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三

译神宗将要大力革除积弊，孙觉说：‘弊政固然不能不改革，但改革得当，悔恨才会消失。’神宗称赞他懂得道理。神宗曾从容谈到知人之难，孙觉说：‘尧认为了解人很难，最终却享有知人的容易。了解人的关键，在于懂得言语。君主任用臣下的方法，只是任用贤者、使用能者罢了。贤与能的区别既然不同，任用和使用的方法也应不同。至于一个人的见识有范围，才能有长短，这是办事之才；可以让他任外职，却不能让他任内职；可以要求他办成事情，却不能要求他发表正确的言论。陛下想兴起太平之治，但所提拔的几十个人，大多有口才而没有实际行动。我担心日积月累，这些人结党进用，充满朝廷，那么贤人日益远离，这种祸患哪里还能用一两句话说尽呢？希望陛下观察《诗经》《尚书》中任用人的方法，不要急于求取小利和眼前功效，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了。’ 邵亢在枢密府任职，没有提出什么建树和建议，神宗对孙觉谈起此事，想把邵亢调出京城，准备让陈升之代替他。孙觉退下后，立即上奏，内容与神宗所说相同。神宗认为他是在迎合自己的旨意，削夺他的官阶两级。执政大臣说：‘谏官有调出外任的情况，却没有降官的道理。’神宗说：‘只是降官，他自然不能留任。’孙觉连续上章请求离去，说：‘去年有被罚金的御史，如今有被贬秩的谏官；从未听说受罚金、被贬秩之后仍能留在职位上的。’于是任越州通判，后来恢复为右正言，调任通州知州。熙宁二年，下诏任知谏院、同修起居注、知审官院。王安石早年与孙觉友善，突然提拔任用他，准备把他拉拢为自己的助力。当时吕惠卿掌权，神宗向孙觉询问，孙觉回答说：‘吕惠卿即使善于辩说而有才干，超过常人许多，只是因为贪图利益的缘故，委身于王安石；王安石没有察觉，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神宗说：‘朕也怀疑他。’后来王安石、吕惠卿果然交恶。青苗法实行时，最初提出这项议论的人说：‘《周官》的泉府，百姓借贷，最终缴纳的利息是本金的五分之一；国家的财用也由此取得。’孙觉上奏分条说明这种说法的荒谬，说：‘成周的赊贷，只是用来救济百姓的急难，不能白白给他们，所以按照国服征收利息。然而所谓国服之息，解释者并没有说明白。郑康成注释经书，竟引用王莽按计算盈余收取利息、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作为依据，这就不应当说周公收取的利息比王莽时还重。何况《载师》所说各类土地的赋税，漆林的征税特别重，是为了抑制末业。如今因为农民贫乏困绝，想要补助他们耕种、帮助他们缴纳赋税，却反而按照末业的标准征税，可以吗？所谓国家财用由此取得，是说泉府掌管的事务，例如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留在百姓手中而不适合民用的财物，有买有卖，并把赊贷之法一并施行。如果专门依靠泉府取得财用，那么冢宰掌管的九种赋税又有什么用呢？圣明时代应当讲求先王的法度，不应拿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谋求治理。如今老臣被疏远，意见又不被采纳；辅臣拖延不肯就职；门下省坚持正确意见却不能施行；谏官请求治罪并要求离职。我实在担心奸邪之人结党连群，乘着众情汹涌之势，动摇朝廷，借正直之名谋求声誉，这不是国家的福气。’ 王安石看了奏疏后大怒。孙觉正好因事到中书省，王安石用话刺激他说：‘没想到学士也这样！’从此产生了排斥孙觉的意思。适逢曾公亮说京畿各县发放常平钱，存在追逼百姓、强行摊派的骚扰，王安石便请求派孙觉去巡视，查明虚实。孙觉接受命令后，又上奏推辞出行，并且说：‘比如陈留县，前后多次晓谕百姓自愿来借钱，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前来，所以陈留一文钱也没有发放。由此可见，百姓实际上不愿与官府发生借贷关系。所有调查核实的事务，希望下令停止。’于是王安石认为孙觉反复无常，调出京城任广德军知军，后调任湖州知州。松江堤岸淹没，洪水成为百姓的祸患。孙觉改用石料修筑，堤高一丈多，长达百里，堤下于是变成良田。调任庐州知州，改任右司谏。因祖母去世请求解除官职，交给太常寺议论，太常寺认为不可以。诏令任命他为润州知州时，孙觉已经在守丧。服丧期满，任苏州知州，调任福州知州。福建风俗重视婚丧，费用没有限度。孙觉裁定为中等标准，使嫁妆等资财不得超过一百千。命令下达后，嫁娶费用减少的有几百户，丧葬费用也大多减少十分之五。连续调任亳州、扬州、徐州知州。徐州盗贼很多，捕获五名杀人者，其中一人仅仅能穿得上衣服，孙觉对此怀疑，审问他，回答说：‘我在野外耕作，遇到甲某，他强行拿棍棒交给我，半夜挟持我向东走，让我在各门等候，其他事情我都不知道。’孙觉问属吏：‘依法应当怎样处理？’属吏说：‘处死。’孙觉只杀了为首者，后来便成为惯例。任应天府知府，入朝任太常少卿，改任秘书少监。哲宗即位，兼侍讲，升任右谏议大夫。当时规定谏官、御史论奏政事有一定限制，不得越过职权。孙觉请求重申《唐六典》和天禧年间的诏书：凡是发布命令、办理事务中有不便之处，都可以上奏陈说。他论奏宰相蔡确、韩缜升迁不是由于德行；蔡确自己申诉说有功无罪，孙觉便逐条驳斥他，蔡确最终离职。韩缜上奏请求升孙觉为给事中，孙觉推辞说：‘近来执政大臣害怕别人议论自己，便用升官来诱惑他们。我希望与韩缜一同罢免。’一个多月后，韩缜离职。升任吏部侍郎，主管右选。当时在选的官员有一万五千人，空缺职位只有五分之二，以至于有人三年不能调任。孙觉请求规定，从军功、保甲出身的人补任指使，宗室中服丧关系较远者从员外郎之下设置职位，一天之内便得到几千个空缺。改任主管左选，请求把官员磨勘考核每年限制为一百人。升任御史中丞，几个月后因病请求罢职，授任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又请求任舒州灵仙观主管以便归乡。哲宗派使者慰问，赐白金五百两。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孙觉有德行和器量，却被王安石排斥。王安石退居钟山时，孙觉特意绕道拜访，叙旧闲谈了好几个晚上；等到王安石去世，又写文章为他作诔文，谈论此事的人称许孙觉。绍圣年间，朝廷把孙觉列为元祐党人，削夺官职并追夺两级官阶。徽宗即位后，恢复他的官职。有《文集》《奏议》六十卷，《春秋传》十五卷。弟弟是孙览。

译孙览，字傅师。考中进士，任尉氏县知县。有一名屯将虐待部下，士卒谋划趁大阅兵时杀掉他并发动叛乱。孙览听说后，骑马疾驰前往，士卒仍聚在一起议论而不理会他；孙览呼喊劝说道：‘将领确实很不像样，但天子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竟想招致灭族之祸吗？’众人都表示感激，离开后各自回到队列。屯将随后到达，孙览命属吏赶快准备奏章上报，众人的情绪于是安定下来。神宗认为他的才干壮伟，任命他为司农主簿。舒亶任大理寺判官并兼谏院职务，想引荐孙览来帮助自己，孙览拒绝回答。舒亶发怒，便以他违反账籍规定的事情弹劾。孙览出任利州、湖南常平提举，改任京西转运判官，入朝为右司员外郎。荆湖开拓疆土，命他前往考察哪里适宜。他说：‘沅州所招抚的溪洞部落共有一百三十处，应当由本郡根据情况加以约束，不要设置官署、修筑戍堡来使百姓困苦。从诚州到融江口，可以运通西广的盐，以节省北道的粮饷运输。’朝廷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出使回来后，任河东、河北转运副使，加任直龙图阁，历任河中府、应天府知府和江淮发运使。升任宝文阁待制，由桂州调任广州，又改任渭州。西夏人入侵边境，朝廷檄令大将苗履抵御，苗履称病上报，孙览立即查办并依法治罪，把他流放到房陵，军门于是肃然。召回任开封府知府，到任便授任户部侍郎。因与蔡京在役法问题上意见不合，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太原知府。西夏人占据横山，沿黄河修筑寨堡，秦、晋的道路都被阻塞。孙览谋划重新夺取葭芦戍，但因道路险阻不能前进。西夏数万人驻扎在边境，孙览下令说我军人数少，必须等到满五万人。等西夏人听说后增派援军，孙览不为所动，相持日久，忽然命令准备干粮，严整兵器，说：‘敌人到了！’过了几天，敌军果然大举入侵，孙览奋力迎击并击败他们，于是修筑葭芦城后返回。朝廷论功行赏，加任枢密直学士。孙览虽然建立了边疆功劳，但议论政事多次触犯执政大臣，屡次遭到贬抑削夺，历任河南、永兴知府，调任成都。辞谢而不赴任，降为宝文阁待制。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人。年轻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考中进士后，留下所抄书籍九千卷，将书舍命名为‘李氏山房’。调任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使杨佐准备推荐他升迁品秩，李常却推举自己的朋友刘琦。杨佐说：‘世上很久没有这种风气了。’于是把两人一同推荐。熙宁初年，任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他友善，任命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改任右正言、知谏院。王安石制定新法，李常参与议论，不赞成青苗法收取利息。到这时，他上疏说：‘条例司刚刚设立，已经引起朝廷内外的议论。至于均输法、青苗法，通过征收和发放钱财来取息，牵强附会地解释经义，人人都大为惊骇，这与王莽粗鄙地割裂解释《周官》中的片言只语，以此流毒天下有什么不同！’王安石看到后，派亲信劝说他改变意见，李常不肯停止。李常又说：‘州县发放常平钱，实际上不是发放本金，而是强迫百姓缴纳利息。’神宗诘问王安石，王安石请求让李常列出负责官吏的姓名，李常认为这不合谏官体制，于是被降为校理，任滑州通判。一年多后恢复官职，任鄂州知州，调任湖州、齐州知州。齐州盗贼很多，论奏和报捕之事没有一天间断。李常捕获一个狡猾的盗贼，把他刺字编入军中，置于自己麾下，使他完全知道盗贼藏匿之处，便掘屋破柱，彻底追查根源，半年之间杀了七百人，奸人无处藏身。调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召回任太常少卿，升任礼部侍郎。哲宗即位，改任吏部，升任户部尚书。有人怀疑他缺少办事才干，担心不能胜任，便向司马光询问。司马光说：‘任用李常主持国家财政，人人都会知道朝廷不急于搜刮财利，聚敛之事就会减少。’李常轮流入对，提出七件事：崇尚廉耻，保存乡举，区别守令，废除贪赃，审慎处理疑狱，选择儒学教师，修订役法。当时役法中的差役、免役两科尚未确定，李常说：‘法令不在于新旧，便利百姓的就是良法；议论不应分彼此，能够长久施行的就是确当。如今让百姓一律出钱，贫困者难以办到；一律出力，富裕者又难以承受。各自按照愿意的方式承担，才能长久。’于是折中两种办法，分条上奏。遇到赦恩，免除市易法所欠债务中不满二百缗的部分，李常请求连超过这一数额的利息也不要收取。授任御史中丞，兼侍读，加任龙图阁直学士。论述科举取士时，请求把诗赋、经义分为两科，以便各尽所长。起初，黄河在小吴决口，议论者想从孙村口把河水引回旧河道；到这时工程兴起，李常说：‘京东、河北正遭受饥荒困苦，不适宜疏导黄河。’诏令停止工程。谏官刘安世因为吴处厚搜缴蔡确的诗作，认为诗中有诽谤讥刺，便极力攻击蔡确。李常上疏说，以诗文治蔡确的罪，不是用来敦厚风俗的办法。刘安世连同弹劾李常，李常调任兵部尚书，辞谢不接受，出任邓州知州。又调任成都，行至陕州时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祐会计录》三十卷。李常比孙觉年长一岁，起初与孙觉齐名，一同受到吕公著的知遇。他们在议论政事、取舍进退方面，大略多相同；最后所任官职也相同；他们去世的时间，据说只相隔一夜。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性情狭直，少言少笑，年轻时刻苦求学，号称学识广博。考中进士，南省考官吕夏卿称赞他的词赋富赡华丽，策论深厚博洽，文章气势像荀卿、扬雄，便向主考官说明，提拔他为第一名。调任余杭县尉。他淡泊自守，不经营请托拜谒。转运使在杭州时召他来议事，事情办完，他便骑马赶回去，不到转运司府署。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到府署没有别的事情。’再次调任台州推官。熙宁初年，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推荐孔文仲。孔文仲应试策论九千多字，极力论说王安石所提出的理财、训练军队之法不正确，宋敏求把他列为异等。王安石大怒，向神宗启奏，神宗亲批命令他罢归原来的官职。齐恢、孙固封还神宗的批示，韩维、陈荐、孙永都极力进言说不应贬黜孔文仲，五次上章，神宗都不听。范镇又说：‘孔文仲出身草野而处于疏远地位，不懂得忌讳。况且朝廷本来以直言求取人才，却又因直言治他的罪，恐怕会成为圣明的负累。’神宗也不听。苏颂叹息说：‘正当朝廷如饥似渴地求贤，有这样的人却不予录用，难道是他的议论太高远而难以契合，还是言辞太激烈而招致怨恨呢？’

译吴充任宰相时，想把孔文仲安置到馆阁，但又有忌恨他的人，他最终只任国子监直讲。当时学者都凭借王氏经义求取功名，孔文仲不学习王氏的书，于是改任三班主簿，出任保德军通判。当时朝廷征讨西夏，几十万军队都经过边境，长期不能解围，边地百姓对此厌倦困苦。孔文仲陈说三件不便之处，说：‘大军还没有出发，民夫却预先聚集；河东征调民夫，劳累百姓而增加费用；各路出兵，首尾不能相互策应。虞、夏、商、周盛世时，也未曾没有外敌侵扰；然而怀柔和控制敌人的关键，不在于一味对外用兵，而在于治理自身。’ 元祐初年，哲宗召孔文仲任秘书省校书郎，升任礼部员外郎。有人说：‘皇族中只有杨王、荆王可以称皇叔，其余宗室应当各自系连祖先的称号，就像唐人称诸王的孙辈一样。’孔文仲说：‘皇上刚刚即位，应当广泛发扬亲睦宗室的道义，不应疏远离间骨肉亲情。’这项议论于是搁置。升任起居舍人，提拔为左谏议大夫。七月初一发生日食，他上疏分条陈说五件事：邪说扰乱正道，小人压过君子，远方夷狄侮辱中原，斜封墨敕侵夺公论，人臣轻视国家命令；应当察觉这些现象，以消除厌兆、招来祥瑞。他论说青苗法、免役法首先困扰天下，保甲、保马、茶盐等法则像驱走毒虫却留下蛀虫。改任中书舍人。元祐三年，任同知贡举。孔文仲原先患有寒疾，到这时仍然日夜不停止办公。同院官员见他形容憔悴，劝他先行离开，或者住到别的寝室。他谢绝说：‘身居官位就应承担自己的责任，怎敢因为生病而自行方便呢？’于是病情更加严重，回到家中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士大夫哭泣时都悲痛得失声。苏轼拍着他的灵柩说：‘世人正赞美柔弱圆熟而厌恶刚直峭拔，想找像我的经父这样刚强正直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诏令优厚抚恤他的家属，命他的弟弟孔平仲任江东转运判官，负责察看他的安葬。当初，孔文仲与弟弟孔武仲、孔平仲都凭文章声名在江西崭露头角，当时号称‘三孔’。后来追贬为梅州别驾。元符末年，恢复他的官职。有《文集》五十卷。孔武仲，字常父。幼年努力学习，考中进士，列入甲科。调任谷城主簿，选任齐州教授，后任国子监直讲。父母双亡，他因哀毁而消瘦憔悴得特别厉害，右臂甚至抬不起来。元祐初年，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集贤校理、著作郎、国子司业。曾论述科举的弊端，诋斥王氏之学，请求恢复以诗赋取士。又想废除大义题，增加各经策问，皇帝亲试仍采用三道题。升任起居郎兼侍讲迩英殿，授任起居舍人，几个月后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起初，朝廷废止侍从官轮流入对，专门要求他们负责论事和思考。孔武仲说：‘如果不以法令加以坚持，那么进言与不进言，就会各自任意而行。希望每次安排两人轮流入对。’当时朝廷议论在北郊祭祀，长期不能决定。孔武仲建议在纯阴之月亲自举行祭祀，像祭祀神州地祇那样。升任给事中，调任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洪州知州。他请求：‘侍从之臣出任州官的，杖刑以下的公事案件，只停止弹劾有关官属；等案件审理完毕，听凭大理寺依法裁定。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不牵连贵近之人，又保全朝廷体恤礼待臣下的本意。’于是把这条规定写入法令。调任宣州，因被列为元祐党人而削夺官职，居住在池州。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元符末年，追复官职。他所著《诗书论语说》《金华讲义》《内外制》《杂文》，共一百多卷。孔平仲，字义甫。考中进士，又应制科考试。因吕公著推荐，任秘书丞、集贤校理。孔文仲去世后，孔平仲回南康安葬他。诏令任孔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负责护送和主持安葬，又任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绍圣年间，言官诋毁他在元祐年间依附当权者、讥刺毁谤先朝功臣，削去校理职，任衡州知州。提举董必弹劾他没有推行常平法，使官府六十万钱的米价受到损失，在潭州设置监狱审理。孔平仲上疏说：‘这些米在仓中储存了五年半，陈旧到不能食用；如果不趁百姓缺粮时酌情发卖，就会成为废物。假如认为这样做不对，臣不敢逃避罪责。’于是调任韶州。又因先前上书的缘故获罪，责授惠州别驾，安置在英州。徽宗即位，恢复朝散大夫，召回任户部、金部郎中，出任永兴路提举刑狱，统领鄜延、环庆。党争议论再次兴起，他被罢职，任主管衮州景灵宫，后来去世。孔平仲长于史学，擅长文章，所著《续世说》《绎解稗》《诗戏》等书流传于世。李周，字纯之，冯翊人。考中进士，调任长安县尉。那年发生饥荒，官府煮粥供给饥民，百姓拥挤聚集，无法禁制，县令把这件事交给李周。李周设置栅栏，按老少男女间隔排列，没有一个人发生混乱。都巡检赵瑜在南山查捕盗贼，各县尉都受他管辖。赵瑜强悍急躁，常常对人无礼，却唯独不敢在李周面前放肆。调任洪洞县令。有百姓家族世代断绝，官府登记并占有其产业；后来他的族人得到遗留的契券，李周取来产业归还给他们。郡中官吏责怪李周，李周说：‘有利于百姓，就是有利于国家。’县城南面有山涧，支流冲灌而入，每年都要征发赋税修筑堤坝、调集民夫堵塞。李周开始修筑新堤，百姓没有受到困扰。改任云安县知县，免除盐井税将近一百万。任施州通判。施州处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间，当地人不懂得使用耕牛的好处；他于是开辟田地数千亩，选取懂得耕作的贬谪戍边人员，买牛让他们耕种，军队粮食因此得到充足。司马光准备推荐他任御史，想让他前来相见。李周说：‘司马公的贤能，我当然愿意拜见；但听到被推荐便前往，就是所谓“呈身御史”了。’最终没有前往。神宗诏令近臣推荐士人，孙固把李周的名声报告上去。神宗召见应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往来于权贵之门，你认识现在的执政大臣吗？’李周回答：‘不认识。’神宗又问：‘认识司马光吗？’回答：‘不认识。’神宗询问防御边疆的办法，李周说：‘四方边境只是手足。如果使中原疲惫，却勤于经营遥远的军事谋略，导致百姓穷困，聚集成为盗贼，我担心会形成心腹之患。’神宗点头表示赞许。第二天，他对孙固说：‘李周是朴实忠诚的士人，朕将任用他为御史。’执政大臣猜想他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请求先让他试任其他职务。于是授任提点京西刑狱。

译当时正兴办水利，有人请求把湍河分流为六条渠道，以增加钳庐陂的水量，估计需要用工八十万。李周说：‘湍河源头高、下游低，即使用堤坝挡住，仍担心决口泛滥；如果再把它引流，必定造成灾害。’于是上疏说：‘渠道能否建成尚不能确定，而费用已经无法估量。为什么不暂且只开凿一条试验，假如能够满足使用，再推广实行。’渠道最终没有成效。第二年，河水泛滥，邓城几乎被淹没，人们才想起他的建议。最终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被罢职，任西京国子监判监。慈圣太后为恢复士人官职，在陵墓下办理相关事务，权贵宦官纷纷到来，住宿处和帷幕都竞相追求华丽奢侈。李周说：‘臣子为父母守丧，尚且不能做到睡草席、枕土块，为什么又要因此更加奢侈呢？’工程结束后，山陵使评定功劳并记载，人人都自己申说功劳，唯独李周不这样做。哲宗即位，召任职方郎中。朝廷议论与西夏和议，把侵占的土地交给西夏，甚至想放弃兰州。李周说：‘陇右原来属于唃氏，长期是我们的藩篱。如今唃氏灭亡，如果放弃那里，一定会归于西夏。西夏凭借小小的河南地区，尚且做了我们百年的强敌；如果再把河湟给它，就会完全得到吐蕃的土地，这对秦、蜀不是好处。’于是终于没有放弃兰州。升任太常少卿、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身份任陕西转运使，又入朝任太常少卿，升任权工部侍郎。不久以集贤院学士身份任邠州知州，所受恩遇礼待如同待制。调任凤翔府、河中府、陕州知州，提举崇福宫，改任集贤殿修撰。去世时八十岁。绍圣年间，追贬贺州别驾，后来恢复原职。李周从担任小官时起，就沉静低调、隐藏锋芒，从未私下拜谒执政大臣；有公事时，便公开到中书省陈述。薛向主管三司时，想征召他为属官，等见面后，最终也不敢开口，退下后叹息说：‘这样的人不容易屈服。’李周因此在世上始终没有得到顺遂。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是唐代剑南节度使鲜于叔明的后代。性情庄重，努力学习。考中进士，任江陵右司理参军。庆历年间，天下大旱，诏令征求意见。鲜于侁推究灾变发生的原因，又分条指出当时政事的四项过失，言辞恳切直截。唐介与他是同乡，便向上级官员称扬他的名声，并接连上章推荐。鲜于侁极力称赞左参军李景阳、枝江县令高汝士的优点，请求调任他们，唐介更加认为他贤能。调任黟县令，代理治理婺源县。有个奸民汪氏家财丰厚而凶狠，在乡里横行，因事情触犯法律，众吏围绕下拜说：‘汪氏一族使前任县令吃了不少亏；如今如果不放过他们，日后一定会留下祸患。’鲜于侁发怒，立即杖责汪氏，恶人一类从此销声匿迹。任绵州通判。绵州处在蜀地东部，官吏习惯贪污，逐渐形成风气，甚至向士卒征收柴薪、炭、草料、豆料，卖水果蔬菜时也多收取差价。鲜于侁一概不取，郡守以下官员都仿效他。赵抃出使蜀地，把他推荐给朝廷，但还未及任用。鲜于侁接受何郯征召，任签书永兴军判官。万年县令不能任事，监狱中关押囚犯达数百人，府中派他前往治理，几天后便使监狱空了。神宗诏令征求直言，鲜于侁任蔡河拨发，奉诏陈说十六件事，神宗喜爱他的文章。诏令近臣推荐所知之人，范镇以鲜于侁应选，授任利州路转运判官。当初，王安石居住在金陵，享有很高的声望，士大夫都期望他做宰相。鲜于侁厌恶他沽名激进、邀取君主宠信，对人说：‘这个人如果被任用，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到这时，他上书评论时政，说：‘可以成为忧患的有一件，可以令人叹息的有两件，其他违背治国根本、招致百姓怨恨的事情，更无法一一列举。’他的意思专门指王安石。王安石发怒，诋毁贬低他。神宗说：‘鲜于侁有文学才华，可以任用。’王安石说：‘陛下凭什么知道？’神宗说：‘有他的章奏在这里。’王安石才不敢再说。当初助役法实行，诏令各路分别确定应征役钱。利州转运使李瑜定为四十万，鲜于侁争辩说：‘利州百姓贫穷，土地贫瘠，定为这个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了。’李瑜不听，两人各自把事情上报。此时各路的役法文书都还没有完成，神宗赞同鲜于侁的意见，命司农曾布颁行他的方案作为标准。于是贬黜李瑜，升鲜于侁为转运副使，仍兼任常平提举。辖区百姓不来申请青苗钱，王安石派官吏去察访查办，并且责问鲜于侁不发放的原因。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百姓愿意借取就给；百姓自己不愿意，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吗？’ 左藏库使周永懿镇守利州，贪婪暴虐，违法乱纪；前任使者害怕他的凶暴，没有人敢追究。鲜于侁把他逮捕戴上刑具关进监狱，流放到衡州、湘州一带，并因此请求改用文臣任州长官，同时改由其他班行官员兼领县事。他在这一辖区任职九年，治所距离阆中很近，姻亲故旧往来不断，但他接待他们毫不偏私，使他们都心悦诚服。苏轼称赞鲜于侁上不损害法令，中不废弃亲情，下不伤害百姓，认为这是‘三难’。两税缴纳绢帛和丝绵，鲜于侁上奏请求允许百姓用零碎不足整匹的绢绵折价缴纳。后来有个李元辅，擅自改变这一办法而多收税，父老流着泪说：‘老运使的办法，怎么可以改变？’大概因为鲜于侁的侄子师中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称‘老’来区别他们。调任京东西路。黄河在澶渊决口，议论者想不去堵塞，鲜于侁说：‘东方各州汇集水泽的地方只有两处泺水；夏秋淫雨时，尚且会泛滥成灾，如果任凭大河水流注入其中，百姓就会成为鱼鳖。’他写成《议河书》上奏，神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京东、京西两路合并为一路，任命鲜于侁为转运使。当时王安石、吕惠卿掌握朝政，正直之人大多不能容身。鲜于侁说：‘我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如果列举的不是贤才，就是耻辱。’因此他所推荐的刘挚、李常、苏轼、苏辙、刘分攵、范祖禹等，都是坚守道义而不合时宜的人。元丰二年，召回应对，命任扬州知州。神宗说：‘广陵是重要的重镇，长期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治理，如今朕亲自选定你前往，应当好好治理。’苏轼从湖州赴御史台狱，亲朋都与他断绝交往。苏轼经过扬州时，鲜于侁前往拜见，台吏不许通报。有人说：‘您与苏轼相知已久，往来的书信文章，应当烧掉不要留下，否则将要获罪。’鲜于侁说：‘欺骗君主、辜负朋友，我不忍心做；如果因忠义而共同承担谴责，正是我的愿望。’后来因被举荐的官吏牵连，罢任主管西京御史台。哲宗即位，考虑到东部地区困于役法，便把搜刮聚敛、残暴祸害百姓的吴居厚流放，又任命鲜于侁出任京东使者。司马光在朝廷上说：‘以鲜于侁的贤能，不应让他居于外任；只是齐鲁地区凋敝已极，需要鲜于侁前往救治。像鲜于侁这样的人，哪里能找到一百位，布置在天下各处呢？’士民听说他再次来到，仿佛见到了慈爱的父母。召回任太常少卿。侍从大臣议论神宗庙配享之人，有人想任用王安石、吴充，鲜于侁说：‘先朝宰相的贤能，谁能超过富弼？’于是采用富弼配享。授任左谏议大夫。

译鲜于侁见哲宗年幼，首先详细陈说君子、小人消长的道理。又说：‘制举确实是选取人才的重要途径，本朝尤其能够由此得到人才。王安石掌权时，忌讳别人诋毁新政，于是废除了制举。如今正广泛搜罗俊杰贤才，扩大畅通进言的渠道，应当恢复旧日六科。’又请求废止大理寺狱，使两省官员和谏官可以相互往来，减少特奏名举人，严格出官的法令，使京东盐可以通商，恢复三路义勇以宽解保甲之法，废除戎、泸两地的保甲以减轻民力，这些事情大多得到施行。在职三个月，因病请求离职。授任集贤殿修撰、陈州知州。诏令满一年后升任待制。过了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鲜于侁专心研究经学，著有《诗传》《易断》，受到范镇、孙甫的推重赞许。孙复与他讨论《春秋》，认为当今学者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写诗平淡深厚而纯粹，尤其擅长《楚辞》。苏轼读到他的《九诵》，认为接近屈原、宋玉，自己也觉得无法赶上。顾临，字子敦，会稽人。通晓经学，长于训诂。皇祐年间，考中说书科，任国子监直讲，升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熙宁初年，神宗因为顾临喜欢谈论军事，诏令他编写《武经要略》。起初命都承旨、副承旨提举此事，神宗认为顾临是馆职官员，便改称提举为馆干。又召顾临询问军事，他回答说：‘用兵以仁义为根本，行动和静止的关键，关系国家安危，不能轻率。’于是分条陈说十件事进献。出任湖南转运判官，提举常平。因议论政事违背执政大臣的意旨，被罢职归家。改任同判武学，升任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请求任颍州知州。入朝任吏部郎中、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河东转运使。元祐二年，提拔为给事中。朝廷正处理黄河回河工程，授顾临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这时，翰林学士苏轼与李常、王古、邓温伯、孙觉、胡宗愈进言说：‘顾临资质正直，学问有根基，慷慨中立，没有什么能使他回避屈挠。他任职东省时，封驳诏令、议论政事，凛然有古人的风范。那些侥幸求进的人都侧目畏惧。忽然离开朝廷，是众人所惋惜的，应当留在皇帝左右，以补救缺失；另选深知河务的人前往河北任职。’谏议大夫梁焘也说：‘都漕这个职位，在外地难道没有合适的人吗？但在朝廷中想找像顾临这样的人，恐怕不容易。’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顾临到任后，请求顺应河势，使河水回归东流。朝廷又以给事中身份召他回朝。历任刑部、兵部、吏部三部侍郎兼侍读，任翰林学士。绍圣初年，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定州知州，调任应天府、河南府知府。宦官梁惟简因过去侍奉宣仁太后而获罪，经过洛阳时，转运使郭茂恂迎合当朝宰相的意旨，弹劾顾临与梁惟简宴饮聚会，于是削夺顾临官职，任歙州知州；又以依附党人为罪名，贬斥到饶州居住。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徽宗即位后，追复他的官职。李之纯，字端伯，沧州无棣人。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度支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御史周尹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接受邕州官吏的贿金，朝廷命李之纯前往查究事情的根源，原来是从一个被放出的婢女口中说起的。李之纯认为这是荒诞鄙俗的言语，不予查办，许彦先因此得以免罪。调任成都路转运使。成都每年发放官米六千石，减价卖给百姓；言官说这是施惠百姓而损害国家，诏令下发让有关方面议论。李之纯说：‘蜀郡百姓依靠这个办法生活已有一百年，怎么能在一天之内夺去呢？’事情于是作罢。任期届满后又被留任，共过了几年，才回到朝廷。神宗慰劳他说：‘边远地区不希望频繁更换大臣，使剑门以外安定，年年丰收，以彰显朝廷安抚远方的本意，你知道这件事吗？’任命他为右司郎中，转任太仆卿。元祐初年，加授直龙图阁，任沧州知州，召入任户部侍郎。还未到任，又改任集贤殿修撰、河北都转运使，升为宝文阁待制，任瀛州知州。不久以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回朝任户部，三次升迁为御史中丞。他上奏说：“朝廷把政事交给六部，六部只听从省吏查看以前的批示，以此决定事情缓急的次序，这就成了由胥吏专擅处置命令。若大臣没有时间审阅，应令各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按照所承办的事务办理，该执行的立即执行，该停止的立即停止；必须请示后才能决定的，也不应拘泥于文书格式。这样，吏员就不能玩弄权力，而下情也能上达了。”他又说：“群贤在朝廷和睦相处，天下万物也会在民间和谐。调和阴阳，是辅相的职责。近来，国政的议论稍有损于和睦亲善，言语四处传播，动辄牵涉到人们的观望态度，不可不谨慎。” 董敦逸、黄庆基弹劾苏轼假托诏令来诋毁先帝，苏辙以官爵名器私下授予亲近的人，两人都因临时主持御史台事务而被罢免。李之纯上疏说明他们的诬陷欺罔，董敦逸等反而被进一步贬黜。后来李之纯因病改任工部尚书。绍圣年间，刘拯弹劾他依附苏辙，出任单州知州。去世时七十五岁。他的从弟是李之仪。李之仪字端叔。考中进士将近三十年后，才在定州幕府中跟随苏轼。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原州通判。元符年间，任内香药库监官。御史石豫说他曾经跟随苏轼任职，不可以担任京官，诏令勒令停职。徽宗初年，任河东常平提举。因替范纯仁撰写遗表并作行状获罪，被编管太平军，于是居住在姑熟；过了很久，又迁往唐州，最终官至朝请大夫。李之仪善于写文章，尤其精通尺牍，苏轼称他说已经进入了刀笔文章的精妙境界。王觌字明叟，是泰州如皋人。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编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他不愿长久任职，要求出任润州推官。两浙发生旱灾，各郡派官吏察看禾苗受灾情况，但他们承受监司的暗示，不敢多给百姓免除租税。王觌奉檄文复查此事，叹息说：“旱灾严重到这种地步，百姓已经断粮，即使打开官仓赈济他们，还怕不能救济过来，难道还可以向他们征收赋税吗？”行进几天后，他把租税全部免除。监司发怒，罗织搜求他的过失，找出很多罪名。正好朝廷派使者赈济借贷百姓，王觌请求会见，使者陈述民间的利弊。使者很高兴，回朝推荐他，授任司农寺主簿，转任司农寺丞。司农寺当时是重要官署，升迁任用的人多从这里选拔。王觌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请求出任外官，韩绛认为他的节操很高尚，留下他任检详三司会计。韩绛出任颍昌知府时，征召他任签书判官。后来因在润州任职时公事缺失而获罪，退居多年，重新起用为太仆丞，迁任太常寺官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哲宗即位，吕公著、范纯仁推荐他可以担当大任，提拔为右正言，进而任司谏。他上疏说：“国家的安危、治理或混乱，取决于大臣。如今执政大臣有八人，而奸邪之人占了一半，即使让一两个元老大臣主持政务，又怎么能实行自己的志向呢？”于是极力论列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结党为邪、损害正道的罪行。章疏几十次上奏，这些人相继被斥退。又弹劾吕惠卿，使他被流放。朝廷议论认为大奸臣既已黜退，担心人心不安，准备下诏安慰并释放他们，同时告诫并制止言官。王觌说：“如果果真这样做，恐怕天下有识之士会因此轻视议论朝廷。舜诛罚四凶，天下便服从；孔子诛杀少正卯，鲁国便得到治理。当时没有听说人心不安，也没有听说发布命令来取悦他们的党羽。君主驾驭臣下，不过是升迁和贬黜两种权柄而已。升用一个善人，天下行善的人就受到鼓励；贬黜一个恶人，天下作恶的人就感到恐惧。难道因为作恶者害怕，朝廷也要替他们害怕吗？臣实在替陛下惋惜这一点。”王觌的话虽然恳切，但最终仍不能阻止此事。夏主刚刚即位，已有轻视中原的想法。王觌说：“小小的羌人窥见我们厌恶战争，所以才这样桀骜不驯。然而应当忧虑的，不在今年秋天，而在将来；应当谨慎的，不在边境防备，而在朝廷的谋划。收放、取舍和施予的权力，必须持重行使才可以。”洮东擒获鬼章，把他用囚车押到宫阙前，王觌说：“老羌人虽然已经被擒，他的儿子仍然照旧统领部众，疆土和部落并没有比以前减少，怎么可以立即杀掉他而招来怨恨？应当把他安置在洮、岷、秦、雍之间，以显示宽容和爱惜生命的恩德，离间他牢固的交情，破坏他至死不变的党羽。”他又说：“如今民力已经衰敝困乏，边境军费没有止境，不可不深思对策。”于是他上疏请求更换那些不是合适人选的将帅，请求革除茶、盐中危害百姓的弊端，直到拖欠债务、赈济、赋税征收和科派须索等事，也都逐一指明原因。差役法恢复实行，王觌认为：“朝廷本意在于便利百姓，可议论者竟说免役法没有一件事可用。法律没有新旧之分，只应遵从善法。”于是他从差役法中搜集了几十件有助于施行、可以通行的事项，上奏朝廷。接着他论述青苗法的危害，请求全部废除新法，恢复常平旧法，说：“聚敛之臣只知道搜刮利益、为自己求取名声，不顾日后的祸害。凭国家的尊贵地位，却同百姓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拿什么向天下示范呢？”他又说：“刑罚随着时代有轻有重。熙宁年间的大臣认为，刑罚不重，人们就没有畏惧。如今法令已经施行，正可以适当减轻刑罚，希望选择质朴厚重、通晓事务的士人，再加以删正。”于是设置机构编纂汇集律令，让王觌参与其中。大体都采用中等刑典，这就是《元祐敕》。神宗恢复唐代制度，谏官分列在两省。到这时，大臣们商议把他们迁到外门，而把他们的直舍改为制敕院，名义上说是为了防止泄密，实际上是不想让他们同给事中、舍人相通。王觌争辩说：“制敕院不过是吏员的官舍。夺取谏省来扩大吏员的官舍，信任胥吏而怀疑谏臣，这怎么能显示朝廷的宽广呢？”于是最终没有迁徙。王觌任谏官时，想彻底破除朋党之说。朱光庭指责苏轼在试馆职时所出的策问，吕陶为苏轼辩解说并非如此，于是兴起洛党、蜀党之说。王觌说：“苏轼的言辞，不过是没有掌握轻重的体统罢了。若把同异全部考察清楚，深究其中的嫌疑，两边的分歧就会形成，党争的议论也会更加炽烈。学士拟写诏令时失去本意，这件事还小；假使士大夫被加上朋党的名声，那才是大祸。”皇帝深以为然，置之不问。不久改任尚书右司员外郎，没过多久，授任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因论说尚书右丞胡宗愈获罪，出任润州知州，加授直龙图阁，任苏州知州。苏州有狡猾的吏员，善于窥测太守的心意来扰乱权力，前任太守因此受到讥议。王觌查清他的奸状，依法处置，全郡肃然。百姓歌颂他的政绩，有“吏行水上，人在镜心”的话。迁任江、淮发运使，入朝授任刑部、户部侍郎，和丰稷一同出使辽国，受到辽人的礼遇和敬重。绍圣初年，以宝文阁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蜀地土地肥沃，每亩价值千金，没有闲田可以安葬，王觌查找被侵占耕种的官地，上表请求作为墓田。江水贯穿城中形成水渠，年久淤塞，常因久雨积水而发生水灾，王觌上疏请求疏浚，使其恢复旧状，百姓感念他，称为“王公渠”。迁任河阳，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鼎州团练副使。徽宗即位，恢复他的原职，任永兴军知军。他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工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改年号的诏书下达，王觌说：“‘建中’这个名称，虽然取自‘建中立极’之意，但重复沿用前代年号，不合适，应当以唐德宗为戒。”当时执掌政事的人大多意见乖异、互不相同，王觌说：“尧、舜、禹相互授受的是同一道理，但尧没有除掉四凶而舜除掉了，尧没有举用八元八恺而舜举用了，事情未必完全相同；周文王在丰建都，周武王治理镐京；文王时关市不征税，泽梁不设禁令，周公却征税并设禁令，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善于继承、善于发扬的人。神宗在前代创立法制，子孙应当在后代守行。至于时代不同、事情有别，需要损益的就加以损益，按道理本来并没有过失。”执政者对他的话感到愤怒，于是改任他为翰林学士。四月初一发生日食，皇帝下诏责备自己。王觌负责起草诏书，其中有“只是德行不够相类，不能足以感当天心”的话，宰相删去了这句话，于是王觌极力请求出任外官。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润州知州，迁任海州知州，罢任主管太平观，最终安置在临江军。王觌清正自守，简朴淡泊，别人看不出他的喜怒。他始终坚持正论，再次遭受贬斥驱逐，也没有丝毫改变。没有疾病而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绍兴初年，追复龙图阁学士之职。他的侄子是王俊义。王俊义字尧明。在京师游学，费用不足，有人把他推荐给童贯，童贯想用厚礼聘请他，他拒绝而不答应。林灵素在宝箓宫设讲席，诏令两学选派士人来问道。皇帝将要亲临察看并推恩，司成便以王俊义和曹伟应诏，王俊义辞谢不去。别人说：“这是显贵仕进的捷径，不可错过。”王俊义说：“即使辞谢不能获准，到了那里我也不行拜礼。倘若受到困辱，我就以死相继。”等到来到讲所，距离皇帝的帷帐只有半步，内侍两次呼叫他的姓名，王俊义只是面向帷帐致敬，不肯出来；接着呼叫曹伟，曹伟回头看，王俊义向他使眼色，他也没有出来。事情结束后，众人都替他们害怕，王俊义却处之泰然。他通过太学上舍的选拔，奏报姓名时列在末位，徽宗亲自评阅他的文章，把他提拔为第一名。到赐进士及第时，徽宗望见他的容貌十分伟岸，非常高兴，回头对侍臣说：“这是朕亲自擢选的人，真可以说名副其实是‘俊义’。自古以来还没有君主亲自充任主考官的，应当立即破格任用。”蔡京邀请他来相见，说：“只要见我一面，左右史的职位就可以立刻得到。”王俊义没有前往，只被授任国子博士。任职两年后，才改任太学博士。

译郓王拜谒先圣，有关部门商议让诸生到门外迎接。王俊义说：“这哪里可以施用于人臣呢？礼节只要像拜见宰相那样就够了。”于是按次序站立在敦化堂下，郓王到达后，他仍然推辞说不敢当此礼。升任吏部员外郎。他曾入朝应对，皇帝问：“你知道以前为什么亲自擢选你吗？因为主考官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天子亲自掌握选拔文章的权衡。卫肤敏、吴安国如今在哪里？”王俊义详细作了回答，皇帝立即召他们任馆职，同时升王俊义为右司员外郎。他被王黼厌恶，以直秘阁身份任岳州知州。去世时四十七岁。王俊义同李祁友善，在宣和年间首先提出正直的议论。当时，各位公卿逐渐知道分别善恶、邪正，这是两人的力量。李祁字肃远，也是知名士人，但官位不显赫。马默字处厚，是单州成武人。家里贫穷，徒步到徂徕跟随石介学习。当时学生有百人左右，他一旦出仕，便超过了其他人。后来他将要回去，石介对众学生说：“马君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臣，应当送他到山下。” 考中进士后，调任临濮县尉，任须城县知县。县城是郓州的治所，郓州有吏员犯法却不能逮捕，马默赶到府中，在客厅当场把他捉来杖责，全府都大为惊骇。曹佾任郓州知州，心里很不高兴，马默也不向他屈服。后来张方平任知州，他一向地位尊贵，属官到面前时，他大多闭着眼不与交谈。见马默来陈述政事，却忽然睁眼长久注视他，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常把事务交给他办理。治平年间，张方平回朝任翰林学士，推荐马默以监察御史里行任职，遇到事情总是直言，不顾忌什么。张方平有时派亲近的人去提醒他说：“说话太直，恐怕会连累推荐你的人吧？”马默谢他说：“蒙受您的深厚知遇，不敢只替自己打算，这正是我报答您的方法。” 当时朝廷议论尊崇濮安懿王，台谏官吕诲等极力争辩认为不可，都被调出京城补任外官。马默请求召回他们，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上奏说：“濮王生育圣上，谁不知道？如果称他为亲王，义理上没有依据；名分不正，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希望陛下独自裁断，下明诏停止此事，以感召和气，安定七庙神灵，这样一件事就会带来众多善政。”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求取贤才为根本。仁宗把任用官员的权力全部交给辅相，几十年间，贤能而公正的人没有几个。官员升迁，不凭实际功绩，不靠自身声誉，只要趋附权贵之家，就一定能获得显贵职位。如今待制以上官员是祖宗时期的数倍，至于要选任一名统帅，能够符合公议的十人中不过三四人。一般官员那么多，却不知道有多少；一遇到难事，就说没有人可以任用。这难道不是无才之人在上位，而贤与不肖混杂吗？希望陛下明察善听，务必考察实际才能，经过多次试用后破格升迁，使天下得到幸福。” 刑部郎中张师颜提举各司库务，依法整治违法者，众多吏员害怕权力受到动摇，便散布流言诬陷并排挤他。马默竭力说明原因，认为：“厌恶正直、嫉恨正道的人，实在很多。如今将要革除多年积弊、兴起太平，必须先让官员各尽其职。应当尊崇奖赏张师颜，以忠诚勤勉勉励他，这样尸位素餐、闭口自保的人，才知道应当向谁学习。” 西京会圣宫将要创建仁宗神御殿，马默说：“事情不以古礼为依据，是前代典籍所告诫的。汉代因为各位皇帝曾经临幸过的郡国而建立庙宇，懂礼的人尚且非难。何况先帝从未临幸洛阳，却在那里创建庙宇祭祀，实在违背典制。希望以礼节制此事，以义制定制度，立即停止这项工程，以彰显清静奉先的意旨。”适逢河东、陕西各郡发生地震，马默认为这是阴气盛强的表现，担心会成为边境祸患，认为应当加以防备。几个月后，西夏果然来侵犯。神宗即位后，马默因论说欧阳修的事情，任怀州通判。他上疏陈述十件事：一是掌握威权，二是察辨奸佞，三是亲近正人，四是明辨功罪，五是减少巨大开支，六是防备灾荒，七是崇尚俭朴，八是长期任用官员，九是选择良好的守令和宰辅，十是抵御边患。掌握威权，那么天子的权势就重，大臣也会安定；察辨奸佞，那么忠臣就能被任用，小人不能侥幸进用；亲近正人，那么每天都能听到谏诤，圣明的心性就会更加开明；明辨功罪，那么朝廷没有私心，天下就会服从；减少巨大开支，那么公私都富足，军队就有积蓄；防备灾荒，那么大恩常能施行，祸乱就不会发生；崇尚俭朴，那么上行下效，百姓就会淳朴；长期任用官员，那么官职不会虚授，职事就能办成；选择良好的守令和宰辅，那么各项政绩就会成就，百姓就能受益；抵御边患，那么四方远近都会畏服，中原就会强盛。授任登州知州。沙门岛的囚犯很多，官府供给粮食的才三百人，每当人数增加，就把多出的人投入海中。寨主李庆两年间杀了七百人，马默责备他说：“人的性命最为重要，皇恩既然赦免他们使其活下来，你又接着杀掉他们，还不如当即死在自己的乡里。你为什么不把粮食不足的情况报告上来，却专门这样杀人？”马默想依法审理他的罪，李庆害怕，便上吊自杀。马默上奏请求重新制定《配岛法》共二十条：凡人数超额而年长久、没有过错的囚犯，迁移到登州。此后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后来苏轼任登州知州，父老在路上迎接他说：“您治理政事爱护百姓，能比得上马使君吗？” 迁任曹州知州，召入任三司盐铁判官。因为马默同富弼友善，又议论新法不便，出任济州、衮州知州。回朝后，任三司帐司提举。他向神宗讲说用兵的形势，又指画河北山川道路的里程，回答问题流畅如水。神宗很高兴，准备任用他，大臣们更加不喜欢他，于是改任京东刑狱提点。马默性情刚正严厉，痛恨邪恶，所属官吏中有听到风声便投递公文辞职离去的。金乡县令因贿赂罪恶昭著，他的父亲正执掌政权，写信告诉他说：“马公一向刚正，你有罪过，恐怕不能免罪。”县令害怕了，把所有不义之财取出焚毁。马默改任广西转运使，适逢安化等蛮族每年因饥荒而入境作乱，马默上奏平定蛮族的方略，认为：“胜负不在兵力而在将领。富良宵逃跑，郭逵怯懦；邕城陷落，苏缄老而昏谬；归仁铺军队覆没，陈曙先行逃走；昆仑关军队败亡，张守节不战；侬智高之所以败亡，是由于狄青的智勇；欧希范之所以被诛灭，是由于杜杞的方略，这些都足以验证这一点。”

译因病请求归退，任徐州知州。所属各城的利国监深受吴居厚的暴虐，马默把这些弊端全部革除。召入任司农少卿。司马光任宰相时，想全部修复祖宗的法制，问马默恢复乡差衙前法怎么样。马默说：“不可以。常平法自汉代以来就是良法，怎么能全部废除？去掉其中危害百姓的部分就可以了。”后来役人制度被制定为一州一县的法令，常平提举官被裁撤并归入提刑司，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马默首先提出的。授任河东转运使。当时有人议论放弃葭芦、吴堡两座寨堡，马默上奏说那里控制扼守险要，敌人无法攻取，放弃它们不利。由于他的意见，两座寨堡得以不被放弃。迁任衮州知州，请求褒奖记录石介的后人，诏令授予他的孙子官职。东州连年饥荒，流民大批聚集，马默赈济救活了数万人。入朝授任卫尉卿，权摄工部侍郎，转任户部。请求告老，以宝文阁待制身份重新任徐州知州，改任河北都转运使。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小吴决口，后来没有再堵塞，而是任其向北流。元祐年间议政的大臣认为向东流更便利，水官便顺应这一意见。马默和同时任职的监司上奏议论，认为向北流更便利。御史郭知章又请求让黄河向东流，于是修筑东西两个马头，约束河水恢复原来的河道，又筑长堤堵塞黄河北流，耗费的人力财力非常大。第二年，黄河再次决口向北流，最终也不能使它向东流。过了很久，他请求告老，任鸿庆宫提举。绍圣年间，因依附司马光获罪，被削去待制之职并以致仕身份退居。元符三年，恢复了他的官职。去世时八十岁。绍兴年间，因他的儿子马纯请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加赠太保。史臣评论说：《诗经》说：“当时没有争斗，君王的内心便安宁。” 王安石任宰相，可以说造成了天下的争斗，而君王的内心也不得安宁。孙觉、李常竭力争辩反对新法，宁可违背旧交的意愿，也毅然将其罢免而不后悔，真贤良啊！孔文仲参加制科策试，以微小官职慷慨论政，言论虽未被采纳，名声却传到了皇帝耳中。王安石既斥退此人，又废除制科，迁怒得为什么这样厉害呢！鲜于侁很早就看出王安石会坏事，和吕诲一样预先见到了祸端。马默因张方平推荐而任御史，终于直言无讳；张方平劝止他，他也不听，这才算没有辜负知己。李周的耿直，顾临的用兵才略，李之纯、王觌两次被贬而不改变正道，也足以看出当时贤才很多。列传第一百零四 刘安世、邹浩、田昼、王回、曾诞，附载陈瓘、任伯雨 刘安世字器之，是魏地人。他的父亲刘航，考中进士，历任虞城县、犀浦县知县。虞城县奸猾之徒很多，喜欢盗寇之事；犀浦县百姓弱顺驯服。刘航治理政事，宽严、缓急因地制宜，两个县都得到治理。任宿州知州时，负责陪伴夏国使者，使者提出很多要求，执持礼节却不谦逊，并且想系着球文金带入朝拜见，刘航都一一据理折服纠正他们。以群牧判官身份任河南监牧使。他持节册封夏主秉常，按惯例应当接受的宝带、名马等礼物，他都推辞不受。回朝后，进呈《御戎书》，大意说：“游说之士喜欢发表令人高兴的言论，武夫则贪求不可估量的恩宠，有时会因此受到误导，不可不加以戒惧。”任河北西路转运使。熙宁年间发生大旱，朝廷征求意见，刘航上疏论述新政不便之处五件，又上书说：“君主不可轻易失去天下人心，应当乘此时机有所改革，这样人心就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也能得到。”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任提举崇福宫，重新起用为泾州、相州知州。朝廷军队西征，迁任陕府知府。当时仓促之间兴起军事行动，军粮供给十分紧急，县令、县丞甚至带着刑具督促百姓，百姓多丢弃田地房屋，有的甚至自杀。唯独刘航仍像平时一样约定期限，事情反而都办成了。最终官至太仆卿。刘安世年轻时议论政事便已经有见识。刘航任监牧使时，文彦博在枢密府，听到有关刘安世的事情，常常把他叫来告诉他。刘安世从容地说：“王介甫请求离职，外间议论说您将要代替他的职位。”文彦博说：“王安石把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后来的人怎么能够收拾呢？”刘安世拱手说：“我虽然是后进，却私下认为未必如此。如今的新政，果真顺从人的愿望并给人带来利益吗？如果不是这样，您只要除去有害的部分，兴办有利的部分，不过反掌之间罢了。”文彦博默然没有回答。后来他见到刘航，感叹并称赞刘安世的坚定正直。考中进士后，没有参加选官。跟随司马光学习，向他询问尽心行己的要领，司马光教导他要诚实，并且让他从不妄语开始。调任洺州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因贪污闻名，转运使吴守礼将要查办他，便询问刘安世，刘安世说：“没有这回事。”吴守礼因此停止查办。但刘安世心中常常不安，说：“司户参军确实贪污，而我没有以诚实的话回答，我难道违背了司马公的教导吗？”后来读到扬雄《法言》中“君子避开阻碍，便能通达各种道理”的话，心意才得到释然。司马光入朝任宰相，推荐刘安世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去世后，宣仁太后向吕公著询问谁可以担任台谏官，吕公著回答说刘安世。于是提升为右正言。当时执政大臣很有些把官职授给亲属，刘安世说：“自祖宗以来，大臣的子弟不敢接受内外的显要职位。自从王安石执政，专门图快自己的私意，历代圣人的制度被破坏殆尽。如今朝廷之上，仍然沿袭这种旧态。”于是逐一上疏论列文彦博以下七人，他们都是年高有德、资历深厚的旧臣，刘安世一点也没有宽假。章惇因强行买卖昆山县民田而罚款，刘安世说：“章惇同蔡确、黄履、邢恕一向相互勾结，自称是社稷之臣，贪取上天的功劳，妄想将来侥幸得势，天下人把他们指为‘四凶’。如今章惇的父亲还在世，他却另立户籍、分割财产，断绝伦理义理，只从轻处罚，拿什么显示惩戒呢？”正好吴处厚解释蔡确的《安州诗》并进呈，刘安世认为诗中指斥皇帝，犯了大不敬之罪，便同梁焘等极力论奏，吴处厚被流放新州。宰相范纯仁直到御史十人，都因这件事离职。升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为左谏议大夫。诏令暂时停止讲筵，民间欢传宫中正在寻找乳母，刘安世上疏进谏说：“陛下年纪尚轻，还没有册立皇后，却亲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佑圣体，为宗庙社稷的大计着想，使您在清闲的宴居中，常常驾临经筵，并让近臣参与讨论前代治乱的要旨，以增益圣学，不要沉溺于所宠爱的人而忘记应当戒惧的事情。”哲宗低头不说话。太后后来对他说：“没有这件事，是你误听了。”第二天，太后留下吕大防，把事情原委告诉他。吕大防退下后，太后召给事中范祖禹，让他传达懿旨。范祖禹本来就曾经进谏，于是两人共同上言，言辞更加恳切。邓温伯任翰林承旨，刘安世说他“出入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之中，始终反复无常。如今任用他，实在关系到君子和小人势力消长的关键。请求免去并贬黜他”。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出任外官，改任中书舍人，他辞谢不接受。以集贤殿修撰身份提举崇福宫，仅六个月，便召入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