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六

译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阳人。薛奎镇守蜀地时，一见到他就很喜爱，把他安排在官府中居住，让他和自己的子弟一起讲学。范镇更加谦逊退让，每次步行快走到府门，过了一年，人们还不知道他是薛奎的幕府宾客。薛奎回朝时，把他一同带走。有人问薛奎入蜀有什么收获，他说：“得到了一位伟人，他将凭文学名扬天下。”宋庠兄弟读到范镇的文章，认为自己比不上他，于是同他结交为平民朋友。范镇考中进士，礼部上奏取士名单时列为第一。按照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后，礼部选出的第一名一定要越过次序，高声自我陈述，通常可以因此列在前面。吴育、欧阳修号称耿直正派，也随从众人这样做。唯独范镇不这样，同列的人多次催促他，他都不为所动。唱到第七十九人时，他才随着呼名出列应答，退回本列，一句话也没有说，朝廷内外都对此感到惊异。从此，这种旧风气就革除了。范镇调任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绶邀请他进入国子监，推荐他担任东监直讲。召他到学士院考试，按理应当授任馆阁校理，主管官员却妄称他的文章失去韵脚，改补为校勘。别人都替他愤懑不平，范镇却处之泰然。过了四年，按例应当升迁，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的才能，却不急于求取进身。”于是越级授予直秘阁，兼任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后来提升为起居舍人、知谏院。他上疏议论说：“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请把祖宗以来官吏和士兵的数目加以约束，斟酌取其中的数目作为定制；以现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以备水旱等非常灾害。”他又说：“周朝用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朝让宰相分掌盐铁、度支。如今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赋，彼此各不相知。财赋已经匮乏，枢密院却无穷尽地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不停地搜取财赋。请让中书、枢密两府共同了解军政民政的大计，与三司一起制定国家用度。” 契丹使者到来，虚张声势地显示强大，大臣们更加招募士兵来敷衍塞责，每年耗费上亿钱。范镇说：“要防备契丹，没有什么比宽恤三晋百姓更好的；要防备灵夏，没有什么比宽恤秦地百姓更好的；要防备西南，没有什么比宽恤越地、蜀地百姓更好的；要防备天下，没有什么比宽恤天下百姓更好的。军队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却反而残害百姓。我担心将来的忧患不在四方夷狄，而在冗余的军队和贫困的百姓。” 商人把粮食运到河北，领取京师的钱作为偿付，但榷货务没有立即给他们钞券，拖延很久后又拿钞券出售，商人十份中才得到六份。有人建议拿出内帑的钱，稍微提高价格与市场交易，每年可以得到五十万的余利。范镇说：“外府和内帑，都是有关官府的财物。如今却让外府扣压商人的货物，而内帑乘人急迫来牟利，甚至伤害国家体统。”仁宗立即停止了这件事。温成皇后安葬后，太常寺讨论礼制，先前称为园，后来称为陵；宰相刘沆先任监护使，后来任园陵使。范镇说：“我曾听说执法官玩弄法律，却没有听说礼官玩弄礼制的。请查问前后讨论礼制的不同情形。”集贤校理刁约议论墓穴中的随葬物品过于奢侈华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制，三人都被调出京城，众人都上章请求挽留他们。石全斌护送安葬，转任观察使，其他官吏都破格升迁两级。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皇后的安葬，推恩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请追回石全斌等人的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授官，内臣无缘无故改官的又有五六人。当时有诏令规定，凡是内降而不符合律令的诏令，都允许执奏。还不到一个月，大臣们就擅自废弃不执行。范镇请求治中书、枢密两府的罪，以此向天下表明原则。仁宗天性宽厚仁慈，议论政事的人争相采用激烈攻讦的方式，甚至用帷帐之内不可公开的事情污蔑别人。唯独范镇致力于援引国家大体，凡是不关系朝廷安危、百姓利病的事情，就宽略不说。陈执中担任宰相时，范镇评论他没有学术，不是宰相的材料。后来陈执中的宠妾鞭打杀死婢女，御史弹劾，想把陈执中逐出朝廷。范镇说：“如今阴阳不调和，财赋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日益猖獗，监狱里充满囚犯，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罪责。御史却舍弃重大责任而追究细小事情，公开张扬他的闺房私事。如果把这个作为进退宰相的依据，就是因为一个婢女而驱逐宰相，并不是用来彰明等级、辨别朝廷上下尊卑的办法。”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文彦博、富弼入朝任宰相，诏令百官到郊外迎接。范镇说：“用虚浮的礼节来尊崇他们，不如用至诚来推重他们。陛下任用这两人为宰相，整个朝廷都认为选得恰当。然而近来的制度规定，两制官员不得到宰相宅第拜访，百官不得私下会见，这是没有用诚意推重他们。希望停止郊迎，取消拜谒禁令，那么在驾驭群臣的方法上就两全其美了。”议论减少任子名额和每年录取士人的数量，也都是由范镇首先提出的。他又请求让宗室的疏远支属出任外官，仁宗说：“你的话是对的，只是恐怕天下人会说朕不能和宗族亲睦。”范镇说：“陛下辨别其中贤能的人而任用，不埋没他们的才能，这才是亲睦宗族。”虽然当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最终还是按照他所说的做了。仁宗在位三十五年，一直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他突然得病，朝廷内外大小臣僚无不寒心，却没有人敢首先谈起此事。唯独范镇奋然说道：“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吗？”随即上疏说：“设置谏官，是为了替宗庙社稷考虑。谏官却不以宗庙社稷为重来侍奉陛下，这是贪生怕死、贪图利益的人，我不愿这样做。如今陛下身体不适，天下人惶惶不安，不知该怎么办；陛下唯独把祖宗的后裔放在心上，这是对宗庙的深远而明白的考虑。过去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拥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做法。真宗因为周王去世，把宗室子弟养在宫中，这是替天下作长远考虑。希望陛下采用太祖的心意，实行真宗的旧例，选拔近亲中最贤能的人，优厚地给予礼秩，安置在左右，让他参与谋划天下大事，以维系亿万百姓的心。”奏疏上达后，文彦博让门客来询问他所说的内容，范镇如实告诉了他。门客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和执政大臣商量呢？”范镇说：“我料定自己必死，所以才敢说。若先同执政大臣商量，他们或许认为不可行，难道我还能中途停止吗？”奏疏接连上了多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执政大臣劝告他说：“你为什么要效法那些借求虚名来谋求进身的人？”范镇写信答复说：“近来天象出现变异，应当会有紧急的军事变故；我按道义应当死于职守，不可死在乱兵之下。” “这正是我范镇选择死法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被嫌疑为求取虚名、谋求进身呢？”他又说：“陛下得到我的奏疏，没有留在宫中而交给中书省，是想让大臣奉行此事。我两次到中书省，大臣们都找借口拒绝我，这是陛下想替宗庙社稷考虑，而大臣们不愿意。臣私下推测大臣们畏惧回避的原因，是担心实行此事后陛下中途改变主意。中途改变主意造成的祸患，不过是死一个人而已；如果国家根本没有确立，万一发生天象所预告的紧急军事变故，死了还要获罪，这样谋划也太疏忽了。希望把我的奏章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

译朝廷授予范镇兼侍御史知杂事，他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坚决推辞。执政大臣劝他说：“现在流言已经传入，事情更加难办了。”范镇再次写信给执政大臣说：“事情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当计较它的难易。诸位说今天比前一天更难，怎么知道以后不会比今天更难呢？”他总共三次面见皇帝当面陈述，言辞越来越恳切。范镇哭泣，仁宗也哭泣，说：“朕知道你的忠心，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范镇上章十九次，等待命令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朝廷知道无法使他改变，于是罢免他知谏院的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负责纠察在京刑狱，兼修起居注，随后又任知制诰。范镇虽然被解除谏官职务，却没有一年不重申先前的建议。他看到仁宗年纪越来越大，常常借事提起此事，希望感动仁宗的心意。到这时，他因入朝谢恩，首先说道：“陛下答应了臣，如今又过了三年，希望早日确定国家大计。”又借祫享之礼，进献赋文来讽谏。后来韩琦终于决定拥立英宗。范镇升任翰林学士。中书省讨论追尊濮王，二制官、台谏官都与此意见不同，诏令礼官考察详定典章礼制。范镇任判太常寺，率领属官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汉平帝是祖辈，他们的父亲尚且可以称为皇考，议论此事的人仍然非难他们，认为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皇考，又把濮王加上皇考的尊号，那么错误不只是汉朝两位皇帝所能相比的。凡是称濮王为帝、为考，或称其寝庙，都是不对的。”执政大臣大怒，召范镇斥责说：“正命令你们考察详定，为什么这么快就列奏上来？”范镇说：“有关官署接到诏令，不敢拖延滞留，立即把结果上报，正是本职。为什么反而把这当作罪过呢？”适逢起草诏制时误把宰相的官职升迁写错，于是改任侍读学士。第二年，范镇回到翰林院，出任陈州知州。陈州当时正遭饥荒，他到任处理政务第三天，便擅自发放钱粮借给百姓。监司严厉追究他，他立即自我弹劾，诏令宽免了他。这一年大丰收，借出的粮钱全都收回。神宗即位后，范镇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按照旧例，门下省封还驳正皇帝的诏旨，审查奏章，纠察摘发违误和积滞的事务，都要把所授敕令著录下来，后来才刊削去除。范镇开始请求恢复这一做法，使官员知道自己所应守的职责。王安石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范镇说：“常平法起源于汉朝强盛时期，根据粮食价格的高低来发放和收敛，以便利农民和商人，是最接近古制的办法，不可以改动。青苗法却是在唐朝衰败时期实行的，不值得效法。而且陛下厌恶富民多取利息，自己只取较少利息，这正如走了一百步和走了五十步之间的差别。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做买卖，其中一人故意压低价格来排挤另一个人，人人都知道这是可恶的；难道朝廷可以实行市场交易中人人都厌恶的做法吗？”吕惠卿在迩英殿说：“如今预买绸绢，也和青苗法相类似。”范镇说：“预买也是弊法。如果府库有余，应当连它一起废除，哪里应该拿它来作为类比呢？”韩琦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条例司把他的奏疏送回并加以驳斥；李常请求废止青苗钱，诏令命人分析此事，范镇都把这些诏令封还。诏令下达了五次，范镇仍像最初一样坚持。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诏令准许，范镇又把诏令封还。神宗把诏令直接交给司马光，不经过门下省。范镇上奏说：“由于臣无能，使陛下废弃法令，使有关官署失职，请求解除臣知银台司的职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步〕 范镇举荐苏轼担任谏官，御史谢景温上奏请求罢免；范镇举荐孔文仲参加制科考试，孔文仲在对策中论说新法不便，结果被罢归原官。范镇都极力为他们争辩，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上疏说：“臣的意见不能实行，已经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辞职。臣说青苗法不当，未被听取，这是臣应当离去的第一件事；臣推荐苏轼、孔文仲却不被任用，这是第二件应当离去的事。李定逃避服丧，竟然不承认母亲，败坏人伦，违逆天理，却想任用他为御史；御史台因此罢免陈荐，舍人院因此罢免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因此罢免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此兴办边疆事务；事情失败后，朝廷把他搁置不问，反而治边帅李师中的罪。等到御史说了苏轼一句坏话，朝廷就下令让七路搜罗他的过失；对于孔文仲，却把他遣送回原任。拿这两件事来比较那两件事，其中的是非、得失，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说青苗法有成效的人，不过是每年取得一千万缗钱左右；这一千万缗钱，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地下出，也不是从建议者家中拿来，归根到底全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百姓就像鱼，财物就像水；养活百姓却把他们的财物榨干，就如同养鱼却把水抽干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这道奏疏上了五次。后来他指责王安石把个人的喜怒作为赏罚标准，说：“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提出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施行残害百姓的办法。臣知道自己的话一旦传入，必定触怒大臣，所获罪责将不可预测。然而臣的职责是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如果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辜负陛下了。”奏疏送入后，王安石大怒，拿着奏疏气得手都发抖，亲自起草诏制极力诋毁范镇。范镇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原本应得到的各种恩典全都没有给他。范镇上表谢恩，略说：“希望陛下集合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铲除蒙蔽阻塞的奸邪；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作为心腹，以培养和平的福祉。”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的行为壮举。王安石虽然把他诋毁得十分厉害，人们反而把这看作他的荣耀。范镇退职后，苏轼前去祝贺说：“您虽然退职了，名声却更加显著了！”范镇忧愁地说：“君子应当使自己的言论被听取、计策被采用，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消除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却没有智谋之名，也没有勇武之功；我偏偏不能这样做，使天下承受它的祸害，而我却享有好的名声，我怎么能安心呢！”他每天和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闭门不出，范镇说：“死生祸福，是由上天决定的，我又能把上天怎么样呢！”适逢同天节，他请求随同百官上殿为皇帝祝寿，皇帝准许了，后来便成为定例。苏轼获罪，被交付御史台狱，办案者急切搜求他同范镇往来的书信文章，范镇仍然上书为他论救。过了很久，范镇迁居许州。哲宗即位，韩维说：“范镇在仁宗时期首先提出建立储君的建议，却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没有人替他说过。”于是把范镇所上的十九道奏疏全部呈上。范镇被授任端明殿学士，起用为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并且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范镇一向不想出仕，从孙范祖禹也劝他不要出任，于是坚决推辞，改任提举崇福宫。范祖禹请假回乡探望父母，诏令赐给他龙茶，慰问存问十分优厚。范镇又请求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的身份再次退休，屡次被加封为蜀郡公。

译范镇尤其重视音乐，自称掌握古代乐法，独自赞成房庶关于依律制作律尺的学说。司马光认为不对，双方反复辩论，总共有数万字。起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采用王朴的三律。皇祐年间，又诏令胡瑗等人考察订正。神宗时期，诏令范镇和刘几共同制定乐律。范镇说：“制定乐律应当先校正律管。”神宗说：“是的，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觉，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范镇制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想绘图上奏，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黍子，以确定黄钟律管。刘几却直接采用李照的乐律，又增加使用四个清声，奏报说乐律已经完成。诏令撤销乐律局，赐给刘几的赏赐格外优厚。范镇说：“这是刘几制定的乐律，和臣有什么关系？”到了这时，他才请求用太府的铜来铸造律器，过了一年制成，比李照的乐律低了一个律还有余。神宗和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召集执政大臣一同检阅观览，赐诏嘉奖。又把它交给太常寺，诏令三省、侍从、台阁的官员都前去观看。范镇当时已经染病，乐律演奏了三天后便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忠文。范镇一生与司马光相处十分融洽，议论事情仿佛出自同一张口，并且约定活着时互相为对方作传，死后替对方撰写墓志铭。司马光活着时为范镇写了《镇传》，佩服他的勇敢果断；范镇又在司马光墓志铭中写道：“熙宁年间，奸邪朋党放纵淫乱，阴险邪僻、奸佞狡猾的人，幸赖神宗洞察其内情。”文辞十分峻厉。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请苏轼书写这篇墓志铭，苏轼说：“我并不推辞书写，只是担心这对司马、范、苏三家都没有好处。”于是改用了另一篇墓志铭。范镇一生清白坦荡，遇到别人一定以诚相待；恭敬、节俭、谨慎、沉默，从不开口谈论别人的过错。面对重大节义和重大决议时，他神色平和而言语豪壮，常常打算以死来坚持；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没有什么能使他屈服。他笃行仁义，奏请先补授本族人而后考虑子孙；乡里有人不能办理婚嫁或丧葬，他总是替他们主持。哥哥范鎡死在陇城，没有儿子；范镇听说他有一个遗腹子在外，当时尚未做官，便徒步在两蜀之间寻找，过了两年才找到。他说：“我哥哥与常人不同，身体有四个乳头，那么孩子也一定如此。”后来果然如此，取名百常。范镇年轻时曾向乡里的先生庞直温求学，庞直温的儿子庞昉死在京师，范镇娶他的女儿为孙媳，并终身养活她的妻子儿女。范祖禹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从不谈论佛教、道家以及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他年轻时作《长啸》赋，使胡人骑兵退却；晚年出使辽国，辽人彼此指看着他说：“这就是‘长啸公’啊！”他的哥哥的儿子范百禄也出使辽国，辽人首先问范镇是否安好。范百禄，字子功，是范镇哥哥范锴的儿子。他考中进士，又考取才识兼茂科。当时正值治平年间发生水灾，大臣们正在讨论濮王礼制，范百禄在对策中说：“如果简略宗庙礼仪、废弃祭祀，水就不会向下滋润。过去汉哀帝尊奉共皇，河南、颍川发生大水；汉孝安帝尊奉德皇，京师和二十九个郡国发生大水。这大概是因为大宗礼制隆重，小宗礼制简略；宗庙祭祀重要，私人祭祀轻微。如今本应简略的反而隆重，本应轻微的反而重视，这是违背先王礼制的。礼制一旦违背，人心就会失去归向，天意也会背离，灾异就是由此发生的。”他的对策被列入第三等。熙宁年间，邓绾举荐他担任御史，他辞谢没有就任。后来任提点江东、利州、梓州路刑狱，加任直集贤院。利州武守周永懿因受贿败露，范百禄请求恢复至道年间的旧例，用文官统领军队，以管辖边界，朝廷采纳了。熊本处理泸地蛮族事务，有一名夷族首领力量耗尽而请求投降，副将贾昌言想杀掉他来冒功，范百禄劝告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范百禄前去对熊本说：“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是不祥的，救活一千人可以使子孙封爵。怎么能容许骄横的将领在境内横行呢？”熊本猛然醒悟，立即下文禁止贾昌言这样做。熙宁七年，朝廷召范百禄任知谏院。当年适逢旱灾，他请求讲求当前急务，收回那些不便实行的法令，以挽救将要死亡的百姓。他论述手实法说：“制作户籍手实簿，并允许告发隐匿不报的情况。户令虽然有手实的条文，却从未实行。因为让人自己申报，必然不会如实报告；而明白允许互相告发，人们将会彼此结仇。这样一来，礼义廉耻的风气就会衰败。”五路设置三十七将，专门督率所属军队，甚至允许他们征召布衣担任参军谋士。范百禄考察其中人员，发现有的用恩赏买通，有的因失败而被收纳，有的没有经历过边地事务，有的起初属于群盗，于是上疏列举其中十四人的败坏情状，请求仍按旧制，由将佐专门负责教练阅兵，其余事务交给州县，多数建议得到实行。范百禄与徐禧共同审理李士宁的案件，奏称李士宁蛊惑儿童和妇女，导致他们产生叛逆之心，罪当处死且不得赦免。徐禧偏袒李士宁，认为他无罪。执政大臣支持徐禧，于是把范百禄贬为宿州监酒。元丰末年，范百禄入朝任司门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即位，范百禄升任中书舍人。司马光恢复差役法，担心官吏接受贿赂，想加重处罚为流配。范百禄坚决争辩说：“百姓今天服役时，接受别人送来的财物；第二天停止服役，就把财物送给别人。如果一概按重法惩治，脸上刺字、穿着赭色囚衣的人必将塞满道路。”司马光醒悟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于是停止了这项做法。元祐元年，范百禄任刑部侍郎。各郡把按照旧例斗殴杀人但情有可怜之处的案件请求复审，法官说：“应当减免死罪。”司马光说：“杀了人却不处死，法律就废了。”范百禄说：“如果说这是杀人，可以；但如果制定刑法时认为这类案件完全不值得疑虑，推究情由时认为完全不值得怜悯，那就不可以。如今一概判处死刑，那么两种杀人的罪名从此都不再有值得疑虑、值得怜悯的情况了。”当时又下诏规定，天下案件本来不应复审却擅自复审的，要治罪。有关官署害怕请求复审，甚至歪曲事实来求得符合法令。范百禄说：“熙宁年间的法令规定，对于情节可疑、可怜而请求复审的案件，免除驳回和复勘；元丰年间又删去了这一规定，近来又有奏请弹劾的诏令，所以官吏畏惧回避，不惜把人定为死罪。”于是分条列出五年间减免死罪的数目，上奏报告。门下省仍然驳正那些确实应当减免的案件，又按惯例把属于有关官署处理的案件退回中书省；范百禄再次争辩，后来全都依从了他的请求。改任吏部侍郎。当时议论的人想裁减胥吏，吕大防催促裁去一半。百禄说：“不可以。裁去一半，就会有很多人失职；不如逐渐减少。从今以后，吏员出现空缺就不再补充，不出几年，减少的数量就会超过一半。”吕大防没有听从。都水使者王孝先提议把黄河改回原来的河道，吕大防也倾向于这个意见，命百禄前去巡视。百禄认为河水东流处地势高，水势却顺着地势向下，不能改回原道，于是立即飞驰上奏详细说明原因，并把神宗下令不要堵塞旧河道的诏令一并呈上。吕大防仍说：“黄河向东流，是中国的险要屏障。如今塘泺已经毁坏，界河淤塞变浅，黄河将要向北流了。”百禄说：“塘泺只有限制敌寇的名义，没有抵御敌寇的实际作用。即使黄河改道向北，敌人开始有担忧下游受阻的忧虑，这反而是对我们有利的事。先帝的明诏明明还在，怎么能妄自改动、动摇它呢？”于是这件事停止了。

译不久兼任侍读，升任翰林学士。他向皇帝说明辨别邪正的标准：凡是引导君主做某件事的，称为公正；引导君主做另一件事的，称为奸邪；按照这类标准相互对照，共列二十多条。希望把这些事情作为概括性的标准来观察他们的真实情况，那么邪正就可以分辨了。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开封府知府。他勤于处理民政，监狱中没有关押的囚犯。同僚和属吏想把监狱空无囚犯的情况上报，百禄说：“方圆千里的京畿地区，竟没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这是皇上的仁慈，不是我的功劳。”不允许上报。过了几个月，又任翰林学士，授任中书侍郎。这一年举行郊祀，有人提议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礼官引用《昊天有成命》来说明。百禄说：“这是三代的礼制，为什么又想合祭呢？《昊天有成命》这首颂诗，祭天和祭地都唱它，就像春夏祈求谷物丰收时唱《噫嘻》，难道也能说是一次祭祀吗？”争论了很久仍不能决定，便到皇帝面前裁决。宰相说：“百禄所说的是礼经上的制度，今天采用的是权宜的制度。陛下第一次举行郊祀，应该把天地一同祭祀，以表示恭敬。”于是合祭天地。熙河路的范育说：“阿里骨残酷暴虐，而且患病；温溪心八族都想归附，可以设法招纳。”百禄说：“中国凭借信义来安抚四夷，阿里骨还没有过错，温溪心等部的虚实又无法知道；没有发生事端就采取行动，不是良策。”范育又请求向前修筑纳迷等三座城，百禄说：“这些地方都是良田，是双方必争之地。我们既然在那里筑城，如果敌骑不时出动，我拿什么来耕种？以后即使想放弃，所耗费的也已经太多，同样无法放弃了。”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右仆射苏颂因稽留除授官职的诏书获罪而被免职，百禄也因同在中书省任职而被罢去原职，改任资政殿学士、河中知府，后调任河阳、河南。去世时六十五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他的儿子祖述，任颍州监酒税，代理狱掾，审阅已经具备的狱案，救活了两个本应判死刑的囚犯，州里的人都认为他神奇。任巩县知县时，开凿南山引水流入洛水，使县里没有水患，文彦博称赞他的才能。因为父亲被列入党籍，他被派去监理中岳庙。过了很久，任泾州通判。任台州知州时，上奏请求停止进贡黄甘、葛蕈。主管西京御史台。靖康年间多难，他避乱来到汝州。汝州知州赵子栎邀请他共同守城，于是附近各郡都陷落，唯独汝州得以保全。官至朝议大夫，去世。他的堂弟是祖禹。祖禹字淳甫，另一个字是梦得。他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个身穿金甲的伟丈夫进入寝室，说：“我是汉朝将军邓禹。”醒来后，母亲仍仿佛看见那个人，于是就用“禹”给他命名。祖禹幼年丧父，叔祖祖镇把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祖禹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孤儿，每逢年节亲友欢聚时，总是悲痛得仿佛无处容身，便闭门读书，从不参与人情事务。后来到了京师，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有声望的人。祖镇器重他说：“这个孩子，是天下的士人。” 考中进士甲科。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住了十五年，不谋求仕进。《资治通鉴》完成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王安石执掌国政，尤其喜爱并器重他。王安国与祖禹交好，曾把王安石的意思告诉祖禹，但祖禹最终没有去拜见王安石。富弼退休后居住在洛阳，平素严肃刚毅，闭门不常与人交往，却唯独对祖禹特别厚待；病重时，召见祖禹，把密疏交给他。密疏大致论述王安石误国以及新法的危害，言辞极为愤激恳切。富弼去世后，人人都认为这份奏疏不可以上奏，祖禹最终还是把它呈了上去。神宗去世后，祖禹上疏论述丧服制度说：“先王制定礼制，君主的丧服同于父亲，都是斩衰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能把君主当作父亲来侍奉。自汉代以来，不仅臣下不为君主服丧，君主也不再服三年之丧。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按日折算月份的制度，宫中却实行三年服丧。君主服丧符合古代典制，而臣下仍然依照汉制，所以十二日举行小祥祭，满一年又举行小祥祭；二十四日举行大祥祭，满两年又举行大祥祭。既按日计算，又按月计算，这是礼制中没有依据的做法。古代满两年举行大祥祭，过一个月举行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并不是丧服的颜色。如今却穿着丧服三天，然后才举行禫祭，这是不合经典礼制的做法。丧服脱除以后，到下葬时又重新穿上，附祭于祖庙以后立即改穿吉服，才过八个月就骤然完全除服，身上无不佩戴吉祥服饰，这又是礼制中没有循序渐进的做法。每月初一、十五，群臣穿朝服到殡宫朝见，这是穿吉服面对丧事；君主在上面穿着衰服，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作君主个人的丧服。这两种做法都不合礼制。” 哲宗即位，提拔祖禹为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因为他是自己的岳父而有嫌疑，推辞任职，于是改任祠部员外郎，他又推辞。授任著作佐郎，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并任检讨，升为著作郎兼侍讲。神宗服丧期满举行大祥祭后，祖禹上疏给宣仁太后说：“如今刚开始改穿吉服，服饰器用也焕然一新，奢侈还是节俭的开端，都由此开始。凡是能够扰乱心志、使眼目愉悦的东西，不应比旧时有所增加。皇帝的圣明本性尚未定型，看见节俭就会节俭，看见奢侈就会奢侈；因此，凡是用来训导他养成德行的事情，都应当处处有法度。如今听说奉宸库要取用珍珠，户部要使用黄金，数量非常多，恐怕会不断增加没有止境，希望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停止。崇尚节俭，敦厚朴实，辅助培养皇帝的圣明本性，使他眼睛不看绮丽淫靡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喧杂的声音，不合礼制的话不说，不合礼制的事不做，那么学问就会日益增长，圣德就会日益隆盛，这将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按照旧例，丧服除去后应当奏乐设宴，祖禹认为如果因为除服而奏乐设宴，就好像是因除服而庆贺，不符合君子迫不得已才除去丧服的本意，因此不可以这样做。夏天炎热时暂且停止讲学，祖禹说：“陛下今天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将来天下的治乱。若喜好学习，天下的君子就会欣然仰慕，愿意在朝廷任职，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佐陛下成就德业，使天下达到太平；若不学习，小人都会动起心思，专门施行邪曲谄媚之术，以偷取富贵。况且凡人求学，没有不是在年少时开始的。如今圣明的资质正在增长，几年以后，恐怕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升任起居郎，又召试中书舍人，他都没有接受。吕公著去世，召拜右谏议大夫。他首次上疏论述君主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要旨，请求太皇太后每天把天下的辛劳、百姓的疾苦、群臣的邪正、政事的得失，用来启发引导皇上的心，使这些道理明白地存留在心中，让将来众多说法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得到进用。蔡确获罪以后，祖禹说：“自乾兴年以来，六十多年没有放逐大臣，一旦这样做，消息传到四方，没有不震惊的。蔡确离开宰相职位已经很久，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党羽，偶尔有持偏见、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如果一概认为是蔡确的党羽而加以斥逐，我担心刑罚失当，人心也会不安。”

译蔡京镇守蜀地时，祖禹说：“蔡京有一点才干，但不是端正善良的人。如果让他镇守成都，等他回来，应当让他担任执政，不应当再加以尊崇提拔。”当时大臣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有所创立。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经察觉王安石的法令是错误的，就应当恢复祖宗的旧制；如果出于新旧法之间，二者并用而同时保存，国家的纲纪就会败坏。”升任给事中。吴中发生大水，诏令发出米一百万斛、缗钱二十万加以赈救。谏官说申诉灾情的人是在妄报，请求加以查验考核。祖禹封还了他们的奏章，说：“国家的根本，依靠东南供给。如今一方百姓呼天喊冤，前来申诉，张口等待哺食，以解除朝夕之间的危急。上报灾情即使稍微超过实际，也应当略过不问。如果稍加惩罚责谴，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实情了。” 兼任国史院修撰，升任礼部侍郎。他论述选择监司、守令说：“太祖、太宗以来，把天下分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把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收归县，把县的权力收归州，把州的权力收归监司，把监司的权力收归朝廷。上下彼此维系，权轻权重相互制约，这种设置的办法最为合宜。监司负责一路，守臣负责一州，县令负责一县，他们都是和天子分掌土地、共同治理，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太祖、太宗以来曾有考核官员的办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并在中书省设置簿册，以核查他们的政绩要务。现在应当委托吏部尚书，选取适合担任州官的人，把他们的功绩和事状逐条分别上报三省；三省召见并考察他们，如果确实是可任用的人，就依次上表推荐任用。到任之后，再命令监司考核他们的政绩；一年结束以后，便可以比较优劣，实行降职或升迁。这样一来，得到合适人才的情况一定会很多；监司、郡守都选得其人，即使县令没有才能，也不再是值得忧虑的事。” 兼任国史院修撰，担任礼部侍郎。他论述选择监司、守令说：“祖宗把天下分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把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收归县，把县的权力收归州，把州的权力收归监司，把监司的权力收归朝廷。上下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这种设置的原则最为合宜。监司把一整路交给他，守臣把一州交给他，县令把一县交给他，他们都是和天子分土而治理，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祖宗曾有考核官员的办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省设置簿册，以考核他们的要务。如今应当委托吏部尚书，选取适合任州官的人，把他们的功绩状况分别列明，呈报三省；三省召来考察，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按次序上表推荐任用。到任以后，让监司考核他的政绩，年终之后，就可以比较优劣并施行黜免或升迁。这样，得到合适人才的一定很多；监司、郡守得到合适的人才，即使县令没有才能，也不必忧虑了。” 听说宫中寻找乳母，祖禹认为皇帝才十四岁，还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于是上疏劝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皇上的身体，言辞十分恳切周到。不久，宣仁太后告诉祖禹，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祖禹又上疏说：“臣说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应当经常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太皇太后保护皇上的身体，也希望因此不要忘记。如今外面的议论虽然是虚传，也足以作为事情发生以前的警戒。臣侍奉在经书左右，从道路上的传闻中听到这些，实在心怀私下的忧虑，所以不敢逃避妄言之罪。凡事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可能算作过失；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那时再说有什么用？陛下宁可接受事情尚未发生时的进言，也不要使我们有来不及劝谏的悔恨。”拜为翰林学士，因为他的叔父百禄在中书省，改任侍讲学士。百禄离开后，又恢复翰林学士之职。范氏从范镇到祖禹，连续三代居于翰林，士人舆论都以此为荣耀并羡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一人〕 最终也没有再拿出他的奏稿。祖禹又说：“陛下承受六代祖宗留下的功业，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人民是祖宗的人民，百官是祖宗的百官，府库是祖宗的府库。一言一行，都像祖宗在上面监临、在旁边质问一样，这样才可以长久享有天下的奉养。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本心，罢去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新法，实行祖宗的旧政。因此社稷由危急重新安定，人心由离散重新聚合，甚至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说：‘南朝已经专门实行仁宗的政治了。’外族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百姓的人心就可想而知了。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的基础。希望陛下安静守成，以恭敬自持来治理天下，以虚心处事，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就都能明白地存在于圣心之中了。小人的心思专门谋求私利，所以不利于公正；专门趋向邪曲，所以不利于正道；专门喜好变动，所以不利于安静。希望陛下痛心疾首，把这些作为刻骨铭心的警戒。”奏章多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

译忽然有诏旨召来十多名内臣，祖禹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四海都侧耳倾听，却没有听说访问、任用一位贤臣，而所召来的却是先前的宦官，这一定会让人认为陛下偏爱亲近的宦官，希望立即下诏收回改正。”于是请求入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创立新法，把祖宗的政治全部改变，又大量引进小人来误国，功勋旧臣被排斥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走。又用兵开拓边疆，和外族结怨，天下愁苦，百姓流离迁徙。幸亏先帝觉悟，罢免放逐这两人，但他们所引进的众多小人已经遍布朝廷内外，不能再全部除去。蔡确接连制造大狱，王韶创立取得熙河地区的做法，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阯，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发动西部边事，士兵和百姓死伤都不少于二十万人。先帝临朝时悲悼后悔，认为朝廷不能不承担这些事情的罪责。后来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推行茶法和市易法，刘定教在河北推行保甲法，百姓都愁苦悲痛、叹息怨恨，家家都想着作乱。幸亏陛下和先太皇太后起来救治他们，天下百姓就像解除了倒悬之苦。” 只是从前被斥逐的人，正在窥伺事变，妄想着陛下认为修改法度是不对的；如果让他们得以来到左右，他们一定会进献奸邪之言。万一陛下听信过度而重新任用他们，我恐怕国家从此衰落，再也振兴不起来。”他又论述说：“汉、唐的灭亡，都是由于宦官。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统领军队，权势显赫。王中正兼管四路，凭口头敕令招募士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冻饿，死亡人数最多；李宪陈述再次出兵的策略，导致永乐陷落；宋用臣兴起土木工程，片刻不停，连市井中的微小利益也要搜刮，为国家招来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杀戮，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经死了，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如今召来的十名内臣中，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这两人一旦入内，王中正、宋用臣必将重新被任用，希望陛下记住这一点。” 当时“绍述”之论已经兴起，有人有意任用章惇。祖禹极力说章惇不可任用，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皇上还想重用他，但朝廷内外阻挠的人很多，于是任命他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言官弹劾祖禹修撰《实录》时有诋毁诬陷之辞，又摘取他谏阻宫中雇乳母的事情，接连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在永州、贺州，后来又迁往宾州、化州，最终在那里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祖禹平日待人恭谨温和，口中不谈别人的过错。遇到事情时，就分辨清楚是非，丝毫不加隐讳。他在迩英殿侍讲时坚守经义、依据正道，进言尤其多。曾经讲解《尚书》，讲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话时，他拱手再三诵读，退后站立说：“希望陛下留心听取。”皇帝点头答应了好几次，他才退下。每逢讲读的前一天晚上，他一定整理好衣冠，庄严得如同在皇帝身边一样，还命子弟侍候，先把讲说的内容按次序讲一遍。他阐明古代义理，参照当时政事，言辞简练而恰当，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义理明白，文章灿然成篇。苏轼称他为讲官中的第一人。祖禹曾进呈《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唐鉴》深刻阐明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学者尊崇它，称祖禹为“唐鉴公”。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儿子冲，绍兴年间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中有他的传记。评论说：熙宁、元丰年间，天下贤士大夫都希望范镇和司马光做宰相，甚至称他们为君实、景仁，不敢评定谁高谁低。司马光想着救济百姓，最终承担天下的重任；范镇则像山一样高峻坚定，确实不可动摇。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换一个位置也都会如此，不能简单以功名来评判高下。百禄向范镇求学，所以他的议论和操守修养，纯粹都出于正道。祖禹长于劝讲，平生论事进谏，不止数十万字。他陈述治理天下的道理，区别邪正，辨析并说明事务，平实明白，洞察根本，即使贾谊、陆贽也不能超过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列传第九十七 苏轼，儿子苏过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他十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他听到古今成败的事情，总能说出其中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感慨叹息。苏轼请求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会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够成为范滂，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成年时，他广泛通晓经书和史籍，每天能写成数千字的文章，喜欢读贾谊、陆贽的著作。后来他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心里已经有了这种见解，只是口头还说不出来；如今读到这部书，正合乎我的心意。”嘉祐二年，他参加礼部试。当时科举文章割裂怪异的弊病很严重，主考官欧阳修正想着设法挽救，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又惊又喜，想把他擢升为众士之首；但仍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所作，所以只列为第二名。后来他又以《春秋》经义答策，列为第一名，在殿试中考取乙科。此后苏轼拿文章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这个人，让他领先于我。”听到这话的人起初喧哗不服，过了很久才信服。他遭逢母亲丧事。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认为他才华和见识都很出众，推荐他进入秘阁。他参加六论考试；过去考试不要求起草，因此他的文章多不工整。这次苏轼开始准备草稿，文章的文理便十分明晰。随后又参加制策考试，列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考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授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而徭役沉重；岐山一带每年都要把南山的木筏运送出去，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滩，衙门的差吏接连因此倾家荡产。苏轼考察其中的利弊，替他们修订衙门规章，让他们自行选择熟悉水路的船工，按时决定木筏的进退。从此祸害减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