然而赏罚和号令，仍没有超过从前，难道不是因为三事大臣不能推诚尽力来辅佐陛下治理天下吗？此前太后临朝时，多吝惜官职任命，而邪恶的幸臣有时却能直接取得升迁，议论者说恩惠出自太后。如今恩赏虽然施行了，又有人说是出自大臣；如果不是大臣结党欺骗皇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朋党是朝廷的祸患，古今都是如此。有的人窥测皇帝的意旨，暗中命人上奏；有的人迎合附会自己的意见，用来决定他人的升降。大官以施恩买取权力，小人趋逐利益以求得升迁，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已经危害国家政务。太宗曾说：‘国家没有外患，必定有内患。外患不过是边境事务，都可以预先防备；奸邪之人共同勾结，形成内患，实在令人深为畏惧。’真宗也说：‘唐代朋党尤其兴盛，王室于是衰弱。’希望陛下思念祖宗的训诫，顾念王业的艰难，整顿纲纪，正是在今天。”张士逊被罢免后，宋绶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起初，朝廷有诏令停止修建寺观，但章惠太后把旧宅改作道观，谏官、御史对此提出谏言。皇帝说：“这是太后嫁妆中的财物，谏官、御史是想借此求取名声吗？”宋绶进言说：“他们哪里知道太后这样做的本意呢？只是看见兴建土木违背近期诏令，便加以论奏。而且事情即便只是似是而非，他们尚且指出过错；如果陛下有大的过失，近臣即使不说，传到四方，也会成为圣政的负累，怎么可以忽视呢？太祖曾说唐太宗受到谏官诋毁，并不以此为羞愧。为什么不使自己的行动没有过失，让别人没有可以进言的地方呢？” 郭皇后被废，皇帝命宋绶起草诏书说：“应当选求有德有门第的人，以配称皇后的仪范。”不久，左右近臣把富人陈氏的女儿引入宫中，宋绶说：“陛下却想让身份低微的人正位中宫，这不是和前一天的诏书相违背吗？”几天后，王曾入宫应对，又上奏议论此事。皇帝说：“宋绶也是这样说的。”当时大臣接连有人进言，最终这件事被停止。皇帝正值年富力强，天下长久没有战事，宋绶担心宴饮享乐逐渐滋长，于是进言说：“人心会因长期安定而懈怠，祸患则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所以应在无事时设防，在变故尚未萌发时消除它。等事情发生后才应对，不也危险吗？臣希望陛下告诫激励各部门，不要因为承平而自我懈怠。”他又上言：“驾驭臣下的方法有三点：遇事贵在守持，面对关键贵在决断，谋划事情的征兆贵在隐密。能够守持，奸邪就不能改变你的意志；能够决断，邪说就不能迷惑你；能够保密，事情就不能受到扰乱。希望陛下记住这些！至于深居燕闲之时，用声音和滋味调和六气，调节起居以顺应四时，保养圣体，这是宗庙社稷的福祉。”升任吏部侍郎。当时宰相吕夷简、王曾多次意见不合。宋绶多数赞同吕夷简，而参知政事蔡齐有时又提出不同意见，政事因此犹豫不决，于是四人都被罢免。宋绶以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身份留下侍讲，代理判尚书都省。一年多后，加授资政殿大学士，以礼部尚书身份任河南府知府。元昊反叛，刘平、石元孙战败阵亡，皇帝把亲笔诏书赐给在外任职的大臣，询问攻守的策略。宋绶列举十件事献上。又召回任知枢密院事，升任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当时宋绶的母亲还在世，宋绶已经得病，不能处理政务，但仍勉强起身问候皇帝，并安排自己的后事。不久去世，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宣献。宋绶天性孝顺谨慎，清廉耿介，言语行动都有常规。朝廷的大议论，多由宋绶裁定。他家中收藏一万多卷书，亲自校勘订正，广泛通晓经史百家，尤其精于书法。他的文章书札格外精妙。杨亿称赞他的文章深沉雄健、纯厚华丽，说：“我恐怕还比不上他。”宋绶去世后，皇帝常取用他所写的字收藏在宫中。起初举行郊祀时，宋绶代理太仆卿。皇帝询问礼仪器物的典故，他应答清楚周详，于是献上自己编撰的《卤簿图》十卷。他的儿子是宋敏求。宋敏求字次道，赐进士及第，任馆阁校勘。参加苏舜钦在进奏院举行的聚会，出任签书集庆军判官。王尧臣修撰《唐书》，因为宋敏求熟悉唐代史事，便上奏任命他为编修官。宋敏求为祖母服丧，诏令他在家修书。服丧期满后，任同知太常礼院。石中立去世后，他的儿子也死了，没有其他儿子。他的孙子祖仁应当服什么丧服，礼官对此有疑问，便交付讨论。宋敏求认为应当服丧三年，解除官职，服斩衰。同僚援引的根据不一致，太常寺判官宋祁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定为法令。加授集贤校理。宋敏求受宋庠征召，任西京通判。任群牧度支判官。坠马伤脚，出任亳州知州。治平年间，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英宗停灵期间，有人说宗室服丧服制较轻，可以嫁娶，宋敏求认为皇帝的灵柩尚未发引，不可以。过了一年，又有人提出这种说法。宋敏求说，宗室服的是义服，服制已经降等并且经过练祭，就可以嫁娶了。宋敏求因前后议论不同获罪，降级任绛州知州。王珪、范镇请求留下他，让他完成《实录》。神宗说：“典章礼制是国家所重视的事情，而错误竟然达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责罚？”然而宋敏求起初的意见并没有错，曾公亮厌恶礼院官刘瑾附会宋敏求替他说话，所以借此把宋敏求调走。这一年，朝廷就下诏召他回朝。徐国公主把丈夫的哥哥当作侄子奏请授官，宋敏求上疏指出这是扰乱天伦，并坚持按正理处理。王安石憎恨吕公著，诬称吕公著说韩琦想要利用人心，像赵鞅发动晋阳的甲兵一样，驱逐君主身边的奸恶之人，因此把吕公著贬出到颍州。宋敏求负责起草制书，王安石传达皇帝旨意，让制书明确写出吕公著的罪状，宋敏求只说敷陈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王安石大怒，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命陈升之修改措辞，宋敏求请求解除职务，皇帝没有答应。适逢李定从秀州判官被授为御史，宋敏求封还诏书头辞，于是以本官右谏议大夫身份奉朝请。策试贤良方正时，孔文仲对答言辞切直，被擢升列入优等，王安石更加愤怒，罢免了孔文仲。人们替宋敏求担忧，唯独皇帝保全维护他，授任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邓润甫对皇帝说：“近来群臣大多崇尚告发揭露，这不是国家的美事，应当提拔任用敦厚之士，以改变浅薄的风俗。”于是加授宋敏求龙图阁直学士，命他修撰《两朝正史》，掌管均国公的笺奏。元丰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特赠礼部侍郎。

译宋敏求家中收藏三万卷书，大都能粗略诵读学习，熟悉朝廷典章旧事，士大夫遇有疑难争议，必定到他那里求正。他补写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所著书很多，学者大多向他咨询。他曾提出建议：“河北、陕西、河东的举子，性情朴实厚重，但辞藻不工，因此考中进士的人少。请命各路转运使选取推荐品行、才艺和武略兼备的人，特意授予官职，使各种人才都能参用，也让士人有可以进身的道路。另外州郡虽有学校却没有学官，所以士人轻易离开乡里去求师，请设置学官。”后来这些建议颇多得到实行。他的族弟是宋昌言。宋昌言字仲谟，因恩荫任泽州司理参军。州中有一宗杀人案，宋昌言怀疑其中有冤情，坚持请求追查捕捉，果然抓到了真正的凶犯。逐渐升任河阴发运判官。他从济源赴任时，看见道路上有许多被遗弃的尸体，样子像被剖割剥削过，私下感叹郡县治理不善。到河阴后，捕获六名凶恶盗贼，他们杀人并贩卖尸体，这样作案已有十多年；查抄他们的家族后，还抓到七名尚未被杀的受害者。县吏与市井少年共同组成盗窃团伙，宋昌言追根究底查清他们的巢穴，对这些人都依法从重处理，并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升任都水监丞。熙宁初年，黄河在枣强决口后向北流。宋昌言建议在二股河河口西岸的新滩上修筑土堤，阻挡水势，使河水向东流。等水势稍深后，再截断北流，放水从葫卢河下游流出，以消除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的水患。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提举河渠王亚认为无法成功，不如修筑旧堤。朝廷派翰林学士司马光前往查看，认为宋昌言的策略正确。不到两个月，决口就堵塞了。司马光上奏说，功劳独在宋昌言一人；如果和同僚平均受赏，恐怕不足以劝勉。诏令按提点刑狱的资序议定，升任开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监。汴水上涨，宋昌言请求堵塞訾家口。不久汴水断流，都水监丞侯叔献倡议把罪过归给宋昌言，宋昌言害怕，请求出任陕州知州。历任濮州、冀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召回任判都水监，前往守护河堤。灵平埽修成，转任少府监。去世后，追赠绢二百匹。李若谷，字子渊，是徐州丰县人。他年少丧父，游学在外，依靠姻亲赵况居住在洛阳，于是把父母安葬在缑氏。考中进士，补任长社县尉。州里修缮军营，征令百姓交纳木材，发文让县尉接收，但官吏以木材不合规格为由，多次退回斥责，想借此刁难交纳者，趁机索取贿赂。李若谷估量财力，把木材按长短、大小分别规定标准，放置在庭院中，让百姓自己交纳。改任大理寺丞、宜兴县知县。官府收购湖洑茶，每年按户征收一定数量，通常总是向贫苦下户征足。李若谷开始设置簿籍，以备勾稽检查。过去劣质茶叶都没收入官，李若谷让官府把茶退还百姓，允许他们转卖，用所得补足定额。任连州知州。真宗将要朝拜太清宫，选任李若谷为亳州通判。屡次升任度支员外郎、权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适逢黄河在白马决口，调取草料和木桩等治河物资，同僚卢士伦迎合三司的意思，催促限期办理，扰乱州县，而李若谷对此放宽期限。卢士伦不高兴，便在朝廷诬陷他，李若谷调任陕州知州。盗贼聚集在青灰山，长期不散，李若谷派牙吏拿着榜文招抚晓谕，盗贼杀死自己的同党后归降。改任梓州知州。天圣初年，任三司户部勾院判官。出使契丹，入朝辞行时，没有等候太后垂帘召见，便匆忙到长春殿奏事，因此被罢免，任荆南知州。士族元甲仗恃恩荫，屡次犯法，李若谷杖责他，说：“我这是代替你的父兄来教训你。”王蒙正任驻泊都监，依仗太后的姻亲关系横行放肆，李若谷依法惩治他。监司偏袒王蒙正，上奏把李若谷调到潭州。洞庭湖盗贼多次拦截商人的船只杀人，总是把尸体投入水中。曾经捕获一些盗贼，因为尸体没有证据可验，每每免除死罪，发配到其他州。后来他们逃回，又重新结伙抢劫，李若谷把他们擒获押来，在市中处以磔刑。从此盗患逐渐平息。屡次升任太常少卿、集贤殿修撰、滑州知州。黄河冲毁韩村堤，他连夜赶去，督促士兵修筑大型埽工，到天亮时堤坝已经修好。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延州知州。延州有东西两座城，中间隔着河，秋夏水涨，河岸总是崩塌，徭役费用无法计算。李若谷于是制作石板作为护岸，用巨木夹压固定，后来即使暴水冲击，也不再毁坏。官仓依山修建，储粮很少，李若谷让人制作露囤，每囤可以储存二万斛粮食，其他郡也多仿效。升任给事中、寿州知州。豪强大族多分占芍陂，芍陂都是良田；夏季雨水泛滥损坏田地，他们便常常私自决堤放水。李若谷查出冒占田地的人，把他们驱逐出去；每次发生决堤，就调集芍陂附近的豪强去堵塞堤坝，私自决堤的现象才停止。加授集贤院学士，任江宁府知府。贵族官员运送棺柩经过辖境时，其中贫寒瘦弱、十分困苦的人，李若谷就留下来供养照看，等到春天气候温暖才放他们离去。路上向人乞讨的百姓，就分别安置到各个僧寺，帮助供给舂米和烧火做饭的费用。回朝后，任勾当三班院，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南府知府。贵人多葬在洛阳，敕使常常提出各种索取，造成烦扰；李若谷上奏请求让鸿胪寺预先约定所需调发的物资，通知府中提前筹办。改任枢密直学士、并州知州。百姓贫穷而不能婚嫁的，李若谷拿出私钱帮助他们成婚。赘婿、无赖抛弃妻子离去的，就为他们设定期限；期限内不回来，便允许妻子改嫁。并州降人很多，喜欢盗窃，李若谷登记多次犯罪的人，每三人为一保，其中一人犯罪，三人一同治罪；悔改的人就从名册上除名。升任尚书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授任参知政事。他提出建议说：“风俗日益恶劣，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带头造成并使它变化。君子和小人各有自己的类别，如今却一概视为朋党，恐怕正直的人就无法自立了。”皇帝醒悟，于是下诏告谕内外。李若谷因耳病多次上章请求辞职，被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提举会灵观事。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太子太傅，谥号康靖。李若谷性情端庄稳重，在政府任职时，议论政事常常倾向于宽厚。他治理百姓多有智谋，和乐仁慈，百姓在他离任后，大多思念他。年轻时和韩亿是朋友，后来两人都显贵，婚姻往来一直没有断绝。他的儿子是李淑。李淑字献臣，十二岁时，真宗到亳州，他在皇帝行在献上文章。真宗认为他非同寻常，命他作诗，赐予童子出身。考试为秘书省校书郎，寇准推荐他，授任校书郎、馆阁校勘。乾兴初年，升任大理评事。修撰《真宗实录》，任检讨官。书成后，改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任国史院编修官。召试后，赐进士及第，改任秘书郎，升为太常丞、直集贤院、同判太常寺，擢任史馆修撰，再升尚书礼部员外郎，上奏当时政事十条。改任知制诰、勾当三班院，任翰林学士，升吏部员外郎。适逢父亲李若谷任参知政事，李淑改任侍读学士，加授端明殿学士。李若谷被罢职后，李淑升任本曹郎中，掌管豫王府的章奏。

译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许州知州。年成饥荒，李淑把百姓所食用的五种粮食取来上报，皇帝很悲悯，于是免除了这些粮食的赋税。代理开封府知府，又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言官指责他在开封任职时对下属吏人多有轻慢亲狎的行为，于是改任给事中、郑州知州。调任河阳，转任尚书礼部侍郎，又恢复翰林学士。罢免端明殿学士，任判流内铨，后来又加授端明殿学士。起初，李淑任郑州知州时，写了《周陵诗》。国子博士陈求古因为私下的嫌隙，控告他的诗是在讥讽朝廷，李淑被授为龙图阁学士，出任应天府知府。他多次上表申辩，朝廷没有答复，于是请求侍养老父。第二年，又恢复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两职，任判太常寺。因父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起复，再任翰林学士。谏官包拯、吴奎等说李淑性情奸邪，又曾请求侍养老父却没有顾及母亲，于是罢免翰林学士，以端明殿、龙图阁学士身份奉朝请。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端明殿、侍读两学士。升任户部侍郎，又任翰林学士，但御史中丞张升等再次上奏弹劾他，他没有接受任命，改授兼龙图阁学士。因此御史台官员郁郁不得志，李淑出任河中府知府，突然因风眩病去世。追赠尚书右丞。李淑机警聪慧超过常人，广泛学习各种书籍，详细熟练地掌握朝廷典章旧事，凡是制度沿革，皇帝大多向他咨询。起草诰命，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其他文章多截取古语，务求写得奇特险峻，当时人并不赞许。起初，宋郊有学问和品行，李淑担心他先被任用，便暗中进言说：“‘宋’是国姓；而‘郊’有交接之意，不是吉祥的应兆。”又有一次，宋祁撰写《张贵妃制》，按照旧例，妃子应当册封授命，宋祁怀疑递进告身不合适，便根据李淑熟悉典章旧事这一点去询问他。李淑心里知道宋祁错了，却对宋祁说：“你只管递上去，为什么疑虑呢？”宋祁于是获罪离职。李淑倾险反复、阴险刻薄，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曾修撰《国朝会要》《三朝训鉴图》《阁门仪制》《康定行军赏罚格》，又献上《系训》三篇，所著别集有一百多卷。他的儿子是李寿朋、李复圭。李寿朋字延老。庆历初年，和弟弟李复圭一同在学士院考试，赐进士出身，任判吏部南曹。出使巡视各陵，奏言：“昭宪皇后生育两位圣主，是国家的文德之母，却独自与太祖合葬安陵，没有及时祭祀，请求更改礼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群牧判官，处理案件果断敏捷。皇城士卒巡逻，发现他放纵游玩没有节制，于是出任汝州知州。他把职田的收入全部退还给前任知州杨畋；杨畋死后，又替他料理家事。因饥荒之年修建州官署劳烦百姓，被降任荆门军。历任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凤翔府知府、沧州知州。沧州发生地震，城郭、府库和粮仓都毁坏了。李寿朋用席子搭屋，督促官吏采集材料修缮，不到几个月便恢复原状。他清查荒芜田地三万顷，放开让百姓耕种，并挑选其中强壮的人训练为兵。黄河水正向北涌流，他随即堵塞，于是河道变窄；李寿朋估计河水必定向东决溃，便告知居民迁移躲避，后来三个县、四个镇果然被水淹没。司马光出使时，推荐李寿朋的才能，加授直史馆。入朝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升任户部副使、盐铁副使。他性情疏放俊逸，任侠好义，任奉祠官供职西太一宫时，饮酒吃肉如同平常，突然得病去世。诏令派中使抚恤他的家属，赐白金三百两。复圭，字审言。任澶州通判。契丹使者经过澶州时，当地百姓服役于驿站，往往疲困不堪。豪族杜氏十八家，谎称自己是唐代宰相杜如晦的后代，每次都贿赂官吏以免服役，复圭便按户籍征发他们服役。后来任滑州知州。士兵和工匠互相争斗，有人挥动手中的铁椎，在厅堂杀死争斗者，复圭立即将他斩首。调任相州知州。自太宗时期起，朝廷把投降的夏人编成五个指挥，号称“厅子马”，其子弟世代承袭此业，近百年没有服其他劳役。复圭把不符合标准的人斥退，选拔善于骑射的士卒补充进去。任度支判官、泾州知州。当时两税收入经过三司移文折算，负担已经很重，转运使又再次折算加重，复圭上奏请求免除，百姓为他立生祠。历任湖北、两浙、淮南、河东、陕西、成都六路转运使。两浙百姓因为供给衙前役，多数倾家荡产，复圭全部停止这种差役，让他们回乡务农，并命令出钱帮助长名人承募，百姓认为很便利。沿海百姓依靠蛤沙地生活，豪强之家从官府取得计量征税后便据为己有，复圭上奏免除这些土地的税，并分给百姓。熙宁初年，升任直龙图阁、庆州知州。西夏人在他的辖境内修筑堡垒，却没有侵犯汉人土地。复圭贪图边功，派大将李信率领三千士兵，交给李信阵图，让他从荔原堡夜间出兵袭击，失败后返回，复圭杀死李信来替自己解脱罪责。后来又想洗刷先前的耻辱，派另一名将领攻破西夏的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七天后，元昊率全国入侵。御史谢景温弹劾复圭擅自发动战争，导致士卒死伤、边民流离，于是复圭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一年多后，任光化军知军。张商英说：“西夏人谋划侵犯边塞已经很久了，正好与攻破金汤等地同时发生，并不是复圭挑起事端。”于是召回复圭，任判吏部流内铨，先后任曹州、蔡州、沧州知州，复任盐铁副使；又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荆南知府，去世。复圭处理事务敏捷果断，被称为能干的官吏；他同人交往，不因利害关系而回避。然而他轻率急躁，没有威严厚重的气度，喜欢用言语侵侮别人，只有王安石赏识他，所以被罢免后很快又被起用。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任太宗藩邸的给事，官至西京作坊副使。王博文十六岁时，擅长撰写文章，在开封府参加进士考试，把一百首回文诗作为公卷，人们称他为“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亲自考试进士，因为他年少而让他罢试回家。后来王谏在庐州任官时去世，庐州知州刘蒙叟替他申说，朝廷召他到舍人院考试，授安丰主簿，历任南丰县尉，以能干闻名。调任南剑州军事推官，改任大理寺丞，监管荆南榷货务，升任殿中丞。陈尧咨推荐他，召试于中书，赐进士出身，提拔为濠州知州，历任真州知州。真宗巡幸亳州时，他代理江、淮制置司事务。改任监察御史、梓州路转运使。因病请求出任海州知州，调任密州知州。密州临海有盐场，遇到饥荒，百姓多盗卖盐，官吏抓到便判处死刑。王博文请求放宽盐禁，等年成丰收后再恢复，朝廷采纳了。授任殿中侍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天禧年间，朱能、王先在长安伪造《乾祐天书》。事情败露后，朱能已经失败而死，王先和他的同党也被捕获，皇帝下诏让王博文乘驿马前往审查弹劾。王博文只惩治首恶，使七名胁从者得到减轻论罪。回朝后任开封府判官，因母亲去世守丧。

译起初，王博文幼年丧父，他的母亲张氏改嫁韩氏。等王博文在朝廷任职后，他认为儿子没有断绝母子关系的礼法，请求朝廷以恩典给母亲加封。母亲去世后，他又说古代为父亲继承宗族的人，不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是因为这样会废止宗庙祭祀；如今服丧者都参加祭祀，并不妨碍按礼服丧。于是请求辞官服丧，但议论者认为服丧期间仍祭祀是不合礼制的。服丧期满后，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河北转运使，升任侍御史、陕西转运使。羌人撒逋渴率领数千帐族部叛乱，后来又侵犯原州柳泉镇、环州鹁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死。王博文弹劾内侍都知周文质、押班王怀信，认为他们担任泾原、环庆两路钤辖，带着重兵驻扎在大拔寨，却轻视敌寇、拖延不进，耗费边境军费，请求用曹玮、田敏替代他们。不久周文质、王怀信因犯法获罪，于是任命曹玮为永兴军知军，统辖边境事务。恰逢曹玮生病不能赴任，又任用田敏为泾原路总管，敌寇于是被平定。升任尚书兵部员外郎，任三司户部副使，再升户部郎中、龙图阁待制、判吏部流内铨，代理发遣三司使事务。与监察御史崔暨、内侍罗崇勋一同审理真定府曹汭案件。回朝后，代理开封府知府，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秦州知州。被走马承受贾德昌诋毁，调任凤翔府，后来又调任永兴军。第二年，贾德昌因贪赃败露，王博文改任枢密直学士，再任秦州知州。起初，沿边逃亡的军民一定被熟户收留放牧，有时也用他们遗失给远方羌人的羊马交换回来，所以每年常有数百人失踪。若擒获生羌，便用锦袍、银带、茶叶和绢帛赏赐。间或有人自行归来，却在途中被西夏人捕获，也无法辨明情况，按法律都要斩首。王博文于是派熟悉边境事务的人，秘密带着书信前去招抚，到了那里就全部赦免他们的罪，因此每年减少被判死刑的人很多。朝廷把这项办法下达给邻近各路。王博文又说，河西回鹘人多因互市而寄居在秦州、陇州之间，请把他们全部遣送出境，并告诫守臣严加侦察。再升任右谏议大夫，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复任开封府知府。京城豪强权贵的住宅侵占通行大道，王博文制作木制标志，按户籍查核，命左右判官分头拆除，一个多月便完成。出任大名府知府，升任给事中。召回代理三司使，随后兼任同知枢密院事，一个多月后去世。皇帝亲临祭奠，追赠尚书吏部侍郎。王博文靠处理吏务得到升迁，多次承担繁重复杂的职务，治理政务注重公平宽恕，常对几个儿子说：“我一生判决罪犯，凡判处流刑的，从未不暗中选择水土良好的地方安置他们，你们要记住这件事。”然而审理曹汭案件时，议论者大多认为王博文迎合太后的旨意，放任罗崇勋罗织曹汭的罪名。儿子名叫畴。畴，字景彝，凭父亲的恩荫补任将作监主簿。考中进士，屡次升迁为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宋祁提举各司库务，推荐畴主管事务。当时有宦官一同担任提举，畴向中书辞说：“翰林学士是前辈，我恐怕不能侍奉他。可是作为朝廷士大夫却受宦官指使，实在是我的耻辱。” 由于贾昌朝推荐，改任编修《唐书》。仁宗到近郊打猎，畴列举十件事进谏。皇祐年间，皇帝亲笔下诏禁止贵戚和近臣私下拜访，畴献上《圣政惟公颂》。召试后，任直秘阁，出任开封府推官。宦官李允良诉说他的叔父死亡，怀疑是仇家下毒，请求开棺验尸，众人都想答应，只有畴不同意。他说：“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就是无缘无故地暴露尸体，而且怎么知道不是李允良自己有奸情？”彻底审查后，果然发现他同叔父家有怨仇。历任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代理判吏部流内铨，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代理御史中丞。当时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谏官、御史唐介等上奏弹劾，认为陈升之不应受到重用。朝廷坚持不执行，唐介等争论数月不止，于是朝廷将双方一并罢免。但议论者认为唐介等被众人浮泛的议论误导。畴上疏说：“浮华、阴险、浅薄之徒往来于谏官、御史家中，专门挑剔搜集别人的罪过，渐渐形成风气，请下诏告诫勉励。”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给事中。英宗即位后，身染疾病，皇太后垂帘听政。后来皇帝病情平复，仍没有到正殿处理政务，畴上疏请求皇帝上朝听政。永昭陵重新覆土完毕后，在集英殿祭祀仁宗的虞主，由宗正卿代理祭祀。畴上奏说：“儿子安葬父母，是送葬者的形体前往墓地，迎接神灵返回，所以举行虞祭是为了安定神灵。地位尊贵的人礼制隆重，礼制隆重的人祭祀次数多，因此天子的虞祭多至九次。如今修建山陵，继承皇位的君主不能亲自前往，那么在路上的五次虞祭，按理可以命宗正卿代理。神主既然已经到达，四次虞祭，即使圣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也应当勉强亲自举行。何况陛下过去在藩邸时，以好古知礼、仁孝聪明闻名于天下，这正是先帝把天下托付给您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始终保持美德，以成全美好的名声。” 皇帝已经在前殿、后殿视朝，但对于亲自听取政事仍然谦抑自持。畴又上疏说：“宗庙和社稷护佑陛下，您的起居安宁平顺，按时临朝，已经过了半年多，却还没有听说您开始裁决政务，圣德之音受到阻塞，民情感到缺憾。伏望您思念太祖、太宗艰难取得天下的劳苦，真宗、仁宗忧勤守成、保持太平的功业，勉力亲自裁决国家大政，以慰藉母后的慈爱。不要因为疑虑而过分谦抑，使盛德自行暗淡而不能发扬。” 不久，畴又上疏说：董仲舒曾对武帝谈论天人关系，说：“事情只在于勉力而行罢了。勉力学习，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达；勉力实行正道，道德每天增长，便能建立很大的功业。”陛下从宗室藩邸中起身，即将光大地承受天命；然而祖宗基业重大，天人关注和享受祭祀之时，您用心治理自身、端正家庭、保全国家，更应在于勉力奋行。陛下过去身处宗藩，已经能够修养德行、喜爱学习，言语行动从未逾越礼法，这是天性具有圣贤资质的表现。自从病情平复至今已经半年，而您临朝时高拱着手，什么也不表示可否。群臣每天来禀报军国政务的越来越多，请求君主亲自裁决的也越来越多，然而圣心仍然迟疑不决，不作是非判断，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因为刚刚继承大统，担心还没有完全了解朝廷事务，所以谦抑而未能从容处理吗？或者是圣体还没有安康，不愿亲自劳神吗？还是有所畏惧顾忌而不肯说出呢？如果是因为谦抑而不能从容处理，那么国家各种事务每天荒废、每月耽搁，势必走向祸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圣体尚未安康，那么天下的名医良工每天都可以召到面前；可是既不试用方技，也不进用药石，只让疾病留在身体里，坐等岁月过去，这不是求得痊愈的办法。” 如果确实有所畏惧顾忌而不肯说出，那又是过分考虑了。

译如今朝廷内外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疑虑畏惧的，臣曾经为陛下极力说明过。陛下为什么不敞开心胸、推诚相待，广泛打开明察之心来照察天下，对外同执政大臣讲求治理国家的原则，对内向母后请教自己还没有做到的地方？延请礼遇贤能俊才，询问访问忠直之士，扩大自己没有见过、听过的见闻。如果陛下早晨这样做，众人的心晚上就会安定。何况陛下过去住在藩邸，早晚在身边的只有一两位讲学老师和左右供使唤的人。修身守道、德业日益更新，而知道这些的人很少，这就是做善事多而得到名声常常很少；然而最终仍能成就德行、行为受人尊敬、美名远播，这正是先帝把天下托付给您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亿兆百姓之上，一言一行天下都知道，史册也会记载，比起过去，这是行善容易显露、美名容易成就的时候。然而至今还没有听到这些美名，是因为您不去做，并不是不能做。有始有终，是圣贤所能做到的事情，全在于陛下勉力而行。” 畴又上疏请求皇帝出巡，以安定人心。当时大臣也有这样的请求，皇帝于是出宫祈雨，京城百姓仰望欢呼。几天后，皇太后归还政权，畴又上疏说：“请下诏让二府大臣讲求尊崇母后的礼制。如果朝廷恭敬奉行母后的体制、每年四时和朔望的礼仪、车服侍卫的等级威仪、百官恭敬准备的制度，以及将来尊称的美号、外戚得到延赏的恩典，凡是可以表达奉养亲人的心意的事项，都应当优厚、特殊而隆重，以彰显母后的功业，那么孝德就能昭示天下了。” 当时诏令近臣商议仁宗配享祭祀的问题。按照旧例，冬至、夏至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举行雩祭、孟冬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举行大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享。学士王珪等和礼官上奏议论，认为季秋大飨应当以仁宗配享，这是尊奉严父的道理。知制诰钱公辅独自认为仁宗不应配享。畴认为，王珪等人的意见会使真宗不能配享，钱公辅的意见则会使宣祖、真宗、仁宗三位都不能配享，按礼意来说都不妥当。于是献上意见说：“请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奉仁宗配享明堂祭祀，以符合《大易》配考的说法和《孝经》尊奉严父的礼制。把真宗改迁配享孟夏雩祭，以仿效唐代贞观、显庆年间的旧例。太宗仍旧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和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其余依照本朝旧例。这样，历代圣祖都能共同配享，对着昊天上帝祭祀，深厚的恩泽流传光大，给万代留下福祉。如果一定采用钱公辅的意见，就会使四位圣祖陷于失礼，使陛下被引导成为不孝，违背经典、违逆古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此钱公辅对畴不满，但朝廷认为畴议论政事有补益，皇帝和执政大臣都器重并另眼看待他。升任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同提举诸司库务。几个月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于是钱公辅说畴声望浅薄、资历短，在御史台任职时尸位素餐，不可重用，又极力推荐一些近臣担任辅弼。钱公辅因此获罪被贬。畴任职五十五天后去世。皇帝非常悲痛惋惜，亲临哭奠，赐白金三千两，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简。畴是名臣王博文的儿子，性情耿介独特，严守操行，喜欢谈论朝廷政事。他注重整饰仪容服饰，坐立时庄重挺拔，说话一定讲究文辞，从不轻慢戏谑；处理政务审慎周密，文章辞藻严整华美。他参与执政的时间不长，最终在任上去世，所享寿命也同他的父亲相近。王鬷，字总之，赵州临城人。七岁丧父，悲伤憔悴超过常人。长大后，仪表相貌奇伟。考中进士，授任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满回朝，真宗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特意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祁县知县，又任湖州通判。再次升任太常博士、梓州路提点刑狱，代理三司户部判官。出使契丹回来后，任都磨勘司判官。以尚书度支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说：“正调集军队堵塞决口的河流，而附近州郡又遭灾歉，百姓力量已经疲敝，请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改任三司户部副使。枢密使曹利用获罪，王鬷因与曹利用同乡且受到他的厚待，出任湖州知州，调任苏州知州。回朝后任三司盐铁副使。当时龙图阁待制马季良正掌权，他建议说京城商人常常用低价囤积茶盐交引，请官府设置机构收购。马季良依仗章献太后的姻亲关系，众人没有敢违背他的意见，只有王鬷不同意，说：“同百姓争利，难道符合国家体统吗！”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判大理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任淮南安抚使，代理判吏部流内铨，屡次升任刑部官职。益州路、利州路发生旱灾和饥荒，王鬷任安抚使，以左司郎中、枢密直学士身份任益州知州。戍卒中有人夜间焚烧营房、杀死马匹、胁迫军校作乱，王鬷暗中派兵包围军营，下令说：“没有参与作乱的，收拢双手走出营门，不予追究。”于是众人都出来了，他命军校指认作乱者，抓到十多人，立即将他们杀死。到天亮时，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他处理政务有大体，不作苛细侦察，蜀地百姓爱戴他。任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祐五年，任参知政事。第二年，升任尚书工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天圣年间，王鬷曾出使河北，经过真定，见到曹玮，对他说：“您将来一定会掌握大权，希望留意边防。”王鬷问：“您有什么教导？”曹玮说：“我听说赵德明曾派人用马匹换取汉人的货物，因为对方不满意，想杀掉那个人。他的小儿子元昊当时才十多岁，劝说道：‘我们是戎人，本来就以鞍马为业，却拿它资助邻国，交换不急需的东西，已经不是良策；又因此杀人，会失去众人的心。’赵德明听从了。我曾派人窥察元昊，他相貌异常，将来一定会成为边患。”王鬷当时很不以为然。等到他第二次进入枢密院，元昊反叛，皇帝多次询问边境事务，王鬷不能回答。后来西征失利，朝廷商议刺配乡兵，也久久不能决定。皇帝震怒，王鬷与陈执中、张观同日被罢免，王鬷出任河南府知府，这才感叹曹玮见识明达。不久，突然得病去世。追赠户部尚书，谥号忠穆。王鬷年轻时寄居在礼部尚书王化基门下，枢密副使宋湜见到他后，把女儿嫁给他。宋氏的亲族有人轻视怠慢王鬷，王化基说：“三十年以后，王鬷一定富贵。”后来果然如他所说。

译史官评论说：吴育刚强坚毅、不屈不挠，但在施政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是他的才能赶不上志向吗？宋绶博学广识、明达敏捷，若谷致力于宽厚，王博文熟悉吏务，他们在仁宗时期先后参与执政，只能做到恭敬谨慎、少犯过失，保住俸禄和职位，并延及后代。敏求、淑都熟悉通达典章旧故，又以文采相辅，但淑因倾险而败坏德行；看看畴耿介特立、屡次提出忠诚谋略，他们之间贤与不肖的差距就很远了。王鬷没有留意曹玮的话，最终因不明白边境事务而被罢黜，确实应该如此啊！列传第五十一 ○李谘、程戡、夏侯峤、盛度、丁度、张观、郑戬、明镐、王尧臣、孙抃、田况 李谘，字仲询，是唐朝赵国公李峘的后代。李峘被贬后死在袁州，于是全家迁居新喻，李谘便成为新喻人。李谘幼年就有极为深厚的孝性，父亲文捷休弃他的母亲后，李谘日夜号哭，饮食都不肯入口，父亲怜悯他，便把母亲接了回来，因此李谘以孝闻名。考中进士，真宗对左右说：“这个人能够使父母安宁。”于是擢升为进士第三名，授大理评事、舒州通判，召入中书省考试，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他历任三司、开封府判官，再升为左正言，出任淮南转运副使。真宗巡幸亳州时，因他劳绩显著，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适逢江南发生饥荒，调任江东转运副使，兼任度支判官。擢升为知制诰，寇准多次修改李谘拟定的制书辞文，李谘对此不高兴，便以父亲留在乡里为由请求出任外官，于是出任荆南知州。适逢翰林学士职位空缺，宰相拟议由其他官员担任，真宗说：“不如李谘。”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仁宗即位后，破格升任本曹郎中、权知开封府；几个月后，又代理三司使，授右谏议大夫。他曾在两宫太后面前上奏说：“天下的赋税徭役都有定额，如今西北已经息兵将近二十年，但边境军粮供应仍和过去一样。戍守士兵虽然还不能裁减，但那些末节性的劳作和不属于根本事务的浮费，应该全部裁减，以使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仁宗随即下诏，命李谘与御史中丞刘筠等共同议定裁减冗费，以景德年间与天禧年间相比较，核算所减费用，超过原数的三分之一。当时陕西边境一带多次报告军粮供应不足，度支所属的都内钱也不足以支付每月俸禄，章献太后为此忧虑，命吕夷简、鲁宗道、张士逊和李谘等筹划处理此事。李谘说：“按照旧法，商人把粮食运入边郡，官府以茶叶、犀角象牙和钱币折算，分别按虚估、实估和中估三种价格计算；商人交出十四文钱，便可以取得三司价值一百文的钱。”李谘请求改变法令，规定商人必须用实价钱缴纳粮食，官府也按实价钱出售茶叶，茶、犀象和钱币三者之间不得互相抬高或压低价格。新法实行后，商人果然失去丰厚利润，怨言和诽谤纷纷而起。李谘因疾病多次请求出任州郡，改任枢密直学士、洪州知州。行任几个月后，御史台审讯官吏王举、句献私自向商人征取慈州矾，并在核算茶法时没有扣除虚列的费用，却妄称增加课税一百万缗，企图求取恩赏。李谘因对这些情况没有察觉而获罪，被夺去职务。过了很久，李谘升任给事中、杭州知州，又任枢密直学士、永兴军知军。那些依仗门荫而横行无赖的士大夫子弟，李谘全都杖责，境内于是肃然。他回朝后，主管三班院，又因举荐官吏获罪，降为左谏议大夫。代理三司使职务。这一年宫禁中发生火灾，仓促之间营造修建，各项应办事务都集中而来。升任尚书礼部侍郎，授枢密副使。几个月后，遭逢父丧，起复任职，升为户部侍郎，主管谏院事务。当时专卖茶法逐渐败坏，于是下诏命李谘、蔡齐等重新议定。李谘因为以前曾因变更法令获罪，坚决推辞，朝廷不许。于是又采用李谘所制定的变法，具体内容记载在《食货志》中。李谘去世后，追赠右仆射，谥号宪成。李谘性情明察善辨，全面熟悉世俗事务；处理繁杂仓促的事情时，常常像处于闲暇之中，属吏不敢欺骗他。他在枢密院任职时，专心致力于革除滥行的赏赐，压制侥幸求进之事，人们认为他称职。他没有儿子，便以同族子弟作为后嗣。程戡，字胜之，是许州阳翟人。年轻时努力求学，考中进士甲科，补任泾州观察推官，后来升任秘书丞、许州通判。曹利用被贬后，程戡因为是曹利用的女婿，降为蕲州通判。后来调任虔州，州中有人杀死母亲，夜间把尸体放在仇人的门前，企图诬陷仇人。案件已经定案，程戡却独自加以辨析，依法判定了真正的罪行。以尚书屯田员外郎身份任归州知州，召入任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宝元初年，忻州、代州发生地震，城郭、房屋都遭到毁坏，死伤人数很多，朝廷命程戡前往安抚，并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事务。改任起居舍人、知谏院，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三司户部副使。擢升为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不久，任渭州知州。陕西有保毅军，百姓苦于承担这种差役。程戡上奏说：“保毅军在乡兵之外，不刺面而登记在册，原本是用来辅助边防的。如今已经隶属于保捷兵，但保毅军的户籍仍然保留，州县便把他们作为劳役使用，往往使他们困顿疲惫，以至于有人家破产卖田；即使如此，仍然是几户人家出一名夫役，百姓不堪其苦。”于是下诏规定：私自役使保毅军的人，依照计佣律论罪。升任枢密直学士、成都府知府。因为过去曾经保举并担保贝州的张得一，张得一后来伏法被诛，程戡被夺职，出任凤翔府知府，不久又调任河中府。御史中丞张观为他申辩，于是恢复枢密直学士职务，任永兴军知军，调任瀛州，四次升迁后任给事中。契丹使者经过时，声称有病，请求戴着帽子来拜见；程戡派人对他说：“既然有病，可以不必相见；如果相见，就应当遵守礼仪。”使者理屈，只好戴好冠帽来拜见。当时有人说，甲午年蜀地将要发生变乱；孟知祥割据、李顺起兵成为盗贼，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仁宗亲自选定程戡再次担任益州知州，升任端明殿学士，并召见他，抚慰后送他赴任。到达彭州时，百姓妄传发生兵变，程戡将传言者捕获斩杀。以前守益州的人因为避嫌，大多不修治城墙和城楼，程戡却独自修完城墙、疏浚护城河来巩固防守，并不因这样做可能招致嫌疑而顾虑。朝廷召回程戡，授任参知政事。他上奏请求禁止蜀人以妖言诬陷百姓。因避宰相文彦博的亲属关系之嫌，改任尚书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他多次与宋庠争论，谏官、御史都对此加以评论，程戡也自行请求罢职。授任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不久又授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后，程戡以安武军节度使的身份留任，任满后又留任一届。起初，朝廷普遍施恩时，蕃官按照惯例不能依次升迁。到这时，因为程戡上奏，蕃官才都得以升迁。他又请求有战功且勇武有才能的蕃部首领，都可以召来朝见，选拔补授为蕃官。延州夹河而建，分为两城，城墙和女墙都很低小。敌人登上九州台，就能俯视城中。程戡调集兵士和民夫，大规模增高加固城防。横山的酋长豪强怨恨谅祚，想率领部属反叛，攻取灵州、夏州，前来请求出兵援助。程戡说：“豺狼虎豹如果不是彼此搏斗，就不容易夺取；毒疮如果不是自行溃烂，就不容易攻破。谅祚长久以来悖逆傲慢，应该趁这个机会答应他们，这就是所谓以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原的利益。”适逢英宗身体不适，大臣们害怕再惹出事端，朝廷没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