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一

译当时两府合班奏事，韩琦一定把话全部说尽，即使事情属于中书省，也指出并陈述实际情况。同列有人不高兴，仁宗却独自理解他，说：“韩琦性情正直。”韩琦与范仲淹、富弼都因天下人的声望而同时被任用，朝廷内外都翘首期待他们建立功业。范仲淹等人也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群小因而感到不便，诋毁的话每天都能听到。范仲淹、富弼相继被罢免，韩琦替他们辨析，皇帝没有答复。尹洙与刘沪因水洛城的事情争执，韩琦支持尹洙，朝廷舆论却不以为然。于是请求外任，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后来调任郓州、成德军、定州。兼任安抚使，升任大学士，又加任观文殿学士。起初，定州士兵因熟悉平定贝州叛乱的功劳，要求赏赐，口出怨言，甚至想在城下鼓噪。韩琦听说后，认为不加治理就会发生叛乱，便按照军法整顿训练，诛杀其中最为恶劣的人。士兵因攻战而死，就赏赐并抚恤他的家属；登记他们的孤儿寡妇，继续供给粮禀，威严和恩惠并行。又仿照古代三阵法，每日按时训练整齐，因此中山的军队精锐强悍，冠绝河朔。京师派龙猛卒到保州戍守，他们在路上受到百姓侵害，抵达定州后，韩琦把他们全部留下不派遣，换用平素受过训练的士兵北上；又赈济使数百万饥民活命。皇帝下玺书褒奖激励，邻近各道都把他的做法视为准则。授任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承受官廖浩然倚仗宫中权贵的势力，贪婪放纵；他已经诬陷并驱逐前任统帅李昭亮，后来行为更加违法。韩琦上奏将他召回，皇帝命令在本省鞭打他。契丹擅自侵占天池庙的土地，韩琦召来契丹的首领豪酋，把过去他们请求修庙的檄文给他们看，他们无言以对，于是归还了我方的边界土地。后来契丹又侵占耕种阳武砦的土地，韩琦挖掘壕沟、立石为界限制他们。起初，潘美镇守河东时，苦于敌寇抄掠，命百姓全部迁入内地，使塞下土地空置不耕，因此忻、代、宁化、火山以北有许多荒废土地。韩琦认为这些都是良田，如今放弃不耕，正好给敌人提供资助，最终都会被敌人占有。于是请求以距北方边界十里为禁地，禁地以南招募弓箭手居住，开垦田地达到九千六百顷。过了很久，请求任相州知州。嘉祐元年，召回任三司使，还未到任，迎接他的任命已改为枢密使。嘉祐三年六月，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六年闰八月，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仁宗接连失去三个王子，从至和年间患病以后，不能临御正殿。朝廷内外忧惧不安，臣下争相以册立继嗣、巩固根本为理由进言，包拯、范镇尤其激切。拖延了五六年，皇帝始终犹豫不决没有实行，进言的人也渐渐懈怠。到这时，韩琦乘机进言：“皇嗣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都是因为谋划没有及早确定。陛下年事已高，还没有册立继承人，为什么不选择宗室中贤良的人，作为宗庙社稷的长远考虑呢？”皇帝说：“后宫将有人临产，姑且等一等。”后来又生下了女儿。一天，韩琦带着《汉书·孔光传》进呈，说：“汉成帝没有儿子，便立弟弟的儿子为继承人。像他那样才智平常的君主，尚且能够这样做，何况陛下呢？希望陛下把宋太祖的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他又同曾公亮、张昇、欧阳修极力进言。适逢司马光、吕诲也有所请求，韩琦进呈并诵读了两人的奏疏，还没有来得及启奏，皇帝突然说：“朕早已有意了，谁可以作为人选？”韩琦惶恐地回答：“这不是臣等所能议论的，应当由圣上亲自选择。”皇帝说：“宫中曾经养育两个孩子，年幼的十分纯朴，近来显得不聪慧；年长的可以。”韩琦请问他的姓名，皇帝告诉他是宗实。宗实就是英宗过去的名字。韩琦等人于是竭力赞成，议论才定下来。英宗正在为濮王服丧，朝廷商议起用他掌管宗正寺。韩琦说：“事情如果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陛下既然已经果断决定而不再疑虑，请从宫中批示发出。”皇帝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省办理就够了。”诏命下达后，英宗坚决推辞。皇帝又询问韩琦，韩琦回答：“陛下既然知道他的贤能而选中了他，如今他不敢立即接受，大概正是器识远大，所以才称得上贤能。希望坚决起用他。”英宗服丧期满后，仍然坚决卧床不起。韩琦说：“宗正的任命刚发出，外面的人都知道他必定会成为皇子，不如立即正式确定他的名分。”于是下诏立他为皇子。第二年，英宗继承皇位，任命韩琦为仁宗山陵使，加授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韩琦辅佐拥立英宗以后，门生和亲近宾客有时从容谈到当初确定继承人的事情，韩琦一定正色说：“这是仁宗圣明的德行和果断的决断，是为了天下；皇太后在宫中的辅助之力，臣子有什么关系呢？”英宗突然得病，太后垂帘听政。皇帝病重，举止有时改变平常的规度，对宦官尤其缺少恩遇。身边的人多有不满，于是共同制造谗言离间，两宫之间便产生了嫌隙。韩琦与欧阳修在帘前奏事，太后呜咽流泪，详细说明了事情的缘由。韩琦说：“这本来就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了，必定不会这样。儿子有病，做母亲的难道不能容忍他吗？”欧阳修也委婉曲折地进言，太后的心意稍稍缓和，过了很久才停止。几天后，韩琦单独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回答：“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不是没有受到这种待遇的。然而唯独称赞舜是大孝，难道其余的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常事，不值得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值得称颂。只是恐怕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罢了，父母哪里会有不慈爱的呢？”皇帝深受感悟。病愈后，韩琦请求皇帝乘舆车，借祈雨之机穿着素服出行，人心才安定。太后归还政权，授韩琦右仆射，封魏国公。夏人侵犯大顺，韩琦建议停止每年的赏赐，断绝和市，派使者去责问他们。枢密使文彦博认为不妥，有人举出宝元、康定年间的旧事，韩琦说：“谅祚不过是个狂妄的童子，没有赵元昊那样的智谋，而如今边防准备比当时强得多。赶快责问他，他一定会服罪。”后来谅祚上表谢罪，皇帝回头对韩琦说：“完全如你所料。”皇帝卧病不起，韩琦入宫问候起居，说：“陛下很久没有临朝，希望早日册立储君，以安定社稷。”皇帝点头同意，立即召学士起草诏书，立颍王为皇太子。神宗即位，授韩琦司空兼侍中，任英宗山陵使。韩琦执掌政务，历经三朝，有人认为他权力过于专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认为他跋扈。韩琦请求辞职，皇帝便贬黜王陶。永厚陵复土后，韩琦不再进入中书省，坚决辞去职位。授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朝答对时，皇帝哭着说：“侍中一定要离去吗？今天任命的诏制已经下达了。”赐给他兴道坊住宅一所，提拔他的儿子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去两个节度使职位，于是只领淮南一镇。

译适逢种谔擅自夺取绥州，西部边境发生骚乱，改任韩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说：“边境臣僚任意妄为，抛弃盟约而酿成祸乱，希望召集二府赶快决定。”韩琦入朝辞行时，曾公亮等人正在奏事，请求与韩琦共同商议。皇帝召韩琦来，韩琦说：“我前些日子充任政府官员，按理应当共同商议。今天我是藩镇大臣，不敢参与听闻。”又说：“王陶指责我跋扈，如今陛下却把陕西的兵权交给我，如果再有像王陶那样的人弹劾我，那么我的宗族就要被诛灭了。”皇帝说：“侍中难道还不知道朕的心意吗？”韩琦起初说绥州不应夺取，后来夏人诱杀杨定，韩琦又说：“敌人既然这样，绥州如今就不能放弃。”枢密院拿他先前的议论来责问，韩琦详细陈述其中的缘故，最终保住了绥州。熙宁元年七月，韩琦再次请求回到相州。河北发生地震、黄河决口，于是改任他判大名府，充任安抚使，获准便宜行事。王安石掌权，派出常平使者散发青苗钱。韩琦立即上言反对。皇帝把他的奏疏藏在袖中给宰相们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任职，却没有忘记王室。朕起初认为青苗钱可以使百姓获利，如今竟然这样害民。况且城郭中的百姓哪里需要青苗钱，也要强行贷给他们吗？”安石勃然进言说：“如果顺从他的意愿，即使是城郭百姓又有什么害处？”第二天，韩琦称病不出。当时新法几乎被废止，安石重新出任宰相，执行原来的主张更加坚定。韩琦又恳切上奏，安石把奏疏交给条例司，命属官起草疏文驳斥，并刻在石碑上颁行天下。韩琦申辩得更加激切，但不能被采纳。于是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只领一路，安石想挫败韩琦，立即同意了。熙宁六年，恢复判相州。契丹前来索求代北土地，皇帝亲自下诏询问韩琦，韩琦上奏说：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办事似乎不把强大的敌国放在心上。契丹看见这些形势而产生疑虑，一定认为我国有谋求收复燕南的意图，所以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事端。使他们产生疑虑的事情有七项：高丽臣属于北方，长期断绝朝贡，我国却借商船引诱它前来，契丹知道后，一定认为我国将要图谋他们。这是第一项。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来建立熙河地区，契丹听说后，一定认为我国将要进犯他们。这是第二项。在西山遍植榆树柳树，希望它们长成后用来抵御蕃族骑兵。这是第三项。创设团保甲制度。这是第四项。各州修筑城池、挖掘护城河。这是第五项。设置都作院，颁布弓箭刀剑的新式样，大量制造战车。这是第六项。设置河北三十七将。这是第七项。契丹一向是敌国，因这些事情产生疑虑，也是不得已的结果。臣过去论述青苗钱的事情，进言的人动辄肆意加以深重的诬陷，如果不是陛下圣明，几乎遭到极刑。从那以后，听说新法不断颁下，臣不敢再发言。如今亲自承受诏令询问，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如果有所涉及却隐瞒不说，死有余罪。臣曾私下推测，当初替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先聚集钱财、积储粮食，从百姓中招募士兵，这样就可以鞭挞四方夷狄。所以散发青苗钱，使百姓支付利息；实行免役法，逐步收取钱财；等到设置市易务后，小商人和普通百姓便无所措手。新制度每天下达，变更没有常规，官吏茫然无措，不能详细记住；监司督责他们，把严酷苛刻当作精明。如今农民在田间怨恨，商人在道路上叹息，长官不能安心任职，这些陛下并没有完全知道。想要排斥四方夷狄、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根本困顿动摇、众心离散怨恨，这就是当初替陛下谋划的人犯下的大错误。臣如今替陛下谋划，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前去回访通好，详细说明近来所进行的营建和军事准备，只是通常的修治防备，哪里还有别的意图？边疆土地一向划定，完全如同旧日疆界，不可以拿这些事情作为借口挑起事端，从而毁掉历代相交的友好关系。对于那些形迹可疑的措施，如将官之类，也应当因此罢除。更加注重休养百姓、爱惜民力，选拔贤能并任用有才干的人，疏远奸邪谄谀之徒，提拔任用忠诚耿直之臣，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边境防备日益充实。假如他们果真自行毁弃盟约，就可以振奋军威武力，收复旧日疆土，发泄历代积累的怨愤了。奏疏呈上，适逢王安石再次任宰相，便把争议的土地全部交给契丹，东西共七百里，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之惋惜。熙宁八年，改任永兴军节度使，再次任职，还未接受任命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去世前一夜，大星坠落在官署所在地，马厩里的马都受惊。皇帝在苑中发出哀悼，痛哭不已。停止上朝三天，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征发两河士卒为他修筑坟墓，在碑上篆刻“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又常常命令他的儿子或孙子中有一人任职于相州，以守护坟墓。按照旧例，三省长官中只有尚书令最为尊重，追赠尚书令的人一定还兼有其他官职。到了韩琦，却只单独追赠尚书令。后来又下诏说，虽然应当追赠册命，也不再另外加授师保之职，这是因为更加尊贵他。韩琦早年便有盛大声名，见识气度英明伟岸，遇到事情时喜怒不表露在脸上，评论他的人把他的厚重比作周勃，把他的政事才能比作姚崇。他任学士、出任边职时，年纪刚三十岁，天下已经称他为韩公。嘉祐、治平年间，他两次决定重大的国策，使社稷安定。当时朝廷多有变故，韩琦处在危险疑惧的局势中，只要知道是应该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有人劝他说：“您所做的确实好，但万一失败，岂只是自身不能保全，恐怕连家人也无处容身。”韩琦叹息说：“这是什么话！如今臣竭尽力量侍奉君主，生死都以此为准。至于成败，是上天决定的，难道可以预先忧虑不能成功，就停止不做吗？”听到的人都惭愧而心悦诚服。韩琦在魏都任职很久，辽国使者每次经过，递送文书一定写他的名字，说：“这是因为韩公在这里的缘故。”忠彦出使辽国，辽主询问得知他的相貌像父亲，立即命画工把他画下来。他在外国受到尊重，竟到了这种程度。韩琦天性朴实忠诚，能够降低身份礼遇士人，无论身份贵贱，都一视同仁地礼待他们。他尤其把奖赏、提拔人才作为当务之急，只要公论认为是可用的人，即使是自己心中不喜欢的，也收用他们，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他选拔整顿各部门官员，都使他们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他提出建议，只看道义所在，没有亲疏取舍之心。任宰相时，王安石声名很大，有人认为可以任用，只有韩琦不这样认为。等到韩琦镇守相州，入朝辞行时，神宗说：“你离开以后，谁可以托付国事？王安石怎么样？”韩琦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有余力的，处在辅弼大臣的位置上却不可以。”皇帝没有回答。他镇守大名时，魏地百姓为他建立生祠。相州百姓爱戴他如同爱戴父母，发生争斗诉讼时，便互相传告劝止，说：“不要惊扰我们的侍中。”他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们称为“富韩”。徽宗追论韩琦拥立皇帝的功勋，追赠魏郡王。他有五个儿子：忠彦、端彦、纯彦、粹彦、嘉彦。端彦任右赞善大夫。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粹彦任吏部侍郎，最终官至龙图阁学士。嘉彦娶神宗的女儿齐国公主，授驸马都尉，最终任瀛海军承宣使。

译忠彦字师朴，年轻时因父亲的恩荫，任将作监簿，后来又考中进士。韩琦被罢免政务后，忠彦以秘书丞的身份被召回试任馆职，授校理、同知太常礼院，任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判官。出任永宁军通判，召回朝廷后任户部判官。韩琦去世，忠彦服丧期满后，任直龙图阁，升天章阁待制、知瀛州。朝廷因为夏人囚禁废黜其君主秉常而在西方用兵，已经攻下米脂等数十座城寨；夏人向辽求救，辽人接连发来文书。适逢派使者祝贺辽主生辰，神宗命忠彦出使，于是忠彦以给事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辽国派赵资睦迎接他，谈到西部战事，忠彦说：“这只是小规模的战事，有什么可问的？”辽主派臣子王言敷在馆舍设宴，王言敷问：“夏国有什么罪过，而中原的军队不能停止进攻？不要损害两国的友好关系，这就好了。”忠彦说：“向西夏问罪，和两国的友好有什么关系呢？” 出使回来。当时官制正在施行，章惇任门下侍郎，上奏说：“给事中是尚书省东省的属官，封还驳正的奏章应当先禀告执政，然后再上奏。”忠彦上奏说：“朝廷的事务，是执政大臣所施行的。事情如果应当封还驳正，就已经同执政大臣意见不同了，哪里还需要禀告商议呢？”诏令采纳了他的请求。左仆射王珪任南郊大礼使，凡是应当下达办理的事情，都按照他所拟定的旨意办理。忠彦依据官制加以驳正说：“如今南郊大礼的事务，大礼使既不遵从中书拟定的旨意，临时作出的处分又不经过中书省奏审。官制实行还不到一个月，朝廷就自行改变它，以后将怎么办？”于是诏令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经过三省后才能施行。授礼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定州。元祐年间，召回任户部尚书，升任尚书左丞。他的弟弟嘉彦娶了公主，于是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升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重新任用大臣，进言者观望形势，争相谈论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忠彦说：“从前仁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当时也有许多人讥刺章献太后的事情，仁宗厌恶他们怀有接近刻薄的用心，下诏告诫整饬。陛下如果能效法仁宗祖先的用心，就好了。”以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调任定州。忠彦在枢密院时，认为向西方用兵是不对的，希望把所攻取的土地放弃并归还，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休养。到了这时，进言者把这件事作为罪名，忠彦被降为资政殿学士，改任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书身份召回，授门下侍郎。忠彦陈述四件事：一是广施仁恩，二是开放进言渠道，三是消除容易引起疑忌的事情，四是戒慎用兵。一个多月后，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皇帝采纳忠彦的意见，多次下诏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债务，把流放的人全部召回并加以甄别叙用；对于忠诚正直、敢于进言以及有声望的士人，也逐渐收用。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但曾布任右相，二人多不合，言事官帮助曾布排挤忠彦，忠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又因为钦圣太后想恢复已废的皇后之位，忠彦被认为有罪，再降为太中大夫，居住怀州。又有人论说忠彦任宰相时不应放弃湟州，于是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居住济州。等到重新收复湟州、鄯州，又贬为磁州团练副使。恢复太中大夫，最终以宣奉大夫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治，徽宗时任太仆少卿，出任相州知州；因病请求任祠禄官，朝廷命他的儿子肖胄代任，另有传记。史臣评论说：韩琦辅佐三朝皇帝，拥立两位皇帝，他的功劳实在很大。在治平年间危急疑惧的局势中，两宫几乎形成嫌隙，韩琦处理得从容自如，最终使社稷安定，众人佩服他的器量。欧阳修称赞他说：“面对重大事情，决定重大议论，垂着衣带、端正地执笏，神色声音都不改变，却能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可以说是社稷之臣。”难道不是事实吗？忠彦世代继承他的美德，接着登上宰相之位，也是理所当然的。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甲科，任会稽县知县。百姓的田地在镜湖旁边，常常担心湖水泛滥。曾公亮设置斗门，把水排入曹娥江，百姓从中获利。因父亲在境内买田获罪，被贬为监湖州酒务。过了很久，任国子监直讲，改任诸王府侍讲。任期届满，按旧例应当通过考试担任馆职，他独自进献自己所写的文章，于是授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升任天章阁待制，赐金鱼袋和紫衣。在此以前，待制不能改变服色。仁宗当面赐给他，说：“朕特意从讲席赐给你，是为了尊重宠信儒臣。”于是任知制诰兼史馆修撰，任翰林学士、判三班院。三班院的吏员众多而杂乱，不接受贿赂谢礼就不办事，权贵子弟大多倚仗势力请托。曾公亮搜集前后的规章制度，按照它们办理事务，吏员不能插手。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治理有能干的声誉，盗贼全都逃到其他境域，以至于夜间百姓也不关闭门户。曾经有使者丢失袋中的物品，发文书责问盗贼，曾公亮答复说：“我管辖的境内不窝藏盗贼，大概是随从藏起来了。”一搜查，果然如此。又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不久，升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授枢密使。嘉祐六年，授任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曾公亮明达熟练于文书法令，任职经历很久，熟悉朝廷台阁的典章法度，首相韩琦经常向他咨询。仁宗末年，韩琦请求册立储君，曾公亮等人与他共同决定了这项重大议议。密州百姓的田地出产银，有人偷取银矿，大理寺按强盗罪论处。曾公亮说：“这是禁物，盗取它虽然属于强取，但同盗窃百姓家中的财物还是有区别的。”他坚持争辩，于是下交有关部门议定，比照抢劫禁物的法律，盗取者得以不判死刑。起初，东部各州的人多因这种事情抵罪，从此再没有被判死刑的。契丹放纵人到界河捕鱼，又多次让运盐船通过，官吏不敢禁止，都说：“如果同他们争执，恐怕会引发事端。”曾公亮说：“事情刚有苗头时不禁止，后来将怎么办？雄州的赵滋勇敢而有谋略，可以任用。”于是派人把朝廷的意旨告诉赵滋，边境的祸害最终平息。英宗即位，加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不久又加授户部尚书。皇帝身体不适，辽使到来不能觐见，命曾公亮在馆舍设宴，使者不肯赴宴。曾公亮质问他说：“赐宴却不赴席，这是对君命不虔敬。君主有病，却一定要他亲自出席，这样做心安吗？”使者立即入席。神宗即位，加授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

译熙宁二年，升任昭文馆大学士，屡次进封鲁国公。因年老请求辞职，熙宁三年九月，授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第二年，起用为判永兴军。此前庆州士卒叛乱，已经伏法诛杀，但余党逃散，陕西以西都加强戒备。检阅义勇军，增加边境兵力，转运内地租赋，人心骚扰不安。曾公亮镇守一地使局势安静下来，逐步上奏请求停止这些措施，专心裁减和抑制冗余费用。长安豪强喜欢制造流言，声称营兵怨恨削减待遇，准备在上元节夜里同外部军队联合作乱，百姓非常恐惧。有人劝他不要出游，曾公亮不为所动，张灯出游观看，和宾客僚佐直到整夜才回来。任职一年，回到京师。不久以太傅身份退休。元丰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岁。皇帝亲临哭悼，停止上朝三天，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宣靖，配享英宗庙庭。下葬时，皇帝亲自篆刻碑首，题为“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曾公亮方正厚重而庄严稳重，深沉周密，平时谨守准绳，遵循规矩；然而性情吝啬，积聚财货达到巨万，皇帝曾把他比作张安世。起初是他推荐王安石，等到同在朝廷辅政，知道皇帝正倾向王安石，便暗中替子孙谋划，凡是改革各项事务，一概听从顺应，而表面上却装作不赞同。曾经派儿子孝宽参与王安石的谋划，到了皇帝面前几乎没有一点不同意见，于是皇帝更加信任王安石。王安石感念曾公亮帮助自己，所以提拔孝宽直到枢密院任职，以此报答。苏轼曾从容责备曾公亮不能挽救并纠正时政，曾公亮说：“皇上和介甫已经心意如一，这是天意。”世人讥讽他贪恋俸禄、固守宠荣。儿子孝宽，侄子孝广、孝蕴。孝宽字令绰，因恩荫任桐城县知县。选任咸平县知县时，百姓到府衙诉说雨水损伤麦苗，府衙却以妄言罪杖打他们。孝宽亲自到田间查看，查明实际情况，使他们获得免除赋税。授秘阁修撰、提点开封府界镇县。保甲法施行，百姓相互惊慌，说将要被登记为士兵。知府韩维上奏请求等农闲时再施行。孝宽在十七县张榜，悬赏捉拿告发、煽惑民众的人，百姓和士兵不敢申诉，韩维的建议无法实行。入朝任审官东院知院、判刑部。熙宁五年，升任枢密都承旨，承旨一职由文臣担任，从孝宽开始。升授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遭逢父亲去世服丧，除服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河阳，调任郓州。郓州有孟子庙，孝宽向朝廷请求，获准封孟子为邹国公，配享孔子。连续调任各镇，朝廷以吏部尚书召他，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右光禄大夫。孝广字仲锡。元丰末年，任北外都水丞。元祐年间，大臣商议恢复黄河旧河道，召孝广询问，他说不可以，于是出任保州通判。过了很久，又任都水丞。在此以前，班行使臣运送木筏到达后，必须核验没有损失或逃亡，才能送交铨选；监押官吏接受贿赂谢礼，不能按时遣送。孝广整理名册，疏列姓名，慎重决定去留，一年中使归还铨选的有百余人。授京西转运判官，入朝任水部员外郎。黄河在内黄决口，诏令孝广巡视察看，于是疏通苏村，开凿钜野，引导黄河向北流，缓解澶、滑、深、瀛四地的水患。升任都水使者。洛水连年暴涨，浸泡冲蚀北岸，孝广巡察河堤，发现废弃水口的遗迹，说：“这是古人用来削弱水势的办法。”当天就疏浚开通，堆叠石块作为防护，从此没有水患。出任提点永兴路刑狱，任陕西、京西转运副使，回朝任左司郎中，升户部侍郎，再升尚书。因钱帛供给不足、费用无着而获罪，被罢为天章阁待制、知杭州。又因前次出聘契丹时有失奉使体统，被削夺官职。不久恢复官职，调任知潭州，加显谟阁直学士、知郓州。孝广与胡安国、邹浩交好，三人都在大观年间触犯当时的宰相，御史弹劾他们，孝广又被削夺官职，任知饶州。一年多后，调任广州，历任成德军、太原府，恢复原职后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正议大夫。孝广任官以严厉著称，捕获盗贼后，总是砸碎他们的手。孝蕴字处善。绍圣年间，主管发运司粜籴事务，建议在扬州瓜洲、润州京口、常州〔ＳＹ牛〕改堰为闸，以便利漕运和商贾。工程完成后，公私都感到便利。任提举两浙常平，改任转运判官，知临江军，召回任左司员外郎，升任起居舍人。当时京城有盗贼，徽宗发怒，限定三天不能捕获，就要治尹氏的罪。孝蕴上奏：“搜捕盗贼太急，他们就会逃得更远；稍微宽缓一些，他们自然会出来。”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捕获了盗贼。崇宁年间设置殿中省，提拔孝蕴任殿中省监。过了几个月，进言者弹劾他同张商英交好，于是以集贤殿修撰身份出任襄州知州，调任江浙荆淮发运使。泗州商议开凿直河，以避开涨水、泛溢和沙石的危害，孝蕴认为淮河、汴河并不相接，不能开成。后来工程役夫大批集中，最终还是开成了，论功行赏时，他推辞不接受。不久河道果然淤塞，召回任户部侍郎。皇帝曾问右曹储存的物资有多少，孝蕴突然发病，不能回答。调任工部，以显谟阁待制知杭州。后来因牵连获罪，连续被削职贬黜，最终贬为安远军节度副使。宣和二年，才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歙州。当时方腊在青溪起兵，孝蕴约束告诫郡内各地，不得奔走骚扰；分兵守卫险要关塞。有人为躲避贼兵前来归附，孝蕴治罪并命他们出境，百姓渐渐依靠这些措施而安定下来。适逢调任青州，已经出发后歙州陷落，途中改任杭州知州；当时贼军已经攻破杭州，孝蕴乘单车来到城下。城池收复后，士兵多有杀人行为，孝蕴下令，受胁迫跟从贼军的人可以自首，不得擅自杀害；众人都束手听命，不敢放肆。论功行赏，升任显谟阁直学士，又加龙图阁学士。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通议大夫。陈升之，字〔▯昜〕叔，建州建阳人。考中进士，历任封州、汉阳军知州，入朝任监察御史、右司谏，改任起居舍人、知谏院。当时社会风气喜欢把亲友之间的书信藏起来，有人打官司，就转相告发，有关部门依据这些书信审问追查。升之说：“这是告发攻讦的习气，请求禁止。”又说：“三馆是士大夫显要的仕进途径，近来用人越来越轻率，竟成了权贵子弟谋求进取的阶梯，请严格选择。”诏令从今以后，臣僚请求给予子孙恩荫的，不得授予馆阁职务。

译著作佐郎王瓘在路上遇到殿帅郭承祐，郭承祐呵斥发怒，命他不下马，并将他押送到府衙。升之说，京官不应向节度使下马，于是弹劾郭承祐骄横放纵，解除他的职务。张尧佐凭借后宫亲属关系任三司使，不久又任宣徽使；内侍王守忠兼领两个镇的留后，请求升入正班；御史张昪补任郡官，很久不被召回；彭思永议论政事，却被命令追究其言论来源；唐介弹劾宰相，被斥逐到岭南：这些事情升之都极力进谏。升任侍御史知杂事。他总共担任负责进言的官职五年，上奏了数十至上百件事情，但立论不够坚定，因此没有全部施行。升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任瀛州、真定府知府，加龙图阁直学士，再任知谏院。他上言：“天下各州县治理得好不好，朝廷不能全面知道，全都交给转运使处理。如今选用转运使不精，又没有考核，不是昏暗庸滞、罢软怯懦，就是凌虐放纵、苛刻冷酷，因此百姓的疾苦和哀叹，不能上达朝廷。陛下如果真想关注百姓，就应当从这里开始。”于是诏令翰林学士承旨孙抃、代理御史中丞张昪，同升之一起负责考核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功绩事务。升之初任谏官时，曾请求抑制并杜绝内廷直接降旨，诏令允许有关部门据理执奏，不予执行。到了这时，他再次进言。诏令交给三省弹劾查正其罪，并把罪状张贴在朝堂。文彦博请求罢去宰相，升之担心枢密使贾昌朝重新被起用，上疏论述他的奸邪，贾昌朝最终被罢免。升任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一年多后，授枢密副使。这时谏官御史唐介、范师道、吕诲、赵抃、王陶接连上章弹劾升之暗中结交宦官，所以得到重用。仁宗把奏章给升之看，升之请求离职。皇帝对辅政大臣说：“朕选用执政大臣，哪里容许内臣参与议论呢？”于是把升之和相关内臣一并罢免。任升之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调任太原府。治平二年，再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神宗即位后，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任观文殿学士、知越州。熙宁元年，调任许州，途中又改任大名府，经过宫阙时，被留任知枢密院。按照旧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不能同时设置。当时文彦博、吕公著已经担任枢密使，皇帝认为升之是辅政大臣中的第三位，想稍微区别礼制，所以特意任命他担任此职。第二年，他与王安石一同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几个月后，任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之担任宰相后，便请求免去条例司的职务，他解释说，宰相统辖一切事务，所主管的职事怎么能称作某某司呢？王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今天的执政大臣，其中有司马、司徒、司空，各自以一个职务为名，这有什么妨碍道理的呢？”升之说：“如果是制置百司条例，当然可以；但现在是制置三司这一官职，就不可以。”因此得罪了王安石，声称有病回家卧床，过了九十多天，皇帝多次劝谕，他才出任。恰逢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服满丧期后，被召任枢密使。他脚有疾病，不能站立入朝；熙宁七年冬至祭祀时，又不能主持助祭礼仪。于是任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封秀国公。去世时六十九岁。追赠太保、中书令，谥号为成肃。升之内心深沉狡猾而且多有权术，善于迎合附会，以求取得富贵。王安石执掌政权时，忧虑朝廷上正直的议论太多，便引荐升之来帮助自己。升之心里知道王安石的做法不可行，却竭力为他效力；王安石感念他的功劳，所以让他先于自己担任宰相。升之刚一得志，就请求解除条例司职务，又时常故意表现出一点不同，表面上好像不与王安石意见相同。世人因此讥讽他，称他为“筌相”。升之原名旭，因为避神宗的嫌名而改名。吴充，字冲卿，是建州浦城人。还未成年就考中进士，与兄长吴育、吴京、吴方都取得优等名次。调任谷熟县主簿，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同辈官员大多与宗室亲近嬉游，吴充年纪最小，却唯独因严肃而受到敬畏，宗室们相继设席听他讲经。吴充作《六箴》进献，内容是视、听、好、学、进德、崇俭六篇。仁宗命人缮写后赐给皇族；英宗当时还在藩邸，把它写下来放在座位右边。授任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有个选人叫胡宗尧，是翰林学士胡宿的儿子，因犯小过失，不能改任京官。判铨欧阳修替他请求，仇家便诬陷欧阳修与胡宿结党，诏令把欧阳修调出任同州。吴充进言说：“欧阳修因忠诚正直被提拔为侍从官，不应因谗言而被驱逐。如果认为这是徇私，那么臣愿意与欧阳修一同被贬。”于是欧阳修得以留下，而吴充改任知太常礼院。张贵妃去世，办理丧事超过礼制，判大理寺王洙命令属吏用印纸发布文书，不让同僚知道。吴充移文开封府，追究属吏的罪责，违背了执政大臣的意图，被调出任高邮军知军。后来回朝任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先后任陕州知州、京西转运使、淮南转运使、河东转运使。英宗即位后，多次询问吴充在哪里。恰逢吴充入朝觐见，英宗谈起他任吴王宫教授时的事情，嘉奖并慰劳他。不久，暂代盐铁副使。熙宁元年，任知制诰。神宗把准备任用他的意思告诉他，说：“先帝很早就了解你了。”于是兼任知谏院。吴充上言说：“士大夫的父母去世后，有的人草草停棺数十年，损伤败坏风俗教化，应当规定期限，令其安葬。”皇帝下诏把这件事著为法令。河北发生水灾、地震，吴充任安抚使。出使回来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而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是王安石的女婿；吴充因避嫌请求解除谏职，改任知审刑院，暂代三司使，任翰林学士。熙宁三年，任枢密副使。王韶攻取洮州，蕃族首领木征逃走，吴充请求招抚他返回原有领地，用爵位官秩加以羁縻，使他自己统领部众，永远作为外臣，不必设置郡县，以免耗尽财力、困竭人力。当时正把开拓疆土的事务交给王韶，吴充的意见没有被采用。熙宁八年，晋升检校太傅、枢密使。吴充虽然与王安石结为姻亲，内心却不赞成他的作为，多次对皇帝说政事不便。皇帝察知他立场中立、没有党援，想任命他为宰相；王安石离职后，吴充便代替他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吴充想有所改革，请求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又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司马光也认为吴充可以劝告，写信给他说：“自从新法实行以来，朝廷内外骚动不安。百姓困于繁琐苛刻的法令，迫于诛求征敛，忧愁怨恨，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之中。日夜翘首等待，希望朝廷醒悟，彻底改变弊法，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今天要救天下的急难，如果不废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停止征伐的打算，却想求得成效，就好比厌恶沸腾的汤，却反而增加柴薪、鼓动风箱。要去掉这五项，必须先分别说明利害，来使君主明白其中道理；要使君主明白，必须先开放进言的道路。如今病情虽然已经很深，却还没有到膏肓的地步；现在不及时医治，最终就会成为顽疾。”吴充不能采纳这些意见。

译王珪与吴充一同任宰相，嫉恨吴充，暗中牵制他。而吴充一向厌恶蔡确，蔡确审理相州案件时，逮捕吴安持及其亲戚、属官审讯，想设法引出吴充说过的话，唯独皇帝明白吴充没有其他罪过。等到蔡确参与政事，吴充在他面前与他商议变法，多次被蔡确驳倒。安南出兵没有取得功绩，知谏院张璪又说吴充曾写信给郭逵，阻止他进兵，于是再次设置案件审查。吴充屡次受到同僚的困窘和诋毁，又一向患有瘤病，忧虑恐惧日积月累，病情更加严重。元丰三年三月，他被车舆送回府第，罢去宰相职务，任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过了一个多月去世，终年六十岁。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为正宪。吴充在家庭中的品行端正严谨，侍奉兄长十分恭谨。他担任宰相时，致力于使政事安定平静。他性情深沉缜密，即使对家人说话，也从不涉及国家政事；他向皇帝所说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他临终前告诫妻子儿女，不要因私事去干预朝廷，皇帝更加为他悲痛。世人认为吴充内心正直而力量不足，讥讽他明知事情不可行，却不能勇于退职。儿子吴安诗、吴安持。吴安诗在元祐年间任谏官、起居郎。吴安持任都水使者，升任工部侍郎，最终官至天章阁待制。吴安诗的儿子吴储、吴安持的儿子吴侔，官职都是员外郎，因与妖人张怀素串通谋反，被处死。王珪，字禹玉，是成都华阳人，后来迁居舒州。他的曾祖父王永，侍奉太宗，任右补阙。吴越归附、交出土地后，王永奉命前往均平赋税；到那里后，全部革除没有名目的额外征税，百姓都感动得流泪。他出使回来，有人说他放松赋税租役太多。皇帝责问他，他回答说：“这样可以使新近归附的国家蒙受天子的仁慈恩德，臣即使因此获罪，死也不遗憾。”皇帝非常高兴。王珪年轻时就聪慧机警，一开口说话便令人惊异。他的堂兄王琪读到他所作的赋，感叹说：“骏马刚刚出生，已经有驰骋千里的志向，只是兰筋还没有长成罢了。”考中进士甲科，任扬州通判。官吏百姓都因王珪年轻而轻视他，有一名高级军官傲慢而不谨慎，王珪揪住他依法惩办。王伦侵犯淮南时，王珪建议出城到郊外伏击，贼兵逃走。召入直集贤院，任盐铁判官、修起居注。接待契丹使者时，北使经过魏州，过去都穿盛装入见；这次却想穿便服，谎称衣冠在后面的车上。王珪命人把衣冠取来交给他，使者惭愧道歉。于是任贺正旦使。升任知制诰、知审官院，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遭母亲丧，服丧期满后，重新任学士，兼侍读学士。此前，三位皇后在南郊祭祀时一同配享，而温成皇后的庙祭礼与太庙相同。王珪说：“三位皇后一同配享，是为了表达孝心，但这却亵渎了祭祀上帝的礼仪。后宫妃嫔设庙，是为了扩大恩宠，但这却僭越了祭祀亲属的礼制。”于是改为只让太祖在郊祀中配享，并把温成庙改为祠殿。嘉祐年间册立皇子，中书省召王珪起草诏书，王珪说：“这是大事，不当面接受圣旨不能起草。”第二天请求入见，说：“天下人盼望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果真是出自陛下的本意吗？”仁宗说：“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王珪拜了两拜表示祝贺，这才退下起草诏书。欧阳修听说后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学士。”皇帝在宝文阁设宴，写飞白书分赐侍臣，命王珪题写年月和姓名。再次宴请诸王，又让王珪作序，并把皇帝亲自使用的笔、墨、纸、砚赐给他。英宗即位后，应当为先帝撰定谥号，王珪说：“古代身份低的人不能为身份高的人作诔文，年幼的人不能为年长的人作诔文，所以天子由上天来诔叙，谥号在郊祀中制定，好像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一样。近来的制度只由词臣撰写议定，其他官员不得参与听闻，很是违背称天的意义。请让两制官员共同商议。”皇帝听从了。濮王追尊的典礼，王珪与侍从、礼官共同商议，认为应当称为皇伯，濮王的三位夫人改封大国夫人，执政大臣不以为然。后来三位夫人的称号最终还是如同最初议定的那样。当初王珪请求入见并起草册立皇子的诏书时，有人暗中进谗言。英宗在位第四年，忽然把王珪召到蕊珠殿，传诏令他兼任端明殿学士，并赐给他盘龙金盆，对他说：“秘殿的职务，不只是认为你在翰墨方面有才能；两府一有官员空缺，就会立即任命你。过去曾有谗言，我现在已经完全释然，没有疑虑了。”王珪谢恩说：“如果不是陛下极其英明，臣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神宗即位后，升任学士承旨。王珪掌管内制、外制十八年，任职最久；曾因到斋宫办理事务，作诗有所感慨，皇帝看见后怜惜他。熙宁三年，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官制实行后，王珪由礼部侍郎越级授任银青光禄大夫。元丰五年，正式厘定三省官名，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在此以前，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官制即将实行，我想让新旧两类人都得到任用。”又说：“御史大夫一职，非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相互对视，脸色都变了。王珪非常忧虑，不知如何是好。蔡确说：“陛下很久以来就想收复灵武，您如果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宰相的位置就可以保住。”王珪很高兴，向蔡确道谢。皇帝曾想召司马光，王珪便推荐俞充为庆州帅，让他上奏平定西夏的策略。王珪认为既然已经出兵深入，皇帝一定不会召司马光；即使召他，他也不会来。不久司马光果然没有被召。永乐城之败，死了十多万人，实际上是王珪引发的。元丰八年，皇帝生病，王珪禀告皇太后，请求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太子即位，就是哲宗。王珪进升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五月，在任上去世，终年六十七岁。特意停止朝会五日，赐给丧家金帛五千，追赠太师，谥号为文恭。赐寿昌甲第。王珪凭文学才能升迁，同辈都共同推重赞许他。他的文章宏大华美，自成一家，朝廷重大典礼的策文诏令，大多出自他的手笔，词林中都称赞他。然而从执政大臣到宰相，前后十六年，没有提出什么建树和明确主张，大体只是顺着皇帝的意旨阿谀奉承。当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上殿进呈意见时说“请取圣旨”；皇帝表示可否后，他说“领圣旨”；退朝后向来禀报事情的人传达说“已经得到圣旨”。绍圣年间，邢恕的诽谤兴起，黄履、叶祖洽、刘拯相继弹劾王珪在元丰末年参与议论册立太子的事情，认为当时两府大臣曾经商议奏请立储，王珪却总对李清臣说：“这是他自家的事情，外廷不应当管。”邢恕又诱使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上奏，说王珪想立雍王，派高士京的哥哥高士充把这些话传入宫禁。王珪因此获罪，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几个儿子的官籍也被削除。徽宗即位后，恢复了他的官职和封爵。蔡京执政后，又剥夺了他的追赠和谥号。政和年间，又恢复了这些。王珪的叔父是王罕，堂兄是王琪。

译王罕，字师言，凭借恩荫任宜兴县知县。县中湖田很多，每年都有人因水灾诉讼，赋税轻重失去公平。王罕亲自到田地查看，把高低地势排列绘成图。第二年诉状送来时，他便按照图示说明，哪一户可以免除，哪一户不能免除，众人都心服。范仲淹在润州任职时，把这种办法上奏，下发到各路施行。西部用兵时，仍然每年向东南征收箭羽，价格飞涨，富裕人家甚至预先储藏，等待出售。王罕禀告郡守，把价钱提高一倍买入，同时命百姓交纳钱款。邻近州县听说后，都愿意按照常州的办法办理。王罕多次升迁，任户部判官。修建太宗别庙时，宦官大量估算木材，打算全部翻新。王罕禀告说，这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丹漆昏暗，应当修饰就够了，椽、栌等构件都照旧不动，只更换一根大梁，这样可以节省十万缗钱。出任广东转运使。侬智高入侵时，王罕巡视辖区到了潮州，广州守臣仲简从包围中派信邀请王罕，王罕答复说：“我这里也受到困厄，不是不想回去，只是单独回去没有益处，应当设法互相救济。”于是返回惠州。惠州的恶少年正相互结伙作盗，乡里受到惊扰，惠州人请求王罕出城；到了郊外，拦路请求救护的有几千人。王罕选择可以交谈的父老，询问对策。父老说：“我们都有田客，想把他们编给兵器，使他们相互保卫聚集。”王罕说：“有田客的人可以这样办，那么没有田客的怎么办？”于是召来耆长，征发乡里百姓，补充壮丁，每名耆长负责二百人；又命县尉增加弓手二千人。巳时下令，约定申时集合。招募有谋略的人，许诺给以官秩、金帛，让他们担任甲首。过了很久，没有人前来。有个妇人告状，说自己的钗子耳饰被仆人抢走；王罕逮捕了仆人，又把十八名参与抢夺劫掠的人一并抓来，全都斩首，并割开嘴巴，放在道路左边示众，传话说：“这就是耆长征发壮丁而不肯出发的人。”围观者这才露出恐惧的神色。到了约定日期，招得六百人，县尉所统领的弓手也到了。于是把库中的绢帛染成旗帜，发给他们；又把牛皮裁成盾牌形状，放在热水中揉软，每面盾牌削制十六根竹签，穿入牛皮，再用木头做成盾鼻，让他们拿着自我遮蔽。砍取数千根苦竹，把末端削尖，让人拿来作为兵器。把公私所有的兵器全部拿出来使用。发布檄文告知所属城邑，让它们仿照施行。几天后，众人的士气大振；先前那些恶少年全都编入队伍，没有人敢再作乱。于是挑选士卒三千人，连结船只，树起旗帜，击鼓奏乐，顺流而下。将要到达广州时，全军登岸，砍树制作鹿角，堆得高达数仞，在南门扎营。侬智高头戴黄盖前来观看，双方相距三十步，见王罕已经严密防备，不敢进犯。王罕慢慢打开城门进入，侬智高于是解围离去。当时南道的邮驿已经断绝，王罕上报的奏事无法送达；提点刑狱鲍轲逃到南雄，屡次上奏。贼军平定后，鲍轲受到赏赐，王罕却被贬为监信州酒。安抚使孙沔说王罕实际上有功，于是恢复任命他为西路转运使。有人传说侬智高没有死，逃到了火峒；侬宗旦据守险要聚集部众，邕州知州萧注谋划攻打他。王罕召见侬宗旦的儿子日新，对他说：“你的父亲在内受到交阯的仇视，在外又成了边将希求赏赐的诱饵，这不是好办法。你回去告诉他，选择有利的道路行事。”于是侬宗旦父子一同投降。调任潭州知州。提拔为户部、度支副使，又任潭州知州。他处理政务务求合乎人情，不施加威势刑罚。有个疯癫的妇人多次来诉讼，说话没有条理；拒绝她，她就暴怒辱骂，前任太守总是呵斥驱逐她。王罕却独自把她带到面前，耐心委婉地慢慢询问，过了很久才逐渐听明白：她原本是一个男子的妻子，没有儿子；丈夫死后，妾生有儿子，妾便赶走正妻，占有家产。她多次申诉却得不到公道，因此愤恨发狂。王罕替她惩治妾，并把财产归还给她，妇人的病很快痊愈，郡中人都传说王罕如神明。监司上报他的治理政绩，皇帝下敕书褒奖慰问，赐绢三百匹。调任明州知州。以光禄卿身份去世，终年八十岁。王珪的父亲早死，王罕对他有教育养育之恩；后来王珪显贵，每次给王罕写信，他必定以“盈满”为戒，告诫不要得意忘形。王琪，字君玉，儿童时期就能作歌诗。考中进士，调任江都主簿。向皇帝上奏当时应办的十二件事，请求建立义仓、设置营田、减少度僧、停止卖爵，禁止锦绮和珠贝，推行乡饮礼、籍田礼，恢复制科，兴办学校。仁宗嘉奖他，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皇帝在太清楼设宴，命馆阁大臣作《山水石歌》，只有王琪受到特别褒奖。下诏任舒州通判。年成歉收时，他上奏请求打开粮仓救济百姓，尚未得到答复，便先用公家租税赈济；太守以下官员都不肯承担，王琪挺身负责。任复州知州时，百姓把佃客殴打致死，官吏依法论罪。王琪对此有疑问，暂时留案未决，不久新的制度下达，凡是这种情况都可以减免死刑。历任开封府推官、直集贤院、两浙淮南转运使、修起居注、盐铁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诰。曾在便殿入见，皇帝从容对他说：“你一向很有心计，如果三司使有空缺，就没有人能够替代你了。” 恰逢奉使契丹，因感染疾病返回；副使诬陷他装病，被责授信州团练副使。过了很久，凭龙图阁待制身份任润州知州。转运使想疏浚常州、润州之间的漕运河道，王琪陈述这样做不便，皇帝下诏停止役事。后来议论者最终请求废除古城埭，毁坏古函管来疏浚河道，河道反而变窄，船只不能并行，公私都受到困扰。调任江宁知府。在此以前，府中火灾很多，有人把原因托说成鬼神，百姓不敢追查。王琪召集厢军巡逻，详细制定捕捉纵火者的奖赏办法。不久抓到奸人，将其处死，火灾祸患于是平息。又任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邓州，调任扬州，入朝判太常寺，又出任杭州知州，后来再任扬州、润州知州。以礼部侍郎身份退休。去世时七十二岁。王琪性情孤高耿直，不与时俗相合。他多次任东南名镇长官，施政崇尚简约安静。他常常痛恨庸俗的官吏粉饰接待宾客的膳食车马，以此沽名钓誉，所以接待宾客很是疏略。有时有人编造流言诽谤他，他始终不为自己忧虑。葬在真州。皇帝下诏让真州、扬州两州派士卒护送他的灵柩下葬，这大概是特殊的礼遇。史臣评论说：曾公亮沉静稳重，能够镇定浮躁，熟悉通晓典章法令，与韩琦一同任宰相，被称为老成持重。曾升之自从担任言官，就显露出正直的声名。然而他们都倚仗权术，任用心机。曾公亮憎恨韩琦独断专任，便推荐王安石来离间他们；升之暗中帮助王安石，表面上又故意表现出不同，以躲避清议。两个人的谋划都是这样，难道是真心为国谋划的人吗？新法施行之后，又怎能指望他们去纠正挽救呢？等到王安石离职，吴充、王珪实际代替了他，天下人纷纷议论，都希望能够得到休息。吴充有心而力量不足，同僚从左右牵制窥伺他，直到郁郁不乐地死去，可悲啊！他这样的人，不足以与有操行的人相提并论。王珪只求保全自身、保住职位，在形势上又能有多少轻重呢？却暗中嫉恨正直之人，以成就自己害怕失去权位的谋划，这种鄙陋之人，难道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列传第七十二。○富弼的儿子富绍庭，文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