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

译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暂代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进见奏事，没有人敢裁决他们的意见。晏殊建议：“群臣向太后奏事时，应当由太后垂帘听取，所有人都不得与太后直接相见。”议论于是确定。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认为他是东宫旧臣，恩遇与其身份不相称，加任给事中。参与修撰《真宗实录》。升任礼部侍郎，授枢密副使。上疏说张耆不可任枢密使，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因随从皇帝幸临玉清昭应宫时，随从人员持笏迟到，晏殊发怒，用笏板撞他，打断了他的牙齿；御史弹劾上奏，罢职任宣州知州。几个月后，改任应天府，聘请范仲淹教育学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弛，兴办学校从晏殊开始。召回授任御史中丞，改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任三司使，又任枢密副使，尚未正式授职，改任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太后拜谒太庙，有人请求她穿衮冕，太后询问晏殊，晏殊依据《周官》以王后服饰回答。太后去世，晏殊以礼部尚书身份罢职，任亳州知州，调任陈州，升任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再任三司使。陕西正在用兵，晏殊请求停止由内臣监领军队，不要把阵图交给各将领，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决定攻守；又请求招募弓箭手加以训练，以备战斗。还请求拿出宫中多余的物品补助边防费用，凡是其他部门掌管财利的事务，都停止并归还度支。朝廷全部施行了这些建议。康定初年，任知枢密院事，随后任枢密使。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年间，授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平时喜爱贤才，当时知名的士人如范仲淹、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任宰相后，更加致力于进用贤能，而范仲淹与韩琦、富弼都得到进用，台阁官员中也有许多当时的贤才。皇帝也振作起来，有意借助群才来改革治理，但小人和权贵宠臣都觉得不利。晏殊让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谏官上奏请求留住他，皇帝没有允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下圣体，使陛下成为天下之主，而晏殊曾奉诏为宸妃墓志，宸妃死后却不加说明。”又上奏弹劾晏殊役使官兵修治出租房屋以谋利。晏殊因此获罪，降为工部尚书、知颖州。然而晏殊因为章献太后当时临朝听政，所以撰写墓志时不敢明言；而他役使的士兵，是依照辅臣惯例发文借用的，当时人认为这并不是晏殊的罪过。调任陈州，又调任许州，逐渐恢复礼部、刑部尚书职务。祭祀明堂后，升任户部，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知永兴军，调任河南府，升任兵部。因病请求回京求医用药。病情稍稍好转后，又请求出任地方长官，皇帝特意留他侍奉经筵，下诏每五日参加一次起居问候，仪仗随从如同宰相。过了一年，病情逐渐加重，皇帝准备乘舆前往探视。晏殊立即快马奏报：“臣年老有病，行动已经好转，不值得让陛下忧虑。”不久去世。皇帝虽然亲临祭奠，却因未能亲自探病而遗憾，特意停朝两天，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在碑首篆写“旧学之碑”。晏殊性情刚正简约，生活奉养清廉俭朴。他多次主持州政，官吏百姓很畏惧他的急躁严厉。他善于知人，富弼、杨察都是他的女婿。晏殊任宰相兼枢密使时，富弼任枢密副使，晏殊请求辞去兼任的枢密使，诏令不许，皇帝对他的信任待遇就是这样。晏殊文章丰富华丽，应用之文取用不尽，尤其擅长作诗，闲适雅正而富有情思，晚年专心学习而不知疲倦。著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删定编次梁、陈以后名臣的著作，编成《集选》一百卷。他的儿子晏知止，官至朝请大夫。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人。考中进士后，任黄州司理参军，知州夏竦认为他有宰相的才器。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府薛奎推荐他任法曹。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参与修撰《天圣编敕》，任刑部详覆官。提拔为群牧判官，借转封之机上言：“旧制度不把国家的马匹借给臣下，是因为重视武备。枢密院把带甲的战马借给内侍杨怀敏，群牧司复核上奏后，才赐给他一匹马；三天后又重新借给他，几天后又收回。枢密院掌管军机命令，反复竟到了这种地步。平时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皇帝不亲自批阅奏章，只交给中书、枢密院办理。近年皇帝从宫中直接降下的玺书，逐渐多于旧时，已经没有办法防止偏私请求、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了。从前王世融因作为公主之子殴打府吏，依法应当纳金赎罪，朝廷特意停止他的职务。近来作坊料物库的主吏盗窃官物，竟自行逃避。因为他是宫中的亲戚，三司立即停止追究。如今圣上的裁断竟不同于从前，臣私下感到疑惑。祥符年间的法令对胥吏稍加严格，胥吏便相继离开空县，结果法令反而因而被废除。如果这样，清正强干的人就会受到挫伤。” 过了很久，出任秀州知州，召回任殿中侍御史。章献太后的遗诰规定章惠太后可以议论军国大事；庞籍请求下达阁门，取出垂帘听政的仪制全部烧掉。又上奏：“陛下亲自处理一切政务，用人应辨别邪正、防止结党；提拔近臣，应采纳公论，不要出自执政者的私意。”孔道辅对人说：“言事官大多观望宰相的意图，只有庞醇之是天子的御史。”任开封府判官时，美人派内侍传达教旨，免除工匠的市租。庞籍说：“自祖宗以来，从未有美人传达教旨下达府衙的事，应当杖责这个内侍。”皇帝于是诏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宫中传出的命令，不得随意接受。”他多次弹劾范讽的罪行，范讽与李迪交好，奏章都被搁置不报，反而以奏报宫禁之事不实获罪，庞籍也因而以祠部员外郎身份出任广南东路转运使。后来又说范讽的事情有不完全符合奏报之处，范讽因此被贬，庞籍也降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不久恢复官职，调任福建转运使。景祐三年，任侍御史，改任刑部员外郎、知杂事，判大理寺，升任天章阁待制。元昊反叛，任陕西体量安抚使。因命开封府吏冯士元购买女子而获罪，降任汝州知州。调任同州，随即授任陕西都转运使。文彦博审理黄德和案件，尚未上奏，诏令庞籍参与同案审理。庞籍说：“黄德和退缩怯懦，应当诛杀；刘平奋力作战而死，应当优厚抚恤他的子孙。”他又建议：“连年发生灾异，天长久不下雨。宫中费用奢侈，财物出纳不严，索取烦多，有司无法核查虚实。臣私下认为，凡是皇帝乘舆的费用、宫中的用度，都应当务求裁减，以先帝为准则，这是修德消灾的办法。如今军队驻扎在西部边境，将士奋力作战却得不到功劳赏赐；而内官、医官、乐官没有功劳，却享受丰厚赏赐，天下人都指责他们，称为‘三官’。希望稍加裁减，不要厚加赏赐，专门激励战功，敌寇就不足以平定了。”

译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不久兼任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第二年，改任延州观察使，他竭力辞让，改授左谏议大夫。自从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砦，攻破五龙川以后，边民几乎被焚烧掠夺殆尽；庞籍到任后，逐渐修缮治理。十万戍兵没有营垒，全都分散住在城中，因为畏惧庞籍，没有人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浑州川，土地肥沃平坦。川尾叫桥子谷，是敌寇出入的险要通道。庞籍派部将狄青率一万多人，在谷旁修筑招安砦，多次招募百姓耕种，收取粮食来供养军队。周美袭取承平砦，王信修筑龙安砦，全部收复失地，共修筑十一座城。到开▯▯名、平戎道，打通永和、乌仁关，又把东西阵法改为方阵，对兵器装备颇有增减改进。元昊派李文贵携带野利旺荣的书信前来送交归顺文书，庞籍说：“这是欺诈。”于是驻兵青涧城。几个月后，敌寇果然大举进攻定川，庞籍召见李文贵向他说明道理，随后遣走。后来元昊又拿野利旺荣的书信来，恰逢皇帝厌恶战争，便想招抚怀柔元昊，派庞籍回信，让他称呼野利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是三公之一，不是陪臣所能称用的官号；如果让野利旺荣担任太尉，那么元昊就不能称臣了。” 如今他的书信自称‘宁令’或‘谟宁令’，都是他的官名，在名义上没有妨碍。”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恰逢敌军刚攻破泾原的城寨，朝廷正商议修复。使者往返，过了一年，元昊又派贺从勖来，改名为曩霄，自称男而不称臣。庞籍不敢把这件事上报，贺从勖说：“儿子侍奉父亲，就如同臣子侍奉君主。如果我能到京师，天子不答应，再回来商议。”庞籍把使者送到宫阙之下，趁机陈述有利于国家的策略，说：“羌人已经很久没有与我国通和贸易，国内百姓忧愁怨恨。如今他们辞意渐渐顺服，一定有改变对中国态度的心意，请派使者再次申明晓谕。”朝廷采纳了他的策略。元昊称臣后，召庞籍任枢密副使。庞籍说：“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公私都困窘，请合并裁省官属，让靠近边塞的军队退到内地就粮。”朝廷听从了，于是大大节省了边防费用。改任参知政事，授工部侍郎、枢密使，升任户部，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庞籍刚入相时，宰相暂时只有他一人，却立即任昭文馆大学士，这是破格的授职。侬智高反叛，军队多次失利，于是派狄青任宣抚使。谏官韩绛认为不应让武人独自承担重任，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庞籍。庞籍说：“狄青出身行伍，如果让文臣作为副职，就会使号令不能专一；既然如此，不如不派。”皇帝下诏岭南各军，都接受狄青的节制。后来捷报送到，皇帝高兴地说：“狄青破贼，是你的力量啊。”于是想任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庞籍竭力争辩，皇帝没有听从。岭南平定后，两广举人中因功受恩的有六百九十一人，议论者认为赏赐过多。不久，齐州学究皇甫渊因捕盗有功，依法应当赏钱，多次上书请求任用。道士赵清贶与庞籍姐姐的家人有亲属关系，欺骗皇甫渊说可以替他向庞籍说明，于是与堂吏共同接受皇甫渊的贿赂。小吏告发此事，案件交给开封府，开封府逮捕赵清贶，将他刺配远州，他死在途中。韩绛说庞籍暗中指示府吏杖杀赵清贶以灭口，复查后没有这回事。韩绛不断进言，于是庞籍被罢为郓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加任观文殿大学士。授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改任并州。仁宗身体不适时，庞籍曾秘密上疏，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皇子，言辞十分恳切。因擅自听从麟州在白草平修筑堡寨的请求，而州将武戡等被夏人击败，复任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升任尚书左丞，未接受任命。调任定州，召回京城，上表请求告老，不久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封颍国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当时仁宗身体不适，停朝和亲临祭奠都没有实现，只派使者到他家吊唁并赙赠。追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庞籍通晓法律政令，长于处理官府事务。他执法严峻苛刻，军中有人犯法，有的判斩首、剖割、肢解，有的多次鞭打直到死亡，因此士卒畏惧服从。他治理百姓颇有仁爱，等到任宰相后，声望却比治理州郡时有所降低。儿子庞元英，官至朝散大夫。孙子庞恭孙。庞恭孙字德孺，因荫补任施州通判。崇宁年间，部族蛮人向文强反叛，诏令转运使王蘧主持州事并出兵讨伐，庞恭孙劝降向文强后将他斩杀。王蘧上奏他的功劳，升官三级，任涪州知州，于是把开拓边地作为自己的责任。诱使珍州骆文贵、承州骆世华献地归附，耗费了无法计算的钱财。转运判官朱师古弹劾庞恭孙无端生事，诏令贬黜朱师古而由庞恭孙代替他，于是溱、播、溪、思、费等州相继投降。每攻下或开设一城，庞恭孙就得到褒奖升迁，五年之间升至徽猷阁待制。威州守将请求打通保、霸二州，朝廷升庞恭孙为直学士、知成都府，委任他招抚纳降。不久，其首领董舜咨、董彦博来献地归附，诏令派他们赴京，二人都授承宣使，赐京城宅第，并改保州为祺州、霸州为亨州，命庞恭孙继续修筑。言官弹劾他贪婪放纵，按奏章追究治罪，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刚过一个月，又起用为陈州知州，恢复待制，任泸州知州。又因修筑思州，升任学士。他前后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到的州县，大多只是虚列名目，实际上是贫瘠盐碱、不长庄稼的土地；修缮治理、转运粮饷，成为蜀人的负担，不久全都废弃。宣和年间去世。王随，字子正，河南人。考中进士甲科，任将作监丞、同州通判，升任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判三司磨勘司。任京西转运副使，入朝辞行时，还说：“臣的父母住在洛中，而那里正属于臣的辖区，能够奉养他们、为他们进汤药，是圣主的恩泽。”真宗于是赐诗为他送行，又命他带着羊、酒、束帛经过家乡，为父母祝寿。升任淮南转运使，父亲去世，服丧期未满便起复。那时连年饥荒，王随命所属地区拿出库钱，借给百姓购买种粮，约定年中交纳绢帛偿还，许多流散的劳动力重新恢复了生产。调任河东转运使，三次升迁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提拔为知制诰，因为不擅长起草诏辞，出任应天府知府。一天，皇帝对宰相说：“王随治理南京太宽松。”王旦说：“南京是都会之地，王随遇事处理松散，不能以威严镇服。”于是改任扬州知州。又加右谏议大夫，代理知开封府。

译仁宗任太子时，授王随为右庶子，仍兼管府事。周怀政被诛后，王随自己说明曾向周怀政借过白金五十两，于是被夺去知制诰职务，改任给事中、知杭州。乾兴初年，又降为秘书少监，调任通州。因为通州读书人少，他迁移孔子庙，修建学舍，州人很高兴，送子弟来求学。母亲去世，服丧期未满便起复为光禄卿、知润州，调任江宁府。大饥荒之年，转运使发文要求江宁府开常平仓米，按人口每天发给一升，王随置之不理，说：“百姓所以饥饿，是因为豪强兼并土地、囤积粮食不卖，以求抬高价格。”于是大量发放官粮，平抑粮价。恢复给事中职，任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秦州士卒中有犯罪逃入蕃部的，戎人往往把他们当作奴隶畜养，稍不如意，又把他们抓出来索取赏钱；此前因此获罪的人大多被处死。王随下令，能够自行回归的人免除死罪，允许他们重新编入军籍，因此有很多人回来归队。他又建议增加蕃落士卒，拨给废弃陷没的马场土地，招募百姓耕种。因事获罪，调任河南府。入朝任御史中丞，同知礼部贡举，升任尚书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明道年间，任江淮安抚使，回朝后又授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他请求与同列大臣每天进献前代名臣规劝皇帝的一件事。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不是辅弼大臣的职责，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又加授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任庄惠皇太后园陵监护使，授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自薛居正以后，按旧例，初次拜相的人没有越级升任门下侍郎的，这是学士丁度的过失。不久，他因病请假，诏令每五日入朝一次，进入中书省处理政务。他任宰相一年，没有提出什么建树性的意见。与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同掌政务时，屡次因政事争论。适逢灾异接连发生，谏官韩琦上言此事，四人一同被罢免。随后以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河阳判官。他去世后，追赠中书令，谥号章惠，后来改谥文惠。他表面上看起来方正严厉，但处理政务失之宽松。晚年更加急躁，动不动就辱骂别人。生性喜爱佛教，仰慕裴休的为人，但他的声望和操守比不上裴休。章得象，字希言，世代居住在泉州。高祖章仔钧在闽任建州刺史，于是定居浦城。章得象的母亲怀孕时，梦见登山，遇到神人把玉象授给她；章得象出生后，父亲章奂又梦见家中笏板堆得像山一样高。他长大后勤奋好学，仪表俊美，为人庄重。考中进士，任大理评事、知玉山县，升任大理寺丞。真宗将要到泰山举行东封大典时，章得象以殿中丞签书兖州观察判官事，后来任知台州，历任南雄州，调任洪州。杨亿认为他有宰辅的才器，便推荐他。有人问杨亿原因，杨亿说：“闽地士人轻浮狭隘，而章公深沉厚重、宽宏有容，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章得象曾与杨亿在李宗谔家赌博，一夜输掉三十万钱，却酣然安睡如常。另一天赌博获胜，得到李宗谔一匣金子；几天后再次输掉，便把金匣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李宗谔，从未打开封识。他的器量宽宏，就是这样。不久，朝廷召他入试，任直史馆、安抚京东，权摄三司度支判官，屡次升任尚书刑部郎中，出使契丹，随后以兵部郎中任知制诰。过了一年，任翰林学士，升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任群牧使，升礼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进任承旨兼侍讲学士，擢升同知枢密院事，升户部侍郎，最终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仁宗对章得象说：“从前太后临朝听政时，群臣中哪些是邪、哪些是正，我都默默记在心里。你清廉忠诚，不依附任何人，而且从未有所请托求取，今天任用你，正是因为这一点。” 陕西用兵时，加授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兼枢密使，他辞去所加的官职。第二年，以工部尚书任昭文馆大学士。庆历五年，授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国公，调任河南府判官，以守司空退休，去世。按旧例，退休官员去世，皇帝不亲临祭奠，仁宗特意前往。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文宪。皇祐年间，改谥文简。章得象在翰林院任职十二年。章献太后临朝时，宦官势力正盛，太后每次派内侍到学士院，章得象必定神色严肃地接待，有时连一句话也不和他们说。他在中书省共八年，对宗族、党羽和亲戚一概压制，不让他们升迁。仁宗锐意治理天下，起用韩琦、范仲淹、富弼，让他们与章得象共同谋划当世的急务；章得象却没有提出什么建树，御史孙抗多次批评他，章得象仍安然居位。后来孙抗接连上书十次请求罢免他，仁宗不得已答应了。起初，闽地有歌谣说：“南台江合拢，就会出宰相。”到章得象拜相时，传说沙子涌起，南台江可以涉水而过。评论说：殊、籍、随、得象都是从平民出身，最终做到宰相。籍通晓法令，随熟悉民政，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然而籍最终到了被贬黜罢免的地步，随也多次遭受谴责斥退，可见人才是多么难得。得象性情浑厚宽容，殊喜欢推荐提拔人物，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和这些人相比，殊大概是其中最优秀的吧！吕夷简，字坦夫，祖先是莱州人。他的祖父吕龟祥任寿州知州，子孙于是成为寿州人。吕夷简考中进士，补任绛州军事推官，逐渐升为大理寺丞。祥符年间，参加“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有人说，设置六科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缺失，如今封禅已经告成，还寻求什么政治缺失，于是废除了这科。任通判通州，调任濠州，再升太常博士。河北发生水灾，朝廷选任他为滨州知州。他上奏说：“农具征税，并不是用来劝勉百姓从事农业的办法。”于是诏令天下农具一律免税。擢升为提点两浙刑狱，升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当时京城大规模修建宫观，在南方砍伐木材。有关部门催促限期完工，工役中甚至有人因此死亡，却诬称他们是逃亡之人，逮捕并拘禁他们的妻子儿女。吕夷简请求缓办这些劳役，朝廷听从了。又说：“隆冬时节运输艰苦，应等河流逐渐通畅后，再让士卒轮番运送。”真宗说：“看了你的奏章，可见你有为国爱民之心了。”擢升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译蜀地盗贼李顺叛乱，被押送到京城，左右近臣都称贺。后来交给御史台审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称贺的人催促赶快把李顺的罪案定下来。吕夷简说：“难道这样就可以欺骗朝廷吗？”最终按实情上奏，违背了大臣们的意愿。那年发生蝗灾和旱灾，吕夷简请求皇帝责备自己、修明政务，严肃告诫辅相，思考如何共同顺应上天的意旨；到上奏弹劾李溥垄断利益、欺骗皇上时，寇准任永兴判官，把有罪的人刺面后发配湖南；经过京城时，有人上奏说寇准改变政事。吕夷简说：“这是寇准治下严急，有人想借此中伤他罢了，应当不要追问，并把这些人发配到更远的地方。”朝廷听从了。赵安仁任御史中丞，吕夷简因亲属关系有嫌疑，改任起居舍人、同勾当通进司兼银台封驳事。出使契丹回来后，任知制诰。两川发生饥荒，任安抚使，升龙图阁直学士，再升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他处理政务严明果断，取得声誉，仁宗把他的姓名记在屏风上，准备重用他。仁宗即位，升任右谏议大夫。雷允恭擅自迁改永定陵的陵地，吕夷简与鲁宗道共同查验审理，雷允恭被处死；吕夷简以给事中参知政事，于是请求把祥符年间的天书放入陵墓方中的地宫。真宗祔祭太庙时，太后想把真宗生前的服饰玩物像宫中陈设那样准备齐全，并用银罩覆盖神主。吕夷简说：“这些还不足以报答先帝。如今天下政事掌握在两宫手中，太后只要远离奸邪、奖用忠直，辅佐皇上成就圣德，这才是报答先帝的最好办法。”按旧例，郊祀结束后，辅臣应升官，吕夷简与同列都辞谢不受，后来成为定例。升任尚书礼部侍郎、修国史，进为户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景灵宫使。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太后哭着对大臣说：“先帝尊奉道教、敬事上天才建成了这里，如今拿什么来称合先帝的遗旨呢？”吕夷简猜想太后将要重新营建宫观，于是援引《洪范》关于灾异的说法进谏，太后默然不语。吕夷简趁机奏请罢免两府大臣兼任宫观使。升任吏部侍郎，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国史修成后，辞谢升官。天圣末年，加授中书侍郎。章懿太后当时还是顺容，去世后，宫中尚未办理丧事。吕夷简入朝奏事，趁机说：“听说有一位宫嫔去世了。”太后惊讶地说：“宰相也参与宫中的事情吗？”便拉着仁宗一同起身。不久仁宗独自出来，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母子？”吕夷简说：“太后日后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吗？”仁宗的怒意稍稍消解。有关部门迎合太后的旨意，说按年月推算，葬礼日期不吉利。吕夷简请求立即发丧、穿丧服，备齐仪仗安葬她。皇宫发生火灾，百官早朝，但宫门没有打开。辅臣请求入见，仁宗登上拱辰门，百官在楼下行拜礼，只有吕夷简不拜。仁宗派人问他原因，他说：“宫廷发生了变故，群臣希望亲眼见到皇上的圣颜。”仁宗掀帘让他看见自己，他才行拜礼。诏令任命他为修建大内使。大内修成后，升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他辞去仆射，于是改为兼吏部尚书。起初，荆王的儿子被养在宫禁之中，长大后，吕夷简请求把他送出宫。太后想把他留下来，让他跟随仁宗诵读学习，吕夷简说：“皇上正年轻，亲近的人又不是儒学之臣，恐怕对皇上的圣德没有益处。”当天就下令让他回到王府。太后去世后，仁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吕夷简亲手上疏陈述八件事：端正朝纲，堵塞邪僻途径，禁止贿赂，辨别奸佞小人，杜绝后妃干预政事，疏远近侍，停止劳役，节省冗余费用。他劝谏仁宗的话十分恳切。仁宗开始与吕夷简谋划，认为张耆、夏竦都是太后任用的人，便把他们全部罢免，退朝后把此事告诉郭皇后。郭皇后说：“难道吕夷简唯独没有依附太后吗？他只不过多有机巧、善于随机应变罢了。”因此吕夷简也被罢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宣布制书时，吕夷简正任押班，听到唱到自己的姓名，大为惊骇，不知原因。他一向厚待内侍副都知阎文应，于是让阎文应暗中侦察，过了很久才知道事情是由皇后引起的。一年之内吕夷简又恢复宰相之职。起初，刘涣上疏请求太后还政，太后大怒，把他贬到岭外；正逢太后病重，吕夷简请求留下刘涣。到这时，刘涣拿以前的奏疏自陈，仁宗擢升他为右正言，并回头对吕夷简说：“从前枢密院急着要把刘涣投放岭外，幸亏有你才使他免于此难。”吕夷简拜谢，趁机说：“刘涣因为有上疏被贬到外地的先例，才敢进言；如果大臣也这样做，太后一定会怀疑这些言论是陛下授意的，使母子不能相安。”仁宗认为吕夷简忠诚。郭皇后因恼怒尚美人，打了她的脸颊，却误伤了仁宗的脖颈。仁宗把抓痕给执政大臣看，吕夷简因为先前被罢相的缘故，便主张废后。仁宗对此犹豫，吕夷简说：“光武帝是汉代的明君，郭皇后仅仅因为怨恨不平就被废掉，何况她还伤了陛下的脖颈呢？” 吕夷简准备废黜皇后时，先告诫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率领台谏官到阁门请求入见，皇帝下旨令台谏官到中书省，吕夷简便把孔道辅等贬斥出朝，皇后随后被废。宗室子弟越来越多，于是设置大宗正司来纠察统率他们，并增加教授人员。加授右仆射，封申国公。王曾与吕夷简多次因政事争论，心中不平，斥责吕夷简收受贿赂、买取恩情。吕夷简请求当面对质，仁宗询问王曾，王曾理屈，于是二人都被罢免。吕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任许州判官，调任天雄军。没过多久，以右仆射重新入朝为相；一年后，进位司空，辞谢不接受，改封许国公。当时正整顿军备，他以判枢密院事任职，谏官田况说“总判”的名位太重，于是改为兼枢密使。契丹在幽州、蓟州聚集军队，声称将要入侵，议论此事的人请求修筑洛阳城。吕夷简说：“契丹害怕强盛而欺侮怯弱，仓促修筑洛阳城，只会显示我们的威势已经丧失。景德年间的战事，如果不是皇帝亲自渡过黄河，契丹也不会轻易屈服。应当在大名府建都，表示将要亲自出征，以挫败契丹的谋划。”有人说：“这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不如修整洛阳。”吕夷简说：“这是子囊筑城守郢的计策。假如契丹能够渡过黄河，即使城墙高、护城河深，又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于是建置北京大名府。不久，他患风眩病，请求任知郑州。王韶攻取熙河后，朝廷谋划秦凤地区的主帅，仁宗说：“吕夷简在河东时，正值仓促出兵，能够从容应对，应该派他前往。”于是授任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仁宗担心他不肯前往，吕夷简接到命令后立即整理行装，仁宗很高兴，召他入朝对答，慰劳后派他出发。到秦州任职后，羌族首领董毡竟然在文书中擅称皇帝诏令，吕夷简拒绝接受，说：“藩属之臣怎么能妄称诏令？”董毡害怕了，从此不敢再这样做。才过了一个月，他又因病请求解除职务，任西太一宫使。去世时六十七岁。追赠太尉，谥号惠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自仁宗即位之初，太后临朝听政十多年，天下安宁，这其中吕夷简出力很多。后来元昊反叛，四方长久没有用兵，军队出征接连失败；契丹趁机派使者索取关南土地。很大程度上依靠吕夷简的谋划，选拔当时的名臣出使契丹、经营谋划西夏事务，两边因此安宁。但他建立万胜军时，把市井小人混杂其中，军队浮薄脆弱，不能胜任战斗；又任用宗室补充环卫官，突然增加俸禄赏赐；后来又增加送给契丹的每年缯帛和金钱二十万。当时没有深思熟虑，后来费用越来越大，无法停止。郭皇后被废时，孔道辅等人伏在阁门进谏，吕夷简却说伏阁进谏不是太平之世的事情，并且驱逐了孔道辅。后来范仲淹多次上言政事，进献《百官图》批评官员升迁任用的弊端，吕夷简指责他狂妄放肆，把他贬斥到外地。当时舆论因此轻视吕夷简。吕夷简掌握国政的时间最长，虽然多次受到言官诋毁，仁宗对他的宠信和倚重却没有衰减。然而他所斥退的士人，很快又会被收录任用，也不至于永远废弃。他处理天下事务，进退伸缩，都有自己的谋略和手段。后来配享仁宗庙庭，成为世人称道的名相。起初，王旦认为吕夷简非同寻常，对王曾说：“你应该好好同他交往。”最终吕夷简与王曾一同任宰相。后来王曾家请求皇帝为墓碑题写篆字，仁宗因此悲伤地想起吕夷简，亲书“怀忠之碑”四字赐给他。著有文集二十卷。儿子有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公著另有传。公绰，字仲裕，因荫补任将作监丞、知陈留县。天圣年间，任馆阁对读。召试后，任直集贤院；他辞谢，改任校理，升太子中允。吕夷简被罢相后，公绰又任直集贤院、同管勾国子监，出任郑州知州。他曾询问百姓的疾苦，父老说：“官府登记百姓的田产，按等级征收轻重不同的赋役，以至于百姓不敢多养牛，田地长期荒芜。”公绰把这件事上奏，从此牛不再登记入册。回朝后任吏部南曹判官，屡次升任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他请求恢复太医局，并请求设置令、丞、府史等官，制度如同天官医师。钧容直借用太常的旌旗、羽籥，供乐人演戏，公绰坚持认为不可，于是停止此事。任纠察在京刑狱。虎翼军士刘庆告发叛乱，交给官吏审查，才发现是刘庆首先谋划，众人不肯听从，刘庆反而诬告众人以求邀功请赏。公绰说：“京城有百万卫兵，如果不严厉惩罚他，众人的心就会动摇。”于是斩杀刘庆示众。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任史馆修撰。当时吕夷简虽然已经离职，仍兼领国史，公绰便辞去修撰之职。吕夷简去世后，公绰回任兵部员外郎，又担任修撰。服丧期满，重新任同判太常寺兼提举修造祭器。公绰认为郊祀和宗庙祭祀的器物尚未完备，制度又多不合礼，于是请求全部重新制作。按旧例，进献时令新物，要等礼官议定后才进献，有时已经错过时令，陈列的物品也已腐败。公绰采集《月令》等书的内容，把四时的新物和应当进献的物品配合编成图表。又把每年大祠、中祠、小祠共六十一项，以及禘、祫二祭，祼献、起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钟磬、歌奏等礼仪器物和乐舞，汇集成《郊祀总仪》上奏。又说：“古代祭祀天地、宗庙、日月、五方、百神，都设有尊罍，五齐、三酒分别盛在其中，并加入明水、明酒，以通达阴阳之气。如今有关部门徒然陈设尊罍，却只斟用一尊，不合祭祀神灵的本意。应当依照《周礼》盛放齐酒，从太阳取火，从月亮取水，借助天地清洁之气。”又说：“祖宗配享郊祀时，应当处于正位；如今却让他们侧向一边，这不是显示尊严的办法。”起初，给各位皇后上谥号，都附从祖宗的谥号，而真宗的五位皇后却独称“庄”。公绰说：“妇人的谥号应当依从丈夫的谥号。真宗谥号章圣，而皇后却称‘庄’，不合礼制，希望改为‘章’。” 他的这些建议大多得到施行。历任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改任枢密直学士、知秦州。安远砦、古渭州各羌族部落来献土地，公绰回头对属官说：“天下这么大，难道要贪图区区一点土地来夸大疆域吗？”便拒绝了。他见弓箭手所用的马匹多有缺额，便晓谕各砦居民分为三等，每十名成年男丁组成一社，到了秋收时，招募他们拿出金帛购买马匹；马少时，就按先后次序发给他们。举行明堂祭祀时，升任刑部郎中，召回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一年多后，请求免除开封府事务，升任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兼判太常寺。起初，公绰在开封府任职时，宰相庞籍的外亲属道士赵清贶接受贿赂，被杖打脊背，死在途中。到这时，御史认为公绰奉了庞籍的旨意，杖杀赵清贶以灭口，于是公绰被降为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当时杖打赵清贶，实际上并不是公绰亲自监临。不久，公绰也自行申辩，恢复为侍读学士，调任河阳，留在朝中侍奉经筵。当时很久不下雨，仁宗问他：“怎样才能使天下降雨？”公绰回答：“案件长久不能审决，其中如果有受冤的人，所以常常发生旱灾。”仁宗亲自审理囚犯，不久便下起大雨。升任右司郎中，还未正式受命便去世。追赠左谏议大夫。公绰通达敏捷而有才干。他父亲任执政时，许多涉及请托求情、喜欢求名逐进的人都来趋附他。他曾泄露官员任免之事，以此收买人情，当时人把他比作窦申。公弼，字宝臣。赐进士出身，逐步升任直史馆、河北转运使。自宝元、庆历以来，长期驻军以防备边境。西北警报解除后，驻军仍和原来一样，百姓疲于供应粮饷。公弼开始疏通御河，把漕运的粮食运到边塞充实军储，冶炼铁器以补助经费；把靠近边境的驻军迁到京东就粮；增加城防士卒，供应筑城的木板和土石；免除多余赋税以及百姓拖欠的赋税数百万。吕夷简去世后，仁宗思念他，询问并记住了公弼的姓名，把它写在殿柱上。到这时，仁宗更加认为公弼有才干。擢升为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入朝权知开封府。他曾奏事退下，仁宗目送他离去，对宰相说：“公弼很像他的父亲。”

译改任同群牧使，以枢密直学士出任渭州、延州知州，调任成都府。他治理崇尚宽缓，人们怀疑他缺少威严和决断。有一名营卒犯法，应当杖刑，却抗拒不受，说：“我宁愿拿剑去死。”公弼说：“杖刑是国家的法律，拿剑去死是你自己选择的。”杖打之后又将他斩首，军府于是肃然。英宗罢免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替他。起初公弼在群牧司任职时，英宗还在藩邸，曾得到一匹赐马，马很差，想更换却不允许。到这时，英宗对他说：“你从前不给朕换马，那时我本来就已经了解你了。蔡襄掌管财政时，诉讼案件不能及时审决，所以积压了许多事务。你接替他以后，打算怎样处理？”公弼叩头谢罪，回答说：“蔡襄勤于职事，从没有荒废或失误，恐怕批评他的人说的是不实之言。”英宗认为他是厚道长者。授任枢密副使。当时上书言事的人多次因与大臣意见不同而被罢斥，公弼进谏说：“谏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执政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股肱和耳目必须互相配合使用，这样身体才能安宁，君主才能尊贵。应当考察他们所言、观察事情的实际，根据他们的行为决定升降。”彗星出现在营室星宿，英宗为此忧虑，同列大臣请求整顿边防。公弼说：“彗星不是小的变异，陛下应当戒惧自身、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的警告；臣恐怕祸患不在边境。” 神宗即位，司马光弹劾内侍高居简，神宗没有立即裁决。公弼说：“司马光与高居简，势不两立。高居简只是内臣，而司马光掌管执法，愿陛下选择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方。”神宗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公弼说：“升高居简一级官职，同时解除他的近侍职务，司马光应当就不会再争了。”神宗听从并升任公弼为枢密使。有人主张把环庆、鄜延合并为一路，公弼说：“从白草一直到定远，中间相距千里，如果合并为一路，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将怎样应对？”又有人想把此事下交边臣讨论，公弼说：“朝廷之上不作决定，却把责任推给边地官吏，难道可以吗？”于是停止了这两项主张。王安石任知政事。他对公弼不依附自己心怀不满，便奏请任用公弼的弟弟公著为御史中丞来逼迫公弼。公弼心中不安，立即上章请求避位，神宗不准。陈升之建议，禁军士卒年过四十、稍微不合训练标准的，削减其粮廪，迁徙到淮南。公弼认为这不合人情，神宗说：“这些人本应退为剩员，如今只是特别优待他们，有什么害处？”公弼回答：“臣不敢故意制造事端来求取名声，只是担心会误国。既让他们离开本土，又削减他们的粮廪，倘若二十万人都心怀不安，将怎么办？”韩绛建议恢复肉刑，公弼竭力陈述不可，神宗都因此停止了这些主张。王安石推行新法，公弼多次说应当以安静少扰为务，又准备上疏论述此事。他的从孙嘉问偷偷把奏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先向神宗报告，神宗很不高兴，于是公弼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韩绛任秦、晋宣抚使，将要攻取啰兀城，命令河东发兵二万，赶赴神堂新路。公弼说：“敌人一定会设伏等待我们。永和关虽然迂回遥远，却可以安全行军而没有忧患。”于是改从永和关出兵。后来新路的援兵果然遭遇伏击，朝廷下诏褒奖公弼。麟州没有水井，只有城外有沙泉，想扩展城池把沙泉包在城内，但当地土质容易塌陷，夏人每次前来围城，城中人都担心渴死。公弼采用属官邓子乔的计策，仿照古代拔轴法，挖去沙土，填入碎炭，在上面堆土，立板夯筑，终于把泉水包在城内。从此城池坚固不陷，麟州得以守住。不久，他因病请求任知郑州。王韶攻取熙河后，朝廷谋划秦凤地区的主帅，神宗说：“公弼在河东时，正值仓促出兵，能够从容应对，应该派他前往。”于是授任宣徽西院使、判秦州。神宗担心他不肯前去，公弼听到命令后立即整理行装，神宗很高兴，召他入朝对答，慰劳后派他前往。到任后，羌族首领董毡竟然在文书中擅自使用“敕”字，公弼拒绝接受，说：“藩属之臣怎么能妄称敕令？”董毡害怕了，从此不敢再这样做。仅过了一个月，他又因病请求解除职务，任西太一宫使。去世时六十七岁。追赠太尉，谥号惠穆。公孺，字稚卿。因荫补任奉礼郎，赐进士出身，任吏部南曹判官。他应答详尽敏捷，仁宗认为他可以任用。历任泽州、颍州、庐州、常州知州，任提点福建、河北路刑狱，入朝任开封府推官。百姓卖柴时被盗贼抢夺，追赶盗贼而受伤，开封府尹包拯命令笞打盗贼。公孺说：“盗贼抢劫财物又伤害主人，按法律不只是笞刑。”坚持不执行，包拯赞赏他的操守。到包拯任三司使时，公孺任判官，所有事务都向他咨询裁决。任都水监判官，不久改任陕西转运使。神宗得到绥州后，派使者讨论守卫或放弃绥州哪个更有利，事情很久没有决定。于是命公孺前往，与郭逵共同商议，最终保留了绥州。常平法实行后，公孺请求把青苗法、免役法归提刑司管理。调任渭州知州，再调任郓州知州。因错判使人被处死而获罪，降职任蔡州知州。元丰初年，神宗召见公孺，慰劳他说：“谋划长安地区的主帅人选，没有谁能替代你。”命他任永兴军知军。调任河阳时，洛口有一千名士兵因长期服役想要回家，挥舞斧头、锹镐冲撞关门，不能进入，便向西奔向河桥，声势喧嚣。各将领请求出兵掩袭，公孺说：“这些人都是逃亡之徒，逼迫他们，变乱将要发生。”于是骑马向东离开，派几名牙兵迎上去劝谕说：“你们确实劳苦，但怎么能擅自返回？一旦过桥，罪行就不可赦免了！太守就在这里，愿意自首的站到道路左边。”众人都站在那里等候。公孺查出带头者，给一人刺面，其余人重新送回服役处，并对他们的校官说：“如果再有傲慢抗命的，就先斩后奏。”众人于是安静服从。公孺随后弹劾自己擅自发布命令，诏令赦免了他。任知审官东院，出任秦州知州。李宪奉诏出兵，想让军队全部驻扎在原州、渭州，公孺不同意，便与李宪互相论奏，因此获罪调任相州，后来又历任陈州、杭州、郑州、瀛州知州。元祐初年，加龙图阁直学士，再任秦州知州，他坚决辞谢，改任秘书监。升任刑部侍郎、知开封府，处理政务明察宽恕。幕职人员迁移黼座时毁坏了黼座的角，按法律应当徒刑，公孺请求宽减罪责，几十人都改为杖刑免罪。原庙遗失珍珠，掌管典籍的官吏被拘捕审治很久，公孺说：“主管人员轮番交接并不一致，什么时候曾经按照珍珠数目相互交接？每逢岁时忌日，宫嫔又随意出入，为什么偏偏只指责吏卒呢？”他请求后，这些人得以释放。擢升户部尚书，因病任提举醴泉观。去世时七十岁。追赠右光禄大夫。公孺廉洁俭朴，与人很少合得来。他曾为曹佾护送丧事，得到丰厚的酬谢，却推辞不接受，评论他的人称许他的节操。

译张士逊，字顺之。他的祖父张裕曾主管阴城盐院，于是家居阴城。张士逊出生一百天才啼哭。淳化年间，考中进士，调任郧乡主簿，升任射洪县令。转运使下檄文调张士逊到郪县任职，百姓拦住马头使他不能离开，于是只好让他回任射洪县令。安抚使到梓州，询问属吏的才能，知州张雍说：“射洪县令是第一。”改任襄阳县令，后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邵武县，以宽厚得到百姓拥护。他先前治理射洪时，因为旱灾，曾到白崖山陆使君祠祈雨，不久大雨降下，张士逊站在庭院中，直到雨下足才离开。到邵武时又遇旱灾，他到欧阳太守庙祈雨；庙距城一舍多路，张士逊撤去车盖，直到雨水沾湿衣服、下足后才回来。改任秘书丞、监折中仓，历任御史台推直官。翰林学士杨亿推荐他任监察御史。贡举考试起初采用糊名法，张士逊任各科巡铺官时，因发现进士中有自己的姻亲党羽，请求回避离去。真宗把他的姓名记在御屏上，从此凡有亲属嫌疑的人都调开考试，并把这一规定写入法令。中书省拟定人选任江南转运使，两次拟定都被皇帝否决，唯独任用了张士逊。再升侍御史，调任广东，又调任河北。黄河水侵入棣州，诏令把州城迁到阳信，议论此事的人担心粮食运输太多，认为不能迁徙。张士逊看到沿河几个州正为粮食困难，便计算出多余粮食借给贫民，约定来年输送到阳信，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仁宗出阁后，真宗为他选拔僚属，对宰臣说：“翊善、记室，都是王府属官，诸王都接受他们的拜礼。如今皇太子年纪还小，应当让张士逊担任友，让皇太子答拜。”于是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馆，任寿春郡王友，改任升王府谘议参军，升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任左庶子。张士逊说：“到资善堂时，皇太子登阶列拜，而皇太子还要跪着接受拜礼，应该下诏让皇太子坐着接受。”真宗不许。诏令张士逊等人陪同太子出入侍奉皇帝时，可以陪从。任判史馆、知审刑院，以太子宾客、枢密直学士判集贤院。后来两府大臣都兼任东宫官，于是改任太子詹事，擢升枢密副使，升给事中兼詹事，屡次升任尚书左丞，最终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曹汭案件发生后，宦官罗崇勋、江德明正得势，便趁机诬陷曹利用。仁宗对此怀疑，询问执政大臣，众人观望不语，没有回答。张士逊慢慢说：“这只是一个不肖子弟所做的事，曹利用是大臣，应该不知道实情。”太后大怒，将要罢免张士逊。仁宗因为他是东宫旧臣，加授刑部尚书、知江宁府，并解除他的通犀带赐给他。后来兼领定国军节度使，任知许州。明道初年，重新入朝为相，升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第二年，升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这年发生旱灾和蝗灾，张士逊请求按照汉代旧例册免，仁宗不许。等到仁宗自己削减尊号时，张士逊又请求降官一级，以回应天变，仁宗慰劳勉励他。群臣上章懿太后的谥册，退朝后入宫慰问，张士逊与同列经过杨崇勋的园林饮酒，到了中午还没有到宫中。御史中丞范讽弹劾张士逊，于是张士逊以尚书左仆射判河南府，杨崇勋也以使相身份任许州判官。第二天入朝谢恩，张士逊的班次排在杨崇勋之下。仁宗问原因，张士逊说：“杨崇勋是使相，臣是仆射，按地位应当在他之下。”于是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任杨崇勋知陈州。当时张士逊被罢相已经多日，制书中仍沿用宰相的官衔，有关部门只奉行制书，没有再追改。调任河南府。宝元初年，张士逊又以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入朝为相，封郢国公。张士逊与辅臣奏事时，仁宗从容地说：“朕昨天放出宫人，不只是怜悯她们长期幽闭，也是为了节省无谓的费用。近来又有人进献孪生女子，朕拒绝而没有接受。”张士逊说：“这是盛大的德行。”仁宗慢慢说：“近来进言的人甚至有诋毁大臣、揭露君主过失的。”张士逊说：“陛下明察邪正，那么奸邪攻讦的人自然应该戒惧了。”冯士元的案件已经审理完毕，仁宗拿定罪之事询问张士逊。张士逊说：“台谏审理案件如果阿谀徇私，不出自陛下亲自裁断，怎么能使朝廷内外的舆论满意呢？”仁宗说：“君子和小人各自都有党派吗？”张士逊说：“有，只是公心和私心不同罢了。”仁宗说：“法令一定实行，邪正有所区别，朝纲就能振举了。” 康定初年，张士逊说禁军长期戍守边境，他们的家属在京城，有些人不能维持生活。仁宗命内侍把指挥使以下的军官和士卒分等列出，拿出内藏库缗钱十万赏赐他们。张士逊又请求派使者安抚陕西，仁宗命知制诰韩琦前往。于是诏令枢密院，从今以后边境事务都要与张士逊等共同参议。后来选拔辇官充任禁军，辇官带着妻子儿女拦住宰相和枢密院喧闹申诉，张士逊正在早朝，坐骑受惊，使他跌落在地。当时朝廷事务繁多，张士逊却没有提出什么建树性的意见，谏官韩琦批评说：“政事府难道是养病的地方吗？”张士逊心中不安，多次上章请求退休，于是授太傅，封邓国公退休。诏令他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以及参加大朝会时，编入中书门下的班次，并赐他一个儿子五品官服。张士逊辞谢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仁宗间或派中使慰问，亲书飞白体“千岁”二字赐给他，张士逊因此建造千岁堂。他曾请求购买城南的官园，仁宗把它赐给张士逊。宰相能够辞职退休，大概从张士逊开始。回到府第共十年，去世时八十六岁。仁宗亲临祭奠，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懿，亲自篆书墓碑“旧德之碑”。张士逊出生七天便失去母亲，由他的姑母抚养。长大后，他侍奉姑母孝顺恭谨；姑母去世，他为她服丧，赤脚扶送灵柩安葬，并追封姑母为南阳县太君。起初，陈尧佐被罢去参知政事，有人挟私怨告发陈尧佐谋反，又有人诬告谏官暗中依附宗室。张士逊说：“奸邪小人构陷善良，以此动摇朝廷；一旦让奸伪之事打开缺口，自己也无法保全。”仁宗醒悟，将告发者按罪惩处，诬告谏官的事情也没有交付审理。然而曹利用在枢密府任职时，倚仗宠信肆意逞威，张士逊处在他们之间，却不表示可否，当时人把他称为“和鼓”。张士逊曾把女子送入宫中，因此受到御史杨偕弹劾。

译儿子友真，字益之。起初补任将作监主簿，再升为将作监丞。张士逊请求让他任馆阁校勘，仁宗说：“馆阁是用来任用英俊之士的，不可以这样做。”于是只命他到馆阁读书，并下诏校勘不得增加员额。后来编纂三馆书籍，升任秘阁校理、同知礼院，赐进士出身，任襄州知州。因不能制止军贼张海抢劫而获罪，罢职回乡。后来任史馆修撰，御史何郯说：“按旧例，史馆修撰都要先试任知制诰，友真不应得到此职。”于是改任集贤殿修撰。以天章阁待制任陕州知州，同勾当三班院。侍奉皇帝在集英殿宴饮时，他还穿着绯色官服，仁宗回头看见，便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屡次升任工部郎中、知越州。越州百姓每年春天都聚敛钱财，大规模召集僧人、道士和男女百姓，称为“祭天”。友真下令禁止，拿所聚敛的钱财修建学校，以招纳学生。死于任上。张士逊曾记载仁宗在东宫时的旧事，但史官没有看到，友真便编纂成《资善录》上呈朝廷。小儿子友正，字义祖，闭门不料理家事，住在小阁中学习书法，三十年坚持不懈，终于以书法闻名。神宗评论他的草书，认为是本朝第一。评论说：吕夷简、张士逊都凭借儒学起家，位列辅弼。仁宗时期，天下太平，他们能够顺应时势、制定措施，再用宽厚来辅助治理，宰相们也出过力。张士逊熟悉民政，事迹值得记述，但他对曹利用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此受到讥讽。当吕夷简还是低级官员时，他的叔父吕蒙正就认为他有宰相之才，把他当作宰相来期许。等到他任宰相后，深谋远虑，有古代大臣的气度。他在位日久，很注重收取恩惠、避免怨恨，以巩固权势和利益；郭皇后被废，终于促成了仁宗的一次错误举动，他的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便如此，吕氏家族更迭执掌国政，三代有四人任宰相，世家显盛，也没有哪一家能超过他们。列传第七十一 韩琦，儿子韩忠彦；曾公亮，儿子曾孝宽、曾孝广、曾孝蕴；陈升之；吴充；王珪，从父王罕，从兄王琪。韩琦，字稚圭，是相州安阳人。父亲韩国华，另有传记。韩琦仪表风骨秀美奇异，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名次列第二。正唱名时，太史上奏说天空出现五色云彩，左右近臣都来祝贺。授任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当时朝廷正重视科举高第，许多人都通过捷径离开原职，担任显要官职，唯独韩琦仍滞留在库务部门，众人认为不合适，他却处之泰然。宫中需要金帛时，都是内臣直接批示诏旨取用，没有印信可以查验，韩琦请求恢复旧制，设置传宣合同司，彼此防范稽察。又每次纲运到达，必须等内臣监临后才能接收，内臣往往几天不来，货物暴露在廊下。衙门里的官吏认为这是弊病，韩琦上奏请求废除这一规定。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后来授任右司谏。当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省很少提出有益的意见，韩琦连续上疏揭露他们的过失，四人同一天被罢免。他又请求停止由内廷直接降旨任用，抑制侥幸求进的行为。凡是政事有不便之处，他没有不发言的，每每把明辨得失、整饬纲纪、亲近忠直之臣、疏远奸邪谄媚之人为当务之急，前后上疏七十多篇。王曾任宰相时，对他说：“如今进谏的人如果不直言激切，就往往有所畏惧顾虑，对增进皇上的德政有什么补益？像你这样说话，可以说切中事情而不迂腐了。”王曾当时声望正高，却很少称许和奖拔别人，韩琦听到这番话，更加相信自己。后暂代知制诰。益州、利州连年饥荒，韩琦任体量安抚使。以往各郡县催督赋税和调发徭役，繁重急迫；购买绫罗刺绣等上供物品也不给足价钱。韩琦替他们放缓调发、免除并补给费用，驱逐贪暴残酷和不称职的官吏，裁汰冗余差役数百人，使一百九十万饥民得以活命。赵元昊反叛时，韩琦正好从蜀地回来，他详细论述西部军队的形势，于是立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刘平同敌军交战，战败被敌人擒获。当时宰相听信其他人的诬陷，逮捕拘禁刘平的子弟，韩琦辨明事实，为他申诉冤屈。升任枢密直学士，辅佐夏竦担任经略安抚、招讨使。诏令派使者督促出兵，韩琦也想先发兵以制服敌人，但全府将领坚决争辩，赵元昊于是侵犯镇戎。韩琦拟定进攻和防守两条策略，快马送入朝廷奏报。仁宗想采用进攻策略，执政大臣却认为难以实行。韩琦说：“赵元昊虽然倾尽全国兵力来入侵，人数不过四五万人。我们各路的重兵都只顾自守，兵力分散而力量薄弱，一遇敌人就不能支撑。如果合兵从一条道路出发，击鼓前进，乘敌人骄傲懈怠，必定可以击破他们。”于是诏令鄜延、泾原两路共同出征。军队回到营地后，赵元昊派人来请求结盟。韩琦说：“没有盟约却来请求讲和，这是阴谋。”于是命各将戒严，敌人果然侵犯山外。韩琦把全部兵力交给大将任福，命他从怀远城赶往德胜砦，出兵袭击敌军后方；如果不能交战，就占据险要设置伏兵，截击敌军退路。出发前，他再三告诫任福。又发布檄文重申约束：如果违背指挥调度，即使立有战功，也要斩首。任福最终被敌人诱骗，在好水川战死。夏竦派人收集败散的士兵，从任福的衣带中找到韩琦的檄文，说明罪责不在韩琦。韩琦也上章自我弹劾，仍被削夺一官，任秦州知州，不久又恢复原职。适逢四路设置统帅，韩琦兼任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他与三位统帅都被改授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接受任命，只有韩琦接受而不推辞。不久，他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扎泾州。韩琦和范仲淹长期在军队中共事，名望一时很高，人心都归附他们，朝廷倚重他们，所以天下称为“韩范”。东部来的士兵原是宿卫，不能适应劳苦，韩琦上奏请求增加土兵来代替戍守，并建立德顺军，屏蔽萧关、鸣沙一带的道路。当时正谋划夺取横山、经营河南，赵元昊却称臣，于是召韩琦入朝任枢密副使。赵元昊借契丹作为援助，强行邀索，贪求无厌。宰相晏殊等人厌恶战争，打算一概答应他的要求。韩琦陈述这样做的不便，分条提出应当先办的七件事：一是澄清政治根本，二是考虑边防谋略，三是提拔贤能，四是防备河北，五是巩固河东，六是收揽民心，七是经营洛邑。随后又提出革除弊病的八件事，希望选任将帅，明确考核监察，增加财利，遏制侥幸，提拔能吏，罢退无能者，谨慎授予官职，裁去冗余俸禄。他说：“实行这些措施，诽谤一定会随之而来，希望把谋划交给辅政大臣，听任他们安排实施。”仁宗全部嘉许采纳。于是韩琦出任陕西宣抚使，讨伐平定群盗张海、郭邈山；禁用年老羸弱、不能任职的士卒，将他们全部裁汰；全面修缮鄜延的城池和障塞，直到敌人全部归还所侵占的土地，才答应讲和。回朝后，他陈述西北四条策略，认为：“现在应当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战守作为实际事务。请修缮铠甲、磨砺兵器，营建修整都城，秘密制定征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