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三

译延州各营寨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升任户部郎中兼延州知州。此前，诏令把边兵分级统领：总管统领一万人，钤辖统领五千人，都监统领三千人。敌寇到来抵御时，官职低的人反而先出战。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贤能，而以官职高低决定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得到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由一人统领三千人，分别训练；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轮流出兵抵御敌寇。当时塞门、承平等营寨已经废弃，范仲淹采用种世衡的策略，修筑青涧城来扼守敌军要冲，大力兴办营田，并允许百姓互相贸易，以沟通有无。又因为百姓长途运输十分劳苦，请求建立鄜城军，把河中、同州、华州中下等户的税租就近运送到那里。春夏两季让士兵迁往产粮地就食，可以节省粮食采购费用的十分之三，其他节省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诏令将其设置为康定军。第二年正月，诏令各路军队入境讨伐。范仲淹说：“正月边塞以外极其寒冷，我军暴露在外，不如等到春天深入敌境；那时敌人的马匹瘦弱、士卒饥饿，形势容易控制。何况边防逐渐修整，军队出动有了纪律，敌人虽然猖獗，其气势其实已经受到震慑。鄜州、延州靠近灵州、夏州，是西羌必经的地方。只须按兵不动，观察敌人的漏洞，允许臣稍稍用恩惠和信义招抚他们。否则双方情意断绝，臣恐怕停止战争将遥遥无期。如果臣的策略不见效，就应当出兵先夺取绥州、宥州，占据要害，屯兵营田，作长期坚持的打算；这样一来，茶山、横山的百姓必定会携带全族来归附。拓展疆土、抵御敌寇，这是上策。”仁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范仲淹又请求修复承平、永平等营寨，逐渐招还流亡百姓，设置堡障，打通侦察道路，修筑十二座营寨。于是羌人和汉人百姓接踵归来恢复产业。过了很久，元昊送还被俘的将领高延德，并借此同范仲淹约定议和，范仲淹写信告诫晓谕他。适逢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元昊回信言辞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把信烧掉。大臣们认为不应擅自互通书信，也不应擅自烧毁书信，宋庠请求斩杀范仲淹，仁宗没有听从。范仲淹降为本曹员外郎、耀州知州，调任庆州，升为左司郎中，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起初，元昊反叛，暗中诱使属羌作为援助；环庆的六百多个羌族首领也约定充当向导，事情不久就败露。范仲淹认为他们反复无常，到任后立即上奏请求巡行边境，拿诏书犒赏各羌，检阅他们的人马，并为他们制定条约：“如果仇怨已经和解断绝，仍擅自私下报复，或伤害人，罚羊一百只、马两匹；已经杀人的，处斩。因债务发生争讼，听任向官府告发处理；如果擅自劫持捆绑平民，罚羊五十只、马一匹。敌人的马匹进入境内，追赶集合时不来而跟随本族行动，每户罚羊两只，并拘押其首领。敌人大举入侵时，老幼应进入本营寨避难，官府负责供给食物；如果不进入营寨，本家罚羊两只；全族都不来，拘押其首领。”各羌族都接受命令，从此才开始为汉人所用。朝廷改授他为邠州观察使，范仲淹上表说：“观察使的班次在待制之下。臣守边多年，羌人很亲近爱戴臣，称臣为‘龙图老子’。如今退居其下而同王兴、朱观为伍，只怕会被敌人轻视。”于是辞让不接受任命。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位于后桥川口，深入敌腹。范仲淹想在那里筑城，估计敌人必定争夺，便秘密派儿子范纯祐和蕃将赵明先占据该地，自己率兵随后跟进。各将领不知道要去哪里，走到柔远才开始发布命令；筑城材料和工具都已备齐，十天之内城便建成，这就是大顺城。敌人察觉后，派三万骑兵来战；范仲淹假装败退，并告诫不要追赶，后来果然发现敌人设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豹寨、金汤寨都不敢来侵犯，环庆一带从此遭受的寇患大为减少。明珠、灭臧拥有数万精锐兵力，范仲淹听说泾原准备出兵袭击讨伐他们，便上言说：“这两个部族道路险峻，不可攻打，从前高继嵩已经因此损失了军队。他们平时尚且怀有反复之心，如今讨伐他们，他们必定同敌人里应外合：向南进入原州，向西骚扰镇戎，向东侵犯环州，边境祸患就不会停止。如果向北夺取细腰、胡芦众泉，设置堡障，以截断敌人的道路，那么两个部族自然安定，环州、镇戎之间的道路也能畅通，可以无忧了。”后来，朝廷果然修筑了细腰、胡芦等营寨。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敌人大肆掳掠一直到潘原，关中震动恐慌，百姓多逃入山谷之中。范仲淹率领六千人，从邠州、泾州出兵救援，听说敌人已经出塞，便返回。起初，定川战事传来，仁宗看着地图对身边的人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救援，我就没有忧虑了。”奏报送到后，仁宗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是可以任用的。”升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认为军队出动没有功劳，辞让不敢接受任命，诏令不准许。当时已经任命文彦博经略泾原，仁宗因为泾原受到创伤，想把范仲淹调去辅佐，派王怀德去晓谕他。范仲淹谢绝说：“泾原地位重要，只恐怕臣不足以担当这一路。请让我同韩琦共同经略泾原，一起驻守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臣兼管环庆。泾原有警报，臣就同韩琦联合秦凤、环庆的军队，形成掎角之势进军；如果秦凤、环庆有警，也可以率领泾原的军队前往救援。臣应当同韩琦训练军队、选拔将领，逐渐恢复横山，以截断敌人的臂膀，不出几年，就可以期待平定。希望诏令庞籍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秦州交给文彦博，庆州任用滕宗谅总管。孙沔也可以负责筹办集合军队。渭州有一名武臣就够了。”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重新设置陕西路安抚使、经略使、招讨使，分别由范仲淹、韩琦、庞籍统领。范仲淹和韩琦在泾州开府，文彦博改任秦州帅，滕宗谅任庆州帅，张亢任渭州帅。范仲淹任将领时，号令明确，爱护安抚士卒；各部羌人来归，他都推心置腹地接待而不猜疑，所以敌人也不敢随意侵犯他的辖境。元昊请求议和，朝廷召范仲淹任枢密副使。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能处理政事，谏官欧阳修等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请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大臣难道可以由谏官推荐而得到吗？”他坚决辞让不接受，愿意同韩琦出京巡行边境。朝廷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出发，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适逢王伦在淮南作乱，州县官员有不能守城的，朝廷想要按罪诛杀他们。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谈论武备，敌寇到来后却只责令守臣为国战死，这可以吗？”于是守令都没有被杀。仁宗正专心致志地谋求太平，多次询问当世政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的信任已经到了极点，但事情有先后次序，长期安定所形成的弊病，不是早晚之间就能革除的。”仁宗又赐给他亲笔诏书，并为他打开天章阁，召集两府大臣分条回答政事。范仲淹惶恐退下后，进呈十件事：

译第一，明确升降。两府官员不是有大功大善的不得升迁；内外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京城各部门不是通过选举授官的，必须任职满五年，才可以接受磨勘考核，这样才接近考核政绩的制度。第二，抑制侥幸。取消少卿、监以上官员在乾元节所受的恩泽；正郎以下官员以及监司、边任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以荫补子弟；大臣不得推荐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就不会冗滥。第三，精简贡举。请取消进士和诸科的糊名法，把考察履历行为没有缺失的人列名上报。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诸科录取兼通经义的人。赐进士及第以上的人，都由皇帝裁定。其余成绩优等者免于选注官职，次等者依次按本专业选授。进士的选取办法，这样就可以根据名声考察实际。第四，选择长官。委托中书、枢密院先选拔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藩知州；再委托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员以及各路监司推举知州、通判；由知州、通判推举知县、县令。限定每人的举荐人数，按照举主数量多的人由中书选择任命。刺史、县令就可以得到合适的人才。第五，均分公田。外任官员的廪给不均等，凭什么要求他们行善呢？请均衡他们的收入，只按等级发给，使他们有办法养活自己，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守节；对于违法的人也可以诛杀罢黜。第六，厚待农桑。每年预先下达文书给各路，命令官吏和百姓陈说农田利弊；堤坝、堰渠、池塘由州县选择官员负责治理。制定劝农考课的办法来发展农业、增加农利，减少漕运。江南的圩田、浙西的河塘，凡是毁坏废弃的都可以恢复兴修。第七，修整武备。约略采用府兵法，招募京畿附近的强壮者作为卫士，以辅助正规军。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训练作战，可以节省供给军队的费用。京畿有成法之后，各道都可以推行。第八，推广恩信。赦令有所施行时，主管官员拖延违背的，要依法从重处置；另行派使者巡察应当施行的事项，使各地不再废格皇上的恩典。第九，慎重命令。法度是用来显示信用的，施行不久就随即修订更改。请政事大臣共同商议哪些可以长久施行的法令，删去烦琐冗余，裁定为制敕颁行，这样命令就不会屡屡变更。第十，减少徭役。户口减少而供给费用却日益增多，应把户数少的县邑裁省为镇，把使院、州院合并为一处，职官和白直改由州兵供给；不应服役的人全部归农，百姓就没有重重困苦的忧患了。天子正信任倾向于范仲淹，把这些建议全部采用；凡是适宜写入法令的，都用诏书统一颁布下达，只有府兵法因众人认为不可行而停止。范仲淹又进言说：“周代制度中，三公分任六官的职务；汉代由三公分别统领六卿；唐代由宰相分别判理六曹。如今中书省，就是古代的天官冢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夏官司马。四个机构的职务分散在各有关部门，没有三公兼领的权重。而两府只负责升迁授官、依照资历等级、议定赏罚、检用条例罢了。上面没有三公论道的职责，下面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分，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制度。臣请求仿照前代，把三司、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司和马军步军司，分别委托辅臣兼任长官，主管其事务。凡官吏的升降、刑法的轻重，以及事情的利害，都由辅臣决定取舍；其中重大事项，由两府共同议定后上奏裁决。臣请求先负责兵权和财赋职务；如果没有补益，请先罢免降职臣。”章得象等人都说不可。过了很久，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主管农田，范仲淹主管刑法，但最终没有实行。起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被放逐了好几年，士大夫分别支持两人的是非，互相指称对方结成朋党。等到陕西用兵，天子因为范仲淹为士人所仰望，便提拔任用他。吕夷简被罢相后，范仲淹被召回，仁宗倚重他来治理国家，朝廷内外都期待他建立功业。范仲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裁减削除幸进滥授，考察核实官吏，日夜谋划振兴国家、实现太平。然而变更制度没有循序渐进，规划规模又过于宏大，议论者认为无法实行。等到按察使出巡后，举劾了很多官员，人心便不高兴。自从任子恩泽削薄、磨勘法令严密后，那些凭侥幸得利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逐渐流行，朋党之论也渐渐传到皇帝耳中。适逢边疆发生警报，他便和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出巡边境。于是任命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给黄金一百两，他把这些黄金全部分送给边地将领。麟州刚遭受大盗寇乱，进言的人大多请求放弃麟州，仲淹便修缮旧堡寨，招回流亡的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停止酒类专卖，把酿酒权交给百姓。又上奏请求免除府州的商税，河外地区于是安定下来。等到将要离任时，攻击他的人更加急切，仲淹也自行请求罢免政事，于是改任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兼知邠州。他在中书省所施行的政事，也逐渐被阻止废罢。他因病请求任邓州知州，升任给事中。后来调任荆南，邓州人拦住使者请求把他留下，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答应了。不久调任杭州，再升为户部侍郎，调任青州。适逢病势加重，请求改任颍州知州，还没到任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当初仲淹患病时，皇帝常派使者赐药并慰问；他去世后，皇帝悲叹哀悼了很久。又派使者到他家中问候，安葬以后，皇帝亲自题写墓碑，称为“褒贤之碑”。仲淹内心刚强，外表和顺，天性极其孝顺。他母亲在世时家境贫困，后来即使显贵，除非有宾客在场，也不吃两种以上的肉。妻子儿女的衣食，仅够自身供给。他却喜好施舍救济，在乡里设置义庄，用来供养族人。他广泛地爱护他人，乐于行善，士人中有许多人出自他的门下；即使是乡里的普通人，也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四方听说此事的人都为之叹息。他治理政事崇尚忠厚，所到之处都有恩德；邠、庆二州的百姓和所属的羌人，都为他画像，建立生祠来奉祀他。等到他去世，羌族首领数百人像死了父亲一样为他哭泣，斋戒三天才离去。他有四个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译纯祐字天成，性情聪慧颖悟，自得其乐，崇尚节操品行。刚十岁时，就能阅读各种书籍；写文章也颇有声誉。父亲仲淹任苏州知州时，首先创建郡学，聘请胡瑗担任教师。胡瑗制定的学规非常严密，学生有数百人，但大多不遵守教令，仲淹对此很忧虑。纯祐尚未成年，便主动请求进入学校，排列在学生的末位，完全遵行学规，学生们于是跟随他，再也不敢违犯。从此苏州学成为各郡的榜样。宝元年间，西夏叛乱，仲淹先后在关陕任职，都统率军队。纯祐与将士混处，深入考察、探察隐情，了解他们是否有才能。因此仲淹任用人才没有失误，并且多次立功。仲淹统帅环庆时，商议修筑马铺砦。马铺砦逼近夏境，西夏害怕它扼住自己的要冲，便侵扰阻挠工程。纯祐率兵迅速占据该地，夏军大举前来，他一边作战一边施工，几天便建成了，环庆一路因此倚仗它而安定。纯祐侍奉父母很孝顺，从未离开他们身边，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等到仲淹因谗言被罢职，纯祐不得已，凭父亲恩荫任守将作监主簿，又任司竹监；因为这些都不是自己的爱好，便辞职离去。他跟随仲淹到邓州，得病而昏乱失常，卧居许昌。富弼镇守淮西时，路过前去探望他，他仍能感慨地谈论忠义，并问富弼这次来是为公事还是私事，富弼说：“为公事。” 纯祐说：“既然是公事，那就可以。”他患病共十九年后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的儿子正臣，任守太常寺太祝。纯礼字彝叟，凭父亲仲淹的恩荫，任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令。永昭陵修建时，京西转运使把木材、石料、砖瓦和工匠分派给一路各州，唯独永安不接受命令。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给陵使韩琦，韩琦说：“范纯礼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他一定有自己的说法。”另一天，众人当面质问他，纯礼说：“陵寝都在本县境内，一年四季修缮治理没有空闲的日子，如今却还要和一百个县平均分摊赋役，哪里比得上把这些物资留在这里，让它们供陵寝平常使用呢？”韩琦认为他的回答是对的。纯礼回朝后，任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任遂州知州。泸南有边境事务，物资调度烦苛困难，纯礼始终镇静处理，辨明哪些物资可以由官府筹备，不向百姓征取。百姓在房屋旁为他画像，把他像神一样供奉，称为“范公庵”。草场发生火灾，民情疑惧恐慌，守吏战战兢兢地等待治罪。纯礼说：“草湿也会自行起火，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让他们暗中赔偿损失。仓库小吏盗窃丝绸，许多人因此获罪，甚至判处死刑，纯礼说：“只因为散乱的丝线就杀人，我于心不忍。”便听任他们的家属赶快购买丝绸来赎罪，并命令释放那些受到牵连的人。后来授任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初年，入朝任吏部郎中，升为左司。又升为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光禄卿身份被召回，升任刑部侍郎，再升为给事中。纯礼凡是封还驳正的诏令，都是为了正定名分、整肃纲纪，所涉及的全是关系国家体统的大事。张耒被授任起居舍人，因病不能上朝，却命令他先行供职。纯礼在诏敕上批道：“臣僚从来没有因病请假、不参加朝会却先行处理政事的。张耒如果能供职，难道不能朝见皇帝吗？破坏礼制、扰乱法令，是不应当做的事。”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动。御史中丞弹劾执政大臣，将要取代他的职位，先用话暗示纯礼。纯礼说：“如果因为议论别人而夺取他的职位，难道不应当避嫌吗？任命果真下达，我一定把职位还给他。”宰相于是立即把纯礼调任刑部侍郎，之后才公布任命。后来转任吏部，改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离京任亳州知州，提举明道宫。徽宗即位后，纯礼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前任府尹用严酷苛刻的办法治理，纯礼说：“宽厚与严厉相互配合，是圣人的教训。如今处在严苛刑法之后，如果再增加严厉，就如同用火助长火势。我正致力于除去前任的苛刻，还担心不能完全除尽，哪里会有宽厚反而成为祸患的道理呢？”于是对一切事务都采取宽缓的处理方式。皇帝从宫中直接下旨审讯享泽村百姓谋反一案，纯礼审查事情原委，原来这个百姓进入戏场看戏，回家途中看见工匠制作木桶，便拿来戴在头上说：“和刘先生相比怎么样？”于是被工匠捉住。第二天入朝应对，徽宗问应当怎样处置，纯礼回答：“这是愚昧的乡野百姓，没有什么见识；如果以叛逆罪给他定罪，恐怕会辜负上天好生之德，只因不应有的行为杖责他一次，也就足够了。”徽宗说：“这样怎么警戒后人？”纯礼说：“正是要让外界知道陛下的刑法不滥用，这就足以作为训诫了。”徽宗听从了他的意见。纯礼被授任礼部尚书，提升为尚书右丞。侍御史陈次升请求罢免言官，并且由宫中直接批示，不经过三省拟议，右相曾布极力争辩而未能获准，于是请求降职贬黜陈次升。纯礼从容进言：“陈次升有什么罪？不过是防止掌权大臣各自援引亲信，并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徽宗说：“确实如此。”于是搁置了曾布的意见。吕惠卿请求告老，徽宗询问执政大臣，执政大臣想答应他。纯礼说：“吕惠卿曾经辅政，他这个人固然不值得看重，但也应当顾全国家体统。”曾布上奏说：“议论的人大多担忧财用不足，这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希望陛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纯礼说：“古代如果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说国家将不成其为国家。如今大农寺报告财用匮乏，府库空虚，却说不足以忧虑，这不是当面欺骗陛下吗？”于是从容劝谏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把元丰年间当作正确、把元祐年间当作错误的。依臣看，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固然很好，但官吏推行时有的失当，以致损害百姓。宣仁太后听政时，只是一时对法令略作润色，这大概是因为大臣们的见识有异同，并不一定全都心怀邪念、出于私心。如今议论这些事的大臣，有些人不得志，所以拿这件事作为借口。认为元丰正确，就想使元丰时期的人显贵；认为元祐错误，就想斥退元祐时期的士人，他们的心哪里是在忧虑国事？只是想发泄私愤来实现奸谋，不能不深入察看。” 他又说：“自古以来，天下混乱，关键在于用人。祖宗在这方面，最能抓住要领。太祖任用吕余庆，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张知白，都是从下级官员中选拔出来，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君主想要得到英杰之士的忠心，本来就应当不拘资历破格提拔。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人推荐以后才任用，那么守正独立的士人将终身埋没踪迹了。”左司谏江公望论述继承先志之事应当坚持中正之道，不能拘泥于一端。徽宗拿出他的奏疏给纯礼看，纯礼赞许说：“希望陛下把它公布给朝廷内外，使人知道圣上的意旨所向，也足以改变小人追逐私利的心态。请求褒奖并升迁江公望，以劝勉后来的人。” 纯礼沉着坚毅，刚正不阿，曾布很忌惮他，便挑动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你为承旨，范右丞不同意。”王诜大怒。适逢王诜接待辽国使者，纯礼主持宴会，王诜诬告他擅自斥责皇帝名讳，纯礼被罢为端明殿学士、颍昌府知府，提举崇福宫。崇宁年间，党禁开始解除，纯礼被贬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被贬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安置徐州，后来移居单州。崇宁五年，恢复为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译纯粹字德孺，凭恩荫升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他与同列官员发生争执，被调出任滕县知县，升任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年间，任陕西转运判官。当时五路出兵讨伐西夏：高遵裕从环庆出兵，刘昌祚从泾原出兵，李宪从熙河出兵，种谔从鄜延出兵，王中正从河东出兵。高遵裕因刘昌祚延误期限而发怒，想依法逮捕处死他；昌祚忧愤成病卧床，他的部下都很愤怒。纯粹担心两军不和而发生其他变故，便劝高遵裕前往问候昌祚的病情，这场困难于是化解了。神宗责备诸将没有功劳，打算谋划再次出兵。纯粹上奏说：“关陕地区军力和财力已经耗尽，公私都十分困窘，如果再加以骚扰，国家根本就值得忧虑。将来进言的人一定会把责任归咎于臣，臣宁愿今天承受直言进谏的罪责，也不忍默默无言而给日后留下悔恨。”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他为副使。吴居厚任京东转运使时，多次进献额外收入。神宗准备把徐州的二十万缗钱拨给陕西，纯粹对同僚说：“我们辖区虽然紧急，怎么忍心再取百姓膏血剩下的钱呢？”随即上奏说：“本路得到这些钱确实有利，但从徐州运到边境，劳力和费用实在太大。”恳切推辞而不接受。入朝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后，吴居厚获罪，朝廷命令纯粹以直龙图阁身份前往代替他，彻底革除他的苛刻政令。当时苏轼从登州被召回，纯粹与苏轼共同提出募役的建议，苏轼说纯粹对这件事讲解得尤其精详。纯粹又代替兄长纯仁任庆州知州。当时朝廷正与西夏商议划分疆界，纯粹请求放弃所占的西夏土地，说：“争议的土地不放弃，边境的嫌隙就永远无法消除。如河东的葭芦、吴堡，鄜延的米脂、羲合、浮图，环庆的安疆，都深入夏境，对于汉界的地利形势几乎没有一点益处。而兰州、会州一带，耗费损害尤其深重，不能不放弃。”他所说的意见都大致得到施行。纯粹又说：“各路互相策应，是旧有制度。自从徐禧停止策应以来，如果夏军大举进攻，一路被围攻而力量不能取胜，邻路却拱手旁观，那么不能攻下它只是侥幸。如今应当修订明确作战、防守和救援的办法。”朝廷认为他说得对。等到西夏侵犯泾原，纯粹派将领曲珍前去救援，说：“本路首先提出应援牵制的策略，作为臣子的道义，就是忘身报国，不能说邻路遭受敌寇并非我的职责。”曲珍当天便急驰三百里，在曲律击败夏军，又进攻横山，夏军逃散而去。元祐年间，授任宝文阁待制，再任庆州知州，召回任户部侍郎，又出任延州知州。绍圣初年，哲宗亲自执政，掌权者想挑起边境争端，御史郭知章便弹劾纯粹在元祐年间放弃土地一事，纯粹被降为直龙图阁。第二年，又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熙州知州。章惇、蔡卞经略西夏，怀疑纯粹不愿与他们共事，改任他为邓州知州。他历任河南府、滑州知州，不久又因被列为元祐党人而削夺官职，任均州知州。徽宗即位，起用他任信州知州，恢复原职，任太原知州，加龙图阁直学士，再次任延州知州。改任永兴军知州。不久因言官弹劾而降职，任金州知州，提举鸿庆宫。又被责罚为常州别驾，安置鄂州，禁锢他的子弟，不许擅自进入京城。适逢大赦，恢复掌管祠禄。过了很久，以右文殿修撰身份提举太清宫。党禁解除后，恢复为徽猷阁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多岁。纯粹沉着坚毅，有办事才略，才能适合时势需要。他曾论述卖官泛滥，认为：“国法固然允许通过进纳钱财取得官职，但从来没有允许因此直接参加铨选。如今西北三路允许交纳三千二百缗钱买斋郎，交纳四千六百缗钱买供奉职，还免去考试，直接注授官职。天下士大夫辛勤服役直到将死，也得不到祖上的恩泽；那些富民奸商却只要捐钱数千万，就能让三个儿子任官，臣实在替朝廷痛惜。”奏疏上报后，没有被采纳。他凡是议论政事，都像这样恳切直截。纯仁字尧夫。他出生的那天夜里，母亲李氏梦见一个孩子从月亮中掉下来，便用衣襟承接住他，得到孩子后，纯仁就出生了。他天资敏悟，八岁时就能讲解所教授的书。凭父亲的任职恩荫任太常寺太祝。宋仁宗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为路途遥远的亲属关系而没有赴任；改任长葛县，也没有前往。仲淹说：“你从前以路远为理由，现在已经近了，又有什么借口呢？”纯仁说：“难道可以把俸禄看得重，却把离开父母看得轻吗？即使近，也不能真正奉养他们。”仲淹门下有许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纯仁都与他们交游学习。他昼夜学习，常到半夜还不睡觉，把灯放在帐子里，帐顶都被熏得像墨一样黑。仲淹去世后，纯仁才出来做官，以著作佐郎身份任襄城县知县。兄长纯祐患有心疾，他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兄长，药物、饮食、居处和服饰，都亲自按时照料。贾昌朝镇守北都时，请他入幕府任职，他以兄长为理由推辞。宋庠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他谢绝说：“京城之下，不是兄长养病的地方。”富弼责备他说：“台阁的职位哪里容易得到？何必这样呢？”他最终没有就任。襄城县百姓不养蚕织布，他劝导百姓种桑；对于犯罪而情节较轻的人，按照所种桑树的多少减免处罚，百姓更加依赖和爱戴他，后来把桑林称为“著作林”。兄长去世后，葬在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洛阳尹，让他帮助办理丧葬；安葬完毕后，洛阳尹惊讶于纯仁没有事先告知。纯仁说：“私人的力量足以办成，怎么能去烦扰公家呢？” 他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襄邑县知县。县中有牧马地，卫士放牧军马，践踏百姓的庄稼，纯仁捕捉一人杖责。牧马地起初不隶属于县，主管者发怒说：“这是天子宿卫的军马，县令怎么敢这样做？”便把事情报告给皇帝，弹劾追究得非常急迫。纯仁说：“军队的供养出自田亩赋税，如果任由军马践踏民田却不许过问，赋税从哪里来？”诏令释放了他，并允许牧马地隶属县管辖。牧马地归县管辖，从纯仁开始。当时长期干旱不下雨，纯仁登记境内商人的船只，告诉他们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你们贩运来的五谷先储存在佛寺，等到粮食缺乏时，我替官府买下。”商人们都听从命令，储存了十几万斛粮食。到了春天，各县都发生饥荒，唯独他辖境内的百姓没有受到影响。

译治平年间，升任江东转运判官，召回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当时正商议濮王的礼典，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主张尊崇濮王。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认为，应当按照先朝追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办理。纯仁说：“陛下接受仁宗的命令而成为他的儿子，与前代制定策略入继帝位的君主不同，应当按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办理。”随后又与御史吕诲等人反复上奏论争，皇帝不听。纯仁退还所授的告敕，在家居住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后亲自书写诏书，尊濮王为皇帝，濮王夫人为皇后。纯仁再次进言：“陛下以年长君主的身份临朝，怎么能让使命从后宫传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旨意的凭借，这不是君主使自身安稳的办法。”不久诏令停止追尊，并起用纯仁就职。纯仁不断请求出任外职，于是任安州通判，改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被召回京，神宗询问陕西的城郭、铠甲兵器和粮食储备怎么样，他回答：“城郭大致完整，军备大致修整，粮储大致备办。”神宗惊讶地说：“你的才能是朕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都说‘大致’？”他回答：“‘大致’是说还没有精完善备，这样就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把边功放在心上，如果边臣观望拖延，将成为日后意外的祸患。”授任兵部员外郎，兼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的法度，搜刮财利，使民心不安。《尚书》说：‘怨恨难道只在明处吗？看不见的怨恨也应当设法防备。’希望陛下设法防止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神宗问：“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他回答：“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很善于议论政事，应当替朕分条说明古今治乱中可以作为借鉴和警戒的事情。”于是纯仁写成《尚书解》进献，说：“其中所说的，都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事迹。治理天下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希望陛下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加任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经常召见那些远离朝廷、地位卑微的小臣，询问政事的缺失。纯仁说：“小人的话，听起来似乎有可取之处，实行起来却一定会带来祸害。这是因为他们只知小事而忘记大局，贪图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希望陛下加以深入审察。”富弼任宰相时，称病在家居住。纯仁说：“富弼受到三朝皇帝的宠信倚重，应当亲自承担天下的重任，却更深地忧虑自身而不是万物，更过分地担忧自己的疾病而不是国家，使君主所处的地位和自身立身之道两方面都失误了。富弼一向与先臣交情深厚，臣身在谏院，不应因私下拜访而不记录，来达到忠告的目的，希望陛下把这篇奏章给他看，使他自我反省。”他又论说吕诲不应罢任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以守边。等到薛向任发运使，在六路推行均输法，纯仁说：“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诏旨，陛下想要修复先王救济补助百姓的政事。如今却仿效桑弘羊的均输法，并让小人去实行，搜刮百姓，聚集怨恨，造成祸患。王安石以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上的心意，想追求眼前功效，却忘记了自己过去所学。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到财利就背弃孟轲，鄙视老成持重的人为因循守旧，把抛弃公论说成顺应流俗，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视为不肖，把合乎自己心意的人视为贤人。刘琦、钱顗等人只说了一句话，便遭到降职黜退。在朝廷任职的大臣，正有大半趋附迎合。陛下又顺势驱使他们这样做，他们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道路遥远的事，理应逐步达到；事情重大的事，不可以急速完成；人才不能急于求成地寻找；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如果想让功业迅速完成，一定会被奸佞乘机利用，应当赶快召回进谏的人，罢退王安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愿望。”皇帝不听。于是纯仁请求罢免谏官职务，改任国子监判监，他离去的意愿更加坚定。执政大臣派人劝他说：“不要轻易离开，已经商议授你知制诰了。”纯仁说：“这话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既然言论不被采用，万钟厚禄也不是我所顾惜的。” 他所上奏的章疏，言辞大多激烈恳切。神宗全都不交给外朝处理，纯仁把奏疏全部抄录下来，送交中书省申述，王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谪。神宗说：“他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于是命他任河中府知府，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因为新法不合适，告诫州县不得立即推行。王安石恼怒纯仁阻挠新法，便借谗言派使者搜查罗织他的私事，却没有找到。使者因其他事情鞭打伤害传递消息的人，属官高兴地对纯仁说：“这一件事足以堵住他们的诽谤，请把它报告朝廷。”纯仁既没有上奏使者的过错，也没有斥责传言者的错误。后来最终因没有察觉僚属宴饮游乐而获罪，降任和州知州，调任邢州。还未到任，又加任直龙图阁、庆州知州。他经过宫阙入朝应对，神宗说：“你的父亲在庆州建立了威名，如今可以说是世代承袭的职任了。你跟随父亲很久，兵法一定精通，边疆事务一定熟悉。”纯仁揣测神宗有建立功名的想法，便回答：“臣是儒家出身，从来没有学习过军事。先臣守边时，臣还年幼，已经不能记得；况且今天的形势应当与过去不同。陛下如果让臣修缮城垒、爱护养育百姓，臣不敢推辞；如果要开拓疆土、侵扰敌境，希望另行谋求统帅边疆的大臣。”神宗说：“你的才能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你不肯为朕尽心罢了。”于是纯仁出发赴任。关中正遭受饥荒，纯仁擅自发放常平仓粮食赈济借贷。属官请求先上奏等待批复，纯仁说：“等批复到来就来不及了，我应当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诽谤说他救活的人数不实，皇帝下诏派使者前去查验。适逢秋季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公是真正救活我们的人，怎么忍心连累公呢？”昼夜争相把粮食运回来偿还。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亏欠。邠州、宁州之间有许多丛葬的坟墓，使者说：“救活人数不实的罪证，在这里找到了。”于是挖开坟墓，登记尸骨上报。皇帝下诏命本路监司彻底查办，才知道那些坟墓原来是前任统帅楚建中封存的。朝廷治楚建中的罪，纯仁上疏说：“建中遵守法令，只是申报请求之间不免有饿死的人，已经因此获罪罢职离去。如今因为调查官员又牵连建中，这是同一罪过受到两次惩罚。”楚建中仍被罚以铜三十斤赎罪。环州的种古把熟羌抓来当作盗贼，流放到南方；他经过庆州时呼喊冤屈，纯仁认为他只是被属吏诬陷，并不是盗贼。种古为了逃罪，诬赖诉讼，皇帝下诏命御史在宁州审理。纯仁被捕押解，数万百姓拦住马匹哭泣流泪，使他不能前行，甚至有人投河自尽。案件审结后，种古因诬告被贬谪。纯仁也因其他过失被降职，任信阳军知军。

译调任齐州。齐州风俗凶悍，人们轻易就做盗贼抢劫之事。有人说：“对这种地方严厉治理尚且不能止息，您如果一味宽缓，恐怕无法胜任治理。”纯仁说：“宽厚出于我的本性，如果勉强采取严厉手段，就不能长久坚持；严厉而不能持久，用来治理凶悍百姓，只会让他们轻视玩弄法令。”有一个西司理院，囚犯经常满牢，都是屠夫、商贩和盗窃者，被拘押后责令赔偿。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保外服刑，缴纳赔偿呢？”通判说：“释放他们后，他们又会扰乱秩序，官府往往等他们因病死在狱中，这也算是替百姓除害。”纯仁说：“法律没有判处死刑，却因为情势而杀死他们，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把他们全都召到庭下，教训他们使其改过自新，随即释放。过了一年，盗贼比往年减少了一大半。他请求罢职，任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当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贤人在洛阳，纯仁和司马光都喜欢交接宾客而家境贫寒，于是相约举行真率会，只吃脱粟米饭，饮几巡酒，洛阳人把这看作盛事。后来又任河中知府，各路检查保甲制度妨碍农业生产，他极力论奏请求救济。录事参军宋儋年突然暴死，纯仁派子弟去料理丧事，进行小殓时，发现死者口鼻出血。纯仁怀疑不是正常死亡，查问后发现他的妾与小吏通奸，曾在宴会时把毒药放入鳖肉中。纯仁问他们吃肉是在第几巡，回答说：“哪有已经中毒却还能吃完一席酒宴的人呢？”再次审讯，才知道宋儋年平素不吃鳖；他们说是毒鳖肉，原来是妾和小吏想为改造案情制造依据，以逃避死罪。实际情况是宋儋年醉酒回家，酒中被下毒，因而被杀。于是依法确定了他们的罪行。哲宗即位后，纯仁恢复任直龙图阁、庆州知州。召回任右谏议大夫，他以亲属关系有嫌疑为由辞谢，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授任给事中。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执政，准备把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全部改变。纯仁对司马光说：“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可以，差役这一件事尤其应当仔细讨论、缓慢推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您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不要一定谋划由自己提出；如果谋划都出自自己，谄媚的人就会乘机迎合。差役的议论如果难以改变，也可以先在一路推行，观察最终结果。”司马光不听，坚持得更加厉害。纯仁说：“这样只是使别人不能说话罢了。如果想要讨好您以求取容悦，哪里比得上年轻时迎合王安石来迅速取得富贵呢？”他又说：“熙宁年间按问自首的法令，既然已经施行，有关部门制定条文过于严酷，各地被处死的人比过去多了几倍，这恐怕不是先王‘宁可失于不经’的本意。”纯仁一向与司马光志同道合，到了遇事规劝纠正时，往往就是这样。当初，种古因诬告纯仁而使他停职。到这时，纯仁推荐他任永兴军路钤辖，又推荐他任隰州知州。他常常自责说：“先父与种氏上代有交契和道义，纯仁无能，却被他的子孙控告，哪里还应当讨论谁是谁非呢？” 元祐初年，升任吏部尚书，几天后兼同知枢密院事。当初纯仁参与商议西夏事务，请求停止战争、放弃土地，让西夏归还掳掠的汉人，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事情未能决定。到这时，纯仁于是重申先前的意见，又请求西夏每归还一个汉人，宋朝便送给十匹缣。事情都得到施行。边境俘获鬼章后献给朝廷，纯仁请求在边境处死他，以向边地百姓谢罪，皇帝不听。议论者想召来他的儿子，以便收复河南旧地，所以赦免鬼章不杀。后来又想授给他官职，纯仁再次坚决争辩，但鬼章的儿子最终没有到来。元祐三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在位时，致力于以宽博的胸襟开导皇帝，以忠诚笃实改变士大夫的风气。章惇获罪离职，朝廷因为他的父亲年老，想把他安置到便利的州郡，后来又中止了。纯仁请求搁置他过去的过错，顾念他的私人情况。邓绾统帅淮东，言官不断斥责他。纯仁说：“臣曾经因为邓绾诬告而获罪被贬，今天所陈说的却是为了邓绾。降职处罚不应当把人的过错记得过于深重。”宣仁太后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说：“先前那些迎合依附、附会趋从的人，一概不再追问。” 学士苏轼因策问中所出的题目被言官攻击，韩维没有罪名却被罢去门下侍郎、出任外官。纯仁上奏说苏轼无罪，韩维竭尽心力为国家办事，不可以因诬陷而罢免官职。等到王觌因议论政事违逆皇帝旨意，纯仁担心朋党之祸将会加剧，便与文彦博、吕公著在帘前争辩，仍未能解除疑议。纯仁说：“朝廷大臣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开。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旧臣，难道能容许他们随声附和、欺骗皇上吗？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共同掌握庆历年间的政权，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平时流传的谣言把他们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被调出京城任职。制造诽谤的人公开相互庆贺说：‘一网打尽。’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于是他极力陈说前代朋党造成的祸害，并抄录欧阳修的《朋党论》进献。汉阳军知军吴处厚搜集编造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车盖亭诗》，认为其中有诽谤宣仁太后的内容，便把诗献上。谏官想把蔡确置于法典刑法之中，执政大臣赞同这一说法，只有纯仁和左丞王存认为不可以。争论尚未定下，听说太师文彦博想把蔡确贬到岭南，纯仁对左相吕大防说：“这条贬谪道路自乾兴年间以来，荆棘丛生，已经接近七十年了；如果由我们开启它，恐怕自身也难免遭遇。”吕大防于是再也不敢说话。等到蔡确被任命贬往新州的命令下达，纯仁在宣仁太后的帘前说：“圣明的朝廷应当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言语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就诛杀流放大臣。如今的举动应当给将来作为法则，这件事实在不可以开这个先例。况且用重刑除恶，就像用猛药治病，过度之处不可能没有损害。”他又与王存向哲宗进谏，退朝后上疏，大意说：“就像父母有忤逆的儿子，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容忍宽免；但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根本还是应当以宽恕为主。如果把他处在必死之地，恐怕会伤害恩义。”蔡确最终被贬到新州。吕大防上奏说蔡确的党羽很多，不可不追究。纯仁当面进谏说朋党难以辨明，恐怕会错误地牵连好人。于是又上疏说：“朋党的兴起，大概是由于志趣和趋向不同：与自己相同的人称为正人，与自己不同的人便怀疑是邪党。既然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逆耳之言就难以传到；既然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迎合的奸佞就会日益亲近。以至于真假无法辨明，贤愚颠倒，国家的祸患大多由此而来。至于王安石，正是因为喜欢同己者、憎恶异己者，最终黑白不分；直到今天的风俗，仍把观望形势当作本领，后来掌权的大臣，确实应当永远把他作为借鉴。如今对蔡确不必推究党人，再牵连枝叶。臣听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这就是说任用正直之人，就可以感化邪曲的人成为善人，不仁之人自然会退避。何必费力辨别党人，或许反而会损伤仁政教化。”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接连上章攻击纯仁包庇蔡确，纯仁也极力请求罢职。

译第二年，以观文殿学士身份任颍昌府知府。过了一年，加任大学士、太原府知府。太原境内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百姓因珍惜土地而不肯埋葬遗骨。纯仁派属官收集无主的残骨，按男女分开、异穴安葬，埋葬了三千多人。又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路，埋葬的人以万计。西夏人侵犯边境，朝廷想治将领和官吏的罪，纯仁主动承担责任，请求贬职。秋天，皇帝下诏将他降官一等，调任河南府，后又调任颍昌。被召回京，重新授任右仆射。他入朝谢恩时，宣仁太后在帘内告诉他说：“有人说你一定会先举荐王觌、彭汝砺，你应当和吕大防同心。”纯仁回答：“这两个人确实有士人中的声望，臣终究不敢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而蒙蔽贤才，希望陛下加以察看。”纯仁将要再次入朝任职时，杨畏心中不高兴，曾经说过一些话，纯仁不知道。到这时，吕大防约杨畏相助，想引荐他任谏议大夫。纯仁说：“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能任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议论过您吗？”纯仁这才知道那件事。后来杨畏背叛吕大防，凡是能够用来陷害吕大防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的。宣仁太后病重，召见纯仁说：“你的父亲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听政时，他只劝明肃皇后尽到母亲的责任；明肃皇后去世后，他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责任。你应当像他一样。”纯仁哭泣说：“我怎敢不竭尽忠心。” 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自执政，纯仁请求辞去职位。哲宗对吕大防说：“纯仁有一时的声望，不应当离职，可以替朕把他留下。”又催促纯仁入朝见面，问道：“先朝实行青苗法怎么样？”纯仁回答：“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很深厚，只是王安石制定法令过于严酷，又用赏罚加以激迫，所以官吏办事急切，最终伤害了百姓。”退朝后上疏，主要认为：“青苗法本来就不应当实行，实行它最终免不了扰害百姓。” 当时，任用的两三个大臣都由宫中直接决定，侍从、台谏官也有许多不是经过拟议推荐的。纯仁说：“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四方都擦亮眼睛观察，天下的治乱确实根本就在这里。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于是不仁之人远离。即使不能像古人那样，也必须从天下人才中极力选择。”又有一群小人极力排斥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政事，纯仁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功劳和诚心，幽明之中的神灵都共同监察；议论者却不顾国事，实在太刻薄了。”于是把仁宗禁止议论明肃皇后垂帘听政之事的诏书进献给皇帝，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并实行，以此警戒浅薄的风俗。” 苏辙议论殿试策问时，引用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哲宗震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来比先帝？”苏辙退下殿来等待治罪，众人都不敢抬头仰视。纯仁从容进言：“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史书并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苏辙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右丞邓润甫越级进言说：“先帝的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了。”纯仁说：“不是这样，法度本身没有弊病，有弊病就应当改正。”哲宗说：“人们把先帝比作秦始皇、汉武帝。”纯仁说：“苏辙所议论的是事情和时代，不是人物。”哲宗的怒气因此稍稍平息。苏辙平日与纯仁有许多不同意见，到这时才心悦诚服，向纯仁道谢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苏辙最终被削夺官职，任汝州知州。御史台全体官员上奏说，苏轼撰写吕惠卿的告词，诋毁先帝，于是苏轼被贬为英州知州。纯仁上疏说：“熙宁年间的法度，都是吕惠卿迎合王安石的建议制定的，并不符合先帝爱护百姓、追求治理的本意。到垂帘听政时，才开始任用言官，特意实行贬谪流放，至今已经八年了。那些言官大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什么当时畏惧回避、不立即进献忠言，如今才有这样的奏疏，难道不是观望形势吗？”御史来之邵进言说高士敦任成都钤辖时有违法之事，并说苏辙所受的贬谪太轻。纯仁说：“来之邵任成都监司时，高士敦如果有罪，自然应当查究揭发。苏辙参与政事多年，来之邵已经任御史，却也没有纠正揭发，如今才接连上奏两件事，他的心情和意图就可知道了。” 纯仁每次推荐任用人才，都依据天下的公论，而且不让那些人知道是从纯仁这里得到的推荐。有人说：“做宰相，怎么能不把天下士人都罗致到门下，让他们知道自己出自您的门下呢？”纯仁说：“只要朝廷选拔任用没有失误，都是正直的人才，何必让他们知道是出自我呢？”哲宗已经召章惇任宰相，纯仁坚决请求离职，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任颍昌府知府。入朝辞行时，哲宗说：“你不肯为朕留下，即使在外任职，对时政有见解，也应当全部告诉我，不要拘泥于形式。”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陈州。当初哲宗曾说：“被贬谪的人，几乎像是永远废弃了。”纯仁此前入朝祝贺说：“陛下想到这一点，是尧、舜一样的用心。” 后来吕大防等人被流放到岭南，适逢明堂大赦，章惇事先说：“这几十个人，应当终身不许迁徙。”纯仁听说后忧愤不已，想斋戒后上疏为他们申辩。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皇帝，万一被远远贬斥，那不是年高之人所适宜的。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如果皇上的心意因此改变，关系重大。否则，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上疏说：“吕大防等人年老多病，不习惯水土，炎热荒远之地不是长久居住的地方，又担忧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凭什么能够自存？臣曾经与吕大防等共事，多次受到排斥，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臣之所以言辞激切，只是为了仰报圣上的恩德。从前章惇、吕惠卿虽然被贬谪，也没有离开自己的乡里居住。臣从前曾经进言，深受陛下开明采纳；陛下因为一个蔡确的缘故，常常劳心挂念。如今蔡确已经死在贬所，事情将不止涉及一个蔡确了。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赦免吕大防等人，释放他们。”奏疏上报后，违逆了章惇的意旨，章惇诋毁纯仁与他们同罪，纯仁被削夺官职，任随州知州。第二年，又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当时他因疾病双目失明，听到命令后仍神色安然地上路。有人说他这是沽名，纯仁说：“我已七十岁，双眼都瞎了，又要跋涉万里，难道是我自己想这样吗？只是我对君主有一点诚心，心中还有话没有说尽；如果因为避嫌、怕被说成求名，就不去做善事，那行善的道路也就没有了。”他常常告诫子弟，不得稍有不平之意；听说几个儿子怨恨章惇，纯仁总是发怒制止他们。沿江乘船赴贬所时，船翻了，众人扶着纯仁出来，他的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干的吗？”到了永州后，韩维被责罚安置在均州。他的儿子诉说韩维任执政时常常与司马光意见不合，因此获准免于前往。纯仁的儿子想以纯仁和司马光对役法意见不同一事上奏申辩，纯仁说：“我因君实（司马光）的推荐，才做到宰相。当年同在朝廷议论政事，意见不合还可以；你们若把这件事作为今天的言辞来申说，就不可以了。怀着愧疚活着，不如没有愧疚地死去。”他的儿子于是停止了申诉。

译这样过了三年，徽宗即位，钦圣显肃后共同听政。当天授予纯仁光禄卿之职，分司南京，居住在邓州。皇帝派宦官到永州赐给他茶和药，并传谕说：“皇帝还在藩邸时，太皇太后在宫中，知道您在先朝议论政事忠诚正直。现在空出宰相之位等待您，不知您的眼疾怎么样了，请什么人医治？”纯仁叩头谢恩。在赴任途中，改授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到几个月，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的身份下诏召他。诏书说：“岂只是尊崇德行、敬重年长之人，以彰显宠遇优厚；也希望能够天天听到您刚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听取您的忠诚劝告。”纯仁因病捧着诏书哭泣，说：“皇上果然要任用我了，我即使死了也还有未尽的责任。”徽宗又派宦官赐给他茶和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再次传达皇帝渴望见到他的意思。纯仁请求回乡养病，徽宗无奈答应了。皇帝每次见到辅臣询问他的安否，就说：“能见范纯仁一面，我就满足了。”于是派太医为他诊治。病情稍有好转，他请求把所得的冠帔改作服色，用来酬谢医生。诏令赐给医生章服，并让他把冠帔给族侄。病危时，他因宣仁后受到诬谤而真相未明，引以为恨。他叫来几个儿子，口述遗表，命门生李之仪依次整理成文。遗表大意说：“我曾经把天下人的忧患置于自己之前，期望不辜负圣人的学问；这是先父教导儿子的道理，也是微臣用来侍奉君主的凭借。”又说：“只是宣仁后的诬谤尚未澄清，使她保佑国家的忧劳和勤勉没有得到彰显。”又说：“边疆的严峻局势还没有解除，几乎要耗空府库的积蓄。有城池就必须守住，得到土地却难以耕种。”共列八件事。建中靖国改元的那天，他接受家人的祝贺。第二天，他在熟睡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诏令赙赠白金三十两，敕令许州、洛阳的官府供给他的葬礼费用，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皇帝亲笔书写的碑额是“世济忠直之碑”。纯仁性情平和宽厚，简朴随和，从不用声色威势压人；但凡道义所在，他就挺身坚持，丝毫不屈服。从平民做到宰相，始终廉洁俭朴如一，所得的俸禄和赏赐，全都用来扩大义庄；前后因任子制度得到的恩荫，多数先给予疏远的族人。他去世时，小儿子和五个孙子还没有做官。他曾说：“我一生所学，得自‘忠恕’二字，一辈子也用不完。以至于在朝廷任职、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亲近和睦宗族，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这两个字。”他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非常愚蠢，责备别人时也显得明白；即使很聪明，宽恕自己时也会昏昧。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用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又告诫说：“《六经》讲的是圣人的事业。懂得一个字，就要实行一个字。一定要做到‘仓促紧迫、颠沛流离时也不离开这个道理’，才是所谓‘有作为的人也应当这样’。难道这不在于人自身吗？”他的弟弟纯粹在关陕地区任职，纯仁担心他想在西夏建立功业，便写信给他说：“大车和柴车争相奔驰，明珠和瓦砾相互碰撞，君子和小人比拼力量，中国和外国较量胜负，这不仅不可能取胜，而且即使取胜也没有什么值得取胜的；不只是没有必要取胜，即便取胜也不对。”亲族中有人来请教，纯仁说：“只有节俭可以帮助人保持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行。” 那个人把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有文集五十卷，流传于世。儿子是正平、正思。正平字子夷，学问和品行都很高，即使是平常的言谈，也一定引用《孝经》《论语》。父亲纯仁去世后，诏令特意增加遗泽，授予他的子孙官职，正平把这些恩荫推让给幼弟。绍圣年间，任开封尉。有向氏在他的祖坟旁修建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因为向氏是皇后的外戚，想借此主动结交，便上奏请求拓展寺院四周的田地房舍。百姓有人来申诉，正平查验后认为所拓展的都是百姓的产业，不可以夺取；百姓又击鼓上诉，蔡京因向氏的关系，责罚官吏二十斤罚金，因此怀恨正平。等到蔡京执掌国政，便说正平伪造父亲的遗表；又说李之仪所撰写的《纯仁行状》，妄自记载宦官蔡克明传达两位圣上虚位等待纯仁的意思，于是把正平、李之仪、蔡克明一同逮捕，押到御史府。正平将要出发时，他的弟弟正思说：“商议《行状》的时候，哥哥正在办理父亲墓穴的事，参与删改文字的是我。哥哥为什么要去呢？”正平说：“当时的宰相想要牵连我，而且我是长子；我如果不去，我们兄弟都会免不了获罪。不如由我一人承担。”于是进入狱中，遭受严酷的杖打，都想被迫诬认罪行。只有蔡克明说：“旧制规定，凡是传达圣上口谕，都要在御前领取原本，请出宝印，登记在内东门的簿籍上。”官府从他家中找到永州传宣圣语的原本，上面确有御宝，又查验内东门的簿籍，记载也都相同。至于遗表所列八件事，几个儿子认为那是朝廷大事，为防止日后祸患，不敢上呈，只封还并申送颍昌府，寄存在军资库。从颍昌府取来查验后，也确实如此。案件于是得以了结。正平被羁管象州，李之仪被羁管太平州。正平的家属死了十多人。适逢大赦，正平得以回到颍昌。唐君益任颍昌知州，把他居住的地方表名为忠直坊，取自朝廷所赐“世济忠直”碑额。正平告诉他说：“这是朝廷赐给我家的，刻在碑石上，悬挂在墓道中，借此使范氏子孙得到荣耀，这还可以；若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作为往来行人观赏的东西，用来耸动庸俗之人，就不可以。”君益说：“这是有关官署的事情，与你家有什么关系？”正平说：“先祖和先父的功名，世人都知道。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将来不只是我家被人讥笑，您也会受到责备。”君益最终撤去了它。正平长期退居闲散，后来更加精通诗歌，尤其擅长五言诗，著有《荀里退居编》，最后终其天年。史臣评论说：自古以来，每一代帝王兴起，必定有一代闻名于世的臣子。宋朝有范仲淹等贤臣，完全当得起这句话。仲淹当初在制科考试中，写信给宰相，极力议论天下大事；后来执政，完全实行了自己所说的话。诸葛孔明初次在草庐会见昭烈帝时所说的几句话，他一生的事业都已经充分显现在其中。豪杰对自己的见识判断得如此明审，大概都是这样吧！考察他当时在朝廷任职，虽然不能长久，但他先忧后乐的志向，天下已经确实相信他有弘大坚毅的才器，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假如让他彻底施展自己的抱负，难道会让古人专美吗？纯仁的官位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且几乎具备父亲的风范。元祐年间，他建议攻伐熙宁、元丰时期的弊政过于急切；纯仁营救蔡确一事，正是所谓谋划国家长远。如果当时朝廷听从他的意见，元祐党禁的祸患，不至于如此惨烈。仲淹曾对几个儿子说：纯仁得到了我的忠诚，纯礼得到了我的沉静，纯粹得到了我的谋略。还有谁能像父亲这样了解自己的儿子呢？列传第七十四 韩亿的儿子韩综；韩绛的儿子韩宗师；韩维；韩缜的儿子韩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