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七（3/5）

译孝宗初年，下诏规定，川、广地区在行都的进士，令他们附试于两浙转运司。隆兴元年，御试第一名授承事郎、签书诸州节度判官；第二、第三名授文林郎、两使职官；第四、第五名授从事郎、初等职官；第六名至第四甲授迪功郎、诸州司户簿尉；第五甲守选。乾道元年，下诏规定，四川特奏名第一等第一名赐同学究出身，第二名至本等末名补授将仕郎，第二等至第四等赐下州文学，第五等授诸州助教。二年举行御试，开始推行即位恩典：第一名授宣义郎，第二名享受与第一名相同的恩例，第三名授承事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并授文林郎，第二甲赐进士及第并授从事郎，第三、第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特奏名第一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第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乾道四年，裁定牒试法：文臣、武臣的添差官，除了亲生子孙外一律罢免；行在的职事官，除监察御史以上，其他人都不许牒试。六年，下诏规定，各道试官都要隔一个州郡选派；后来又命令必须历经三个州郡、合验符牒后，才允许进入试院，以防止私弊。皇帝想让文士能够射箭、驾车，让武臣懂得诗书，于是命令讨论殿试优劣等第的办法。淳熙二年御试，唱第后的第二天，皇帝在殿中引见并考核文士詹骙以下一百三十九人的射艺。第二天，又引见文士中列第五甲的以及特奏名的一百五十二人。这一天，进士穿着襕衫、手持笏板入殿行起居礼，然后换穿戎服；每人发给六支箭，弓的斗力不作限制。射箭的人无不振作精神、奋力表现自己，大多射中。天子非常高兴。凡三箭都射中箭帖的列为上等：正奏名第一名升一官，授与通判，其余人递升一资；射中两箭的列为中等，减少两年磨勘期限；射中一箭且一箭上垛的列为下等，任期届满后不按次序注授官职；前四甲中能够全部射中的，听候诏旨决定；第五甲射箭列入上等的，注入黄甲，其余人只提升名次而已。特奏名五等人员射艺合格的，按照文学成绩办理；没有射中的人也赐给帛。淳熙四年，罢除同文馆试。又命令，省试帘外官的同姓、异姓亲属以及门客，也依照帘内官避亲的法令，移送别院考试。五年，将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的正奏名，按照特奏名五路人的旧例，特别提升一甲。六年，下诏规定，特奏名从今以后每三人取一人，置于第四等以前，其余一律列入第五等；第五等中缴纳敕书者，只许办理一次；潜藩以及五路旧日升甲的人，如今只提升名次。后来又准许缴纳敕书三次，作为定制。淳熙十一年，进士廷试不许点蜡烛，最后交卷的人降等黜退。旧制，廷试到傍晚允许赐烛；然而殿宇深邃容易昏暗，太阳偏西时蜡烛已经送出。凡赐烛者，正奏名降一甲，第五甲降为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第五等改为摄助教。凡是在省闱、国子监、两浙转运司考试的，也都禁止使用蜡烛；其他州郡国家的考试，通常直到天亮才出场。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说：“举人轻视史学，如今谈论历史的人只取汉、唐统一的事迹，认为三国、六朝、五代不是盛世，便以谈论它们为耻。然而这些时期在进取方面的得失、守御方面的适当与否、谋划策略的疏密、处置军民的方法、形势造成成败的事迹，都应加以研究，对国家是有补益的。请谕令礼部：凡是课试命题，都应杂取各史，不要有所拘忌；考核时，稍微提高论、策的比重，不要只凭第一场决定取舍。”皇帝听从了。淳熙十四年，御试正奏名王容列第一。当时皇帝策试士人，不完全依照有司的评定；这次考试中王容原本列第三，是皇帝亲自提拔为榜首。翰林学士洪迈说：“《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如今经义、论、策一道有的达到三千字，赋一篇将近六百字，在极短的时间内，只顾追求篇幅多，累牍连篇，怎么能精妙？应当让各人都遵守规定的文体格式，以恢复浑厚质朴的文风。” 当时朱熹曾想罢除诗赋科，按经书、诸子、史书、时务分别安排考试年份。他在《私议》中说：“古代大学的教育，以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为先；而考核的方法，又把九年以后能够触类旁通、立场坚定而不反复作为大成。如今《乐经》已经亡佚，《礼经》也有缺失，二戴所传的《礼》已经不是正经，又废弃了其中一种。经书作为教育内容已经不完备，而研治经书的人大都避开难处而选择容易的，只窥见其中一部，不能涉及其余。至于诸子的学说，同样都出自圣人；各史则包括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都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学习的人一时之间哪里能够全部通晓？如果把应当阅读的书合在一起而按年份分配，使他们每三年共同通晓其中的三四分之一：凡《易》《诗》《书》为一科，在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和二戴《礼记》为一科，在卯年考试；《春秋》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一科，在酉年考试。每科考经义两道，各经还都兼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经义一道。论科则把诸子分为四科，分别按年份附带考试。各史中，《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为一科，《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为一科，《新唐书》《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方面，律历、地理为一科，也依次按年份像经书、诸子那样分配，策试各考两道。又应让研治经书的人各自遵守本家学法；回答经义时必须贯通经文，分条列举众说，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有司命题必须依照章句。这样，士人就没有不通晓的经书、史书，而且都可以用于当世。”这项建议虽然没有上奏实行，但天下人都传诵它。光宗初年，因为省试在早春举行，天气还很寒冷，于是将日期推迟到二月初一卜定日期，殿试安排在四月上旬。绍熙元年，仍然考察射艺，不合格的人停止赐帛。旧时命官锁厅试和避亲举人同场考试。三年，才开始命令分场考试，以革除冒名代考、假借他人应试的弊端，于是四川四路都这样实行。

译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承袭秦桧遗留下来的说法，把道学指为伪学，台臣也附和他，上奏章分别论列。刘德秀在省闱中，奏请毁掉、废除语录。后来知贡举、吏部尚书叶翥上奏说：“士人沉溺于伪学，专门学习语录中诡诞的说法以及《中庸》《大学》之书，用来文饰他们的错误。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士人传诵其中的文章，往往一使用便仿效。请命令太学和各州军学，每月考试合格的前三名程文，送御史台考察；太学按月，各路按季度进行。如果有旧习不改，就治学官、提学司的罪。”这次考试中，凡文章涉及道学的人，都不列入选取之中。四年，因为经义中大量使用套用的类别，父子兄弟互相传授，导致天下士子不致力于实学，于是命令有司：六经命题时，各自在本经中摘取两段意义相近的文字，合成一道题，以杜绝夹带书册、抄袭伪造的图谋。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考官的三项弊端：第一，压制词赋过于严重，既暗中削减分数，又多把它们置于下等。第二，借用《春秋》过于泛滥，各地发解榜中常常把这类人列为首选。第三，国史、实录等书禁止百姓私自收藏，只有公卿子弟凭借父兄才能偷偷窥看，冒禁传抄；而有司却取本朝旧事，隐去事情的本末，编发为策问题目，贫寒士人无法全部知晓。于是命令从今以后，诗赋纯正的置于原来规定的等级之前；《春秋》只有特别优异的才能置于高等，其余的混合评定；策题必须明白指向所要询问的内容。四年，下诏说：“从今以后，碍格和不碍格的人在漕司考试时，分设试院，使用不同题目，永远作为定制。” 开禧元年，下诏说：“礼部考试，以三场都优为上等，两场优为次等，一场优又次一等，三场都差为下等。不得凭片言只字取人。编排名次确定以后，听从知举审定高下，永远作为通考的办法。”二年，因为举人作弊的事情越来越多，命令各道漕司、州府、军监，凡发解的举人，将合格试卷和姓名汇总申报礼部。等省试结束后，移文送御史台，由礼部的长贰共同核对笔迹，并通知御药院内侍照验；廷试时发现笔迹不同的，另列榜单驳回，取消资格。旧制，秋贡、春试都设有别头场，用来接待需要避亲的举人。缌麻以上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上婚姻家的亲属，都移送别院考试。只有皇帝临轩亲自考试时，称为天子门生，即使父兄是考官，也不必避亲。嘉定元年，因议臣提出请求，开始命令朝官中有亲属参加廷对的，免除其被差任考校官。十二年，命令国子监牒试，禁止假托宗族支系、迁就服属关系；违犯的人一定处以刑罚。十五年，秘书郎何淡说：“有司命题，强行割裂句读，专门务求断章取义，割裂原旨，破坏经文。希望命令革除旧习，使士子考察注疏、辨明异同，明白纲领、认识体要。”皇帝听从了。到了理宗朝，作弊弊端更加滋长。有司命题草率简单，有时固守偏见和臆测之说，彼此互相抵牾；有时策问所用典故错误，因此士子受到迷惑，不知道应当依从哪一种说法，有才华的人反而有时被遗漏。所选取的士人既不精当，几年以后又让他们主持考试文章，结果是非颠倒得更加厉害，当时称为“缪种流传”。又容许徇私任意取舍，不学习的人往往也能考中。举人考试的弊端共有五种：一是传递经义答案，二是调换试卷，三是更换字号，四是把试卷带出考场，五是誊录时残缺错乱。到宝庆二年，左谏议大夫朱端常上奏防止、整治的办法，说：“试院的大门、中门官，是全院最为关键的关口，请派遣有威望和才干的人担任。入试之日，一切都不许传递。门禁严密以后，几种弊端自然会清除。士人在夜间交卷，试卷容易散失。应当命令封弥官亲自将试卷封锁在卷匮中，士人亲自书写幕历，投入匮内。等举人全部出院以后，才开启封匮，分类抄录上报，立即交给誊录所。第二天早晨，将各场人数逐一申报御史台核查。编定字号的方法，上一个字可以相同，下面两个字各不相同，以杜绝讹误和调换的弊端。誊录人员要选择书手充任，不许冒用姓名，写明姓名和字样，申报试院重新抄写核实。” 对于传递经义答案、设置窝点的人，交给临安府严加捕捉。考官中徇私任意取舍的，允许台谏根据传闻弹劾上奏，重重按典法惩处。又拨出官钱，制定奖赏标准，允许告发并捉拿夹带书籍、传递题目、传递稿件以及全身代替他人入试的人。皇帝全部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且命令精心选择考官，不得沿袭旧习。旧制，凡皇帝即位后下发一次科举诏令，以及举行大比之年，都在二月一日下诏，准许各地发解，然后礼部遍行文书通知各路和四川的州军。到这时，因为四川锁院改在二月二十一日，和下诏日期相近，于是改为在正月十五日奏请裁定并下诏。绍定元年，有人说举人的程文彼此雷同，有的甚至一字不差。这种弊端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考官收受贿赂，有的传授暗号，有的交给整篇文章，由同一家分头传递、誊写；另一种是老儒在考场中出售文章，一人传给十人，十人传给百人，考官没有时间相互查考。于是命令礼部告诫整顿：在公布字号前三天，监试官召集考官，将准备录取的试卷互相参验、复核；稍微涉及雷同，就立即黜落。有的仍然沿袭以前的弊端，以至后来被察觉，那么考官、监试官一律黜退。起初，省试奉敕差知贡举一人、同知二人，其中差台谏官一人；参详官若干人，其中差监察御史一人，让他们共同考校，暗中含有弹压、纠察的意思。韩侂胄掌权时，想要钳制士人，于是在三名知举之外，另差同知一人，由谏官担任，专门管理考试事务，不再参与考校，参详官也不再差遣察官。于是约束严峻，权势气焰炽盛。嘉泰年间，改名为监试，弊端更加严重，制作簿历，严格规定期限。到这时，恢复旧制：三名知举中仍差一名台谏官，十名参详官中仍差一名御史；又告诫试官，精心加意考校，如果当天时间不够，就延长期限。绍定二年，臣僚说考官有这些弊端：词赋命题不明白，导致士子不断上请，场面烦乱；经义不分房分别考校，导致士子多违背经书旨意。于是告诫考官，必须明白说明词赋题意，各房分别按经书考校。凡廷试，只有蜀地士人到杭州最晚，每次都要展期等待。适逢有人说：“蜀地士人贪图利益，多带领商货押运船只，因而滞留在关津。”从此规定廷试在四月上旬举行，不再移动、延展日期。三年，臣僚请求：“学校和考场都应禁止断章截句、破坏义理，以及在《春秋经》中跨越年份牵强拼合。程文中依据古注、采用先儒学说的，予以取录；穿凿附会、擅自撰说的，黜落。”

译绍定四年，臣僚极力陈述科场的弊端，请求告诫、整顿漕臣，严格选任考官。经学盛行的地方，就广泛选取通晓经书的人；赋学盛行的地方，就广泛招致擅长作赋的人。主持文章评定的人必须兼通经义和诗赋，才可以充任其职。监试官或副职官员不能胜任的，必须另行选择人选。仍命有司酌量延长拆封试卷的期限，使考校能够详细周密，不至于遗漏人才。于是命令遍告国子监和各郡，认真推行这些约束；违犯的人弹劾治罪。当初，四川类试虽然隶属于制置司，但监试、考官共十人，只有大院、别院的监试和主文各一人依朝廷命令派遣，其余听从制置司选派。自从安丙差派四人以后，便临时委托成都帅守到考试时就近选取人员具备任用。这一年，才恢复旧制，仍由朝廷命令派四人，其余由制置司分别选派。当时考场中的士子日益增多，试卷堆积如山。有司不能全部阅看，又迫于考试期限，取舍不能都恰当。原来士人以本名交卷后，有的另取名号，有的改用字，一人竟交纳两三份试卷。不禁止夹带书籍，又允许点蜡烛；闽、浙各郡还隔日引试，中间有一天空闲，甚至到第二天中午才出场。这样，经义可以作成两三道，诗赋可以写成五六篇。举人的文章不精，考官困于阅卷。幸而都被选中，于是有的让兄弟承袭，有的转卖给同族，作弊欺诈百般，真假难以辨别。于是命令各郡加强关防：在投卷开始时，责令乡邻核实身份；对弄虚作假者严加治罪，对纵容者严加处罚，这些弊端才稍稍止息。命官锁厅试和避亲举人从绍熙年间分场以后分别考试，使寒门士人感到畏惧。因为避亲者七人取一人，名额太窄，大家都认为窘迫；而朝廷士人被差为大院考官后，又担心妨碍许多亲属，也不愿意被差遣。寒门士人在乡试千人、百人取一人的竞争中，能够参加秋荐，跋涉数千里辛苦赴省；到了省闱，所差官员却必须互相避亲。于是有人隐瞒身份、匿名，不承认亲戚关系以求免除避亲；有人在旅舍中愤懑、忧郁、沮丧而狼狈不堪；双方彼此结怨，互相视为仇敌。到这时，言官说：“除大院收试之外，漕举以及待补国子生到省的，与避亲人一起在别院考试，这样人数也将不下数百。人数增多，名额自然宽裕；寒门士人可以不再怨恨亲戚，朝廷士人也可以不再害怕被差遣。”皇帝听从了。后来因为各路转运司牒试中多有营求、伪冒的弊端，于是又罢除这种办法。实际上，有妨碍和嫌疑的人员仍然收试，每一百人最终取一人；对各路州军解额狭窄的地方，酌量平均增加名额，使士子各自安于本乡，不再以欺诈争夺。于是临安、绍兴、温州、台州、福州、婺州、庆元、处州、池州、袁州、潮州、兴化以及四川各州府，共增加解额一百七十名。不久，又命令只允许牒试本里已成年的亲生子孙和门客；召见两名现任官员，委托他们作保；与有官籍而碍格的人分别收试，每五十人取录一人。符合牒试条件的亲子孙另行隔开收试，不足五十人也取一人。凡涉及欺诈冒名的，牒官、保官一并治罪。当初，唐州、邓州二州曾陷于金国；金国灭亡后，宋朝重新取得这些地方，于是命令仍旧在襄阳举行类试，但另编字号、另行考校，以优待新归附的士子。旧制，光州解额七名；渡江以后，光州成为极边之地，士子稀少，权且到邻州赴试，淳熙年间，本州自行设置科场，暂时放取三名。到这时，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举人比以前增加十倍，于是命令恢复原来的名额。端平元年，因为牒试已经罢除，解额又有所增加，于是命令增加名额的州郡安排关防，每人只许交纳一卷，并且开设贡院，增加临时差遣的考官。当时有人说：门客以及随侍亲子的孙辈五十人取一人，临安府学三年汇报的人漕试七十人取一人，又命令另设试院，分项、分处收试，已经十分繁琐；加上两类士人中，除学习赋和学习《尚书》以外，学习其他经书的人较少，难以取舍。于是命令将两项混合起来收试考校，统一按六十人取一人；京学现行的食职事生员二百二十四名，另行编字号考校，不限经义、诗赋，取录一名。侍御史李鸣复等逐条陈述建议，说：“台谏官充任知举、参详，虽然留心考校，却不能查禁奸弊，请求仍旧差遣台谏官担任监试。夹带书籍的禁令不严，全部成了具文，请求悬赏招募告发、捕捉者；精选强干敏捷的巡按官和八厢等人，严密巡逻，有违犯者，就削职黜退官员。考校不精，多半由于点检官不能及时交出试卷，以及开院日期迫近、试卷纷至沓来，知举仓促之间来不及处理，于是遗漏人才。请求试院各房设置簿历，限期督促；点检官登记所交试卷数目，每天按簿历考校。试卷不遵守旧格式，专务从简便利；点检官和参详官又合并为一，请求必须依照旧制，三场试卷分别送给三名点检、三名参详、三名知举，以便详细审查。试官交叉考核经义、诗赋，未必精熟，请求事先按照试卷数量，分别确定经义、诗赋各需多少试官，不至于偏重。”皇帝都听从了。嘉熙元年，罢除各处牒试。凡郎官以上监司、守倅的门客及姑姨同宗的子弟，以及不便回乡就试的游士，都混同在转运司考试；各人从所居县取得凭据，直接到转运司交卷，一律按照乡举的办法办理。家状都写明本贯，不追问他们从哪里来，将这种名目定为“寓试”。以四十人为额，若就试人数满五十人，就临时取旨增加名额。又罢除各路转运司以及各州军府所取的待补国子生，从第二年起一律允许赴国子监混合考试。因为士子人数很多，除礼部和临安转运司两个试院之外，又在绍兴、安吉各设置一院，由朝廷差官前往，同日引试，分配各路士人就试。同在京城考试时，不许点蜡烛。这一年，京西各州军已经失陷，许多士人迁居寄寓在江陵、鄂州，于是命京湖制置司在江陵另立贡院，取德安府、荆门军、归峡复三州以及随州、郢州、均州、房州等京西七郡的士人，另行差官混合考试；将十二郡原有名额混合取录，以优待他们。

译牒试罢除以后，又有人冒名求取国子资格。士大夫为子弟打算，常常把牒文发给外地其他同姓的族人，借此谋求考场上的相互帮助，甚至公然收取钱财出卖资格。于是命令遍告百官司、知杂司等：如果已经得到朝廷准许、辨验身份，批书印纸，批下国子监收试，就要通知赴试人亲自到国子监。一个姓氏结成一保，每保不得超过十人，责令立下罪罚文书，由官员书写押署，彼此递相作保，各人取得告示后，才允许投纳试卷。冒名发牒的官员降官罢任；如果只是一次失于查照，误把牒文发给其他同族，允许限期自首悔过一次。冒名发牒而考中的人，限定主保官和举人在一个月内自首；举人驳回，主保官免罪；超过期限不自首的，仍按前条治罪。凡类试试卷，封弥作弊的方式不一。到这时，命令事先在两浙转运司、临安府选取现役吏胥共三十人，差遣其中资历较高的一人统辖入院，十人专门管理诗赋试卷，其余分管各经。各人按照所管字号，在引试当晚分别寻找试卷，各自设置簿册封弥，不许混乱；另差一名吏员，将字号登记入历，发给誊录所书写。这些簿册、簿历由封弥官收掌，不经吏员之手，也不许誊录人员干预，以革除其中弊端。嘉熙二年，省试落第的人和游学之人，都到临安府取得凭据，赴两浙转运司混合考试，作为待补太学生。臣僚说：“国子牒试的弊端，冒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朝士人中，有人强行把疏远亲属认作近亲；有人各自偏私亲故，互相调换、互发牒文；有人被权势压迫、受人情牵制，奉命牵连无关人员；有人估量自己的子弟没有才干，便牒发给同姓中才华出众的人，借此利用他人代作；有人本来文艺不足，便执守格法求取牒文，再转卖给同姓以谋利。今后应命令发牒官，各自由本职长官依据朝廷典章，具状保明；事先取得本官知晓、承认的文状；同时设立奖赏标准，允许人们指实陈告。冒发牒文的官员，按劾削减官秩；接受牒文的人，驳回并取消参加殿试的资格；保官也连带治罪。专门命御史台察觉查访，中书省共同核查。汇报的门客、已满里额的子孙仍照以前参加漕试，六十人取一人，与其他地方相比虽然优厚，但取录没有固定名额，士人心中疑虑，参加考试的人很少。应当放宽名额而使应试者增多，途径归一而精心取录。”于是依照前例放行寓试，以四十人为定额，仍作为待补；所汇报的门客、满里子孙以及附试一并罢除。淳祐元年，臣僚说：“既然恢复各路漕试，合并国子试、两项科举以及免举人，人数不下千人。应当恢复办法，让漕举、胄举和需要避亲的人一起到别院引试，使大院没有试卷堆积的忧患，小院没有名额狭窄的弊端。”皇帝听从了。当时淮南各州郡每年都有战乱，士子不能按时参加乡试，而且漕司分派的试官因道路阻塞，不能直接到达。三年，命令淮东州郡附在镇江府参加秋试，淮西州郡附在建康参加考试；蕲州、黄州、光州三州以及安庆府附在江州考试。三个试所各增加差遣试官二员，另行考校，按照各州原有名额取录。这一年，两浙转运司寓试最终参加考试的人满五千人，特命增加取录二人；后来即使人数更多也不再增加，如果不足五千人，只依照原有名额。别院考试，大多是士子与试官确实有亲属嫌疑的人参加。绍定年间，漕试、胄试中没有亲属可以避开的，也允许参加别院考试，有人说这是当时宰相向权贵子弟徇私的缘故；端平初年，将他们拨回大院，寒门才俊认为方便；淳祐元年，又恢复到别院考试。这等于使本来不应避亲的人被压抑而到别院去，使天下士子无缘无故分成两类，实在违背了设置别试的初衷。到这时，依照端平年间整顿纠正的办法，再次归入大院考试。淳祐九年，因为臣僚说：“士子又有冒充免解资格而入试的，有的父兄死后偷偷冒用他们的姓名，有的同族人去世后填入他的名籍。”于是命令由本贯出具保明凭据，将姓名分类先申报礼部，各州张榜公布给众人看；犯禁者允许告发捕捉，依照出卖科举资格的法律治罪。十二年，广南西路说：“本路所属二十五郡，在春官礼部选取的只有一两人，大概是山林地区民风质朴，不能和中原士子同样精工，请准许按照两淮、荆襄的旧例另行考校。”朝廷同意了请求。从此，广南分为东、西两路。宝祐二年，监察御史陈大方说：“士风日益浅薄，文场弊端很多。请将发解士人中第一次请求参加科举的人，由主管机构发给帖，准许赴省；另发给一份簿历，按照命官印纸的办法，批写发解的年份以及本名、年籍、贯籍、保官姓名，持此赴礼部；又批写赴省的年份，由礼部的长贰盖印署名。赴监试的人也同样办理。将来免解、免省，到殿试时批写的手续也如此办理。没有簿历就不收试。等出任官职时，到吏部缴纳簿历，换发印纸。凡应当免解、免省的人，也由最初发解的地方照此发给簿历。如果在省试、殿试中选中，就将原簿历发到御史台考察，作为注授官缺、发给告身的凭据。士子有了簿历，可以作为凭证；有司凭借簿历，可以加强查验。以前伪冒的人，也许不用驱逐就会自行逃走。”于是从第二年开始施行。乡贡、监补、省试都有复试，然而铨选仍不够精确。其中冒充名额充作贡士的人，不能瞒过同场举人；冒名进入国子监者，也不能逃过本斋职事的察觉。于是命令今后由本州审察时，必须责令同场举人联名作保；监学帘试引见时，必须责令长谕出具真实证明，并让他们结状承担罪责，才准放行。中书省复试时，凡涉及再次引见的，除杂犯以外，都要先行札报各处漕司；每逢诏举，必须加意查验。凡复试，命宰执出题，不许都司干预；仍每天轮派台谏一人，在帘外监试。四年，命令在朝臣中，除宰执、侍从、台谏外，自卿监、郎官以下直到厘务官，各自准备三代宗支图三本，结立罪状，申报尚书省、御史台和礼部；所属机构各自设置簿籍，保存并相互照应。遇到其子孙登科、发解、入学、奏补等事情，都要具文申报，详细记载。后来由外任官员入朝，也在到任供职以后，按上述办法具备图籍记录。遇到胄试之年，按照朝廷规定的名额，在其中发牒、能够应举的人中准许参加考试，以革除胄牒冒滥的弊端。

译景定二年，胄子牒试名额规定：宰执发牒的缌麻以上亲属，增加为四十人；侍从、台谏、给事中、舍人的小功以上亲属，增加为二十七人；卿监、郎官、秘书省官、四总领的小功以上亲属，增加为二十人；寺监丞簿、学官、二令的大功以上亲属，增加为十五人；六院、四辖、省部门、史馆校勘、检阅的大功以上亲属，增加为十人；临安府通判发牒的大功以上亲属，增加为八人；其余应当由官员发牒的亲子孙，一仍旧制。度宗初年，因为试卷雷同、请人代作的弊端，多是由于州郡试院连续点烛直到天亮，有时甚至到第二天辰时、巳时仍未出院；而之所以隔日考试，不但不能只惠及文才不足的人，反而正好损害擅长文章的人，于是完全遵循旧制，连续考试三天。当时各州郡因乡贡终场人数多而原有名额少，从咸淳九年开始，按照终场人数多少，每二百人取录一名。因为士子人数很多，增加参详官二员、点检试卷官六员。又因臣僚逐条上奏科场弊端，命令大院、别院的参详官和点检试卷官兼任考察雷同试卷的职务，监试官专门负责审定雷同试卷，不参与考校。于是罢除帘外点检雷同官，国子监解试的雷同官也罢除。在此以前，州郡乡贡没有复试。适逢言官说，冒滥的弊端只在乡贡，于是命令漕臣和帅守在解试榜公布以前，点派有出身的副职官员或幕官，专门担任复试官。用一天时间命题、考校；解名较多的，酌量分几天进行。只要文章写得通顺无误、说理优长通达，确认不是请人代作的，就取录；没有才干、文理不通的，就驳回。将来如果省试复试仍不能通过，就追究原来主持复试的漕臣、帅守和考校官。十年，举行省试，命令大院、别院监试官在座次图尚未确定以前，亲自监督分布座次，严格禁止书铺等人，不许纵容士子离开座案、越过廊道分隔，作为传递答案和请人代作的场所。当时成都已经归附我朝，原拟定殿试在五月五日举行；由于到达的蜀地士人极少，推迟到月末。又因为复试的特奏名到礼部的仍然很少，推迟到六月七日。近臣以天气酷热为由请求，于是又命令立秋以后择日举行。七月八日，度宗驾崩，最终没有完成考试。继位的君主即位后，下令礼部讨论；所援引的先例都不恰当，既不能说是服丧期间不理政事，又不能不举行廷对，于是仿照召试馆职的制度办理。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以后在礼部贡院设置期集局，并特旨赐给餐钱，在唱第后的第三天前往。列前三名的人可以自行选择一同升第的才俊，分别授予职务。朝谢以后拜黄甲；仪式是在堂上铺设褥席，东西相向，众人都行两拜礼。拜礼完毕，选择榜中年长的一人，由状元拜他；再选择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人，由他拜状元。这样做是为了扩大皇帝的恩宠，尊重年长者，彰明长幼之序。制举没有固定科目，是用来等待天下才俊的，天子常常亲自策问他们。然而宋朝获得人才，大多通过进士科，因制举应诏的人很少。只有召试馆职以及后来举行博学宏词科时，才得到忠直鲠正、富有文学才能的人。有的从山林隐逸中起用，有的从朝廷官员中选取，有的从州县召来，后来大多受到重用。太祖开始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不限以前的资历；现任职官、黄衣之士、草野布衣，都允许应诏。对策三千字，文辞和义理都优异的就选取。乾德初年，因为郡县没有人应诏，担心有司举荐贤能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于是下诏允许士子到宫阙自行荐举。四年，有司只举荐了直言极谏一人、堪为师法一人，便召陶谷等人发问策试；皇帝亲临殿中观看，给他们砚台、席位，让他们坐在殿的西角。等到答对策时，他们文辞和义理都疏阔空泛，不能切合所问，皇帝赐给酒食，设宴慰劳后遣送他们离开。开宝八年，诏令各州察访百姓中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务农者，以及有奇特才能和非凡品行，或有文武才干，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可以任用驱使的人，详细登记送到朝廷；如果没有符合诏令的人，也要据实上报。九年，各道荐举孝弟力田以及有才干武艺的人，共七百四十人。诏令翰林学士李昉等在礼部考试他们的学业，竟没有一个可取的。濮州以孝悌之名被荐举的有三百七十人，皇帝惊讶人数太多，召他们到讲武殿应对，结果大都不符合诏令。他们还自行声称平日熟习武事，皇帝又用骑射考试他们，结果动辄跌倒，动作失序。皇帝欺骗他们说：‘你们应当编入军籍。’众人都号哭请求免除，于是全部遣散。皇帝下诏追究本部滥行荐举的罪责。咸平四年，诏令学士、两省和御史台五品官、尚书省各司四品以上官员，在内外京朝官、幕府、州县官以及民间人士中，各荐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现任转运使和馆阁职事人员应诏。这一年，考试秘书丞查道等七人，都列入第四等。景德二年，又增设博通坟典、通达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武艺足以安定边疆科，洞明韬略、能够运筹决胜科，以及军谋宏远、才干足以任边疆重任科。诏令中书门下考察试验他们的才能，详细列名上奏，准备到临轩由皇帝亲自策问。从此应诏的人逐渐增多，但考中高等的却很少。自太宗以来，凡是奉特别诏旨召来考试的人，都在中书学士舍人院考试，或者特意派官员专门考试。所试内容有诗、赋、论、颂、策、制诰，有时三篇，有时一篇，符合标准的就授予馆职。景德以后，只有将要任命为知制诰的人，才考试制诰三道；每道一百五十字。东封和祭祀汾阴时，献文的人大多因考试学业而得到官职，这属于特别恩典。当时谏言的人认为：‘两汉荐举贤良，大多是因为战争、荒年和灾变，所以借此询问政治上的缺失。如今国家接受祥瑞并举行封禅，没有政治缺失，何必采取这种办法？’于是废止了这项科目，只由吏部照旧设置宏词、拔萃、平判等科。仁宗初年，诏令说：‘朕开设几条途径，详细延揽天下士人，但制科却独自长久没有设置，想来我国豪杰之士或许因此被遗漏了，应当重新设置此科。’于是增加科目名称，称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共六科，用来等待京官、朝官被荐举以及主动应选的人。又设置书判拔萃科，等待候选官。又设置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等待平民被荐举的人。其办法是先把所长的技艺学业提交给有关官署，有关官署比较评定后，再到秘阁考试；符合标准后，才由皇帝亲自策问。

译治平三年，命令宰执各荐举馆职五人。在此以前，英宗对中书说：‘水涝成为灾害，进谏的人说“灾祸在于不能进用贤才”，这是为什么？’欧阳脩说：‘近年进用贤才的道路狭窄了。过去进入馆阁有三条途径，现在其中两条已经堵塞。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照因差遣而例行授官的办法是一条。往年进士中考取前五名以上的都可以参加考试，第一名及第后不到十年就有做到宰相的；如今第一名也要经过两任才得以考试，第二名以下则不再考试，这是高科的道路堵塞了。过去大臣荐举后立即召来考试，如今只令把名字登记入册，等有缺额时才考试，这是荐举的道路堵塞了。只有因差遣按例授官的人，其中一半是年老、资历深或患病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荐举道路狭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有了这道命令。韩琦、曾公亮、赵概等荐举蔡延庆以下共二十人，都令召来考试，宰臣认为人数太多，感到为难。皇帝说：‘既然委托你们荐举他们，只要贤能，难道还怕人数多吗？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其余的人以后再试。’神宗用进士考试策问，和制科没有区别，于是下诏废罢制科。考试馆职时则废除诗、赋，改为考试策、论。元祐二年，恢复制科。凡在廷试前一年，荐举官把所荐之人的策论五十篇具奏上报，第二年考试论六篇，御试策一道；召试、授官和推恩，大致依照旧制。右正言刘安世进言说：‘祖宗对待馆职，是把他们储备在培养英杰的地方，以砥砺他们的名节；让他们阅览古今书籍，以开启增长聪明才智；稍微优厚他们的俸禄，不让他们承担吏事，因此滋长德行器识，培养成著名卿士和贤能宰相。近年馆职的选任逐渐轻率，有的凭借世袭恩赏，有的凭军功，有的酬答聚敛财物的能力，有的屈从于权贵的荐举。他们从未经过考校，就获得馆职，这大开侥幸之门，恐怕不是祖宗培养人才的本意。希望明令执政大臣，详细考求其文学和品行，审慎确认确实可以培养后，再召来考试；没有考试不得随意任命。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器受到重视，贤能之士得到进用。’三年，于是下诏说：‘大臣荐举馆职，一律依旧召试、授官；只有朝廷特意授除的，不受此令限制。’刘安世又上奏说：‘祖宗时进入馆阁，很少有不经过考试的。只有声望和实际成就一向显著，政绩清楚，或者多次执掌使节，或者调任大藩镇，为了表示优厚恩典，才令其带馆职。如今既然过听了臣的话，恢复旧制，却又说“朝廷特除，不在此限”。’ 这样一来，人才的高下、资历的深浅，只要不是由大臣荐举，就都可以直接授官；名义上说是改革，弊病的根源却还存在。希望仿照旧例，资历次序达到一定程度以及担任过转运使的人，才可以特别任命授官，这样或许能堵塞侥幸之门，从而使馆职的选任更加受到重视。绍圣初年，哲宗说：‘制科考试策问，是回答当时政治的得失，进士策也可以谈论这些。’于是下诏废罢制科。不久，三省说：‘如今进士专门采用经术。如果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等文体，都是朝廷官员日常任职中不可缺少的应用文书，而且这样也无法兼收文学广博奇异的人才。’于是改设宏词科。每年允许进士及第者到礼部申请考试；如果是现任官员，须等到有人接替职务后才能申请。通常在春季考试时，让上舍生附带参加考试，不另设考试院。章表、露布、檄书用骈俪文体，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体或骈俪体，只有诏诰、赦敕不作为题目。共考试两天、四道题。参加考试的人虽多，录取不得超过五人。符合程式的上报三省再行复试，分为上、中二等，推恩各有差别；词章技艺特别卓异的，奏请皇帝降旨另行任命官职。大观四年诏令说：‘宏词科的格式法令不够详备，不足以招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每年附在贡士院考试，录取不得超过三人。’政和年间增加到五人。不考檄书，增加制诰，借用历代史事拟作；符合标准的，授予馆职。宰臣和执政大臣的亲属不得参加考试。宣和年间废止上舍生附试，于是随进士一同在礼部考试。绍兴元年，首次恢复馆职考试。凡预先被召试的人，由学士院考试时务策一道，皇帝亲自阅览。然而当时校书郎大多不考试，正字则有的考试、有的不考试。二年，诏令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律遵循旧制，由尚书省、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官员、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荐举一人。凡应诏的人，先把所作策、论五十篇缴送上来，由两省侍从参考评定，分为三等。列入次优以上的，召到秘阁，考试论六篇，题目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中出。由学士和两省官员考校，御史监考，四篇合格以上才算通过。仍分为五等，列入第四等以上的，由皇帝亲自策问。第三等为上，恩数按照廷试第一名；第四等为中，按照廷试第三名，都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按照廷试第四名，赐进士出身；没有列入等第的，授予主簿、县尉等差遣；已经做官的，则升官并予以提拔。七年，因为太阳出现异常，下令中外侍从各荐举能直言极谏一人。这年冬天，吕祉荐举选人胡铨，汪藻荐举平民刘度，立即授胡铨为枢密院编修官，但刘度最终没有被召用。从此以后，诏书多次下达，却没有人应诏。孝宗乾道二年，苗昌言上奏说：‘国家初建时曾设置三科，真宗增加到六科，仁宗时又允许平民应诏，因此名贤不断出现。请考察参照以前的制度，每隔一年下诏，权且在正文中出题，不得使用偏僻的书籍和注疏，恢复天圣年间的十科，拓宽荐举宣扬人才的道路，振作众多士人多年衰颓萎靡的精神。’于是诏令礼部召集馆职、学官共同议论，他们都说：‘注疏确实可以略去，科目不必增加。天下士人中，有些隐居山林，有些久困于偏远之地，侍从大臣哪里能够全部知道他们？’于是依照国家初建时的制度，只令监司、守臣解送人才。

译七年，诏令以六篇论作为制科考试内容，增加到五篇合格才算通过；开始按照旧例任命考官、糊名、誊录。试院说：‘试卷中很多人不知道题目出自哪里，有的只答对两篇。’皇帝命令赏赐束帛后停止考试，荐举官全部免罪。旧制考试六道题，一道明出经文，一道暗出题意。当时考官出题多用隐晦偏僻的内容，失去了求取直言的本意。臣僚请求遵循天圣、元祐旧例，以经书题目作为第一篇，然后杂取《九经》《论语》《孟子》中的注疏，或者经史子书正文出题，以表示尊崇经学之意。皇帝听从了。起初，制科取士必须每三年举行一次；十一年，诏令说：‘今后凡有符合条件应当召试的人，荐举官立即把姓名上报。’第二年春天，李巘说：‘荐举贤良，本来是为了求取直言，以补助政治缺失；没有听说要责求记诵之学。像晁错、董仲舒一类的人才，即使不能把注疏全部记住，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又有什么损害？’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再次废除注疏考试。高宗设置博学宏词科，共考十二篇，从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中杂出六道题，分为三场，每场分别考一种古体和一种今体。遇到科举考试年份，除归明、流外、入赀以及犯赃罪的人之外，命官、公卿子弟中才俊者都可以参加考试。先投送所作文章三卷，由学士院考察，选出其中最优秀的召来考试，评定为三等。上等升一官，选人改换官秩，没有出身的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去召试，授予馆职；中等减少三年磨勘年限，授予堂除官职，没有出身的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少二年磨勘年限，没有出身的人赐同进士出身；都允许召试馆职。南渡以来取得此科的人，很多做到了卿相，进入翰苑。理宗嘉熙三年，臣僚上奏说：‘词科实际上代替皇帝发布言论，已经很久没有取士，日益走向废弛。大概是考试过于严格，所以学习它的人少。如今如果除博学宏词科仍按旧制三年考试一次外，另外降低等第设置科目，只考试文辞，不看重记诵。命题只分两场，引试时必须是有出身的人到礼部投状，献上所作文章，像考试教官那样办理。每年附在铨闱举行引试，只取合格者，不必拘泥名额；中选者授予堂除教授，已经具有教官资序以及京官不愿任教授的，京官减少磨勘年限，选人递进一资。以后北门、西掖、南宫舍人的任职，就选择文才特别卓越的人任用。科目名称删去“宏博”二字，只称词学科。’朝廷听从了。淳祐初年，废止此科。景定二年，恢复嘉熙年间的制度。起初，内外学官大多由朝廷特别任命，后来逐渐命令国子监选用旧日考试技艺等第优良的人。熙宁八年，开始制定教授考试法，即在舍人院召试大义五道。元丰七年，命令各州没有教官的，由长吏从现任官员中选人上报姓名，经监学审查认为合适后，让其兼任教官。元祐年间废除考试法，不久荐举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诏令必须奉命荐举才可以上奏。绍圣初年，三省制定资格标准：考中制科以及进士甲第、礼部奏名列前三名、府学监学广文馆第一名、从太学上舍考取名次的人，都不必考试；其余人召来考试两经大义各一道，合格后授为教官。元符年间增加考试三经。政和二年，臣僚说：‘元丰年间召试学官六十人，只取四人，都是知名之士，所以学者心悦诚服。近来考试大约三人取一人，现在想改为十人中才取一人，以提高选拔标准。’朝廷听从了。从此有时仍按旧法，有时由中书选拔任命。又曾在额外设置的职位中增补符合八行标准的人，任为大藩教官，但不让其实际到任，后来便废止了。有时采用元丰考试法，制度更改没有定规。高宗初年，恢复教官考试。绍兴年间，议论此事的人说：‘想做别人的老师，却自己献文求取进用，不合礼制。’于是废除考试，改由朝廷选派。不久又恢复考试。凡有出身的人都允许应试，先把经义、诗、赋各三首送到礼部，然后下到省闱，分两场考试。初任为各州教官，由此作为两学教官的选拔来源。绍兴十五年，听从国子监丞文浩的建议，从《六经》中取两经，每经出两题，不拘泥于固定的义式，以能够贯通经义、内容丰富完备为合格。此后，四川制置司遇到类省试的年份，也仿照礼部附带考试，从嘉泰元年开始。凡十五岁以下的童子，能够通晓经书、作诗赋的，由州推荐到朝廷，皇帝亲自考试。任命官职、免除荐举的标准没有固定制度。真宗景德二年，抚州晏殊、大名府姜盖开始因童子身份被召来考试诗赋，赐晏殊进士出身，赐姜盖同学究出身。不久又召晏殊考试赋、论，皇帝赞赏他机敏而才思丰赡，授为秘书省正字。后来这项制度有时废止，有时恢复。自仁宗即位到大观末年，获赐出身的童子仅二十人。建炎二年，申明旧制，皇帝亲自考试童子，召见朱虎臣，授予官职并赐金带以示宠爱。后来来应试的人，有的诵读经、史、子、集，有的诵读御制诗文，有的诵读兵书、学习步射；他们是否授官、免除荐举，都到临近考试时听取皇帝旨意，没有固定标准。淳熙年间，王克勤开始凭借程文请求考试。孝宗在内殿召见他，赞赏他机警敏捷，补授从事郎，命令他到秘阁读书。正逢礼部说：‘本朝以文章著称的童子有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来都成为贤能宰相和著名侍从。如今郡国荐举贡士，询问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记诵，应该适当提高选拔难度。’八年，开始分为三等：凡是能够完整诵读《六经》《孝经》《论语》《孟子》并且能作文，如能作《六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的，列为上等，给予推恩；除诵书外还能通晓一经的，列为中等，免文解两次；只能诵读《六经》《论语》《孟子》的，列为下等，免文解一次。复试不合格的，赐给束帛。宁宗嘉定十四年，命令每年取三人，约定在暮春集合到京城。先在国子监考试，再由中书复试，作为永久制度。理宗以后废止这项科目，只要有才能特别卓越、善于作文的人，允许各郡荐举。

译科目设置以后，仍担心不能把天下人才全部招来，或者有人隐藏才华而不屑应试，往往命令州郡搜访罗致，也允许公卿荐举上言。例如治平年间的黄君俞、熙宁年间的王安国、元丰年间的程颐、元祐年间的陈师道、元符年间的徐积，都是卓越而著名的人物。熙宁三年，各路搜访品行义理受到乡里推重的人，共二十九人。他们到京后，朝廷让他们住在太学，又让刘蒙以下二十二人在舍人院考试，分别赐予官职；这也足以说明幽居隐逸的人才一定会得到通达，是太平盛世的盛况。此后，应诏者多不符合实际，朝廷也逐渐厌弃轻视这种做法。高宗留意被遗落的人才，首先召用平民谯定，又让处士尹焞进入讲筵。后来用束帛征聘人才，如王忠民以忠节著称，张志行以高尚著称，刘勉之、胡宪之以努力求学著称，都赐予出身，让他们在本郡担任教授，或者赐给处士称号以示宠荣。这是为了振兴清高的节操，激励衰败的风俗。像徐庭筠不肯出仕、苏云卿隐晦行迹，世人尤其称道他们。宁宗庆元年间，蔡元定凭借高明的资质，讲明一代正学，尤袤、杨万里荐举召用他，他坚决以疾病推辞，最终却因伪学之罪被贬谪而死，众人都为他惋惜。理宗、度宗以后，国势日益危急，贤者退隐自保，此后便再也没有听闻他们的事迹。《志》第一百一十：选举三（学校、试律学等附载）。所有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生由京朝官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起初没有固定名额，后来规定额数为二百人。太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俊秀者充任。三舍法实行后，太学才确定设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初入学时，核验所属州的公据，考试后补入外舍；斋长、学谕每月把他们的品行和学业记入名册。品行，是平日遵守教令而不违背规矩；学业，是研治经书、学习程文。每季末由学谕考核，再由学录、学正、博士考核，最后由长官和副长官考核。年终汇总优劣，记入名册，等待复试，再参照验证，按次序升舍。凡私试，初月考经义，中月考论，季月考策；凡公试，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论、策。考试上舍，依照省试的办法。内舍生中，品行学业和所试文章都优秀的，列为上舍上等，听候皇帝旨意授官；一项优秀、一项平常的，列为中等，等待殿试；两项都平常，或一项优秀、一项不合格的，列为下等，等待省试。元祐年间，设置广文馆学生二千四百人，用来接纳从四方到京城应试的游士。律学生没有固定名额，其他杂学则废置不定。崇宁年间在郊外修建辟雍，用来安置贡士，于是三舍考选法遍行天下。这样，贡士由州郡贡入辟雍，再由辟雍升入太学，学校制度也更加详备。国子生由于奏荫恩泽范围广，所以学校不参与对他们的考选；其中能够入官、获赐出身的，多是通过铨试取得。起初，国子监沿用周代旧制，增建了不少学舍，以接纳因荫补而入学受业的子孙。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学生旧有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但登记在册的人有的长期不到；而在京的进士、诸科士人常到讲席学习，请允许用他们补足监生的空缺。’诏令同意。景德年间，允许文武升朝官的嫡亲子弟附入国学取得解额；对于远乡人长期寄居京城、文艺可以称道，又有本乡命官作保担任的，经过监官核验，也允许附入国学，作为贡士。仁宗时期，学习儒术的士人多得数不清。即位初年，赐给兖州学田；不久又命令各藩镇、辅郡都可以设立学校。庆历四年，诏令说：‘儒者通晓天地人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是博大了。然而学者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而有关官署却专门先从声病、章句方面苛求，以此束缚他们，那么我国豪杰奇伟之士凭什么奋发？士人有纯正明达、质朴厚重的美德，却没有通过教育培养成材的方法，使他们和不肖之人一同进用，那么美好的德行和敏捷的行为又凭什么显现？这是取士制度最大的弊病，也是学者自己认为忧患的事情。以轻薄的态度对待人，就不能要求他表现得厚重。如今朕兴建学校、倡导善行，以尊重士大夫的品行；又改革制度、革除弊病，以充分发挥学者的才能。有关官署应当严格做好训导，精心进行察举，以符合朕的心意。学者应当增进品德、修习学业，不要错过时机。命令州县都设立学校，由本道使者选派部属官员担任教授；如果名额不足，就从乡里选择年高而有学业道德的人充任。’从此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士人也有所劝勉了。天章阁侍讲王洙说：‘国子监每次下达科场诏令，都允许品官子弟投状考试技艺，发给文书，充任广文馆、太学、律学三馆学生，人数常常达到一千多人。等到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学生便散归各处，讲官空坐在讲席，只把学校当作游居之所，完全没有学习的制度。平日听讲的，只有一二十人而已。’于是规定在学必须满五百日，过去已经充贡过的只需一百日。先考察本来所授官职是否确实，然后由京朝官作保，才能参加秋试；每十人中取解额三人。凡入学受业，每月初一立即亲自记载到历。若遇到私事、因病请假、回家省亲，都可以给假；违反期限，或者整月不到学参见的，便从学籍中除名。后来谏官余靖极力说这样不便，于是废止了听读日限。起初设置四门学，让八品至平民的子弟充任学生，每年考试一次补入。派学官封闭住宿，负责弥封试卷、考校学业，列出姓名上报，之后才发给入学文书；没有考中格式的仍允许听读，如果三次考试都不中，就把他退学。不久，四门学被废止。当时太学制度宽松简略，而上级一定要寻求天下贤士，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和整饬规矩。安定先生胡瑗在苏州、湖州之间施教二十多年，当时世人正崇尚词赋，唯独湖学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以敦实学业。皇祐末年，召胡瑗任国子监直讲；几年后，升为天章阁侍讲，仍兼任学正。最初人们并不信服他，诽谤议论纷纷而起；胡瑗奋力坚持、毫不懈怠，最终取得成效。每次公试、私试结束，掌仪官都率领诸生在首善之地会集，奏雅乐、唱诗，到二更才散。士人有的跋涉数千里前来拜师，都从内心喜悦信服。有关官署请求把湖学的制度下达到各地，采用它的办法来教育太学生。神宗尤其重视儒学，从京师到郡县都已经设有学校。每年、每季、每月各有考试，按学业才能评定等级，依次升入不同舍；其中最优秀的列入上舍，免除发解和礼部考试，特别赐予等第。于是专门用这种办法取士。

译太学生的名额，庆历年间曾设置内舍生二百人。熙宁初年又增加一百人，不久诏令总额为九百人。四年，把锡庆院和朝集院西廊全部改建为四座讲书堂，诸生斋舍以及执事人员的值宿房才勉强够用。除主判官外，增设直讲十人，通常每两人共同讲授一经；命令中书选拔，也允许主判官荐举。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开始没有名额限制，后来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入内舍，额二百人；内舍升入上舍，额一百人。各人专治一经，跟随讲授该经的官员学习，每月考试学业，把优等者上报中书。学正、学录、学谕由上舍生担任，每经各二人；品学特别优异的，主判、直讲再次荐举给中书，奏请授官。开始命令各州设置学官，通常拨给十顷田地供养士人。最初设置小学教授。皇帝曾对王安石说：‘如今谈论经书的人各有不同，怎样才能统一道德标准？卿所撰写的经义，应当颁行，使学者归于一致。’八年，颁布王安石的《书》《诗》《周礼义》给学官，这称为《三经新义》。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每月举行一次私试，每年举行一次公试，以补内舍生；隔一年举行一次舍试，以补上舍生，弥封、誊录依照贡举法；上舍考试则学官不参与考校。公试时，外舍生考入第一、第二等的升入内舍；内舍生考入优、平二等的升入上舍，都要参考平时记载的品行学业后才升舍。上舍分三等。学正增加到五人，学录增加到十人，学录兼用学生担任。每年赏赐缗钱达到二万五千，又征收郡县田租、房屋课税、利息钱等，增加为学校经费。起初，国子监虽名义上称为监，实际上从未教育培养国子生。诏令允许清要官员的亲属入监听读，额定二百人；又把开封府的解额全部归给太学，国子生的解额则按太学的分数录取，不得超过四十人。哲宗时期，开始在京城设置小学，称为‘就傅’、‘初筮’，共两斋。又把太学的一百个名额还给开封府。在此以前，开封府的解额稍微优厚，四方士子多冒充畿县户籍；那些隶属太学不满一年、按规定不能参加解试的人，也往往冒充户籍。礼部按照旧制规定，凡参加国子监考试的人，先补为广文馆学生，然后投递文书请求考试。元祐七年，于是仿照这个办法，设立广文馆学生。只有开封府原有的解额一百人允许自行考试；过去录取诸科二百人、国子生四十人的名额，都作为本馆解额。遇到贡举年份，考试补充广文馆学生；考中的拿着文书到国子监核验考试，凡参加考试者十人取一人，开封府考取也一样。绍兴元年，废除广文馆，其名额全部归还开封府和国子监。元祐新令废除了推恩制度。绍圣初年，监察御史郭知章说：‘先帝建立三舍法，按年考核学生的实际品行，所以进入上舍并考取上等的人，可以不经过礼部考试，特别任命授官。要求完备而且坚持长久，所以能够取得这种待遇很难；诱导、扶助、激励、劝勉学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应当恢复元丰法，以扩大教育培养人才的恩德。’他又请求三学补充外舍生，依照元丰法一年考试四次。于是诏令说：‘太学生全部采用元丰制度推恩；上等立即注授官职的，每年不得超过二人；免礼部考试的，每次科举只限五人；免解试的只限二十人。仍按人数抵补省试发解额，元祐法不得采用。三舍升补等法，全部恢复实行旧制。’ 三年，三省说：‘元祐年间考试补充太学生不严格，只求多取，后来参加考试的人已没有空缺可以分配。应当遵循元丰初年的制度，即使是在籍学生也要重新考试。’于是诏令在籍学生再次考试，允许取三分之一；新来请求补入的取其一半。只有上舍生，以及本年充贡人员中原先依元丰法补入的内舍、外舍生，免于再次考试；其余没有重试而考中的，都降舍。蔡京上奏呈报他所修订的《内外学制》，开始颁行天下。元符元年，诏令允许命官补为国子生，不得超过四十人。凡太学考试，命令优先录取《二礼》，允许占全部名额的一半；另一半从其他经书中取士。又恢复设置《春秋》博士。二年，开始命令各州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全部仿照太学。州学允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每年贡送。上舍生附入太学外舍，考试合格后补为内舍生；三次考试仍不能升舍的，遣返回本州。内舍生免试，到达后补为外舍生。各路选派一名监司提举学校，守臣和副职督办此事。遇到补试上舍、内舍生时，选派一名有出身的官员，会同教授考选，必须弥封、誊录。三年，太学考试补充外舍生改为一年四季举行，由学官自行考核，不再誊录，并增加一场论试。崇宁元年，宰臣请求：‘天下州县都设置学校，州学设置教授二人，县也设置小学。县学生经过选考后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到达太学后附带考试，另立字号。考评分三等：进入上等的补为上舍生，进入中等的补为下等上舍生，进入下等的补为内舍生，其余留在外舍。各州军的解额，各拿出三分之一作为贡士名额。开封府保留五十五个名额，录取未入学的士人；其余全部平均分给各州，作为贡额。外地官员的子弟亲属，允许入学一年，发给文书到太学，按国子生名额参加解试。州学用常平钱或系省田宅充作养士费用，县学使用土地收益以及非系省钱。’三年，开始确定各路增加县学学生名额：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凡州县学生曾经参加公试、私试的，免除本人差役；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仍免杂役，按照官户的办法办理。

译命令将作少监李诫到城南门外察看地形，营建外学，这就是辟雍。蔡京又上奏说：‘古代国内国外都有学校，周代的成均大概在国都之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都以外。臣亲自承受圣诏，天下都兴办学校、贡送士人，于国都南郊修建外学来接纳他们，等到他们的品行学业合格后，再升入太学。这些全都符合圣意，也和古制相合。如今应当实行的是：太学专门安置上舍、内舍生，外学则安置外舍生。现在贡士大量聚集，希望增加太学上舍至三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学设置四座讲堂、一百斋，每斋五楹，一斋可容三十人。士人初次贡到，都进入外学；经过考试补入上舍、内舍后，才得以进入太学居住。太学外舍生也命令迁居外学。其敕、令、格、式，全部采用太学现行制度。国子祭酒总管学校事务；外学官属中设司业、丞各一人，从太学减少博士、学正、学录的员额归入外学，又增加博士至十人，学正、学录各五人，选学生充任学谕十人，直学二人。’三舍学生都由升贡而来，于是废止国子监补试。又设置诸王宫的大学、小学教授，制定考选法。凡奉祠以及已经任官后解除官职，或正在等待任用的人，都允许进入内学、外学。任子不受州籍限制，可以随居住地入学，另设斋舍居住，另立字号参加考试。曾经升补三舍生、后来因献纳资助而得到官职的人，入学待遇依照任子法。凡任子，不论文官还是武官，都必须隶属学校满一年，才可以请求考试。于是诏令取士全部由学校升贡，州郡发解以及礼部考试都废止。从此每年考试上舍生，全部派遣知举官，依照礼部考试办理。五年，制定法令：凡县学生入学登记满三个月，且没有犯上二等的处罚，允许在第二年考试补入州学外舍，这称为‘岁升’。开封祥符的学生另在辟雍设置斋舍，教育、培养、升进都依照县学的办法。愿意进入邻县学校的，也听其自便。只有赤县的校试，以博士为主考。每年正月，州学把公试上舍生和岁升人员集中在一院封闭住宿，分三场考试。公试中，上舍生通常十人取六人合格；合格后，按照名次从上到下，参考考察名册；已经在籍又考中者，再从六名中取四名，依次升舍。岁升者考中后，补为外舍生。开封所属各县附在辟雍另行考试，考中的进入辟雍充任外舍生。隶学三年、经过两次考试仍未参加升贡的，就除去学籍，这个办法过于严厉。如今规定，三年内三次公试未被选取，或两次补内舍、贡上舍不合格，并且曾犯三等以上处罚的：如果是外舍生，就除去学籍，遣返回县；内舍生降为外舍生；已经降舍而私试又未入等，或者曾受处罚的，也除去学籍，重新参加岁升考试。凡州学上舍生升舍后，当年秋季即贡入辟雍，长吏召集全郡官员和提学官，备办宴席，依礼隆重遣送，限在年终全部集合到京城。自四川、广东、福建入贡的人，发给借职券；超过二千里的，发给大将券，并接续供应途中粮食，都由学校经费支付。如果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等品行，或者行为才能特别优异、受到乡里推重的，由县上报州，免试入学。州守、副职或教授审问核实没有错误后，就保举其入贡，详细据实上报；上报不实的，按情节轻重治罪。太学考试上舍生，原本担心和科举并行，所以隔年举行考试。如今既然废止科举，又有各州每年贡送士人，就改为每年考试。每年春季，太学、辟雍学生全部参加公试，在同一考院混合录取，共三百七十四人。其中四十七人为上等，推恩并释褐；一百四十人为中等，遇到皇帝亲策士人时允许入试；一百八十七人为下等，补为内舍生。凡上等上舍生以及特别荐举的孝弟、品行才能优异之士，不等廷试而推恩的，允许立即引见并释褐。上舍生仍先把试卷呈进，得到许可后才引见赐恩。若上舍生已经应当享受释褐恩典，而贡入时间在廷试前一年，必须在学又满半年，且没有犯上二等处罚，才可以注授官职。凡贡士进入辟雍外舍，三次考试都没有升补，两次考试都没有入等，并且仍然犯了上三等处罚的，削除学籍，重新参加本州岁升考试，这称为‘退送’。内舍生已经降舍，又有一次考试未能升舍，或者两次犯上四等处罚的，也依照外舍生的办法退送。太学外舍生已经参加考察的，允许再考一次，以考试是否合格决定留用或遣返；其余升降、退送，都依照辟雍的办法。凡有官职而未入学、愿意参加贡士考试的人，不论文官、武官还是杂出身，都一律允许，只有因犯赃私罪而废黜的人不许。应试者随内外学附带参加贡士公试，分别考核，通常七人取一人。已经参加贡举的，与辟雍春试贡士合并考核。考中并列入上等的，升任差遣两级，赐上舍出身；文才品行优异的，上报后特别提拔。中等者等待殿试，下等者补为内舍生，不隶属学校，等待再次考试。已经任官在职而愿意应试的，也全部依照这一制度。凡在外任官员同居的小功以上亲属，以及其亲姐妹的女婿，都可以作为随行亲属，免试进入任所邻近州郡的学校。有官职的人愿意在本州学习的，也免试；升舍补入都依照诸生的办法，混合考试、共同考核，但升舍不占用诸生名额，另按七人取一人。如果考中的人较多，就按照超出名额的名次办理考察。如果亲属调任或替代职务，愿意改籍到其他州学的，听其自便。太学上舍、内舍的学生既然都由辟雍升入，而且科举又已经废止，国子监原有的发解名额便无从使用，于是全部平均拨给各府、各州，把名额分成三份，作为三年一次的贡额，并命有关部门平均确定后上报。太学旧制只分优、平两等，从今以后，辟雍、太学考试上舍中达到标准的人，都参照考察结果，按差等升补。考察和考试的等级，全部分为上、中、下三等。贡士以本州升贡时的等第为准，太学内舍生以学校校定的等第为准。每次上舍考试的考察等第确定后，知举和学官把中试等第与名册中的考察等第相互核验，综合确定升降和高下：两项都是上等为上，一项上等一项中等以及两项都是中等为中，一项上等一项下等、一项中等一项下等以及两项都是下等为下。如果两项的名次、等第恰好完全相同，就以考试等第压过考察等第；其余都依此作为区别标准，并把这套办法推行到各州。凡内外各类考试，从今开始改在仲月举行，并都考三场；考试论策的日子仍增加律义一场。所有考察都按照在学人数确定名额：内舍每十人取五人，外舍每十人取六人，从上到下分为三等登记，等待上舍考察确定后参照使用。

译这一年，贡士到辟雍而不符合法令要求的，共有三十八人，全部罢黜遣返；提学官也都被罚金。建州浦城县的学生，登记在册的达到一千多人，是一路之中最多的，县丞徐秉哲因此特意升任一级官职。起初设立八行科，诏书说：“学校是用来改善风俗、彰明人伦，也是人才由此产生的地方。如今法制尚未建立，恐怕没有办法勉励天下。成周按照六行选拔、礼遇百姓；不这样做的，就用不孝、不悌的刑罚威惩。近来因考察周代法制，设立八行、八刑，颁布到学校，同时实行惩罚和奖励，希望接近古制。士人能够善待父母叫作孝，善待兄弟叫作悌，善待内亲叫作睦，善待外亲叫作姻，对朋友守信叫作任，对乡里仁爱叫作恤，懂得君臣大义叫作忠，通晓义与利的区别叫作和。凡有八行实际表现的，由乡里上报县里，县里请他们入学，审查考核确实无伪后，把姓名上报州里。州里评定等级：孝、悌、忠、和为上等，睦、姻为中等，任、恤为下等。如果八行都具备，不必等满一年，就奏报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生。司成以下官员审查考核而没有欺诈的，报送尚书省，免除布衣身份，优先授予官职；不能全部具备八行的，作为州学上等上舍生，其余按差等处理。”八刑就是反过来针对八行而附加罪名，各自依照相应的罪行命名。县里把这些人的姓名上报州里，州里再在学校核查，不得补为弟子员。然而品目既已设立，有关官员必然要寻找事迹来应付诏令，于是便出现牵强拼凑琐碎事迹的情况。自元祐年间创设经明行修科以来，重视德行而忽略辞艺，间或选取礼部考试中被黜退的士人，附入恩科录取，当时本来就已经有人责怪这种做法没有甄别。等到八行科设立后，三舍学生都不考试便可补入，往往人为制造表面事迹，设法使之符合名目和等级。这样两科相对存在了将近几十年，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卓然自立、显著表现出来，而八行科又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大概后世想要追复古代制度，却不知道风俗教化所由产生的根本，这件事本来就这样困难啊。开封府开始建立府学，规定贡士名额共五十人；但学生不到三百人，如果把名额全部取满，就显得过于优厚，打算稍微裁减。诏书说：“京畿地区设立学校，如果不优待、诱导他们使其进学，怎么能成为天下首先向善的地方？常规定额五十人，不得减少。” 大观元年，诏令对于愿意兼习其他经书的人，酌情制定升进办法。大体上以本经考试决定取舍，而兼经所取得的等第，专门作为升贡依据。每年附在公试院中考试，但另设名称加以区别，每十五人取一人，分为上、中、下等，另行列榜公布；唱名那天，另行甄别上奏，并给予升甲待遇，所有这些都优于专习一经的人。以后内外学校官员有缺额时，都可以列入候选。县学生三次不参加每年的升试，或者三次参加升试却不能升入州学的，都革除学籍。各路宾兴会试在辟雍举行，唯独常州中选的人很多，州守和教授都升任一级官职。政和四年，小学生将近一千人，分设十斋安置他们；从八岁到十二岁，大体按照诵读经书和识字的多少，依次补入内舍。如果能够作文，就由博士考试本经义、小经义各一道；稍微通晓的补为内舍生，优秀的补为上舍生。又诏令说：“学校教养的名额太少，就会使民间遗漏人才。各路学校学生达到一百人以上的，都增加三分之一。”政和七年，考试高丽进士权適等四人，都赐予上舍及第，遣送回本国。当时宰相重视学校，借事追查弊端，有关部门的考核、检查和防范更加严密。此前，礼部上呈《杂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又取旧制中一切涉及学政的条文，分别归入敕、令、格、式，编成书上报。采纳给事中毛友的建议，初次考试补入县学生时，同时实行帘试，以辨别伪冒。徽宗崇尚老氏之学，知兖州王纯请求在《御注道德经》的注解中出论题，范致虚也请求采用《圣济经》出题。宣和元年，皇帝亲自选取贡士试卷考定，能够深通《内经》的，提升为第一名。宣和三年，诏令说：“废止天下州县学校的三舍法，只在太学实行，以此考核考试。开封府和各路一概用科举取士。太学官吏以及州县曾经设置的学官，凡是元丰旧制中已有的，都照旧保留；辟雍的官属、宗学以及各路提举学事官属，一并罢免。内外学校都遵守元丰确定的旧制度。”宣和七年，诏令说：“政和年间曾命学校分别研习黄帝、老子、庄子、列子的书籍，实际上违背了专治一经的宗旨；《内经》等书一并停止研习。” 崇宁以来，士人各自偏袒所属党派：学习经义的就诋毁元祐的错误，崇尚词赋的就讥讽新经的缺失，彼此排斥，众说纷纭。钦宗即位后，臣僚说：“科举取士，应当用史学考问他们，用时政询问他们。如今的策问，空泛虚无、没有根据，古今治乱之事，全都不了解。诗赋设科所得到的名臣，多得数不清，专门考试经义也已经五十年了。挽救这种弊病的办法，不如遵循祖宗确定的旧制度。王安石解释经书，其中有不违背圣人旨意的，也允许采用。至于老子、庄子的书以及《字说》，都应当禁止。”诏令礼部详细议论。谏议大夫兼国子监祭酒杨时说：“王安石著成邪说，蒙蔽学者的耳目，使蔡京之类的人得以轻率耗费、妄自使用，极尽奢侈靡费来奉承皇帝，几乎危及社稷。请剥夺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资格，使邪说不能迷惑学者。”御史中丞陈过庭说：“《五经》的义理幽微，各家有不同见解，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作正统，把自己否定的当作邪说，这是片面见解造成的重大过失。从前把苏轼指为邪学，加以非常严厉的禁令；如今已经放宽禁令，允许采纳他的长处，实际上是通达的论议。祭酒杨时纠正偏差却又过头了，再次诋毁王氏学说为邪说，这也不对。” 诸生习惯采用王氏学说，听到杨时的话后，群起诋毁辱骂他。杨时借故退避不再出面，斋生才开始散去。诏令罢免杨时的祭酒职位。可是谏议大夫冯澥、崔鶠等人又相互辩论起来，恰逢国事危急，贡举最终来不及实行。

译建炎初年，在行在设置国子监，设博士二人，以随驾来到行在的士人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八年，叶綝上书请求建立学校，但朝廷大臣都以战事兴起、粮食和运输困难为借口。绍兴十三年，战事稍稍平息，才开始建立太学，设置祭酒、司业各一人，博士三人，正、录各一人，供养学生七百人：上舍生三十人，内舍生一百人，外舍生五百七十人。凡各道在本州学校住满一年、三次考试中选、没有犯第三等以上处罚的人，或者不住学校但曾两次参加释奠礼以及在乡饮酒礼中取得席位的人，都允许充任弟子员。每年春秋各考试一次，不久又命令改为一年补选一次，于是士人纷纷聚集，甚至要分场考试。不久又诏令改为三年考试一次，名额增加到一千人；中选者都发给绫纸和赞词，以示宠荣。每次科场取四分之一。外舍生经过每月考核，参加公试达到等级，称为内舍生；内舍生经过每月考核，参加舍试达到等级，称为上舍生。凡升入上舍的，都可以直接参加廷对。绍兴二十七年，制定固定制度：春季放补；遇到省试的年份，改在初夏举行。旧制中，太学遇到覃恩（普遍施恩）时没有免除发解考试的办法，孝宗才开始创立并实行这种办法。在朝廷任清要官的官员，可以发文书让期亲子弟作为待补国子生，另行编号考核。太学生如果有期亲担任清要官，就改为国子生，不参加校定、升补和差遣职事，只能参加公试、私试；参加科举时则与普通人混合考试。淳熙年间，命令诸生在闲暇日练习射箭，以斗力分出等级，按照公试、私试的类别，另行计算分数。南宋中兴以来，能拉四力弓的士人，只要本贯有在学的公据，都可以入学补选。皇帝开始加以限制，命令各路州军以解试考到终场的人数为准，荐贡名额未用尽的，每一百人取六人到太学，称为“待补生”；住在本学以及游学之类的办法，一律禁止。元丰旧制中，内舍生校定，分优、平两等。优等生再次参加舍试，又考入优等，称为“两优释褐”，中选者立即授予京官秩，并任学官。到这时，开始先授予职官，任期届满回朝后，再授予职事官，所享恩例相当于进士第二名。旧日校定时每年名额中五、六成列为优选，如今增加到十分之一。光宗初年，公试才开始规定附在省试场的别院举行。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求恢复混合补选法，命两省官员、台谏官杂议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联合上奏说：“国家振兴儒学、崇尚文治，京师、郡县都有学校，庆历以后，文物制度兴盛。中兴以来，在行都建立太学，在各郡实行贡举；然而争逐名利的风气盛行，忠信的习俗衰微。也是因为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决定，德行道艺却取决于糊名考试；工于雕琢文字，却没有进修德业的志向；把学校看作旅舍，把儒学教师视为路人；季度考核、每月记录，全都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现在请重视教官的选任，授予守臣副职一定权力；仿照三舍法培养人才，借大比之年取士；考察终场人数，确定应贡人数；约定次年在太学考试。各州教养、课试、升贡的办法，请交有关部门分别条列上报。”倪思的建议于是搁置。绍熙四年，诏令国子监考试中、上等的小学生，按照各州待补生中选名额的办法，放补一次。宁宗庆元、嘉定年间，才开始两次实行混合补选。于是把外舍生增加到一千四百人；内舍校定不受上舍试年份限制，以八分定为优等。又因为国子生中冒滥者很多，命令行在职事官的期亲以及厘务官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考试补选。嘉定十四年，诏令从今以后待补生每一百人取三人。旧法规定，外舍升内舍，虽然有校试，但必须公试合格，才允许升补。因为私试都由学官自行考核，公试则由皇帝下诏派官主持。到这时，允许每年年终从外舍生中校考成绩最优者取一人升入内舍。理宗恢复每一百人取六人的制度。绍定二年，因待补生从外地来参加斋试，其中间或有出售试帖、冒名顶替的弊端，于是命令中选者召集升朝官中的保官二人，批署文书、加盖印纸；又命州郡守、通判联名具结，以身家性命担保其真实，并核对字迹没有伪造，才允许在帘试中引见、登记入册；违犯者治罪，处罚还牵连保官。绍定五年，因省试落第者和待补生集中到有关部门考试时，有请托、行贿、求取名额的弊端，学官考核试卷又有因亲友关系而私下往来的情况，于是命令今后两学补试，都由朝廷临时选派考官，立即入院主持；一切费用，按照国子监供给学官的旧例办理。不久，监察御史何处久又说：“应当遵守旧制，武学、宗学的补试也在两学大院中按日期排队引试，有亲属嫌疑的人依照回避考场的规定办理。而且士子试卷很多，考官却很少，期限又紧迫，费用不足。”于是增加费用，又增派考官五人。宝祐元年，又命令分路确定取放补试的人数，以免远方士子往返道路的费用，也避免都城拥挤并集的弊端。宝祐三年，又恢复在京师考试。度宗咸淳二年正月，皇帝临幸太学，拜谒先圣，礼仪完成后，向三学推行恩典：前廊生免参加省试，内舍生、上舍生以及已经免省试的人给予升甲；起居学生和泛免一次，其中包括曾经两次受到皇帝临幸的人，补授上州文学官；愿意留在学校的，听其自便。在册的诸生中，因路途遥远来不及赶赴起居礼的人，三学申请一并给予泛免一次，皇帝特意批准。凡诸生升入内舍、上舍在皇帝临幸学校以前的，才允许陈请享受恩例。咸淳七年正月，因寿和圣福皇太后两次加上尊号，向三学推恩，在斋学生员一律特别给予免解、赴省一次。咸淳九年，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请求按理列为第三优，朝廷下令不准，于是申明并严格执行学校法令：今后达到八分的，才允许在每年校考中取三人；如果达到八分的只有一人，而援引次优、三优的先例，也必须只少三厘或二厘，才可以陈请特意放宽录取，希望不至于完全废弃学校法令，且最多也只能取一人。

译律学。宋朝初年设置博士，掌管教授法律。熙宁六年，才在国子监正式设立律学，设置教授四人。凡命官、举人都可以入学，各自安置在一个斋中。举人必须有两名命官保任，先入学听讲，然后参加补试。学习断案的，考试一道判案题，每道列举刑名五项或七项；学习律令的，考试大义五道，达到标准才可以领取廪食。各按所学，每月举行一次公试、三次私试，大体仿照补试办法。朝廷新颁布的条令，刑部都立即送交律学。犯有降舍、殿试等处罚的人，略微罚金以示羞辱，其余按太学规矩办理；命官可以外宿。不久又设置学正一人，对明法科合格而正在等待选官的人，特许免试注授官职，由他兼任学正，月俸按照所授官职发给。后来又让一名教授兼管本学规矩，仍按太学旧例供给晚食。元丰六年，采纳国子司业朱服的意见，命官在学中如果公试的律义、断案都考得优等，准照吏部考试办法授官；太学生能够兼习律学、公试取得第一名的，比照私试第二等办理。政和年间，诏令博士、学正依照大理寺官员的办法除授，不许使用没有出身的人，也不许凭恩例陈请。学生犯有应受处罚的过错，依照学校规章处理；仍然犯错而不改的，就把情况记入印历或补牒，参加铨选时按缺失处理。建炎三年，恢复明法新科，进士中已经预先荐举的人，允许参加考试。绍兴元年，恢复刑法科。凡考试题目，称作假案；合格分数以五十五分折算为十分，再按答对程度确定分数，以分数确定等级：五分以上列入第二等下，四分半以上列入第三等上，四分以上列入第三等中。任用曾经考过法律的人作考官。绍兴五年，李洪曾考刑法科列入第二等，朝廷命令给他改授秩级，中书省驳回此命。赵鼎说：“古人用刑罚辅助教化，这种人才理应加以崇尚和奖励。”高宗说：“刑名之学已经废弃很久，如果不优待它，这门学问就会断绝。”最终仍按原诏执行。后来议论者认为，取得解额的人参加刑法科应试，便不再兼习经书；没有官职的平民反而比有官职者考试法律更容易取得官职。于是命令考试中的断案、刑名，完全通晓和大体通晓都按十分计算；断案达到五分、《刑统》义理文理完全通晓，才算合格；即使《刑统》完全通晓，但断案没有达到分数，也不予录取。以后又规定参加考试者兼习经书。绍兴十五年，废止明法科，把该科名额归给进士科，只有刑法科仍照旧。绍兴二十五年，四川类省试开始附带考试刑法。淳熙七年，秘书郎李巘说：“汉代把仪、律、令一同收藏在掌理刑狱的官署中，而审决疑难案件的人必定以古代义理作为依据。本朝命学究兼习律令，却废止明法科；后来又恢复明法科，并附带考三部小经。大概是想使学习经书的人明白法律，使掌法律的官吏通晓经书。如今考试只考断案、律义，断案稍微通晓，律义即使不能成篇成理，也能中选，所以法官很少能读懂经书。应当命令学习大法的人兼习经义，互相参考比较优劣。”皇帝说：“古代的儒者用儒术审决案件，如果任用世俗小吏，必然流于苛刻。”于是采纳他的奏议，诏令从今以后第一、第二、第三场考试断案，每场各三道；第四场考大经义一道、小经义二道；第五场考《刑统》律义五道。第二年，命令断案考试三场，每场只考一道，每道包括刑名十项，与经义合并取舍；总分四十分以上为合格，经义决定是否录取，律义决定等级高下。宁宗庆元三年，因议臣的意见而废止经义考试，庆元五年又恢复。嘉定二年，臣僚上言：“设置法科考试，本来应当分六场考试，后来才增加一场经义，却停止考试一场，律义又占其中一场，断案只考三场而已，这显然违背了设置法科的初衷。而且考试官大多是文士，轻视法律之学，只以经义决定取舍，这是第一项弊病。法科本想使人明白国家法令、熟悉法律条文，考察被举荐者辨明比附法条精微之处的能力，认识比折出入的复杂情形，在数字范围内斟酌情理与法律，在片言之间判断是非。近来案题字数很多，专门以困住考生为能事，一天之内仅仅能够抄写题目，哪里还有时间深入研究法律本意，这是第二项弊病。刑法考官不过是曾经考中法科的丞、评等少数几人，因此请托之风盛行，调换考官、改易试卷的弊端兴起，这是第三项弊病。现在请废除经义，仍分六场，以五场考断案，一场考律义作为定制。适当减少题目字数，而选精通法律的人为试官；让他们各自提供五六道题，再由监试或主文临时选定。这样，审理案件的人才能选得合适。”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嘉定六年，又因议论者说法科只考《刑统》，等于完全废弃义理而专门从事法律，于是命令恢复一场经义考试，出《尚书》、《论语》、《孟子》题各一篇，加上《刑统》大义，合计为五场考试。所出的经义题目不必拘泥于刑名、伦理类别，以防考生事先准备；以断案决定取舍，以经义决定等级高下；仍然禁止杂流和用资财取得出身的人参加考试。嘉定八年，废止四川类试刑法科。起初，凡参加法科考试的人，都把事先编写好的现成义理夹带进考场。理宗淳祐三年，命刑部安排防范措施；考试时，选派大理丞、正中历任内外且有声望的人担任考官，不许只使用新科评事、未曾任县令的人。等到考试中选后，又应仿照省试、中书覆试的办法，用疑难案件考问他们，观察其判决文书是否明白公允，然后才授予差遣。此前所制定的等级中，文法都通晓的列为上等，直接授为评事；文法大体通晓的列为次等，授为检法；不通晓的驳回放弃。度宗咸淳元年，再次严格执行选拔考试的办法。凡考试刑法官，命题一律依照《绍兴式》。咸淳八年，因参加法科考试的人少，特意命令考试命题务求简明严谨，不得使用冗长语句。有过错而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按照现行条法办理；除因私罪应判徒刑、侵吞入己赃物、误判死罪以及停职替换之外，若只是犯轻罪，允许放行收试。有的人已经三次参加考试并考到终场，经过三次考核，赴吏部参选注官，命令本部考核其原先考试情况；如果确实有批注的分数，就不必再提交举状，允许注授外郡刑法狱官差使一次，希望能够激励和扶助他们。按规定，参加法科考试的人，批定达到八分，才列入录取名额。咸淳末年，有人只达到二分以上，也特意取一人，授为提刑司检法官，这是放宽标准以资鼓励。

译起初，宗学的兴废没有固定制度。凡诸王中地位尊贵的，在其宫中设立小学。他们的子孙从八岁到十四岁都入学，每天诵读二十字。已经授予环卫官职、因有学艺而被召试并获得升迁转官的，常常有人，但这不是有关部门按常规考试所得，而是特别恩典。熙宁十年，才制定《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中已经接受任命的人，参加锁厅试；袒免亲以外的宗子，可以在国子监考试。礼部把他们的试卷另行区别、分别考校，十人取五人；即使应试者很多，发解人数也不得超过五十人。廷试也不与进士一同考校。年满四十岁、曾经多次应试而不中的，把姓名列出上报，予以录用。官在外地而不愿附在各路锁试中的，允许告假到国子监考试。崇宁初年，疏远宗室年满二十五岁者，以经义、律义参加礼部考试，合格后分为二等附在进士榜上，授三班奉职；文章优异的奏请裁定。不能参加考试或参加考试被黜退的，到礼部学习法律，推恩授予三班借职，但不把这项做法固定为法令。后来东西两京都设置敦宗院，各院都设置大学、小学教授，制定考选办法；按照《熙宁格》出官，须由所任职地方的长官、副职或监司中有两人担保，才予以注授。后来又允许现任官员在本任所在地附带参加贡士试。大观三年，宗子释褐的有十二人。宗学官必须由宗子中取得上舍等级且有德行的人担任，才开始实行。大观四年，诏令说：“宗子升入上舍，不经过殿试就仓促授官，熙宁法不是这样。应依照贡士法，等殿试补入上、中等后，在唱名那天再取旨裁定。”后来又规定：上等赐上舍及第，中等赐出身，授官各有差别。凡隶属学校的宗子，有重病，或者父母年老而没有人兼顾侍奉的，由大宗正核查实际情况后，罢学遣归。宣和二年，诏令废止以考试等第量定出官的办法。绍兴二年，皇帝第一次在集英殿策试士人和宗子。绍兴五年，首次恢复南省试。绍兴十四年，开始在临安建立宗学，规定学生名额一百人：大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任职办事的学生各五人。设置诸王宫大学、小学教授一人。在学者都是南宫、北宅的子孙；如果是亲贤宅的近支亲属，就另外选馆职官担任教授。起初，在行在参加国子监考试的宗室中，有官职而参加锁厅试的七人取三人；无官职应举的七人取四人；无官职的袒免亲应试，只要文理通晓就算合格，不限人数；在外任职、主管宫观或岳庙而赴转运司考试的，录取名额与进士相同。绍兴十五年，命各路宗室中愿意到行在考试的，依照熙宁旧制，并由国子监发给解额；不愿来的，依照崇宁通用的贡举法办理，这是为了优待皇族。孝宗即位后，凡宗子不论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只要曾经两次取得文解，都直接参加廷试；略微通晓文墨的，酌情考试后推恩。学习经书的人考本经义两道，学习辞赋的人考诗、赋各一首，考试论策的人考论一首；仍限定在二十五岁以上。合格者，第一名授承节郎，其余都授承信郎。曾经参加下省试的人免于量试，直接推恩。四川地区则附带在安抚制置司考试。于是入仕的宗子突然超过一千人。隆兴元年，诏令量试不中而年满四十岁的，补授承信郎，延后三年出官；其余都在下一次考试中再试。四月，在御射殿召见参加省试的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名补授保义郎；其余四十人授承节郎，七人授承信郎。凡宗室锁厅取得出身的，京官升一个秩级，选人按同类资格递进；无官职应举而取得出身的，补授修职郎；濮王、秀王两支子孙中考中进士科的，再特别升一个秩级。乾道五年，命令宗室中任职办事官员的随侍子弟，允许到国子监补选。乾道六年，臣僚上言：“神宗朝开始制定宗子教养、选举的办法。保义郎至秉义郎，参加锁试就授予京官秩级；在末科中试就升甲；参加应试不过先量试后注官，这是为了特别宠异同姓宗室，不使他们与寒门士人同等。然而过去向学的人少，近年才俊突出者很多，有的成为众士之冠，有的考中词科，几乎与寒门士人并驾齐驱；而且入仕的人逐渐增多，还不知道裁减抑制，这不是用来显示至公之道的办法。”于是礼部请示：锁厅登第者，旧制是在原有官资上升两级，从今以后只按原有资序改授，其余仍依旧制。乾道十二年，右正言胡卫请求：“从今以后，宗室参加国子监考试，无官职应举的，照锁厅试例每七人取二人；省试则按三次应举所放的人数，如同应试取额，制定为固定名额。”朝廷采纳了。宁宗嘉定四年，诏令锁厅应举者在省试中取得第一名的，殿试唱名授官时，除应得的恩例外，再升一个秩级。嘉定九年，把宫学合并归入宗庠，教授改称博士、宗谕。嘉定十四年，命令从前隶属宫学的近支宗室，附在宗学参加公试、私试；中选者给予正式补选的宗学生资格。近支宗室子孙年满十五岁以下的，允许考试成为小学生。又设置诸王宫大学、小学教授一人。宗学解试依照太学办法录取，考试时附在国子监发解所，另出题目、分别考校。理宗宝庆二年，锁厅宗子第一名若搢学问精深，尤其通晓《春秋》，在宗室谱籍中突出，补授保义郎，特赐同进士出身，仍改授修职郎。端平元年，命宗子锁厅应举参加解试，凡在外地州军、寄居外地、现任官随侍以及现居行在参加考试的人，都召集有学识的官员，委托他们担保本人真实身份；国子监查验其宗子出身、训名、出生长大等凭证，以此作为保结后收试的依据；并且在试卷家状中写明保官的职位、姓名，以防欺诈。淳祐二年，建立内小学，设置教授二人，选宗子入学。宝祐元年五月，特奏名进士宗子必晄等二人特授保义郎，若瑰等二十九人授承节郎，诏书大意说：“必晄等人参加应试并被选中，都补授右阶官，这是想诱导他们进学，同时教导他们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你们不要因此自我限制。” 度宗咸淳元年，宗室子弟中通过锁厅参加科举者两次请求，规定举人遇到新帝即位的赦恩时，一并参加类试。凡曾经复试且文理通顺者，照例提升等第；文理不通以及未经复试者则不予提升；第五等的人特别准许免除铨选，出任官职。咸淳九年，凡没有官职的宗室子弟参加科举，刚出生时便用乳名发给凭据，长大后则改用训名。他们参加各路漕司主持的考试时，有一人前后使用两份凭据，并在两卷试卷上盖印。到这时，命令各路漕司同时查验乳名、训名两项公据，才准许收取试卷，以杜绝奸弊。

译武举、武选。咸平年间，命两制官、馆阁官详细制定武官入仕资序的旧例，但尚未实行。仁宗时期，法令设置武学，后来又中途停止。天圣八年，皇帝亲自考试武举十二人，先查看他们的骑射，再进行考试；以策论决定取舍，以弓马技艺决定等级高下。神宗熙宁五年，枢密院请求在武成王庙建立武学，任命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给伙食本钱一万缗。学生名额定为一百人，选拔懂得军事的文武官员担任教授。使臣中尚未参班的，以及门荫子弟、平民，由京官召集并担保；弓马技艺达到标准的，允许入学，学习各家的兵法。教授编纂历代用兵成败以及前代忠义节操中足以训诫人的事迹，加以讲解。愿意演练阵队的，酌情供给兵卒。在学三年后，综合技艺、学业考试的等级推行恩赏；没有合格的，过一年再考。凡考试合格者，三班使臣以及三路巡检、砦主，原来没有官职的可任经略司教队、差使；三年没有过错，就升至大使臣。若有两省官、待制或本路钤辖以上官员三人保举其可以担任将领的，还兼任诸卫将军；从外任回朝后，归入环卫班。科场考试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自奏举一人，允许免试入学。学生和应举者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人。春、秋各考试一次。步射用一石三斗的弓，马射用八斗的弓，五支箭中靶；或者学习武艺、兼考策略，虽然弓力不足，但学业特别突出，都列为优等，补为上舍生，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马射用六斗的弓，步射用九斗的弓，策论一道，《孙子》《吴起》《六韬》义理十道，答对五道，补为内舍生。马步射、马战达到标准，策论精通、品行又值得称道的，交枢密院审察后试用；虽未达到弓马标准，但懂得术数、通晓阵法、才智谋略可以任用，或者多次考试策论列优等的，都取旨补为上舍生；武艺、策略多次列为下等的，再降为外舍生。此前，枢密院修订《武举试法》，规定不能回答策论的，就回答兵书墨义。王安石上奏说：“三路义勇中武艺达到三等以上的，都已有诏旨录用；陛下又想把府界保甲法推广到三路，那么武力之士已经很多了。近来学究科因为只会背诵书本而不懂义理而被废除，如今武举又考试墨义，那也不过是学究一类，对事情没有帮助。先王收纳勇力之士，都安排在车右的位置，是想用来防御外侮；这样一来，死记硬背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全部采用中书省制定的办法。武举起初在秘阁考试义理、策论，武艺则在殿前司考试；到了殿试，又在殿庭考试骑射和策论。策论、武艺都优等的授右班殿直，武艺次优的授三班奉职，再次的授借职，末等授三班差使，并减少磨勘年限。策论列入平等而武艺优等的，授奉职；次优授借职；再次授三班差使并减少磨勘年限；武艺末等的授三班差使。熙宁八年，诏令武举与文举进士同时在贡院锁试，以防进士被黜后改学武艺，于是废止秘阁考试。又因为《六韬》本来不是完整的书，只用《孙子》《吴起》两书出题。元丰元年，制定《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第一等，步射用一石弓，十箭中三箭；马射用七斗弓；马上武艺五种；《孙子》《吴起》义理十道答对七道；时务边防策论五道，文理优长；律令义十道答对七道。答中五事以上，免除短使并减少一任监当；答中三事以上，免除短使并提升半年名次；答中两事，提升半年；答中一事，提升一季。第二等，步射用八斗弓，十箭中两箭；马射用六斗弓；马上武艺三种；《孙子》《吴起》义理十道答对五道；策论三道成篇且文理通顺；律令义十道答对五道。答中五事，免除短使并提升半年；答中三事，提升半年；答中两事，提升一季；答中一事，给予出官。第三等，步射用六斗弓，十箭中一箭；马射用五斗弓；马上武艺两种；《孙子》《吴起》义理十道答对三道；策论三道成篇且文理通顺；律令义十道答对三道；计算钱粮文书五道答对三道。答中五事，提升半年；答中三事，提升一季；答中两事，给予出官。步射都发两支箭，马射发三支箭，这些全部写入定格。元丰四年，废止律义考试。元丰七年，只考《孙子》《吴起》两书大义一场；第一等答对四道，第二等答对三道，第三等答对两道，作为达到标准。元祐四年，诏令解试、省试各增加策论一道。崇宁年间，各州设置武学。制定《考选升贡法》，仿照儒学制度办理。武艺出众、文章又特别优秀的，采用文士上舍上等的办法，每年贡入并释褐；中等的仍隶属学校，等待殿试。凡参加考试出官的使臣，仍须到殿前司呈验考试。各州武士参加补试，不得与文士在同一考场。马射三次上垛，九斗算五分，八斗算四分，七斗算三分。九斗、八斗、七斗再次上垛以及一次上垛，都依此折算为相应分数。马射一次命中靶帖，抵两次上垛；一次命中，抵两次中帖。旧制规定，武举三年考试一次，授予官职的命官不过三十多人；后来增加名额，规定每贡入三人就取一人升入上舍，名额不断累积扩大，最终达到一百人入仕，相比文举名额过于优厚。大观四年，诏令从今以后贡试上舍生，取十人列入上等，四十人列入中等，五十人列入下等，全部补为武学内舍生；人才不足时允许空缺，其余未列等的安排在外舍。大体上把弓马和程文两项成绩参照评定：两项都是上为上等，一上与一中或两项为中为中等，两项都是下为下等。凡州学教谕，必须由州都监兼任；吏部从武举、武士上舍出身者中选用。政和三年，因隶属学校的学生很多，凡经过三年校试却一次也没有取得名次的，革除学籍。宣和二年，尚书省说：“州县武学既已废止，有愿意隶属京城武学的，请采用元丰年间的办法进行补试。旧制中，不入学而通过保举参加考试的，附在武学外舍考试，共取一百人，与上舍生一同发解。如今既已废止科举，请依照元丰办法奏举，每年年终集中到京城，免试补为外舍生，参加下一年的公试。春季选拔升补和推恩，依照大观年间的办法。” 靖康元年，诏令各路中有学习武艺、通晓兵书的人，由州里的长官、副职以礼相送，赴京朝见，不限制人数；皇帝将亲自策问他们并加以任用。

译建炎三年，下诏规定，武举人先由兵部在殿前司查验、试验弓马，仍暂时到淮南转运司另设考场，附带考试《七书》义五道、兵机策二首。绍兴五年，皇帝在集英殿策试武举进士，第二天检阅、考试骑射；策试列入优等的，授保义郎、承节郎，列入平等的，授承信郎；武艺不合格的，授进义校尉。川、陕宣抚司将类省试中武艺合格的人一并补授官职。绍兴十二年，举行御试：正奏名中，策试列优等的授承节郎，列平等的授承信郎、进义校尉；特奏名中，列平等的授进义校尉，并按等次分别延长或减少磨勘期限。绍兴十六年，开始建立武学。兵部呈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凡最初补入学的，步射须用一石弓；如果公试、私试中步射、骑射不中格，就不许再试程文。弓射等级从一石五斗以下到九斗，共分五等。绍兴二十六年，皇帝见武学衰败破旧，于是告谕辅政大臣说：“文、武本来是一回事。如今太学已经办好，武学却几乎废弃了，恐怕会遗漏人才。”下诏令兵部讨论旧典，参照制定新制度。凡武学生学习《七书》兵法、步射和骑射，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学生名额一百人。设置博士一员，由有文臣出身的人或武举中选拔优秀者担任；设置学谕一员，由武举出身补官的人担任。凡补入外舍，先集中五人以上参加私试，先考一石弓步射；不合格者不得试程文，合格者依文士条例试《七书》义一道。内舍生参加私试时，程文三项有三项列优等、弓马两项有两项列次优，公试又入等的，登记姓名奏报补官。考试上舍生时，以应试者三取一；按十分计算，上等占一分，中等占二分，下等占七分，并且每三年与发解考试一同举行。凡内舍生补入上舍，要把上舍试合格入等的成绩同平日的品行、技艺相参照：两项为上者列上等；一上一次中，或两中一次上、一次下者列中等；一中一下，或两下，或一上而有一项不合格者列下等。同时还须没有犯第三等处罚，并且士行值得称道，才登记姓名奏报补官。绍兴二十七年，御试第一名赵应熊武艺超群，又是省试第一名，特授保义郎、阁门祗候。绍兴二十九年，修订制定武举人入仕授官资格；命令武举人从今以后依照在府学、监学学习的年数免除发解考试。孝宗隆兴元年举行御试，取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说：“唐代郭子仪因武举成绩列为异等，起初补授右卫长史，后来历任振远、横塞、天德军使。国初，武艺考试合格的人都派往陕西任职。后来武举中选者，有的授京东捉贼，有的派往三路沿边，考察他们的效用，有的由经略司教练、统领军队，准备差遣。如今大多授给他们管理榷酤的事务，这就是所选取的并非所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他们所学的。请把近年武举中选人数取来，衡量他们的才干品级和考核任职情况，授予军职，使他们练习边防事务，熟悉军旅，才真正符合当初选拔任用他们的本意。” 乾道二年，中书舍人蒋芾也这样进言，请求把武举登第者全部安置在军中。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洪适，洪适回答说：“武举人是凭文墨考试进身的，把他们混杂在士卒队伍中不合适。”皇帝说：“任职多年的，可以按将领、佐吏安置。”这一年，因登极推恩，武举进士依照文科正奏名的例子施恩：第一名升一秩，授成忠郎；第二、第三名依照第一名的恩例。乾道五年，兵部请求：外舍中有校定名次的人，若参考成绩列榜上等，等满一年，私试四次入等并且没有犯三等以上的处罚，或者虽有校定而参考成绩列中、下等，等再次考试并在参考中列中等的，允许升补为外舍生，参加公试。旧制除射亲时允许试五等弓外，步射、马射只许试三等以下的弓；程文即使优秀，参考时弓马所得分数也难以列入优等。从今以后准许比照上舍的办法，不论马射、步射还是射亲，都一律试五等弓。吏部说：“武举的比试、发解、省试三场，依条例以策论、经义考定等级，并填写字号，送到会封弥所，把武艺同策论、经义合并参考。如今比试仍依旧法；发解、省试两场，请依文士的办法考定字号，先具文奏报，拆开字号后再放榜。”皇帝同意了。起初命令武学生遇到登极覃恩时，凡曾升补内舍，或在学已满五年并且曾在公试、私试中合格的人，也都命令参加省试。这一年举行廷试，开始依照文科发给黄牒；榜首赐“武举及第”，其余都赐“武举出身”。同年颁布武举法，命四川帅臣、宪臣、漕臣、知州、知军、知监以及寄居侍从以上官员各举荐武士一员；兴元府、利州、阆州、金州、洋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各举荐三员，选拔其中最优秀者送四川安抚司，发解试、类省试等，都同文科一样。淳熙元年，有人建议：“武学外舍生中有校定名次且公试合格的，命令试五等弓马，把结果同程文五等相参照；列入中等、上等的，按照空缺升补，其余等再次考试入等后再升补。”皇帝同意了。皇帝在幄殿召见正奏名者，让他们呈验武艺。淳熙二年，因为武科授官同文士不同，诏令从今以后：第一名补授秉义郎，堂除诸司计议官，位次在机宜之上；第二、第三名授保义郎，任诸路帅司准备将领，代任期满回朝后转忠翊郎；第四、第五名授承节郎，任诸路兵马监押，代任期满回朝后转保义郎；都仿照进士甲科的恩例。淳熙四年，因为文科状元任满回朝后按例授馆职，也召武举榜首任阁门舍人。淳熙五年，开始制定武学国子监名额，招收、补录武臣亲属；文臣亲属愿意附带补入的，也听任其申请。淳熙七年，首次制定《武举绝伦并从军法》：凡愿意从军的，殿试第一名任同正将，第二、第三名任同副将，名次在第五名以上、省试第一名以及第六名以下的，都任同准备将。从军以后，建立军功或才干出众的，由特别诏令提拔任用。皇帝说：“武举本来是为了寻求将帅人才，如今前几名都从军，以七年为期限，那么他们长期在军中，熟悉军政，日后可以担任委任的职务。”淳熙八年，命令特奏名补官，并按等次分别延长或减少磨勘期限。淳熙九年，有人认为从军的人大多只想养成声望，不屑于军旅事务。于是下诏：从今以后，职事勤勉谨慎的，由主帅保奏升迁差遣；懒惰怠慢的，予以按劾。

译光宗绍熙元年，武臣试图改换文资。南渡以前，允许由三名在职官员荐举；绍兴时规定，敦武郎以下可以听任两名官员召保，以经义、诗赋求试。此后，太学中长期不能登第的学生，多改去参加武举，后来又锁厅应试进士第。凡以秉义郎或忠翊郎身份改换文资的，都改授京秩，所得恩数同第一名一样。后来林颖秀进言说：“武士舍弃弓箭，改学程文，穿着宽袍大袖，专门做举子。科举既然以武为名，却得不到勇健、喜立功的人，只是徒然开启他们侥幸求取名爵的念头。”于是下诏停止锁厅换试。宁宗即位后，恢复这一制度。庆元五年，命令两淮、京西、湖北各郡仿照兵部和四川的办法，在本路安抚司考试武士；合格者到行在参加发解试，另立字号，分别考核，每十人取解额一名，每五人取省额一名。理宗绍定元年，命令武举进士需要避亲，以及他们所荐举的人，只须避开本厅，不妨碍由其他没有嫌疑的官员引导考试；如果合格，再由朝廷另行派官复试。淳祐九年，因为北方军队屡次南下，命令极边、次边地区一律收试，并酌情增加解额五名、省额二名。这一年，武举正奏名王时发本来是从军之人，任殿前司左军统领；登第后改换授官，特别命令仍在原职上任，并加带“同”字，以表示优厚待遇和勉励奖赏。度宗咸淳六年，命令礼部贡院在武举进士中，每满一百人取十人列为待补，武艺绝伦者每满一百人取十三人列为待补。算学。崇宁三年开始建立算学，学生名额为二百一十人，允许命官和庶人入学。所学以《九章》、《周髀》以及假设疑难数字作为算学试题，同时兼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以及历算、三式、天文书，作为本科课程。本科之外，每人占习一部小经；愿意占习大经的也听任其申请。公试、私试和三舍法大体同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依次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大观四年，将算学生归太史局管理；书学生归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归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归太医局。绍兴初年，命太史局考试补录学生，并招募民间人士。淳熙元年春天，集中太史局学生的子弟，考试历算《崇天历》、《宣明历》、《大衍历》三经，录取其中通晓学习者。淳熙五年，改以《纪元历》考试；淳熙九年，以《统元历》考试；淳熙十四年，使用《崇天历》、《纪元历》、《统元历》，每三年考试一次。绍熙二年，命令今年春季铨选太史局考试者，三经全部通晓、一经粗通的，合格者一律特别收取，因为当时太史局学生空缺很多。嘉定四年，命令太史局学生必须等考试合格后，才允许转补。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省说：“按照旧典，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省，如今引导考试局生却不经过秘书省，这是不对的。考察法令可知，各局官员应试历算、天文、三式官职的，每年附带考试；在通等中，以精熟者为上；精熟者中，以兼习其他书籍较多者为上；兼习书籍者中，以占验事务有应验者为上。各局学生补入已有两年以上的，都允许参加考试；一年考试历算一科，另一年考试天文、三式两科，每科取一人。各同知算造官有空缺而考试，翰林天文官有空缺而考试，各灵台郎中有应试补直长的，正式名籍学生有试问《景祐新书》的，各判局有空缺而符合差遣的，各秤漏官任满五年而转资的，无不隶属于秘书省；而各局官员等人都各自设置履历档案，遇到差遣、改补、功过之类的事情，都要申报秘书省。如今却一概自行陈请，完全违背了最初的本意。从今以后，有违背法令而补授差遣的，以及不经过秘书省公试而补中者，由中书省执奏改正，仍依旧制，严格申明考试法。”皇帝同意了。书学生学习篆、隶、草三种字体，通晓《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的经义；愿意占习大经的，也听任其申请。篆书以古文、大篆、小篆为法；隶书以二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真书、行书为法；草书以章草和张芝的九种草体为法。考定书法等级时，字形方圆、肥瘦适中，笔锋含蓄，笔画刚劲，气韵清雅古朴，老练而不流俗的为上等；方中有圆笔，圆中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具一体的为中等；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却没有得到神意，只是匀整齐一、看起来尚可的为下等。三舍补试、升降等级，大体同算学的办法，只有推恩时降一等。自最初设置到合并废止的年数，全部同算学。画学的课程有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要求书写篆字并注明字音、字义；其余各书都设置问答题，通过所解释的义理观察学生能否通晓绘画的意趣。又分为士流、杂流，分别安排在不同斋舍居住。士流兼习一部大经或一部小经，杂流则背诵小经或学习律令。考定画法等级时，以不摹仿前人，并且所画事物的情态、形色都像自然生成，笔墨韵味高雅简练、描写工巧的为上等。三舍考试、补入、升降以及推恩都依照前面的办法。只是杂流授官，最高只到三班借职以下的三等。医学起初隶属于太常寺，神宗时才设置提举、判局官以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置三科教授学生，称为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科、疡科则去掉《脉经》，增加《三部针灸经》。通常在春季考试，三科学生愿意参加的听任报名。崇宁年间，改隶国子监，设置博士、正、录各四员，分科教导，纠察行为、整肃规矩。设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每斋设置长谕一人。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问三部大经的大义五道；第二场方脉科考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科、疡科考小经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第三场假设治病方法三道。达到标准且成绩高等的，授尚药局医师以下的职务；其余按等级补官，任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

译绍兴年间，恢复设置医学，由医师主持。翰林局医生和奏试者一同考试，并考试经义十二道，答通六道为合格。乾道三年，撤销医局而保留御医各科；后来不再设置医局，只保留医学科，命令每次科举附在省闱另设考试，由太常寺掌管办理。淳熙十五年，命令内外没有官身的医士，先经礼部附带参加铨闱考试，考脉义一场三道，答通其中二道的参加第二年省试；经义分三场，共十二道，以答通五道为合格，五人取一人补授医生，等再次参加省试后升补；答通八道的授翰林医学，答通六道的授祗候，特补、荐补一概停止。绍熙二年，恢复设置太医局，铨试依旧例。省试三场中，以第一场决定去留，墨义、大义等题也照此办理。补授道职，旧来没有考试；元丰三年才开始派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同时考试斋醮科仪和祝读。政和年间，在州学、县学中另设斋舍教授道徒。蔡攸上奏《诸州选试道职法》：所学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提学司访求精通道经的人，不论已经授官还是尚未入仕，都审查验证后上报。原来学习儒学而愿意改从道教的，也允许申请。每路在现任官中选有学术的二人为干官，分别到各州检查、督教学习。《内经》、《道德经》设置博士，《圣济经》由兼任者讲授。道徒升贡，全部依照文士的办法。初次入官时补为志士道职，赐褐服；技艺才能高出同辈的，可以推恩。道徒如果术业精熟后退居，州守、通判有考核其优劣、治罪的规定。陈州学生仰慕道教，过了一个月，改籍为道徒的几乎同儒生一样多。有个叫宋瑀的人，愿意改为道徒内舍生，献上《神霄玉清万寿宫雅》一篇，特意改授志士，等待殿试。因此，长官、通判以下都按等次受到赏赐，对诱导勉励的重视就是这样。” 宣和二年，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学校停办。志第一百十一 选举四（铨法上） 太祖设置官署、划分职掌，大多沿袭五代的制度，只略加损益。凡入仕有五种途径：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吏部铨选只负责注拟州县官和幕职；两京各司六品以下的官员都不由它选任。文臣中少卿、监以上由中书省主管，京朝官由审官院主管；武臣中刺史、副率以上的内职由枢密院主管，使臣由三班院主管。后来，掌管铨选的机构分为四个：文选机构有审官东院、流内铨，武选机构有审官西院、三班院。元丰制定官制以后，铨注之法全部归于吏部选部：审官东院改为尚书左选，流内铨改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改为尚书右选，三班院改为侍郎右选，于是吏部形成四选制度。文臣寄禄官自朝议大夫起、职事官自大理正以下，凡不是中书省敕授的，归尚书左选；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起、职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凡不是枢密院宣授的，归尚书右选；从初入仕到州县幕职官，归侍郎左选；从借差、监当到供奉官、军使，归侍郎右选。凡应当注拟、升迁、调动、叙复、荫补、封赠、酬赏的，都按所属机构分别核验，符合规定的，编成甲等以上送尚书省；如果是中散大夫、阁门使以上，则把选任、叙迁的状文列出，送中书省、枢密院，取得诏旨后发给告身。凡选人的阶官分为七等：第一等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节度判官、观察判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承直郎。第二等称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儒林郎。第三等称军事判官、京府推官、留守推官、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林郎。第四等称防御推官、团练推官、军事推官、军判官、监判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从事郎。第五等称县令、录事参军；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从政郎。第六等称试衔县令、知录事；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修职郎。第七等称三京军巡判官、司理参军、户曹参军、司户参军、法曹参军、司法参军、主簿、县尉；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迪功郎。七等选人必须任职三任、经历六次考核，并凭奏荐以及功劳、赏赐，才能升迁改官。凡改官，留守判官、两府判官、两使判官，进士授太常丞；旧时也授正言、监察御史或太常博士，后来大多不再授予。其余人授太子中允；旧时也授殿中丞。支使、掌书记、防御判官、团练判官，进士授太子中允，或授秘书郎。其余人授著作佐郎；两使推官、军事判官、县令、录事参军，进士授著作佐郎，其余人授大理寺丞。初等职官中的知县、知录事参军、防御推官、团练推官、军事推官、军判官、监判官，进士授大理寺丞，其余人授卫尉寺丞。只有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经历七次考核的，进士授大理寺丞，其余人授卫尉寺丞。从节度、观察判官到主簿、县尉，考核不合格的逐级降等。凡不是科举登第或奉特别诏旨的人，年满二十五岁才注授官职。三班院所属人员，年满二十岁才允许接受差遣；初任都任监当，第二任任监押、巡检、知县。流外人员任职三任、考核七次，有人荐举六员的，调任县令、通判；有班行官荐举三员的，给予磨勘。进纳出身的人经过六次考核，有职官或县令荐举四员的，调任注授；任职四任、考核十次，有改官者五人荐举的，给予磨勘。起初制定四时参选制度：凡本属发出选解文书，都要在四季首月十五日以前送达尚书省；从距离京城一千里到五千里以外的地方，分为五等规定离开本地的日期。若超过期限或格式不合，判官罚五十直，录事参军、本曹官各殿一选。各州每季都要把官员空缺报吏部，逾期或遗漏、错误的，判官罚七十直，录事参军以下殿一选。在京百司发出选解、递送空缺，违期也有处罚。各归司官奏报任期已满，等诏令下达后，依规定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铨则依据本人投递的状文申奏，也按四时取解参选。凡州县中年老、多病、不能任事的人，允许判官、录事参军纠举上报；判官、录事参军则由州的长官纠举。藩郡的监牧，每次派朝臣代理长官，往往专横擅权。太祖开始削弱地方权力，命文臣前往治理；从此，内外所授官职大多不是本人的本职，只把差遣作为资历。

译建隆四年，下诏选派朝廷官员分别治理事务繁重的县邑，以彰显对这件事的重视。大理正奚屿出任馆陶知县，监察御史王祐出任魏县知县，杨应梦出任永济知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出任临清知县。从此，常参官担任县令开始实行。旧制度规定，京畿内的县分为赤县、次赤县；京畿外的县，户数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有关部门请求根据各道上报的版图户数，升降天下各县的等级：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三千户以上为紧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一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一千户为中下县。从此，铨选拟任官员时便以此作为资历次序。又下诏说：“周广顺年间，凡应当通过选试出任门州县官的人员，到南曹投递状文，按照法令诏敕考核没有妨碍的，便授予官职；属于叙复任用的，由刑部检验核实后送交铨选部门。” 在此以前，选官资格还没有完备。乾德二年，命陶谷等人议定：凡拔萃科、制举以及进士、《九经》判试中合格的人，都列入初等职官；判试不合格的依照通常选法。初次任防御、团练、军事推官或军事判官的，都授将仕郎，试任校书郎。任满三年取得资历，即升入留守、两府、节度推官或军事判官，都授承奉郎，试任大理评事。又任满三年取得资历，即升入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都授宣德郎，试任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任满二年取得资历，即升入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都授朝散大夫，试任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任满一年，进入同类职事官及诸府少尹。又任满一年，将姓名送中书门下，仍依官阶分为四等。已经任至两使判官以上、下一任进入同类职事官的，加授检校官或改转宪衔。凡观察判官以上，穿绯袍满十五年才赐紫袍。每任以三年为限，闰月不计入；每满一年，核定为一次考。通常考核依照令、录事参军的例子，填写“中”或“上”；如果公务有缺失，或曾受殿罚，就降考一等；如果考核成为特殊优等，南曹应列举功绩，请求给予酬劳奖赏。有的考核期满，任期末又再任一年，才算完成第四考；在此期间已经罢任的，不参加集选。凡奏授职事官的，要写明考核等第，并依新资格参加铨选。从此铨选制度逐渐有了条理。皇帝又担心铨曹只凭资历办事，使才能杰出的人反而长期滞留，于是下诏吏部：将赴集选人中历任考绩多而没有过失、才干足以升擢的人，送中书省引见考验后上报。当时做官的人越来越多，积压下来，无法及时安排。开宝初年，命令符合资格的选人到京后立即参加集选，不必受四季期限限制；等甲等次序确定后，又分别规定期限：南曹八日，铨司十五日，门下省七日，从磨勘、注拟到点检谢词，总共不得超过一个月。如果另行评议考绩，或者有过失必须考验，便依法办理；资历、考核尚不符合注拟条件的，不受此限。三年，下诏说：“官吏大多难以求得良好治理，俸禄微薄，也就不能要求他们廉洁；与其保留冗员、增加耗费，不如裁减官员、增加俸禄。州县官应当以户口数作为标准，按比例减少员额，原有俸禄每月增给五千。西川管辖内的各州，凡是二万户，仍旧设置曹官三员；户数不满二万，设置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各一员，由司法参军兼任司户；户数不满一万，只设置司法参军、司户，司户兼任录事参军；户数不满五千，只设置司户，兼任司法参军和录事参军。县户数一千以上，仍旧设置县令、县尉、主簿共三员；户数不满一千，设置县令、县尉，由县令兼管主簿事务；户数不满四百，只设置主簿、县尉，由主簿兼任知县事务；户数不满二百，只设置主簿，兼任县令、县尉。”各道裁减官员也仿照这一制度。西川官员考核期满后可以替代任职，不再需要守选。岭南地区刚刚平定，皇帝认为当地百姓长期困于苛政，想施恩抚养他们。于是命吏部铨选襄州、荆州以南州县中现任且年龄未满五十岁的官员，调任岭南各州通判，并允许携带家属赴任。把广南伪政权原有官员送到学士院考试书判，成绩稍优的授上佐、县令、录事参军、主簿、县尉。起初州县有官员空缺，派前资官代理；皇帝认为这扰乱了常制，命令各地立即上报空缺，由有关部门除授、注拟。又说：“各道代理官中有的很有吏治才能，如果全部罢免，实在可惜。有关部门考察他们的历任情况，三次代理而没有荒废、败坏政务的，把姓名上报。” 开宝六年，听从流内铨的请求，恢复四时选；引对官员则每季度安排一次引对。当时国家攻取荆州、衡州，攻克梁州、益州，平定交州、广州，疆土已经扩展很远，官员缺额很多，因此每年都放宽选期。选人在南曹投递状文，判定完毕后送铨司，依次注拟。后来选部出现官员空缺，就特地下诏免除发解，非四时也可赴集，称为“放选”，渐渐成为惯例，而按季取解赴集的制度逐步废止。这年冬天，命参知政事卢多逊等人根据现行《长定》、《循资格》和各种颁降的制书，订正其中相互违异之处，删去重复内容，补足缺漏，参照校订、详细讨论，选取长久可用的条文，编成书上奏，颁布为永久制度，从而铨选总理的职务也更加有条理。在此以前，选人试判三道：其中两道全部通晓，而且文章、书判都优秀的为上等；一道全部通晓，而文章、书判尚可的为中等；三道都不通的为下等。判试上等的，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越级升一资；判试中等的依资升迁；判试下等的进入同类职务，只有黄衣人降一资。到了这时，增为四等：三道全部通晓但文翰没有可取之处的为中下等，采用旧判下等的标准；三道全都不通且文翰又错误百出的为下等，殿一选。

译太平兴国六年，下诏规定，京朝官中除两省、御史台之外，自少卿、监以下，奉命出外任职、任满替代后回京的，令中书舍人郭贽、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共同考核功劳政绩，评量才干，根据中书省所下达的空缺拟定人选，引见后遣发，称为差遣院。大概前代常参官，自一品以下都称京官；未列入常参的称未常参官。宋代把常参者称朝官，秘书郎以下未常参者称京官。旧制规定，京朝官有固定员额，授官时都说“替某官”，或者说“填补现有空缺”。京官都隶属吏部，每任满三十个月，任满罢职后，每年核定考第，取解参加集选。太祖以来，凡权知各州、通判以及监临财物事务的官员，都没有固定员额。月数期限满后，有司停止发给俸禄和料钱；正在办理事务的官员则发文给有关部门恢复支给，所管事务停止后也就停止。但这些官员不参加常参，注授都由中书省发出，不再经过吏部。到了这时，他们同朝官一样全部由差遣院主管。吏部黄衣选人从此开始允许改为白衣选人。太宗选用一般官员，都让他们引见，观察其中陈述、奏纳有可取之处的，越级提拔。又担心有人凭借关系矫饰自己、侥幸冒进，于是下诏：“凡在临轩亲自选定的官吏，都送中书门下，考察他们的履历，审慎决定是否进用。”旧制规定，州县官经南曹判定后，由流内铨注拟；职事官则由中书省除授。但历任功过必须经过南曹考验，于是命令幕府官任满罢职时，也一并归铨曹办理；特别除授的听从朝廷旨意。又下诏：“狱官关系尤其重大，新近及第的人任司理参军，本来还没有精通熟习，应令长官加以察看；不能胜任的要奏报，并将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互相调换职务。” 淳化四年，选人因南郊赦免而免除等待选任，全部集中到京师。皇帝说：“一概放宽选任，负有罪过的人就得到侥幸；没有罪过的人又用什么来勉励呢？”于是命令曾经受到殿罚的人仍按通常选法等待。又下诏：“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在任内犯罪，遇到赦令，或考核记录为下等的，只给免除等待选任，不得再越级升资。”工部郎中张知白进言说：“唐代李峤曾说：‘安定百姓的办法，必须选择好郡守。朝廷重视内官，轻视外任，希望从台阁官员中选贤良者分别主管大州，共同治理好各项政务。’凤阁侍郎韦嗣立因此请求实行，便以本官出任州郡长官。如今江、浙州郡正急切需要选择人才，臣虽不才，愿意继承前人的事业。”皇帝说：“张知白请求重视亲自治理百姓的官职，实在值得嘉奖。”但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淳化以前，资历升迁次序尚未统一；到这时才确定升迁官秩的制度：凡制举、进士、《九经》出身的人，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都转任大理评事；评事转本寺丞；任太祝、奉礼郎的转任各寺监丞；各寺监丞转著作佐郎，或特别升为太子中允、秘书郎；大理寺丞转殿中丞；著作佐郎转秘书监丞，资历浅的有时任著作郎，优异升迁的任太常丞；太子中允、秘书郎转太常丞；三丞、著作郎都升太常博士，再转屯田员外郎，优异者任礼部、工部、祠部、主客郎中；屯田员外郎转都官员外郎，优异者任户部、刑部、度支、金部员外郎；都官员外郎转职方员外郎，优异者任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员外郎；转任各部郎中也一样。左右司员外郎，太平兴国年间曾设置，后来很少授任。左右司郎中，只有待制以上、应当任少卿的人才授任。前行郎中转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由这两个官职转右谏议大夫，或秘书监、光禄卿；谏议大夫转给事中，资历浅的有时由右给事中转左给事中。给事中转工部、礼部侍郎，升到兵部、吏部侍郎时转左右丞，由左右丞转尚书。自侍郎以上，有的历任各曹，有的越级转任，都须奉特别诏旨。各科出身以及没有科举出身的人，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都转任太祝、奉礼郎；太祝、奉礼郎转大理评事；评事转各寺监丞；各寺监丞转大理寺丞；大理寺丞转中舍，优异者任左右赞善，资历浅者任洗马。由幕职转著作佐郎的，转太子中允。由中允、赞善、中舍、洗马都转殿中丞；殿中丞转国子博士。旧时授《五经》博士的人，升到《春秋》博士时转国子博士，后来很少授任。国子博士转虞部员外郎，优异者任膳部员外郎；虞部员外郎转比部员外郎，优异者任仓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转驾部员外郎，优异者任考功员外郎。也有由水部员外郎转司门员外郎，再由司门转库部的；转任郎中也一样。到了前行郎中转少卿、监，有时一次转任，有时二次、三次转任，便成为各寺的大卿、监；由大卿、监因特别恩典奖赏而升擢，或进入给事中、谏议大夫之列。如果任台省官，正言、监察御史相当于太常博士；殿中侍御史、司谏相当于后行员外郎；起居郎、侍御史相当于中行员外郎。起居郎转兵部、吏部员外郎；侍御史转职方员外郎，优异者任兵部员外郎、司封员外郎或知制诰。由正言以上升到郎中，都按次序升两资；中行郎中转左右司郎中。若不是按正常次序而因酬劳升迁，有的升三资，有的只升一资。左右司郎中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的，升中书舍人；旧时也有从前行郎中授任的，后来兵部、吏部郎中只转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转礼部以上各部侍郎，进入丞、郎职位时即越级升一资以上。内职、学士、待制也同样。御史中丞由谏议大夫转任的，升工部侍郎；由给事中转任的，升礼部侍郎；由左右丞、郎中改任的，大体按照原来的资级办理。学官中，司业相当于少卿，祭酒相当于大卿。法官中，大理正相当于中允、赞善。凡正言、监察御史以上的官职，都必须因特别恩典或受到荐举才授任。任馆阁、三司、王府职事，开封府判官、推官，江淮发运官，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的，都可以优先升迁；因勤勉有功而受到特别奖赏的也如此。两制、龙图阁、三馆都不兼任御史台官；枢密直学士、三司副使都不兼任御史台官和两省官；待制以上不兼任少卿、监。

译内职中，自借职以上都按资历升迁；升到东头供奉官时转阁门祗候，阁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承制转各司副使。自副使以上，有时升一资，有时升五资、七资，有时直接升为正使；升到正使后也如此。皇城使转昭宣使，昭宣使转宣庆使，宣庆使转景福殿使。阁门祗候因特别恩典转通事舍人，通事舍人转西上阁门副使，也有加授诸司副使兼通事的；西上阁门副使转东上阁门副使，东上转引进使，引进使转客省使，客省使转西上阁门使；从此以上也依照副使的升迁办法，只有升到东上阁门副使后，还要再转四方馆使。客省使转内客省使，内客省使转宣徽使，或者出任观察使。自内客省使以上的官职，不是特别恩典不得授予。武班中副率以上直到上将军，升迁历任军卫官职，像各司使、副使那样办理。由地方长官、内职改授武职的，观察使以上改为上将军，团练使、阁门使以上改为大将军，刺史以及各司使至崇班改为将军，阁门祗候、供奉官改为率，殿直以上改为副率。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的官员，从小黄门到内供奉官，都按等级逐级迁转；升到内东头供奉官后，迁为内殿崇班。也有迁为内侍、常侍的，内常侍也按正常迁转升为崇班。其铨选制度是：两府司录、次赤县县令、留守判官、两府判官、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少尹，作为一选；两府判官、司录，两畿县令，掌书记、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作为二选；诸府司理参军、判官、司录，次畿县令，四赤县主簿、县尉，军事判官，留守、两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进士、制举，作为三选；诸府司理、判官、司录，望县县令，《九经》出身，作为四选；辅州、大都督府司理、判官、司录，紧上州录事参军，紧上县县令，次赤县和两畿主簿、县尉，《五经》《三礼》《三传》《三史》《通礼》出身及明法，作为五选；雄望州司理、判官、司录，中州录事参军，中县县令，次畿主簿、县尉，作为六选；紧上州司理、判官、司录，下州及中下州录事参军，中下县、下县县令，紧望县主簿、县尉，学究，作为七选；中州、中下州司理、判官、司录，上县主簿、县尉，作为八选；下州司理、判官、司录，中县主簿、县尉，作为九选；中下县、下县主簿、县尉，作为十选。太庙斋郎、室长须通理九年，郊社斋郎、掌坐须通理十一年。凡是入仕任官，进士任望州判官、司录和次畿主簿、县尉，《九经》出身任紧州判官、司录和望县主簿、县尉，《五经》《三礼》《通礼》《三传》《三史》出身及明法任上州判官、司录和紧县主簿、县尉，学究及有出身者任中州判官、司录和上县主簿、县尉，太庙斋郎任中下州判官、司录和中县主簿、县尉，郊社斋郎、试衔而无出身者任下州判官、司录和中下县主簿、县尉，诸司入流人员任下州判官、司录和下县主簿、县尉。仁宗初年，吏员还比较少。吏部奏报说，天下幕职、州县官任期届满而没有接替者的有八百多员，其中川、广尤其多。仁宗说：“这难道是人情所乐意的吗？应赶快给他们安排接替者。”仁宗在后殿处理政事，有时甚至忙到很晚，顾不上按时吃饭。中书省请求依照天禧年间的旧制，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每天引见官员不得超过两人，诏令不准许。自真宗朝以来，对参加身、言、书、判考试者只是按等级推恩。仁宗于是特地下诏说：“国家详细考核吏治，是考虑到有人可能长期滞留在通常选任之中，所以用身、言、书、判四项来考察他们的才能。朕承继祖宗的事业，遵循旧典，特命近臣，精心加以考核。命翰林学士李谘与吏部流内铨，按照资历和空缺差等拟定任用。”于是参加考试的人都得以升官，后来逐渐成为常规。后来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身、言、书、判没有益处，于是废止。凡通过磨勘而迁任京官的，起初把四次考核增加为六次；荐举者由四人增加为五人；曾经犯过失的，又加考一次。荐举吏员各有规定的人数等级，受到荐举的人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或按察官考察认可，才可以参加磨勘；必须到任满一考，才允许荐举任用。凡选人年满二十五岁，遇到郊祀大礼，须在半年期限内赴铨试；命两制官三人到尚书省封闭试场考试，试卷糊名并誊录。学习辞赋之业的，考试论、诗、赋；文辞义理有可取之处且不违背程式的，列为中格。学习经学的，每人专治一经，并兼试律，十题中通晓五题的列为中格，允许参加选任。七选以上的选人，经过三次考试，直到选限期满；有京朝官三人保任的，补授远地判官、司录、主簿、县尉；没有举主的，补授司士参军；如果不参加考试，也没有荐举者，永远不得参加选任。京官年满二十五岁，每年年初到国子监考试，考法与选人相同，列中格的调任官职。任职两任而无私罪，并有部使、州守或通判等荐举者五人，可以任亲民官；有三人荐举的，只授给下等厘务官。起初，各州郡官缺很多，县令的选任尤其低劣，常被清流人士鄙视，因此往往不能得到调任。于是诏令吏部从幕职官中选人为知县；又制定荐举任用法，以提高县令的选任标准，并命各路察访治理不善的县。然而被荐举的人越来越多，有司没有空缺可以安置他们，中书省奏请废止荐举县令法。不久，有人说亲民官职太轻，会损害治理，荐举法不应废除。于是又命令对重要而难治的县进行荐举，须有两人荐举，其中一人必须是本部使者；任职以后再次有人荐举，才可以迁官，否则仍按通常选任办理，不得随意升补。常参官已经授予外任的，不得上奏荐举。但铨选条格烦琐严密，府中属吏作弊尤其多；而参加磨勘的人要在外州等待次序，有时经过两三年才能改官，往往凭借关系，以微薄功劳请求提前截取甲次引见。诏令从此不许这样做。

译神宗想要改革制度，提出建议的大臣认为，唐代的铨选制度与当今的选任制度差异很大，如果杂糅采用唐制，就会产生滞碍、烦乱和混杂的弊端。于是开始删削旧条文，务求简便，并废除南曹，将其事务合并归入铨司。起初，审官西院和东院分别掌管文武官，随后改由吏部统领，并分为左选、右选。自祖宗以来，中书省有堂选，百司、郡县有奏荐，虽然大小类别不同，但都不隶属于有司。到元丰年间，废止奏荐空缺制度，将其归于铨曹；堂选也不再由中书省掌管。这是一次全面改制，意在使天下任官公正，并传之永久。于是取消免选的恩典，加重出官考试，确定赏罚标准，斟酌资历和恩荫制度。凡设置考试以等待命士，并将其纳入铨注的，除荫补、铨试之外，还有进士律义、武臣呈试以及刑法官考试等，其中铨试所涉及的范围尤其广。中书省说：“选人守选，有的满三年才遇到恩典得以免守选；有的刚回到选任之列便遇到恩典，这既不公平，而且荫补者免试而直接注官，因为不熟悉事务，往往失职；参加考试的人又只考诗，这哪里足以甄别人才？已经任职却没有功劳绩效的人，依靠荐举以及免试恩典的制度，也只是再考三道书判题，然而仍不过是空文。” 熙宁四年，于是制定铨试制度：凡守选者，每年二月、八月考试，考断案两道，或考律令大义五道，或考议论三道，后来又增加经义考试。派官员与铨曹共同拟定考试格式并主持考试，分为三等。上等免除守选，直接注官；优等提升资级，待遇如判官超过常格；没有出身的人赐予出身。从此不再考试判案，仍取消免选恩格；如果历任有五人荐举，就可以免试注官。任子年满二十岁，允许参加铨试。考试不中或不能参加考试的，选人满三年后允许注官，但不得任县令、司理、司法。任子年满三十岁才允许参与注官；如果年满三十岁授官，已经任职三年，出官时也不再考试。如果品秩升入京朝官，就延长任职监当三年；在任时有两人荐举，免除延任。选人应当改官，必须在便殿面见皇帝。旧制每五日引见一次，每次不超过两人。到这时，等待次序的人很多，有的超过两年才能被引见。神宗怜悯他们长期滞留，下诏每一甲引见四人，以便及时处理。神宗因谈论郡守，对宰臣说：“朕常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如今却把州郡交给庸人，心中常常十分痛惜。卿等认为怎样才能掌握选任郡守的要领？”文彦博请求选择监司来加以考察。陈升之说：“对于难治的剧郡，应选择审官院近臣，责成他们负责选拔人才，这样大概可以选得合适。” 起初设置审官西院，负责武臣磨勘，制度一概依照审官院的标准；原来的审官院称为东院。御史中丞吕公著说：“英宗时，文臣磨勘按惯例延长一年，最多只延到少卿、监。武臣中横行以上以及使臣，仍沿用旧制，从来没有像文臣那样受到节制限制。仁宗时又曾制定法令，正任防御使、团练使以上，若没有边功不得迁升。如今任职达到十年且曾经任外职，就允许转官，也还不像少卿、监那样有明确的限制。”诏令两制官详细定议。王珪等说：“文武两选的磨勘，现已都统一按四年办理。请规定今后正任刺史以上，转官未满十年而有显著功效的，才允许特意升迁；不是按常次的恩典，只允许改换州镇，以表示表彰宠荣。有过失的，则比照文臣延长一年。”皇帝采纳了。审官西院知院李寿朋说：“皇城使入籍者有三十多员，多数兼领遥郡，却仍能按磨勘迁为刺史、团练使、防御使。每升一级，增加奉钱五万，廪粟及其他供给也同样增加，实际上是没有依据的虚名。请在皇城使之上另设二使名号，待遇比照前行郎中，酌量发给俸禄。那些遥郡刺史、团练使、防御使，都应由朝廷根据功劳加以赏赐和擢用，不再按次序迁升。” 诏令说：“遥郡刺史、团练使、防御使，都按十年磨勘，最高升到观察留后为止。凡官阶已到限制而有功劳，或因特别恩典而升迁的，不受此法限制。” 诸司使、副使每次磨勘都按通常制度办理，即使有军功也没有区别；而阁门内侍等人转官时，却都能连升七资。神宗说：“左右近习之人，没有功勋劳绩却能够超越常格升迁；真正曾经立功的人反而不能优先升迁，这不合制度。”使、副使曾有军功而应当升迁的，允许特别超升七资；阁门通事舍人、带御器械、两省都知押班、管干御药院使臣超升七资的规定，一并取消。后来客省、引进、四方馆各设置使二员，东、西上阁门共设置使六员，客省、引进、阁门副使共八员。副使磨勘依照诸司使的办法。使有空缺时，改官满五期的，由枢密院检举。历任阁门职事而犯有严重过失的，到应当迁升之日改授其他官职。阁门、四方馆使任职七年没有私过而又没有空缺可以迁升的，加授遥郡。特旨授予正任的，引进使任职四年转为团练使，客省使任职四年转为防御使；这些都制定为固定制度。此前，御史请求废止堂选，曾公亮坚持认为不可。王安石说：“中书省总管各种政务，如今连通判也应由堂选办理，只会使人滞留，不能精心选择，应该归给有司办理。”神宗说：“唐代陆贽说过：‘宰相应当选择百官中的长官，而百官中的长官再选择百官。’如今的审官院，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哪里会有不能精心选择百官的道理？”元丰四年，堂选、堂占全部废止。起初，有司中职位卑下的属官不归吏部铨选，大多由长吏荐举上奏。都水监主簿李士良说：“沿河负责干集事务的使臣有一百六十多人，全都由都水监奏荐，他们往往不懂水利事务，都是通过请托求得此职。”于是诏令东、西审官院和三班院负责选择差遣。从此内外长吏荐举官员的制度全部废止。第二年，命令吏部开始制定固定的选任标准。其办法是：各自根据所任职务，按照入仕以来的功劳和履历，依照条格等待拟注。例如选任巡检、捕盗官，必须是通过武举、武学，或因荐举，或因献策而取得出身的人。其他职务也仿照此例办理。

译官制施行以后，以原来的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按旧例，两制官不转任卿、监官，每到前行郎中，就越级转为谏议大夫。前行郎中在阶官中属于朝请大夫，谏议大夫在阶官中属于太中大夫。神宗说：“磨勘是古代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本应与百官共同实行；而禁近之臣却独自超越常格升迁，这是不合法的。”于是诏令待制以下官员都三年迁一次，并依次转为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种阶官。从此迁叙较为公平。凡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没有磨勘制度；太中大夫至承务郎，都应参加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最高到太中大夫为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最高到朝请大夫为止。朝议大夫以七十人为定额，有空缺便按次序补充。选人的磨勘依照吏部法令，迁为京朝官则依照新制定的制度。除授职事官，都以寄禄官品秩的高低为标准：高一品以上称“行”，低一品称“守”，低二品以下称“试”；品秩相同的，不用“行、守、试”这些称号。哲宗时，御史上官均说：“如今仕籍中，文武官员合计二万八千多人，吏部预先使用了未来两任的空缺，而任官者要七年才完成一任。应当从源头清理，并加以裁减限制。”朝廷把他的奏章交付讨论。司谏苏辙议论说：“祖宗旧法规定，凡任子年满二十五岁才允许出官；进士、诸科出身者，初次授官以及任职后应当守选的，除非遇到恩典，不得免除守选。先朝担心官吏不熟悉律令，想诱导他们学习法律，于是减少任子出官的年限，取消守选条格，一概命令考试法律，通晓者随即可以注官。从此天下争相诵读律令，对政事并非没有帮助。然而人人都学习法律，考试便没有不通过的，所以荫补者通常减少五年，而选人也不再有选限。吏部今年已经用到以后四年的夏秋空缺，官员冗滥到这种程度也已经达到极点。应当恢复祖宗守选的旧法，并在选限期满之日同时实行法律考试，这也是当前可行的办法。”事情上报后，皇帝知悉了。三省说：“旧制中经过堂除的选人，除曾经任省府推官、台谏官、寺监长贰、郎官、监司之外，其余都交给吏部铨注；凡按条格应当进入某等的，递升一等以示优待。边州军的城砦巡检、都监、监押、砦主、防巡、诸路捕盗官，以及年课收入三万缗以上的场务，凡旧例应由荐举任用的，遇到空缺，仍允许上奏荐举。”当时通议大夫以上，有人因特别恩典或磨勘转官，比照旧格，有的实际连升两官，甚至三四官。右正言王觌认为这不是爱惜名器的做法，请求规定官至太中大夫以上，不得用磨勘迁升。诏令说：“待制、太中大夫中应当磨勘的，最高只升到通议大夫；其余官员最高只升到中散大夫。中散大夫以上因劳绩应当酬奖、应当升官的，只允许把恩典转授给子孙。特别命令特别升迁的，不受此制度限制。” 起初，武臣因战功得到赏赐，每有一资，便按照所任官职逐级升一级。于是有人凭皇城使的身份突然升为遥郡刺史，或者进入横行；而且阁门使以上各级之间虽然名次相近，待遇轻重却相差极远。因枢密院上言，于是诏令：“阁门、左藏库副使得两资，客省、皇城使得三资，但只允许转官一次；减少年限者，允许把恩典转授给亲属。”又规定小使臣通过磨勘转为崇班的，每年不得超过八十人。内臣中昭宣使以上没有磨勘制度，只有押班以上由朝廷裁定，其余按五年参加磨勘。绍圣初年，改定《铨试格》。凡代理官职后初次回到选任之列的，散官、权官回归所属机构的，以及新近赐予科第的，都免试。每次考试一百人，只取一人列入优等；中书省奏请裁定后，定为二人上等、五人中等。崇宁以后，又恢复元丰制度；但荫补者必须隶属国学学习一年且没有过失惩罚，才可以参加铨试；如果在国学考试中曾两次列入等第，便免试。公试、私试曾经取得第一名的，可以比照铨试推恩。政和年间把这些规定写入法令。不久，臣僚说：“进士中通过铨试格的，每二百人中获得优厚恩典的不过五七人，而且有时上等空缺也不录取。朝廷如今把国子监考试合格者纳入铨注，实行至今五年，得到上等优恩的已有二百四十人，免试者还不在其中。这就是说，荫补而入学的人，待遇反而优于多次考试取得科第的人。”于是诏令，在学期间曾在一次考试中夺魁的，允许依照旧恩办理；其余只免试注官。吏部侍郎彭汝砺请求稍微责成吏部甄别官员的才干和能力，凡京朝官中才能和政绩确有可记录的，由尚书和郎官铨选后上报。三省分三年考察他们：上等引见皇帝，中等先试用，下等退回本选；如果资历、荐举本应列入上等，但才干品行不相称，允许上奏降低等第。凡是这类破格升降，每年各不得超过三人。起初，选人改官，每年以一百人为定额。元祐变法时，三人为一甲，每月引见三次；逐年累积，到绍圣初年，等待次序的人已有二百八十多人。诏令依照元丰制度，每五日引见一甲，每甲三人，每年不得超过一百四十人；等到等待次序的人不足一百人时，另行上奏确定。又命令选人历任累计达到三考，且资序已经达到幕职、令录，才允许荐举其改官。吏部说：“元丰选格经过元祐年间多次变更，于是选集先后、路分远近、资历功过，全都没有区别；越等超资，只按个人意愿办理。诏旨既然恢复元丰旧制，而辟举这一途径仍然保留，请全部恢复旧法，以杜绝侥幸。”于是废止辟举。崇宁元年，诏令吏部讲求元丰年间的旧制，斟酌当时情势，删定成为常行的条格，使才能和门第资历都能符合实际。吏部说：“堂选名目以及荐举官员的空缺，内外合计约有三千多项。元祐法规定，选人得到升资以上的赏赐，以及参加选任时射取空缺，不许派人代为注官；如今这些都废止，改依元丰法办理。应当保留而不可废止的，有知边近蛮夷州如威州、茂州、黎州、琼州等的官员，以及开封府曹掾、平准务、诸路属官、在京的重要课场务、京城内外厢官、户部干官、麹院、榷货务、将作监管干公事、黄河都大、内外榷茶官，凡涉及刑狱以及管理仓库等繁重事务的官职，都不能取消荐举。至于御史台主簿、检法官、协律郎，难道可以笼统地按照条格授予吗？类似这些职位，仍应依旧辟举。”皇帝采纳了。只是各路不得直接发牒，差遣等待空缺、等待替代的官员暂时代理。

译起初，官制尚未改革，大体上把职事当作阶官。例如以吏部尚书作为阶官，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他的职事。至于选人，幕职、令录一类是阶官，而差遣才是职事，名分和实际混淆得很严重。元丰年间还来不及改正。崇宁二年，刑部尚书邓洵武极力指出这一点，于是确定选人的七个阶级：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政和年间，把通仕郎改为从政郎，登仕郎改为修职郎，将仕郎改为迪功郎；并专门以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三阶授予通过奏补但尚未出官的人。承直郎至修职郎须满六考，迪功郎须满七考；有官员保任，且所任职务属于规定范围之一，才可以参加磨勘。因过失获罪的，按照轻重增加考数，荐举官员的人数也各有不同。当时权奸把持国政，侥幸求进的人一同升迁，官员更加泛滥，铨选制度也因此受到滞碍。臣僚说：“吏员增加，大概是因为入流的人一天天增多。熙宁年间郊祀时，文武官奏补总计六百一十一员；元丰六年，选人通过磨勘改任京朝官总计一百三十五员。考察吏部记录，政和六年，郊祀恩典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多人，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多人。若想节制这种泛滥，只有严格遵守磨勘旧法。但如今的磨勘，有因局务而减考的，有因川路偏远而减少荐举官的，有把酬赏按类似事例办理的，有因大臣特别荐举的，有托称事务到阙而不必任满的，有违反成法却准许先于次序改官的。全都弃法而援用事例，法令不能约束，事例却日益繁多；如果不加裁减，将来还会增加数倍，无法计算。请诏令三省和吏部，凡旧法中规定停止办理的，应当照旧执行，其余不得援用事例。”于是诏令：“只有川、广水土恶劣的地区，允许按制度减少荐举人数，其余一律使用元丰法。”不久又有人说：“元丰关于纳粟、纳钱取得官职的制度，多有裁减限制。按规定应当进入令录职位以及因赏赐取得职官的，只授监当；应当磨勘的，改授低等使臣，仍不免除科率，这一制度的用意是很深的。” 近来东南用兵，百姓缴纳钱粮便都可以补授文武官职，按官户的办法办理选任，与士大夫阶层混在一起，又恢复其户籍而不再承担科输。这是在一天之内得到数千缗钱，却在无穷日后损失数万斛粮食。何况大户得到免除赋役，便会把赋税转嫁给下户；下户更加贫困，州县遇到急事，向谁征办？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弊端。”皇帝没有采纳。起初，宗室没有参加铨选的制度；祖宗时期，间或选拔任用一两人，并不是常规制度。宋徽宗想优待宗室，使他们多能出任官职，规定一日参加铨选，便排在合乎选任资格者的名次之上。然而，宗室多受膏粱厚味的习气影响，往往贪婪放纵；出任州县官后，贪污财货、虐待百姓，议论此事的人多次陈述其中的危害。饮宗即位后，臣僚又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于是开始下令不得任用宗室为郡守、县令，仍与在铨部候选的人员一同按名次办理。高宗建炎初年，在行都设置吏部。当时四选人员散失，名册无法考查。于是开始下令各道州、府、军、监，逐项说明属吏寄禄官的爵位、籍贯、年龄、出身、历任功过、荐举者以及到任、罢任的月日，编纂成册登记。但自兵乱以来，典籍散失，吏员借机谋私；申明旧制的文书繁多苛细，承袭采用时又互相矛盾，保任的人越来越多，阻隔会合而没有期限，参加选任的人深受其苦。于是下令，凡文书有与现行制度不相合的，只要案牍参照清楚，便由郎官审查复核、长贰裁决；小有不完备的，允许照常施行；如果有人徇私夹带私情，就命御史纠察。又诏令京畿、京东、河北、京西、河东的士大夫在吏部候选授官，即使铨试未中但已达到年限的，也都允许注官。建炎二年，命京官前往行在，令吏部审查衡量；不是政和以后上书颂赞以及直接参加殿试的人，不许参加选任。在吏部候选的知州军、通判、佥判以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期的，暂时改为二年。因为前来待调的人集中到东南，而选任制度又滞碍。又诏令州县长期没有正官的，允许候选人向吏部申报，由吏部审查估量榜上空缺并差注。绍兴元年，起居郎胡寅说：“如今典章制度和文化礼制，几乎都已废坏失坠，百司各府中不可缺少的机构，没有比吏部更重要的了。暂且设置侍郎一员、郎官二员、胥吏三十人，那么所谓磨勘、封叙、奏荐等日常事务，就可以依次办理了。” 诏令说：“六官之长，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其中大概只有铨衡最为重要。自从天下动乱流离以来，士大夫四处迁徙，有人甚至赤脚前往行在。注授空缺的弊端日益滋长，寒门士人困苦不堪，实在值得怜悯。应令三省议论革除这些弊端，严格制定赏罚和禁令，并选拔能干的官吏主持此事，御史台还要经常加以纠察。”于是三省制定八项弊端：一是注拟时藏匿空缺，二是申请时谋求侥幸，三是遗失文书后故意刁难，四是清理空缺时草率疏漏，五是关会文书拖延，六是审查衡量时对疑似事项处理不当，七是发给文书时借机索求，八是保明时推诿退避。命令长贰官设法遏制这些弊端。又诏令馆职选人到任满一年，合计通理四考，并自行陈述，即改任京官。绍兴二年，吕颐浩说：“近来堂除任用侵夺了吏部注授的职权，士人因此失去职任。应仿照祖宗旧例，外官中从监司、郡守以及旧格规定由堂除的通判，内官中从察官、省郎以上、馆职、书局编修官之外，其余空缺以及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职位，武臣中从准备将领、正将、副将以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都归吏部注授。”皇帝采纳了。又恢复文臣铨试，分为经义、诗赋、时议、断案、律义五场，愿意只试一场的听其自便，榜首按例升一资。武臣呈试合格的，都允许参加选任。绍兴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奏《吏部七司敕令格式》。自从渡过长江以后，文书典籍散失，适逢广东转运司把所抄录的元丰、元祐年间吏部法令送上来，于是依据尚书省保存的旧法和后来续降的指挥，详细审定而编成此书。在此以前，侍御史沈与求说：“如今矫正弊端已经过头，贤者和愚者都一起滞留。”高宗说：“如果确有豪杰之士，即使从平民直接提拔为辅相也可以；如果还不能考察清楚他的实际才干，不如暂且遵守资格。”于是命吏部注授县令，只使用符合资格的人。

译绍兴五年，诏令：“凡注拟官员，都要选择不是年老多病、没有犯过贪赃罪、也没有因民事案件获罪的人。”当时提出建议的人说：“亲民官中没有比县令更重要的，如今大多以资格为限制；即使是贪婪懦弱的人，一旦符合资格，也能在大官大县中任意选择。请诏令监司、郡守，逐项上报重要县邑，选拔清正公平、廉洁明察的人担任县令。”不久又诏令：“知县依照旧法，只使用经过两任、资序达到关升通判条件的人。”第二年，侍御史周祕说：“如今有的人没有荐举、没有考第，只因近臣推荐并得到召对，便改官升擢，实际上助长了奔走请托。希望诏令大臣，从今以后只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才这样办理，其余都依照资格注拟。”朝廷大臣有人请求把以前宰执荐举而改官的人，改用司马光所列十科作为标准，每年荐举五人，中书省认为难以实行。诏令只说：“以前宰执荐举的京官削去相关待遇，不再考察其职司。”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说：“国家设置铨选，是为了管理群吏的任用；事务掌管在七司，明载于法令，所应遵守的是法。如今升降任用掌握在胥吏手中，又有所谓事例。长贰官有迁改，郎曹有替换，后来的人无法重新知道旧例，离去的人也不能全部交代。索求事例却找不到，即使有聪明强干敏捷的人，也无法再提出议论；援引事例不恰当，即使是极为公正、合乎事理的事情，也无法申诉。货贿公开流行，奸弊更加严重。我曾见汉代公府有诉讼比，尚书有决事比，这个‘比’所说的就是如今的事例。如今吏部七司应当设置例册，凡换给的期限、战功的定额、文书遗失后的保任、书写填报的核实、奏荐的限隔、酬赏是否适用等，凡经过申请，或由堂上说明、或请旨裁定的，每件事情办理完毕后，命郎官依次拟定，长贰官把它记录在册，永远作为成例；每半年上报尚书省，并通知御史台。这样，奸巧的吏员就无从施展，铨选升叙也会公平了。” 有人提议减少任子名额，孝宗认为祖宗的法令难以突然改变，于是命吏部严格实行选试制度。从此，初次授官的人不得以恩例免试，即使宰执也不许自行陈请把恩典转授给子孙。旧制中，任子降等补授文学官以及恩科人员都免试，到这时全部参加考试。凡没有通过铨试或呈试的人，不得堂除；即使有皇帝亲笔墨敕，也允许有关官员执奏阻止。旧制中，宗室文资可以和外官文臣共同参加注授空缺，武资则不能与武臣共同参加注授，只能注授添差官。到这时，开始允许注授厘务空缺。乾道七年，开始命令铨试不中而年满四十岁、呈试不中而年满三十岁的人，书写家状，诵读律令后注官。陈师正说：“请命令宗室中承受恩荫的子弟在出官时酌情参加铨试，依照士大夫子弟的办法，并多设名额而给予优厚制度。”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宗室中曾经参加科举并取得解额的，允许参加选任；其余一律参加铨试，每三人取二人。三次考试至终场仍不中的人，允许不受年龄限制而调官。”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说：“任用官员的原则，在朝廷应当衡量人才，在铨部则应当遵守成法。法本来没有弊端，真正破坏它的是事例。法是为了天下公正而制定的；事例则是因人而设，因而破坏天下公正的。过去的弊病在于援用事例破坏法令，如今的弊病在于根据事例另立法令。俗语称吏部为‘例部’。如今《七司法》自晏敦复裁定以来，虽不免有疏漏，但只要遵守它，也可以没有弊端。如果徇私废法，互相仿效成为风气，那么援例破法的危害还小，根据事例立法的危害更大。法令往往严苛，事例却常常宽松；如今法令繁多、官署冗滥，大概都是由此造成的。希望命令三省搜集附属于法令的各种事例，以及乾道年间续降和申明的条文，重新考订；不是有重大抵牾的不要删去，凡涉及宽纵的全部刊正。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成法简明易懂，杜绝受贿请托的奸弊，堵塞冒滥求进的门路。”于是重新修订法令。不久，吏部尚书蔡洸把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文分门编排，名为《吏部条法总类》。十一月，《七司敕令格式申明》成书。淳熙三年，中书舍人程大昌说：“旧制规定，选人改秩后，经过两任才可关升为通判；通判经过两任才可关升为知州；知州经过两任，便按提刑的资序计算。除授之时，又有区别：以知县资序相隔两等而任州官的，称为‘权发遣’；以通判资序相隔一等而任州官的，称为‘权知’；升任提刑、转运使也同样如此。隔等授官，是为了选择有才干的人；职衔有差别，是为了兼顾人才和资格。如今，才干和资格都符合要求的列为上等；其次，第二任知县以上且有课绩的人，允许任郡守；初任通判以上的人，允许任监司；第二任通判以上的人，允许任职司。这样大概可以做到人才与法制并用。”皇帝采纳了。宁宗庆元年间，重新制定《武臣关升格》。此前，初次改官的人必须任县令，称为“须入”。到这时，又命令除殿试前三名、南省第一名之外，都必须任县；后来又命令大理评事中已经改官而未曾历任县职的人，都必须任一次亲民官，并把这写入法令。绍定元年，臣僚上言：“铨曹的弊病是官员多而空缺少，注拟十分困难。自乾道、嘉定以来，曾经命令选部各类职官的空缺，在原定空缺年限之上再延展半年，以便使用空缺。经过多年，入仕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吏部参加注选的名籍中，文臣选人和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少于二万七千多人，大体上三四人共同竞争一个空缺，难怪积滞拥塞而无法办理。请命令吏部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县令、县丞、监当酒官，在原有延展期限之上再延展半年。”皇帝采纳了。淳祐七年，监察御史陈垓提出建议，请求申明告诫铨选制度的十项弊端：第一，添差人数过多，破坏法令而耗费财物；所说的是倅贰、幕职、参议、机宜、总戎、钤辖、监押之类的官职。第二，抽调差遣的人员太多，州县职务因此荒废；所说的是监司、帅守把许多幕属差遣去代理现任州县官职。第三，代理机构而违法，败坏政务、伤害百姓；所说的是监司、帅守徇私差遣幕属代理等职务。第四，“须入”制度不能实行，侥幸行为扰乱法令；所说的是初次改官的人必须任知县，如今许多人设法免除，只图谋京城机构的职位，越级请求任倅贰，于是使从未历任县职的人冒充资历而担任郡守属官。第五，奏荐和辟举不合制度，奔走竞争一天比一天严重；所说的是按法律规定，未经任职的人不许奏荐辟举，如今却有人以初任为由，或以空缺尚远为由，改为辟举已经在等待次序的人。第六，改任时投机取巧，扰乱官员常制；所说的是按法律规定，已经授予差遣的人不得请求更换，但如今既已授予这个官职，又谋求其他职务，辞去卑下职位而占据尊贵职位，放弃原职而求取新职。

译第七，荐举不公，大多归因于请托；第八，借补太多，官资泛滥；第九，[原文有缺损]职守，费尽心力向外谋求；第十，隐瞒过失而留任官职，轻视国家法律。所说的是，曾经获罪，必须等到赦免宽宥；如今有人刚遭弹劾，尚未获得赦免，就已经经营谋求差遣。旧制规定，因军功补授官职的人，自然应当从军；除年老患病而应淘汰者外，没有参加吏部选任和自行就任辟举的制度。近年各路奏报军功不实，借机把姓名列入其中，却允许他们到吏部候选；各司又纷纷奏荐辟举，实际上妨碍了铨选法。建炎年间战争兴起，杂流人员补授官职的很多，有的名义是上书献策，有的是勤王，有的是守御，有的是捕盗，有的是奉使，名目不一，都是边帅借用便宜行事、承制行权的权力，擅自除授提拔。有进士直接补授京官的，也有平民冒用姓名便做郎、大夫的。于是诏令：“从军而应当赏赐的人，只按等级补授右选官职，以清理官员品流。”又有民间愿意学习射箭的人，登记他们的姓名；守令每月考试一次，选取技艺优异者，按照三路保甲法分别任用。绍兴初年，曾因战争导致军费不足，有司请求招募百姓纳资补官，皇帝对此感到为难。参知政事张守说：“祖宗时授予的是斋郎，就是今天的将仕郎。”知枢密院李回说：“这总比向百姓科率要好。”于是允许补授承节郎、承信郎、诸州文学到进义副尉，共六等；后来又授予通直郎、修武郎、秉义郎以及承直郎至迪功郎。这些人的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封叙，都依照奏补出身的法律办理，不得注授令录和亲民官。和议以后，制定等级来搜求遗失的书籍，也命令以官职作为奖励。凡为国事死亡而没有遗表致仕资格的人，允许上奏补授其本宗或异姓的亲子孙、弟、侄：文臣授将仕郎，武臣授承信郎；其他亲属授上州文学或进武校尉，用来褒奖抚恤忠义之士。又因为两淮、荆襄土地广阔，招募百姓努力耕田。凡平民劝导百姓开垦土地达到七十五顷的，授副尉；达到五百顷的，补授承信郎。孝宗即位后，命令帅臣、监司、郡守、曾任两府官以及朝官等派遣亲属进献贡物，按等级补授登仕郎、将仕郎，并推恩，按选限计算。淳熙三年，诏令停止鬻爵；除歉收之年百姓愿意缴纳粮食赈济饥民，且缴纳后仍有余粮的，允许补官外，其余一律停止。从此，纳资取得的军功不计入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只能用于赎罪以及到转运司请求解送。志第一百一十二，选举五（铨法下）。○远州铨补、荫补、流外补。川峡、福建、广南一带，路途阻隔遥远，地势险恶，中原人多不愿到那里任职。起初，铨选制度略作限制：州县官和幕职官，每任近地之后，下一任必须任远地；川峡、广南以及沿边地区，不准携带家属赴任的算作远地，其余都算近地。后来把川峡分为四路，广南东西分为两路，福建为一路，之后又增加荆湖南路，开始建立八路定差制度，允许中原人和当地人在候选者中按意愿接受差遣，这叫作“指射”，此制实行后一直没有废除。太平兴国初年，选人孟峦拟任宾州录事参军，到匦院申诉冤屈，因而被判流放海岛。从此以后，得到远地差遣的人不敢推辞。不久诏令说：“川峡、岭南、福建的注授官员，除按路程计算的期限外，另给两个月期限；逾期不赴任的，本州不得放行其上路，必须遣送到京，除去名籍，不得与士人交往。有的如果患病，就在到达之处呈交文书，由长吏查验核实，发给公据；若病成废疾而不能损害任事能力，则具状上报。”雍熙四年又诏令说：“选人年满六十岁，不得注授远地；不是当地人但自愿前往的，听其自便。凡任职于广南、蜀地、福建州县的，都给付续食。”起初，岭南缺官时，往往派人代理。至此，诏令各州长吏从试任者中考察可用之人加以选用；任期届满后，上奏送到京城，授予出身。淳化年间又诏令说：“岭南代理官员，各路只准选二十人来补缺，其余全部罢职遣归。” 起初，规定岭南幕职官可以携带族人同行，但任期届满交代之后不得滞留。至道初年，重申诏令：“剑南州县官不得携带族人赴任。若有人敢胡乱称妻子为女奴，携带她赴任，便除名。”起初，荣州司理判官郑蛟违禁带妻子赴任。适逢蜀地贼人李顺发动叛乱，其党羽田子宣攻陷城邑，而郑蛟将他捕获，因而升任推官。此时，梓州知州张雍上奏此事，皇帝命令杀死郑蛟，并因此颁布了这道诏令。咸平年间，因新州、恩州、循州、梅州四州是瘴疠之地，便选派荆湖、福建人注授到那里。吏部铨选拟定官员时，过去都把这些地方的弊端标示出来；从此以后，凡注授恶劣地区，不必再写明这一点。又诏令说：“若有人设法逃避遥远地区，逾期不接受交代，就审讯治罪，并调往远地。” 神宗改革制度，开始诏令说：“川峡、福建、广南任官期满离任时，迎送往来十分劳苦，应令转运司制定格式，就地注授差遣，免得他们赴吏部候选。”于是，七路从常选知州以下，转运司设置缺额名册，详细写明应当交代任期的日期，发给所属各州郡，让众人知晓。凡现任官距离交代还有半年，或已经任满更替的，准许按照本人资序指射。有关部门接受名册并加以审阅，确定符合格式、应当差遣的人，送交审官东院、流内铨审核复查；审核无误后，奏报朝廷，由朝廷下敕。若有人登记本路，或游历注授此州，都听其自便；只是不得任本贯州县及其邻近地区，参与拟定铨选次序都依照铨选格式。没有人愿意接受注授的，就把缺额上报审官院，由候选者指射。武臣隶属枢密院西院、三班院的，命枢密院依此制定制度。后来荆湖南路也允许就地注授。有人说：“当地人担任知州不合适。按法令本应远近交替任职，但川人却允许连续任本路，常常能得到家乡的便利，实在太偏私、太泛滥。”王安石说：“区分远近，是为了均衡劳苦和安逸。中原士人不愿去远地，四路人乐于接受家乡的便利，实行新法就能使双方都满足；何况还可以节省吏卒迎送和官府的浮费呢？”何正臣又说：“蜀地人在仕籍中的特别多，如今从郡守以下都能就地接受差遣，一个郡的官员，当地人占了大半，同僚、吏员和百姓都是他们的乡里亲信，他们很难奉公办事，却容易结党。” 请把知州、县令的缺额收归朝廷，其他官职仍兼用当地人，并酌情规定比例限制，希望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又听说差遣注授还不能完全做到公正，希望允许提刑司调取案牍，进行考察。”奏章呈上后，制度没有因此改变，只是再次严格执行提刑司互相监察的法令。

译元祐初年，御史上官均说：“定差不均的弊端有七项：各路必须赴吏部候选并考试合格后才能差遣，八路却可以随意取射，这是第一项。各路在吏部等待试用，候补往往要等到七年，才能完成一任；八路就地注授，若等到七年，已经换任三次，这是第二项。八路即使因停职罢免而闲居，仍可随即指射注授；而现在在吏部等待次序的人，即使历任没有过错，还要考试法令，等满一年才有注拟，第三项。那些等待次序的人又允许权摄官职，俸禄从不间断；而吏部候选中没有过犯的人，大多也要四年才能再次得到俸禄，第四项。当地人通过指射取得奏名，免试而就地注授，年老力衰后不再希望进取，往往营私废职，第五项。做官日久，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当地人指射本路，不免有亲故请托，第六项。八路的监司地处偏远而且权力专断，设置的名次制度又模糊不清，功过也被抹灭，人们不敢争辩核对；所以有势力的人多能得到优厚便利，而孤寒之士却被拖延排斥，这是第七项。请把八路差遣全部归吏部办理，才较为便利。”不久吏部也请求按照通常格式差除，于是全部归入铨选。绍圣年间恢复旧制度，并且允许八路当地人暗中补授出官，即由转运司考试合格后注授缺额。重和年间，臣僚又指出其中的弊端：“转运司把军储、吏禄、供馈、支移看作自己的职责，却把差遣注授视为末务，往往交给主案吏胥拟定，只由签厅看着已经写好的判书而已。注授缺额的高低，取决于贿赂的厚薄。没有贿赂，定差文书就会漏掉言辞、隐去条目。等到上报吏部，必然被退回，重新参合上报，又要耽误半年。因此缺额很多而不能调任的人也很多。应当督促主管此事的官员，年终查取吏部退回、驳难的有无和多少，以此考核并赏罚他们，这样或许可以公正拟定注授，杜绝吏员受贿。”于是命令制定《考课法》。建炎初年，诏令福建、广南东西两路的缺额全部归吏部办理，只有四川仍沿用旧制度。起初，历代朝廷认为广南路途遥远，赋利收入不足以供养正式官员，所以让两次得到举荐选拔的举人，在转运司考试刑法，合格者注授两路的代理官，称为“待次”。代理官任满两任而没有过错，就授予正式任命。到这时，虽然把缺额归入吏部，但超过一年仍无人愿意前往，便又归还转运司。自神宗朝起，宗室不准调任川峡官职；到此时宗室多为避难进入蜀地，于是允许在四路注拟。绍兴六年，诏令：“川峡转运司每季度第一个月的上旬集中注授。”以此作为定法。绍兴八年，直学士院勾龙如渊上疏说：“行都距离蜀地万里，近年把缺额收归朝廷，偏远寒士受到困抑的很多。希望斟酌以前的制度，稍稍恢复转运司和铨选旧制，制定固定格式，使它与堂除互不侵扰混乱。”于是命令小郡知州、监以下官职，仍交给转运司差遣注授；选人改官到转运司公开参见，称为“到部”。人们都认为这样便利。补荫制度：凡为亲戚奏请授官，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本服期亲，授奉礼郎；大功亲，授守监簿；小功亲，授初等幕职官；元丰以前，试任大理评事。缌麻亲，授知令、录；元丰以前试任校书郎。异服亲也按此办理。有服女子的丈夫，本服大功以上亲属的女婿，授知令、录；小功亲的女婿，授判、司、主簿或尉；缌麻亲的女婿，试任监簿。周功亲女子的儿子，授知令、录；其孙以及大功亲女子的儿子，授判、司、主簿或尉；曾孙、大功亲女子的孙子、小功亲女子的儿子，都试任监簿；不是亲生的儿子或孙子，各降一等；缌麻亲女子的儿子，试任监簿。每逢祭祀南郊和皇帝诞圣节，太皇太后、皇太后各登记亲属四人，皇后登记两人。不是遇到普遍推恩而由特别诏旨赐官的，不适用此法。各妃的期亲，授守监簿；其余授判、司、主簿或尉；异姓亲，试任监簿。婉容以上的有服亲，才人以上的小功亲，都试任监簿。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丈夫的期亲，授判、司、主簿或尉；其余试任监簿；儿子补授殿中丞；孙子授光禄寺丞；女婿授太常寺太祝；外孙试任官衔、知县。亲王的女婿授大理评事；外孙授初等职官；女儿的儿子和女婿试任监簿。宗室缌麻以上亲属的女婿，试任官衔、知县；袒免亲，授判、司、主簿或尉。愿意补授右职的，依照换官法办理。奉礼郎即右侍禁，幕职官即左班殿直，知令、录即右班殿直，判、司、主簿、尉即奉职，试任监簿即借职。文臣方面：三公、宰相的儿子，授诸寺丞；期亲，授校书郎；其余亲属，即本宗大功至缌麻服亲。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补授或试任官衔。使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副使、宣徽使的儿子，授太祝、奉礼郎；期亲，授校书、正字；其余亲属，补授试任官衔。节度使、仆射、尚书、太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的儿子，授校书郎、正字；期亲，授寺、监主簿；其余亲属，试任官衔。三司使、翰林、资政殿侍讲、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太常卿、宗正卿、中丞、丞、郎、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的儿子，授正字；期亲，授寺、监主簿；其余亲属，试任官衔及斋郎。两省五品官、龙图阁直学士、待制、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的儿子，授寺、监主簿；期亲，授试任官衔；其余亲属，授斋郎。各司大卿、监的儿子，授寺监主簿；期亲，授试任官衔。小卿及兼任监职者的儿子，授试任官衔；期亲，授斋郎。武臣方面：宰相的儿子，授东头供奉官；使相、知枢密院的儿子，授西头供奉官；期亲都授左侍禁；其余亲属，从左班殿直以下依次授官。枢密使、副使、宣徽使、节度使的儿子，授西头供奉官；期亲，授右侍禁；其余亲属，从右班殿直以下依次授官。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的儿子，授右侍禁；期亲，授右班殿直；其余亲属，从三班奉职以下依次授官。客省使、引进使、防御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阁门使的儿子，授右班殿直；期亲，授三班奉职；其余亲属，授差使、殿侍。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各房副承旨的儿子，授三班奉职；期亲，授借职；其余亲属，授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院分房副承旨的儿子，授三班借职。

译凡兼任馆阁校理、检讨，王府记室、翊善、侍讲，三司主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江淮发运、各路转运等职，才允许奏请有关亲属。提点刑狱只允许奏请儿子。曾因贪赃抵罪而后恢复原官的，不得享有此制。文臣升至郎中及员外郎而任馆阁职，武臣升至诸司副使、诸卫将军的，只准荫补一个儿子或孙子；仍在贬谪名籍中的，不得参与。太祖初步制定任子法：台省六品官、诸司五品官，入朝任职并曾历任两任以后，才可以请求荫补。起初还减少每年补授千牛、斋郎的名额；斋郎必须年龄、相貌合格，且诵读经书熟练，才准奏请。太宗即位后，各州进奏人员授予试任官衔和三班职；最初因推恩授予散试官的，不得参加候选。太平兴国二年，才诏令授试任官衔等人特别确定七选集，遂成为定令。凡皇帝诞圣节和每三年一次的大祀，都允许奏请一人。淳化改元时推恩，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官员，都允许荫补；遇到升转品级时，还允许再荫补一个儿子，于是奏荐的恩典开始扩大。每逢诞圣节，朝臣多请求为疏远亲属奏荐，皇帝不予答复。至道二年，才限定翰林学士、两省五品官、尚书省四品官以上者，赐给一个儿子出身，这就是圣节奏荐的惯例。在此以前，任子可以代理太祝、奉礼，不久便补为正式官员。皇帝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不到十年就可以坐享进入馆阁的资格。”这一年，全部授予同学究出身，参加候选。真宗东封、祭祀汾阴时，进奉人员中已经做官的提升官阶，尚未做官的命翰林院考试才艺，分别授予试任官衔、斋郎、借职。公主、郡主、县主以下的各类亲属，以及外命妇入宫的，也都有恩典庆赏。东封的恩典，则提点刑狱、朝臣、使臣都可以奏请一人。过去奏请戚属没有固定制度。有人请求补授阁门祗候，真宗认为宣赞这一职务不能用恩泽授予，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请求叙迁的，最高只到殿直。”大中祥符二年，因门荫授为京官，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而请求差使的，命令到国学学习；满两年后，由审官院和判监官考查学业，才把姓名上报。内诸司使、副使被授予边地官职的，辞别皇帝时允许奏请儿子。诏令枢密院制定制度；凡把孙子或侄子冒充儿子请求荫补的，依法治罪。大中祥符七年，皇帝巡幸南京，诏令曾侍奉太祖的臣僚，赐给一个儿子恩泽；命翰林学士李维等制定办法，自给事中、谏议大夫、观察使以上官员可以请求。起初，转运使辞别赴任时，允许奏请一人。天禧以后，只有川峡、广南、福建的转运使可以奏请，其他各路必须再次任职后才可奏请。又诏令：“承天节恩例所荫补的子孙，不准改为其他亲属，也不准给已经享受禄养的人。” 特许西京分司官员在郊祀时奏请荫补一个儿子。从此，在西洛分掌事务的官员可以援以为例，南京官员则不行。仁宗庆历年间，裁减通过奏补进入仕途的途径。凡选人遇到郊祀而赴吏部参加考试的，如果不赴试，也没有人举荐，便永远不得参加候选。取消圣节奏荫恩典后，学士以下官员遇到效恩时，可以奏请大功以上亲属；再次遇到郊祀时，可以奏请小功以下亲属。郎中、带馆职的员外郎，第一次遇郊可荫补儿子或孙子，第二次郊祀可奏请期亲，第四次郊祀可奏请大功以下亲属。第一次得到奏请机会时若已年过六十而无子孙，可以荫补期亲。皇亲大将军以上官员的妻子，第二次郊祀也允许奏请。武臣的荫补条例仿照此制。凡荫补长子、长孙不限制年龄；其他子孙必须年满十五岁，弟弟、侄子必须年满二十岁，并且必须是五服以内亲属才允许。已经荫补过而去世的人，如果没有子孙享受禄仕，允许再次荫补。从此，任子的恩典减少了。英宗即位后，各郡县进贡奉表的人，全都命令授官。知谏院司马光进言：“监司、太守派遣亲属到京城奉表，不论官职高低、亲属远近，都推恩授予班行、幕职、权知州军等官；有时派去的人并非亲属，也授予斋郎以及差使、殿侍。这是因为国初承袭五代姑息藩镇的弊端，因循至今没有改革。爵位禄秩本来是用来对待贤才的，如今这些人接受官职，实在太过泛滥。即使不能全部罢免这些人，如果是五服以内亲属，按等级授予一官；没有服属关系的，酌情赏赐金帛，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救滥授官职的过失。”然而诏令已经施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当时正忧虑官员冗多，进言者都说：“因为每三年考核一次，升迁太快，容易升到高位，所以得到荫补的人很多。”于是命令待制以上官员，自升官后六年，没有过错才再次升迁；有过错则延长年限，最高升到谏议大夫为止。京朝官四年考核一次，最高升到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限定七十人，出现空缺时，由资历最久的前行郎中补任。少卿、监以上官员升迁，听候诏旨。

译仁宗虽然取消了圣节恩典，却仍对妃嫔、公主实行。神宗既然裁减臣僚奏请荫补，又认为宫中妃嫔和外戚的恩典尤其泛滥，所以逐渐加以抑制。过去，各妃每逢圣节可奏请一个亲属，隔一年可奏请两人，郊礼可奏请一人。嫔御每逢郊礼可奏请一人，两次圣节合计奏请一人。后来规定，各妃每逢圣节和郊礼，都可奏请一个有服亲属。淑仪、充仪、婕妤、贵人遇郊礼，可奏请一个小功以上亲属；名位不同而资品相同的，可以比照奏荐。过去，公主每逢圣节、郊礼可奏请丈夫的一个亲属；公主生日也可奏请一人。后来取消生日恩典，所奏请者必须是有服亲属。皇亲的妻子两次遇郊礼，可奏请一个期亲，后来取消这一奏请。过去，郡主、县主遇郊礼，可奏请亲生儿子授右班殿直；如果是庶子或丈夫的亲属，两次遇郊礼可奏请一人授借职。后来，亲生儿子只注授幕职，孙子或庶子要两次遇郊礼才允许奏请一人，丈夫的亲属不准奏请。过去，臣僚的妻子被封为国夫人，可以享受遗表恩，后来取消。妃嫔、公主以下，除非是有服亲属的女婿，否则不准奏请。不久曾布等又说：“臣僚陈请恩泽，应当制定固定制度。” 于是允许现任二府官员每年请求给一人差遣。宰臣、枢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罢职的，可以请求给一人转官、两人指射差遣；其余执政官各一人。待制以上请求差遣、升任学士的，还可再请求一人。三路、广桂安抚使、知成都府、梓州的差遣，可给一人，其亲孙、儿子各循一资。广南转运使、提点刑狱可以奏请子孙或期亲中一人入官。成都、梓、利、夔路差遣可给一人，子孙各循一资。中书检正官、枢密院检详官升至员外郎，在职满两年，遇大礼允许补授亲属。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官，即使尚未升至员外郎，也准许奏补。邕州、宜州、钦州等极边烟瘴地区的知州，允许奏请子孙一人。凡因战阵死亡或死于王事的，允许授官给其子孙。功臣画像之家如果没有正在享受禄禄的人，允许特别奏请子孙一人入官。制定《铨试法》后，任子中考试合格的，可以随吏部铨拟注授；考入优等的，往往由特别诏旨赐进士出身。元祐元年诏令：“各军致仕、停职、遣放人员，若其遗表恩本应及于儿子，而超过五年才自行陈请，恐怕有冒领滥授，不得推恩。职事官中卿、监以下应当任子的，必须官至朝奉郎，才允许奏请。”元祐三年，规定宰臣、执政第一次遇郊礼，可以奏请本宗亲属、异姓亲属各一人；第二次遇郊礼，奏请人数同第一次。愿意把恩典用于已有官职的人，可以转官并循资，或请求差遣，但不得转入朝官、循资进入支掌官。应当奏请承务郎、殿直以上官职的，允许换升一任，但不得升为通判。其他官员第三次遇郊礼，允许奏请有官之人。旧制规定只能奏请两人的，下一次郊礼只准奏请有官之人。后来遇到郊礼而又符合补荫条件的，也按照这个间隔次数办理；已经致仕而遇大礼应奏补的，再奏请一次即停止。宣仁太皇太后告诉辅臣：“近来已经裁减入仕人数，本家恩泽也应减少四分之一。”吕公著等说：“陛下临朝共同听取政事，本殿的恩泽本来不应限制人数。以前规定只与皇太后相同，怎么能再削减？”宣仁说：“裁减恩泽，如果从上面开始，才算一律平等。” 于是诏令说：“官员冗多的忧患，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裁减入仕人数，就无法澄清选取士人的源头。我以微薄之身率先天下，从今以后每逢圣节、大礼、生日，本应得到的亲属恩泽一律减少四分之一，皇太后、皇太妃也同样办理。” 哲宗亲自执政后，下诏恢复旧制。凡请求致仕而不愿转官的，中大夫至朝奉郎以及诸司使，允许奏补本宗一个有服亲属；奉议郎、内殿承制以下，允许给予一个有服亲属恩例；只有中大夫、中散大夫以及带遥郡的诸司使，荫补之外仍给予一个有服亲属的恩例。若致仕诏书尚未接受便去世，在外任者以陈请送到门下省之日为准，在京者以获得诏旨之日为准，也允许请求给予一个有服亲属恩例。起初，《任子法》以长幼为顺序；如果应当奏请的人有废疾，或曾犯私罪被判徒刑，或品行不肖、难以任职从仕，允许越过他奏请下一人。到这时，才删去法令中“长幼为序”四字。元祐五年，制定《亲王女郡主荫补法》：遇到大礼，允许奏请一个亲属；亲生儿子仍授右班殿直。两次遇大礼，可以奏请儿子或孙子授奉职。若将奏请儿孙的恩典转授给外服亲属的丈夫以及丈夫的有服亲属，有官者转升一官，但不得升入朝官；选人循一资；无官者授借职。必须是期服以下亲属，才允许奏请。吏部说：“皇太妃遇大礼时，按规定应将恩典给亲属，但服制关系不合制度。”诏令以皇后缌麻亲女子的儿子为例，补授借职。旧法规定，母后之家每十年可以奏请一个门客，而太妃尚无此法。绍圣初年，诏令皇太妃依兴龙节奏请亲属恩典，并转授给门客。从此，太后每满八年、太妃每满十年，可以奏请一名门客，给予假承务郎，允许参加候选。如果年限未满，所有恩典都不得转授。元符以后，命妇生皇子，允许依照大礼奏请有服亲属，三品以上官员可奏请三人。宗室缌麻亲属，允许比照异姓荫补孙子的规定办理。凡荫补异姓亲属，只有执政官可以奏请；如签书枢密院事虽依执政官的法令办理，但所荫补的人不计入候选年限。后来因转官受到止法限制，允许把恩典转授给尚未入仕的子孙；而贪图冒领的人又请求转授给异姓亲属，有关部门常加以阻止，但皇帝也多次亲笔特许补授。政和年间，尚书省制定《回授格》：没有官职可以转授，或虽可转授但因官阶太高不愿转授，或事功重大、成效显著的，列为一等，允许奏补内外无官而有服的亲属；官职受止法限制不能转授、但功绩次为显著的，列为一等，允许奏补本宗无官的袒免亲；官职不太高而功绩很大的，列为一等，允许奏补本宗无官的有服亲属；官职不太高、功劳也不太大的，列为一等，又分为三类：一类给予内外有官的有服亲属，一类给予本宗有官的有服亲属，一类给予有官有服亲属的子孙。总共分为六等。

译宣和二年，殿中侍御史张汝舟说：“如今法令所规定的补授奏荐，与先朝相同。过去官至大夫，要历任三五十年；如今考核三五年，已经有人升到大夫。诸翼将军升至武翼郎，必须出官三十年，才允许奏补；如今文武官奏补从未限制年限，这太过泛滥。至于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经请求致仕却来不及接受诏书，便按规定不予恩典；于是有本人已经去世而尚未接受诏书的，家人甚至隐瞒丧事，等待年限；然而因为未能亲自接受诏书而不能享受恩典的人很多，这又太吝啬了。希望从今以后，中大夫至带职朝奉郎以上官员，即使遇到郊祀恩典，入官不满二十年的，都不许荫补；即使已经奏荐过，后来再遇郊祀而年限仍不足，也停止其奏请，希望借此抑制滥授。至于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官员曾请求休致，而本人在发布诏书前去世的，希望一并允许奏请荫补，以弥补他们未能接受诏书的缺憾。”诏令尚书省：文武官致仕时，即使来不及接受诏书，只要没有曾经受荫补的人，仍可享受遗表恩。此外，寺、监长官和副长官至开封少尹，属于依职事荫补的，不受年限限制。其余均依从张汝舟的建议。崇宁以来，类似的泛泛赏赐很多，例如说“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而特别授官、特别升官的，都没有可以列举的实际事状，只是直接把官职给了他们。孟昌龄、朱勔父子、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人，凡是提出请求都有固定价格，所以不到三五年，选人便有人升到正郎或员外郎，带职小使臣升到正、副使，或进入遥郡横行。但蔡京提拔任用从官，不论资历途径，只要一句话合意，当天就能成为持橐近臣。又优待堂吏，往往升到中奉大夫，或者改授防御使、观察使。由此任子人数增加百倍。〔“饮宗”原文疑有误〕即位后，赦恩普遍转官，只允许宗室享受；文武臣僚只准将恩典转授给有官的有服亲属，并且诏令：“不是法令规定可以转授或特别许可的，不得录用。” 高宗中兴后，重新制定《补荫法》，内外臣僚的子孙、期亲、大功以下亲属及异姓亲属，文武官各有不同等级和官秩，详见《职官志》。建炎元年诏令：“宰执子弟因恩泽而任待制以上官职的，一律罢免。”绍兴四年诏令：“文武太中大夫以上官员以及现任带两制职名的，仍不限制年限。没有出身的人，自授官后满十五年、年满三十岁，且不属于宫观任职或责降人员的，允许依条例补荫。”绍兴七年，中书舍人赵思诚说：“孤寒之士名列选部，都要等待数年的缺额，大多十年还不能得到一任。如今亲祠之年，任子约有四千人，那么十年以后就会增加一万二千名官员，科举取士还不包括在内。这样看来，寒士将有人三十年还不能调任。祖宗时期，做到卿、监的官员，都是凭实际年资和功绩取得的，年纪必定超过六十岁，一人也不过得到恩泽五六人。后来私下请托盛行，横加恩典而范围扩大，有人年未三十便官至大夫，官员数量比祖宗时不知多了多少倍，而恩例却从未减少。有一人任子竟达到十多人，这种弊端如果不改革，实在会败坏政事，希望商议革除。” 恰逢赵思诚离开朝廷，这项议论便搁置了。旧法只有犯贪赃罪的人不许任子，新令又把私罪判徒刑的人包括在内，有关部门认为受到限制妨碍的人太多，于是废除了新令。又诏令：“宰执、侍从致仕时的遗表恩，只准补授缌麻以上亲属，不得涉及异姓。”绍兴二十二年，因为武臣多出身军中，爵位官秩虽高而同族姓氏较少，凡是荐奏时，同姓都冒充期亲、大功亲，异姓都冒充中表亲，街巷之人也借机攀附求进。命令必须经过统辖长官结罪保明，弄虚冒认者实行连坐。皇帝对于后妃补荫，也不断加以裁抑，并诏令后族不得任用为从官。孝宗即位后，考虑改革冗官。起初诏令百官任子遇郊祀恩典时暂免奏荐；年满七十岁的人，遇郊祀不许奏请儿子。不久又诏令，尚未奏请者允许奏请一人。隆兴元年，因张宋卿提出荫补冗滥的问题，制定为固定制度：凡员外郎转为正郎、正郎转为侍从、卿监升至中大夫，每人第一次遇郊祀，允许任用一个儿子；第二次遇郊祀，便不许再请求。遗表恩各减少一人。减年等类的恩典，也去掉一半。至于府史一类官员、武功一类官阶，也仿照此例分别降低。乾道二年诏令：“不是泛泛补官的情形，如宗室、戚里女婿捧香，异姓上书献颂，随奉使补官，阵亡者的女婿，异姓给使减年之类，若转官达到应当奏荐的官阶，等到致仕时可以奏请一人；已经奏请过的，不得再次奏请。”乾道四年诏令：“宗室袒免亲中的诸卫将军、武功大夫至武翼郎以上，遇到大礼奏补亲属的，一律依外官法，著为法令。”乾道九年诏令：“文臣带职员外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没有奏荐过的，给予致仕恩泽一人；已经奏荐过而被荫补的人去世，允许再次请求。凡朝奉郎、武翼郎以上，补授后满三十年的，也给予一人。”又诏令：“武臣曾任执政官，遇郊祀时允许补授文资。”于是，恩典数量也按执政官的标准给予他们。这是因为外戚、宗室以及攀附他们的臣僚，都争着用文资给自己的儿子取得禄位，已经无法恢复正常。自隆兴年间制定按实际资历和功劳酬赏、据此对照升官的制度后，升官稍稍放缓。到这时，郊祀恩典的奏请看似减半，但弊端仍未大为止息。淳熙九年，才诏令：“减少任子名额。从宰相、执政、侍从、卿监、正郎、员外郎分为五等，每等递减，以两项折中确定限额，武臣也如此办理。” 宰相十人，执政八人，侍从六人，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全部减少三分之一。”于是冗滥现象逐渐得到改革。宁宗庆元年间，制定《补荫新格》，自使相以下分别规定等级；文臣中大夫、武臣防御使以下，不许以遗表推恩。嘉泰初年，因为官员冗多、恩典泛滥，凡宗室女婿授官的，依旧法终身只准任用一个儿子；两府使相不得以郊祀恩典奏请门客，明定为法令。

译凡流外人员补授、参加选拔，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的职掌人员，每年派近臣与铨曹长官，到尚书省共同考试律令三道；考试合格的补授正式名额，按劳绩计算考核。三馆、秘阁的楷书，都由本司考试书札，再由中书复试，补授任职。后来因为应试者多夹带、传授作弊，于是实行锁院、巡查搜检、糊名。凡考试各部门吏人，考问律令及疏义，考核合格后，还命令口头背诵所答内容，以防止作弊。对于自己陈述劳绩、由臣僚替他陈请而特别免除口诵的，称为“优试”。获得优试的，大多能中选。后来便对各部门人员进行考试，每年限定二十人为名额，不得侥幸请求优试。担任职掌的人员都有限定年限，授任外州司户，或勒留任职；有的升到诸卫长吏、两省主事。学士院、审官院、审刑院、登闻检鼓院、纠察刑狱司，都从各部门吏人中选取人员，有的按年限，有的按本司选拔资格办理。然而中书制敕院及五院出现员缺时，多半立即派官员特别考试书札，以考察才质。制敕院要求是堂后官以下官员的亲属，五院要求父祖曾有官职，枢密院也如此，只在本院考试考察。宣徽院、三司、各省、阁门、三班院，都由本司召补，升到首领后出职。凡出职人员，枢密院、三司都补授借职以上官职，其余有的补授州县官。内廷各司主吏、三司大将，也有补授三班借职的。中书主事以下、三司勾覆官以上，各自带任诸州上佐；枢密院主事以上，都带任同正将军；其余多带任远地司户、簿、尉。此前，勒留、出官以及选限，都没有固定的制度。其中隶属于近司的人员，有的才任职二三年就被堂除为外官。咸平末年，皇帝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会同两制、御史中丞共同详细制定此事。宋白等人请求下令：中书沿堂五院的行首、副行首，依照旧制补授三班；通引、堂门、直省、发敕验使臣，遇到员额空缺时，依照名次补授正名；任三年授予勒留官，遇到恩典则任一年即授予，授官后七年出官。宣徽院贴房至都勾押官，军将至知客、押衙，各分六等，均按次序补授；升至勾押官、押衙后，任职五年以上出官的，补授三班官，或任簿、尉。学士院孔目官，补正三年授勒留官，遇到恩典一年即授，授官后五年出官；驱使官，补正四年授勒留官，遇到恩典二年即授，授官后八年出官。三馆孔目官、书直库表奏官、守当官，任职四年授勒留官，遇到恩典二年即授；授官后，守当官八年、书直库表奏官七年、孔目官六年出职。因职务迁转补授的，允许合并计算任职年限进行考核；有奉钱官职的，再留任三年。典书、楷书经过五次选任考核后，按照规定由三馆入流；如果任职年数已经较少，不得因各种名目的优待劳绩而减少选任次数。阁门、客省、承受、驱使官按转迁次序，都依本司旧例补为正式名额，四年授勒留官，遇恩典则二年；授官后七年出授簿、尉，行首仍依旧制办理。审刑院原本没有职掌名额，便从各部门选取正式名额人员差遣，不论是否有勒留经历。审官院五年、审刑院三年，在出官以前，各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实行勒留，并比照七选集授官的例子，参加候选时不以州县地望作为资序。”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后来又规定，客省承受、行首任期满后补授殿直、奉职；御书院、翰林待诏、书艺祗候任职十年以上而没有过犯的，允许出职。太祖曾亲自查阅各部门的流外人员，把勒令回乡务农的四百人。开宝年间诏令：“流外选人经过十次考核而进入令、录选格的，要引见对答后，才可以注拟。驱使、散从官以及技艺人员，即使资历考核很多，也不予注拟。”堂后官多有奸邪贪污行为，朝廷想改用在令、录、簿、尉选格中的士人充任；有的人不屑就任，而所选人数又不足，于是仍按旧制办理。雍熙年间，以堂后官充任职事官，入朝谢恩以外不参加朝参，拜见宰相的礼节与胥吏相同。端拱初年，以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楚丘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将作监丞，充任中书堂后官；从选人中选拔并授予京官来担任堂吏，从此开始。《志》第一百一十三，选举六（保任、考课）。保任制度：铨选注授本有固定格式，大体都受法令拘束；法令可以用来制定公平标准，却不能用来选拔人才。因此官员的取舍、升降和等级格式虽然都有规定，又要求官员负责保举任用。凡改换官秩、提升资序，必须看有没有人举荐保任，以此决定是否批准；至于职任特别优异的，又根据具体事务另立条目，往往特别诏令公卿、部刺史、牧守长官，就在所属地区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人，宣扬其才识，并决定是否任用其才能。从侍从、台谏、馆学等高位官员，到掌管钱谷、兵武的职务，有时也用荐举方式任命，说明并不拘泥于法令。宋朝初年，保任制度还没有建立限制。建隆三年，才开始下诏说：“常参官和翰林学士，每人推荐一名适合担任幕职、县令、录事参军的人，要分条说明他的实际情况，不得因是亲属而回避。”不久，推荐人多借机作奸，于是知制诰高锡上奏说：“请允许人们告发推荐不实的情况；查实后，已有官职的优先提升，没有做官的授予官职，或者赏赐缗钱；如果不实，就反坐治罪。”从此，有时特命陶谷等人推荐才干足以担任通判的人，有时下诏令翰林学士和常参官推荐京官、幕职以及州县正员中适合升任朝官的人。藩镇上奏推荐掌书记时，多有超越资历次序的情况，于是下诏规定，历任两任且有文学才华的人才可以上奏推荐。又命令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在所属地区的官员中选取才识优异、德行敦厚的人各两名，防御使、团练使各推荐一人，遣送到朝廷，观察他们的器识才业后再加以任用。凡因被推荐而升任官职的人，诰命上都要署明推荐人的姓名；以后如果不如推荐状中所说，推荐人也要连带获罪。太宗尤其严格要求牧守官的任用，下诏令各道使者考察所属地区中品行著名、政绩特别突出、文学才华优异的人；州长官选择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中清廉精干的人，列出姓名上报，朝廷通过驿站召来引见，授予知县之职。又命令考察所属各部的司理参军，推荐其中廉慎而精通审理案件的人。雍熙二年，开始规定，推荐适合升任朝官的人，由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和尚书省的官员负责。

译淳化三年，命宰相以下直到御史中丞，每人推荐一名朝官担任转运使，于是下诏说：“国家详细搜求能办事的官吏，把主管财政的机构分设在外地；转运使虽然名义上负责转运，却兼有按察之职，总管各郡各国，职任尤其重大，民情的安乐与困苦，无不取决于此。只是还担心有人求取功劳，因此本来就应当责求实际成绩。凡转运使整治改革各项事务，平反狱讼，办理漕运钱粮，成绩最为突出，以及有所建设设置而确实有利于百姓的，都命令在年终上报。不是特别突出的，不得分条奏报。”又下诏说：三司、三馆中已经升迁的职事官，不在推荐之列；其中有才干而出任外职、尚未被朝廷知晓的人，才可以上奏推荐。开始规定内外官员，凡是推荐的人后来变节或越过法度，如果推荐人自首，就免除与被荐者连坐的罪责。太宗在听政之余，常常取来两省、两制中清望官的名册，选出有德行声誉的人，全部命令他们推荐官员。所推荐的人，必须分条说明其爵位、乡里以及历任官职的政绩优劣，上报时不得隐瞒。如果推荐情况属实，就给予奖赏；没有凭验的，就治推荐人的罪。太宗又曾对宰臣说：“君子和小人的志趣不同。君子谨慎敬畏，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欺骗，名节即使在仓促危急之际也不会改变；小人虽然善于谈论忠信，实际行为却很邪僻，做官时贪污财货，并不畏惧刑罚。比如薛智周以侍御史身份出任婺州知州，政务靠贿赂才能办成，聚敛财物没有止境；当地物产富足得超过罗州，州民称他为‘罗端公’，那么他的治理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你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如今命朝臣推荐官员，已经是舍本逐末；如果连推荐人的品行也不加选择，又怎么能得到人才呢？”供奉官刘文质曾入朝上奏，说他考察两浙地区的官员高辅之、李易直、艾仲孺、梅询、高鼎、高贻庆、姜屿、戚纶八人都有治理政绩，皇帝还下发玺书加以褒奖。皇帝说：“刘文质所推荐的，都是良吏。”特意升任刘文质为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年间，秘书丞陈彭年请求按照唐朝旧例推荐官员来代替自己。皇帝下诏令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共同审议。冯拯等上奏说：“过去的制度规定，常参官以及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少尹、畿赤县令和七品以上的清望官，授职后三日内，要在四方馆上表推荐一人来代替自己。奏表交给中书门下；每有官职空缺，就根据被推荐次数多的人酌情授职。现在官品和制度与过去沿革不同，请规定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六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司四品以上的官员，授职后上表推荐一人代替自己，把奏表投进阁门，才可以入朝谢恩。在外任职的官员，授职后三个月内，写好奏表通过驿站上报。”于是把这些规定写成法令。真宗初年，多次下诏推荐官员，但还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大中祥符二年下诏说：“幕职官、州县官第一次任职时，还不熟悉吏事，必须历任三任、经过六次考核，才可以论荐。”三年，开始确定制度。从翰林学士以上的常参官开始，每年各推荐一名出任外职的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官或州县官，并写明其治理政绩和适合担任的职务，命阁门、御史台在年终统计人数。如果没有推荐状，就详细奏报并予以处罚。冬季因差遣出任外职的官员，也必须推荐官员以后才能入朝辞行。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中曾任西北边地以及川、广地区钤辖、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也仿照这一制度办理。各路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推荐所属地区的官员时，不限制人数，但要详细说明其在任的功劳；如果没有可以推荐的人，或者明显存在推荐过多、滥荐的情况，也必须指明说明，不得顾虑回避。推荐名单须在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达京城；逾期则由都进奏院报上姓名，按照不申报考核账簿的法律论罪。三司使、副使推荐在京掌管事务的京朝官和使臣。凡被推荐的人，中书每年设置两本名册，列出姓名官衔，并在下面记载历任的功过、推荐人姓名和被推荐次数。一本留在中书，一本在五月一日送入宫中。第二年，名册中仍要计算以前的功过和推荐人的次数；使臣则由枢密院设置名册。两省、尚书省、御史台的官员出使回来后，必须考察所到之处以及经过的邻近郡县官员的治理善恶，上报朝廷。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入朝时，各自详细说明前任所属地区官员的治理成绩和能力；如果从邻近地区以及所经过的州县访闻到善恶情况，也允许一并上奏，但要先投进阁门，才可以入朝见皇帝。凡朝廷需要人才，或者想要治理州县中的弊政和繁重事务，就从名册中查看被推荐次数和考核成绩较多、资历相当的人，差遣任用，并在宣敕中全部列出推荐人的姓名。如果任内能办成事务，就特意升其官秩；如果不能办成事务，即使原来的罪行不足以罢官，也要调往清闲、低微或偏远的地方。内外群臣所推荐的人中，如果有三人取得成绩，就由中书、枢密院列出姓名，请求皇帝下旨甄别奖励。如果推荐的三个人都不能办成事务，推荐人所负的罪责即使不至于罢官，也要上奏裁决，按规定责罚降职；如果成绩有得有失，也要酌情抵折处理。天圣六年下诏说：“审刑院推荐常参官中在京刑法机构任职的人担任详议官；大理寺详断官、刑部详覆法直官，都推荐熟悉法律的幕职官和州县官担任。自行请求参加试律的人必须经过五次考核，有人推荐后，才允许参加考试。考试律文三道，解释律文二道，再审断中等和小型狱案二道，合格者列入中等等级。”当时通过推荐官员来选拔人才，制度并不固定。国子监缺少讲官时，皇帝下诏令各路转运使推荐通晓经义的人；有时想破格用人，也曾下诏令近臣推荐历任通判、没有贪赃罪而且有才能处理繁重事务的常参官；想要任用官员到边疆要地时，也曾下诏令从节度使直到阁门使、知州军、钤辖、诸司使，推荐殿直以上有才干勇力、适合边地任职的人，或者命三司使以下直到天章阁待制的官员上奏推荐。边境有警报时，就下诏令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推荐所属地区中才干足以担任将帅的人；三路的知州、通判、县令，则命近臣推荐清廉能干的官吏加以选任，不拘泥于资历。至于有文学和品行的人，理财才干的人，精通刑名法律的人，也都根据当时的需要加以推荐。

译天圣以后，被推荐而升任的人很多，朝廷开始告诫近臣，除非接受诏令，不得擅自推荐官员。又下诏严厉申明，不得把推荐官员当作徇私的手段。已经任用至部使一级的人，不得再推荐；如果推荐失误而被荐者已经升用，也听其自然，不再追究。推荐人自称所报情况不实的，不以此为过错。起初，选人经过四次考核，有四名推荐人，就可以通过磨勘升为京官；后来诏令增加为六次考核，须有五名推荐人，而且其中必须有本部使者。御史王端认为：“按法律，使用两名推荐人的保任，就可以任县令。任县令没有过失，又升为职事官、知县；再没有过失，就可以改任京官。这实际上是用两名推荐人，保证他连续任职三任。朝廷原来没有交叉考核审察的办法，有人偶然没有过错，便轻率地相信他并升任。因此庸碌之人都能自行求进，因循不改，弊端将会越来越深。”于是制定法令：被推荐担任县令的人，任内再次有人推荐，才可以升迁；否则就按照通常选官的办法办理，不得擅自升补。当时不断增加禁限：常参官已经授任外职的，不得上奏推荐官员。现任知州、通判的京官，升朝官中的兵马都监、诸司副使以上官员，以及在京任职、曾任知州或通判的员外郎，诸司副使中曾任兵马都监的人，才允许推荐，最后仍由流内铨裁定。内外臣僚每年推荐的人数，文臣从待制到侍御史、武臣从观察使到诸司副使，推荐吏员各有规定数目，不得随意超过；而被推荐者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推荐，才可以通过磨勘。又限制为到任经过一次考核后，才可以推荐。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官员每年推荐京官不得超过两人，常参官不得再推荐，从此推荐官员的数量减少了。规定监司根据所属州的多少以及政务繁简，确定推荐县令的数额，不是本部所属地区不得推荐。后来又增加到须有三名推荐人。大概是由于官员冗滥的弊端逐渐严重，所以保荐制度大体上开始简略，后来逐渐详细严密。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又说：“如今京朝官直到卿、监，共有二千八百多名；而吏部上奏推荐、等待磨勘的选人，尚未引见的就有二百五十多人。再拿先朝的情况来比较：天圣年间，法律还简略，选人经过四次考核就能改官，各路使者推荐所属地区的官吏，也没有限定人数；在京台阁官员和常参官中曾任知州、通判的人，即使不是所属地区的官吏，也都可以推荐。当时每年磨勘改官的只有几十人。后来资历考核次数增加，知州推荐官吏要根据所属县邑多少来裁定人数，常参官又不许推荐士人。条例逐渐繁密，而改官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然而引见对答时还没有人需要等待次序。皇祐年间，才开始限制监司上奏推荐的人数，法律更加严密，而等待磨勘改官的人已经不少于六七十人。皇祐到现在才十年罢了，人数却多到原来的三倍。过去法律疏简，人数反而少；现在法律严密，人数却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正是因为推荐官吏的人每年被限定名额，只求把数额报满罢了。比如规定郡守每年可以推荐五人，到了年终没有达到这个数，人人都认为自己被遗漏了。应当推荐的人害怕受到诽谤讥议，想停止又不敢，这就是推荐者所以很多，而真正有才干、真正清廉的人也难免与无能之人混在一起的原因。应当明白下诏告知天下，有人可推荐时就推荐，不必一定凑满限定的数额。”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重申告诫。内外臣僚每年可以推荐京官的人数，按照原有数额以三分为比例，减少三分之一；推荐职事官时，有三名推荐人，任期届满后依照法令参加选任。这样做是为了分头减少推荐人数，也减少京官数量。判吏部流内铨蔡抗又说：“上奏推荐京官的人，估计要过两年引见才能办完；计算每年推荐的数量，大约有一千九百人。被推荐的人既然多，等待磨勘的人就更加多。现在天下官员多而职位空缺少，通常三个人要等待一个空缺；如果不稍加改变，授官就会更加困难。我认为可以废除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官员每年可以推荐官员的法令。”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推荐官员的数量更加减少。按照旧例，初次进入中书、枢密两府的人，要推荐自己所知的三个人，用来考察大臣的能力。后来请托求见的说法盛行，推荐者有时不出于公心。四年下诏说：“中书、枢密院推荐人选，都要明确说明其才干学业的长处，以及适合担任什么职务，以符合朕为官择人的意旨。” 神宗即位后，于是废除中书、枢密两府官员初次任职时推荐官员的制度。凡是推荐任用的办法，选人用它来增加资历、改授官秩，京朝官用它来升任职务，旧制都有规定。熙宁以后，又对这些规定有所增减，因此每次推荐都限制名额，而且每年分配推荐数量，制度更加详细。规定十六路提点刑狱每年推荐京官、县令的额数。又下诏规定，察访使者可以推荐官员。选人在中都官任职的，过去没有推荐制度，开始允许其所属机构中有六名选人时，每年推荐三人。不久，皇帝认为过去推荐官员往往是通过请托求得，于是革除上奏推荐制度，一概按照规定的等级标准办理。下诏废止内外推荐官员的法律，命吏部审官院共同议定选官标准。元祐初年，左司谏王岩叟说：“自从废除辟举而采用选官标准，只能看见功过，却不能看见人才，内外都以此为忧。于是不得已另立名目，使用平日所信任的人，所以有‘踏逐申差’的名目。所谓‘踏逐’，实际上就是推荐，却不与推荐人同罪；而且选拔人才、推荐能人，却称为‘踏逐’，不是雅正的名称。何况把权力交给人，却不允许他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哪里是通达的办法？”于是恢复了内外推荐官员的法令。到司马光担任宰相时，上奏说：治理政事，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治理好。然而人的才能，有的长于这一方面而短于另一方面；即使皋、夔、稷、契各自只担任一种官职，普通人又怎么能要求样样完备呢？所以孔门按四科评论士人，汉朝则通过几种途径得到人才。如果专门指摘缺点而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如果根据才能授予职务，那么世上就没有应该被抛弃的士人。我身为宰相，职责在于选拔官员，但见识短浅，士人中有淡泊退隐而长期不得任用的，有出身孤寒而被遗漏的，我哪里能够全部了解？如果只引荐自己认识的人，就有徇私的嫌疑；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也未必人人有才。不如让有地位的达官各自推荐自己所知的人，然后才能符合最大的公正，使民间不再遗漏贤才。” 我请求朝廷设置十科来推荐士人：第一，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的一科，有官职和没有官职的人都可以推荐。第二，节操端正、可以担任献纳官的一科，推荐有官职的人。第三，智谋勇气超过常人、可以担任将帅的一科，推荐文武官员中有官职的人。第四，公正聪敏、可以担任监司的一科，推荐资历达到知州以上的人。第五，经学精通、可以担任讲读官的一科，有官职和没有官职的人都可以推荐。第六，学问广博、可以担任顾问的一科，和上一科相同。第七，文章典雅华美、可以担任著述官的一科，和上一科相同。第八，善于审理诉讼、完全公正并能查明实情的一科，推荐有官职的人。第九，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双方都便利的一科，推荐有官职的人。第十，熟悉法令、能够裁断请谳案件的一科，和上一科相同。

译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中推荐三人，并且详细填写推荐状加以保任，由中书设置名册记录。以后遇到事务需要人才时，执政大臣就查阅名册，看他曾经因哪一科被推荐，再根据事情进行考察；如果有功劳，也记入名册。内外官职有空缺时，就从曾经考察有效的人中按科目授予职务。所赐告命上，还要写明推荐官员的姓名；如果被荐者任官没有成绩，就按错误推荐的罪责治推荐人。这样贵在人人慎重推荐，所推荐的确实是人才。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大臣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交情旧好，就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品行才能。不仅有徇私的嫌疑，而且所能取得的人选范围极其狭窄，哪里足以搜罗天下贤才？如果通过访察名声好坏，情况真假又有千百种。与其听信游说之人的话，哪里如让推荐人承担连坐的责任来保举？所以臣奏请设置十科来推荐士人。其中‘公正聪明、可以担任监司’一科，确实知道请托关系和挟私推荐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如果被荐者不如推荐状所说，谴责处罚一概不予宽免，那么推荐人就不敢胡乱推荐了。”皇帝下诏，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说：“郡守管辖方圆千里的土地，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百姓，百姓的祸福全系于此；可是朝廷不考察其能否，只按资格任用。凡是两次任通判、又有三名推荐人的，就能得到郡守之职。这样不公正、不明察的郡守，十个郡中就有三四个；天下百姓有一半失去了应有的养护。请令内外从臣每年各推荐三名可以担任郡守的人，大致不拘泥于资历次序，同时采纳公众意见，这样或许可以选得人才、保护百姓。”皇帝下诏说：“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每年推荐一名资历达到历任通判、能够担任知州的人，登记在吏部名册中。遇到三路以及一州辖有四县的地区，知州有空缺时，先差遣资历相当的人，其次查考名册，再及所推荐的人。” 不久，侍御史韩川说：“近来规定太中大夫以上官员每年推荐郡守，但推荐范围达不到要求的人，即使考核成绩列为优等，也都不能参加选任，这是把推荐当作取信的依据。然而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大多在京城，只有那些奔走请求、辗转托关系的人，常常能够得到推荐。那些身处偏远、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历任郡守时间很久、治理成绩显著、考核列入上等，偶然因为没有推荐，反而排在通判之下，不许参加三路及一州四县地区的知州选任。况且根据县的多少来区分州政务的简易和繁重，也不能完全恰当。政务繁简在于事务本身，而不在于县的数量；本来就有县多而事务不繁重的，也有县少而事务不简易的。希望把实际考核成绩一并作为依据，明文制定为通行法令，也不要再以县的多少来区分繁简。”皇帝下令吏部制定法规上报。不久，逐年推荐积累日久，吏部却没有空缺职位可以授予。元祐四年，于是废除太中大夫以上官员每年推荐郡守的法令，只在奉诏时才推荐。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说：“选人第一次接受任职时，即使有才干，按法律也不能推荐为京官。但那些倚仗权势、善于请托的人，在职官、县令的推荐名额已经用足后，又通过改官的推荐名额来谋求升迁。”皇帝下诏说：“历任合计达到三考、资历已经进入幕职官、县令、录事参军等级的人，才允许推荐其改官。” 起初，神宗废除了推荐官员的制度，只有推荐御史的法律没有废除。熙宁二年，王安石说：“推荐御史的法律太严密，所以难以得到人才。”皇帝说：“难道执政大臣厌恶言官得到人才吗？”于是中书把旧法全部列出上奏。王安石说：“旧法规定，凡是执政大臣听取推荐的人，就不能担任御史。执政大臣把自己平日所畏惧的人推荐出来，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再进言议事了；法律的弊端就是这样。”皇帝于是下令全部废除旧法，完全交给御史中丞推荐，并且稍微放宽资历限制。赵抃说：“任用京官担任御史恐怕不合体制；又不交给知杂御史，专门任用御史中丞，也不是旧制。”皇帝说：“唐朝曾让平民马周担任此职，任用京官有什么不可以？知杂御史是属官，交给长官办理才是正确的。”侍御史刘述上奏说：“旧制规定，推荐御史必须已经升为京朝官，资历达到通判。众学士、本台丞、知杂御史轮流评议推荐，每有一个空缺，上报两人，选用其中一人。如今专门交给御史中丞，爱憎就由他自己决定，公道会因私恩而废弃；有时还会接受权臣的托请，援引亲近厚交，擅自窃取君主赏罚任用的权力，这是非常不便的。”皇帝没有听从。改法以后，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谢景福当时担任条例司属官，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他们，于是以太子中允身份代理监察御史里行。宣仁太后听政时，下诏任命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叔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章惇说：“按照旧例，谏官都要先由侍从官推荐，然后大臣禀奏；如今莫非有近臣亲信援引吗？”太后说：“大臣确实都提到过他们，不是左右近臣援引的。”章惇说：“台谏官的职责，是纠正大臣越过法令的行为。按旧例，执政大臣刚被任命时，如果有亲戚或曾经被他推荐援引的人正在担任台臣，就都要调任别职，以防止蒙蔽阻塞视听。如今皇帝年幼，太皇太后共同处理万机，旧例不可违背。”于是吕公著因为范祖禹，韩缜、司马光因为范纯仁，都避开亲属嫌疑。司马光说：“纯仁、祖禹确实适合列入谏官，不能因为臣的缘故妨碍贤才，宁可由臣回避职位。”章惇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一定不会徇私，但以后如果有怀奸之人执掌国政，援引这个例子推荐自己的亲党，蒙蔽皇帝的聪明，恐怕不是国家之福。请把纯仁、祖禹改授其他官职，同时命令侍从官以上的人各自推荐谏官。”于是下诏令尚书、侍郎、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待制各推荐谏官两名；范纯仁改任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任著作佐郎。后来又命令司谏、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必须由资历达到升朝官、通判等级的人担任。元祐六年，御史中丞郑雍说：“过去御史有空缺，台官可以自行推荐，这是为了端正名分、履行职责。自从官制实行以来，御史中丞与两省官员分头推荐；但现在两省的属官都参与门下省、中书省的政事，他们自行推荐并不合旧例，而且有嫌疑。请把此事专门交给台官办理；如果稍有涉及徇私，自然有贬黜的典章。”皇帝下诏令御史中丞推荐殿中侍御史两名，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共同推荐监察御史两名，给事中也推荐两名。郑雍又说：“风宪机构的职责，应当专一。如果台官多由其他人推荐，恐怕不是设置责任制度的本意。”皇帝下诏令御史中丞再推荐监察御史两名。元祐八年，侍御史杨畏说：“风宪官的职责，君主把耳目寄托在他们身上。御史的升任使用，宰执不应参与，却让两省属官来推荐，这是不对的。”于是停止了此前的命令。

译武臣的推荐选拔也制定了等级标准：有按不同职任分别推荐的，有概括说明其才能武艺后交给铨选机构按标准录用的；更高一等的类别，则有“谋略胆勇，可以统率众军”“熟悉军事，可以担任边地重任”等。只有边疆要职的任命隶属枢密院，其余则由审官西院、三班院按照标准注授。后来虽然不时有所更改，但推荐制度所重所轻、选拔任用所隶属的机构，大多以此为依据制定。建炎年间战争兴起、事务繁多，因中外有文武才略出众的人，有的长期埋没于平民之中，有的沉沦在低级官吏之列，于是命令侍从官、监司、郡守搜访，各自推荐所知的人，由州县以礼相送，赴行在。又下诏推荐“忠信宽厚博学、可以出使绝域”和“智谋勇毅、能够统率万众”的人，不论有无官职资历，都可以到登闻检院自行陈述；才干谋略勇力足以出使的人，赴御营司，由那里量才录用。有时命令一般官员各自推荐内外官员以及平民隐士中才干足以大用的人，提升为辅弼大臣，以共同成就大功；有时命侍从官推荐可以担任台谏的人，有时推荐县令，有时推荐宗室成员；刺史推荐忠义之士中能够恢复疆土、保卫王室的人；帅臣、监司、守令推荐所属地区现任或寄居、等待任用的文武官员中有智谋、武艺精熟的人；还访求宋国初年功臣的后代，以及中兴以来忠义而死节之家族的子孙。建炎四年，由于朝廷班列中空缺很多，下诏说：“台谏官、左右司郎官以上，各推荐士人两名，仍令执政大臣共同选取。在外的侍从官即使列入贬谪名籍，只要没有大过失而政事才能、学问确实可以任用，也一并召回提升。” 绍兴二年，朝廷大臣说：“如今是崇尚武力的时代，即使有两三位大将各自建立卓著功勋，微贱之中仍然有许多奇异人才。希望广泛实行推荐，召来询问恢复失地的计策。”皇帝认为他们说得对。下诏令观察使以上官员各推荐两名可以担任将帅的人，由枢密院登记，以备选用。又因为中原士大夫与朝廷隔绝已久，流徙到东南的人少有媒介、援助稀少，多半沉滞不得志，命令侍从官搜访上报。绍兴三年，恢复司马光所定的十科，时常派遣五名使者到各道宣布诏令，命令访求廉洁清修、可以作为官民师表的人。登记宣谕官所推荐的人，等任期结束后，命令他们入朝对答并升迁，以勉励能吏。恢复旧制，侍从官接受任命后三日内，推荐一名官员代替自己；中书、门下省登记姓名，每有官缺，就把推荐状多的人上报拟议。内外武臣也像文臣的制度一样，推荐一名忠勇有智略、可以代替自己的人。绍兴五年，命令从监察御史到侍从官，推荐曾经治理县政、声誉政绩显著的人担任监司、郡守，不限制人数，遇到职位空缺就选用；才干足以治理大县的人，合计推荐二十名，不限制资历。绍兴十年，因为南渡以后人才集中在两浙，而所属官吏的推荐名额过少，于是增加部使者推荐改官的名额，每年五人。绍兴十四年，命令守臣任期届满入朝觐见时，各推荐所属地区的一名县令。绍兴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说：“宋朝初年，常参官都可以推荐人才，不限内外，也没有人数限制。南渡初期，恩典有时泛滥，人人都可能侥幸得官，有人因从军而改授官秩，有人因捕盗而改授官秩，有人因入朝对答而改授官秩。如今朝廷无事，谨慎珍惜名位器物，唯独推荐这一条路，使贪婪急躁的人迅速升迁，使廉静的人长期沉沦。现在如果想通过增加或减少考核次数、推荐人数来调节，可规定：增加一任就减少一名推荐人，经过九次考核的用四名推荐人，经过十二次考核的用三名，经过十五次考核的用两名。如果采用减少推荐人数的办法，必须实际历任县令，不得仍然请求奉祠岳庙。若有犯罪而被降级、停选的，仍按通常规定治罪。士人中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品行没有污点，年岁却已经蹉跎，无非是出身孤寒、老成练达、安守本分的人。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制定条款上报，以平息奔走竞争。”绍兴二十五年，命令侍从官推荐知州、通判中治理政绩显著的人，以补充监司的空缺；并且终身保任，如果犯贪赃罪或不能尽职，推荐人与之同罪。绍兴二十九年，闻人滋又请求：“凡是任官历任以及经过十次考核以上、没有公罪私罪的人，即使推荐和考核成绩达不到标准，也允许降低等级升迁改官。有人如果担心这样太过宽滥，就取吏部历年改官人数中适中的数目，规定为限制；推荐状和任职年劳，兼采酌情使用。”于是把他的意见下发讨论，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晞亮等上奏说：“本朝制定推荐制度，必须历任六次考核，是为了使他经历足够岁月并要求他取得功绩；必须有五名推荐人，是为了增加保任者，确保他确实可以任用。如今如果按照提议办理，那么有权势的人只求赶上当前机会，没有才干的人苟且希望任期届满，出任外官十多年，就可以坐等升为京官。这是第一不可行。现在如果减少改官所需的推荐人数，使没有推荐和考核成绩的人等待升迁，那么已经被推荐的人必然会有失职却长期不得升迁的怨叹。这是第二不可行。京官容易取得，逐渐就会升到郎官之位；任子制度的恩典又更加不能减少，这并不能挽救通过流品入仕的弊端。这是第三不可行。祖宗的法令没有重大弊害，就不应轻易议改；如今却一下子把二百年来形成的制度改掉。这是第四不可行。臣认为照旧办理为好。”闻人滋的建议于是被搁置。绍兴三十年，因为被推荐的武臣很多，命令内外大臣所推荐的统制、统领官各升一等官秩；将官以下，被推荐者如今由中书、枢密两府登记。右正言何溥说：“近来命令侍从官推荐县令，听说选人不能授任大县，只是登记姓名。讨论人才不拘泥于资历，难道能任县令的人还要区别县的大县小县吗？如今所推荐的是人才，不是官职。希望不要拘泥于政务繁简，尽早选授任命，每年实行一次；十年以后，天下就会有许多贤能的县令了。”于是下诏说：“推荐的守令遇到现有空缺，就依次授官；如果已经授予差遣，任期届满后听候诏旨。”皇帝对辅臣说：“朕有一本人才簿，臣下有人推荐称扬人才，退下后就记录姓名。遇到需要选用时，搜寻名册找出他们，没有不合适的。” 孝宗曾命令内外官员，从现任、闲居、等待任用的官员中推荐可以担任监司、郡守的人，按照资历分为两等：一等是现在就可以任用，另一等是将来可以任用；把他们登记在三省名册中，并绘成图进呈，以便据此升迁任用。又因为武选官员人数众多，提拔不够广泛，于是设立“谋略深沉雄健、可以担任重大谋划”“宽严适度、可以统率众人”“临阵骁勇、可以鼓舞士气”“威望信用著闻、可以镇守边郡”“思虑智巧、可以治理军器”五等科目，命令曾经建立军功且官至观察使以上的人各推荐三人。另设“通晓典章、可以掌管朝廷礼仪”“熟悉民政、可以担任郡府属官”“通晓财政、可以增强民力”“操守廉洁、可以约束贪鄙之人”“言辞明辨不屈、可以担任出使官”五等科目，命令不是因军功达到观察使以上的人推荐。所有推荐都要按类别指明实际事迹，不得另外撰写夸大的赞美辞语。

译隆兴二年，朝廷大臣上言说：“本朝把文臣、武臣看作一体，所以有武臣因文学才能改授文职资序，也有文臣因才干谋略改授右职、担任边疆重任。这是因为文武两条道路，感情本来互相抵触。如果文臣总管军事事务而不改授武阶，最终会因习气不同而互相排斥，有人就不愿听从。如今战乱尚未平息，正当努力谋求恢复失地，希望广泛采集内外有才智权略、可以驻守边疆、可以统制军府的人，仿照旧制改授官职。”皇帝采纳了。乾道以后，又选取大将之家中能够世代继承武勇的人，以及武举及第、武艺出众、可以担任将佐的人。适逢朝廷大臣说：“现在国家的军队，东到淮海，西到川蜀，几乎有一百多万。其中可以担任将帅的人，不是在上层，就在下层；但朝廷还不知道振作他们的志气、表彰他们的才能。如今文臣有三名推荐人，就可以按资历再任一次；有五名推荐人，就可以改授官秩，而武臣却没有这种待遇。古语说：‘三辰运行失常，就提拔士人担任宰相；蛮夷不恭顺，就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应当命令相当于监司的都统制每年推荐武臣两人，相当于郡守的每年推荐一人。以智谋勇气都完备的为上等，善于安抚士卒、特别有胆量勇力的次之。不论将校还是士卒，都应优先给予奖赏提拔。被推荐的人如果临战时不听命，与文臣犯侵吞入己的赃罪相同，推荐人也一并治罪。”皇帝批准了这份奏议，并将其制定为法令。隆兴三年，礼部尚书赵雄请求命令侍从官、台谏官、两省官员，每年从资历达到知县的人中推荐可以充任郡守的人，从资历达到通判的人中推荐可以担任监司的人；仍采用汉朝多途径荐举的制度，由三省详细考察。皇帝下诏依照请求办理，并且不分内外，每年通过各种途径各推荐五人；推荐官员达到五人以上的，列出官衔共同上奏。皇帝说：“推荐本来是为了得到人才，又怕因此产生请托，反而助长奔走竞争。”龚茂良说：“夏、商、周三代的良法，也不能免除弊端。如今想精心选择监司、郡守，若不靠推荐，又从哪里了解他们呢？”皇帝说：“如果现在采用多途径荐举，就必须得到众人一致认可，又经过中书考察后才授官，这也是广泛采集意见、慎重选拔的办法。” 吏部请求说：“武举、军班中因武艺特别而特奏名取得出身的人，担任巡检、驻泊、监押、知砦，可以比照《文臣关升条令》，实际历任六次考核，有四名推荐人，其中一名为监司，准许越级升任直接治理百姓的官职。正将、副将任职两任，有两名推荐人，其中一名为监司，也准许越级升迁。凡升任副将，比照文臣初任通判的资历；再次越级升任正将，比照文臣第二任通判的资历；越级升任路分副都监，比照文臣初任知州的资历；小州郡钤辖，比照文臣第二任知州的资历。”孝宗认为每年推荐京官的数量太多，于是规定内外推荐改官的人数：六部、寺、监的长官和副长官，以及户部右曹郎官等，减少三分之一；礼部、国子监的长官和副长官，在执行上述规定之外再减少一半；前任宰执每年各减少两人；各道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茶盐学事司、总领茶马司、铸钱司、安抚司、制置司以及各路州军，全部减少四分之一。登记在册的人数更加减少了。宋光宗时，谏官说：“被推荐的人太多，朝廷怀疑其中有私情，因而不肯信任；又嫌推荐范围太宽泛，难以采纳。即使有贤能的人，也免不了同那些侥幸被荐的人一起被弃置，请制定条款加以约束。”于是下令，帅守、监司不得由单独一人推荐士人。当时荐举本来大多能够得到人才，但有的人平素没有廉洁声誉，却被推荐为廉吏；有的人与被荐者平素并不相识，却被推荐为自己的所知；有的人不能作文，却被推荐为可以充任著述之职。于是又下令，臣僚从今以后，有合适的人就推荐，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不举；其中特别荒谬妄诞的，要加以察访纠正。嘉泰二年，下令内外荐举都必须把被荐者的实际事迹一并上报，从此滥行荐举的弊端稍有改正。嘉定十二年，下令监司、守臣按照十科政绩，推荐自己所知的人来代替自己任职；要公开具名上奏，列出所荐之人，并登记备案以供审核考察。任期届满时，就选取那些被荐次数多、确有政绩和品行的人加以升迁擢用。宋朝初年，内外各处的小职任，长吏可以自行上奏推荐并辟用人选。熙宁年间，全部废止这种做法，改归选部办理。然而，对于重要职任，如沿边的兵官、防守河道和捕盗的官员、征收重额税课的务场等，不久又制定专门法令，允许荐举，因此自行辟置的做法不能完全废除。既然超出了通常的选任规制，奸邪之人往往就借此来谋求私利。元祐以来，这种做法屡次实行，又屡次停止。大体说来，如果存心公正明白，就可以任用自己所知的人，确实是良法；如果徇私情、昧于事理，那么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得到任用，请托和贿赂便无所不有了。这又哪里比得上交给铨曹，概按公法办理呢？建炎初年，诏令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使及安抚使等，都可以自行辟置将佐和属官；行在的五军以及御营司的将领，也可以辟用大小使臣。各道州县在战乱残破之后，官吏离散，各部门为招人补充空缺，都先让人领受职务，然后再奏报发给任命凭证。因此州郡守将都借军务兴起的名义，调换官属，甚至任用有罪籍尚未叙复、或守选期满尚未参加吏部铨选的人。朝廷舆论对此忧虑，于是下令整顿纠正，让他们归属吏部，按照格式注拟任用。只有陕西五路、两河、两淮、京东等路的经略安抚司属官听任举荐辟置，其余各路一概停止。建炎四年，开始设置诸镇抚使，辖区内州县官也都准许辟置。谏官说，远方百姓，按理应当加以安抚。例如峡州四县，多用军功人员或胥吏补任知县，用栏吏补任监税，百姓深受其害。于是命令将峡州、江陵府、荆门军、公安军所属州县的官缺，交给安抚司奏请辟置。又命御史台仍按旧例，辟举承务郎以上的官员充任主簿、检法官，不限资历次序。绍兴二年，臣僚又说：“近年帅臣、郡守和监司辟用官员，插手夺取吏部注拟的职位，朝廷不能夺回，铨曹也不能违抗，而且多给他们添差、不理事务的空缺。上至监司、通判，下至属官、给使，一郡之中竟有八九名兵官，一项事务竟有六七名监当官，数量比过去多了几倍。保留这些无事可做的官员，却支付极重的俸禄，这是使百姓更加困苦。请裁减节省这些职位，否则就把宫观等闲职的俸禄给他们。”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已经通过辟差并按规定计算资历任期的人，不得再占据原有空缺，以免妨碍下一批任用。绍兴六年，诏令各道宣抚司，其属官允许由本司奏请辟置；其中京官任期为两年，愿意留下再任的，须取旨决定。自从战事兴起，被辟用的官员有人十多年仍不退任，所以制定条约加以限制。绍兴二十六年，诏令已经注拟为知县、县令的人，不准再奏请辟用。

译孝宗初年，诏令内外官职各有专门法令，辟置官缺一律仍按旧制。乾道九年，命令监司、帅臣，除非有明确法令，不得创设奏请辟置的做法；所辟官员不得插取已经差遣的空缺，违犯者由御史台察究。淳熙三年，命令今后极边地区知县、县令出现空缺，专门交给本州守臣奏请辟置，不得仍旧让人权摄；现任权摄官如果留心民政、受到百姓爱戴，准许不受是否具备通常条件的限制，特别奏请辟置。淳熙七年，诏令尚未经过铨选、尚未任职历练以及刚刚改换秩阶的人，不得差遣辟置，著为法令。理宗宝庆二年，广南东路、西路的通判、幕职、教授等官，凡按法令从未准许辟置的，必须在现任官将满任以前报明空缺。如果还没有接替人选，就听任申报吏部公布空缺；满三个月仍无人注拟，就申报尚书省，再下达给本路。通判以下的京官空缺，由各部门奏请辟置；选人空缺，由漕司决定差遣。任县令未满三年、任通判未满两考的，不许提前奏请辟置其他空缺。各部门属官不许擅自辟置；如果正官长期空缺，可以让次官暂时代理，等朝廷命令下来后才许奏请辟置。淳祐十一年，因御史台申明并严加执行铨选法令，禁止监司、郡守辟用亲戚充任属吏。又规定，选人没有考第、举主不足三人，以及纳粟取得资格的人即使有考第和举主，都不许辟为县令。宝祐三年，告诫各路监司、帅司，凡不应辟置却擅自辟置的，辟主和接受辟用的官员一律降秩。考核官员。宋初沿用旧制，文武常参官分别根据所管事务的闲忙规定考核期限，考满就升迁。太祖认为这不是按照名义考察实际功效的办法，于是废除只按年限递次升迁的制度。设置审官院，考核中央和地方的职事官。京朝官任满接受替代、入朝引见并办理磨勘时，没有功劳政绩的不得晋升秩阶。后来制定法令，文臣任职五年、武臣任职七年，且没有贪赃和私罪，才可以升秩。曾犯贪赃罪的，文臣须七年、武臣须十年，由中书、枢密院取旨决定。七阶选人则依据考第和资历，没有过犯或有功劳政绩的逐级升迁，称为“循资”。凡考第的法令，内外选人每满一年为一考，缺少任职天数便不能成考。三考期满尚未调任，再满一年，记作第四考；已经记载的功绩不得重复计算。最初制定法令时，规定州县户口以现有户数每十户增加一户为标准，刺史、县令据此提升考第；如果户口减少十分之一，考第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科赋拖欠超过十分之一，以及因公事旷废、违误曾按制度受罚的，都像户口减少一样降考。吏部南曹又援引周代制度，请求州县官增加户口、增收税赋，任满交代时一并记入簿籍：凡千户以下的州县，能增加一百户便减一选；减至三选以上的，命令赐给章服，主簿提升秩阶并晋升等级。能够使逃亡百姓归来复业的，也按这个办法办理。这一年，县里开始设置县尉，颁布《捕盗条》，给捕盗规定三期限，每期限各二十天。三期限内捕获盗贼的，由县令、县尉等第议定奖赏；三期限以外仍未捕获的，县尉罚俸一个月，县令减半。县尉受罚三次、县令受罚四次，都罚殿一选；累计三次殿选便停职。县令、县尉同盗贼交战并能将其全部捕获的，赐绯衣并升职擢用。乾德四年，诏令各县县令、县丞等官，若能招抚流民、劝导督课，以至户籍人口繁盛、租税数额超过原有数目，减一选，并再进一阶。太宗励精图治，派遣官员分赴各郡县，考察监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等人，都因不能胜任而被免官。又诏令各道察访举荐辖区内的官员，按优劣分为三等：“政绩特别优异”为上等，“职务大体治理”为中等，“临事松弛怠慢、任所毫无政绩”为下等；每年年终上报。此前，各州属官以及县令、主簿、县尉，都由户部南曹发给印纸、历子，让州郡长官记载其政绩和过失；任期届满，送交有关部门评定其优劣。诏令有关部门重申此事，废止各州另行发给公据的做法。判吏部南曹董淳说：“有关部门批写印历，常有缺漏；命令漏记一件事，殿一选，漏记三件事，降一资。”从此职事官依州县例领取南曹历子；天下知州、通判以及在外任职的京朝官，都领取御前印纸，让人记载考核功绩。当时蒋元振任白州知州，施政清廉简约，百姓十分便利；任满时，百姓竟到部请求挽留，他前后共十八年没有接受替代。姚益恭清廉而有才干，任郓州须城县知县，不施鞭刑，境内治理得非常好。淳化初年，采访使分别上报他们的情况，朝廷下诏褒奖，赐蒋元振绢三十匹、粟五十石，赐姚益恭对衣、银带、绢五十匹。太平兴国四年，开始分别设置磨勘机构。审官院掌管京朝官，考课院掌管幕职和州县官；废除差遣院，令审官院总管其事务。于是诏令：“郡县中治理政绩特别优异、吏民敬畏服从、居官廉洁谨慎、处理事务明达敏捷、斗讼减少平息、仓廪充盈有余、寇盗被消灭、辖区清明整肃的，本道转运司各自列名上报，应当通过驿站送赴朝廷，朝廷亲自询问实情后加以表彰奖赏。贪婪冒进、行为无状，拖延积压斗讼，逾越法度，盗贼竞相兴起，辖区治理不好的人，也要逐条列举情状上报，应当予以贬黜斥退。” 任命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共同掌管审官院，考察核验功过，以决定升降；又任命判流内铨翰林学士苏易简、知制诰王旦等掌管考课院，是为了加强这一职务。流内铨主管常调选人；考课院主管奏举人员以及历任中有殿最记录的官员。第二年，皇帝亲自选取三十多名京朝官，在印纸上亲笔写下告诫的话：“勤于政务、爱护百姓、奉行法令、铲除奸邪，才可以记为劳绩。”并对钱若水说：“‘奉法除奸’这句话，恐怕诸臣还不明白，因而惹出事端；可以告诉他们：‘铲除奸邪的关键，在于奉行法令。’”至道初年，撤销考课院，流内铨也一并撤销。至道二年，派使者监察各道长官，查得八人办事公正、施惠于民，都降下玺书加以奖励勉励。真宗即位，命令审官院考核京朝官的优劣，引见后升迁秩阶。京朝官由引见而进行磨勘，从此开始。此前每逢恩庆，百官大多可以按次序升进；皇帝开始废除这一做法，只有郊祀的恩典准许加勋、加阶、加爵邑。皇帝察知群臣中有声望的人，选出刑部郎中边肃等二十四人，命阁门再次引见，观察他们的言辞气度和文艺才能，并都给予优先升迁。景德初年，命令各道辨察所属官吏的能干与否，分为三等：公正勤勉、廉洁干练、惠及百姓的为上等；能办事但没有廉誉、清白却没有治理声誉的为次等；畏缩懦弱、贪婪鄙劣的为下等。

译仁宗尤其怜惜下级官吏，因铨选法规定选人有私罪便都不准磨勘，他告谕近臣说：“凡是‘门谢弗至’和‘对扬失仪’，不要把它们当作罪过。”又说：“州县官的品秩低，而长官多方钩取琐碎过失，罗织成罪，使他们不能自行进用，朕对此非常怜悯。”宰相王曾说：“引见时，陛下酌量轻重，稍加擢升，那么下面就不会有被埋没的人才了。”后来选人中有束鹿县尉王得说，历任官职过失很少，记载的考绩最多，却没有保任者。皇帝察知他孤贫，特意擢升为大理寺丞。天圣年间，诏令：“文武臣僚，除非有功勋、德行和良好政绩，不得在规定时间之外提升秩阶；非按正常次序罢免的，不得以转官带职作为惯例。两省以上官员，旧法规定四年升官一次，现在应具列履历听候诏旨。京朝官磨勘年限中，有私罪或历任曾犯罪的，先把罪情轻重、勤劳政绩以及举荐人数奏报，听候诏旨；如果没有私犯而考绩著为优等并且有人举荐，都按等级升迁。自愿在京师管理事务的，五年磨勘一次；因举荐和选差任职的，不受此限制。凡有善政和特殊功绩的，按事情大小升迁，选人也照此办理。”又规定，监物务官转入亲民官，再升通判，通判升知州，都要采用举荐者。举荐人数不足，不得擅自越级升迁。庆历三年，采纳辅臣范仲淹等人的奏议，制定磨勘保任法：从朝官到郎中、少卿，必须有五名清望官保任，才可以升迁。后来知谏院刘元瑜认为这恰好助长奔走竞争，不是培养廉耻的办法，于是废除了它。庆历八年，诏令近臣议论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说：“祖宗时期，文武官不规定磨勘年限，也不按升迁资序办理。有才能实绩的人，即使处在低位，也能立即越级擢升；没有才能实绩的人，守着一个官职十多年也不调动。他们担任监当，或任知县、通判、知州，甚至历任数职也不升迁。当时人人都自我勉励，知道没有功劳成效就不能进用。祥符以后，朝廷越来越实行宽大政策，从监当进入知县，知县进入通判，通判进入知州，都以两任为限；任官满三年，按例可以磨勘。先朝开始实行时，还没有看到弊端。到了如今年深日久，大家习以为常，都认为这是自己分内应得的，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劝勉。希望陛下稍微改革这一制度：凡应当磨勘递迁的，必须有功劳政绩；或者特地下令选择官员保任的，就给予转迁；如果没有功劳政绩，又不是因保任而来，就再增加展限年数。保任之法，必须选择有清望、有才识的人，命他们举荐官员。这样，就是执政大臣举荐清望官，清望官举荐亲民官。凡官职有空缺，只按规定员额举荐，希望能看出急于求才、爱护百姓的心意。” 嘉祐六年，诏令说：“朕观察古代太平时代，治理百姓的官吏大多称职，百姓也能安于本业。现在求取人才的途径并非不广，责求善政的法令也并非不详细，但官吏多有失职，不能符合为百姓办事的本意。难道只是人才减少了、世道变化不同了吗？恐怕是因为不能让他们长久任职的缘故。那些有智慧、才干和能力的人，虽然有兴利除害、禁止奸邪、劝人为善的意愿，如果不给他们一定年限，也会因苟且而不能施展；想完成功业，更没有途径。从今以后，各州县守令中，凡清廉不扰民、政绩特别优异并确实使百姓受惠的，本路或本州应当联名以同样的罪责保举，将政绩和实际情况上报；中书门下查访属实后，准许其再任。” 英宗治平三年，考课院说：“知磁州李田，连续两次考核都列在劣等。”于是降为淄州监盐酒税务。因考核列劣等而降级，从李田开始。考核政绩方面，旧制规定，审定官员优劣的格式法令，从发运使以下直到知州，都归考课院办理，专门以监司评定的等级为依据；考核监司时，则总合其甄别所属官吏能否的结果，再参考采访所得的才能品行，将两方面合为考核，全部记作“中等”，不分高下。神宗即位，凡职务都有考核，凡考核都要求核实实际功效。监司上报的守臣考绩如果不能列入等第，就延长任期并降资；治理情况优异的，增加秩阶、赏赐金帛，并用玺书加以奖励勉励。至于监司以上官员，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察核验。县令的考绩，以断狱公平准确、不扰民征收赋税、均衡差役并清除盗贼、劝导督课农桑、救济抚恤饥民贫困、引导修治水利、户籍人口增长、整顿治理簿书为最优；以德行仁义、清廉谨慎、公平勤勉为善，再参考治理政绩，分别定为上、中、下三等。至于才能特别突出的人，另立优等、劣等二级，每年上报其情况，以诏令决定赏罚。列入优等、劣等的，赏罚尤其严厉。后来又下令：一路长官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好坏，不必另列优劣二等，只按上、中、下三等区别上报。当时，内外官职都由所属部门分别考核，并由中书登记在册。每年年终，遇有任免，就查核其差遣中的优劣，取其中最突出者决定升降。熙宁五年，于是撤销考课院。间或派遣使者巡察访问，所到州县逐条记录官吏的考绩。知州、通判上报中书，县令上报司农寺，各自登记在册，以便相互参考。只有侍从官出任郡守，听任不按考核法办理，由朝廷考察其治理情况。元丰元年，诏令因劳绩成效而获得酬劳奖赏的，分为五等，有关部门依照等第分别升进。第一等，京朝官和大小使臣都转升一官；资历深的选人改任京朝官，资历浅的按两资递进。第二、第三等，依据官职高低提升资序，或减少磨勘年限。只有军功、捕盗功劳都可以改列第二等。京朝官列第三等以下的，按等第减等赏赐。如果一人同时符合两项赏赏条件，准许累加等第以便升迁。元丰三年，诏令：“御史台六察按官，以所纠劾官司拖延违误、失职事务的多少评定优劣，中书设簿按时记录；任期届满，取旨决定升黜。”

译元祐初年，御史中丞刘挚说：“近来朝廷主持考察名实，实行综合核验的政治，而下面却借此变得苛刻；朝廷主张施行教化，扩大宽厚的恩泽，下面却因此变得苟且简略。此前追究几个监司的罪责，是因为他们搜刮财物、危害百姓；而昏昧的人却矫枉过正，想把宽缓放纵、委靡不振当作安静无事。请重新确立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以常年赋税的增减、郡县官的勤惰、刑狱处理是否恰当、民间风俗的安乐忧患来评定优劣，年终据此施行赏罚。”文彦博又奏说：“《唐六典》记载，以德行、才能功用、劳绩成效三类考察候选官员，参照辨别其能否。如今选官资格特别繁多，有举主、有军功，就算上等了。然而举主可以求取，军功有时虚妄，怎么能全部据此判断？请委托吏部尚书、侍郎仿照三类标准，评定其才德和功效，送中书门下复核验证，选取符合任用条件的人引见，再决定留用或罢退。”诏令近臣议论，议论者请求采用《元丰考课令》，分出高下，据此升黜，每年不超过五人。后来改立县令考课法，设置“四善”“五最”的条目，又增加或删减监司、转运使的考课格式，守令实行五等减磨勘法。起初，元祐年间曾为吏部、户部、刑部郎官制定考课法。崇宁年间，谏官请求仿照周制，年终委托尚书省、寺、监、六曹的长官分别考核所属官员，考察其任官优劣；三年后再核验其勤惰，施行赏罚。大观元年诏令：“国家休养百姓，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人口日益繁多，但户部的民籍却没有增加；州县在登记成年男子、除去老年人口时，收录和注销都不真实，因此差役赋税不均，这都是守令松弛失职所致，应当申明并严格执行《考课法》。”然而考核方法随着当时所崇尚的事务而变化，用来表示奖励或抑制。例如劝学、开垦田地、种植桑树枣树、赈济借贷、掩埋枯骨、兴办开发矿冶、奉诏不违、诱导道士僧徒进修、催促赋税办理、能够按察贪赃官吏等，都因具体事务而增加考核项目，旧法本来就不容易改变。但执行这些制度的人并不都是良吏，靠请托说情来改变实际情况的也很多。绍兴二年，首次诏令监司、守臣实行考课法。当时郡县屡遭兵火，又命令以“户口增加或减少”另行制定守令考课，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甲、乙、丙三等登记在册。守臣、通判考核县令，监司考核知州，考功部门汇总已经完成的考核，比较优劣后施行赏罚。绍兴五年，制定县令四项考课：纠正税籍，编组民兵，劝导督课农桑，劝勉孝悌。三年后考核有成、事务办妥的加以表彰奖赏，没有良好政绩的淘汰。臣僚上言：“守令治理政务，大略有七项：一是宣示诏令，二是厚植风俗，三是劝导农桑，四是平理狱讼，五是治理财赋，六是兴办学校，七是充实户口。任用得人，这七项都能办成。如今的监司，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刺史。近年守令奸邪贪婪，监司却从未查究揭发，玩忽松弛的弊病日益严重。”户部侍郎张致远也这样说。于是下诏告诫监司，考察守令并加以举荐或弹劾。不久，有人请求让江、淮地区官员长期任职，并考核其功过。皇帝说：“朕过去任元帅时，看见州县官以三年为任期，尚且第一年树立威信，第二年遵守规矩，第三年就专门收取人情，为离任作打算。如今只以两年为任期，即使有修治政务的心，也实在没有时间，可以按照所奏办理。”当时，每年以十五项考核监司，以“四善”“四最”考核县令，超过期限或上报不实的有罪。又诏令监司，每年两次分别具报所属知县有没有“善政显著”或“缪懦不职”的情况，呈报尚书省。绍兴十三年，诏令淮东、京西路的州县，逐项考核登记；如果增加户口、劝导督课农桑、增修水利，年终交给监司复核事实、比较优劣。守臣的考核条目有九项，通判有十四项，县令、县丞以下各有差等。绍兴二十五年，由于州县贪吏施虐，监司、郡守却不加呵责查察，于是命令监司按察郡守纵容之罪，台谏弹劾监司失察之过，并且每年根据他们所按察案件的多少考核优劣。绍兴二十七年，校书郎陈俊卿说：“古人各守一个官职终身，即使调换任所，也未必能充分发挥才能。如今监司、帅守，小州换大州，东路换西路；朝廷百官也往往计算日子等待升迁，把所任官职看得如同旅舍。希望命令政术特别优异的人，或增加秩阶、赏赐金钱，或等任期届满后再升迁。让他们长期任职，考察勤惰后再决定升降。这样或许人人安于本分，万事都能办成。”诏令三省实行这一办法。隆兴元年，命令湖南、湖北各路凡守令增加开垦田地，从一千顷以下按等第转减磨勘年限；有亏损的则延长磨勘年限、降低名次。隆兴二年，诏令淮南、川峡、京西边郡的守令，凡能安置安抚流亡人口、劝导督课农桑并首先取得成效的，由本道监司上报。乾道二年，朝廷大臣上言：“本朝兴盛时，有京朝官考课，也有幕职、州县官考课；后来设置审官院、考课院，都命中书或两制臣僚考察其能否，以施行赏罚。希望遵循旧例，凡监司、郡守在朝廷辞行时，另发御前历子。如果举荐贤才若干人，治理钱谷取得什么成效，审理狱讼取得什么成效，兴办了什么利事，除去了什么祸害，都分别列为条目，使他们勤勉办事。每次考核，命当职官吏据实批写；任满交代时，凭此作为入朝见驾的依据，然后诏令执政大臣精心加以考核。风采政绩有声望的，优先增加秩阶；任所治理无状的，处罚而不赦免。这样贤能者会尽职，中等以下的人才也都会勉力行善。”皇帝于是命令经筵官参照历朝考课法，讲求后施行。淳熙二年，因臣僚进言，沿边七路每路用一名文臣充任安抚使治理民政，用一名武臣充任都总管治理军务。分别举报告各自职务的功绩，任期必须适当延长，每年考核优劣。第一年看规划部署，第二年看成效，第三年看大成，再郑重议定赏罚。优劣分为三等：治理成效显著为“臧”，贪婪苛刻、平庸谬误为“否”，无功无过为“平”。当时皇帝留意官员升降，各道没有敢不奉行的。因此查得实绩的都增加秩阶、升职擢用，而监司、州牧举荐或按察失职、拖延的，往往降职罢黜。实行十多年后，仍不免产生弊病，皇帝于是告谕辅臣说：“优劣评定也有喜爱或恼怒的私情；如果各部门认为是臧，只有一个部门认为是否，也一定会从多数意见以求公正；关键还在于精心选择监司，并由台谏加以考察，这样或许才可以。”光宗初年，诏令废止这一制度。

译宁宗认为各郡国按察刺举往往徇私，于是仿照旧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机构，每年年终将各官员能干与否的实际情况上报皇帝，由诏令决定升黜。对于贪赃、昏庸怯懦而受到台谏奏劾的人，追究监司、郡守姑息包庇的罪责。度宗咸淳三年，命令参酌旧制：凡文武官一概以公正勤勉、廉洁谨慎为主要标准，同时职务办理有成，才列为上等；公正勤勉、廉洁谨慎各有一项长处的列为中等；既没有廉洁声誉又多有错误政绩的考为下等。其大致制度是，御史台总核帅司、监司，监司总核守臣、通判，守臣、通判总核州县属官。其余如军事部门和屯军大营，则由制置司总核；如果没有制置司，就连同各郡都总管、钤辖一并由帅司总核。有的按各路所属州郡多少，分隶于转运司、提举司、提刑司。守臣、通判每月考核州县属官，监司汇总所属守臣、通判的考核，制置司汇总军事部门和军营的考核，依照旧制相互行文，汇总兵甲、狱讼、钱谷的数目，以及各部门属官拟办公事、拘收榷货钱物、招募军队、置备器械的数目。次月建立簿册，分别申报御史台，登记入考课簿籍。到半年时，综合考核并与前三年比较，定为三等：中等不赏不罚；上等或转官，或减磨勘年限；下等降官、延长磨勘年限，各有不同等级。《职官志》第一百一十四，职官一。三师、三公，宰执，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从前周武王灭商，史官记载他的成功，其中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设置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职事只使用有能力的人。”后世所说的爵位、官职、职务，分别授予、各负其责，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周初的制度已经无法考证。周公制定《六典》，从天官冢宰以下，无论大小高低，都各自统率属官来承担职事；从未听说设置官职却不让他任事，安排职事却不授予相应官职的。至于分列爵位、分封土地，这是封建诸侯的制度，也从未听说像后世那样只虚授爵位、土地来充作恩典和礼数。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官制沿革不一，无法全部列举。后周恢复《周礼》六典的官名，同时参用秦、汉制度。隋文帝废除《周礼》的制度，只采用近代法制。唐朝承袭隋制，到天授年间才开始有试官的格式，又设置员外官，不久又出现检校、试、摄、判、知等名目。最初立法的用意并非不好，大概是想用官名和爵禄来考核辨别官员能力，又使不肖之徒断绝仅凭年劳资序升迁的企图。对于世代显贵、勋旧人家的子弟，只用俸禄宠养他们，却不要求他们建立谋略功业；对于真正居位任事的人，则不限制资格，使他们能够尽力发挥所长，以求治理成效。而且在贬黜、升迁、进退的时候，权力归于皇帝，有关部门似乎不得参与。却不知道名义和实际混乱、品秩等级交换紊乱的弊病，也正由此产生了。宋朝承袭唐制，而且更加严重。三师、三公不经常设置，宰相也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省、门下省并列在外，又另在禁中设置中书省，这就是政事堂，与枢密院共同掌管国家大政。天下财赋、宫内各司以及内外仓库，全都隶属于三司。中书省只掌管册文、覆奏、考核账簿；门下省主管皇帝车驾和八宝、朝会时的班位、流外官考核，至于各部门附带奏报，不过是借名而已。御史台、三省、寺、监的官员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专门职掌，全都出入分管各种事务。因此三省、六曹、二十四司，大多由其他官员主持判理；即使有正官，除非另有诏敕，也不管理本司事务，真正寄托于这些机构的事务十件中常常失去两三件。所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参与朝政，侍郎、给事不掌管本省职务，谏议大夫没有进谏责任，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记录起居；中书省常常缺少舍人，门下省很少任命堂侍，司谏、正言除非有特别诏旨供职，也不承担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等官，身居其位却不知道其职掌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官员授受的区别，则有官、职、差遣。官是用来寄寓俸禄品秩、排列地位的，职是用来等待文学之选的，另外设置差遣来治理内外事务。其次又有阶官、勋官、爵位。因此士人把登上台阁、升为禁从看作显贵官职，却不把官职升迁快慢看作荣耀或困滞；把差遣中重要繁剧的职务看作尊贵道路，却不把有没有阶官、勋官、爵邑看作轻重。时人说：“宁可登瀛洲，也不做九卿；宁可抱着书写，也不做监司。”虚浮的名声不足以磨炼激励天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外官方面，为了惩戒五代藩镇专横放纵，较多任用文臣担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手。阶官制度施行以前，州县守令多带着中朝职事官出任外地；阶官制度施行以后，有的带职，有的不带，以此区别优劣。

译大体说来，一品以下称为“文武官”；没有参加常朝的称为“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以及各部门以下官员，称为“内职”；殿前都指挥使以下，称为“军职”。外官有亲民、厘务两类，监军、巡警也相当于亲民官。这只是大概情况。因此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论者多请求正名。咸平年间，杨亿首先说：“文昌省是众官汇集之府，如今有名无实，应当恢复旧制。”此后进言者相继请求恢复二十四司的制度。至和年间，吴育也说：“尚书省是天下最大的官署，却被废置成闲散机构，应当逐步恢复。”然而朝廷意见不一，来不及整顿。神宗即位后，慨然想要改革制度。熙宁末年，才命馆阁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把摹本赐给群臣，于是中书省设置机构，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细制定。八月，下诏开始革新官制，把省、台、寺、监中只领空名的官职一概废去，改用阶官代替。九月，详定所上奏《寄禄格》。恰逢明堂礼成，近臣升秩立即采用新制，而省、台、寺、监的官员都恢复了各自职务。元丰五年，省、台、寺、监的法令制定完成。元丰六年，尚书新省建成，皇帝亲临，召见六曹长官、副长官以下官员，询问职掌事务，并加以告诫。起初，新阶官的等级还少，转行时容易混杂。到元祐初年，才在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分为左右。后来又因流品没有区别，于是诏令寄禄官全部分为左右：词人为左，其余人为右。绍圣年间废除这一做法。崇宁初年，因有人提出请求，从承直郎到将仕郎，共设置替代选人的七阶。大观初年，又增加宣奉大夫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年，从从政郎到迪功郎，又改设选人三阶，于是文阶才完备。武阶也诏令改用新名称：正使称大夫，副使称郎，横班十二阶的使、副也同样改名。因此有郎官位居大夫之上的情况。后来因为新名称还不完备，又增加宣正、履正大夫以及郎官，共十阶，统称横班，文武官制更加详细了。大体上从元祐以后，逐渐改变元丰制度：中书、枢密二府不再分班奏事，枢密院增设签书；户部不再让右曹专门掌管常平事务，而由长官总管；起居郎、舍人共同记录起居，不再分别记录言语和行动；馆职增加校勘黄本的职务。这些都与元丰制度略有不同。后来蔡京执掌国政，任意专断。然而他总以继承先志为说法，首先改开封府守臣为尹、牧，由此府分为六曹，县分为六案。又把内侍省的职名全都仿照宫廷机构的称号。不久整治六尚局，建立三卫；又把两省长官改称左辅、右弼，把端揆的称号改为太宰、少宰。当时官员已经过多冗滥，名称也混乱杂陈。更严重的是，走马承受升为拥使华；戴黄冠的道士、道流，也滥列朝廷品秩。元丰制度到这里大为败坏。到了宣和末年，王黼执政，才追究元祐年间屡次更改制度的过失，请求设局，以修订《官制格目》来正名，但又有什么补救作用呢？建炎中兴时期，参酌旧制加以修订润色。因吕颐浩请求，左、右仆射都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政务合而为一。乾道八年，又把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三省长官的空泛称号，道揆的名分于是确定下来。然而当时局势多艰，政务仍多权宜之制。御营设置使，国用设置使，修政局设置提举，军马设置都督，都由宰相兼任；总制司负责理财，同都督、督视负责理兵，也都由执政大臣兼任。这些都是因事创设的名称，实在不是长久之制。只有枢密院本来掌管军务，与中书省共同掌管机要，号称东、西二府，命宰相兼任枢密院知院事。建炎四年，实际采用庆历旧典。此后战争兴起时兼任枢密使，战争停止时免去；到开禧初年，才把宰臣兼任枢密使定为永久制度。事务繁多时，各部有时不同时设置长官和副长官，有时让郎官与本部门使臣相互兼任，只有吏部、户部不裁省、不合并。战事停止后，才逐渐增加设置。后来诏令规定，不曾任监司、守臣的，不得授任郎官，著为法令。又增加馆阁官员，扩充环卫官职。然而绍兴年间致力于实行元祐旧例，以“左右”二字区别流品；后来因舆论而省去，宁可让清浊相混，也不堵绝人们改过向善、升迁进用的道路。横班中郎官位居大夫之上，既已整顿而纠正；但武臣与士大夫使用同样称号，宁可名号尚未完全端正，也不要向人显示崇尚武力的迹象。陈傅良想确定史官升迁次序，众人都认为正确，却未及实行。洪迈想改三衙军官的称谓，当时人称许他，最终也没有时间讨论办理。考察古代制度，衡量当今适宜的做法，大概从元祐直到政和，已经不曾拘守元丰旧制。中兴以后如果考察既成法典，两者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因此，凡是大的如分掌政务、任用办事的大臣，小的如管理仓库、监察局署的官员，沿袭而不改变的，都是前后共同认为便利的制度；有的开始创设最终废止，有的想要改革却仍因循，各自都有适合具体情况的地方。把这些分类记载，前后相互参见，撰成《职官志》。以至于廪给、傔 从属人员，虽然地位微小也一定记录，都依照旧文叙述。三师、三公。宋朝承袭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特别授予这些官职的人不参与政事，都到尚书省报到。凡有授任，通常由司徒升太保，由太傅升太尉，检校官也如此。太尉旧日位在三师之下，从唐至宋地位逐渐加重，于是太尉位居太傅之上。如果宰臣官至仆射后退休，根据在位时间长短，有的已经任过司空、司徒，便授太尉、太傅等官。太师则是特殊等级，只有赵普凭开国元勋，文彦博凭历朝耆德，才特别授予。即使太傅王旦、司徒吕夷简各任宰相二十年，退休时也只是授太尉。

译熙宁二年，富弼被授为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辞去司空、侍中。熙宁三年，曾公亮被授为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因有两朝参与定策的功劳而辞去宰相职位。熙宁六年，文彦博被授为守司徒兼侍中。熙宁九年，文彦博被授为守太保兼侍中，辞去太保。元丰三年，任命曹佾为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九月，诏令除检校官中授予三公、三师的以外，一律废止。又解除文彦博兼任侍中的职务，授予守太尉；富弼任守司徒，都是为了记录他们参与定策的功劳。元丰六年，文彦博以守太师退休。元丰八年，王安石任守司空，曹佾任守太保。元祐元年，文彦博被解除退休身份，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任守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三年，蔡京授司空，代理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蔡京任太尉；大观二年，任太师。政和二年，蔡京被解除退休身份，仍任太师，每三天到都堂处理政事一次。九月，诏令：“太师、太傅、太保，是古代三公的官职；如今称作三师，古代没有这种名称，应当依照三代称为三公，作为真正宰相的职任。” 司徒、司空，是周代六卿的官职；太尉，是秦代掌管军队的职任；这些都不属于三公，都应当予以罢免。仍然考察周代制度，设置三孤，即少师、少傅、少保，也称为三少，作为三公之下、三相之次的职任。从此，京城才开始以三公担任实际的宰相。三公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配备齐全。唯独宣和末年，三公达到十八人，三少还不计算在内。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郓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以及肃王枢直到仪王。渡江以后，秦桧任太师，张俊、韩世忠任太傅，刘光世任太保。乾道初年，杨沂中、吴璘一同任太傅。绍熙初年，史浩任太师，嗣秀王任太保。绍熙以后，三公从未配备齐全。此后，韩仛胄、史弥远、贾似道专擅朝政，都官至太师。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总领百官，处理各项政务，凡事无不统辖。宋朝承袭唐制，以同平章事作为实际宰相的职任，人数没有定额；如果有两人，就分日掌管宰相印。任用丞、郎以上直到三师的人担任。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相任集贤殿大学士。如果设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两位大学士一并兼监修国史，分别授职。唐朝以来，三大馆都由宰臣兼任，所以宋朝仍沿用这一制度。宋朝开国初年，范质任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任集贤学士，这是设置三相的先例。神宗实行新的官制，在三省设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但因官位太高而不授予实际任职人员，改以尚书令的副职左、右仆射充任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执行侍中的职务；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执行中书令的职务。政和年间，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任两省侍郎。靖康年间，又改回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求参考三省制度，左、右仆射都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两位侍郎都改为参知政事，废除尚书左、右丞。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乾道八年，下诏说尚书左、右仆射可以依照汉制改为左、右丞相。详定敕令所说：“近来承奉诏旨，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应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令等名号，以左、右丞相充任。由于旧制的左、右仆射不是三省长官，所以品秩为从一品。现在左、右丞相实际充任侍中、中书、尚书令的职位，按理应当列为正一品。”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丞相一职由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充任。平章军国重事这一职名，元祐年间设置，由太师文彦博、守司空吕公著先后担任，位次在宰臣之上。这是为了安置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大臣，特意授予此职以示尊宠。因此，有时称“平章军国重事”，有时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上朝一次，不是上朝日便不到都堂。后来，蔡京、王黼以太师身份总领三省事务，三日上朝一次，到都堂处理政事。开禧元年，韩侂胄拜为平章，讨论典礼，于是以“平章军国事”为名。大概是省去“重”字，所参与的事务范围就更广；去掉“同”字，所承担的职权就更专一。边事发生后，才命令他每日上朝一次，省印也归还他的宅第，宰相不再掌印。此后，贾似道专权，窃居高位日久，尊宠日益隆盛，职位都在丞相之上。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任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的，都称为使相。他们不参与政务，不书写诏敕，只有在宣布诏敕、授予官职时，才在诏敕末尾保留他们的官衔而已。乾德二年，范质等三位宰相都被罢免，以赵普任同平章事，李崇矩任枢密使。命令下达后，没有宰相书写诏敕，皇帝派人询问翰林陶谷。陶谷说：“从前辅佐宰相从未出现空缺。只有唐太和年间发生甘露之变时，曾有几天没有宰相，当时由左仆射令狐楚等人奉行制书。如今尚书也是南省长官，可以书写诏敕。”窦仪说：“陶谷所陈述的，不是太平时期应遵守的正规制度。现在皇弟任开封尹、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的职任，可以书写诏敕。”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参知政事掌管辅佐宰相，辅助处理重大政务，参与处理各项事务。乾德二年设置，以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馀庆分别以本官兼任参知政事。在此以前，已经任命赵普为宰相，想设置一个副宰相职位，却难以确定名称。于是询问翰林学士陶谷：“比宰相低一级的官职有什么？”陶谷回答：“唐代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所以便用这个名称任命他们。仍命令他们不负责朝班，不掌印，不登政事堂；在殿廷另设砖位，诏敕末尾所署官衔低于宰相，月俸和杂给减半，这是因为当时还不想让他们与赵普地位相同。开宝六年，才下诏让薛居正、吕馀庆在都堂与宰相共同议政。至道元年，下诏宰相与参知政事轮流掌印，一同登政事堂。签押诏敕时官衔相同，出行时并马而行，这从寇准开始，此后没有改变。

译元丰新官制废除参知政事，设置门下、中书二侍郎以及尚书左、右丞，代行其职任。建炎三年，恢复以门下、中书侍郎任参知政事，同时省去左、右丞。乾道八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仍旧设置，由中大夫以上官员充任，通常授予二人，有时一人。嘉泰三年，才开始授予三人。按照旧例，丞相请假时，参知政事不得参与拟定诏令。只有丞相尚未任命时，才轮流当值执笔；但这种情况多数不超过一年，少数只有十天或几个月。淳熙初年，叶衡被罢相，龚茂良代理宰相事务将近三年，这也是罕见的情况。门下省接受天下各机构办理完毕的事务，审核诏令，驳正违失，接收并转递各地进奏的章状，请求使用宝印。凡中书省签发的黄纸诏和录黄、枢密院录白和画旨，都留作底本。尚书省六部上奏的有关法式制度的事务，也都奏请复核、审查和驳正。由给事中阅读，侍郎审省，侍中审核；送入宫中接受旨意并签署“闻”字后，再授给尚书省、枢密院。如果有错误应当举发驳正，大事便列举论奏，小事便改正。凡是从宫内发出的文书，都登记在册。章奏送到后，便接收并转进，等到颁发下来，再分别送交所属官司。凡吏部拟定六品以下职事官，给事中核对其任官经历、功劳和事状，侍郎审阅；侍中引见并核验审察，不是合适的人选就论奏。凡迁改爵位品秩、增加叙功、授勋封爵以及四选拟注奏钞等事，如有错误，便退回尚书省。复核刑部、大理寺所判决的案件，审察罪刑轻重以及是否枉曲和正直；定罪不当的，便依据法律驳正。宋朝开国初年沿用旧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职任，又任用两制官一人判理门下省事务。官制实行后，才加以厘定纠正。官员共十一人：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在此以前，中书省的吏员分掌五房：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另有主事、勾销二房。到这时，将中书省厘定为三省，把兵房和礼房分开成为六房，并分别根据各省事务加以扩充。门下省共分十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都按照房名，主管办理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上报的事务；开拆房、章奏房、制敕库房，也都按照房名，分别接收遣发的文书、表状，供应查阅诏令格式，办理拟定官爵、封勋等事；只有班簿和本省杂务归吏房掌管。吏员共四十九人：录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八人，守当官十九人。外省吏员十九人：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守当官六人，守阙守当官十人。元丰八年，将门下省、中书省的外省称为后省，门下外省又设置催驱房。元祐三年，下诏吏部注授通判，须到门下省引见核验；省、台、寺、监各司的吏员一律减去四分之一。又设置点检房。元祐四年，又另行制定吏员定额。绍圣二年，守阙守当官，门下省、中书省各以一百人为额，尚书省以一百五十人为额。绍圣四年，三省吏员都按照元丰七年的定额执行。侍中掌管辅佐天子议论重大政务，审核朝廷内外文书的出纳。举行大祭祀时，先以版奏请中严、外办，导引皇帝乘舆，传达升降的礼节；皇帝斋戒时，请皇帝到斋室。举行大朝会时，承受旨意宣读制书、宣布礼成，祭祀时也是如此。册立皇后时，奉持宝册交给司徒。宋朝因品秩很高，很少真正授任。建隆至熙宁年间，正式拜授侍中的只有五人；虽然也有以其他官职兼领侍中的，但实际上并不承担侍中的事务。官制实行后，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执行侍中的职务，另设侍郎辅佐。南渡以后，设置左、右丞相，侍中省去而不再设置。侍郎掌管辅佐侍中的职务，审核省内外文书的出纳。举行大祭祀时，在前面导引皇帝车舆，传达进止命令。举行大朝会和朝贺时，授予表章并奏报祥瑞。册立皇后时，奉持符节和宝册。在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中，侍郎属于执政官。南渡以后，恢复设置参知政事，门下侍郎省去不置。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共同掌管规劝、进谏、讽谕。凡朝政的缺失，大臣以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以至各部门有违失，都可以进谏纠正。宋朝开国初年虽然设置谏院，知谏院官共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由其他官员兼领的，称为知谏院。正言、司谏也有兼任其他职务而不参与进谏的。官制实行后，才都恢复了正确的名实。元丰八年，谏议大夫孙觉说：“根据《官制格目》，谏官的职务是：凡发布命令、兴办事务，有不合时宜、不合道义的，大事在朝廷议论，小事则上密封奏章。如果贤能之人被埋没在下位，忠孝之人不能被上级知晓，就根据事实论奏推荐，请求依照这些规定来整治并履行谏官职务。”八月，门下省说：“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应当合并为一类。”诏令同意了这一建议。十月，下诏仿照《六典》设置谏官名额。元祐元年二月，下诏谏官即使不属于同一省，也允许两人一同上殿。后来又采纳司谏虞策的请求，若为单独一人，允许与御史台官员一同面对皇帝奏对。九月，左、右正言长期空缺，侍御史王岩叟说：“国家仿照近古制度设置六名谏官，与先王相比已经很少，希望下诏补足，不要使这一职位长期空缺。”十月，司谏王觌说：“从今以后，中书舍人有空缺时，不要让谏官兼任代理。”朝廷同意了。十一月，王岩叟又说：“近来降下圣旨，命两省谏官分别从不同门户出入，不许同给事中、中书舍人往来。实际上是想限制隔绝谏官，不让他们处在政事之地，恐怕他们知道事情始末而屡次论奏。” 不久下诏，谏官值舍仍按旧制。元祐八年，下诏执政大臣的亲属不得授任谏官。建中靖国元年，进言者认为谏官论事只能凭借询问访察，而各部门的事务，除了六曹报送的内容以外，都不能得到详细情况。于是下诏，允许谏官查阅案卷，并与御史台的监察部门互通。给事中四人，分掌六房，负责阅读朝廷内外文书的出纳，并判理后省事务。如果政令有失妥当，授官任人不当，就论奏并加以驳正。凡章奏，每天登记目录进呈，考察是否拖延违误，并加以纠治。按照旧例，诏旨都交给银台司封还驳正。官制实行后，给事中才真正履行这一职务，封驳司归入门下省。

译元丰五年五月，下诏给事中可以书写画黄，不书写草稿，并将此规定著为法令。六月，给事中陆佃说：“三省、枢密院的文书，已经阅读过的还命令封还驳正，恐怕会造成重复。”于是下诏撤销封驳房。元丰六年，下诏驳正事务须送执政大臣禀报议论。元丰七年，有诏旨说，举发驳正之事，依照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旧例办理。不久又命令仍按原来规定禀报议论，给事中韩忠彦说：“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的职位大致相等，一个不必禀报便可以听任封还，一个允许举发驳正却要先禀报议论，按道理并不妥当。况且朝廷事务由执政大臣施行，职责既然在于封还驳正，就已经同执政意见不同，自然应当请皇上裁决，还需要禀报议论什么呢？”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绍圣四年，叶祖洽说：“两省设置给事中、中书舍人，是让他们相互监察。如今中书舍人兼任封驳之权，给事中的职务就废弃了。”诏令特别规定，书写、阅读诏令时不必回避，其余事务相互书写判行。元符三年，翰林学士曾肇说：“门下省的职务，是驳正中书省的违失。近来给事中封还驳正中书省的录黄，却命令中书舍人书写、阅读后下达，破坏了官制，有损于治理国家的体制。希望端正纲纪，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重和元年，给事中张叔夜说：“凡命令发布，中书省宣读奉行，门下省审核阅读，然后交给尚书省颁行；枢密院奉旨办理的文书，也要抄录后交给门下省。这是神宗的官制。现在有些紧急文书不经过三省，而各房先用空白黄纸依次书写、阅读，那么审核阅读就几乎成为虚设了，请求立法禁止。”朝廷同意了。共分五案：上案，主管宝册礼仪以及朝会中办理的事务；下案，主管接收、发送文书；封驳案，主管封还驳正以及考试吏员，考核他们的功过；谏官案，主管有关文书；记注案，主管记录起居注。其他杂务则由各分案分别掌管。绍兴以后，只授任二人或一人。起居郎一人，掌管记录天子的言语和行动。皇帝在殿上临朝时侍立左右，出行时随从；举行大朝会时，与起居舍人相对站在殿下螭首旁边。凡朝廷发布的命令和赦免，礼乐法度的增损、沿革，赏罚、劝惩，群臣进见奏对，文武官员的授任，以及祭祀、宴享、皇帝临幸、引见等事，还有四时气候、四方祥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都要记录下来，交给著作官。宋朝原来设置起居院，命令三馆校理以上官员编修起居注。熙宁四年，下诏谏官兼任修注官的，因在后殿侍立，可以奏事。元丰二年，兼修注王存请求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的职务，使他们能够全面听闻圣明天子的德音，退朝后记录下来。神宗也说：“臣下奏对中如果有偏邪、谗毁和邪恶的言论，假如左右有史官把它记录下来，他们就无从肆意施展奸邪了。”然而最终没有实行。按照旧例，左、右史虽然每天侍立，但想要奏事，必须向中书省禀报，等候旨意。王存因奏对时提及此事。八月，于是下诏，即使不兼任谏官职务，也允许直接上前奏事。这大概是王存首先提出并促成的。官制实行后，将修注官改为起居郎、起居舍人。元丰六年，下诏左、右史分别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元祐元年，又下诏不再分别记录。元祐七年，下诏迩英阁讲读结束后，有留下来单独奏事的，允许侍立。绍圣元年，中丞黄履说：“所奏之事有的涉及机密，难以让旁人站在一旁，仍应依照先朝旧例。”此前，皇帝在后殿时，左、右史分日侍立；崇宁三年，下诏依照前殿的礼仪，不再分日。大观元年，下诏凡有足以劝善惩恶的事情，即使官秩低下也要记录。绍兴二十八年，采纳起居郎洪遵的意见，规定起居郎、起居舍人今后可以依照讲读官的制度奏事。隆兴元年，采纳起居郎兼侍讲胡铨的意见，前殿依照后殿的制度，轮流由左、右史侍立。符宝郎二人，掌管外廷符节、宝玺的事务。禁宫中另有内符宝郎。官制实行后，未曾授任此官。大观初年，八宝铸成，下诏依照《唐六典》增加设置。靖康年间撤销。通进司隶属于给事中，掌管接收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和百司的奏牍，文武近臣的表疏，以及章奏房所掌管的天下章奏、案牍，列明事项目录进呈皇帝，再向朝廷内外颁布。进奏院隶属于给事中，掌管接收诏敕以及三省、枢密院的宣札，六曹、寺监和百司的符牒，并向各路颁布。凡章奏送到，便列明事项目录上报门下省。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别交给有关官司。凡奏牍违背法式的，都附贴说明后进呈。熙宁四年，下诏说：“凡朝廷擢用有才干的人、赏功罚罪以及其他足以使人受到劝勉或惩戒的事情，中书检正、枢密院检详官每月把事实和情况记录下来，交付本院，抄报天下。”元祐初年，撤销了这一制度。绍圣元年，下诏恢复熙宁旧条。靖康元年二月，下诏说：“各道监司、帅守的文书中，凡涉及边防机密和紧急重要事务的，允许进奏院直接送到通进司投递进呈。” 按照旧制，通进司、银台司各设知司官二人，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通进司掌管接收银台司所掌的天下章奏、案牍，以及阁门和京城百司的奏牍、文武近臣的表疏，进呈皇帝后，再向外颁布。银台司掌管接收天下奏状、案牍，抄录事项目录进呈皇帝，发下交付有关部门勾检，纠察其中的违失并督促办理迟延之事。发敕司掌管接收中书省、枢密院的宣敕，登记造册后颁发下达。登闻检院隶属于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属于司谏、正言，掌管接收文武官员以及士人百姓的章奏、表疏。凡是陈述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请求恩赏、申理昭雪冤屈和滥刑，以及奇异方术、改换文资、改正过错姓名等事情，按常规不能通过通进司进呈的，先经过登闻鼓院递交奏状；如果被登闻鼓院压下，就到登闻检院申诉。两院都设置在宫门之前。南宋中兴以后，登闻检院、登闻鼓院、粮料院、审计院、官告院、进奏院，称为六院。按惯例由在京任职、曾任知县且有政绩的官员充任；也有从郡守任上直接授予此职的，随后便升任郎官。所享受的恩典待遇大致比照职事官，但在官员班次中不列入杂压。绍兴十一年，胡汝明由粮料院任监察御史，随即升任侍御史。乾道以后，相继进入御史台的有数人，六院地位更加重要，成为监察官的储备职位。淳熙初年，班次排在寺监丞之上。绍熙二年，下诏六院官重新列入杂压，排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分别隶属各自主管机构。中书省掌管进呈拟议各项政务，宣读并奉行命令，办理台谏的章疏、群臣请求兴办创设和改革的事务，以及朝廷内外没有现成法式、应当请旨决定的事务。凡授任省、台、寺、监长官和副职以下官员，以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的授任，都由中书省掌管。

译命令的文书形式共有七种：一是册书，用于册立后妃、封亲王、皇子、大长公主，任命三师、三公、三省长官。二是制书，用于处理军国大事，颁布赦免和德音，任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以及凡告示朝廷授官的事务。三是诰命，用于文武官员迁改职务品秩、内外命妇的授任和封叙、赠官典礼，以及凡应当撰写诏词的事务。四是诏书，用于赐予待制、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官员。五是敕书，用于赐予少卿监、中散大夫、防御使以下官员。六是御札，用于发布登封、郊祀、宗祀以及重大号令。七是敕榜，用于赐酺，以及告诫勉励百官、晓谕军民。以上各种文书都由中书省承奉制令、签署旨意后交给门下省，由门下省宣读，侍郎奉行，舍人执行。门下省把所得旨意留作底本：重大事务奏报请旨后得到的旨意称为“画黄”，小事拟定后进呈得到的旨意称为“录黄”。凡涉及制度沿革、增损而法式中没有记载的，都议定后上奏。各部门传宣和特别旨意，要承受上报、审查复核后，才下达执行。官员共十一人：中书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各一人。分为八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工房、主事房、班簿房、制敕库房。元祐以后，将兵房、礼房分为两房，又增加催驱房、点检房，共分为十一房，后来又把主事房改为开拆房。吏房掌管办理授官、考察、升降、赏罚、废置、荐举、请假以及临时差遣官员等文书。户房掌管办理郡县的废置升降、调发边防军需、发放借贷钱物。礼房掌管办理郊祀、陵庙典礼，后妃、皇子、公主、大臣的封册，科举考官以及外夷书诏。兵房掌管办理各蕃国王爵位、官职和封号的授予。刑房掌管办理赦免以及贬降、叙复。工房掌管办理营造规划以及河防修筑、堵闭。凡尚书省上奏的请求、台谏陈述的章疏、内外臣僚和官司申请而法式没有规定、应当请旨的事务，六房都按照各自名称所主管的范围办理。主事房掌管接收、发送文书。班簿房掌管百官名籍和在职人数。制敕库房掌管编录、备查诏令、敕令、格式、法式以及架阁库文书。催驱房负责督促催办拖延违误的事务。点检房负责检查察看差错。吏员共四十五人：录事三人，主事四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四人，守当官十七人。外省吏员十九人：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守当官六人，守阙守当官十人。元丰八年，下诏待制以上官员的磨勘，由本省进呈拟议。元祐三年，下诏凡授官之事经由中批交付中书省的，都由三省办理。绍圣五年，下诏臣僚上殿所递的札子，由中书省进呈请旨；中书省承受的传宣、内降文书，凡不是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执行的，要申报中书省或枢密院奏请审定。中书令掌管辅佐天子议论重大政务，接受所发布的命令并宣读执行。祭祀大神祇时登上祭坛，祭享宗庙时登上阼阶，辅佐主持礼仪。皇帝临轩册命时，负责宣读册文。册立太子时，登殿宣读制书，持册和玺绶交给太子。举行大朝会时，到御座前奏报方镇的表章和祥瑞。宋朝从未正式拜授中书令；以其他官职兼领的也不参与政务，只有曹佾一人例外，其余都只是追赠此官。官制实行后，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执行中书令的职务，另设侍郎辅佐。南宋中兴以后，设置左、右丞相，中书令省去不置。侍郎掌管辅佐中书令的职务，参与议论重大政务，接受所宣行的诏旨并奉行。凡举行大朝会，负责押领表章和祥瑞文书。皇帝临轩册命时，押领册文并引导文案，把奏文和册书交给中书令。四夷来朝时，奏报他们的表疏，把贽礼财币交给有关部门。南渡以后，恢复设置参知政事，中书侍郎省去不置。舍人四人，旧制为六人。掌管将命令撰写成制词，分掌六房，按各房轮值撰制；如果事务处理不当或授官任人不当，就论奏并封还词头。宋朝开国初年，舍人只是作为迁转官，实际上不任职；又设置知制诰和直舍人院，主管起草命令，与学士共同掌管内制和外制。凡有授官任命，中书省吏员到舍人院送交词头。重大授官任命，也有宰相召见舍人当面授予词头的。遇到重大诰命，中书省连同敕令一起进呈，由宫中降下；其余则由发敕官接收并发出。到修订官制时，便以舍人实际任职，恢复名实相符，并判理后省事务。分为五案：上案掌管册礼及朝会中办理的事务；下案掌管接收、发送文书；制诰案掌管书写、记录制词以及考试吏员，考核其功过；谏官案掌管接收各部门的关报文书；记注案掌管记录起居注。其他杂务则由各分案分别掌管。元丰六年，下诏中书省设置点检房，命舍人共同总领。元祐元年，下诏舍人分别签押各房文书，撰拟诏词则按日期轮流分掌起草。九月，下诏官员暂时空缺时，依照门下省、尚书省的先例，送交本省官员兼任代理。绍圣四年，蹇序辰请求今后撰拟诏词时，将原来办理的文书一并检查后送给当值舍人。朝廷同意了。建炎以后仍然如此，其他官员兼任代理的称为权舍人，资历较浅的称为直舍人院。起居舍人一人，掌管与门下省起居郎相同的事务。侍立、编修起居注的官员，元丰以前，以起居郎、起居舍人作为寄禄官，另行任命其他官员主管其事务，称为同修起居注。官制实行后，以起居郎、起居舍人为职任。淳熙十五年，罗点由户部员外郎任起居舍人，因避祖父名讳，于是改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此后两史有时空缺而任用资历较浅的官员，便降旨让某人代理侍立修注官。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与门下省的情况相同，只是左边隶属门下省，右边隶属中书省，都附列在两省的班籍中，通常统称为“两省官”。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以后，职事官没有不经过任命授职的，只有御史大夫、左散骑常侍和右散骑常侍，始终从未任命过一人。大概是因为这两类官职是台谏官的首长，没有人提出任用他们。南宋中兴初年，下诏谏院不隶属于两省。绍兴二年，下诏一并按照旧制，仍到三省原来设置局署的地方办公。淳熙十五年，采纳林栗的建议，设置左补阙、右补阙、左拾遗、右拾遗，专门负责规谏匡正，不负责纠察弹劾之事。过了一年便裁减撤销了。法司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各一人，守阙守当官三人；乾道六年裁减二人。

译检正官五房各一人，掌管纠察、校正省中事务。熙宁三年设置，由京朝官充任；选人则任习学公事。官制实行后，撤销检正官，其职务归入左右司。建炎三年，中书门下省说：“自从军务兴起以来，天下事务繁多，而中书省没有其他属官。元丰以前设有检正官，后来因为设置左右司，便不再差遣检正官，以致朝廷以及应当报送四方的行移文书常被拖延，没有人检举催促。现在想差遣两名官员充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一人检正吏、礼、兵房，另一人检正户、刑、工房。朝廷同意了。到第二年，下诏一并罢除。绍兴二年，下诏中书门下省重新设置检正官一人。建炎三年下达指挥，将中书门下省合并为一。中书省的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三人；门下省的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六人，依照祖制定额，共以八十九人为额。守阙守当官两省各一百人，共保留一百五十人，其中中书省占六成，门下省占四成。尚书省掌管施行制书诏命，主持本省的纲纪、程序和格式，接收六曹文书，听理内外诉讼，奏报御史失职，考核百官和各府署治理得当与否，并依据诏令决定废置、赏罚。下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凡天下事务中六曹不能裁决的，由尚书省总括裁决；应当请示裁决的，按所属关系送交中书省、枢密院。事务已有成法的，六曹依照格式编具奏钞，由尚书令、仆射、丞检察并签署，送门下省签署“闻”字。审察吏部拟授的文武官员以及封爵承袭、赐勋定赏等事。朝廷有疑难事务，就召集百官议论可否。凡修改、申明敕令格式和某一部门的条法，都议定后奏报复核；太常寺、考功司议定谥号也是如此。每季度末，将有关赏罚劝惩的事项备文交给进奏院，向天下颁行。举行大祭祀时，负责告诫并约束执事官。官员共九人：尚书令、左仆射、右仆射、左丞、右丞、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各一人。分为十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都按照各房名称办理六曹各司上报的事务；开拆郎主管接收、发送文书；都知杂房主管办理进呈制敕目录、百官班簿和在职人数，考察都事以下官员的功过、升迁和补授；催驱房主管考核督促文书办理拖延违误；制敕库房主管编录、查检敕令、令、格、式，收存架阁文书。吏员共六十四人：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四人，书令史三十五人，守当官六人。元丰四年，下诏尚书都省和六曹各轮派一名郎官值宿。元丰五年，下诏凡奉旨下达执行的事务都使用札子。绍圣元年，下诏在京官司接收的传宣、内降文书，须根据事务申报尚书省或枢密院复核奏报。二月，下诏尚书都省弹劾奏报六察御史，纠察其中不当之处。尚书令掌管辅佐天子议论重大政务，奉行已经发布的命令并加以执行。其属下有六曹，凡各项政务都汇总到这里裁决。凡官府的纲纪、程序和格式，没有不由它总掌的。大事由三省共同议论时，便与执政官合班；小事由尚书省独自议论时，便与仆射、丞分班论奏。如果事务由中书、门下两省办理而有失当、应当奏报的，也这样办理。与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一样，都用册书任命。自建隆以来不再授任，只有亲王元佐、元俨以使相兼领，不参与政务。政和二年，下诏说：“尚书令，太宗皇帝曾经任过；如今宰相的官职已经很多，不必设置。”然而当时有人认为担任尚书令的是唐太宗，熙陵并未任此官，这实在是当时宰相蔡京不学无术造成的错误。宣和七年，下诏恢复设置尚书令，也只是空设其名，没有授任人员。南渡以后，合并省署，尚书令不再设置。左仆射、右仆射掌管辅佐天子议论重大政务，执行尚书令的副职，与三省长官同为宰相的职任。举行大祭祀时，掌管百官的誓戒，查看洗涤祭器、告洁等事，赞助进献玉、币、爵、玷等礼仪。官制实行后，不设置侍中、中书令，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执行侍中、中书令的职务。政和年间，诏令说：“过去神宗皇帝教导整顿官制，有关部门不能奉行。考察前代，曾以仆臣这样的低微官职充任宰相，可以将左仆射改为太宰，右仆射改为少宰。”靖康元年，下诏依照元丰旧制，恢复为左、右仆射。南渡以后，设置左、右丞相，仆射省去不置。左丞、右丞掌管参与议论重大政务，共同处理尚书省事务，执行尚书令、仆射的副职。仆射轮流按日执笔，遇到请假等情况，便由丞代理执笔并掌印。举行大祭祀时，在酌酒献祭、进献熟食时，接过爵和酒交给仆射。旧制班次排在六曹尚书之下，官制实行后，提升品秩，成为执政官。元丰五年五月，下诏左、右仆射、丞共同处理尚书省事务。同月，御史说：“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礼在都堂下马，违法逾越官分。”王安礼在皇帝面前争辩，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如今左、右丞在都堂上下马，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南渡以后，恢复设置参知政事，左、右丞省去不置。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各一人，掌管接收六曹事务，纠正文书的拖延和差错，分掌尚书省事务：左司办理吏、户、礼、奏钞、班簿房，右司办理兵、刑、工、案钞房；而开拆、制敕、御史、元丰六年，都司设置御史房，主管办理弹劾、纠察御史和考察失职事务。催驱、封椿 印房，则由左右司共同办理；有拖延滞留的，就依据期限举发催办。起初，都司设置吏员和案房，但议论者认为台郎、宰掾不应当自行另立官司。于是便按照尚书省各房分别办理所属事务，只设置手分、书奏各四人，主管办理校定省吏都事以下官员的功过以及升迁补授。

译元丰七年，都司御史房设置簿册，根据记载御史和六曹官员纠察事务的多少及是否得当来评定优劣，年终请旨决定升降。绍圣元年，下诏都司在年终检查六曹中拖延违误最多的部门，列出郎官姓名上报尚书省请旨。绍圣二年，下诏御史台察访六曹办理迟缓、违失的情况，送交左司登记。宣和二年，左司员外郎王蕃奏说：“都司以综理尚书省事务为职责，凡事无不参与。如今宰相、丞进入尚书省，各房文书堆积如山，依次呈报复核，从早到中午，有时直到傍晚才稍微停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一检查细节，而省吏直接向宰相、丞请示下笔，草草检核后便命令承从官到郎官厅，等日落时签押。”他认为：“应当遵守元丰和崇宁旧法，各房分别编具签帖，先由都事检查，再由郎官签押完毕，然后送宰相、丞请示下笔执行。”于是下诏说：“先帝开始整顿三省，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和都司辅佐省务。如今都司逐渐成为空有其名的官职，是因为省吏强悍，竟敢肆意侵凌侮辱。从今以后，凡有违法之事，左右司官和尚书都要据实举发弹劾。” 建炎三年，下诏减去左、右司郎官两人，设置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二人。到第二年，检正省被撤销，左、右司郎官仍恢复为四人。绍兴三十二年，下诏将尚书省吏房、兵房，三省、枢密院机速房，尚书省刑房、户房、工房，三省、枢密院看详赏功房，以及尚书省礼房，交由左、右司四名郎官从上到下分别分房书写拟定。隆兴元年，下诏左、右司郎官各差遣一人。乾道六年，下诏榷货务都茶场依照建炎三年的指挥，委托都司官提领办理。乾道七年，又增加设置右司郎官二人。榷货务都茶场，由都司提领。设置提辖官一人，由京朝官充任。设置监场官二人，由京选官通差充任。掌管盐、茶、香、矾钞引等方面的政令，以使商贾流通，辅助国家财政。旧制，设置榷务以专卖和交易。建炎中兴时期，又设置都茶场，发给、卖出茶引；随着行在所在地设置榷货务和茶场。虽然分属两司，但提辖官、监官的官衔相通，均负责管理。外地设置建康、镇江务场，并都冠以“行在”之名，由都司提领，不列入户部经费。建康、镇江两处后来分属总领所。开禧初年，因总领所侵用储积的钱财，命令它们直接隶属于提领所。乾道七年，提领所设置干办官一人。提辖官与杂买务杂卖场、文思院、左藏东西库的提辖，合称“四辖”。外放补任则为州官，入朝升迁则任寺监丞、簿，也有直接任杂临司官，或进入三馆的。乾道年间，榷务官王禋被授为市舶官，左藏官王揖被授为坑冶铸钱司官；淳熙年间，熊克由文思院官升任校书郎。绍熙以后，六院官往往改任迁调，有的出任添倅。其中有任职先后和地位轻重的不同。左藏封桩库，由都司提领。设监官一人、监门官一人。淳熙九年，改由都司提领。起初，除奉养皇亲和军需外，不得支用。后来有时拨入内库，有时用来供给宫廷各项费用，也用来准备赈济抚恤。提举修敕令一职，自熙宁初年编修《三司令式》时设置，命宰臣王安石提举；从此以后，都由宰执担任。详定官由侍从官中通晓法令的人充任，旧制为二员。宣和年间增至七员，靖康初年减为三员。删定官没有固定员额。在此以前，曾另行修订一司敕命。大观三年，下诏将六曹的删定官并入详定一司敕令所，合为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筹划国家财政，议论变更旧法，以使天下利益流通。熙宁二年设置，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任职，苏辙、程颢等也都担任属官。不久，陈升之出任宰相，便说：“条例司只是有关部门的事务，不是宰相的职掌，应当罢除。”神宗想把它并入中书，王安石请求以枢密副使韩绛代替陈升之。熙宁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说：“条例司虽然由大臣统领，但只是裁定决断的机构。如今不经过中书而直接施行，这就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个中书了。”五月，罢除条例司，归入中书。三司会计司，熙宁七年设置在中书，以宰相韩绛提举。在此以前，韩绛说总管天下财赋，却没有考核盈亏的办法，于是设置此司。后来事务多有拖延滞留，熙宁八年，韩绛因这件事获罪罢相，此机构也不久便废除。编修条例司，熙宁初年设置，熙宁八年罢除。经抚房专门处理边疆事务。宣和四年，宰臣王黼主持征伐燕地的主张，在三省设置此机构，不再与枢密院相关。宣和六年罢除。提举讲议司，崇宁元年七月，下诏依照熙宁年间条例司的旧例，在都省设置讲议司。以宰相蔡京提举，侍从官任详定官，卿监任参详官；又设置检讨官，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铁、赋调、尹牧等事项，每一项各由三人主持。当时又分出武备一房，另设为枢密院讲议司。崇宁三年三月，知枢密院事蔡卞上奏请求罢除。崇宁三年四月结束此机构。宣和六年，又在尚书省设置讲议司。十二月，命致仕太师蔡京兼领，允许他在私宅裁决处理，仍免除签书手续。议礼局，大观元年，下诏在尚书省设置，由执政兼领。详议官二员，由两制官充任。凡是礼制的始末，都由其议定后请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编成，议礼局罢除。礼制局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疑有缺字〕、冠婚、丧祭的沿革和制度。政和二年，在编类御笔所中设置，有详议官、同详议官；宣和二年，下诏与大晟府制造所的协声律官一并罢除。《职官志》第一百一十五，职官二。枢密院、宣徽院、三司使、翰林学士院、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诸殿学士、诸阁学士、诸修撰、直阁、东宫官、王府官。

译枢密院掌管军国机密事务、军队防卫、边疆防备和军马等政令，传达皇帝的机密诏命，以辅助治理国家。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考阅、试验、升迁、补授、屯驻、戍守、赏罚等事，都由它掌管。通过升拣、裁汰、废置等办法，整理兵籍；遇有调发、更换戍守，就派使者发给兵符。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各路都监、沿边都巡检使以上官员的除授，重大事情要禀奏，所授官职使用宣；小事则拟定后进呈，所授官职使用札。先把取得的旨意送交门下省审查复核。面奉圣旨的记录称为录白，批奏得到皇帝批画的称为画旨，都留作底本。只用白纸抄录送出，都要等候回报后施行。受到御宝批旨的，立即送门下省缴还复核。凡应当颁给诰命的，送交中书省撰写制词。凡涉及国家大计、制造和调拨军器，以及任命都承旨、副都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改任武职，仍须会同三省请旨。宋初沿袭唐、五代制度，设置枢密院，与中书分掌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号称“二府”。枢密院在中书省北面，印文有“东院”“西院”字样，实际上合为一院，但只使用东院印。其职掌条目很多。神宗初年，于是把其中琐细事务裁减，归还有关部门，又设置审官西院，专门掌管阁门祗候以上至诸司使的差遣。官制实行后，按事务分别隶属六曹，专门以掌管军务为职责；国信、民兵、牧马总领仍旧隶属枢密院。原来分为四房，分别是兵、吏、户、礼，到这时整顿为十房。后来又增加支马、小吏二房，共十二房：北面房，掌管河北、河东路所属吏卒，北界边防及国信事务；河西房，掌管陕西路、麟州、府州、丰州、岚州、石州、隰州、保德军所属吏卒，西界边防及蕃官事务；支差房，掌管调发军队、湖北路边防及京东、京西、江、淮、广南东路吏卒，殿侍迁补及选用亲事官；在京房，掌管殿前步军司事务、军器调拨、川陕路边防及畿内、福建路吏卒，以及军头、皇城司卫兵。教阅房，掌管内外军队的教习训练、封桩库缺额请给、催促驿递，以及湖南路边防事务；广西房，掌管招募军队、捕盗、赏罚，以及广南西路边防和两浙路吏卒事务。禁军转员，则分别按照各房所统辖的兵额办理。兵籍房，掌管各路将官差发禁兵、选补卫军的文书。民兵房，掌管三路保甲、弓箭手。吏房，掌管差派将领、武臣出任知州知军、各路都监以上官员，以及差派内侍官的文书。知杂房，掌管杂务。支马房，掌管内外马政，以及坊院监牧的吏卒、牧马、租课。小吏房，掌管两省内臣的磨勘、功过、叙用，以及大使臣以上的历任事状和校尉以上的改转、迁遣。属吏共三十八人：各房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阙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十五人。元祐年间创设支马、小吏二房后，增令史为十四人，书令史为十九人，又创设正名贴房十八人。大观年间，将各房副承旨增为五人，创设守阙书令史三人，正名贴房增为二十八人。中书、枢密院既然合称“二府”，每逢入朝奏事，便与中书按先后上殿。庆历年间，两边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议说，边疆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只委托枢密院。仁宗认为有理，立即下诏令中书共同议论。谏官张方平也说中书应当了解军务，于是让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任枢密使。熙宁初年，滕甫说：“中书、枢密院议论边事，常常意见不合。赵明与西人交战，中书奖赏功劳，枢密院却降下约束；郭逵修筑堡垒栅栏，枢密院正在责问他，中书却下诏褒奖。希望大臣凡遇战争、防守和任命主帅，都先共同议论，然后再下达。”神宗认为他说得好。元祐四年，知枢密院安焘因母亲去世离职，枢密院偶然只剩一名官员。谏议大夫梁焘、司谏刘安世说：“本朝革除五代的弊端，文武两方面的大权从未专门交给一人，请依照旧例命大臣兼领。”靖康元年，知枢密院事李纲说：“在祖宗时期，枢密院掌管兵籍、虎符，三衙统领各军，率臣分别掌握兵权，各有分工守职，这正是维持军政、万世不变的制度。自从童贯以领枢密院事兼任宣抚使，既掌兵权，又掌兵籍、虎符，今天不能不引以为戒。” 请将已经编组的勤王正兵交给制置使，把行营司的军队交给三衙。”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枢密使、知院事、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枢密使、知院事辅佐天子掌管军政，同知、副使、签书是他们的副职。凡边防、军旅的日常事务，与三省分班禀奏；涉及国家体制的大事，由宰相、执政官联合奏报；举行大祭祀时，轮流担任献官。宋朝初年，官职没有固定制度，有枢密使才设置副使，有知院事才设置同知院事；资历较浅的则任直学士签书院事。熙宁元年，文彦博、吕公弼任枢密使，韩维、邵亢任副使。当时陈升之三次进入枢密府，神宗想稍微区别他的礼遇，便任命他为知院事。于是知院事与枢密使、副使同时设置。元丰五年将改革官制，议论者想废除枢密院，将军务归兵部。神宗说：“祖宗不把兵权交给有关部门，所以专门任命官员来统领，使各方互相牵制，怎么可以废除呢？”于是枢密院得以保留。神宗又认为枢密院是联结群臣、辅佐君主的职务，不是出使的官职，于是规定设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枢密使、副使全部罢除。元祐初年，恢复设置签书院事，仍由枢密直学士充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一职，治平末年任命殿前都虞候郭逵担任，同时又让郭逵判渭州。皇帝刚即位，中丞王陶、御史吕景等都对此提出意见。郭逵回来后，改任宣徽南院使、知郓州，从此不再设置同签书枢密院事。政和六年，以宦官童贯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事务。政和七年，童贯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宣抚使，兼带同签书枢密院。后来下诏说，元丰官制中既然没有同签书枢密院事，便改为权领枢密院。不过，签书院事一职在元丰年间也从未设置。宣和元年，下诏让童贯领枢密院事，后来又以郑居中担任此职。

译建炎初年设置御营司，以宰相任使。建炎四年罢除，将其事务归入枢密院机速房，命宰相范宗尹兼任知枢密院。绍兴七年下诏说：“枢密院是掌管军务的机构，事权应当加重。可以依照旧例设置枢密使，以宰相张浚兼任。”又下诏规定入朝班次、站立次序依照宰相的惯例。此后有时兼任，有时不兼。到开禧年间，以宰臣兼任枢密使，遂成为永久制度。枢密使与知院、同知、副使也有同时授任的；签书、同签书则都由端明殿学士担任，待遇特别依照执政官，有时也由武臣担任，这也是特殊的制度。都承旨、副都承旨掌管承受、传达皇帝的诏旨命令，全面统领枢密院事务。若在便殿侍立，或阅试禁卫军士，就根据事情陈奏，把所承受的旨意交给有关部门执行；蕃国入朝进见时也是这样。负责考察主事以下官员的功过及升迁补授。都承旨旧时由院吏逐级升任。熙宁三年，开始以东上合门使李评任都承旨，又以皇城使李绶任副都承旨；改用士人担任都承旨、副都承旨，从李评、李绶开始。同月，下诏规定都承旨、副都承旨见枢密使、副使时，礼仪依照合门使的礼制。熙宁五年，以同修起居注曾孝宽兼任都承旨，参用儒臣从曾孝宽开始。元丰四年，客省使张诚一任都承旨。都承旨重新使用武臣，从张诚一开始。元祐初年，又以文臣任都承旨。后来改由待制充任。元符三年，王师约任都承旨，左司谏陈瓘说：“神考以文臣任都承旨，副职则从外戚、武臣中选用可任者。如今王师约没有担任过边疆官职，却提拔放在枢密院属官中原属文臣的位置上，实在违背神考设置此官的本意。”崇宁以后，专门任用武臣。建炎四年，高宗在会稽，以武臣辛道宗任都承旨，辛道宗颇为专权。绍兴元年，辛道宗被免职后，便下诏依照元祐的职官制度，都承旨由两制官担任。若是从未任过侍从官的人，就依照权侍郎的办法，或者加授学士、待制、修撰等贴职。乾道初年，再次任用武臣，从张说开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又改用士人，从萧燧开始。副都承旨则文臣、武臣都可以任用。检详官，熙宁四年设置，职掌相当于中书检正官。元丰初年定为三员，改革官制时罢除。建炎三年恢复设置检详官二员，位次在左司、右司之下。绍兴二年减为一员。计议官四员。建炎四年，罢除御营使司，将其并入枢密院，设为机速房。随着御营使司一并裁减属官，设置干办官四员，下诏全部改称计议官。到绍兴十一年减除。编修官根据事务需要设置，没有固定员额；由本院官员兼任的，不列入正式官衔。熙宁三年，王存、顾临等共同编修《经武要略》，兼任删定各房例册。起初拟让都承旨、副都承旨提举，神宗认为王存等都是馆职官，不想让承旨提举，于是下诏改称管干。绍圣四年，编修刑部、军马司事务，命都承旨、副都承旨兼领。政和七年，编修《北边条例》，又另设详覆官。讲议司，崇宁元年将尚书省讲议武备房归入枢密院设置，以知院蔡卞提举。崇宁三年，蔡卞上奏说，武备事务由本院各房办理即可，不必另设专门机构，于是罢除讲议司。绍兴年间设置编修官二员。监守三省、枢密院门的官员，旧时由小使臣和内侍官担任。嘉定六年，下诏改由曾经任县令、通判且资序合格的人担任。小使臣被裁减，内侍官改以三省、枢密院门机察官的官衔任职。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一员。嘉定八年设置，由选人、京朝官通用差遣。三省、枢密院激赏库以及三省、枢密院激赏酒库，各设监官二人。起初由武臣担任，嘉泰末年开始改用选人。这两个库都是因绍兴年间用兵而创设，用来备边；后来战争结束，专门用来供应堂厨、东厨办理宰执支遣所需。若朝廷遇到军期紧急，需要钱物、金带，便用来准备激励、犒赏；各军将帅的告命所需绫纸，用来准备征调、拨发等用项。三省、枢密院、府的吏胥俸给，也从这里取用。御营使、提举修政局、制国用使、都督诸路军马等职。南宋中兴时期，常以宰相兼领兵政、财用等事务，执政官也共同参与。这些职名都是因事创设，不久便相继罢除，可以不作专门记载。因为它们涉及宰相的设置和职掌，所以记下名称及其沿革，附在这里。建炎元年，设置御营司，以宰相任使，并以执政官兼任副使。属官有参赞军事，由侍从官兼任；提举一行事务，由大将兼任。其将佐有都统制及五军统制以下各官。起初是为了总管行在军中的政务。建炎三年，下诏御营使司只管行在五军营寨事务，其余有关边防布置等事，整顿后归三省、枢密院。建炎四年，下诏从今以后宰相兼任知枢密院事，罢除御营使。当时臣僚说：“宰相的职务，没有不统领的。本朝沿袭五代制度，政事分属二府，兵权交给枢密院，近年又设置御营使，于是政令出自三个机构。请罢除御营司，把兵权交给枢密院，并让宰相兼任知枢密院，这样或许可以逐步议论军政。”因此罢除御营使及其属官，将事务归入枢密院，设为机速房。到绍兴二十九年九月，下诏说：“祖宗旧制，枢密院本来没有机速房，应当裁减罢除。”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来攻，皇帝准备亲临长江视察军队。这年冬天，以和义郡王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战争结束后又免去此职。第二年，孝宗即位，又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但这只不过是自行命名的一个机构，掌管殿前忠勇等军，已不再是建炎年间御营司的情况，不久便〔原文缺字〕。杨存中不是宰执，所以附记在这里。绍兴二年，下诏设置修政局，命百官分条陈述修治车马、准备器械等事，命右相秦桧提举，参知政事共同领掌。属官有参详官一人，由侍从官担任；参议官二人、检讨官四人，由卿、郎官担任；制度依照讲议司旧例。三个月后修政局罢除。乾道四年，下诏说：“治理财政的要领，以充裕财源最为重要。从今以后，宰相可以带兼制国用使，参政可以同知国用事。”在此以前，臣僚说：“近来让宰相兼任枢密使，是想使宰相了解军务。宰相现在虽然了解军务，但财粮收支的源头，宰相仍不了解。希望仿照李唐制度，让宰相兼领三司使的职事；财粮出纳的大纲，由宰相在上面统领，而由户部办理具体事务。”因此有了这项任命。

译乾道五年二月，罢除国用司。乾道八年，下诏说：“官制已经确定，丞相没有不统领的事务，国用这一机构以及参知政事，都不再兼带。”嘉泰四年，下诏遵循孝宗旧典，让宰相兼任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并从侍从、卿监中选取二人担任属官。右丞相陈自强兼任国用使，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费士寅、参知政事张严兼任同知国用事。以兵部侍郎薛叔似兼任参计官，太府卿陈景思任同参计官。在此以前，臣僚说：“今天的财政，值得忧虑的不是钱粮不足，而是漏洞日益增多。周家由冢宰掌管国家财政，唐朝也让宰相兼领度支，由此可知财赋是国家的大计，收支数额有余还是不足，作为大臣都应当知道，这样才可以用制度节制，防止欺骗隐瞒。应当大略仿照祖宗遗意，命大臣兼领天下财赋。”皇帝听从了。陈自强罢职后，国用司也随之废除。绍兴五年，任命左通议大夫、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鼎，以及左政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为都督诸路军马。不久，张浚暂往江上处理边防事务，到绍兴七年秋罢除都督职。其余在外开府的宰臣、执政，另载在相关篇章中。编修敕令所提举，由宰相兼任。同提举，由执政兼任。详定官，由侍从官兼任。删定官，从职事官中差遣兼任〔原文“兼？”存疑〕。掌管汇集诏旨，分类编纂成书。绍兴十二年罢除。乾道六年，恢复设置详定一司敕令所，以右丞相虞允文提举，参知政事梁克家同提举。淳熙十五年裁撤，绍熙二年恢复设置。庆元二年，恢复设置提举，以右丞相余端礼兼任；同提举由参知政事京镗兼任，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宣徽院。宣徽南院使、北院使，掌管总领内廷各司以及三班、内侍的名籍，掌管郊祀、朝会、宴飨时供应帐幕等仪制；凡内外进奉之物，都检查核视其名目和物品。旧制，以检校官任使，有时兼领节度使及两使留后；缺员时则由一名枢密副使兼领两使，也有兼任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的。南院的资历地位比北院略高，但两院共同掌理事务，只使用南院印，二使共用一院而各自设置厅事。属吏有都勾押官、勾押官各一人，前行三人，后行十二人，分掌四案：一是兵案，掌管赐给群臣新历，以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官、各司工匠兵卒的名籍，和三班以下官员的迁补、请假、事故、审讯弹劾等事。三是仓案，掌管春秋两季及圣节大宴、节度使迎授时的恩赐、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廷学士赴任等事务，并督促其帐幕供应；内外进奉之物，核对其名目和物品；教坊伶人每年供应衣服腰带，也专门负责奏报复核。四是胄案，掌管郊祀、皇帝临殿、朝拜圣容、赐酺、国忌时帐幕供应等事务；各司使、副使、三班使臣另立名籍、分别管理产业，掌管相关制度，并颁发各司工匠休假的规定。按照旧例，它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按先后入朝排列位次。熙宁四年，下诏规定其位次在参政、枢副、同知之下，著为法令。熙宁九年，下诏说：“今后遇到以职事在殿上侍奉，或中书、枢密院合班问候皇帝身体，以及临时举行庆贺，都特别排列在二府班次之中。”官制实行后，宣徽院罢除，职事分别隶属三省、寺监，但宣徽使的官号仍然保留。起初，吏部尚书王拱辰在治平年间任知大名府；神宗即位后，授为太子少保。第二年，任检校太傅，改任宣徽北院使，不久升为南院使，入朝班次和位次相当于签枢。元丰六年，王拱辰被授武安军节度使，任满再次任职；从此宣徽使的名号便停止授予。只有太子少师张方平准许依旧领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后，才升任太子太保并罢去宣徽使名号。元祐三年，恢复设置南、北院使，仪制品秩和恩典待遇如旧制。元祐六年，以冯京任南院使，张方平也恢复宣徽使名号。中书舍人韩川说：“祖宗设置此官，礼遇等同二府，是用来礼待功勋旧臣的，从未让致仕者兼带。况且宣徽使是武官，宫保是文官，不应混杂并列。”皇帝没有听从。张方平也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元祐七年，冯京也以宣徽使身份致仕。绍圣三年，议论者说官名虽然恢复，却没有实际主管的事务，于是罢除。南渡以后，不再设置。三司使、副使、判官；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三部副使、三部判官。三司的职掌，宋初沿袭五代制度，设置使来总管国家财政；四方贡赋收入以及朝廷的财政事务，都归三司掌管。统管盐铁、度支、户部，号称“计省”，地位仅次于执政，称为“计相”。其恩典待遇、俸禄与参知政事、枢密院官相同。太平兴国八年，分别设置三使。淳化四年，又设置使一员，总领三部。又把天下分为十道：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两浙、广南。在京东称左计，在京西称右计，设置使二员分别掌管。不久又设置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务；左、右计使判十道事务。凡涉及财政计度的事务，由三使共同议论。淳化五年，罢除十道左右计使，恢复设置三部使。咸平六年，罢除三部使，恢复设置三司使一员。若正使缺员，则由给事中、谏官以上官员权摄其职。三司使一人，由两省五品以上官员以及知制诰、杂学士、学士充任。也有辅臣罢政出任外官后，被召回担任三司使的。使缺员时，设置权使事；又缺员时，设置权发遣公事。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计，总领盐铁、度支、户部事务，筹划天下财赋，使收入和支出均衡。凡奏事及重大事务都设置案卷，日常奏牒只在案卷上署名。太平兴国初年，以贾琰任三司副使；七年，以侯陟、王明同判三司，于是省去副使。盐铁司掌管天下山泽出产、关市、河渠、军器等事务，以供国家使用。度支司掌管天下财赋数目，每年调剂各地有无，制定收支，以筹划国家所需。户部司掌管天下户口、税赋簿籍，以及榷酒、工役、衣物储备等事，以供国家使用。副使由员外郎以上、曾任三路转运使及六路发运使的人充任。

译判官由朝官以上、曾任各路转运使或提点刑狱的人充任。三部副使各一人，共同签署、处理各部事务。旧制由员外郎以上官员充任。端拱初年裁省。淳化三年恢复设置，不久又裁省。至道初年再次设置。真宗即位后，副使升迁，于是罢除。咸平六年恢复设置。三部判官各三人，分别掌管各案事务。旧制由朝官充任。宋初沿袭旧制，每部判官一人。乾德四年，三部各设置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三年，各案设置推官或巡官，由朝官充任。四年，三司只设置判官一人、推官三人。分为十道后，左计、右计各设置判官一人。五年，废除十道设置，三部各设置判官二人。三部各有孔目官一人、都勾押官一人、勾覆官四人。盐铁司分掌七案：一是兵案，掌管衙司军将、大将、四排岸司兵卒的名籍，以及库务月账、吉凶礼仪制度、官吏值宿、各州衙吏和胥吏的迁补、本司官吏的功过、三部胥吏的名册及刑狱、造船、捕盗、逃亡和绝户的资产、禁钱等事。景德二年，将度支司的刑案并入。二是胄案，掌管修治保护河渠、供应制造军器的名物，以及军器作坊、弓弩院各项事务和各季度的料籍。三是商税案；四是都盐案；五是茶案；六是铁案，掌管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等物以及鼓铸事务。七是设案，掌管每旬供应的节料斋钱、餐钱、羊、猪、米、面、柴炭、陶器等物。度支司分掌八案。一是赏给案，掌管各种赏赐、赙赠按例应给的物品、口粮、内外官员春冬衣服、时服、绫、罗、纱、縠、绵、布、鞋、席、纸、染料，以及市舶、权物务、三府公吏等事务。二是钱帛案，掌管军中的春冬衣服、百官俸禄、左藏库钱帛以及香药榷易。三是粮料案，掌管三军粮料、各州刍粟的供给领取、各军校的口粮、御河漕运以及商人的飞钱。四是常平案，掌管各州平籴。大中祥符七年，设置主吏七人。五是发运案，掌管汴河、广济河、蔡河的漕运，桥梁、折斛以及三税。六是骑案，掌管各坊、监、院、务饲养牛羊和马畜，以及买马等事务。七是斛斗案，掌管两京仓廪的〔OCR：“ＢＷ”疑误〕积储，筹划东京粮料和百官俸禄，以及粟厨料。八是百官案，掌管京朝官、幕职官的俸料，祠祭礼物以及各州驿站供料。户部司分掌五案：一是户税案，掌管夏税。二是上供案，掌管各州上供的钱帛。三是修造案，掌管京城工役以及陶瓦八作、排岸作坊、各库簿籍，勾校各州营垒、官廨、桥梁、竹木、排筏。四是曲案，掌管榷酤和官曲。五是衣粮案，掌管勾校百官、各军、各司的俸料、春冬衣、禄粟、茶、盐、▯奚酱、傔粮等。三部各案，都与本部都孔目官以下的属吏分别掌管。三部勾院各设判官一人，由朝官充任。掌管稽核天下上报三部的金、谷、百物出纳账籍，考察其中差错并加以防范。盐铁院、度支院、户部院各设勾覆官一人。都磨勘司，端拱九年设置。判司官一人，由朝官充任。掌管复核三部账籍，以核验收支数目。都主辖支收司，淳化三年设置。判司官由判磨勘司官兼任。掌管官物已经支出但尚未销除的数目，等到送达领取之处后，附入簿籍，报告有关部门，再相互核销。天下上供物运到京城，当天奏报；缴纳完毕后，取得凭钞带回本州。拘收司，咸平四年设置。由判磨勘司官兼任，掌管一切已经支收但尚未结清的财利，登记其名目和数量并督促办理。都理欠司，雍熙二年三部各设置理欠司；设有勾簿司，景德四年废除。判司官一人，由朝官充任。掌管京城及天下拖欠官物的簿籍，都规定期限催促偿还。都凭由司，由判都理欠司官兼任，掌管京城官物支出的事务。凡各部支给官物，都复核查看没有虚假错误后盖印签署退回；支用完毕，再根据数目送交勾核，注销账目。开拆司，设判司官一人，由朝官充任。掌管接收宣敕及各州申牒的簿籍，将其发放交给三部，并兼管发放、勾核、催促、受理事务。发放司，掌管接收三司的帖牒并向下发放。太平兴国年间设置。勾凿司，掌管勾校三部公事的簿账。催驱司，掌管督促京城各司库务的末账，将京畿仓场库务的月账、凭由送交勾核，并办理三部支给完毕的内外官员俸禄事务。受事司，掌管各处解送来的各种名籍，并发交三部。衙司管辖官二人，由判开拆司官以及内侍都知、押班充任。掌管大将、军将的名籍，按劳绩排列等次并均衡分配差役。勾当公事官二员，由朝官充任。掌管分属左右厢的检计、裁定、点检、复验、估剥等事务。三司推勘公事一人，由京朝官充任。掌管推究审理各部公事。勾当诸司、马步军粮料院官各一人，由京朝官充任。掌管文武官、各司、各军俸料的领取发放，批签书券和历簿，依据各仓库的案验结果禀报并发放。勾当马步军专勾司官一人，由京朝官充任。旧时由三班官担任。掌管各军兵马逃亡、收编合并的名籍，各司库务供应领取的数目，审查核对其中的欺诈，并批签历簿送交粮料院。以上各机构都隶属于三司使。元丰官制实行后，罢除三司使，将其事务并入户部。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掌管制诰、诏书、命令的撰写。凡册立后妃、册封亲王、任命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授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爵位、加授检校官，都使用制书；赐给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大臣，使用批答和诏书；其余官员使用敕书；发布重大号令使用御札；告诫勉励百官、晓谕军民使用敕榜；派使者慰劳问候臣下，使用口宣。凡颁布大赦、曲赦、德音，都要先起草；重大诏命及外国文书，则拟定正文请旨，得到皇帝批画后也同样办理。

译凡任命宰相及其他重大事务，晚漏时，天子驾临内东门小殿，召见当面告谕，给纸笔记录所得旨意。回院禀奏后，内侍锁闭学士院门，禁止出入。夜漏结束，撰成诏词送入；天将亮时，白麻诏书发出，由合门使引导交给中书，中书再交给舍人宣读。其余官职任命以及御札，只用御宝封缄，派内侍送到学士院并锁门而已。至于赦书、德音，则由中书派吏员送到本院，内侍像办理除授一样锁闭院门。凡撰写的文书都写成定稿后进呈，请皇帝用印署名再发出；中书省复核文书也是这样办理。如果已经批画旨意但内容未完备或有错误，就上奏请求贴改订正。凡宫禁中使用的文词，都由翰林学士院掌管。皇帝出行巡幸时，学士随从，以备顾问；有事进献意见便请求对答，仍不隔开班次。奏事使用榜子，向三省、枢密院通报使用谘报，不署姓名。凡是首次任命为学士的，都派使者到宅第宣读诏旨，召其入学士院。入院当天，命令为随从官员设宴，并赐以音乐。元丰年间，开始命学士佩鱼袋，这一制度从蒲宗孟开始。见到执政大臣议事时，就系▯奚，大概是因为这与侍从官使用不同的礼仪。政和三年，强渊明请求把历来所奉诏旨和有关成例，整理为本院的敕令格式。政和五年，赐给学士院御书“摛 文堂”匾额。靖康元年，吴幵等上奏说：“举行大礼封锁学士院时，凡麻制诏书三道以上，由两名学士轮流值宿，分别起草，请依照旧例办理。”皇帝同意了。承旨一职不常设，由任职学士时间较长、资历较深者担任。凡是其他官员入学士院而尚未授予学士称号的，称为“直院”；学士职位全部空缺时，由其他官员暂时处理院中文书，称为“权直”。自宋初到元丰官制施行以前，各部门的职掌多有名实不符之处，大多加以整顿改正，只有学士院仍沿袭唐代旧制，没有改变。乾道九年，崔敦诗起初以秘书省正字兼任翰林权直。淳熙五年，崔敦诗再次入学士院，议论此事的人认为翰林院是供奉应答的地方，不是专门掌管制诰的机构，于是改称为学士院权直。后来又恢复称为翰林权直，但两种称呼也交互授任，并不废除其中一种，权直和正直有时多至三人。翰林侍读学士：宋太宗初年，以著作佐郎吕文仲任侍读。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一同任翰林侍读学士，这才正式设置学士一职。后来，冯元任翰林侍读，但不带学士称号；又让高若讷任侍读，也不另加称号，只是供职而已。天禧三年，张知白任刑部侍郎，充任翰林侍读学士，同时主管天雄军府；侍读学士出任外职，从张知白开始。元丰官制施行后，废除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不再单独设置，只作为兼任官职。不过，必须是侍从官以上，才可以兼任；如果官秩较低、资历较浅而可以充任讲说的，就任说书。每年春季二月到端午日、秋季八月到冬至日，遇到单日便入侍迩英阁，由轮值官员讲读。元祐七年，重新增加学士称号；元符元年，又省去。建炎元年，下诏可以特别选派四名侍从官充任讲读官，遇到处理万机之事稍有空闲时，令三省请示皇帝，到内殿讲读。充任宫观官兼侍读：元丰八年五月，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并兼管集禧观事务。七月，韩维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元祐元年，端明殿学士范镇退休，提举中太乙宫并兼管集禧观事务，同时兼任侍读，不到任供职。元祐六年，冯京兼任侍读，充任太乙宫使。不久，他请求退休，皇帝没有同意，但仍免除他参加经筵进读。南宋中兴以来，如朱胜非、张浚、谢克家、赵鼎、万俟禼，都以万寿观使兼任侍读。隆兴元年，张焘以万寿观使、汤思退以醴泉观使一同兼任侍读。乾道五年，刘章以佑神观使兼任侍读。台谏官兼侍读：自庆历以来，御史台丞多兼任侍读，谏官之长从未有人兼任。绍兴十二年春，万俟禼以御史中丞、罗汝檝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开始兼任侍读；此后每次任命谏官，都必定兼任经筵官。翰林侍讲学士：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昞任侍讲学士。后来又让马宗元任侍讲，不另加称号，只是供职而已。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讲学士邢昞出知曹州；侍讲学士出任外职，从邢昞开始。按照旧例，自中书门下两省官、御史台长官以上兼任侍讲。元祐年间，司马康以著作佐郎兼任侍讲，当时朝廷认为文正公司马光贤能，所以特意作此任命。绍兴五年，范冲以宗正卿、朱震以秘书少监的身份一同兼任侍讲，这都是特别的任命。乾道六年，张栻开始以吏部员外郎兼任侍讲。南宋中兴以后，普通官员兼任侍讲的，只有这三人。至于绍兴二十五年张扶以国子祭酒、隆兴二年王佐以检正、乾道七年林宪以宗正卿进入经筵，也都兼任侍讲。大概是因为张扶本来凭谏官身份兼任说书，后来提升了他的官秩；王佐当时代理吏部事务；林宪曾任右史而且有旧例可循，所以对他们稍加优待。台谏官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到迩英阁侍讲。按照旧例，御史台丞没有人在经筵任职，仁宗认为贾昌朝擅长讲说，特意召他任职。神宗任用吕正献时，也只是命他按时参加讲筵，免去学士职务。南宋中兴以后，王宾任御史中丞，请求恢复开设经筵，于是命他兼任侍讲。此后十五年间，接任者只有王唐、徐俯二人，而且都是皇帝亲自决定的。绍兴十二年，任用万俟禼、罗汝檝；绍兴二十五年，任命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均兼任侍讲。不是御史台丞、谏官之长而以侍讲为称号的，也从此开始。后来，有时还兼任说书；台官从尹穑开始，时间是隆兴二年五月；谏官从詹元宗开始，时间是乾道九年十二月。后来都改称侍讲，不再兼任说书。宫观官兼侍讲：宋初到元丰以来，多以宫观官兼任侍读。乾道七年，宝文阁待制胡铨被授予提举佑神观并兼任侍讲。这天，宰执进呈此事，虞允文奏道：“胡铨早年士人的气节很高，不应让他仓促离开朝廷。”皇帝说：“胡铨当然不是别人可比的，况且只授予他在京宫观官，让他留下参加经筵。”因此有了这项任命。

译崇政殿说书掌管进读经史，讲解经义，准备皇帝咨询时的应答。学士、侍从官中有学问的人任侍讲、侍读；官秩较低、资历较浅而可以充任讲说的，则任说书。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一同任崇政殿说书，每天轮流由两人值候。起初，侍讲学士孙奭年老，请求出任外职，于是推荐贾昌朝等人。到这时，特意设置这一职务来任用他们。庆历二年，赵师民参与担任讲官，又任崇政殿说书，不兼任侍讲。元祐年间，程颐以平民身份任此职。但范祖禹却以著作佐郎兼任侍讲，司马康也曾以著作佐郎兼任侍讲，在此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崇宁年间，最初任命两名说书，都是以隐逸之士身份被起用的蔡崇、吕瓘；仍顺从他们的本性，下诏让他们穿士人的服装，随班入朝拜见并入侍。宋室南渡以后，尹焞起初以秘书省官员兼任此职；期间王十朋、范成大都以郎官身份兼任，也都是特别的任命。近来的制度是：侍从官以上兼任经筵官，称为侍讲；普通官员则称崇政殿说书，所以左史兼任时也称侍讲。绍兴十二年，万俟禼、罗汝檝一同兼任讲读。大概秦梓当时已经兼任说书，便于传授道理，秦熺又接替了他。每次任命谏官，必定让其参与经筵；秦桧死后才停止。庆元以后，御史台丞、谏官之长以及副端、正言、司谏以上官员，没有不参与经筵的。正言兼任说书从端明巫伋开始，副端兼任说书从端明余尧弼开始，监察官兼任说书从少卿陈夔开始，修注官兼任说书从朱学震开始。修注官大多可以兼任侍讲。开禧三年十一月，王简卿主管谏院并任左史，仍兼任崇政殿说书。谏官认为这样不可以，于是罢免了这一兼任。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一职，资历和声望极高，不负责具体事务，也没有固定职掌，只是出入宫禁担任侍从、准备皇帝咨询而已。观文殿就是旧日的延恩殿，庆历七年改名。皇祐元年，下诏说：“设置观文殿大学士，用来优待旧宰相；今后必须曾任宰相，才可以授予此职。”当时贾昌朝由使相、右仆射任观文殿大学士，主管尚书都省。观文殿设置大学士，从贾昌朝开始。三年，下诏规定其班次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部尚书之上。从此，曾任宰相的人出任外职，必定授予观文殿大学士。熙宁年间，韩绛任陕西、河东宣抚使，获罪后罢去宣抚职，只保留原官。熙宁四年，因明堂赦令，授予观文殿学士。宰相不再任大学士，从韩绛开始。南宋中兴以后，不是宰相而被授予此职的，从绍兴二十年秦熺开始。秦熺主管枢密院，任郊祀大礼使，大礼完成后，以学士身份升迁，并且待遇可以比照宰相，按礼仪位次列入宰执之列，这并非旧典。乾道四年，汪澈原以枢密使身份任学士而升迁。乾道九年，王炎以枢密使身份出任西川安抚使并获授此职。到庆元年间，赵彦逾由工部尚书升任端明殿学士，直接按照资序升到这一职位。曾任宰相而没有任观文殿大学士的，从绍兴元年范宗尹开始。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原是隋炀帝所建宫殿名，宋初称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七年，宋庠说：“文明殿学士的称呼恰好与真宗谥号相同，而且宫禁中没有这座殿的匾额；按理学士一职应当废除，请选择现今正朝或秘殿的名称来替代学士的称号。”于是下诏改为紫宸殿学士，任命参知政事丁度担任。当时学士多以殿名作为官称，丁度于是被称为“丁紫宸”。庆历八年，御史何郯认为紫宸不能作为官称，于是把延恩殿改为观文殿，按照殿名设置学士，仍任命丁度担任。从此，非曾任执政大臣者不得授此职。熙宁年间，王韶因熙河战功；元丰年间，王陶因任宫僚，虽未曾任职于中书、枢密二府，也授予此职，都是特别的恩典。不过王韶仍兼任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在龙图阁东面的序廊。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去参知政事，真宗特意设置资政殿学士以优待他，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下。同年十二月，又任命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位次在文明殿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资政殿设置大学士，从王钦若开始。王钦若的位次在翰林学士承旨之上，当时被认为是特殊的宠遇。大中祥符初年，向敏中以曾任宰相的身份再次入朝任东京留守，又加授此职。从此直到天圣末年，二十多年没有授予别人。明道元年，李迪任河阳知州，被召回朝，才再次授予此职。景祐四年，王曾罢去宰相，又重新授予此职。三十年间只授予三人，而且都是前任宰相。宋庠罢去参知政事，仁宗对他十分眷顾，于是加授此职。自王钦若以后，不是宰相而获授此职的，只有宋庠一人。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适请求遵照先朝旧例，确定员额。于是下诏规定大学士设二人，学士设三人。绍兴十年，郑亿年从伪齐归来，被授资政殿学士；两年后加授大学士，允许按中书、枢密二府的仪制出入。郑亿年从未执掌政务。绍兴十五年，秦熺由翰林学士承旨任资政殿大学士，下诏规定其班次和恩赐待遇同执政大臣。绍兴十六年，秦桧的弟弟秦梓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在湖州去世，追进资政殿大学士，退休，并按参知政事的标准给予抚恤典礼。此后，侍从大臣由端明殿学士按相当于执政大臣的待遇依资序升迁，遂成为常例。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就是西京的正衙殿。后唐天成元年，明宗刚即位时，四方上呈的文书奏章，命枢密使安重诲进读，但安重诲对文义懵懂不明。孔循提出建议，这才设置端明殿学士，命冯道、赵凤都以翰林学士身份充任，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上。后来有转任改授的，便只在翰林学士中选任。起初依照三馆的成例，职次在官品之下；赵凤转任侍郎后，赵凤暗示任圜，任圜特意把职次移到官品之上，后来遂成为旧例。宋太宗初年，以程羽任此职，后来随着殿名改变，改称文明殿学士。庆历年间改称紫宸殿学士，后来又改称观文殿学士。明道二年，改承明殿为端明殿，重新设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担任，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下。从明道到元丰，没有曾任执政大臣的人担任此职，只用来等待资历较深的学士。元丰年间，以前任执政大臣担任此职，从曾孝宽开始；以现任执政大臣担任此职，从王安礼开始。政和年间，曾改称延康殿学士。建炎二年，都省说：延康殿学士原来就是端明殿学士。下诏恢复旧称。后来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的人，大多兼领此职。

译总阁学士、直学士：宋朝在普通官职之外另加职名，是用来激励品行高尚、富有文学才华的人。最高等级的用来备任顾问，次一等的参与议论和校勘典籍。得到这些职名是一种荣耀，选拔尤其严格。元丰年间，修订三省、寺监制度时，这些职名一并废除；任满一年出任外职后，才加恩授予兼任职名。直龙图阁以及直省、直寺监，主管副职的人出任外职，或担任监司、帅臣时，才授予此职；待制、杂学士、给事中、谏官以上官员出任外职时，也授予此职。这是临时的恩旨，并不是必然可以获得的资格。元祐二年，下诏恢复并增加馆职，职事官也允许带职；任满两年加直学士，御史中丞、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等任满一年，均加待制。绍圣三年，下诏职事官停止带职，非职事官仍按旧制。南宋中兴以后，学士通常授予中书门下省官、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等出任外职的辅弼官；权尚书、给事中、谏官则带直学士、待制职名。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大中祥符年间建立龙图阁。它在会庆殿西侧，向北连接宫禁；阁东面是资政殿，西面是述古殿。阁上用来收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以及典籍、图画、祥瑞珍宝，还有宗正寺进呈的宗族名册、世系谱牒。设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学士一职，大中祥符三年设置，以杜镐担任，位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上。大中祥符六年，下诏规定官衔排列在本官之上。直学士一职，景德四年设置，以杜镐担任，位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下。祥符六年，下诏规定官衔排列在本官之上。待制一职，景德元年设置，以杜镐、戚纶担任，仍按旧制供职。景德四年，下诏规定位次在知制诰之下，并到内殿参加起居。自从改行新官制后，学士成为初次恢复设置的职名，或者由知制诰平调授予。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天禧四年建立天章阁。它在会庆殿西面、龙图阁北面。第二年，仁宗即位，修建天章阁完毕，用来安放真宗御制。东面是群玉殿，西面是{蕊木}珠殿，北面是寿昌殿，南面是延康殿。殿内有用桃花纹石建成的流杯之处。因为真宗在位时接受天书、祥符，便改名为“天章”，取“为章于天”之义。天圣八年设置待制。庆历七年，又设置学士、直学士。另有侍讲一职。学士一职在庆历七年首次设置，位次在龙图阁学士之下。学士很少授予别人，到仁宗一朝结束时，只有王贽一人获授。秦堪由显谟阁学士升任直天章阁，认为这个称呼不便而辞谢，诏令改授龙图阁职名；从此天章阁不再作为带职。直学士一职，庆历七年首次设置天章阁直学士，位次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待制一职，天圣八年首次设置。待制寄居秘阁值宿，与龙图阁轮流值宿，不久命范讽、鞠咏充任。南宋中兴以后，图书典籍、符瑞、珍宝玩物，以及国史、宗正寺进呈的宗族名册，都只收藏在天章阁；祖宗御容和皇帝潜邸时的旌节也供奉在那里。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宝文阁在天章阁东西两面的序廊、群玉殿和蕊珠殿的北面。它就是旧日的寿昌阁，庆历年间改名为宝文阁。嘉祐八年，英宗即位，下诏把仁宗御书、御集收藏在阁中，命王珪撰写记文并刻石立碑。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开始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恩赐待遇如同龙图阁。英宗御书也附藏于阁中。学士一职，治平四年首次设置，由吕公著兼任。直学士一职，治平四年首次设置，由邵必担任。待制一职，也在治平四年首次设置。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元符元年，曾布、邓洵仁分别请求建立阁院。下诏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提出五个阁名上报，于是建立阁院，收藏神宗御集，以“显谟”为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下诏把显谟阁改为熙明阁，仍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随后又奉旨仍以“显谟”为匾额。崇宁元年，下诏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依照三阁旧例设置，位次排列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之下。学士、直学士、待制，都是建中靖国元年设置的。徽猷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大观二年，首次建立徽猷阁，用来收藏哲宗御集，并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职。敷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绍兴十年设置。收藏徽宗御制，并设置学士等官职。焕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淳熙初年建立。收藏高宗御制。淳熙十五年，设置学士等官职。华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庆元二年设置。收藏孝宗御制，并设置学士等官职。宝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嘉泰二年设置。收藏光宗御制，并设置学士等官职。宝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宝庆二年设置。收藏宁宗御制，并设置学士等官职。显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咸淳元年设置。收藏理宗御制，并设置学士等官职。集英殿修撰：宋初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秘阁三等职名。政和六年，开始设置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按照旧制，贴职没有杂压；到这时由于增加设置这些职名，便规定为杂压。集英殿修撰这一职名，南宋中兴以后用来优待六部中以权侍郎身份出任外职的人，位次比待制低一等。右文殿修撰：元祐元年，允许内外官员带贴职。绍圣二年，下诏职事官停止带职，并把集贤殿学士改为修撰。政和六年，因为集贤院没有这个名目，于是把当时任集贤院修撰的人一律改为右文殿修撰，位次在集英殿修撰之后，是贴职中等级较高的一等。秘阁修撰：政和六年设置，用来授予馆阁中资历较深的人，而且大多由直龙图阁升任。直龙图阁：祥符九年，任命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直阁”这一称呼从此开始。凡是馆阁中资历较深的人，必定选授直龙图阁，这都是升任待制的基础。南宋中兴以后，凡直阁官员出任藩镇长官、监司，便授予贴职，并根据职位高低分别确定等级。直天章阁至直显文阁，也都与此相同。

译直秘阁：宋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都寄寓在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下诏在崇文院中堂修建秘阁，选取三馆的善本书籍一万多卷，以及宫中收藏的古画、墨迹，藏在其中；任命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直馆、直院称为馆职；由其他官员兼任的称为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中选者任职期满回朝后，都要各试诗、赋一篇，才能入馆；否则就由大臣推荐并参加考试，这叫“入馆”。官制施行后，废除崇文院，改为秘书监，并在其中建立秘阁；从秘书监少监到正字，均列为职事官。废除直馆、直院的名称，只保留直秘阁作为贴职，授予时都不再考试，大概只是作为特别恩赐的待遇而已。按照旧例，外任官员被授予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必须先给在省任职的同僚写信，叙述同僚情谊，然后在馆中设盛大宴会款待。自崇宁以来，外任官员授馆职的越来越多，这一礼仪逐渐废弛。东宫官：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宋初，太子师傅之职不常设置。仁宗被立为太子时，设置太子三少各一人。参知政事李昉兼任宾客。等到升任首相后，便升为少傅，这是宰相兼任东宫官的开始。丁谓兼任少师，冯拯兼任少傅，曹利用兼任少保。当时这些确实是东宫官，其余大多是让以前的宰执以退休官身份担任。至于太子太师、太傅、太保，是用来安排尚未升任仆射的宰相，以及退休的枢密使，也都根据本官品级高低授予。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是用来安排以前的执政大臣，只有少师一职不是奉有顾命之命不得授予。如果因升迁而递进，则逐级升一官，升到太师时便改任司空。天禧末年，皇太子一同听政，于是由首相兼任少师。此后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时，都没有设置这些官职。开禧三年，史弥远由詹事进入枢密院，于是升任兼宾客。不久太子侍立朝见，便由丞相钱象祖兼任太子少傅。第二年，景献太子被立，钱象祖兼任少师，史弥远以右相身份兼任少傅。不久史弥远遭母丧离职，钱象祖也离开职位。又过了一年，史弥远起复，于是兼任少师。景定元年，度宗被立为太子，任命贾似道为少师。太子宾客：至道元年册立太子，开始设置宾客二人，由其他官员兼任。天禧四年，参知政事任中正、枢密副使钱惟演、参知政事王曾一同兼任太子宾客，执政大臣兼任东宫官从此开始。南宋中兴以后不再设置。开禧三年，景献太子被立，才开始由执政大臣兼任宾客，后来又省去。景定元年，度宗被立为太子，任命朱熠、皮龙荣、沈炎一同兼任宾客。太子詹事：仁宗被立为太子时，设置詹事二人。神宗、钦宗被立为太子时，也都设置二人，由其他官员兼任，登基后便省去。乾道元年，庄文太子被立，设置詹事二人。一个多月后，下诏规定太子詹事遇到东宫讲读的日子，都要前往陪侍。乾道七年，光宗正式确立太子身份，以敷文阁直学士王十朋、敷文阁待制陈良翰担任太子詹事，不兼任其他官职，这不是常制。景定元年，度宗被立为太子，以杨栋兼任詹事。太子左庶子、右庶子、左谕德、右谕德：按照旧制并不常设。建立太子东宫后，因时制宜设置官职，以备东宫僚属，多由其他官员兼任。仁宗、神宗被立为太子时，庶子、谕德各设置二人。钦宗被立为太子时，设置一人。绍兴三十二年，孝宗以建王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庶子、谕德各设置一人，先授右职，空缺左职。乾道元年和乾道七年，各设置一人。开禧三年，景献太子被立，起初授左职而空缺右职；第二年，左右两职才同时设置。太子侍读、侍讲：神宗被立为太子时，开始各设置一人。乾道、淳熙、开禧年间，都依照旧例同时设置。乾道七年，礼部、太常寺上言：“讨论东宫开讲以及节日、朔日庆贺和辞谢的礼仪。东宫僚属讲读，没有已经施行的旧例，应依照讲筵的礼仪而稍微减轻。每逢讲读，詹事以下直到进读官上堂，都采用宾礼参见，按照官职次序就座。皇太子面向正席，讲读官轮流起身，如同延英殿的礼仪；讲读完毕后回到原位。节日、朔日不接受东宫僚属参拜庆贺；元日、冬至，由詹事以下官员写笺祝贺。辞谢时，起初依照平常参见的礼仪；后来离开座位致辞，再回到原位就座，饮茶完毕即退。詹事初次任职，上殿参见皇太子，行拜礼，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次任职，上殿参见，皇太子接受其拜礼。庶子、谕德及讲读官虽有坐着接受拜礼的礼仪，但那只是《五礼新仪》中所记载的；至于每天行拜礼的制度，近来的成例都已经不实行了。如果遇到与行拜礼相合的日子，还应参考天禧、至道年间的旧例施行。”考察天禧二年九月五日，左庶子张士逊等说：“我们每天到资善堂参见皇太子，奉令登阶列队行拜礼，然后跪下接受答拜，希望命皇太子坐着接受参见。” 下诏不准许。至道元年，皇太子每次见太子宾客，必定先向他们行拜礼；迎接和送别时，通常还要下阶走到门口。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太子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年间各设置一人。神宗、钦宗被立为太子时，都照旧设置。嘉定初年，设置二人。庆元年间，中舍人的位次在舍人之上。

译资善堂翊善、赞读、直讲、说书，皇太子宫小学教授，资善堂小学教授：翊善、赞读、直讲都是旧制；说书以下的职务，是南宋中兴以后增加设置的。资善堂自仁宗还是皇子时起，就是皇子学习的地方。每当皇子出宫跟随外傅学习，便选官员兼管此事。元丰八年，哲宗刚开设讲筵，下诏讲读官每天到资善堂，在双日讲读，并轮流安排一人值宿。又下诏在资善堂赐宴给三省、枢密院、讲读、修注官。政和元年，定王、嘉王出宫到资善堂听读，下诏宰执前往拜见。靖康元年，下诏皇太子出宫跟随外傅，在资善堂设置学舍，命国子监供应监本书籍。绍兴五年，孝宗被封为建国公，出宫到资善堂听讲。在此以前，宰臣赵鼎奉旨在宫门内建造书院，到这时才建成，定名为资善堂。命儒臣担任直讲、翊善，一切依照资善堂旧例。不久采纳赵鼎的建议，以左史范冲充任翊善，右史朱震充任赞读，当时称为最优的人选。皇帝说：“朕命建国公见到范冲、朱震一定要行拜礼，是为了尊重师傅，不得不这样。”绍兴十二年，建国公出宫居住到外第。到绍兴三十年，普安郡王被立为皇子，进封为建王。当时皇孙都出宫从师学习，以校书郎王十朋任小学教授。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下诏三位皇子各设置说书官一人，又设置赞读、直讲各一人。淳熙七年，皇孙英国公开始从师学习，下诏设置皇太子宫小学教授一人。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皇子进封为嘉王，设置王府赞读、翊善、直讲各一人。庆元六年，景献太子任福州观察使，下诏让他在资善堂接受教育，设置小学教授二人。开禧元年，进封荣王，仍然开设资善堂，设置赞读、直讲、说书官各一人，又设置翊善一人。度宗被立为太子时，也设置翊善、赞读等官。主管左、右春坊事务二人，由内臣兼任；同主管左、右春坊事务二人，由武臣兼任；承受官一人，由内侍充任。仁宗、神守被立为太子时，都设置这些官职。南宋中兴以后，设置官员也相同。太子左、右卫率府率和副率，左、右司御率府率和副率，左、右清道率府率和副率，左、右监门率府率和副率，左、右内率府率和副率，这些官职虽然存在，却没有实际职掌。至道元年，东宫设置左清道率府率、副率，兼任左春坊谒者，主管赞礼引导。至道三年，真宗即位，便省去。天禧二年，又以左清道率郭承庆、左、右监门副率夏元亨兼任左、右春坊谒者；仁宗即位后再次省去。南宋中兴以后不再设置，只有把监门率府副率作为环卫系统的阶官。亲王府傅、长史、司马、谘议参军、友、记室参军、王府教授、小学教授：傅以及长史、司马，虽有这些官名，却从未真正授任。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宫建府，楚王府设置谘议参军二人、翊善一人；陈王府设置谘议参军、翊善各一人；韩王、冀王、益王各设置翊善一人。后来又设置记室以及诸王府侍讲一人。都由常参官兼任。此后，谘议参军多不再设置，翊善、记室有时只设置一人。大中祥符九年，仁宗起初被封为寿春郡王，设置友二人，也由常参官兼任。天禧二年，进封为升王，友升任谘议，仍设置记室一人。又有皇帝的侄子、皇孙担任侍教、南北伴读，人数没有定额。至道初年，太宗让皇亲子孙学习经书，想设置侍讲一职，中书省说：“考察唐太宗时曾把诸王侍读改称为奉诸王讲读。如今皇孙、皇侄都属于环卫官职，请以‘教授’为名。”皇帝同意了。选拔京朝官中通晓经学的人充任。后来又命王府记室、翊善、侍讲分别兼任南宅、北宅教授。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这一称呼；从此南、北院有时设置伴读。各宫都设有教授，但起初没有规定员额。这一年，宋英宗认为宗室中自率府副率以上的有八百多人，奉朝请的有四百多人，而教官只有六员，于是下诏增设教授官：皇族中年满三十岁以上的有百一十三人，设置讲书四员；年满二十岁以上的有百十三人，设置讲书四员；年满十五岁以上的有三百九人，增设教授五员；年满十四岁以下的，另设小学教授十二员；连同原有的六员，共二十七员，分别负责教导他们。宗室子弟不遵从教诲，就让教授官和本位尊长列具姓名，申报大宗正司，酌情加以告诫和责罚。教授官任职不称职，大宗正司秘密访察后上报。旧制规定，亲贤宅设置讲书；绍兴十二年，改为府教授，负责教导亲贤宅南班宗子。淳熙十二年，下诏建立魏惠宪王府，设置小学教授二员，由馆职官员兼任，负责训导皇孙。皇孙长大后，入朝拜谒，便不再以小学教授之名相称，但仍像以前一样讲习。此后，皇帝的侄子、孙子都设置教授官。《职官志》第一百一十六，职官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监门；六部架阁。吏部掌管文武官员的选拔考试、拟定任命、资历任用、升迁叙用、恩荫补官、考核等政令，以及封爵、记功、赏罚、殿最等制度。文阶官的等级有三十等，武选官的等级有五十六等，幕职州县官的等级有七等，散官的等级有九等，统统按照左右高下分别归属四个选部门。尚书左选，掌管文臣京朝官以上，以及职任不是由中书省首先除授的官员。尚书右选，掌管武臣升朝官以上，以及职任不是由枢密院除授的官员。自初任官到幕职、州县官，由侍郎左选掌管。自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由侍郎右选掌管。文武官员即使不隶属于左右选，但职任如果由中书省、枢密院除授，其制命、诰敕也都由本部奉行。凡应当拟定任命、升调、叙复、恩荫补官，以及酬劳赏赐、封赠的事项，都由所属部门审查核验格法后上报尚书省；法令成例是否可行而不能决定、应当请示裁定的，也同样办理。如果是中散大夫、左右武大夫以上应当起草制词的，就把他们升迁叙用的资级、年月、功过列报中书省、枢密院，请其画旨给告，并通报本部长官、副长官和所属郎官。其下属机构有司封、司勋、考功。官员共十三人：尚书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员外郎中，尚书选二人，侍郎选各一人，司封、司勋、考功各一人。

译旧制设有三司，尚书主管其中一司，两个侍郎各主管一司，分别办理铨选、拟任事务。后来只保留尚书铨，其他东西铨的印信虽保存，事务却废止了。淳化年间，又设置考课院，审核幕府、州县官员的功过，引见应对并决定贬黜升迁。至道二年，把这些事务归入流内铨。判流内铨事二人，由御史知杂以上官员充任，掌管节度判官以下的州府判司、各县令佐的拟任、对扬、考核功过等事。判部事二人，由带职京朝官或没有职事的朝官充任。凡文官吏员的班秩、品级、任命，全部由中书省发布；小选院于是也不再设置。本曹只掌管京朝官的叙用服章、申请摄官、讣告吊祭，及幕府州县官的格式、缺额簿册、辞谢，拔萃举人兼南曹甲库等事务。流外铨只掌管考试并附属于各部门的人吏。南曹掌管考核选人的殿最，形成考核文状后送交流内铨，办理关试、勾黄、给历等事。甲库掌管接受制敕黄榜，办理关文、发给签符优牒，以及选人改名、废置等事。起初，淳化三年设置磨勘京朝官院；淳化四年改制。太平兴国年间设置差遣院，到这时并入审官院。设置知院二人，由御史知杂以上官员充任。旧制由朝官充任。掌管考核京朝官的功过优劣，依次确定他们的爵秩并向朝廷宣布；分别拟定内任、外任差遣，奏报朝廷。元丰官制施行后，六部的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主管郡守以上资历任职事务的郎官称郎中，主管通判以下资序事务的称员外郎。除授官职都以寄禄官为依据：高于本品一级的称“行”，低于本品一级的称“守”，低于本品二级及以下的称“试”；品级相同则不用“行”“守”“试”字样，其余职务也按此办理。元祐初年，设置权尚书，俸禄赏赐依照守侍郎，班次在试尚书之下，杂压在左右常侍之下。又设置权侍郎；如果没有任过给事中、中书舍人及待制以上官职，都要带“权”字，俸禄赏赐比照谏议大夫。郎官虽具备任知州的资序，但没有实际任过知州、监司或开封府推官的，只授员外郎。又下诏，职事官除去“行”字这一等级。又因为六部职事有清闲和繁忙之别，削减并确定员额；事务简少的部门由其他部门兼管，司封、司勋各减郎官一人。绍圣初年，下诏规定元丰法依“行、守、试”制定禄秩三等。元符元年，吏部说：“元祐法规定，小使臣只发宣札，务求简便，但按道理并不妥当，请从借职以上依照元丰法发给告身。” 依从了这项意见。崇宁元年，下诏说：“大宗正丞、大理正、诸寺监丞、太学、武学、律学博士、太学正和录、诸宫院及诸州教授，除堂除人员外，吏部有空缺时，不许占用差遣名额；已经授官但尚未赴任以及刚到任的人，也不得占用。”崇宁二年，下诏说：“十年不到吏部报到的，依《长定格》降一官；超过二十年的，就从名籍中除去。”靖康元年七月，下诏把吏部四选各曹的条例汇编刊板发行。八月，臣僚说：“祖宗时期还没有宗室参与吏部铨选的制度，神宗时才开始选择一两人差注。崇宁初年立法，对宗室优待得过分：宗室参加铨选时，名次排在本部人员之上，既压过任职年久、劳绩显著的人，又专门安排到名州大郡以及优厚便利的地方。议论此事的人很想加以惩革，不给他们注授郡守、县令，并与在部候选人员共同按名次办理。”依从了这项意见。尚书掌管文选、武选两种铨选的法令，并奉行有关制度和诏命。凡是官员的资序有品级，俸禄有等级，爵位有等次，所赐勋级有定额，所分任的职务有区别，选授官员有格式；考察他们的功劳和过失，计算任职年限，辨明官位和秩次，然后依次升进。文臣从京朝官起，武臣从大使臣以上起，旧制则从内殿崇班以上起。选授官职、封赐爵位、按功劳赏赐以及考课优劣等事务，由所属官司分别掌管，同时由尚书总领，核验事实后才判定办理。把天下各职事的员额空缺全部登记在名籍中，每月选取应当参加铨选的人，揭示并登记出来；召集官员注拟，考察门第资历，以决定是否合适。若有疑难不能裁决，小事就申请处理，大事就向尚书省禀议；应当论奏的，与郎官一同请求入对。举行大祭祀时，捧玉和币交给左仆射，执爵交给左丞。旧制中，尚书是所迁官员的名义，班次在左丞之上。自从整顿各部门后，吏部以金紫光禄大夫、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银青光禄大夫相互换授，担任六曹尚书的人才开始实际主管本部门事务。左选分为八案，设置吏员三十人；右选分为六案，设置吏员十六人。吏员有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等名目。二十四司也一样。南渡初年，各曹长官和副长官互相兼置，只有吏部的官员配备齐全。绍兴八年，依照元祐制度，六曹都设置权尚书，用来安置尚未达到任职资格的人。其属官有侍郎二人，分掌左、右选。尚书左选、右选各设置郎中一人；侍郎左选、右选各设置郎中一人；司封、司勋、考功各设置郎中一人。郎官分别掌管这些事务，同时由尚书总领。左选掌管考核京朝官以上人员的殿最，排列他们的爵位秩次，拟定内外任用并奏请授官。分为十二案：六品、七品、八品、九品、注拟、名籍、掌阙、催驱、甲库、检法、知杂、奏荐赏功司。吏员名额为：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九人，守当官十一人，正贴司十六人，私名十二人，楷书二人，法司一人。官告院六部的监门也隶属其中。右选掌管大使臣以上人员的差注，掌握材武人员的二十一种铨选资格以及破格出缺，比较功劳过失，奏荐诸军赏功。分为十案：大夫、副使、修武、注拟掌阙、奏荐赏功、开拆、名籍、甲库、法司、知杂。吏员名额为：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九人，守当官十二人，正贴司八人，私名十人，法司一人。绍熙三年，左司谏谢源明说：“乾道九年的诏旨规定：六部承受三省、密院批送下来勘当的文书，都命本部郎官和长贰依据法令裁决可否，并申报朝廷施行。” “不得对此采取两可态度。如果事情有疑难，或者出现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新情况，就命长贰根据自己的见解申明上报，请求皇帝裁决。请明确下诏，令六曹遵守。”依从了这项请求。

译侍郎分掌左、右选。左选掌管尚未改官的文臣。凡是初次授命但还未到吏部参加铨选的人，都要先考试，然后再参加选授。若符合铨选资格，就备载任职年限、历任情况、功过以及举荐官员的人数，与郎官一同在便殿引见，禀奏请求改官。右选掌管尚未升朝的武臣，旧制从供奉官以上起。其所掌管的职任，从亲民官到部队将、监当官，都负责选授、注拟的法令。凡初次任官而考试不合等第，以及已经入官但尚未具备参加铨选资格的人，都不得注授正式空缺。官制实行后，尚书、侍郎共同治理本曹事务，奏事时同班入对，只有吏部由四选分别统领。大祭祀时，举起玉和币放在案上；进献祭馔时，进献搏黍；进献熟食时，执匏爵交给右丞；饮福时捧着酒爵；皇帝视朝时，执文武官班次簿对立，等待皇帝顾问。左选分为十五案，设置吏员四十三人；右选分为八案，设置吏员四十七人。绍兴四年，吏部侍郎叶祖洽说：“侍郎左选应依元丰朝廷诏旨，按姓氏分类设置名簿。左右选理应一体办理，右选也请设置名簿以约束和管理功过。”依从了这项请求。建炎四年五月，下诏六曹恢复设置权侍郎，依照元祐旧例，任满二年转为正式侍郎。出任外官的人授予待制，任期未满的授予修撰。左选掌管承直郎以下人员拟注州府判司、诸县令佐、监当官，以及磨勘功过等事务，分为十三案。乾道年间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三十五人。右选掌管副尉以上人员的考校、试验、拟官、行赏和换官，考察他们的殿最，分为十五案。乾道年间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四十八人。旧制中，吏部设置侍郎二员，分别主管左、右选，总称吏部侍郎。有时命官员兼任，只称左选侍郎或右选侍郎。绍熙三年，谢深甫、张叔椿兼任时，才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的称呼。后来林大中、沈揆升任尚书的副职，于是“侍左”“侍右”直接写入除授文书。此后沿袭不改。郎中、员外郎，尚书左选、尚书右选，侍郎左选、侍郎右选。旧制设置主判二人，由朝官充任。元丰官制实行后，设置吏部郎中，尚书左选、右选以及侍郎左选、右选各主管一人，参与掌管铨选事务并分别治理。凡郎官都任用资序达到知府以上的人充任，资序未达到的任员外郎。建炎四年，下诏权摄、添差的郎官一并罢除。起初进呈拟议时，只写作“吏部郎官”；到拟定告身的细文时，才直接写作“尚书吏部郎中”或“员外郎”，以及“主管尚书某选”“主管侍郎某选”。绍兴八年，吕希常以监六部门兼任权侍右郎官。绍兴三十一年，李端明正式除授尚右郎官；后来何俌、杨倓、费行之除授吏部郎官，都有侍左、侍右、尚左、尚右的称呼。从此沿袭不改。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下诏四选可以通用差遣，这是采纳尚书颜师鲁的请求。此前，乾道元年下诏说：“今后不是曾任监司、守臣的，不得除授郎官，著为法令。”从此，馆学、寺监官员受到资格限制，升迁除授不能实行。郎官部门有空缺时，只能兼任，不久便调任外地；偶尔有不按次序破格提拔的，就从二著越级升为二史，直到从列。那些从外地召回担任郎官的人，资级已经很高，往往不到几个月，就一定按次序升为卿、少，因此郎官中有正式员额的人越来越少。司封郎中、员外郎掌管官员封赠、叙封赠以及承袭爵位等事务。凡三师、三公以下直到升朝官褒奖封赠祖父、父亲、母亲和妻子，亲王、郡王以及内外命妇以下保任宗族、封爵亲属，都依据本人的品位叙定等第办理。凡宗室应当赐名和训诫的，备具抄录拟定的官员。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的后代应当承袭爵位的，辨明嫡子和庶子。爵位分九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封国分三等：大国二十七个，次国二十个，小国二百二十个。内命妇品级有五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贵人。外内命妇的称号有十四等：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郡主、县主、国夫人、郡夫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叙封赠的制度是：三公、宰臣、执政、节度使封赠三代；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封赠二代；其余官员封赠一代，都要辨明其官位次序，依次进封。加赐食邑和实封时，则看其品级高低，以确定户数多少。凡事情是否可行，由司封与司勋共同向长官和副长官裁决。分为三案，设置吏员六人。元祐元年，中书后省说：“臣僚封赠父母，仍按旧制撰写诰词；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使用专门诰词，其余使用通用诰词。”元祐二年，下诏说：“父亲和嫡母在世时，不得请求封赠生母；生母尚未封赠，也不许先封赠自己的妻子。”绍圣元年，下诏说：“宗室改授文官后去世的，通直郎以上追赠三官。”元符元年，认为元祐年间封赠制度扰乱了旧制，下诏一律依照元丰法令。元符二年，下诏说：“寺监官的班次中有排在通直郎之上的，即使官职是宣教郎，遇到大礼也应封赠。”政和二年，下诏说：“封赠母亲时，要随所封爵位确定称号。例如封为南阳县开国男，就随爵称为南阳县男令人；封为魏国公，就称为魏国公夫人之类。凡是妇人不因丈夫或儿子而获得封号的，是指命官尚未升朝而其母年满九十岁以上，或者士人、庶民的妇女年满一百岁，以及奉特旨或因回授而获得封号的情形。或者因子孙而获得封赠，而其丈夫达到升朝官资格或虽未升朝但符合封赠条件的，一律称为孺人。”宣和二年，臣僚说：“近年有京官任校书郎、正字的得到封赠，现在连未升朝的监丞也请求依例办理，只因监丞的班次排在校书郎之上，便据此提出请求，实在没有道理。不仅如此，还有小使臣偶然因微薄劳绩或磨勘升官，便请求回授封赠父母，实在太滥了。希望降旨规定，今后封赠一律依照旧法；如果有人擅自更改制度、陈请而扰乱典章，就依法处刑，这样或许能使图侥幸的人停止，使名分端正。”依从了这项意见。建炎以后也都相同。

译司勋郎中、员外郎共同掌管勋级和赏赐事务。勋级共有十二等：上柱国，正二品；柱国，从二品；上护军，正三品；护军，从三品；上轻车都尉，正四品；轻车都尉，从四品；上骑都尉，正五品；骑都尉，从五品；骁骑尉，正六品；飞骑尉，从六品；云骑尉，正七品；武骑尉，从七品。通常每三年升一等，必须因除授官职时一并加授。赏赐都有具体格式。凡事情应当赏赐的，由所属官司核实上报，再审核其事状，依赏格复核，称为“有法酬赏”；若赏格没有记载，就斟酌轻重拟定，呈报尚书省，称为“无法酬赏”。如果功劳赏赐尚未完成而赏格发生变更，轻微的依旧赏格，重大的依新赏格。录用前代帝王后裔及功臣后代时，要考察其族系，并奉行有关制度和诏命。分为四案，设置吏员十九人。元祐元年，吏部说：“各色人等援引关系、钻营求取资格，入仕渠道过于冗滥。工匠、伎艺之类无法正式入官的人，即使有劳绩，也只能比照类别支给赏赐；尚未得到酬奖的也一样。”绍圣二年，户部说：“元丰官制规定，司勋复核有法式的酬赏；没有法式的由司勋裁定。元祐年间，有法式的只命所属部门勘验；此后凡涉及钱谷的事务，本部指定交给司勋办理，这就成了户部兼任司勋的职务，请依照旧制。”依从了这项请求。绍圣四年，凡川峡人担任本路差遣的，酬奖减半。政和四年，下诏说：“司勋传达给所属部门，把一司一路的条制参照《酬奖格法》，分类汇集，互相参照使用。”又下诏命把详细考定的本朝勋德臣僚职位姓名送交吏部。这是采用工部尚书郑允中所编传记的结果。隆兴元年，裁并机构，由司封郎官兼管。淳熙元年，又以司农寺丞范仲芭兼任司勋，不久改任他职，于是再次裁并。裁减吏员名额后，主事一人，令史一人，书令史四人，守当官三人，正贴司四人，私名三人。考功郎中、员外郎掌管文武官员的选授、叙迁、磨勘、资任和考课等政令。凡授官人员，随着所属部门迁转，由该部门把职事详细登记在履历中，发给其所属州或部门，每年记录功过。凡应当升迁授官的，核验履历，依照法令叙进；有负殿的，就纠正其罪罚。用七件事考核监司：一是举荐官员是否得当，二是劝课农桑、增加开垦田地，三是户口增减，四是兴利除害，五是对失职之事进行案察，六是复核刑狱是否公正，七是盗贼多少。用“四善”“三最”考核守令：德义有声望，清廉谨慎而表现突出，公平可称，恭敬勤勉而不懈怠，这是四善；审理狱讼没有冤屈、催征赋税不扰民，是治事之最；劝课农桑、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是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使百姓得到安居，赈济抚恤困穷者，不使他们流离迁徙，是抚养之最。四善、三最合计分为三等：具备五项为上等，具备两项为中等，其余为下等。如果才能和政绩特别突出，就另行评定优劣，依诏令升降赏罚。凡内外官员，按在任天数计算，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磨勘的法令规定，文选官分为四等：银青光禄大夫至朝议大夫，进士按八年计算，非进士按十年计算；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中担任谏议大夫、待制以上职任的，按三年计算；朝散大夫至承务郎，按四年计算。武选官分为六等：遥郡团练使、刺史、合门舍人转为左武郎、右武郎，按十年计算；武功大夫以下，按七年计算；横行武德大夫以下至校尉，按五年计算；合门祗候初补从义郎以下至承节郎、承信郎而充任随行指使的，按四年计算；因功补授的承信郎以及宗室观察使以下应役的校尉，按三年计算；宗室承宣使以下应役的校尉，按二年计算。幕职、州县官分为三等：进士第一、第二、第三名及第的，任满一次改任京官；从留守、府判官到县令，按六考计算；从军巡判官到县尉，按七考计算。通常依照法令计算他们历任的年限和功过，按次序升迁。凡改换服色，也按年资和劳绩计算。执政官、节度使以及银青光禄大夫以上应当谥号的，要复核太常所定的行状，报告尚书省，由官员集议后上报。绍圣四年，河东提刑司徐君平上奏：“请今后凡要集议，提前三天把考功司的状文送给所有参与议论的官员，使他们先行▯绎，之后再到都堂集合询问。这样或许能使有不同见解的人自行陈述，以符合朝廷广泛谋议、充分听取下情的意旨。”依从了这项请求。凡树立碑碣、确定名额等事务，都由考功司掌管。旧制中，考课院确定官员殿最时都有考辞。元丰官制实行后，全部罢除。分为十七案，设置吏员六十八人。元祐三年，下诏说：“知州的考课制度，由吏部把有关事项上报尚书省，再送中书省请示皇帝决定赏罚。劣等本应受罚但已经冲降处理的，仍依冲降法办理。县令以下官员，由吏部专门执行。”元祐六年，枢密院说：“元丰末年，堂除的知州、知军以三年为一任，武臣也依此办理。元祐初年改以资历具备为一任，武臣尚未制定相应法令。”下诏规定，武臣任六等差遣的，川峡、广南地区按资历具备为一任，其余地区都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建炎以后也都相同。凡文武臣的磨勘、关升、资任和考核，评定其殿最，区别其优劣，依诏令决定升降、赏罚和授夺；官员去世后需要议定谥号的，审查复核并参酌确定。凡因特别恩典赐谥的，撰写诰词并发给告身；其余发给敕书。分为十一案：六品、七品、八品、曹掾、令丞、从义、成忠、资任、检法、知杂、开拆。裁减吏员名额后，主事二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守当官十三人，正贴司三人，私名十人。淳熙十三年，又共减去三人。官告院设置主管官一员，由京朝官充任。旧制中，设置提举一人，由知制诰充任；判院一人，由带职的京朝官充任。掌管吏部、兵部、司勋、司封所颁发的官告，用来发给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以及获得封赠的人，并分别加盖本司的告身印。文臣使用吏部印，武臣使用兵部印，王公及命妇使用司封印，加授勋级使用司勋印。官制实行后，四选都使用吏部印，只有蕃官使用兵部印记。凡绫纸的幅数、褾轴的名称和颜色，都根据品级高低确定；应当奏请皇帝、抄录并上报的，才发给官告。令史十五人。

译元丰五年，官制所重新制定《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依从施行。绍圣元年，吏部说：“元丰法令规定，凡入品级的官员发给告身，无品级的发给黄牒。元祐年间，内外差遣以及职事官在本等内改换或再次任职的，也都发给黄牒，这就与无品级人员相同了。”下诏说：“今后帅臣、监司、待制以上的知州，都发给告身，其余依旧制。”绍圣三年，下诏说：“职事官中监察御史以上因事罢免的，都发给告身。”元符元年，吏部说：“元祐法令规定，小使臣只降发宣札，请从承信郎以上恢复旧制，一律发给告身。”宣和元年，下诏说：“官告院制定条令，凡制造告身所用的法物，必须使用绫锦；私自仿制织造、买卖或穿用的，立赏并允许告发。” 大体说来，官告制度自乾德四年下诏规定告身所用的绫纸、褾轴以来，制度还很简略。咸平、景德年间两次加以润色，到皇祐年间才完备。神宗即位后，沿用皇祐旧格；到元丰改制时，名称虽然不同，品级秩次却相同，所以也来不及另行制定。徽宗大观初年，才制定新的格式，褾带、纲子、轴等装饰，才开始规定得详细。文武官所用的绫纸共五种，分为十二等。遍地销金花绫纸分两等。第一等十八张，滴粉缕金花大犀轴，八荅晕锦褾韬，配色带，三公、三少、侍中、中书令使用。第一等十七张，滴粉缕金花中犀轴，天下乐锦褾犀轴，配色带，左右仆射、使相、王使用。白背五色绫纸分两等。第一等十七张，滴粉缕金花，翠毛狮子锦褾韬，玳瑁轴，配色带，知枢密院、两省侍郎、尚书左右丞、同知及签书枢密院事、嗣王、郡王、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尉、东宫三少、冀州牧、衮州牧、青州牧、徐州牧、扬州牧、荆州牧、豫州牧、梁州牧、雍州牧、御史大夫，以及宗室节度使至率府副率中带“皇”字者使用。第一等十七张，晕锦褾韬，玳瑁轴，配色带，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六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右金吾卫、左卫上将军、右卫上将军、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都使用。大绫纸分四等。第一等十五张，晕锦褾，两面拨花穗草大牙轴，配色带，宣奉大夫、正奉大夫、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显谟阁学士、徽猷阁学士、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直学士、宝文阁直学士、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侯使用。第一等十二张，法锦褾，两面拨花细牙轴，配色带，给事中、中书舍人、通议大夫、司成、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龙图阁待制、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待制、显谟阁待制、徽猷阁待制、太中大夫、秘书监、殿中监、伯使用。第一等十张，法锦褾，拨花常使大牙轴，配色带，中大夫、七寺卿、京畿及三路转运使、发运使、中奉大夫、中散大夫、通侍大夫、枢密都承旨、祭酒、太常少卿、宗正少卿、秘书少监、殿中少监、正侍大夫、中侍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内侍省都知、诸州刺史、中亮大夫、中卫大夫、防御使、团练使、太子左庶子、太子右庶子、诸卫大将军、驸马都尉、典乐、子使用。第一等八张，盘球锦褾，大牙轴，配色带，七寺少卿、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司业、开封少尹、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使者、拱卫大夫、太子詹事、左谕德、右谕德、左武大夫、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内侍省副都知、枢密承旨、副都承旨、诸房副承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京畿及三路转运副使、诸路转运使、诸路转运副使、知上州、提举三路保甲、入内内侍省押班、内侍省押班、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开封左司录事、开封右司录事、蕃官使臣、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右司谏、左正言、右正言、监察御史、和安大夫至翰林良医、男使用。内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使用九张；蕃官使臣使用大锦褾并背带，这是其中稍有不同的地方。中绫纸分两等。第一等七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诸司员外郎、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少府少监、将作少监、军器少监、诸卫将军、太子侍读、太子侍讲、中亮郎、中卫郎、左武郎中、右武郎中、知下州、诸路提点刑狱、发运判官、提点铸钱、承议郎、武功郎至武翼郎、太子中允、太子舍人、亲王府翊善、赞读、侍读、符宝郎、太常丞、中正丞、秘书丞、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著作郎、通事舍人、太子诸率府率、直龙图阁、开封府诸曹事、大晟府乐令、直秘阁、崇政殿说书、和安郎至翰林医正使用。第一等六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奉议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著作佐郎、国子监承、少府监承、将作监承、军器监承、都水监承、国子博士、大理司直、大理评事、修武郎、敦武郎、通直郎、内常侍、转运判官、提举学士、诸州通判、御史台检法官、御史台主簿、九寺主簿、亲王记室、阁门祗候、枢密院各房副承旨、从义郎、秉义郎、太学博士、武学博士、开封诸曹掾、陵台令、两赤县令、忠训郎、忠翊郎、节度副使、防御副使、团练副使、行军司马、太医正、太史局令、太史局正、太史局丞、五官正、翰林医官、辟ＮＵ博士、太子诸率府副率使用。

译小绫纸分两等。第一等五张，黄花锦褾，角轴，青带，校书郎、正字、宣教郎、太常寺协律郎、奉礼郎、太祝、郊社令、太官令、律学博士、国子监主簿、少府监主簿、将作监主簿、军器监主簿、都水监主簿、宣几郎、保义郎、成忠郎、太学正、太学录、律学官、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承信郎、承郎、节郎、门下省录事、中书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三省主事、枢密院主事、辟ＮＵ正、辟ＮＵ录使用。第一等五张，黄花锦褾，次等角轴，青带，幕职官、州县官、三省令史、枢密院令史、书令史、流外官、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文学、司士、助教以及技术官使用。宫中嫔妃直到外命妇所用的罗纸共有七种，分为十等：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分两等。第一等十八张，韬带，两面销金云凤褾，红丝纲子，金样鈒花涂粉錔，滴粉缕金花凤大犀轴，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使用。第一等十七张，韬带，两面销金云凤褾，红丝网子，金样鈒花涂粉錔，滴粉缕金花凤子中犀轴，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内宰使用。遍地销金凤子五色罗纸分两等。第一等十五张，韬带，销金凤子褾，红丝纲子，金涂银粉錔，滴粉缕金云凤玳瑁轴，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副宰使用。第一等十二张，韬带，销金盘凤褾，红丝网子，金涂银粉錔，滴粉金云凤玳瑁轴，婕妤、才人、贵人、美人使用。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分两等。第一等十张，八荅晕锦褾韬，配色带，紫丝网子，银粉錔，滴粉缕金葵花玳瑁褾轴，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宫正、内史，以及宰相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妻子和亲王妻使用。第一等八张，翠色狮子锦褾韬，配色带，紫丝网子，银粉錔，滴粉缕金栀子花玳瑁轴，郡主、县主、国夫人、内命妇、郡夫人，以及执政官的祖母、母亲、妻子使用。销金大花五色罗纸一等，七张，云雁锦褾韬，配色带，紫丝网子，银粉錔，滴粉缕金玳瑁轴，宝林、御女、采女、二十四司典掌、尚书省掌籍、掌乐、主管仙韶使用。金花五色罗纸一等，七张，法锦褾韬，配色带，紫丝网子，银粉錔，缕金玳瑁轴，郡夫人、郡君、宗室妻子、朝奉大夫及遥郡刺史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升朝官的母亲、诸班直都虞候、指挥使、禁军都虞候、军都虞候、御前忠佐的母亲、蕃官的母亲和妻子、诸神庙夫人使用。五色素罗纸一等，七张，锦褾韬，配色带，紫丝纲子，银粉錔，大牙轴，宗室女子、升朝官的妻子、诸班直都虞候、指挥使、禁军都虞候、军都指挥使、忠佐的妻子使用。内外军校封赠所用的绫纸共有三种，分为四等：大绫纸分两等。第一等七张，法锦褾，大牙轴，青带，遥郡刺史以上使用。第一等七张，大锦褾，大牙轴，青带，藩方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副都军头、马步军都军头、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使用。内带遥郡名号的，使用法锦褾和色带。中陵纸一等，五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都虞候以上的诸班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使用。若内加爵邑，则使用大绫纸、大牙轴、大锦褾。小绫纸一等，五张，黄花锦褾，次等角轴，青带，诸军指挥使以下使用。如果加至爵邑，也依照上面的规定。凡封赐蛮夷酋长以及蕃长所用的绫纸有两种，各分一等：五色销金花绫纸一等，十八张，翠色狮子锦褾，法锦韬，紫丝网子，银粉錔，滴粉缕金牡丹花玳瑁轴，配色带，南平、占城、真腊、阇婆国王使用。中绫纸一等，七张，法锦褾，中牙轴，青带，藩地蛮官承袭爵位、转授官职时使用。大观年间并归尚书省，政和年间仍归吏部。设置主管官。建炎元年，下诏说：“文臣太中大夫、武臣正任观察使以及宗室南班官以上，发给告身；以下都发给敕书。”建炎三年，下诏规定各等级仍旧发给告身。绍兴二年，下诏说：“四品以下官员以及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官告除使用锦褾外，其余官员以及封赠暂时用缬罗代替。”绍兴十四年，才全部使用锦。后来又下诏规定，内外命妇、郡夫人以上，才可以使用网袋和销金，其余不得使用。到绍兴二十六年，下诏规定内外文武臣僚的告身、敕书都依照大观格式制造。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二十九人。淳熙十三年又减去五人。户部在宋朝初年，因为把天下财计归于三司，户部本身没有具体职掌，只设置判部事一人，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用来接受天下上贡，在元会时陈列于朝廷。元丰年间厘正官名，才把这些事务并归户部。户部掌管天下户口、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事务。通过版籍考察户口的增减，通过税赋掌握军国每年的财政，通过土贡辨别各郡县适宜进贡的物产，通过征榷抑制兼并以辅助财政调度，通过孝义、婚姻、继嗣的道理调和人心，通过田务券契责成有关方面审理公平民讼，这些都归左曹掌管。通过常平法调节丰年和荒年、适时收取和发放，通过免役法调节贫富、均衡财力，通过伍保法联结乡里、查察盗贼，通过义仓赈济法救助饥荒、抚恤困厄，通过农田水利政策治理荒废、致力农耕，通过坊场河渡的课利酬劳勤劳、减少科率，这些都归右曹掌管。尚书设置都拘辖司，总领内外财赋的数额；凡钱谷账籍，由长官和副长官选派吏员钩稽考核。其属官有三司：度支、金部、仓部。

译熙宁年间，朝廷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负责制置条例，建立官署、设置属官，取三司条例审阅详定，把应办的事务交给他们。熙宁三年，罢除该机构，归还中书；把常平、免役、农田、水利新法归司农寺，把胄案归军器监，把修造归将作监，把推勘公事归大理寺，把帐司、理欠司归比部，把衙司归都官，把坑冶归虞部，于是三司的权力开始分散。元丰官制实行后，罢除三司，归入户部左曹、右曹，三司这一名称也开始消失。官员共十三人：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左曹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右曹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度支、金部、仓部各二人。元祐初年，门下侍郎司马光说：“天下钱谷的数目，五曹各自掌管支用，户部却不知道钱谷收支和现有数目，无法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请下令让尚书兼领左曹、右曹，凡钱谷财用事务分散在五曹和寺监的，一并归户部管理，使尚书完全知道其数目，这样财利之权就归于一处；如果选用得当的人才，那么天下的财赋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诏令尚书省制定法令。元祐三年，三省说：“（缺文）大理寺右治狱一并罢除，依照三司旧例，户部设置推勘检法官，审理在京官司所有钱谷事务，增置干当公事二员。”绍圣元年，罢除户部干当公事，设置提举、管干官，重新实行免役法、义仓法，厘正左曹、右曹的职掌，依照元丰原定官制。绍圣三年，命右曹由侍郎专门统领，尚书不参与。建中靖国元年，重新设置干当公事官二员。政和二年五月，诏令依照神宗时的官制，委任右曹侍郎专门主管实行常平法，从今以后允许本部直接上奏，请求裁决。又诏令依照熙宁、元丰旧制，本部设置都拘辖司，总管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部的财赋。宣和六年，诏令户部任用属官依照元丰法。尚书、侍郎掌管军国的用度，全面了解钱财物资收入、支出和盈亏的数目。凡州县的废置、户口的增减，就考核户籍簿册；至于贡赋、征税的征集、散发、转运和调拨，就汇总其数目并颁布有关政令。凡四司所治理的事务，侍郎为副职，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只有右曹事务专门隶属于主管侍郎。若事情属于本曹，而郡县、监司不能直接处理的，就受理他们的诉讼。举行大飨祀、进献祭品时，尚书捧着俎；饮福时，撤去俎。朝会时，奏报各国进贡的物品。左曹分为五案，设置吏员四十人；右曹分为五案，设置吏员五十六人。建炎年间战事兴起，曾任命知枢密院张悫提领、措置户部财用；后来升任中书侍郎，仍兼任此职。建炎五年，又任命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户部财用。后来罢除这一职务，专门委任户部长官和次官。左曹分为三案：一是户口，掌管各路州县户口的增减、民间立户分割财产、科差人丁、典卖房屋产业、陈告绝户、索取妻子和儿女等诉讼。二是农田，掌管农田及田产诉讼的期限，奏报丰收，查验水灾、旱灾、虫灾、蝗灾，劝勉督促农桑，请求租佃土地，考核县令、县丞任期届满后的赏罚，汇报各州雨雪情况，检查核实灾伤以及逃亡、绝户的人家。三是检法，掌管本部审核法令的事务，下设三科：一是二税，掌管二税的收纳、催促核算、隐匿以及转移、折变。二是房地，掌管各州楼店、房廊的租税收益，以及僧道免丁钱和地方贡献的物品。三是课利，掌管各军酒税，比较增减盈亏，掌握知州、通判等职务和姓名，以及人户买扑盐场、酒务的租额和酒息、卖田时缴纳的牙契钱。另有开拆、知杂司。右曹分为六案：一是常平，掌管常平、农田水利和义仓赈济，以及绝户田产、收养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的事务。二是免役，三是坊场，四是平准，各按名称掌管相应事务。五是检法，六是知杂。裁减吏员名额后，左曹设置四十人，右曹设置三十人。淳熙十年，诏令将左藏库、南库拨归户部管辖。旧制中，户部侍郎有二人；南宋中兴初年，只任命长官、次官各一人，有时只任命尚书或侍郎一人。绍兴四年七月，诏令户部侍郎二人共同治理左曹、右曹，此后沿袭不变。郎中：左曹、右曹。员外郎掌管分曹办理事务。建炎三年，诏令省并郎曹，只有户部五司因事务繁多而不合并，仍各设置一员。绍兴年间，专门设置提举帐司，总管天下账簿文状，由户部左曹郎官兼任。右曹每年编制常平钱物总数，每年秋季编册上报。最初设置主管左曹、右曹的官员，统称户部郎官。绍兴七年，阎彦昭以太府寺丞兼任左曹郎官。绍兴三十二年，徐康正被任命为左曹郎官，从此沿袭不变。同年，又诏令：“户部事务中有疑难、难以裁决的，允许长官、次官与众郎官共同讨论；文书都令众人联署，形成定议以后，再交给本曹办理。” 度支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筹划、计算军国用度，根据贡赋、税租的收入来安排支出。凡军队所需和边境防备，都汇总其盈亏，调剂有无。至于内外官员的俸禄赏赐以及重大礼典中的赏给，都要事先筹办。年终时，汇总各路财用收支数目，奏报皇帝，并把副本送交尚书省。小事就拟定办理，大事请示长官、次官；凡应当申请更改、实行并进行勘验审核的，先检查详备后提出。分为六案，设置吏员五十一人。凡上供有定额、封存钱物有定数、科买有期限，都由其掌管。凡有漕运，就按路程计算并发给运费。凡内外支给供用，以及发给驿券、赏赐衣物钱帛，都要提前筹划估算，按时发放。分为五案：度支、发运、支供、赏赐、知杂。乾道四年，设置会稽都籍，由度支掌管。裁减吏员名额后，设置五十人。淳熙十三年，又减四人。金部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天下发给、交纳的钱币，计算每年各地输送的数目，归入负责收受储藏的府库，以备国家使用。勾考、核查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盐、矾的数目，全面了解其增减，依据每年定额的增亏实行赏罚。凡纲运没有迟滞以及没有亏折的，按路程和账簿催促办理。凡制造度、量、权、衡，就颁布其标准制度。合同取索以及供给、时令赏赐，都审查复核后供给。分为六案：左藏、右藏、钱帛、榷易、请给、知杂。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六十人。淳熙十三年，又减四人。

译仓部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国家仓廪的储积以及发给、收受事务。凡各路收买粮食、折纳赋税，都按时办理；漕运上供和封存钱物，按时催促办理；应当向都城供应而有增减的，就比较核算后上报。每年把所需的粮草提前报给度支，均衡确定转移、折变的数额。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的事务，要记载支用的年月，每季度汇总一次。若内外仓场的账籍上报逾期，就依法追究处理。分为六案，设置吏员二十四人。元祐元年四月，裁省郎官一员，十月又恢复设置。分为六案：仓场、上供、粜籴、给纳、知杂、开拆。建炎三年，罢司农寺，将其事务归入仓部。绍兴四年恢复旧制。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二十五人，后来又减二人。礼部掌管国家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和贡举的政令。祭祀的名称有三种：祭天神叫“祀”，祭地神叫“祭”，祭宗庙叫“飨”。又分为大祀、中祀、小祀。币玉、牲牢、器物和服饰，各按等级配置。凡雅乐，以六律、六同调和阴阳之声作为乐律，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制作乐器；宫架用八佾，特架用六佾，并按武舞、文舞的先后次序安排乐舞，所唱的歌词叫乐章。若在南郊、北郊、明堂举行祭祀，举行籍田、禘祫太庙、景灵宫荐享、陵园酌献，以及举行朝贡、庆贺、宴乐之礼，就要提前告诫有关部门准备齐全，查阅已定的仪注，参照旧章考察是否恰当，报送尚书省；册宝以及封册、册命之礼也如此。凡礼乐制度有所增减，小事就与太常寺共同商议，大事则召集侍从官、秘书省长官和次官，或百官共同议定后上报。凡天下选拔士人，就详细登记入册；每三年举行贡举，以及学校考试、补选三舍生。掌管后妃、亲王以下的推恩，公主出嫁，宗室冠礼、婚礼、丧礼、葬礼的制度，以及赐予旌节、章服、冠帔、门戟和表彰孝行的法令。至于印记、图书、表疏等事务，也都由礼部掌管。遇到重大的祥瑞，朝参官以上的官员到阁门上表庆贺，其余祥瑞在年终分条奏报。旧时隶属于礼仪院，设判院一人，由枢密院使、参知政事充任；设知院，由各部门三品以上官员充任。主管吏员没有固定人数，从三司、京朝官和各部门胥吏中选任。礼部只设置判部一人，掌管科举，补奏太庙、郊社斋郎、室长、掌坐，以及都省集议、百官谢贺章表、各州申报祥瑞和出入内外牌印等事务。兼领贡院，掌管接收各州解送的进士、诸科名籍及其家保状、文卷，考验户籍、应举次数、年龄并收藏。若朝廷派遣官员主持科举，则罢免主判官；事情结束后，选知举官中品秩较低的一人主持判署。元丰官制实行后，全部归入礼部。礼部下属三司：祠部、主客、膳部。设置官员十人：尚书、侍郎各一人，四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一人。元祐初年，裁省祠部郎官一员，由主客兼领膳部。绍圣改元后，主客、膳部互相设置郎官兼领。建炎以后仍然如此。尚书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和贡举的政令，侍郎为副职，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凡讲议制度、增减礼仪器物，就审查复核有关部门所定的格式，依次请示裁决，并向尚书省质询。大祭祀时，检查牲畜，监督鼎镬洗涤；进献生牲时，捧着笾豆、簠簋，饮福后撤去；行祼礼时，捧着瓒，临近鬯酒。凡祭祀天地、宗庙、陵园，以及后妃、亲王、将相封册的诏命、皇子加封、公主出嫁，都考核旧有常规，向上下发布诏令并施行。朝廷庆会宴乐、宗室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蕃使往来时的宴请赏赐，以及经筵、史馆、赐书、修书之礼，按惯例都与太常寺共同讲求、斟酌，确定仪节。每三年的贡举、学校考试补选诸生，都总管其政务。旌节、章服的颁发，祥瑞表奏的进呈，凡涉及礼乐的事务，都由其掌管。建炎三年，诏令鸿胪寺、光禄寺一并归礼部，太常寺、国子监也隶属于礼部。分为五案：礼乐、贡举、宗正奉使帐、封册表奏、检法，各按名称办理相应事务。裁减吏员名额，设置四十五人，后来又减四人。侍郎负责奏报中严、外办，参与检查牲畜以及察看祭品生熟的环节。祼（礼）。行祼礼时，接受瓒，捧着盘。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时，与尚书轮流担任亚献；祭太社、太稷、神州地祇时，轮流担任初献。祭祀九宫贵神、五帝、感生帝、朝日、夕月以及春季蜡祭东方、秋季蜡祭西方时，也如此办理。举行大朝会时，由尚书奏报藩国贡物。凡庆贺或谢恩，由郎中、员外郎分头撰写表文。祠祭事务，与太常少卿、祠部官轮流担任终献或亚献。亲自到郊外祭祀时，从景灵宫朝献、太庙朝享直到望燎礼结束，皇帝乘舆回宫，都由其奏报解除戒严。分为十案，设置吏员三十五人。南渡以后，各曹长官、次官相互兼置。绍兴七年，礼部设置侍郎二员。隆兴元年，诏令：“除尚书不常设外，礼部侍郎设置一员。” 郎中、员外郎：元丰年间，郎官、员外郎参与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和贡举事务。有所增减，就审定后依次请示裁决。凡庆贺或谢恩，掌管撰写表文。与祠部、主客、膳部并列为四司。建炎三年，裁并省属郎曹，礼部兼领主客，祠部兼领膳部。隆兴元年，又诏令礼部、祠部各设置一员兼领，从此合办四司事务。共设置吏员五十四人。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天下祭祀典礼、道教和佛教、祠庙以及医药方面的政令。每月上奏祠祭、国忌和休假的日期。每年举行大祀的忌日，以及大忌的前一天，都不上朝办公。元日、冬至、寒食各放假七日；天庆、先天、降圣节各放假五日；诞圣节、正七月望、夏至、腊各放假三日；天祺、天贶节、人日、中和、二社、上巳、端午、三伏、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以及每旬的休假，各放假一日。如果神祠获封进爵号，就将太常寺所定的爵号复核后上报尚书省。凡宫观、寺院中的道士、僧人，都登记其名额；应当发给度牒的，如果只是空缺名额，不得超过通常规定的数目。初次补任医生时，命有关官署考察其医术；年终核验其成绩的得失，再据此奖赏或惩罚。分为五个案房，设置官吏二十一人。

译主客郎中、员外郎掌管以宾礼接待四夷朝贡。凡郊外慰劳、安排馆舍、设置宴席、赏赐，都辨明等级并按格式颁行。四夷到来时，描绘他们的衣冠，记录他们的山川、风俗。有封爵、册命之礼，就奉诏颁发。掌管嵩陵、庆陵、懿陵的祭享，以及崇义公承袭的事务。分为四案，设置吏员七人。元祐六年七月，兵部说：“《兵部格》规定，掌管蕃夷官授官之事；《主客令》规定，蕃国进奉人员请求转授官职的，须请裁决。过去凡应当除授、转授官职的，报所属部门审查。过去没有先例而新提出请求时，曹部职掌不统一，时间久了便彼此失去核验依据。从今以后，不论曾经进贡与否，也不论是否有成例，凡因进奉人员请求授官、加恩，都命主客司通报兵部。”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膳部郎中、员外郎掌管牲牢、酒醴、膳食和美味食物。凡所需物品，都提前计算筹划，通知度支。若遇祭祀、朝会、宴享，就与光禄寺官员共同察看物品是否精良，酒酿成后先品尝再进献。季冬命令收藏冰，春分时启用，以备供给和赏赐。分为七案，设置吏员九人。兵部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以及四夷官员的封授和承袭、车舆马匹、武器器械、天下土地地图等事务。凡仪卫，大朝会使用黄麾大仗；文德殿视朝及册命王公大臣，使用黄麾半仗；紫宸殿接受外国使者朝见，使用黄麾角仗；文德殿颁发册书，使用黄麾细仗。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兵部都掌管其数目、行列先后和仪式，绘成图交给有关部门。凡武官选授制度，仿照贡举办法。凡编联什伍、训练作战的百姓，编为民兵；才能不够充任禁卫但足以服役的，编为厢军；就在乡里招募、用来防御盗贼的，编为土军；因年老或有病而裁减一半劳力的，编为剩员。团结起来防御戎敌的，称为洞丁，编为义军、弩手；属（缺文）分隶边将的，称为蕃兵。登记他们的姓名和人数，颁布禁令。大将出征，取得胜利就告祭宗庙，攻破贼军就发布露布上报。凡招募、设置厢军、禁军和州郡屯营，三衙的迁补，守戍军吏的转补，以及文武官员的白直、宣借，都由兵部掌管。其下属三司：职方、驾部、库部。旧制设判部事一人，由两制官充任。掌管三种车驾的仪仗、卤簿图，以及春秋两季在武成王庙举行的释奠礼和武举；每年年终把义军、弓箭手的户数上报朝廷。宋初，掌管千牛备身，殿中省负责进呈马匹名籍。元丰年间设置官员十人：尚书、侍郎各一人，四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一人。元祐初年，裁省驾部郎中一员，由职方兼领库部。绍圣改元，诏令职方、库部互相设置一名郎官兼领。尚书掌管兵卫、武官选授、车辇、铠甲兵器、马厩牧养的政令。依据天下郡县地图，全面了解各地疆域。凡陈列卤簿、设置仪仗卫队，就告诫官吏整肃队伍；蕃夷官员的除授，也奉行有关制度和诏命。凡军队中按名籍统属的人员，都要考阅训练、按期考试，以及选募、迁补和武举、校试等事务，全由兵部总管。侍郎为副职，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举行大礼时，尚书充任卤簿使；大祀时，捧进牲和俎；视朝时，侍郎执持班簿与百官对立；小祀时，郎中、员外郎进献俎并撤去。分为九案，设置吏员四十七人。凡蕃夷所属户口授官、封爵承袭事务，都由兵部掌管。建炎三年，卫尉寺并入兵部。分为十案：赏功、民兵卫、厢兵、人从看详、帐籍告身、武举、蕃官、开拆、知杂、检法。乾道年间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三十人。后来又诏令：“将下班祗应，以及进义校尉、守阙进义副尉、进武校尉、守阙进武副尉，一并隶属兵部；允许在殿前司抽调下班祗应人员、办理文书的吏员六名，到兵部办理事务。” 侍郎掌管尚书的副职事务。南渡以后，长官、次官相互设置；后来设置侍郎二员，绍兴年间固定设置一员。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本部尚书、侍郎的事务。建炎三年，诏令兵部兼领职方，驾部兼领库部。隆兴元年，诏令驾部、兵部郎官共同设置一员兼领，从此四司合并为一司。此后有时合并设置；如果随军出征或奉命出使外地，就把这个职位作为恩宠授予。职方郎中、员外郎掌管天下地图和户籍文书，全面了解各地疆域的广狭，以及郡邑、镇寨之间道路里程的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崇尚，以及古今兴废的原因，都详细记录；各州编成簿籍，遇到闰年制作地图进呈。四夷归附后，分别隶属各州，估算田地、房屋、钱粮数目来供给他们。分为三案，设置吏员五人。旧制设判司事一人，由没有具体职事的朝官充任，掌管接收闰年图经。宋初命令天下每逢闰年制作地图，送交仪鸾司。淳化四年，命令两闰年制作一次；咸平四年，命令上交职方司。转运司绘制本路各州地图，每十年上报一次。绍熙三年，职方、驾部的吏员名额并入兵部、库部，共设置四十二人。驾部郎中、员外郎掌管车舆、车马、驿站、马厩牧养事务。举行大礼时，告诫有关部门备办五辂。凡奉使官员到朝廷来，按照其职务和制度给马。官府文书则根据所要求的迟速，附随步递、马递或急递发送。总管内外监牧，登记租入多少和繁殖增减。凡向四夷买马，超过年度额数的，就予以赏赐。分为六案，设置吏员十三人。建炎三年，太仆寺并入驾部。库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卤簿、仪仗、兵器和供帐事务，国家武库隶属于库部。凡内外铠甲、仪仗和器械的制造、修缮，都有规定的格式。若皇帝到文德殿举行大庆，就把所需卤簿的名数提前通知有关部门。祭祀、丧葬时，则按等级发给。总管卫尉寺金吾仗司的兵员和工匠数目，考核他们的功过、任职年月，依法升降。分为四案，设置吏员九人。

译刑部掌管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和叙复等事务。凡判决案件以律法为依据，律法没有规定的，就依据敕、令、格式来裁定。律的名目有十二类：名例、禁卫、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禁制尚未发生的事情叫作令；施用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叫作敕；设置此项规定而使彼事达到的叫作格；设置此项规定而使彼事效法的叫作式。若某一司、某一路或海行事务有律令未涉及的，就斟酌制定专门法。若案情值得怜悯而法律与情理不相合，就进行谳议；都要查阅案卷，援引成例拟定后上报。对于诏令审理的案件、弹劾命官的案件以及追捕奸人盗贼，都按期限督促办理。复审京城判处死刑的囚犯；对于外地已经论决的案件，抽取案卷检查。凡大理寺、开封府、殿前司和马步司的狱讼，都纠正其判决是否恰当；有申辩诉讼的，就依据情理、法律决定取舍，并办理赦免、降罪、释放和叙功昭雪。若命官牵连而被复查，就按期限和次数确定处理。其下属三司：都官、比部、司门。设置官员十三人：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刑部郎中、员外郎各二人，都官、比部、司门各一人。宋初，刑部负责复核死刑案件。淳化二年，增设审刑院，知院事一人，由郎官以上至两省官员充任；详议官由京朝官充任，掌管详细审议大理寺判决的案卷并上奏。凡案件完备上报，先经过大理寺；判决议定后，报送审刑院；然后由知院与详议官定成文书草稿，奏报中书省，中书省再奏请皇帝论决。大中祥符二年，设置纠察刑狱司，设纠察官二人，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凡在京城的刑狱案件，徒刑以上立即上报；如果情理尚未穷尽或有拖延、怜恤不当的，就追查复核案卷，详细订正后驳奏。凡死刑案件，都要录问。熙宁三年，诏令：“详议官、详断官、详覆官，初任以三年为任期，第二任以三十个月为任期；想要出任外官的，允许在前任期满半年时由长官指缺注官；任满三任的，由政事堂直接除授。”熙宁八年，罢除详议、详断官亲自书写节略案卷，改为只令其概括要点交给吏员，并减少详议官一人、详断官二人。元丰二年，知院安焘说：“天下奏报的案件，比过去多了许多。自熙宁八年减少详议官、详断官以后，人力已经不足，因此旧例中的事务多有疏漏错误。”于是增加详议官一人，刑部增加详断官一人。元丰三年八月，诏令：“裁省审刑院，将其归入刑部。以知院官判刑部，掌管详议、详覆司的事务；刑部主判官任同判刑部，掌管详断司事务；审刑院议官改任刑部详议官。”官制实行后，审刑院全部裁撤归入刑部。元祐元年，裁省比部郎官一员，由都官兼领司门。五月，三省说：“旧制，纠察在京刑狱，是为了察看违法和拖延；自从裁撤归入刑部后，不再有申明纠举的制度，请让御史台刑察兼领此事。御史台的刑狱，则命尚书省右司纠察。”朝廷听从了。刑部旧有详覆案，官制实行后归各路提刑司，到这时又重新设置。元祐四年，将制勘、体量合为一案。绍圣元年，诏令都官、司门互相设置一名郎官兼领。崇宁二年十二月，诏令：“刑部尚书共同治理左右曹，侍郎一人治理左曹，一人治理右曹；若只有一名侍郎，就共同治理左右曹，其余一概依照官制、格令。” 尚书掌管天下刑狱的政令。凡涉及法律的案件，审查其轻重，平正其冤屈和是非；侍郎为副职。凡定夺、审覆、除雪、叙复、移放等事，由尚书专门掌管；制勘、体量、奏谳、纠察、录问等事，由长官、次官共同治理；郎中、员外郎分任其事。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条法，就复核其是否恰当。凡审理诉讼案件，若轻重失当而有人能够驳正，就下诏赏罚。颁布赦宥时，纠察官吏中拖延违误者；大祀时，尚书临场主持誓戒，进献熟牲时捧牲。大礼后大赦，侍郎将赦书授给有关部门宣读，并奉诏释放囚犯。分为十二案，设置吏员五十二人。绍兴以后，分为十三案：制勘，掌管根究各路公事；体量，掌管查究事务；定夺，掌管申诉昭雪、除去罪名；举叙，掌管命官的叙复；纠察，掌管审问死刑案件；检法，掌管检取、审核条法；颁降，掌管颁布条法和降赦；追毁，掌管判罪罚及追毁宣敕；会问，掌管批示、会同审问过犯；详覆，掌管各路死刑案件的账状；捕盗；帐籍，掌管行在库务以及清理欠账的账籍；进拟，掌管进呈已经判决的案件及刑名文书。裁减吏员名额，设置三十五人。侍郎：按照旧制，定夺、审覆、除雪、叙复、移放由尚书专门掌管；制勘、体量、奏谳、纠察、录问则由长官、次官共同治理。南渡以后，长官、次官相互设置。隆兴年间固定设置一员。淳熙十六年，依照崇宁年间的专门法令，凡奏报狱案和法令事务，请大理寺官员到刑部共同讨论，这是采用侍郎吴博古的意见。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分设左右厅，掌管详覆、叙雪事务。建炎三年，规定刑部郎官以二员为定额，分别联系掌管职事，起初并不分开。绍兴二十六年，诏令依照元丰旧法，分厅办理事务。在此以前，右司汪应辰说：“刑部郎官分为左右，左厅负责详覆，右厅负责叙雪，同僚分掌不同事务，这是祖宗深远的用意。假如起初不分职掌，那么有不合道理的地方，谁来追究改正？请遵用旧制，使官员各有职守、人人各有见解，参酌采用，以符合敬慎刑罚、体恤囚情的意思。”朝廷听从了，并命令今后照此办理。都官郎中、员外郎掌管徒刑、流刑和配隶。天下服役人员以及在京各部门的吏职人员都有名籍，用来考核他们服役、放免以及增减、废置的数目。若是定差副尉，旧时称为军大将。

译就计算他们所经历的任职年月，根据服役轻重均衡其劳逸；发给印纸，记载功过，延长或减少磨勘年限。元祐八年，因纲运差使关系归入吏部，裁省副尉三百人。绍圣年间恢复原额，并将元丰押纲法归都官。崇宁二年二月，恢复配隶案。此前元丰年间，都官设有吏籍、配隶两案，元祐年间罢除；因刑部请求，才下诏恢复旧制。六月，侍郎刘赓奏说：“副尉差遣已经规定了优厚、次等的等级，都官条文即使遇到特旨也允许执奏，请申明并严格其禁令。”朝廷听从了。分为四案，设置吏员十八人。建炎三年，诏令比部兼领司门。隆兴元年，诏令都官、比部共同设置一员。从此都官兼管比部、司门事务。分为五案：差次、磨勘、吏籍、配隶、知杂，各按名称办理相应事务。裁减吏员名额，设置十二人。淳熙十三年，减三人。比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勾考、复核内外账籍。凡场务、仓库收支的官物，都按月计算、按季考核、按年汇总，由所属监司检查后上报比部；比部接到后，审查复核其数目的增减盈亏，如有亏失，就追究赔纳。勾考各部门经费，如有隐瞒不报，就会同审问是否属实，并追究侵占亏欠。旧时账案隶属于三司；从治平年间到熙宁初年，四年中没有勾考的账簿已经超过十二万件，钱帛、粮草的累积亏空多得无法计算。熙宁五年十一月，曾布奏请四方财赋应当有簿书文籍，用来勾考其收支、增减和多少。于是设置提举帐司，选用吏员二百人，催促核算天下账籍，并选派官员、吏员进行审查复核。熙宁七年二月，诏令帐司每年详细上报天下财用每日收支数目。元丰初年，诏令：“各路财赋收支，从今以后三年上报一次，著为法令。”官制实行后，将这些事务整理归入比部。元祐元年七月，采用司马光的奏议，把这些事务全部归户部总管。元祐三年，整顿仓部，将勾覆、理欠、凭由案以及印发钞引事务归入比部。政和六年，诏令：“寺监要提前检举；如果库务监官所造文账确实没有缺漏，才允许批书；违者由御史台奏劾。” 这是采纳郎官梅执礼的请求。分为五案，设置吏员一百零一人。建炎以后，有时由都官兼管比部、司门事务。司门郎中、员外郎掌管关门、渡口桥梁和道路的禁令，以及这些设施的废置、迁移和恢复。对于官吏、军民、车驾道路上的商贩，负责查察其中冒充伪造、违法和放纵者。凡各门开闭的规定以及关卡、桥梁的其他禁令，都按时施行。分为二案，设置吏员五人。工部掌管天下城郭、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币、山泽、苑囿、河渠的政务。凡营造修缮，每年计算所需财物，通知度支购买调配；至于工匠和材料，就命少府、将作监检查核算使用多少。凡各种工匠，服役都有期限，做得好坏都有赏罚。兵器工匠有缺额，就根据缓急招募。登记矿冶每年的收入数目；如果改铸钱币宝货，先把模具式样准备好，进呈请示。制造度、量、权、衡，就通知金部；印记则通知礼部。道路、渡口、桥梁都按时修治。旧制设判部事一人，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元丰年间合并归入工部。其下属三司：屯田、虞部、水部。设置官员十人：尚书、侍郎各一人，工部、屯田、虞部、水部的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元祐元年，裁省水部郎官一员。绍圣元年，诏令屯田、虞部互相设置一名郎官兼领。尚书掌管百工和水土事务的政令，考核工程功绩，发布赏罚。总管四司事务，侍郎为副职。凡制造、营缮、筹划、采伐所需的财物，都按照规定的程式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官吏、士兵、百姓因本曹事务有功应赏、有罪应罚的，就审查核实后上报尚书省。大祭祀时，尚书进献俎并撤去。各监铸造钱币宝货时，按年度额数考核其数量，根据增减盈亏发布赏罚。凡车辇、仪仗器物、印记的制造，隶属少府监、文思院；铠甲兵器的制造，隶属军器所。凡应当发给物料和工价的，就上报朝廷，交由户部办理。建炎年间，将将作监、少府监、军器监一并归入工部。当时营造修缮尚无暇顾及，只有兵器最为急迫。绍兴二年，诏令在行在另设作院制造器甲，命工部长官、次官提点，郎官每十天检查一次。少府监既已归工部，文思院上、下界监官也由工部选派。又诏令御前军器所隶属工部，从此营造事务逐渐扩大。宰臣议论说：“户部以供应财物为职责，工部以办成事务为才能，确实不是一回事。”想让户部、工部共同掌管此事，最终没有合并成功。隆兴以后，宫室、器甲的制造逐渐减少，而且各自分开职掌，部中事务更加简略，只特别提出其纲要。分为六案：工作、营造、材料、兵匠、检法、知杂。另专设一案，名为御前军器案。裁减吏员名额，共设置四十二人。侍郎掌管尚书的副职事务。南渡初年，长官、次官相互设置；隆兴年间诏令各设置一员。郎中、员外郎：按照旧制，凡制造、营缮、筹划和采伐材料，按规定程式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郎中、员外郎参与掌管。建炎三年，诏令工部郎官兼领虞部，屯田郎官兼领水部。隆兴元年，诏令工部、屯田共同设置一员兼领，从此四司合并为一司。淳熙九年，任命赵公暠为屯田员外郎，从此不再裁省。屯田郎中、员外郎掌管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的政令，以及租入、耕种收割、兴修、收纳等事务。凡塘泺按时增减，堤堰按时修葺；有关部门修葺、种植等事务，也据此向其长官、次官发布赏罚命令并施行。分为三案，设置吏员八人。虞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山泽、苑囿、场冶事务，辨明各地物产并制定禁令。凡金、银、铜、铁、铅、锡、盐、矾，都计算其收入和增减盈亏，据此发布赏罚。分为四案，设置吏员七人。水部郎中、员外郎掌管沟渠、堤防、渡口桥梁、舟船和漕运事务。凡堤防决口泛滥，就疏通堵塞淤积之处，按时加以约束，并计算每年所需物资。修治不合规矩的予以处罚；规划、安排事务而有利于百姓的予以赏赐。分为六案，设置吏员十三人。绍兴年间屡次裁减吏员名额，四司共设置三十三人。军器所隶属于工部。

译设置提点官二员。绍兴三十二年，诏令从边臣中差遣。提辖、监造官各二员，干办、受给、监门官各一员。掌管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和制造兵器的政令。旧时军器所设置在军器监，另行差遣提举官，由内侍统领。绍兴年间，改为隶属工部，罢除提举官，每天轮派工部郎官、军器监官前往本所检查、监督；后来又恢复由内侍主持。工部侍郎黄中据此提出意见，请求恢复隶属工部，朝廷听从了。孝宗即位后，有诏旨增设提点官，任命内省都知李绰担任，改称提举，不再隶属工部。后来御史张震竭力争论，又恢复隶属工部。后来改隶步军司，不久又恢复旧制。绍熙元年，裁减人员名额，依照上述制度。文思院隶属于工部。设置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其中设置文臣监官一员，由京朝官充任。设置监门官一员。掌管金银、犀角、玉器的工艺，以及彩绘、装饰、镶嵌等事务。凡仪仗器物、器械、度量衡、车舆服饰中用来供奉皇帝、供给百司的，都从这里制造供应。沿革附载于榷货务都茶场提辖官条下。六部监门：六部各设置监门官一员，掌管各部司门的钥匙。绍兴二年设置。选任有才干能力的升朝文臣充任，仍命六部逐一考察后奏请差遣。品秩次序、俸禄供给依照寺、监丞；郎官有缺时可以兼任。最初是依从吏部尚书沈与求的请求设置的。主管架阁库掌管储藏账籍、文案，以备查用。选择有时望的选人担任。旧时有管干架阁库官，宣和年间罢除；绍兴十五年恢复设置：吏部、户部各差一员，礼部、兵部共同差一员，刑部、工部共同差一员，名为主管某部架阁库，这是采纳大理寺丞周楙的请求。嘉定八年，又设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志第一百一十七　职官四 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太常寺、宗正寺、大宗正司 附：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御史台掌管纠察官员的奸邪，整肃端正纲纪。大事就在朝廷上辨明是非，小事则上奏弹劾。御史台所属有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隶属其中；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隶属其中；三是察院，监察御史隶属其中。凡遇祭祀、朝会，便率领所属官员整顿百官的班次秩序。咸平四年，任命御史二人充任左右巡使，分别纠察不守法度的人。文官由右巡使主管，武官由左巡使主管；分别掌管各自的职务，纠察违法过失，常参班簿、俸禄物料、请假告假等事也都由他们主管。祭祀时兼任监祭使，掌管接受誓戒、致斋，并检查察看、纠举弹劾。又有廊下使，专门掌管入阁时监视膳食；又有监香使，掌管国忌日行香，二使都是临时充任，合称“五使”。元丰年间整顿官名，于是这些使职名称全部废除。御史大夫，宋初不设置为正式官员，只作为加官。检校官带有宪职名衔，有人甚至做到检校御史大夫。元丰官制施行后，也一并废除。中丞一人，是御史台的长官，旧时兼任理检使。凡任命中丞而官阶尚未达到者，都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暂代中丞。熙宁五年，以知杂御史邓绾任中丞，起初授谏议大夫，王安石说这与近来的制度相妨碍，于是只让邓绾以龙图阁待制身份暂代中丞，御史中丞不再升任谏议大夫，从邓绾开始。熙宁九年，邓润甫由正言、知制诰任中丞，因为宰相的属官不能担任御史台长官，于是又升任右谏议大夫，暂代中丞。元丰五年，以承议郎徐禧任知制诰，暂代中丞。徐禧说：“中丞负有纠察弹劾的职责，却要到舍人院撰拟诏词，似乎不妥。”恰逢官制施行，取消知制诰这一职务，于是让他以本官身份试任中丞。南渡初期任命中丞最多，隆兴以后被擢用的逐渐减少。淳熙十年，才任命黄洽；又过三年，再任命蒋继周。台谏官按惯例不兼任讲读官，神宗命吕正献兼任，也只命他按时赴讲筵。中兴以后兼任这两职的有两人，万俟禼、罗汝楫都是因为秦桧的意旨。庆元以后，司谏以上的官员没有不参加经筵的了。侍御史一人，掌管辅佐御史台政务。殿中侍御史二人，掌管依据礼仪法度纠察百官的过失。凡遇大朝会以及朔日、望日和六参，便分立东西两侧，弹劾仪态失当的人。监察御史六人，分掌监察六曹及各部门的事务，纠正其中的错误；大事上奏弹劾，小事则举发纠正。轮流监察祠祭事务。每年到三省、枢密院以下各机构轮流办理事务。凡六察所监察的事项，都考核其数量多少和是否恰当，年终分别列出优劣，作为诏令升降官员的依据。百官中应到御史台参见、谢恩、辞行的人，通过察看其拜跪礼仪和书札，来考察他们是否年老有病。凡事情经过郡县、监司和省曹办理仍不能直达的，便直接递牒给阁门，上殿论奏。官阶较低而进入殿中任监察御史的，称为“里行”。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说：“奉诏举荐台官，但才干品行可以举荐的人，往往因为资历浅而不符合资格。”于是诏令推荐任过三任以上知县的人充任里行。熙宁二年诏令说：“御史有缺额，交给中丞奏请举荐，不要拘限官职高低，也可兼任权职。”熙宁三年，孙觉推荐秀州军事推官李定，李定回答符合皇帝旨意，于是授为太子中允，暂代监察御史里行。由选人出任御史，从李定开始。于是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认为李定资历浅，封还诏书草稿，不替他起草制书，三人相继被罢免。元丰八年，裁减监察官两人，其余人员准许全部兼任言事职务。绍圣二年恢复设置。元祐元年，诏令台谏官可以两人一同上殿。又命令六曹中有关差除、任免和更改的事务，诏书黄纸送到后，立即报告御史台。又把六察每十天一次的奏报改为每季度一次。元祐四年诏令：“凡台察事务已经弹劾举发，却拖延超过一个月的，遇到赦免时不得宽免或减轻处分。”元符二年诏令吏部：“守令中考核政绩最优的人，要送交御史台考察；不符合实际的，要从重贬黜责罚。”崇宁二年，都省重申：“台官的职责在于纠正过错、检举错误。从宰臣到百官，从三省到各部门，只要不遵守法律制度，有罪应当弹劾，都可以纠察纠正。”政和六年，诏令在京职事官和外任按察官，即使尚未升朝，也都赴御史台参见、谢恩、辞行。七年，中丞王安石上奏：“请把本台察觉并弹奏的事项刊成一书，殿中侍御史以上官员每人发给一部副本。”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舜陟说：“监察御史从唐代到本朝，都是议论政事、弹劾奸邪官员的。元丰、绍圣年间，这些规定已经写入正式法令；崇宁年间，大臣想使制度方便自己，于是擅自更改成法。请命令本台增入监察御史可以议论政事的条文。”诏令依照祖宗旧法办理。又诏令宰执不得举荐台谏官。旧《台令》规定，御史在上、下半年分别到三省、枢密院核查各房文书，轮流到尚书六曹按察；凡执行政令拖延、文书交接失误等事，都可以弹劾纠察。渡江以后，这项制度逐渐松弛，不再实行。绍兴三年，才恢复旧制。这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常同说：“元丰年间开始设置六察，从上面的各部、寺监，到下面的粮仓、库藏、场务，没有不分别隶属六察，并依据诏令予以废置的。可是却有人因循关系提出申请，请求不隶属于台察，恐怕不合乎法令本意，应当遵守旧制。”皇帝听从了。乾道二年诏令：“从今以后，不曾任过两任县令的，不得授任监察御史。”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说：“监察御史在高宗时曾设置六人，孝宗时设置三人。现在分道按察的职责只由两人承担，请求增加一人。”此后通常设置三人。检法一人，掌管审核详议法律。主簿一人，掌管接受事务、登记时日，核查簿籍文书。宋初设置推直官二人，专门审理狱讼之事。推直官共有四职：一是台一推，二是台二推，三是殿一推，四是殿二推。咸平年间，设置推勘官十人。元丰官制施行后，确定员额、分别职掌，里行、推直等官全部废除。绍兴初年，诏令检法、主簿特许由殿中侍御史奏请辟用。绍熙年间，侍御史林大中因议论政事不合而离职，他所奏请辟用的检法官李谦、主簿彭龟年也请求一同罢职。嘉定元年，刘矩授任检法官，范之柔授任主簿，此后这两个职位都长期空缺。乾道年间裁并吏员额数，前司主管班次二人，正、副引赞官二人，入品知班三人，知班五人，书令史四人，驱使官四人，法司二人，六察书吏九人，贴司五人，通引官三人。三京留司御史台各设置管勾台事一人，旧称判台。由朝官以上充任。掌管拜表、行香，纠举违法过失。令史二人，知班、驱使官、书吏各一人，中兴以后不再设置。秘书省设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管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事务，少监作为副职，丞参与统领。所属官员有五类：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管编修日历；秘书郎二人，掌管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的图籍，并按甲、乙、丙、丁分部，各自分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管校勘典籍、订正错误，各按职务隶属于长官和副长官。只有日历一项，不是编修官不能参与。每年仲夏晒书时，供应酒食费用，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都要参加。遇到庚伏，提前派遣中使传达旨意，允许他们早些回去。遇有重大典礼，长官和副长官要参加集体议论。因此，对待儒臣的优厚待遇，不是其他机构可比的。宴饮设置和赏赐，大体都遵循旧例。宋初，在长庆门北设置三馆，称为西馆。太平兴国初年，在升龙门东北创建三馆书院。太平兴国三年赐名崇文院，把西馆的书籍迁来收藏。东廊是集贤书库，西廊分为四部，是史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在右掖门外创建外院。天禧初年，命令以三馆为名额，设置检讨、校勘等官。检讨由京朝官充任，校勘则京朝官、幕职官直到选人都可以备选。以内侍二人任勾当官，统管三馆图籍事务；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兼任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秘阁在端拱元年建于崇文院中堂，把三馆书籍的真本以及宫中收藏的古画、墨迹等藏在其中。淳化元年，诏令仿照三馆设置直阁，由朝官充任。校理由京朝官充任。由各司三品官、两省五品以上官员中选一人主管秘阁事务。直阁、校理共同掌管秘阁事务，掌管缮写秘阁收藏的书籍。供御人、装裁匠共十二人。元丰五年，职事官兼带馆职的制度全部废除，以崇文院作为秘书省的属官机构，开始确定员额，分设四案，设置吏员八人。崇文院是在太平兴国三年设置的，端拱元年在院中建造秘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都沿用唐代制度命名，但只有书库设在崇文院廊屋下。三馆、秘阁、崇文院各设置贴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称为馆职。起初，英宗对辅臣说：“馆阁是用来培养杰出人才的。近来选了几个人出使，却没有一个合适的，难道是缺少人才吗？”欧阳修说：“现在取用人才的途径狭窄，馆阁只使用选人来编校书籍，所以升迁任用稍微迟缓。”皇帝说：“你们各自举荐几个人，即使是亲戚和世家子弟也不要回避。”于是宰相琦、公亮，参知政事修、概各自推荐五人，还没来得及考试，神宗即位，先召十人以诗赋考试；开封府界提点陈汝义另外上奏密封荐举，也合乎皇帝旨意，得以参加考试。于是御史吴申说：“考试馆职人员，请以经史和世务出策题，不要采用辞赋。”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考试馆职专用策论。”熙宁二年，设置崇文校书，首先任命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于是诏令今后凡是经选举认为可以任用的人，都授为校书，等候两年后听取旨意，再授为馆职官。熙宁五年，改为隶属秘书省。元祐初年，恢复设置直集贤院、校理。自校理以上，馆职共分六等，内外官都允许兼带，恩赏待遇仍按旧制。又制定考试中选人员授任馆职的法令：选人授正字，京官授校书郎。校书郎供职二年，授集贤校理。秘书郎、著作佐郎的品秩相当于集贤校理。著作郎相当于直集贤院、直秘阁。丞任职满三年，授秘阁校理。元祐三年二月，诏令御试唱名日，秘书丞至正字都升殿侍立。九月，恢复在秘阁下考试贤良。元祐五年，设置集贤院学士以及校对黄本书籍的官员。绍圣初年，罢免校对官，把编修日历选在本省进行，将集贤院学士改为殿修撰，直院改为直秘阁，集贤校理改为秘书校理。十二月，诏令礼部，由本省长官、副长官制定校勘考核标准，每月底具文奏报。入伏日午时工作量减半，过了伏日恢复旧制，采纳了苏轼的请求。

译又废除本省官员任满后授馆职的制度。元符二年，诏令职事官停止兼带馆职，全部恢复元丰官制。崇宁五年，诏令馆阁官都授进士出身。政和五年四月，诏令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把集贤殿修撰改为右文殿修撰。这月，皇帝到景灵宫朝献，回来后临幸秘书省。诏书说：“接见众多士人，遍览收藏图书的府库，祖宗遗留下来的文章都在这里；但屋舍浅陋狭窄，实在与太平时代崇尚文治的盛况不相称，应当重新大力修缮扩建。”八月，诏令秘书省迁到新左藏库，以原址作为厅堂。政和七年，诏令把搜访到的遗书分类汇集，命名为《秘书总目》。宣和二年，确定秘书省员额：监、少监、丞都依照元丰旧制，著作郎定额四人，校书郎二人，正字四人。渡江以后，制度建设来不及进行。绍兴元年，才诏令设置秘书省，暂以秘监或少监一人、丞一人、著作郎和著作佐郎各一人、校书和正字各二人为定额。后来又参考斟酌旧制，校书郎、正字要在学士院召试后才任命。从此搜求散佚的文章，补缀遗漏，四库图书大体齐备。秘书省随即重新建立史馆，用来修撰《神宗实录》《哲宗实录》，选本省官兼任检讨、校勘，由侍从官充任修撰。绍兴五年，仿效唐代十八学士的制度，在监、少监、丞之外，设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共十二人。又把史馆迁到秘书省旁边，另建一处，以提高其地位。绍兴九年，诏令著作局只修日历；遇到修国史时，开设国史院；遇到修实录时，开设实录院，以使名实相符。绍兴十三年，诏令恢复每年晒书会。这年冬天，新秘书省建成，少监游操援引政和旧例，请求设置提举官，于是授给礼部侍郎秦熺，命他掌管搜求遗书，并铸印赐给他。设置编定书籍官二人，由校书郎、正字充任。孝宗即位，诏令馆职是用来储备培养人才的，不可以确定固定员额。乾道九年，正字只设置六人；淳熙二年，监、少监同时设置，这在此前从未有过。除少监、丞以外，以七人为额，不久又诏令不设定额。绍熙二年，馆职缺员，皇帝命令召试二人，谨慎地加以审查选择，录取学问和议论平正的人。从此，除监、少监、丞以外，大多只授任二人。当时陈傅良上奏说：“请把右文、秘阁修撰以及旧馆阁校勘三等官作为史官。校勘供职后，逐渐升为秘阁修撰，再升为右文。在馆院任职三五年，如果有功劳业绩，就升任次对官，这样或许能收到设置专职官员的效果，也不至于被视为冷落清闲的机构。”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对，但最终没有实行。中兴以后分设四案：一是经籍，二是祝版，三是知杂，四是太史。吏员额数为：都孔目官、副孔目官二人，四库书直官二人，表奏官、书库官各一人，守当官二人，正名楷书五人，守阙一人，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监门官一人由武臣充任，专知官一人。日历所隶属于秘书省，由著作郎、著作佐郎掌管。把宰执的时政记、左右史所记的起居注汇集编修，作为一代的典章。旧时在门下省设置编修院，专门掌管国史、实录，编修日历。元丰元年诏令：“宣徽院等机构供报修注的事务，从今以后不再供给起居院，直接供给编修院日历所。”元丰四年十一月，废除编修院并归史馆。官制施行后，隶属于秘书省国史案。元丰六年，诏令秘书省长官、副长官不得参与著作局编修日历的事务，进呈书籍时要署上官衔，以防止泄密，如同旧编修院的法令。元丰八年，诏令吏部郎中曾肇、礼部郎中林希兼任著作官。职事官兼任馆职从此开始。元祐五年，把国史案迁出另设机构，专门掌管国史、实录和编修日历，称为国史院，隶属门下省，不再隶属秘书省。绍圣二年，诏令日历所归还秘书省。宣和二年，诏令撤销在京各修书机构，只保留秘书省日历所，即元丰时的国史案；除著作郎专门掌管编修日历且不设定员额外，其余分案编修日历的书库官吏，都依照元丰法令办理。绍兴元年，开始修撰皇帝日历，诏令以“修日历所”为名称，本省长官、副长官共同参与编修。绍兴三年，诏令由宰臣提举，侍从官任修撰；十一月，诏令改称“修国史日历所”。绍兴四年，诏令称为史馆。绍兴十年，诏令依旧制并归秘书省国史案，由著作郎、著作佐郎编修，原史馆官员罢职，归还原本官职。不久又诏令称为国史日历所，继续编修《神宗宝训》《哲宗宝训》。隆兴元年，诏令把编类圣政所并入日历所，仍按旧制由宰臣提领，并命日历所吏员负责日常事务。会要所由秘书省官员共同承担其事务。绍兴九年，诏令秘书省官员校勘《国朝会要》，按各官员分别增加茶汤钱。乾道四年，诏令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任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逢提举官开院、事务机构开始办公，便在本省道山堂集中呈报文书；提举诸司官、承受官、主管诸司官，也都命令由国史日历所官员兼任。乾道五年，命令本省再次删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乾道九年，秘书少监陈骙说：“编类建炎以后会要已经成书，应以《中兴会要》为名。”皇帝一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继续编修，并隶属于秘书省。

译国史院：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起初，绍兴三年，诏令设置国史院，重新修撰《神宗实录》《哲宗实录》，由侍从官充任修撰，后来又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绍兴四年，设置直史馆以及检讨、校勘各一人。绍兴五年，设置修撰官二人，校勘官不定员额。当时国史、实录都设在史馆，没有设置此机构便撤销彼机构的区别。绍兴九年，修撰《徽宗实录》，诏令以实录院为名，仍由宰臣提举，由侍从官充任修撰、同修撰，其余官员充任检讨，员额不固定。第二年，因为尚未修成正史，诏令撤销史馆官吏，全部并入实录院。绍兴二十八年，实录成书，诏令修撰《三朝正史》，重新设置国史院，由宰臣监修，侍从官兼任同修，其余官员充任编修。第二年，诏令国史院由宰臣提举，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人，编修官二人；又设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人。由内侍省官员充任。隆兴元年，把编类圣政所并入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兼任同修国史。隆兴二年，参政钱端礼暂代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暂代提举国史，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乾道二年，诏令设置实录院，修撰《钦宗实录》，其中修撰、检讨官由史院官员兼任。乾道四年，实录修成，诏令修撰《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诏令增加编修官二人，后来又增加三人。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身份暂代同修国史、暂代实录院同修撰。淳熙四年，撤销实录院，专门设置史院。淳熙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令撤销史院，重新开设实录院修撰《高宗实录》。庆元元年，开设实录院修撰《孝宗实录》。庆元六年，诏令实录院同修撰定额四人，检讨官定额六人。嘉泰元年，开设实录院修撰《光宗实录》。嘉泰二年，重新开设国史院，从此国史院和实录院并置。实录院吏员兼办国史院事务，设置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太史局掌管天文观测和考核验证，并审定历法。凡是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以及祥瑞灾异等事，每天都把占候所得详细记录上报。每年向天下颁行历书时，就预先编造历书进呈朝廷。遇到祭祀、冠礼、婚礼以及重大典礼，就选定所需的吉日。太史局的官员有令、正，有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有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判局和同判，则从五官正以上、学业优长且考核资历深厚的人中选任。保章正五年、直长至令十年升迁一次，只有灵台郎考试合格后才能升迁，而挈壶正没有升迁的规定。另设的机构有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掌管在浑仪台昼夜观测验证天象。钟鼓院掌管文德殿钟鼓楼刻漏报时、进呈牌子的事务。印历所掌管雕印历书。南渡以后，与相关机构一并隶属于秘书省，由长官、副长官、丞、郎轮流按季度检查。算学：元丰七年，诏令四选中通晓算学的命官，可以到吏部参加考试；合格者，上等授博士，中等、次等授学谕。元祐元年初，议论者说：“本监虽然依据朝廷旨意准备设置算学，但实际上还没有动工，考试选拔学官也没有人合格。我私下担心这样只是徒然增加费用，请求停止修建。”崇宁三年，于是把元丰年间算学的条制修订为敕令。崇宁五年，撤销算学，命令附设于国子监。十一月，采纳薛昂的请求，恢复设置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察研究，以黄帝为先师，从常先、力牧直到周王朴以上随从祭祀，共七十人。大观四年，把算学生并入太史局。宣和二年，诏令官员和吏员一并撤销。殿中省设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管供奉天子玉食、医药、衣服车驾、帷帐、车舆、宫舍等事务的政令，少监作为副职，丞参与统领。总共掌管六局：一叫尚食，掌管膳食；一叫尚药，掌管调制药剂、诊察病候；一叫尚酝，掌管酒醴；一叫尚衣，掌管衣服冠冕；一叫尚舍，掌管行宫、帷帐；一叫尚辇，掌管车舆。六尚各有典御二人、奉御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又有尚食局的膳工、尚药局的医师、尚酝局的酒工、尚衣局的衣徒、尚舍局的幕士、尚辇局的正供等，都分别隶属于各局。又设置提举六尚局及管干官一人。旧时殿中省设置判省事一人，由没有具体职务的朝官充任。虽然有六尚局，名称各异而事务仍然存在，官员随着所属机构调动，不受本省统领。殿中省所掌管的只是郊祀、元日、冬至天子临殿，以及禘祭、袷祭之后祖庙神主前往太庙时供应器具、伞扇；而殿中监只是仿照秘书监设置，作为寄禄官而已。元丰年间，神宗想恢复设置这一官署，但估计宫禁之中没有适当地方，于是只诏令御辇院不隶属省寺，命它专门直接上达。起初，权太府卿林颜因查核内藏库，看见御用衣服器物混杂收藏在各种物品之中，于是请求恢复殿中省六尚，以严格奉事至尊。于是徽宗拿出先朝测量规划的《殿中省图》，命三省施行，而其制度都是左正言姚祐裁定的，这一年是崇宁二年。三年，蔡京上奏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和《看详》，共六十卷，仍以“崇宁”为书名。政和元年，殿中省高伸上奏编定《六尚供奉式》。靖康元年，诏令六尚局一律依照祖宗旧法。又诏令：“六尚局既已撤销，法令中每年进贡的物品数量极多，仍然成为百姓的祸害，并非祖宗旧制，应一并废除。” 御药院勾当官没有固定员额，由入内内侍充任。掌管考验秘方，按时调制药品，供皇帝服用以及宫禁中使用。旧制规定，勾当御药院的内侍升官至遥领团练、防御使，称为“暗转”，这种凭借恩泽获取官位的做法逐渐不可遏止。嘉祐五年，诏令御药院内臣本应转任外职却被特意留任的，等到他们出任外职时，按照被留任的年数优先升迁；不再把这段时间累计到原有资序中。不是勾当御药院而被留任的，出任外职时不再推恩。

译典八人，药童十一人，工匠七人。崇宁二年，并入殿中省。尚衣库设置使、副使，旧称内衣库，大中祥符三年改名。监官二人，由内侍、三班官充任，掌管御驾服饰、伞扇等名物。凡皇帝临殿、大礼前一天，便请取乘舆、衮冕、镇圭、袍服，放在宫禁中等待进呈御用；事情办完后，再送回内库。典一人，工匠四人，掌库十人。内衣物库在文德殿后。太平兴国二年，设置受纳匹段库，接收绫、锦以及西川的鹿胎、绫、罗、绢等匹段。大中祥符元年并入该库。监官二人，由京朝官和内侍充任；旧制为三人，由诸司使、副使以及三班官、内侍充任。掌管接收锦绮、绫罗、各色丝帛、银器、腰束带料。按年份支取，准备衣服，以等待颁赐给诸王、宗室、文武近臣、禁军将校的时服；并供应宰臣、亲王、皇亲、使相生日时的器物和钱币，两府臣僚、百官、皇亲转官时入宫谢恩、朝见辞行时的特别赏赐，以及大辽和其他外国使者辞见时的银器、弓箭、衣带。典八人，掌库三十一人。新衣库在太平坊。监官二人，由诸司使、副使、三班官和内侍充任。掌管接收锦绮、杂帛、衣服等物，以备赏赐和国家礼仪制度之用，并接收衣服赏赐给各司丁役、工匠和各军。监门二人，由三班使臣充任。典十人，掌库五十五人。朝服、法物库在太平兴国二年设置，后来分为三库：一所在天安殿后，一所在右掖门内北廊，一所在正阳门外。监官二人，由诸司使、副使以及三班官、内侍充任，掌管百官朝服、各司仪仗等名物。典三人，掌库三十人。以上机构在崇宁二年并入殿中省。旧有裁造院、针线院、杂卖场，后来省并了这些机构。太常寺设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管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等事务，少卿作为副职，丞参与统领。礼分为五类：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太常寺都掌管它们的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小祠。祭祀所用牲畜、币帛玉器、酒醴、荐献、器物服饰，都分别辨明等级；掌管乐律、乐舞、乐章，以确定宫架、特架的制度，祭祀享祀时分别安排乐舞的次序。凡亲祠，以及每年四个孟月朝拜景灵宫、郊祀告祭太庙，掌管赞导礼仪和升降的节次。每逢岁时朝拜陵寝，便按照法式查看、辨别器物，交给祠官。凡祠祭事务，派遣官员、占卜日期、斋戒等，都要检查举奏。初献由执政官担任时，卿任终献；初献由卿担任时，少卿任亚献；博士任终献；有缺额时按次序互相代理。郊祀结束，颁下御札后，便撰写仪式进呈。宫架、鼓吹、警场等，通常提前检查并演习。其他祭祀，以及朝会、宴享、上寿、封册所用的仪物，也都如此。若礼乐有所增减改革，以及祭祀典制、神祇祭祀、爵号、封袭、继嗣等事项需要考定，就拟定意见上报礼部。凡属太医事务的政令，都按时颁行。宋初，旧制设置判寺，员额不固定，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丞一人，由长期任职、资历较深且官阶较高的礼官充任。另设太常礼院，虽然隶属太常寺，实际上可以专门直接上达。设判院、同知院四人，太常寺与礼院的事务不互相兼管。康定元年，设置判寺、同判寺，开始兼管礼院事务。元丰年间整顿官名，才专门确定其职掌。公案五个，设置吏员十一人。元祐三年，诏令太常寺设置长官、副长官，其他寺监则交替设置。绍圣年间恢复旧制。大观元年，凡太常寺奉旨办理以及施行典礼的事务，每季度由博士轮流编次成册，以备讨论。政和四年下令，祠祭事务缺少监察御史时，便由六曹郎官和馆职官代理充任。宣和三年，命令本寺关于礼制沿革的事项每五年检查一次，举奏并接续编修。建炎初年，裁并多余职务，只有太常寺、大理寺不合并。诏令太常少卿一人兼任宗正少卿，撤销丞、主簿，只设置博士一人。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丞。绍兴九年，臣僚说：“元丰年间整顿官名，太常寺主管议论的博士有四人，请考察参考旧典，增加博士，以符合朝廷搜求补充缺失、使礼乐文教更加光明的本意。” 诏令增加博士一人。绍兴十年，设置主簿一人。绍兴十五年，诏令太常寺讨论设置籍田令，随后设置太社令。隆兴元年，裁并一名博士和一名主簿，又把光禄寺并入太常寺，撤销丞。第二年，诏令丞、主簿都恢复旧制。分设九案：一是礼仪，掌管讨论重大庆典礼仪、神祠、道教和佛教、袭封定谥、检举忌辰；二是祠祭，掌管大祠、中祠、小祠派遣行事官，以及酒醴、币帛、蜡烛、祭祀物料；三是坛庙，掌管坛场、庙域、陵寝；四是大乐，掌管大乐的乐舞教习、鼓吹、警场；五是法物，掌管朝服、祭服的发放和收纳；六是廪牺，掌管每年祠祭所用牲畜，以及洗涤牲牢的场所；七是太医，掌管臣僚请求派遣医人，以及补充太医助教等事；八是掌法；九是知杂，二案都掌管本寺条制和杂务。裁减后的吏员额数为：赞引使二人，正礼直官二人，副礼直官二人，正名赞者七人，守阙赞者七人，私名赞者七人，胥吏一人，胥佐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祠祭局供官十二人，祭器司供官十人，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二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一人。博士掌管讲明审定五礼仪式，遇有改革就依据经书审议。凡依法应当议定谥号的人，考察其生平事迹，撰写确定谥文。有祠祭事务时，监察察看仪仗器物，掌管一切赞导事务。主簿掌管考核查验簿籍文书。协律郎掌管律吕，使阴阳之声调和，校正宫架、特架乐舞的位置。大祭祀、享宴用乐时，手执麾旗，以发出开始和停止的节拍信号：举起麾旗、击鼓柷，乐声开始；放下麾旗、敲击敔，乐声停止。凡属音乐事务，都掌管其演奏次序。奉礼郎掌管奉上币帛，交给初献官；举行大礼时，设置皇帝亲祠的拜位。太祝掌管宣读册文祝辞，授予捣成的黍饭以表示祝福；饮福时进献酒爵，斟酒后接收饮空的酒爵。郊社会掌管巡视四郊以及社稷。坛壝掌管一切清扫事务，祭祀时检查牲畜。太庙令掌管宗庙荐献时令新物、祭祀七祀以及功臣配享的礼仪。

译籍田令掌管皇帝籍田的耕种、收纳和支出事务，种植五谷、蔬菜、果树，储藏冰块以备使用。宫闱令率领所属官员洒扫庙庭，负责一切修整、治理和清洁事务。提点管干郊庙祭器所、南郊太庙祭器库、提点朝服法物库所、朝服法物库、南郊什物库、太庙什物库，掌管收藏祭器、服饰，以备祭祀、朝会使用。凡冠服，都按照等级颁发给执事的臣官。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掌管宴乐的考核、教习，以备宴享使用，并根据技艺考核其升降进退。诸陵祠坟所掌管先世帝王和后妃的坟园，并按时举行献享。太医局设置丞、教授，并有九科医生，定额三百人。年终汇总考察他们的成绩和过失，决定奖赏和惩罚。太医局在熙宁九年设置，以知制诰熊本提举，大理寺丞单骧管干。后来诏令不再隶属太常寺，设置提举一人、判局二人，判局选通晓医事的人充任。每科设置教授一人，由翰林医官以下、上等学生以及外地的良医中选任。学生通常在春季考试，录取合格者三百人为定额。太学、律学、武学生、各营将士有疾病时，轮流前往诊治。各人发给印纸，记录病情；年终考核他们的功绩，分为三等补授：上等每月给钱十五千，不超过二十人；中等每月给钱十千，不超过三十人；下等每月给钱五千，不超过五十人。过失较多的予以惩罚、罢黜。接受军校钱物的，按照监临强行索取财物的法律论处。三学生中原先已经参加者，听任接受；但禁止邀约索求。官制施行后，太医局隶属于太常礼部；政和以后隶属于医学，详见《选举志》。孝宗隆兴元年，裁并医官，撤销太医局学生。后来因虞允文请求，仍依旧保留医学科，每次科举附在省试别试所考试，不再设置医局，暂时命太常寺掌管办理。绍熙二年，恢复设置太医局，局生定额一百人，其余都依照撤销太医局以前的制度，仍隶属于太常寺。大晟府以大司乐为长官，典乐为副长官。其次是大乐令，品秩相当于丞；再其次是主簿、协律郎。又有负责考定协和声律、撰制文字、运谱等官员，由京朝官、选人或通晓乐律的白衣士人充任。又以武臣监守府门和大乐法物库，由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掌管的有六案：大乐、鼓吹、宴乐、法物、知杂、掌法。宋朝礼、乐原由奉常掌管。崇宁初年，设置机构讨论大乐；乐制完成后，设置府署、建立官职来掌管，礼与乐才分为两个机构。崇宁五年二月，因裁减冗员，把大晟府并入礼官；九月又恢复旧制。大观四年，因为官员和役徒的俸禄供给繁多优厚，裁减乐令一人、监官二人，吏员俸禄一律比照太常寺制度。宣和二年，诏令大晟府近年增置的冗滥和侥幸求进人员一概裁撤，不再重新设置。宗正寺设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管叙录宗室支派和亲属名籍，以区别昭穆次序、确定亲疏关系；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其事。凡编修牒、谱、图、籍，分为五种：一是《玉牒》，采用编年体叙述帝王世系，记载历代年数，并记载政令、赏罚、封疆、户口、丰年歉年和祥瑞等事；二是各类属籍，排列同姓宗亲，并按服制分别亲疏远近；三是《宗藩庆系录》，辨明谱系的来源，排列子孙及其姓名、名位和品秩；四是《仙源积庆图》，考定世代次序、支派分流，并系属于本宗；五是《仙源类谱》，排列男女、宗妇、族姓、婚姻以及官爵升迁，并记载功罪、生死。各类录每年编修一次，图每三年编修一次，牒、谱、籍每十年编修一次，编成后进呈。宋初，旧设判宗正寺事二人，由宗姓中任两制以上官者充任；缺员时，则由宗姓中朝官以上者主管丞事。其职掌是奉行各宗庙、陵寝荐享之事，掌管皇族名籍。主簿一人，由京官充任。旧制从丞、主簿以上，均由宗姓担任，共同署理寺中事务。最初设置卿、少卿时，通常命常参官判宗正寺事。大中祥符八年，以兵部侍郎赵安易兼任卿，判宗正寺赵世长改任知宗正寺事。大中祥符九年，开始规定：丞、郎以上官兼任卿，给事中、舍人以下官兼任少卿，郎中以下官兼任丞，京官兼任主簿。卿缺员时，由丞以下官员行使寺中职权，不再有“知寺事”“判寺事”的名号。元丰官制施行后，下诏宗正寺的长官和副长官不专用国姓宗室，因为另有大宗正司统辖皇族。南渡以后，卿不常设，设少卿一人，由太常官兼任。绍兴三年，恢复设置少卿一人；五年，恢复设置丞；十年，设置主簿；隆兴元年合并裁省。第二年，下诏丞、主簿恢复旧制。嘉定九年，下诏将宗学改隶宗正寺，从此寺官又参与宗学的校试事务。分设二案：一为属籍案，一为知杂案。吏员定额为：胥长一人、胥史一人、胥佐二人、楷书二人、贴书二人。大宗正司于景祐三年开始设置，任命皇兄宁江军节度使濮王为知大宗正事，任命皇侄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为同知大宗正事。元丰年间正名后，仍设置知大宗正事、同知大宗正事各一人，选宗室中团练使、观察使以上且有德望者充任；设丞二人，由文臣京朝官以上充任。其职掌是集合宗族成员，以德行、道艺教导他们；接受宗室的诉讼，纠正其过失违犯；有人犯罪，先行弹劾上报。遇到法令条例不能裁决的案件，便一同入殿请皇帝裁决。宫邸官因事出入宫邸，每天登记在册，季度末汇总上奏。每年将宗室人口的存亡数目报送宗正寺。凡宗室服属亲疏远近的数目以及赏罚制度，都由大宗正司总管。属官有记室一人，掌管笺奏；讲书、教授十二人，分别按位次讲授，并兼管小学事务。旧制，选择宗室中贤能者一人为知大宗正事，次一人为同知；后来则以地位高、亲属尊贵者任判大宗正事。熙宁三年，开始任用异姓朝臣二人知丞事，设局管理睦亲宅、广亲宅。同年裁撤管干睦亲宅、广亲宅以及提举郡主、县主等其他官职，将这些事务归于宗正司。熙宁年间设置丞以后，开始任命都官员外郎张稚圭担任此职。神宗怀疑任用异姓官员是否合适，王安石说：前代宗正官本来就有任用庶姓的，便记录了《春秋》时代公侯大夫的事例。神宗说：“这虽然没有前代成例，实行它又有什么妨害呢？”王安石说：“圣人创立法制，不一定都要遵循前代已经实行的制度。”于是召张稚圭入朝应对，任命了他。

译分设五案，设置吏员十一人。元丰五年，下诏大宗正司不隶属于六曹，其丞属由中书省奏请差遣。元祐四年，下诏宗室越过本司直接诉事的，依法治罪。六年，下诏宗正司按照熙宁年间的敕令，令各宗院设置小学；宗室子弟从八岁到十四岁，首先由检举选送入学。绍圣元年，下诏对袒免服以外两代以内的孤儿遗属及贫困者，查验属实后给予廪米。四年，下诏宗室妇女从外地返回京城，必须报告宗正司。崇宁三年，下诏大宗正司和外宗正司把有关条贯、事迹移送宗正寺，以便编修图牒。政和三年，下诏由知大宗正事仲忽提举宗子学事务。崇宁三年，在南京设置南外宗正司，在西京设置西外宗正司，并各自设置敦宗院。起初，讲议司说：“宗室中疏远的支属原居住在两京及其附近州郡的，应各自设置敦宗院；两京各设置外宗正司。”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又下诏各选宗室中贤能者一人为知宗，掌管居住在外地的宗室；下诏重新确定宗学博士、正录的员额。大观四年裁撤，政和二年恢复旧制。又下诏，敦宗院中有文才技艺、品行事迹为众人所共知的宗子，准许外宗正司官员考察后上报。中兴以后，以地位高、亲属尊贵者任判大宗正事，知大宗正事和同知大宗正事仍按旧制设置。又设置知大宗正丞一人，由文臣充任，掌管集合宗室，并加以检查防范和训诫整饬。凡南班宗室的磨勘、升迁、袭封、请给，核定是否合宜；嫁娶时的房奁、分割财产，则斟酌厚薄多寡，拟定处理意见。凡宗室除应由皇帝赐名者外，都由大宗正司定名后报宗正寺。其余升迁授官的资品、支给的钱米，也都考核后依据诏令决定给予或削夺。对不遵守教令者依法拘管，时间久了知道悔改，便除去其过犯记录。又恢复设置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以安置在外地的宗室。两司都按旧制设置敦宗院，各设知宗；所在地的通判及职官兼任丞、主簿，其集合、检查防范、训诫整饬等职掌与大宗正司相同。西、南外两司缺知宗时，有时命大宗正司选择并保奏确认后再授任。又各设置教授，以考课宗室的品行和才艺。南渡初年，先把宗室迁往江、淮一带，于是大宗正司迁到—— 江宁，南外宗正司迁到镇江，西外宗正司迁到扬州。后来又多次迁移，最终西外宗正司驻于福州，南外宗正司驻于泉州；又设置绍兴府宗正司，大概是起初随着宗室所居之地分别管理。乾道七年，曾想把绍兴府宗正司迁往蜀地，但没有成功，后来合并归入行在。嘉定年间，采纳臣僚意见，请求凡授任知宗，都必须选择年长老成、熟悉练达的人。下诏知宗正丞按照百司的惯例，每天入局办公，以表示加重宗盟事务的意思。玉牒所于淳化六年开始设局置官，下诏定名为《皇宋玉牒》，并修建玉牒殿。咸平初年，命赵安易、梁周翰编修属籍，开始创立规制。大中祥符六年，任命知制诰刘筠、夏竦为修玉牒官，此后设置一人或二人。元丰官制施行后，分隶于宗正寺官员。寺丞王巩上奏说：“《玉牒》十年进呈一次，并由学士主持。自熙宁年间范镇进呈书籍以后，《神宗玉牒》至今还没有修成。《仙源类谱》自庆历年间张方平修成进呈以后，已经过了将近五十年，仍没有成书。请另立法令，规定修玉牒及类谱的官员每两年编成草稿缴进。”朝廷同意了。绍圣三年，凡宗室获赐姓名，三祖以下各自依祖宗支派逐代排列；即使兄弟很多，也都用一个字相连。南渡以后，绍兴十二年才开始设置玉牒所。提举一人或二人，由宰相、执政担任；以侍从官一人兼任修撰，宗正卿、少卿以下官员共同编修。此前，宗正寺丞邵大受上奏说：“考求宗正寺旧日掌管的书籍，有《皇帝玉牒》《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南渡时这四部书散失了，如今重新编修《仙源庆系属籍总要》，把图、录、属籍三者合为一书，这样已经无愧于前代了；唯独《玉牒》一书尚未修成，应当搜访遗文、加以讨论，用来整饬九族，壮大本宗嫡支。”于是开始依照旧制设置官员，分设五案，设置吏员十人。乾道八年，下诏由玉牒殿主管香火事务，差派内侍三人、武臣一人充任，并改称为干办玉牒所殿。光禄寺设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管祭祀、朝会、宴饮、乡饮酒礼、酒醴和膳食等事务，整治储备，谨慎管理物资出入；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凡祭祀，供应五齐、三酒、祭牲、郁鬯以及尊彝、笾豆、簠簋、鼎俎、铏登中的祭品；祭祀前督促有关部门准备牲口和锅镬，察看洗涤情况；进献祭牲时，报告牲口足数并分别报告各项准备情况，供应洁净的水和火。礼仪结束后，把祭肉进献给天子，再颁给百官。分设五案，设置吏员十人。元祐三年，下诏长官、副长官互相兼置。政和六年二月，监察御史王桓上奏说：“祭祀所用牲牢、酒醴等物都由光禄寺掌管，但寺官从未亲临察看，请规定大祀由长官、副长官监督宰杀；朔祭及中祀由丞、主簿监督宰割。礼毕颁赐祭肉；如有事故及小祀，听任其属官代理。”朝廷同意。旧制设置判光禄寺事一人，由朝官以上充任。光禄卿、少卿都只是寄禄官。元丰官制施行后，才归本寺掌管。中兴以后，废除光禄寺，合并入礼部。太官令掌管膳食和宰割烹调事务。凡供应进献膳食，要辨别食物的名称、种类，察看适宜食用的情况，谨慎调节水火。祭祀时供应洁净的水和火，宰割祭牲，取其毛、血和牲体，作为鼎俎中的祭品。朝会、宴享时，供应酒和膳食。凡赏赐物品，按照受赐者的品秩分等办理。元祐初年，裁撤太官令；元祐二年恢复设置。崇宁三年设置尚食局，太官令只掌管祭祀事务。法酒库、内酒坊掌管按照规定和法式发给酿酒原料，察看酒料厚薄的配比，谨慎管理出纳。若酿酒用于供应进献、祭祀和赏赐，由法酒库掌管；祭祀时供应五齐、三酒，以充实尊罍。内酒坊只负责酿酒，以备其他用途。太官物料库掌管预备膳食、荐羞所需物品，供太官使用，辨别其名称和数量，核算出入。翰林司掌管供应果实、茶叶、茶汤和药物。牛羊司、牛羊供应所掌管供应大祀、中祀、小祀所用的祭牲，以及太官宴享、膳食所需的食物。乳酪院掌管制作和供应酥、酪。油醋库掌管供应油和盐腌肉。外物料库掌管收取、储存米、盐和杂物，以备膳食需要。各部门凡需领取物品，都从这里取用。

译卫尉寺设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管仪仗、卫兵、兵械、铠甲的政令；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凡内外作坊交纳兵器，要辨别名称、数量，检验优劣后归入武库；不合规格的予以处罚。按时曝晒、通风，并登记封存数量；若进献给皇帝或颁发给人，就按登记数目发出。每季度委派官员检查，年终向兵部上报账目。掌管各种帷幕帐幄事务；举行大礼时设置帷宫，张设大次、小次，陈列卤簿仪仗。长官、副长官昼夜巡查，察看有无不合仪制之处；押仗官则在事前申报差遣。凡仪仗卫队，供应羽仪、节钺、金鼓、棨戟，朝会、宴会也同样供应。宴请宾客时供应幕帟、褥席，察看有破旧的，移交少府、军器监修理。旧制设置判卫尉寺事一人，由郎官以上充任。过去武库、武器归内库，守宫归仪鸾司，卫尉寺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元丰官制施行后，才归本寺掌管。分设四案，设置吏员十人。元祐三年，下诏长官、副长官互相兼置。所属官司有十三个：内弓箭库、南外库、军器弓枪库、军器弩剑箭库，掌管收藏兵杖、器械、铠甲，以备军国使用。仪鸾司掌管供应幕帟、帐幔。军器什物库、宣德楼什物库掌管收存各种器物，需要使用时按登记发给。左、右金吾街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掌管清道、巡逻、排列队伍，导引仪仗，以整肃禁卫。各种仪仗器物按时修整，选募兵士，并考核其迁补事务。中兴以后，废除卫尉寺，合并入工部。太仆寺设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管车辂、厩牧的法令；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国家举行大礼时，供应辇辂、属车；事前告诫有关部门训练象和马。凡仪仗陈列完毕，便巡视其行列。后妃、亲王、公主、执政官应当供应车乘的，按照品秩颁给。总管全国马政，登记京都坊监和京畿牧地所养马匹的数量，谨慎饲养，察看治疗情况，考核繁殖和损耗的实际情况，并据此确定赏罚。马死后，收取其皮、尾、筋、革入官。凡检阅马匹，按优劣排列等级；应当赏赐的，依照规定办理。年终核查账籍，上报驾部。若在南北郊举行祭祀，侍中请求皇帝下舆登车时，卿便授给皇帝登车所执的绥带。旧制设置判寺事一人，由朝官以上充任。过去各国厩牧、车舆的政令，分别隶属群牧司、骐骥院及各坊监；本寺只掌管天子的五辂、属车，后妃、王公的车辂，以及供应大、中、小祀所用的羊。元丰官制施行后，才归本寺掌管。分设五案，设置吏员十八人，总辖机构十二处。元祐二年，下诏关于外监事务，令本寺依照群牧司旧法施行；所有内外马政事务专门隶属太仆寺，直接报达枢密院，不再经过尚书省和驾部。元祐三年，下诏裁减主簿一人。崇宁二年，下诏太仆寺仍依旧制不管理外部事务，归尚书省驾部管理；凡有关马政事务，报送枢密院所属官司。车辂院掌管御乘车舆和法物；凡大驾、法驾、小驾，供应辇辂及导引用的属车，辨别名称、数量以及陈列先后的次序。左、右骐骥院和左、右天驷监掌管国家的马匹，区别劣马和良马，以备军国使用。鞍辔库掌管供应御马所用的鞍和勒，也供应鞯、辔以赏赐臣下。养象所掌管调教、驾驭驯象。驼坊、车营、致远务掌管分别饲养各种杂畜，以供负载和运输。牧养上下监掌管治疗病马，并申报马驹的数目；有死亡损失的，就送到皮剥所。元丰末年，裁撤畿内牧马监。元祐初年，设置左、右天厩坊，听任民间承租牧地。绍圣元年，依照元丰法设置孳生监。中兴以后，废除太仆寺，合并入兵部。群牧司设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设置，由枢密使、副枢密使担任。至道三年裁撤，后来又恢复。设使一人，咸平三年设置，由两省以上官员充任；设副使一人，由阁门以上官员及内侍都知充任。设都监二人，由诸司使以上官员充任；判官二人，由京朝官充任。掌管内外厩牧事务，全面了解国家马政，并考察马匹的增减。凡接到诏书、文牒，按时下达给各院、监。大事由制置使共同签署，小事专门派副使办理。都监常常不设置；判官、都监每年轮流到各州巡察坊、监，点验、印记国家马匹的繁殖增多情况。又有左、右厢提点，隶属本司。设都勾押官一人、勾押官一人、押司官一人。鞍辔库设使、副使、监官二人，由诸司副使、三班使臣和内侍充任。掌管御马所用的金玉鞍勒，以及赏赐王公、群臣、外国使者和国信所用鞯辔的名称、规格和物品。设勾管一人、典五人、掌库十四人。元丰年间并入太仆寺。志第一百一十八　职官五 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 大理寺旧设判寺一人，兼少卿事一人。建隆三年，以工部尚书窦仪判大理寺事。凡狱讼事务，由有关官司审决弹劾，大理寺不再负责听讼审讯，只掌管裁断天下上奏的狱案，送审刑院详细审核，再由两机构共同署名上报朝廷。详断官八人，由京官充任。建国初年，大理正、丞、评事都有固定员额，分别掌管审断案件。后来选择其他官员中通晓法令者，若是常参官就兼任正，未入常参者就兼任丞，称为详断官。原来六人，后来增加到十一人，又取消兼任正、丞的名号。咸平二年开始确定员额。法直官二人，由幕府和州县官充任；改任京官后称为检法官。元丰官制施行后，设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二人、主簿二人。卿掌管折狱、详刑、鞫谳等事务。同一职务分为左右两部分：天下上奏弹劾的命官、将校以及大辟罪囚以下因疑难请求审议的案件，隶属左断刑，由司直、评事详细审断，丞提出意见，正进行复审。若京城百司有应当推问的事务，或奉特旨委托勘查，以及属于官府的财物应当追究的，隶属右治狱，由丞专门推问审讯。大体上由少卿分别主管这些事务，卿总管全局。凡刑狱案件应当审议的，报送刑部。奉诏推问审讯以及案情、罪行重大的案件，由卿会同所属官员封缄上奏，请求裁决。若监狱空置或案件已经断绝，御史便据实上报。分设十一案，设置吏员六十九人。

译在此以前，旧制是大理寺审议天下上奏的案件，而不负责审理狱讼。熙宁五年，增加详断官二人，共十人。七年，设置详断习学官十四人、详覆习学官六人。九年，下诏说：“京师的官府寺监，凡有狱案，都拘系在开封府司录司和左右军巡三院，囚犯拘捕收押过多，难以分别审讯；又因天气炎热，囚犯多病死，案件因各种缘故拖延停滞，动辄经历数年。考察参照旧事，应当交给理官办理，可以恢复设置大理寺狱。”于是开始任命崔台符为知卿事，蹇周辅、杨汲为少卿，各自荐举丞和检法官。起初神宗认为建国初年废除大理寺狱不对，曾以此询问孙洙；孙洙的回答符合神宗心意。到这时，命令官员重建大理寺，十七天便完成。元丰二年，神宗亲自下诏说：“大理寺近来恢复废坠的旧典，使它审理狱讼；推行、轮转等规制，都是依据义理创立的，却一点也不宽容，必然使人心怀顾忌，造成案件滞留等弊害，与从前没有不同。应当依照推制院、御史台的惯例，不向纠察司供报。”三年，下诏仍依旧供报。凡属官依照御史台的惯例，拜谒有禁令。又下诏纠察司察访本寺审断徒刑以上案件中出入不当的情况，索取案卷检查。五年，下诏不得以大理寺官员充任试官。元丰六年，又下诏说：“凡审断公案，先送正官查阅，审看是否恰当；如有论难改正之处，签印并注明日期，然后交议司复议；如有批驳质难，要详细记录改正之处，由长官、副长官再加审定，然后判决定案，记录上奏。”又刑部说：“凡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断刑官，先由刑部和大理寺长官、副长官共同议定是否可用，然后注拟。还应选取经过经术考试、资历在循资以上的人充任；正缺由丞补任，丞缺由评事补任。”下诏令刑部、吏部共同写入法令。八年，下诏大理寺推断事务中应当上奏以及上报尚书省的，不必先向本曹申报。元祐元年，因右治狱勘查审断的公事很少，将左右两推合并为一司。三年，三省请求裁撤右治狱，依照三司旧例，在户部设置推勘、检法官，朝廷同意。又下诏大理寺并设长官、副长官。四年，采纳刑部请求，修改本寺条令：大理寺官如果错断徒刑以上案件五人或死罪案件二人，不得参加选任。旧条规定，错断徒刑以上案件三人或死罪案件一人即不在选限。绍圣元年，下诏断刑狱官依照元丰元年的选试法任用。二年，恢复设置右治狱，官属依照元丰制度设置。左右推所审理的案件有翻供、异议的，互相移送；再次出现异议的，由朝廷委派官员审问，或者送御史台审理。元符元年，凡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宫中直接降下的事务，不得上奏请求移送。又下诏，凡应当上奏的审断公事，依照开封府专门条令办理，不许各处索取案卷。崇宁四年，下诏大理寺官员若被各司擅自奏请任命，按违制论罪。政和二年，下诏法官任期届满时，选择职事办理有成绩、人才值得录用者，上奏举荐其再任，并准许就地升迁，按本等资序办理。五年，依照熙宁、元丰旧例，恢复设置习学公事四人，由长官、副长官制定课程，正、丞共同指导。宣和七年，评事以上官员一并差遣参加刑法考试。又下诏大理寺、开封府承受的事务必须依法裁断发遣，不得请求另降特旨。中兴时合并裁省各官署，只有大理寺没有合并。绍兴初年，下诏正与丞一并由朝廷任命。评事缺员时，由本寺长官、副长官选择符合资格的人，送刑部议定，再报朝廷差补；若没有合格人选，就选择熟习刑法的人暂时充任。又制定比较法，以惩罚差错。隆兴二年，评事巩衍说：“评事检验、审断案件，必须亲自整理案卷，亲手书写判词，最为劳苦。”下诏增加员额，以八人为定额。淳熙末年，严格寺官外出拜谒的禁令，以防请托、泄密的弊端。绍熙初年，除试中刑法的评事八人以外，司直、主簿选择有出身且曾任职者，各自兼带评事的名衔。将八名评事已经拟定的判决文字分送两厅检查；如有不妥，就陈述自己的意见，与长官、副长官商议。庆元四年，确定每月中旬择日审断结案的制度。嘉定八年，重申并严行绍熙年间的指挥，慎重选用司直、主簿，并增加选试录取人数，以鼓励刑法科。左断刑分设三案：一为磨勘案，掌管批汇吏部等处改官事务；二为宣黄案，掌管凡命官案件审断完毕后的指挥文书；三为分簿案，掌管分送、查探各案文书。设四司：一为表奏议司，掌管催促详断案八房审议狱案，按旬申报、按月上奏；二为开拆司；三为知杂司；四为法司。又设详断案八房，专门审定各路申奏的狱案等事。又设敕库，掌管收藏、登记架阁文书。吏员定额为：胥长一人、胥史三人、胥佐三十人、贴书六人、楷书十四人。隆兴年间共裁减七人。右治狱分设四案：一为左右寺案，掌管案件审断完毕后收理、追缴赃物等事；二为驱磨案，掌管核查两推的官钱、官物和文书；三为检法案，掌管检验、审断左右推的狱案，并提供检用的相关条法；四为知杂案。又设开拆司、表奏司；设左右推，主管审讯、勘查各处送下的公事以及裁定等事。吏员定额为：前司胥史一人、胥佐九人，表奏司一人、贴书三人，左右推胥史二人、胥佐八人、般押推司四人、贴书四人。隆兴年间共裁减五人。

译鸿胪寺旧设判寺事一人，由朝官以上充任。元丰官制施行后，设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卿掌管四夷朝贡、宴请慰劳、赏赐、送迎等事，以及国家的凶礼、中都祠庙事务和道士、僧尼名籍账册的增除禁令；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凡四夷君长、使者朝见，辨别其等级，以宾礼接待，授予馆舍，并颁示朝见、辞别、赏赐、宴设的仪式；告诫有关部门事先准备。若有贡物，登记数量，报告四方馆，引导朝见并进献。各蕃国接受封册时，便施行相应礼命。若崇义公承袭爵位，则辨明嫡子、庶子，具列姓名上报尚书省。对于周、嵩、庆、懿四陵及其陵庙，按时命官致祭；遇到凶礼，根据宗室服制、臣僚品秩辨别丧服等级，并颁行吊奠、临丧、赙赠的制度。礼仪中成服时，卿掌管赞导仪式；下葬时，预先告诫有关部门准备卤簿仪仗。分设四案，设置吏员九人。所属官司有十二个：往来国信所掌管与大辽使者交聘往来的事务；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管河西蕃部贡奉事务；礼宾院掌管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的朝贡、馆舍、宴设以及互市翻译事务。怀远驿掌管南蕃交州，以及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的贡奉事务。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设置提点所，掌管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和钱币事务。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管各寺院的修葺治理。传法院掌管翻译佛经和润色文字。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的账籍以及僧官的补授。同文馆及管勾所掌管高丽使者事务。以上各机构都隶属鸿胪寺。中兴以后，废除鸿胪寺不再设置，合并入礼部。司农寺旧设判寺事二人，由两制、朝官以上充任；主簿一人，由选人充任。掌管供应藉田所产的九种谷物，大、中、小祀供应猪以及蔬菜水果、明房油，并掌管平价出售粮食、使农民获利等事务。元丰官制施行后，才正式确定职掌，设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管国家储藏、积聚的政令，总管苑囿、库务事务，谨慎办理出纳；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凡京城官吏领取廪禄，辨别粮物精粗，分别定等；各路每年运到京师的物资，派官员查验名称、类别，分别收入仓廪；藁秸则归入各场，每年具报封存数，按月具报现存数上奏。供应军粮时，先呈报粮样；如有人借出纳之机受贿、克扣侵取，严加禁止；有亏欠的，计算亏损数额，上报仓部。各路上奏雨雪不足或过多的情况，都登记在册。凡苑囿巡幸时的安排，以及荐享、进御、颁赐所需种植、储藏之物，都告诫有关部门事先准备。制造麹蘖，储备薪炭，以待供应使用。天子亲自耕种藉田、祭祀先农时，卿奉持耒耜，少卿率领属官和庶人完成千亩耕作。分设六案，设置吏员十八人。起初，熙宁二年设置制置条例司，制定常平法中收取、发放粮物的制度，派各路提举官推行。三年五月，下诏制置司调剂、流通天下财物，将常平新法交给司农寺，增设丞、主簿；农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也都由司农寺讲习推行。起初以太子中允吕惠卿判司农寺，改任同判寺胡宗愈为兼判。四年，以御史知杂邓绾判寺，曾布任同判；下诏考核各路提举常平官的政绩，由田寺考察其升降，管干官令提举司保奏确认，并按功劳给予赏赐。六年，司农寺间或派属官出巡各路，因力量不足，于是设置干当公事官，由叶康直等四人担任。七年，本寺说：“所主管推行的农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安排尚未周全，官吏推行时多有违背法意的情况，想张榜告谕官府和民间，使人陈述意见；官司若违法，由本寺加以按察。”九年，因干当公事官所到之处常凭个人喜怒办事，依熊本请求裁撤。元丰四年，裁减丞一人、主簿三人。官制施行后，寺监不再管理外部事务，司农寺原有职务全部归户部右曹。元祐三年，下诏司农寺设置长官、副长官。五年，以本寺主簿兼任检法官。八年，恢复设置提辖修仓所；绍圣元年，下诏裁撤其官属，将事务归将作监。四年，裁撤主簿，增加丞一人。政和六年，浙西各州分别设置排岸一人，采纳两浙运副应安道的请求。所属官属共五十人，仓库二十五所，掌管九谷仓储事务，以供应官吏、军兵的俸禄和粮食。凡纲运的接收、封存、支用，每月具报数目给司农寺。草场十二所，掌管接收京畿的草秸，以供应牧监饲料。排岸司四所，掌管水运纲船运输、交纳和雇工费用。园苑四处：玉津苑、瑞圣苑、宜春苑、琼林苑，掌管种植蔬菜、栽种植物以待进献，修整亭台屋宇以备游幸、宴设。下卸司掌管接收纲运。都麹院掌管制造麹，以供应内酒库酿酒，并出售以收取价钱。水磨务掌管用水磨磨麦，供应尚食局以及宫内外使用。内柴炭库掌管各种薪炭，供应宫城及宿卫班直军士所需的薪炭、席荐。炭场掌管储存木炭，以供应各部门使用。

译建炎三年，裁撤司农寺，将事务全部隶属仓部。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丞二人；凡有应办理的事务，申报户部施行。四年，恢复设置司农寺，仍设置卿、少卿。十年，恢复设置主簿。隆兴元年，合并裁省主簿一人；第二年，下诏恢复旧制。乾道三年，下诏粮纲有亏欠的，由本寺审断发遣并监督交纳；情节严重的，由大理寺推问勘查。分设五案，南省仓、北省仓、草料场、和籴场等隶属其中。监仓官分为上、中、下三界，掌管出纳。各场都设置监官。外设监门官，交接计量时设置检察斛面官；纲运下卸时设置排岸司官，各自分掌事务以辅佐本寺。丰储仓所设监官二人、监门官一人。起初，绍兴年间将上供米的余数另行桩管在别廪中，用作水旱灾害时的救助；后来又扩大收籴范围。淳熙年间，命右司负责提领，后来改由检正主管；没有朝廷指挥不得支拨。另设赤历，由提领官结押，不许与司农寺混同收支经常米的数目。凡外州军起运到京的桩管米，由司农寺派官员盘量，根据实际交纳数目报告本所桩管。监官、监门官遇到考任期满，除所属机构批书外，还要由本所批书；根据有无亏欠折损，决定其功过。在外地，则在镇江、建康设置仓库。太府寺旧设判寺事一人，由两制或带职朝官充任；同判寺一人，由京朝官充任。凡仓廪储藏、贸易、四方贡赋、百官俸禄，都一向隶属三司，本寺只掌管供应祠祭用的香、币帛、佩巾、神席，以及校验制造斗、升、衡、尺而已。元丰官制施行后，才正式确定职掌，设置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卿掌管国家财货的政令，以及库藏、出纳、商税、平淮、贸易等事务；少卿辅佐卿，丞参与主管。凡四方贡赋运到京师，辨别名称、类别，察看数量多少，分别接收。储存在内藏库的，用来应付非常时期的需要；发入左藏库的，用来供应日常费用。凡官吏、军兵的俸禄、赏赐，依照法式发给；先发给凭历，由有关部门检查，登记姓名和数量，复核后才发放。供应进奉的物品，奉旨进呈；审奏得到许可后，才准许免除。春秋两季发放军衣时，事前进呈样品，确定发放日期；京畿内将校、营兵领取时，每月具报数量。凡商人的赋税，小商人在门口征收，大商人则交到税务机关。货物卖不出去的，按平价出售给平淮务；还根据时机赊贷，以救济民间使用。若向官府抵押借取，则按所抵押物品的多少发放，各依其抵押物办理。每年用香、茶、盐钞招募人户输纳豆、谷，以充实边境。京城缺少某种使用物资时，预先报告度支司。凡税收，应以盈亏确定课绩优劣，并实行赏罚。大祀清晨裸祭时，卿设置币帛；奠玉时，卿入内陈列玉帛；其余祭祀供应佩巾。分设九案，设置吏员六十五人。元祐初年，由仓部郎官用印发放文书、钞券；三年，又归还太府寺。又下诏太府寺设置长官、副长官。五年，命长官、副长官每月分别巡查所辖库务。元符元年，增设丞一人。三年，将市易案改为平淮案，市易务也一并改为平淮务。崇宁年间，设置药局七所，增加丞一人负责点检。宣和三年裁减撤销。靖康元年，下诏内外官司、局所依照熙宁法令，钱物都交纳左藏库，共裁省一百零五所。又下诏户部、太府寺长官、副长官及本库官吏的俸钱，等到在京官吏的俸钱全部发放完毕后，才准许发给；这是采纳户部尚书梅执礼的请求。隶属的官署共有二十五个：左藏东西库，负责接收四方财赋的收入，用来供应国家的经常费用，发给官吏、军士的俸禄和赏赐。旧时分为南、北两库，政和六年修建新库，改称东西库。西京、南京、北京各设置左藏库、内藏库，负责接收每年财政开支后的余财，以备国家发生非常情况时使用。奉宸库，负责供应内廷，凡是金玉、珠宝、良化贿都收藏在这里。祗候库，负责接收钱帛、器皿、衣服，以备传达诏令、颁发赏赐以及殿庭赏赐之用。元丰库，负责接收各路积存的余钱和常平钱物，凡是封存起来的财物都收入其中。神宗常常痛恨契丹倔强不服，慨然有收复幽燕的志向，便在内府聚集金帛，亲自撰写四言诗一章，说：“五代失去国家，猃狁十分强盛。艺祖建立国家，想着要有所惩治。于是设置内府，以此作为招募士卒的根基；后世子孙当保守它，怎敢忘记先帝的志愿。”每座库房各取诗中的一个字作为名称，储藏的财物都装满了。又另行设置库房，写了一首二十字的诗，分别张贴在库房上，说：“每天都恭敬地怀着警惕之心，妄想着遵循先帝留下的事业；只是考虑到我的武略资质不足，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呢？”微宗朝，又有崇宁库、大观库。布库，掌管接收各道输纳的布匹，辨别其名称、品类，以备发放使用。茶库，掌管接收江、浙、荆湖、建、剑等地的茶叶，用来供给翰林诸司，以及赏赐、出售。杂物库，掌管接收内外各处输纳的杂物，以备支用。粮料院，掌管按照法定格式发放廪禄，凡文武百官、诸司、诸军的俸料，都按卷册核给。审计司，掌管审核发放、收受的数额，按照法式磨勘核对。都商税务，掌管征收京城商旅的商税，输送到左藏库。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管征收船只、木筏的税。都提举市易司，掌管检查贸易货物，其上下界以及各州的市易务、杂买务、杂卖场，都隶属于它。市易上界，掌管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在民间而不流通的货物，乘时贸易，以平抑各种物品的价格。市易下界，掌管发行飞钱和给券，以便流通，用于边地买粮。杂买务，掌管以平价收购各种物品，凡宫禁、官府所需，按时供应缴纳。杂卖场，掌管接收内外多余、残剩的物品，核定价值以待出售，或折价支用。榷货务，掌管折算、交易斛斗、金帛等物。交引库，掌管发给、收纳印制的交引钱钞等事务。抵当所，掌管用官钱听任百姓抵押借取，以救济他们的急需。和剂局、惠民局，掌管调制优良药物，出售药物以救济百姓的疾病。店宅务，掌管管理官屋和邸店，筹划出租以及修建等事务。石炭场，掌管接收、出售石炭。香药库，掌管收发外国贡品以及市舶运来的香药、宝石等物。

译建炎年间下诏撤销太府寺，把它所掌管的职务拨归金部。绍兴元年，又任命章亿为太府寺丞，负责筹办印发茶盐钞引，随后增设寺丞二人。绍兴四年，又设置卿、少各一人。绍兴十年，又设置主簿。绍兴十一年，下诏规定交引库书押钞引，由寺丞二人负责；遇到合该推恩赏赐的，各减免磨勘二年。不久又下诏，三名丞一律实行这一办法。隆兴元年，裁并省去主簿一人；第二年恢复旧制，设置七案，按次序分别管理。监交案，随同各丞、簿到左藏库监督交验纲运和钱物。中兴以后，所属机构只有粮料院、审计司、左藏东西库、交引库、祗候库、和剂局、惠民局，和从前制度所设置的一样。左藏南库，原系桩 管御前激赏库，后来改制。又由侍从官提领，并设置提辖检察官一人；编估局、打套局，这两个机构负责把市舶运来的香药、杂物等分等估价，汇总核定其价值，以待贸易。寄桩库，掌管发卖香药、匹帛，把所得价值收存后归入左藏南库。设置监官、提领二人。国子监旧制设置判监事二人，由两制官或带职朝官充任，凡监中的事务都由他们总管。直讲八人，由京官、选人充任，掌管用经术教授诸生；旧时称为讲书，没有固定员额。淳化五年，判监李至上奏改称直讲，由京朝官充任。此后又有讲书、说书等名目，并由幕职官、州县官充任。那些长于讲说而任期届满的人，逐渐升为京官。皇祐年间，开始以八人为定额，每人专教一部经，并从进士及第和《九经》及第者中选拔，互相参照推荐。丞一人，由京朝官或选人充任，掌管钱粮的收支。主簿一人，由京官或选人充任，掌管文书簿册，以稽核钱粮收支。按照旧制，祭酒出缺时，才设置判监事。监生没有固定员额。其中包括受荫入仕者和京畿人：起初隶属国子监接受学业，后来补为监生；有些人跟随所属长官游学，因长期离开本贯，不能参加乡荐，但文才可以称道的，也允许隶属国子监，补参加考试。广文馆教授进士，太学教授《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律学馆教授通晓法律的人，其余学馆不常设置。元丰官制实行后，才开始设置察酒、司业、丞、主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太学博士旧属国子监直讲；元丰三年，下诏改称太学博士，每部经书设置二人。正、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正各一人。祭酒掌管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政令，司业为其副职，丞参与统领监中事务。凡隶属于太学的诸生，分为三舍。初入学时，查验所属州的公据，考试补入合格者充任外舍生。齐长、齐谕每月把他们的品行、学业写入名册。所谓行，是平时遵守教令而不违背规矩；所谓艺，是研治经书、撰写程文。每季度末先由学谕考核，再由学录、学正、博士逐级考核，最后由长贰考核。年终评定等级，详细记入名册，等待复试；根据评定的等级，参照核验后依次升进。凡私试，初月考经义，中月考论，末月考策。公试，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论、策。上舍试按照省试办法办理。凡内舍生品行学业和考试等第都优者，列为上舍上等，请旨授官；一项优、一项平的列为中等，等待殿试；一项优、一项否，或两项都平的列为下等，等待省试。只有国子生不参加考选。凡课程考试、升降黜退、教导等事，长官、贰官都总管。皇帝临幸学校时，便率领官属、诸生列班迎接；即使皇帝驻跸之处距离学校只有百步，也照此办理。凡在先圣、先师以及武成王前举行释奠礼，便率领官属、诸生共同行荐献之礼。每年统计所属三舍学生升降人数的多少，作为考核学官优劣并施行赏罚的依据。博士，掌管分经讲授，考核学生的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正、录，掌管执行学校规章；凡诸生违犯规矩，按五等处罚，考核、教导的职责与博士相同。职事学录五人，掌管与正、录共同执行学规。学谕二十人，掌管根据所教授的经传教谕诸生。直学四人，掌管诸生名册并考察出入。凡八十斋，每斋设置斋长、斋谕各一人，掌管以身作则率领斋生；凡违犯规矩者，依斋规五等处罚，并且每月考察斋生的品行、学业，记入名册。武学博士、学谕各二人，掌管用兵书、弓马、武艺训导学生。律学博士二人，掌管传授法律和考核考试。小学设置职事教谕二人，掌管训导、考核和责罚。学长二人，掌管充任齿位，纠察不合礼仪的人。集正二人，掌管登记诸生姓名，纠察课程学习未达要求的人。熙宁初年，下诏用经术取士，扩大三舍。分为三学，增加学生名额，总数达到二千八百人。入籍有定额，供给饭食分等级，书库有专官，治病有医生。分设八案，设置官吏十人。元丰三年，下诏从今以后推荐太学博士，先把其所学进呈朝廷。五年，下诏国子监官由承务郎以上担任；出缺时，立即选人充任正官，制定行、守、试请奉行法令。八年，下诏撤销太学保任同罪法。元祐元年，下诏太学每年举行公试，由司业、博士主持，按照春秋补试的办法办理。左司谏王严叟说：“太学生补试中选的人，请一并允许参加科举，取消一年期限。”下诏令国子监制定法规。又下诏令给事中孙觉、秘书少监顾临、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及国子监长贰，审阅修订国子监条例。又下诏设置《春秋》博士一人。第二年，增加司业一人。又下诏内外学官选用年满三十岁且有历任经历的人。第三年，下诏国子监设置长贰。第四年，下诏太学正、录依照熙宁年间的制度，从上舍生中选任，出缺时则以内舍生补充。第五年，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说：“国子监没有向老师请教询问的益处，学官不把训导学生当作自己的职责，补试时侦察不严，有让别人代考的弊端。”下诏礼部审议后上报。礼部说：“学生遇到需要请教的问题，允许他们拜见长贰。又下诏让学生把所交的斋课带到讲堂上，由师长指示讲解，并委派博士每月巡视所属各斋，询问考察学生所学。凡私试不锁闭住宿，希望不要因此停止讲说。”朝廷采纳了这些意见。

译绍圣元年，监察御史刘拯说：“太学恢复实行元丰年间三舍推恩授官、免省试、免解试的制度。旧法要实行，必须先严格考察。请从今以后，太学长贰、博士、正录，都选用学业、品行纯正完备且为众人所推服的人；如果有懈怠、迟缓、不公，考察不真实，就加重谴责。差遣职掌、长谕的改正办法，依照元丰旧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内外学官中，不是制科、进士出身以及上舍生入官者，一律罢免。”又下诏：“太学正、录依照元丰旧制，各设置五人。”又下诏：“太学三舍生一律依照元丰学制，重新严格考察，按旧条例推恩。”左司谏翟思说：“元丰《太学令》中，训导、纠察、禁约的规定已经完备了。如今恢复经义取士，请令有关部门审阅，依照旧制颁行。”下诏送交国子监。又下诏：“内外学官选用进士出身以及经术明通、品行修洁的人。”又下诏学官都要召集考试，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都允许推荐。第三年，司业龚原说：“公试依照元丰旧制，由长贰监试，轮流派博士五人主持考试，请朝廷再派五名官员复核。”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元符元年，下诏有官身份的人允许进入太学充任监生，不得超过四十人。三年，恢复设置《春秋》博士。崇宁元年，裁省撤罢。崇宁元年，宰臣蔡京说：“已有诏令要求天下都兴办学校、贡举士人，把三舍考选法推行到天下各地，允许每三年贡士进入太学。上合试另行考试，分为三等：考试中上等的补为太学上舍生，考试中中等、下等的补为内舍生，其余补为外舍生；同时在国都南面建立外学，等到每年考察品行、学业后，再将他们升入太学。外学官属为：司业一人，丞一人，博士十人，学正五人，学录五人；职事人员由学生充任；学录五人，学谕十人，直学二人，斋长、斋谕各一人。外舍生三千人，太学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三百人；等将来贡试合格者到来时，另定上舍二百人、内舍六百人的名额。上舍、内舍设在太学，外舍设在外学。外学设置一百斋，四座讲堂，每斋三十人。太学原有的自讼斋迁到外学。各路贡士都进入外学，等按规定考选、考试合格后，升入太学，成为上舍、内舍生。现有的太学外舍生仍留在太学，等外学建成后再请旨决定。外学一律依照太学的敕、令、格、式办理。”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罢除《春秋》博士。第三年，下诏辟雍设置司成、司业各一人。第四年，下诏说：“辟雍接待四方贡士，位于国都郊外；太学教育、供养上舍生，位于王城之内。内外等级既然不同，官位高下却没有次序；辟雍有司成，位次在侍郎之下；国子监有祭酒、司业，位列卿、少之中，职事体制不相顺合，应当加以厘正。”于是改辟雍司成为太学司成，总管国子监以及内外学的事务，凡学校事务都允许专门上达。仍然制定学官谒见的禁令。大观元年，设置国子博士四人，国子正、录各二人。太学、辟雍共设置博士二十人：国子、太学每部经书一人，辟雍每部经书二人。这是依从薛昂的请求。三年，下诏各路赡学剩余的钱，一律起运到京城，用于京城学校的事务开支。四年，下诏裁减国子、辟雍博士五人；太学裁减命官学录一人，辟雍裁减二人；国子命官正、录、命官直学、国子监书库官等职，也一并裁省。依照绍圣格，不得使用誊录。政和元年，下诏两学博士、正、录依照旧制选试，由朝廷授官。七年，新任提举河东路学事王格说：“崇宁初年，在郊外建立辟雍，安置贡士和外舍生；在国都建立太学，安置上舍、内舍生。贡士由州、郡贡入辟雍，再由辟雍升入太学。制度开始实行时，上舍、内舍的选拔人数还不多，所以有校定等级的外舍生留在太学，没有校定等级的外舍生则送出辟雍。近年上舍、内舍人数日益增加，而太学又有随行的国子生以及小学生，人数已经我，居处十分狭窄，请把外舍生无论有没有校定等级，都安排住在辟雍；升补为上舍、内舍生后，才进入太学。”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八年，下诏两学的博士、正、录以及各州教授，都兼用元丰年间的考试办法，并且只考一部经书。吏部把元丰法呈上：进士第一甲，或省试前十名，或府、监发解前五名，或太学公试、私试前三名，或季试两次考为第一名，或上舍、内舍生，或曾任经论以上职掌，或投进所学请求考试的，都允许参加考试；考入上等的注授博士，中、下等的注授正、录；如果应试人数多而缺额少，原本应注授为诸州教授的，也听凭办理。宣和三年，下诏撤销天下三舍制度，太学仍按三舍考选，开封府及各路则通过科举取士。州学在三舍制度实行以前，凡已设置学校并供养士人的地方，依照元丰旧制办理。太学生一律拨入旧有名额补足；辟雍正额中可入太学的人，拨入额外名额，仍按旧制遇到空缺时补入。各内舍上等校定者愿意进入太学的，免除补试。辟雍官属一律罢除。又下诏国子博士、正、录改任太学正、录。七年，臣僚说：“熙宁、元丰年间，博士从未更换，近年以来，座席还没有坐暖，接替者已经到了，应当依次从正、录中升进。新任太学博士胡世将、周利建，请改授为正、录，等将来再升为博士。”朝廷采纳了。靖康元年，谏议大夫冯澥说：“朝廷已经解除元祐学术之禁，不专门奉行王氏之学；《六经》的旨意，只要其说正确就采用。如今学校有的却主持偏颇的学说，固执偏颇的见解，希望下诏令有关部门考核，如果有人敢凭个人好恶决定取舍，就重加贬黜责罚。”又下诏太学博士出缺时，须待替补人员资历合格后补授。

译建炎三年，下诏国子监一并归属礼部。不久又下诏恢复供养学生，设置博士。绍兴十二年，设置祭酒、司业各一人。十三年，太学建成，增设博士、正、录。参照采用元祐、绍圣年间监学法，修订制定监学新法。下诏国子博士、正、录共同管理各斋。学官出缺，由本监选举补充。此后，监学博士、正、录增减不一，兼任、分置也不统一。到隆兴以后，正、录不再兼任代理，祭酒、司业同时设置，又恢复书库官；又确定国子博士一人、太学博士三人、正、录共四人，学官制度才确定下来。淳熙四年，设置监门官一人，兼管石经阁，由不厘事务的使臣充任，此后沿袭不改。武学方面，庆历三年，下诏在武成王庙设置武学，以阮逸为教授。八月，因议论者说“古代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难道只是专门学习系、吴之书吗”，于是撤销武学。熙宁五年，枢密院说：“古代出兵前要到学校接受成法，文武事务有张有弛，其道理是一致的，请求恢复设置武学。”下诏在武成王庙设置学校。元丰官制实行后，把教授改为博士。绍兴十六年，下诏修建武学，武学博士、武谕用兵书、弓马、武艺诱导教诲学生。绍兴二十六年，下诏武学博士、学谕各设置一人，其中博士由有文臣出身或武举出身、曾经在高等选拔中入选的人担任；学谕由武学学生中差遣，后来又任用有文臣出身的人。宗学方面，元丰六年，宗室令铄请求建立宗学，下诏同意；不久中途停止，建中靖国元年又恢复设置。崇宁初年，制定按月记录、按季考核的制度。南渡初年，建立宗学。嘉定年间重新设置四斋，后来又增加三斋。宗学博士，旧时就是诸王宫大小学的教授。至道元年，太宗将要为皇侄等设置师傅，执政大臣认为环卫官的身份不能与新王相比，应当降等，于是以教授为名。咸平初年，遂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宫，是安置太祖、太宗诸王子孙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睦亲宅。崇宁五年，又改称某王宫宗子博士，职位在国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乱时，宗学于是废止。绍兴四年，才恢复设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二人；隆兴年间裁减一人。嘉定九年十二月，才恢复设置宗学，把教授改为博士，又设置宗学谕一人，并隶属于宗正寺；博士位在太常博士之下，学谕位在国子正之上，俸禄、供给和赏赐典制依照国子博士、正的规定。于是，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也都可以入学。不久又有旨恢复保留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人。书库官方面，淳化五年，判国子监李至说：“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这个名称显得近于俗称，请求改为国子监书库官。” 开始设置书库监官，由京朝官充任。掌管刊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索取、颁赐之用，并出售书籍，收取书价上交官府。元丰三年裁省。中兴以后，把国子监并入礼部。绍兴十三年，恢复设置一人；三十一年罢除。隆兴初年，下诏由主簿兼任书库官。乾道七年，又恢复设置一人。少府监按照旧制设置判监事一人，由朝官充任。凡进献御用器物玩好、后妃服饰，以及雕文、错彩等精巧工艺，分别隶属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只掌管制造宫门戟、神衣、旌节，郊庙各坛祭祀用的玉器、法物，铸造牌印及各种印记，百官拜表所用的案几、褥垫等事。凡举行祭祀，便供应祭器、爵、瓒和照明用的烛火。元丰官制实行后，才开始设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管百工技艺的政令，少监为副职，丞参与统领。凡皇帝车舆、服饰和御用物品，宝册、符印、旌节，度量衡的制度，以及祭祀、朝会时陈设彩饰、备办器物等事，都率领属官供应。安排工匠和役徒，考察他们的工期、功课、工作与休息以及寒暑早晚的安排，参照将作监匠人的法规办理；器物上刻记工匠姓名，按照法式考察其质量优劣。凡金、玉、犀角、象牙、羽毛、牙齿、皮革、胶、漆、木材、竹材，都辨别其名称、品类并考核其规格制度；事情应当增减时，审查可否，议定后上报。少府监所掌之物，旧来都有主管名目；至于制作工艺之事，则由本监亲自管理。熙宁年间，已经把这些事务整顿归还有关部门；官制实行后，又都恢复旧制。元丰元年，工部说：“文思院上下界各作坊的工料条格，记载不尽详备，工期标准又往往过于宽松，请委派官员查照前后工料标准和工期，编成固定制度。”朝廷采纳了。又下诏：“文思院监官除内侍外，令工部、少府监共同议定选派。”崇宁三年，下诏：“文思院两界监官，确定设置文臣一人、武臣二人。都由朝廷选派，内侍干当官一并罢除。” 分设四案，设置官吏八人。所属官署五个：文思院，掌管制造金银、犀角、玉石等精巧器物，以及金彩、绘画、素色装饰、镶嵌等饰物，用来供应车舆、册宝、法物以及各种器物、服饰。绫锦院，掌管织造纟任锦绣品，用来供应皇帝车舆和各种服饰。染院，掌管染制丝、麻和币帛。裁造院，掌管裁制服饰。文绣院，掌管刺绣，用来供应皇帝服饰、御用品以及宾客、祭祀之用；崇宁三年设置，招募绣工三百人。旧时设置南郊祭器库监官二人、太庙祭器法物库监官二人，掌管祭祀器物、服饰的名称和品类，各有专门掌典。旌节官二人，铸印篆文官二人。各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以上官署都隶属于少府监。将作监按照旧制设置判监事一人，由朝官以上充任。凡土木工程和工匠事务，京城修缮隶属于三司修造案；本监只掌管祭祀时供应省牲牌、镇石、香炷、盥手用品以及焚烧版币等事。

译元丰官制实行后，才正式确定职掌。设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监掌管宫室、城郭、桥梁、舟车的营建修缮，少监为副职，丞参与统领，总管土木工程、工匠、板筑、制作等政令。辨别工程所需的材料和器物，乘时储积以备供应，安排工匠役徒并授予法式；按照寒暑、早晚，均衡安排劳逸和工作、休息的时间。凡营造工程有计帐，便委派官员复核，确定名目、数量，核实后发给。每年二月治理沟渠，疏通堵塞。皇帝车舆出行或巡幸时，预先告诫有关部门清洁道路，均匀铺设黄道。凡钱物收支的簿籍帐册，每年接收并汇总，呈报工部。熙宁初年，以嘉庆院改为将作监；其官属、职掌先考察沿用旧典，随后全部恢复旧制。元祐七年，下诏颁行将作监修成的《营造法式》。八年，又下诏本监营造的工期计算完毕后，长贰根据事务发给期限，丞、簿负责复核检查。元符元年，三省说：“将作监主簿二人，请把先到任的一人改充干当公事，等资历合格后替换罢免。”朝廷采纳了。崇宁五年，下诏将作监除了承办前后特旨要求供应的事务外，各路以及府、监修造所需差拨的人工、物料，都必须遵守元丰条格，不得擅自供应。宣和五年，下诏撤销营缮所，将其事务归入将作监。分设五案，设置官吏二十七人。所属官署十个：修内司，掌管宫城、太庙的修缮。东西八作司，掌管京城内外的修缮。竹木务，掌管修治各路水运来的木材以及抽算各河商贩的竹木，用来供应内外营造。事材场，掌管计算、筹备木材，提前砍伐加工，以供应内外营造。麦ＲＦ场，掌管接收京畿各县夏租ＲＦＲＧ，用来供应泥瓦工涂抹之用。窑务，掌管烧制砖瓦，用来供应修缮营造以及瓶、缶等器物。丹粉所，掌管烧制、变化丹砂和颜料，用来供应绘画装饰。作坊物料库第三界，掌管储存木材等物料，以备供应。通材场，掌管接收京城内外退弃的木材，按长短分别挑选；曲直合乎标准的供营造使用，其余的准备作柴薪。帘箔场，掌管抽算竹木、蒲苇，用来供应内外帘箔。建炎三年，下诏将作监一并归入工部。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丞，仍兼管少府监的事务。十年，设置主簿一人。十一年，下诏仿照司农寺、太府寺，设置长、贰各一人。隆兴初年，宫室没有营建修缮的工程，职务简省，百工器用归文思院管理，隶属于工部；本监只设置丞一人，其余官职空缺而不任命。乾道以后，人才很多，监、少、丞、簿都没有空缺；凡台省任职时间较久的人和郡邑中有声望的人，都寄居、安排到这里任职。从此这里号称储备人才的地方，而营建修缮事务大多让府尹、畿漕分别承担责任。军器监方面，宋初，兵器事务由三司胃案掌管，没有专门官职。熙宁六年，撤销胃案，于是依照唐令设置军器监，由从官总判。元丰年间确定名称，开始设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监掌管监督修治兵器、器物，以供应军队和国家使用；少监为副职，丞参与统领。凡锋利兵器，依照法式交给工匠制作；弓矢、干戈、甲胄、剑戟等战斗、防守器具，根据工匠能力分工负责，按需发给材料，每十天汇总数量以考核工期、功课，并输送到武库，委派官员到所属处检查。凡使用胶、漆、筋、皮革、木材等物，必须适时供应；考核百工制作，劳逸必须均衡；年终检查器物质量优劣及数量多少，以决定赏罚。器物制成后，在便殿进呈，等待阅试后把样式颁给各道。各要会州设置都作院分造器械时，由本监比较考核其官吏，决定升降。元祐三年，裁省丞一人，绍圣年间恢复设置。政和三年，凡御前军器监颁发下来的军器样制，非长、贰等当职官不得查阅；如果传抄、泄露，按违制论处。分设五案，设置官吏十三人。所属官署四个：东西作坊，掌管制造兵器、旗帜、军帐及各种器物，辨别名称、品类，谨慎制作，输送到负责收藏的府库；兵校、工匠的劳役都有期限，根据精粗、利钝决定赏罚。作坊物料库，掌管收受铁、锡、羽、箭、油、漆等物。皮角场，掌管收受皮革、筋、角，以供应作坊使用。南渡后设置御前军器所；建炎三年，下诏军器监归入工部，东西作坊、都作院一并并入军器所。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丞一人，令工部审议后把应当管理的事务归入军器所。十一年，下诏恢复设置长、贰各一人。十四年，以朝奉大夫赵子厚代理军器监，宗室担任寺监长、贰由此开始。隆兴初年，下诏设置制造军器的机构；既然已有隶属工部的军器所，本监只设置丞一人。乾道五年，恢复设置少监和主簿；六年，以少监韩玉前往建康点检物资、马匹，名义上称为奉使军器少监。同年，恢复设置监一人。淳熙初年，下诏军器未经进呈，不得擅自运出军器所；由此进呈查验逐渐减少。二年，钱良臣以少监身份总领淮东财赋；八年，沈拨又以监长身份总领。各监长、贰从此才允许在总领饷务之外兼带其他职务，但这两人实际上最初兼任的是版曹职事。嘉定十四年，岳珂独自以军器监身份总领淮东饷务。此后，戎所、作坊已经在下属机构中配备官员，宥府、起部在上面统领纲要，军器监处于中间，事务稀少简略，专门成为储备人才的地方。都水监旧时隶属于三司河渠案。嘉祐三年，才专门设置都水监来统领此事。判监事一人，由员外郎以上充任；同判监事一人，由朝官以上充任；丞二人、主簿一人，都由京朝官充任。轮流派丞一人出外治理河道、埽岸事务，有时任职一年或两年便罢，有熟悉水政的人则任至三年。在澶州设置机构，称为外监。

译元丰年间确定名称，设置使者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使者掌管京内外川泽、河渠、津梁、堤堰的疏凿、疏浚、治理事务，丞参与统领。凡治水的方法，用堤防来防止水患，用沟来疏导水流，用浍来排泄积水，用陂池来蓄水。凡长江、黄河、淮河、海水流经的郡县，都颁布禁令。观察汴河、洛水水势涨落、增减而加以调节。凡河防事务，严格遵守法令禁约，每年计算茭草、木桩的数量，提前储备，按时发放使用，各按所治理地区承担责任。兴工后从某月至十月停止；民夫劳役则依先后次序安排，不得超过一个月。若引水灌田以及疏治淤塞积水有利于百姓，便确定赏罚。凡修筑堤岸、种植榆柳，便根据勤惰和数量多少考核优劣。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举官八人，监埽官一百三十五人，都分别任职办事；若事情紧急而复杂，不是外丞所能处理的，便由使者亲自巡视河渠。元丰八年，下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属于本监。在此以前，因疏导洛水流入汴河，专门设置堤岸司。到这时，也归入有关部门。元祐四年，恢复设置外都水使者。五年，下诏南、北外都水丞都以三年为任期。七年，正讨论使黄河改道向东流，于是下诏河北、京西漕臣以及开封府界提点，都兼任南、北外都水事务；绍圣元年罢除。元符三年，下诏罢除北外都水丞，把河务交给漕臣；同年又恢复设置。重和元年，工部尚书王诏说，请求选派曾任水官、熟悉水政的人担任南、北两外丞，朝廷采纳了。宣和三年，下诏撤销南、北外都水丞司，依照元丰法，通行选派文武官一人。分设七案，设置官吏三十七人。所属机构有街道司，掌管辖治道路和夫役；如果皇帝车舆巡幸，便提前修治道路；有积水则疏导排除。建炎三年，下诏都水监设置使者一人。绍兴九年，恢复设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南丞在应天府、北丞在东京设置办事机构。十年，下诏都水事务归工部，不再设置专官。司天监设置监、少监、丞、主簿、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各一人。掌管观察天文和祥瑞、灾异，管理钟鼓、漏刻，编写历书，为各坛祭祀提供神名、版位图并择定日期。监、少监出缺时，设置判监事二人，由五官正充任。礼生四人、历生四人，掌管测验浑仪，共同知晓推算、编造三式。元丰官制实行后，撤销司天监，建立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省。第一百一十九《职官志》第六。殿前司、侍卫亲军、环卫官、皇城司、三卫官、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阁门、带御器械人、内内侍省、内侍省、开封府、临安府、河南府、应天府，以及次府、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等使职。殿前司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管殿前各班直和步、骑各指挥的名册；凡统制、训练、轮番侍卫、戍守、升迁补授、赏罚，都总管其政令。另有都点检、副都点检的名号，职位在都指挥使之上，后来不再设置。入朝时侍卫殿陛，出行时护从皇帝车舆；举行大礼时负责点检编排，整肃禁卫的仪仗卤簿，掌管宿卫事务。都指挥使由节度使担任，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由刺史以上官员充任。资历次序较浅时，便主管本司事务，马步军也一样；官员配备齐全时共同治理，出缺时互相代理。凡军事事务都依法办理，并审理相关狱讼；如果案情不合于法律，便禀奏皇帝听候旨意。骑军有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以及捧日以下各军的指挥；步军有御龙直、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以及天武以下各军的指挥。各班设都都虞候、指挥使、都军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各直设四名直都虞候；每一直又各有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骑军、步军设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设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设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按职务隶属于殿前司。元祐七年，签书枢密院王严叟说：“自祖宗以来，三帅从未缺少两人；如果殿帅出缺，就难以从下级越级补授。姚麟任殿前都虞候，按理应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绍圣三年，下诏：“殿前指挥使金ＲＩ弩手班、龙旗直所裁减的员额以及排列确定的班次，都依照元丰诏旨办理。”政和四年，下诏：“殿前都指挥使的职位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 南渡以后，如果都指挥使一职暂时空缺而不任命，就由主管殿前司的一人承担这项事务。其属官有干办公事、主管禁卫各二员，淮备差遣、淮备差使、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本司掌管各班直和禁军的扈卫事务，捧日、天武四厢都隶属于它。负责训练整顿军众，振作整饬他们的武艺，轮流安排入内值宿；宫中宿卫和亲兵也都听从它的节制。其下设统制、统领、将佐等，分别办理事务。凡各军班直的功劳赏赐、迁转补授，以及行门拍试、换官，都要查验事实、编排次序后上报皇帝；各殿侍差使任期已满出职，以及祗应参班的人员，都要核查其名籍；按时教阅时，要谨慎管理鞍马、军器、衣甲的领取和归还；军兵发生狱讼，就依法审讯治罪。起初，南渡后草创时期，三衙制度尚未完备，逐渐招集兵员，充实设置三帅。因资历浅、才能不足，各人分别有“主管某司公事”的称号。又另设御营司，提拔王渊为都统制。后来外州驻扎的军队，又有“御前诸军都统制”的名号。后来又将其并入神武军，把原来的统制、统领改充为殿前司统制、统领官。

译乾道年间，臣僚上言：“三衙的军职制度和名称不合正制。按照旧制来说，军职中较大的共有八等，除都指挥使有时不常设置外，依次是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其次各有都虞候；再次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以及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等级秩序严明，好像登科第一样。再往下，则各营、各厢分别设置副都指挥使。边境有事，命将领出兵讨伐捕捉时，临时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等名号，使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出征；事情结束后恢复原制。现在把宿卫的虎士同外地各军使用相同的名号，以统制、统领为长官，又让他们遥领外路总管、钤辖，这些都不是旧典。应当效法祖宗旧制，端正三衙的名称，把诸军改称诸厢，把统制以下改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职务预先有明确等级，士卒心中有清楚的归属；将来拜授将领时，必不会发生全军都惊动的情况。”当时最终没有施行。淳熙以后，四厢的职务多为空缺，殿司中有职有司掌握权力，有时暂设“权管干”之名，更加不能同乾道以前相比了。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管马军各指挥的名籍；凡统制、训练、轮番宿卫、戍守、迁转补授、赏罚，都总领其政令。侍卫扈从以及大礼时的宿卫，所掌事务同殿前司官员。所统领的马军，从龙卫以下设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左右两厢各设都指挥使。每军设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设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职务隶属于马军司。政和四年，下诏规定，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的品秩在正任观察使之上，马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中兴以后，设置主管侍卫马军司一员。其属官有干办公事、淮备差遣、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出戍建康时，设置主管机宜文字一员，掌管马军的政令。凡出入扈卫、守宿以奉卫皇上，开收阅习、迁转补授以激励下属，都同殿前司。凡名籍都要核查人员在职或亡故，犯过失就依法惩治；遇有巡防诏令，就纠集率领并差拨兵员，龙卫四厢隶属于它。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管步军各指挥的名籍；凡统制、训练、轮番宿卫、戍守、迁转补授、赏罚，都总领其政令；侍卫扈从以及大礼时的宿卫，同殿前司。所统领的步军，从神卫以下设左右四厢都指挥使，左右两厢各设都指挥使。每军设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设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职务隶属于步军司。政和四年，下诏规定，步军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品秩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步军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中兴以后，设置主管侍卫步军司一员。其属官有干办公事二员，淮备差遣、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掌管步军政令。凡出入扈卫、守宿以奉卫皇上，开收阅习、迁转补授以激励下属，都同殿前司。凡名籍都要核查人员在职或亡故，犯过失就依法惩治；遇有巡防诏令，就纠集率领并差拨兵员，神卫四厢隶属于它。环卫官：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左、右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左、右骁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左、右武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左、右屯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左、右领军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左、右监门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左、右千牛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各卫的上将军、大将军、将军，都属于环卫官，没有固定员额，均由宗室担任，也作为授予武臣的赠官。大将军以下，又是武官被责降后所授的散官。政和年间，改革武臣官制，但环卫制度依旧，大概是因为虽然有四十八个等级，却没有实际统领的事务。靖康元年，下诏任命武安军节度使钱景臻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保信军节度使刘敷等为右金吾卫上将军，这是采纳御史中丞陈过庭的建议，遵循太祖开宝初年罢免王彦超、武行德等人后使其归入环卫的旧例。禁兵分别隶属于殿前司和侍卫亲军两司，所称十二卫将军，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官，中兴以后大多不再任授。隆兴年间，才命学士洪遵等考讨论证典故，重新设置十六卫，称为环卫官。其制度是：节度使领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承宣使领左、右卫上将军；在京任职的兼带这些名号，外任者不兼带；正任授上将军，遥郡授大将军；宗室嫡亲兄弟的子孙可以试用充任。又下诏，祖宗诸后自明肃至钦慈诸后，以及后妃嫔御之家，都要各自列出本宗中适合充任诸卫官的人，以名衔上报。又下诏将三卫郎改为三卫侍郎。又下诏，博士一职都派文臣担任。崇宁四年二月设置，五年正月罢除。

译皇城司设干当官七人，由武功大夫以上官员以及内侍都知、押班充任。掌管宫城出入的禁令，凡宫城周庐的宿卫事务、宫门开启和关闭的规矩，都隶属于它。每座宫门发给铜符两枚、铁牌一面：左符留在门上，右符用来请取钥匙，铁牌则由请钥匙的人随身携带，按时核验后才能开闭宫门。总管亲从、亲事官的名籍，辨明他们宿卫的地点，以均衡安排轮值。有人冒充身份或不按法令行事，就侦察查问并上报。凡臣僚朝见，规定上下马的地点；从宰相、亲王以下，随从人员也规定数量，张榜公布以制止喧哗。元丰六年，下诏皇城司干当官除两省都知、押班外，选取任职年深者裁减罢免，只留十人。元祐元年，下诏干当官任职满三年而无过失者升秩一级，再任期满者减去磨勘年限二年。元符元年，下诏：“凡进出宫城请取、缴纳官物，呈报禀告公事，传送文书，以及御厨、翰林、仪鸾司临时的祗应事务，听许从便门出入；如果不从规定的宫门出入，按《阑入律》论罪。凡差遣办理事务的人入内，以及宫内各司差人到其他地方办理应奉事务，都应在前一天把姓名、人数和经过的各门报告皇城司。” 第二年，下诏规定，皇城司任期届满的酬劳奖赏依照熙宁五年的指挥办理；再次任满而没有遗漏过失的，取旨决定。政和五年，下诏皇城司可以创置亲从第五指挥，员额七百人；亲从官旧有四指挥，原来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仍规定以五尺九寸一分六厘使充任将军，副使充任中郎将，使臣以下充任左、右郎将，总共以十员为额，宗室不在此例。除非统领军队，否则解除这些职务；如果兼领阁门、皇城司之类的职务，则仍然兼带。即使是戚里子弟，不是有战功的人也不任用；批书、印纸归殿前司掌管。当时，皇帝告诉宰相，认为这里就像文臣的馆阁，是储备人才的地方。绍熙初年，曾想保留空缺以储备将才，是遵循最初的意图。嘉泰年间，又重申隆兴年间的诏令，排除贪图职位、妄求进用的人，以提高环卫官的地位。嘉定二年，又因臣僚上言，专门选用曾任兵将、有功绩的人，以及名将的子孙中有才略者充任。综合前后情况来看，可以看出设置环卫官以储备人才的用意。三卫官设置三卫郎一员，官阶相当于太中大夫；以中郎为副职，文、武各一员，官阶相当于朝议大夫；博士二员，主簿一员。亲卫府设郎十员、中郎十员；勋卫府设郎十员、中郎十员；翊卫府设郎二十员、中郎二十员；文、武官各四十员。三卫郎主持本府事务，率领属员每天在殿阶值班。长官站在左侧，立于起居郎之前；副职分立左右，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站在都承旨之后。退朝撤仗后，便在府中处理事务。博士掌管孝道，考核三卫所学习的文武技艺。亲卫站在殿上两旁，勋卫站在朵殿，翊卫站在两阶卫士之前。三卫郎的官阶依照给事中、舍人，中郎依照少卿，其余依照寺丞。亲卫官从后妃嫔御之家有服亲属，以及翰林学士和管军正任观察使以上官员的子孙中选任；勋卫官从勋臣世家、贤德之后有服亲属，以及太中大夫以上官员和正任团练使、遥郡观察使以上官员中选任；翊卫官从卿监、正任刺史、遥郡团练使以上官员中选任，并以此分等。他们的将校、十将、节级等所应办理的事务，参照第四指挥和现行条贯办理。六年三月，规定臣僚擅自带领出售、雇用的人进入宫门的，罪罚和奖赏都依照宗室法办理；如果带入的人数超过规定，只追究本官责任。若兼领外局，所规定的随从人员不是跟随本官而擅自入宫的，则依照擅入宫禁之法治罪。十一月，下诏命嘉王赵楷提举皇城司，整顿随驾禁卫所。靖康元年，下诏规定凡进入皇城门者，必须依法穿着本色公服；擅自穿便服以及不裹头戴帽出入者，一律定罪。其所属官署有一：冰井务，掌管储藏冰块，用来供奉宗庙、供应宫禁以及国家使用。若赏赐给臣下，则按照法定格式颁给。南宋中兴初年，设置行营禁卫所，选派主管官，掌管出入皇城、宫殿各门的敕号，并察验冒充者；皇帝出行时，则负责纠察仪仗和随从队伍。绍兴元年，改称行在皇城司。设提举官一员、提点官二员、干当官五员，由诸司副使、内侍都知和押班充任。掌管皇城、宫殿各门，发给三种颜色的牌号，稽查验核出入人员。凡亲从，包括亲事官五指挥、入内院子和守阙入内院子指挥，均由其总管名籍，平均分配劳役，并察考功过，实行赏罚。各门都必须谨慎守卫；还要保持清洁、整齐、肃静。举行郊祀大礼时，便派拨人员随从守卫；举行宴会时，则负责守门并约束、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每年春秋两季，依次考核赏赐亲从各指挥、亲事官第一指挥，以及长行三色武艺人员、弓弩手和枪手。皇城周围如有地面塌陷，便移文有关部门修缮整治。嘉定年间，臣僚上言：“皇城一司，总领亲从，严密守护宫禁，和禁军交错配置，其权力仅次于殿前严卫，请专门由知阁、御带兼任统领。仍应确定亲从的员额，以革除泛滥监临的弊端。”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客省设置客省使、客省副使各二人。掌管国信使来朝时的见辞、宴请和赏赐，以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的礼仪；接受他们的礼物，以宾客之礼接待，并掌管他们的饮食供给和御赐食物。使者回国时，颁发诏书，授予赏赐。宰臣以下官员所赐的节物，则按照各自品秩分等办理。若文臣中散大夫、武臣横行刺史以上官员回朝入阙朝觐，则负责赐给酒食。客省使出缺时，由引进司、四方馆、閤门的使、副互相兼任其职。大观元年，下诏客省、四方馆不隶属于台察。政和二年，改定武选新的官阶，于是下诏规定客省、四方馆、引进司、东上閤门和西上閤门所掌职务的等级、法令，并命尚书省详细具奏。又下诏说高丽已经称为国信，改由客省管辖。靖康元年，下诏客省、引进司、四方馆、西上閤门属于殿庭应奉机构，与东上閤门一同隶属中书省，不隶属于台察。引进司设置使、副各二人。掌管臣僚、蕃国进奉礼物的事务，班次排在四方馆之上。引进司使出缺时，由客省、四方馆互相兼任其职。四方馆设置使二人。掌管进呈章表；凡文武官朝见、辞谢，国忌时赐香，以及各道在元日、冬至、朔旦呈递庆贺和问安的章表，都由四方馆接受后进呈。举行郊祀和大朝会时，负责制定外国使臣以及致仕官员、尚未升朝官的父老陪位的名册位置；进士、道士和僧人也同样办理。还掌管护送葬事、赠送赙仪和朝拜等事务。建炎初年，客省、四方馆一并归入东上閤门，都由知閤总管。

译东上閤门和西上閤门各设置使三人、副使二人，宣赞舍人十人，宣赞舍人旧称通事閤人，政和年间改名；祗候十二人。掌管朝会、宴饮、皇帝临幸以及供奉、赞相礼仪等事务。使、副奉承旨意、请示命令，舍人传达宣谕，赞助引见；祗候分任舍人的辅佐。凡文武官从宰臣起、宗室从亲王起、外国使者从契丹使以下，朝见、谢恩、辞行等事，都由閤门掌管；并按照官员品秩确定引班、叙班的次序，赞导拜舞礼节，纠正违失。举行庆礼进奉表章时，由东上閤门掌管；举行慰礼进呈名册时，由西上閤门掌管。每月进呈班簿，年终更换一次，分别把东西班揭贴进呈。自客省以下各机构，都是因事务需要设置官员，并且都有固定员额。于是制定按考核资历排列升迁的办法，允许他们兼领职务而出任外官；增设看班祗候六人。看班祗候升至使，均须五年；升为使以上官职须七年，遇到职位空缺才升迁，没有空缺就加授遥郡官职。元丰七年，下诏客省、四方馆的使、副除领本职外，由其中官位最高的一员兼管閤门事务。元祐元年，下诏客省、四方馆、閤门都由横行官总领职事。绍圣三年，下诏看班祗候出现空缺时，命吏部选定人选，由尚书省呈报人才名单，再由中书省请旨差遣。崇宁四年，下诏閤门依照元丰年间的制度隶属门下省。大观元年，下诏閤门依照殿中省的成例办理，不隶属于台察。政和六年，下诏宣赞在传达诏令时，只直诵诏辞。靖康元年，下诏閤门一并确定员额。监察御史胡舜陟上奏说：“閤门的职务，是祖宗所重视的：宣赞不过三五人，熙宁年间，通事舍人有十三员。祗候六人，当时议论者还认为太多。如今舍人有一百八员，祗候七十六员，看班四员，另有免职人员二百零三员；这些职位是宦官和受宠幸者为了求财而谋取的，朱勔父子卖官尤其多，富商和豪门子弟往往都能得到。真宗时，诸王夫人因圣节请求补授閤门官，真宗说：‘这个职位不能用恩泽授予。’没有答应。神宗即位初年，任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为閤门祗候，司马光说：‘这是祖宗用来蓄养贤才的制度，在文臣中相当于馆职。它的重要性就是如此，如今怎么可以把它出售来求取钱财呢？请准许裁减省并。”因此便有了这道诏令。旧制有东上阁门、西上阁门，多用来安置外戚和功臣贵族。建炎初年，合并裁省为一处，引进司、四方馆也都归入阁门；客省沿用旧法，不是横行官不许主管阁门。绍兴元年，皇帝认为朱钱孙是藩邸旧人，稍微熟悉礼仪注式，于是命他转升横行一官，主管阁门。又说：“藩邸旧人，从内侍到使臣，都不参与行在职任，只授外任；因为阁门没有熟悉练达的人，所以把钱孙留下。”绍兴五年，下诏右武大夫以上都称知阁门事，兼任客省、四方馆事务；官阶未达到这一等级的，称同知阁门事，同样兼任客省、四方馆事务。以除授先后排列次序，称同知者位在知阁门之下。宣赞舍人负责传宣、引赞事务，与阁门祗候都属于阁职，有时还兼管点检阁门簿书事务。绍兴年间，准许他们供职，并注授内外可入选的差遣职位，等到有空缺后才免去供职。此后供职舍人的人数逐渐冗滥，裁定员额为四十人。乾道六年，皇帝想整顿阁门的选任制度。除宣赞舍人、阁门祗候仍按旧制共同掌管赞引职务外，设置阁门舍人十员，用来安置武举入仕的人。掌管各殿察觉失仪之事，并兼任侍立；皇帝出行巡幸时也如此。六参、常朝时，在后殿引导亲王问安。仿照文臣馆阁制度，先召至中书省考试，然后任命。又允许像职事官一样转对，供职满三年后授任边郡。淳熙年间，设置看班祗候，令忠训郎以下充任；秉义郎以上，才开始授为阁门祗候。又加重荐举阁门祗候的制度，必须由廉洁能干、有方略、善于弓马、任亲民官两任而无过失，并且曾经任职边地的人充任。绍熙以来，确定了员额。庆元初年，再次严格执行阁门长官选择属官的命令；不是右科前名的士人，不得参加召试，因为把这一职位视为武官中的清选。带御器械：宋初，选拔三班以上武艺干练而亲信的人佩带櫜鞬、御剑，有时也由内臣担任，只称“御带”。咸平元年，改称带御器械。景祐二年，下诏从今以后不得超过六人。庆历元年，下诏遇有员缺，应由曾任边地且有功劳的人补任。中兴初年，诸将在外地任职时多兼带这一职务，大概是借禁近之名来增加军队的威重。绍兴七年，枢密院说：“带御器械官本来应当佩带弓袋。”皇帝说：“这个官职本来是为了防备意外，如今却佩带几筒箭，不知有什么用。太平时甚至用珠玉装饰它，皇帝每次出行，只不过是为了观赏美观罢了。将来恢复中原，这类事情应当全部革除。”绍兴二十九年，下诏内外举荐武臣，若没有空缺可安置，就增置带御器械四员。然而近侍也有时能够得到这一职务。乾道年间，诏令规定其班次在枢密院检详文字之上。淳熙年间，凡正式授任军中差遣或外任的人，不许在官衔中带着这一职务；又必须供职一年，才可享受解除带御器械的恩例，于是佩带弓袋的职务更加受到重视。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为入内内班院，又改为入内黄门班院，后来又改为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景德三年，下诏：“东门取索司可以合并隶属于内东门司，其余归入内都知司；内东门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可以正式设置为入内内侍省，将各司隶属于它。”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改为黄门，九月又改为内侍省。

译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号称前后两省，其中入内内侍省尤其亲近皇帝。通侍禁中、从事亲近而较为琐屑事务的人，隶属于入内内侍省；在殿中拱卫侍奉、负责洒扫以及从事各种杂役的人，隶属于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设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内侍省设左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从供奉官到黄门，定员二百八十人。内侍初次补授时称小黄门，因恩典迁补后称内侍黄门。后省官员有空缺，就由前省官员补任。押班依次升为副都知，再升为都都知，于是成为内臣中品级最高的职位。熙宁年间，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的都知、押班职位于是裁省；各人按照转入两省的先后互相压次，永远作为定制。其官称有内客省使、延福宫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元丰年间议论改革官制时，张诚一想更换都知、押班的名称，设置殿中监来替代内侍省。后来宰执进呈此议，神宗说：“祖宗采用这些名称有深意，怎么能轻率议论更改？”政和二年，才最终改制。用通侍大夫替代内客省使，正侍大夫替代延福宫使，中侍大夫替代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替代宣庆使，中卫大夫替代宣政使，拱卫大夫替代昭宣使，供奉官替代内东头供奉官，左侍禁替代内西头供奉官，右侍禁替代内侍殿头，左班殿直替代内侍高品，右班殿直替代内侍高班，而黄门的名称不变。其属官和所属机构有：御药院，设勾当官四人，由入内内侍充任，掌管检验方书、调制药剂，以备进献御用和供奉宫中使用。内东门司，设勾当官四人，由入内内侍充任，掌管宫禁人员出入，详细掌握姓名和人数并加以查察。合同凭由司，设监官二人，掌管宫中宣索的物品，发给凭证以供查验；凡奉特旨赏赐的物品，都列明姓名、数量和凭由，交付有关部门依凭发给。管勾往来国信所，设管勾官二人，由都知、押班充任，掌管契丹使者往来交聘事务。后苑，设勾当官，员额不定，由内侍充任，掌管苑囿、池沼、台殿的种植、装饰等事务，以备皇帝游幸。造作所，掌管制造宫中及皇属婚娶所需的名物。龙图阁、于昌阁、宝文阁设勾当四人，由入内内侍充任，掌管收藏祖宗文章、图籍、符瑞和珍玩，并安置神像以表示崇奉。军头引见司，设勾当官五人，由内侍省都知、押班以及阁门宣赞舍人以上官员充任，掌管供奉便殿、禁卫各军入见的事务，以及马军、步军两直军员的名籍。翰林院设勾当官一员，由内侍押班、都知充任，总管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凡凭技艺侍奉皇帝的人都在其中。中兴以来，深切惩戒内侍干预政事的弊端，严格禁止前后两省使臣同兵将官往来，并制定内侍官不得出面拜访和接见宾客的法令。绍兴三十年，下诏说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只是徒然耗费冗余费用，可以废除并入入内内侍省。旧制规定，内侍遇到圣节可以进献儿子，儿子年满十二岁时以墨义考试，成绩合格的，等候三年引见供职。绍兴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张震说宦官人数太多，孝宗于是命内侍省列出现在的人数，免除会庆节进子的规定，并确定员额为二百人。乾道年间，因差遣人员前往德寿宫应奉而出现空缺，增置二百五十人。绍熙三年，依照宰臣奏议，中官只能承受宫禁中的事务，不许参与听闻其他事务。嘉定初年，下诏内侍省陈请恩例时，亲属充任寄班祗候，以十年为期限。开封府的牧、尹不常设置，设权知府一人，由待制以上官员充任。掌管京畿地区的政务，以教化和法令引导百姓并督促劝课。京城中的狱讼都由它受理审听，小事自行裁决，大事则禀报奏请。如果已经奉诏裁断，刑部、御史台不得擅自纠察。清除盗寇，有奸人潜伏就告诫所属官员捕捉治罪。凡户口、赋役，以及佛教、道教人员占居京城的情况，都颁布禁令并汇总其账籍。举行大礼时，桥道、顿递事务由它任使；仪仗之内需要奉引时，则派官员代理牧职。其属官有判官、推官四人，每日审阅推鞫事务，分掌各项事务并辅佐长官。领南司一人，督察使院；不是刑狱诉讼的事务，就由他主管办理。司录参军一人，裁断户婚诉讼，并传达六曹的案牍文书。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各一人，分别按照所属官曹分掌职务、办理事务。左右军巡使、判官各二人，专掌京城争斗和推鞫事务。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掌管检验复核、推问审讯，凡斗殴诉讼中较轻的案件，听其审理裁决。统领县十八个、镇二十四个；县令、县佐、训练、征榷、监临、巡警等官员，通常都由知府统辖。分设六案，置吏六百人。开封掌管京城，自建隆以来一直是重要而繁剧的职任。到熙宁年间，增加给吏录，禁止官吏收受贿赂，减少衙前差役以宽减百姓负担，将狱讼分别归厢官办理，而实际处理事务比以前减少了四分之一。元祐元年，下诏府界捕盗官吏隶属于本府，与都大提举司共同管辖，并掌管对他们的赏罚。设置新城内左右两厢。元祐三年，因为废罢大理寺狱，设置军巡院判官一员。四年，罢除新设置的两厢。六年，王严叟说：“左右厅推官办理公事的词状，原来没有明确规定共同审理的文字；除非事情涉及朝省或奏请共同审理，其他都应根据所受案件分别审理。”皇帝同意了。绍圣元年，知府钱勰说：“自祖宗以来，左右厅分设推官各一员。近年只任命推官，元祐年间又命令分开审理。请依照旧例，左右厅各任命推官一员，分为两厅共同办理职事。”又说：“熙宁年间设置旧城左右厢，元祐初年又在新城内增置，四年罢除增置的两厢，现在请求恢复设置。”皇帝同意了。绍圣三年，下诏开封、祥符知县事今后选任秩品相当于通判的人充任。四年，下诏开封府所荐的推官、判官，都要召见问对后取旨任命。

译崇宁三年，蔡京上奏：“请求罢除权知府，设置牧一员、尹一员，专门总领府中事务；设置少尹二员，分居左右，辅佐府中政事。牧由皇子兼领。尹由文臣充任，品秩在六曹尚书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以士、户、仪、兵、刑、工作为六曹的次序，设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开封、祥符两县设置案属官也仿照此制。更改胥吏的称谓，大略依照《唐六典》的制度。”又请求把开封府治所迁到旧尚书省，皇帝同意了。太宗、真宗曾经担任府尹，自此以后，知府必加“权”字；蔡京于是用潜邸的名号安置臣下，设置曹官以上官员共十六人，比旧制增加重要官员十一人。崇宁五年，下诏开封府属官中的参军等仍依旧制确定员额。大观元年，尧孝寿请求增置府学博士一员，皇帝同意。下诏说：“开封六职的闲繁程度不同，例如士曹官，过去只主管到任、罢任和批书；而刑曹、户曹事务繁多。今后凡士人的婚姻、田宅、斗讼都归士曹办理，其余各曹依此办理。”大观二年，下诏皇子兼领牧职时，录令依照执政官办理；又下诏天下州郡都依照开封府分曹设置属官。政和二年，恢复设置开封府学钱粮官一员。五年，盛章上奏请求依照尚书六部设置架阁主管官一员。宣和元年，聂山上奏，请求司录、六曹官依照省部少监的制度封叙。下诏将其修订纳入条令。监安府旧称杭州，统领浙西兵马钤辖。建炎三年，下诏改为临安府，其守臣命令兼带浙西同安抚使。当时帅府设在镇江府；绍兴年间驻跸临安后，于是正式称为安抚使。设置知府一员、通判二员，以及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左司理参军、右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各一员。本府掌管京畿地区的事务，登记户口，均平赋役，颁布禁令。城内外分为南、北、左、右四厢，各设置厢官，受理百姓的诉讼。厢官允许奏请从京朝官中选取有亲民资序的人充任；后来因臣僚上言，罢除城内两厢官，只在城外设置。分派使臣十员，负责缉捕城中的盗贼。设置五处酒务，置监官以增加财利。划分六个都监的界限，派兵一百四十八铺巡逻防备火灾。设置两名总辖，承受御前诏旨文书。凡御宝、御批、实封所要取索的物品，就供应进呈；凡省、台、寺、监、监司的符牒，以及所属各县、仓场申报到的公事，就接收并办理；凡大礼和国信事务，都根据情况办理，祭祀共同供应礼料，会集时陈设帷幕，人使往来时辨认并安排船只，均须提前告诫有关官司准备。统领县九个，分设士、户、仪、兵、刑、工六案。其中户案又分上、中、下三案，此外还有免役案、常平案、上下开拆司、财赋司、大礼局、国信司、排办司、修造司，各自办理所属事务。设置的吏员有点检文字、都孔目官、副孔目官、节度孔目官、观察孔目官各一名；磨勘司主押官、正开拆官、副开拆官各一人；下名开拆官二名；押司官八人；前后行守分二十一人；贴司三十人。乾道七年，皇太子兼领尹职，废除临安府通判、签判职官。设置少尹一员，每天受理百姓诉状并报告皇太子，隔日率领属官到宫中禀报事务；设置判官二员、推官三员。有诏旨规定，少尹比照知府，判官比照通判，推官比照幕职官，其统辖范围和职分都照旧例办理。乾道九年，皇太子解除尹职，临安府知府、通判、签判、推官、判官都依旧设置。后来根据保义郎赵礼的状文：“临安府按条例应设置兵马监押一员，经任监当四员，初任监当缺一员；此前皇太子领府尹时不再差注，如今既已辞免，请将宗室添差的员缺依旧补授。”皇帝同意。淳熙三年，下诏罢除备摄官，只允许设置缉捕使臣十二员、听候差使六员。嘉泰四年，下诏临安府增置添差不厘务总管、路钤二十员，州钤辖、路分都监、副都监二十员，正将、副将十五员，安抚司淮备将领十五员，州都监以下十员，共以八十员为额。不久减去总管、路钤五员。开禧三年，又裁省罢除总管、路分共六员。河南应天府设置牧、尹、少尹、司录、户曹、法曹、士曹；尹以下所掌事务同开封府。尹有空缺时，设置知府事一人，由郎中以上官员充任；二品以上官员称判府。次府及节度州依此办理。设通判一人，由朝官充任。判官、推官各一人，也可以由京朝官签书充任。使院牙职、左右军巡都同开封府，但主、典以下官吏减少其数量。户曹总管府院户籍、考课、税赋；法曹专门掌管审议狱讼；士曹有时由受荫恩的人作为入仕起家之职，不常设置。各州府都相同。至道初年，罢除司理院，州中设置司士，选取官吏中强干或怠慢者充任，并供给簿书、县尉的俸禄。助教因特别恩典而授任的，不办理具体事务。次府设置牧、尹、少尹、司录、户曹、法曹、士曹、司理、文学、助教。牧、尹以下所掌事务都同开封府。大中祥符八年，以楚王担任兴元牧；后来又担任京兆、江陵牧，其余没有人担任此职。尹有空缺时，设置知府事一人，由朝官、刺史以上官员或诸司使充任。设通判一人，由京朝官充任。乾德初年，各州设置通判，统管军、州政务，事务可以专门上达，与长官礼数相等。大藩有时设置两员。户口少、事务简略的地方有不设置的；正任刺史以上的州设置知州，即使是小地方也特别设置。使院牙职等事务都同前文所述。

译节度使这一职务，宋初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所有事务都归本州知州、通判兼管，也没有固定员额。所享受的恩遇、礼数与宰执相同。刚授予此官时，要在中书省锁院下麻制诏书，礼遇尤其特殊，用来对待宗室近亲、外戚、国舅、驸马以及任职年久、资历深的人。若是在外任职，只有殿帅开始授予此官，而且也只限一人；有的功勋显著，在外任帅臣、守臣，或者以前任宰执而被授予此官的，更不会轻易授予。又遵循唐代制度，以节度使兼任中书令、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称为“使相”，用来优待功勋卓著的贤臣、年老的故臣以及任宰相资历已久而罢政的人；按照他们原来的职务，或加检校官，再授节度使出任大藩长官，统称“使相”。元丰年间实行新制，才改称“开府仪同三司”。旧制中，诏令从中书门下发出，按惯例，大事的诏令由使相署名。到这时，全部由尚书省执行，而开府仪同三司不参与其事。元丰八年，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元祐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仍任太师，充任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退休。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以后，旧宰相中后来被授此职的有刘正夫、余深，前任执政有蔡攸、梁子美，外戚有向宗回、宗良、郑绅、钱景臻，殿帅有高俅，宦官有童贯、梁师成。宣和末年，节度使多达六十人，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授予过滥。其中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任执政二人，大将四人，外戚十人，宦官因恩宠而获授的共有七人。南宋中兴后，各州升格、改置为节镇的共有十二处。当时，各将领中有兼领两镇、三镇的，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典礼。宋朝开国元老中，被授为两镇节度使的只有三人：韩琦、文彦博，以及中兴后的吕颐浩。三公最终都推辞了这一职务。至于韩世忠、张俊、吕颐浩、岳飞、杨沂中、刘锜这一类大将，大多做到两镇节度使；后来加授三镇节度使的有三人：韩世忠兼领镇南、武安、宁国三镇，张俊兼领静江、宁武、静海三镇，刘锜兼领护国、宁武、保静三镇。此后相沿下来，宰执、从官以及后妃亲族被授予此职的，人数不一。然而从建炎到嘉泰年间，宰相中被特别授予此职的有六人：吕颐浩、张浚、虞允文是因为功勋，史浩是因为资历，赵雄、葛邲是因为恩宠。执政一人，即右丞叶梦得。从官只有两人：张澄，官至端明殿学士；杨倓，官至敷文阁学士。只有绍兴年间的曹勋、韩公裔，乾道年间的曾觌，嘉泰年间的姜特立、谯令谯，都是因为攀附权贵、蒙受恩泽，最终也累加官职做到这一职位；这不是通常的制度。承宣使没有固定员额，旧称“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诏令说：“观察留后，是五代藩镇以亲信留任、办理后方事务的称号，不可以沿用，应在前面冠以军名，改称承宣使。”唐代有留后之职，五代沿袭了它。宋初，留后、观察使都不得兼任本州刺史。大中祥符七年，命有关部门查考旧例，才恢复兼带刺史。观察使没有固定员额。起初沿袭唐制，在各州设置观察使。凡各卫将军以及以其他职务遥领观察使的人，资历品秩都只按原有官职叙授。政和年间，诏令承宣使、观察使仍不得兼带“持节”等称号。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各州刺史都没有固定员额。靖康元年，臣僚说：“遥郡官和正任官所享受的恩数相差悬殊。由遥郡官转为正任官，应当按次序逐级迁转。现在有人从遥郡官起，又去掉阶官，便授为正任，直接越级转为本等正官，这些都是奸巧求进、越级攫取官位的行为。请求凡遥郡承宣使有功劳而授正任的，只授为正任刺史。”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凡未去掉阶官的称为遥郡，授予时去掉阶官的称为正任。朝见皇帝和参加御宴，只有正任官可以参加。遥郡官仍只按原有官职叙授，正任官则重新按次序逐级迁转；考察旧制，可见等级次序各有差等。中兴以后，节度使调换镇所逐渐减少，后来形成固定制度，不再改变，直接升迁为太尉；承宣使、观察使直接合并为一种官职，并且遥郡官去掉阶官后，任职已久便直接授为正任。绍兴末年，臣僚提出意见，虽然又恢复设置检校官，其他制度仍没有完全改定。第一百二十七卷·职官七 ○大都督府，制置使，宣谕使，宣抚使，总领，留守，经略安抚使，发运使，都转运使，招讨使，招抚使，抚谕使，镇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茶马、市舶等职，提举学事，提点开封府界公事，提举河北籴便司，经制边防财用，提举解盐、保甲、三白渠、弓箭手等职；府、州、军、监，诸军通判，幕职，诸曹等官；诸县令、丞、簿、尉，镇、砦官，庙令、丞、簿；总管，钤辖，路分都监，诸军都统制，巡检司，监当官。大都督府设置都督府长史、左右司马、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司士参军、司理参军、文学参军、助教。大都督和长史所掌事务与州牧、府尹相同；亲王任节度使时，由大都督主持；平民出身的人任节度使时，由长史主持。端拱初年，越王任威武军节度使、福州大都督府长史。淳化五年，吴王任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翰林学士张洎起草制书，又上表援引典故，宰相说：“越王已经任长史了。”皇帝说：“既然已经任错了，今后如有任命，就一并改正。”至道以后，因调换镇所，吴王于是改任大都督。大都督缺任时，设置知府事一人，地位与次府相同；设置通判一人，由京朝官充任。司马不管理具体事务。旧制，凡设置都督的州，官制都如上所述。南渡以后，以现任宰相充任都督，其次有同都督，另有督视军马一职，多由执政担任。虽然名称大体相同，但他们掌管总领各路军马、督察保护各将领，与旧制并不相同。起初，绍兴二年，吕颐浩首先以左仆射身份出任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在镇江设置都督府。此后，赵鼎、张浚、汤思退都以宰相兼任此职。吕颐浩回朝后，孟庾才以参知政事身份代理同都督出任，后来去掉“权”字。赵鼎先以知枢密院事身份任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后来与张浚一同任宰相，并将“兼都督诸路军马”带入官衔。不久，张浚独自奉诏到江上视察军队，设置都督行府，行府地点迁到文安，并依照三省的体制办理；凡召人赴行在，其事务分属于三省、枢密院。汤思退起初以左相身份出任都督，当时杨存中已以太傅、宁远军节度使身份任同都督。汤思退没有赴任，于是便以杨存中充任都督；非宰执而担任都督，是从杨存中开始的。

译绍兴三十一年，叶义问以知枢密院事身份督视江、淮、荆襄军马。第二年，汪澈以参知政事、湖北京西路督视军马身份任职，从此执政担任督视一职才见于记载。王之望辞去同都督一职时说：“朝廷对两淮，先前任命两名大将为招抚使，后来又任命两名侍从官为宣谕使，担心他们彼此不能统属，于是让宰相任都督，是想使事权归于一处；由此可以看出朝廷设置都督府的用意。”凡签厅文书，都依照尚书左右司、枢密院检详房的格式办理。属官有谘议军事、参谋、参议，都由从官充任；书写机宜文字、干办官、准备差遣，前后员额不一。开禧年间用兵，有时以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有时由知枢密院事代任，有时以参知政事督视四川军马，但都没有取得成效便罢免了。制置使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掌管筹划边境和军队事务。政和年间熙河、秦凤用兵，任命宦官童贯担任此职，并兼任经略使。靖康初年，朝廷会合各路军队解除太原之围，姚古、解潜先后担任河东、河北制置使，都因没有功劳而罢职。中兴以后设置制置使，掌管本路各州军队的驻屯、防守和抵御，多由安抚大使兼任，也由统领军马的官员充任。地位重要、品秩较高的，加授制置大使，地位在宣抚副使之上。绍兴元年，赵鼎首先任江西制置大使；此后席益任潭州帅，李纲任江西帅，吕颐浩任湖南帅，都兼领制置大使。开禧年间，丘崇、何澹也担任此职。有时设置副使来辅佐制置使。吕颐浩任江、浙制置使时，陈彦文、程千秋任副使。胡舜陟任沿江都制置使时，王义叔任副使。赵鼎任江西制置大使，岳飞任制置使，凡事都共同商议；遇到紧急事务就先行办理，但允许报告大使，请大使核定处理。起初，建炎元年，诏令安抚使、发运使、监司以及州军官员，都听从制置司节制。后来议论者认为，守臣既兼任安抚使，又兼任制置使，并且获准便宜行事，权力过于重要，几乎等同朝廷，于是诏令只允许制置司便宜处理军事，其他刑狱、财赋事务交给提刑、转运使；后来又诏令各路帅臣一律取消制置使的名号，只有统兵官仍照旧。隆兴以后，制置使有时设置，有时裁撤。开禧年间，江、淮、四川都设置制置大使。停战以后，只有成都守臣兼带四路安抚、制置使，掌管节制御前军马、官员升迁改任和罢免、类省试举人、考核郡守、举荐任用边州守臣及副职等事务，权力大致相当于宣抚司；只有财计、茶马事务不归其掌管。另有沿海制置使，由明州守臣兼任，但职责仅限于肃清海道、节制水军，不能与四川制置使相比。制置大使设置属官：参谋、参议、主管机宜、书写文字各一人；干办公事三人；准备将领、准备差遣、准备差使各五人；其余人员则根据时势和事务轻重增减。宣谕使掌管宣告、传达皇帝的恩德意旨，不参与其他事务，返回后即结束任期。绍兴元年，诏令秘书少监传崧卿充任淮南东路宣谕使，这是设置宣谕使的开始。第二年，分派五名御史到东南各路宣谕，告诫地方不要兴起诉讼，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捕捉盗贼，都是想让他们专心一意地施恩于民。后来，右司范直方宣谕川、陕，察院方庭实宣谕三京，也都是这个意思。陕西新近收复后，楼炤以签书枢密院事身份前往永兴宣谕，朝廷又命他招抚盗贼；郑刚中任川、陕宣谕使，获准按察官吏；汪澈任湖北、京西宣谕使，并兼节制两路军马。从此宣谕使的权力逐渐加重，所办理的事务开始不再专一。绍兴三十二年，虞允文、王之望先后充任川、陕宣谕使，都参与军政，权力和职责几乎仅次于宣抚使。后来，钱端礼、吴芾都以侍从官身份出任此职，事务办完便结束任期。属官和军兵，根据所承担事务的轻重，决定赏赐的厚薄。开禧年间，薛叔似、邓友龙、吴猎都因饥荒、盗贼以及平定叛乱后的事务前往各地宣谕，也都以从官身份出任。宣抚使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掌管宣布皇帝的威严、安抚边境、统领保护将帅以及督察军队等事务，由两府大臣充任。治平末年，命同签书枢密院郭逵任陕西宣抚使。治平三年，西夏军队侵犯边境，任命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宣抚使，随后又在军中拜为宰相，仍兼任宣抚使。政和年间，派宦官童贯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又兼任河北宣抚使。宣和三年，睦州盗贼方腊作乱，调童贯任淮南、两浙宣抚使，盗贼平定后恢复原职。靖康初年，种师道率军进入京城守卫，任京畿、河东、河北宣抚使，凡前来勤王的军队都归他统属。等到会合各道军队援救太原，又任命知枢密院李纲为河东、河北两路宣抚使。中兴初年，张浚以知枢密院事身份、孟庾以参知政事身份、李纲以前宰相身份，都出任宣抚使；张浚又在官衔中加“处置”二字。当时所辖地区为川、陕、京西、湖北诸路。绍兴元年，诏令由于淮南守臣多有空缺，百姓还不能恢复生产，分别任命吕颐浩、朱胜非、刘光世，都以安抚大使兼任宣抚使。武臣不是执政而担任宣抚使，实际上从刘光世开始。第二年，李光又以吏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身份任寿春等州宣抚使。从此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都以武臣身份充任宣抚使，王似也以从官身份先任副使，后来升为正使。绍兴三十二年，张浚再次以少傅、依旧任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充任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乾道三年，虞允文依旧以知枢密院事身份充任四川宣抚使。乾道五年，王炎被授为四川宣抚使，依旧任参知政事。开禧年间，以从官身份出任江、淮、湖北、京西等地宣抚使的，情况不一。属官有参谋官，由具有知州资历的人担任，官阶按提刑官叙定；参议官也由具有知州资历的人担任，官阶按转运判官叙定；机宜、干办公事，均依发运司主管文字的品秩叙官。凡宰执带三省、枢密院职务出使，文书下达到六部时使用札；六部下行文书时即具申状。若从官任宣抚使或副使，须向六部申报，六部下行文书时使用公牒。宣抚副使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掌管辅佐宣抚使办理事务。宣和末年，王师讨伐燕地，命少保蔡攸充任副使。靖康初年，会合军队援救太原，又任资政殿学士刘韐担任副使。建炎三年，周望任两浙宣抚使，以太尉郭仲荀为副使。此后，福建有韩世忠、川陕有吴玠，

译都曾获授这一职务。绍兴年间，张浚任川、陕宣抚使，将要被召回时，命从臣王似、卢法原担任副使；王似后来升任正使，卢法原仍任副使。也有不设置正使而只设置副使的情况，如胡世将在川、陕，岳飞在荆、襄，杨沂中在淮北，都只以副使为名。岳飞后来因功才去掉“副”字。也有身为正使而兼任副使的，如开禧三年，安丙充任利州西路宣抚使，同时兼任四川宣抚副使。宣抚判官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掌管辅佐宣抚使办理事务。熙宁年间，命直舍人吕大防任此职，实际上是宣抚使的上级幕僚。绍兴年间，张浚起初根据便宜之权任命刘子羽为副职，后来张宗元、吕祉也担任此职。绍兴十年，杨沂中以太尉身份任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以节度使身份任判官，礼遇相当、权力相等，犹如转运使、副使、判官之间的关系。诏令规定，行文时的文书署衔与他们的官职相同；宣抚使、副使、判官的名称相同，但职位的先后和轻重不同。总领共有四人。掌管筹措、转运和供应各军的钱粮，由朝臣充任，并兼带干办公事、户部等官职。朝廷按科目拨给各州军的上供钱米，总领要按时拘催，每年比较各州缴纳数额的盈亏，报告皇帝，据此赏罚。起初，建炎年间，张浚出使川、陕，任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设置办公机构并署衔，“总领”这一官名从此开始。此后大军驻在江上，间或派遣户部、太府、司农寺的卿、少卿调拨钱粮，都以总领为名。绍兴十一年，收编各路帅臣的军队，改编为御前军，分驻各地，于是设置三名总领，由朝臣担任，并兼带专门收发御前军马文书的职务。这是因为又让总领参与了解军政，不只是负责军饷供应而已。总领的官位在转运副使之上。镇江各军的钱粮由淮东总领掌管；鄂州、荆南、江州各军的钱粮由湖广总领掌管；建康、池州各军的钱粮由淮西总领掌管。绍兴十五年，又设置四川总领，兴元、兴州、金州各军的钱粮都由四川总领掌管。属官有干办公事、准备差遣；四川另有主管文字二人。淮东、淮西设有分差粮料院、审计司，审计司由通判代理。另有榷货务、都茶场、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大军库、赡军酒库、市易抵当库、惠民药局。湖广设有给纳场，由属官兼任。另设分差粮料院、审计院，由通判兼任。又有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库、赡军酒库。四川设有分差粮料院、审计院，由属官兼任。又有大军仓库、拨发船运官、赎药库、籴买场。淳熙元年，诏令委派各路州军通判，专门负责拘催各州的钱米，起运送到总领所；总领所每半年比较一次，据此实行赏罚。绍熙二年，根据淮西总领所的意见，制定知州、通判延长或减少磨勘期限的办法：十分中欠缴二分，延长考核二年；足额缴纳，则减免二年。吏员定额为：淮东九人，淮西、湖广十人，四川二十人。留守、副留守。旧制，天子巡行或亲自征伐时，就任命亲王或大臣总管留守事务。建隆元年，皇帝亲征泽州、潞州，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西京、南京、北京各设置留守一人，由知府兼任。西京为河南府，南京为应天府，北京为大名府。留守掌管宫门钥匙以及京城守卫、修缮、弹压等事务，京畿以内的钱粮、军队和百姓事务也都归其管辖。政和三年，资政殿大学士邓洵武说：“河南、应天、大名三府号称陪都，请求依照开封府的制度，恢复正尹、少尹的名号。”朝廷采纳了。宣和三年，诏令河南、大名的少尹依照熙宁旧制，分设左右厅办理政务；应天设置少尹一人。三京又设置司录，统管府中事务。南渡初年，东京、北京都设置留守，由开封府、大名府知府兼任；又以掌管军队的官员任副留守。后来河南恢复，南京、西京设置留守。绍兴四年，皇帝将要亲征，以参知政事孟庾为行宫留守，奏请设置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官一人、干办官二人、淮南差遣和差使各三人、使臣五十人，又设置留司台官一人。绍兴五年，撤销这一机构。后来秦桧任行宫留守，援引旧例设置属官。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由直秘阁以上官员充任，掌管一路的军政和民政。他率领属官，审理狱讼，发布禁令，决定赏罚，核查钱粮、铠甲器械出纳的名册，并依法办理。事情难以专断决定的，就把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备文奏报。涉及紧急机要、边防以及士卒犯罪应受处罚的事务，允许其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经常负责安抚、抵御戎夷，便任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队，并设置属官掌管重要机密文书，传达机密事务。河北及邻近地区的经略安抚使，职责仅限于安抚；属官有干当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准备将领、准备差使。元祐元年，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安抚都总管司，自元丰四年以后因战争兴起而增设的官属一律裁撤。又诏令取消经略安抚司的干当官。第二年，诏令沿边臣僚奏请的事务，都先送经略司详细审度后上报。元符元年，诏令经略司遇到战争兴起而征发军马时，要把数目备文通知走马承受。崇宁二年，熙河兰会经略王厚上奏：“溪哥城是古代的积石军，现在应当改为州，请求任用李忠为知州，设置河南安抚司。”朝廷采纳了。崇宁四年，设置河东、陕西各路招纳司，都隶属于经略司。崇宁五年，诏令河东同管干沿边安抚司公事者，每年准许到京城一次，奏报政事。政和四年，诏令把京西路安抚司迁到河南府，把京东路安抚司迁到应天府。宣和二年，诏令泸州守臣兼带潼川府、夔州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等职。又诏令撤销辅郡内颖昌府所带的京西路安抚使。宣和三年，诏令杭州、越州、江宁府、洪州守臣都兼带安抚使。宣和六年，诏令泸州只兼带主管泸南沿边安抚司公事。仍然派遣守臣担任。宣和七年，诏令河阳、开德的守臣都兼带管内安抚使。

译旧制，安抚使总管一路军政，由知州兼任；须太中大夫以上，或者曾任侍从官，才可以担任。品秩较低的，只称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中兴以后，职名稍高的官员出任知州，都可以兼任安抚使；如果是二品以上，就称安抚大使。广东、西、荆南、襄阳仍沿用旧制，加“经略”二字。凡帅府都兼带马步军都总管。建炎初年，李纲请求在沿河、沿淮、沿江设置帅府，以文臣任安抚使并兼马步军都总管，以武臣一人为副职，允许便宜行事，征辟设置僚属和将佐；调拨供应事务只归漕使掌管。后来沿江三大使司征辟设置的属官过多，边境战报稍微安定后，诏令加以裁定。参谋、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各一人；干办公事二人；文臣准备差遣、武臣准备差使、准备将领各以五人为定额；其他各路则根据地方事务的轻重增减。其余属官全部省除。后来因各路申请，有的设置、有的裁撤，情况不一。淳熙二年，诏令将扬州、庐州、荆南、襄阳、金州、兴元、兴州分为七路，每路委派一名文臣任安抚使治理民政，一名武臣任都总管治理军务。各路都总管的职务，暂且命帅臣依旧兼任，等正式官员到任后再交割。庆元二年，诏令利州西路安抚司在兴州设置机构，命都统制兼任。庆元五年，臣僚说：“选拔帅才，除曾任执政者外，两制、从官必须曾经任过郡守；一般官员必须曾任宪司、漕司且确有治理成绩。”朝廷采纳了。只有广南东路、西路仍兼带经略安抚使。绍兴五年，命襄阳守臣、湖北帅司都兼带经略安抚使；后来罢去，只有广南东、西两路仍照旧。走马承受，各路一人。隶属于经略安抚都总管司，没有事情时每年入朝奏报一次，有边境警报就随时骑驿马飞驰入奏。然而任此职的人不愿受其上级统属，便暗中删去“总管司”三字，希望擅自扩张权力。熙宁五年，皇帝命令纠正其官名，并铸造铜印发给他们，同时收回他们使用的奉使印。崇宁年间，开始诏令走马承受不得不隶属于帅司却擅自参与边境事务，否则按违反制度论处。大观年间，诏令允许他们根据传闻弹劾、议论政事。政和五年诏令说：“各路走马承受，体制相当于使者。近来都贪图贿赂，大多不履行职务，这难道是设置官职的本意吗？各自勉励，以称职地完成使命。若再犯以前的过错，惩罚绝不宽赦。”第二年七月，改称兼访使者。宣和五年诏令说：“近来各路廉访官沿袭积习，违法越权，依附下属欺瞒上级，凡边境机密事务都先申报后奏闻，并且侵犯监司、凌辱州县，插手军队和刑狱事务；又强买百姓财物，不按原价偿还，利用权力、倚仗势力，甚至与监司内外勾结作恶。从今以后仍如此，必定加以贬谪流放。”靖康初年，裁撤这一官职，依照祖宗旧制，恢复称走马承受。发运使、副使、判官掌管经营山泽财货资源，负责把淮南、两浙、江南、荆湖六路的储粮运往京城，同时兼管茶盐、钱币和宝货事务，以及专门举荐、弹劾官吏的事务。熙宁初年，辅臣陈升之、王安石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建议说：“发运使实际上总管六路财赋的出入，应当拨给他钱财，使他在用度不足时接济各处，让他全面了解六路财物的有无并相互调剂。凡上供物资，都可以把贵处的物品调到便宜处，把近处的物品换作远处供应；让他预先知道京城仓库的数目和应办物资，能够便宜行事，储蓄采购以等待朝廷命令，逐渐把物资价格贵贱、征收发放的权力收归公家，那么国用就可以充足，百姓财力也不会匮乏。”朝廷采纳了。不久又诏令六路转运使中不协力者应当改换，并允许发运使薛向自行征辟属官。又命令他举荐真州、楚州、泗州守臣，并兼任提举九路坑冶、市舶事务。元祐年间，诏令发运使兼管茶务。到崇宁三年，才另行派官提举茶盐。政和二年，裁撤转般仓，六路上供米直接从本路运到京城，由发运司掌握的纲船平均分配给六路。宣和初年，诏令说：“发运司根据六路的丰歉情况，平价收购粮食以供上，这是祖宗的旧制。过去因为奸吏侵吞挪用籴本，才破坏了这一良法。从今以后每年增加收购一百万石，与当年的定额一起运到京城。”宣和三年，方腊刚被平定，江、浙各郡都还没有固定赋税，于是诏令陈亨伯以大漕身份经管七路财赋，允许调剂使用，监司听从他的按察。陈亨伯于是把民间契约印税以及出售糟醋等收入收作钱，合计七种；从此州县所谓“经制钱”，就是从陈亨伯开始的。宣和六年，诏令恢复转般仓，命发运判官卢宗原筹办，不久由于靖康之难，最终未能恢复。渡江以后，发运司只负责领受朝廷拨下的籴本，收购粮米，广泛储积，以备国家使用。绍兴二年，根据臣僚意见裁撤，把它的职务分派给漕臣。绍兴八年，户部又说广泛收购、储积粮食有利，于是重新设置经制发运使，并兼管经制司财赋，因此得名。以微猷阁待制程迈充任经制发运使，专门掌管籴粮事务。程迈上疏说，租庸、常平、盐铁、鼓铸分别由各司掌管而总归户部，发运使已经没有可以施展的事务，因此坚决推辞，不肯赴任。绍兴九年，于是裁撤发运司，以户部侍郎梁汝嘉为经制使，负责检查朝廷内外遗失、陷没的钱物，催促尚未到达的纲运，筹办籴粮买粮，总领常平事务。不久又根据臣僚意见，把这些责任分给各路监司。乾道六年恢复设置，以户部侍郎史正志为两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这年冬天，因上报考核成绩虚妄欺骗而被贬，于是连同这一职务一并废除。

译都转运使、转运使、副使、判官掌管经营一路财赋，并考察财赋收入的增减和有无，以满足上供以及郡县的费用。每年巡视所辖地区，检查储积，核对账簿；凡属吏员侵害、百姓疾苦，都详细列举上报，并专门负责举荐、弹劾官吏。熙宁初年，诏令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漕臣可以乘驿马赴京，停留不得超过十天。不久又诏令三路漕臣各自征辟属官二人，由曾任知县的京朝官担任。熙宁二年，诏令川、陕、福建、广南七路，除朝廷堂选的守臣外，委托转运司依照四选的条例制定资格，直接注授，免于赴选，并将此定为法令。元丰初年，诏令河北、淮南、京东、京西以及陕西右路，虽然各自析分为两路，但准许依照未析分以前的制度，合并治理两路事务，钱粮也允许相互调剂。元祐初年，司马光请求除三路外，其余各路漕臣不得超过二人，属官超过员额的也裁减。绍圣年间，诏令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按路程远近分为三期，从年末冬季到第二年八月依次运足。大观年间，陕西漕臣定额为四人。政和年间，又诏令陕西为三人，熙河、秦凤两路各二人。宣和初年，又诏令陕西设置都漕二人，在长安总管全路事务；另设漕臣三人，分别掌管六路。中兴以后，设置官员掌管一路财赋收入，按照每年的定额钱物、斛斗数量，考察是否拖欠违期，督促补足欠额，以供给朝廷。间或巡视所属地区，就把财用的丰歉、民情的安危、官吏的勤惰都加以访问，奏报朝廷。遇有军事行动，就供应钱粮，有时命本路官员随军转运；有时另设随军转运使一人。有时各路事务应当合并处理，就设置都转运使总管。江东、江西分设三名帅臣，于是设置都转运使一人；张公济任江、浙、荆湖、广南、福建都运，赵开任四川都运。随军转运使和都运的设置、裁撤没有固定，而正使一职没有废除。副使、判官，则都根据资历深浅相应设置。属官有主管文字、干办官各一人；文臣准备差遣、武臣准备差使，员额多少不一。招讨使掌管招抚、讨伐和诛杀盗贼的事务，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建炎四年，以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张俊充任江南路招讨使，职位定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并作为固定制度。军中紧急事务来不及等待回报的，允许便宜行事。设置随军转运使一人、参议官一人、干办官三人、随军干办官四人、书写机宜文字一人，并听任其奏请征辟。绍兴五年，岳飞任湖北、襄阳招讨使，请求对州县中违法害民的官员，允许先行移文处理，或罢免后上报，朝廷采纳了。绍兴十年，金人侵犯三京，任命韩世忠、岳飞、张俊兼任河南、河北招讨使来抵御。绍兴三十一年，陕西、河东河北、京东京西等路都设置招讨使，大概也只是特别遥领这些地区而已。招抚使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建炎初年，李纲主持政务，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但还未出兵便被裁撤。绍兴十年，刘光世任三京招抚使，过了一年便罢职。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任命三名大将成闵、张子盖、李显忠分别为湖北、京西、淮东淮西招抚使。张子盖死后，由刘宝代任。不久事务结束，官员一并罢免。开禧二年，山东以及京东、京西北路都设置招抚使，后来全部裁撤。抚谕使掌管慰问安抚、访察民间利弊，并分条奏报，决定停止或施行有关事项，也不是经常设置的官职。建炎元年，皇帝对辅臣说：“京城士人百姓自金人退兵以后，人心还未安定，可以派官员前去抚谕。”于是任命路允迪、耿延禧为京城抚谕使，这就是设置抚谕使的最初用意。同年八月，又命学士院下诏，并命江端友等奉诏抚谕各路。后来，李正民以中书舍人身份任江、浙、湖南抚谕使，并命他按察官吏，申理百姓的冤屈；傅崧卿以吏部侍郎身份任淮东抚谕使，访察民间疾苦以及筹办营田等事务。有时不使用“使”的名号，而称抚谕官，所到之处以“某州抚谕司”为名。详细宣示皇帝的恩德意旨，使百姓知道皇帝的德意，起初与抚谕使没有区别。乾道元年，合门事龙大渊被派充任两淮抚谕军马，回来后便结束任期。这又是专为军马事务设置的抚谕官。镇抚使是旧制中没有的官职，南宋中兴时，临时设置它来收编各地群盗。起初，建炎四年，范宗尹任参知政事，认为群盗合力抵抗官军，不如分割土地安置他们；盗贼有了归属，就可以逐渐控制，于是请求稍微恢复藩镇制度。同年五月，范宗尹任右仆射，于是请求把淮南、京东、京西、湖南、湖北各路分为镇；除盐茶利益仍归朝廷并设置官员提举外，其他监司全部裁撤。上供财赋权且免除三年，其余财赋听由帅臣调剂使用，不再由朝廷供应；战争兴起时，允许便宜行事。当时大盗李成在舒州、蕲州，桑仲在襄州、邓州，郭仲威在扬州，薛庆在高邮，都就地任为镇抚使。其余有的用来安置归顺朝廷的人，分划情况不一；允许他们如果能够抵御外寇、建立显著功劳，特别准许世袭。属官有参议官、书写机宜文字各一人，干办公事二人，都听任其奏请征辟。时间久了，各镇有的战死，有的向北投降，只剩荆南的解潜。等赵鼎任宰相，召解潜主管马军，于是镇抚使便不再设置。

译提点刑狱公事掌管考察所辖地区的狱讼，裁判曲直；到任所后审问囚徒，详细核查案卷。凡是关押拖延、久不判决的案件，以及盗窃、逃亡而未能捕获的盗贼，都要弹劾上报；还负责举荐、弹劾官吏。旧制中，提刑官由文臣、武臣共同任用。熙宁初年，神宗认为武臣不足以考察所辖地区的人才，于是裁去武臣提刑。熙宁六年，设置各路提刑司检法官。绍圣初年，提刑兼管坑冶事务。宣和初年，诏令江西、广东增设武臣提刑一人，但遇到关帅时，不许武臣宪官兼任。中兴时，由于盗贼未平，各路没有武臣提刑的地方，暂时增置一人；建炎四年裁撤。绍兴初年，两浙路因疆域广大、边界遥远，派提刑二人；淮南东路裁撤提刑，命提举茶盐官兼任，大概是根据事务繁简而增减。乾道六年，诏令各路分设武臣提刑一人，必须选派公正廉洁、熟悉法律和民政的人；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后来武臣提刑逐渐专横，于是不再任命。乾道八年，根据臣僚意见，各路经总制钱都委托提点刑狱官督促催办。嘉定十五年，臣僚说：“广西所辖州军最多，提刑应当按照元先降下的指挥，分上下半年，在郁林州和静江府两处设置机构，不要使偏僻地区的贫苦百姓有冤无处申诉。” 朝廷采纳了。提点刑狱司的属官有检法官、干办官。提举常平司掌管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等法令，根据年成丰歉实行征收和发放，以使农民得到实惠。凡役钱，产业有厚薄，缴纳便有多少；至于发给吏员俸禄，也根据所任差役的轻重、难易分等。商人有积压的货物，官府便替他们收购，再卖给百姓，以平抑物价。提举常平司总管这些政令，并专门负责举劾官吏。熙宁初年，先派官员提举河北、陕西两路常平事务。不久，各路都设置提举官。元祐初年罢免此官，将其职务并入提点刑狱司。绍圣初年恢复设置，元符以后沿袭不变。提举茶盐司掌管从山中采茶、从海中煮盐所取得的利益，用来补助国家财政。茶盐都实行钞法，并根据每年额定收入的增减来处理，依诏令进行赏罚。凡供应不按期限，出售不合制度，以及州县不加体恤的，都要弹劾上报。政和改元时，下诏江、淮、荆、浙六路共设置一名提举官。不久，各路都设置了提举官。南宋中兴以后，统一设置提举常平茶盐司，掌管常平、义仓、免役等政令。凡官田收入以及坊场、河渡的收入，都按定额拘收缴纳；收购粮食加以储存，按时收放以便利百姓；根据产业高下平衡其差役。建炎元年，常平职务一并归入提刑司，钱款归行在。二年，才恢复设置常平官，归还其籴本，不久又罢免。绍兴二年，重新设置主管官，隶属于提刑司，委任通判或幕职官充任。后来设置经制司，把常平官改为“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不久经制司被罢免，又恢复为常平官。绍兴十五年，户部侍郎王鈇说：“常平制度设置的科条实在繁多，所获利益又不相同，难道一名主管官能够胜任吗？”于是下诏各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像四川没有茶盐的地方，仍由提刑兼任，主管官改充常平司干办公事。这年冬天，下诏提举官依旧制作为监司，与转运判官叙官，每年举荐升迁改任；官员如果不称职，便考核弹劾上报。后来常平钱大多被取去供养军队，常平司所掌的主要只是义仓、水利、役法和赈济事务。茶盐司设置提举官，原本是为了发卖钞引，流通贸易、增加财货，并按时到所辖州县巡行察访，禁止私自贩卖，考核弹劾违法者。其属官有干办官。后来与常平司合并，便兼行两个司的事务。都大提举茶马司掌管茶叶专卖的利益，用来补助国家财政。凡向四方异族购买马匹，大都用茶来交换。在产茶以及买马的地方，官属可以自行辟置，并根据数量的增减依诏令赏罚。旧制在原、渭、德顺三郡买马。熙宁七年，刚刚收复熙、河二州时，经略使王韶说：“西方人常带好马到边境，他们所喜爱的只有茶，但我们缺少茶与他们交易，请催促买茶司购买茶叶。”于是命三司干当公事李 【原文“李▯巳”疑为人名，字迹/OCR不清，暂不妄补】运送蜀茶到熙、河，设置六处买马场，原、渭、德顺三郡不再买马。于是杞说：“买茶和买马其实是一件事，请求与提举买马合并。”杞于是兼管马政，但机构分合没有固定。到元丰六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说：“茶司既然不兼管买马，便另立法令妨害马政，恐怕误了国家大事，请求把茶场和买马合并为一个司。”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在此以前，边境买马时，有关官员贪图赏赐，往往拿劣马充数。绍圣年间，都大茶马程之邵开始精心挑选、淘汰劣马，并规定以八月至次年四月为期限；又把有余的茶运到熙、秦两地购买战马，所以马匹增多而茶利丰厚，这两项办法都写入法令。元符末年，程之邵被召入对答，徽宗询问马政，程之邵说：“戎人的习俗是吃肉喝奶酪，所以看重茶；但茶很难得到。请禁止沿边出售茶叶，专门用蜀地所产的茶交换上等马匹。”皇帝下诏准许。不久便获得马一万匹。宣和年间，因为茶马两司的吏员过多，朝奉大夫何淅请求遵循元丰、熙宁时期已经形成的制度，根据事务繁简确定员额，朝廷采纳了。绍兴四年，开始命四川宣抚司拨付茶叶购买马匹。七年，又恢复设置茶马官；凡买马的黎、文、叙、长宁、南平、珍等州县，都由知州、通判共同筹办并负责。通判可以由茶马司自行辟置官员，并根据买马额数的盈亏实行赏罚。每年发运马匹，以供应屯驻各军和三衙的需要。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等职，都是考察资历后授予。乾道初年，因臣僚建议裁撤，改由各郡知州、通判、监押负责，不久又恢复设置。绍熙三年，茶马司拖欠马匹太多，下诏把本年马纲的钱价责令茶马司拨给湖广总领所，劳烦军官自行购买土马。嘉泰三年，因为发运的马匹不合规格，下诏茶马官各派一员，于是分为两个司：文臣在成都主管茶，武臣在兴元主管马。其属官共有干办公事四员、准备差使二员。

译提举坑冶司掌管征收山泽所产以及铸钱、冶炼之事，用来供给国家使用；每年有规定数额，根据收入的增减实行赏罚。旧制设置一员。元丰初年，因为它总管九路，开始无法周遍巡历辖区，于是增为二员。分设两个司：在饶州的统领江东、淮、浙、福建等路，在虔州的统领江西、湖、广等路。到元祐年间，又合并为一员。绍兴五年，因责任不专、职务废弛，下诏饶州司的官吏除留下属官一员外，一并裁减罢免，并归虔州司；又在“提点”之上加“都大”二字。有人认为其事权过重，便裁并归各路转运司办理，仍在行在设置提领诸路铸钱官一员，由侍从官充任，此后时而恢复、时而罢免，情况不一。乾道六年，并归发运司。发运司罢免后，又恢复设置提举两司，制度如初。淳熙二年，将赣州司并归饶州司，重新加“都大”二字，并与提刑司排列官阶。其属官有干办公事二员、检踏官六员，另有铜官、催纲官各一员。提举市舶司掌管外国货物、海船征税专卖和贸易事务，用来招徕远方来客，流通远方物产。元祐初年，下诏福建路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大观元年，又设置浙、广、福建三路市舶提举官。第二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请求把各路提举市舶归转运司管辖，没有得到答复。建炎初年，罢免闽、浙市舶司，归入转运司，不久又恢复设置。绍兴二十九年，臣僚说：“福建、广南各在一州设置市舶务，两浙市舶却分设在五处。”乾道初年，臣僚又说两浙提举市舶一司在抽解方面有扰民弊端，并指出福建、广南都有市舶，货物极多，设置官员提举确实合宜，只有两浙市舶司弊病丛生，可以罢免。朝廷采纳了意见。仍委任各地知州、通判、知县、监官共同检视，而由转运司总管。提举学事司掌管一路州县的学校政务，每年巡行所辖地区，考察教师儒者的优劣、生员的勤惰，并专门负责举荐和弹劾。崇宁二年设置，宣和三年罢免。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掌管察看京畿以内县镇的刑狱、盗贼、场务和河渠事务。提举河北籴便司负责采购粮食和饲草，以供应边境储备。提举制置解盐司掌管盐泽禁令，使百姓把粮食运入塞下，再领取钞券兑换食盐，以满足民间使用并充实边防储备。凡盐价高低以及文钞发行、收纳数量，都由它掌管。经制边防财用司掌管经办钱帛、粮草，以供应边防费用；凡专卖、贸易货物，清查耕地，以及边部弓箭手等事务，都奏报后实行。熙宁末年，因熙、河一带连年用兵，军需依赖支度，费用极大，才设置此司。元祐初年罢免。崇宁年间又设置提举兵马、提辖兵甲等职，都由守臣兼任。掌管考核训练军队，督促捕捉盗贼，以肃清境内；凡各营军籍，比较士卒强弱，实行赏罚。提举保甲司掌管把百姓按什、伍编组，教习武艺，并根据优劣予以升降。元丰初年在开封府界设置，随即把此法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后来各路都设置提举官，制度如同府界。提举三白渠公事掌管蓄水和泄水，使三白渠发挥灌溉关中的作用。拨发司、辇运司掌管按时起运纲运，并督促滞留的运输，以供应京师使用。提举弓箭手掌管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的名籍，以及编组、训练、赏罚等事务。政和五年，又以招募弓箭手的数量评定优劣。宋初为革除五代藩镇的弊端，召各镇节度使到京师，赐给宅第把他们留在京城，又分别派朝臣出守各郡，称为“权知军州事”；军是兵政，州是民政。后来由文武官共同担任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官员以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者，称为判某府、州、军、监。各府设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也同样设置一人。他们掌管总理郡政，宣布条令教化，引导百姓向善并纠察奸邪；按时劝勉考核农桑，表彰孝悌。赋役、钱谷、狱讼等事务，以及军政民政，都由他们总管。凡法律、法令和制度，都必须认真奉行，以率领所属官吏。有赦免令时，便按时宣读，并在辖境内颁告；举行祭祀典礼；考察郡中官吏的德行、义理、才能，予以保举任用。若官吏疲弱软怯、不能办事，或奸诈贪污、违法乱纪，就考核弹劾上报。遇到水旱灾害，依法赈济；安抚聚集流民，使他们安居，不致失所。河南、应天、大名府还兼管留守司事务。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兼任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兼任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兼任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兼任安抚使、兵马巡检。其余大的藩府，有的地处边境州郡，有的是一道的交通要冲，都兼任兵马钤辖、巡检，或者兼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等职。其余州、军，则根据地位高低和职务繁简分别设置官员，分设各曹办理事务，而总揽其纲要。凡属县事务都由其统辖。建炎初年，下诏说：“河北、京东、京西路，除帅司之外，旧来派文臣任知州的地方，准许有一次改派武臣。”又说：“重要郡由一名文臣带本路兵马钤辖，另派一名武臣充任副钤辖；次重要郡由一名文臣带本路兵马都监，另派一名武臣充任副都监。”绍兴三年，下诏凡守臣带路分钤辖、都监的地方一律罢免。五年，皇帝认为守令都兼带劝农公事，但多数不能履行职责，于是下令今后有治理成效显著者，可以命中书省登记姓名，特别提拔任用。凡从官出任知郡者，特别准许不回避本籍。起初，任命时遇到职位空缺，以及从外地罢任赴京，都命令引见入殿。九年，下诏守臣以两年为任期。又因武臣任郡守往往不懂民政，而且多有横暴行为，下诏新恢复的州郡只派文臣；后来因臣僚进言，极边控制要地仍派武臣，其余不属极边之地，文武臣都可派任。下诏说：“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应把民间利弊，或者边防五条，奏报朝廷；委托都司审查，其中有利于百姓的，立即施行。”后来又下诏，不限于五条。十三年，下诏依旧制带提举或主管学事之职。从官以上称为提举，其余知州、通判称主管；淳熙年间罢免。

译乾道二年规定，不曾任过守臣的不得担任郎官；各郡凡按规定文武臣可以通用派任的地方，都依旧制办理。通判这一官职，是宋太祖初年为整治五代藩镇的弊病而设置的。乾德初年，平定湖南后，开始在各州设置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人充任。建隆四年，下诏规定，知府处理政务，都必须由长吏和通判共同签名议定并联署，才准予发布施行。当时大州设置两名通判，其余州设置一名。州中居民不满万户的，不设置通判；但由武臣担任知州的，即使是小州，也特别设置通判。广南一带的小州，有以试秩通判兼任知州的。通判的职责，是作为知州的副贰，协助处理州政；凡军队和百姓、钱财粮谷、户口、赋税徭役、审理裁断案件等事务，通判都可以裁决可否，并与知州共同签署后施行。所属官员的善恶优劣以及职事的兴废情况，通判可以考察举劾，报告朝廷。元祐元年，下诏规定，知州属于帅臣的，其将要下达的政事，不许通判共同管理。元符元年，下诏规定，通判和幕职官每天都要到长官厅议事，并到都厅签署公文檄文。南渡以后，设置官员如旧制；在官署内则辅佐政务，出外则巡按县邑。遇有军事，专门负责钱粮，并与本郡共同催收经制钱、总制钱，交入户部。后来有些州设置两名通判的地方减为一名。小的军、监一律不设置通判。又下诏不再增添差遣。后来，有时因事务废弛请求恢复，有时因地处控制要害请求设置；绍兴五年以后陆续增置。除潭州、广州、洪州、镇江、建康、成都府现有两员外，凡帅府通判以两员为定额，其余设置一员。乾道元年，下诏买马州、军的通判，令茶马司依旧法奏请辟置，其余由堂除派人。淳熙十四年，利州路提刑说：“关外四州通判，请由制置司奏请辟置；金州、洋州、兴州、利州、文州、龙州等州通判，请送转运司拟定派遣。”朝廷都同意了。幕职官包括签书判官厅公事、两使、防、团、加事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等，掌管辅佐郡政，总理各案文书，斟酌事情是否可行，报告长官后决定停止或执行。官员人数多少，根据郡的大小以及职务繁简而定。起初，政和改元时把签书判官厅公事改为司录，建炎初年恢复旧名。节度推官、判官按军额设置，察推、支使按州、府名额设置。凡各州裁减通判的地方，便升判官为签判兼任其职。小郡推官、判官不同时设置，有时让判官兼任司法，有时让推官兼任支使；也有把判官职位一并裁撤的，便命录参兼管。重要郡的签判和推官都由堂除任命，其余由吏部派缺；两广之间允许监司辟差。绍熙元年，臣僚说：“广西奏拟的签判，多是恩科出身的衰老之人，请下令转运司，不许派年满六十、昏聩不明的人。”嘉定二年，臣僚说：“监司有干官，州郡有职官，可以供签厅使用；如果不是人才、不能胜任，考察举劾后更换即可。如今却动辄派三两名兼任签厅的人，有时四五名。这种冗费，和添差有什么不同？” 请求把各州郡派任的兼签厅官一律停止罢免。朝廷同意了。各曹官的旧制是：录事参军掌管州院的一般事务，纠察各曹拖延违误；户曹参军掌管户籍、赋税以及仓库收纳；司法参军掌管议定法律、判决刑罚；司理参军掌管诉讼、狱案的勘验审讯。中兴以后，下诏曹掾官依旧设置，只有司理、司法必须注明经任资格，并由刑法人试中者担任。乾道以来，有时以司户兼任司法，知录也有兼任其他职务的。乾道六年，汪大猷说：“司户是初任官，应令其专门主管仓库；知录应依司理的例子，以狱讼事务为重，不兼任其他职务。”朝廷采纳了，并仍依照知县的资格法令考选衡量。如果有年老、疾病、昏聩而难以任事者，就由本州知州、通判在判官、司理、主簿、县尉中选取任职满一考以上、没有罪犯记录且通晓法律的人，与其对调。绍熙元年，下诏未曾经过铨试的人不许注授司法。庆元五年，臣僚说：“司理掌管狱讼，事务繁重，应优待能够举荐他的举主；依照提刑司须有三名以上举主的规定，允许每隔一年举荐一名狱官。”嘉定年间，重申年满六十岁不得担任狱官的法令，并且不许恩科出身的人注授狱官。教授：景祐四年，下诏藩镇开始设立学校，其他州不得听任自设。庆历年间，下诏各路州、军、监都设置学校；学生达到二百人以上的，准许再设置县学。从此州郡没有不设学校的。开始设置教授，用经学和品行道义教导诸生，掌管考课、考试，并纠正不合规矩的行为。由转运司和长史在幕职官、州县官中推荐，或者由本地举人中有德行才艺者充任。熙宁六年，下诏各路学官由中书门下选派，从这时开始由朝廷任命。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各路只有大郡设置，军、监还没有全部设置。元祐元年，下诏齐州、卢州、宿州、常州等州各设置教授一员。从此各郡都设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一并罢免。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于四十二州。十二年，下诏没有教授官的州、军，令吏部报请尚书省选派。二十六年，下诏一律不许教授兼任其他职务，命提举司经常严格遵守。试教官始于元丰年间，添差教授始于政和年间。县令：建隆元年规定，全国各县除赤县、畿县外，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等。县令掌管总理民政，劝勉督促农桑，公平审判狱讼；有德政和禁令，就在辖境内宣布。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发放收纳等事都由其掌管，并按时编造户籍、催办征收两税。遇有水旱灾害，百姓可以申报灾伤，按受灾程度减免赋税。百姓因水旱而流离，就抚恤安置他们，不让他们失去生业。有孝悌行为和义行在乡里闻名的，要把事实详细报到州里，以表彰劝勉，激励风俗。京官、朝官、幕职官任县令时称知县事；有戍兵的，还兼任兵马都监或监押。宣教郎以下官员带监押职衔。起初，建炎年间多派武臣任县令；绍兴年间下诏专用文臣，但沿边溪洞地区仍允许指名选派武臣。县邑事务重大繁剧的，由堂除任命，并借给绯色官服和章服，严格禁止擅自离任；任期届满有政绩的，便予以升擢。乾道以后，规定任期为三年，并且不是任满两任不得授任监察御史。起初，改官的人一定要任县官，称为“须入”。绍兴十六年，下诏知县在任不能完成两考的，不得作为合格实历。嘉定十二年下诏：“两次任县令且任满替代者，实历达到九考、有政声而无过犯、举荐人数符合规定的，改官之人特别免除再次担任知县，准许接受签判或干官职位，以抵充知县履历。”

译县丞起初没有设置，天圣年间因苏耆请求，开封府的两县才开始各设置县丞一员，位在主簿、县尉之上，仍从有出身的幕职官、令、录中选任。皇祐年间，下诏赤县县丞一律授给新改官的人。熙宁四年，编修条例所说：“各路州、军事务繁重的县，户数达到二万以上的，增设县丞一员，由幕职官或县令充任。”元祐元年下诏：“凡因发放、收纳常平钱和免役钱而设置的县丞，一律裁撤。若事务繁重确实难以裁撤的，令转运司保留。”崇宁二年，宰相蔡京说：“熙宁初年，修治水土，实行市易法，开发山泽资源，都是王政的大事，请各县都设置县丞一员掌管这些事务。”大观三年下诏：“先前增设的县丞，除旧有额数以及一万户以上、事务繁多的县，和虽不足一万户但确实有山泽、坑冶之利可以修治兴办的地方依旧保留外，其余都裁撤。”建炎元年下诏，嘉祐以前原有员额的县丞以及一万户以上的地方保留一员，其余全部罢免。绍兴三年，因为淮东屡经兵火，暂时罢免县丞。十八年，设置海陵县丞一员。嘉定以后，小县不设置县丞，由主簿兼任。主簿：开宝三年，下诏规定，各县居民达到千户以上的，设置县令、主簿、县尉；达到四百户以上的，设置县令、县尉，由县令主持主簿的事务；不足四百户的，设置主簿、县尉，由主簿兼管知县的事务。咸平四年，王钦若说：“川峡地区的县，五千户以上的，请一并设置主簿，其余仍由县尉兼任。”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此后，川蜀和江南各县都增设主簿。南宋中兴以后，设置主簿，掌管官物的出纳和簿书的注销登记；凡是县中不设置县丞的，就由主簿兼办县丞的事务。凡是批示注销，都必须亲自书写签押，不许使用手记；并且不许派出任职，以防止擅自注销登记。县尉：建隆三年，每县设置县尉一员，位在主簿之下，俸赐与主簿相同。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各增设一员，掌管检阅弓手，收敛奸邪、禁止暴乱。凡县里不设置主簿的，就由县尉兼任。中兴以后，沿边各县有时以武臣任县尉，并兼任巡查、缉捕私茶、私盐、私矾，也有文武臣通用派任的。隆兴年间，下诏不许派衰老、残疾、患病或年满六十岁以上的人。县邑事务重大繁忙的，设置两名县尉。绍熙年间，下诏恩科出身且年满六十岁的人不得派任。嘉定十三年，下诏极边县的县尉，按照捕盗酬赏的班次改任，每年以二员为定额。镇、砦官：各镇设置在辖区内人口繁盛的地方，设置监官，掌管防火禁令，有时兼管酒税。砦设置在险要、控制防御的地方，设置砦官，招募土军，检阅操习武艺，以防盗贼。凡杖刑以上的案件都解送本县，其余案件听任镇、砦官审决发遣。庙令、丞、主簿：旧制中，五岳、四渎、东海、南海各庙都设置令、丞。庙中的政令大多由本县县令统辖。京官、朝官任知县的，称为管勾庙事；有时以令、录中年老昏聩、不能治理事务的人任庙令，以判官、司法、主簿、县尉任庙簿，掌管修葺、治理和修饰庙宇的事务。凡以财物施舍给庙宇的人，都登记姓名和数额并加以掌管。总管、钤辖司掌管总理军队、屯戍、营防、守御等政令。凡将领和士兵隶属官员的训练、教阅、赏罚等事务，都由其掌管。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以及提辖兵甲等职时，掌管统率军队、训练教阅，督促捕捉盗贼，以肃清辖境；各营军籍和赏罚事务，也都由其掌管。崇宁四年，蔡京奏请：“在京畿四周设置辅郡，以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作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由太中大夫以上官员任知州，另设副总管、钤辖各一员，知州任都总管。其余依照三路帅臣的制度。”朝廷同意了。大观三年，下诏东南师府设置总管，依照三路都总管的制度。靖康元年，下诏四道副总管一律可以由文臣、武臣通用派任。各路将官掌管统率所属禁军，按照行军布阵、队伍编制、金鼓旗帜以及弓箭击刺的方法教习训练；区别武艺强的人，等候次序升迁补任，以激励士卒。凡兵器、铠甲的数量，粮廪俸禄、犒赏供应，以及赏罚和约束的禁令，都由其掌管；副将作为副贰。如果屯戍防守边境，就接受帅司节制；遇到敌寇，就审慎决定作战、防守和援助等事。如果军队有功，就登记斩获人数，记录效命者，加以表彰赏赐。路分都监掌管本路禁军屯戍、边防、训练等政令，以肃清所辖地区。州府以下的都监，都掌管本城屯驻、兵甲、训练和差使等事务；资历浅的称监押。绍圣三年，下诏各路将、次将的位次列在路分都监之下。大观三年，下诏帅府没有路分钤辖、望郡没有路分都监的，准许各设置一员；其余增置的地方，任期届满不再派人。宣和二年，虔州增设都监一员。建炎初年，分置帅府，由各路帅臣兼任。重要郡的守臣带兵马钤辖，次重要郡带兵马都监；都以武臣任副职，称副总管、副钤辖、副都监，准许便宜行事办理军马事务、辟置僚属，制度依照帅臣。屯驻军队都有等级差别。遇朝廷发兵时，副总管任统帅，副钤辖、都监各自率兵跟从，听从他的节制。后来，益州、泸州、夔州、广州、桂州五州的长官又都以都钤辖为称。建炎四年，下诏建康府、江州路又设置副都总管一员，驻扎在已经设置帅司的地方。绍兴三年，下诏重要郡、次重要郡的守臣停止兼带兵职；各路副总管依旧制改充路分都监，作为一路掌兵官。各州钤辖有的裁撤、有的设置，情况不一；另有各路兵马都监、兵马监押，掌管烽火事务和捕捉盗贼。淳熙十六年，下诏各路训练钤辖都必须由六十岁以下、曾经从军而有才武的人充任。绍熙元年规定，杂流出身的人不得超过路分州钤；各州军兵马都监在独员设置的地方，专门选用有才武且曾任主兵官的人。庆元年间，下诏总管以下直到将、副将等官，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自行陈述请求退职，改任宫观差遣。起初守臣停止兼带兵职，只有江西赣州因为盗贼很多，仍兼带江西兵马钤辖。后来，武臣任路钤的，也没有军籍和军符；每年各州按例检阅军队，只是保存旧例。偶尔奉旨修治军器或训练禁军时，才仍把兵职带入官衔。

译诸军都统制、副都统制、统制、统领：旧制中，出师征讨时，如果各将不能相互统一，就选一人为都统制总领全军，但这还不是正式官名。建炎初年设置御营司，提拔王渊为都统制，正式以此为官名从此开始。后来神武五军以及川陕宣抚司、都督府、枢密院都设置这一职务。绍兴十一年，三大将的军队被罢免，各军都冠以“御前”二字；提拔各军偏裨将领为御前统领官，任统制御前军马者把此职写入官衔，秩位高的称御前诸军都统制，并命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的名称置于军额之前。后来，兴元、江陵、建康、镇江府，以及兴州、金州、鄂州、江州、池州和平江、许浦水军，都授任都统制，其恩典待遇大体仿照三衙，权任在帅臣之上；官位低的称副都统制。属官有计议、机宜、干办公事、准备差遣，设置多少不一。其次还有副都统制。乾道三年，皇帝告诉辅臣：“今后想让江上各军都设置副都统一员，兼管军事；这不仅是储备帅臣，也能使主将有所顾忌，不敢专擅。”并说：“都统制、副都统制的礼制有尊卑，也应制定条约。” 皇帝说：“这样一来，以后就不会导致争夺权力、超越礼制。”于是实行了这项规定。然而后来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很少同时授任。起初渡江以后，大军又设置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下面还有正将、准备将、训练官、部将、队将等名目，都是偏裨将领。旧制中，准备将以上的官职，都由主帅升调差遣，并且要先报枢密院审察。乾道七年，下诏训练官、部将以下，准许军中直接差遣，再报朝廷备案。绍熙年间，下诏各军升调统制至准备将的人，由主帅解送三人，赴总领所选一人，各将领认为不便。庆元三年，下诏由主帅选择，再由总领所或屯军处的守臣审核保明，报枢密院。巡检司有沿边溪峒都巡检、蕃汉都巡检，有管辖数州数县界内事务的巡检，也有管辖一州一县的巡检，掌管训练整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等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设置捉贼巡检，以及巡查马递铺、巡河、巡捕私茶私盐等职，都根据名称履行相应职务，掌管巡逻察访。中兴以后，分设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管招募、补充和教习土军、禁军的政令，以巡防抵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制险要以及地界宽远的地方，都设置巡检一员；往来相接、需要互相援助的地方，则设置都巡检总领，都由有才能武艺的大小使臣充任。各自根据所在地区听从州县守令节制，砦中事务也必须上报州县，听取指挥。海南琼管以及归州、峡州、荆门等处如果跨连数郡、控制溪峒，又设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加其权重。监当官掌管茶、盐、酒税以及场务的征收输纳和冶铸事务，各州军根据事务需要设置官员。征税专卖场务每年都有定额，年终考核定额收入的增减，以此进行举荐和弹劾。凡税利收入，每天列明数额上报州府。建炎初年，下诏监当官出现空缺时，准许转运司列出姓名奏请辟置一次，以两年为任期，实际任满六考后才准许关升。事务繁重的地方，准许增设一员。凡交接都必须设置簿历，以核查盈余和亏欠；应当选派文臣的地方，不再派武臣。淳熙二年，下诏库藏分额在二万贯以下的，选有才干者留任一员，由指挥、诸班直、亲从亲事官、保义郎以下人员差充。建炎四年，下诏每州以五员为定额。《职官八》第一百二十一志（合班制度）。建隆以后合班的制度。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列为宰相。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以及兼任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职务者，都列为使相。尚书令、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的旧仪制是：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位在太保之下。本朝以来，从太傅授太尉，现在依照这个次序。三师、三公的称号仍依旧仪制度。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旧制中排列在枢密使之下。枢密副使旧制排列在知枢密院事之上。同知枢密院事、宣徽南院使、宣徽北院使、签书枢密院事，以及参知政事以下的官员，班位临时取旨裁定。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左仆射、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诸府牧包括开封、河南、应天、大名、江陵、兴元、真定、江宁、京兆、凤翔、河中。又有大都督、大都护，如今都兼领其他使职，没有专门单设的。御史大夫、观文殿大学士，旧制中没有这一班位。六部尚书，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旧制中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排列在尚书之下。节度使所属节镇有泰宁、武宁、彰信、镇海、天平、安化、武成、忠武、镇海、可阳、山南东道、武胜、崇信、昭化、保康、天雄、成德、镇宁、彰德、永清、安国、威德、静难、彰化、雄武、保大、淮南、忠正、保信、保静、集庆、建康、宁国、镇南、昭信、荆南、宁海、武昌、安远、武安、镇东、平江、镇江、宣德、保宁、康国、威武、建宁、益州、安静、武信、山南西道、昭武、安德、武定、宁海、宁江、武康、清海、静江、宁远、建武、高州定南、密州静海、凉州西河、沙州归义、洮州保顺、应州彰国、威城、昌化、丰州、天德、朔州振武、云州大同。观文殿学士，旧称文明殿学士；如果学士兼任尚书，就按照本来所属的班位排列。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与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学士的班位，临时取旨裁定。玉清昭应宫副使、景灵宫副使、会灵观副使，与三司使、翰林学士的班位，临时取旨裁定。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旧制排列在诸卫上将军之下。六统军，即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

译诸卫上将军，即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领军卫，左、右千牛卫上将军。太子宾客、太常卿、宗正卿、御史中丞、权中丞，按站立班位排列。内殿起居时，只按本官班位站立。左、右丞，各行侍郎，节度观察留后，给事中，左、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知制诰，龙图阁待制，天章阁待制，观察使，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内客省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景福殿使，延福宫使，客省使，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诸卫大将军，太子左、右庶子，引进使，防御使，以及齐、济、沂、登、莱、郑、汝、蔡、颍、均、郢、怀、卫、博、磁、洺、棣、深、瀛、雄、霸、莫、代、绛、解、龙、和、蕲、舒、复、眉、象、陆、果等州的长官。团练使，以及单、濮、潍、唐、祁、冀、隰、忻、成、凤、海、鼎等州的长官。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官阶达到谏议大夫以上的，按本官品秩排列。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判官，太常寺、宗正寺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宣庆使，四方馆使，国子司业，殿中、少府、将作少监，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少尹，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子仆，以及淄、赵、德、滨、保、并、汾、泽、辽、宪、岚、石、虢、坊、丹、阶、乾、商、宁、原、庆、渭、仪、环、楚、泰、泗、濠、光、滁、通、黄、真、舒、江、池、饶、信、太平、吉、袁、抚、筠、岳、澧、峡、归、辰、衡、永、全、郴、邵、常、秀、温、台、衢、睦、处、南剑、汀、漳、绵、汉、彭、邛、蜀、嘉、简、黎、雅、维、茂、资、荣、昌、普、渠、合、戎、泸、兴、剑、文、集、壁、巴、蓬、龙、施、万、开、达、涪、渝、昭、循、潮、连、梅、英、贺、封、南雄、端、新、康、恩、春、惠、韶、梧、藤、龚、象、浔、贵、宾、横、融、化、窦、高、雷、南仪、钦、郁林、廉、琼、崖、儋、万安等州的刺史。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枢密都承旨，如果是由客省使以下官职充任的，就按本职官阶与同等级官员排列。如果由閤门使充任，就排在閤门使之上。如果从现任内客省使以下官职转任南班官，则也与同班排列，但仍排在原职之上。如果从客省副使以下官职转任南班官，则一律排在閤门使之上。宣政使、昭宣使、东上和西上閤门使、枢密承旨、枢密副都承旨、诸军卫将军、起居郎、起居舍人、知杂御史、侍御史，以及各行郎中：左司、右司，吏部、兵部司封、司勋、考功、职方，驾部、库部，度支、户部、金部、仓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皇城以下各司使，包括皇城、洛苑、右骐骥、尚食、左骐骥、御厨、内藏库、军器、左藏、仪鸾、南作坊、弓箭库、北作坊、衣库、庄宅、六宅、文思、东作坊、内苑、牛羊、如京、东绫锦、香药、崇仪、榷易、西京左藏、西京右藏、毡毯、西绫锦、西京作坊、鞍辔库、东染院、酒坊、本染院、法酒库、礼宾、翰林医官、供备库等使。枢密院的副承旨以及各房的副承旨，如果兼任南班官，位次在诸司使之下；不兼任南班官，位次在皇城副使之上。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右司谏，各行员外郎，客省引进副使、閤门副使，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皇城以下各司副使，各次府少尹，大都督府左、右司马，以及兖、徐、潞、陕、扬、杭、越、福等州长官。通事舍人，国子博士，《春秋》《礼记》《毛诗》《尚书》《周易》博士，都水使者，开封、祥符、河南、洛阳、宋城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内殿承制，殿中省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左赞善大夫、右赞善大夫，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太子中舍、洗马，太子诸率府率，左、右卫，左、右监门，左、右清道，左、右司御；枢密院兵房、吏房、户房、礼房副承旨，东头、西头供奉官，太子诸率府副率，诸卫中郎将，左、右金吾，左、右卫，左、右千牛，左、右羽林。郎将，左、右金吾，左、右卫。左、右侍禁，诸王友，诸王府谘议参军；官阶较高的，按本官排列。司天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节度行军司马、副使，秘书郎，左、右班殿直，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各寺、监丞，大理评事，太学、广文博士，太常太祝、奉礼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御史台及各寺、监主簿，国子助教，广文、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博士，律学助教，书学、算学无助教；司天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三班奉职、借职，防御、团练副使，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军事判官，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诸军别驾、长史、司马、司录、录事参军、司理参军，三京府军巡判官，排在诸曹参军之下；诸州诸司参军、军巡判官，诸县令，赤县丞，诸县主簿、县尉，诸军文学、参军、助教。元丰以后合班排列的制度。按照旧制，诸太师之中，太尉属于三公，位在太傅之上；政和年间改为三少。太傅、太保、侍中、中书令；政和二年改为左辅、右弼，靖康以后恢复旧称。尚书令、少师、少傅、少保；原来的太尉、司徒、司空，政和二年改置。尚书左仆射、右仆射；政和二年改为太宰、少宰，靖康年间恢复旧称。元丰年间规定，王爵列在左、右仆射之下。

译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元丰年间废止，元祐年间恢复设置，政和年间列入杂压。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尉。太尉旧属三公，政和二年改为三少；后来又把太尉列为武官一品，位在节度使之上。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元祐年间恢复设置，政和年间列入杂压。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学士；元丰年间规定列在节度使之下。保和殿大学士。政和五年设置宣和殿大学士、学士；宣和元年改为保和殿大学士、学士。待制也一样。殿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政和四年改为延康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殿学士；元丰二年增置直学士，待制也一样。显谟阁；元丰元年增置。徽猷阁；崇宁二年增置。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旧在直学士之下，元丰八年升高。开封君；崇宁三年升高。尚书各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政和四年改为述古殿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直学士，宣奉大夫、光祐大夫，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元祐大夫，右光禄大夫；这些官名均于大观二年改置。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殿中监；殿中监旧在秘书监之下，崇宁二年升高。大司成；崇宁二年增置。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通议大夫，承宣使；承宣使旧称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才改名。左、右谏议大夫，保和殿待制，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待制，太中大夫，太常卿，大司乐；大司乐于崇宁二年增置。宗正卿、秘书监、殿中少监；崇宁二年升高。观察使，中大夫，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中奉大夫；元祐年间为左中散大夫，大观二年改置。中散大夫、通侍大夫；旧称内客省使，政和二年改名，横行、正使、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也一并改名。枢密都承旨，国子祭酒，太常少卿，典药；典药于崇宁二年增置。宗正少卿、秘书少监，正侍大夫；正侍大夫旧称延福宫使，政和二年改名。宣正、履正、协忠三阶，均为政和六年增置。中侍大夫、中亮大夫；旧称客省使。太子左庶子、右庶子，中卫大夫；中卫大夫旧称引进使。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防御使、团练使、各州刺史、左金吾卫和右金吾卫以下各卫的大将军、驸马都尉，以及集英殿修撰；集英殿修撰一职于政和八年设置。七寺少卿所对应的官阶有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元祐年间设置），以及右朝议大夫（大观二年改置）。尚书左司、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原为集贤殿修撰，不列入杂压，政和六年改名并列入。国子司业、辟雍司业；崇宁元年增置。少府、将作、军器监都水使者，入内内侍省都都知；政和年间改为知入内内侍省事。内侍省都都知；政和年间改为知内侍省事。拱卫大夫；旧称四方馆使。太子少詹事、左谕德、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内侍省副都知；政和年间均改为同知省事。左武大夫、右武大夫；旧称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入内内侍省押班、内侍省押班；政和年间都改为签书省事。管干殿中省尚舍、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食六局；崇宁二年增置。枢密副都承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左司、右司员外郎，秘阁修撰；政和六年增置。开封少尹；崇宁三年升高。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库部、驾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开封府司录事，旧称录参军事，位在两赤县令之上；崇宁三年升格改名。直龙图阁；元丰、元祐年间规定不列入杂压，政和年间列入，其余相同。朝请、朝散、朝奉大夫，直天章阁；政和六年增列。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左、右正言旧在监察御史之上，政和年间升格。符宝郎；大观元年增置。殿中省尚食、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舍六局典御；崇宁三年增置。内符宝郎；大观元年增置。枢密副承旨；元丰年间规定，知上州者列在此官之下，元祐以后一并删去。武功大夫；旧称皇城使，自此官以下的官名都在政和六年改定。武德大夫；旧称宫苑使、左骐骥使、右骐骥使、内藏库使。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旧称翰林使、尚食使、军器使、仪鸾使。武显大夫；旧称左藏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武节大夫；旧称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平和大夫；旧称绫锦使，最初改为保和，政和五年因触犯殿名改为保痊，宣和六年又改为平和。武略大夫；旧称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保安大夫；旧称榷易使。武经大夫；旧称西京左藏库使。武义大夫；旧称西京作坊、东染院、西染院、礼宾使。翰林良医；旧称翰林医官使。武翼大夫；旧称供备库使。尚书各司员外郎，直宝文阁；政和六年增置。开封府司六曹事；崇宁三年增置。枢密院各房副承旨，朝请、朝散、朝奉郎，直显谟阁；政和六年列入。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诸卫将军，太子侍读、侍讲，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从宣正到协忠，都是政和六年增置。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旧称横行、副使，政和六年改名。监察御史；元丰年间规定，知中州者列在此官之下。殿中丞；旧在秘书丞之下，崇宁二年升高。直徽猷阁；政和六年设置。承议郎、武功郎至武义郎、翰林医正、武翼郎、诸司副使；太子中舍，太子舍人，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翊善等官旧称侍读、侍讲，政和年间改名。

译太常丞、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太医令，宗正、大宗正，秘书丞，直秘阁；直秘阁于政和六年设置，元丰年间规定知下州者列在此官之下。奉议郎，大理正，著作郎，太史局令，直翰林医官局，殿中省六尚奉御；六尚奉御旧在大理正之上，政和年间改定。太医丞；元祐年间增置。閤门宣赞舍人；旧称閤门通事舍人，政和六年改名。两赤县令，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率，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陵台令；太常博士、陵台令于元祐年间增置。著作佐郎，殿中省主簿；崇宁二年增置。国子监丞、辟雍丞；崇宁二年增置。宗子；崇宁元年增置。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敦武郎；敦武郎旧称内殿承制，政和六年改名，以下同。通直郎、修武郎、内殿崇班。内常侍；元丰年间规定，上州通判列在此官之下。太史局正，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开封府参军事；开封府参军事于崇宁三年增置。太医局正，秘书省校书郎，天字亲王府记室；元丰年间、元祐年间的令文中有“参军”二字，政和三年删去。太史局五官正，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元丰令规定列在监丞之上，元祐年间改列在监丞之下。九寺、大晟府主簿；崇宁三年增置。主簿、閤门祗候、枢密院各房副承旨；元丰令规定，中州、下州通判列在此官之下。供奉官；旧称内东头供奉官，政和六年改名，以下同。从义郎；旧为东头供奉官。左侍禁；旧为内西头供奉官。秉义郎；旧为西头供奉官。太子诸率府副率，主管左、右厢事务；崇宁年间增列。右侍禁、左班殿直、殿头高品。忠训郎、忠翊郎、左侍禁、右侍禁。宣教郎；旧称宣德郎，政和四年改名。太学、辟雍官；崇宁元年增置。武学、律学，开封府相关官职；大观元年设置。博士，太常寺奉礼郎，大晟府协律郎；崇宁二年增置。太常寺太祝、郊社令、籍田令，光禄寺太官令；元丰、元祐年间的令文规定，列在太学博士之上。五监、辟雍官；崇宁元年增置。主簿，宣义郎，成忠郎、保义郎、左班殿直、右班殿直。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宗子官，崇宁元年增置。国子、太学、辟雍正，武学谕；崇宁元年设置。律学正；崇宁元年设置。太医局丞，京府、诸州司录事，承直郎；崇宁三年由留守、节度判官改置。选人共分七阶，从儒林郎到迪功郎。京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令、右班殿直、高班。黄门内品，承节郎、承信郎；旧称三班奉职、借职。京府、诸州司六曹事；元丰、元祐令中称六曹参军。政和三年删去“参军”二字，改为司录事、司仪曹事，其余各曹依此办理。儒林郎；旧称掌书记。文林郎、从事郎，三京畿县令，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两赤县主簿、县尉，诸州上、中、下县令、县丞，从政郎；从政郎旧称司录事参军、县令。京府、诸州掾官，修职郎；旧称知录事参军、知县事。京畿县主簿、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迪功郎；迪功郎旧称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诸州司士、文学、助教；旧称参军事。唐代法令规定，九品以内官分为一品至九品，并有正、从以及上下阶的制度。后来升侍中、中书令为正二品，御史大夫、散骑常侍、两省侍郎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正四品。谏议大夫分为左、右。改将作大匠为将作监，改太史局为司天监，设置大监，品秩为正三品；少监为正四品上阶；丞为正六品上阶；寺簿为正七品上阶；主事为正八品下阶；五官正为正五品上阶；副正为正六品；灵台郎为正七品下阶；保章正为从七品上阶；挈壶正为正八品上阶；五官监候为正八品下阶；司历为从八品上阶；司辰为正九品上阶。又设置国子博士、五经博士，品秩为正五品上阶；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为从二品；左、右龙武军、神武军大将军为正三品，将军为从三品。又设置内侍监，品秩为正三品；少监为从四品。把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列在参军之上。五代重新设置尚书令为一品，升右丞为正四品上阶，降低谏议大夫的班次，使其列在给事中之下。

译宋朝初年大体沿用这一制度，只升宗正卿为正四品，宗正丞为从五品。军器监、少监，甲弩坊署令、丞、监作、录事，昭文馆校书郎，司辰、司历、监候，殿中各署监事、计官，太常所属各陵庙及太医、太公庙署令丞，医针博士、助教，按摩博士、呪禁博士，卜正、卜博士，宗正寺崇玄署令丞，大理狱丞，鸿胪典客，太府寺平准、左藏、右藏、常平署令丞，都水监舟楫、河渠署令丞，官苑总监、副监、牧监、副监、丞、主簿，诸园苑司以及百工等监、副监、丞，诸仓、诸冶、诸屯、温汤监及丞，掌漕，诸军卫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正直长、长上、备身、左备身、右备身，左、右亲卫府中郎将，左、右勋卫府中郎将，左、右翊卫府中郎将，兵曹三卫，折冲、果毅、别将、长史、兵曹参军、校尉、旅帅、队正、队副，镇军司马、判司，太子詹事府丞、主簿、司直，司议郎、舍人、文学、校书、正字，崇文馆校书，侍医、通事舍人，左、右春坊录事、主事，三寺丞、主簿，诸署令、丞，典仓署园丞，厩牧典乘，内坊典内及丞、典直，率府长史、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直长、千牛备身，亲卫、勋卫、翊卫府中郎将，兵曹三卫，王府文学，东西閤祭酒，掾、属、主簿、录事，诸曹参军、行参军、典签，典军、执杖、执乘、亲事、校尉、旅帅、队正、队副，国令，大农尉、丞，公主邑令、丞、邑司录事，河南、应天及诸次府都督，都府功曹、仓曹、兵曹参军，诸州司功、司仓、司兵参军，诸县丞，京县录事，诸镇仓曹、兵曹参军，戍主、戍副，关津令、丞，以及门下省城门郎、符宝郎，太常寺协律郎，军器监丞、主簿。太常寺郊社、太卜、廪牺署，光禄寺太官、珍羞、良酝、掌醢署，卫尉寺武器、守宫署，太仆寺乘黄、典厩、典牧、车府署，鸿胪寺典客、司仪署，司农寺上林、太仓、钩盾、导官署，太府寺诸市署，少府监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署，将作监左校、中校、甄官署令丞、监膳，殿中省六局直长、食医、侍御、医司、医佐、掌辇、奉乘、司廪，太子典膳、典药、内直、典设、宫门郎及各局丞，这些官职名称都保留下来但很少任用，长期没有俸禄；只有经常任命官员的官职才记载下来。各司主事等官职名称也都保留，但没有士人担任。另行设置中书、枢密、宣徽院、三司以及内廷各司，都是沿袭旧制而有所增减。建隆三年三月，有司进呈《合班仪》：“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东宫三太，嗣王，郡王，仆射，三少，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卿、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各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现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副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谕德，家令，率更令、太子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谘议参军，司天五官。”凡是官员杂坐排列的次序，都以此为准。” 诏书说：“尚书省是处理天下事务的根本，但官员班次通常只与门下、中书两省官员相当；节度使出任地方长官，总管一方，而他们的检校官往往官至太子三师、三公，地位却排在九寺卿监之下，实在没有道理。给事中、谏议大夫、舍人，应当降列在六曹侍郎之下；补阙列在郎中之后，拾遗列在员外郎之后，节度使则升列在中书侍郎之下。”乾德五年正月初一，皇帝在乾元殿接受朝见，把节度使的班次升到龙墀内金吾将军之上。淳化三年八月，有司重新制定《合班仪》，诏令把尚书令升到三师之上。淳化四年，把节度使升到常侍之上，观察使列在秘书监之上，防御使、团练使列在庶子之下，刺史列在太子仆之下；又把各行郎中升到殿中侍御史之上。至道三年七月，命令节度观察留后列在给事中之上。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把两省侍郎的班次升到常侍之上。天禧三年十一月，命令节度使的班次列在中书侍郎之下。关于排班次序和比照品级的制度，枢密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都与宰相同班，列在宰相之后。枢密使如果不兼任平章事，就站在参知政事之前、宣徽使之下；至道三年升到其上。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诏令从今以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一律按任职先后排列，宣徽使也一样。资政殿大学士列在文明殿学士之上。旧制中文明殿学士在枢密副使之上，太平兴国五年移到枢密副使之下。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列在翰林学士之下。建隆三年，规定翰林学士的班次列在各行侍郎之下；官至丞、郎的，列在常侍之上；官至尚书的，按本官班次排列。淳化五年，升到丞、郎之上。枢密直学士也一样。

译龙图阁学士列在枢密直学士之上，龙图阁直学士列在龙图阁学士之下，但稍稍退后。待制列在知制诰之下。景德元年首次设置待制，赴内朝时，每五日朝见一次，只按本班次序叙列。大中祥符二年，升侍知制诰，仍列在知制诰之下。代理三司使的，列在知制诰之上；兼有学士职衔的，按本班次排列。三司副使列在少卿、监之上；官品较高的，按本班次排列，均作为内品职。宫观副使列在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上；若本身是学士，只按本班次排列。判官列在三司副使之下。知制诰以上官员充任判官的，按本班次排列。给事中、谏官代理御史中丞的，令其在正衙御史中丞砖位处列立；其余仍按本班次排列。凡起复任官，都按初次授官的次序，列在本官职的末位；也有奉特旨令其按旧班次排列的：内客省使相当于七寺大卿，景福殿使、客省使相当于将作监，引进使相当于太子庶子；宣庆使、四方馆使相当于少卿，宣政使、昭宣使、閤门使相当于少监；客省等副使相当于员外郎。皇城使以下各司使相当于郎中，副使相当于太常博士；内殿承制相当于殿中丞；崇班及閤门祗候相当于赞善大夫；供奉官相当于诸卫率；侍禁相当于副率；殿直相当于著作佐郎；奉职、借职列在诸州幕官之上。枢密都承旨列在閤门使之下，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列在诸司使之下，逐房副承旨列在洗马之下。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都列在节度使之上；六统军、诸卫上将军列在常侍之下。乾德二年，诏令上将军列在中书侍郎之下。淳化四年，提升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列在尚书之下，仍按高于节度使的次序排列。大将军列在大监之下，将军列在少监之下；仍列在閤门使之下。金吾卫列在本班之上，所说的是中郎将。诸卫率、副率列在洗马之下。凡内职，与朝官相当的列在其下，与京官相当的列在其上。皇亲的班次制度：开宝六年，诏令说：“晋王的地位和声望都很尊崇，亲近贤德无人能比，应当列在宰相之上。”太平兴国八年，楚王、广平郡王出閤，令宰相列在亲王之上。天禧四年七月先天节，群臣祝寿时宰相缺席，命泾王元俨代理太尉。景德年间，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加授同平章事。当时驸马都尉石保吉先任使相，史馆援引唐代制度，认为宗室应列在同品官之上，于是把惟吉的班次升上去。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呈上《都亭驿酺宴位图》，皇从侄孙、内殿崇班守节与从侄、右卫将军惟叙等列在同一班。皇帝说：“族子和诸父，怎么能同列？”于是命令重新排列座位。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兴州团练使德文说：“男侍禁承显赴宫中起居，请求列在惟忠之子从恪之上。”当时从恪虽属侄辈，但授职在先，于是诏令宗正寺制定《宗室班图》上报。宗正寺说：“按《公式令》规定，朝参时排列站立，职事相同的先按爵位，爵位又相同的先按年龄。现在请宗室官职相同而按兄、叔、次弟、侄排列的，一律空出一个位置站立。”天禧四年五月，左正言、知制诰张师德说：“奉诏任知颍州，因为皇弟德雍现任本州防御使，请求降低我的署衔班次。”中书门下说：“据御史台称，每逢大朝会列班时，皇亲中的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列在节度使之下，稍稍退后排列。” 诏令张师德把署衔班位排在德雍之下。除此之外，制置使、发运使、转运使及副使，不限官品，班位都列在提点刑狱之上。旧制只按从官排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确定了这一制度。朝官担任知令、录的，列在判官之上；京官列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长史、司马、别驾列在幕府官之下、录事参军之上，并在长史庭参见。监当官中，朝官自殿直以下的，列在通判、都监之下、判官之上；通判和都监均按官品次序排列。京官中的奉职、借职担任监当的，按知令、录的次序，列在判官之下。元丰新制实行后，参照寄禄官的官品高低排列，改革很多，另行制定班次。此后元祐、崇宁、大观、政和年间，又有增补和改革，另附在后面。至道二年，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书说：尚书省是国家收藏典籍、掌管政教的机构，用来全面了解天下地理的广阔、风土所宜以及民俗利害等事。当成周时期，天下治理安定，制定礼制，首先设置六官；汉、唐沿袭了这一制度。自唐末战乱纷杂，朝廷急于经营，无暇治理政教，所以钱谷事务由三司掌管；六曹的名称虽然还在，实际职能却已经消亡。谨按：吏部四司是天官的职掌，主管文官选举，全面了解天下官吏的功过和才干，考核确定升降等事；户部四司是司徒的职掌，主管国家的五教，全面了解天下户口数目；礼部四司是宗伯的职掌，主管国家五礼，辨明仪式制度，全面了解天下祠典、祭祀等事；兵部四司是司马的职掌，主管武官选举，全面了解天下兵马、器械的数目；刑部四司是司寇的职掌，主管国家法令，全面了解天下狱讼、刑名、徒隶的数目；工部四司是司空的职掌，主管国家各种工匠，全面了解天下疆界、城郭、山泽、草木、河流、津渡、桥梁、船只、陂池的数目。以上二十四司所掌管的事务，各自绘制图籍，详细记载名称和数目，收藏在本曹，称为载籍。这样就能全面了解天下事务，由中央控制地方，犹如指掌之间。

译如今各项职司长期废弃，载籍散失，只有吏部四司的官署略有保留；祠部有各州僧道的文书账册，职方有各州闰年的图经，刑部有复核各州已判决的大辟案件文书及勾禁奏状，除此之外大多没有旧有格式。希望命令各州每年编造户口、税租实际收支的簿账，把长卷抄录一份，另抄一本送尚书省，收藏在户部。由此推及天下其他官吏、民户、机构废置、祠庙、兵甲、徒隶、百工、疆界沟洫等事项，也都可以登记其名称和数目，送尚书省，分别交给各司，使其密封掌管。等到一年以后，文籍完备，然后才可以振兴官府职守，兴办和崇尚政教。希望选拔几位通晓治国体制的大臣，参照古今礼典及各种法令格式，并结合三司所掌管的钱谷、器械、簿账等事项，详细制定各州向二十四司供应载籍的格式。这样，尚书省就具备收藏天下事物名称和数目的典籍，正如秘阁收藏图书、太学收藏经典、三馆收藏史传一样，这些都是它的职掌。太宗看了奏章，赞许此事。诏令尚书丞、郎及五品以上官员集会讨论。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说：“君王设置六官，是取法天地四时的权柄，是百官的根本，也是政教所由产生的地方。希望交给崇文院考察六曹所掌管的图籍，查明从哪一年起不再归于都省，详细考究其废置的开始，探究其损益的根源，以期恢复。”后来这项议论也搁置了。大中祥符九年，真宗与宰相谈到尚书省制度时说，议论此事的人多次请求恢复二十四司制度。杨砺曾说：“实行起来并不难，只要让郎官与诸司使共同掌领一项职务，就可以逐渐改造。”王旦说：“唐代设置内诸司使，都是仿照尚书省的官司：如京相当于仓部，庄宅相当于屯田，皇城相当于司门，礼宾相当于主客。虽然官名品级可以仿效，但事务和职责并不相同。唐朝诸司所掌管的，只有京城内外；各道的兵赋都归藩镇，不是南宫一个郎中、员外郎所能控制的。朝廷所得只有三分之一，名为上供；其余以留州、留使为名，都归藩臣所有。如今的三司就是尚书省，旧有事务都在其中，只是所有赋税一分一毫都归县官而由朝廷供给，所以减免赋税，恩泽就施及下民；赏赐财物，恩惠就归于皇上，这是圣朝不可改变的制度。” 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上疏说：国家遵循旧制，同时设置各个官司，但只是徒有名称，没有履行职能。比如尚书省这个总机构，上承文昌之法，是治理的根本，政务典章由此产生，各项条目都很完备，可以实际推行。如今尚存的，只是吏部铨选拟定官员、秩曹审核复查；其余租庸、专卖事务由其他使职总领，兵籍和军符也不是本司校定。职守虽然还在，有些事务却已经分割；纲领虽然保存，有些政令却不由本司发出。丞相辅佐统辖的名义徒然设置，却没有过失可纠正；宰相的职责虽重，却没有事务可以亲自掌管。周代的六官于是废弃了。至于寺、监原本各有掌执，台、阁都载有规程，明确的制度仪轨，全部写在典籍中。国家担心铨选不当，所以设置审官司；担心议定刑狱有滥失，所以设置审刑院；害怕诏令有所错误，所以设置封驳局。臣认为关键在于树立纲纪，不在于改弦更张。若把辨论官员才干归于宰相府，审官司就可以废除；把详审刑狱归于司寇，审刑院就可以撤去；把诏命的出纳归给事中掌管，封驳局就可以罢废。至于尚书省二十四司各自发挥职能，寺、监、台、阁全部恢复旧制，依据《六典》的法度，振兴百官废弃的职守，这全在我们自己，难道有什么困难吗？” 这样，朝廷会更加尊崇，朝堂上下的等级会更加严明，官品流别会更加清晰；端坐而天下得到治理，正是由此而来。又因为唐、虞时期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时官员增加一倍，秦、汉时更加繁多。到了唐代，六官制度都还存在，从三公这样的极贵官职到九品这样最低的官职，全部写入法令，都规定了员数。《左传》说：“官职不必全部配备，只要任用合适的人。”官位空缺也就可以了。至于在编制外增置官员，如果不是有才干的人，因而有“灶下”“羊头”之类的嘲讽，也有“斗量车载”之类流传的讥谣；关系国家体面的大事，尤其必须慎重。我私下看到班簿，员外郎有三百多人，郎中也有一百多人；其余太常博士、国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马，都有数百人，通常参加朝参，并且都登记在引籍上，却不知道各自应当守什么职务，多半凭借恩泽按次序升迁。请求按照唐制，凡九品以上官员，都确定员数。又想到从前秦朝开设郡、设置郡守，汉朝把天下划为十三部，任命刺史统领。后来依郡设州，以太守为刺史；到了唐代，也曾多次变更，但没有几年又恢复旧制。如今常常任命省署官员出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职，这只是权宜制度，难道可以作为长久遵循的规范吗？臣请求各州都设置刺史，按户口多少确定俸禄，分为下、中、上、紧、望、雄六等；品秩制度大体依旧例，与常参官相比照其阶资，出入任职和升迁调换都依次办理，省去通判这一名目，只设置从事官员，建立廉察府加以统辖，并依据舆地图来区分安排。太平兴国初年，诏令废除支郡，是一时的措施；十州结为一连，后周的法制还在，一道设置使职，唐代制度也可以寻见。至于号令的施行、风俗教化的发布，先传达到府，府传达到州，州传达到县，县传达到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提起纲绳，网眼就会张开；振起衣领，众毛就会理顺。由此说来，支郡不能废除是很明显的。臣请求恢复设置支郡，隶属于大府，按照地理远近分割辖区，如同漕运系统的统辖，使名分有序，官员职事自然能够推行。

译又看到唐代制度，内外官员除俸钱外，还有禄米、职田，并供给防閤、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按官品差别确定人数，每年收取他们的赋役来供养官员家庭。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用来供给公用。自唐末战乱以来，国家用度不足，百官俸钱都减去一半，其余另行供给一概暂时停止。如今官员在半数俸钱中已经被除陌扣除，又在这半数俸钱的三分之中拿出二分用其他物品支付，拿到市场出售，十成只能得到一二成，连糊口都不够，哪里谈得上代替耕作呢？从前汉宣帝下诏说：“官吏能够勤勉办事，但俸禄微薄，想让他们不侵害百姓是很难的。”于是增加官吏俸禄，并写入策书。我私下看到如今从年轻时入朝、竭力任职的官员，他们的俸禄不能使九个人吃饱，还不如周代的上等农夫；所得禄米从未达到百石，还不如汉代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地位没有比他们更尊贵的，但每月俸禄收入还不如军中统领千人的将帅，难道符合考察古制的本意吗？请求今后百官的俸禄和各种供给都依照旧制，既然使他们的日常收入丰厚，就可以要求他们守廉洁的操守。官员又限制在常额之内，按理应当比过去减少费用，这正是唐、虞的制度。凡品官，都设置资历考核，考察其政绩优劣，交由主管机关处理；有的逐级升迁，有的越级补授。国朝多因郊祀而普施庆恩，逐渐升迁官职，考功黜陟的制度不能实行，士人流品的清浊也无法辨别。陛下深知其中弊端，开始致力于革新。昨日举行明禋，只是加授阶官爵位；虽然纠正了以前的过失，却没有振兴旧有制度。还请求依照旧制，内外官员分别设立考核期限，再令考功修复并履行职能，每年设置考核使者进行考察，以表明完全公正；官员资历品秩的改迁、赏罚和奖惩，都一律遵循旧典，以振兴那些久被滞留埋没的人才。又从西汉以来，沿用秦朝按军功授爵的制度，只有列侯开国封爵，有的食邑超过一万户；至于关内侯，有的食邑不过数百户。此后因循沿袭直到唐代，但有食邑的通常只是虚名；所谓实封，才是每年有不同收入。到了圣朝，连实物供给也没有；任命授官时，封邑的户数仍不变，徒有食采之名，实在如同画饼一样荒诞。请求依照元和年间规定的实封条款发给俸禄，削除虚封的封邑，只实行实食，以此尊宠功臣。国家每逢举行严禋大礼，就广施重大庆恩，叙封、追赠没有限制于常规制度。甚至太医这样的微末官、司历这样的卑职，往往也承受蓼萧之恩，得到石窌之封；恩惠虽出于特殊优待，官职却不遵循常规制度。又官勋制度设置的名目和品级实在太多。如今朝散、银青仍没有相应的命服，护军、柱国完全是虚名。请求从今以后，常参官中勋官、散官都达到五品的，允许封赠；官、勋都达到三品的，允许在门前立戟。又五等爵位是授予贤才的，虽然有开国封爵之名，却始终没有分封土地的实际。用苴茅立社的古制固然不能立即实行，但让子孙后代承袭，也足以考察旧典。内外官员封至伯、子、男爵的，允许荫补一个儿子；封至公、侯爵的，允许荫补一个孙子；封为国公的，允许嫡子、嫡孙各一人承袭封爵。又如今所谓功臣的称号始于唐德宗，护驾的将士都加授“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这本是一时的赏赐制度，却因而成为万世通行的规例。近代以来，将相大臣加授的功臣称号有多达十几个字的，这尤其没有经典依据，不可遵行，应当削除，以彰明法度。过去讲求典章礼制，晋国因此清明；考核名实相符，汉朝因此被称为治理得好。正值文教广泛施行、旧有典章全部修明有序之时，太平盛世即将出现，正在今日。议论此事的人赞许这些意见，但认为因袭已久，难以突然改革。不久，言事者又接连请求恢复二十四司制度。神宗即位后，才命馆阁校勘《唐六典》，摹写本赐给群臣，并设置机构详细审定。于是凡省、台、寺、监中只领空名的官职，一律改用阶官代替。元丰三年，详定所上呈《寄禄格》，适逢明堂常礼完成，便采用新制，给近臣升迁品秩。起初新阶官较少，转行官阶的人可以改授；到元祐初年，朝议大夫六阶以上才分为左、右，绍圣年间又废除。崇宁初年，从承直郎到将仕郎，凡选人改换官阶七阶；又增加宣奉大夫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年，从从政郎到迪功郎，又改定选人三阶，文官阶官才完备；武官阶官也把正使改为大夫、副使改为郎，横班十二阶的使、副也同样改动。后来又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共十阶，通称横班。此后又改开封守臣为尹、牧，内侍省完全仿照机廷的名号，设置六尚局，建立三省降郎，并有左辅、右弼、太宰、少宰等称号。官员数量既泛滥冗杂，名称也更加繁多混乱，于是以官职比拟品秩的制度，到了这里就被元丰制度彻底破坏了。到宣和末年，王黼又请求修订《官制格目》，但边境战事发生，最终没有完成。

译起初，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太宗撰写《戒谕百官辞》两篇，交给閤门。一篇告诫出任外职的京朝官，一篇告诫幕职、州县官；在朝廷辞别、接受询问的那天，命舍人宣读给他们听，各自抄写后带回所治理的地方，奉行作为训诫。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因祥符降临赐福，阐述以大中清净之道治理天下，再次告诫百官，又撰写《诫谕辞》两篇，替换旧辞，赐给出使的京朝官以及幕职、州县官。后来又撰写《文七条》《武七条》。《文七条》赐给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府军监、通判、知县的京朝官：第一条是清心，即平心对待事物，不因喜怒爱憎而改变，那么各种事务自然会处理得正当。第二条是奉公，即公正刚直、洁身自持，那么百姓自然会敬畏服从。第三条是修德，即用德行感化人，不必专门崇尚威猛。第四条是责实，不要竞相追求虚名。第五条是明察，即勤于察访民情，不要使赋税徭役不均、刑罚失当。第六条是劝课，即劝导下民，勤勉实行孝悌之行，努力从事农桑。第七条是革弊，即探求百姓疾苦并加以整治改革。《武七条》赐给牧伯以及诸司使以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的人：第一条是修身，即修养整饬自身，使士卒有所效法。第二条是守职，即不越过本职，侵扰妨碍州县民政。第三条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地抚慰士卒，不偏袒任何一方。第四条是训习，即训导教育士卒，勤奋练习武艺。第五条是简阅，即察看士卒，了解他们的勤惰、勇敢和怯弱。第六条是存恤，即安抚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应当使他们齐心，不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第七条是威严，即控制驾驭士卒，不让他们违犯禁令。仍允许各地把这些条文刻在石碑上或写在厅堂墙壁上，奉行作为法则。又把《礼记·儒行篇》赐给治理百姓、办理政务的文臣；他们的幕职、州县官和使臣则赐给敕书加以告诫激励。命崇文院刻板印刷，送到閤门，在辞别之日分别发给他们。淳化元年，国子祭酒孔维上言：“朝廷内外文武官员的称呼多有假借，逾越班制，请求一律禁止。太宗命翰林学士宋白等商议。宋白等请求：从今以后，文武台省官以及卿、监、郎中、员外郎，都称呼本官职；太常博士、大理评事不得称为‘郎中’；诸司使、未兼任刺史的诸卫将军以及诸司副使，不得称为‘太保’；供奉官以下不得称为‘司徒’；校书郎以下的令、录事不得称为‘员外郎’；判官、司户、主簿、县尉不得称为‘侍御’；待诏、医官不得称为‘奉御’。文武职事官和州县官如有检校、兼、试、同正官等名衔，就应当按这些名衔称呼。” 太宗时期，举行郊祀时施行庆赏，群臣大多因此升官改职。真宗初年，右司谏孙何上言：“我看到国家安抚统治各地，同时设置众多官职；外有郡将、通守，由朝廷官员代理；关征、榷酤由使者兼管；下至幕府中低微的职掾，有的也由朝廷选拔补授。任用的人既多，推选就难以精当。贡部上报姓名，动辄超过千人；凭门荫资历入仕的，也达到百人。稍有职务劳绩，便升为京官；奉命出任外职的人，冗员尤其多。每逢亲自举行圆丘祭祀，广施恩泽，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允许叙迁官职。以至于评事、寺丞，才几年就能进入禁中任职；赞善、洗马，不到十年就能升为台郎。我私下估算现在的班簿，台、省、宫、寺共有八百名官员，良莠混杂，名位品级严重泛滥。这不同于《虞书》考核政绩、《周官》统计治理成效的制度。唐代旧制，郊祀和庆赦只进升阶官、勋官而已；如今如果十年之内屡次大赦，恐怕京官会多过胥吏，朝臣会多于州县官，岂止招致‘连车平斗’的讥刺，也会有耗败钱财、虚假器物的过失。何况官员俸禄都来自地税，必须取之于民力，何必白白耗尽公家储藏，增加私人所得。” 已经授予的官职要削减很困难，尚未升迁的则应当严格防止滥进。古人所说“减少无用的费用，罢除不急需的官职”，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希望下诏规定，从今以后举行郊祀，群官一律不得升迁；如果确实政绩显著、才能名望早已著称，自然可以破格任用，哪里需要逐级升迁呢？至于合并省减吏员，则取决于朝廷的任免。”当时左司谏耿望也这样进言，所以咸平二年亲郊时，只加授阶官、勋官，命有司考核官员政绩优劣，再行黜陟。然而咸平三年官员任期届满交接时，大多通过考课引对而获得升迁改职，很少有降黜的，官籍于是逐渐增加。绍兴以后合班的制度。

译诸太师、太傅、太保，左丞相、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王，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尉，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承宣使，中书舍人，通议大夫，殿前副都指挥使，左、右谏议大夫，保和殿待制，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权六曹侍郎，太中大夫，观察使，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步副都指挥使，中大夫，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中奉、中散大夫，内客省使，通侍大夫，枢密都承旨，国子祭酒，太常少卿，宗正少卿，秘书少监，正侍、宣正、履正、协忠大夫，中侍、中亮大夫，太子左、右庶子，中卫、翊卫、亲卫大夫，知閤门事，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驸马都尉，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朝议、奉直大夫等，依次合班排列。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都水使者，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宣政使，拱卫大夫，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副都知，昭宣使，左武大夫，同知閤门事，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枢密副都承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带御器械，尚书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太子侍读、侍讲，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直龙图阁，朝请、朝散、朝奉大夫，直天章阁，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符宝郎，内行宝郎，枢密副承旨，武功、武德、和安、春官、成和、夏官、成安、中官、成全、秋官、武显、武节、平和、冬官、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大夫，尚书诸司员外郎，直宝文阁，开封府司禄参军事，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朝请、朝散、朝奉郎，直显谟阁，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诸卫将军，依次合班排列。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监察御史，直徽猷、敷文阁，承议郎，中郎将，翰林良医，武功、武德、和安、成和、成安、成全、武显、武节、平和、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郎，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太常丞，判太医局，宗正、大宗正、秘书丞，直秘阁，左右郎将，奉议郎，大理正，著作郎，閤门舍人，宣赞舍人，翰林医官、医效、医痊，两赤县令，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率，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陵台令，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通直、修武郎，内常侍，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监尚书六部门，开封府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左右军巡使、判官，主管太医局，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亲王府记室，太史局五官正，御史台检法官、主簿，九寺主簿，閤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干办左右厢公事，忠训、忠翊、宣教郎，太学、武学、律学博士，太常寺奉礼郎、太祝、郊社令、籍田令，光禄寺太官令，五监主簿，宣义、成忠、保义、承事、承奉、承务郎，国子、太学正，武学谕，国子、太学录，律学正，太医局丞，京府判官，京府司录参军，承直郎，京畿县令，三京赤县丞，承节、承信郎，节度、观察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京府、节度、观察推官，军事判官，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军镇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儒林、文林、从事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丞，上、中、下等官职，依次合班排列。下州录事参军事，三京畿县丞。两赤县主簿、县尉，诸州上、中、下县令、县丞，从政郎，诸府司理、诸曹参军事，节镇及上、中、下州司理、司户、司法参军，修职郎，京畿县主簿、县尉，三京赤县及畿县主簿、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迪功郎，诸州司士、文学、助教。以上是官职杂压排列的次序。官品制度在绍兴、乾道、庆元年间先后修订，其中有些官职、勋官已经废省，但法令仍未废除，现一并记载如下。诸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王，均为正一品。

译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国公，均为从一品。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均为正二品。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及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均为从二品。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均为正三品。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各部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均为从三品。诸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均为正四品。诸太中大夫，保和殿以及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均为从四品。诸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均为正五品。诸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均为从五品。诸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及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均为正六品。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各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均为从六品。诸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各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各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均为正七品。诸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閤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均为从七品。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均为正八品。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丞，各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枢密院各房副承旨，东头、西头供奉官，从义郎、秉义郎，太子各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及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各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及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县丞，两赤县主簿、县尉，诸府各曹，节镇及上州各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副使、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均为从八品。诸承事郎、承奉郎，若按理亲民资序任职的，定为从八品；承务郎也依此办理。殿头高品，郊社令、籍田令、太官令，国子监及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县尉，三京赤县主簿、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均为正九品。

译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郎、承信郎、迪功郎，中州、下州各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均为从九品。《职官志》第一百二十二，职官九（叙迁制度）。群臣的升迁：流内铨、流外、出官，文散官、武散官，爵、勋，功臣，检校官，兼官，试秩，以及绍兴以后实行的阶官。文臣从京官升至三师的升迁制度。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有出身的，升任大理评事，没有出身的，升任太常寺奉礼郎。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后族和两府之家，升任太祝。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有出身的升任诸寺、监丞，没有出身的升任大理评事；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大理评事有出身的，升任大理寺丞；进士及第第一名的，升任著作佐郎；没有出身的，升任诸寺、监丞。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后族、两府之家，以及审刑院详议官、刑部详覆官、详断官、检法官、法直官，升任光禄寺丞。诸寺、监丞有出身的，升任著作佐郎；没有出身的，升任大理寺丞。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大理款丞有出身的，升任殿中丞；原有出身的，升任太子中舍。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也有升任太子中允的。后族、两府之家，以及审刑院详议官、刑部详覆官、详断官、中书堂后官，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著作佐郎有出身的，升任秘书丞；内中进士及第第一名的，任太常丞；没有出身的，升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若有特别诏旨，可升任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升任殿中丞。内带馆职的，升任太常丞。太子中允升任太常丞；有特别诏旨的，升任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升任太常博士；有特别诏旨的，升任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宗正丞没有出身的，升任国子博士。殿中丞有出身的，升任太常博士；没有出身的，升任国子监博士。内带馆职的，与有出身者相同。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升任后行员外郎；有特别诏旨的，升任左、右司谏和殿中侍御史。左、右正言升任左、右司谏；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升任起居舍人。监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后行员外郎升任中行员外郎；有特别诏旨的，升任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谏升任起居郎、起居舍人；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升任吏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中行员外郎升任前行员外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升任兵部员外郎；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升任礼部郎中。侍御史升任同封员外郎。前行员外郎升任后行郎中。后行郎中升任中行郎中。中行郎中升任前行郎中。右常调转任员外郎的，升入右曹。有出身的从屯田司开始，没有出身的从虞部司开始；因赃罪而叙复者从水部司转任。水部、司门、库部、虞部、比部、驾部、屯田、都官、职方。担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天封府判官，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开封府推官、府界提点，三司子司主判官，大理少卿，提点刑狱，提点铸钱监，诸王府翊善、侍读、记室，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堂后官的，升入左曹。有出身的从祠部司开始，没有出身的从主客司开始；堂后官从膳部司转任。膳部、仓部、考功、主客、金部、司勋、祠部、度支、司封。担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开封府判官的，左曹转入左名曹。没有出身的，只在祠部、度支、司封三司之间转任；有出身的应转入右名曹，也依此办理。担任三司副使、知杂、修撰、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的，转入左名曹。工部、刑部、兵部。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左右曹、右名曹转入左名曹，并隔一资而越级升迁。中行郎中升任左、右司郎中。户部转入左司；刑部、度支、金部、仓部、都官、比部、司门转入右司。礼部、户部、吏部。前行郎中有出身的，升任太常少卿；没有出身的，升任司农少卿。内中现任左曹的卫尉少卿，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升任右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兼带待制以上职务的，升任谏议大夫。左司升任左谏议，右司也升任左谏议；兼带翰林学士的，升任中书舍人。卫尉、司农少卿升任光禄少卿；兼带馆职的，升任光禄卿。光禄少卿。升任司家卿；兼带馆职的，升任光禄卿。太常少卿升任光禄卿；担任三司副使、修撰的，须听取诏旨决定。司家卿升任少府监；兼带馆职的，升任光禄卿。少府监升任卫尉卿；兼带馆职的，升任光禄卿。卫尉升任光禄卿。光禄卿升任秘书监。秘书监升任太子宾客。中书舍人升任礼部侍郎。谏议大夫升任给事中。给事中升任工部侍郎；兼带翰林学士以上职务的，升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升任工部侍郎。工部侍郎升任刑部侍郎；两府升任户部侍郎；宰相升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升任户部侍郎；宰相升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升任兵部侍郎；两府升任吏部侍郎；宰相升任礼部尚书。户部侍郎升任吏部侍郎；宰相升任礼部尚书。兵部侍郎升任右丞；两府升任左丞；宰相升任礼部尚书。吏部侍郎升任左丞；宰相升任礼部尚书。左、右丞升任工部尚书；两府升任礼部尚书。工部尚尚书升任礼部尚书；两府升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升任刑部尚书；两府升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升任户部尚书；两府升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升任兵部尚书；两府升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升任吏部尚书；两府升任太子少保；宰相升任右仆射。吏部尚书升任太子少保；宰相升任左仆射。太子少保升任太子少傅。右仆射升任左仆射。太子少傅升任太子少师。左仆射升任司空。司空升任司徒。太子少师升任太子太保。司徒升任太保。太子太保升任太子太傅。太子太傅升任太子太师。太子太师升任太保。太保升任太傅。太傅升任太尉。太尉升任太师。

译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凡是授官，便从司徒升为太保，从太傅升为太尉；检校官也依此办理。治平三年，翰林学士贾黯上奏说：“近来皇子受封授官，都兼任检校太傅。臣考察官制，自后魏以来，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本朝沿用这一制度。《六典》说：‘三师，是负责训导的官职。’这大概是天子所应师法的人。如今皇太子以师傅作为官名，在义理上很不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大概是前代因循旧制，没有及时加以厘正。臣愚以为，从今以后，皇子以及地位较低的宗室授官，都不应带有师傅的名号，应按照升迁次序改授三公的官职。”诏令说，等将来适当时机再加以改正。从此，皇子和地位较低的宗室，便不再授予三师官职。宋朝初年，台、省、寺、监的官员大多仍然到本部门任事，各部门也都有员额和资考制度，并根据各曹署事务的清闲或繁忙规定任期；考核期满便升迁，遇到庆恩只转升阶、勋、爵、邑。建隆二年，开始任命右监门卫将军魏仁涤为右神武将军，水部员外郎朱洞为都官员外郎，监察御史李铸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魏仁涤等人掌管酿酒事务、兼管关卡征税之外还有盈余。从此废除了任满一年按资序升迁的制度。此后，官员大多在外任掌管事务，各司互相用其他官员兼领；即使有正式官员，除非另有诏令，也不掌管本司事务。又有许多官职只有名目而不实际授任，都没有固定员额和任期，也不按资品计算，任官者只是照常领取俸禄罢了。当时舆论认为靠近皇帝的职务尊贵，朝廷内外又根据差遣来区别职位的轻重。武臣从三班借职升至节度使的升迁制度：三班借职以下，也有磨勘升官的办法，因为他们尚未接受正式任命，现在不详细抄录。三班借职升任三班奉职。三班奉职升任右班殿直。右班殿直升任左班殿直。左班殿直升任右侍禁。右侍禁升任右侍禁。左侍禁升任西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升任东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升任内殿崇班。内殿崇班升任内殿承制。内殿承制升任供备库使；有战功的，升任礼宾副使；有特别诏旨的，升任东西染院副使、西京作坊副使。有战功者，均称为曾经升官并受到酬奖。供备库使升任西京左藏库副使；有战功的，升任如京副使。礼宾副使升任崇仪副使；有战功的，升任洛苑副使。西染院副使升任如京副使；有战功的，升任内园副使。东染院副使升任洛苑副使；有战功的，升任六宅副使。西染院使升任如京使；有战功的，升任内园使。东染院使升任洛苑使；有战功的，升任文思使。西京作坊使升任文思使；有战功的，升任庄宅使。西京左藏库使升任六宅使；有战功的，升任西作坊使。崇仪使升任六宅使；有战功的，升任西作坊使。如京使升任庄宅使；有战功的，升任东作坊使。洛苑使升任西作坊使；有战功的，升任左藏库使。内园使升任东作坊使；有战功的，升任内藏库使。文思使升任左藏库使；有战功的，升任右骐骥使。六宅使升任内藏库使；有战功的，升任左骐骥使。庄宅使升任右骐骥使；有战功的，升任宫苑使。西作坊使升任左骐骥使；有战功的，升任宫苑使。东作坊使升任宫苑使。左藏使、内藏使、左骐骥使、右骐骥使、宫苑使，均升任皇城使。皇城使升任遥郡刺史。以上使、副使中，除皇城使属于东班外，其余都属于西班。东班中翰林以下的十九司使、副使，虽然有现任官职和升迁法，也都授予伎术官。遥郡刺史升任遥郡团练使；有特别诏旨的，升任正式刺史。遥郡团练使升任遥郡防御使；有特别诏旨的，升任正式团练使。刺史升任团练使。团练使、遥郡防御使升任防御使。防御使升任观察使。观察使升任节度观察留后。节度观察留后升任节度使。节度使。武臣从通事舍人开始。升入横班的通例。通事舍人升任西上閤门副使。东上閤门副使，若非特别恩典，不予升迁。东上閤门副使、西上閤门副使依次升任引进副使。引进副使升任客省副使。客省副使升任西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升任东上閤门使。东上閤门使升任四方馆使。四方馆使升任引进使。引进使升任客省使。客省使。右内客省使直到閤门使，称为“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称为“东班”；洛苑使以下二十名，称为“西班”。起初仍有由正式官员担任的，后来只以检校官担任，有的兼领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景祐元年下诏：“副使从今改为正使，在本额之下升五资。”旧制没有规定员额，庆历四年下诏：“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人，东、西上閤门使共四人，閤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人，閤门通事舍人八人。”治平二年，枢密院上奏说：“嘉祐三年下诏：‘不是军职应当罢免的、横行任满一年应当升迁的，以及有战功特别功绩的，都不得授予正任官。应当升迁的，就改换州名，或者加检校官、勋、封爵、食邑。’自从下诏以来，正任刺史以上的官员断绝了升迁的希望。现在希望因担任藩镇要州的知州，或担任路分总管，如果再次改换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爵、食邑，已经达到十年的，允许升官，最高升到节度观察留后为止。又，客省、引进、四方馆旧设使三员，东、西上閤门旧设使四员，现在都增加为六员。閤门、引进、客省按旧制设副使六员，现在都增加为八员。閤门旧设通事舍人八员，现在增加为十员。凡是增加设置的官职，必须等到现任官应当升迁或出现空缺时才补授。皇城使改官后满七年，如果曾经担任边任，并且得到本路监司、总管五人以上共同荐举的，希望授予遥郡刺史，最高到遥郡防御使为止。”诏令说：“从今以后，皇城副使、宫苑副使应当经过磨勘的，各自在本班使的员额中从低位升五资，改授诸司使。至于自左藏库副使以上因酬奖以及非按常规改官的，听任依旧办理。其余全部依从枢密院的请求。”起初，英宗对执政大臣说：“诸司副使改任、升转为使，应当从供备库使开始；现在对等升五资，太优厚了。”于是共同商议并上奏，制定了这一条例。宗室自率府副率至侍中的升迁次序制度。

译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升任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升任右千牛卫将军。右千牛卫将军升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升任遥郡刺史。遥郡刺史升任遥郡团练使；若继承诸王之后，现已封为国公，或者有特别诏旨，即升任正任刺史。遥郡团练使升任遥郡防御使；若继承诸王之后，现已封为国公，或者有特别诏旨，即升任正任团练使。刺史升任团练使。团练使升任防御使。防御使升任观察使。观察使升任节度观察留后。节度观察留后升任节度使；有特别诏旨的，升任左卫上将军或右卫上将军。左卫上将军、右卫上将军以及节度使，升任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节度使兼侍中。节度使兼侍中。内臣自皇城使因特别恩典升迁，按例应当经过磨勘；还有临时援用成例的，则请旨决定改任和升迁。皇城使升任昭宣使。国朝也有由外官担任昭宣使的。昭宣使升任宣政使。宣政使升任宣庆使。宣庆使升任景福殿使。景福殿使升任延福宫使。延福宫使凡是不能升任昭宣使以上五使的，一律升任遥郡官。入内内侍省内臣的升迁次序制度。祗候班虽然有升官的规定，但近年没有升迁的人；只有叙官者，一级相当于一官，内侍省也相同。北班内品升任后苑散内品。后苑散内品升任后苑勾当事内品。后苑勾当事内品升任后苑内品。后苑内品升任把门内品。把门内品升任入内内品。入内内品升任贴祗候内品。贴祗候内品升任祗候小内品。祗候小内品升任祗候内品。祗候内品升任祗候高班内品。祗候高班内品升任祗候高品。祗候高品升任祗候殿头。祗候殿头。以上是因责降以及为责降人员作保引而定的升迁次序。内待班升任黄门。黄门升任高班。高班升任高品。高品升任殿头。内侍殿头升任内西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升任内东头供奉官。内东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以上的升官，依照外官办理。内侍省内臣的升迁次序制度。祗候班。后苑散内品升任散内品。散内品升任北班内品。北班内品升任后苑勾当事内品。后苑勾当事内品升任后苑内品。把门内品、后苑内品升任内品。内品升任贴祗候内品。贴祗候内品升任祗候内品。祗候内品升任祗候高班内品。祗候高班内品升任祗候高品。祗候高品。以上是因责降以及为责降人员作保引的情形，也有不是因卖降，而是通过奏荐授官的。入内内侍省也相同。内侍班。黄门升任高班。高班升任高品。高品升任殿头。殿头升任内西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升任内东头供奉官。内东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以上的升官，依照外官的成例办理。以上是说，宋初以来，内侍从未通过磨勘升官，只有建立功劳才升迁。到景祐年间，下诏说：“内臣入仕三十年，屡次有勤劳，满十年却从未升迁的，奏请听候旨意。”但仍然没有磨勘的固定等级。庆历以后，这项制度逐渐败坏。黄门有功劳的，甚至减为十五年；有的人入仕才五七年，因为有功劳就升到高品以上，两省于是制定十年磨勘的条例，而减免年限的情形也包括在内。嘉祐六年，枢密院才开始议论整顿改革。于是下诏：“内臣入仕一律满三十年才磨勘；已经磨勘的，因功劳而减免年限的不得超过五年。” 选人升任京官的制度。有出身的：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有七考的授大理寺丞；不足七考的授光禄寺丞；不足五考的授大理评事；不足三考的授奉礼郎。初等职官中的知县令、知县录，有六考的授大理寺丞；不足六考的授光禄寺丞；不足三考的授大理评事。两使职官中的知县令、知县录，有六考的授著作佐郎；不足六考的授大理寺丞；不足三考的授光禄寺丞。支、掌、防、团判官，有六考的授太子中允；不足六考的授著作佐郎。节、察判官，有六考的授太常丞；不足六考的授太子中允。没有出身的：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有七考的授卫尉寺丞；不足七考的授大理评事；不足五考的授奉礼郎；不足三考的，权守将作监主簿。初等职官中的知县令、知县录，有六考的授卫尉寺丞；不足六考的授大理评事；不足三考的授奉礼郎。两使职官中的知县令、知县录，有六考的授大理寺丞；不足六考的授卫尉寺丞；不足三考的授大理评事。支、掌、防、团判官，有六考的授著作佐郎；不足六考的授大理寺丞。节、察判官，有六考的授太子中允；不足六考的授著作佐郎。吏部流内铨关于各类入流以及按资历经磨勘的选授等级：入流。有出身的：进士、明经，进入望州的判官、司理参军；次等进入畿县的主簿、县尉。《九经》出身，进入紧州的判官、司理参军，望县的主簿、县尉。诸科、《五经》、《三礼》、《三史》、《三传》出身；如今虽然已经没有这些科目，但因仍有各类这样出身的人，所以仍列在此处。明法出身，进入上州的判官、司理参军，紧县的主簿、县尉。学究、武举出身而得到班行人换授的，进入中州的判官、司理参军，上县的主簿、县尉。没有出身的：太庙齐郎，旧制与室长相同。进入中下州的判官、司理参军，中县的主簿、县尉。郊社齐郎，旧制与掌坐相同。试衔白衣送交铨选注官，司士、文学、参军、长史、司马、助教可以取得正官，并可由班行试换文资，进入下州的判官、司理参军，中下县的主簿、县尉。三类人员：摄官进入小县任主簿、县尉。进纳出身授予试衔，进入下州的判官、司理参军，中下县的主簿、县尉。” 授太庙齐郎，进入中州的判官、司理参军，中县的主簿、县尉；流外人员进入下县任主簿、县尉。以上各项都允许越级或降级，按照州县等级高低注授官职。按资历递进。常调：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有出身的任两任、满四考；无出身的任两任、满五考；摄官出任判官、司理参军三任、满七考，都进入录事参军。只要有四名举主，或者有符合资格的举主二人，都允许通注县令。流外出身任四任、满十考，进入录事参军。其中属于驱使官、沿堂五院人员的，只注授大郡判官、司理参军和大县主簿、县尉。进纳出身任三任、满七考；曾参加省试而列在下等的，任两任、满五考，进入下州的县令、县录，仍然派任监当。酬奖：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初任按资历升一资，进入知县令、知县录；次任满二考以上，进入正任县令、县录。

译知县令、知县录按资历升一资，进入初等职官；正任县令、县录进入两使职官。初等职官按资历升一资，进入两使职官；升两资，进入支、掌、防、团判官；升三资，进入节、察判官。恩例：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可以援用祖父曾任五路以及广、桂知州并带安抚使的恩例；并可援用知成都府、梓州以及川、广转运使、提刑等恩例陈请，按资历进入试衔知县，仍然派任监当。奏荐：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被举荐为职官的，有出身满四考并有三名举主，调任初等职官，仍然派任知县；有出身满四考、无出身满六考的，注授初等职官；有出身满六考、无出身满七考的，注授两使职官。被举荐为县令的，有出身满三考、无出身满四考；摄官出身满六考并有三名举主；进纳出身满六考并有四名举主；流外出身任三任、满七考并有六名举主的，都调任县令。其中流外人员进入录事参军。令、录由被举荐者入仕，任职期间有两名京官举主的，按资历升为两使职官、知县。初等职官、知县由被举荐者入仕，任职期间有两名京官职举主的，按资历升为两使职官；如果愿意任知县，也听其自便。磨勘：判、司、簿、尉任职七考，知令、录和职官任职六考，有五名京官荐举人，其中一人为转运使、副使或提刑，并经磨勘、引见后，转任合入京朝官。两使职官、知县属于荐举入仕，以及因荐举循资格入仕者，任内有两名京官荐举，经磨勘、引见后，转任合入京官。令、录等流外出身者，属于荐举入仕，任内有三名班行荐举，经磨勘、引见后，改换为班行。差摄：长史、文学，每两名进士荐举或三名诸科荐举，以及特恩和摄官。以上，广南东路的长史、文学与举人，按一半比例差摄；广南西路的长史、文学占七成，举人占二成，特恩摄官占一成。试补：正额和额外摄官都要考试公案，按照考试合格者的名次高低差摄。考试不合格以及不能参加考试的，都排在考试合格者之后。解发：入额人员一任实际任满四年，准予解发。若差遣为监当、监税，则以两年为一任，按两次摄官计算，并解发赴铨。海北摄官差往海南的，任期减一年。犯公罪者延长摄官二年；监当亏少课利而被罚半月俸禄的，增加一任摄官；被罚一月俸禄的，增加两任摄官。流外出官法。尚书省书令史、都省二十四司、礼部贡院、吏部流内铨、官诰院，均为七选；都省敕库、兵部甲库为八选；诸司驱使官、都省散官为十九选；贡院散官为十八选：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或以酬奖方式，按低一等出任簿、尉。门下省白院令史为七选，画头、书院、甲库令史和赞者为八选，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驱使官为九选，授勒留官后计算：都出任簿、尉。中书省白院令史为七选，甲库令史为八选，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驱使官为九选，授勒留后计算，并出任簿、尉。学士院录事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孔目官遇大礼时，从上等中出一名；不遇大礼时，为七选。驱使官遇大礼时，从上等中三人都出任簿、尉；不遇恩典时为十选，并授勒留官后计算。御史台令史七选后补为正名，驱使官九选后授勒留官，并出任簿、尉。引赞官补为正名后，遇大礼时出任录事参军。考试合格的刑罚人员充任主推，五年后出任奉职。书史任五年，出任借职。由各处选取来的人充任主推，八年后出任借职。书史出任三班差使。三司三部都孔目官任职三年后出任西头供奉官；前、后行入仕三十年以上者，遇大礼时，从上等中各出二人，前行出任奉职，后行出任借职；子司勾覆、开拆官任职五年后出任左、右班殿直，前、后行各出二人。同三部衙司都押衙任职三年后出任奉职，衙佐任职三年后出任借职；通引官行首司任职五年后出任奉职：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开封府孔目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五年后出任右班殿直。左知客押衙任职六年、通引官左番行首任职七年的，出任奉职，并在补为正名后计算。支计官、勾覆官、开拆官、接押官出任奉职；诸司行首前行出任借职，并在遇大礼时，以入仕三十年以上者三人出任职官。殿前司孔目官五年后出任右侍禁，通引官行首三年后出任奉职，并在补为正名后计算。马步军司孔目官五年后出任右班殿直，通引官行首三年后出任借职，并在补为正名后计算。入内、内侍两省前、后行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大宗正司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借职。三班院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五年后出任奉职。审官院令史授勒留官后计算，七年后出任簿、尉。九寺府史中，太常寺、大理寺为七选；宗正、光禄、太府、太仆、卫尉、鸿胪、司农寺为十选；驱使官为十九选；宗正司楷书为八选：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出任簿、尉。各监中，都水监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少府、将作监府史为十选，国子监为八选，司天监礼生、历生按选数计算，少府、将作监驱使官为十九选：都在补为正名后计算，出任簿、尉。群牧司都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客省行首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勾押官五年，均出任奉职。承受和驱使官授勒留官后计算，七选后出任簿、尉。四方馆书令史补为正名后计算，八选；表奏官、驱使官授勒留官后计算，九选，均出任簿、尉。閤门行首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右侍禁。承受授勒留官后计算，七选后出任簿、尉。太常礼院礼直官自补任副礼直官后，经历六次大礼，出任西头供奉官。礼生补为正名后计算，六选后出任簿、尉。审刑院充任本院书令史后计算，六选后出任簿、尉。秘书、殿中省令史和楷书都补为正名后计算，八选后出任簿、尉。起居院楷书为八选，驱使官为十九选，都补为正名后计算，出任簿、尉。崇文院孔目官补为正名后计算，遇大礼时出任奉职。

译三馆孔目官、四库书直官为八选，楷书为七选，书直、书库、表奏官为九选，守当官为十选，都授勒留官后计算；楷书补为正名后计算：都出任簿、尉。秘阁典书、楷书都补为正名后计算，七选后出任簿、尉。军头引见司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五年后出任右班殿直。皇城司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内东门司押司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借职。管勾往来国信所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奉职。翰林司专知官任满三年，大将出任奉职。内藏库专知官任满三年，出任借职。御药院押司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借职。御书院待诏五年后出任左班殿直，书艺十年后出任右班殿直，御书祗候十五年后出任借职，都补为正名后计算。进奏院进奏官补为正名后计算，十五年后遇大礼、无过犯者，从上等中五人出任职官。有过犯但已经洗雪、曾受决责的，出任借职。人数没有固定限额。进厨勾押官补为正名后计算，三年后出任职官。金吾街司、仗司孔目官，以及表奏、勾押、驱使官，都补为正名后计算，十九选后出任簿、尉。文臣换任右职的制度。秘书监换任防御使。大卿、监换任团练使。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光禄少卿换任刺史。少卿、监换任皇城使和遥郡刺史。带职郎中换任閤门使。前行郎中换任宫苑使。中行郎中换任内藏库使。后行郎中换任庄宅使。带职前行员外郎。前行员外郎都换任洛苑使。带职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侍御史，以及中行员外郎，都换任西京作坊使。带职后行员外郎、左司谏、右司谏、殿中侍御史，以及后行员外郎，都换任供备库使。以上都带遥郡刺史。带职博士、左正言、右正言、监察御史换任閤门副使。太常博士换任内藏库副使。国子博士换任左藏库副使。太常丞换任庄宅副使。秘书丞换任六宅副使。殿中丞、著作郎换任文思副使。太子中允换任礼宾副使。太子左赞善大夫、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换任供备库副使。秘书郎、著作佐郎换任内殿承旨。大理寺丞换任内殿崇班。诸司监丞、节度判官、观察判官换任东头供奉官。大理评事、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换任西头供奉官。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换任左侍禁。初等职官、知令、知录以及两使职官，防御判官、团练判官，令、录任职未满三考的，换任左班殿直。初等职官、知令、知录任职未满三考的，换任右班殿直。判、司、簿、尉换任三班奉职。试衔齐郎以及判、司、簿、尉任职未满三考的，换任三班借职；以上京官至太常丞而带职的，加一资后换任。上述文官换任右职者，除流外出身、进纳出身，以及犯私罪情节严重和犯赃罪者外，年满四十岁以下的，都允许通过考试换任右职。三班使臣补换满三年、差使满五年，才允许考试换任。以上都须召京官、朝官或使臣二人作保。文臣待制、武臣观察使以上原拟换任的官职，须取旨决定。绍兴年间重新修订考试换官的法令，淳熙年间增广崇尚左职、崇尚右职以及待左、侍右换官的等级，排列记录下来，以显示新的制度。若是中大夫以下文臣换官仍依政和旧制办理，就不予记载。各级训武郎至进武校尉，未曾犯赃罪、私罪或受笞刑判决而愿意换取文资的，允许召保官二人，填写家状并连同保状二本，到登闻鼓院递进，请求参加考试。外任人员等替代任期结束后参加考试。愿意由文资换武职的，也听其自便。按照此规定，授小使臣后未满三年、授进武校尉后未满五年者，三省、枢密院书令史以下授使臣、进武校尉者，不得适用此令；保甲出身、考试武艺出身，以及进纳、流外出身者，也不适用此令。各武臣考试换取文资，应在《易》《诗》《周礼》《礼记》中各专治一经，并兼习《论语》《孟子》；原来考试诗赋，以及依法按官条考试断案、《刑统》大义的，也听其参加。换官：崇尚右职者，训武郎、修武郎换任宣教郎；侍左者，承直郎换任从义郎。文林郎、从政郎则与奏举职官、知县相同。换任忠翊郎者，未满三考的改为成忠郎。从事郎、修职郎换为成忠郎，未满三考的改为保义郎。迪功郎换为成节郎，未满三考的改为承信郎。将仕郎换为承信郎；侍右、从义郎换为宣义郎。秉义郎换为承事郎。忠训郎换为承奉郎。忠翊郎换为承务郎。成忠郎换为从事郎。保义郎换为修职郎。承节郎、承信郎换为迪功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换为将仕郎。荫补换为使臣。承奉郎换为忠翊郎。承务郎换为成忠郎。文林郎换为保义郎。从事郎、从政郎、迪功郎、通事郎换为成节郎。登仕郎、将仁郎换为承信郎。文散官二十九阶。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正二品。光禄大夫，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正奉大夫，正四品上阶。中奉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从四品上阶。中大夫，从四品。中散大夫，正五品上阶。朝奉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从五品上阶。朝请大夫，从五品。朝奉郎，正六品上阶。承直郎，正六品。奉直郎，从六品上阶。通直郎，从六品。朝请郎，正七品上阶。宣德郎，正七品。朝散郎，从七品上阶。宣奉郎，从七品。给事郎，正八品上阶。承事郎，正八品。承奉郎，从八品上阶。承务郎，从八品。儒林郎，正九品上阶。登仕郎，正九品。文林郎，从九品上阶。将仕郎，从九品。以上朝官的阶、勋位较高者，遇到恩典时加授八大夫。武散官三十一阶。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正二品上阶。镇国大将军，正二品。冠军大将军，正三品上阶。怀化大将军，正三品。云麾将军，从三品上阶。归德将军，从三品上阶。忠武将军，正四品上阶。壮武将军，正四品。宣威将军，从四品上阶。明威将军，从四品。定远将军，正五品上阶。宁远将军，正五品。游骑将军，从五品上阶。游击将，〔疑缺“军”字〕从五品。昭武校尉，正六品上阶。昭武副尉，正六品。振威校尉，从六品上阶。振威副尉，从六品。致果校尉，正七品上阶。致果副尉，正七品。翊麾校尉，从七品上阶。翊麾副尉，从七品。宣节校尉，正八品上阶。宣节副尉，正八品。御武校尉，从八品上阶。御武副尉，从八品。

译仁勇校尉，正九品上阶。仁勇副尉，正九品。陪戎校尉，从九品上阶。陪戎副卫〔疑为“副尉”〕，从九品。右文散官的品阶，因皇帝施恩而升授一阶；郎阶上的京朝官升授五阶；选人升授一阶。武散官中的冠军大将军、使相、节度使在服丧期满后重新起用时，改授游击将军。即使是中书主事、各司吏人获得加授，也没有重复累加的办法；其余官阶不经常授予。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五品以上穿绯色官服，九品以上穿绿色官服。《元丰寄禄格》用品阶代替官职，杂取唐代和本朝旧制，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年，因刑部尚书邓洵武的请求，又把选人改定为七阶。大观初年，又增加宣奉、正奉、中奉、奉直等阶。政和末年，又改为从政、修职、迪功，于是寄禄阶格才完备。从开府仪同三司到迪功郎，共三十七阶。新官阶 旧官职 开府仪同三司 “使相”是指节度使兼任侍中、中书令，或兼任同平章事。特进 左、右仆射 金紫光禄大夫 吏部尚书 银青光禄大夫 五曹尚书 光禄大夫 左、右丞 宣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正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正议大夫 六曹侍郎 通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通议大夫 给事中 太中大夫 右、右谏议大夫 中大夫 秘书监 中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中散大夫 光禄卿至少府监 朝议大夫 太常卿、太常少卿，左司郎中、右司郎中 奉直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朝请大夫 前行郎中 朝散大夫 中行郎中 朝奉大夫 后行郎中 朝请郎 前行员外郎，侍御史 朝散郎 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 朝奉郎 后行员外郎，左司谏、右司谏 承议郎 左正言、右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 奉议郎 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 宣教郎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元丰本原作“宣德”，政和年间因避宣德门之名而改。宣义郎 光禄寺、卫尉寺、将作监丞 承事郎 大理评事 承奉郎 太祝，奉礼郎 承务郎 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 承直郎 留守判官、节度观察判官 儒林郎 节度观察掌书记、支使，防御使判官、团练使判官 文林郎 留守推官、节度观察推官，军判官、监判官 从事郎。承直郎以下直到这一阶共四阶，都是崇宁初年改换的。防御使推官、团练使推官，监判官 从政郎。崇宁年间称通仕郎，政和年间再次改换。录事参军，县令 修职郎。崇宁年间称登仕郎，政和年间再次改换。知录事参军，知县令 迪功郎。崇宁年间称将仕郎，政和年间再次改换。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县尉 本朝武官选阶制度中，从内客省使到阁门使、阁门副使，属于横班；从皇城使到供备库使，属于诸司正使，其副职属于诸司副使；从内殿承制到三班借职，属于使臣。元丰年间还没有来得及更改，政和二年才下诏改用新的名称：正使改称大夫，副使改称郎，横班的十二阶使、副也同样改名。政和六年又增置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及相应的郎，共十阶，合称横班。从太尉到下班祗应，共五十二阶。新官阶 旧官职 太尉，政和年间新设置。因为太尉本是秦代掌管军队的官职，于是确定为武官品阶之首。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宣正大夫 履正大夫 协忠大夫，都是政和年间新设置的。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中卫大夫 引进使 翊卫大夫 亲卫大夫 拱卫大夫，都是政和年间增置的。左武大夫 东上閤门使（官名）。右武大夫（武阶官名）。西上閤门使（官名）。正侍郎（官名）。宣正郎（官名）。履正郎（官名）。协忠郎（官名）。中侍郎，也是政和年间增置的官名。中亮郎（官名）。客省副使（官名）。中卫郎（官名）。引进副使（官名）。翊卫郎（官名）。拱卫郎，也是政和年间增置的官名。左武郎（官名）。东上閤门副使（官名）。右武郎（官名）。西上閤门副使（官名）。武功大夫（官名）。皇城使（官名）。武德大夫（官名）。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官名）。武显大夫（官名）。左藏库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官名）。武节大夫（官名）。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官名）。武略大夫（官名）。内园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官名）。武经大夫（官名）。西京左藏库使（官名）。武义大夫（官名）。西京作坊使、东染院使、西染院使、礼宾使（官名）。武翼大夫（官名）。供备库使（官名）。武功郎（官名）。皇城副使（官名）。武德郎（官名）。宫苑副使、左右骐骥副使、内藏库副使（官名）。武德郎（官名）。左藏库副使、东作坊副使、西作坊副使（官名）。武节郎（官名）。庄宅副使、六宅副使、文思副使（官名）。武略郎（官名）。内园副使、洛苑副使、如京副使、崇仪副使（官名）。武经郎（官名）。西京左藏库副使（官名）。武义郎（官名）。西京作坊副使、东染院副使、西染院副使、礼宾副使（官名）。武郎翼（原文官名如此）。供备库副使（官名）。敦武郎（官名）。内殿承制（官名）。修武郎（官名）。内殿崇班（官名）。从义郎（官名）。东头供奉官（官名）。秉义郎（官名）。西头供奉官（官名）。忠训郎（官名）。左侍禁（官名）。忠翊郎（官名）。右侍禁（官名）。成忠郎（官名）。左班殿直（官名）。保义郎（官名）。右班殿直（官名）。承节郎（官名）。三班奉职（官名）。承信郎（官名）。三班借职（官名）。下班祗应（官名）。殿侍（官名）。元丰年间制定官制时，有人请求把这些官名都改成内侍官的名称，神宗说：“祖宗设置这些名称，含有深意，怎么可以轻率议论更改？”政和二年，才终于改换了名称。共分十二个等级。新官名。旧官名。供奉官（旧官名）。内东头供奉官（新官名）。左侍禁（旧官名）。内西头供奉官（新官名）。右侍禁（旧官名）。殿头（旧官名）。左班殿直（新官名）。高品（旧官名）。右班殿直（新官名）。高班（旧官名）。黄门（旧官名）。黄门（新官名）。祗候侍禁（新官名）。祗候殿头（新官名）。祗候殿直（新官名）。祗候高品（新官名）。祗候黄门（新官名）。祗候高班内品（新官名）。内品（旧官名）。祗候内品（新官名）。“贴祗候内品”以上的三种官名仍然沿用旧名，没有改动。政和初年，武阶名称改定以后，于是也改定了医官的名称，共分十四个等级。新官名。旧官名。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新官名）；军器库使（旧官名）。保和大夫（新官名）。西绫锦使（旧官名）。保安大夫（新官名）。榷易使（旧官名）。翰林良医（新官名）。翰林医官使（旧官名）。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新官名）。军器库副使（旧官名）。保和郎（新官名）。西绫锦副使（旧官名）。保安郎（新官名）。榷易副使（旧官名）。翰林医正（新官名）。翰林医官副使（旧官名）。

译凡是授予职事官，都以寄禄官品级的高低为准：高于职事官一品以上的称“行”，低一品的称“守”，低两品以上的称“试”，品级相同的则不加这些称号。绍圣三年，户部侍郎吴居厚说：“神宗制定官制时，凡台、省、寺、监的制度，都有行、守、试三等的区别。元祐年间裁减冗余费用，而职事官兼带‘行’的只剩下空名罢了，请交给有关官署，讨论恢复旧制。”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绍圣四年，翰林学士蒋之奇说：“所谓‘试’，就不是正式官职。如今尚书、侍郎都是正式官职，却称作‘试’，这是不恰当的。如果是因为品阶较低，那么称作‘守’就可以了。臣请求凡是正式官职，都把‘试’改为‘守’。”崇宁年间，吏部授予选人差遣，也按照资序高低分为行、守、试三等。政和三年，下诏规定，在京任职事官的选人，依照品级次序带行、守、试三种称号；任外职的则不这样。宣和以后，官品高而仍任原职的称为“领”，官品低而所任职务较高的称为“视”，所以有庶官视从官、从官视执政、执政视宰相的说法。凡道官也按文阶的等级来比照。爵位共十二等。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以上是封爵制度。皇子、皇兄弟封为国王，称为亲王。亲王的嫡子承袭爵位的称为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爵位，或奉特别诏旨的，封为郡王；因恩典以及宗室祖宗后裔承袭爵位，或奉特别诏旨的，封为国公。其余宗室近亲都封为郡公。开国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都依据食邑数目确定：食邑二千户以上封公，一千户以上封侯，七百户以上封伯，五百户以上封子，三百户以上封男。现任或前任宰相的食邑和实封合计一万户。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的后代不再封爵。勋位共十二等。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右骑都尉以上的官员，两府官员以及武臣正任以上者，遇到恩典加官时升两转，文武朝官升一转。武骑尉以上，京官升一转；朝官即使尚未达到骁骑尉，遇到恩典也立即加授骑都尉。功臣。推忠、佐理、协谋、同德、守正、亮节。翊戴、赞治、崇仁、保连、经邦。以上功臣名号赐给中书、枢密院的臣僚。宰相首次加赐六字，其余官员首次加赐四字，第二次都加赐两字；原先已有功臣名号的，改赐新的名号。推忠、保德、翊戴、守正、亮节、同德。佐运、崇仁、协恭、赞治、宣德、纯诚。保节、保顺、忠亮、竭诚、奉化、效顺。顺化。以上功臣名号赐给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和外臣；首次加赐四字，第二次加赐两字。拱卫、翊卫、卫圣、保顺、忠勇、拱极、护圣、奉庆、果毅、肃卫。以上名号赐给诸班直将士和禁军将士，首次加赐两字，以后再加赐时也是如此。检校官十九阶。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仆射、右仆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皇子首次授官时加授太尉；首次授枢密使、使相，以及曾任宰相、枢密使而改授节度使者，加授太傅；首次授宣徽使、节度使时，加授太保。宗室首次授使相时，加授尚书左仆射；特授官职以及改授诸司使以上官阶者，加授工部尚书；诸司副使加授右散骑常侍。授通事舍人、内殿崇班以上官职者，首次授官时加授太子宾客；副率以上，以及三班、吏职、蕃官和军员，遇到恩典时加授国子祭酒。四厢都指挥使最高止于司徒，诸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军头最高止于司空，军班都虞候、忠佐副都军头以上最高止于左、右仆射，诸军指挥使最高止于吏部尚书。达到这些官职上限后，遇到恩典时，有时改加散阶、爵位或功臣名号。兼官四阶。御史大夫、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通事舍人、内殿崇班以上官员，首次授官时加兼御史大夫。宗室副率以上，首次授军头等官职时，遇到恩典加兼监察御史；其余人在遇到恩典时，依次迁升补入。试秩。大理司直、大理评事、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以上是幕职官。首次授任时试授秘书省校书郎；第二任做到两使推官时，试授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则试授大理司直或大理评事；再加官时，又兼监察御史。也有人初次出仕时试授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或助教，这称为“试衔”。这些官职有选集，出身相同者依同样的例办理。绍兴以后所用的阶官。元丰新制以阶官取代旧有官名，确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大观、政和年间相继加以修订润色。绍兴年间实行元祐时期的制度，分置左、右两类：文臣列左，其他人列右。〔浮熙〕初年，因为宗室赵善俊的建议，阶官名称一并去掉“左”“右”二字。如今任子、杂流只按次转授通直郎、奉直大夫、中散大夫，仍按旧例；如果兼带贴职，则越级提升。自开府仪同三司至迪功郎的次序列在后面。文阶。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宣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以上，旧称侍从官。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中散大夫。朝议大夫以上，属于卿、监一类官职。奉直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属于正郎一类官职。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属于员外郎一类官职。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以上，属于京官一类。以上官阶每四年升一转。无出身者按资历逐级升转，有出身者越级升转；升到奉议郎后改为按资历逐级升转。升到朝议大夫有升迁上限，此后仍每七年升一转。其中，奉直大夫、中散大夫两阶，有出身者不再升转。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以上官阶为崇宁年间新设置。从政郎。修职郎。迪功郎以上官阶在政和年间重新确定，并且都是选人凭举荐状以及因功劳、赏赐改授的官阶。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以上，属于通过奏补而尚未取得出身的官员。武阶。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还有使臣。政和年间改用新的名称，正使改称大夫，副使改称郎，横行正使、副使也同样改称，于是出现了郎位居大夫之上的情况。到绍兴年间，才重新厘定其等级次序。太尉。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年间新设置。履正大夫，政和年间新设置。协忠大夫，政和年间新设置。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

译亲卫大夫。拱卫大夫；从翊卫大夫到这一阶，都是政和年间新设置的。左武大夫。右武大夫以上，共为横行十三阶。以上官阶都在政和年间新设置。其中，通侍大夫原为内客省使；本朝从未授予此职人员，自改用武阶后，不升到通侍大夫，是沿袭最初的本意。升转到中侍大夫时，不经磨勘，直接〔特绋除〕。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以上，属于旧有的诸司正使，共八阶。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从正侍郎到这一阶，都是政和年间新设置的。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从翊卫郎到这一阶，都是政和年间新设置的。左武郎。右武郎以上，旧称横行副使。政和年间重新修订，增益后共为十二阶。以上从正侍郎到右武郎的官阶，旧制列在右武大夫之下、武功大夫之上；现在按照绍兴年间厘定的次序记载。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以上，属于旧有的诸司副使，共八阶。训武郎。修武郎以上，属于大使臣。从义郎。秉节郎。忠训郎。忠翊郎（武散官名）。成忠郎（武散官名）。保义郎（武散官名）。承节郎（武散官名）。承信郎以上，属于小使臣。以上各阶都是每五年升转一级；升至武功大夫后，有升迁的止限。进武校尉（武官阶名）。进义校尉（武官阶名）。下班祗应（低等班直供职人员）。进武副尉（武官阶名）。进义副尉（武官阶名）。守阙进义副尉（守候任职的进义副尉）。进勇副尉（武官阶名）。守阙进勇副尉以上都没有品秩；二校尉由吏部参照办理，下班人员由兵部参照办理，以下各级都由刑部参照办理。内侍官共分十二阶，都是政和年间的旧制度。医官：政和年间既已改定武官阶次，医官也随之重新厘定；绍兴年间沿用这一制度，只是特别减少了员额。旧额中，和安大夫至良医共二十人，绍兴时设置五人；和安郎至医官共三十人，设置四人；医效十人，设置二人；医痊十人，设置一人；医愈至祗候、大方脉共一百五十人，设置十五人。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和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翰林医官。翰林医效。翰林医痊。翰林医愈。翰林医证。翰林医诊。翰林医候。翰林医学。以上到医正为止，共十四阶，都是政和年间的制度，其余各阶是后来陆续增加的。志第一百二十三·职官十（杂制）。赞引、导从、赐食邑、实封、使职、宫观、赠官、叙封、致仕、荫补。赞引。旧制，中书门下、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都由穿绯袍的吏员两人引导，并且传呼。开宝年间，规定学士只让一名吏员在前导引，也停止传呼；只有谢恩后首次入朝那天，才两人引导并传呼。使相、仆射以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由一名吏员在前引导。枢密使兼任宰相的，由两名吏员引导，不另设赞引。大中祥符五年，规定只在本厅内赞引。不兼任宰相的官员以及枢密副使，只让本院穿紫袍的吏员在前赞引。淳化四年，规定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入朝时，由穿绯袍的吏员在前导引，并由通官呵止行人。二品以上使用朝堂的驱使官，其余使用本司的驱使官；宰臣、亲王仍命穿紫袍的两名吏员为其引马。导从。中书、枢密院、宣徽院、御史台、开封府、金吾司都有定额的随从。景德三年下诏说：“各行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给随从七人；学士、丞郎，六人；给事、谏议、舍人，五人；各司三品官，四人。由开封府、金吾司差借，每季度轮换。”中书原先先调派金吾司的随从，从今以后也命令参用开封府的散从官。宰臣、参知政事、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知杂，都由通官呵止行人。淳化四年，规定东宫三少、尚书丞、郎，也由通官呵止行人。大中祥符五年，认为群臣的导从不符合品秩制度，命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直学士陈彭年会同礼官详细制定。李宗谔等请求：从今以后，除中书、枢密、宣徽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金吾司仍依旧制在清道时呵导外，仆射以上官员以及三司使、知开封府，只用四节导从；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用三节；丞郎以上、三司副使，用两节；大两省官、卿、监，用一节；小两制、御史、郎中、员外郎、各司四品官，以及三司、开封府的判官、推官，由两人走在前面引导，彼此间不得超过五步。应当向金吾司借用随从的，改用各军的剩员。又规定外任节镇知州、都监，随行军士七十人；通判，十五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五十人；通判，十人；河北、河东、陕西驻兵地区，各镇知州、都监一百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七十人。转运使，三十人。咸平二年下诏：节度、观察、防、团、刺史，或任别镇、他镇的官员，凡供给使者，均只命令由本使供给。景德六年，规定州牧、郡守若带州兵随行，以一年为期限。副使，二十五人；提点刑狱官，也供给军士；副留守、节度行军副使、留守两使判官，给散从官十五人；小尹、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两使推官，十人；两浙推官、防团军事判官推官、军监判官，七人；录事及诸曹，给承符人；县令、主簿、县尉，以及手力、弓手，任满回任时，按等级给人护送。赐六。赐予上殿佩剑、穿鞋的资格；诏书中不直呼其名；赞拜时不直呼其名；入朝时不必趋行；赐紫金鱼袋；赐绯鱼袋。以上是升朝官应当得到的恩赏。穿绿袍满二十周年，赐绯鱼袋；穿绯袍满二十周年，赐紫金鱼袋。特旨赏赐的，属于临时发布的命令。食邑。一万户、八千户、七千户、六千户、五千户、四千户、三千户、二千户、一千户、七百户、五百户、四百户、三百户、二百户。以上各级中，宰相、亲王、枢密使遇恩加食邑一千户；两府、使相、节度使加七百户。宣徽使、三司使、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直学士，文臣侍郎、武臣观察使、宗室正任以上、皇子上将军、驸马都尉，加五百户。宗室大将军以上，加四百户。知制诰、待制以及文臣少卿监、武臣各司副使、宗室副率以上，还有承制、崇班、军员等，首次遇恩加三百户；承制、崇班、军员再次遇恩加二百户。二千户以上虽有加封的惯例，但因为没有固定制度，亲王、重臣特别加封的有达到一万户的。食实封。

译一千户、八百户、五百户、四百户、三百户、二百户、一百户。以上各级中，宰臣、亲王、枢密使遇恩加四百户。两府、使相、节度使、宣徽使、皇子上将军，以及宗室驸马都尉任观察使以上官职的，加三百户。观文殿学士以及宗室正任以上、骑都尉，加二百户。武臣崇班、宗室副率以上，加一百户。五百户以上虽有加封的惯例，但因为没有固定制度，亲王、重臣特别加封的有达到数千户的。《三朝志》说：检校、兼、试官的制度是，检校官包括三师、三公、仆射、尚书、散骑常侍、宾客、祭酒、卿、监、各行郎中、员外郎之类；兼官包括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试秩包括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校书郎。凡武官内职、军职以及刺史以上官员，都有检校官、兼官。内殿崇班初次授官时，检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以及吏职、蕃官、各军副都头遇恩加官时，初次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此后逐次加授。厢军都指挥使最高止于司徒，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头最高止于司空，亲军都虞候、忠佐副都头以上最高止于仆射，各军指挥使最高止于吏部尚书。达到这些官职上限后，如果遇到恩例，就有的加散官、爵位、功臣号。幕职初次授官时为试校书郎，再任如果升至两使推官，则为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以上，试授大理司直、评事；再加授则兼监察御史，也有升至检校员外郎以上的。行军副使都授检校员外郎以上的官衔。朝官的阶、勋较高者，遇恩时也有加授检校官的：郎中加至卿、监、少监，员外郎加至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加至员外郎，但都不兼官。初次脱去布衣而授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的人，称为试衔。此类官员有选集，适用与同出身者相同的规定。使职。兼领使职的情况是：亲自祭祀南郊时，设大礼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五使；藉田、泰山封禅、汾阴奉祀、恭上宝册、南郊恭谢，也都如此。其余举行礼仪，有时只设大礼使、礼仪使。建隆年间举行南郊礼时，设置仪仗都部署、仪仗副都部署。筹办大礼时，设经度制置使及副使。皇帝巡幸时，设行宫都部署；行宫设三司使、副使、判官、行宫使、都监。旧制，南郊只设御营使；咸平年间设置行宫使。又有车驾前后、行宫四面、阑前收后、郊坛巡检巡阑仪仗等职掌，并负责编排卤簿。各有关部门都有“行在”的名义。旧时巡幸，各部门都称“随驾”；大中祥符初年，统一称为“同行在某司”。皇帝居留京师时，设置大内都部署、皇城都点检、巡检，以及增置的新旧巡检。举行大规模阅兵时也设置这些职务。出兵征讨时，设置招讨使、招安使，有时也称捉贼使、招安使、安抚使。又有排阵使、都监，以及前军、先锋、大阵、行营、壕寨、头车、洞子、招收部署、钤辖、都监、策应等名目。又有拐子马、无地名马，选拔武艺才干之人分别统领。皇帝亲征时，职名前加“驾前”二字。考察民间疾苦时，设置巡抚大使、副大使、抚使、副使、都监、采访使、副使。有时官位较低的，只称巡抚、安抚，不加“使”字。对外国增加礼遇时，设置国信使、接伴使、送伴使及其副使；举行吊祭时，也设置大帅等职。又有翻译经润文使，由宰相任使，以翰林学士任润文官。为申理冤屈和滥刑案件，设置理检使；劝导督课农桑，设置劝农使；讲求整顿马政，设置群牧制置使。最后，明堂举行祫 飨礼时，设置五使，和南郊礼相同。临时特别设置的使职，各自另见有关志传。有的遇到事务临时改变制度，事情结束后便停止设置。内外各部门名目繁多而细小的职务，仍未全部记载。叙定散官阶次的办法是：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为武散官。太平兴国元年，改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义郎为通直郎。京朝官、幕职从将仕郎升至朝奉郎，每次加五阶；升至朝散大夫以上，每次加一阶。朝散、银青两阶，必须已经穿绯袍或紫袍。入令、录、判、司、簿、尉等职，每次加一阶；幕职按考核年限应当穿绯袍、紫袍的，也都奏请加朝散、银青阶。各司使以上，如果使额较高，就加金紫阶。内殿崇班初授时，授银青阶。三班军职、使职遇恩授检校官、兼官时，也都授银青阶。因丁忧而起复任职的，使相授云麾将军；使相仍加金吾上将军；同正节度使授大将军；同正留后授大将军以下的相应官阶，以下则不再设置。胥吏掌管事务而升至穿绯袍的，授游击将军；千牛备身则授陪戎副尉以上的官阶。改赐功臣勋官，等级从上柱国至武骑尉。五代以来，初次叙授勋官，便授柱国。淳化年间某年下诏：“从今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从武骑尉起授，朝官从骑都尉起授，三班以及军员、吏职遇恩时都授武骑尉。”又下诏：“古代的勋爵，都有职田俸禄以及荫补、赎免，应当按照今天所授的勋爵和散官等级办理，不得再用它们来荫授勋官。”封爵的等级，唐制规定：王食邑五千户；郡王、国公三千户；开国郡公二千户；县公一千五百户；县侯一千户；伯七百户；子五百户；男三百户。又有食实封者，每户给缣帛；每次赐爵，依次加一级。唐末及五代开始有增加食邑而另给实户的做法，但停止了实封的给付，又取消县公的名号，封侯改按郡来封。宋初沿袭这一制度，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各司使以上有实封。但只以增加的户数区别，不与爵位等级相联系。食邑超过本爵等级时，就连同爵位一起晋升，最高到郡公。每次增加食邑，从一千户至二百户不等；实封从六百户至一百户不等。亲王、重臣有时特别加封，超过一千户。郡公的食邑多次增加，有达到一万多户的；实封有达到数千户的。皇室亲属特别封为郡公、县公，或追赠为侯的，不加“开国”二字。侯爵也在开国郡公之上。

译又采用秦代制度，把赐爵称为“公士”。端拱二年，赐各州高龄老人一百二十七人公士爵位。景德年间，福建百姓有擒获强盗的，按规定应授镇将；但因为当地风俗偏远，人们并不以此为乐，于是改赐公士爵位，此后大多以此为例。功臣号方面，唐开元年间赐号“开元功臣”，唐代宗时有“宝应功臣”，唐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唐僖宗时，将相大多加赐美称为功臣号，五代逐渐增加了这一制度。宋初沿袭下来，凡由皇帝宣布诏令授予的，多数都赐功臣号。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刺史以上且阶、勋较高的官员，也赐功臣号。中书、枢密院官赐“推忠”“协谋”；亲王赐“崇仁”“佐运”；其他官员赐“推诚”“保德”“翊戴”；掌管军队的赐“忠果”“雄勇”“宣力”；外任官赐“纯诚”“顺化”。宰相初次加赐功臣号即为六字，其余都是四字；再次加赐时增加二字。中书、枢密院官所赐功臣号，如果罢免或出任外镇，就要改换。各班直将士和禁军，则赐“拱卫”“翊卫”等称号，遇恩多次加赐时只改名称，字数不超过二字。宫观。宋代制度设置祠禄官，用来让年老者安逸养老、优待贤能之人。早先员额极少，熙宁以后才逐渐增加设置。京城的宫观，旧制由宰相、执政担任使，有时由丞、郎、学士以上担任副使，由两省官或五品以上官担任判官，由内侍官或各司使、副使担任都监。政和年间改定武臣官制后，把使改称大夫，把副使改称郎。宫观还设置都监，并有提举、提点、主管等职。外戚、近亲以及留在京师的前宰相、执政官，多授宫观职，以表示优礼。当时朝廷正在整治政事，担心年老疲惫、不能任事的人占着职位，想把他们全部罢免，于是让他们任宫观官，领取俸禄。王安石也想用这种办法安置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下诏：“宫观不限制员额；一律选派资历相当于知州的人担任；任期以三十个月为限。”又下诏：“杭州洞霄宫、毫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从今以后都依照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的制度，设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俸给方面，大两省官、卿、监以及资历相当于职司官的人，按小郡知州的标准；资历相当于知州的人，按小郡通判的标准；武臣依此办理。”熙宁四年下诏：“宫观、岳庙留一名官员，其余官员听从分司、致仕的惯例，按个人便利居住。”熙宁六年下诏：“卿、监、职司以上任提举，其余官任管干。”又有以京官任干当宫观事务的。又下诏：“年满六十岁以上才允许差遣，任职不得超过两任。” 又下诏：“兼用执政官恩例的，总共不得超过三任。” 元丰年间，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任集禧观使；吕公著、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并兼管集禧观事务。元祐年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焘以资政殿学士任中太一宫、醴泉观使。范镇被解除致仕身份，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并兼管集禧观事务。元祐三年下诏：“横行使、副中没有兼领职务的，允许兼领一处宫观。”元祐六年下诏：“横行狄谘、宋球既已兼领皇城司，罢免其提点醴泉观之职。”元符元年，高遵固八十一岁，请求再次任宫观官；高遵礼七十六岁，请求再次任毫州太清宫，朝廷也同意了他们再任的请求，这是因为要优待宣仁太后的亲属。大观元年，赵挺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任佑神观使。政和六年下诏：“整治宫观，如万寿宫、醴泉观近百名官员，不再另立员额。”靖康元年下诏，内外官员现兼任提举、主管神霄玉清万寿宫的，一律罢免。总的说来，设置祠馆，都是为了让年老者安逸养老、优待贤能之人；但又有内祠、外祠的区别。京城祠馆，以前任宰相、现任使相充任使，次等充任提举；其余官员任提点、主管，都根据官位高低安排到外地祠馆任职。选人监领岳庙，如果不是本人自请而由朝廷特别差遣，就按降职的惯例办理。绍兴以来，士大夫大多流离失所，困顿之余，没有空缺可以安置他们。于是允许承务郎以上官员权且差任宫观一次；后来又有选人在吏部候选而没有空缺可入，以及破格差任岳庙的，也有因援引宰执官的恩例陈请而获准的，每月领取破格供给。不是被责罚降职的官员，若领取每月破格供给，就按资序降低两等发给。把这种任职作为资历和任期，意思本来十分优厚。然而开始是为了安抚没有得到调任的人，最后却造成了重重钻营求取、泛滥授予的弊病。于是臣僚纷纷上章，请求停止供给以杜绝请托，把资任改为理任以压制侥幸，并严格按照资格审查以消除泛滥。皇上全都听从了。此后，逐渐恢复了祖宗旧有条法。又有年满七十、年老昏聩而不能胜任牧养百姓之职，却不肯自行陈请任宫观的，于是重新申明旧法，制定为固定法令加以约束。旧制规定，年满六十以上、资历相当于知州的人，如果本部长官考察其精神状态没有昏昧、还能处理政务，允许差任一任；兼用执政官陈请恩例的，再增加一任。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说：“郡守的职责极其重要，近来朝廷因有人年满七十，命令吏部让其自行陈请任宫观，请将上述命令永久定为法令。”朝廷同意了。大概说来，不应当请求而请求，就会使冗杂琐屑之人争相窃取优闲的俸禄；有的应当请求却不请求，则是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让，有识之士会以此为羞。一处祠馆职务的授予和剥夺，不能不如此谨慎。因此重视内祠、专设使职，是为了尊崇大臣的身份体面；任一次便以法令确定，再任则用来表示恩典。绍熙五年庆寿赦规定，文武臣任宫观、岳庙已经期满、不应再行陈请的，如果适逢这次庆寿恩典，年满八十岁以上，特别允许再陈请一次。京官以上任期二年，选人任期三年；凡是用来安置一般官员的制度，都在优厚待遇中寓有使其闲退的意思。赠官。

译建隆以来，凡遇恩例，文武朝官、各司使副、禁军以及藩镇马步都指挥使以上官员的父亲去世，都追赠官职。亲王追赠三官，能够追赠的亲属追赠二官，并追加封为大国。皇室近亲也如此，并追加封爵。服制较疏而属于诸亲中关系较近的，追赠一官。宰相、枢密使追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中任都知或副都知的，追赠一官。这是皇族及臣僚死后追赠官职的制度。官秩尚未达到规定等级，但因勋旧而褒奖录用，或为国事而死的，即使官秩低微，也追赠官职并提高等级，这些都须临时取旨。至于母后、后族和臣僚追录先世，也各有等级差别。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追赠三代；婕妤追赠二代；贵人只追赠父亲。宰相、本师、三公、王、尚书令、中书令、侍中、枢密使及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宣徽使、度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都追赠三代。东宫三师、仆射、留守、节度使、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都追赠二代。其余官员，无论现任还是致仕，都追赠一代。有兄弟同时获得追赠的，追赠官职提高一等；父亲在世的，只追赠一资。文臣有出身的，追赠至秘书监；没有出身的，追赠至光禄卿。武臣追赠至金吾卫上将军为止。凡追赠至三代的，第一次追赠东宫三少，第二次陈宫三太，第三次三公，依次为中书令、尚书令，然后封小国；由小国升为次国，由次国升为大国，已经是大国的，只更换国名而已，也有不更换的。如果父亲、祖父原有官职已经很高，就按照原官职加以追赠。凡追封不得达到王爵。两省官以及待制、大卿监、各卫上将军、观察使、正任防御使、遥郡观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如果儿子现任这些官职，或父亲曾任这些官职，都追赠至三公为止。父子官职都未达到这些等级的，文臣追赠至各行尚书为止，武臣追赠至节度使、各卫上将军为止；如果父亲曾任中书、枢密使、使相、节度使或一品官，则不设止限。待制以上官员持服期间遇恩，服丧期满后也允许封赠。尚药奉御至医官使中曾任文资的，允许改换为南班官。司天监官追赠不得超过大卿、监，并且不允许改换为南班官。凡追赠至正郎的，允许用所追赠的官职换授朝散大夫阶；大卿、监以上允许换授银青阶；追赠至二代的，便授朝散大夫阶；追赠至三代的，便授金紫阶。咸平四年下诏，命舍人院详细制定。知制诰李宗谔等请求：“追赠三代依旧制办理。东宫一品以下官员即使曾任宰相，也只按本品追赠。文武群臣功劳卓著、官位极高的，特别恩准追封王爵，也依旧制办理。如果因子孙的封赠而追封，虽曾任将相，也不许封王；仍须逐级追赠，不得越级。”朝廷同意了。宰相初次拜相，有立即追赠三代的。后来，签书枢密院事以上都即时追赠；其他官员须遇恩例，学士及刺史以上官员、内侍都知和押班，由中书省奉行；其余则由有关部门奏请。叙封。唐制，按照本官的阶品和爵位来封赠。建隆三年下诏，确定文武群臣母亲、妻子的封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曾祖母、祖母、母亲，都封为国太夫人；各妃嫔的曾祖母、祖母、母亲，都封为郡太夫人；婕妤的祖母、母亲，都封为郡太君；贵人的母亲封为县太君。宰相、使相、三师、三公、王、侍中、中书令，旧制还有尚书令。

译这些人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封为国太夫人，妻子封为国夫人。枢密使、副使、知院、同知、参知政事、宣徽使、节度使，曾祖母、祖母、母亲封为郡太夫人，妻子封为郡夫人。签书枢密院事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封为郡太君，妻子封为郡君。同知枢密院事以上至枢密使、参知政事，若再次遇恩或再次授任，曾祖母、祖母、母亲加封为国太夫人。三司使的祖母、母亲封为郡太君，妻子封为郡君。东宫三太、文武二品、御史大夫、六尚书、两省侍郎、太常卿、留守、节度使、各卫上将军、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其母亲封为郡太夫人，妻子封为郡夫人。常侍、宾客、中丞、左右丞、侍郎、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卿、监、祭酒、詹事、诸王传、大将军、都督、中都护、副都护、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其母亲封为郡太君，妻子封为郡君。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谕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率更令、仆，其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为县君；其余升朝官以上遇恩，也都将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为县君。杂五品官任满三任，便叙封；官职本来应当叙封的，不再另论阶品和爵位。致仕官与现任官相同。已故母亲、已故祖母应当封赠的，也照此办理。父亲去世而没有嫡母、继母的，允许封赠生母。伎术官不得叙封。自宰相至签书枢密院事，叙封与追赠三代相同；其他官员只有官品达到规定者可以立即拟定封号，其余都要等遇恩时才封。咸平四年，依从舍人院的详细制定，群臣母亲、妻子的郡县封号按照本姓的郡望来确定。天禧元年，规定文武升朝官没有嫡母的，允许封赠生母；曾任升朝官而后致仕的，也允许叙封。规定给事中、谏议大夫、舍人的母亲都封为郡太君，妻子封为郡君。天禧四年，又规定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依照给事中、谏议大夫、舍人的例办理。封赠的典制，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的等级，按照官职高低依次施行。凡初次授官以及每次遇到大礼而封赠三代的官员，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凡遇大礼而封赠三代的，适用于节度使。三代首次封赠时，曾祖授朝奉郎，祖授朝散郎，父授朝请郎；签书枢密院事降一等，即父若原应授朝散郎之类。凡封赠的父、祖属于武臣的，按照文臣、武臣封赠相互折换的规定办理。封赠一代也如此。首次追赠时，曾祖授太子少保，祖授太子少傅，父授太子少师。曾祖母、祖母、母、妻封赠为国夫人；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的母、妻封赠为郡夫人。凡遇大礼而封赠二代的，适用于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二代首次封赠时，祖授通直郎，父授奉议郎；首次追赠时，祖授朝奉郎，父授朝散郎。祖母、母、妻封赠为郡夫人。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均封赠为淑人。凡遇大礼而封赠一代的，文臣为通直郎以上，武臣为修武郎以上。一代首次封赠父亲，文臣授承事郎，武臣、内侍、伎术官、将校均授忠训郎；母亲、妻子封赠为孺人。凡文臣追赠官职，通直郎以上，以及寺、监官中尚未升朝者，均列在通直郎之上，规定相同。每追赠两级官职，至奉直大夫时只追赠一级。有出身者不追赠奉直大夫、中散大夫。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六曹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保和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等诸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等诸阁直学士，每追赠三级，至奉直大夫时追赠二级，至通议大夫时追赠一级。有出身者不追赠奉直大夫、中散大夫这两级。凡文臣、武臣的封赠以及文武臣封赠之间的折换，按照所加官职依规定相互折换，并听从较高的一项。承事郎折换为忠训郎，宣义郎折换为从义郎、秉义郎，宣教郎折换为训武郎、修武郎，通直郎折换为武义郎、武翼郎，奉议郎折换为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承议郎折换为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朝奉郎折换为武义大夫、武翼大夫，朝散郎折换为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朝请郎折换为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朝奉大夫折换为遥郡刺史，朝散大夫折换为遥郡团练使，朝请大夫折换为遥郡防御使。奉直大夫、朝议大夫折换为刺史，中散大夫、中奉大夫折换为团练使，中大夫折换为防御使，太中大夫、通议大夫、通奉大夫折换为观察使，正议大夫、正奉大夫、宣奉大夫折换为承宣使，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折换为节度使。凡文武官员的父亲任承直郎以下官职者，追赠官职的规定如下：

译承直郎，对应留守、节察判官，即留守府判官、节度判官，追赠承议郎。儒林郎，对应支使、掌书记、防御判官、团练判官，即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追赠奉议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以及两使的初等职官、令、录，对应留守推官、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司录参军、录事参军、团练推官、军监判官、防御判官、县令，追赠通直郎。修职郎，对应知令、知录，即知司录参军、知录事参军、县丞，追赠宣教郎。迪功郎，对应判、司、簿、尉，即军巡判官、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主簿、县尉，追赠宣义郎。致仕。凡文武朝官、内职官以年老或疾病为由请求辞职，多数增加品秩而准许其请求，有时还给其子孙加恩。乾德元年，太子太师致仕的侯益来参加郊祀，太祖优厚地礼待他，于是下诏说：“群官各有位次，自有通行的规制；有旧德的官员前来朝见，理应加以礼遇，这也正可表示优待贤者的意思，用来敦厚尊尚年长者的风气。从今以后，一品致仕官中曾任平章事者，每逢朝会，应该编入中书门下的班次。”乾德二年，下令藩镇中带平章事而请求退休者也照此办理。咸平五年，诏令文武官员年满七十而请求退职的，准许致仕；因疾病以及犯有贪赃罪行的，听任其按方便办理。牧伯、内职、三班官员，都改授环卫官、幕职官或州县外任官。景德元年三月，诏令三班使臣年满七十而视力、听力尚未衰退的，授予厘务；年老昏昧不能任事以及年满七十五岁的，借职授为支郡上佐，奉职、殿直授为节镇上佐；不愿任职的，准许回归乡里。凡升朝官遇到庆恩，父亲在世的，授予致仕官；父亲不在世的，文官从大理评事开始，武官从副率开始，再遇恩典便逐次加授。祖父在世而请求回授的，也听任其请求。上述致仕官都不给俸禄，也有因儿子身居要近之职而加赐章服的。天圣、明道年间，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用他的儿子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官员，录用为太庙斋郎。没有儿子的，准许降等授予其嫡孙或弟侄一人。景祐三年，诏令说：“致仕官过去都只给一半俸禄，而没有做过显官的人有的贫困得不能自给，这岂是用来对待高年、使他们保持廉耻的办法？其中大两省官、大卿监、正刺史、閤门使以上的致仕官，从今以后俸禄一律按照分司官的例子发给，并且每年时令赐给羊、酒、米、面，命所在地长吏经常加以慰问。”此后，又准许致仕官的子孙免除选任近官。景祐四年，有臣僚请求致仕，还未及录用其子孙便突然去世；命令已经发出后，辅臣都认为依法应追回收回，仁宗怜悯他，最终还是授官给他的后代。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员年满七十而不自行请求致仕的，准许御史台纠察弹劾，报告朝廷。”庆历年间，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又说：“臣僚年满七十而筋力衰弱的，都应优待，改官后致仕；虽年满七十但未衰弱，或另有功劳、朝廷确实要留任使用的，不受此令限制。在京官员中，如尚书工部侍郎俞献卿、少府监毕世长、太常少卿李孝若、尚书驾部郎中李士良；在外官员中，如给事中盛京、光禄卿王盘、太常少卿张效、尚书兵部郎中张亿，都已老迈昏聩，不能任事，请求一并授予致仕。” 诏令说：“在京的，命中书省核实衡量；在外的，下令各处晓谕。” 皇祐年间，知谏院包拯、吴奎也说：“希望命御史台监察年满七十以上的官员，发文催促他们请求养老；对于不立即自行陈述请求的，直接授予致仕。”朝廷没有实行。吴奎又说：“国家以谨慎礼法来维系君子，以明示威罚来驾驭小人。君子所顾忌的是礼法，小人所畏惧的是威罚。由文武二选出身而成为士大夫的，都是君子所处的地位，假如不用礼法对待他们，就是废弃名器、轻视爵禄。七十岁致仕，是学者都知道的制度；臣下因年老自陈请求退职，是职分中正常的事。君主喜爱贤能、乐于善行而留用他们，是仁德的极致。自三代以来，都是用这一办法来堵塞贪污、激励廉节。近来句希仲、陆轸等人，都因年高而特许分司，起初是想以此鼓动群臣，但在位者却没有一个引年退去的，这说明我的意见还没有奏效。请审察前次奏章加以施行。”于是诏令说：“少卿监以下官员，年满七十而不能任厘务的，外任者命监司，在京者委托御史台及所属机构，按实际情况报告。曾任馆阁、台谏官以及提点刑狱的，命中书裁处。待制以上官员能够自行以年老请求退职的，优厚地加以恩礼。” 然而当时议论政事的人争相弹劾大臣，年高的官员都感到不安。仁宗亲自下诏说：“老臣，是朕所眷顾礼待的人；他们的进退和体貌，恩意难道会没有区别吗？凡是曾参与政事的大臣，从今以后不许有人仓促请求退职，台谏官也不要把这件事作为言论。”他用这种方式来鼓动和劝勉官员。至于因事被责罚降职、分司，或者年老多病不能任官，或者任官犯法，或者因治理无能而被所属部门弹劾，冲替后请求致仕的，子孙不再推恩；即使有时推恩，授官的规定也都降等。若是年高的旧臣，体貌优异，赏赐有时延及子孙，俸禄有的全给，有的给一半；逢年过节慰问慰劳，也都体现礼意。治平四年，神宗即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李柬之、李受相继致仕。按照旧制，閤门没有致谢辞行的惯例，神宗特意召李柬之到延和殿答对，命他入座并赐茶；因为李受是先朝藩府的旧僚属，便升用他的儿子一次差遣，并录用他的孙子。又都在资善堂设宴饯行，命讲读官赋诗，神宗亲自作诗并撰序来荣耀他们的行程，表示给予特殊待遇。这一年，又因为果州团练使何诚用、惠州防御使冯承用、嘉州团练使刘保吉、昭州刺史邓保寿都年满七十至八十多岁，特意命令他们致仕；这是根据枢密院所说，致仕虽有明文规定，但臣僚很少能自行陈请。熙宁元年，任定国军节度使李端愿以太子少保致仕。按照旧例，多授上将军，神宗命人考察唐代制度，优厚地授予这一职名。熙宁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赵概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按照旧例，再次请求才准许；赵概请求三次，神宗才答应，这是优待年高的旧臣。熙宁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说：

译臣下没有罪恶，致仕离去，君主仍像对待在位官员一样对待他，这是礼制。近世致仕同时给予升官，大概是因为贪恋利禄的人多、懂得退处的人少，所以想加以优厚恩典，以表示劝勉奖赏。推行已久，姑且遵从旧制。若两省正言以上官员、三班使臣、大使臣、横行、正任等，都不授为致仕官。带职致仕者，先免去原职，然后优厚升迁其寄禄官。详察下来，这些规定没有别的道理，只是致仕恩例不均。例如谏议大夫不能改授给事中，却转为工部侍郎，这就是越级转升两资；工部尚书一并授太子少保，就是越级转升六资。知制诰、待制官品秩较低的授为卿监，是因为知制诰、待制的待遇本来不能与卿监相比。如今其他官员致仕都能升官，唯独这一类因致仕反而更加受到抑制。供奉官、侍禁为八品，授率府副率，大概是六品；诸司副使、承制、崇班为七品，授将军，却是三品。至于节度使授上将军，防御使、团练使、刺史都授大将军，因为诸卫官职名额不一，甚至会出现刺史授官高于防御使的情况。如今如果命文武官带职致仕者仍保留原职，再升一官，并且文臣正言、武臣借职以上都可以授为致仕官，就没有轻重不等的弊病了。如果选人中令、录以上都授为朝官，遇到恩典都可以封赠，荫及四代，旁支亲属按例可以赎罪、免役。又，京官致仕也只升一官；例如光禄寺丞致仕，有出身者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无出身者授大理寺丞，而令、录职官却授太子中允或中舍，实在不恰当。若进纳出身者按例授京官，甚至有因覃恩升到升朝官的，大多是兼并有势力的富家，都免除州县各种差役以及封赠父母。比如七品京官，除衙前役外，也称为剩余色役，尤其属于侥幸。条例繁杂，使人无所适从。例如录事参军有的授卫尉寺丞，有的授大理评事，有的授奉礼郎，恩例不同，容易因缘作弊。现在规定：凡文臣京官、朝官以上，各升一官；带职者仍保留原职，不升官；请求给亲属恩泽的，依旧条办理。选人依照本资序升迁，达到应入京朝官的资格；进纳出身者和流外人，判、司、簿、尉授司马，令、录授别驾。在京各司勒令留任的官员，依照簿、尉以上办理；亲贤、劳旧而应另行推恩的，取旨决定。历任中有已经纳入本人赃罪记录的，不得请求亲戚恩泽，也不再升官。致仕官除中书、枢密院外，均列在现任官之上；致仕三年以上，原本不是因过犯，年龄未满七十，未曾经历封赠或请求亲属恩泽而希望重新出仕的，允许递上奏状陈述。若有人荐举，各依原来的资序授官。才干品行为众人所知、朝廷特意任用的，不受此法限制。神宗同意了。从此宰相以下官员都可以带职致仕。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王素为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致仕，以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带职致仕从王素开始。熙宁五年，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升为守太傅致仕，特许入朝致谢。因为曾公亮历事三朝，已经给予优厚礼遇，仍发给相当于现任官的支赐。十月，诏令两省以上致仕官不得因大礼利用子孙升朝、叙封、迁官。此前，王安石说，李端愿、李柬之叙封时，中书省没有查核旧例，依法应当改正。神宗说：“这样一来，他们唯独不能得到恩典。”王安石说：“叙封本来没有道理，如今既然不能立即革除，难道还可以承袭错误作为成例吗？像三师、三公之官，因子孙获得郊恩而叙授，尤其不合适。”神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元丰三年，诏令说：“从今以后，致仕官遇到诞节和大礼，准许编入原来的班次。”因为礼部侍郎范镇住在都城外，遇到同天节时，请求随散官班入朝上寿，神宗命范镇的班次排在现任翰林学士之上，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又诏令说：“致仕官入朝失仪，不要弹劾，并把它写入法令。”又诏令说：“从今以后，致仕官领有职事的，准许带着致仕身份；应当迁转的，转授寄禄官；如果只系寄禄官，就以本官致仕。现任而致仕的官员，除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三少外，其余都改授相应官职。”元丰六年，以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知河南府文彦博为河东、永兴节度使，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辞去两镇，只以河东旧镇的名义贴麻行下。文彦博又说：“前次在宫门辞行时，曾奏请得到致仕后应当亲自向皇帝辞别；如今既然获准，想要赴朝廷。”神宗下诏同意。元丰七年，诏令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不再加恩。元祐元年，枢密院奏报：“诸军士卒年满七十，如果因疾病请假满一百日，不能医治、不能任差使的，诸厢都指挥使授诸卫大将军致仕；诸军都指挥使、诸班直都虞候带遥郡者，授诸卫将军致仕；诸班直上四军授屯卫；拱圣以下授领军卫；有功劳的列在左，无功劳的列在右。” 神宗同意了。元祐四年，诏令说：“凡请求致仕而不愿转官的，接受敕命后，由所属机构保明上报，应当给予推恩。中大夫至朝奉郎以及诸司使，本宗有服亲属一人可以获得荫补恩泽。横行、诸司副使中已有本人荫补者，以及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中现正办理亲民事务者，还有承议郎、奉议郎，允许陈请有服亲属一人的恩例。中大夫、中散大夫、带遥郡的诸司使，除荫补外也依此办理。朝奉郎以上以及诸司使，即使尚未授敕便去世，外任官以请求致仕的奏状到达门下省之日计算，在京官以得到诏旨之日计算，也允许陈请有服亲属一人的恩例。”元祐六年，监察御史徐君平说：“文臣致仕以七十岁为界，而使臣七十岁仍可在近地任监当，到了八十岁才致仕，希望准许使臣致仕年龄也依文臣制度，并发给俸禄。”神宗同意。三省说：“张方平原本是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致仕。元丰官制施行后，废除了宣徽使；元祐三年恢复设置，仪品和恩数都依旧制，张方平仍依旧带宣徽南院使致仕。” 绍圣三年诏令说：“文武官员按规定应当转官而致仕的，仍照旧发给告身；其余守本官致仕的，一律改发敕书，不再发告身。因致仕按规定应当请求恩泽的，也不再具备副本，命尚书省通书三司，列入熟状，不必等待印押签署。”又诏令说：“凡臣僚在服丧期间，不许请求致仕。” 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说：“臣僚在服丧期间不得请求致仕，其中有官阶本来应当得到致仕恩泽的人，应当制定相应法律。”诏令说：“臣僚在服丧期间遇到疾病危重，而其官阶按规定应当得到致仕恩泽的，准许以原任官职经所属机构自行陈请。”大观二年，诏令致仕官年满八十以上应当发给俸禄的，改用钱币发放。政和六年，提举广东学事孙璘说：“各州致仕而居住乡里的官员，请准许他们参加贡士宴，选择年纪最老的加以尊敬，使长幼有序、宾主酬酢合乎礼仪，让人们知道乡里选士的制度和孝悌的道义。”皇帝同意。宣和四年，诏令六曹尚书致仕后的遗表恩泽，共授四人；其余侍从官授三人，作为定制。建炎年间，曾诏令说：“文武官员请求致仕，朝廷没有批准，以至有人已经去世的，准许依条例请求致仕恩泽；请求致仕而道路不通、没有收到敕命的，也准许由州、军保明后推恩。”当时强行父博学而清修，不是因为事故或疾病，慨然请求退休，叶份为他说情，准许他再次出仕。王次翁不到六十岁，毅然完全退职，吕衤止 替他说情，朝廷撤销其致仕身份，特意命令他再次出仕。凡是这类情况，大概都是因其才干而设法挽留。直秘阁致仕的郑南早已挂冠，年高德厚，大臣替他说情，诏令授他秘阁修撰，仍按原来致仕。这样是优厚其恩典，却不夺其退志。吕颐浩以少保身份请求授一寄禄官致仕，诏令授为少傅，仍以原任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韩世忠以太傅、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兼醴泉观使、咸安郡王身份请求退职，诏令授太师致仕。这是因为将相能够知止而优厚其归退。杨惟忠、刑焕都以节度使身份致仕。臣僚说：“祖宗时期，节将、臣僚得以致谢退职时，不分文武，都交还节度使印节，另授一官。”认为如今不再交还节度使印节换官是不对的。诏令今后依祖宗旧典办理，这是不让私恩胜过公法。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韦渊请求守本官致仕，诏令免其入朝参拜，仍依两府官的例子，准许按规定破格支给请给及人从。这是优待亲近之臣而区别对待。隆兴以后，因臣僚提出年满七十而不请求致仕的人，除按规定应得到致仕或遗表恩泽的以外，一律不许在郊祀时奏荐。不久又诏令说：郊祀将近，尚未致仕的人再准许请求奏荐一次。这是本来可以不给而给予，用来表示厚重的恩典。执政官在贬谪名籍中请求致仕，即使准许恢复官职，也停止其本来应得的恩泽，只依据现存的阶官给予荫补。淳熙十六年，宁武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王友直恢复为奉国军节度使致仕，臣僚上奏评论，仍令他守本官职致仕。这是本来可以给予而不给，表示严守公法。恩典的抑扬、轻重之间，可以看出优待老人、抚恤贤能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控制恩幸的办法，所以详细记录在篇中。文臣荫补。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儿子授承事郎；孙子及期亲授承奉郎；大功以下亲属及异姓亲属授登仕郎；门客授登仕郎。不受选限约束。知枢密院事至同知枢密院事：儿子授承奉郎；孙子及期亲授承务郎；大功以下亲属及异姓亲属授登仕郎；门客授登仕郎，不受选限约束。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儿子授承奉郎；孙子及期亲授承务郎；大功以下亲属授登仕郎；异姓亲属授将仕郎。太子少师至通奉大夫：子孙及期亲授承务郎；大功亲属授登仕郎；异姓亲属授登仕郎；小功以下亲属授将仕郎。

译御史中丞至侍御史：儿子授承务郎；孙子及期亲授登仕郎；大功亲属授将仕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属授将仕郎。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儿子授通仕郎；孙子及期亲授登仕郎；大功亲属授将仕郎；小功以下亲属授将仕郎。太常卿至奉直大夫：儿子授登仕郎；孙子及期亲授将仕郎；大功、小功亲属授将仕郎。国子祭酒至开封少尹：子孙及小功以上亲属授将仕郎。朝请大夫、带职的朝奉郎以上官员：按职司资序办理，与不带职致仕者相同。儿子授将仕郎；小功以上亲属授将仕郎；缌麻亲属授上州文学。注：权任官一任，回授为正官；这是说带职朝奉郎以上官员死亡后应当荫补的情形。广南东路、西路转运副使：儿子授登仕郎；孙子及期亲授将仕郎。提点刑狱：儿子授将仕郎；孙子及期亲授将仁郎。武臣荫补。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儿子授秉义郎；孙子及期亲授忠翊郎；大功以下亲属授承节郎；异姓亲属授承信郎。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太尉、节度使：儿子授忠训郎；孙子及期亲授成忠郎；大功亲属授承节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属授承信郎。诸卫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通侍大夫：儿子授成忠郎；孙子及期亲授保义郎；大功以下亲属及异姓亲属授承信郎。枢密都承旨、正侍大夫至右武大夫、防御使、团练使、延福宫使至昭宣使，以及任入内内侍省都知以上官员：儿子授保义郎；孙子及期亲授承节郎；大功以下亲属，凡其中奏请异姓亲属的，也同样办理。授承信郎。刺史：儿子授承节郎；孙子及期亲授承信郎；大功以下亲属授进武校尉。诸卫大将军、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枢密承旨至各房副承旨：儿子授承节郎；孙子及期亲授承信郎；大功以下亲属授进武校尉。诸卫将军、正侍大夫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儿子授承信郎；孙子授进武校尉；期亲授进义校尉。枢密院各房副承旨：儿子授承信郎。训武郎、修武郎及閤门祗候：儿子授进乂校尉。忠佐中带遥郡者，每逢两次大礼给予荫补；儿子方面，刺史授进武校尉，团练使、防御使授承信郎。臣僚大礼荫补。宰相、执政官：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荫补一人。东宫三师、三少至谏议大夫：与权六曹侍郎、侍御史相同。本宗荫补一人。寺长贰、监长贰、秘书少监、国子司业、起居郎、起居舍人、中书门下省检正、尚书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检详，以及六曹郎中、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子或孙荫补一人。致仕荫补。曾任宰相以及现任三少、使相：荫补三人。曾任三少、使相、执政官，或现任节度使：荫补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书、侍郎、右武大夫以上官员，以及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官员和侍御史：荫补一人。遗表荫补。曾任宰相以及现任三少、使相：荫补五人。曾任执政官、现任节度使：荫补四人。太中大夫以上：荫补一人。诸卫上将军、承宣使：荫补四人。观察使：荫补三人。志第一百二十四·职官十一（俸禄制度上）。俸禄、匹帛、职钱、禄粟、傔人、衣粮、厨料、薪炭等各项物资。俸禄从宰臣以下至岳渎庙令，共分四十一等。宰相、枢密使，每月三百千。春、冬两季服装各给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季绵一百两。枢密使兼使相、侍中兼枢密使，春冬衣物与宰相相同。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官员及兼宣徽使者，先前两府官出任节度使者以及节度使移镇者，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兼节度使者，每月四百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以及不兼节度使的宣徽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每月二百千。春、冬各给绫十匹，春绢十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自宰相以下，春季各加罗一匹。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者，春、冬各给绢二十匹，绵五十两。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任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者，以及兼宣徽使的签书枢密院事，每月三百千；绫、绢、罗、绵与参知政事相同。观文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等级。资政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等级。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龙图阁和天章阁直学士、知制诰、龙图阁和天章阁学士，各给绫五匹、绢十七匹；自承旨以下各加罗一匹，绵五十两。以上官员的俸禄随本官等级，衣赐按本官例发放；本官品级高的依本官例，品级低的依各等规定。三师、三公，每月一百二十千，绢三十匹。东宫三师、仆射，每月九十千；绫各五匹，绢二十匹。东宫三少、御史大夫、尚书，每月六十千。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太常卿、宗正卿、左丞、右丞、各行侍郎、御史中丞，每月五十五千。春、冬各给绫五匹、绢十七匹，唯独御史中丞给绫七匹、绢二十匹。权御史中丞发给本官俸禄。太子宾客，每月四十五千；绫、绢与御史中丞相同。左右散骑常侍，每月六十千。给事中、中书舍人、大卿、监、国子祭酒、太子詹事，每月四十五千。谏议大夫，每月四十千。春、冬绫各三匹，绢十五匹。旧志记载：太常卿、宗正卿、左右丞、侍郎兼翰林学士承旨以及侍读、侍讲，各给绫七匹、绢二十匹；中书舍人若兼任翰林学士，给绫五匹、绢十七匹；其他官员兼任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也依此办理。龙图阁学士、知制诰，数额与谏议大夫相同。权三司使以及权发遣三司公事者，料钱、衣赐都与本官相同。

译副使，每月五十千。春季绫二匹，冬季绫五匹，春冬绢各十五匹。自三师以下，春季各加罗一匹，冬季加绵五十两，权任者相同。判官以及权任、发遣官员，直到子司主判、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公事，料钱、衣赐都与本官数额相同。左右谕德、少卿、少监、司业、郎中，每月三十五千。左右庶子、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知杂事，待遇相同。如果正郎兼知杂事，发给本官俸禄和料钱。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员外郎、赤县令，每月三十千；丞，每月十五千。京朝官如果愿意领取本官的衣俸，仍发给米、麦。少詹事，每月二十九千。春、冬绢各十三匹，只有赤县令的衣赐随本官等级。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国子五经博士、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殿中丞、著作郎、大理正，每月二十千。太子率更令、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殿中省六尚奉御，每月十八千。太常博士以上春、冬各给绢十匹；谕德以下春季加罗一匹，冬季加绵三十两；其余各给绢七匹。太常博士、著作郎、洗马，旧例各有增减。司天监五官正，每月十三千；春、冬各给绢五匹，冬季绵十五两。秘书郎、著作佐郎，每月十七千；春、冬各给绢六匹，冬季绵各二十两。五官正以下春季各给罗一匹。秘书郎旧例没有俸禄，兼任三馆职事的给八十千；至道二年，命令与著作佐郎一样发给。大理寺丞，每月十四千；诸寺、监丞，每月十二千；春、冬各给绢五匹。大理评事，每月十千；春、冬各给绢三匹。自大理寺丞以下，冬季各加绵十五两。诸寺、监丞、大理评事，旧例的增减各不相同。太祝、奉礼郎，每月八千；司天监丞，每月五千；春、冬各给绢五匹。主簿，每月五千；春、冬各给绢三匹；丞、簿各给绵十五两。灵台郎，每月三千；保章正，每月二千。春、冬各给绢三匹，只有灵台郎冬季随衣钱另给三千。节度使的料钱为四十万钱，管军的同样如此。皇子担任节度使兼侍中、并带诸王名号时，皇族担任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以及散节度使、兼带王爵者，俸禄都同节度使。只有春、冬两季各加绢一百匹、大绫各二十匹、小绫各三十匹、罗各十匹、绵各五百两。节度观察留后，在官制施行后改称承宣使。料钱三十万钱，管军的同样如此。两省都知、押班以及诸司使遥领此职的，按此标准办理。皇族担任留后或兼带郡王爵位的，俸禄相同；只有春季加绢二十匹，冬季加绢三十匹，大小绫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一百两。观察使的料钱为二十万钱，管军的同样如此。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以及横行官遥领此职的，俸禄按此标准。春、冬两季各加绢十匹、绵五十两。皇族担任观察使的，料钱为三十万钱，春、冬两季各加绢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防御使。料钱三十万钱，管军和皇族的同样如此。皇族以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横行官、诸卫大将军和将军遥领此职的，料钱为十五万钱；皇族春、冬两季各加绢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横行官以及诸卫大将军领此职的，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绵五十两。团练使的料钱为十五万钱，管军、皇族以及由军班人员除授此职的同样如此。皇族以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横行官、诸卫大将军遥领此职的，料钱为十万钱；皇族春、冬两季各加绢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横行官以及诸卫大将军领此职的，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冬绵五十两。六军统军料钱十万钱，诸卫上将军六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绫五匹、绢十匹、绵五十两。皇子担任诸卫上将军的，料钱二十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绫十匹，春绢十匹、罗一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三万五千钱，诸卫大将军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绫三匹、绢七匹，冬绵三十两。将军料钱二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绫二匹、绢五匹、绵二十两。率府率、副率、中郎将，料钱一万三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冬绵十五两。自诸卫上将军以下，春季衣料另给罗一匹。内客省使六万钱，客省使三万七千钱。延福宫、景福殿、宣庆、引进、四方馆、宣政、昭宣、閤门使二万七千钱。皇城以下各司使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绵三十两；只有客省使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客省以及皇城以下各司副使二万钱。内殿承制一万七千钱，崇班一万四千钱。春季各给绢五匹，冬季十匹，绵三十两。兼带閤门祗候的同样如此。供奉官一万钱；兼带閤门祗候的，一万二千钱。春绢四匹，冬绢五匹，绵二十两。侍禁七千钱；兼带閤门祗候的，一万钱。殿直五千钱；兼带閤门祗候的，九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冬绵十五两。三班奉职、借职四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三匹，另给钱二千。下茶酒班殿侍一千钱。春、冬两季给绢七匹，冬绵十五两。下班殿侍七百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这两项都包括蕃官和由土人补充的人。皇亲担任诸卫大将军并兼领刺史，料钱八千；担任将军兼刺史，六万钱。春、冬两季绫十匹，春绢十二匹，冬绢十三匹，绵五十两。旧志记载：春、冬两季绫十匹、绢十五匹，各加罗一匹。将军三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绫三匹、绢五匹、罗一匹，冬绵四十两。率府率二万钱，副率一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绫二匹、绢五匹、罗一匹、绵四十两。旧志记载：诸卫将军的料钱分为五万、四万、三万钱三等。一等春、冬两季各给绫五匹、绢十匹；另一等给绫二匹、绢五匹。春季都加罗一匹，冬季都加绵二十两。

译诸司使分为四万钱、三万钱两等。副使以下与异姓官相同，并发给实钱。自诸司使至殿直，春、冬两季各给罗一匹、绫一匹、绢五匹，冬绵各四十两。入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押班，不兼带遥郡诸司使而充任者，料钱二万五千钱。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由副使充任的，料钱二万钱；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入内内侍省供奉官一万二千钱；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殿头七千钱，高品、高班五千钱。春绢五匹，冬绢六匹，绵二十两。黄门三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绵十五两。祗候殿头、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内品、祗候内品、祗侯小内品、贴祗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料钱均为七百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绵十五两。云韶部内品七百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绵十五两。入内内品管勾二千钱，奉替祗应一千五百钱，打牧祗应一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绵各十五两。内侍省内常侍、供奉官，料钱一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内常侍春季加罗一匹，冬季加绵十五两；供奉官冬季只加绵二十两。殿头五千钱，高品、高班三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冬绵各二十两。黄门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冬绵十五两。殿头内侍、入内高品，料钱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三匹，另给钱二千。高班内品一千五百钱，衣粮沿用旧制。黄门内品在京供职者，料钱一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碧罗、碧绫半匹，黄绢、生白绢各一匹，绵八两。寄班小底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入内小黄门、前殿祗候内品、北班内品、从外处选入的内品，以及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和西京内品，依照北班内品办理；西京内品仍由西京收管，料钱七百钱。西京内品五百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绵各十五两；只有入内小黄门、前殿祗候内品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郢州、唐州、复州的内品三百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旧志记载内官不详细，所发俸料都减少了。枢密都承旨四万钱；副都承旨、副承旨、枢密院各房副承旨，按各房副承旨的标准办理。以上职官如兼带南班官，也同样办理。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三万钱。都承旨以下春、冬两季各给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各房副承旨各给绢十三匹。都承旨、承旨春季加绫三匹，冬季加绫五匹，绵五十两；副都承旨以下各给绵三十两。中书堂后官二万钱，特支五千钱。以上职官如兼带京朝官，也同样办理。中书、枢密主事二万钱，录事、令史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春罗一匹；主事以上冬绵五十两，录事、令史三十两。主书七千钱，守当官、书令史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二匹。主书、书令史春季给钱三千，冬季给绵十二两、钱一千；守当官春季给钱一千。中书、枢密院官以及曾任两府职务者，即使不再兼带原职，其料钱也发实钱；曾任两府而退休者同样如此。宣徽、三司，观文、资政、翰林、端明、翰林侍读、翰林侍讲、龙图、天章学士，枢密、龙图、天章直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待制，御史台，开封府，节度使至刺史，三馆，秘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诸王府记室、翊善以下至诸王宫教授，知审官院，勾当三班院，纠察刑狱，判吏部铨、南曹，登闻检院、鼓院，司农寺及国子监直讲、丞、簿，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皇子亲王，诸卫大将军至率府副率，两省都知、押班，不兼带遥郡诸司使、副，两府供奉官以下至内品，这些职官都发实钱；只有内品特别发一成实钱。以及枢密都承旨以下的官员，也都发实钱。其余官员，以及防御使以下的诸卫将军、横行官、诸司使遥领者，全部一成发实钱，二成发折色物品。两省都知、副都知遥领刺史以上官职的，则发一半实钱。三司检法官一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冬绵十五两。愿意领取前任职务俸禄的，听其自便；如果转任京朝官，就按照本官的料钱和衣赐发给。权知开封府以及判官、推官，料钱和衣赐都随本官的标准。旧志说：判官三万钱，推官二万钱，都发实钱。司录二万钱；如果差遣员外郎以上官员担任，就按照本官的料钱和衣赐发给。功曹、法曹一万二千钱，仓曹、户曹、士曹、兵曹一万钱。差遣京朝官担任的，按照本官的料钱和衣赐发给。刑部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法直官、副法直官，一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冬绵十五两。转任京朝官的，按照本官的料钱和衣赐发给。西京军巡判官一万五千钱。其中由开封府转任京官的，发给本官的衣服和俸禄。西京、南京、北京留守判官，河南府、应天府、大名府判官，三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二匹，冬绵二十两。节度判官、观察判官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六匹，冬绵十二两半。节度副使三万钱，行军司马二万五千钱。如果签书本州公事，衣服和俸禄按照节度判官、观察判官的标准；如果担任监当，只发一半折支，衣赐和厨料不发。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二万钱。绵、绢按照推官的标准。留守推官、府推官、节度推官、观察推官一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冬绵十两。防御副使、团练副使二万钱。如果担任监当，只发一半折支。防御判官、团练判官一万五千钱。《两朝志》说：俸禄按照本州录事参军发给；如果没有录事参军，就按照倚郭县令的标准。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以及军、监判官七千钱；军事判官则按本州录事参军的数额发给。京府司录参军二万钱，诸曹参军一万钱。由京官担任知府、知事的，俸禄从优发给。景德三年，诏令司录和六曹全部发给春、冬两季衣料。

译五万户以上的州，按三京的标准办理。录事参军二万钱，司理、司法一万二千钱，司户一万钱。三万户以上的州，录事一万八千钱，司理、司法一万二千钱，司户九千钱。一万户以上的州，录事一万五千钱，司理、司法一万钱，司户八千钱。五千户以上的州，录事一万二千钱，司理、司法一万钱，司户七千钱。不满五千户的州，录事、司理、司法一万钱，司户七千钱。别驾、长史、司马、司士参军，如果授予士曹之职，就按司士参军的标准办理。文学参军七千钱。东京畿县七千户以上的知县，朝官二万二千钱，京官二万钱；五千户以上的知县，朝官二万钱，京官一万八千钱；三千户以上的知县，朝官一万八千钱，京官一万五千钱；三千户以下的知县，只任用京官，料钱一万二千钱。以上衣赐都按照本官的标准发给。主簿、县尉的料钱从一万二千钱至七千钱，分为四等，都发实钱。河南府的河南、洛阳县令三万钱。各路州军中一万户以上县的县令二万钱，主簿、县尉一万二千钱；七千户以上县的县令一万八千钱，主簿、县尉一万钱；五千户以上县的县令一万五千钱，主簿、县尉八千钱；三千户以上县的县令一万二千钱，主簿、县尉七千钱；不满三千户县的县令一万钱，主簿、县尉六千钱。京朝官及三班官担任知县的，也允许领取县令的俸禄；本官俸禄较多的，按较多的标准发给。兼任监兵的，只领取本官俸禄并加给相应数额。岳渎庙令一万钱，丞、主簿七千钱，全部折支。幕职和州县官的料钱，各路发一半实钱、一半折支。县尉全部发实钱。广东、川峡地区全部发实钱。元丰官制施行后，宰相料钱三十万钱，衣赐中的绫、绢、绵都按照旧制。不过当时以左、右仆射担任宰相。政和年间，以三公担任正式宰相。靖康年间恢复旧制。枢密使兼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官职以及兼带宣徽使的，前两府任节度使后移镇的，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带节度使的，料钱均为四十万钱。自治平末年至元丰四年，文彦博、吕公弼、冯京、吴充先后担任使、副；这一年十一月，才诏令枢密院设置知院、同知院，其余职务全部罢除。到这时，既然罢免使、副，便只设置知院、同知院，一直到靖康年间都没有改变。知枢密院、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料钱二十万钱，衣赐沿用旧制。元祐年间重新设置签书枢密院事，绍圣年间罢除。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料钱四十万钱。春服给罗三匹、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冬服给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绵二百两。旧制中料钱一十二万钱，春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罗一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大观年间增加并改定。开府仪同三司一十二万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十匹、绢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大观二年，因为没有专门任用此职的人，于是删去这一条。特进九万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料钱六万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七匹、绢二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料钱五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五匹、绢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通议大夫、太中大夫，料钱五万钱。《无丰令》中规定：太中大夫以上官员因丁忧离职时，发给原任官职的料钱。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钱四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料钱三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料钱三万钱。春、冬两季的服料与正郎相同。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料钱二万钱。承议郎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奉议郎、通直郎春、冬两季各给绢七匹。宣教郎一万七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六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无丰格》规定：有出身者一万七千钱，无出身者一万四千钱。元丰六年，诏令不论资历考核及有无出身，一律给一万五千钱，衣料不再给罗。宣义郎一万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冬绵十五两。承事郎一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三匹，冬绵十五两。承奉郎八千钱，承务郎七千钱。元丰以来，厘务官只发驿站料钱。大观二年，确定了发放标准。承直郎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六匹、绵十二两半。元丰年间，留守判官、府判官料钱三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二匹、绵二十两；节度判官、观察判官料钱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六匹、绵十二两半，共分两等。崇宁二年改为按一等办理。儒林郎二万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五匹、绵十两。元丰年间，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的料钱和衣赐按上述标准；防御、团练军事判官考核任满、应升入令录职等的，料钱一万五千钱，共分两等。崇宁年间改为按一等办理。文林郎一万五千钱。春、冬两季的服料与儒林郎相同。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料钱一万五千钱。从事郎按元丰旧制：考核等第达到应升入令录职等的，按令录的标准发给；未达到的，按判官、司理、主簿、县尉的标准发给。从政郎按元丰制度：三京、州、府、军、监的司录、录事参军，五万户以上二万钱，三万户以上一万八千钱，一万户以上一万五千钱，五千户以上一万二千钱，不满五千户一万钱。县令，一万户以上二万钱，七千户以上一万八千钱，五千户以上一万五千钱，三千户以上一万二千钱，不满二千户一万钱，共分两等。崇宁年间改为按一等办理。

译迪功郎一万二千钱。元丰年间，四京军巡判官一万五千钱。三京、州、府、军、监的司法参军，五万户、三万户以上均一万二千钱，二万户及不满五千户均七千钱。三京、州、府、军、监的司户参军，以及五万户以上者一万钱，三万户以上九千钱，一万户以上八千钱，不满五千户七千钱，共分三等。崇宁年间改定。起初，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说：‘天下选人俸禄微薄而且多少不均，不足以劝勉廉吏。现在想按月增加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六十七人，原来领取一万、 一万二千钱的，增加到一万五千钱；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二千一百五十三人，原来领取七千、八千、一万钱的，增加到一万二千钱；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人，原来领取七千钱的，增加到一万二千钱。每月合计增加俸钱一万二千余贯，米麦也相应增加。’皇帝同意了。太尉十万钱。春、冬两季各给小绫十匹；春罗一匹、绢十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兼带节度使的，按节度使的标准办理。节度使四十万钱。曾任执政以上官职后除授的，以及移镇、初次除授和管军的，都与旧制相同。承宣使三十万钱，即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二十万钱，团练使十五万钱，刺史十万钱。自节度使以下至诸卫中郎将，都按旧制办理。通侍大夫三万七千钱。正侍、宣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大夫二万七千钱。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大夫二万五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绵二十两，只有通侍大夫各给绢十二匹。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郎，料钱二万钱。敦武郎一万七千钱，修武郎一万四千钱。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兼带閤门祗候的同样如此。从义郎、秉义郎一万钱；兼带閤门祗候的，一万二千钱。成忠郎、保义郎五千钱；兼带閤门祗候的，九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四匹，冬绵十五两。承节郎、承信郎四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三匹，另给钱二千。进武校尉三千钱，进义校尉二千钱。春、冬两季各给绢三匹。进武副尉三千钱。守阙进武副尉、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均一千钱。凡文官、武官的料钱，都一成发实钱，二成折支。曾任两府职务者，即使不兼带原职，料钱也发实钱。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行职六万钱，守职五万五千钱，试职五万钱。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万钱。衣赐按本官的惯例发给。官品较低的，春、冬两季各给小绫三匹、绢十五匹、绵五十两。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开封尹，行职十万钱，守职九万钱，试职八万钱。崇宁四年重新确定。六曹侍郎，元祐年间设置权六曹书，俸禄按照守侍郎发给；绍圣年间罢除。行职五万五千钱，守职五万钱，试职四万五千钱。太子宾客、詹事，行职五万钱，守职四万七千钱，试职四万五千钱。给事中、中书舍人，行职五万钱，守职四万五千钱，试职四万钱。左、右谏议大夫，元祐年间设置权六曹侍郎，俸禄按照谏议大夫发给；绍圣年间罢除。行职四万五千钱，守职四万钱，试职三万七千钱。太常卿、宗正卿，行职三万八千钱，守职三万五千钱，试职三万二千钱。秘书监，行职四万二千钱，守职三万八千钱，试职三万五千钱。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宗正少卿、秘书少监，行职三万五千钱，守职三万二千钱，试职三万钱。太子左、右庶子，行职四万钱，守职三万七千钱，试职三万五千钱。七寺少卿，行职三万二千钱，守职三万钱，试职二万八千钱。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和尚书左、右司郎中，行职四万钱，守职三万七千钱，试职三万四千钱。国子司业、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行职三万二千钱，守职三万钱，试职二万八千钱。太子少詹事，行职三万五千钱，守职三万二千钱，试职三万钱。太子左、右谕德，行职三万二千钱，守职三万钱，试职二万九千钱。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尚书六曹郎中，行职三万七千钱，守职三万五千钱，试职三万二千钱。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右司谏，行职三万五千钱，守职三万二千钱，试职三万钱。左正言、右正言，行职三万二千钱，守职三万钱，试职二万七千钱。诸司员外郎：行，月俸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监：行，三十千；守，二十八千；试，二十五千。太子侍读、侍讲：行，二十五千；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监察御史：行，三十二千；守，三十千；试，二十七千。太子中舍、太子舍人：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太常、宗正、知大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太医令：行，二十五千；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七寺丞：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秘书郎：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太常博士、著作佐郎：行、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国子监丞：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大理司直、评事：行，二十二千；守，二十千；试，十八千。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丞：行，二十千；守，十八千。

译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千；守，十六千；试，十四千。秘书省正字：行，十六千；守，十五千；试，十四千。御史检法官、主簿：行，二十千；守，十八千。宗学、太学、武学博士：行，二十千；守，十八千；试，十六千。律学博士：行，十八千；守，十七千；试，十六千。太常寺奉礼郎：行，十六千。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千；守，十六千。太学正、录，武学谕：行，十八千；守，十七千；试，十六千。律学正：行，十六千；守，十五千；试，十四千。凡是职事官的职钱，没有注明“行”“守”“试”的，均按“行”的标准发给；衣服按照寄禄官的规定支给。没有固定规定的，都随寄禄官发给料钱；米、麦按实际数额发给。应当领取两项的，是指职钱和米麦。按数额较多的一项发给。承直郎以下充任职事官的，包括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可以领取阶官的请给，但不发衣服以及厨料、米麦。唐贞元四年，确定百官的月俸。唐僖宗、昭宗时战乱流离，国家用度困乏，到天祐年间，只发给一半。后梁开平三年，才下令全部发给。后唐同光初年，租庸使认为军储不足，百官虽然名义上的俸钱很多，但折支并非实物实钱，请求减去一半而发给实钱。此后所发的一半俸禄，又恢复了虚折。后周显德三年，重新发给实钱。宋朝初年的制度，大体按照后唐所定的数额。乾德四年七月，诏书说：“州县官的俸禄都发给其他物品，听说拿到市场出售后，往往不能抵足应有的价值；却要求他们保持廉洁，这也实在困难。甚至有人把物品拿到店铺征收，增加烦扰，又触犯公法，自己招致刑罚，实在没有意义。汉乾祐年间，设置州县官奉户，除二税以外，免除其他差役；后周显德年间才废除这种制度。现在起，应在各地设置回易料钱户，按每位官员所得物品计算，每一千分给两户，让他们自由贸易；每户缴纳钱五百，免役的规定完全依照汉朝诏令。对于所发的官物，命各州估算，凑足一年应发的数额，与蚕盐同时发给。万户县的县令、五万户州的录事以及两京司录，旧制每月俸钱二万的，给四十户；其余按此类推，分别确定等级。主簿、县尉以及户掾、法掾，旧制每月俸钱六千的，增加一千；按增加的数额，另给奉户。”这一年，下令西川官员全部发给实钱。开宝三年，下令西川州县官员除常俸外，另发铁钱五千。四年十二月，诏书说：“节度副使、观察副使、防御副使、团练副使权知州事，以及由朝廷任命并主管别厅事务的节度掌书记，也一并发给。” 副使不是知州，掌书记虽由奏授而不办理事务的，全部照旧，发给折色。太平兴国元年，诏书说：“以耕织为业的家庭，以农桑为根本；奉户每月缴纳缗钱，使这些贫弱百姓难以经营置办。现罢除天下奉户。原来官员应得的俸钱，都改发官物，令其出售所得达到价值的七成；仍依照显德五年十二月诏令，增加发给米麦。”二年二月，诏书说：“各道发给幕职官、州县官的俸禄，听说官府估价过高，不能达到七成的数额。应令其中三成发实钱，二成发折色，并令通判当面估定官物价格，不得亏损其价值。”四月，下令西川各州幕职官在俸禄之外，另增加钱五千。雍熙三年，文武官员折支的俸钱，旧制按二成发给的，从今以后都按实际价值发给。端拱元年六月，诏书说：“州郡从事的职务，都是参议、辅佐州郡政务，帮助宣布法令教化；州县官的任职，也都应当亲自到任处理政务，以安抚我们的百姓。俸禄制度应当优厚，使他们生活丰足安定，然后要求他们保持廉洁。除川峡、岭南已经发给现钱外，其他州府幕职官、州县官的料钱，旧制三分之二发给他物，从今以后改为一半发缗钱，一半发他物。”淳化元年五月，诏书说：“有曾经任过外职的致仕官，发给一半俸禄，以他物充给。” 淳化三年十一月，下令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的幕职官和州县官料钱，凡应发他物的，每一千改发钱七百。起初，川峡、广南、福建的幕职官和州县官，都允许预借俸钱。大中祥符年间，又诏令江、浙、荆湖等远地，麟州、府州等地，以及河北、河东沿边州军，从今以后可以预借两个月的俸钱；近地可以预借一个月。至道二年下诏：此前京官任满三十个月就停止发俸，从今以后继续发给。真宗即位后，因三司给百官俸禄折支物品估定的价值，通常增加到原数的几倍，便诏令有关官署重新确定，普遍提高数额。咸平元年六月，诏书说：“文武群臣中，有人把俸禄分寄在别处而本人去世，尚未听到讣告却已经发给俸禄，按例追索，实在可怜。从今以后，川峡、广南、福建免除一季，其他地方免除两个月。”大中祥符七年下诏：“三班使臣从今以后父母去世，不得停发俸禄。”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诏令群臣每月俸禄中的折支物品，不得收取其折算的费用。五年七月，增加川峡路朝官、使臣等人的每月添支。景德四年九月，真宗认为太平日久，赋税已经很轻，除军国用度外，从未大肆耗费自己的俸禄；又想以一般官员生活贫困来勉励他们办事，于是诏令：“从今以后，掌管事务的文武官员每月俸禄中折支的部分，京师每一千发实钱六百，外地发四百；愿意领取他物的，听其自便。”大中祥符五年，诏令文武官员一律增加俸禄：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加二十千；三司、御史大夫、六尚书、中丞、郎、两省侍郎、太常卿、宗正卿、内客省使、上将军各增加十千；横班诸司各增加五千；朝官五品正、中郎将以上、诸司使和副使各增加三千；京官、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各增加二千；供奉官各增加一千五百；奉职、借职增加一千；其余照旧。乾兴以后，制度变更很多；到嘉祐年间才开始编定《禄令》。

译元丰年间全面更新官制，职事官的职钱按照寄禄官的高低分为行、守、试三等。大体以《禄令》为准，而京城官署的供给数额都合并为职钱。例如大夫任郎官，既领取大夫的俸禄，又领取郎官的职钱，比嘉祐时期优厚了。崇宁年间，蔡京执政，吴居厚、张康国等人在俸钱、职钱之外，又增加供给、食料等钱。像蔡京这样，除仆射俸禄外，又领取司空俸禄，其余傔从的钱米也都按本色发给；其他执政大臣也都如此，比元丰制度的俸禄又增加了一倍。武臣俸禄的发给。殿前司：自宣武都指挥使三十千，递减至归明神武、开封府马步军都指挥使十五千，共二等。殿前左、右班虞候三十千，至天武、剩员都虞候十九千，共四等。殿前班指挥使二十千，至拣中、剩员僚直、广德指挥使十千，共三等。殿前班都知十三千，至招箭班都知四千，共七等。殿前班副都知十千，至招箭班副都知三千，共五等。殿前押班七千，至招箭押班二千，共五等。散指挥都头中又有兼称押班的，按押班的标准发给。兵士中的员僚直又有副指挥使、行首、副行首，招箭班也有行首，俸钱从七千至三千，共三等。御龙直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虞候，从十千至三千，共五等。殿前指挥使五千，至殿侍一千，共五等。捧日、天武指挥使十千，至拣中、广德指挥使四千，共四等。捧日、天武副指挥使七千，至擒戎副指挥使三千，共五等。捧日军使、天武都头五千，至擒戎军使一千五百，共五等。捧日副兵马使三千，至擒戎副兵马使一千，共四等。天武副都头二千，至广德副都头一千五百，共二等。捧日军将二千，至龙猛、骁骑、带甲剩员军头、十将三百，共八等。天武将虞候以下五百，至飞猛、骁雄将虞候以下三百，共六等。这些是俸钱的等级差别。此外，每月发给粟米：殿前班都头、虞候十五石，至广健副都头、吐浑十将二石五斗，共六等。殿前指挥使五石，鞭箭、清朔二石，共五等。殿前班都虞候以下至军士，每年发给春、冬服，从三十匹绢至六匹油绢不等，另加绵、布、钱，数额各有差别。又每月发给傔人粮，从十人至一人不等。诸班、诸直以及捧日、天武、拱圣、龙猛、骁骑、吐浑、归明渤海、契丹归明神武、契丹直、宁朔、飞猛、宣武、虎翼、神骑、骁雄、威虎、卫圣、清朔、擒戎等军的军士，都发给一名傔人，或按半份发给；其余军队不给。侍卫马军司、步军司：自员僚直、龙神卫都虞候每月二十千，至有马劲勇员七千，共五等。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十千，至顺化三千，共五等。副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七千，至顺化二千，共七等。军使、都头自龙卫、神卫五千，至看船神卫一千，共七等。副兵马使、副都头自龙卫、神卫三千，至顺化一千，共五等。军头、十将自龙卫、神卫一千三百，至顺化三百，共五等。此外，员僚直中还有行首、副行首、押番军头、都知、副都知等名目，从行首五千至副都知一千，共六等。高阳关有骁捷左、右厢都指挥使，每月三十千。开封府有马步军都虞候，每月二十千。六军另有都虞候，每月五千。员僚直、龙神卫以下，都每月发粟米，从都虞候五石至顺化、忠勇军士二石，共五等。都虞候以下至军士，都每年发给春、冬服，从三十匹绢至五匹油绢，另加绵、布、钱，数额各有差别。又发给傔人粮，从十人至一人不等。其中员僚直、龙神卫、云骑、骁捷、横塞，以及神卫上将、虎翼、清卫、振武、忠猛军士，都发给一名傔人或半份；其他军队不给。宣徽院、军头司从员僚到军士，都每月发给钱、粟以及春冬服，数额各有差别。各道州府厢军，从马步军都指挥使至牢城副都头，共五等；每月俸钱从十五千至五百，共十二等。河南府等五十州、府，邓州等三十四州，莱州等一百四十四州、军，广济军等三十九军、监，所发数额逐级减少，均载入有关官署的簿籍。此外还发给司马的草料，每年发春、冬服，并加绸、绵、钱、布，数额也各有差别。禄粟从宰相到入内高品，共十八等。宰相、参知政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任枢密使者，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以及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任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兼宣徽使、签书，检校太保签书，以及三司使、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右丞、太尉，每月各一百石。枢密使兼使相，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官职并兼宣徽使，以及原任两府后除授节度使者，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兼节度使者，每月各发二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知三司使公事，七十石。权发遣使，三十五石。内客省使，二十五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管军者同样。皇族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官职，以及散节度使、兼王爵者，均一百石。留后（后来改为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一百石。管军者以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横行遥领者同样。只有皇族遥领防御使的，七十石。团练使，七十石；管军者、皇族以及由军班除授者同样。其余正任者均五十石。皇族以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将军、横行遥领者同样。

译刺史，五十石；皇族以及由军班除授者同样。其余正任者及管军者三十石。两省都知、押班、通侍大夫遥领者二十五石。诸卫大将军、将军遥领者十石。横行遥领者，全份二十五石，减定者十石。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兼遥郡团练使，五十石。殿前诸班直、都虞候、龙卫、神卫以及诸军都指挥使兼遥郡刺史，二十五石。每一石发给六斗，米、麦各占一半。管军者发六成米、四成麦。赤令，七石；丞，四石；京府司录，五石。诸曹参军，从四石至三石，共二等。畿县知县从六石至三石，共四等。主簿、县尉的米麦从三石至二石，共二等。诸州录事从五石至三石，共三等。司理、司法从四石至三石，共二等。司户为三石、二石，共二等。各县县令从五石至三石，共三等。只有河南洛阳县令按户口发给。主簿、县尉，三石、二石，共二等。四京军巡判官，四石。军、监判官以及防、团推官，二石。司天监丞，四石。主簿、灵台郎、保章正，二石。以上都发米麦。入内内侍省供奉官，四石。殿头、高品，三石。高班、黄门、入内内品、管勾奉辇祗应、入辇祗应，二石。打牧祗应，一石五斗。以上都发粳米。祗候殿头、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内品、祗候内品、祗候小内品、贴祗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三石。云韶部内品，一石。以上都发丹粮，只有云韶内品发细色。内侍省供奉官，三石。殿头、高品、高班，二石。黄门，一石五斗。以上都发粳米。黄门内品在京供事者，二石五斗。北班内品、前殿祗候内品、各处拣来的内品，以及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和西京内品；其中北班内品仍按旧例由西京收管，西京内品以及郢州、唐州、复州内品，二石。入内小黄门，一石。寄班小底，四石。以上都发每月粮食，只有入内小黄门发细色。殿头内侍、入内高班，一石；米、麦各一半。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说：“天下选人的俸禄微薄，多少不一，不足以勉励廉吏。拟每月增加米麦、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七十六员，旧领米麦三石的，都增加到四石；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县尉二千五百一十三员，旧领米麦二石的，都增加到三石；防、团军事推官以及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员，旧领米麦二石的，都增加到三石。每月总共增加米麦三千七十多石。”朝廷同意了。元随傔人的衣粮：任宰相、执政的有随身；任使相至正任刺史以上的有随身；其余只配给傔人。宰相，以及文臣充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七十人。宰相旧制有五十人的衣粮，二十人的日食，后来又增加。枢密使兼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并兼宣徽使者，以及原任两府后除授节度使者、节度使移镇者，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兼节度使者，一百人。参知政事，文臣充任枢密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者，以及宣徽使不兼节度使而签书枢密院事者，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并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且兼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者，三司使，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五十人。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十五人。权知三司使，三十人。权发遣公事，十五人。副使、判官、判子司，五人；副使、判官代理职务的以及权发遣者同样。观文殿大学士，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十人。资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读、侍讲、龙图阁、天章阁学士，枢密直学士，保和、宣和、延康殿学士，宝文、显谟、徽猷阁学士，七人。旧制只发日食，政和年间改发每月粮二石。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名副使，十人；判官，五人。节度使、留后（后来改为承宣使）、观察使，五十人；管军者同样。皇族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官职，以及散节度使兼王爵者、节度观察留后兼郡王者，均五十人。观察使，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兼诸司使并领节度观察留后者，五十人；两省都知、押班以及横行领观察使者，十五人。防御使，三十人；管军者同样。皇族以及遥领者，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兼诸司使，以及诸卫大将军、横行遥领者，十五人。团练使，三十人；管军者及由军班除授者同样。其余除授者，二十人。皇族充任及兼领者，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兼诸司使，以及横行遥领者，十人。刺史，二十人；由军班除授者同样。其余除授者及管军者，十人。皇族充任者，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兼诸司使者，五人。横行遥领全份者，五人；减定者不给。内客省使，旧有景福殿使一职。二十人。枢密都承旨，十人。副都承旨、副承旨、诸房副承旨、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七人。各房副承旨，五人。中书堂后官至枢密院主事以上，各二人。录事、令史、寄班小底，各一人。傔人的餐钱：中书、枢密、宣徽、三司以及正任刺史以上，都有衣粮；其余只发餐钱。判三馆、秘书监、两制、两省兼修撰者，五千。郎中以下兼修撰者，三千。直馆阁、校理、史馆检讨、校勘，各三千。直龙图阁、审刑院详议官、国子监书库官，五千。修撰以上另有职钱五千，校勘以上三千。

译京畿各司的库、务、仓、场监官：朝官从二十千至五千，共七等；京官从十五千至三千，共八等；诸司使、副使、閤门通事舍人、承制、崇班，从二十千至五千，共九等；閤门祗候及三班，从十五千至三千，共十等；内侍，从十七千至三千，共九等；寄班，从八千至五千，共三等。旧志记载有错误，现一律依据《两朝志》。茶、酒、厨料的供给。学士、权知三司使以上兼任秘书监者，每日供酒，从五升至一升，共四等；法酒、糯酒从一升至二升，共二等。宫观副使、文明殿学士（即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也都供给茶。节度使、副使以下，各供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二斗。柴、蒿、炭、盐等物品的供给，宰相旧时没有，后来增加。宰相、枢密使，每月发柴一千二百束。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权知三司使，四百束。三部副使、枢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枢密副都承旨、中书提点五房，一百束。开封判官、节度判官，柴二十束、蒿四十束。开封推官、掌书记、支使、留守推官、节度推官、防团军事判官，柴十五束、蒿三十束。留守判官，柴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团军事推官，柴十束、蒿二十束。宰相、枢密使每年发炭：从十月到正月，每月二百秤；其余月份，每月一百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三十秤；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龙图阁学士，十五秤。都承旨，二十秤。发盐：宰相、枢密使，七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宣徽使、三司使、三部使、权知三司使，二石；节度使，七石；掌兵而遥领者，五石；留后、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石。掌兵者、遥领者都不给。发给马匹草料粟米的，从二十匹马至一匹马，共七等。军职、内侍、三班、伎术人员，以及中书、枢密、宣徽院的侍卫、殿前司、皇城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的吏属借用官马者，其马厩所需草料粟米也都按规定发给。发纸的，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宫观副使、判官、判官、谏官，都按月发给。从供给茶、酒以下，《两朝志》没有记载，《三朝志》虽然不够详尽，但也足以看出一代的制度了。《职官志》第一百二十五卷，职官十二（奉禄制度下）。增加公用钱、给券、职田。增加供给。权知三司使、知开封府，一百千。权发遣三司使，五十千。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名副使，观文殿大学士，三十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以及元丰年间增置的保和殿大学士。宫观、三司判官，判子司，代理和权摄者同样。开封府判官、提举诸司库务、管辖三司军大将、提点内弓箭库，二十千。宫观都监、勾当官，十七千。任都知、押班者，二十千。资政、端明、翰林侍读，以及元祐重新设置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绍圣年间罢除。龙图、天章学士；元丰年间增加的保和、延康、定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学士，后来改为述古殿学士。龙图、天章直学士；元丰年间增加的定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保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待制。十五千。春、冬两季各给绫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绵五十两。以上从大学士到待制，俸禄随本官发给，衣服赏赐按本官的规定；大数额依本官标准，小数额依各等标准。大观二年，户部尚书左睿说：“现正编修《禄格》，学士的添支与正任料钱相差悬殊。例如观文殿大学士为从二品，添支只有三十千，而节度使的料钱却有四百千，傔……” 从、粟帛等也都是这样。有人说，大学士有寄禄官料钱，所以添支数额少。现在以银青光禄大夫任观文殿大学士来比较，其总料钱还不到节度使的一半，厚薄不均显而易见。其余学士与各类正任相比，大多也不相等。希望把职钱改称贴职钱，以便区别；以正任料钱、公使钱为标准，斟酌制定。自学士至直阁以上的贴职钱，不论内外都发给：观文殿大学士，一百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八十千；端明殿学士（后来改为延康殿学士），五十千；前任执政增加二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学士（改为述古学士），四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三十千；待制，二十千；集贤殿学士（改为集英殿修撰），十五千；直龙图阁至直秘阁，十千。”诏令同意。宣和三年，户部尚书沈积中、侍郎王蕃说：“元丰法规定，兼带馆职者依《嘉祐禄令》，其中记载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直学士，添支钱分三等，从三十千到十五千。大观年间，因为敕令所启奏请求，改称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从一百千至十千，共九等。又增加在京供职人员的米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从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共四等，比旧法增加了几倍。”又奏称：“学士提举在京官署，除本身请给外，又领取贴职钱，并因差遣增加添支，比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几乎高出一倍以上，不符合按事务制定俸禄的意义。”诏令一并依照元丰法：御史中丞二十千，察案御史十千，籍田令七千；并依元丰三年诏令，司农寺丞十五千，主簿中的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熙宁三年，诏令广亲宅、睦亲宅记室、讲书十五千，教授十二千，军巡使十七千，权使及判官七千。以上都是元丰制度，以下只是增加散官的规定。

译群牧使、副使，开封推官，三司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案公事，十五千。群牧都监，十三千。银台司、审官院、三班院、吏部铨、登闻检院、登闻鼓院、太常礼院主判官、纠察在京刑狱、群牧判官、监察使，十千。判司农寺，七千。各路州、军、府的知州、判官，俸钱从六十千至七千，共八等。有按官职发给的：三师、三公，六十千；仆射、东宫三师，以及曾任中书、枢密者、特进，五十千；尚书、左丞、右丞、东宫三少、金紫光禄大夫至光禄大夫、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待制以上，以及横班使、副使，三十千。横班中有俸钱二百千的。待制以上充任益、梓、利、夔州路知州的，发铁钱二百千。横班副使知夔州，一百五十千；知其他州、军，八十千。大卿监、诸司使及副使至供奉官、中大夫至中散大夫、武功郎至秉义郎、閤门祗候以上，十五千。十五千以上的，有按州、府地位高低发给的。不属于大卿监而充任益、梓、利、夔知州的，发铁钱一百五十千。诸司副使至供奉官、閤门祗候以上知四州者同样；知其他州、军，八十千；只有诸司使为一百千。朝官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十千；朝官权知军、州、府者同样。知四路诸州、府，发铁钱八十千；知军，六十千。侍禁、閤门祗候知诸军、州者同样。保义郎、殿直、閤门祗候这些职位，俸钱为八千；如果担任四路各州、军的长官，则发给铁钱五十千。京官十千至七千，共二等。知四路州、府，发铁钱六十千；知军，五十千。试衔以及州县官，职官兼知春州，七千。有按州府地位发给的：河南、大名、荆南、永兴、江宁、杭、扬、潭、并、代州，三十千；应天、真定、凤翔、陕府、秦、青、洪州，二十千；河中、郓、许、襄、孟、滑、郑、沧、刑、澶、贝、相、华、晋、潞、庐、寿、宿、泗、楚、苏、越、润、常州，十五千。广州知州，年俸七百千，按月平均发给。旧制每月发一百千，大中祥符六年下令每年取五百千，其余作为添给。益州发铁钱三百千，梓州二百千，夔州一百五十千，其余州大致按铜钱数额发给。设置都总管、经略安抚等使的地方，在河北四路，即真定、瀛州、定州、大名。陕西各路，即永兴、秦州、渭州、庆州、延州。河东路，即太原。前任两府者，都五十千；谏议、舍人、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三十千，另特别增加二十千。知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抚使的同样。知并州兼学士的为五十千，但没有特别加给。三路管勾机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石桂州充任广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抚使时，谏议、舍人、待制以及大卿监、太中大夫、中散大夫以上，三十千。朝臣充任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安抚、管勾经略司公事，为二十千。河北沿边安抚副使、都监中由横行使充任的，三十千。由横行副使以及诸司使、副使至崇班、武功大夫、敦武郎以上充任的，二十千。供奉官、秉义郎、閤门祗候充任都监的，十五千。同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公事者，由横行副使至内殿崇班、敦武郎以上，二十千。通判：大藩有二十千至十五千的等级；其他州、军，朝官为十千至七千，京官七千。朝官通判益州，发铁钱八十千；京官六十千。朝官通判益、梓、利、夔路的州、军、府，发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签判，朝官十千，京官七千。朝官签判益州、梓州，发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三路转运使、淮南及江浙、荆湖制置茶盐等税都大发运使，谏议、待制、大卿监以下以及太中大夫、中散大夫以上，三十千。朝官充任发运使、副使，二十千。武功大夫至武翼郎、诸司使副充任发运使副使、都监的，与朝官相同；充任判官，十千。三门、白波发运使，朝官每月二十千；朝官充任判官，每月十千，京官七千。各路转运使、副使，朝官中宣德郎以下，每月二十千；任职于四路者，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判官十千。任福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者，十五千。任益、梓、利、夔四路者，给铁钱八十千。各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及副使，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每月二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任各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及府界同提点者，武郎、内殿崇班以上，每月十五千。朝官以及秉义郎、供奉官、閤门祗候以上任四路提点刑狱者，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给铁钱一百千。各路副都总管、权总管、都钤辖、路分钤辖、州钤辖、路分都监，俸给从五十千到八千，共分六等。任四路者，给铁钱从二百千到一百千，共分三等。府界以及各路州、府、军、监、县、镇的都监、巡检、砦主、监押，从诸司使以下至三班借职，武功大夫至承信郎以上，俸给从十五千到五千，共分六等。任四路者，给铁钱从一百千到五十千，共分四等。陕西、河东沿边各族蕃官巡检，俸给从十五千到四千，共分六等。各路走马承受公事官，从从义郎至保义郎；供奉官至殿直，以及两省中从供奉官至黄门，俸给从十千到五千，共分四等。任四路者，给铁钱从六十千到四十千。

译共分三等。府界以及各路州、府、军、监、县、镇的监当，朝官七千，京官从五千至四千，共分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进义校尉、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俸给从十千到三千，共分七等。朝官任川峡州、府、军、监者，给铁钱五十千；京官从三十千至二十五千，共分二等。三班使臣任四路者，给铁钱从六十千至二十五千，共分五等。朝官充任陕西以及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举、提点铸钱等公事，俸给从二十千至十五千，共分二等。朝官充任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及提举宫观，以及催遣辇运、催纳、各州监物务等职，俸给从十五千至七千，共分三等。任四路者，给铁钱七十千。京官充任催促辇运、催装斛斗纲船以及各州监物务等职，俸给从七千至五千，共分二等。任四路者，给铁钱五十千。都大提举修护黄河堤埽岸、各处巡检、监守北京大内军器库以及蔡河拨发催纲等职，均由两省供奉官以下至内品充任，俸给从十千至三千，共分七等。旧志记载有各路都部署、钤辖，俸给从五十千至十五千，共分四等；驻泊都监、兵马都监，俸给从二十千至十五千，共分六等。各州监场务，朝官供奉以上七千，京官殿直五千，奉职、内品三千；内课颐大者，京朝官与京官相同，使臣与兵马监押相同。大中祥符二年，诏令外任官不得携带家属赴任的，允许另外增加供给钱以赡养本家。另给羊，凡外任官给羊从二十口至二口，共分六等；给米从二十石至二石，共分七等；给面从三十石至二石，共分七等；给傔从从二十人至二人，共分七等；给马从十匹至一匹，共分六等。旧志记载的数目不同，现依照《四朝志》。建炎南渡以后，奉禄制度参照嘉祐、元丰、政和的旧制，只作少量增减。只是兵事兴起之初，宰执请求暂时发给原额的三分之一，有时发给三分之二，有时只发给赏赐的一半；隆兴、开禧年间又自行请求减半发给，这些都只是权宜措施。后来，内外官员有增加的料钱，职事官有职钱、厨食钱，任纂修职务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和使臣职田不足者有茶汤钱；其余禄粟、傔人，都恢复从前的制度。现将新旧制度参照记载。元丰年间确定制度，以官阶作为寄禄官阶。南渡后重新加以修订。开府仪同三司，料钱一百贯；特进，九十贯。春、冬衣绢各二十五匹，小绫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绢各二十匹，小绫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料钱各五十贯；春、冬绢各十七匹，小绫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钱各四十五贯；春、冬绢各二十五匹，小绫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料钱各三十五贯；春、冬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料钱各三十贯；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十匹，冬绵三十两。奉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通直郎，料钱十八贯；春、冬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宣教郎，料钱十五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宣议郎。料钱十二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承事郎，料钱十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承奉郎，料钱八贯。承务郎，料钱七贯。元丰以来，厘务官只发驿料；大观二年确定发给。以上料钱，一分发给现钱，二分折价发给。每贯折钱，在京折六百文，在外折四百文。到任后另加驿料。承直郎，料钱二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四十束，柴二十束，马一匹，春、冬绢六匹，绵十二两。儒林郎，料钱二十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两。文林郎，料钱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两。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以上料钱各十五贯，茶汤钱十贯，米、麦各二石。迪功郎，料钱十二贯，茶汤钱十贯，米、麦各一石五斗。以上钱折支中，一半发给现钱，一半折价发给；每贯折现钱七百文。厘务期间按日发给，任满替代时停止。武臣请奉：太尉，料钱一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及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正任节度使，位在光禄大夫之下；初授者以及兼管军者相同，料钱四百贯，禄粟一百五十石。承宣使，位在通议大夫之下，料钱三百贯，禄粟一百石。观察使，位在中大夫之下，料钱各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十五石。防御使这一官职的品秩在中散大夫之下，每年发给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其中米、麦各十二石五斗。

译团练使，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五十贯，禄粟七十石，米、麦各九石。各州刺史，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米、麦各七石五斗。自承宣使以下，不带阶官的称正任，带阶官的称遥郡；遥郡各在正任之下，所领奉禄与次任、正任相同。靖康年间的指挥规定：遥郡以上的奉钱、衣赐、傔人、奉马，暂时发给三分之二。殿前三衙四厢、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遥郡团练使，料钱一百贯文；春、冬服绢各十匹。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兼遥郡刺史，料钱五十贯，衣赐同前。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兼遥郡团练使，待遇同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诸军都指挥使兼遥郡刺史，待遇同殿前。左金吾卫上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以及左卫上将军、右卫上将军，品秩都列在光禄大夫之下。各卫上将军，位在通奉大夫之下。以上官职的料钱都为六十贯，春、冬绫各五匹，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五贯；春、冬绫三匹，绢七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诸卫大将军，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绫三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诸卫将军，位在朝奉郎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绫各二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十五两。率府率，位在奉议郎之下。率府副率，位在通直郎之下；料钱十三贯，春、冬绢各五匹，春罗一匹，冬绵十五两。通侍大夫，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五十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傔从二十人，马三匹。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以上均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各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傔从二十人，马三匹。中亮大夫，位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傔从二十人，马三匹。中卫大夫、翊卫大夫和亲卫大夫这三个官职，地位低于中散大夫而高于防御使。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均位在奉直大夫之下、诸司正使之上。以上料钱均为二十七贯；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均位在朝奉大夫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五贯；厨料米一石、面二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以上均位在朝奉郎之下；钱各二十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翼郎、武义郎，均位在承议郎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贯；厨料米、面各一石；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训武郎，料钱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修武郎，料钱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从义郎、秉义郎，料钱均为十贯，带职钱十二贯；春绢四匹，冬绢五匹，绵十两。忠训郎、忠翊郎，料钱均为七贯，带职钱十贯；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成忠郎、保义郎，料钱均为五贯，带职钱七贯；春、冬绢各四匹，绵十五两。承节郎、承信郎，料钱均为四贯；春、冬绢各三匹，钱二贯文。进武校尉，料钱三贯；春、冬绢各三匹。进义校尉，料钱二贯；春、冬绢各三匹。下班祗应，各随差使任职年限长短而不同。从三年至十二月，料钱七百文，粮二石五斗，春、冬绢各五匹。进武副尉，料钱三贯。进义副尉，料钱一贯。守阙进义副尉，料钱二贯。料钱、职钱，绍兴年间仍沿用政和旧制：宰相、枢密使，料钱每月三百贯。政和年间以左辅、右弼为宰相，绍兴年间以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旧制规定，春、冬服小绫各二十匹，绢各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一百两。起初，建炎元年的指挥规定，宰执的请受全部暂时发给三分之二，赏赐发给一半。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料钱二百贯；春、冬服小绫各十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料钱三百贯；春服罗三匹，暂时发一匹；小绫三十匹，发二十匹；绢四十匹，发三十匹；冬服绫、绢同；绵二百两，发一百两。以下职事官都发给职钱：开封牧，钱一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太子太师、太傅、太保，职钱二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冬服绫、绢相同；绵五十两。少师、少傅、少保，职钱一百五十贯；春、冬服小绫各七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御史大夫、六部尚书，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五匹，绢十七匹；冬服绫、绢相同；绵五十两。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贯；春服同上。

译左、右散骑常侍，行，五十五贯；守，五十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三匹，绢十五匹，罗一匹；冬服绫、绢相同；绵五十两。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六曹侍郎均同常侍，太子宾客，行，五十贯；守，四十七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七匹，绢二十匹，罗一匹；冬服绫、绢相同；绵三十两。太子詹事，钱和衣赐同太子宾客，小绫各只给三匹。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五十贯；守，四十五贯；试，四十贯。衣赐同太子詹事。左、右谏议大夫，行，四十五贯；守，四十贯；试，三十七贯。其余同中书舍人。权六曹侍郎，职钱四十贯，绢同上。太常卿、宗正卿，行，三十八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春、冬衣服按官阶次序发给。秘书监，行，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三十五贯。七寺卿、国子祭酒，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太常少卿、宗正少卿、秘和少监，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左司郎中、右司郎中，行，四十贯；守，三十七贯；试，三十五贯。国子司业、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太子少詹事，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太子左谕德、右谕德，行，三十三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九贯。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行，三十七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待遇同上。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右司谏，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左正言、右正言，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七贯。诸司员外郎，待遇同司谏。少府少监、将作少监、军器少监，行，三十贯；守，二十八贯；试，二十五贯。太子侍读、侍讲，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监察御史，待遇同正言。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行，二十贯；守，十九贯；试，十八贯。太常丞、太医令、宗正丞、知大宗正丞、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绍兴元年指挥规定，宣教郎任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簿、正、司直，增加职钱十六贯；按指挥每月特支米三石。七寺丞，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秘书郎，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试，十八贯。太常博士，待遇同七寺丞。著作佐郎，待遇同秘书郎。国子监丞，待遇同七寺丞。大理司直、评事，待遇同著作郎。少府监丞、将作监丞、都水监丞，行，二十贯；守，十八贯。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正官，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御史台检法、主簿、九寺簿，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太学博士、武学博士，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试，十六贯。现今各王府翊善、赞读、直讲、记室的料钱，均发给现钱。律学博士，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太常寺奉礼郎，十六贯。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官令，十六贯。五监主簿，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学正、太学录、武学谕，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律学正，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枢密院官属：都承旨、承旨，料钱四十贯，职钱三十贯；承旨二十五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三匹，绢十五匹；冬服小绫五匹，绢十五匹；绵五十两。副都承旨，料钱三十贯，职钱二十贯；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十五贯。若诸房副承旨兼主管承旨司公事，加五贯。春衣罗一匹，绢十五匹；冬绢同；绵三十两。检详诸房文字，职钱三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文。计议官、编修官，增加供给钱十贯；第三等折食钱二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文。凡是各职事官的职钱没有注明“行”“守”“试”的，按“行”的标准发给。职事官的衣赐，依照寄禄官的例制；没有确定成例的，按寄禄官的标准发给。职事官的料钱、米麦按实际数额发给；有两项都应发给的，按较多的一项发给，这里所说的是职钱、米麦。各承直郎以下充任职事官的，指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允许领取阶官的请受和添给。凡称“请受”的，指衣服、粮食、料钱；其余都称为添给。旧制，观文殿大学士，钱三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钱二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资政殿学士、保和殿学士，十五贯；米三石，面五石，同上；春、冬小绫各五匹，绢各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学士、直学士，十五贯；春、冬小绫各三匹，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保和殿学士以及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待制，待遇相同。此前，大观年间有人说添支的厚薄不均。后来，从学士以下改称为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贴职钱一百贯文，米、麦各二十五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贴职钱八十贯，米、麦数额相同，添支钱十贯，添支米、面数额相同。

译资政殿学士、保和殿学士，贴职钱七十贯，米、麦数额相同，添支米、面数额相同，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十七匹，绵五十两；罗一匹。端明殿学士，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正三品；贴职钱四十贯，米、麦各十石，添支米二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徽奠阁、敷文阁直学士，以及保和殿待制：另给职钱三十贯，米、麦各十七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待制：另给职钱二十贯，米、麦各十二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以上各另给职钱十五贯。直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直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直秘阁：以上各另给职钱十贯。宣和年间，停止发放另给的职钱，仍按旧制增加供给。绍兴年间沿用这一制度，规定观文殿大学士至保和殿大学士的料钱、春冬服随本官品级发放；资政殿学士至待制的料钱随本官品级发放，春、冬服则按一等增加供给。各学士的增加供给钱，曾任执政官以上者，无论在京任职还是外任，都发给；其余人在京任职者发给，外任者不发。米、面、茶、炭、奉马、傔人的衣粮，内任、外任都发给；酒、增加供给钱、马草料，外任者不发。外任官员仍依祖宗旧例增加供给。例如六部尚书以下的职事官，分等级发给厨食钱，从十五贯至九贯，共四等，均依宣和年间的诏令办理。修书官的折食钱为：监修国史四十千，史馆修撰、直史馆、本省长贰三十七贯五百，检讨、著作三十五贯，都依照一向的制度。另有特别诏旨增加供给。如绍兴元年的诏令：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正、司直，博士，增加职钱十贯。绍兴六年的诏令：五寺、三监、秘书、大宗正丞，太常博士，著作郎、秘书郎、校书郎，著作佐郎，正字，大理寺正、司直、评事，台簿，删定官，检院、鼓院、奏告院，特别发给米三石；计议、编修官发给米二石。禄粟以及随身、兼人：宰相一百石。绍兴年间，三公、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左仆射、右仆射同平章事，都属于宰相，随身七十人。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一百石，随身五十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一百石；旧制为一百五十石，随身一百人。太尉一百石，随身五十人。节度使的禄粟已列在奉禄门中，随五十人。承宣使，元随五十人。观察使、防御使，元随三十人。团练使以上各项已列在奉禄门中，元随三十人。各州刺史同上，元随二十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的禄粟、傔人，均列在奉禄门中。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遥郡团练使，五十石，傔十人。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兼遥郡团练使同此。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兼遥郡刺史，二十五石，傔五人。龙卫、神卫诸军都指挥使兼遥郡刺史的，待遇同上。各学士增加供给的米已附列于前，这里再记载如下：观文殿大学士，傔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傔十人；资政殿学士、保和殿学士以及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傔七人。枢密都承旨，傔十人；副都承旨、各房副承旨，傔七人。其余京畿守令、幕职官、曹官，从十石、七石、五石到二石，各有等级。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各房副承旨，从七人、五人到一人，各有定数。因袭以前的制度，旧史已经记载。凡任宰相、执政的有随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随，其余只配给傔人。绍兴年间折合发放的物资：禄粟每石，细色折合为六斗米，米麦按中等标准发放。管军官给米六成、麦四成。随身、元随、傔人的粮食，每斗折钱三十文；衣用绸绢每匹一贯，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公用钱。从节度使兼使相开始，有发给二万贯的；其次从一万贯至七千贯，共四等。节度使从一万贯至三千贯，共四等。节度观察留后从五千贯至二千贯，共四等。观察使从三千贯至二千五百贯，共二等。防御使从三千贯至一千五百贯，共四等。团练使从二千贯至一千贯，共三等。刺史从一千五百贯至五百贯，共三等。也有不给公用钱的。观察使以下而在禁军中任校官的，一律不给。京官任守边要地或有加钱发给的，任满罢职后待遇照旧，均按月领取，如同领取禄俸。咸平五年，规定河北、河东、陕西诸州都按季度发放。京师按月发放的公用钱：玉清昭应宫使一百千；景灵宫使、崇文院七十千；会灵观使六十千；祥源观都大管勾五十千；御史台三百千；大理寺二百五十三千；刑部九十六千；舍人院二十千；太常寺二十五千，秘阁二十千；宗正寺十五千；太常礼院、起居院十千；门下省、登闻检院、登闻鼓院、官诰院、三班院各五十千。

译按年发放的公用钱：尚书都省、银台司、审刑院、提举诸司库务司，每次各发三十千，用完后继续发放，不限年月；其余文武常参官中任内职、知州的，每年发给一千至一百千，共十三等，都由长吏与通判共同登记、共同签署后发用；少卿、监以上，有增加十千至一百千的。淳化元年九月，诏令各州、军、监、县没有公使钱的，遇到皇帝诞辰、降诞节，发给茶宴钱：节度州一百千，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五十千，监、三泉县三十千，岭南州、军由幕府州县官暂代知州的，十千。给券。文武君臣出使外地、藩郡官员入朝，都在往返途中供备饮食，又按身份配给宾幕、军将、随身、牙官，以及马、驴、骆驼等：节度使、观察使都有宾幕以下各类人员；中书、枢密、三司使有随身，但没有牙官、军将随从；诸司使以上有军将、骆驼。其余官员都有牙官、马▯卢。只有节度使、观察使有宾幕。各州以及四夷的贡奉使，诸司中负责接待事务的人员，也都有给券。四夷使者所带人员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等名目；贡奉使有厅头、子将、推船、防授等名目；负责接待事务的人员有傔人。京朝官、三班官外任而没有增加供给的，只给续给钱。京府按办案件在畿内行动，幕职官、州县官出境核查钱谷，复查刑狱，都发给券。赴任川峡的，发给驿券；赴任福建、广南的，经过各地发给仓券，进入本路后发给驿券，均到任时停止。皇帝巡幸时，群臣随从的，中书、枢密、三司使发给馆券，其余官员发给仓券。职田。周代自卿以下有不征税的圭田，晋代有刍田，后魏主管宰人的官员有公田，北齐一品以下官员的公田各有等级；唐代制度规定内外官各给职田，五代以来便废止了。咸平年间，命令馆阁检校旧有成例，重新确定制度，以官庄和多年逃亡户留下的田地充作职田。全部免除租税，佃户由浮客充任，所得的课租按乡里旧例平均分配。州县长吏分得十分之五，其余按等级分给。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等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州、团练州三十顷，中等、上等刺史州二十顷，下州以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兵马都监押、砦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等，按照通判、幕职官的数额平均分给。景德二年七月，诏令各州职田如果遭遇灾害，依照成例免除课租。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请求天下官员缴纳职田租，以帮助赈济财物。皇帝说：“王奇还不明白缴纳职田租的道理。然而朕每次阅览法寺上奏的案款，看到外任官占有的田地大多超过旧制；他们不能自行准备耕牛和种子，遇到水旱灾害又不减免租税，致使百姓无处申诉。”于是停止采纳王奇的奏议，并下诏告诫各地。天圣年间，皇帝担心职田有无不均，官吏有的多取职田而使百姓受害，于是诏令停止天下职田，把每年收取的租课全部送交官府，详细列报数目给三司，按价值折算后平均发给官员。朝廷正在讨论具体办法，尚未下达时，仁宗阅览详细案卷，看到因受贿而获罪的官吏很多，忧伤地怜悯百姓，于是诏令恢复发给职田，但不许多占佃户，也不许没有田地却摊派租额；违者按枉法论罪。又过了十多年，到庆历年间，诏令限制职田数额，有关部门才重新确定标准。大藩府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以下州军的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余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官都与防御、团练以下州军相同。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四顷。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照本地判官。曹官比照倚郭县的簿、尉。发运制置使、副使、转运使、副使，武臣总管比照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比照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照节镇通判。大藩府都监比照本府判官。黄河、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照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各路走马承受以及砦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超过节镇判官的数额。在州监当以及催纲、拨发，巡查捕捉私茶私盐和贼盗，驻泊捉贼的官员，不得超过簿、尉的数额。从此，人的职田有了定制，士人的数额有了定限，官吏因职田而获罪的情形，比过去大体有所改善。到熙宁年间，又诏令详细审定职田制度：凡任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宁府，以及延、秦、扬、杭、潭、广州知府的，二十顷。节镇十五顷。其余州以及军中的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均十顷；其余小军、监七顷。通判：藩府八顷，节镇七顷，其余州六顷。留守、节度、观察判官：藩府五顷，节镇四顷。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县丞四顷；不满万户，县令五顷、县丞三顷；不满五千户，县令四顷、县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减去县令的一半。藩府、节镇录事参军比照本州判官，其余比照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比照万户县的簿、尉，其余比照不满万户县的簿、尉。发运使、副使、转运使、副使，比照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比照其余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举官，比照藩府通判。同提举，比照万户县令。发运司干当公事，比照节镇通判。转运司管干文字、提刑司检法官、提举常平仓司干当公事，比照不满万户县令。蔡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干机宜文字、府界提点司干当公事，比照节镇判官。

译总管比照节镇知州。路分钤辖比照其余州知州。安抚都监、路分都监、州钤辖比照节镇通判。藩府都监比照本州判官。各路正将比照路分都监，副将比照藩府都监。走马承受、各州都监、都同巡、都大巡河，都比照节镇判官。巡检、堡砦都监、砦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查捕捉私茶私盐、驻泊捉贼，都比照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以及县、镇、砦监当，都比照本县簿、尉。各路州学教授，京朝官比照本州判官，选人比照本州曹官。又诏令：“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令本路职田每年把子利稻麦等物收取后折钱，根据本司全路所收钱数，再折算成斛斗的价格，然后按等级平均发给。”从熙宁三年开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转运使六百石；钤辖二员各五百石；转运判官比照钤辖。通判二员各四百五十石。签判、节推、察推、知录、干当粮料院、监军资库、都监、都巡检、巡检，属于大使臣的；走马承受、京朝官知县，各二百石。内职官中属于两使支掌以上资序的，同样发给。属于初等及权入者，各一百五十石。监商税、市卖院、交子务，属于京朝官或大使臣充任的，比照职官。城外巡检、监排岸、十县巡检，属于三班使臣的，各一百五十石。司理、司户、司法、府学教授，属于敕札正授的，监甲仗库，各一百石。眉州、蜀州、彭州、雅州、邛州、嘉州、简州、陵州知州以及永康军知军，比照成都通判；这些地方的通判减去三分之一。威州、黎州、茂州知州，比照眉州、蜀州通判。这些地方的都监、监押、驻泊、都巡检，属于大使臣的，签判、推官、判官，属于两使职官以及支掌以上资序的，知录、京朝官以及职官知县，监棚口镇，属于京朝官的，比照成都职官。监押、巡检、同巡检、驻泊，属于三班使臣的；初等职官或权入职官、录事参军、县令、试衔知县，比照成都城外巡检。司理、司户、司法、各县主簿、县尉，以及监当场务的选人监税、监盐、巡辖马铺，属于三班使臣的，比照成都曹官。各县令佐中属于职员权摄的，不发给职田。每年有丰收或歉收，数额有增有减，都随时按等级增减。起初，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共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职田。吕诲等认为成都路每年收取的子利稻麦、桑丝、麻竹等物，各地不同，于是按实际价值折算成一种稻谷，每斗按中等价格一百二十文，从知成都府以下各级官属统一确定。后来又下诏详细审定，但三路数额较少，平均分配不足，于是把确定的成都路数额上报，中书再次审定，因而有了这道诏令。元丰年间，诏令熙河、泾原、兰州路州军官属的职田，每顷每年发给钱钞十千。把原来发给的田地和新开垦的地区，用来招募弓箭手，或留作营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上奏说：“职田制度一向担心分配不均。神宗首先改变两川的制度，不论上下官员都按统一标准发给，一路官员都认为便利。元祐年间推广这一做法，又用限月的办法改为平均发给。士大夫中贪婪冒领的人，有的竭尽全力赶赴期限，有的互相写信请托，希望获得权摄官职，奔走竞争的风气增长，廉耻的节操丧失。请求恢复元丰年间平均发给的办法，以培养士人的廉洁节操。”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上奏说：“臣过去任河东帅时，听说晋州守臣任用李君卿为州官时，暗示属县增加租税收入，竟达到旧数的几倍。后来襄陵县令周汲极力陈述这种弊端，郡守时彦每年减去所收租额的十分之七八，佃户才开始摆脱苛刻搜刮的痛苦。晋州、绛州、陕州三州的圭田肥沃，向来号称优厚，多半是违法造成的。有的擅自改变种植品种，有的派遣子弟和公皂监督收获，贪污卑劣的事情无所不有。请求下令河东、陕西监司，全部予以改正。”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大观四年，臣僚上言说：“设置圭田本来是为了供养官员、使其保持廉洁；如果没有法制加以防范，贪婪者就会更加肆意妄为。奸吏借口田地肥瘠不同来满足私欲；职田发给有定额，课租收入却没有限制。祖宗深深忧虑这种弊端，所以让提点刑狱官加以察看，却从未把圭田租收入发给他们，希望他们不与其他官司分享利益而分心。近年提点刑狱所领取的圭田租，和其他官司相同，因此多年积累的利弊无法上达朝廷。元丰旧制中，检法官是提刑司属官，应当比照长官。自元祐初年把提举常平司的事务并入提刑司，又兼管编敕，便把本应发给提举官的数额拨给提刑司，参详修订制度，检法官也参与其中。”诏令依照旧法办理。政和八年，臣僚上言说：“尚书省认为县令的选任标准过低，安排从不满五千户到满一万户的县，逐级增加一顷职田。然而天下圭田租收入多少不均，已经很久了，县令所得也不一致。多的达到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县；八百斛，如常州江阴县；六百斛，如常州宜兴县，也有六百斛的。再往下，有的四五百斛，有的三二百斛。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的甚至只有三二十斛；二广、福建一向有无圭田租的地方；川峡四路从守臣、通判到簿、尉，又把全路每年收入平均发给，县令本来就不能独占。现在想一概增加一顷，怎么可能呢？”诏令各县县令职田的顷亩数未达到条格规定的，催促拨给。宣和年间诏令说：“各路职官都有职田，是用来供养廉洁的。县里招募客户、税户耕种，租税分收，遇到灾害便检验核实、减免租税，这是用来防止贪污的。各县大多违背法令，压迫都保正长以及中户、上户分种并认缴租税。不管实际收成多少，都强迫他们缴纳，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田地在哪里，却被迫虚报租额。听到这些，朕感到悲痛。凡违法强迫以及以虚假姓名托付保正的，按违诏论罪；灾害发生时没有全部检验减免的，按赃款数额以枉法论罪；把租物侵吞入己的，按自盗论罪。”

译靖康元年，诏令各路职田中租额还在而田地已经不存在的，一律削除租额。绍兴年间，担心分配不均，于是诏令各路提刑司依法拨给职田；官员多而田地少的，就在邻近州县之间通融调剂，务必使数额足够。又诏令把被其他官司官属占用的空闲田地拨出来补足职田，并且先从簿、尉开始。有无职田的选人和亲民小使臣，每人每月发给茶汤钱十贯文；其中虽有职田但每月所得不足十贯的，也都补足，这是为了优厚地供养他们，使其保持廉洁。担心职田制度损害百姓利益，就委托通判、县令核实，除去无法用力耕种的田地，减少原定过多的租额。凡职田租不许擅自命令保正催缴，不许强迫折合现钱缴纳，不许没有田地却凭空监收租税，不许以虚报数额强迫百姓代缴，不许超过额定数目多取；都要重申严禁。由监司察访，按赃罪治罪，用来防止官员不廉。职田废除不久便恢复，借用不久便归还，转作买粮本钱、改收马料，随后又免除这些负担，都是为了表示优厚恩典、勉励清廉操守。至于职田顷亩的多少，都有现成的制度：知藩府，指三京、颍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府、隆德府、开德府、临安府，以及秦州、扬州、潭州、广州府。二十顷。发运使、副使，转运使、副使，总管、副总管，知节镇，一十五顷。知其余州以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藩府通判，八顷。知其余军及监，节镇州通判，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其余州通判、军通判，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均指承务郎以上官员。都监，发运司、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均指承务郎以上官员。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其余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其余州判官及学教授，均指承务郎以上官员。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军、监判官，其余州推官，其余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均指承直郎以下官员。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三顷。其余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均指承直郎以下官员。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货上之一（农田）。从前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为他陈述《洪范》九畴，其中五行、五事的次序，接着说到“农用八政”。八政的项目，把食货放在首位。五行，是天道；五事，是人道。天人之道得到治理，国家的政事才会兴盛。因此，从食货以下，五卿的职掌都在这里分别列举：宗伯掌管国家礼制，祭祀必须有食货，仪式用品才完备；接待宾客必须有食货，储备才丰足。司空掌管国家土地，百姓必须有食货，才可以安居于自己的住所。司徒掌管国家教化，百姓必须有食货，才可以兴行礼义。司寇掌管国家禁令，百姓必须有食货，才可以远离刑罚。司马掌管国家政务，军队必须有食货，才可以用于征伐戍守。所谓“农用八政”，农是食货的根本。唐代杜佑撰写《通典》，把食货列在首篇并以田制为先，难道不是能够推究《洪范》八政的本意吗？宋朝承接唐朝和五代之后，太祖兴起，削平各国，废除藩镇留州的制度，使粮食、丝帛、钱币都集中到王畿；严格执行守令劝农的条令，使稻、粱、桑、枲都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力。到了太宗时，国用充实，轻赋薄敛的制度，天天与群臣讲求并施行。传到真宗时，对内举行升中告成等事，对外和戎安边的事务不断增加，因此有关食货的议论一天比一天兴盛。仁宗时期，契丹增加岁币，夏国增加赏赐，在两边供养军队，费用累计达数百万；但仁宗性情恭谨节俭、欲望很少，所以向百姓征取的制度还不至于苛刻搜刮。神宗想要伸张中国的威势，革除前代弊病，王安石一派进献并推行强兵富国的办法，于是青苗、保甲等法令施行，百姓开始遭受其祸害。哲宗元祐年间改弦更张，百姓稍稍盼望休养生息；绍圣以后，章惇倡导继承熙宁变法的谋略，弊政又重新出现。徽宗即位后，蔡京提出“丰亨豫大”的说法，以苛刻征收、残酷聚敛来满足皇帝过多的欲望，自己招致祸败。高宗南渡，虽然失去了旧疆的一半，仍凭借东南土地物产的丰饶，足以使国家富裕。然而一百五十年之间，公家和私人也不过勉强供给而已。

译考察宋朝祖宗建国初年的本意，是以忠厚、仁慈、宽恕为根基。假如能够深入推行这些原则，努力进于王道，那么谁又能抵御它呢？然而整个宋朝享国并不算不长，其租税、征榷以及规划治理的条目，繁简疏密，没有和前代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对内受繁琐文饰牵制，对外被强敌扰乱；供给费用既多，调度又接续不上，形势所迫，只能向百姓征求。谋划国事的人处在这种局势中，又多半排斥异己、结党相同，轻易发动、轻率改变。却不知道大国使用财物，就像巨商经营财货，不求眼前效果而看重长远利益。宋朝大臣推行一件事情，起初议论时考虑不周，实行不久便斤斤计较得失，不久又议论废止。后来所议的办法没有比前一个更好，过后又有人像以前一样诋毁它。这样一来，上面的君主无所适从，下面的百姓也没有可以信守的办法，变革因循纷乱交错，不是非弄得混乱不可，而是事情的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世人说儒者的议论多而事功少，宋人的食货言论大多就是这样。又有人说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富庶，得益于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奉行黄老之学的人，最忌讳纷繁更改，宋朝的法令果真能够做到这样吗？时代有古今，社会有升降；天地所生的财物数量有限，国家使用财物的渠道却无穷。归根结底，除了“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缓”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宋朝旧史记载食货制度，有的仓促试行便立即停止，有的急切提出却没有实行。照原样保留，只会徒然增加篇幅；删削概括，又看不出事情的始末，所以姑且删去过分琐碎的部分，保存可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篇章次序分为上下两篇：第一是农田，第二是方田，第三是赋税，第四是布帛，第五是和籴，第六是漕运，第七是屯田，第八是常平、义仓，第九是课役，第十是振恤。这些制度或出或入，动辄关系百姓生活；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所以列在上篇。第一是会计，第二是铜铁钱，第三是会子，第四是盐，第五是茶，第六是酒，第七是坑冶，第八是矾，第九是商税，第十是市易，第十一是均输，第十二是互市舶法。这些制度或有损害或有增益，关系国家体制；国家不把牟利当作利益，所以列在下篇。分别疏理这些事情，共二十二个项目，合为十四卷。农田制度，自五代以来把军事战争作为要务，条文大多残缺。周世宗开始派使者均衡丈量各州民田。太祖即位后沿用这一办法，建隆以来，命令官员分赴各道均定田地；苛暴而不合实际的，立即责罚罢黜。重申周显德三年的命令，督促百姓种树，规定民户分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一百株，每低一等依次减少二十株；桑树、枣树数量减半。男女十岁以上，每人种韭菜一畦，宽一步、长十步。缺少水井的，由邻里共同替他们开凿。县令、县佐春秋巡视，记录种植数目；任期届满时，根据完成课业的情况评定优劣。又诏令各地长吏晓谕百姓：能够广泛种植桑树、枣树，开垦荒田的，只缴纳原有租税；县令、县佐能够招徕流民、劝导督促耕种，使户口增加、田野没有荒地的，议定给予奖赏。各州应根据当地风土所宜，按照土地广狭办理；土壤贫瘠不适宜种植的，不必责令完成课业。遇到丰年，就晓谕百姓谨慎覆盖粮食、节省费用，以备意外。百姓砍伐桑树、枣树作柴薪的，要治罪：剥取桑皮达到三工以上的，为首者处死，跟从者流放三千里；不满三工的，减死发配服役，跟从者徒刑三年。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两京、各路允许百姓共同推举一名懂得考察土地宜种之物、熟悉树木种植方法的人，由县里补任为农师。农师负责察看田地的肥瘠以及五谷适宜种植的情况，登记某家有种子、某户有成年男子、某人有耕牛；随即会同乡里的三老、里胥召集剩余劳力，分配划定荒地，劝令种植，等到年成成熟后共同取得收益。担任农师的免税免役。百姓有饮酒赌博、懒于农事的，农师要谨慎察看，报告州县治罪，以警戒游荡懒惰的人。开垦的田地就作为永久产业，官府不收其租税。后来因为扰民繁琐而停止。起初，农忙时，太宗曾命人取来京畿内的青苗观看，在听政间隙拿给近臣看。这一年，京畿内豆类、谷类的禾苗都长了几尺高。皇帝回头对左右说：“朕每每想到耕种的辛劳，如果不是军队和粮食所需要，本来应当把它们的租税全部免除。” 端拱初年，太宗亲自耕种籍田，以劝勉农事。然而京畿百姓苦于税重，兄弟成年后便分家居住；田地的税却集中到一家，于是他们干脆丢弃田地。县里每年核查被丢弃的土地，便免除其租税；后来百姓又隐匿到别的住所，冒用姓名租种田地。皇帝听说后想革除这一弊病，恰逢知封丘县窦玭上奏此事，于是诏令赐给绯衣、鱼袋、绢一百匹，提升为太子中允，任知开封府司录事，让他核查京畿各县的田租。窦玭一味追求苛刻，以求课业考核第一；百姓确实逃亡的，他也搜查邻里亲戚之家，增加编造新户籍，造成很大劳扰，几个月后便罢免了他。当时州县官吏大多不得其人，土地的利益没有充分开发，租税减少损耗，赋役不均，上下互相隐瞒，积久成弊。于是诏令说：“各知州、通判详细说明怎样均平赋税、招集流亡、惠恤孤贫、堵塞奸邪侥幸之事；凡民间不便之事，限一个月通过急递上报。”可是连年收成不好，富人凭借囤积牟利的资本，贫民借取高利贷；一旦稍有小丰收，富家催讨偿还更加急迫，赋税还没有交完，资财储蓄已经耗尽。于是命令州县告诫里胥、乡老察看：有人向富民借取谷麦钱财的，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一倍；没有缴清赋税以前，不得先偿还私人债务；违者治罪。上言者说，江北百姓混杂种植各种谷物，江南专门种粳稻；虽然各地土俗有各自适宜的种类，但交错种植以防水旱灾害，也是古代的制度。于是诏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百姓增加种植各种谷物；百姓缺少粟、麦、黍、豆种子的，由淮北州郡发给。江北诸州也命令依傍水地广种粳稻，并免除租税。淳化五年，宋州、亳州数州发生牛疫，病死的牛超过一半，官府借钱，命令到江、淮购买耕牛。牛还没有运到，正好当时雨水充足，皇帝担心耕种错过时节，太子中允武允成献上踏犁，用人力驱动；于是分别命令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人到这些州依照样式制造，发给百姓。凡州县的荒地，允许百姓申请租种并作为永久产业，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以后，缴纳原租额的三分之一。官吏劝百姓开垦田地的，都详细写在印纸上，等待朝廷表彰奖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译“先王想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什么比积蓄粮食、专心务农更优先的；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只能算是末节。考察天下土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域遥远，即使加以劝导督促，也不能立即获得成效。如今京畿四周二十三州，方圆数千里，已经开垦的土地仅十成中的二三成，所收税赋又十成中不足五六成。还有人隐匿在乡里住所而冒称逃亡，放弃耕作而从事游荡懒惰，赋税额每年减少，国家用度不足。诏书屡次下达，允许百姓恢复原业，免除他们的租调，放宽期限。然而乡县反而扰害他们，每有一户恢复产业，就刺探上报其来源。早晨耕种很小的一块田，晚上就被列入差役名册；追捕、催问接踵而来。即使蒙受免除通常租税的恩典，实际上也无法弥补他们的困顿。何况百姓流徙，起初都是由于贫困，有的为了躲避私人债务，有的为了逃避官府税赋。既然逃亡之后，乡里便查验他们的财产，甚至房屋、器具、桑枣、木材，全都估算价值；有的乡官拿来抵缴税赋，有的债主拿去偿还欠债。百姓的生计荡然无存，回来又无处可去，因此漂泊不定，彻底断绝了回乡耕种的念头。” 如果把荒闲宽广的田地授给他们，就广泛招募游荡懒惰的人，诱导他们耕种开垦；暂不计算赋税，允许另行设置版图，遇事酌情处理。根据百姓力量的强弱、农田的肥瘠，平均分配并督促考核，使他们不至于疲倦。逃亡百姓回归本业后，按丁口授田；各种琐碎事务，都交由大司农裁决。耕种和养蚕以外，还要让他们多种杂木、蔬菜和果树，繁殖饲养羊、狗、鸡、猪。授给桑田，暗中仿照井田制度；营造住宅，使他们建立保伍组织。凡养生送死所需的器具，以及庆贺、吊丧、慰问、馈赠所需的资财，都制定条款规制。等到三五年之间，生计已经建立起来，就按户计定征收，按照田地缴纳税粮。如果百姓力量不足，官府就借给籴粮钱，或者购买粮食，或者购置耕作器具。凡是这些授予和借给的事务，都委托司农办理；等到秋收以后，才让他们偿还本钱，按当时价格折合缴纳，并把收取的数目报送户部。皇帝看了很高兴，命令陈靖把详细奏议上报。陈靖又说：“逃亡百姓恢复本业以及流动人口请求租种田地的，都交给农官勘验后授给田地，并登记附入户籍；州县不得议定他们的差役。缺少粮种、耕牛的人，命令司农用官钱借给他们。田地分为三等：土质肥沃而没有水旱灾害忧患的为上品；土地虽然肥沃但有水旱灾害，或土地瘠薄却没有水旱忧患的为中品；土地既瘠薄又受水旱灾害影响的为下品。上田每人授一百亩，中田每人一百五十亩，下田每人二百亩；五年以后才收租，也只按一百亩计算，每十份收三份。一家有三丁的，请求增加授田；如果有五丁，就按三丁的制度办理；七丁授给五丁的田，十丁授给七丁的田；至于二十丁、三十丁的，以十丁为限。如果是田地较多的宽乡，就委托农官酌量分配。住宅、蔬菜韭菜以及种植桑、枣、榆、柳等的土地，每户有十丁的授给一百五十亩，七丁授给一百亩，五丁授给七十亩，三丁授给五十亩，不足三丁的授给三十亩。除了桑树的种植劳作五年后计算租税，其他一概免除赋课。” 宰相吕端认为陈靖制定的田制改动旧法太多，又要耗费大量资财，便把他的奏状交给有关官署办理。皇帝下诏让盐铁使陈恕等共同商议，他们请求按照陈靖的奏议办理。于是任命陈靖为京西劝农使，巡行考察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导百姓开垦田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为副使。皇甫选、何亮上奏说此事难以成功，请求停止。皇帝的意志在于勉励农业，仍然下诏让陈靖筹划办理。不久，三司认为耗费官钱太多，万一发生水旱灾害，恐怕导致资财散失，此事于是搁置。真宗景德初年，下诏各州把不适合牧马的闲田，依照职田的办法招募主户、客户，用多种方式耕种栽植，并根据土地肥瘠分为三等缴纳赋课。河朔地区经历戎寇侵扰以后，耕作器具十分缺乏，耕牛又大多瘦弱死亡。景德二年，宫中拿出踏犁的式样，下诏河北转运使到民间询问，如果可以使用，就由官府制造发给百姓；同时命令有关官署商议购买耕牛送往河北。又因为战争停止，百姓开始从事农业、制作各种器具，于是暂时取消生铁、熟铁渡过黄河的禁令。这一年，命权三司使丁谓取来户税条敕以及臣民所陈述的田农利弊，与盐铁判官张若谷、户部判官王曾等参阅详定、删削修订，编成《景德农田敕》五卷，在景德三年正月上奏。丁谓等又采用唐开元年间宇文融请求设置劝农判田官、检查户口和田土中虚假冒滥的办法；同时考虑到另设官员会造成烦扰，而各州长吏本来就应当劝农，于是请求让少卿、监以及担任刺史、合门使以上并知州的人，兼管本州劝农事务；通判也兼管劝农事务；各路转运使、副使兼任本路劝农使。皇帝下诏准许。大中祥符四年，皇帝下诏说：“焚烧田野的禁令，记载在《礼经》中；山林之间的活动，应当顺应时令。如果昆虫还没有蛰伏、草木仍然茂盛时，就擅自放火烧荒，便会伤害各种生物。各州县百姓开畬田，都按照当地旧例办理；除此以外焚烧野草，必须到十月以后才可以放火。对于行路和野外住宿的人，各地都要检查，不得使火势蔓延焚烧。”皇帝认为江、淮、两浙一带稍有干旱，水田便不能有收成，于是派使者到福建取得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作种子，选择百姓田地中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种植，这大概就是早稻。宫中拿出种植方法，命转运使张榜向百姓公布。后来又在玉宸殿种植，皇帝和近臣一同观看；收割完毕，又派内侍拿到朝堂给百官观看。这种稻子与中原稻相比，稻穗较长而没有芒，米粒稍小，不择土地都能生长。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各路农具税。第二年，各州发生牛疫，又下诏百姓买卖耕牛不征税；接着命群牧司选取医治牛病的古方，颁布天下。天禧初年，下诏各路今后必须等到庄稼成熟后才上奏丰收；如果已经上奏丰收，后来却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灾害，也必须上报，违者从重治罪。在此以前，百姓申诉水旱灾害，夏季以四月为期限，秋季以七月为期限；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的水田不得超过期限，超过期限官吏就不受理。县令、县丞接受申诉后，立即分别前往检视；报告州府后，由州府派官员复核检查；三司确定受灾比例，减免税额。有时朝廷诏旨特别增加免税数额，对于本应缴纳的，也允许按照规定变通办理；京畿则特别派官员复核。太祖时，也有时派官员到外州检视，但不是固定制度；灾害严重的，有免除复核检查的。到这时，又因为复核检查烦扰百姓，只派官员到田地所在地查看，立即确定减免数额。当时已经很久停止打猎游乐，便命开封府告谕百姓，京城四面禁围的草地，允许百姓耕种和放牧。天禧三年，下诏百姓中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务农、能按年储蓄的人，长吏要加倍存问抚恤他们。

译起初，朝廷议论设置劝农这一名目，但没有相应的官署和职掌。天禧四年，才下诏各路提点刑狱的朝臣担任劝农使，使臣担任副使。他们所到之处，要取来百姓户籍，查看其等级差别；不合规定的，就惩处革除。要劝勉抚恤农民，按时耕种开垦，招集逃散人口，检查清理隐漏税赋，凡是农田事务都由他们主管。设置办公机构和案牍，铸造印信发给他们。凡是奏请举荐亲民官，都命令详细分列其劝农功绩，作为考核优劣、决定升降黜陟的依据。自景德以来，四方没有战事，百姓安康快乐，户口繁多，田野每天都在扩大。仁宗继位后，更加致力于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即位初年，下诏说：“现在越冬小麦已经成熟，秋季播种的庄稼将要茂盛，命州县告谕百姓，务必谨慎收藏，不得任意浪费。”上书者说赋役不均、田制没有建立，于是下诏限制田产：公卿以下不得超过三十顷，牙前将吏中应当免除差役的人不得超过十五顷，而且只限在一个州内；超过此数的，按违反制度的法律论处，并把田产赏给告发者。不久三司说，限田只限一个州，而选择墓地安葬的人受阴阳之说牵制，以至于不敢办理。于是又允许在规定数额之外另置五顷墓田。然而任职官员最终认为限田不便，不久便废除了。当时又禁止近臣在京师置办别业，并禁止寺观购买田地。起初，真宗去世时，宫中派宦官拿着金钱到玉泉山僧寺购买田地，说是为先帝祈福，并声明以后不得以此为例。由此寺观逐渐增加购买田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说：“近年宦官到涟水军，声称奉诏购买百姓田地来供给僧寺，这不是旧有制度。”皇帝下诏把田地归还百姓，收回的地价钱收入官府。后来太平日子逐渐长久，有权势的官员和富有的姓族占有田地没有限度，兼并土地、冒名虚报，已经习以成俗，即使严加禁止也无法制止。皇帝敦促百姓重视根本、致力农业，多次下诏劝勉农桑，又到郊外观看庄稼，每年出行一两次；还亲自耕种籍田，以此为天下先。景祐初年，皇帝忧虑百姓多放弃农业去当兵，便下诏让大臣条列上奏兵农制度的得失，商议改变其办法。派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巡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百姓种植水田。京东转运司也说：“济、兖之间有许多闲田，而青州兵马都监郝仁禹懂得田事，请命他规划水利，招募百姓耕种开垦。”皇帝听从了。这年秋天，下诏说：“连年饥荒歉收，百姓多失去职业。如今秋季庄稼刚刚成熟，正忙于收割，州县不得任意追逼扰乱，以免妨害农时。刑狱案件凡是必须取证逮捕的，都应迅速办理。” 皇帝每每把水旱灾害当作忧患。宝元初年，下诏各州每十天上报雨雪情况，并把它定为法令。庆历三年，下诏规定百姓犯法而值得怜悯的，另行制定赎罪法令：乡村百姓用谷麦赎罪，城市居民用钱帛赎罪。朝廷认为百姓看重谷物和丝帛，免除刑罚后，农桑自然会受到劝勉，但最终没有实行。参知政事范仲淹说：“古代三公兼任六卿的职务，唐朝命宰相分掌尚书六曹，有的还兼任各道盐铁使、转运使。请在职掌事务中选择重要的，让辅臣兼任。”于是让贾昌朝主管农田事务，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范仲淹便罢职，事情也就停止了。皇祐年间，在苑中建造宝岐殿，每年召辅臣观看收割谷麦，从此很少再到郊外去了。皇帝听说天下废弃的田地还很多，百姓很少固定居住在本地，有的抛弃田地流徙，成为闲散百姓。天圣初年，下诏规定百姓流亡累积十年的，其田地允许别人耕种，三年以后才收税，税额减为旧额的一半；后来又下诏，流民能够自行恢复本业的，赋税也按此办理。不久又给流民规定期限：一百天内恢复本业的，免除赋役；五年内按旧赋的十分之二缴纳；期限届满仍未到的，允许别人耕种。到这时，每次颁布赦令，总要把招集安抚流亡、募人耕种开垦作为诏令内容。百姓因灾流亡的，又恢复对他们的免除和优待，放宽期限招抚他们。下诏各州长吏、县令、县佐，如果能够劝导百姓修复长期废弃的陂池、沟洫，以及开垦荒田、增加税收二十万以上，就议定给予奖赏；监司如果能够督责所属官吏筹划办理，奖赏也一样。过了很久，天下人口更加繁多，开垦的田地更加广阔。唯独京西唐州、邓州之间仍有许多荒地，陷入草莽的有十分之八九。有人请求迁移户口去充实那里，有人议论设置屯田，有人想干脆把唐州降为县。嘉祐年间，唐州知州赵尚宽说土地空旷可以开垦，百姓稀少可以招募，但州不能废除。他发现汉代邵信臣修建的旧陂渠遗迹，便加以修复；借给耕牛、犁具、种子和粮食，以此诱导耕种者，并劝导督促，慰劳招来百姓。一年多以后，流民自行归来，以及从淮南、湖北前来的人，共有二十多户；引水灌溉田地将近数万顷，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监司上报了这些情况，三司使包拯也为此进言，于是让赵尚宽留任，再任一年。治平年间，任期届满应当离任。英宗嘉奖他的勤劳，又倚重他兴办和整顿地方，特意提升一官，赏赐钱二十万，再留任一年。当时忧虑太守、县令频繁更换，便下诏考察那些确有实际功课的，增加秩禄并留任；赵尚宽奉诏成为天下的倡导。后来太守高赋继任，也因能够劝导督促农业而受到奖赏，留任一年。天下开垦的田地，景德年间丁谓所著《会计录》说，总数为一百八十六万多顷。按这一年七百二十二万多户计算，就是四户耕种一顷田，由此可知天下隐漏未登记的田地很多。况且川峡、广南的田地，顷亩数并不完备，只是按照五种赋税约略推算。到天圣年间，国史却说：开宝末年，开垦田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开宝的数目竟然是景德的两倍，因此丁谓所记录的数字本来就没有得到实际数目。皇祐、治平年间，三司都有《会计录》；皇祐年间开垦田地二百二十八万多顷，治平年间四百四十万多顷，相隔不到二十年，开垦田地的数目却增加了一倍。把治平的数目同天禧相比，仍然不到天禧的数目；而叙述《治平录》的人说，这只是计算赋租来推知顷亩数目，赋租未达到应有数额的田地，十份中占七份。按这个比例推算，天下开垦的田地大概有三千多万顷。当时历代相承，重视避免扰民，从未彻底查核，所以没有得到实际数目；而登记在册的废田仍有四十八万顷。治平四年，下诏说：“连年歉收，今年春天时雨降临，农民养蚕、种谷、种麦以及各种劳作，都十分辛勤，一年的功效全在这个时候。应交给安抚司、转运司告诫州县官吏，减少事务、让百姓休息，不要耽误农时。”“各路逃亡田地，超过三十年的，免除十四分之税；超过四十年的，免除十五分之税；超过五十年的，免除六分之税；超过一百年的，免除七分之税。租佃达到十年的，缴纳五分之税；达到二十年的，缴纳七分之税，把这些定为法令。”

译神宗熙宁元年，襄州宜城县令朱纮重新修治水渠，灌溉田地六千顷，皇帝下诏提升一官。权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说：“按照法律，田户在五年以内应当免除各种科役。汝州四县的客户被降为编户，不到一两年就被原有户籍的人纠告揭发，和他们一起服役，因此又逃窜，田地荒芜。希望设置垦田务，派官员专门主管，登记四县荒田，召募百姓申请耕种。不再把这些人隶属于各县户籍，必须五年后才编入，这样五年以内自然没有差科。如果招募达到一千户以上，就优先奖赏。”皇帝下诏不设置垦田务，其余请求都依从。第二年，分派各路常平官，让他们专门主管农田水利。官吏和百姓凡是懂得土地种植方法、了解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弊的，都可以自行上言；实行后有效果的，按功劳和获利大小酬赏。百姓占有荒田、逃亡田而恢复本业的，要责令相互作保担保；逃税的人，由保人担保代为缴纳。已经实行新法的县，田土顷亩、川港陂塘等事项，县令、县佐交接任期时，要把开垦、开通、修治的数目交给继任者，命继任者按照簿籍核实后才准交接。中书省议论劝导百姓栽种桑树。皇帝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百姓不敢自行努力，正是因为州县把栽桑数目作为财产，借此提升户等。应当重申禁令。”于是司农寺制定了几项法规，先在开封府实行，观察可行后，颁布天下。百姓种桑树、柘树，不得因此增加赋税。安肃、广信、顺安军和保州，命百姓就在当地种植桑树、榆树或适宜的树木，借此还可以限制和阻挡戎马。官府按树木成活、茂盛的多少计算，可以相应减免户租；成活数不足的要处罚，并责令补种。兴修水利、开辟水田，从熙宁三年至九年，京畿及各路总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形成田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余。神宗元丰元年，下诏开垦废田、兴修水利；百姓力量不能承担劳役的，借给他们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购买耕牛的，免除征税。元丰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上奏：“从大名到乾宁，跨越十五州，黄河改道冲出的土地共有七千顷，请求招募百姓耕种。”皇帝听从了。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首先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把政务委托给他。下诏天下臣民都可以用密封奏事的方式，陈说民间疾苦。司马光抗直上疏说：“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寒天耕作，热天除草，身体沾满泥水，脚上满是泥土；顶着太阳劳作，伴着星星休息。养蚕妇女治茧、绩麻、纺纱织布，一缕一缕地积累，一寸一寸地织成，她们的辛劳到了极点。可是水灾、旱灾、霜灾、冰雹、蝗虫和螟虫又不时造成灾害。幸而有了收成，公私债务又交相争夺、互相剥取。谷子还没有离开禾场，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吃的是糠屑还不够，穿的是粗绨和麻布还不完整。只是因为世代耕种田地，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谋生之路罢了。何况聚敛之臣在租税之外，还巧立名目百般搜取，以求取得功劳和赏赐。青苗法则强行发放贷款、加重收取利息，以陈粮换新粮；免役法则刻剥穷困百姓，收取供养浮食之人的钱；保甲法使百姓劳苦于与本业无关的劳作；保马法使百姓困于没有益处的费用，怎么能不加以体察呢！如今皇帝广泛发布仁德的诏令，使田间百姓能够上呈密封奏章。即使他们的言辞粗俗杂乱，也都是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只是直率地进献诚意，不可忽视。” 起初，熙宁六年制定法令劝导百姓栽种桑树；有人不及时执行命令，就仿照屋粟、里布的办法处罚。然而管理百姓的官吏不能彻底宣达皇帝的德意，百姓把这当作祸害。到这时，楚丘百姓胡昌等人说此事不便，皇帝下诏停止，并免除他们所欠的罚金。兴平县强迫百姓的田地改作牧地，百姓也自行申诉，皇帝下诏全部归还。元祐四年，下诏说：“濒临黄河的州县，积水淹没田地。在任官员如果能够替百姓筹划疏通沟渠，排出积水，使良田恢复，从一百顷到一千顷，按等级给予奖赏。” 崇宁年间，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王觉因为开辟荒田将近一万顷，皇帝下诏提升一官。此后，知州和各部使者因为能够督促百姓种植桑树、枣树，通常都提高其官阶和秩禄。政和六年，制定管理圩岸、围岸官员的法规；任职三年，没有毁坏、损坏、淤塞的，就给予奖赏。京畿提点刑狱王本说：“我以前任提举常平，彻底清查各县天荒、瘠薄、盐碱地一万二千多顷，登记到稻田务；已经租佃的五千三百多顷，但仍担心县令、县佐不肯尽心办理。”皇帝下诏，按照开垦碱地的规定推定奖赏。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多顷，县令、县佐以下官员分别减少磨勘年限。大观八年，权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任谅上奏：“高邮军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顷，楚州九百七十四顷，泰州五百七十二顷，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顷；按六路计算，这样的田地哪里数得完。希望各县专门选派官员，按照簿籍彻底清查。”皇帝下诏，没有丞的地方就委派其他官员办理，其余都依从。宣和二年，臣僚上奏说：“监司、知州、县令等官员兼带劝农职务，却没有符合皇上的意旨。希望建立四项验证：查考田地荒芜或治理的情况，对照户产升降的簿籍；验证米谷价格的贵贱；考察租赋增减的数目。四项证据齐备，实际情况就显明了。”命中书省审定后请示皇帝。宣和五年，下诏说：“江东转运司清查出逃田一百六十顷一十六亩，两浙清查出四百五十六顷，召募人租种，专门充作今年增加的屯戍士兵衣粮。”起初，政和年间规定品官限田，一品官一百顷，按品级递减，到九品官为十亩；限额以外的田地，都和编户百姓一样承担差科。政和七年，又下诏说：“内外宫观的舍田，在京城不得超过五十顷，在外地不得超过三十顷，不免除科差、徭役和支移。即使奉有皇帝亲笔御批，也允许执奏请求不执行。”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关官署招募诱导农民；恢复本业的，就赈济借贷给他们，免除拖欠的租税，免征耕牛税。建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进献《本政书》十三篇，大意说：“本朝兵农制度，大体沿袭唐末的旧制。如今农民贫困而大量失去本业，士兵骄横而不能使用，因此饥民和逃兵大多成为盗贼。应当仿照古代井田制度，使每个成年男子占有田地五十亩；田地有余的人不得购买田地；无田的人以及游荡懒惰、从事末业的人，都让他们务农，耕种有余的田地。把钱粮混合计算，作为十分之一的税。本朝二税的数额，比唐朝增加到七倍。现在按照本政制度，每十六夫为一井，以方圆百里的土地作为范围，共三千四百井，大约应缴纳米五万一千斛、钱一万二千缗。每井出赋供养二名士兵和一匹马，共为士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这就是方圆百里县所能出纳的赋税数额。

译每年取五分之一作为上番服役的数额，用来供给征发的差役；没有战事时，又分为四番，用来供官府差使和守卫之用。这样百姓每三十五年才服役一次。全部上番时，每年需米一万九千多斛、钱三千六百多缗；没有战事时，减少四分之三，全部由一个县的租税供给。每个妇女的贡赋是绢三尺、绵一两；方圆百里的县每年收绢四千多匹、绵二千四百斤。不是养蚕地区的，则缴纳布六尺、麻二两，所收布麻按数量计算是绵绢的两倍。这样实行十年，百姓的人头税、官府的酒税，以及茶、盐、香、矾等专卖税，都可以放宽禁令，把利益让给百姓。”他的主张十分完备。不久任命林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建炎以来，朝廷内外用兵，各地有很多逃亡后无人认领的田地。绍兴二年四月，下诏两浙路收购耕牛等农具，借给淮东百姓。七月，下诏说，知兴国军王綯、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导百姓开垦田地，各提升一等官秩。绍兴三年九月，户部说：“百姓抛弃产业，朝廷已经下诏规定，超过两年的允许别人申请耕种；十年以内即使已经有人申请耕种或充作职田，也都允许原主恢复本业。孤儿幼童以及依法应当继承财产的亲属，守令查验属实后发还；冒占者依法论罪。州县执行不虔诚的，由监司查究弹劾。”皇帝听从了。此前，臣僚说：“近来诏令州县拘登记被俘百姓的税赋，但苛刻的官吏不考察实际情况。其中有父母被俘而儿女仍在的，有中途逃脱的，有全家被俘而亲属偶然归来的，却一概登记没收，民情惶惶不安。”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十月，招募人租种江东、江西的闲田，分三等确定租额：上田每亩缴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绍兴四年，借给庐州百姓钱一万缗，用来购买耕牛。绍兴五年五月，制定《守令垦田殿最格》：残破州县开垦田地增加达到一分，郡守在升迁次序中提高三季；增加达到九分，提升一官。田地减少达到一分，郡守在升迁次序中降低三季；减少达到九分，削夺一官。县令按较轻等级处理。增减各达到十分的，取旨决定奖罚。后来因为两淮、荆湖等路百姓逐渐恢复本业而荒地仍多，户部又制定考核等级上奏：每州增加开垦田地一千顷，县为一半，守令各提升一秩；州减少五百顷，县减少五分之一的，都延长磨勘年限。皇帝下诏颁布各路。所谓增加，是指开垦荒田；所谓减少，是指熟田不是因为灾害而变成荒田。又命县里详细登记恢复本业的百姓数目以及开垦田地的多少，每月上报州，州每季上报转运司，转运司每年上报户部，户部设置簿籍以供考核。七月，都督行府说：“潭州、鼎州、岳州、澧州、荆南恢复本业的百姓，他们原有的田地已经租给别人耕种的，就用附近的闲田给他们，免除三年租税；没有产业而愿意接受闲田的，也给他们。”皇帝对辅臣说：“淮北百姓背着孩子、携带家属而来，也可以给他们田地，以扩大招徕百姓的意图。” 绍兴六年，减免江东各路逃亡田地的税额。知平江府章谊说：“百姓最苦的，是催征赋税没有章法，税役不均。强宗大族的田地纵横相连，却有许多不纳税的田地，使下户因此破产。请委派一名通判均平赋役。”绍兴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实说：“中原士民逃到南方州郡，已经十四年；超过十年期限仍未归来以及流徙偏远、最终不能回归的，希望下诏有关官署另行规定年限。”户部商议：“以再次颁降赦令之日为起点，再定五年期限；期限届满仍无人合理认领的，现今租佃者仍按旧例承佃。中原士民流寓东南，往往有祖坟；有的被官府登记没收，有的被百姓冒占，应当立即发还。”皇帝听从了。绍兴十一年，又购买耕牛借给淮南农户。绍兴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说经界不正有十大弊害，又说：“平江府过去每年收入七十万有余，现在按簿籍虽然有三十九万斛，但实际收入才二十万斛。询问当地人，都说是欺骗隐瞒。希望考察核实实际情况，从平江府开始，然后推行天下；这样经界才会端正，仁政才会实行。”皇帝对宰执说：“李椿年的论说很有条理。”秦桧也说他的办法简便易行。程克俊说：“近年来百姓逃避差役，正是因为经界不正。实行此事，是公私双方的利益。”于是任命李椿年为两浙路转运副使，负责办理经界。他请求先到平江府各县，等事情办妥后再到各州，关键在于均平赋税，为百姓除害，不增加税额。绍兴十三年，因为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直显谟阁徐林的议论阻挠经界，停职并流放远方。凡百姓的田地没有登记在税簿上的，没收入官；税簿记载不谨慎的，治官吏之罪。当时丈量田地不实的，罪至徒刑、流刑；江山县尉汪大猷对李椿年说：“法律严峻，百姓还不了解；确实有田少而缴纳很多的，希望允许他们陈述自首，追查改正。”李椿年因此减轻刑罚，节省费用很多。绍兴十四年，任命李椿年权户部侍郎，负责办理经界。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便以两浙转运副使王鈇权户部侍郎，负责办理经界。绍兴十五年，下诏户部及所派官员周详筹划办理，务必使赋税均平而不扰民。又因兴国军守臣宋时进言，下诏各州县超过期限才恢复本业的百姓，其田地已经租给别人或已由官府卖出的，就把官田中可以耕种的土地发还给他们。绍兴十六年，王鈇因病罢职。绍兴十七年，又任命李椿年权户部侍郎，负责办理经界。此前，真州遭受兵火后，疮痍尚未恢复，洪兴祖任知州时请求恢复租税二年，第二年又再次请求；从此流民逐渐归来。绍兴十八年，开垦荒田达到七万多亩。

译绍兴十九年，下诏敕令所删定官郑克推行四川经界法。郑克对州县责罚很严，所谓“省庄田”，即使是蔬菜、果树、桑树、柘树也无不征税；而邛州、蜀地百姓的田税，甚至达到十税其五。嘉州通判杨承说：“仁政却用暴虐的方式实行，并不是法令的本意。上面不违背法令，下面不扰害百姓，仁政才会得到实现。”他召集各县县令说：“平易地接近百姓，美好的成效要靠长久坚持，你们应当谨慎执行。内心没有愧疚，又怕什么呢？”事情最终办成，成绩列各郡第一。后来百姓有人申诉不均，殿中侍御史曹筠弹劾李椿年，李椿年被罢职。皇帝对秦桧说：“如果下等田承受很重的税，就没有办法缴纳。”秦桧说：“臣已经告诉户部侍郎宋贶，有不均平的地方立即改正。”绍兴二十年，下诏说：两淮土地肥沃，适宜种谷，设置力田科，招募百姓前去耕种，以扩大官庄。知资州杨师锡说：有关官署执行失当，不分田地肥瘠，连城市住宅间丈量出来的缝隙空地也充作纳税产业。于是下诏说：“李椿年请求推行经界，是为了除去百姓十大祸害；如今听说逐渐失去原本意旨。凡是便利百姓的，依照已经实行的办理；危害百姓的，要追查改正。”绍兴二十一年四月，宋贶罢职。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皇帝对辅臣说：“经界事务由李椿年主持，如果推行到位、办理妥当，不能说不好。如今各路往往中途停止，希望得到一个通晓经界事务的人，详细商议此事。”正好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上书，把蜀中经界的利弊说得十分详尽。第二年，任命王之望为提点刑狱，完成经界事务。三月，户部说：“蜀地狭窄而人口众多，京西、淮南肥沃的官田还很多，允许百姓承租耕种，官府借给耕牛、种子，八年后偿还。靠近边境的免租十年，次边免租五年，期满三年后把田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愿意前往的人，发给凭据并派人护送。”皇帝说：“很好。但贫困百姓刚刚申请荒田，怎么能立即得到耕牛和种子？如果不由官府借给他们，难免成为空文，可以命人酌量发放。”四月，安丰军通判王时升说：“淮南土地都很肥沃，但土地没有全部开垦、百姓没有增加，是因为豪强虚占良田，却没有全部耕种的力量；流民背负家属前来，却没有开垦耕种的土地。希望凡是荒闲田地，都允许别人开垦租种。”户部商议：期限定为二年，未开垦的就按王时升所请办理；京西路也一样。皇帝下诏任命王时升为司农寺丞。十月，采纳御史中丞汤鹏举的意见，把离军后增添差遣的人员，授给江、淮、湖南的荒田，每人一顷，作为世代产业。所在郡用一年的俸禄充作耕牛、种子费用，并免除租税十年、丁役二十年。绍兴二十八年，王之望说：“去年分派官员到经界不均的县去裁定改正，如今已经办完。今后如果官吏和百姓还敢煽动摇惑、使百姓产生怀疑，希望依法从重处置。”皇帝听从了。绍兴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说：“本州恢复本业的百姓，把熟田说成荒田，不缴纳租税。现在命令他们发给凭证、如实申报并缴税，从明年开始；申报不实的，允许别人告发，并把田地赏给告发者。”户部商议：“超过一百天期限的，依照隐匿税赋的法律处理。”皇帝下诏准许。绍兴三十年，首次命纯州平江县百姓如实申报田地并缴纳税粮，每亩缴米二升四合。孝宗隆兴元年，下诏说：“凡百姓逃亡抛弃的田宅，超过三十年无人回来认领的，依照绝户法办理。”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说：“淮南百姓恢复本业，应当先劝导督促他们从事农桑。县令、县丞种植桑树三万株至六万株，知州、通判在辖区内种植二十万株以上的，都分别论功奖赏。”二月，三省、枢密院说：“归正人中贫困的，分散居住在两淮；去年冬天淮南百姓广泛种麦，但逃亡者还没有回来，没有人收割。”下诏各郡按人口平均分给他们；已经恢复本业的人，不得照例加以扰扰。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上奏：“鄂州虽然在江南，荒田却很多。请求租种的人刚开垦不久，便征收毛税，丈量田地、追催呼唤，不能忍受这种扰害，随即逃走。如今想招募人申请耕种，免税三年；三年以后作为世代产业，按三成比例缴纳苗税一成，再过三年增加一成，又过三年全部缴纳。恢复本业的人，另用荒田授给他们。”又下诏楚州给归正人田地以及耕牛、农具、种粮钱五万缗。乾道六年二月，下诏说：“朕深思治理没有取得进展，想要找到端正根本的办法。如今想要均平差役法、严格限制田产、抑制游手之民、致力于农桑。这几件事，卿等几位大臣替朕承担起来。”十二月，监进奏院李结进献《治田三议》：第一是致力于根本，第二是协同用力，第三是顺应时令。大意说：“浙西低洼田地依靠堤岸来防护，如果堤岸高而厚，水就不能进入。请在苏州、湖州、常州、秀州各州水田的塘浦要害处，官府用钱粮借给田主，趁农闲时修筑堤坝，使堤坝增高加宽；这样堤坝建成，水就不会成为祸患。现在正逢饥荒，让百姓靠自己的劳力取得食物，顺着他们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秋冬干旱水涸，泾渠、浜沟断流，修筑车水渠道尤其省力。”下诏让胡坚经常察看筹划后上报。后来户部认为三项建议切合实际，但工程和劳力浩大，想告知有田之家，各自按照乡里的原有亩步出钱出粮，并与租田者互相修筑，这样或许官府不用花费，百姓也不至于诉苦。皇帝听从了。乾道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上奏：“朝廷因为沿淮地区荒残已久，一直没有实行租税；恢复本业的人和新立户的人，虽然田地纵横相连，但向官府申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都害怕以后税重。过去晚唐百姓致力于种田就增加他们的租税，所以播种少；吴越百姓开垦荒田而不增加税收，所以没有荒地。希望下诏两淮以后不再增加赋税，使百姓知道受到劝勉。”皇帝下诏准许。十月，司马伋请求劝导百姓种麦，为来年春天作准备。于是下诏江东、江西、湖南北部、淮东、淮西各路的帅臣、漕臣，由官府借给种子，并告谕大户借贷给农民，按照赈济的标准推定奖赏；同时上报已经种植的顷亩数，议定奖罚。乾道九年，王之奇上奏增加并确定力田奖赏等级，招募人开垦荒田，发给官告所需的绫纸以备填写，并拨官会十万缗充作农具等费用。又因为种粮不足，下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米三万石。

译淳熙五年，下诏说：“湖北租佃户开垦荒田，只缴纳旧有税额。如果有人包占田地而没有全部开耕，那么从诏令下达之日起，限定二年；不能全部耕种的，拘收用作营田，增加税收、强行租种的命令不要实行。”淳熙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上奏：“设置劝导督促的法规，是想重视农桑、扩大种植。如今乡村百姓在自己的田地旁连接着开垦闲旷瘠薄的土地，辛勤用力把它变成田园。有人因为尚未申报而被征起税额，被别人告发，就以盗耕罪处罚，怎么能劝勉努力耕田呢？只应核实田地后征税；这不仅可以遏制告发攻讦的风气，也能体现太平盛世重视农业的意旨。”皇帝下诏准许。十一月，臣僚上奏：“近来命各路帅臣、漕臣督促知州、县令劝导百姓种麦，每年上报增加的顷亩数。然而土地有适宜和不适宜，湖南一路只有衡州、永州等几个郡适宜种麦，其余都只是徒具文书。希望只劝百姓按时播种，免除每年上报增加种植数目的要求，这样或许能得到劝导督促的实际效果。” 淳熙七年，又下诏两浙、江东、江西、淮南、湖南、京西各路帅臣、漕臣督促知州、县令劝导百姓种麦，务必使种植面积增加扩大。从此每年都这样办理。淳熙八年五月，下诏说：“近来得到上天赐予的时令，蚕和麦都已经成熟；等到命近郊取来查看，却发现麦穗短、蚕茧薄，难道是种植劝导和督促的功效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吗？朕将考察勤劳和懒惰，颁布奖赏和惩罚。”这一年连续下雨，下等田被水浸泡，下诏两浙各州军和常平司筹划办理，再次借给种粮，让下户播种，不要导致错过农时。十一月，辅臣上奏：“田世雄说，百姓有麦田，虽然开垦了却没有种子；如果借给贫民，仍可种春麦。臣僚也说，江浙旱田虽然已经耕过，也没有麦种。”于是下诏各路帅臣、漕臣、常平司，用常平麦借给他们。此前，知扬州郑良嗣说：“两淮百姓的田地，大片被包占，许多还没有征起税额。朝廷多次限定期限并展期让人自首认领，如今期限届满正好遇上旱灾，请求再展期一年。”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淳熙九年，著作郎袁枢从两淮赈济回来，上奏：“百姓占有田地，数目无法知道；二税既已免除，只缴纳谷帛之税。力量不足以开垦的，就废弃成为荒地；别人请求租种，又以疆界为借口拒绝，官府没有考核查验。因此田野没有扩大开垦，户口没有增加，而郡县的财政计划更加窘迫。希望下诏州县划定疆界、立下契券；占有田地很多而缴纳赋税很少的，按亩增加税额；其余闲田，分给租佃者。这样或许流民就有可以耕种的土地，田地也不至于大多荒废。” 绍熙元年，起初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道两个郡不实行经界法的危害。到这时，他任漳州知州。适逢臣僚请求在闽中实行经界法，皇帝下诏令监司分条具奏，事情下达到各郡。朱熹访察民情，讲求办法，细微详尽，无不周备。于是上奏说：“经界是民间最大的利益所在。绍兴年间已经推行的地方，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唯独泉州、漳州、汀州尚未实行。臣不敢先顾一身的劳逸，而置一州的利弊于不顾，实在认为这件事一定可以推行。然而必须慎重选拔官吏，委任他们并责成办好；丈量土地、计算步亩，务求精确；绘制图籍、编造账册，费用由官府供给；按照土地的产出均平税额，特别允许越过乡界、贯通县界而统筹调整，希望百里之内税额轻重能够一致。如今想按每亩土地九等高下确定产钱，再合计一州租税钱米的数额，以产钱作为母数，规定每文钱折纳多少米、多少现金，最后只在一仓一库收纳。缴纳以后，再按照原定数额分别划分，作为省计、职田、学粮、常平等经费，分别拨入各仓库。版图一经确定，百姓的产业就有了明确的经界。但此法推行，贫民下户本来会深深欢喜，只是他们不能自行表达自己的实情；豪门大族和奸猾官吏实际上都不愿意，他们都善于编造说辞来迷惑众人；贤士大夫中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人，又有的没有深入察看情况，听到风声便畏缩不前，这些都是不能不忧虑的。”宰辅请求在漳州实行。第二年春天，皇帝下诏令漕臣陈公亮同朱熹协力奉行。适逢农事正兴起，朱熹更加详细地研究，希望第二年能够实行。平民知道这不会扰民而且对自己有利，无不欢欣鼓舞；可是那些占田隐税、侵害贫弱百姓的豪门富户，却都提出异议来动摇此事，先前的诏令于是被搁置。朱熹请求以祠禄官职离任。五年，免除庐州因旱灾受伤百姓所借的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庆元元年二月，皇帝因年成不好、百姓饥饿患病，下诏说：“我的德行浅薄，饥荒接连到来，使百姓濒临死亡，我早晚悲痛忧虑，怎么敢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呢？只是使者、守令是替我分担职责、共同忧虑的人。可是入春以来，听说有一两个郡的老人和孩子缺少食物，离开农田，甚至抛尸沟壑，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赈济供应没有完全送到百姓手中吗？得到粮食的人未必正挨饿，挨饿的人未必能够得到粮食吗？难道粮食偏聚在距离近的地方，不能平均救济吗？难道官吏只看事情办成与否，却不自行省察吗？你们各自都要尽心筹划，务必使实际的恩惠不受阻塞，不要用空洞的文书欺蒙上级，这样朕就嘉奖你们。”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说：“本路施州、黔州等州地处荒远，绵延于山谷之间，土地空旷而人口稀少。占田较多的人需要有人替他耕种开垦，富豪之家便诱骗客户全家迁去。请求把皇祐年间关于官庄客户逃移的法律重新校定：凡是客户，准许只役使其本人，不得涉及家属；凡典卖田宅，听任他们离开原来的产业，不得因租佃关系把他们拘留充作客户；凡借钱，只准依据契约偿还，不得强迫他们充作地客；凡客户死亡、其妻改嫁，听任他们自行处理；女儿也听任她自行出嫁。这样或许能使深山穷谷的百姓安定地生活。”刑部认为皇祐年间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长久实行；淳熙年间比照掠略人口的法律太重。今后凡审理官庄客户的诉讼，都采用皇祐旧法。皇帝听从了。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上奏说：“雨水失期，土地多有荒芜。余杭县知县赵师恕请求劝百姓兼种麻、粟、豆、麦之类，大概种水稻所费少而获利多，兼种杂粮则劳作多而收获少。他担心收成时田主要分取收获，官府又催逼缴纳赋税，那么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如果让百姓任意兼种，收获多少都归自己所有，那么即使不劝告，他们也会勤劳耕作，百姓就可以不挨饿。希望按他的建议，下令两浙、两淮、江东、江西等路，凡耕种失时的地方都命令兼种杂粮；田主不得分取土地收益，官府不得收取秋苗税，这样或许农民能够接续粮食，官府也可以免去赈济费用。”皇帝听从了。

译婺州知州赵{与心}夫在本州推行经界法，整治得井然有序，但{与心}夫被召回免职。士人和百姓相继到朝廷请求，于是命赵师岩接替他。两年后，魏豹文代替师岩任知州，推行得更加有力。这样一来，从前把上户析分成贫困下户、把实际有田隐瞒成逃亡绝户田产的情况，都清楚地可以查考了。共编成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多件，创设库柜收藏，经过三年才把办理情况上报朝廷。淳祐二年九月，下敕说：“四川屡经战争和火灾，百姓放弃产业逃难，官府便把他们的荒地暂时作为屯田耕种，以供给军粮；等百姓回来恢复产业时，却占据不归还。从今以后，凡百姓有契券、界址分明的田地，分散在州县屯田官手中的，应立即归还。如果有违抗，准许百姓越级上诉，并从重治罪。”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豪强兼并土地的祸患，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若不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实在没有办法；限制名田数量，也是挽救世道的一项权宜措施。国朝驻跸钱塘，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外部疆土日益荒芜，内部人口日益增多，权势之家日益强盛，兼并的风气日益滋长，百姓日益贫困，经制日益败坏，上下都受到煎熬逼迫，形势仿佛已经无可作为。所谓掌握富贵权柄的人，如果不是君主能够专擅控制的，明智的人就会感到忧惧。百万生灵赖以生存和养育的物资，都以谷粟为根本；谷粟的生产，又都出自田地。如今百姓的肥沃土地全归权贵势家所有，有的收租米达到百万石；贫民仅有百亩田地，却年年被差派充任保正等役，官吏又百般搜刮逼索，实在无奈，只好把产业献给豪门大族，以求免除差役。小民的田地日益减少，保役却不停；大官豪家的田地日益增加，保役却不涉及他们。这就像弱者的肉被强者吞食，兼并越来越严重，百姓无法完成自己的生计。在这种时候，难道可以不严格制定经制来加以防范吗？去年，谏官曾以限制田产为理由提出建议，朝廷却把它搁置在一旁。难道不知道今天的国用和边防军饷，都依赖和籴吗？然而权势之家、田产很多的人，和籴不便加派到他们身上，保役也不能涉及他们。敌人在外面窥伺，盗贼在内部伺机而动，处在这样的时势，与其拥有很多田地和丰厚资财却不能长久保全，哪里比得上捐出金钱帮助国家，共同缓解眼前困难呢？这只在于转变他们的观念并加以开导罢了。请求告谕二三位大臣，采纳臣僚的论奏并予以实行，使经制确定下来，堵塞兼并之路；这样可以尊重朝廷，也可以充裕国家的财政。陛下不要被贵近之人的言论牵制而动摇最初的意图，大臣不要因为害怕树敌太多而废弃良策，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帝听从了。十一年九月，下敕说：“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价登记百姓的产业。禁令并非不严厉，但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也不顾同居亲属各有分得的财产，一律估价登记，灾祸牵连平民。有的绝户之家不按命令安排继承人；有的经过陈诉，准许发还财产，却往往借用别人的名义支取破坏，最终成为官吏侵吞之物；有的典当出去的产业不许收赎，于是使产业主人无罪而失去生计。违犯的官吏，依典章从重处置。”这一年，信州、常州、饶州、嘉兴府实行经界法。景定元年九月，下敕说：“州县检查孤儿幼童的财产，往往便乘机侵吞使用；等到他们年满成年来请求发还时，多说已被前任官用掉，不立即归还。从今以后如果仍有违犯，令有关吏员按产业估价赔偿，对官员按违制论罪，不因离任、赦免或降等而原谅减免。”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说：“经界法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虽然是穷乡僻巷下户最深切的愿望，却未必是豪宗大姓都乐意接受的。如果不能使他们从内心深深信服，又怎么能使他们的情意完全相通呢？况且今天所说的推排，并不是过去所谓的自实。推排，是把事情交给乡都办理，快捷而容易实行；自实，是责令各户自行申报，分散而难以集中。嘉定以来的经界，距今还近，官府有正籍，乡都有副籍，条列清楚，全部具备；乡都所做的不过是按照旧文书更改产业主人的姓名。至于绍兴年间的经界，时间已经久远，保存下来的簿籍很少。若要根据田地像鱼鳞、梳齿一样交错排列的状况去查找，就要从一件查到百件，从百件查到千件，从千件查到万件，核实亩步，订定田主和佃户关系，也不如乡都办理方便。朱熹之所以主张经界而排斥自实，正是这个缘故。州县如果能遵守朝廷关于由乡都负责的命令，又根据各州的方便妥善处置，必然能够使人心完全信服，不待命令也会自行实行。”皇帝听从了。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说：“经界法曾经议论要修明，但修明最终没有实行；曾经命令各户自实，但自实最终也没有完成。这难道不是因为上面负责办事的人总想避开理财的名声，下面不愿它成功的人又总是倡导扰民的说法吗？所以他们宁可坐视地方政务败坏，也不敢追究奸猾官吏和奸民的欺诈；宁可忍受苛刻对待下户，也不敢承受豪家大姓的怨恨。经界法如果采用旧制，必然要增派许多官吏，必须把都保的人全部召集，必须走遍田间小路，必须全部丈量亩步，必须审定田地等级，必须折算统一税额，奸弊便会不断产生，事情很久也办不成。至于推排法，不过是由县统辖都、由都统辖保，选用才能、财富、公平兼备的人，核定田亩和税色，记载在图册上，使百姓有确定的产业，产业有确定的税额，税额有确定的簿籍罢了。臣守吴门时，已经亲眼见到实行这种办法。如今听说绍兴也逐渐就绪，湖南漕臣也报告一路已经办成。臣私下认为，东南各郡都应谨慎奉行。如果田亩尚未核实，就令乡局厘正；图册尚未完备，就令县局督促办理。还必须由郡守考察县的拖延，监司考察郡的懈怠，严明号令，赏罚取信，限于秋冬完成此事，按年考核成效，像《周官》所说的每日核成、每月核要、每年核会那样综合考察。” 于是下诏各路漕臣、帅臣实行这项办法。

译大体说来，南渡以后水田的收益比中原丰厚，所以水利大为兴盛。至于各种没收后招募百姓耕种的田地，都仍按原来的私租数额征收；每当征收时，公田和私田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私租额虽重而实际缴纳较轻，承租耕种还可以维持；公租额既重而缴纳又重，佃户就无法承受。州县胥吏以及仓库中各种办事人员，都能以此为由向耕种者侵夺取利。王朝末年，金人时而议和、时而交战；交战时军需浩繁，议和时岁币又很重，国家用度常常难以接续。于是利用百姓苦于官租过重这一点，命有关官员搜集、出卖官田来供给费用。起初放宽百姓的力役以诱导他们承租，最后却免不了强行摊派，这就是官田的弊病。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取租税来帮助缴纳岁币。到了将要灭亡时，又限制百姓名下的田产，收买他们超过限额的所有田地，称为公田。最初议论是想减少和籴以缓解民力，但弊端很多，租额尤其沉重；宋朝灭亡后，遗患仍未停止。关于水田、官田和公田的制度，史书所载的，我汇集其始末全部记在这一篇中，其中有足以作为鉴戒的地方。绍兴元年，下诏命宣州、太平州的守臣修治圩堤。第二年，修圩所需的钱米以及借给百姓的种粮，都从宣州常平仓、义仓的米中拨借。第三年，确定州县圩田租额，用来充作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的租米，每年定额为三万石。圩堤四至彼此相距都达五六十里，共有田九百五十多顷，近年开垦的田地不到三分之一。到这时，才开始确定租额。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说：“明州、越州境内都有陂湖，大体湖面高于田地，田地又高于江海。干旱时放湖水灌田，水涝时把田水排入海中，所以没有水旱灾害。本朝庆历、嘉祐年间，才开始有人盗取湖面造田，禁令十分严厉。政和以来，创设应奉制度，才开始废湖造田。从此两州百姓年年遭受水旱之患。余姚、上虞两县每年收租不过几千斛，而所损失的民田常赋动辄以万计。不如先废除这两个县的湖田。”会稽的鉴湖、鄞县的广德湖、萧山的湘湖等处还很多，希望下诏令漕臣全部废除。至于江东、江西的圩田，苏州、秀州的围田，命监司、守令分条上报。”于是下诏令各路漕臣议论此事。后来议论者虽然说应当废除，最终仍旧不变。起初，五代时马氏在潭州以东二十里处，利用群山泉水筑堤蓄水，号称龟塘，灌溉田地万顷。后来堤坝毁坏，每逢干旱，百姓都因缺粮受困。七年，守臣吕颐浩才开始招募百姓修复，以扩大耕种。十六年，袁州知州张成巳说：“江西的良田多占据山冈，希望委任守令讲求陂塘灌溉的利益。”后来比部员外郎李咏说，淮西高地过去有陂塘，请拨给钱米，按时修治疏浚。江阴军知军蒋及祖也请求疏浚本军五卸沟以排泄积水，修复横河支渠以灌溉旱田。于是一起下诏各路常平司实行，每季把执行情况上报。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说：“浙西民田最为广阔，平时没有严重水患，是依靠太湖的利益。近年湖边的土地多被士兵侵占，堆土加高，筑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堤，名叫坝田。干旱时，他们据此引水灌溉，民田却不能得到好处；水涝时，远近泛滥的水又不能流入湖中，民田便全部被淹没。希望全部恢复太湖原有的水道和湖界，使军民各得安定，田地都能均沾水利。”皇帝听从了。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环说：“临安、平江、湖州、秀州四州的低田，多被积水浸泡。由于溪山各处的水都汇入太湖，太湖又分成两支：东南一支经松江流入海，东北一支由各浦汇入江中。松江排水，只有白茅浦最大。如今泥沙淤塞，应疏通浦的旧河道，使水势分流顺畅，这实在是四州无穷的利益。”下诏令两浙漕臣察看。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平江府知府蒋璨说：“太湖是数州的大水面，却只靠松江一条河排水，水势当然有所不能胜任。因此古人在常熟以北开了二十四浦，疏通后引入江中；又在昆山以东开了十二浦，分流后纳入海中。这三十六浦后来被潮汐带来的泥沙淤积，开江的役卒也废止了，于是民田有被淹没的祸患。天圣年间，漕臣张纶曾在常熟、昆山各处开浚许多浦道；景祐年间，郡守范仲淹也亲自到海浦，疏浚开通五条河；政和年间，提举官赵霖又曾加以开浚。如今各浦淤塞，比过去更加严重，估计需要用工三百三十多万，钱三十三万多缗，米十万多斛。”于是下诏令监察御史任古再次察看。不久任古到平江说：“常熟五浦通江确实便利，如果依照所请，使用五千功，一个多月就可以完工。”下诏从激赏库拨钱、从平江府拨上供米，按数供给。二十九年，赵子潚又说：“父老说福山塘和丁泾地势相等，如果不疏浚福山塘，水一定会倒流注入丁泾。”于是命令两处一并疏浚。隆兴二年八月，下诏说：“江、浙水利，长期没有讲求修治，权势之家围湖造田，堵塞水流。各州守臣应当察看后上报。”于是湖州知州郑作肃、宣州知州许尹、秀州知州姚宪、常州知州刘唐稽都请求开掘围田、疏浚港渠。下诏湖州委任朱夏卿，秀州委任曾愭，平江府委任陈弥作，常州、江阴军委任叶谦亨，宣州、太平州委任沈枢办理。九月，刑部侍郎吴芾说：“我以前任绍兴知州时，曾请求开掘鉴湖，废除湖田二百七十顷，恢复湖泊旧状，水就不再泛滥，民田九千多顷全都获得加倍收成。如今还有低田二万多亩，本来也是湖面，百姓承租耕种，每亩价值才两三缗。想由官府出一半钱，把这些田全部废掉，并免除其租税。”户部请求发文给浙东常平司，会同绍兴府守臣详细审查，划定范围并迁移居民。皇帝听从了。”}],

译乾道二年四月，下诏令漕臣王炎开掘浙西权势之家新近围起的田地，以及草荡、荷荡、菱荡和陂湖溪港岸边临时筑堤成畦、围起来耕种的地方；所到之处，由守令共同筹办。王炎开掘各处围田后，凡租户向田主家借取种粮所欠的债务，都上奏请求免除。六月，秀州知州孙大雅任满回朝，上言：“本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各支港相互贯通，西北可以流入江中，东南可以通到海边。靠海的农家筑坝抵御咸潮，虽然使一方得到利益，但水患实际上危害邻近各郡；如果加以疏导，又会危害沿海田地。若在各港浦设置闸门，按需要启闭，不仅可以排水，干旱时也能得到水利。然而工程稍大，想让大姓出钱，下户出力，在农闲时修治。”于是命两浙转运副使姜诜和守臣察看，姜诜不久会同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阴军分条上报利弊。下诏说：“秀州华亭县张泾闸以及淀山东北通往陂塘的港道浅处，等到今年十一月开工修治；江阴军、常州的蔡泾闸和申港，明年春天开工；利港等歇役一年后开工；平江府暂缓。” 第三年三月，姜诜任满回朝，上奏说：“开掘疏浚已经完工，积水得以排通，长久浸泡的民田露出了田埂。臣已经告谕百姓抓紧时节耕种。恐怕下户缺少本钱，良田再次荒芜，希望命浙西常平司借给种粮。”又上奏请求对负责筹办、提督、监修等官员，如江阴军知军徐藏等，分别减少磨勘年限，作为奖赏。四年，因彭州守臣梁介修复三县十多座堰坝，使灌溉利益惠及邻近州县，下诏任梁介为直秘阁、利路转运判官。七年，王炎说：“兴元府的山河堰，世传是汉代萧何、曹参所修建的。本朝嘉祐年间，提举史炤上奏堰法，得到下发的敕书，并刻在堰上。绍兴以来，户口凋零，堰务荒废，于是委任兴元府知府吴拱修复，并发一万名士卒帮助服役。宣抚司以及安抚司、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多缗，全部修好六座堰，疏浚大小渠道六十五里，共灌溉南郑、褒城的田地二十三万三千多亩。”下诏褒奖吴拱。八年，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叶衡说：“奉诏核实宁国府、太平州的圩岸：宁国府有惠民、化城旧圩四十多里，新筑九里多；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长四十多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长一百五十多里，包括在内的各圩，芜湖县圩周长二百九十多里，连同当涂圩共四百八十多里。这些圩岸都高大、宽阔、坚固，临水一面种植榆树柳树，足以抵御风浪；询问农民，确实是长久有利的事。”于是下诏褒奖宁国府通判魏王恺，大意说：“大江岸边地域广大，如果使水的蓄积和排泄不受阻碍，并且都成为肥沃土地，这是圩田所带来的利益。然而水土相互冲蚀，自古以来圩岸就有时修好、有时毁坏。卿努力修治农政，巨大的堤防巍然屹立，想到你的勤劳，深感赞叹嘉许。”九年八月，臣僚说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先兴修水利来防备。于是下诏说：“朕认为旱灾、水灾，即使在尧、汤盛世也有不能避免的；百姓尚未诉说困苦，是因为预先已有防备。豫章各郡县，凡田地靠近水源的地方，禾苗秀美而结实；地势高亢的地方，雨水不能按时到达，禾苗就常常枯槁。这难道是因为水利没有修治，失去了用来防备旱灾的办法吗？唐代韦丹任江西观察使时，治理陂塘五百九十八处，灌溉田地一万二千顷。这只施行于一道，利益就已经如此，何况天下地域如此广大呢？农业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泉流灌溉，是用来培育五谷的。如今各道名山之间，河流平原很多，百姓却还不知道利用它们。这样看来，疏通沟渠、蓄积陂泽，难道不是监司、守令的职责吗？你们要替朕考察丘陵、平原、低湿地各自适宜的情况，勉励农桑，充分利用土地，平定徭役并疏通水道，不要使农时失误。即使有丰年和凶年之别，只要勤于耕作的人不至于束手承受灾害，这也是天时与人力相互配合的道理。朕将根据勤惰来实行赏罚。” 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岘说：“先前奉诏遍行平江府、常州、江阴军，告谕百姓共同出力开掘疏浚利港等处，如今都已完工。起初想由官府供给钱米，每年不少于数万，今天却都是百姓相继出力完成的。”下诏将常熟知县刘颖特升一秩，其余人员分别议定奖赏。三年，皇帝赐给判明州魏王恺诏书说：“陂湖川泽的水利，有时疏通、有时堵塞，取决于主管的人。四明作为州，实际管辖鄞县；鄞县的乡东西共十四个，而钱湖的水实际灌溉其中东部七乡。官吏懒惰而不敬业，水草丛生、荒芜蔽塞，水利失去原来的功效，农民为此受苦。卿治理此州，能够讲求便利的办法并疏浚修治，于是使沿湖七乡的田地没有了往日干旱的忧患，这种恩泽难道浅薄吗？剡县的奏报已经传到朕这里，朕不会忘记赞叹嘉许。” 十年，大理寺丞张抑说：“陂泽湖塘，水多时靠它们蓄水排水，干旱时靠它们灌溉。近来浙西豪宗大姓每逢旱年，就侵占湖面造田，筑成长堤，在堤内种榆柳，在堤外挡住茭草芦苇；于是原来已有的田地，开始被隔绝，水不能进出。苏州、湖州、常州、秀州过去有水患，如今多有旱灾，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请求责令县令不得发给围田凭据，县尉负责警戒捕查，监司负责察觉纠正。有围裹湖面造田的，按违制论罪；发给凭据和失于察觉的官员，也一并治罪。”后来漕臣钱冲之请求每一处围田都立石作为标志，共一千四百八十九处，命各郡遵守。

译绍熙二年，下诏令守令到任半年以后，把水源淤塞、应当开修的地方具名上报；任期届满时，以兴修水利的图册进呈，选择功劳效果显著的加以奖赏。庆元二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说：“浙西围田一处接一处，都有几百上千亩，陂塘、沟渠全都变成田地；有水时没有地方蓄水，有旱时又没有水可汲取。如果不严加禁止，以后将更加严重，再也不会有丰收年了。”嘉泰元年，命大理司直留佑贤、宗正寺主簿李澄办理此事，把自淳熙十一年立石标记以后所有官民围裹的田地全部开掘。又命知县都把“点检围田事”列入官衔，每年三四月同县尉检查有无奸民围裹的情况，上报州，州再上报朝廷。三年派官员审查察看，并委托台谏官监察。二年二月，留佑贤、李澄出使回来，上奏请求追毁临安、平江、嘉兴、湖州、常州各处开掘后，原先发给佃户的凭据。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说：“近来有贵戚不体察皇上爱民之心，只为一家谋求私利，竟公然递交诉状来阻挠既定法令，请求加以告诫约束：从今以后凡有这样的陈状，应指名奏劾，必定惩罚，不能赦免。” 开禧二年，因为淮地农民流离迁徙，没有田可耕，下诏两浙州县已经开掘的围田，允许原来的田主恢复围田，专门召募淮地农民租种。嘉定三年，臣僚说：“私下听说豪民巨室借机作奸，加倍围裹土地，又暗中冒名包占水荡，妨碍农民灌溉。”于是再次下诏浙西提举司等农闲时开掘。七年，恢复临安府西湖的旧界，全部免除每年增加的租钱。十七年，臣僚说：“越州鉴湖灌溉的田地几乎达到会稽的一半，兴化木兰陂使一万顷民田每年得到水泽滋润。如今官府和豪强侵占，填塞淤积，湖面越来越狭窄。应当告诫有关官员每年巡视察看，增加蓄水，清除堵塞淤泥，不许侵占，以免妨碍灌溉。”这些建议都依次实行了。宝庆元年，根据右谏议大夫朱端常的奏请，免除嘉泰年间已经开掘的浙西围田租钱，因为税额还存在，州县逼迫百姓白白缴纳。宝祐元年，史馆校勘黄国上面对说：“自淳熙十一年立石标记的围田，应当保存；后来重新围起的田地，应当权衡利害轻重决定保留或废除。其租税有的归总所，有的隶属安边所，有的分隶各郡。”皇帝说：“安边所的田地，最近已经拨归本所。”黄国又奏说：“自丁未年以来新围的田地，起初是因为殿司献上草荡图，办事的人想借此作为功劳，凡是干旱的地方全都围起来，获利少而危害多，应当开掘以疏通水道。”皇帝认为有理。咸淳十年，因为江东遭受水灾，免除九年圩田租，减免四成。绍兴二十七年，赵子潚奉诏办理镇江府沙田，想从轻制定租税，命现有佃户就地耕种；如果权势之家占有而吝惜不交，应追究他们以前收取的租利。下诏迅速拘收这些田地加以处置，并免除冒充佃户所收的租税。二十八年正月，下诏户部员外郎莫濛会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潚、邓根、孙荩察看各路沙田、芦场。在此以前，有人说江淮之间的沙田、芦场被人冒名侵占，每年损失官府租课很多，所以命莫濛等办理。后来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说：“奉行此事的人不体恤百姓，名义上说是丈量核实，实际上逼迫县官按图籍核定税额，只求增加数额，以求升迁任用。有势力的人家本来没有增加损失，贫民下户却已经受到伤害。因为小利而扰民，必定导致百姓逃亡迁徙，反而坐失税额。”于是极力论述其弊端。二月，下诏说：“沙田、芦场只是被权势之家用假名冒占，三等以下的户不许一概根括查收。”六月，因为孙荩办理沙田杂乱失当，罢免其职。下诏说：“浙西、江东的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的都增加租税，其余照旧。设置提领官田所掌管，不隶属于户部。” 二十九年，因为莫濛丈量沙田、芦场不实，责罚他监饶州景德镇税务，于是下诏全部取消所增加的租税。三十二年九月，赵子潚说：“浙西、江东、淮东的沙田，往年丈量时有不完全、不真实的地方，被户主包占。限令他们在今冬自行申报，准许登记为自己的产业，并免除一半租税；过期以后，准许别人告发，便把该户全部租田作为赏赐。芦场则根据承受能力征收较轻的租税。”下诏命冯方办理。十一月，方滋上疏论说沙田。皇帝问：“沙田有的认为可以征取，有的认为可以捐弃。”陈康伯等上奏：“君子和小人各自依从同类。小人乐于制造事端，不惜替国家招来怨恨；君子致力于顾全大体，只怕损害仁政，所以意见不同。”皇帝认为有理，命令停止前一诏令，不再实行。乾道元年，臣僚说：“浙西、淮东、江东各路的沙田、芦场，面积广大，应当制定租税，用来补助军粮。”下诏再次命梁俊彦和张津等办理。第二年，辅臣上奏：“梁俊彦上报的沙田、芦场税额，有的取十分之一，有的取十分之二，有的取十分之三，而且都不区分主户和客户。”朝廷对此产生疑问。六年，因为梁俊彦查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多万亩，其中有的已经充作自己的产业，开始征税的数额不一，还有被包占但尚未起租的，请求一并估价出卖、制定租税。下诏蔡洸、梁俊彦在行在设置机构办理。八年七月，下诏提领官田所催收的三路沙田、芦场租钱全部归户部。十月，派官员核实江淮沙田、芦场的亩数，全部追查纠正。建炎元年，登记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田作为官田，下诏让现有佃户就地耕种，每年减租二成。三年，天下所有官田，命百姓依照本乡惯例自行申报并缴租。绍兴元年，因为战争兴起、用度不足，下诏把各路官田全部出卖。五年，下诏官田租额按照邻近民田的租额办理，招募人来购买；佃户愿意购买的听其自便；佃种三十年以上的减价十分之二。六年，下诏各路总领告谕百姓投买绝户田、没官田以及江涨形成的沙田、海退形成的泥田。七年，把贼徒的田舍和逃亡户的田地充作官庄；没收的官田仍照旧出卖。二十年，凡没官田、城空田、绝户房廊及田地，都拨归常平司；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没收的田地也照此办理。

译二十一年，因为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进言，凡学田被权势之家侵占耕种的，命提学官察看。又命拨出僧寺常住田的绝产来供养学校。户部议请连同没有敕额的庵院田一并拨出，皇帝下诏准许。起初，闽地把福建八郡的田地分为三等：肥沃的给僧寺、道院，中下等的给本地人和流寓者。自从刘夔任福州知州开始，才准许买卖取利。到张守任福建帅臣时，绍兴二年秋，皇帝倚重他来安抚凋敝的百姓；张守保留上等田四十多所寺刹以等待高僧，其余全部命百姓申请购买，每年收入七、八万缗，用来补助军衣，剩余部分减轻百姓的杂科，百姓都认为便利。二十六年，各路出卖官田所得的钱，七成作为上供，三成充作常平司购买粮食的本钱。起初要全部出卖官田，议论者担心佃户失去产业，未卖的田地失去租金。侍御史叶义问说：“如今把这些田全部出卖，确定为正式税田，田地归百姓，税收归官府；不但可以杜绝欺瞒隐匿的弊端，也可以使力役负担得到均平。”浙东刑狱使者邵大受也请求，承买官田的人免除物力钱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免五年，五千贯以上免十年。于是下诏各地常平司没官田、户绝田，无论已经有人耕种还是没有人耕种、已经增加租额还是没有增加租额，都拘集出卖。二十九年，起初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多亩，每年收稻、麦等四万八千多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多亩，每年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多斛，用来充作行在马料和买粮钱。四月，下诏出卖。七月，下诏各路提举常平官督察欺弊，申明并严格赏罚。分水县令张升佐、宜兴县令陈ＲＫ因出卖田地拖延，各降官阶并罢职。九月，浙东提举常平都絜因出卖田地最多，升一秩。三十年，下诏承买荒田的人免交三年租税。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说：“江西路营田四千多顷，已经出租的一千九百多顷，租钱五万五百多贯；如果出卖，可以得到六万七千多贯。再加上两浙转运司查括的已经出租的九十多万亩，合起来数目极其庞大。如今想遵照原来的诏令，现有佃户愿意购买的减价二成。”下诏曾怀等主管出卖，所得钱送入左藏南库另行储存。四年四月，江东路营田也命现有佃户减价承买，限于三月卖完，八月停止出卖；各路尚未出卖的营田，由转运司收租。七年，浙西常平提举李结请求把现有营田拨归本司，同常平田一起设置管庄。梁克家也上奏：“户部出卖营田，往往被有势力的人压低价格买去，税收收入很少，不如设置官庄，每年可以得到五十万斛。”八年，因为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置官庄二十二处。九年，命司农寺丞叶翥等出卖浙东、浙西各路官田；命登闻检院张孝贲等出卖江东、江西各路官田；命郎官薛元鼎催促收取江、浙、闽、广出卖官田的钱四百多万缗。淳熙元年，臣僚说：“出卖官田，两年之内，三省、户部被公文牵累，监司、州郡疲于出卖。上下督促责成，不能说不尽力；起初限定一个季度，后来限定一年，但已经卖出的只有十三分之一，已经缴纳的钱只有十二分之一。大概购买产业的人，无非是大姓。估价之初，把上等产业轻定价格，张榜以后，他们便争先投状购买；至于中下等产业，没有人有意购买，所定价格又轻重不均。不如暂且命原来的佃户继续占有产业、缴纳租税，这样每年仍可得到数十万斛。”皇帝听从了。六年，下诏各路转运司、常平司，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再次查括出卖。绍熙四年，因臣僚进言停止出卖。庆元元年八月，江东转运提举司对于绍熙四年停止出卖以后新收的没官田，依照乡里的价格重新招人承买，把所得钱充作常平司购买粮食的本钱。十一月，余端礼、郑侨说，福建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没有办法赡养百姓，生了孩子多数不能抚养。福建提举宋之瑞请求免除出卖建州、剑州、汀州、邵州的没官田，收取租税来帮助百姓抚养孩子，诏令准许。四年，下诏各路招募出卖无人耕种的田地；如果仍卖不出去，就重新核实并减价；沙砾地等不能耕种的新垦地予以除免。”}], 开禧三年，韩侂胄已经被诛杀，金人也与宋讲和。第二年，采纳廷臣的意见，设置安边所，凡是韩侂胄以及其他权臣宠幸之人被没收的田地，还有围田、湖田中属于官府的，都归安边所管理。每年运入粮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余，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余，借此供给使者往来所需的金帛费用。等到与北方断绝友好关系后，军需和边防费用常常从这里支取。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人谈到供给军粮、和籴以及制造楮币的弊端，上言说：“请依照祖宗限田的议案，从两浙、江东、江西官户和民户超过限额的田地中，抽取三分之一买来充作公田。若能得到一千万亩田地，每年便会有六七百万斛的收入，可以供养军队，可以免除和籴，可以增加楮币的信用，可以平抑物价而使富户安定，一举便有五种好处。”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朝廷官员中有提出异议的，丞相贾似道上奏说：“救济楮币，最紧要的办法是停止制造楮币；停止制造楮币，最紧要的办法是免除和籴；免除和籴，最紧要的办法是买进超过限额的田地。”于是逐一斥责提出异议者的错误，皇帝说：“应当专心一致地推行此事。”浙西安抚魏克愚说：“收取四路民田，规定限额后回买，是为了免除和籴而增加国家储备，提出这项议论的人并不是不自以为公正忠诚。然而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好处，却正好看到了它的祸害。近来给事中徐经孙写信给丞相，把江西买田的弊端说得很详细；至于浙西的弊端，则尤其比徐经孙所说的还严重。”于是他逐项陈述买田造成祸害的八件事，上疏奏报，但没有得到采纳。

译六郡回买公田，亩产租米达到一石的，每亩偿付二百贯；九斗的，偿付一百八十贯；八斗的，偿付一百六十贯；七斗的，偿付一百四十贯；六斗的，偿付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的，支付银钱五分之一、官告五分之五、度牒五分之二、会子五分之二点五；五千亩以下的，支付银钱五分之一、官告五分之三、度牒五分之二、会子五分之三点五；一千亩以下的，度牒和会子各占一半；五百亩至三百亩的，全用会子支付。这一年，买田之事办成，每石田官府只给四十贯，其中一半是官告、度牒，百姓拿到后却无法出售，六郡因此骚动不安。派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人办理此事，按功劳分别给予奖赏。廖邦杰在常州时，危害百姓尤其严重，百姓甚至有本来没有田地，却因强行归并、压迫买田而自杀的。分别设置庄官催收租税，州县督促庄官按时收取、交纳、运输和发放。第五年，选派官员充任官田所的分司官，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所有公田事务都交给他们办理。这年七月，彗星出现在东方。皇帝下诏征求意见，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人以及三学六馆都上呈密封奏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也奉诏乘驿车上密封奏章，极力陈述买田失去人心、导致天象变异的过失；谢枋得在江东运司校阅文章，方山京在天府校阅文章，也都指陈其得失。不久，萧规等人被判处刺面后充军，谢枋得、方山京相继被弹劾，高斯得虽然被授予郡职，不久也被罢免。咸淳三年，京城粮价昂贵，官府强令平江、嘉兴的上户把米运入京城，并加以鞭打、囚禁，非正常死亡的有十分之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说：买田本来是为了免除和籴，如今却强令他们运米，危害比以前更大。贾似道大怒，把陆逵调出京城任台州知州；陆逵还没有到任，就因恐惧而死。第四年，因为差遣庄官的弊端很严重，全部罢免庄官。下令各郡把公田租额以三千石为一庄，听任百姓向分司承租耕种；私自盗卖者，按盗卖官田论罪。公田租额在原先减免二成的基础上再减一成。德祐元年三月，下诏说：“公田是百姓最大的祸害，积累怨恨、招致灾祸，已经十多年了。从今以后，全部把田地发还给田主，命令他们率领自己的租户充当士兵。”这时宋朝的国运也就终结了。《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方田赋税）。方田法：神宗担心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新修订方田法，下诏令司农寺把《均税条约并式》颁行天下。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的土地，合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令委派县丞、县尉分片丈量土地，随着山坡、平原、低地和水泽确定地势，又根据赤淤土、黑垆土辨别土色。每方丈量完毕后，把土地和土色结合起来确定肥沃或贫瘠，分为五等，以此确定税率。到第二年三月完成，张榜公布给百姓；一个季度没有争讼，便登记在户帖上，连同庄帐一起交付百姓，作为土地凭证。均税法规定，各县以原有租额和税额为限。过去曾把零碎不足的数量凑足征收，例如米不足十合却按一升征收，绢不满十分却按一寸征收之类；今后不得用这种办法均摊、增加和扩展税额，以致超过旧额，凡超过额数而增加征收的，一律禁止。若是贫瘠盐碱、不能生长作物的土地，以及众人赖以获利的山林、陂塘、沟渠道路和坟墓，都不征税。凡是方田的四角，都堆土作为标志，并栽种当地适宜的树木加以封护标明。有关文书有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土地分户析产、典卖和分割转移时，由官府发给契约，县里设置簿册，一律以这次丈量确定的田地为准。法令完备后，任命济州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从京东路施行，各路仿照办理。熙宁六年，下诏把土色分为五等，但有人认为不够周全，于是下令郡县详细考察当地土质，酌情多分等级，以求均当，不要拘泥于五等。七年，京东十七州选派四名官员，各自负责一方，分赴郡县，以三年为任期。每方差派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召集各方田户，令他们分别认定步数和亩数；方田官检验土地和土色，再强令甲头、方户共同确定。各路以及开封府界，秋田受灾超过三成的县，暂时停止丈量；其余地方等农闲时进行。河北西路提举司请求：一县受灾不满一成的，不要停止丈量。元丰五年，开封府说：“方田法，应先在赋税最不均的县施行；即使一个州确定五个县，每年也不过办理两个县。如今府界有十九县，照这样办理，十年才完成。请每年丈量五个县。”皇帝采纳了。后来，只有年成丰收、农事空闲时才施行；而多山林的县，有的施行，有的不施行。元丰八年，皇帝知道官吏扰害百姓，下诏停止方田法。天下田地已经丈量并登记入册的，到这时共有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人说：“自从开通田间道路，使百姓可以私下买卖田地以来，富人依仗田产有余，故意抬高价格以谋利；穷人迫于生活不足，只得压低税价迅速出售，因此天下赋税不均已经很久了。神宗研究方田法的利弊，制定法令推行；丈量田地便制作方帐，步数、亩数、地势高低和丈尺都无法隐瞒；每户发给田帖，升、合、尺寸一概不遗漏；通过买卖，百姓不能利用巧诈；通过推收，官吏也无法施展奸计。如今有关文书都还在，可以举而行之。”皇帝下诏，各路提举常平官选派熟悉此法的官员，告谕州县官吏分别在年成丰收时推行，先从京西、河北两路开始。崇宁四年，指教官每三县增加一员，点检官每路设置二员。不久，下诏各路增置指教官不得超过三员，并且不再专门差派点检官，而由提举司从本路现任官员中选派。五年，下诏停止方田法。大观二年，又下诏恢复施行；四年停止，税赋仍按未丈量以前的旧标准缴纳。同年十一月，下诏说：“方田官吏不仅任意增加田税，还把不能耕种的山地也丈量入税，使百姓缴纳刍草的费用，民户因此废业失所。” 监司必须全部改正这些问题，不得改变原有旧额。”

译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上奏说：“当地土色极多，不下百余种；但到了均税时，不过分为十等。第一等地虽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土地肥沃，尚且认为税轻；第十等地只均收一分税，多是贫瘠盐碱地，虽然税少，仍然认为税重。如果不列入等级，积累很多土地达到一顷，也只按柴草的价值征钱，从一百钱到五百钱不等，比照十等地，完全不征税；一旦列入等级，只要是可以耕种的土地便有一分税，其中下等土色的地与只产柴草的地相差不远，却一律每亩均收一分税，结果上等地税轻、下等地税重。请求在土色仍分十等的基础上，再把十等地分别分为上、中、下三等，折算亩数均摊税额。比如第十等地每十亩折合第一等地一亩；第十等上地按十一亩折算，第十等中地达到十五亩，第十等下地达到二十亩，才相当于上等地一亩的税额，这样上下轻重大概都能均衡。”皇帝下诏各路一概施行此法。政和五年，福建、利路的茶户山园，照盐田的例子，免除方田丈量和均税。宣和元年，臣僚说：“方田丈量官害怕跋山涉水，都不亲自办理，丈量田界、堆土立峰、检验确定土色，全都交给胥吏办理。以致御史台接到诉状，有二百多亩田被丈量成二十亩，有二顷九十六亩被丈量成一十七亩，虔州瑞金县就是这样。有原来租税十三钱却增加到二贯二百钱的，有原来租税二十七钱却增加到一贯四百五十钱的，虔州会昌县就是这样。”皇帝下诏让常平使者进行检查。第二年，于是下诏停止方田法。因方田丈量而流亡迁徙的百姓，由郡守县令招抚诱导，使其回归本业；荒废闲置的田地，召人申请租佃。从今以后，各司不得再请求施行方田法。各路已经丈量过的田地，赋税不论有无争诉，都一律按旧额缴纳；逃亡迁徙的百姓回归本业时，以前拖欠的税租一并免除。赋税制度自唐德宗建中初年改变租庸调法，实行按年征收的两税法；夏税缴纳不得超过六月，秋税缴纳不得超过十一月，朝廷派使者分道督察征收。其弊端是提前苛刻搜刮，增加税额，繁琐征收，到五代时达到了极点。宋代每年的赋税，大类有五种：一是公田之赋，凡是田地属于官府，由官府让百姓耕种并收取租税的，就是这一类；二是民田之赋，即百姓各自拥有并专门经营的田地所纳之税；三是城郭之赋，如宅税、地税之类；四是丁口之赋，即百姓每年缴纳的人丁钱和米；五是杂变之赋，如牛皮、盐、蚕等，按照当地出产的物品折换缴纳。每年赋税所缴纳的物品，大类有四种：谷物、帛、金铁和物产。谷物有七种：一是粟，二是稻，三是麦，四是黍，五是穄，六是菽，七是杂子。帛有十种：一是罗，二是绫，三是绢，四是榇，五是絁，六是绸，七是杂折，八是丝线，九是绵，十是布葛。金铁有四种：一是金，二是银，三是铁、镴，四是铜、铁钱。物产有六种：一是六畜，二是兽齿、皮革、羽毛，三是茶、盐，四是竹木、麻草、刍菜，五是果实、药材、油、纸、柴、炭、漆、蜡，六是杂物。各种物品都有规定的缴纳地点；以有余补不足，把应在此地缴纳的改运到彼地，把近处的物品运到远处缴纳，叫作“支移”。应当缴纳的本来有固定物品，但某一时期所缴纳的却改取其他物品，使折算价格的轻重相当，叫作“折变”。缴纳的迟早，要看收成早晚而宽定期限，以此舒缓百姓的负担。各州每年上报户帐，详细记载丁口；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两种物品相互折算征收时，若不是当地土地所宜而强行摊派的，禁止这样做。五代以来，常常检查现有的垦田，以此确定每年的租税。官吏借机作奸，税负不均，因此百姓失去产业，田地大量荒芜。太祖即位后，下诏允许百姓开垦土地，州县不得检查括取，只以现有租佃耕种的田地作为税额标准。朝廷选派官员分别驻守京畿仓库以及巡行各道，接受百姓缴纳的租税和调物；有增加征收的，便获罪；多收百姓租税的，有时甚至处以弃市。过去各州收完税后，发文让属县追派官吏会集交钞；县吏又重重向里胥征敛，以贿赂州府官吏，里胥再向百姓摊派，百姓深受其苦。建炎四年，朝廷才下诏禁止。命令各州收取租税时，不得使用分、毫、合、龠、铢、厘、丝、忽等零碎单位；钱必须凑成整文，绢帛凑成整尺，粟凑成整升，丝绵凑成整两，柴草凑成整束，金银凑成整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的，允许按丈尺计算缴纳其价值，不得让三户、五户凑成一匹，造成送纳烦扰。百姓缴纳夏税时，各地曾派县尉率领弓手在要道巡逻护送；后来听说这反而扰民，便停止这种做法，只命乡老和壮丁负责防护。各州的税籍，由录事参军审核，判官负责振举查核。形势户另立户籍，由通判专门掌管督察；两税必须在三个期限中的最后一个期限前半个月全部缴清。每年开始征收两税前，先命各县编造税籍，详细列出全县户数、夏税、秋苗、田亩、桑功以及因各种科派而征收的物品，合编为一帐，送到州府复核确定，加盖州印，收藏在长吏厅；县里的税籍也加盖州印，发给县令、县丞。夏税籍在正月一日编造，秋税籍在四月一日编造，都限四十五天完成。开封府等七十州的夏税，过去从五月十五日开始征收，七月三十日结束。河北、河东各州气候较晚，从五月十五日开始征收，八月五日结束。颍州等十三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从五月一日开始征收，七月十五日结束。秋税从九月一日开始征收，十二月十五日结束；后来又统一增加一个月，或遇闰月而顺延一个月。各地田蚕成熟也有早晚不同，有关部门临时上奏裁定。后来因为河北、河东各州的秋税大多运往边郡，便在通常期限之外再增加一个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地多产粳稻，必须等霜降后成熟，从十月一日才开始收租。掌管征纳的官吏，根据超过期限未缴的数额确定处罚。期限前缴清的，减少考选，提升资级。百姓拖欠租税超过期限，便取保让其回去办理，不得拘禁。中原地区每缴二十石租税，缴牛皮一张，折钱一千文。川蜀还沿用旧制，牛驴死亡后，皮革全部交入官府；后来下诏免除这一项，规定百姓每缴二百石租税缴牛皮一张，折钱一千五百文。

译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说：“本路养蚕种桑的数量少，而金价相当低。如今折算征收，绢的估价低会伤害百姓，金的估价高会损害官府。金的上等品过去估价每两二十千钱，现在请改估为八千；绢的上等品过去估价每匹一千钱，现在请改估为一千三百钱，其余各项依次增减。”皇帝采纳了。咸平三年，任命刑部员外郎、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允许他自行选择京朝官，分赴各县按照原有税额确定税收，不得增加征收剩余数额；逃户另立户籍，命本府招抚诱导他们回归本业；桑树的种植功绩不再进行不均等的检查，命令民户广泛种植。过了不久，听说百姓不了解朝廷旨意，反而砍伐桑柘，于是下诏停止此事。咸平六年，罢免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提出的建议：“廉州、横州、宾州、白州的百姓虽然开垦了田地，却从未缴纳赋税，已经命官员检查括取，令他们全部缴纳常租。”皇帝说：“远方的百姓，应当减少徭役赋税。”立即命令停止此事。知袁州何蒙请求把金折算缴纳本州两税，真宗说：“如果这样做，将会把耕农全都废弃了。”不准。大中祥符初年，连续多年丰收，边境储备充足，河北各路的税赋，都听任在本州军缴纳。二年，颁布《幕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度规定，县吏能够招来并增加户口的，县的等级便提升，继而增加俸禄；甚至有把客户析分为主户的，虽然登记入册，赋税却没有增加。四年，下诏禁止这种做法。雍熙初年，曾下诏令荆湖等路百姓缴纳丁钱，未成丁、已经入老年以及本人有残疾疾病的，免除丁钱。到这时，又免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过去缴纳的身丁钱，每年共四十五万四百贯。至道九年，下诏各路支移税赋不得运送两次，并允许用粟、麦、荞麦、菽相互折换缴纳。各种年赋中，谷物按石计算，钱按缗计算，帛按匹计算，金银、丝绵按两计算，藁秸、薪蒸按围计算，其他物品各按其相应数量计算。至道末年，总数为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与至道年间的数额相比有增有减，总数为六千四百五十三万。至于折变以及迁移到相邻地区缴纳的数额，则根据当时的需要确定。宋朝平定各国后，总是把体恤百姓作为首要事务；历代相承，凡是没有名目的苛细征敛，常常加以革除，即使一尺细绢、一斗粮米，也从未听说有所增加。每逢水灾、旱灾或徭役繁重，便免除赋役、停止征收，几乎没有一年例外；即使是按规定暂缓的赋役，后来遇到灾荒歉收，也往往立即免除。然而田制没有确立，田地不断转移，丁口有隐瞒漏报，土地兼并中又有冒名作伪，朝廷从未认真考察核实，所以赋税收入的利益比前代少。丁谓曾说：有二十税一的，也有三十税一的。仁宗即位后，首先放宽京畿各县的田赋，下诏三等户以下不得把赋税运送到远处。河中府、同州、华州请求免除支移，皇帝把这件事问辅臣，辅臣回答说：“西部边境长期驻军，如果不转运百姓的赋税，军粮就会不足。”于是特别下诏酌量减少支移。福州王氏当年有田一千多顷，称为“官庄”。太平兴国年间，官府发给凭券，让百姓耕种，每年令其缴纳赋税。到这时，发运使方仲荀说：“这是公田，卖掉可以获得厚利。”于是派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主管此事，共卖得钱三十五万多缗；皇帝下诏减去缗钱的三分之一，限定三年还清。监察御史朱谏认为这样会伤害百姓，不可实行。不久期限已到，尚未偿还的仍有十二万八千多缗，皇帝下诏全部免除。后来又下诏，凡是公田重复征收赋税的，一律停止。天圣年间，贝州说：“百姓分家居住，按惯例要加税，称为‘罚税’，其他州没有这种情况。”皇帝下诏革除。从此，州县凡有报告税收苛细、没有名目的，免除或减损的很多。自唐朝以来，百姓按田地计算缴纳赋税之外，还增加征收其他物品，又折算成赋税，叫作“杂变”，也叫作“沿纳”。而且名目品种繁多琐碎，类别各不相同。官府每年把它们附载在帐籍中，官吏又借机侵吞宽纵，百姓把这视为祸患。明道年间，皇帝亲自耕种籍田，于是下诏三司把同类项目合并。这样便全部革除原有各项名目，合并为一种物品；夏税、秋税每年的收入，只分粗、细两种，百姓因此感到便利。州县的赋税收入都有簿籍，每年设置一次，叫作空行簿，用来等待年中催征；闰年另设一本，叫作实行簿，收藏在有关官署。天圣初年，有人说实行簿没有用，反而按户征钱造成扰民，于是废除。景祐元年，侍御史韩渎说：“天下赋税收入繁多，只保留一本催科簿，一旦散失，耗损和登载的数额便无从查考。请恢复设置实行簿。”皇帝下诏每逢闰年编造一次。到了庆历年间，又恢复旧制。当时忧虑州县赋役繁多，皇帝下诏各路上报数额，让中书、枢密两府的大臣共同商议减免。又下诏说：“税籍中有伪造记录逃亡迁徙的，有借推割之名侥幸转移的，有请求占有公田却不缴税的。对于这类情况，县令、县丞能够查明弊端、增加赋税收入的，按增加数额议定奖赏。”后来谏官王素说：“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求均衡确定。”欧阳修也说：“秘书丞孙琳曾到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用千步方田法检查确定民田，请下诏让这两人承担此任。”三司也认为可以，并请求在亳、寿、蔡、汝四州选择赋税不均的地方加以均衡。于是派郭谘到蔡州。郭谘首先丈量一个县，查得田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多顷，把赋税均摊给百姓。不久郭谘说，州县有很多逃亡户的田地，不能全部丈量；朝廷也不愿过度劳扰百姓，于是停止了此事。陕西、河东用兵时，百姓的赋税大多实行支移，于是又增加征收地里脚钱，百姓无法承受。庆历五年，下诏陕西特别免除这项费用，并且今后不得再征收。不久又下诏河东也照此办理。又命令各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应提前半年把内容写在榜文上告知百姓；有不便利的地方，听任百姓自行申诉，由主管官员裁定。”皇祐年间，下诏说：“广西赋税中的布，每匹折钱二百文。听说有关官员擅自降低其价格，使远方百姓更加困苦，应当命令恢复旧制。”州郡每年常常先上奏说雨水充足、年成丰收，后来即使发生灾害，也不敢上报，因此百姓很少能够得到赋税减免；于是下诏重申告诫。又把开封各县的田赋减为旧额的十分之三，并命令载入法令。

译支移、折变对贫弱百姓尤其成为祸患。景祐初年，曾下诏第九等户免除，后来孤儿、寡妇等户也一并免除。到这时，又借颁布赦书之机，责令转运司裁减损免，并在年终逐条上报。此后赦书多次提到这件事，又命令折科按平价估算，不得伤害农民。过了很久，皇帝又下诏说：“听说各路近来上报折科百姓赋税的情况，大多把已经折算的物品再次折换成其他物品，或者增加征收其价值，使善良农民更加困苦。虽然屡次告诫，仍不能奉行宣达诏令。从今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州长吏必须立即上报。”然而有关官府一心谋求聚敛，很少能够奉行皇帝的本意。起初，湖、广、闽、浙按照旧制每年征收丁身钱米。大中祥符年间，下诏免除丁钱，但米仍照旧缴纳。到天圣年间，才一并免除婺州、秀州的丁钱。后来庞籍请求停止漳州、泉州、兴化军的丁米，有关官府坚持认为不可。皇祐三年，皇帝命三司首先减少郴州、永州、桂阳监的丁米，以最少的一年数额为标准，每年减少十多万石。不久，漳州、泉州、兴化也依等级减损。嘉祐四年，又命转运司裁定郴州、永州、桂阳、衡州、道州所缴的丁米、钱、绢和杂物；无业户放宽，有业户减半；后来即使增加丁口，也不再增加征收。当时广南仍有地方缴纳丁钱，也命转运司逐条上报。从此所缴纳的就很少了。自从郭谘推行的均税法被停止，议论者说，朝廷只顾体恤一时丈量的劳苦，却失去了长远规划。到皇祐年间，天下垦田比景德年间增加四十一万七千多顷，而每年九谷收入却减少七十一万八千多石，田赋不均的弊端大概就是这样。后来田京任沧州知州，均衡无棣县的田赋；蔡挺任博州知州，均衡聊城、高塘的田赋。每年增加赋税中的谷物、帛等，无棣共增加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共增加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但沧州百姓认为不便，皇帝下诏仍按旧额缴纳。嘉祐五年，又下诏均衡确定田赋，派官员分赴各路，而秘书丞高本也在被派遣者之中，他独自认为不能均衡，只丈量均衡了几个郡的田地便停止了。景德年间，赋税收入总数为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到皇祐年间增加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年间又增加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因赦令而免除、以便利百姓的赋税，如逃亡户、绝户不再追征的数额，景德年间总计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年间为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年间为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年因灾害而免除的赋税，还不包括在这些数目之内。神宗重视农田赋税。湖、广百姓过去每年缴纳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次裁减，仍然不均。熙宁四年，于是派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前往广东考察，设法使其均衡。元丰三年，下诏各路把支移、折税的施行情况以及日期一并上报中书。起初，熙宁八年下诏，支移两税时，在开始征收钱税的半年前告知百姓，使百姓能够提前准备，避免仓促劳费。当时有关官府往往拖延期限，所以再次申明约束。州县又有时令百姓缴纳钱，称为“折斛钱”，而粮价低时，这种做法很伤害农民。海南四州军的税籍残缺不全，官吏多有增减改动，动辄把税转入其他户名下，代为缴纳的人大多无法自行说明。琼州、昌化军的丁税米，每年转运到朱崖军，路途遥远，百姓以此为苦。到这时，采纳体量安抚朱初平等人的建议，彻底核查四州军原有税赋额，只保留正额；两州的丁税米只命令折钱，到朱崖自行买米，以便利百姓。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彻底查究逃户、绝户的税役，江、浙两路查得逃户共四十万一千三百多户，编成文书上报。第二年，任命李琮为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共查得逃户、绝户、使用假名而夹带租佃的、簿籍没有记载的以及缺少丁口的，共四十七万五千九百多户；正税和历年积欠共九十二万二千二百多贯、石、匹、两。李琮大概以每查得一贯、一石等一万数额便立赏格来诱使所委派的官吏，因而增加的数额极其巨大，三路百姓深受其害。唐州也增加民赋，人心骚动。六年，御史翟恩说：“当初赵尚宽任唐州知州时，劝导百姓开垦田地，后来随之提高赋税；流民自行占有的田地很多，每百亩只征四亩的税而已。税轻，百姓乐于缴纳，境内几乎没有荒地。近来听说转运司每开垦百亩便增加到征税二十亩，恐怕这样会再次导致百姓迁徙。希望告诫使者，酌量增加，以宽待百姓。”皇帝每逢水旱灾害，总是减轻、缓征赋租；有时因赦免，又免除或暂缓征收，从未间断。远方赋税缴纳不均的，都派使者查核，通常把它作为常规。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共同听政，致力于实行宽裕百姓的政策；凡是百姓所负欠的赋税，多有宽免减省。朝廷忧虑天下积欠的名目繁多，法令又不统一，王岩叟任开封府尹时，请求按户等建立以贯、百为单位的催征办法。兖州邹县令张文仲议论此法不便，于是改令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秋税料带缴一分，这就是五年十料的办法。陕西转运使吕太忠命令农户实行支移，每斗缴纳脚钱十八文。御史弹劾他，朝廷交给提刑司考察，按轻重划定等级。税赋户籍列在第一等、第二等的，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的，支移二百里；第五等的，支移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意缴纳道路脚价的，也酌情分为三等，听从百姓方便。河东供应军粮草料，支移不得超过三百里。受灾超过五成的，免除折变；折变一律遵循旧法。绍圣年间，曾下诏郡县货物折算时，足钱和省陌标准不一，折变应采用中等价格。不久又因各地当时估价和实际价值多少不齐，难以一概立法，命令仍按旧制办理。进言者说：“想要百姓不流亡，不如多积存谷物；想要多积存谷物，不如推行折纳、粜籴之法。如今常平仓虽有折纳之法，却只采用中等价格，所以百姓不愿缴纳。如果依照和籴按实际价格折算，就不会损害百姓。”

译崇宁二年，各路年成丰收，于是实行提高价格折纳的办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都按照熙宁年间的法令办理，允许百姓用谷物、菽类、物产和帛缴纳积欠、零星税款。大观二年下诏说：“天下租赋的科派、拨运、支移和折算，应当先富后贫，由近及远。近来漕运大臣失职，造成不均的祸患，百姓有的受到伤害，应当把这规定为法令。支移本来是为了便利边境粮饷，内地郡县很少使用。偶尔需要转运时，便让百姓根据费用多少自行选择：有的把本色物品运到支移之地，有的在居住地缴纳脚费。折变的办法，是按照缴纳月份上旬的估价，以中等价格折算；仍要看年成丰歉，确定物价高低，使官吏不得私自改变折算轻重。”七月，下诏说：“近来听说怠慢的官吏废弃期限，凡是缴纳给官府的物品，违期后又催逼限期；养蚕者尚未缫丝，农民尚未收获，追捕催征的差役往来不停，百姓无所措手足。从今以后，提前催促缴纳的官吏，加一等治罪；导致百姓逃亡迁徙的，再加等治罪。”过去凡因赦令而免除赋税，虽然数额很多，也不过免除三分之一。大观四年，才下诏：天下拖欠的赋税，超过五年且户口已经不存在的，全部免除。京西过去不实行支移，崇宁年间，负责漕运的人忽然对百姓说：“支移本来应当一律办理，现在特别免除；但地里脚费，应当缴纳。”从此每年都成为常例。脚费每斗五十六钱，比元丰年间已经相当于正税的数额；再加上反复纽折，数倍于从前。百姓甚至卖牛、变卖家产，仍然无法继续缴纳，转运司却凭此获得办理有功的名声，进言者极力论述其危害。政和元年，于是下诏：凡应实行支移而所缴地里脚钱每斗不足者，免除脚费。不久又下诏，五等户税额每斗不足的，支移一律免除。当时天下户口大多不真实，虽然曾经立法相互比较、查考，年终汇总户口数，依据户籍检查隐瞒脱漏，制定赏罚标准，但蔡攸等人计算德州、霸州的户口数，通常三户只有四口；由此可知户版存在错误和隐漏，不必等到核查便能明白。于是下诏，各路凡上报户口，都命提刑司和提举常平司共同参考、保证上奏。然而最终仍不能挽救弊端，所以租税也无法做到均衡。这时，朝廷内外的费用逐渐供给不足。宦官杨戬主管后苑工程，有人说汝州的土地可以改作稻田，于是杨戬采纳其说，设置机构管理，称为“稻田务”。后来又在京城府界推行，改名为公田。南到襄州、唐州，西到渑池，北越过黄河，凡民田超过最初券书所记步数、亩数的，便令其缴纳公田钱。政和末年，又设置营缮所，也办理公田。过了很久，后苑、营缮所的公田都并入西城所，把山东、河朔的天荒田、逃田以及河堤退滩的租税全部收入其中，且都由宦官主管此事。共括取田地三万四千三百多顷；百姓缴纳公田钱之外，连正税也再无力缴纳。重和元年，进言者说：“物产有丰足和匮乏，价格有高低；估定丰足而低价的物品，让百姓缴纳，折价既低，缴给官府的数量必然多，这对公私都有利。然而州县官吏只计算一地缺少什么，不考虑物品是否存在，责令百姓缴纳当地没有的东西，费用没有限度。至于支移，把丰足地区的物品转运到歉收地区，按道理本来如此。豪强百姓贿赂官吏，故意把物品从歉收地转往丰足地，携带轻便货物，以低价缴给官府，所得利益便加倍；而贫弱下户虽然各自免除支移，估价却已经很高，再增加脚费，反而比富户负担更重。因此拖欠赋税，被追捕催征的差役困扰。”皇帝下诏重申告诫。宣和初年，州县主管官吏催征赋税失职，拖欠租税的数额很大，命令转运司考察知州、通判的勤惰，允许直接向内侍省报告。浙西的逃田、天荒田、草田、葑茭荡、湖泊以及退滩等地，都登记计算并召人租佃，规定租额以供宫廷用度。设置机构并任命官员，名义上称为“措置水利农田”；部使者还亲自督察御前租课。宣和三年，进言者论述西蜀折科的弊端，大意说：“西蜀起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折钱二十。如今本路不用绢的本色缴纳，每匹折成草一百五十围，每围估价一百五十钱；三百钱的税最终要缴到二十三千钱。东蜀也是这样。又实行支移到新边地，称为远仓，百姓因而破产的很多。”七年，进言者又说：“非法折变，先把绢折成钱，又把钱折成麦。以绢比较钱，钱的数额是绢的两倍；以钱比较麦，麦的数额又是钱的两倍。这样辗转增加，百姓无处申诉。” 唐州、邓州、襄州、汝州等州，自治平以后，开垦田地逐年增加，但还没有确定税额。元丰年间，按新垦田地分为五等缴税，元祐元年停止。大观三年，采纳转运副使张徽的请求，恢复元丰旧制，不久又因有人申诉而停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又说官府失去了租赋收入，皇帝下诏依照元丰法令，只折收现钱，共得到三十万缗。钦宗即位后，下诏免除这些税。过去租税加收耗米，转运司有明定的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各仓场收纳时，又令百姓缴纳头子钱。熙宁以后，给纳和收纳并行，数额更加增加；到这时全部停止。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日，下诏两税一律依照旧法办理，凡百姓拖欠的租税、暂缓征收的赋税以及应天府的夏税，全部免除。庚子日，下诏被金人俘虏之家免除夏秋租税和科派。绍兴元年五月下诏说：“百姓的力量长期困乏，州县又借机作奸。如今向各路颁布统一格式，凡因军期紧急而不得不向百姓借取的物资，都允许按实际使用多少、估量物力轻重，依照格式开列，使百姓都知晓，不得超过数额科派。”八月，减去大观年间税额的三分之一。十一月，进言者说：“浙西科派征敛的祸害，使农民和商贾几乎无法生活。卖掉田地来偿还，却没有人接受；抛弃田地逃走，又要拿妻子儿女作抵押。上下相互蒙蔽，百姓手足无措。利益归于贪官，怨恨却归于陛下。希望加重科派征敛的罪责，严惩贪污官吏。”皇帝下诏漕运司查究实情上报。绍兴二年正月，绍兴府知府陈汝锡违背诏令科派征收，被贬为漳州官员。四月，建州盗贼范汝为被平定，下诏免除本路今年的两税以及夏季科派的役钱。不久皇帝亲自下诏说：“查访得知，州县把赋役限定为法令所定的数额，却只免除三分之一，这很不符合体现朕体恤百姓的本意，可以连同赦令一并全部免除。”十一月，焚毁州县已经免税的簿册，向百姓表示不再疑虑。绍兴五年二月，下诏各路转运司把增加征收的租税数额上报户部，以此考核赏罚。

译六年八月，预先借征江、浙两地来年夏税绸绢的一半，全部折交米：两浙的绸、绢各折米七千石，江南折米六千五百石，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搢说：“各寺院中有些产业很多的，往往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希望免除科敛，结果应征的钱物就转落到下等户身上。”诏令户部重申并严格禁止此事。十二月，诏令淮西残破的州县再免租税二年。这月戊申日，诏书说：“朕想到养兵的费用，全都取自百姓，百姓非常困苦；可是官吏却不加体恤，借军需之名攀缘取办，搜刮敛取没有限度，朕对此十分悲痛。监司、郡守，是朕委托他们来惠养百姓的，如今却全不加以省察，还能指望他们什么！你们各自勤勉履行职务，查察侵夺百姓财物、收受贿赂的人，按察弹劾后报告上来。如果包庇掩护而不治理，朕绝不宽赦你们。”这一年，两浙转运使李迨取婺州、秀州、湖州和平江府每年财政结余的钱二十二万八千多缗，依照折帛钱的限期起运发解。从此成为定例。七年二月，诏令：皇帝驻跸以及经过的州县，凡拖欠绍兴五年以前的税赋，一律免除。七月，诏令：新收复的州军申请耕种官田的，缴纳租税以外，免缴正税。自有田地称为“税”，租种田地称为“租”，旧法原本不同时缴纳，刘豫曾经把二者合并征取，到这时才恢复旧法。九年，免除新收复州军的税租、土贡以及大礼所需银绢三年，免除差徭五年。当初，刘豫僭越时，凡民间的蔬菜园圃都命令每年三季缴税。宣谕官方庭实说这样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说：“河南父老苦于刘豫烦苛的统治已经很久了，赋税征敛甚至涉及絮缕等细物，剥削搜刮甚至达到瓜果蔬菜。”于是诏令新收复的州县，把刘豫重税重敛的法令拿到通衢大道上焚毁。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求把所赐田地及私人产业过去未缴的税一并归入官府，诏令加以褒奖并准许了他。当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请求免除所置产业应缴的和买、科敷，诏令特许了他。后来，三省说：“国家战事尚未平息，费用极其庞大，陛下怜悯百姓，使士大夫及勋戚之家和编户百姓一样承担赋役，是想要减轻民力、使贫富均衡。如今唯独张俊得到免除，那么这些负担就应当平均摊到其他户中，这实际上是让百姓替张俊缴纳。当前大将不止张俊一人，如果人人援引此例请求免除，拿什么来拒绝他们？希望收回以前的诏令。”诏令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过了几年，张俊又请求免除每年应缴的和买绢，三省拟定每年赐给张俊绢五千匹，也许可以避免开创先例。皇上把此事给张俊看，并对他说：“朕本来并不吝惜这些，只是恐怕公议不能容许。”张俊惊惧惶恐，竭力推辞所赐的绢。十五年，户部议论说：“按照法律，缴纳官物要使用四种钞券：一是户钞，交给百姓作为凭证；二是县钞，交由县司核对并注销账簿；三是监钞，缴入官府由主管官员掌管；四是住钞，收藏在仓库中。这些做法是为了防止伪造冒领，并防备钞券毁失。” 毁坏或遗失县钞的，用监钞、住钞相互核销查验；如果擅自取用户钞，或者追到民户那里查验的，处以杖刑。二十三年，池州知州黄子游说：“青阳县的苗税是各县的七八倍，因为南唐时曾把本县作为宋齐丘的食邑，每亩缴纳三斗，后来遂成为定额。”诏令减免苗税十分之二点五，租米减免十分之二。当时，两浙州县合计缴纳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种赋物，都按照市价折钱，却另外征收米麦；有的地方每亩缴纳四五斗。京西清查田地，租额比旧制增加。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等，名目不一。荆南有十万户，自从盗寇动乱以来，几乎荒无人迹。议论者迎合朝廷意旨，说流民已经复业，可以使他们每年缴纳十二万缗，连续几年又加增，积欠达到二十多万缗。曹泳任户部侍郎时，催责偿还得非常急迫。大概自秦桧再次任宰相以来，暗中指示各路把百姓税额增加七八成，所以民力极其困竭，饿死的人很多，这些都是秦桧造成的。二十六年，在此以前，承议郎鲁冲上书论述郡县的弊病：“以臣以前任职的宜兴县为例，漕运财政所规定征收的名目，有丁盐钱、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每年收入不过一万五千多缗；而应发解缴纳的数目，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每年支出不下三万四千多缗。此外还有现任和寄居官员请领的俸奉、过往官员和军队的批券，以及州郡无休止地督促索取拖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如今做县令的，如果把宽恤百姓作为心意，却不善于催征赋税，很快就会因不称职而被罢免；如果能够迎合上司，严酷刻薄地聚敛财物，却会被认为称职。这样便使县令们惶惶不安，只想着财赋，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又哪里有空替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接恩德教化百姓呢？”吏部侍郎许兴古议论说：“如今铨曹有知县、县令职位二百多个空缺，没有人愿意就任，正是因为督促财赋过于急迫而获罪，所以如此畏惧躲避。如果停止进献羡余，免除百姓积欠，慎重选择守臣，告诫整顿监司，那么官吏就会称职，百姓也会安定。”于是诏令施行这些措施。二十九年，皇上听说江西有盗贼，对辅臣说：“减轻徭役、减薄赋税，是平息盗贼的办法。每年的水旱灾害，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假如不予宽恤，只一味催征督促，难道是希望百姓不去做盗贼吗？”于是诏令各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拖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多缗，以及四等户以下所欠的官钱，全部免除。九月，诏令：两浙、江东、江西发生水灾，浙东、江东、江西发生螟灾的地方，租税全部免除。从此以后，遇到水旱灾害或战乱，常常有免除减征的诏令，这里不再一一记载。三十二年六月戊寅日，孝宗接受禅让即位时颁布赦令：“凡官府的债负、房屋租赁、租赋、和买、役钱以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的全部免除。各路有的假借贡奉为名，掠夺百姓利益，使当地居民以交纳土产为苦，太上皇帝已经下诏禁止约束。从今以后，州军上报土贡物品，应当斟酌天地、祖宗陵寝祭献以及德寿宫供奉甘旨所需，只许长吏办理进贡，其余一律停止。州县若借机多取，按违制论罪。”七月，各县收受百姓已经缴纳的税租等钞券，却不立即注销账簿的，当职官吏一律定罪；百姓带着户钞而官府不予使用，反而强迫他们重新缴纳的，按违制论罪，不因赦令而免除，并把它写入法令。八月，诏令：“州县收纳秋苗时，官吏大多加收耗费，肆意进行奸欺。如今正值艰难忧患之际，费用尚且不足，想要减轻常赋却还做不到，怎么忍心让贪赃的官吏再成为百姓的祸害？从今以后，违犯的官吏一律处以重刑，并没收其家产。”这是孝宗初年颁布的诏令。

译在此以前，常州宜兴县没有税产的百姓，每丁缴纳盐钱二百文。下等户有墓地的，称为“墓户”；经界丈量时，按户均摊正税，又命令他们连带缴纳丁盐绢，折算为折帛钱。到隆兴元年，才采用知县姜诏的建议，命令和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样，随产业按比例平均缴纳。二年四月，赣州知州赵公称拿出宽剩钱十万缗，替百姓代缴夏税；此后守臣不时有人代替百姓缴纳。五月，诏令：“温州、台州、处州、徽州不通水路，其中两税所缴的物帛，允许按照折纳法折成银缴纳；超出规定擅自折收的，按赃款数额定罪。” 乾道元年，免除兴化军“犹剩米”的一半。因为知军张允蹈说：“自建炎三年起，本军秋税每年除军储以外，还剩米二万四千四百多石，供应福州，称为‘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却没有再减免。”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到八年，才把剩下的一半也一并免除。三年六月，减免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的一半。因为知县耿秉说，从前钱氏以“进际”为名设置的虚额过重。十一月，免除临安府所属各县拖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订《输苗乞取法》规定，收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处罚，州县长官没有察觉的，和犯人同罪。至于上三等户及形势户拖欠的赋税，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免除。八年，免除绍兴府增加征收的苗米四万九千多石。淳熙三年，臣僚说：“湖北百姓广泛占有官田，只按数量缴纳常赋，似乎太过优厚；近来议论者想要按照实际田亩征税，并打开自首申报的途径。他们却没有想到，朝廷往年推行经界时，只有两淮、京西、湖北仍依旧制。大概是因为这四路靠近边境，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诱导百姓来耕种还怕他们不肯来；如果按每亩征税，谁肯远迁而辛苦耕作，来供应国家赋税呢？如今湖北只有鼎州、澧州土地接近湖南，开垦田地稍多；从荆南、安州、复州、岳州、鄂州、汉州、沔州看去，荒地遍野，人口稀少，而且都是江南狭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求租种，是因为这里田地宽广而税赋轻。若听从议论者的话，恐怕对公家没有丝毫好处，却会给良民带来无穷扰害。依臣所见，当前应当用办法诱导他们开垦耕种，不应以增加税收来恐吓他们。等田地全部开辟，岁收逐渐增加，遇到丰收之年，就平价籴米来充实边储，那么所节省的漕运费用也会很多。希望依照绍兴十六年的诏旨，以十分为标准，每年增加缴纳一分；不愿开垦的人，就允许退还田地另行招佃。期限稍微放宽，逐渐征取，使远方百姓安居乐业，整个湖北一路都幸甚。”诏令户部商议此事。四年，臣僚说：“朝廷屡次颁布赦令免除积欠，以使疲困百姓得到休息，但州县不能仰承皇帝的恩德，甚至改变名目来征取。应当下令漕司：按规定应当免除的，不得再向州征取；州不得向县征取；县应注销百姓的欠税名册，记载姓名和数目，并告知百姓，使他们知道。”诏令准许。五年八月，诏书说：“近年以来，五谷屡次丰收，蚕丝满箱，朕愿与天下共同享有富足安康的快乐；但想到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妇女终年辛勤劳作，价格低廉，不足以抵偿他们的劳动。郡县两税，除折帛、折变另有常制外，凡应缴纳实物的，不得用高价强迫他们折钱。若有故意违犯者，依法从重处置。将诏令刻在临安府的石碑上，普遍赐给各路。”六年，因谏议大夫谢廓然说：“州县违法征敛，侵夺百姓财物的情况日益严重；罪过虽在县令，但督促逼迫实际来自郡守。县令被按察弹劾，郡守却安然无事。”诏令：“从今以后，凡有额外需索、横征暴取，监司都要一律按察弹劾，不得只详查小事而忽略大事。” 七年夏天，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响应诏令上密封奏疏说：“如今民间缴纳的两税收入，朝廷全都拿去供给军队，州县再没有剩余，于是另立名目巧取豪夺。如今百姓贫困而赋税沉重，只有核查兵籍、扩大屯田、训练民兵，才可以逐渐减少各处屯驻而坐食军粮的士兵，稍微减少州郡供军的数额。使州县的力量逐渐得到宽缓，然后禁止它们苛刻征敛，责令它们宽恤百姓，这样或许困穷的百姓能够保住生业，不至于流徙漂荡。”八年，诏令监司、太守，察看所属地区催征赋税而不扰民的，予以推荐；烦扰百姓、危害百姓的，予以弹劾。十一年，户部奏报：“各路州军检核并放免旱灾受损的米数接近六十万石。”皇上对王淮说：“如果全部命令核实，恐怕以后郡县会心存疑虑，不再检核放免。只有宁国受灾数目最多，可以让漕司核实后免除。” 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的赋税租税取自百姓所有的东西，不强迫他们缴纳所没有的东西。如今缴纳绢帛的，一次折算加倍成为钱，再加倍折算成为银。银价越来越贵，钱越来越难得到，谷物又越来越卖不出去，使百姓低价卖粮，却要高价折钱，那么丰收之年反而成为百姓的灾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取实物又多折钱的，重重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命令常平仓收购，来年歉收时再按平价出售。这样对百姓没有伤害，对国家又有补益。”诏令同意。秘书监杨万里奏说：“百姓把粮食缴给官府称为苗，旧制是一斛缴一斛，如今是二斛缴一斛。把帛缴给官府称为税，旧制以正绢作为税绢，如今正绢之外又有和买。旧制和买时官府给付价钱，有时给钱，有时给盐，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又以绢估价后把钱加倍折收。旧制每亩税一钱，缴纳免役钱一钱；如今每年增加定额，不知何时才会停止。既然粮食加倍、帛数倍、钱又数倍，还另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比祖宗旧制增加了多少，又比汉、唐制度增加了多少。这还只是东南赋税的情况，至于蜀地额外无名的赋税，更无法知道。陛下想减轻赋敛，就应节省用度。用度节省之后财物才能积聚，财物积聚之后国家才能充足，国家充足之后赋税才能减轻，赋税减轻之后百姓才能富裕，百姓富裕之后国家才能安宁。否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当时金主璟刚即位，杨万里在淮地迎接使客，听说金国免除民间房屋、园地、地基钱，停止乡村官营酒坊，降低盐价，免除田租，使这些虚名传到宋境，所以在转对时借机说了这些话。

译二年，诏书说：“朕想到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养育百姓更优先。因此自即位以来，免除过重的赋税，颁布宣示宽恤条例，希望与四方共同达到安定富足。郡守、县令，是距离百姓最近的官员。如果确实能够安抚体恤、施惠爱民，以承受美好的恩德，或许可以取得政事公平、诉讼得理的成效。如今从民间言论中了解到，竟听说有的地方提前催征，争相办理赋税，而不问百姓财力的虚实；追呼催索接连不断，竟敢肆意剥削，而不顾百姓安危。除了理财之外，治理政绩毫无可闻，实在不符合朕委任你的本意。国家费用有固定常数，当然要靠经营治理，而不是靠搜刮督促来显示能干。懂得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的道理，这是朕看重守令的地方。从今以后，要把体恤百姓作为心意，把养民作为职责，使百姓安居乐业，朕将时时称许你们。” 庆元二年，诏令浙江东路、西路的夏税以及和买绸绢，都依照绍兴十六年的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的诏旨规定：绢三成折钱、七成本色缴纳；绸八成折钱、二成本色缴纳。嘉熙二年，臣僚说：“陛下自即位以来，免除赋税的诏令没有一年没有，但百姓并未得到实际好处。大概是百姓提前缴纳的赋税先落入吏胥、揽户手中，等诏令下来时，所免除的是吏胥的财物，所暂缓征取的是揽户的钱，因此宽恤诏令虽然颁布，百姓的愁苦叹息却依然如故。我曾注意到《汉史》中抚恤百姓的诏令，多是减免第二年的田租。如今应仿照汉代旧例，如果朝廷施行大恩惠，就在今年下诏，减免明年的租税，让百姓预先知道减免的数额，这样吏胥难以欺骗，百姓也能真正拜受恩赐。”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说：“本朝仁政有余，但王制还不完备。如今的两税，本来就是大历年间遗留下来的弊法。常赋收入尚且成为祸害，何况预借呢？预借一年还没有完，又到了第二年、第三年；预借三年还没有完，又到了第四年、第五年。臣私下听说如今的州县，已经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赋税的了。以拥有百亩田地的人家计算，耗尽其永久产业，难道足以支撑数年的预借吗？征收调度出于权宜，官吏得以任意操弄，上下相互作奸，公私都陷入困境。臣愚昧地认为，今日挽救弊病的办法，大端有四项：应采纳夏侯太初合并省并州郡的建议，使县令能够直接上达朝廷；采用宋元嘉六年确定任期的办法，使县令能够专心抚养教化百姓；效法太祖从朝廷士大夫中选任县令的制度，以提高县令的权力；遵循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用意，以激励官吏的志气。然后替他们整顿经界，明确户籍簿册，约束不必要的费用，裁减横征暴敛，那么预借就可以革除，百姓的疾苦也会得到缓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说：“如今东南的民力已经耗尽，西北的边患又十分紧急，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急存亡之时。然而贵戚外戚的宅第、御前寺观的田地连绵阡陌，估计有数千万亩，都巧立名目，全部免除两税。州县财用匮乏，只好鞭打百姓，甚至卖妻买子；而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奴仆婢妾却享用美酒肥肉；那些琳宫梵宇中的人，安居闲食，优游度日。太平无事的时候尚且不可如此，何况在艰难多事之际呢？如今想要宽解边患，应当先宽解民力；想要宽解民力，应当先宽解州县，因此贵族宅第、寺观所应缴的常赋，不可姑息放任而不加整顿。希望和二三位大臣赶快商议施行。”诏令准许。建炎二年，开始恢复钞券旁边所定的帖钱，命令各路提刑司掌管。绍兴二年，诏令伪造券旁帖钱的，一律依军法处理。五年三月，诏令各州勘合钱贯每贯收十文足钱。勘合钱，就是所谓钞旁定帖钱。当初命令各州通判印制并出售田宅契纸，从今以后民间争讼田地时，持白契者不予采用。十一月，因为调度费用不足，诏令各路州县出售户帖，命令百姓填写田宅数目并缴纳相应价钱。不久因其过于苛扰且征收迟缓，于是规定价格：凡坊郭、乡村一等户都是三十千，乡村五等户和坊郭九等户都是一千，共分六等；只有闽、广的下等户稍微减免。限期三个月缴足并送到行在，受旱灾损失达到四成以上的，听候诏旨处理。三十一年，在此以前，各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的征收名目，七成隶属于经制、总制，三成属于系省。到这时，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说，请由总领所筹措办理并拘收，以供军用，诏令同意。凡嫁资、遗嘱以及民间葬地，都命令投交契券、缴纳契税，一年中得到钱四百六十七万多引；极边所捐的八郡以及卢州、夔州等尚未缴纳的十九郡不在其中。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说：“四川限定征收数百万缗，婺州也收到钱三十多万缗，其他各路却安然不加重视。”诏令说：“百姓持有白契的，限三个月自首申报；再限一百日缴税，由通判拘收并计入总制账簿。缴送达到十一万缗的，知州、通判推恩奖赏；逾期不自首，以及缴钱逾期的，允许别人告发，依法论罪。”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其中有征收舟、驴、骆驼、马契书税的条文，皇帝命令删去，说：“恐怕后世会有计算舟车税的说法。” 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奉承制之命，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从蜀地有西方战事，益州、利州等司已经按照便宜之权截留三路上供钱。川峡地区供应陕西、河东、京西的布绢。四年秋，于是把元丰以来各路常平司的坊场钱，以及元丰以来封存积蓄的钱，全部征发出来。其次征收激赏绢，这一年开始征收三十三万匹，等边境战事平息后即停止。绍兴十六年，减去利州、夔州三万匹，只有东川、西川三十万匹至今没有减少。其次是奇零绢估钱，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三路纲运，每年三十万匹。西川每匹折合十一引，东川每匹十引。从绍兴二十五年到庆元初年，两川合计减到每匹六引。其次是布估钱。成都、崇庆府以及彭州、汉州、邛州、永康六郡，自天圣年间起，官府原来用三百钱购买一匹布，百姓很方便，后来却不再给钱。到这时，宣抚司又命令百姓每匹缴纳三引估钱，每年七十多万匹，折合钱二百多万引。庆元初年，累次减免到一百三十多万引。其次是常平司多年积存的本息，这就是熙宁、元丰以来所谓的青苗钱。建炎元年，派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清查得到八百多万缗，到这时取来供养军队。

译其次是对籴米，意思是比如一户应缴税一百石，又另外征收籴米一百石，所以称为“对籴”。以及其他名目的钱，例如酒钱、盐钱等。总的来说，在先朝常赋之外，每年增加钱二千零六十八万缗，而茶钱还不包括在内。从此军储稍微充足了，但蜀地百姓开始困苦。绍兴五年，张浚被召回，授任尚书右仆射，以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席益大量侵用军期钱，赵开向朝廷申诉；又多次增加钱引的征收数额，但军费仍然供应不足。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迨代替赵开任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说：“四川土地狭小、百姓贫困，祖宗时期，正税较重的地方折科稍轻，正税较轻的地方折科稍重，二者相互调平，所以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病。一百多年中，百姓对此很安定。近年以来，漕司、总制司擅自更改旧法，反复折算，专求多取，导致百姓抛弃产业、逃亡迁徙。希望一并停止这些做法，完全遵循旧制。”诏令依从请求，并命令宪臣察看有不依法办事的官员。七年三月，李迨把赡军钱粮命令四路漕臣分摊承担，但不使用榷茶钱，蜀人认为不对。九月，张浚被罢免，赵鼎任尚书左仆射。十一月，以直秘阁张深主管四川茶马事务，李迨请求任祠禄官。八年二月，命令张深及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一并兼任四川转运副使。席益因父母忧离职，枢密直学士胡世将代替他。十月，赵鼎被罢免，秦桧独任宰相。九年，和议达成。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宣谕陕西回来，把黄金四千两、白银二十万两缴入激赏库，这些都取自蜀地。恰逢吴玠去世，任命胡世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皇上对辅臣说：“张焘可以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像四川过去那样的横征暴敛，应当命令减免，以宽解百姓。”成都帅府处理民政，从张焘开始。胡世将奏请以宣抚司参议官井度兼任四川转运副使。十一年正月，赵开去世。自从金人侵犯陕、蜀以来，赵开负责军粮供应十年，军用从未缺乏，一时全靠他维持。后来主管财政的官员屡次更换，但对赵开所规划经营的制度没有人敢于改变。然而茶、盐、榷酤、奇零绢布等征收，从此成为蜀地的常赋，虽然屡次经过减免，祸害仍未消除，议论者不能不责怪赵开开了这个先例。十月，郑刚中任川、陕宣谕使。十二年，胡世将去世，改任宣抚使。十三年，郑刚中进献黄金一万两。十五年正月，郑刚中奏请把成都路对籴米减少三分之一。四月，裁撤四川都转运使，把其事务归于宣抚司。郑刚中不久因事情触犯秦桧，于是设置四川总领所钱粮官，以太府少卿赵不弃任职。又改命赵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十六年，郑刚中奏请减免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除新增加的酒钱三万四千缗；又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充作边费。十七年，以户部员外郎符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召郑刚中到行在，赵不弃权任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代理四川宣抚司事务。在此以前，郑刚中奏说：“本司旧日储存的、用于备边的年度钱引收入有五百八十一万五千道，如果拨出来供给年度财政，就可以相应减少增加的赋税，宽解并节省民力。”诏令李璆、符行中斟酌减免。于是减免四川科敷虚额钱每年二百八十五万缗、两川布估钱三十六万五千缗、夔路盐钱七万六千缗、坊场、河渡净利抽贯税钱四万六千多缗，又减两川米脚钱四十二万缗。当时宣抚司降赐库储存米一百万石，于是命令符行中酌情均分减免对籴数额。十八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以李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宣抚司降赐库的钱，除制置司取拨二十万缗外，其余命令总领所储存。二十二年，总领所奏请免除各路拖欠绍兴十七年以前的折估籴本等钱一百二十九万多缗、米九万八千七百多石、绫绢一万四千多匹。在此以前，自和议以后，每年已经减免钱四百六十二万多缗，朝廷仍认为负担很重。二十四年，派户部员外郎钟世明会同四川制置司、总领司办理富裕百姓、宽解民力的事务。二十五年，根据符行中等人的意见，减免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潼川府秋税脚钱四万缗、利路科斛脚钱十二万缗、两川米脚钱四十万缗、盐酒重额钱七十四万缗、激赏绢九千多匹，合计一百六十多万缗；免除州县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的折估籴本等拖欠二百九十二万缗。当时，朝廷虽然免除了百姓过去的欠债，但符行中督责仍然严厉，蜀人怨恨他。于是任命萧振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符行中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六年，皇上认为蜀地百姓长期困于供应费用，诏令制置使萧振、总领汤允恭、主管茶马李涧、成都转运判官许尹、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办理宽恤，于是王之望奏请减免四川上供的一半。二十七年，采纳萧振等人的意见，减免三川对籴米十六万九千多石、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多缗、潼川和成都奇零折帛每匹一千钱；又减去韩球增加的茶额四百六十二万多斤，以及茶司引息虚额钱每年九十五万多缗。起初，利州原宣抚司有积存钱二百万缗，守臣秘密把它献给朝廷，朝廷下令制置司取用。萧振说：“这些钱是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和军旅之事的，一旦有紧急情况，难道又要从百姓那里取吗？请留下其中一半。”这一年萧振去世，李文会代替他。二十八年，李文会去世，中书舍人王刚中代替他。二十九年，免除四川折估籴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

译乾道二年，免除奇欠白税契钱三十七万多缗。三年，免除川、秦茶马两司绍兴十九年至三十二年间州县侵用以及百姓积欠的钱六十六万四千九百多缗。四年，又诏令：四川各州拖欠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用于瞻养军队的各项名目钱物，以及退剥亏分的数额、漏底折欠等钱，全部免除。免除成都人户办理运输和对籴米的脚钱三十五万缗。淳熙十六年诏令：“四川每年运发给湖、广总领所的纲运，共一百三十五万六千多贯，从明年起免除三年。应当议定相应减少盐酒定额，制置司、总领所会同各路转运司、提刑司上报条目。湖、广的年度财政，朝廷应当自行供给。” 绍熙三年，免除潼川府去年遭受水灾的州县租税，资州、普州、荣州、叙州、富顺监凡是夏税也同样免除。不久又诏令：“本路遭受旱灾的州县，其租税由官府代为缴纳以及百姓已经缴纳的，全部计入今年的数额。”四年，免除绍熙三年成都、潼川两路奇零绢估钱引四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多道，潼川府激赏绢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匹。又诏令：四川州县盐、酒课额，从明年起再免三年。嘉定七年，再次免除四川州县盐、酒课额三年，原应缴给湖、广总领所的纲运也免除三年。十一年，免除天水军今年的租役差科，西和州免除十分之七，成州免除十分之六，将利县、河池县各免除十分之五，因为这些地方经历过战争。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布帛、和籴、漕运）。布帛：宋朝承袭前代制度，征调绢、绸、绢、布、丝、绵来供应军需，又根据各地所产折算征收，或实行和市。纤细华美的织物，在京城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州、益州、梓州的场院主管织造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出产绉纱；大名府织造绉縠；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出产平絁。东京榷货务每年收入中等平罗、小绫各一万匹，用来供应服用以及四时赏赐。各州折科、和市都没有固定数额，只有内库所需，才由有关部门下达数目，供应充足。自后周显德年间起，公私织造都必须幅宽二尺五分；百姓缴纳的绢每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窄以及涂粉、掺入药物的都禁止使用；河北各州军每匹重十两，长度各为四十二尺。宋朝沿用旧制。开宝三年，命令天下各州，凡丝、绵、绸、绢、麻布等物，按当地情况估计支用两年的数量，不得广泛征购以烦扰百姓。当初，蓬州请求把租丝摊派给百姓织绫，并支付工钱，太祖不准许。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停止湖州织绫务，五十八名女工全部释放。诏令川峡买卖场、织造院，从今以后不是军队所需的布帛，其中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织物，不必再收购织造；民间有织造出售的，不得禁止。马元方任三司判官时，建议：“正值春天物资缺乏的时候，预先发给库钱贷给百姓，到夏秋时令他们把绢缴给官府。”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说：“本路每年供给各军帛七十万匹，民间很少有现钱，常常预先向豪民借贷，支付加倍的利息；到期限时，除缴纳赋税外，还要先偿还欠债，因此织机的利润更加微薄。请预先发给帛钱，使百姓按时缴纳，这样百姓可以获利，官府也足以使用。”诏令优厚地给付其价钱。从此各路也都这样办理。有时蚕事歉收，允许用大小麦折纳，同时免除仓耗钱和头子钱。天圣年间，诏令减免两蜀每年缴纳的锦绮、鹿胎、透背、欹正一半，停止织造绫花纱。明道年间，又减免两蜀每年缴纳的锦绮、绫罗、透背、花纱三分之二，命令改织绸、绢来帮助军需。景祐初年，遂诏令停止缴纳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段，从宫中到民间一律禁止使用。此后每年不断增加梓路所缴的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又减去一半。不久又减免梓路每年所缴绢的三分之一，红锦、鹿胎减去一半。在此以前，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说：“按照诏令督促种植桑树、枣树，岭外只出产苎麻，允许折算缴纳数额，同时听任织成布匹送到官营市场交换，每匹折钱一百五十至二百。” 到这时，三司请求用布匹偿付草料价格，登州、莱州的端布折钱一千三百六十，沂州布折钱一千一百；仁宗认为取得的价格过于优厚，命令适当减少数额。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军需所用绸绢大多出自益州、梓州、利州三路，每年增加缴纳数额；战争停止后，这项费用才减少。嘉祐三年，才开始诏令放宽三路缴纳的数额。治平年间，每年织造十五万五千五百多匹。神宗即位时，京师米粮有多余积蓄，命令发运司减少和籴五十万石，把所得的钱购买金帛运到京城，储存在榷货务，以备三路军需。京东转运司请求拿钱三十万二千二百贯贷给百姓，命令他们第二年缴纳绢，每匹折钱一千，按照夏税初限催督。诏令把这些钱运到河北，允许商人入中交纳。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说：“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加数额强行摊派，通常每千钱征绢一匹；后来和买绢与税绢，每匹都缴钱一千五百。”当时王广渊任转运使，说和买仍然照旧，并没有强行摊派。程颢说他是在迎合朝廷的意旨。王安石认为王广渊在京东尽力办事求功，不应以迎合之罪处罚。于是诏令把内帑拨给的另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回本金，储存在北京，利息归入内帑。右正言李常也说：“王广渊把陈汝羲进献的羡余钱五十万缗，随和买绢钱一并分摊；在常税折科、放买之外，又多取二十五万缗，请把程颢的话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定州安抚司又说：“转运司把绸、绢、绵、布摊派给州镇、军寨等地的坊郭户，折钱数额很多，请体恤他们遭受灾伤，又处在极边之地，特予减免。”诏令提刑司另行估价，百姓不愿购买的，命官府自行卖出；已经发给百姓而强行摊派的，予以纠正。自从王安石执掌政权，专门把收取利息作为富国的办法，所以当时王广渊一类以言利为能的小人，假借和买绸绢的名义，摊派钱款并收取五成利息，其刻剥甚至超过青苗法。然而王安石袒护王广渊，程颢、李常的意见最终没有实行。二月，诏令转运巴蜀的羡余财物，购买布帛储存在陕西以备边防，从而节省蜀人运输以及中都漕运搬挽的费用。

译元丰七年，两浙察访使沈括说：“本路每年上供的帛有九十八万匹，百姓苦于筹备赔偿；而发运司又以挪用财货为名，增加预买绸绢十二万匹。”诏令取消所增加的数额。元丰八年，韩琦上奏说，预买的绸绢等物即使遇到稍微丰收的年景，也仍应按五年或七年分期带征输纳。王安石认为不是这样，便对神宗说：“预买绸绢，祖宗以来从未缓征，往年李稷提出请求，才因此同意。近来方镇、监司争相把宽免体恤作为政务，不顾国家是否有钱，日后国用缺乏时，必定又要对百姓加重剥削了。” 自元丰年间以来，各路预先收购绸绢，允许借用封桩钱或坊场钱，少则数万缗，多则达到数十万缗。至于借用提举司宽剩钱的，有时又命令把绢帛交入常平库，等转运司按价钱换取。元丰三年，京东转运司请求增加预买数额三十万，立即在本路内调拨周转，朝廷准许了。四年，派李元辅转运川陕四路司农所掌的物帛。中书省说：物帛运到陕西后，挑出不合省样的进行贸易，买粮储存在边境，期限为一年办完。五年，户部上报其总数，共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钱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余。绍圣元年，两浙蚕丝收成不好，对于和买以及夏税中的绸绢，命令四等以下的下户交钱，购买左帑的绸绢；又命转运司用所收的钱购买金银，等蚕丝多的时候，再兼买纱、罗、绸、绢以供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场输送的布匹不合样式，监司、通判分别受到降官阶、延长磨勘年限等处分；命令降低其价格，今后再有类似的不得接受。尚书省说：“百姓大多愿意请求预买钱，应当按照往年的惯例增加发放，来年购买绸绢，计算纲运送往京城。”左司员外郎陈瓘说：“预买钱的利息，是常平钱的几倍，人人都认为苦，怎么能说愿意请求？如今又创立增加的办法，虽然名义上是救济贫乏，实际上却是聚敛的手段。”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也说：“京东、河北的灾民流亡后还没有复业，如今转运司东西两路每年额定的绸绢不少于二百万匹、两，又在定额之外增加购买，请求停止。”于是诏令各路提举司不得再发预买钱，等蚕丝、麦子丰收后，选择官员设置市场。崇宁年间，各路预买，命令产绸绢的州县乡村百姓以及城郭居民，都按照资产力量的高低分等，公平发给。川陕路取元丰年间数额最多的一年作为定额，过去不给预买钱的仍照旧。江西和买绸绢每年五十万匹，旧制按钱、盐三成七成预先发给。自盐钞法实行后，不再发盐，命转运司全部用钱发给，但最终没有钱，到了现在已经五年，一直沿袭成常规，百姓更加困苦。大观初年，诏令借用本路各司的封桩钱以及邻路掌管的封桩盐，各十万缗发放。后来提举常平张根又说：“本路和买从未发钱，请把一年的蚕盐全部发给，允许转运司调运，或者让民户到市场自行领取。” 可是江西十郡和买的数量很多，按规定每匹给盐二十斤，折合钱九百文，每年在十二月以前预先发给。转运司得到的盐不够，又下令发运司核算历年所欠的数额，发给补偿。尚书省说大观库的物帛不足，命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购买罗、绫、纱一千至三万匹，数量各有差等。大观二年，又命京东、淮南、两浙购买绢帛五万匹和三万匹，并输送到大观库；四川各购买二万匹，输送到元丰库；江东西按四川的数额办理，输送到崇宁库。州县和买时，有的用一席盐折钱六千文，却命百姓到期缴纳绸绢六匹，又提前催促，导致许多人逃亡迁徙，诏令对有关人员逐级加重治罪。坊郭户预买的数量有增加到四五百匹的，兴仁府万延嗣一户的资产钱达到十四万二千缗，每年平均要交一千多匹，于是命令减半后平均摊派。两浙和买以及夏税中的绸绢布帛，除了头子钱外，又收取市例钱四十，按例外大约增加数万缗，分给胥吏。政和初年，诏令取消市例钱。各路绸绢布帛的价格比原定价格高出几倍，但发给的价钱仍采用旧法，有人请求稍微增加，度支却按照元丰旧例确定，阻止不许实行，只命令按期发放罢了。江东和买的弊端与江西相同，按比例计算却只给二百文，转运司又以重量十三两为标准，不足的就按丝价折钱补纳，两项合计二百多文。宣和三年，诏令提刑司厘清纠正后上报。此前，成都、河北预买，官户允许减半；宣和四年，命令过去曾经按全额征收的仍照旧。随即又因为两浙官户很多，命令预买在各户间通行摊派。宣和七年冬，举行郊祀，河北、京东和买所征取的物帛、丝绵等数额一概免除，用供奉物品折抵下发；所减免、借贷的数额，几乎达到数百万。起初，预买绸绢的原则是把价格定得优厚，以使百姓获利；然而仍然免不了烦扰百姓。后来有时命令百姓折合交钱，有时物品定得很重而价格却很低，百姓的力量逐渐困乏；到最后，官府不给价钱，征取赋税却越来越严重。十二月，诏令转运司各自核算一路的数额，分发到州县筹划办理；不用钱而用其他物品支付，或者不在正月而在其他月份支付的，都按违反制度论处。然而主管官署很少能够遵照执行。靖康元年，命令转运司用常平钱提前一个季度准备，按正月的期限发给，不得用其他物品代替而减少数额。京东各州县不得把迁徙户的旧额摊派给现有产业的人，仍应先扣除这部分数额，等流民返回复业后再平均摊派。其他各路也照此办理。建炎三年春，高宗刚到杭州，朱胜非任宰相。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说：“本路上供、和买、夏税中的绸绢，每年共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八百匹，每匹折交钱二千文，以帮助国用。”诏令准许。东南地区折帛钱从此开始。五月，诏令每年预买绵绢，要立即发给相应价钱。又诏令江、浙和买、预买的绢减去四分之一，仍然发给现钱，违犯者依法处置。绍兴元年，首次向鼎州征收和买折帛钱六万缗，以供养蔡兵。因为两浙夏税及和买绸绢有一百六十多万匹，命令其中一半折交钱，每匹二千文。绍兴二年，各路上供的丝、帛也一半折钱，按照两浙的先例办理；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从此开始。当时江、浙、湖北、夔路每年额定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絁七万匹，西川、广西布七十七万匹，成都锦绮一千八百多匹，以上各数都有余数。

译三年三月，因两浙实行和买，百姓以实物帛匹折价缴纳有困难，于是规定可以按七成缴纳正色（实物），三成折合见缗（现钱）。起初，洪州实行和买，规定八成缴纳正色，二成折合省钱，每匹三千。四年，帅臣胡世将请求每匹拿三成折合六千省钱。又说绢价上涨，请求每匹增加到五千匹。户部确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说：“江西在残破之后，实行和买预购绢，百姓请求折合缴纳钱，朝廷同意了，这是想稍微减轻民力。每匹折钱五千省，比旧价已经增加了一半；与两浙当时的价格相比，每匹又多出一千五百，户部又下令折合为六贯足钱，这是想乘百姓困急之时把征敛加倍。物价不可能永远昂贵，绢有时还会容易筹办；钱额既已确定，价格便没有可以降低的时候。”于是下诏，江西和买绢每匹折合缴纳六十省钱，愿意缴纳正色的听任其便。这年冬天，起初命令江、浙百姓全部缴纳折帛钱。当时，行都每月耗费钱一百多万缗，又加上增加戍守军队的费用，于是命令百姓缴纳绸的全部折钱，缴纳绢的折一半，每匹五千二百省钱。折帛钱从此更加沉重。绍兴九年正月，收复河南，折帛钱每匹减一千文，不久又增加了。绍兴十七年，减免折帛钱：江南每匹六千文，两浙七千文，和买六千五百文；绵，江南每两三百文，两浙每两四百文。绍兴二十年，诏令：“广西折布钱因张浚增加到两倍以上，如今减为一贯钱折交。”绍兴二十九年，中书省上奏：江、浙四路征收的折帛钱，因路途遥远，应当就近储存。诏令除徽州、处州、广德军旧时折交的轻货外，其余州应折交银的改为交钱，愿意交银的听从其便，由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负责。此前，江、浙路每年折帛钱为五百七十三万多缗，并输送到行都；到这时，才开始在外地储存，以备军用。乾道四年，减免两浙折帛钱的一半；乾道五年，减免夏税、和买折帛钱的一半。乾道六年，知徽州郏升卿任满回朝，上奏：“本州自五代时陶雅任郡守以来，擅自增加百姓赋税，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与邻境各县相比，本州税额独重数倍，其中杂钱税折征尤其沉重，请求下令免除。”乾道九年，诏令免除徽州额外创设征收的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多缗，以及原来承认输送给江东、两浙运司各处的绢一万六千六百多匹。绍熙五年，诏令两浙、江东西和买绸绢所折的折帛钱太重，可以从下一年起每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以后另听候诏旨。减去的钱，命令内藏库、封桩库两库拨还。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谈到临安、余杭二县和买征取的弊端：“请把余杭县经界时原来规定的数额，按照绢的数量摊配，不再分等，以二十四贯钱确定摊派一匹，依次征收，达到足额就停止；其余部分予以捐免，以惠及家产少的百姓。这样，吏员就不能控制百姓，百姓也不必依靠虚报户籍来逃避，这是救除弊端的好办法。”袁说友又上奏：“贯头均科的办法实行后，县邑没有理由多取，乡司也没有空子可以钻，虚报、隐匿、夹带的人不能侥幸免除，因此奸民和顽吏才提出不同意见来动摇这一办法。”诏令召集官员讨论。庆元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按照帅臣、漕臣的奏议推行，诏令批准。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上奏：“浙东和买、预买的绢每年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州竟有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算，应当占十分之三。希望将三等以上户减半征收，四等以下户暂且停止征收。”不久，因为杭州的和买绢编定得过重，便把十二万匹平均分摊到两浙。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说：“两浙和买，没有比绍兴更重的，而会稽最重。由于田地贫薄而税负沉重，百姓用假名隐匿寄托，多分立子户。自推行经界以后到乾道五年，多次经过推排，减除财产等级，逃走失散的情况更加严重，民力困竭。如果按田亩平均缴纳，就可以杜绝诡立户籍的弊端。”淳熙八年，诏令两淮漕臣吴琚和帅臣张子颜筹措办理。张子颜等说：“势家豪民分拆户籍，借此把自己托附在下户之中，这是不能不抑制的。然而弊病一定有根源，比如浙东七州，和买总共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匹；温州本来没有科额，合计台、明、衢、处、婺五州的数额，也不到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自承担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匹，这就是拿一郡来比看五郡的缴纳数额，却又多出一万有余，这正是额数过重的弊病。” 又如租牛户的物力，因为他们的财产用于百姓生计，官府不忍摊派；酒坊、盐亭户，因为他们曾经承担官课，也难以再向他们摊派；至于因江河冲决、海水淹没而坍塌的田地，以及毁坏、漂没的土地；僧道寺观的产业，有的奉诏免除；但省额没有取消，仍免不了暗中摊派给百姓，这就是暗科的弊端。两种弊端相互叠加，百姓无法承受，于是产生规避的心理，虚报户籍的祸患也就出现了。旧例规定，物力三十八贯五百钱为第四等，降低一文以下就成为第五等；想做虚户逃避赋役的人，往往只在二三十贯之间虚立资产根基。如今如果有产业、有丁口而确实属于第五等的户仍旧不征，有产业而无丁口的户，则把实际掌管的田产钱达到十五贯以上的计入和买，十五贯以下的虽然保留在册却不摊派，这样或许既能使虚假的第五等户无法逃避，又能使真正的第五等户不受困苦。”于是诏令：“绍兴府攒宫的田园、各寺观、延祥庄以及租牛、耕牛，凡应免除和买的，都从省额中扣除；坊场、盐亭户现在摊派的和买物力，以及坍江田、放生池中应当减免租税的物力，都核实后取旨办理。” 绍兴十一年，臣僚说两浙、江东、江西四路和买不均的弊端，便送交户部、给事中等官员详细讨论。郑丙、丘崈议论认为，按田亩平均科征的办法最公正、最公平，于是下诏施行。绍兴十六年，绍兴府知府王希吕说：“平均摊派和买，从前急于办成事情，没有时间核实，一概把它们作为诡户来科征，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的户都不能免除和买，贫民开始承受不住这种困苦。请求把最初科征的和买二万五十七匹有余全部免除，那么百姓就会受到实际的恩惠了。”于是下诏，下户和买二万五十余匹停止催纳一年，又减去原定额四万四千匹有余；关于平均摊派一事，命绍兴府知府洪迈酌情办理。绍熙元年，洪迈制定此法上奏朝廷，下诏依照他的安排推行，于是绍兴的贫民和下户稍微得到宽缓。

译和籴，是宋代每年通过漕运来扩大军粮储备、充实京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以及内地各郡，又自行籴买，以减轻边民飞挽运输的劳苦，名称各不相同。建隆初年，河北连续多年大丰收，命令使者设置籴场，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从此通常以此为常例。咸平年间，曾从内府拿出绫、罗、锦、绮，折合一百八十万缗钱，银三十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购买粟米以充实边境。随后诏令：凡边州积存的粮食足以供应三年，就停止增籴。大中祥符初年，三路年成丰收，仍命令增加籴买、扩大储藏，不受通常数额限制。后来又不时从内库拿出钱，有时几十万缗，有时百万缗，另派官员筹划购买粮食，并免除中等户以下的负担。起初，河东平定后，减免了当地租赋。主管官署说那里土地肥沃、百姓勤劳，积存的粮食很多，请求每年实行和市，随同正常赋税输送，价钱多用本色物品折给。京东西、陕西、河北缺少军粮时，州县搜集百姓家中积存的粮食买入，称为推置；登记上户的户籍，斟酌其应缴租税而平均购买，称为对籴，这些都不是常规制度。麟州、府州因为转运粮饷路途遥远，派常参官就地设置籴场和籴。河北又招募商人把草料、粟米运到边境，凭券到京师或东南州军领取盐以及钱、香药、宝货，陕西则到两池领取盐，这称为入中。陕西籴买谷物，又每年预先发给青苗钱；天圣以来，停止不再发放，但前后从内藏拿出金帛帮助籴买的，数不胜数。宝元年间，从内库拿出价值三十万缗钱的珠宝，交给三司出售，取其钱价帮助边费。欧阳修出使河东回来后说：“河东禁止百姓耕种与北部边界相连的土地，而私下购买北界的粟麦作为军粮储备，是最大的祸患。”于是诏令岢岚、火山军的闲田以及距边境壕沟十里以外的土地，允许百姓耕种；然而最终没有使边备获益，每年籴买仍照旧。大体说来，入中的利益丰厚，所以商人都趋向参与；停止三路入中，全部用现钱和籴，县官的费用就节省了。熙宁五年，诏令把银、绢各二十万赐给河东经略安抚司，允许百姓赊买，收回本钱和利息后封存，作为边防储备。从此三路封桩，发放的范围很广，有时取自三司，有时取自市易务，有时取自其他路的转运司，有时拨用常平钱，有时出售爵位、发放度牒；但不包括从内藏拿出的钱帛。熙宁七年，因为岷州参与入中的人很少，命三司把东南盐钞和西盐钞法长期通行的利弊详细具报。知熙州王韶建议：“依照沿边和籴的惯例，用一成现钱、九成西盐钞，另行约定价格，招募参加入中的人。凡边地各部入中有缺额，就多发京钞，或者增加利益来诱导他们，以缓解财政用度。”这一年，河东边境连年大丰收，诏令都转运使李师中和刘庠扩大籴买，积存五年所需的粮食。又命辅臣讨论，进一步与陕西共同制定边塞草粮办法，命转运司在旧籴额上增加三成，以所籴粮食的亏损或盈余作为奖惩依据，并派官吏巡察。陕西和籴，有时用钱、茶、银、绸、绢向弓箭手购买粮食。熙宁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说：“太原路除两税外，还有和籴粮草；官府虽然酌量给钱、布，但所得很少，不能救济百姓，遇到灾年也不免除，这是最有弊病的法令。”接着知太原韩绛又请求在原来数额的基础上减少和籴三成，停止发放钱、布，请求精选有才干的大臣讲求利弊。诏令交给陈安石办理。元丰元年，陈安石上奏：“河东十三州一税，按石计算共有三十九万二千多石，而和籴数额有八十三万四千多石；之所以遇到灾年仍要输纳，是因为税赋较轻而军粮储备又不可缺少。旧制钱、布各发一半，数额既有零数，使用钞券交易时，几乎没有收回一半；官家实际上付出了费用，百姓却只得到虚名。我想从今以后停止发放籴钱，每年把这些钱交给边境州郡和市封桩；遇到灾年，用它填补免除的数额，丰年则每三年免除一次输纳。”朝廷认为有道理，开始诏令河东每年发给的八万多缗和籴钱一并停止，把这些钱交给漕司，按照陈安石的建议办理，并任用陈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后来经略使吕惠卿又请求另行议定立法，认为河外三州应按边郡办理，可以免除；其余十一州可以概括平均籴买。主管官署奉命讨论后，按每年实际和籴数额的十分之八裁定，取其中八成作为定额，再随着各户等级高低裁定，不再发钱。遇到灾年，和秋税一样免除，以转运司应当发给的钱补足；灾情不到五成的，允许按照旧例支移。于是把“和籴”改名为“助军粮草”。元丰四年，任命度支副使蹇周辅兼任措置河北籴便司。第二年，诏令把开封府界、各路缺额禁军以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的息钱，都输送给籴便司作为本钱。命令瀛州、定州、澶州等州各自设置仓库；凡是封桩之物，三司不得干预，委托蹇周辅专门负责；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筹办、封桩的粮草，也一并归籴便司管理。元丰六年，诏令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任共同措置。不久，皇帝手诏给蹇周辅说：如今河朔丰收，应当扩大收籴。这一年，大名府东仓、西仓、济胜仓，定州衍积仓、宝盈仓以及瀛州的州仓都建成了。蹇周辅被召回，授任户部侍郎，由左司郎中吴雍代替他。第二年，吴雍说河北仓廪都已充实，现储粮料总计一千一百七十六万石。诏令赐共同措置王子渊三品服色。宣和年间，停止京畿以内的和籴。

译自熙宁以来，除和籴、入中以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称。所谓坐仓：熙宁二年，命令各军把多余粮食自愿卖给官府，按价格发钱，再把这些米储存在仓中。王珪上奏说：“外郡用四十文钱可以在京师买到一斗米，如今京师缺钱，反而要用一百文钱坐仓买一斗米，这实在不是办法。”司马光说：“坐仓的办法，大概是因为小郡缺米而库中有余钱，所以反过来向军人买米，供应下个月的粮食，这只是出于一时的应急办法。如今京师有七年的储粮，而府库没有钱，却再去买军人的米，使米久积而陈腐；这样做的利弊，臣实在不能理解。”吕惠卿说：“如今坐仓如果得到一百万石米，就可以减少东南每年漕运的一百万石，把它转卖成钱来供应京师，还担心没有钱吗？”司马光说：“臣听说江、淮以南民间缺钱，称为钱荒。那里适宜种粳稻，百姓自己吃不完。如果官府不买来供应京师，就没有销路，米价必定大跌，反而会损害农民。况且百姓有米而官府不用米，百姓没有钱而官府却一定要他们拿出钱来，这难道是流通财货、便利百姓的办法吗？” 朝廷没有听从。第二年，又担心原定价格太低，于是神卫、龙卫以及各司按等级每石增加钱价收籴，仍允许在河北、河东、陕西各路实行。元符以后，出现压低价格强行收籴的弊端，诏令禁止。所谓博籴：熙宁七年，诏令河北转运司、提举司设置籴场，用常平仓和省仓每年使用后的余粮，减价收取，允许百姓拿丝、绵、绫、绢加价交换购买，等秋收后再进行博籴。崇宁五年，又诏令陕西钱价高而物价低，委托转运司筹办，用银、绢、丝、绸等交换购买粮食，以平抑物价。所谓结籴：熙宁八年，刘佐核查川茶，利用便利条件为熙河路筹办军粮，结籴得到七万多石，诏令运送供应。没过多久，商人王震说：结籴的钱大多发给散官或游荡之人，有的过了一年才缴纳。诏令命措置熙河财用孙迥查究此事上报。孙迥上奏，总管王君万拖欠熙、河两州结籴钱十四万零六百三十多缗、银三百多两。于是派蔡确快马赶到本路弹劾他，王君万和高遵裕都因借结籴之名违法进行市易而获罪，分别受到降职、贬黜。崇宁初年，蔡京在陕西推行此法，把百姓财产全部搜括来充数。崇宁五年，因为星象变异而讨论整顿缺失的政务，停止陕西、河东的结籴、对籴。所谓俵籴：熙宁八年，命中书省计算运输一百万石米，费用约三十七万缗，皇帝觉得太多。王安石于是说：“俵籴不只是节省每年东南漕运六七十万缗的费用，而且河北入中的价格由我们掌握；遇到斗斛价格上涨就停止收籴，那么百姓的米无处出售，价格自然下降。这不只是充实边境，也能避免损害农民的力量。”于是诏令每年把末盐钱钞以及京城的粳米六十万贯石，交给都提举市易司贸易。按照百姓田地收入的多少，预先发给钱物，秋收时在澶州、北京以及沿边地区收取米、麦、粟并封存。若物价上涨，便权宜停止入中，允许籴便司兑换使用，等丰年再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建议召集农民互相作保，预先借给官钱的一半，按税期催缴科取；余下的钱到夏、秋交纳时，按照当时市价随所缴粮食贴纳。崇宁年间，蔡京命坊郭、乡村按等级发钱，等收获后按时价交纳粮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也都这样办理。以俵籴数量的多少作为官吏赏罚的依据。所谓兑籴：熙宁九年，诏令淮南常平司在麦子成熟时，及时到各州郡兑籴。元祐二年，曾因麦子成熟而命令各路扩大收籴；诏令以后如果价格与本钱相当，就允许变换转运，实行兑籴。所谓寄籴：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讨论纲船运输的利弊，因而说：“商人入中，遇到年成歉收，必定要求高价，所以设置内郡寄籴的办法，以权衡价格轻重。”元丰七年，诏令河北瀛州、定州所籴数量以巨万计，分散到各郡寄籴；有人担心缓急之时来不及调运，不如让商人自己运输。李南公、王子渊都说：“寄籴法实行已久，而且靠近京城仓库，紧急时运输并不困难。”于是寄籴最终没有停止。所谓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求在边境实行籴买；预先张榜告谕百姓，不得与官府争相购买；等官府储粮有了保证，就搜括粮食有余的人家，酌量留下他们使用的粮食，其余全部籴入官府。所谓劝籴、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在陕西宣抚任上议论推行。鄜延经略使钱即说：“劝籴不可以长期实行。均籴先收取粮食，然后才发给价钱，对于有粮食的人家没有什么害处；但坊郭居民平时没有粮食，必须到外地购买，反而增加烦扰和费用。”他的奏疏上报后，因而获罪被贬。当时又诏令河北、河东仿照陕西实行均籴，知定州王汉之因阻挠违抗而获罪，被夺职罢免。不久，均籴法终于确立。政和三年，因为年成丰收，各路推行均籴。政和五年，有人说：“均籴法虽然严密，但已经收取粮食却不偿付价钱，有的又不估量州县的力量，摊派数额过多，甚至一家就收取几百石。”于是诏令各路不得擅自实行均籴。不久，州县又以和籴为名，压低价格裁定，转运司督责催办更加严厉，摊派征取超过均籴，诏令约束停止这种做法。宣和三年，方腊平定，两浙也按官户资产轻重实行均籴。第二年，荆湖南、湖北实行均籴，以家产等第为差别。劝籴的办法后来逐渐扩展到新开辟的边境，鄯州、廓州、积石军的蕃部都以此为患。自熙宁以来，王韶开拓熙河，章惇经营溪洞，沈起、刘彝挑起交趾的事端，韩存宝、林广穷追乞第部族，费用和征调越来越繁重。陕西驻军已经很多，元丰四年，六路大规模向西征讨，军费比其他各路更加严重。皇帝先担心征调徭役扰民，命赵禼察访询问，颇为了解实际情况。又因为粮饷粗劣，想把河东、泾原的漕臣械送斩首，以警告其他人；最终由于军队出动、徭役人数众多，很少能够办好供应。又有李稷任鄜延漕臣督运，诏令允许斩杀知州以下不能供应军需的人；百姓苦于折运，很多人逃散，所杀达到几千人，途中死亡的还不包括在内。于是文彦博上奏说：“关陕百姓，前些时候经历征调，已经竭尽全力；在死亡之后，疲惫困苦更加严重。如今的办法，正应当慰劳将士，安抚百姓，保全他们的创伤，使他们能够休养恢复。”第二年，皇帝下优厚的诏书嘉奖答复。起初，西征没有功效，议论的人担心朝廷再次出兵；从此皇帝大为醒悟，告诫边臣坚固边境、停止战争，关中因此得以复苏。

译哲宗即位后，各位老臣大臣维持初年的政治方针，更加致力于安抚安定，边郡大多没有征调，只命令各路扩大籴买来准备积蓄，并诏令陕西、麟州、府州计算储备五年的粮食而已。绍圣初年，才诏令河北的镇州、定州、瀛州购买十年的储粮，其余州购买七年。后来陕西各路又连年出兵，以及进筑鄯州、湟州等州，耗费的钱粮数不胜数。元符二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进谏说：“我私下看到自从出兵以来，陕西府库、仓廪的储蓄内外都已耗空，前后从内藏借贷的金帛，不知有几千万。如今各处粮草全都缺乏，漕臣无计可施，公文只是在空指而已。现在正是休兵息民、清心省事的时候，希望深察臣的意见，裁决这件事。如果再去询问主张出兵的大臣，臣私下恐怕他们只专心于出兵，会误导圣听。”所谓主张出兵的大臣，指的是章惇。当时内藏空虚，陕西各路因军赏所需银绢数额不足，请求从内藏库拨给，诏令拨绢五十万匹给他们。皇帝对近臣说：“内库的绢才一百万匹，已经拨出一半了。” 蔡京掌权后，又致力于开拓土地，劝徽宗招纳青唐，任用王厚经营筹办，耗费钱财亿万，动用大军两次，才攻克那里；而湟州戍兵每年耗费钱一千零二十四万九千多缗。政和五年，熙河兰湟运使洪中孚说：“本道青稞每亩收五石，每粒抵得上大麦的三粒。过去供应人粮时给精米，供应马料时给青稞，通常都按八折计算；这样不但人、马的粮食足够，价格也相当。如今边臣不明白实际情况，把精米、青稞和糙米、大麦一律按一斗抵一斗发放；这样公家每斗损失一成，私人却每斗多得一成。计算一路每年费用，斛斗一百八十万、杂色五十万以外，青稞一百三十万；按斗折算，每年多费二十六万石，每石三十缗，共计七百八十万缗。”皇帝担心米仍然粗劣，将士可能面有饥色，于是命令按九折计算。第二年，又命令按斗计算发放，最终取消九折。又在陕西修建四座都仓：平夏城名为裕财，镇戎军名为裕国，通峡砦名为裕民，西安州名为裕边。自从夏人叛离归命以来，各路都谋划进筑城堡，陕西以西的保甲都运送粮食。后来童贯又亲自率兵修筑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穷追深入讨伐，共历时六七年。到宣和末年，粮饷空虚匮乏，鄜延甚至不能支撑十天半月。当时边臣争相致力于开拓边境，夔州、峡州、岭南的不毛之地也开始设置郡邑，向百姓征调，县官支出，数目多得无法计算。最后发生燕山之役，雄州、霸州等州的仓廪全都枯竭，士兵饥饿愤怒，有人投掷瓦石攻击守臣、副职，甚至拔刀砍杀将官。燕山郭药师所率的常胜军，按人数发给钱粮，每月耗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河北百姓的力量无力供应，于是兴起了免夫钱的议论。起初，黄河每年征调民夫修筑埽岸；不立即服役的人，就缴纳免夫钱。熙宁、元丰年间，淮南征调修黄河的民夫，每夫缴钱一万文，富户有出到六十夫的，刘谊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到了元祐年间，吕大防等人主张回河，劳役既然很大，于是便摊派民夫并让人出钱。大观年间，修筑滑州鱼池埽，开始全部命令缴钱。皇帝认为这样事情容易集中办理，百姓也不受烦扰，于是诏令凡是河堤应当征调春夫的，都缴纳免夫的等价钱，定为永久法令。到这时，王黼提出建议，于是下诏说：“大军出动以后，如果不借助各路百姓的力量，怎么能够成功？告谕百姓，国家的事情应当竭尽力量，天下一律缴纳免夫钱，每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岭、蜀的民夫每夫三十千。”总共得到一千七百多万缗，河北的群盗也因此大规模兴起。南渡以后，三边的粮饷供应，籴粮之事不能停止。绍兴年间，在江、浙、湖南实行博籴，多的发给官告，少的发给度牒，有时用钞引，但大多卖不出去；官吏又借机作奸，社会人心大为扰乱。于是降低价格来诱导有积粮的人家，起初不限制官户、编户。凡是朝廷发下金、银、钱、帛，而州县阻拦扣留、不能立即归还的，官吏都判徒刑二年。广东转运判官周纲籴米十五万石，没有扰民，也没有陈腐；抚州守臣刘汝翼供应军队没有缺乏，并且劝诱百姓赈济、平价出售粮食救助流离者，这两人都升一官。绍兴七年，因为饶州籴米每石取耗米四斗，治罪该郡守。从此和籴按剩余数额计算治罪。绍兴十三年，荆湖年成丰收，米价每斗六七十钱，于是就地籴买，以宽解江、浙百姓。绍兴十八年，免除和籴，命令三总领所设置籴场收粮。旧制规定：两浙、江、湖每年应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其中两浙一百五十万斛，江东九十三万斛，江西一百二十六万斛，湖南六十五万斛，湖北三十五万斛。到这时，拖欠了百万斛有余。于是诏令临安、平江府以及淮东、淮西、湖广三计司，每年买米一百二十万斛：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都为十五万。绍兴二十八年，免除两浙，以三十五万斛折合钱，诸路纲运的米以及籴米场每年收取四百五十二万斛。二十九年，买米二百三十万石以备赈济借贷，每石减钱二千，用关子、茶引以及银子充抵其数。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闽遭遇淫雨，诏令州县用本钱坐仓收籴，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乾道四年，用会子以及钱、银筹集籴本，每石钱二贯五百文。淳熙三年，诏令广西运司根据年成丰歉和市场价格高低，增减发给籴钱。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说：“和籴的弊端，形成来已经不是一日了；想要抓住要害加以革除，不能不禁止强行科征和压价。至于禁止科征和压价，没有比提高米价更好的办法，这是已经试行并得到验证的。希望命令有关部门奉行。”皇帝下旨同意了。绍定元年，赐给湖广总所银、会子和度牒，命令和籴米七十万石以供应军队。五年，臣僚说：“如果把民间本应缴纳的缗钱改为缴纳粮食，免得他们低价卖粮来缴钱，对农民来说也很有利，这是扩大籴粮的好办法。”朝廷采纳了。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籴米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籴米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籴米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籴米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籴米二十万石，太平州籴米一十万石，淮安州籴米三十万石，高邮军籴米五十万石，涟水军籴米一十万石，庐州籴米一十万石；都根据当时的情况，以一色会子发下去收购粮食，用来供应军饷。”

译咸淳六年，都省说：“咸淳五年和籴的米，除浙西永久停止和籴以及四川制司就地籴买二十万石、封桩充作军饷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籴一百四十八万石；凡是遇到实行和籴的年份，都是这样办理。” 漕运：宋朝定都大梁，有四条河流用来通行漕运：一是汴河，二是黄河，三是惠民河，四是广济河，其中由汴河运输的最多。太祖在战乱中起兵取得天下后，鉴于唐末、五代藩镇造成的祸患，把军队蓄养在京师，形成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形势，所以特别重视军队和粮食。建隆年间以来，首先疏浚三条河流，下令从此各州每年征收的税租以及专卖货物的利润、上供的物帛，全部由官府供应舟车，运送到京师，不得役使百姓而妨害农事。开宝五年，征用汴河、蔡河的公私船只，运输江、淮地区数十万石米以供军粮。当时京师每年的费用有限，漕运事务还比较简单。到太平兴国初年，两浙已经献地归宋，每年运输四百万石米。各地雇用百姓拉船，官吏又借机作奸，运输船有时夹带钱帛、杂物运往京师，还把回运的纲船转送到外州；主管仓藏的官吏在交纳、接收时邀留拖延，于是便有人擅自买卖官物。太平兴国八年，才选派精干强干的大臣，在京师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务。每一纲运输，都计算其舟车和役夫的费用，交给主管纲运的官吏雇募人员；舟车的到达、出发以及财货的发放、接收，都要彼此通报并加以催督。从此，调发物资时邀留拖延的弊病才革除。起初，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各州，选取本州百姓中资财丰厚的人押送上供物资。这些百姓大多质朴鲁钝，不能约束和管理船夫，船夫便侵盗官物，押送的百姓破产也不能赔偿。于是下诏改由牙吏押送，不要再扰累百姓。大通监运送铁到尚方，铸造兵器，锻炼使用后，每十斤只能得到四五斤；广南进贡藤料，去掉粗劣部分后，每斤仅剩三两。于是命令把铁在冶场由冶炼官淬炼加工，藤只取可用的部分，不要使百姓背负过重物资远途运输，以免劳损民力。汴河上的纤夫大多饥饿寒冷，太宗命中黄门访求，找到一百多人，见他们衣衫破烂、干瘦憔悴，询问原因，原来是主管粮食的官吏屡次夺取他们的口粮。皇帝震怒，逮捕审讯后查明属实，将该官斩断手腕，示众于河上三日后才处斩；押运官被杖责并发配商州。雍熙四年，把水路、陆路发运合并为一个机构。主管纲运的官吏和士卒盗用官物，以及用水土混杂官米，或因故意毁坏船只而导致沉没溺亡的，都要弃市；招募告发者并给予重赏。至于山河、平河确实因滩碛、风势和水势而毁坏的，则根据收救物资的比例分别定罪。端拱元年，撤销京城水陆发运机构，把它的事务分别隶属于排岸司和下卸司。在此以前，四条河流运输物资没有固定定额。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豆类一百万石；黄河运输粟五十万石、豆类三十万石；惠民河运输粟四十万石、豆类二十万石；广济河运输粟十二万石；总计五百五十万石。除非遇到水灾、旱灾而蠲免百姓租税，否则从未有一年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输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各路征收租税、收籴粮食，在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设置仓库接收，分派船只逆流而上驶入沛水，以抵达京师，设置发运使负责管理。各州上供的钱帛、杂物、军器，也照此办理。陕西各州的豆类和粮食，从黄河三门沿水流进入沛水，以抵达京师，也设置发运司负责。由粟帛经广济河运到京师的，是京东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运到京师的，是陈州、颍州、许州、蔡州、光州、寿州六州，都由京朝官、廷臣监督。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通达乾宁军，其运输物资也由廷臣主管。广南的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各种货物，先陆运到虔州，然后改用水运。川益各州的金帛以及租税、市场征收的布匹，从剑门设置驿站传送，分批用车拉、人力挑运到嘉州，再沿水路运到荆南，由荆南派遣纲吏运送到京师。咸平年间，规定每年运输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年，水陆运输上供的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银两、端砚、绢匹，以及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各州每年制造运输船，至道末年有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年减少四百二十一艘。在此以前，各河漕运的数量逐年增加。景德四年，规定汴河每年的定额为六百万石。天圣四年，荆湖、江南、淮南各州县和籴粮食上供，百姓缺粮，从天圣五年以后暂时减少五十万石。庆历年间，又减少广济河二十万石。后来黄河每年的漕运因损耗而日益减少，只能运送豆类三十万石；每年创制漕船、购买木材、役使牙前，劳力和费用都很大。嘉祐四年，停止运输豆类，减少漕船三百艘。从此每年只漕运三条河流。江、湖地区上供的米，旧制由本路转运使运到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装载食盐返回，船只回到所属州，士卒回到自己的家中。汴河船只到转般仓运米，再送往京师，每年轮转运输四次。河流冬季干涸，船夫也回营，到春天再集合，称为“放冻”。船夫能够轮番休息，逃亡的人很少；汴河船不经过江路，也没有因风浪而沉没的祸患。后来发运使的权力越来越重，六路上供米集中编成纲、统一发船，不再交给本路办理，独自专掌此任。公文堆积，事务繁多，无法逐一检查。操船的人贿赂各级官吏，得以到富饶州郡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便赶往京师。从此江船、汴船混合转运，无法区分，纤夫有的终身不能回家，老死在河道上。户籍中多是假名，漕运事务形成严重弊病。

译皇祐年间，发运使许元上奏说：“近年各路因循旧习，粮纲法败坏，于是使汴河纲船到了冬天还驶出长江，替其他各路转运漕粮，士卒不能休息。应当命令各路增加船只，装米运到转般仓，按旧例充作每年的定额。”于是贪图牟利的人大多认为许元的主张是对的，诏令按照许元的奏议执行。过了很久，各路纲船仍然不能集齐。嘉祐三年，下诏严厉责备有关官司，因为他们违背诏令而不实行；又责备发运使不能总领纲运条理，转运使不能筹措每年的收入。预先命令江、淮、两浙转运司，以一年为期限，各自制造船只、补充船夫，集中编成本路纲运；从嘉祐五年起，汴船不得再驶出长江。期限到了，各路船只仍然不足。汴船既不驶往江外，江外船也不能驶到京师，失去了商贩贸易的利益；汴船的工匠和士卒整个冬天坐食无事，常常苦于供给不足，便都盗拆船材，换钱供自己使用，船只更加破坏，漕运定额也越来越不能达到。议论此事的人起初是想让漕运士卒能够回家休息，但近年汴船多雇用丁夫，每船士卒不过一两人，到了冬天应当留下守船，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回家休息。当时许元已经罢职很久，后来任职的人多次奏请让汴船驶出长江，执政大臣不准。治平三年，才下诏让七十纲汴船驶出长江，不久便全部驶出长江，恢复旧制。治平二年，漕运粮食到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有漕运金帛、缗钱送入左藏库、内藏库的，总数为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各路之间相互转运、调拨以互相供给的数目还没有计算在内。由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到京师，木柴按斤计算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斤，木炭按秤计算为一百万秤。这一年，各路新造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师支用粳米还剩下足够五年的储量。当时漕运官吏和士卒上下共同侵盗、贩卖官物，严重时甚至假托风势水势使船沉没，以销毁罪证。官物陷没亏折，每年不少于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任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商船与官船分开运输，互相检查，旧有弊病才消除。每年漕运的通常定额已经足够，招募商船运到京师的又有二十六万余石，还没有停止；于是请求把这部分充作第二年的定额。三司使吴充说：“应当从明年起减少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命令发运司把它改换成价值二百万缗的轻便货物，计算五年所得，大约可有缗钱一千万，用来转储三路，实行平籴以备边防。”王安石说：“突然减少米二百万石，米价必然骤然下跌；突然增加价值二百万贯的轻便货物，货价必然骤然上涨。应当命发运司估量米在各州郡的价值，把它折成钱，改换成轻便货物，储存在河东、陕西的要便州军，按照常平法买卖，这样才便利。”诏令依照王安石的意见办理。熙宁七年，京东路察访使邓润甫等说：“山东沿海州郡土地广阔，丰收年谷价低，可以招募人员从海上运输，山东的粮食能够转运到河朔，以帮助军粮。”诏令京东、河北路转运司共同筹划，最终没有实行。这一年，江、淮上供的谷物运到京师的还不到原数的三分之一，便命令督促发运使张颉赶快筹办来年的漕运计划。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说：“今天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说的陈留，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依靠漕运的便利来供养军队。国家初建时，疏浚三条河渠以通漕运，规定上供的固定定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的粮食，只供应太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只有汴河运输的米麦，才是太仓积蓄的实际储备。近来停止广济河漕运，而惠民河的粮食又不进入太仓，百姓和军队所依赖的就只有汴河了。议论者屡次主张改革，必然会使汴河漕运日益失去原来的规模。”十二月，下诏疏浚广济河，增加漕船。后来河道修成，每年漕运京东谷物六十万石。东南各路原来用陆路运输的上供杂物，增加船只改用水运。押运汴河江南、荆湖纲运的人员，七成派三班使臣，三成派军中大将、殿侍。又命真州、楚州、泗州各制造浅底船一百艘，分为十纲驶入汴河。元丰五年，撤销广济河辇运司和京北排岸司，把上供物资改在淮阳筹措后运入汴河，并改名为清河辇运司。御史说，广济河水流平缓向上运输，与清河逆流驶入汴河，路程远近和险易不同。诏令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比较其中利弊上报。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开凿龟山运河，使漕运往来，免除风浪造成百年沉没的祸患。诏令二人各升两级官职，其余官员分别减免任期、提前迁转。元丰八年，停止每年运输一百万石粮食前往西京。此前，漕运经洛水进入汴河，把东南粮食运到洛阳，至此户部上奏请求停止。这一年，制定汴河粮纲的赏罚制度，年终进行检查。绍圣二年，设置汴纲，合计编成二百纲。对于在铨试中未被录取的进纳官，注定其押运上供粮食，不使用衙前、土人和军将。不久，又恢复招募土人押运各路纲粮。政和七年，制定东南六路各州军知州、通判装运、发送上供粮食的任满赏格：从一万石到四十万石，分别提升名次、减免任期。张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每年漕运一百二十万石米供应中都。江南州郡偏僻遥远，官吏难以督促，张根常常保留三十万石作为转运的根本，用来宽缓各州郡，—时人很称赞他。宣和二年，诏令说：“六路米麦纲运，依法招募官员押运；先招募尚未到部的低级使臣，以及未经正常程序补授的校尉以上官员、未许入部之人和进纳人负责管押。淮南分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以内分四运，江东二千里以外及江西分三运，湖南、湖北分二运。各运亏欠不超过五厘的，除依照规定推赏外，还允许其在外地指定一次合适的差遣。招募土人一事一并停止。”宣和七年，诏令终结应奉司在江淮各局、所的事务，并停止花石纲，命令各路漕臣迅速拘集船只，装运纲粮以备边防。靖康初年，汴河决口有的达到一百步，堵塞决口时工程尚未完工，河水干涸了一个多月，纲运不通，南京和京师都缺粮。朝廷责备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京师所陈良弼一同办理。过了二十天，水势恢复原状，纲运接连到达，两京的粮食才充足。

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微薄，不足以供应军费；屯田、营田每年的收入也没有多少。除籴买粮食入中以外，每年还要从内藏库支出金帛以及上京榷货务的钱，数目都不下几百万。选派使臣、军中大将，河北的船运到乾宁军，河东、陕西的船运到河阳，再筹办陆运；有时使用铺兵、厢军，有时征发义勇、保甲，有时差派、雇用民夫，按照道路条件用车装载或用牲畜驮运。河北路程较近，西路迂回遥远，又要经过沙碛险地，运输非常艰难。熙宁六年，诏令鄜延路经略司支取封桩钱，在河东购买骆驼三百峰，运输沿边的粮食和草料。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征调夫役一万一千人随军运输，坊郭上户中有的被征调四百人，其次也有一二百人。愿意出驴的，三头驴抵五名夫役，另差一名夫役赶驴。一名夫役的雇价约三十千以上，一头驴约八千钱，再加上期限紧迫、催逼频繁，民力无法承受。军队所需物资的调发已经十分烦扰，又有许多不急迫的事务，例如绛州运输一千石枣到麟州、府州，每石只值四百钱，雇工费用却约需三十缗。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说：“运输粮饷的办法，没有比用车更便利的。从熙宁寨到磨▯移口都是大川，车辆通行没有障碍；从磨▯移到兜岭山下，道路也是这样。山岭以北就是山势险峻、水源很少，车辆难以通行。可以在山岭南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建一座城寨，使大车从镇戎军装载粮草运到那里，再根据军马所在之处，用军前的夫役和牲畜进行短途转运。还应在中途按远近测量路程，派遣返回的空夫修筑小堡相互接应。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半民力。”神宗称赞这个建议。京西转运司征调均州、邓州夫役三万人，每五百人派一名官员统领押送，前往鄜延运送粮饷。除本路按路程每天支给钱米外，转运司又计算从进入陕西地界到延州的路程，每天支给米钱三十文、柴菜钱十文，并预先合并发给。陕西都转运司在各州差派、雇用车辆和夫役，经过的各州轮流接替；每人每天支给米二升、钱五十文，一直到沿边地区为止。粮食运出本路境界后，只差派厢军运输。熙宁六年，诏令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筹措兰州人一万人、马二千匹运输粮草，并在沿途各州军搜括官私骆驼二千峰交给经制司，从熙州、河州折运。力量不足时，就征发义勇、保甲。供应河东、陕西边境使用而又不属于紧急军情的物资，都编成小纲，分批按日期递送。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说：“西部辅郡的军粮，发运司每年拨给八万石补助，在荥泽下船卸货；到达州城还要走四五十里，于是设置车运铺三处，每铺七十人，每月可以运输八千四百石。运输量逐渐增加，就按数量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令说：“一方用兵，数路调发，军功尚未成功，民力却先困乏。京西运粮，每名夫役运六斗，费用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额外耗费一百多万缗，听来令人惊异。今年各地丰收，粮食多得散落满地，只应在各地提高价格收购，不得轻率进行陆运，以符合体恤百姓的意思。至于纲粮水运和各州支移等事项，仍照旧办理。”三路陆运以供应军费，大致情况如此；其他州县的运输，或因军事行动而调发以供应一时之需，这里都不记载。转般制度自熙宁以来开始改变：每年运输六百万石供应京师之外，各仓常常还有余粮。州郡报告歉收，就把上供粮折价按高价收取，称为“额斛”。计算本州每年的定额，用仓中储粮代替运往京师，称为“代发”。又在丰收年按中等价格收购储存，谷价低时由官府收籴，不至于伤害农民；饥荒歉收时则收纳钱款，百姓认为便利。籴粮本钱逐年增加，军粮供应也有余裕。崇宁初年，蔡京任宰相，开始搜求余财以供奢侈消费，便花费亲信胡师文的钱财，任命他为发运使；胡师文把数百万缗籴本充作贡物，因此入朝任户部侍郎。后来的人竞相仿效，时常进献财物，于是籴粮本钱耗尽；本钱耗尽，不能增加收籴，储积也空了；储积空了，没有东西可以代发，转般法便败坏了。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说：“往年，南面从真州江岸到北面楚州淮堤，用堰拦水蓄积，重船不能通行，只能驳运，劳力和费用都很大。于是就在堰旁设置转般仓，接收各州运来的物资，再改用运河船装载，驶入汴河，以到达京师。虽然免除了推船过堰的劳苦，但侵盗的弊病也由此产生。天圣年间，发运使方仲荀奏请测量真州、楚州的堰，把它改建成水闸；从此东南地区的金帛、茶叶、布匹之类可以直接运到京师，只有六路上供的粮食仍沿用转般法，官吏和士卒的靡费以及途中损耗，动辄以万计。希望把六路上供的粮食，也都依照东南杂运，直接运到京师或南京府界卸下交纳，这样或许可以免除侵盗和借贷的弊病。”从此，六路郡县各自承担每年的定额，即使湖南、湖北最远的地方，也直接运抵京师，号称“直达纲”。丰收时不增加收籴，歉收时也不实行代发。纲米到来时，所立法令极其严厉；船只有损坏，所到之处都必须修整，不得超过规定期限。州县希望船只快速通过，便只让押运人员具结申报，再用钱打发他们；沿途的乡、保都受到骚扰，公私方面的额外浪费层出不穷。加上盐法已经败坏，回程船只没有可运载的物资，船夫逃散，船只也随之损坏，原来的转般法全部废弃。大观三年，下诏规定直达纲从第二年起一律依照旧法恢复转般，命令发运司督促修缮仓廒，荆湖北路提举常平王璹负责筹办各路运粮的舟船。政和二年，又恢复实行直达纲，毁坏拆除了转般各仓。谭稹上奏说：“先祖先宗建立真州、楚州、泗州转般仓，一是用来防备中都缓急之需，二是防止漕运河道阻塞，三是使纲船装发后依次运行，始终没有空闲的日子。自从这一制度废止，河道日益浅涩，终于导致中都粮储接济不上，淮南三座转般仓不可不恢复。请从泗州开始，依次恢复真州、楚州；既然已有瓦木材料，顺流而下，不会太费力费钱。等到丰收年筹措储蓄，再制定转般法。”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上奏说：“转般法包含着平籴的意思。江、湖有米，可以在真州收籴；两浙有米，可以在扬州收籴；宿州、亳州有麦，可以在泗州收籴。只要观察六路的丰歉情况，哪里歉收，就用钱折算粮额，发运司便可以从中调剂，不仅没有每年定额不足的忧虑，还可以因此减轻百姓的负担。运粮河道干旱时，还有汴口仓可以依靠。现在所担忧的是，过去每年用于收籴的本钱五百万缗，已经几乎用尽。”

译宣和五年，于是下发度牒以及香钞、盐钞各一百万贯，命吕淙、卢宗原均衡收籴粮食，专门作为转般的储备。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说：“转般所走的路程并没有增加，百姓也不劳苦于卸货、交纳；丰收年可以扩大收籴、厚积粮食，以等待中都使用。自从实行直达后，路程既远，弊端尤其多，例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的全年不能完成一次运输，有的押运一万石米却亏欠七八千石，有的船只抛失、士卒和梢工逃散，十只船中连一二只也保存不下。折欠的弊病产生于滞留，而沿途官司又设置多种阻碍，有的路漕司甚至不自行置办船只，截留其他路返回的纲船，尤其不便。”诏令发运司筹办。宣和六年，把没有定额的上供钱物和六路过去拖欠的发斛斗钱储存起来作为籴本；另外下发三百万贯给卢宗原，将湖南征收的年度定额，以及随同正额预先征收的亏欠粮食，都运到转般仓卸下；然后把已经卸下的粮食均衡收籴，再转运到京师。所有直达运输，等转般粮食能够有次序地运行后就停止。靖康元年，命令东南六路上供的额斛，除淮南、两浙仍依旧实行直达外，江南、湖广四路都筹办转般。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运送到行在，其余运往京师。建炎二年，下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的纲运送到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以及三纲运送到行在。又下诏，二广、湖南北的纲运如果经过两浙，允许送到平江府；福建纲运经过江东、江西，也允许送到江宁府。建炎三年，又下诏各路纲运的现钱和粮食送到建康府户部，金银、绢帛全部送到行在。绍兴初年，根据各地情况安排：用两浙的粮食供应行在，用江东的粮食供给淮东，用江西的粮食供给淮西，用荆湖的粮食供给鄂州、岳州、荆南。按照实际用粮数额，责成漕臣运送，多余的送回行在，钱帛也如此办理。雇船、差派夫役，弊病多得无法承受，民间甚至有自行毁掉船只、自行荒废田地的。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征调两川夫役运米十五万斛到利州，平均每斛要花费四十余千钱，饥饿和疾病接连发生，死在路上的人很多，蜀人以此为苦。漕臣赵开允许百姓把粮食运到内地各郡，并招募船只运输，大家都认为便利。总领所派官员到沿江各郡收籴，又在兴州、利州、阆州设置场所，允许商人入中粮食。然而仍然担心百姓劳苦疲惫，于是又减少成都水运应当对籴的米。绍兴十六年。三十年，按科目调拨各路上供的米粮：鄂州军每年需用米四十五万余石，分别从全州、永州、郴州、邵州、道州、衡州、潭州、鄂州、鼎州调拨；荆南军每年需用米九万六千石，分别从德安、荆南、澧州、纯州、潭州、复州、荆门、汉阳调拨；池州军每年需用米十四万四千石，分别从吉州、信州、南安调拨；建康军每年需用米五十五万石，分别从洪州、江州、池州、宣州、太平州、临江军、兴国军、南康军、广德军调拨；行在总共需用米一百十二万石，除就地使用两浙米外，从建康、太平、宣州调拨；其中宣州驻扎殿前司牧马所需的米，以及折合输送的马料三万石，都从本州调拨；并由各路转运司储备发放。当时内外各军每年耗费米三百万斛，但四川不在其中。嘉定年间战事兴起，扬州、楚州之间转运不断，濠州、庐州、安丰军的舟船交通也已经便利；但浮光的驻军，要依靠齐安、舒州、蕲州百姓供应粮饷，远的相距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至于京西的储粮，襄州、郢州还可以直接运达，唯独枣阳需要陆运，夫役都从湖北的鼎州、澧州等地调来，道路遥远；夫役每次运粮不过八斗，而资粮ＲＪ屦以及夫役所在地方的额外索求，费用通常是粮价的十倍。中等财产的人家雇人替代一名夫役，要花钱四五十千；贫困单弱的人家一名男子被征役，全家便离散，甚至有人死在道路上。至于押送纲运，都差派现任官员；官员缺额时，就选募候补待阙官、寄居官中有才干的人替代。责任繁重艰难，人人都感到畏惧。因此自绍兴以来，优厚地制定赏格；对于有亏欠的人，也多方设法予以体恤。乾道初年，免除亏欠五十石以下者的责任；乾道三年，免除亏欠一百石以下者的责任。乾道九年起，纲运亏欠达到十分之一的，送交有关部门查究弊端。到这时，臣僚申明，纲运亏欠达到十分之一的，也允许补足。淳熙元年，诏令说：“不论亏欠多少，一律不得免除。因纲运亏欠而被追究、降黜官资的人，如果原本不是侵盗，并且已经补足输纳，允许恢复叙用。”从此，纲运亏欠虽然责令官吏赔偿，但由于山川遥远，不是一个人所能查究清楚，所以有时也会包含在蠲免之中。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屯田、常平、义仓） 前代军队驻扎的地方，如果有地利，就开设屯田、营田，以节省粮饷运输。宋太宗讨伐契丹，谋划夺取燕蓟；边境一有空隙，河朔便连年骚动，百姓耕种、纺织失去生计，州县有很多荒闲田地，而边境驻军却越来越多。从雄州东面直到海边，多有积水，契丹对此忧患，不能任意侵扰突袭；顺安军向西到北平二百里，地势平坦开阔，契丹每年常从这里入侵。议论者认为，应当测量地形高低，利用水陆便利，修建田间道路，疏浚沟渠，增加种植五谷，就可以充实边境粮仓并限制敌军战马。端拱二年，分别任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陈恕面对皇帝极力陈说此事不便。实行数日后，有诏令修缮完备城堡，疏通沟渠，于是营田的建议就搁置了。当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筹办河东各州营田，不久也停止。

译六宅使何承矩请求在顺安寨西面引易河筑堤开设屯田。后来河朔连年发大水，等到何承矩任雄州知州时，又说应当利用积水蓄成陂塘，大规模开辟稻田以满足粮食供应。恰逢沧州临津县令、闽人黄懋上书说：“闽地只种水田，沿着山势引水泉，耗费的功力加倍。如今河北州军多有陂塘，引水灌田，省力而且容易成功；三五年之间，公私一定都能大获其利。”诏令何承矩前往察看后回来，奏报与黄懋所说相同。于是任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任命黄懋为大理寺丞、充任判官，征发各州镇兵一万八千人承担劳役。雄州、莫州、霸州以及平戎军、顺安军等处，共修筑堤堰六百里，设置斗门，引淀水灌溉。第一年种稻，正逢霜冻而没有成功。黄懋认为晚稻九月成熟，但河北霜来得早而地气成熟得晚；江东早稻七月就成熟，于是取来江东稻种，督促种植，这年八月稻子就成熟了。起初何承矩提出建议时，反对的人很多；武臣习惯攻战，也以修筑营田为耻。第一次种稻失败后，众人的议论更加激烈，事情几乎被废止。到这时，何承矩装载几车稻穗，派官吏送到宫门之下，议论的人才停止。此后，莞草、蒲草以及蛤蜊、蚌类等物产丰富，百姓也依靠它们获利。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也说：“汉、魏、晋、唐时期，在陈州、许州、邓州、颍州以及蔡州、宿州、亳州直到寿春，都利用水利开垦田地，遗迹仍然具备。应当选派官员大规模开设屯田，以疏通利用水利；征发江、淮地区的下军散卒，并招募百姓充当役夫。发给官钱购买耕牛、置办农具，疏导沟渠，修筑堤坝。每屯十人，每人给一头牛，治理田地五十亩。虽然古制是一夫耕种百亩，如今暂且开垦一半，等日久之后可以恢复古制。每亩约收三斛，每年可收十五万斛；在七州之间设置二十屯，可以得到三百万斛；再逐步增加，几年之内就可以使仓廪充实，节省江、淮漕运。百姓的田地尚未开垦时，由官府替他们种植；公田尚未开垦时，招募百姓开垦；每年收成所取，全部按照民间主户、客户的比例办理。傅子说：‘旱地的收成命运系于上天，人力即使整治得好，如果水旱失时，一年的功夫也会全部荒废。水田的制度依靠人力，人力如果整治得好，地利就可以充分利用。’而且水田遭受虫灾的危害也少于旱田；水田一旦治理好，利益可以增加一倍。”皇帝看了奏章，称赞这个建议，派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驿车前往察看、规划，但最终没有实行。到咸平年间，大理寺丞王宗旦请求招募百姓耕种颍州陂塘的荒地，共一千五百顷。所属百姓中应募的有三百多户，诏令他们暂不缴纳租税，免除徭役，但这对功利没有帮助。汝州原来有洛南务，内园兵负责种稻，雍熙二年停止，把土地赋给百姓；到这时又恢复设置，命京朝官专门掌管。招募二百多户百姓，他们自备耕牛，设置团长，开垦土地六百顷，引汝水灌溉，每年收获二万三千石。襄阳县的淳河，旧时筑堤拦水引入官渠，灌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的蛮河，灌溉田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多顷。知襄州耿望请求在旧有土地之外兼并搜括荒田，设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派夫役五百人筑堤修坝，又集合邻州士兵，每务二百人；在荆湖购买耕牛七百头，分别发给各处。这一年，种稻三百多顷。咸平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也说：“应当在古代原州修建镇戎军，设置屯田。如今本军一年供应刍草、粮食四十余万石、束，大约要花费茶盐五十余万；如果再让远方百姓运输，费用会更多。请在军城四面设置屯田务，开垦田地五百顷，设置下军二千人、耕牛八百头进行耕种；又在军城前后直到北面的水峡口，各设置堡寨，分配人员居住在那里；没有敌寇时耕种，敌寇到来时作战。就命知军兼任屯田制置使，由他自行选派使臣担任四座堡寨的监押，每寨五百人充任屯戍士卒。”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原州、渭州也开设方田，归附境内的戎人都依靠此举安定居住。当时军费逐渐增加，凡是有人谈论屯田、营田，朝廷就下诏让边臣筹划实行。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求在靖戎军东面堵塞鲍河，开渠引水进入顺安、威虏二军，在河渠两旁设置水田、陆田营田。命莫州部署石普监督这项工程，过了一年完工。知保州赵彬又奏请决开鸡距泉，从州城西面直到蒲城县，分引徐河水向南流入运渠，大规模设置水陆屯田；诏令驻泊都监王昭逊共同完成。此后定州也设置屯田。咸平五年，停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求在唐州赭阳陂设置营田务，仿照襄州办理，每年种植七十多顷，由方城县令、县佐掌管，调派夫役耕耘除草。景德初年，朝廷听从京西转运使张巽的请求，下诏只役使务兵。景德二年，命令沿边设有屯田、营田的州军，其长官都兼任各营田、屯田事务的制置官，原来兼任使职的人照旧。大中祥符九年，把定州、顺安军的营田务改为屯田务；九州军都派官员监督事务，并设置属吏。淮南、两浙原来都有屯田，后来大多把土地赋给百姓而收取租税，只保留屯田的名义。河北的屯田虽然实际存在，但每年收入很少，作用只是蓄水以限制敌军战马而已。天禧末年，各州屯田总计四千二百余顷，河北每年收获二万九千四百余石，其中保州最多，超过总数的一半。襄州、唐州二州的营田废止后，景德年间，转运使许逖又恢复了它。起初，耿望借给种田人耕牛，并调派夫役耕耘收割，每年收入很多。后来张巽改变办法，招募水户分头耕种；到许逖时又参用兵夫，时间一久没有取得大的利益。天圣四年，派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前往察看，刘汉杰说：“二州营田恢复以来，襄州得到粮食三十三万余石，折合缗钱九万余；唐州得到粮食六万余石，折合缗钱二万余。供给吏卒俸禄、官牛和各种费用，襄州花费十三万余缗，唐州花费四万余缗，所得不能补偿所失。”诏令废除营田，把土地给贫民耕种，每顷只收半数税。后来陕西发生战事，诏令转运司利用空闲土地设置营田，以帮助边防事务；又借用同州沙苑监的牧马地作为营田。但永兴军知军范雍征括各郡的牛，颇为扰民，不久营田便被罢废。右正言田况说：“镇戎、原州、渭州，土地方圆数百里，过去都是民田，如今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可以就这些地方大力兴办营田，把保捷兵中不熟悉作战的分派去耕种，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设置一名营田官统领，按时播种，农闲时就操习武事。”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后来才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人商议在边境设置屯田，最终仍未能办成。

译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收获粮食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年，任命内侍押班李若愚共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务。熙宁三年，王韶说：“从渭原城以下直到秦州成纪县，沿河两旁五六百里，肥沃田地没有耕种的约有一万顷；治理其中一千顷，每年可以得到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反驳说：“王韶所指的是最边远地区招募弓箭手的土地，恐怕会使秦州增加事端。”诏令派王克臣等前往察看，他们又奏报说与李师中的意见相同。皇帝再次交给沈起办理，沈起奏说：“没有看见王韶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即使确实有这些土地，恐怕招人耕种会使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说：“听说沈起故意把甘谷城的弓箭手土地说成王韶妄指之地，以堵塞王韶的妄奏。”而窦舜卿奏报：“实际只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省说：“沈起并没有把甘谷城的土地说成王韶奏章所指的土地；但李师中先前在秦州时与王韶互相上奏争辩，双方都有曲有直。”王韶于是因被认为妄指闲田，从著作佐郎降职为保平军节度推官；李师中也被削去待制职。后来韩缜任秦州知州，才说：“确实有古渭寨弓箭手尚未申领的空地四千余顷。” 于是恢复王韶原来的官职，采纳他的请求实行屯田。第二年，河北屯田司上奏说：“丰收年经营屯田，收入还抵不上费用。”于是诏令停止沿边的水陆屯田务，招募百姓租种，把屯田士兵收编为州厢军。” 当时陕西有许多荒地没有耕种，但屯驻守边的军队不能撤回，远方还不断有运输粮饷的劳苦。知延州赵禼请求招募百姓耕种，以减轻朝廷的忧虑，诏令把这件事交付办理。经略安抚使郭逵说：“怀宁砦所得的土地方圆百里，已经用来招募弓箭手，没有空闲田地了。”赵禼又再次提出此事，于是清查土地，得到一万五千多顷，招募汉、蕃士兵将近五千人，编为八指挥。诏令升迁赵禼的官职，并赏赐金帛。熙州王韶又请求用河州蕃部靠近城池、河川的土地招募弓箭手，用山坡地招募蕃兵弓箭手，每砦编为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定额；每人授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地区有许多良田。熙宁七年，诏令委派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办营田，允许他奏请任用属官来办理此事。枢密使吴充上疏说：“如今实行屯田，确实不容易。古代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又另授十亩作为公田，不如依照弓箭手的办法，仿行古代的助田法。熙河四州的田地约有一万五千顷，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公田，大约按年成中等时每亩收粮一石计算，公田可以得到十五万石。官府不必承担屯营中耕牛、农具和廪给的费用，借助众人的力量而不使百姓过度劳苦；即使遇到大荒年收成不好，官府也没有损失；还可以节省转运粮饷的费用，平抑粮价。这样做的便利有六点。”提点刑狱郑民宪说：“祖宗时期，屯田、营田都设置专门机构；屯田用士兵，营田用百姓，本来就是不同的制度。然而襄州营田既调发民夫，又征用邻州士兵，可见营田并不只是用百姓；边州的屯田、营田，不限士兵或百姓，都取其出产供用，可见屯田也不只是用士兵；至于招募弓箭手剩下的土地，又用来招募百姓耕种，那么兵民交错，本来就没有区别。可是前后实行这些办法，有的侵占民田，有的差遣、借调耨田的民夫，有的由各郡搜括耕牛，有的让士兵和百姓混杂耕种，有的各州厢军不熟悉耕作，也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因而造成很多烦扰。至于每年的收入，又抵偿不了费用，于是再次上报停止。只有依照弓箭手实行助田法：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另以十亩作为公田，让他们自己准备种子、粮食和劳力；每亩每年收粮一石，遇水旱灾害减免三分之一。官府没有供给廪粮的费用，百姓又有耕作获利的好处，这似乎可以说是便利的办法。但是，弓箭手招募来以后，还没有安定他们的产业，种子和粮食又没有供给来源，却还责令他们借用公田的劳力，恐怕人心容易动摇，请求等到收成稍好时再推行。”熙宁九年，诏令说：“熙河弓箭手没有耕种的土地，由经略安抚司点派厢军去佃种；由官府置办耕牛和农器，每人授田一顷。年终比较弓箭手和厢军所种田地的优劣，作为赏罚依据。弓箭手逃亡后留下的田地，以及营田中招募佃户所缴的租课，允许就近在本城、砦缴纳，并免除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把定州屯田司改为水利司。等到章惇修筑沅州城时，也设置了屯田务，后来又将其撤销，改为招募百姓租佃，服役的士兵各自回到原属的军队。元丰五年，诏令把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合并为一个机构，隶属于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说：“新收复的土地，请求命官员划定田界，选拔懂得农田事务的厢军，每人授田一顷耕种；其余土地全部授给弓箭手，每人再增加一顷，有马的再增加五十亩，每五十顷编为一营。”又说：“四砦堡现有缺少从事农作的厢军，允许在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和马递铺卒，愿意前往的人每人发给装钱二千。”诏令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知太原府吕惠卿曾上《营田疏》说：“如今葭芦、米脂城内外的良田，不下于一、二万顷。夏人称它们为‘真珠山’、‘七宝山’，是说那里盛产禾粟。如果耕种其中一半，那么两路新砦的军费，就已经不必全部依靠内地供给，何况如果能把它们全部开垦呢？以前不敢前进耕种，是因为外面没有防卫。如今在葭芦、米脂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地段，各修建一座砦，又在中间设置小堡、铺舍彼此遥望，那么延州的义合、白草，以及石州吴堡、克明以南的各城砦，千里的边境全都成为内地；河外三州的荒闲土地，也都可以开垦，用来供给军需。凡是过去被夏人侵占，以及苏安靖放弃、认为双方都不能耕种的土地，都可以依此办法耕种。这样一来，就地在河外买粮，同时使河内百姓所承担的支移粮运，按数量支出脚乘费用，革除百年来远途运输、昂贵籴粮的弊病，以免困扰公家的弊端。财力稍微充裕后，再把葭芦的道路打通到麟州神木，沿途修筑堡砦也依照葭芦、米脂的办法，那么横山肥沃的土地就都归我们所有了。”

译元丰七年，吕惠卿雇用五县的耕牛，调发将兵到外面护卫，耕种新收复的葭芦、吴堡之间名叫木瓜原的肥沃土地，共得到土地五百多顷；麟州、府州、丰州的土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和无力耕种的百姓，以及过去认为双方都不能耕种的土地，又得到九百六十顷。吕惠卿自称所得极为丰厚，可以帮助边防财计，请求把这种办法推广到陕西。元丰八年，枢密院上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共使用将兵一万八千多人、马二千多匹，耗费钱七千余缗、粮食将近九千石、糗Я将近五万斤、草一万四千多束；保甲守御又耗费缗钱一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使耕田百姓一千五百人，雇用耕牛一千具，都是强迫百姓承担的。所收禾粟、荞麦一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束，抵偿不了所费。又借用转运司的钱粮作为种子本钱，至今没有偿还；增加的兵马防拓费用，也仍在年度预算之外。恐怕经略司明年还想耕种，请求及早加以约束。”诏令告谕吕惠卿，不要重犯以前的过失。河东进筑堡砦，从麟州、石州到鄜延南北，接近三百里，以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收复的城砦土地，全部招募厢军和配隶的士卒耕种，以免除他们的差役。不久营田司说，各路招募、调发来的厢军都不熟悉农作，于是分别遣返回原州。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请任用宗纲、樊宾筹办屯田。诏令任命宗纲为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任副职。宋军渡江以后，营田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荆州军粮依靠营田供给，省去了县官一半的负担。绍兴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推行古代屯田法：对于士兵，凡是险要隘口，便修筑堡砦，让他们一边守卫一边耕种；耕种一定供给费用，收获后又发给粮食，依照锄田法办理，其余收入全部归官。对于百姓，水田每亩缴纳粳米一斗，旱田豆、麦在夏秋两季各缴五升；满两年没有拖欠，就把土地给他们作为永久产业。兵、民各自占据一方，流民归业的逐渐增多，也设置堡砦，让他们屯聚居住。所有屯田事务由营田司兼管，营田事务由府、县兼管。朝廷大臣因陈规的奏议请求推广，认为每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是古代制度；如今荒田很多，应当听任百姓请求承受耕种。缺少耕牛的地方，应该采用人力耕田的办法，用两个人拉一张犁。凡授田，五人为一甲，另给蔬菜地五亩，作为房屋、场地和菜圃。兵屯由大使臣主持，民屯由县令主持，按每年课税收入的多少评定官员政绩优劣。” 下令各镇推行这项办法。诏令江东、江西宣抚使韩世忠筹办建康营田，依照陕西弓箭手的办法。韩世忠说：“沿江荒田虽然很多，但大半有田主，难以照陕西的例子办理，请求招募百姓承租耕种。”都督府上奏同意韩世忠的意见，并免除三年租税；满五年后，田主没有自行申报的，就把田地给承租者作为永久产业。诏令湖北、浙西、江西也照此办理，徭役和科配一并免除。绍兴五年，诏令在淮南、川陕、荆襄实行屯田。绍兴六年，都督张浚上奏，把江、淮屯田改为营田；官田和逃户的田地一并登记收管，以五顷为一庄，招募百姓承租耕种。办法是：五家编为一保，共同耕种一庄，以一人为首；每庄给耕牛五具，耒耜和种子等一并配给；另给十亩作为蔬菜园圃；借给钱七十千，分五年偿还。命令樊宾、王弗推行。不久，又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以及江淮、荆、襄、利路的帅臣，都兼任营田使。升樊宾为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在建康设置官署；王弗任屯田员外郎，作为副职。官府供给耕牛和种子，抚恤安置流离百姓，一年之中收谷三十万石有余。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以及王弗都说营田有害，张浚也觉察到它带来的扰乱，请求撤销营田司，改由监司统领，于是诏令帅臣兼管营田。九月，命川陕宣抚吴玠治理废弃的堤堰，兴办营田六十庄，共计田地八百五十四顷，每年收获二十五万石，用来补助军粮储备，赐诏书加以奖谕。绍兴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说：“荆、湖两军屯驻防守襄阳、汉阳，粮饷运输数量很大。襄阳古代有两条渠：长渠灌溉田地七千顷，木渠灌溉田地三千顷，战乱以后淤塞废弃。如今应先修筑堤坝、疏通渠道，招募边民，或者让士兵中的老弱者耕种；耕牛、耒耜、种子和粮食，命河北、京西转运司筹办。这样既可节省运输粮饷的劳苦，又可以安置聚集流亡百姓。”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隆兴元年，大臣们说州县营田的实际成效，办法有十条：选择官员必须慎重，招募人员必须广泛，开凿渠道必须深，乡亭必须修缮，器具必须齐备，田地位置必须有利，粮食用度必须充足，耕作工具必须足够，确定的税额必须轻，赏罚必须实行。还希望制定赏格来招募人员，并暂停广西马纲三年，以便购买耕牛。正好有人控诉襄阳屯田带来的扰乱，皇帝想要停止此事。工部尚书张阐说：“今天荆襄屯田的害处，是因为没有耕田百姓，却把任务交给游民；游民不够，又强迫百姓，于是百姓放下自己的熟田，去耕种官府的生田。有的从数百里外征召而来，有的以‘双丁’为名，役使家中壮丁，导致老人和幼儿无人供养，整个地区骚动不安，停止屯田确实是对的。但是从去年以来，置办耕牛农器、修复长渠和木渠，费用已经超过十万；如果一下子全部放弃，那么荆襄的土地终究不能耕种。近来我看到两淮归正的百姓，动辄以万计，官府不能继续供给粮食，于是老弱饥饿而死，强壮者转而流往他处。若让他们到荆襄耕种土地，不仅可以免于流离，还能使中原百姓听说后知道朝廷有办法安置他们，于是大家都会扶老携幼前来。以后开垦广泛，再取出余粮输给官府，实在是两方面都有利。” 诏令现已耕种的土地仍按旧办法办理，其余土地命虞允文与王珏共同筹办。隆兴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说：“希望把没有披甲服役的人，选择官府荒田，树立旗帜、修筑砦寨，多购买耕牛和犁具，让他们自由耕种其中，官府不收租税，百姓自然乐意跟从。几年以后，开垦的田地一定增多，粮价一定下降。各地有屯田，村落就没有盗贼侵扰的忧虑；军粮充足，就没有长途转运粮饷的劳苦。这确实是长久守卫淮河的策略。”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调拨军队耕种，以每年收取的租米抵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用来供给军粮。但是士兵和百姓混杂居住在村落之间，造成各种扰乱；又从数百里以外差派百姓和保甲来教导耕作，有的两三年都不得替换，百姓非常苦不堪言。知兴元府晁公武想以三年中收成最高的一年作为定额，按等级平均确定数额招募佃户，放免士兵和保甲，让他们守护边境。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八月，诏令镇江都统司和武锋军三处屯田的士兵，一并收编入队训练。乾道六年，停止和州、扬州屯田。乾道八年，又停止庐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说：“襄阳屯田兴办二十多年，仍未能对边防军费产生很大帮助。这不是田地不好，而是人力还没有充分投入。如今边境没有战事，正应当整顿兴办，作为充实边防的计划。本司有荒田、熟田七百五十顷，请求拨钱三万缗，购买耕牛和农具，就可以开始用力耕种。如果将来还有余力，还可以清查荒田，继续开垦。”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用剩余田地招募百姓，充作万弩手，分田耕种。嘉定七年，利用京西屯田招募人员耕种。嘉定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说：“绍兴十五年，各州共开垦田地二千六百五十多顷，夏、秋两季缴纳租米一十四万一千多石，供给屯驻的将士，停止让百姓和籴，利益可以说很广了。乾道四年以后，屯田士兵归还军队接受训练，而营田交给各州招募佃户，结果租利逐渐丧失，骄横的将领和豪强百姓趁机占据，弊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如今豪强迁徙，田地荒闲，正是应当及时播种的秋季，应由总领所和宣抚司共同筹办。逃户、绝户的田地，关内外也有很多，数目无法计算，其利益不在营田之下，请求一并清查。”起初，吴玠镇守四川时，因为军粮储备接续不上，治理褒城堰兴办屯田，百姓认为不方便。后来因漕臣郭大中进言，约定收取其中的一部分，让百姓自己耕种。百姓全都回归产业，每年的收入反而多于屯田。端平元年八月，因大臣们进言，在淮河南北屯驻五万人，让他们一边耕田一边守卫；设置屯田判官一人，主持办理此事，空闲时教他们骑马射箭。起初免除田租三年，再过三年只征收一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说：“过去郑刚中曾在四川各关隘让士兵和百姓混合屯田，每年收粟二十多万石。后来屯田的利益被废弃，运粮费用更加增加，应当诏令帅臣让士兵和百姓自由耕种，所收粮食按价值折算以抵偿其费用。这样，总领所没有转运粮饷的苦劳，边关有丰足的储备，作战时有多余的勇力，守备时有充足的准备。”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嘉熙四年，命令流民在边江七十里以内分配田地耕种，遇到警报时就用来守卫江防；在边城三十至五十里以内也分配田地耕种，遇到警报时就用来守卫城池；住在砦中的人，就耕种四周田野的土地，用来守卫砦寨。土地属于官府的，免除租税；属于百姓的，将收成的十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归还田主，等三年事情安定后，各自归还原来的产业。咸淳三年，诏令说：“淮、蜀、湖、襄地区百姓所耕种的屯田，既受到沉重定额的困扰，又受到苛刻征取的困扰。流离之后，衣食尚且不足，遇到水旱灾害，收成又达不到租额，但催促缴纳却急迫得像星火一样，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以前的旧欠一律免除；如果还要催缴，按违犯制度论罪。” 常平仓、义仓，是汉、隋时期有利于百姓的好制度：常平仓用来平抑粮价，义仓用来防备灾荒。后周显德年间，又设置惠民仓，把按各种名目摊派的钱按一定比例折换成粮食储存起来，年成歉收时便减价出售，以惠及百姓。宋朝兼采并存这些制度。太祖承接五代的战乱，天下事务纷乱，义仓逐渐废弛。乾德初年，诏令各州在所属县设置义仓，每年缴纳两税时，每石另收一斗。百姓饥饿，想借粮作为种子和食粮的，由县里登记造册上报州府，州府长吏立即按人口计算借给粮食，然后再上奏报告。后来因为输送烦劳，便停止了这一制度。淳化三年，京畿大丰收，朝廷分别派遣使臣在四座城门设置粮场，提高价格收购粮食，充实附近仓储，称为常平仓；每逢饥年，就降低价格把粮食卖给百姓。咸平年间，库部员外郎成肃请求在福建增设惠民仓，于是诏令各路申明实行淳化年间的惠民仓制度。景德三年，有人上书请求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都建立常平仓，按各地户口多少，酌量留下上供钱，从二三千贯到一二万贯不等；命转运使每州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主管，隶属于司农寺，三司不得擅自移用。每年夏秋两季查看市场价格，按情况提高价格收购；出售时也相应降低价格，降低的价格不得超过购粮本钱。沿边州郡不设置常平仓。诏令三司集议，请求依照奏议办理。于是增设司农属官，修建官署，收藏簿籍账册，度支另设常平案。大致规定是：一万户每年收购一万石；户数即使更多，最多只收五万石。粮食储存三年以上仍未出售的，就转作军粮，换成新粮。受灾州郡收购粮食，每斗不得超过一百钱。后来又诏令，任职官员在原定数额之外增购粮食，达到一倍以上的，均准许计入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都增设常平仓。天禧五年，各路总共收购粮食十八万三千多斛，出售二十四万三千多斛。景祐年间，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说：“本路有成年男女一百五十万，而常平仓的钱粮才四十多万，年成饥荒时不足以救济。希望由本路自行筹划，把它增加到二百万，其他机构不得移用。”朝廷准许了此事。后来又诏令：天下常平仓的钱粮，三司、转运司都不得移用。不到几年，常平仓积存有余，而军粮不足，于是命司农寺拿出常平钱一百万缗，帮助三司供给军费。时间一久，移用的数目越来越多，储藏的钱粮就没有多少了。自景祐初年京畿发生饥荒以来，诏令拿出常平仓粮食借给中户、下户，每户一斛。庆历年间，发放京西常平仓粮食救济贫民，但聚敛钱财的人有的提高原定价格收购粮食，想借此博取施恩的名声；皇祐三年，诏令告诫禁止这种做法。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人说：“受灾州军请求购买常平仓粮食，却命令在原来的价格上酌情增加十文、十五文，这实在不是体恤百姓的意思。”于是诏令只按原来的收购价格出售。皇祐五年，诏令说：“近来湖北年成歉收，发放常平仓粮食救济饥民，听说司农寺又督促索取，这难道是朝廷赈济抚恤的本意吗？这些都应免除。”

译明道二年，诏令商议恢复义仓，但没有成功。景祐年间，集贤校理王琪请求恢复设置义仓，说：“命五等户以上的人，随夏、秋两税缴纳，每二斗另缴一升；遇到水旱灾害减免税收时，就免除这项缴纳。州县选择便利的地方设置仓库储存粮食，由转运使主管。假定一个中等州每年正税收入十万石，那么义仓可以得到五千石；推而广之，利益就很大了。明道年间发生饥荒，国家如果把粮食全部借给饥民，军粮就会不足，所以百姓有流转迁徙的忧患。当时兼并之家拿出几千石粮食，就补任官吏，这难道是把官爵看得轻吗？只是因为爱护百姓、救济万物，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况且兼并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很广，义仓收入通常较多；中下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狭小，义仓收入通常较少。到了水旱灾害时进行赈济，兼并之家未必需要依靠这些粮食才能获救，中下百姓却确实最先受到恩惠。”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议论，议论者意见不一，于是停止。庆历初年，王琪又上奏他的建议，仁宗采纳了，命令天下设置义仓，诏令上三等户缴纳粮食，不久又停止了。后来贾黯又说：“如今天下没有战事，年成丰收，百姓安乐，父子能够相互保全。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会流离死亡，尸体被丢弃在道路上；打开仓库赈济，粮食又不够；向富人征取粮食，力量又不足；从千里之外转运，来不及应付灾情；迁移百姓到有粮的地方，又使远近彼此困窘。朝廷大臣和郡县官吏仓促之间不知道如何处置，那么饥饿而死的百姓就会超过一半。希望恢复隋朝制度，建立民社义仓，诏令天下州军遇到年成丰登时，立法劝导督促百姓储积粮食，以备灾荒。这就是所谓‘丰收年粮食多得散落满地，多取一些也不算暴虐’，何况取粮是为了百姓呢？”朝廷把他的建议下达各路，考察是否可行，认为可以实行的只有四路；其余有的说这是赋税之外的两重供输，有的说恐怕招来盗贼，有的说已经有常平仓，足以赈济，有的说设置仓库会造成烦扰。于是贾黯再次上奏说：“臣曾任尚书刑部判官，看到天下每年判处死刑的人多达四千多人，其中盗贼案件大约占十分之六七；这大概是愚昧百姓被饥寒逼迫，又遇到水旱灾害，因而冤屈地陷入重罪。所以臣请求恢复民社义仓，以备灾荒年份。如今各路所陈述的意见，大多是没有根据的议论。若说这是赋税以外的两重供输，那么义仓的本意，是教百姓储积粮食以防水旱灾害，官府只是为此制定法令，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利；实行久了，百姓一定乐意缴纳。若说恐怕招来盗贼，盗贼图利在于轻便财物，不在于粟麦；如今乡村富裕人家有储存几万石粮食的，也没有听说有被抢劫的忧虑。况且盗贼兴起，本来就是由于贫困。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想让百姓有储积，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担心缺粮；这样人人都会爱惜自己，重视犯法，这正是消除盗贼根源的办法。若说有常平仓足以赈济，那么常平仓的设置，本来是用来调节粮价，使粮价不至于过贵或过贱而造成伤害。遇到灾荒，开仓赈救，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而且费用又出自公家钱财。如今国用相当匮乏，储存也不丰厚。近年并不是没有常平仓，但稍有水旱灾害，就常常出现流离和饿死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成为盗贼；这说明常平仓果然不足以依靠它来赈济百姓。若说设置仓廪、收集木材会造成烦扰，那么如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都要向百姓征取，难道唯独对义仓害怕烦扰吗？人情可以同他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他一起谋划开始；希望朝廷自行决断并推行。”然而当时受到众人议论的牵制，最终没有实行。嘉祐二年，诏令天下设置广惠仓。起初，天下没收入官、又因户绝而留下的田地，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请求留下这些田地不要出售，招募百姓耕种，收取田租，另设仓储存，用来供给州县城郭内那些年老、年幼、贫困、患病而不能自行生活的人；由提点刑狱负责管理，每年年终把粮食支出和收入的数目详细列出，报送三司。户数不满一万的，留下田租一千石；一万户的加倍；两万户留下三千石；三万户留下四千石；四万户留下五千石；五万户留下六千石；七万户留下八千石；十万户留下万石。田地有剩余的，就像过去一样出售。嘉祐四年，诏令改由司农寺管辖，各州选派两名官员主管粮食的出纳；每年十月派官员查验，应当领取粮食的人，把姓名登记在名册上。从十一月开始，每三天发放一次，每人一升，幼儿减半，到第二年二月停止。有余粮后才轮及各县，按照县的大小平均发给。事情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治平三年，常平仓收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支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各路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约计有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但收取和发放没有做到适当，所以发挥的利益还不广。如今想把现有粮食在粮价昂贵时酌量降低市场价格出售，在粮价低廉时酌量提高市场价格收购；转运司的苗税以及钱、粮，凡是可以就便转移兑换的，也允许兑换。还用现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办法，愿意预先借贷的就发给他们。随税缴纳粮食，夏料、秋料各缴一半；其中请求缴纳粮食本色的，或者缴纳时粮价昂贵、愿意缴钱的，都听从其方便。遇到灾害，允许推迟到下一料丰收时缴纳。这样不仅足以防备灾荒，百姓既然得到借贷，兼并之家也不能趁新粮旧粮交替不接的时候谋取加倍利息。况且常平仓、广惠仓的物资储藏积压，必须等到年成歉收、物价昂贵时才出售，能得到它好处的不过是城市中的游手之人。如今使一路之内有无相通，粮价贵时出售、贱时收购，以扩大储积、平抑物价，使农民能够及时从事农务，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百姓，公家并不从收入中获利，这也就是先王散布恩惠、兴办有利事业，用来帮助耕作和收成的意思。希望按照各路钱粮多少，分派官员负责提举；每州选择通判或幕职官一人，主管转移和出纳。仍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等有成效后再推广到各路。” 广惠仓除酌量留下粮食供给老弱、患病和贫穷的人外，其余一律采用常平仓转移粮食的办法。”诏令准许。不久，条例司又说：“常平仓、广惠仓的条约，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询问民间，很多人愿意领取借贷，请求把命令普遍下达各路转运司施行，并应当商议设置提举官。”当时天下常平仓的钱粮现存一千四百万贯、石。诏令各路分别设置提举官二员，由朝官担任；管当官一员，由京官担任；也有合置二员的；开封府界设置一员，共四十一人。

译起初，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王安石对皇帝说，天下财利中应当开发以及收取、发放的事项，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因而请求任用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的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此专门研究讨论，制定为新制度，想要推行青苗法。苏辙以大名府推官的身份上书，皇帝召见并当面询问，也任命他为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拿青苗法给他看，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让他们缴纳二分利息，本来并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在发放和收回钱款的时候，官吏会借机作弊，即使有法令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里，即使是良民也难免用于不合理的开支；到了缴纳钱款时，即使是富裕百姓也难免超过期限。这样一来，鞭打惩罚必然要使用，州县的事务就会很多。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来没有实行借贷。有人责怪他，他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并不是国家的福气；让官吏倚仗法令督促责罚，也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实行借贷，但四方的丰歉、贵贱，没有一次不是及时知道的。粮价低必定收购，粮价高必定出售，凭此使四方没有粮价过贵或过贱的弊病，还用得着借贷吗？’刘晏所说的，正是汉代常平法。如果您果真能够实行，刘晏的功绩就可以立即达到。” 从此以后，王安石一个多月没有再谈青苗法。适逢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被召来议事，王广廉曾上奏请求发放数千道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季发放，秋季收回，这与王安石的意图相合。到这时，他请求在河北施行，于是王安石决意推行此法，而常平仓、广惠仓的法令便改变成了青苗法。苏辙因意见不合被罢免。各路提举官又往往迎合王安石的意图，专门把发放数量多作为功劳。富裕人家不愿领取，贫苦人家却想得到，于是便按照各户等级的高低分别配给，又命令贫户和富户相互搭配，十人为一保，由一人担任保首。王广廉在河北时，一等户给钱十五千，依等级递减，到五等户仍给一千，民间喧闹，都认为这样不便利。王广廉入朝奏报说百姓都欢呼感戴皇恩，但说不便的人很多。右正言李常、孙觉请求诏令有关部门不要强迫百姓。此时，提举府界常平事务侯叔献多次督促提点府界县镇吕景发放钱款，吕景认为京畿各县都有屯兵，每年收入的课利仅够供养；又因为百姓曾经借贷粮食五十余万石，仍然把这些情况全部上报；如今条例司又拿购买陕西盐钞的钱五十万缗作为青苗钱发放，恐怕民力承受不了。皇帝下诏把此事送交条例司处理，并召提举司官员到中书省，对他们加以告诫训谕。王安石说：“如果这样，各路一定会观望，不敢推行新法，只须让条例司发布指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熙宁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说：臣奉行散发青苗钱的诏书，知道其宗旨在于惠及小民，不让兼并之家趁百姓急需时索取加倍利息，而且公家也不从中获利。如今制定的条约，却从乡村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的贯数，一等户以上还允许增加借贷；坊郭户中有产业足以抵押的人，也依照乡村户的办法支借。乡村上等户和坊郭有产业的人，本来就是一向兼并土地之家，如今命令他们多借钱，一千钱要缴纳一千三百钱，这就是官府自行放钱取息，与最初的诏令完全相违。条约虽然禁止强迫，但必须让上等户担任甲头来承担责任；百姓愚昧，不考虑长远，请借时很容易，缴纳时却很困难。所以自制度颁布以来，上下都惶恐疑惑，都认为如果不强行发放，上等户必定不愿申请；近下等户和无业客户即使有时愿意申请，将来也一定难以催缴。将来必然会出现施用刑罚催索，以及勒令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和同保人共同赔偿的祸患。去年河朔丰收，米每斗不过七八十钱；如果趁此时多收购，等粮价上涨后再出售，不仅符合古代制度，不会有损失，还能使百姓得到实际的好处，也足以取得盈余。如今各仓正要收购粮食，提举司却已经急忙停止，意图是把这些收购粮本全部改作青苗钱，那么三分利息就可以算作自己的功劳，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百姓长远的祸患？如果说陕西曾经实行这种办法，官府有所得而百姓认为便利，那是因为转运司由于军粮储备有缺，恰好从冬天到春天雨雪及时，麦苗茂盛，确定可以成熟，临时实行还可以。如今却设置官员、建立机构，把它作为每年常行的制度，并且收取三分利息，怎么能同陕西的权宜办法相比？况且最初的诏令只打算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等有成效后再推广到其他各路。如今三路还没有取得成效，就仓促地在各路全部设置提举使，这不是陛下忧虑百姓、祖宗惠及下民的本意。请求全部撤销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旧法办理。” 皇帝从袖中取出韩琦的奏疏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朕起初以为这可以使百姓得利，没想到竟然这样害民。况且坊郭户怎么能得到青苗钱，而使者也强行给他们呢？”王安石勃然变色，上前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愿望，即使是坊郭户又有什么害处？”于是诘难韩琦的奏疏，说：“陛下修订常平法来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如果像桑弘羊那样，笼络天下货财供皇帝私人使用，才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如今抑制兼并、救济贫弱、设置官署管理财利，并不是用来满足私欲，怎么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呢？”曾公亮、陈升之都说坊郭户不应当被摊派借钱，与王安石反复辩论很久才停止。皇帝最终对韩琦的意见产生疑虑，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皇帝告诉执政大臣停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想立即奉诏办理，赵抃却想等王安石出来后由他自己停止，连续多日不能决定。皇帝更加疑虑，于是命吕惠卿传达旨意，召王安石起身任事，王安石入朝谢恩。等到重新处理政务后，他的意气更加强悍，当面责备曾公亮等人，因此更加坚决地坚持新法。诏令把韩琦的奏疏交给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分条列举韩琦的奏议，辨析并说其中不对。韩琦再次上疏说：

译“制置司删去了臣原奏中的许多关键语句，只提出大概意思，用片面的言辞曲意诘难；又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荒谬妄说，对上欺骗圣听，对下愚弄天下。臣私下认为，周公制定太平之法，必定没有剥削百姓、取利于民的道理，只是汉代儒者解释此事或许有不同。《周礼》说：‘园圃和廛地二十份收税一份，只有漆林的征税是二十份收五份。’郑康成于是约略解释这种办法，说：‘官府借钱给人，或者把园圃、廛地借给人，借一万钱的，缴纳利息五百钱。’贾公彦扩大解释说：‘这样一来，近郊按十分之一征收的，借一万钱应缴利息一千；远郊按二十取三征收的，借一万钱应缴利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借一万钱应缴利息二千。’这样说来，必须是漆林之户借贷，才缴纳二千五百钱利息；当时未必真是如此。如今发放青苗钱，春天借一万钱，半年以内就命令缴纳利息二千；秋天再发放一万钱，到年终又命令缴纳利息二千。这就是借一万钱的人，无论住在远郊还是近处，每年都要缴纳利息四千。《周礼》规定最远的地方也只缴二千钱利息，如今青苗钱收取的利息超过《周礼》一倍，制置司却说与《周礼》相比取息已经不多，这是欺骗圣听，还以为天下人不能辨别。” 况且古今情况不同，《周礼》所记载的制度有许多不能施行于今天的地方。如果说泉府这一官职如今可以施行，那么制置司为什么只引用注疏中借钱取息这一件事，来诋毁天下公正的言论呢？郑康成又注说：‘王莽时期，借钱给人治理产业，只计算所得利润来收取利息，不超过每年十分之一。’贾公彦疏解说：‘王莽时期虽然根据本金多少来确定数额，但到了催缴时，只按所得利润多少征收。假如借一万钱，每年获利一万钱，催收一千；获利五千，催收五百；其余都根据利润催收十分之一。’如果所得利润更少，缴纳的利息就更少，比如今青苗钱收取利息宽松得多、少得多。除王莽时期外，上自两汉，下至唐代，更没有听说过借钱取利的办法。如今制置司面对像尧、舜那样的君主，不用二帝、三王的道理来辅助圣政，反而借钱取利，超过王莽时期；这是天下人不得不指责为错误的地方，也是老臣不能不辨明的地方。何况如今天下的田税已经很重，本来就不是《周礼》所说的十分之一之法；还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等名目，总共有十多项，称为杂钱。每年夏秋两季开始缴纳时，官府又把绸绢、斛斗等按低价估算，命令百姓用这些杂钱折纳。又每年把官盐发给百姓，称为蚕盐，折收绢帛。还有预买、和买绸绢之类，不能全部列举，都是《周礼》田税十分之一以外加征的物品；取利已经很厚，伤害农民已经很深，为什么还要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说发放青苗钱取利是周公平定天下时已经实行过的制度？这就是诬蔑污损圣典，蒙蔽惑乱圣明，老臣怎能不叹息痛哭！” 制置司又说，常平旧法也把粮食卖给坊郭户。坊郭中有财力的户，从来没有零散购买常平仓的斛斗；这大概是想多借钱给坊郭有产业的人，希望收取更多利息，却妄称《周礼》没有都邑、乡野的限制，来文饰自己的曲解之说。请陛下明察。” 枢密使文彦博也多次说这样做不便。皇帝说：“我派两名中使亲自询问民间，大家都说非常便利。”文彦博说：“韩琦做过三朝宰相，您不相信他，却相信两个宦官吗？”在此以前，王安石暗中结交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皇帝于是让这两人暗中察看府界发放青苗钱的情况，他们回来后说百姓都自愿，没有强行摊派的，于是皇帝更加相信这件事。起初，群臣在迩英殿进读完毕，皇帝问：“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都喧闹不安，这是为什么？”司马光说：“富民放青苗钱收取利息，普通百姓尚且会用蚕食般的办法使下户陷入饥寒流离，何况有县官法令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才借，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祸害；不只是县官不会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皇帝说：“陕西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百姓不认为它有害。”司马光说：“我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害处，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准许这样做，主管官吏尚且能借此损害百姓，何况法律已经准许了呢！”等到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他上章极力推辞，达到六七次，说：“如果陛下确实能够罢除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用我，我也已经蒙受很多恩赐了。否则，我终究不敢接受任命。”最终，他出任永兴军知军。当时，争论青苗钱的人很多。翰林学士范镇说：“陛下当初下诏说，公家不会从中获利。如今提举司按户等发钱，却都让借户交纳三分利息，舆论纷纷，都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天子开设课场收息的事。百姓虽然极其愚昧，也不能不感到畏惧。”后来因为进言没有被采纳而退休。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人，都因议论青苗法而被罢黜。亳州知州富弼、青州知州欧阳修接连继韩琦议论青苗法的危害，并且坚持不实行，也因而获罪调任。陈留县知县姜潜任职才几个月，青苗令下达后，他立即把榜文张贴在县门，又移到乡村张贴，各处三天都没有人来，于是撤下榜文交给属吏，说：“百姓不愿意了！”府、寺怀疑姜潜阻挠法令，派属官审查验证，结果没有发现违令之处。姜潜知道自己免不了获罪，便借口有病离职。

译山阴县知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文自我弹劾说：“如今百姓贫困，愿意借贷的人往往是有的。这就像小孩子看见糖蜜，谁不想伸手蘸取争着吃呢？然而父母会阻止他，因为担心甜食积累过多会生病。所以老人告诫乡人，父兄教诲子弟，从来都把借贷视为不会治理生计的表现。现在却由官府自行放贷，用便利诱惑百姓，再用威刑督促他们，这不是实行王道的举措。何况正月发放夏料钱，五月发放秋料钱，而征收也在当月进行，百姓得到钱便要拿出利息缴纳，实际上没有得到利益。这是使百姓一旦借取青苗钱，终身乃至世世每年都要两次缴纳利息，竟另立一种赋税来害苦百姓。”陈舜俞因此被贬为南康军盐酒税。他任陕西转运副使时，禁止环州、庆州等六州发放青苗钱，并且留下常平仓物资以备急用，条例司弹劾他的罪行，诏令予以宽免。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事务归还中书省；把常平新法交给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一同判理司农寺，并兼管田役、水利。熙宁七年，皇帝忧虑发放常平钱的官吏多有违法，王安石请求每县专设一名主簿，主管缴纳役钱和常平事务，共不过五百名，费用只需三十万贯。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皇帝因长期干旱而忧虑，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说：“京畿各县最近催逼青苗钱非常急迫，往往用鞭打来足额取钱，百姓甚至砍伐桑树作柴，换钱缴纳。在旱灾之时，又遭受这种苦难。”皇帝颇为醒悟。太皇太后也曾对皇帝说：“听说民间非常苦于青苗钱、助役钱，为什么不把它们罢除呢！”正逢百姓流离失所，皇帝忧形于色，更加怀疑新法不便，想要罢除它。王安石不高兴，多次请求离职；四月，出任江宁府知府。然而王安石推荐韩绛代替自己任宰相，仍让吕惠卿辅佐他，对王安石所制定的办法一概遵守不变。不久诏令各路常平钱谷除常留一半以外，才可以发放。两次因故停阁的常平钱和役夫，不得支取借用。民间若遇非时的缺乏，允许用本地物产作抵押，按照常平法规定的期限缴纳。到了应当缴纳钱而愿意缴纳谷物或金帛的，官府制定中等价格公布给百姓。物品价值不足以抵足应缴的钱，就补足钱；钱不足以抵足应缴的物品，就退还多余的价值。又允许百姓用金帛换取谷物，主管官吏只稍微提高金帛的价值。熙宁六年，户部说：“依照诏令，各路常平钱谷可以斟酌三年收发的中间数，取一年作为标准，年终比较增加或亏损的情况。现在以钱、银、谷、帛分别按贯、石、匹、两确定年度数额：发放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收取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与元丰三年相比，发放增加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收取增加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元丰四年，发放增加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收取减少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令对元丰三年、四年发放多而收取少，以及发放、收取都少的地方，由户部下令提举司详细分析上报。元丰十年，诏令开封府界先在丰收的京畿县实行义仓法。第二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说：“义仓法规定，每缴纳二石粮食输纳一斗，已经非常轻了。请从今年夏税开始，全部实行。”诏令批准，并把义仓隶属于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的义仓从今年秋料开始，百姓输税不足一斗的免予输纳；又把这项法令颁布到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诏令威州、茂州、黎州停止实行义仓法，因为夷人和汉人杂居，年赋不多。元丰八年，各路义仓一并罢除。元祐元年，诏令说：“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谷、财物，全部登记作为常平钱物，交给提点刑狱共同管理，依照旧常平仓法实行。罢除各县专设的主簿。”四月，再次建立常平钱谷发放、收取并收息的办法，规定二月或正月发放，发放额以原额的一半为限；民间蚕丝、小麦丰收成熟时，随夏税先缴纳所应交的一半，愿意一并缴纳的只收一分利息。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接连上章议论恢复青苗法的错误。八月，司马光上奏说：“先朝发放青苗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并且取决于百姓自愿。后来提举官急于求成，务必多发，有的逐县追呼，有的挨家抄录；也有无赖子弟欺骗蒙蔽尊长，钱没有进入家中；也有他人冒名诈骗领取，根本不知道是谁，等到追讨时，却都归到原来的户头。如今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全部罢除提举官，不再设立数额进行考核，访察得知民情安适便利。希望下令各路提点刑狱，重申并严格禁止州县强行摊派。”诏令同意。中书舍人苏轼不肯在录黄上署名，上奏说：“熙宁的法令从未不禁止强行摊派，但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百姓家中量入为出，即使贫穷也能勉强维持；如果让他们额外得到钱，费用就会随之扩大。何况子弟欺骗父兄、各户冒名诈骗领取，这些情况本来都不属于强行摊派。我认为把发放额定为原额的一半，与熙宁时没有区别。如今允许人们自愿领取，却免不了设法欺骗百姓，使他们痛快地满足一时不合理的用途，却不顾日后催促缴纳的祸患。这两种办法都不是良法，彼此相差没有多少。如今已经实行常平粮食买进卖出的办法，除了惠及百姓，官府也能略有收益，为什么还要收取二分利息，招来无穷的怨恨呢？”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等又说：“我们多次上密封奏章，请求罢除青苗法，都没有蒙受下发外议。希望把这些奏章全部交给三省，公开议论得失。”起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因为国用不足，建议恢复发放青苗钱；四月的诏令，大概就是出于范纯仁的意思。当时司马光因病请假，后来台谏官都说这样做不对，朝廷没有答复。司马光不久上奏，请求约束州县不得强行摊派，苏轼又封还诏书上奏，请求全部罢除。司马光这才完全醒悟，于是抱病入朝应对。不久诏令说：“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照旧法按时买粮卖粮，青苗钱以后不再支取发放。免除过去拖欠的二分利息；原先发放的本金，核实现在拖欠多少，分批随两税缴纳。”

译绍圣元年，诏令除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外，各地恢复设置义仓，从明年开始，税额达到二分以上的免予输纳；所储粮物专门用于赈济，擅自挪用的依法论罪。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先说：“承奉诏令筹措财利，请查考熙宁、元丰年间的青苗条约，斟酌增减，制定为固定制度。”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说：“自元祐罢除提举官以后，钱谷被其他司侵占借用，所剩已经很少。希望追还并发放，随夏税、秋税偿还缴纳，不要设立固定数额，自然就没有强迫百姓、使百姓失去财物的忧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都说：“青苗法最能便利百姓，希望戒绝强行摊派，只收一分利息。”诏令把这些意见一并送交详定重修敕令所。绍圣三年，过去拖欠常平钱谷的各户，仍允许申请领取。宣和五年，命令州县每年发放完常平钱谷后，立即公布领取人的姓名和人数，过一个月再收取，希望革除冒名造假的弊端。在此以前，各路发生灾害，截留拨付上供的年度米斛数额很多，以致京城年度用度不足，于是命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的义仓粮各留下三成，其余全部起运送往京城，以补还被截留拨用的数额。宣和六年，诏令停止这样做。高宗绍兴元年，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提刑司。第二年，因臣僚进言，恢复常平官，讲求补助仓储的政策，以扩大储蓄。绍兴九年，采纳宗正丞郑鬲的建议，在百姓缴纳赋税尚未完毕时，把常平钱全部用来和籴。绍兴二十八年，因赵令詪请求，出售州县义仓中陈腐的米。孝宗隆兴二年，派司农少卿陈良弼巡查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衢州知州胡坚上奏请求扩大常平粮食的收购。福建转运副使沈枢上奏，请求水旱灾害地区的州郡留下转运司和籴的粮食，以补充常平仓，皇帝立即为他施行。乾道八年，户部侍郎杨倓上奏说：“义仓法规定，夏税、秋税正税每斗输纳五合，不足一斗的免纳；凡丰收县，收成达到九成以上的就输纳一升。如今各路州县每年征收苗米六百多万石，应当收取的义仓米数量不少，偶尔有灾害，支给的却不多。听说各州军都擅自挪用，请予以查核。” 宁宗庆元元年，诏令由户部右曹专门掌管义仓。庆元十一年，臣僚说：“绍兴初年，台臣曾请求把一县的数额合并计算，截留贫困下户的苗米，输送到县里，另行储存以备赈济，使穷民不至于缺粮；只有靠近州城的义仓，才就近输送到州里。至于属县的义仓，则命县令、县丞共同主管。每年年终，县令、县丞汇总各乡收入的数额，上报给知州、通判；知州、通判汇总各县收入的数额，上报给提举常平司；提举常平司汇总一路的数额，上报朝廷，考察盈亏，以此议定官员的升降和奖惩。”皇帝听从了。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说：“郡县平素没有储积，遇到紧急情况只依赖朝廷，这不是立法的本意。从前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时，曾用积存的经常钱买粮五万石，储存在江东九郡，按时赈济、收购，各郡都得到好处。后来史弥忠任饶州知州、赵彦悈任广德军知军，也都自行积钱买粮五千石。由此推知，监司、州郡如果能够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就会有盈余。如果制定规章，加以黜陟考核，购买粮食达到一万石的予以表彰提拔；不收购、扰害百姓以及账实不符的，予以降职处罚，这样或许郡县都会积极办理此事，储积逐年增加，确实是长久的利益。”有旨同意。景定元年九月，赦令说：“各路已经卖出义米所得的价钱，州郡却用低价强令上户补买；正税拖欠停阁，义米的用度出现亏空，常平司责令县道补足缴纳，县道于是把钱均摊给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缴纳。从今以后，按照当时收购的情况处理，现由吏贴等人分担缴纳的钱一律免除。”景定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上奏说：“随粳米加收义米，这是法令规定。如今粳米、糯米带义米之外，又有所谓外义，即绢、绸、豆，哪里有绢、绸、豆可以加收义米的道理？即使违法加收，也应当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这还说得过去；州县却一心搜刮剥削，凡征收苗米都加一分义米，更有甚者，赦令已经免除二税，义米仍照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一升半合，却像星火般急迫地追呼，所费不知是欠粮的几百倍。以致破家荡产、卖妻卖子，怨恨叹息之声，实在令人不忍听闻。希望严格督责监司，只准以粳米带收义米，其余全部罢除。对于因循旧习、危害百姓的，应加重处罚。”皇帝听从了。咸淳二年，把各路景定三年以前的常平、义仓米二百多万石，按低于当时市价出售。《志》第一百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役法：徭役出自百姓，州县都有固定数额。宋朝沿用前代制度，以衙前主管官府财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催征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追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官府差遣。县里的曹司直到押司、录事，州里的曹司直到孔目官，以及下面的杂职、虞候、拣、掏等人，都按照乡户等级确定差役。京城各部门补充吏员，必须不妨碍服役才准许。建隆年间，诏令文武官员、内廷各司、台省、寺监、各军、各使，不得占用州县中承担课役的户；州县不得征发道路居民充任递夫。后来又诏令各州职官不得私自占用役户供自己差使。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把各州民户定为九等，登记在册；上四等按差役轻重服役，其余五等免役，以后根据贫富随时升降等第。诏令加以裁定。淳化五年，开始命令各县以第一等户充任里正，第二等户充任户长，不得冒名顶替来供役。其余各种差役，多由厢军承担。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征发中牟县民夫二百人修建马监仓，群牧制置使用厩卒代替他们，于是朝廷下诏禁止。只有诏令规定有大规模兴建工程时，才可以征调丁夫。然而差役有轻重劳逸不均，人的贫富强弱也不一致，太平日久以后，奸诈虚伪的事情越来越多。命官、形势之家占有田地没有限制，都可以免服差役；衙前的将吏可以免除里正、户长之役。而应当服役的户，为繁多的差役所困，便伪造契券把田卖给形势之家，借用佃户名义来逃避徭役。乾兴初年，开始制定限田法；形势之家如果敢强占别户的田地，允许别人告发，所占田地由其子孙承受三分之一。

译当时州县已经增多，徭役也更加繁重。太常博士范讽任广济军知军时，于是说：“本军地界方圆四十里，户口还不到一个县，却和各郡承担同样的差役，希望恢复为县。”转运司坚持不同意，于是诏令裁减冗余役人。从此多次下诏，督促州县长吏和转运使商议免除多余差役，以减轻百姓负担。又命州县登记丁口、田产以及所承担的差役，提前公布；有不实之处，百姓可以自行申诉。较重的差役中，里正、乡户充任衙前，主管府库或运输官物，往往因此破产。景祐年间，朝廷逐渐想放宽这项法令，于是命令招募人充任差役。起初，八品以下官员死后，子孙要像编户百姓一样服役；到这时，诏令特别免除他们的差役。百姓为逃避差役，有的把姓名混入僧道名籍，号称出家；赵州竟有一千多人。诏令规定，出家者必须剃发成为僧人，才准许免役。禁止各县除捕盗外擅自征发壮丁。庆历年间，命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减冗余役人；如果供给官府差遣的人手不足，就增加厢兵。后来又诏令各路转运司逐条分析州县差徭、赋敛的数额，交给二府大臣裁减；如果科派差役不均，就按乡村户、坊郭户平均摊派。当时范仲淹执政，认为天下县太多，所以差役繁多而百姓贫困，首先废除河南的各县，想依次推广到其他州。当时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不久便全部恢复。王逵任荆湖转运使时，带领百姓交钱免役，得到缗钱三十万，作为羡余进献，因此受到诏令嘉奖。由此其他各路竞相搜刮聚敛，以此邀取恩宠。皇祐年间，诏令规定，州县里正、押司、录事已经有人替代，却仍命令百姓交钱免役的，依违反制度的法律论罪。又禁止役户充任长期任职的衙前。起初，并州知州韩琦上疏说：“州县百姓的苦难，没有比里正、衙前更重的。有的寡母改嫁，亲族分居；有的把田地丢给别人，以免列入上等户；有的甚至寻求非正常死亡，以便成为单丁户。百姓想尽各种办法，只求免除葬身沟壑的祸患。每个乡被差役的疏密不同，与财产、力量的高下也不相称。假如有甲、乙两个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财产合计折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财产合计折钱五十万。轮番休息、递次服役，那么甲乡十五年轮一周，乙乡五年轮一周。富户休息的时间有余，贫户却接连破败死亡，这难道是朝廷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吗？请罢除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各州军现有役人数作为定额；县令、县丞按照五等户簿，合计全县户数，全部从第一等户中选择财产最高的一户充任乡户衙前，以后差役依此办理。若甲县户少而差役多，就允许征用乙县户多而差役少的户。户籍簿册如果不完全真实，允许更换其他户。里正主管催督租赋，请用户长代替，每两年更换一次。”朝廷把他的建议交给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衡量利害，各司都认为便利。知制诰韩绛、蔡襄又极力议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的弊端；韩绛请求实行乡户五则法，蔡襄请求按照产业钱财的多少确定差役轻重。至和年间，命韩绛、蔡襄与三司设立机构共同审定，随后又派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赶赴江东，殿中丞蔡禀赶赴江西，与当地长吏、转运使商议是否可行。于是请求实行五则法：凡是差乡户充任衙前，都根据财产多少登记造册，分为五等，役的轻重也依此分级。假如第一等有重役十份，需要十人服役，就列第一等户一百户，以备轮番十次服役；第二等有重役五份，需要五人服役，就列第二等户五十户，以备轮番十次服役。把户籍收藏在通判治所，遇到差役时，长吏以下共同查验查看；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监察是否有违慢。于是改订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的役法，下交三司颁行。自从罢除里正衙前后，百姓稍得休息。又诏令各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察衙前差役中有繁重为害的，分条奏报；能够详细说明便利、彻底除去劳苦弊端的，议定奖赏。朝廷设置宽恤民力司，派使者四处巡行。从此州县的力役大多有所裁减，共裁减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治平四年，诏令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近来有时因水旱灾害，颇使百姓流离失所，大概是州郡差役的法令太繁琐。命令中外臣民分条陈述利害，上报朝廷。”在此以前，三司使韩绛说：“听说京东有百姓家中父子两名丁壮将要服衙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应当寻死，使你们免于寒冷饥饿。’于是上吊而死。又听说江南有人嫁掉祖母，或与母亲分居，以逃避差役；还有人卖掉田地，降低户等。田地转归官户等不服役的人家，而差役却合并到同等的现有户中。希望广泛访察利害，集中议论裁定，使力役不再偏重于某些人家。”役法重新议论，就从这里开始。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说：“如今乡役中，衙前役最重。民间设法逃避重役，不敢多耕土地而害怕提高户等，不敢让骨肉亲属合居而害怕增加丁口。因此近年来上户逐渐减少，中下户逐渐增多，差役频繁，生活资财不足，于是转而经商或做工，迫不得已甚至成为盗贼。应当及早确定乡役的利害，及时施行。”后来皇帝查看内藏库的奏报，得知有衙前役夫跋涉千里运送七钱黄金，库吏还向他索取财物，过了一年仍不能归还。皇帝对此深感痛惜，于是诏令制置条例司研究制定役法。熙宁二年，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巡行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和徭役的利害。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说：“役人不能不用乡户，正如官吏不能不用士人一样。如今却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种科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服役，不问户等高低，一律让他们出钱；这对上户便利，对下户实在困难。”苏辙因意见不合而被罢职。

译条例司说：“让百姓出钱雇人服役，就是先王收取民财来供养在官府任职的平民的意思。希望把条目交给官员，分头巡行天下，广泛听取并充分汇集各方意见。”于是分条晓谕各路说：“衙前既然按重难程度确定分数，凡是买扑酒税坊场，过去用来酬劳衙前的，今后由官府自行出售，把所得的钱按照役的分数同役钱一起发给衙前。像厢镇场务之类，过去用来酬奖衙前、不能让百姓买占的，就按旧定分数作为投名衙前的酬奖。至于掌管水陆运输以及主管仓、驿、场务、公使库等事务，过去烦扰百姓并让他们赔补的，现在应当减少差使，不使其耗费。承符、散从官等过去如果属于重役、负责偿还亏欠的，现在应当改变法令、革除弊端，希望使他们不再困苦。凡有产业财力而过去不服役的人家，现在应当出钱帮助役事。”过了很久，司农寺说：“如今制定役法条文，所要宽免优待的，都是乡村中朴拙愚昧、不能自行申诉的穷苦百姓；所要裁减征取的，却是做官和兼并土地、能够使人替他们说话的豪强。若制度一经确定，衙司、县吏便没有办法施行诛求和巧取舞弊，因此新法的实行尤其不便。希望先从一两个州开始，等取得成效后，再命各州军仿照施行；如果确实便利百姓，就特别予以奖赏。” 诏令批准。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各地的条目，交给司农寺；诏令司农寺判官邓绾、曾布重新议论。邓绾、曾布说：“京畿乡户按产业或家资的贫富分为五等。每年随夏税、秋税按等第输钱；乡户从第四等、坊郭户从第六等以下免交。两县都有产业的，上等户各自随本县缴纳，中等户合并由一县缴纳。分居的，按分居后的情况确定，降低其等第。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户，减半缴纳。全部用这些钱招募三等以上税户代替服役，并按役的轻重制定俸禄。开封县有户二万二千六百多，每年输钱一万二千九百缗。其中一万二百缗用于俸禄，剩下二千七百缗，用来准备灾荒和欠阁，其他县仿照办理。”然而输钱是按等第高下计算的，户等又要登记入册；过去由于巧妙逃避，登记往往不真实。于是诏令责成郡县：坊郭户每三年、乡村户每五年，在农闲时召集众人，核查产业，考察贫富，察验欺诈虚伪，据此升降户等；如果故意把等第定得过高或过低，按违制论罪。招募法规定：三人互相担保，衙前仍须以财产作为抵押；弓手考试武艺，典吏考试书算；任期三年或二年便更换。法令制定完毕后，公布一个月，百姓没有异议，于是写入法令。法令下达后，招募来的人执行差役，被差役的人可以散去。开封府一府罢除衙前八百三十人，京畿各县乡役数千人，于是把这项法令颁布到天下。天下各地土俗不同，差役轻重不一，百姓贫富也不相等，于是根据各地便利制定办法。凡应当服役的户，按户等出钱，称为免役钱。坊郭各等户，以及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品官之家，过去没有色役而现在出钱的，称为助役钱。凡摊派钱，先看州或县需要多少雇役费用，再按户等平均征取；雇役费用已经足够后，又按原数增加征取二分，用来准备水旱灾害和欠阁，即使增加也不得超过二分，称为免役宽剩钱。熙宁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一同判理司农寺，不久林旦、曾布相继主持这件事。熙宁四年，罢除许州衙前主管公使库的差役，改由军校主管，每月给食钱三千。后来在各路实行，人们都认为便利。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带领百姓缴纳助役钱达到七十万。薛向对皇帝说了这件事，皇帝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提举官按照数额征取，朝廷以恩惠减免科派，从体制上说是顺理的。”御史中丞杨绘也说：“张靓等科派百姓输钱，多的一户达到三百千，请求稍加裁减，以安定民心。”五月，东明县几百名百姓到开封府控告户等被越级提升，开封府不受理，他们于是冲入王安石的私宅。王安石告诉他们，相府不知道此事；他们又到御史台申诉，御史台也不受理，命令他们散去。杨绘又说：“司农寺不采用旧有标准，自己根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令县令把它登记在册，像酸枣县提升户等的事，都不真实。”皇帝于是命提点司查究户等升降的依据，又严令执行升降户等的法令。京畿百姓不愿输钱免役的，县里便按照他们本来应当服役的年限，按期征役，同时免除输钱。在此以前，皇帝已经知道东明县的事；听到杨绘的进言后，两次降下手敕询问王安石说：“酸枣县既然有从下户升入上户的情况，那么第四等户虽有免交役钱的名义，实际上却没有免除。”王安石极力辩称，曾经把各县新旧户籍拿来对照核验升降；听说外间有人煽动动摇役法，认为交钱多就一定有剩余，如果大家聚众申诉就可以免交，他们既然聚众侥幸求免，假如接受他们的申诉、免除输钱，就应当仍然让他们服役。” 皇帝于是完全采纳了王安石的话。中书孙迪、张景温考察不愿出钱的百姓，想用繁重差役困住他们，杨绘又上奏议论此事。监察御史刘挚说：“此前编组保甲，百姓正感到惊扰；现在又制定法令让人人平均出缗钱，户等还不时升降，期限紧迫，人心惶恐。于是我陈述新法的十项危害，其中主要是：上户总是少，中下户总是多，所以旧法中上户的差役通常既多又重，下户的差役通常较少较轻；如今不问上户、下户，一概按照财力差等出钱，所以上户认为幸运，下户却感到痛苦。每年有丰收和歉收，而役人有固定数额；助役钱每年不能缺少，这就意味着赋税有时可以减免停征，助役钱却永远不能减免。役人一定要用乡户，是因为他们有固定产业，自己会自重；如今既然招募雇人，恐怕只能得到流浪、奸诈虚伪的人，那么府库、场务、纲运不但不能胜任，恐怕还会有许多人盗用财物、冒犯法令。至于弓手、耆长、壮丁、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怕遇到盗寇就逃纵，借办事之机动辄骚扰百姓。司农寺的新法规定，衙前不差乡户；过去愿意充任长期衙前的，允许仍按旧例，却用官府自行召募、出售酒税坊场所得的钱，以及州县坊郭人户缴纳的助役钱，酬劳衙前的重难差役。只有这一条，似乎还可以施行；然而坊郭十等户在缓急情况下承担科派，郡县还要依靠他们，难以再让他们平均缴纳助役钱。请诏令主管官司，如果坊场钱足以支付衙前雇役费用，就详细研究条目，慢慢实行，观察效果。”皇帝因王安石进呈役钱的文字，对他说：“百姓承担税收已经很重，坊郭户和官户等不必减免；至于税户升等的事，再稍微裁减一些。”王安石说：“朝廷制定法令，应当以义理决断，哪里需要拘泥于怜恤那些见识短浅之人的议论呢？”

译于是提点赵子几恼怒东明县知县贾蕃不能阻止县民前来诉讼，便杂取其他事情把贾蕃交付审理，又让赵子几亲自审讯。杨绘认为这是迎合王安石的意旨，把县令置于罪责之中。于是上疏辨明说：“赵子几如果弹劾贾蕃五月十日以前的事情，我本来无话可说；如果弹劾的是这一天以后发生的事，那么就是用威势胁迫县令、县丞，使百姓不能前往申诉，这难道可以认为是便利吗？”杨绘又说：“助役钱的好处有一项，但难以实行的地方有五项。先说它的好处：假如有一家拥有一百顷田，也有一家只有三顷田，两家的户等都在第一等，那么一百顷与三顷相比，已经是三十倍；但承担差役的月份天数，却完全相同。何况官户除耆长外本来都应免役，如今按例让他们平均缴纳雇役钱，那么一百顷田所缴的钱必定是三顷田的三十倍，而且永远不会发生推诿争执的诉讼，这就是它的好处。然而难以实行的理由也有五项：百姓只种田，却责令他们输钱，而钱不是田地直接产出的，这是第一项；边境附近的州军，招募来的人不是本地人，难以防备奸细，这是第二项；各地田税多少不同，这是第三项；耆长雇人，盗贼就难以制止，这是第四项；衙前雇人，就可能丢失、陷没官物，这是第五项。请先议定防止这五种危害的办法，然后制定为固定制度；还应先告诫司农寺不要急于求成来求取恩赏，提举司不得向百姓多取钱财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这样一来，谁还会再妄加议论呢？” 刘挚也说：“赵子几借其他事情搜罗贾蕃的过错，而且役法的改变本意是想便利百姓；百姓如果认为其中有利有害，怎么可以禁止他们说出想说的话呢？如今因为京畿百姓有所申诉，刻薄的人反而恼怒县官不能阻止他们。臣担心四方人心一定会怀疑朝廷想要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而那些职责在于主持百姓事务的人，也一定都会把贾蕃当作警戒；这样天下的安危祸福，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赵子几挟私情办事的罪，请交给吏部处理。”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摘取杨绘、刘挚所说的话，分条上奏加以辨驳诘问，大意是：京畿上等户全部免除了过去的衙前役，所以如今缴纳的钱与过去服役时相比，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人户过去充任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如今让上等户以及坊郭户、寺观、单丁户、官户都出钱帮助他们，因此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下等人户全部免除从前的冗余差役，只专门充任壮丁，而且一文钱也不缴，所以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总的说来，上户减少的费用少，下户减少的费用多。进言者却说这是优待上户、虐待下户，招来了聚敛的诽谤，臣实在不明白。” 提举司认为各县户等不真实，所以首先建立了评定户等、升降等级的法令。开封府、司农寺正在奏议时，大概不知道已经增减过旧有数额。然而旧敕令本来规定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户等曾经有升降，那么现在评定户等、增减等级也不能算错；何况当时正在晓谕民户，如果有不便利之处，都可以加以厘正，所以所有增减实际上还没有实行。进言者却说，制定评定户等的办法，是想多收雇役钱，并提升补入上等户，以凑足摊派钱数。至于祥符等县，把上等人户中的许多户降为下等，进言者却偏偏掩盖不说，这也是臣所不明白的。” 凡是州县的差役，没有不能招募人来承担的道理。如今天下有一半地方的投名衙前，从来没有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的；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都允许雇人，实行已经很久了。只有耆长、壮丁，按照现在的安排属于最轻的差役，所以只轮流差乡户，不再招募。进言者却说，衙前雇人就会丢失官物，耆长雇人就会使盗贼难以制止；又说边境附近的奸细应募，会焚烧仓库，或者守卫城门时暗中与境外勾通，这些都是臣所不明白的。” 免役钱有的缴纳现钱，有的缴纳斛斗粮食，都听从百姓方便；法令做到这个地步，也已经周全了。进言者却说，如果只让百姓输钱，丝帛、粟麦就会贬值；如果用其他物品折价当钱，又会退回挑选、索取，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说来，究竟应当怎样才可以呢？这也是臣所不明白的。” 过去的徭役都由百姓承担，即使遇到灾荒饥馑，也从未停止差役；如今役钱一定要略有剩余，是为了准备灾年减免之用，其余又专门用于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吏员俸禄。进言者却说助役钱不像税赋那样有停阁减免的期限，臣不知道过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等役，是否也曾有停阁减免呢？这也是臣所不明白的。” 两浙一路有一百四十多万户，所缴纳的缗钱只有七十万；而京畿有十六万户，平均缴纳的缗钱也有十六万。这就是说，两浙所缴的钱只相当于京畿的一半；但京畿用这些钱招募差役，剩下的也没有多少。进言者却说吏员借法令本意扩大征收，谋求巨额收入，像两浙想用剩余钱求取侥幸，司农寺想以出现剩余作为功劳，这些都是臣所不明白的。” 贾蕃任县令，却不接受百姓申诉，使他们奔赴京城喧哗，他这样做必定有自己的说法。即使确实没有别的用心，也可以说是不称职了。贾蕃不称职、不守法的情状很多，都是赵子几不得不追究的；御史的意见却想舍弃贾蕃而治罪赵子几，这是不顾陛下的法令和陛下的百姓，应该说没有谁比贾蕃和这位御史更不合适了。” 于是把他的奏疏交给杨绘、刘挚，让他们各自陈述事情的经过。绘把前后四篇奏章抄录下来为自己辩解。刘挚说：“助役敛钱之法，内有大臣和御史在朝廷中主持，外有大臣的亲党担任监司、提举官，在各路推行，这样一来形势就顺利容易了；然而日久年深，始终没有定论，只是因为不合民心罢了。陛下如果认为司农寺是对的，那么事情全在前面的奏章中，可以再加以审察；如果认为我的话是错的，那不过是贬黜我罢了。即使再让我申说，也不过是所谓十害而已；而掌管风纪宪法的官员，难道应当同有关官署争论是非胜负吗？”诏令绘出任郑州知州；刘挚被削去馆阁校勘和监察御史里行的职务，出任衡州盐仓监官。朝廷派遣察访使遍行各路，督促完成役书，把助役改为免役；不愿接受招募却被强迫的人，依法论罪。起初，诏令各监司分别确定所属地区的助役钱数额。利路转运使李瑜想定为四十万，判官鲜于侁说：“利路百姓贫困，二十万就够了。”双方意见不合，于是各自上奏。皇帝采纳了鲜于侁的意见。侍御史邓绾说，利路每年应缴的役钱只需九万多缗，而李瑜却大肆征收到三十三万多缗，提点刑狱周约也占有名额而不提出异议。诏令责罚李瑜、周约，却提拔鲜于侁为副使。

译各路役书上报司农寺后，朝廷便向天下颁布募役法，用免役钱供给内外胥吏的俸禄；有俸禄却贪赃的人，依仓法从重定罪。起初，京师赋税吏员的俸禄每年仅四千缗。到熙宁八年，计算钱数已达三十八万多缗，京师吏员原有的俸禄以及外路吏员的俸禄还不包括在内。当时长葛县知县乐京称助役法不能长久实行，常平司询问原因，他不回答，于是被罢免。京西使者召湖阳县知县刘蒙来开会商议，刘蒙不肯参与讨论，退下后分条上奏利弊，随即投劾辞官离去。代理江西提刑提举的金君卿首先招募受代官，收取所属地区的钱帛纲运，迅速运往京师，不再差派乡户充任衙前，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五六。朝廷下诏嘉奖，并解除其代理职务，改为正式任命。免役钱中的剩余部分，诏令州县依常平法发放，使其生息，并增加给吏人的餐钱，这些规定仍立为法令。京东的免役钱从秋料开始催收；如果雇佣费用多少、役使轻重还有未查清之处，命令监司详细列明上报，并且要到熙宁七年才实行。永兴、秦凤两路相比其他路，百姓贫困而徭役沉重，诏令提举司合并裁省多余的役务，逐步减免；应保留二成宽剩钱，作为水旱灾害时缓征或豁免的准备。七年，诏令说：“役钱每千钱另纳头子钱五钱。凡是修建官舍、制作器物、用民夫搬运等事项，都准许从中取钱以供费用；如果不够，就根据情节轻重用赎罪铜钱补足。各路公人应像弓箭手那样，发给田地，招募人员担任。凡是逃户、绝户以及监牧的田地，已经登记在转运司名下的，不许投状买取或请求租佃。提刑司把这些田地分给应募者，同时核定田价，折算一年雇役应交多少钱，再把田价交还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购买田地，才足以招募一县的役夫。司农寺说，不只是两浙如此，其他各路也应这样办理。但因费用太多，难以供给，于是打算更改法令。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要用宽剩钱购买募役田，必须先核算余钱是否足以应付灾伤，才准许拨钱购买；如果是田价高昂的地方，就停止办理。当时免役出钱有的还不均等，参知政事吕惠卿和他的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都请求实行手实法。其法是：官府确定田产的中等价格，让百姓按照田亩多少和等级，依照价格自行申报；还把房屋住宅按有无以及繁殖收益分等，凡有五钱资产，折算为一钱的繁息钱。不是用买田买粮等实际财产，却擅自隐匿减少申报的，允许告发；查有实据，就把罚没数的三分之一作为奖赏。将要编造簿册时，先把格式发给百姓看，命令他们依照格式具状申报，由县接受后登记。按照申报的价格列定高下，分为五等。等到查明一个县百姓的财产和钱数后，再核算全县役钱的原定数额，确定各户应缴数，明确写出，张榜示众两个月，使大家都知道。诏令同意了这一请求。司农寺请求废除户长、坊正，命州县在坊郭地区选择相邻的三二十户，编排成甲，轮流担任甲头，督促缴纳税赋、苗役，每缴纳一次税就更换一人。后来，各路都说甲头催税不便，于是诏令耆户长、壮丁仍旧招募充任，保正、甲头、承帖法一并废除。王安石说，给田募役有十多项弊害。熙宁八年，废除给田募役法；已经招募的人仍照旧使用，缺额不再补充。官户缴纳役钱时免除一半，虽说免除的数额不少，但各户不得超过二十千。拥有两县以上财产的，合并计算；拥有两州两县以上财产的，按其所缴钱数计算；等级达不到者，依从一处较多的数额合并计算。起初，手实法实行后，进言的人多说它助长告发揭短，增加烦扰。到这时，吕惠卿被罢免政务，御史中丞邓绾说此法不便，于是废除它，交司农寺重新详细审定后上报。熙宁九年，因为荆湖两路摊派役钱太重，比较一年收入和支出后，宽剩钱数额很多，诏令暂时减征两年。不久又诏令，从今以后宽剩役钱以及买扑坊场的钱，不再用来供给役人；每年把剩余数额详细上报司农寺，其他财物凡登记在常平司名下的，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说：“在募役钱之外只留一成宽剩钱，但听说州县窥探提举司的意旨，广泛摊派百姓钱财，削减役额，压低雇价，而民间缴纳的数目却一律照旧，因而宽剩钱很多。招募役人的报酬低而仓法处罚重，役人多不愿接受招募。天下人都说朝廷借立法聚敛财物，不能不产生疑虑和怨恨。请把招募耆长、户长以及役人中不应过度减免的数额全部恢复旧额，约定募役钱以够用为限，宽剩钱只留二成。” 这一年，各路上报司农寺的全年免役钱收入为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其中金银钱、斛、匹、帛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出金银钱、斛共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收而尚未收的银钱、斛、匹、帛为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现存为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十年，彭州知州吕陶上奏说：“朝廷想减轻劳役，制定法令招募役人，起初并没有过度搜刮百姓财物的意思；有关官署执行过分，增加摊派征收，称为宽剩钱。自熙宁六年实行役法，到现在已有四年，我本州四县已经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多贯，今年又必须摊派缴纳一万多贯。以成都一路计算，大约有五六十万贯；推及天下，现在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钱存于官府。年年如此，钱币必然匮乏，货物流通的法则也会不通，商旅和农夫最受其害。我担心朝廷不知道免役钱之外还有这么多宽剩钱，请核实现有钱数大约可支用几年而不至于匮乏，发布宽大的恩诏，特别免征数年；或者每年限定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样才可使百姓不再陷于更深的困苦。”没有得到答复。王安石失去职位后，吴充担任宰相，沈括献议说，不如稍微改变役法，掺用差徭会更方便。御史知杂蔡确说沈括反复无常，于是贬沈括为宣州知州。

译役钱确定数额时，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标准，浙西多以财产能力为标准。到这时，诏令把财产能力和税钱互相折合计算，按方便的方式缴纳。淮东路估定物产，按照实际价值公平摊取。起初，允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满二百千、乡村户不满五十千的免缴役钱，后来乡户家产不满五十千的也不再免缴。元丰二年，提举司说坊郭户免缴的规定过于优厚，于是诏令依照乡户的办法裁定所摊派的钱数。提举广西常平的刘谊说：“广西一路有二十万户人口，而百姓所出役钱达到十九万缗，起先用税钱摊出；税钱不足，又摊到田米上；田米不足，再从身丁钱中计算。广西百姓有身丁，既缴纳钱税，又按米计算，这就是一身缴纳两种税，几乎是前代的弊法。现在既不能免除，反而又增加役钱，实在令人怜悯。至于广东、广西两路监司和提举司吏员一个月的给钱，上等同于令、录官，下等却是摄官的两倍，请求裁减其数，那么两路的身丁钱和田米负担也可以稍微宽减。”于是诏令吏员每月给钱逐级递减二千，全年便减少役钱一千二百多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说：“议定淮、浙役书后，减少了冗员和冒占者一千三百余人，裁减节省缗钱近二十九万；核定全年用度后，宽剩钱有一百四万余缗，各路役书大多都是这种情况。请先从京城附近的三两路修订确定，再下发给各路。”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元丰七年，天下免役钱每年计算为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缗，场务钱五百零五万九千缗，谷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石匹；役钱比熙宁年间所收入的多三分之一。皇帝之所以竭力主张免役，是因为知道民间普遍苦于差役，而衙役中任职繁重、奔走遥远的尤其严重，所以特意创立免役法。虽然平均摊派雇役费用，不能不从百姓那里征取；但百姓可以专心经营田亩，确实解除了过去的困弊。因此群臣虽然议论纷纷，皇帝的意志却没有改变。只是其中采纳了王安石的策略，没有以实际雇役费用作为定额，而是扩大摊派二成，准备供给吏禄和水旱灾害之用。群臣屡次以此进言，反复质疑诘问，王安石却坚持得更加坚定。这套法令既没有彻底研究如何防止弊端，聚敛的小人又借机增收，皇帝虽多次下诏禁止告诫，却不能完全制止。到这时，雇役人数并未增加，而每年收入却比以前扩大，说明王安石不能顺承皇帝爱民的本意，它的流弊已经显现出来了。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说：“考察因差役而破产的人，只有乡户衙前。因为山野间愚钝鲁莽的人，不能办好差事，有的因水灾火灾损坏官物，有的被上下官吏侵吞欺骗、索取财物，因此造成亏欠，赔偿也不足以补偿，便有人因此破产。至于长名衙前，他们在公事上精通熟练，每逢承担繁重艰难的差事，还能另外得到优厚轻便场务的酬劳和奖赏，往往因此致富，怎么会破产呢？又有人说，从前服役的人都是上等户，下等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品官、僧道，本来没有役，现在却让他们一概输钱，这就是赋敛更加沉重。自从实行免役法以来，富裕人家只稍稍得到宽免，贫困者却日益困穷；监司、州县长官中不仁的人，在雇役费用之外多收剩余钱，有的一个县就达到数万贯，企求得到恩赏。青苗法和免役法，征收赋税多要求缴纳现钱。钱不是私人家中铸造的，必须靠贸易取得；丰收年催缴限期，尚且要折损一半价格，若遇荒年，没有粮食可卖，卖田也无人购买，最终只好杀牛卖肉，砍伐桑树当柴薪，来年的生计都无暇顾及，这就是农民陷入更深困苦的原因。我愚见认为，应当全部废除免役钱，各种役人都依照旧制实行差役，现今雇用的役人全部罢遣。衙前先招募人员投充长名衙前，招募不足，然后再差派乡村人户；每次经历繁重艰难的差遣，仍旧用优厚轻便的场务作为酬劳奖赏。现存的免役钱，拨作州县常平本钱，按户口比例保存三年储备，有剩余就归还转运司。免役法是让富强而应服役的人出钱，反而让贫弱而不服役的户出钱，有利于富户而不利于贫户。趁现在朝廷与民间还相互接近，还可以恢复旧有的名目；如果再过些年，富户习惯并安于这种制度，百姓就再也不能恢复差役了。” 于是首先下诏修订役书：役钱只允许把原定额以及额外宽剩二成以下的数额作为标准，其他一律削除。如果原来的宽剩钱不到二成，就仍按旧有规定办理。不久又诏令，耆户长、壮丁仍旧招募人员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一并废除。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说：“按户征收役钱，有些人历来不曾参加差役，却一概被征取；有的一户要缴纳数百缗，甚至达到千缗。从前只有衙前一役，曾有人因此破产。如今天下的坊场由官府征收、官府出售，每年计算所得缗钱不下数百万，完全可以满足衙前雇募人员的报酬，那么最重的差役已经没有必要再加在农民身上了。至于其他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劳费不大，应当一并沿用祖宗的差役法，从第一等户以下通通轮流承担。”监察御史王岩叟请求在衙前这种大役中实行本等相助法，以充分发挥变通的好处。假如一县之中应当承担大役的有百户，每年征用十人，那么其余九十户出力相助；第二年更换十户，仍然如此，这样大役就没有偏重于某些人家的弊端了。至于各种没有名目的差役占用，以及一切不合理的资费摊派，都应全部按照熙宁新法加以禁止；即使不实行相助法，也可以这样做。”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说：“近来的制度允许雇用耆户长，但必须是第三等以上的户。不知道第三等以上的户不愿意接受雇用；既然没有愿意的人，郡县必然表面上遵循雇用的名义，暗中采用差役的办法，不如明文立法实行差役更方便。”户部说：“诏令耆户长、壮丁都招募人员供役，我私下担心户长的雇钱数额少，没有人来应募。况且第四等以下的户过去不摊派役钱，只缴纳差壮丁的钱，现在全都改为雇募，用钱的数额扩大，提举司一定会跟随人户增加摊派。旧法中役人并非全部雇用，也有轮流差派、轮流招募的地方，希望暂且依照原来的办法。”

译中书舍人苏轼说：“先帝起初实行役法，规定所取宽剩钱不得超过二成，用来防备灾伤。有关官署执行过分，实行了将近十六七年，积聚而没有使用，达到三千多万贯石。熙宁年间实行给田募役法，大体如同边郡的弓箭手。我任密州知州时，先招募弓箭手，百姓非常便利；不到半年，这项法令又被废止。”于是列举了五项好处。王岩叟说：“苏轼请求买田募役，他所说的五项好处难以相信，反而有十项弊端。”大意是说：“官府购买民田，担心不能按合理价格购买；百姓接受田地来应募，既然不是永久产业，就会马虎耕种，而且还会转手给别人。”其中第六项弊端说得尤其详细：“弓箭手虽然名义上是应募，实际上同在家务农的百姓没有不同；即使有时轮番上役，或遇紧急情况不得不集中，也并不废弃田业，不像州县各种役人长期住在官署，所以弓箭手受到的扰害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仍听说弓箭手缺额常常难以补招，已经招来的人又时常逃走，以此作为依据类比，并不切合实际。”第七项弊端说：“第三等以上的户都能自给自足，必然不肯租田供役。如今立法规定，必须第二等以上的户才能供弓手，第三等以上的户才能供散从官以下各种役，这就是借给田募役的名义，实行揭簿定差的实际。” 既然说百姓乐于应募，为什么户等降到第四等，就必须由第二等以上的户担保？由他们担保后却逃跑，就要勒令担保人来供给田役，这难道能说是乐于应募吗？”上官均也陈述了五项不可实行的理由，苏轼的建议于是搁置。司马光再次上奏：“现在免役法有五项弊害：上等户过去承担差役，本来固然有陪备的费用，但可以轮番休息；如今出钱，比过去的费用多得特别多，而且年年不得休息。下等户原本不承担差役，现在却一律让他们出钱。过去所差派的都是土著的良民，如今却都是流浪之人应募，他们没有顾忌，接受贿赂，侵吞损坏官物。农民出钱比出力困难，若遇荒年，就得卖庄田、牛具、桑树，以钱缴纳官府。提举常平仓司只顾多收役钱，广泛积存宽剩钱。这就是五项弊害。现在不如直接降下敕命，全部废除天下免役钱；各种役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规定的人数，交由本县令、佐官揭簿定差。役人不愿亲自供役的，允许选择能够胜任的人雇来代替；发生逃亡、失陷等事，由雇主承担责任。只有衙前一役最称繁重艰难，确实有人因此破产，所以当初才创立助役法。后来各种役务都给予优厚宽免，禁止陪备，又另外招募命官、将校押运远程纲运，于是再没有听说有人破产。如果现在衙前仍实行差役法，陪备已经减少，应当不至于破家。若仍怜悯其力量难以独自承担，就请依照旧法：官户、寺观、单丁、女户中，房屋产业每月所收租金达到十五千，庄田中等收成达到一百石以上的，都随贫富差等缴纳助役钱；其他财产以此为准。每州积存收取，等候遇到繁重艰难的役务时，就用来支给。” 还担心役人的利害关系各地不能完全相同。请允许监司、州县长官审察是否可行，可行就立即实行；如果还没有研究透彻，县应在五天内把规划措施上报州，州在一个月内上报转运司，转运司每季度上报朝廷。朝廷委派执政大臣审定，分别针对各路、各州制定敕令，务必做到周详完备。然而免役法实行近二十年，富户已经习惯于其中的优厚利益，一旦改变，不能不产生异议。差役重新实行后，州县也不能不出现一些小的扰乱；提举官又专门把多收役钱作为功劳，必然争相说免役钱不能废除。在这种时候，希望不要因为人的言论而轻易破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认为司马光的奏疏有些地方论述不尽，于是上奏驳斥。尚书左丞吕公著说，章惇只想争胜，不顾命令的大体，希望选派近臣详细审定。右正言王觌上奏说：“司马光的建议刚上报时，章惇还曾一同上奏；等到已经实行，才列举司马光的短处，他实际上是小人，不应当把他安置在亲信重臣的位置上。”于是诏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门详细审定后上报。王觌又说：“近来的制度把招募改为差役，以旧法人数为标准；但熙宁元年以后，招募人数屡经裁减，旧数不能再使用，请全部按照现有额数确定差役。”在此以前，差役法恢复后，开封府知府蔡京遵照敕令，在五天内全部采用开封、祥符两县旧日役人数，差派一千多人以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说：“开封府急忙采用旧额，把差役全部派出；像坛子匠之类，近来的惯例通常使用剩员，如今却全部改差民户，故意制造烦扰来动摇已经形成的法令，请求治他的罪。” 司马光起初议论差役时，中书舍人范百禄对他说：“熙宁免役法实行时，我任咸平县知县，开封府遣散了数百名衙前，百姓都欣喜庆幸。后来有关官署追求宽剩钱，务求刻剥百姓，于是反而成为法令的弊害。现在只要减少助免钱的数额来宽解民力就可以了。”司马光虽然没有听从，等到议论州县吏员因差役受贿，拟从重法加等发配流放时，范百禄任押刑房，坚决反对说：“乡民因徭役成为吏员，今天任职办事而受贿，明天役务罢除，又拿财物送给别人；如果全都用重法惩治，将会看见脸上刺字、穿着赭衣的人充满道路。”司马光说：“如果没有您的话，我几乎要成为残害百姓的人了。”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苏辙又说：“差役恢复实行，有五件事应当讨论。第一，过去差派乡户充任衙前，往往使人家破败，比兵火灾难还严重。自从新法实行，天下不再知道有衙前的祸患；然而天下反而认为它苦，是因为农户每年缴纳役钱困难，以及允许人增额购买现售坊场，于是才有缴纳京师供给的钱。假如当初只用官府出售坊场的收入来雇用衙前，自然足够办理，而其他各种役人仍照旧法办理，那么利处就很明显了。起初有人怀疑衙前多是流浪人投身受雇，不如乡户税户可靠。但实行十多年，投身受雇的人也没有造成重大败缺，不足以拿这个理由来改变乡户衙前的弊害。现在大略计算天下坊场钱，一年可以得到四百二十多万贯；如果确定中等价格，不许增额购买，减去三分之一，仍有二百八十多万贯。而衙前支给费用以及招募人员押运非泛纲运，一年合计不过一百五十多万缗；这样，坊场收入自然可以办理衙前的各种费用，何必还要差派乡户？现在的制度全部恢复差役，知道衙前如果没有陪备，所以让乡户充任；至于坊场，原来没有明确下达处理办法，不知道是由官府自行出售，还是仍用来酬奖衙前？如果仍用来酬奖，那么招募人员押运纲运又用什么钱来办理？” 如果不给他们钱，那么旧称繁重艰难的役务，乡户衙前仍要像以前一样自行备办，造成的祸害不会小。

译第二，坊郭人户过去苦于科配，新法令他们和乡户一样缴纳役钱，却免除科配，这个办法很便利。但摊派的钱太重，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请从坊郭户、官户、寺观、单丁户、女户中斟酌现今役钱，减定一个中等数额；同坊场钱一起用于支付雇用衙前和招募人员押运非泛纲运的费用之外，还应积存起来，供招募各类役人使用。第三，请按照现在在役的人数确定差役；熙宁年间裁减确定以前，人数实际上过多，不能遵照使用。第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等役人常常苦于迎送；自从新法以来，官吏都请付雇钱，役人既便利，官府也不至于缺误事务，请仍然采用雇用办法。第五，州县胥吏都酌量支付雇钱招募充任，仍废除重法，也允许使用坊场钱、坊郭钱；不够用时，才差派乡户，乡户所出的雇钱不得超过官府雇用的原数。诏令把这些意见送交看详役法所详细审定，选择其中重要的先行上奏施行。于是役人全部按照现有人数作为额数，只有衙前使用坊场钱、河渡钱雇用招募；不够时，才允许揭簿定差。其他役人中，按规定可以招募的才招募，其余全部定差。于是废除官户、寺观、单丁户、女户缴纳助役钱的办法，当年夏季的役钱立即免缴。不久因衙前并非都有雇价，于是把雇用招募改为公开招募。凡是熙宁、元丰年间曾制定法令禁止对衙前及役人进行不合理役使、命令他们陪备和圆融等规定，一律重申执行；耆长、壮丁依照保正、长法办理。坊场钱、河渡钱、量添酒钱等名目不一，除法律允许使用的支出外，都应积存起来，用于招募衙前、支付繁重艰难役务的酬劳以及相关役务。如果一州的钱不够使用，允许调拨别州的钱；一路不足，允许由户部统筹调拨其他路的钱使用；如果有余钱，不得妄自使用；如果不足，不得减少招募人数而增加其他设置。衙前是最重的役务，如果已经招募足额，上等户中有空闲而未被差派的，命令他们供给次等役务。乡差役人任职期间，官员若敢压制他们，命令他们另雇承符、散从承代替其役务，转运司应弹劾上奏，严加责罚。当时提举常平司已经撤销，所有役务改归提刑司管理。殿中侍御史吕陶说：“天下的户籍簿册标准不一，有的以税钱贯数为标准，有的以田地顷亩为标准，有的以家中积蓄的财物为标准，有的以田地所受种粮数量为标准。虽然都分别划为五等，但有的以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列入第一等。第一等以上已经没有更高的等级可加，于是即使税钱、田地、积财、受种达到上述数目的十倍，也仍然只能同列第一等。依据这种等级来差役，必定不能公平。这样虽然没有今天缴纳役钱的劳苦，反而有过去差役不均、额外摊派费用的弊害。不如斟酌新旧办法，制定条约：例如税钱一贯列为第一等，在本等中应当承担一役；税钱为一役的两倍，就承担二役；再增加一倍，就承担三役；即使税钱更多，也不过承担三役，并且都听任雇人代役。或者本县户数多而差役少，那么上等户不必同时承担多役，只须按照休役年月的远近依次安排，使劳逸均衡。假定甲承担差役后可以休闲五年，乙的税钱是甲的两倍，可以休闲三年，丙的税钱又是乙的两倍，可以休闲一年。以田土顷亩等作为等级，以及同一等级中数量多少不等的情况，都仿照这个办法办理。又如成、梓两路的差役，过去专门以户税作为等级；熙宁初年，另行确定坊郭户的营运钱，用来帮助免役。这项营运钱又是在税产之外由州县强行摊认的成额，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少，以至于有的人停业闲居、迁往乡村躲避，仍然不能免除。如今正讨论法令，坊郭户的等级固然不能偏废，但必须考察实际虚实，另行排定，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吕陶的意见一并送交详定所。苏辙又说：“把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然不是明确用钱雇人，必定没有人愿意前来应募，势必还要实行差拨。我不知道每年收取的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打算用在什么地方？熙宁以前，各路衙前大多雇用长名充当役人；像西川全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超过一半，其他各路也不少于一半。如今坊场由官府自行出售，必定没有人愿意充当长名，那么衙前就全是乡户。虽然名义上叫招募，但上户以免除差役为有利，才肯占报名额，实际上与差役没有区别。上户既然免除了衙前重役，那么各种差役都应当均摊到次等户以下的人户；这样一来，下户承担差役，就会像熙宁以前一样多了。” 《食货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役法。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力主张役法可以实行雇募，不可以实行差役；只是不能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多收百姓的钱。如果量入为出，不至于多收，那么自然足以使百姓得到好处。司马光不同意，司马光说：“差役法已经实行，后来又听说有诏令：雇募不足时，才准许定差。法令屡次更改，号令不一致。又有转运使想把一路合并实行一种办法，不让州县各按本地情况办理；有的已经接受差役却又放免其役，有的已经辞去雇役却又强行拘回充役，有的仍然照旧用钱招雇，有的不用钱而徒然招募，纷乱不定，逐渐违背了原来的宗旨。”于是司马光逐条列举最初奏议中的文字，说明过去曾准许州县、监司陈述可行与不可行之处：“从今以后，外任官如果发现某事有利或无利，县可以直接上报转运司，州可以直接上奏，使下情没有阻塞。详定所只应查阅监司、州县所陈述的意见，详细审定可否；不属于本职而专门务求提出奇异议论、又不切合实际事务的，不要采用；也不能因为一路、一州、一县的风俗利害，就概行于天下。”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诏令说：“各路坊郭户五等以上，以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中第三等以上的户，过去缴纳免役钱的，一律减免五分；其余等级低于此的户，全部免缴，仍从元祐二年开始实行。凡是支给衙前重难役的酬劳，以及纲运中公皂迎送所需的餐钱，都用坊场、河渡钱支付；不够时，才可以用这六色钱补助；有余钱则封存，准备临时需要。”

译臣僚上奏说：“朝廷虽然制定了差役法，却明令允许民户雇人代役，州县大多已经实行。近来又命令弓手必须本人充役，恐怕对公私都不方便。”诏令说：“不愿亲自承担差役的，准许招募曾经担任弓手并有功劳成效的人代替自己，雇佣费用即使较多，也不得超过原来招募的数额。”御史中丞刘挚说：“弓手不能不实行差役法，是因为乡里人充役时，不仅有家中丁男子弟的帮助，就连同族亲戚、乡亲朋友也无不为他充当耳目，一有捕捉便能捕获；而且土生土长的人自重名节，没有逃亡的忧患。自行雇募以后，盗贼充斥，大概就是因为浮浪懒惰之人不能承担责任的缘故。比如五路弓手，在熙宁变法以前都是本人亲自充役，最为强悍精干，他们的才艺和捕盗缉捕能力胜过其他各路。近来恢复差役，没有听说有人不乐意充役而愿意出钱雇人的。只是川蜀、江、浙等路，去年把差役上调到一等户，这些人都习惯于骄纵脆弱，不肯承担侦察捕盗的责任。请五路一定差本人充役，其他各路则采用新敕令，分为三类办理：原有户等中曾经接受差役的，有过战斗功劳、应当留任的，愿意雇人代替自己的。确立这三类，希望新旧办法相互兼用，使人逐渐熟悉防御和捕盗。”侍御史王岩叟也说，雇人代役恐怕不能胜任事务，大略与刘挚意见相同。监察御史上官均说：“差役中最重的，没有比衙前更重的；其次是弓手。如今东南地区长名衙前招募已经足够，所差的人不涉及上户；上户必定改差弓手，这就是让上户承担中户的差役，实际上对上户是优待。上户财产丰厚而差役轻，下户财产微薄却没有差役，那么应当补助和抚恤的，正是中户。如今如果增加上户承担差役的年限，使中户轮休的时间稍长一些，那么补助和免除就能相互均衡。”他又说：“近来准许应当承担弓手差役的户雇人代替，这是最便利的办法。议论者说：‘本人承担差役，就会爱惜自身而不敢重犯法。’熙宁年间的募役法实行已久，什么时候听说过盗贼充斥？那些爱惜自身的百姓，承接符帖、追捕拘拿还可以，让他们和盗贼拼死相斗，难道他们能够做到吗？两浙各路依照法案差弓手，必定要求本人充役，以至于有人哭泣着请求免除。这种人难道可以依靠来任用吗？如今既已立法，准许雇用曾任弓手且有功劳成效的人，相比一般招募的人，应该是有区别的。” 殿中侍御史吕陶告假返回成都，于是朝廷命令他与转运司共同议定役法。后来议定建立增减役年之法，说：“户数多的地方以十二年为一轮，户数少的地方以九年为一轮，应当承担差役的各户通通轮流一周。把一周的月日同户等参照起来，户税多的承担差役的日期多，户税少的按比例递减，这样劳役就均衡适当而没有偏颇。即使按照等级轮流差役，也都准许招募人员代替；这样一来，四等户往往少受差役，五等户则往往达不到差役。衙前一律令其招募，用坊场钱支付重难役的酬劳，这个办法是合宜的。” 当时，讨论役法的人都把意见交给详定所，久久不能决定。于是文彦博说：“差役法设置机构让众人议论，命令又纷纷下达，所以长久不能决定。”于是诏令撤销详定局，役法专门归户部管理。谏议大夫鲜于侁说：“开封府官户很多，祥符县甚至全乡只有一户应当差役，请裁减这种滥差。凡是保甲中被授予班行官职的人，也如同纳粟进官的人一样，必须达到升朝官的资格，才免除各种役务。”旧法规定，按户征收免役钱达到三百缗的，仍让其输钱免役。侍御史王岩叟说：“看不出这个办法有什么好处。比如两户，一户缴钱达到三百千，另一户达到二百八九十千，相差多少呢？但应差役的户三年五年就可以休息，而应缴助役钱的户却终身缴钱，没有停止的时候，除非到了破家地步，否则始终不能免除。这样势必会设法逃避免役：有弟兄的就分居，没有弟兄的就都卖掉产业，只要把三百千的数额稍微降下来，就可以免役。不出二三年，富强户都将变成中等户。”后来又诏令，过去缴纳免役钱、达到一百千以上的户，令其像六色户一样缴钱助役。这是想用他们的钱广泛雇用役人，使役人轮流休息的时间更长。凡户数少的乡，应差役而轮不到三轮的，允许用六色钱招募人员充任州役；仍然达不到两轮的，就上报户部，调拨其他州的钱使用，以宽缓差役期限。乡户衙前服役，应当休息却没有人替代的，就像募役法一样发给雇钱和饭钱。如果愿意投身招募，仍免除本户亲身服役；不愿意的，就赶快招募人员代替。元祐二年，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说：“差役法实行后，天下都说不方便。过去实行雇役时，中等户每年出多少钱；如今实行差役时，中等户每年花费多少钱？再拿几年服役一次来比较，大致计算现有数目，利弊就十分明显了。何况农民在官府服役，官吏会从各方面侵蚀盘剥，比起雇人来，苦乐相差十倍。五路百姓朴实愚拙，偶然被差去当胥吏，又转而雇用惯于此事的人，更是深受其苦。”不久诏令郡县分别详细列出差役法的利弊，分条上报。元祐四年，右正言刘安世说，御史中丞李常请求恢复雇募，是怀藏奸心、危害政事。此前，李常说：“差法的诏令下达后，百姓知道以后不用再输钱，曾经欢呼庆贺。实行久了，才发觉不输钱反而成为祸害。为什么呢？差法废弃已久，户籍册籍不清楚，役务轻重没有标准；户数多的乡，往往只能轮到休息，户数少的乡，年年都在服役。过去上等户每年缴纳一百千至三百千，现在只差去当弓手，即使雇人代役，每年也不过花三四十千。中下等户过去缴钱不过二三千，如今雇承符、散从之类，费用却不少于三十千。这样看来，现在的法令只是使上等户得到优待便利，而三等、四等户却日益困苦。希望诏令一两位熟悉事务的大臣，让他们同主管赋税的官员一起，选择差役、雇役两种办法中对百姓便利的实行。不要拘泥于新法，也不要固守旧说，只要百姓认为好，就是好法。”刘安世则认为责令百姓出钱是不对的，请求坚持差役初议，所以把李常定罪。杭州知州苏轼也说：“改行差役法后，上等户的弊害都消除了。只有三等户，在实行雇役时，每户每年出钱最多不过三四千；现在一役两年，费用就要七十多千。休闲时间不过六年，这就是说在八年之中，过去缓缓缴出三十多千，如今却要合计缴出七十多千，苦乐如何，显而易见。朝廷既然收取六色钱，允许用它雇役来代替中等户服役，已经消除了一项弊害，保全了两项利益。现在只有户数少的乡，服役户轮流休息不足三轮时，才可以使用六色钱招募人员代替州役，这个办法并不妥当。为什么呢？百姓出钱本来是为了免役，现在却限定轮次，不能全部用来免役。把钱留在官府，名义上不正；而且所雇用的人少，也不足以减轻中等户的劳役。”

译此外，投名衙前若不足规定名额，而乡差衙前又正好轮到更代，就另行差派，也不再发钱；如果愿意成为长期投名衙前，就把重难钱全部作为酬劳发给他，并按服役日月扣除其户的徭役，免除二十千助役钱。州里的役人只有吏人、衙前可以全部雇募，其他都采用差役法；如果停役还不到三年，就用助役钱雇人，这种办法尤其不通。从元丰以前，没听说天下有衙前缺额，难道是曾经强迫压制吗？只是因为重难钱按月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罢了。当时奉使的李承之等人，所到之处已经随意削减；元祐改法后，又实行减削，既然大多不给月钱，怎么肯接受招募？如今不追究根本，却想使乡差更加困苦，完全不给钱，而应募的人却全部发钱，又免除二千贯免役钱，想用诱导和强迫让大家都来应募，哪里比得上直接增加重难月给，使招募能够实行？请催促招募缺额的长期投名衙前，限期补足；如果应当增加钱雇募，就报给监司，议定后立即施行。徭役通常以两年为一轮，过去还允许一户休役不到三轮，才命令雇募，也就是让百姓空闲六年。如今忽然减为两年。幸好六色钱足够使用并且有余，正可以增加轮次，却反而减少轮次、增加徭役，农民纷纷妄称朝廷把这笔钱转作他用。虽说按数量留下十分之一备用，但如果有剩余，就酌情减免无丁户和女户所摊的役钱，这只是空话，并无实际。丁口、田产税的开收增减，每年都不相同，怎么能预先知道来年应役人数而提前储备钱粮？如果急忙减免，临到期限不够，又必须增加征取，官吏就会借机作奸，实在防不胜防。总的说来，六色钱既然是通过免役征取的，就应当全部用于雇役，这样名义正当，百姓也会信服。只是有一件事不得不考虑：各州县六色钱的多少不同，如果各自按钱数使用，那么摊钱多的地方，役户休闲太久，六色人户反而会觉得摊钱太多。请今后常存一年备用的六色钱，再核算一年应当使用的数额，以盈余在一路内调剂，并根据人户贫富、各色役的多少预先分等配定，使一路的六色钱能够统筹分给，命州县全部雇人，以本地各色役的轻重确定先后。这样钱款就能均衡而没有弊病，雇人也会逐渐增多，中等人户渐渐得到缓解，那么差役这一良法就可以长久实行而不再改变了。当时，认为役法不便的人很多。元丰五年，再次诏令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点检户曹文字刘安世共同查考利弊。户部请求说：“河北、河东、陕西的乡差衙前，以投募人员所得的雇值为标准，减半发给。投名衙前只差派耆长，其他投名人员一律免役。” 元丰六年，三省援引三路投募衙前的役例，概括推行到其他各路。诏令说：“凡投募人员，免除其户二等以下的各色役；乡差人户全部用投名人代替；愿意长期投募的，听其自便。”又诏令说：“各州衙前已经允许酌量发给雇值、餐钱，考虑到费用广泛、难以供给，转运司、提刑司应根据当地风俗斟酌，制定优厚或较轻的等级和每月餐钱，用应付酬劳的额钱发给，不得超过旧法原有数额。”州役中应由乡差承担的，如果一乡人户服满一役还不到四年，允许用助役钱招募人员代替。总计一州的雇值，如果助役钱不够，就在户数少、徭役繁重的乡分先雇人代替一役；役期结束后，按户籍恢复原来的差役。各州每年计算助役钱，除常留十分之一外，与雇值相抵计算，有不足或有剩余的，由提刑司在一路内调剂。应当差役的各县手力，如果全乡休役都不到三年，也允许用助役钱雇募；服完一役后，另有空闲达到三年的，再实行差役法。各州县设置差役都鼠尾簿，按照民户税产、财力高下差派，分为五等排定，并在各户之下列明其所服的色役、年月以及更代者姓名。每逢差役，就按簿籍从上到下办理，官吏不得任意调换先后。坊场、河渡钱因雇用衙前而有宽余的，也命令用来补助其他役人。三省说：“朝廷审定民间徭役，差役、雇募兼行，斟酌增补和减免，已经极为周详；但州县没有全部使用助役钱招募人员，来补充频繁服役的地方。现在把纲目汇总列出，下发州县，使它们谨慎遵守。

译第一，应当差役的户，三等以上允许休役四年，四等以下允许休役六年。如果户数少而没有人可以轮流更代，卸役还不到规定的闲役年数，就用助役钱招募人代役，以补足年数。第二，狭乡县的役人，除衙前、州胥允许雇募，壮丁只准直接差役而不准雇募外，州县其他役人都允许招募；以招募的月日抵补那些应差而休役不足四年、六年的人，使其达到规定年数。每县合计应差、应募的役数，确定两个名额：差役名额服满后，由应差之人承接；雇募名额出现空缺，就另募人补足。两个名额已经确定后，如果户等财力应当升降，必须等到三年编造户籍时，按簿籍另行确定；在尚未编造户籍以前，只以确定的名额为准。如果本等户数少，不能满足州县应服役数，就用次等户的财力以及本等户财力达到七成者承担。第三，宽乡县除已经雇募的衙前、州胥外，其余各役都按次序依次差派。第四，官府雇用弓手，先雇曾经充任弓手的人；若不足，就用有武勇且有雇役簿籍的人补充。其他役人愿意接受雇募的，选用办法也一样。第五，壮丁都按户籍簿册的次序，实际轮流充役，半年更换一次。” 第六，一州一路中有狭乡、役务频繁的县分，而招募钱不足时，提刑司就把一路助役钱的宽余部分调剂使用；仍不足，就用坊场、河渡钱的宽余部分供给。还要统算一年应当用于支付衙前等人酬劳的费用若干，按十分之一计算，每年在宽余数内再留下二成，用来准备支付衙前等人的酬劳，储留到五年；累计达到一整年的宽余总额后，就停止继续储留。仍不足时，户部就把其他路各色钱的宽余部分调来补足。第七，助役钱每年储留十分之一，累计达到五成便停止；有时支用后，就随即拨补，使它经常保持五成的数额。第八，军人中应当承担迎送差役的，本来是用来代替有雇钱的役人；沿途迎送军人的费用，由提刑司核算数额，归还给转运司。第九，重役人员到了应当更替的时候，如果愿意继续接受招募，允许发给雇钱，让他继续服役。第十，役人必须有税产，才可以接受招募。其中有荫补资格、应当赎免，或曾犯徒刑的人，即使愿意招募，也不予雇用。工艺人则必须由两户有资财的人担保。雇值即使很多，也不得超过旧法已经招募的数额。第十一，陕西镇戎军、德顺军、熙州的衙前，都由官府授田，用田租抵充招募雇值；内地户愿意按照这种办法以田应募的，也听其自便，仍用坊场、河渡钱补还转运司应缴的租课。” 各县每年把各色役的轻重、乡分的宽狭以及各种役的雇值有无余欠，分别据实逐项上报州府。州府上报监司，监司集中议论后，联署上报户部。另行列明一路调剂使用的数额以及各宽余县分的钱数，送达户部。在此以前，收取官田时，曾经下令：凡已经登记为官田以及现有佃户逃亡的田地，都收归官府，留下来充作雇募衙前的费用。到这时，于是参照实行以田募役的办法。元丰八年，诏令说：“耆长、壮丁的役期已经服满，不许连续担任。”这是因为知道连续任职有利于受贿请托，所以不愿更换。百姓中有服父母丧而正应服役的，三等以下户免除其役；三等以上户令其酌量缴纳役钱，在本户应缴钱中只收十分之三，服丧期满后仍按旧法办理。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三省说役法还没有准备就绪。哲宗说：“只实行元丰旧法，却减去宽余钱，百姓怎么会有不便？”范纯仁说：“四方情况各不相同，必须根据百姓情况制定法律，才可以长久。”于是命户部议定。右司谏朱绂说：“缴钱免役，有超过规定数额而多摊的；用钱雇役，有确定雇值过重的；各色役中，又有待遇优厚、愿意自行服役或招募而不必发给雇钱的。请详细裁减节省。”中书说：“差役法实行十年，民间苦于差役骚扰，前后议论纷纭，变更不一，从未有停止的时候。” 于是诏令说：“恢复免役法，所有条约一律采用元丰八年现行的制度。乡差役人中，有人应当招募而可以更代的，就罢免遣送。允许借用坊场钱、河渡钱及封桩钱作为雇值，等役钱征收后再补足数额。所缴免役钱从今年七月开始。耆户长、壮丁实行召雇，不得用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应当雇用的役色也照此办理。所摊宽余钱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过去超过数额、如今应当减下的，先从下五等人户开始减免。每路设置提举官一员，以提刑司设治所的州为治所。如果各地风俗利害不同，事情有尚未完备或不便、应当对旧法增删修改的，写成统一条款，与转运司、提刑司联名上奏。” 又诏令说：按照旧法从量添酒钱中取得盈余，只供法司吏人的餐钱；如果不足，抵当息钱也允许贴补使用。原先曾经规定从七月开始缴纳，后来又改为从第二年开始。各地风俗不同，差役、雇役不一，暂且沿用旧制；等开始缴纳后，到五月底全部实行雇役法，凡因差役而在役的人都罢免遣送。旧免役法施行时，壮丁中偶有差役而不招募的，仍像过去一样不向其摊派役钱。凡应摊的钱额，取三年实际支出的雇值，斟酌其中一年数额，确定为年度定额，以使摊派均匀。此外所取宽余不得超过总额的十分之一。免役钱刚恢复、尚未征收时，暂且用助役钱支付雇值；不足时，即使免役宽余钱也允许拨给使用。” 七月，户部审查役法时说：“幕职、监当官的任官和罢官，依照元丰制度，都用雇役人迎送，并确定其数额；元祐时超过规定数额所增加的厢军，全部罢减。凡有压制乡差人员仍旧在役，或改换姓名以便应募的，都计算其在役月日以及应当获得更代的期限，依次免除遣送。各路过去设置的出等高强户，财力越转越高，摊钱难以承受，应缴免役钱达到十万以上的，每累积达到十万，就全部减免三成。凡人户隐匿寄托财产、借用户籍、冒充官户以求逃避等第摊派的，一律按违制论罪；允许他人告发，将其中一半赏给告发者。元丰令规定：在籍宗子以及太皇太后、皇后的缌麻亲属可以免役，皇太妃也应如此。”诏令全部批准。

译旧有户等簿籍如果还大致可以凭据，就继续使用；如果户等已经模糊毁坏，即使尚未到应当编造新簿的年份，也命令重新编造。户部实行元丰条制，用保正、保长代替耆长，用甲头代替户长，用承帖人代替壮丁。元祐二年，再次诏令各路：“役人的名额和雇值，都依元丰旧制；仍依已经下达的命令，宽余钱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常平、免役事务，元丰时由提举官专门主管，转运司、提刑司从今以后不得干预。” 过去设置的重修编敕所审查中外文字本，因为认为去年所差的乡役还不够完善，于是议论说：“都保、副保正比耆长所负的事务和责任已经较轻，又有承帖人传送公文，大保长就几乎没有公事可做。元丰原有制度规定，一个都内有十名役人，除副保正外，八保各差一名大保长。如今如果常让两名大保长轮流催收十保的税租、常平钱物，一次税收更换一人，那么自然不必再轮流让保丁充任甲头了。各都保雇用的承帖人，必须选用本保人家中的人；雇值都由官府发给，一年更换一次，这样自然没有浮浪人员滞留、延误公文的弊病。承帖人的雇值本来有旧数，如今所雇保正的雇值参照耆长，保长的雇值参照户长；如果有人不愿替代这三种役职，就听其自愿。壮丁原来没有摊付雇值的地方，听其沿用旧制。承帖雇钱允许用过去的宽余钱调剂支出；如果当地风俗中有人不愿接受保正、保长的雇役，允许招募本地有税产的人，让他们代任耆长、壮丁。所雇耆长、户长，已经立法不得强迫；如果保正、保长不愿接受雇用而擅自差派雇用，就按徒刑二年定罪。” 诏令全部听从了这些意见。三年，左正言孙谔说：“役法的实行，在官役人数方面，元丰多，元祐少；虽然减少却没有耽误事务，说明多不如少。在雇役雇值方面，元丰重，元祐轻；虽然轻却没有不能招募，说明重不如轻。如今役法优待下等户，使他们不缴纳，全部从上等户征取，意图固然很好，但法令还不完善。先帝制定免役法，熙宁、元丰有不同议论，元祐又有变更，正是因为不能没有弊病。希望不要把元丰、元祐区别对待，只求达到公平便利百姓为止，这样才好。”翰林学士蔡京说：“孙谔关于人数多少、轻重不同的议论，明显有褒贬，显然认为元丰不如元祐。陛下追述继承熙宁、元丰政事之时，孙谔竟敢说这种话，我私下很惊骇。免役法恢复施行将近一年，天下官吏已经熟悉，百姓也安定下来，孙谔却指为弊病，那么他诋毁的就是熙宁、元丰。况且元丰实行的是雇役法，元祐实行的是差役法，雇役和差役不能同时并行。元祐本来曾兼用雇役，已经纷乱无章，孙谔却想不区别熙宁和元祐，这是想为元祐的奸邪张目，迷惑天下人的听闻。”诏令罢免孙谔的正言官职，贬为广德军知军。后来又诏令说：“各县不得以催税为由，像追究甲头、保长那样追逼保正、副保正；不得以杂事追呼保正、副保正。在任官员如果以承帖为名而占用、破坏应当值役的人员，按受赃论罪。所管催督租赋之事，州县官员擅自命令百姓陪备、输送物品的，按违制论罪。” 这一年，把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汇集编成一书，总名为《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天下。诏令翰林学士承旨兼详定役法的蔡京，仍旧负责详细修订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说：“蔡京在元祐初年任开封府知府，附和司马光实行差役法，祥符县几天内就差派了一千一百人。请把役法专门交给户部。”诏令要求分条辨析。蔡京上奏后，又命董敦逸自行申辩，蔡京没有被追究责任。元符二年，任命萧世京、张行为郎官。这两人在元祐年间都曾说免役法是正确的，哲宗拿出他们的奏疏，提拔了他们。不久又诏令河北东路、西路、淮南运司和府界提点司：如果人户已经差充正夫，免夫钱一律停止催缴。后来又诏令说：“即使因边境事务而开始差派夫丁，也必须把应差、应雇的实际人数上报朝廷，不得擅自差派。河防以及沟河每年合计需要十六万八千多名夫役，听任人户缴钱免役。” 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奏称：“京西北路的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掏之类，若当地人愿意接受招募，就不必给他们雇值；其他各路也应详细衡量后施行。”诏令同意。延安府知府范纯粹说：“近年衙前侵盗公钱，事情败露就逃跑。请允许轮流差派上等乡户，使他们供职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弹劾范纯粹的建议损害良法，应当加以贬黜责罚。诏令不准实行范纯粹的请求。后来襄州知州俞▯因为襄州总共承受其他州的布匹纲运，再转送到其他州，导致衙前的重役全都集中在一州，事情和道理都不公平。臣僚认为俞▯擅自毁坏绍圣制定的成法，请求重重贬黜。俞▯因此被责授散官，安置在太平州。崇宁元年，尚书省说：“从前命令大保长催收税赋却不给雇值，这是差役，不是免役。”诏令提举司按照旧法，将原来缴纳的雇钱平均发给。永兴军路州县官请求恢复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价低廉为由请求减少吏胥雇值、停止发给役人雇钱，这些都损害法令本意，应当改回旧制。诏令户部一律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和先前颁下的《绍圣签贴役法》，在天下施行。二年，臣僚说：“常平钱的利息每年取二成，五年就有一倍的数额；免役宽余钱每年收取十分之一，十年就有一年的储备。因此绍圣年间制定法律：常平利息达到一倍、免役宽余达到三份时，请求下诏免除，以表明朝廷从百姓那里征取这些钱不是为了获利。但集贤殿修撰、邓州知州吕仲甫此前任户部侍郎时，竟以公状申报都省，请求删去上面这条。”诏令贬黜吕仲甫，降职为海州知州。后来又诏令：常平司等到丰收富足、钱粮有余时，把达到这一制度规定的情况具奏，请求蠲免。大观元年，诏令说：“各州县招募吏人，如果不是四等以上户，或者在州县犯过五次杖罪的，一律罢免遣送，不得再占据各处的名役，另行招募三等以上户充任。”于是旧有胥吏全部罢免，但弊病的根源没有革除，老奸巨猾之徒藏身州县，玩弄法律、扰害百姓，比过去更加严重。后来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招募的全是浮浪之人，无所顾忌，盗贼公然横行，祸害遍及四方。到这时，又诏令州县招募役人依照元丰旧法。

译政和元年，臣僚说：“元丰年间，巩州每年摊派役钱只有四百千，如今屡次摊派到近三万缗。又，元丰八年命令留存宽余钱不得超过二成，绍圣年间再次裁定，只允许留存一成。当时考察法令本意，并不是要征取宽余，于是改名为准备钱，并严格立下禁约；如果擅自增加年度定额，或储留准备钱超过规定，都按违制论罪。如今请敕令提举常平官加以检查，并查究巩州取得盈余的原因上报。”朝廷同意了。宣和元年，言官说：“役钱这件事，神宗最初防止官户享受过多免除，特意责令缴纳一半。如今几乎家家都称为官户，州县招募役人等费用又不能减少，于是把官户减免的数额平均摊入下等户；下等户除了正常赋税外，还要代官户缴纳减半的役钱，难道不是使他们更加困苦吗？”诏令说：“从今以后，二等以上户因直接降下的指挥而非泛补官的，其赋税、差科、免役一律不得按照官户法减免；已经减免的，改正。进纳人员仍按本法办理。”保长每月领取雇钱，负责督促催收税赋。近年有些县每一税户中又增加一二十家，另差一人充任甲头和催税人，每十天到官府报到听候比磨，接受追究责罚，损害良民，诏令禁止。七年，诏令说：“州县此前因警戒查察私铸钱，命五家编为一保，城郭也差坊正、副领受文书，因此发生追呼和陪费，有人甚至分居、逃移以躲避差使。所设置的坊正、副可以罢除。” 自绍圣年间恢复雇役，到建炎初年又将其罢除。不久讨论后认为这种制度不可以废弃，参政李固进言宋高宗说：“常平法本出于汉代耿寿昌，难道能因为王安石而废掉吗？”当时招募射士没有钱供给雇值，于是诏令官户役钱不再减半，民户役钱一律增加二成。后来又减免。兼官过去发给庸钱来招募户长，设置保甲后，就储存庸钱以补助经费。不久废除保甲，恢复户长，但庸钱不再发给，最终成为总制钱名目中的一项。” 然而，徭役根据财力征发，只要财力升降不混乱，役法就公平。因此绍兴以来，讲求推割、推排制度：凡百姓典卖田产，税赋和财力等级一并推割转移。至于推排，则根据其资产增减升降等级，每三年实行一次。但当时的弊病是，有些小民稍微有些米粮，只剩下房屋，连耕种、锄地所用的刀斧器具，以及鸡、豚、犬、猪等牲畜，细小琐碎之物也都登记计算。官吏根据贿赂多少，决定财力等级的高低。上级官员担忧这种情况，于是又加以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把猪羊及其他杂物估价计算；后来连耕牛、租牛也免除估计。至于江东、江西，有的按亩头计算税额，也有不等推排的。保正、保长设立时，五家相邻编为一保，五保编为一都保，设保长、都保正和副保正；其余达到三保的也设置保长，五大保也设置都保正；不足三保、不足五大保的，有的附属于其他组织，有的合并办理，各地并不一致。户籍则按照财力高下确定服役次序和期限长短。至于品官的田产，则有数量限制；本人死亡后，子孙承受的数额减半；荫补资格用尽后，差役与编户相同。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的子孙服差役，也与编户相同。这里说的是父母生前没有官职，只因伯叔或兄弟受封赠而获得身份的人。凡非泛补官以及七色补官，不计入限田免役的数额；其奏荐的弟、侄、子、孙，如果原本属于非泛补官或七色补官出身，仍与普通编户一样服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等人，升转至升朝官后，就成为官户；本人死亡后，子孙都与编户相同。太学生以及经省试获得解额的人，虽不受限田约束，却允许招募人充役。单丁户、女户以及孤幼户，都免除差役。凡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就是女户。女户出嫁后，用嫁妆钱置办产业，仍以丈夫作为户主。凡应当差充保正、保长的，以家业钱数的多少为限，超过限额的部分与官户、编户轮流差役。总首、部将免除保正、保长差役。文州义士已经免除差役的田地，不许典卖；年老、患病或本人死亡后，允许子孙承袭。凡招募人员充役，都应招募本地土著；被裁退的士兵以及曾任公人的人，都不许招募。既然已有招募人员，官府不得再追究其本人。招募人员凭借官府势力，奸害善良百姓的，除判罪外，还要追究招募他的人。宋高宗在河朔时，亲眼见到民间的困苦，曾感叹知县不得其人，一旦被编入役次，便会倾家荡产，因此极力研究制定便利百姓的役法。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众人拿出田地和粮食，帮助役户轮流充役，从此各地推行。十一年，御史谢谔说：“义役的实行，应当顺从百姓的便利；不愿意参加的，才实行差役。”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朱熹认为义役有四件事没有完全完善。起初倡导义役的人，唯恐议论不够详细、考虑不够周全，又担心后来跟随的人不能都是善人，于是弊病日益产生，流弊日益严重。有的人凭才智把持，独占义役的利益；有的人凭势力凌驾他人，私自掌握差役的权力。因此虐待贫民、扰害富户，欺凌寡弱、欺压孤独。义役的名义已经确立，役户却不能安心经营产业；雇役的法令实行后，役户又不能安心居住，这确实就是所谓没有完全完善的弊病。淳熙五年，臣僚奏请命提举官每年考核所属各县差役是否得当，以词讼多少决定官员考核的优劣；命役户轮流管理以主持役务，设置募人负责传达官府文书，这样公私双方都便利，义役也就可以确立了。” 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及之根据淳熙年间陈居仁的奏议，取祖宗免役旧法以及绍兴十七年以后陆续颁下的诏旨符牒，修订成一书，名为《役法撮要》。五年，书编成，左丞相京镗上奏进献。役法本来可以长久实行；有的制度还没有长久便立即产生弊病，原因在于人。

译救济水灾、旱灾、蝗灾、螟灾、饥荒和疫病，是太平时代也不能避免的，但必须预先有所准备，《周官》所说“用十二项救荒政措施聚集万民”就是这个意思。宋朝治理天下，根本在于仁厚；凡是救济贫困、抚恤灾患的用意，比前代尤其恳切周到。各州年成歉收，必定开常平仓、惠民仓等仓的粮食，有时平价出售，有时借给百姓作种子和食粮，有时直接发放救济，不分主户、客户。粮食仍不足，就派使者持驿传文书迅速打开省仓，或把粮食转运到其他路；有时招募富民出钱出粮，用官爵酬报，劝导官吏，允许把这件事记入考核；如果有人借贷粮食救济贫困，秋收后由官府替他们收回偿还。仍然不足，就拿出内藏库或奉宸库的金帛，出售祠部度牒；东南地区则留下发运司每年漕运的米，有时几十万石，有时百万石，用来救济。赋税租粮尚未缴入或缴纳不全的，有时完全不取，有时少取，有时暂缓征收以等待丰年。宽免拖欠，暂停劳役；赋税收入中需要支移、折变的，予以减少；应当发给的蚕盐、和籴以及不急迫、妨碍农事的科率追呼，一律停止。减轻关市税，出售牛匹免算，运输米粮的船只车辆免除沿途力胜钱。凡利益可以同百姓共享的，不加禁止；水乡则免除蒲草、鱼、果实、瓜蔬等税。选派官员分路巡抚，缓办囚犯，减少刑罚。饥民抢劫粮仓的人，减轻其罪；百姓流亡的，关津不得责令缴纳渡钱；经过京师的，在各城门发米赈济，所到之处安排在官府住宅或寺观中，煮稀粥给他们吃，有时每天给粮。能够回乡恢复产业的，按天数计算并发给粮食，遣送回去；没有地方可回的，有时分给闲田，有时允许编入军籍，有时招募青壮年兴修工程。年老、患病、幼弱而不能存活的，听任官府收养。发生水灾的州县准备船只、木筏救援百姓，把他们安置在水淹不到的地方，运送柴薪粮食供给。因饥荒、疫病或溺水而死的人，由官府掩埋祭祀；溺死者还加赐其家钱粮。京师遭遇严寒或物价暴涨，就设置场所出售米粮、柴炭，降低价格卖给百姓。这些措施前后大多成为常规。蝗虫造成灾害，又招募百姓捕捉，以钱粮交换；蝗虫卵一升，最多可以换豆类、粮食三升或五升。诏令州郡长官优厚抚恤百姓，间或派遣内侍慰问，告诫监司察看官吏中年老患病、懒惰怯弱而不能任职的人。起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义伦出使吴越回来，说：“扬州、泗州的饥民大多死亡，郡中军粮还剩一万斛，应当借给百姓。”主管官员阻止说：“如果年成不好，谁来承担责任？”沈义伦说：“国家用仓粮救济百姓，自然会招来和气，带来丰年，难道还要忧虑水旱灾害吗？”太祖高兴地听从了。四年，诏令州县兴复义仓，每年征收两税时，每石另收一斗，储存起来以备灾荒歉收。平定广南、江南后，就下诏救济当地饥民；他勤劳抚恤远方百姓，恩德和善意十分深厚。太宗恭谨节俭、仁慈爱民，反复劝百姓务农、重视粮食，不要任意浪费。当时惠民仓的积储并非没有准备，又设置常平仓，趁时增价收购粮食，只怕储备不足。真宗继承其政，更加致力于实行养民政策，于是推广淳化年间的制度，常平仓、惠民仓几乎遍布天下。仁宗、英宗每逢遇到灾异，就不上朝、改穿常服、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他们的恐惧和自我反省表现在脸色上，怜悯哀痛之情表现在诏旨中。庆历初年，诏令天下恢复设置义仓。嘉祐二年，又诏令天下设置广惠仓，使老年、幼年、患病、贫困的人都有所供养。历朝相继承袭，考虑百姓已经很周全，施惠百姓也更加优厚。同时当时的州牧郡守也多能任用贤才，如张咏治理蜀地，每年平价出售六万石米，载入皇祐甲令。富弼调任青州时，选择公私房屋十多万间，分散安置流民并供给粮食，共救活五十多万人，又招募一万多人充作士兵，天下把这件事传为法式。郓州知州刘夔打开粮仓赈济饥民，依赖此举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盗贼也衰减少息，皇帝下诏赏赐褒美。越州知州赵抃把榜文张贴在交通要道，命令有粮的人提高价格出售，于是米商纷纷聚集，越州米价顿时下降，百姓没有因饥饿而死亡。像这样的政绩无法全部记载，所以这里只对先王救荒的办法略作列举。神宗即位以来，河北各路水灾、旱灾接连发生，还开常平籴便司、广惠仓的粮食救济百姓。熙宁二年，赐诏给判北京韩琦说：“河北年年歉收，水灾泛滥，地震不断。正值春天开始耕作，百姓携带老幼，抛弃田地房屋，每天流徙在道路上。我半夜惊醒，悲惨忧惧，不能安心。救治安排的方法，听任你便宜行事；凡有可以帮助百姓的，都应替我安抚、收拢并救全他们，不要延误时机，使百姓更加困苦。”但王安石执政后，把贷粮法改为借助法，把常平、广惠仓的钱粮改作青苗钱，都让百姓缴纳利息；说这种办法不便的人动辄获罪，百姓于是无法生活。又诏令出售天下广惠仓的田地。从此先朝的良法美意所剩无几。哲宗虽下诏恢复广惠仓，后来章惇掌权，又将其罢除，依熙宁法出售其田。常平仓只酌量留下钱粮，不能满足赈济；义仓又不足，于是命令在一路内通融调拨。于是元符、崇宁、大观年间，竟直接发给空名告敕、补牒赏赐各路，政事日益败坏，百姓日益困苦，宋朝的国业于是衰落。在此以前，仁宗在位时，怜悯患病而缺少药方药物的人，颁行《庆历善救方》。云安军知军王端请求官府出钱调配药物发给百姓，于是推广到天下。曾因京师发生大疫，命太医调制药物，宫中拿出两根犀角，剖开查看。其中一根是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仁宗说：“我难道会看重奇异物品而轻视百姓吗？”最终把它捣碎。又免除公私房屋十天的租钱。命太医选择善于诊察脉象的人，由县官授予药物，详细审察病情后发给，使贫民不被庸医误治而早早夭折。天禧年间，在京畿近郊的佛寺买地，埋葬无主尸体。埋一具尸体，一口棺材给钱六百，幼儿减半；后来不再发给，死者暴露在道路上。嘉祐末年，又下诏恢复发给。

译京师原先设置东西福田院，用粮食供养老年、患病、孤独、贫穷和乞丐的人，后来发钱粮供养的才二十四人。英宗命令增设南、北福田院，并把东西福田院的官舍都扩建，每天供养三百人。每年从内藏库拨钱五百万供给费用，后来改用泗州施利钱，增加到八百万。又诏令说：“州县长官遇到大雨雪，免除房租三天，每年不得超过九天，著为法令。”熙宁二年，京师大雪严寒，诏令说：“老幼、贫困、患病、无依无靠的乞丐，允许在四所福田院额定人数之外发钱收养，到春天稍微暖和时停止。”九年，太原知府韩绛说：“按法律，各地老病之人从十一月一日起由州里发给米豆，到第二年三月底结束。河东地寒，请求从十月一日起发放，到第二年二月底停止；如果还有余粮，就发到三月底。”朝廷同意。凡鳏、寡、孤、独、衰老、残疾、贫困而不能自存、应当收养的人，以绝户的房屋安置；没有房屋，就住官屋，用绝户的财产供给费用，不限居住月份。依照乞丐法发给米豆；不足时，就用常平利息钱供给。崇宁初年，蔡京执政，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发给常平仓米，数量多到原定数的几倍。差遣官府士卒充任使令，设置火头，准备饮食，发给僧衣和棉被。州县执行过度，有的还置办帷帐，雇乳母、女佣，费用无边无际，不得不向百姓普遍征敛；贫困者得到好处而高兴，富户却受到骚扰。三年，又设置漏泽园。起初，神宗诏令说：“开封府界内僧寺寄存的棺柩，贫穷而不能安葬的，命京畿各县各自划出三五顷官有荒地，听任人安葬，命僧人主管。安葬达到三千人以上的，度僧一人，三年赐紫衣；已有紫衣的，赐师号，再让他主管事务三年；愿意继续主管的，听其自便。”到这时，蔡京推广设置园区，建立簿籍，埋葬尸体都深达三尺，不让尸体暴露，并由监司巡历检查。安济坊也招募僧人主管，三年治愈一千人的，赐紫衣、祠部度牒各一道。医生每人发给工作簿，记录所医治、所埋葬的人数，年终按数考核优劣。各城、寨、镇、市，凡有一千户以上并设有知监的，依照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上遇到因寒冷僵倒的人以及没有衣服的乞丐，允许送到附近方便的居养院，发给钱米救济。孤贫儿童中可以教育的，命令送入小学听读；他们的衣襕从常平头子钱中拨款制作，并免除入斋费用。被遗弃的儿童，雇人哺乳养育，也允许宫观、寺院收养为童行。宣和二年，诏令说：“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可以参考元丰旧法，裁定建立适中的制度。” 凡应当收养的人，每天发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增加柴炭钱五文省，儿童减半。安济坊的钱米依照居养院办法发给，医药依旧制办理。漏泽园除按照现行条法办理安葬外，凡需供给的斋醮等事项一律停止。高宗南渡时，跟随而来的百姓多得像赶集一样。朝廷先给他们衣服和食物，以救济他们的饥寒；又给他们医药，以救治疾病。那些死于战争、倒毙在道路上的人，就发给度牒，予以掩埋。对于乞丐，则在居养院收养；生病时，在安济坊治疗；死后，在漏泽园安葬，这些做法每年都照常实行。绍兴年间以来，每年都有水灾或旱灾，朝廷便打开常平仓和义仓，有时赈济，有时平价出售，有时借贷粮食，唯恐来不及救助。然而在国家艰难之际，军队粮饷正十分紧急，储备又有限，而救济供应却没有止境，于是又用爵位和赏赐来诱导富人共同捐助，这也是权宜而不得已的办法。绍兴元年，下诏规定，捐出粮食用于救济和出售的人，按数量分别给予赏赐。出售粮食达到三千石以上的，授予守阙进义校尉；达到一万五千石以上的，授予进义校尉；达到二万石以上的，取旨给予优厚赏赐；已经有官职荫补资格而不愿补授官职的，也按照类似情形办理。绍兴六年，湖、广、江西发生旱灾，下诏拨出上供米赈济百姓。婺州百姓中有阻止粮食出售而导致盗贼发生的，下诏规定，阻止出售粮食的人，判罪发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说：“打开粮仓并劝导富户分出粮食，是古代的做法。允许判罪发遣，恐怕贪官会徇私，反而使善良百姓受害。希望告诫各地守臣、县令多方劝告，使百姓都乐意服从；如果有扰民害民的情况，提举司应弹劾上奏。”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潼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骘、汉州守臣王梅救活了许多饥民，前吏部郎中冯楫也拿出粮食帮助赈济。景兴宗升一职，李瞻、王骘、王梅、冯楫各升一官。绍兴十年，婺州通判陈正同赈济有方，即使穷谷深山中的百姓也无不受到恩惠，朝廷便把他的办法下发给各路施行。绍兴二十八年夏天，浙东、浙西的田地因风灾水灾而受损。按照法律，水灾、旱灾达到七成以上的才赈济；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受灾达到五成的地方也予以赈济。绍兴二十九年，下诏各地守臣拨出常平仓、义仓米的二成，进行赈济和平价出售，临安府则拨出桩积米。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天降大雪，天气寒冷，百姓大多缺粮。下诏临安府及所属县以常平米按时价的一半平价出售，赈济十天；临安府城内外贫困之家，每户发钱二百、米一斗以及柴炭钱，均从内藏库拨给。凡遇寒冷、酷暑、下雨、火灾、皇帝大赦，以及祈祷、即位、生辰、上尊号、生皇太子、皇帝驾崩、大祥等情况，临安百姓和三衙各军也时常得到赈济抚恤，同时免除商税以及公私房屋租赁费用。作为临安府辅郡的百姓，命令各州按照临安府的办法，用常平钱予以赈济。孝宗隆兴二年秋天，连日阴雨损害庄稼，朝廷从内帑拨出银四十万两，换购粮食来救济百姓。乾道六年夏天，赈济浙西遭受水灾的贫民。乾道七年八月，湖南、江西发生旱灾，制定赏格来鼓励积存粮食的人家。无官身份的人：捐一千五百石，补授进义校尉；愿意补授但不愿参加选试而任将仕郎的，听凭本人选择；捐二千石，补授进武校尉；进士免除一次文解；捐四千石，补授承信郎；进士补授上州文学；捐五千石，补授承节郎；进士补授迪功郎。文臣：捐一千石，减少二年磨勘期限，选人升一官；捐二千石，减少三年磨勘期限，选人升一资，并各给予一次占射差遣的机会；捐三千石，升一官，选人升两资，并各给予一次占射差遣的机会。武臣：捐一千石，减少二年磨勘期限，选人升一资；捐二千石，减少三年磨勘期限，选人升一资，并各给予一次占射差遣的机会；捐三千石，升一官，选人升两资，并各给予一次占射差遣的机会。捐五千石以上的，文臣武臣都取旨给予优厚推恩。

译九月，臣僚说：“各路遭受旱灾，请把核实灾情、减免税赋和展期的责任交给转运司，把平价出售、发放和借贷的责任交给常平司，把察觉虚妄滥行的责任交给提刑司，把调查实情、筹划处置的责任交给安抚司。”皇帝告诉宰执说：“转运司如果只负责核实灾情，恐怕以后赈济时就不肯承担责任。”虞允文上奏说：“转运司主管一路的财赋，因此称为省计。各州郡有余或不足时，调剂互补，正是它的责任。”淳熙八年，下诏说：“去年江、浙、湖北、淮西遭受旱灾的地方，已经实行赈济和平价购粮；其中鳏、寡、孤、独等贫困而不能自存、又没有钱买粮的人，用义米救济。”宁宗庆元元年，因为两浙转运副使沈诜说米价飞涨，便下令所有商贩之家都必须出粮出售，同时设置了告发私藏粮食的法令。嘉定十六年，下诏从楚州储存的米中拨出二万石，救济山东东路和西路。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说：“乾道四年百姓粮食困难，我向府中请求，得到常平米六百石，用来赈济借贷。夏天从仓中领取粮食，冬天则按加息后的米数偿还。此后随着年成好坏收取和发放粮食；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则全部免除。这样共十四年，用利息米建成仓房三间，并把原来的六百石归还府中。现有储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因此一个乡方圆四五十里，即使遇到灾年，百姓也不会缺粮。请把这个办法施行于仓司。”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看到后叹息说：“社仓已经实行几年了，有关官司却不再推行，所以远方还有不知道的人。”于是把它编入《振恤》。凡借贷粮食的人，十家编为一甲，由甲内推举一人担任甲首；五十家则选择一名通晓事务的人担任社首。每年正月，向社首发布告示，由社首下达各都，编定甲户。逃亡的军人和品行不端的人，以及有钱缴纳税赋、衣食不缺的人，都不得编入甲户。应当编入甲户的人，还要询问其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的，列出一家大小人口若干：成年人口一石，未成年人口减半，五岁以下不计入申请；甲首另加申请一倍。社首审核订正各户情况的真伪，让每个人亲手写下借粮数额，带到本仓，再次审核确认没有弊端后，才编排发放顺序。甲首把某人借了多少石附载在都簿上，按照正簿分两次发放：第一次在开始下田耕种时，第二次在除草松土时。秋收后归还粮食，最迟不得超过八月三十日；归还的粮食如果潮湿、恶劣、不足实数，就要受罚。嘉定末年，真德秀任长沙帅臣时推行这一办法，灾年饥荒时，许多人依靠它得到救济。然而事情实行久了便产生弊端：有时粮食被挪作他用，无法发放；有时催逼偿还，和征收正式赋税没有区别。这样的良法和美意，都因此丧失了。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说：“丰收地区，谷价低会损害农民；歉收地区，又没有办法买粮救济。只有用有余的地方来救济不足的地方，饥民才不至于买贵粮，农民也可以从中获利。请求重新严格申明禁止阻止粮食外运的禁令：凡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各州县有粮食的地方，都听任商人贩运销售，使粮食流通；违犯者，允许受害者越级申诉，由官府查究弹劾，犯事吏员判罪发配。这样或许能使法令一出便确实执行，不至于徒具文书形式。”朝廷采纳了。端平元年六月，臣僚上奏说：“建阳、邵武一带群盗聚集作乱，事变起因在于上户封闭粮仓、不肯出售粮食。如果专靠军事威力来消灭他们，固然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完全不讲求赈救政策，百姓被饥荒所迫，恐怕会产生宁可同归于尽的念头，依附盗贼的人会日益增多。希望朝廷整顿军队、选拔将士，荡平已经起事的盗寇；同时发放粮食救济饥民，安抚招徕尚未跟从盗贼的人心。这样百姓知道躲避祸害，盗贼势力自然孤立，便可以一举消灭。这就是成周荒政中‘散利除害’的主张。”八月，因为河南各州军刚刚收复，命令江、淮制置大使司拨发米麦一百万石赈济。淳熙十一年，福建各郡发生旱灾，赐米二十五万石用于赈济和平价购粮，另拨一万石救济贫困的平民。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原来储存着几十万石米，平价出售后再补充，循环进行；后来只使用而不补充，所剩已经很少。皇帝下旨命临安府收购四十万石米，使用平籴仓的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合计筹集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作为收粮本钱。景定二年，因为都城完全依赖浙西的米粮，便诱导商人进京贩运出售，赏格比乾道七年更加优厚。咸淳元年，下旨从丰储仓拨出公田米五十万石交给平籴仓，遇到米价上涨时便按平价出售。咸淳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说：“当今最紧急的事务，没有什么超过平籴。乾道年间，有的郡米价一斗达到五六百钱，孝宗听说后，立即罢免那里的守臣，改用贤能的守臣，这是今天应当效法的。如今粮价飞涨，不知原因何在，市面上只见纸币而见不到米。推究其中原因，实在是富家大姓纷纷封闭粮仓，所以粮价越来越高，而纸币的价值暗中下降。陛下想到小民缺粮困难，为他们打开常平仓、义仓，但数量有限，怎么能救济每一个人呢？希望陛下考核官吏，使他们承担如牧养牛羊一样管理民生的责任；劝告富民，使他们不要把各地视为秦地、越地那样区别对待。粮价一旦平稳，纸币的价值就不会因此减轻，物价也不会因此加重。”咸淳七年，把咸淳三年以前各路的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出售；收成微薄的郡县，允许不拘关子、会子和现钱，收取百姓的钱来出售。《志》第一百三十二《食货志》下之一（会计）。宋朝的财货制度，大多沿袭唐朝。天宝年间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减少，赋税收入日益削减；法制既已改变，国家用度又不能满足，所以谋求增加财利的人得到进用，征收赋税的名目和数额也日益繁多。各地方镇掌握重兵，都把财赋留在本地供自己使用，送到朝廷的特别少。五代时，疆域狭小，藩镇更加势大，往往命令部属掌管场、院；属于三司管辖的，则补任大官来监督，除了应输的数额之外，也私自占有财物。太祖完全了解其中的弊端，接受周禅即位后，致力于恢复长远规划，修订建立法令制度，逐步向各地显示施行办法。建隆年间，地方长官入朝，仍然不进贡财物来补助军费。乾德三年，才下诏规定，各州除支出本地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到宫阙之下，不得擅自截留。当时藩郡有空缺，朝廷逐渐命文臣暂代管理当地场务，有时派京朝官或朝廷大臣监督。于是地方权力开始削弱，财利归于朝廷，禁令条文和文书记录也逐渐严密。各州通判到任，都必须亲自查阅账簿所列的官物，吏员不得借机舞弊。主管仓库的吏员三年更换一次。市征、地税、盐曲等事务，通判、兵马都监、县令等都要亲自监督，每月查阅账册并报送三司；任期届满时考核政绩优劣，隐瞒欺骗者依法治罪。招募告发者，赏钱三十万。但后来小民为了求财报仇，纷纷诉讼，造成烦扰，不久便废除了招募告发的禁令。

译在此以前，茶、盐、榷酤等专卖税额较少的地方，曾招募豪强平民主持。百姓多有意增加税额以求取利益，年年遇到荒歉，商旅又不通行，甚至亏损原定税额，于是便登记没收他们的财产来偿还。太宗开始下诏，以开宝八年的数额作为定额；后来又担心各地不均，便派使者分别到各州，与地方长官共同裁定。凡是左藏库及各库接收各州上供、均输的金银、丝帛以及其他物品，都命监督官谨慎查验。若欺骗多取，主管称量的人员、仓吏都斩首，监督官也要从重治罪。撤销三司大将和军将主持各州榷课的做法，命使臣分别掌管。掌管事务的官吏亏损税课应当受罚，地方长官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命三分勾院查究本部门遗失、陷没的官钱，查出达到百千钱的，赏钱的十分之一；达到五千贯的，升迁其职。淳化元年下诏说：“周朝设置司会这一官职，以一年为期限；汉朝制定上计制度，以三年为期限。这样做是为了详细了解国家用度的盈亏，并大规模实行对群吏的赏罚。这是旧有典制，怎么可以废弃呢？三司从今以后每年都要把现有的金银、钱帛、军储等账册具奏上报。”淳化四年，把三司改为总计司，设左右大计，分别掌管十道财赋。命京东、京西、京南、京北各以五十州为一组，每州每年把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用逐项计算，沿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设置账簿，由左右计使统筹计算，决定裁减或拨给，其他州也照此办理。不久，又恢复为三部。宋朝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州不留财赋，天下的支用都由三司供给，所以三司的费用逐渐增多。太宗勤勉处理各项政务，有时亲自裁决。有关官署曾说油衣、帟幕破损了几万段，皇帝命令把它们煮洗后染成杂色，制成几千面旗帜；又把调拨来的退次木材供给窑务作柴薪，命人挑选其中可用的，制造几千件杂物。他爱惜百姓、节省费用，大多如此。真宗即位后，下诏命三司筹划茶、盐、酒税，以充作每年用度，不要增加赋税来困扰百姓。当时禁令条文更加严密，考核税课时，要把本界租额与前一界、后一年相互参照。景德初年，专卖事务连续多年增加盈余，三司便把征收较多的数额定为新的税额。皇帝担心这样会导致官吏横征暴敛，下诏规定，凡是增加税额都要逐项奏报。封事上奏的人说：“各路每年税课都有增加盈余，知州、通判都把它记入考历作为课绩优等；有亏损却不受惩罚。”于是命令各路茶、盐、酒税以及各场务，从今以后把一年的税课总数合并计算，以定额考核。有亏损的，按亏损分数计算；知州、通判比监官减一等定罪处罚，州司典吏比专典减一等论处；大臣及担任知州军的武臣，只处罚通判以下官员。至道末年，天下总收入为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每三年亲自举行一次郊祀，计算每次通常要用缗钱五百余万，其中大半用金银、绫绮、絁绸按折价支付。天禧末年，上供的钱帛只有增加，其他财物因为转移挪用而比旧数减少不少；天下总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支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盈余数额还没有计入。景德年间郊祀用七百余万，东封用八百余万，祭祀汾阴、进上宝册又增加二十万。丁谓任三司使时，撰写《景德会计录》进献；林特主管三司后，也继续编写此书。凡举行大礼，有关官署都要登记当时所费并上报，皇帝一定下优诏嘉奖。起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都号称富强，相继归降，太祖、太宗利用它们原有的储藏，坚持恭俭简易的政策。那时天下人口还少，养兵还不十分多，官员还不十分冗滥，佛教、道教势力还不十分炽盛；对外没有大量赠送金帛，百姓也各自安于生活，不追求巧诈、奢侈和放纵，因此上下财用充足，府库盈余。太平日子长久以后，户口逐年增加，军籍越来越多，吏员也越来越多。佛教、道教以及外国势力消耗损害中原，官府费用是从前的数倍，百姓也渐渐放纵奢侈，于是上下开始为财力困乏。仁宗继承这一局面后，国家经费逐渐扩大。天圣初年，首先命有关官署取景德年间一年的用度，与天禧年间的支出比较，削减不急需的项目。自从祥符年间天书降临后，斋醮耗费很多，京城之内一夜就有好几处举行，到这时才大幅裁减。京师营造工程，大多是内侍传旨索取，费用没有止境。皇帝和太后知道其中弊端，下诏规定，从今以后营造所需物料，必须先交三司估算工程和费用，然后才能拨给。又削减内外宫观的清卫卒和工匠，把他们分别隶属于各军和八作司。旧制中，殿直以上官员即使年幼、尚不能参加朝谒，遇到乾元节、长宁节也都赐给服饰；到这时也停止供应。按照旧例，上尊号、谥号时，册宝等物都用黄金装饰。皇帝说：“先帝、太后使用黄金；至于我所用的，只用镀金即可。”当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发生火灾，宰相张知白请求停止不急需的营造，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滑州堵塞决口后，御史知杂王鬷又提出此事。不久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于是下诏晓谕内外，不再修缮。从此以后，对道教的供奉有所节制，土木工程的费用也减少了。皇帝天性恭敬俭朴，尤其致力于约束自己，以此给天下作表率。有关官署中那些专门提出增利建议的人，大多被斥退，不予采纳。听到百姓有疾苦，即使能够带来丰厚利益，也舍弃不取，没有什么可吝惜的。按照旧例应当进献的珍奇物品，有时也予以停止。山林、河流、湖泽、陂池的利益，长期以来与百姓共享的，多次命令有关官署不得随意禁止。至于州县琐细苛刻的征收，减免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到宝元年间，陕西发生战争，调度供应的事务层出不穷，官府的费用更加扩大。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说：“我曾治理京畿的县邑，县中有禁兵三千人，而留下的一万户赋税输送，仅仅能够供给他们；郊祀、庆典和赏赐，则由内府支出。计算江、淮每年运粮六百余万石，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月的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队，一分用于冗余人员的供养，先前储蓄的财物也撑不过几年。天下长期没有战事，财物却既没有储存在国家，也没有留在百姓手中，如果突然发生水旱灾害或军事紧急情况，国家将从哪里筹措呢？”于是朝廷商议削减冗余费用。右司谏韩琦说：“削减费用应当从宫廷内开始。请下诏命三司取出先朝及近年赏赐每天所费的数额，裁定为适中的标准；没有名目的，一律停止。”于是命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其他官署不得参与。

译有人主张削减官吏和军人的俸禄、赏赐。皇帝说：“俸禄和廪给都有固定制度，不要仓促改变，以动摇人心。”尹洙在陕西时，请求制定鬻爵法，也没有最终施行。后来西部战争长期未停，财用更加困乏，宫中下发诏书：“皇后以下至宗室妇女，郊祀时所赐减半，著为定式；皇后、嫔妃在乾元节进奉后得到的回赐物一律减半，宗室和外命妇的回赐暂时停止。”于是皇后、嫔妃各自进奉五月所得的钱来帮助军费；宗室中刺史以上，也缴纳公使钱的一半。荆王元俨把公使钱全部缴纳，皇帝下诏只给还一半；后来因为元俨是皇帝的叔父，仍照旧全部给还。皇帝也命令停止左藏库每月进奉的一千二百缗钱。公卿、近臣依次削减郊祀时所赐的银绢：原来领取四千、三千的减一千，领取一千的减三百，领取三百的减一百，领取一百的减二十，全部著为定式。三司使王尧臣把陕西、河北、河东三路在用兵前和用兵后的每年财用收支数额汇总计算后上报。宝元元年未用兵时，三路的钱帛粮草收入和支出为：陕西收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支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收入二千一十四万，支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收入一千零三十八万，支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以后，陕西收入三千三百九十万，支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大概比河东、河北尤其严重，因为驻扎在陕西的军队特别多。又统计京师金帛的收支：宝元元年收入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这一年举行郊祀，所以收支数额比平常年份多。庆历二年收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支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零数都没有计入。适逢元昊请求称臣，朝廷也已经厌倦战争，便委屈己意加以抚纳，把每年赐给西夏的缯帛、茶增加到二十五万；而契丹又要求割让土地，于是每年赠送的财物增加到五十万，从此每年费用更加增加。西部战争停止以后，征调和支出却没有减少，于是下诏严厉责令边地大臣和转运司赶快商议裁减节省，并逐渐把戍守士兵调回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巡视河北，与边臣、转运司商议罢免冗余官员，淘汰不能服役的军士。下诏命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比较近年天下财赋的收入和支出，互相参照其耗费和增益。皇祐元年，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支出没有剩余。王尧臣等编成七卷书上奏，送交三司，取一年中的平均数作为固定标准。起初真宗时，内外军队九十一万二千人，宗室和吏员中领取俸禄的有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宝元以后，招募的士兵越来越多，宗室繁衍，吏员每年增加。到这时，军队有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宗室和吏员中领取俸禄的有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俸禄、廪给和赏赐也随之增加。景德年间举行南郊祭祀时，内外赏赐的金帛、缗钱总计六百零一万。到这时，举行明堂祭祀，赏赐增加到一千二百余万，所以用度不得不感到困乏。至和年间，谏官范镇上疏说：“陛下每逢水灾、旱灾，必定露天站立仰望上天，深深自我责备；可是官吏不能称职，陛下在上面忧劳，百姓在下面愁苦叹息。今年没有麦子，朝廷因此免除赋税和徭役，并打开仓廪赈济借贷，对百姓保存抚恤的恩德不能说不到位。然而百姓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不能相互保全，这是因为平时无事时没有稍微减轻他们的劳役、减轻他们的租税；年成大丰收时，百姓也不能吃饱一整年；等到稍有歉收，即使加大减免，也已经来不及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重税的政策已经在前面造成了后果。国家自从陕西用兵以来，赋税和徭役繁重。近年以来，转运使又在正常赋税之外进献盈余钱，以帮助南郊祭祀；其他没有名目的征敛，数不胜数。” 他又说：“古代由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如今中书省主管百姓，枢密院主管军队，三司主管财赋，各自彼此不了解。因此财力已经匮乏，枢密院却不断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不断搜取财物。中书省看到了百姓的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减少军队、让三司放宽财赋征取，这是因为统筹国家用度的职责不在中书省。希望让中书省、枢密院共同了解军队、百姓、财利的大计，与三司共同衡量收支，制定国家用度，那么天下百姓的力量或许可以稍稍宽裕。”然而自天圣年以来，皇帝一直担忧经费，多次命官员裁减节省，但有关官署不能领会皇帝的意思，最终没有提出任何成效。治平年间，军队数量略有减少，但登记在册的仍有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宗室、吏员比皇祐年间大约增加了十分之三。英宗以勤俭自我约束，但在位时间短，对于整顿制度和法度还来不及顾及。治平二年，内外收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正常支出另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这一年，各路积存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零九十三，京师的数额不包括在内。神宗即位后，尤其把治理财赋放在首位。熙宁初年，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设置机构，审查详议裁减国家用度的制度，并取庆历二年的数字，与今天支出的不同之处逐项分析上报。几天后，司马光入朝应对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队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以及三司官吏深思挽救弊端的方法，经过多年努力，或许才能见效，不是愚臣在一朝一夕之间能够裁减的。”皇帝于是撤销裁减机构，只下令三司共同分析。王安石执政时，建议设置三司条例司，讲求修订钱粮法令。皇帝于是谈论筹措处置的适当办法，说：“如今财赋并不是不多，只是使用没有节制，怎么能够充足呢？宫中一个人的私用俸给有达到八十千的，嫁一个公主竟然花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每月的料钱有八百缗。我听说太宗时宫人只系皂绸襜，元德皇后曾用金线给襜镶边，太宗都因她奢侈而发怒。仁宗初年确定公主的奉料，拿这件事询问献穆皇后，她再三才说，起初每月只得到五贯钱；往日中宫每月甚至有只得七百钱的。”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正谋划经营四方，所以常常因财用不足而忧虑。他每天和大臣讲求其中原因，命官员考察三司账簿，商议适合长期实行或废止的办法；凡一年的用度和郊祀的大笔费用，都编写成册，制定固定标准。

译有关官署请求制作龙图阁、天章阁覆盖栏杆的青毡四百九十领。皇帝说：“宫禁中各殿的栏杆大多已经破旧，不必再覆盖。”随后连延福宫覆盖栏杆的毡子也一并停止。后来吕嘉问又建议节省仪鸾司供应宫禁的彩帛。这一年，下诏内外停止供应土木工程和劳作所需物资；除两宫、仓廪、武库外，其他都裁撤节省。熙宁三年，仪鸾司缺少毡三千领，三司请求命河东制造。皇帝说：“牛羊司积存的羊毛有几万斤，都和粪土混在一起，三司不从这里取用，却要劳烦远方百姓吗？”金州每年进贡班竹帘，简州每年进贡绵绸，安州进贡红花一万斤，梓州进贡碌二千斤，皇帝都认为路途遥远、扰害百姓，立即命令停止。制置司说：“各路征调上供羊，百姓花费的钱要达到羊价的几倍；而河北榷场每年从契丹购买的羊有数万只，路途遥远，运到京城时都已经瘦弱、品质恶劣，甚至损耗死亡，公私共耗费四十余万缗。”下诏命著作佐郎程博文调查利弊。程博文招募有担保的人家，以财产作抵押，官府预先给钱，约定期限、数量、头数和重量后交纳。百姓大多乐意服从，每年供应都很充足。凡供御膳、祀祭以及一般使用的羊，都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圈栏中，以三千只为定额，所裁减的冗余费用达到十分之四。后来又采纳吕嘉问、刘永渊的意见，修建灶室、藏冰设施，以节省人工费用。皇帝曾经担心增设官署会耗费财物。王安石说，增设官署正是为了节省费用。皇帝说：“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如今却从各个方面搜取财物。”王安石认为古代并不只是征收十分之一而已。皇帝又因为仓吏发放军粮时常有侵盗，下诏补足仓秤的标准数量，并严格制定各仓索取财物的法令。中书省于是请求增加各仓主典、役人的俸禄，达到一万八千九百缗，并且全面增加选人的俸禄，均衡其多少。县令俸禄增加到一万五千；司理至主簿、县尉，防团军监推官、判官增加到一万二千。后来又增加中书省、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员的俸禄，收受财物的人按仓法论罪。王安石大概想让天下所有吏员都有充足俸禄，皇帝因为役法尚未完成，暂缓了这个议论。三司上报新增吏禄数额：京师每年增加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和各州增加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当时主持新法的人都认为，吏禄优厚后，人们知道自重，不敢触犯法律，可以减少刑罚。然而清廉能干的吏员实际上很少，收受贿赂的情况依旧，往往因此陷入重罪，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是好办法。起初，陕西用兵时，各项费用有缗钱七百余万。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楚州建中考察沈起的簿书，计算一路半年的费用，有钱、银、绸、绢一千二百万贯、匹、两。”皇帝于是想知道陕西每年使用的钱粮、金帛以及增加或亏损的总数，便下诏让薛向逐项上报。王安石认为这会扰民，极力请求停止，于是只下诏命三司帐司统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的收支数额并上报。韩绛任宰相后，提出建议：“三司总管天下财赋，请选派官员设置专门机构，把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矿冶、河渡、房园等的租额年课，以及一路钱粮收支数额汇总起来，去掉重复部分，每年比较盈亏、废置、盈余和额外费用。统计有余和不足的地方，使有无相通；再根据任职是否称职决定升降，那么国家财政的大纲就可以得到省察。”三司使章惇也这样提出，于是下诏设置三司会计司，由韩绛提举。后来编成一州一路的会计格式，上报朝廷，其他部分尚未完成，不久便撤销了。元丰官制施行后，三司掌管的职务分散到六曹和各寺、监。元祐初年，司马光说：“如今户部尚书承担的是旧三司使的职责，但左曹隶属尚书，右曹却不隶属。天下财赋因此分成两部分，看到那边有余，却看到这边不足，不能相互调拨使用。应当命户部尚书兼管左右曹，侍郎分掌职务进行治理；旧三司掌管的钱粮财用事务，凡是分散在五曹及各寺、监的，都归户部。”于是下诏命尚书省制定法律。有关官署请求把府界、各路以及京城库务、常平等文书账簿全部归户部管理。起初，熙宁五年，朝廷担心天下文书账簿太繁杂，命曾布删定法式。曾布于是请求从三司选派吏员，专门设置一个机构，帐司的设置便由此开始。到元丰三年，前后七八年间，所设置的官吏只有六百人，却耗费钱三十九万缗，而查核追回的遗失、陷没钱财只有一万缗。朝廷知道没有益处，于是撤销帐司，令州郡应当上报尚书省的账簿都归转运司；只有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另立计帐，上报户部。到这时，又命户部全部收取各路文书账簿。苏辙当时任谏官，认为这样只会增加纷乱，请求仍按旧制办理更方便，但没有实行。元祐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说：“文武百官和繁衍的宗室，是皇祐年间的一倍、景德年间的四倍；班行、选人、胥吏也都普遍增加，而两税、征推以及山林川泽的收入，与旧制相比没有增加多少。治平、熙宁年间，根据时势制定政策，凡改官者任期由三年改为四年；任子由一年一人改为三年一人、由三年一人改为六年一人；宗室则从袒免以上逐渐减少恩礼，这些都是今天已经形成的制度。请查考宝元、庆历、嘉祐年间的旧例，设置机构、选派官员共同商议。”下诏命户部取出有关财用的项目，除各班、各军的料钱、衣赐、赏给、特支仍照旧外，其余费用全部裁减。又下诏说：“将要裁减八流官员，以整顿取士的途径。今后遇到圣节、大礼、生辰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的恩泽，一律减去四分之一。”于是从宗室、贵近大臣，到官署吏员，以及宫室、器械等方面，都命令裁减。过了很久，事情仍未完成。议论者认为裁减浮费过于琐碎苛急，严重损害国家体面。于是凡已经议定但尚未施行的，一概停止。后来下诏说：“元祐年间裁减除授正任以下官员的俸禄，失去了朝廷优礼官员的原则，现行条文全部废除，恢复元丰旧制。”

译元丰年间规定，查核隐瞒、漏报的宜钱，追查到一分的，赏三厘。自元祐改法后，赏赐减少而吏员懈怠，于是又恢复旧制。当时商议裁减吏员俸禄，隶属省、曹、寺、监的，只以元丰三年的钱数作为定额；三省吏员凡兼领职务因事另给的俸禄，以及原来请领的俸禄，一并停止。刘挚于是请求全部取消新增加的吏禄，下诏命韩维等详细考察筹划，但最终没有取消。后来有关官署统计中都吏禄，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二万，下诏用坊场税钱供给。这样，吏禄中冗余滥设的部分大多被革除。然而三省吏员中仍有人领取三份俸禄而没有改正，因此孙升、傅尧俞都提出了意见。到了绍圣、元符年间，朝廷力图恢复元祐以前的政策，下至六曹吏员，也下诏全部发给现钱，如同元丰制度。在此以前，朝廷撤销导洛、堆垛等机构，又撤销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免市易欠款和积欠的租税输纳，选派官员调查茶盐法。使者中刻剥百姓、造成危害的，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中制造事端、招致怨恨的，如李宪、宋用臣等，都相继依法治罪。后来又逐渐恢复讲求财利。李清臣于是对皇帝说，如今内外钱粮都很困难，户部发给百官俸禄，常常连几个月的储备都没有。章惇便把财用匮乏专门指责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等人的罪过。左司谏翟思也上疏诋毁说：“元祐年间以理财为忌讳，财利收入的名目大多废除，督促考核的法令也不施加于在职大臣，财利大量散失；又到处借贷，熙宁、元丰年间剩余的积蓄也几乎用尽。如今内外财用按月计算、按年汇总，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希望下令各路会同统计元祐以前储存的金钱粮食，以及过去财利名目和每年收入的数额，著为固定制度。” 建中靖国元年，下诏各路转运司按照每年收入和财用建立总账，确定各州租税定额，并计算一路的总数；如果有盈余或缩减，就记入总账。崇宁元年，又下令：“每年把钱粮收支的名目和数额报给提刑司核验，再上报户部；户部每年列出各路转运使财赋的盈亏，以此实行赏罚。各路没有定额的钱物，制定格式下发提刑司，搜括三年以上尚未发出的数额，限期在一个季度内上奏。”崇宁二年，官吏拖欠、违负上供钱物的，按所欠比例规定处罚等级；不到九成的，以徒刑论罪，超过的加重处罚。每年年初列出下一年的数额，报给漕司，核实后申报户部。又因为督促期限不够严格，把一个季度改为一个月。然而国家经费往往仍然不能供给。崇宁五年，下诏裁撤官署机构，命户部侍郎许几专门提举处置。裁撤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以及街道司额外设置的兵士，并停止京城三十八处料次钱的支给。大观三年，停止各路州军现行进贡的六上局供奉物品四百四十余种，只保留其中十分之一二，减少十二种，停止进贡六种。户部侍郎范坦说：“户部每年收入有限，而支出没有穷尽；一年的收入只能支撑三个季度，其余还要依靠朝廷供应。今年的支出，与去年相比又增加了一百万。”于是下诏削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设置机构商议。张克公直言说：“官员冗余的应当淘汰，俸禄优厚的应当削减。如今官员比元祐年间多了十倍，国家用度怎么能不缺乏？请求把节度使以下直到遥郡刺史，除因军功转授的外，各自减去一半俸禄；然后，闲散迟缓的机构事务以及工艺、杂役等末业，也应当减省。从尊贵到卑贱，从京城到远方，公平地推行，人们自然不会有异议。”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各路转运司大多以财用不足上报，朝廷下诏户部编排一年财用出纳的数额，各路州县分别建立总账，以备考核比较；工部对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也严格实行账簿制度；命各路分别列出近三十年来每年的收支及一般支用数额。起初，比部掌管稽核天下文书账簿，但吏员习于偷懒怠惰；从崇宁到政和，拖延违误累计达到二千六百七十余件。于是再次告诫六曹，以一年内拘催督办的多少，作为寺、监赏罚的依据。政和七年，朝廷命户部参照考核熙宁、元丰年间以及当前财用有余和不足的数额，又制定《旁通格》，命各路漕司分别列出元丰、绍圣、崇宁、政和年间每年财用支出和收入的多少，送上朝廷。淮南漕臣张根说：“天下的费用，没有比土木工程更大的。其次如大臣受赐宅第，一座宅第动辄要几十万缗，稍微增加雄伟华丽的装饰，就非百万缗不可。像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赵普、为宋朝决定国策的韩琦，都没有听说他们建造高大的屋宇、雕饰的墙壁，僭越仿效宫省，为什么却要剥削百姓的财力，来供奉这些役夫呢？其次如田产、房屋廊舍，虽然不如赐宅那么多，但日削月减，各处也所剩无几。又如金帛，用来满足一时的喜好和赏赐，其中有些不能停止，但也不能不加节制。至于赐给人腰带，它的价值虽不过几百缗，但天下的金银珍宝长久这样耗费，难道容易得到吗？如今竟赏赐到仆役身上，使他们混杂在公卿之间，贵贱、贤能与不肖，都无法辨别。如果认为他们是供左右驱使奔走的人，不愿让他们佩戴墨绶，就应另行制定制度，以显示等级威仪。”奏疏上呈后，皇帝没有省察采纳。重和初年，撤销讲议财利局。有关部门议定要勾收白地税，禁止私人经营铁货，实行方田增税，增加榷酤酒价，酌量征收醋息钱，以及在河北增加折纳税米等。不久考虑到会造成骚扰，全部停止，并把这些条约全都烧掉。没过多久，又设置裕民局，命蔡京主持，徐处仁负责详定。蔡京非常不高兴，裕民局不久也被撤销。宣和元年，因为左藏库亏空遗失了一百七十九万多缗，于是另造总账，命催辖司、太府寺和左藏库互相稽核考察，以杜绝奸弊。

译皇帝刚即位时，考虑节省冗余费用，下诏裁减中都官吏重复领取的增给，以及泛滥设置的监司员额。后苑曾经核算增修宫殿屋宇，估计要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张。皇帝说：“用黄金制成金箔来装饰土木建筑，一旦毁坏就不能再收回，这实在毫无意义。”命内侍省处罚提出此项请求的人。等到蔡京做宰相后，增加修建和聚敛财利的政策，专门用奢侈浪费来迷惑君主，动辄引用《周官》“只有君王不用会计稽核”的说法；每当谈到前朝爱惜财物、节省费用的做法，必定认为那是鄙陋的。至于土木营造，大都想超越前代规模，使后世看到更加奢侈的景象。元丰改定官制时，在京官府的供给数额都合并为职钱，比嘉祐、治平年间官员所得俸禄优厚。蔡京又增加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也都照此增加。蔡京被罢相后，皇帝厌恶他变乱法度，准备全部改弦更张。于是命户部侍郎许几裁减浮滥费用和百官过多的俸禄，全部遵循元丰旧制，宰执也听任他们辞去新增的俸禄。蔡京认为这样对自己不利，便和他的党羽散布说：“减去俸禄不是治理太平世道的做法。司马光请求听任宰臣辞去南郊祭祀时的赏赐，神宗最终没有允许，反而增加了选人及平民出身在官任职者的俸禄。皇帝把继承先业作为要务，应当奉行承继神宗的做法。”因此官吏的俸禄供给都恢复旧制，宰执也照旧增加。起初，宰执掌管的膳食也都有固定数额。到这时，名目逐渐增多，有公使钱、乏支钱的区别，台、省、寺、监又增加厨钱。侍御史毛注曾上奏论述这些弊端，没有得到施行。蔡京重新掌权后，言官于是把裁减俸禄钱粮说成许几的罪过，许几因此获罪被夺去职务。当时天下长久太平，官吏员额冗滥充斥，节度使多达八十余人，留后、观察使以下以及遥郡刺史多达几千人，学士、待制在京内外共有一百五十人。蔡京又专门采用“丰亨豫大”的说法，谄媚取悦皇帝，开始扩大茶利，每年进献一百万缗，请皇帝掌管京城茶利。后来又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等机构，名目纷杂出现，大体都争着以奇巧奢侈来邀功。每年运输花石纲，一块花石的费用，民间竟要花费三十万缗。奸吏借机攀附牟利，贪取没有限度，百姓无法承受这些弊害。国家用度一天比一天繁多，左藏库过去每月支出钱三十六万缗，到这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缗。三省、枢密院的吏员又杂乱冗滥，有的官做到中大夫，一个人兼领十多份俸禄，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说：“俸禄收入超过从班，品秩几乎等同执政。”又增加设置兼局，如礼制局、明堂局，以及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的机构，官职品秩繁多，俸禄供给没有限度。侍御史黄葆光论述这些弊端，皇帝认为说得对却没有施行。不久诏书说：“正值丰亨豫大的时候，却制定衰乱时期的减损计划。”从此很少有人敢再进言。然而官吏俸禄虚报冒领已经到了极点，单以史院来说，供检吏就有三省之多，几乎达到几千人。蔡京又动辄用笔帖向榷货务支取赏赐，有一张文书竟达到一万缗。蔡京侵吞私用的钱财以千万计，朝廷舆论喧然。于是下诏，三省、枢密院的吏员额数采用元丰法，按年发给的赏赐全部裁减，当时众人都一致认为痛快。臣僚上言：“各州遇到天宁节，除公使钱以外，另给系省钱，用作赐宴费用。唯独各路监司允许支用所属机构的钱物，一席宴食有达到几百千的，浮华奢侈互相夸耀，没有止境。”于是下诏：“遇天宁节宴会，旧例应当给钱的，发运司、监司每司不得超过三百贯，其余每司不得超过二百贯；过去给钱数额少于此数的，只依照旧数。” 自崇宁以来，主管财利的臣僚几乎把利益算到了秋毫，沿汴河的州县创设增加镇栅，以谋取税利。官府出售石炭的场所增加到二十多个，而且天下的市易务所用的炭，全都由官府自行出售。名目琐碎的还有四脚铺床钱、榨磨钱、水磨钱、庙图钱、淘沙金钱等，无法全部记载。宣和以后，王黼专门主持应奉，横征暴敛，把搜刮多余钱财当作功劳。岭南、川蜀农民缴纳的陂罚钱，以及废止学制学事司后原供养学校的钱，都归入应奉司。收入虽然增多，国库日益匮乏。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说：“近年向南征讨蛮獠，向北供养幽燕，关陕、绵州、茂州边境事务日益兴起，山东、河北又不断发生盗寇。每年的赋税收入有限，而支应的事务繁多，所有费用都从百姓身上取得。陕西的上等户大多抛弃产业，迁居京师；河东的富人也多抛弃产业，进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养蚕织布都荒废了；山东多次遭遇大水，耕种错过时令；其他各路只顾应付眼前，不致力于保存体恤百姓。谷麦尚未成熟，已经先行摊派收购；年度赋税已经缴纳，又再追理拖欠。假借应奉之名购买珍异奇宝，百姓积欠的数额，一路就达到几十万；以价钱上供为名织造文绣锦绮，役使的工匠和女子，一个郡就达到一百多人。陛下勤于体恤民间疾苦，下诏多次，但全都成了空文。百姓无法生活，不仅盗寇会越来越多，我还担心灾异会频繁发生。祖宗时期，国家财政所依赖的收入都有实际定数：有定额的上供钱四百万缗，无定额的上供钱二百万缗，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等处杂收的钱一百多万缗。三司凭七百万缗的收入供给一年的费用，把其余储存起来，以等待意外之需。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的余利，内可供养京师，外可充实边境，偶遇水旱灾害，便随时拿来赈济；这是量入为出，财用充足有余。近年各局务、应奉等司截留拨取上供钱，而财赋丰厚的路分一年收入也不够定额。然而新设书局的数目超过职事官的数目，核算和修造的费用比实际需要的物品增加了一倍，其他胡乱耗费更是百出，无法胜数。如果不痛下决心实行裁减，只怕连聪明的人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 过了很久，才下诏命蔡攸等人在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外，其余事项都讨论研究后逐条上奏。蔡攸请求：内侍所掌管的事务涉及宫禁，应该裁减节省的，交给童贯请示皇帝。因为当时童贯以广阳郡王身份兼领枢密院。于是对不急迫的事务、没有名目的费用，全部议定裁减节省。皇帝也自行罢免各路应奉官吏，节省六尚每年的贡奉。

译七年，下诏命各路帅臣、监司分别列举所属地区应当裁减节省的各项名目，上报朝廷。后苑书艺局等机构每月节省十九万缗，一年可节省二百二十万缗。应奉司所管辖的各色名目钱数中，两浙路的钱旁定帖息钱、湖州、常州、温州、秀州的无额上供钱、淮南路的添酒钱等，都一并截留节省，不再充作应奉支用。十二月，诏书说：“近年宽大的诏令多次下达，裁减节省的命令也屡次施行。有关部门只图文书上好看而实际恩惠不能到达百姓，实在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当，制造事端，蛀蚀耗损国家财物。假借充实皇帝供奉的名义，满足经营私利的欲望，侵夺百姓，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朕早晚为此痛心哀悼，思考如何抚慰安定百姓。茶盐各项应立的定额和结绝办法，予以确定。应奉司在两浙等路设置的机构以及花石纲等，各路不在常规范围内征收的上供物品，延福宫西城所的租课，内外修造各处采伐木材、制造局所，一律罢除。各局及西城所现有的钱物，都交付有关部门；拘收的百姓土地，全部归还原来的佃户。减少掖庭用度，减少侍从官以上官员每月的廪禄，并罢除各个兼局。以上各项，都命有关部门根据所得数额，拨作各路买粮本钱，以及积存起来作为招募士兵、赏赐军队的费用。” 各种斋醮道场，除旧法规定应当保留的以外，全部罢除；道官以及拨给宫观等处的房钱、田土之类，也一并停止。六尚一律依照祖宗旧法办理。撤销大晟府，撤销教学所，撤去教坊额外人员。撤销行幸局，撤销采石所，撤去待诏额外人员。撤销都茶场，依旧归还朝廷。河坊中不属于危急事项的临时摊派，以及免夫钱，一律罢除。” 当时天下财政每年的收入，分为御前钱物、朝廷钱物和户部钱物；它们的筹措聚敛、征取支用，各自互不知晓。天下的财赋多被当作宫禁中的私财，收入上溢而下层疏漏，百姓更加困苦。进言的人请求命户部全面掌握总数，同时适合盈亏、缓急的情况。上至宫禁所需，下至吏卒的廪饩，一切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按照法度审核，以天下至公的原则昭示天下。皇帝下诏准许。户部尚书聂山又请求，把熙宁、元丰以后增加设置的添给，如额外医官、宫内各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观和灵应观的清卫卒、后妃亲戚以及文武臣僚家中母亲、妻子所封的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人的请给，以及添给的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多缗，凡是熙宁、元丰制度中没有记载的，全部罢除。靖康元年，诏书说：“朕居于亿万百姓之上，永远想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思考如何怜悯体恤、安定他们。近来减少皇帝车舆服饰和御用物品，放出宫女，撤除苑囿，焚毁玩赏珍物，务求率先天下；又减少冗官，澄清滥赏，淘汰贪吏，为百姓除害。正要下诏减少上供和收买的定额，免除有关部门烦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减薄赋税，努力安定百姓；可是田野之间的忧愁痛苦还没有缓解，倘若不加以免除改革，凭什么使百姓安定！如今采纳斟酌众人的意见，疏理剔除各种弊病，列出纲目，交给四方。诏书到达后，监司、郡守都要尽力奉行；凡百姓的疾苦不在这道诏书之内的，允许按照同类情形推求，上奏朝廷。”于是当时一切苛刻烦琐、对百姓不便利的事项，全都罢除。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没有定额的上供钱，依照旧法办理，不再另立定额。”建炎三年二月，减少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作为固定制度。八月，减少福建、广南路每年购买上供银的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除镇江府供应御服的罗，节省钱七万缗，用来帮助刘光世的军队。绍兴四年二月，下诏：“各路州县天申节的礼物，都设置场所由官府和买，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十一月，免除淮南州军的大礼绢。绍兴五年，四川上供的钱帛依旧留在那里，用来供养军队。绍兴十一年，才命四川上供的罗重新输送到内藏库，此后绫、纱、绢也全都如此。四路天申节的大礼绢以及上供的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说：“鄂州、岳州、汉阳自绍兴九年起征收的赋税财物，以十分为比例，最初储存一分作为上供钱，此后十三年间每年增加二分。鄂州原来储存一分的钱是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如今已经增加到十二万九千多缗；岳州原来五千八百多缗，如今增加到四万二千一百多缗；汉阳原来三千七百缗，如今增加到二万二千三百多缗。百姓力量凋敝，已经无从筹措。”于是按照现今增加的钱数立为定额，此后暂时免除逐年递增。又下诏，夔州路九州百姓应当摊派购买上供金、银、绢的费用，从淳熙六年开始全部免除。淳熙十六年，免除两淮州军应当发交的各项上供钱物；最靠近边境的地区全部免除，次边地区展期一年免除。绍定元年，江、浙各州军折纳上供物帛和钱的数额，除应当起运的轻货外，钱和会子各交一半；道路不通水路，愿意用银折纳的听从其便，但两项合计不得超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多，全部输送到左藏西库。咸淳六年，都省说：“南渡以来，各路上供数额沉重，从嘉定到嘉熙，虽然起运、截留的数额有所减少，但州县仍按原来的大数拘催，祸害波及百姓。”皇帝下旨：“从咸淳七年开始，银、钱、关、会按照咸淳三年起运、截留的中等数额拘催；绸、绢、丝、绵、绫、罗按照咸淳二年起运、截留的中等数额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行文书告知各路，按照现在减定的数额起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