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八十（1/2）

译召任国子监丞，升太府寺丞，当时暂任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当时皇帝斥逐权奸，召回名望德行之士，满朝相庆。姚希得认为，表面看来，似乎是清明的朝廷；从内部察看形势，却很像危亡的征候。于是上疏说：“尧、舜和三代时期，没有危亡的事情，却常常喜欢听危亡的言论；秦、汉以来，危亡的事情很多，却常常忌讳谈危亡。危亡之事不可以存在，但危亡之言不可消失。后世君主竟把走在危险上当作走在平地上，把谈论危亡当作谈论疾病一样忌讳。”又说：“君子不是没有被召回，但意向仍未统一；小人不是没有被斥逐，但根基仍未彻底铲断。大权似乎掌握在手中，却不能没有旁门曲径的疑虑；大势似乎已经改变，却没有看到长治久安的办法。朝廷臣子所作的讽谏、封囊中所上奏陈的意见，并非不激切，而陛下固然不因此治罪，也没有实行。自古以来甘愿踏入危亡关头的，不只是昏暗的君主，明君也有这样的时候，这是臣最为恐惧的。朝廷是万般教化和政令的发源处，实际上根本在君主的一念之心。为什么太阳高悬当空，仍然有值得议论的事情呢？” 内小学的建立，人人都知道陛下有意确立太子。然而岁月已经过去很久，还没有看到施行，人心危疑不安，没有依托归属。秦、汉以来，继承人没有早早确定，事情仓促发生，有的是宫中发出命令，有的是宦官主持谋划，有的是奸臣首先提议，这些都足以危害国家。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早定大计呢？王府宅第的盛大，人人都知道陛下深厚地亲爱宗室。然而依仗权势的人很多，轻视王法，请托之事比回声和影子还迅速。杨干是晋侯的弟弟，在曲梁放纵作乱，魏绛杀了他的仆人，晋侯起初发怒，最后悔悟，晋国终于因此称霸。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不缴纳租税，赵奢便惩罚了替他办事的人，赵王认为赵奢贤能而任用他，赵国最终因此强盛。这些都足以使人的国家兴盛。陛下为什么不稍微伸张国法呢？如今女道士这一类人，众人都指责注视；亲近的宦官和小臣，不时暗中窃取威权和福禄。这都是陛下的心志忽明忽暗造成的，难道不可以说是危险吗？国家有善类，就像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就一病一衰。善类能有多少，哪里经得起屡次消耗？善类消尽，国家也就随之消亡了。陛下明于知人，公正地用人，本来没有再任用权奸的意图。然而道路上的人往往私下议论说，这是元祐、绍圣时期即将分裂的征兆。祸根仍然潜伏而没有除去，岂不是近于把危险当作安稳吗？”皇帝变了脸色说：“朕决定不再任用史嵩之。” 升任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李韶以疾病请退，十次上疏请求离职。姚希得说：“李韶有德行和声望，虽然以病请退，哪里如同让他留在宫中奉祠、侍奉经筵，这也足以增加朝廷的分量。”又说：“财用困竭，民生憔悴，应把这些不急需的费用移作军队储备，来厚待民生；敬天没有比这更大的，难道在于扩大宫室、庄严地设置神像吗！”又分条提出救济钱楮的三项策略，请求设置惠民局，皇帝都认为可以实行。升任秘书丞，不久升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役法长期败坏，临川有富户贿赂官吏请求免役，姚希得最终治罪。于是任提点刑狱，加直秘阁。不久加度支员外郎，又任直宝章阁，调任赣州治事。盗贼中有冒称“崔太尉”的，占据石壁山，联合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烧劫掠，一方骚动不安。姚希得指授作战方略，不到五十天便平定了他们。以直宝谟阁、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很快授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母亲去世，免职守丧。召任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朝应对时，谈到君子小人、邪正的辨别，并说：“君子冒犯皇帝的威严，敢于进谏，违逆陛下的心意，退下后甘愿过平民生活；这是为国家打算，不是为自身打算。小人自行树立朋党，排挤正直之人，用甜言谄语，一切顺从陛下的心意，于是取得陛下给予的官爵；这是为自身打算，不是为国家打算。”升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当时朝廷正在西方用兵，有人提出让史嵩之再次出任宰相的谋划，说不是这个人就不能办理。皇帝有意再次任用史嵩之，知道姚希得一定会坚持反对，便发出旨意晓谕他的意思。姚希得毅然写成奏疏秘密上奏，皇帝没有答复。他又封还了任命邓泳奉祠的诏命。右正言邵泽、监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弹劾罢免了他。过了很久，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不久依原职任两淮宣抚使司判官，很快加宝谟阁待制，调任京西、湖南北、四川。诏令恢复他原来的官职。因守护江陵有功，召任户部侍郎。皇帝说：“姚希得的才干和声望，可以担任边帅。”于是晋升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接着升敷文阁待制。诏令增加沿海水军，姚希得为此广泛招募水军，制造战舰，储备粮食，免除米一万二千石、旧欠一百万。离任时，库中剩余的盈余全部用来代替百姓缴纳赋税。召任工部尚书兼侍读。入侍经筵时，皇帝详细询问庆元的政务。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姚希得巡视长江沿岸，慰劳士卒，众人都欢喜悦服。溧阳发生饥荒，他开仓赈济并劝导富户分粮，救活了很多人。创建宁江军，从建康、太平到池州设置营寨和房屋二万多间，驻屯防守七千多人。皇帝听说后，两次下诏嘉奖晓谕。加宝章阁学士，不久加刑部尚书，仍兼任淮西总领。景定五年，召任兵部尚书兼侍读。于是他提出任用人才、整顿政事、治理军备、爱惜财用四件事。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发生星变，他上疏引咎，请求解除机要政务，兼权参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不久授参知政事。因进言而罢职，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用为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因病势严重，辞任，于是仍以原职奉祠。请求退休，诏令不准；他极力请求，便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旧潼川郡公的身份退休。咸淳五年去世。遗表上达，皇帝停止朝会，追赠少保。

译姚希得忠诚正直、平易朴实，以清廉节俭自持，喜欢引荐善类，不求虚名；大概有被他向皇帝称颂荐举、而本人却不知道的人。广西官署用锦缎制作帷幕，姚希得说：“我本是一个读书人，哪里用得着这个！”命令改用有花纹的丝织品。他在蜀地有亲族、姻亲和旧交相互依靠的几十家，姚希得供给他们终身的粮食，婚嫁和丧葬都尽力从自己的财力中资助；晚年按人口分给田地，各有差等。著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包恢，字宏父，建昌人。他的父亲包扬、伯父包约、叔父包逊都跟从朱熹、陆九渊学习。包恢年轻时给几位叔伯的门人讲解《大学》，言论高明，几位叔伯都感到惊异。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调任金谿主簿。邵武知州王遂征召他任光泽主簿，平定盗寇之乱。建宁知州袁甫推荐他任府学教授，监领虎翼军，招募地方豪强讨伐唐石的盗寇。授掌故，改任沿海制置司干官。适逢年成饥荒，金坛、溧阳之间盗贼兴起，包恢统率各将领，用十天将他们诛灭。沿江制置使陈韡征召他任机宜，又因平寇有功，改任知吉州永丰县；尚未出发，差遣为发运司干官。福建安抚使陈垲命令他平寇，升武学谕、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讨伐温州盗寇，征召他兼任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参与商议收捕之事。改任通判临安府，升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个妖僧居住在山中，自称“活佛”，男女争相侍奉他；他趁机奸淫牟利，豪门贵族也纷纷迷信他，包恢杀了这个和尚。升任左司郎官，尚未赴任，改任湖北提点刑狱；尚未赴任，又调任福建兼知建宁。闽地习俗在九月祭祀“五王”的生日，耗费金帛，倾尽全城财物奉祀。包恢说：“他们又不是猪狗，怎么可能同一天生下五个儿子？这不是不祥的事情吗？你们却这样尊敬畏惧他们。”众人醒悟，于是逐渐停止这种做法。兼任转运判官，因侍御史周坦弹劾而罢职。光州平民陈景夏上书说：“包恢是刚正不屈的臣子，只是被进言者污蔑罢了。”又过了四年，起用为广东转运判官、权任经略使，升侍右郎官，不久任大理少卿，当天授直显文阁、浙西提点刑狱。当时海盗作乱，包恢乘一辆车上路，调许浦、澉浦分兵屯驻、修建营寨，很快集结各军将海盗讨平。嘉兴官吏因办理和籴收受贿赂一百万，包恢奉旨审理囚犯时说：“我要用这件事消除邪气。”于是把死刑减为较轻的刑罚，砍断了他的手。升任直龙图阁、权任发运使，升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使。有人将妖妓沉入水中，化作狐狸，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神异。有母亲控告儿子，状纸中年月之后写成“疏”字，包恢对此产生怀疑，叫来她的儿子，儿子哭泣却不说话。等查明实情，原来母亲守寡，与和尚私通，因厌恶儿子劝谏，便以不孝给儿子定罪；状纸是和尚替她写的。于是包恢责令儿子侍奉供养母亲，片刻也不许离开，使和尚没有机会前来。母亲便借口丈夫忌日，到寺里做佛事，用笼子装着衣服丝帛，趁机把和尚藏在笼中带回家。包恢得知后派人拦截，将笼子放在官库中。过了十多天，官吏报告笼中臭气传到外面，包恢命令把笼子沉入江中，并对那儿子说：“我已经替你除掉这个祸害了。”又有一位姑母去世，借用侄媳妇的棺材收殓，家贫无法偿还，侄媳妇向包恢申诉。包恢发怒，买来一口棺材，骗侄媳妇躺进棺材试验，随即盖棺下葬。改任湖南转运使，罢职。景定初年，授大理卿、枢密都承旨兼侍讲，权任礼部侍郎，不久任中书舍人。林希逸上奏说包恢守法奉公，内心像水一样清澈。权任刑部侍郎，升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使。有豪强夺取百姓包举的田地，假称这些田地是公田而诬告上奏，包恢上疏指出这是百姓祈求上天保佑、延长国命的一件事。皇帝看了奏疏感到悲悯，治罪主管此事的人，把田地归还百姓。召赴京城，他推辞，改任知绍兴，又推辞。度宗即位，召任刑部尚书，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郊祀礼成，回朝，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包恢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打击豪强狡猾之徒，铲除奸吏，审理疑难案件，考核盆盐事务，处理拖欠银两，政绩声名显赫。他曾因轮对说：“这是臣内心的恻隐之情，所以深切地向陛下禀告；陛下的恻隐之心如同天地日月，闭塞它、使它不能发挥作用的，只是近臣、外戚罢了。”参知政事董槐见到后感叹说：“我们这些人都惭愧了。”后来有一天，讲官趁机称赞包恢的奏疏恳切，希望皇帝容纳采纳。理宗欣然说：“他说得非常正直，我什么时候曾因直言而发怒呢！”经筵奏对时，他诚实恳切，谈到身心修养的要点，总是从容而反复地详细陈说。度宗甚至把包恢比作程颢、程颐。包恢侍奉父亲治病时，洗涤清扫等事情从不让童仆代劳。享年八十七岁，临终时举卢怀慎躺在竹席上生活贫困的事告诫儿子们，要求入殓时穿深衣；写信向亲戚告别后去世，去世之地有光芒坠落。遗表上达，皇帝停止朝会，追赠少保，谥号文肃，赙赠银、绢五百。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太学录，召试馆职，升秘书省正字兼庄文府教授，升校书郎。轮对时，请求让李若水配享高宗。改任秘书郎兼考功郎官，出任知衢州，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上疏谈边疆军府三件事：一是选用真正有才能的人，二是奏报真实功劳，三是招募真正的士兵。谈朝廷两件事：一是选拔贤良官吏，二是提升正直之人。又说：“希望陛下深思宏大长远的规划，振奋清明的志气，建立纲常、陈列法纪，必定成为万世的法则；彰明德行、堵塞过失，以此作为百官的法度。”升任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直舍人院。升起居郎，权任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升工部侍郎、给事中。因右谏议大夫陈尧道弹劾而罢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漳州，改任知泉州，权任兵部尚书兼侍读，权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进呈《帝学发题》，升吏部尚书。咸淳三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授参知政事。咸淳四年，退休，不久去世，追赠少保。

译陈宗礼，字立之。年轻时家贫而努力学习，袁甫任江东提点刑狱时，陈宗礼前去向他请教学习。淳祐四年，考中进士。调任邵武军判官，入朝任国子正，升太学博士、国子监丞，转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入朝应对时，说火星运行不循常轨。皇帝因星象变化忧虑，陈宗礼说：“上天显示警戒，在于陛下修养德行、施行政务，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又说：“天下正陷于追逐利益欲望之中，士大夫奔走竞争、趋逐利益，只有至公之心才可以遏制它。”兼任考功郎官、国史实录院校勘，兼景献府教授，升著作郎，迁尚左郎官兼右司。当时丁大全专擅国柄，以进言为忌讳。陈宗礼感叹说：“这种地方能住一天吗！”入朝面对皇帝时说：“希望为宗庙社稷考虑大计，不要只考虑仓廪府库的小计；希望取得天下四海的人心，不要只取得身边宠臣和外戚的心；希望把腹心托付给忠良，不要只把耳目托付给卑微近臣；希望四通八达地招来正直之人，不要只从旁门曲径招引贪婪污浊之徒。”授太常少卿，以直宝谟阁、广东提点刑狱，进为直焕章阁，升秘书监。因监察御史虞虑进言，追削两级官职，送往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授侍御史、直龙图阁、淮西转运判官，升刑部尚书。因起居舍人曹孝庆进言而罢职。度宗即位，兼侍讲，授殿中侍御史。上疏说：“恭敬节俭的德行要从皇帝自身开始，清白的规范要从宫禁开始；身边进献聚敛之利的人一定要斥退，私下通过小路献纳财物的人一定要治罪。”进讲《诗经》时，趁机上奏说：“帝王的一举一动，没有细微而不显露的，古人因此重视慎独。”权任礼部侍郎兼给事中。进读《孝宗圣训》时，趁机上奏说：“安危、治乱常常起于一念之间，念虑稍有差错，祸乱就会随之出现。天下的混乱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发展到显著程度的。”又说：“不能因私意损害公法，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说：“孝宗的家法，尤其谨慎于赏善罚恶。”陈宗礼说：“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确实不能不谨慎。” 升礼部侍郎，不久权任礼部尚书，请求奉祠，皇帝说：“难道是朕不足以同你有所作为吗？”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再次辞任，依原职等待差遣。过了一年，依原职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兼权参知政事。上疏说：“国家所以能够建立，在于天命和人心。趁着天命发出警示而更加敬畏，天命没有不可挽回的；趁着人心还没有失去而加以安抚安定，人心也没有不可挽回的。”死于任上，遗表上达，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盱江郡侯，谥号文定。著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常楙，字长孺，是显谟阁直学士常同之曾孙。进入太学。淳祐七年考中进士。调任常熟县尉。他公正廉洁、约束自己，不畏惧强暴权贵，部使者交相推荐他。调任婺州推官。因疏理判决积压的诉讼，以善于裁断繁杂疑难案件著称。临安府尹马光祖又向朝廷推荐他，征召他任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他不接受和籴的惯例，约束官吏士卒不得苛刻索取。发运使赵与ＴＰ兼提点刑狱，委托常楙核查，常楙为无锡翟氏洗雪冤狱。监领江淮茶盐所芜湖局时，不接受商税盈余，马光祖更加敬重他。改任知嘉定县。那年发生大水灾，他劝导富户分粮并办理和籴，按户籍平均征发。发运使王▯龠、提点刑狱孙子秀都特别向朝廷推荐他，任签书临安府判官，不被权势动摇。有人任淮东提举常平，征召常楙任提管，常楙知道不能与他共事，笑着拒绝了。不久，政府强行要求常楙前往，他于是拂袖离去，朝野都推重他。主管城南厢，审理诉讼严明，豪强更加畏惧他。都城发生火灾后，瓦砾遍地，差遣百姓用船搬运，在册登记的一百五十家中，只有二十五家应役，其余大多被权贵和宦官庇护。常楙把他们全部追来，不服从的就杖打其本人，戴上刑具关押在别处，没有不听命的。他又坚决拒绝户部摊派购买。叶梦鼎、陈昉都非常期望并奖掖他。添差临安通判。朝廷命令审讯封桩库吏范成的案件，他不肯接受宰相等人的暗示和旨意，无辜的人全部被释放。任知广德军。郡中发生水灾，他开社仓粮食救活饥民，官吏为难他；常楙先行开仓，事后请求朝廷专门治罪。设置慈幼局，建立先贤祠。按照旧例，郡守秋收征苗时可以得到一千石米，他便用这些米代替属县偿还大农寺的纲运欠款。授监察御史，有所知道的无不进言。曾论说天象变化以及贾似道家争夺田地的事情，又论及继皇子竑的嗣位问题，触怒度宗，升司农卿，不久任两浙转运使。他禁止并约束官吏奸弊，不用紧急文书催逼常赋。海盐每年都因咸潮损害庄稼，常楙向朝廷请求，捐出金钱、发放粮食，又拿出自己的府库钱财，大规模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命名为海晏塘。这年秋天，风浪大作，塘堤只被淹没一尺多，百姓得以安居，年成又报告丰收，当地人感念他的恩德。

译升任户部侍郎。接受四方百姓的诉状，务求使下情上达。兼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刑部侍郎。极力论述复查案件的弊端。上奏进献历代故事，首先论说雷声、降雪不合时令的灾变，皇帝心中不悦。他请求奉祠，皇帝不准，于是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正值旱灾。按照旧例，郡守可以得到十五万缗钱，他全部用作百姓粮食和军饷的补助。免除苗税九万、税赋十三万、版帐钱十六万，又免除新苗税二万八千，大大减轻公私负担。飞蝗几乎飞到境内，被疾风吹入太湖。他节省浮费，修缮府库。任期结束后，有人按惯例送还财物，除供给吏卒之外，剩余的万缗钱和纸币，常楙全部不接受。官吏惊叹说：“人们说常侍郎不爱钱，果然如此。”改任浙东安抚使。正值水灾，捐出万缗纸币赈济，又向朝廷请求买粮，得到米一万石，免除新苗税三万八千。又因为诸暨受水灾最重，拨给二万缗纸币交给县里折价转运，使百姓的粮食不至于完全断绝。百姓各自在家中祭祀他。不久以刑部侍郎身份被召回。申明期满赦免、叙复改官的法令，与宰相等争论可否；辨明伪造关文的案件，救下八仓亏欠本应判死刑的人，平反天井巷杀人案，救活的人很多。兼任给事中，封还隆国夫人侄子的黄进观察使录黄。皇帝发怒，贾似道拿皇帝亲笔诏书命令他委婉地书写施行，常楙始终不奉命。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德祐元年，授吏部尚书，他以年老多病辞任，皇帝多次下诏不准，专门派官员催促他赴任，态度非常严厉。常楙入朝觐见，首先说：“霅川之变并非他的本心，把他处死，错了；不让他建立后嗣，又错了。巴陵是帝王的后裔，活着不能得到正当的命运，死后又不能享受血食祭祀，深重的冤屈和幽愤郁结了四五十年；如果不在幽冥之中化为妖异、灾祸，实在很少有这种可能。希望陛下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特意作出圣明决断，这对宗庙社稷是极大的幸运。”于是诏令国史院讨论典故后上报。明堂礼仪完成，升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特许享受执政大臣的恩例待遇。常楙认为国势正处艰难时期，不是臣子贪求荣耀的时候，竭力辞去这些恩例待遇。因与宰相等议事意见不合，以疾病请假。德祐二年春，授参知政事，被夏士林封还驳正，常楙上疏后出关，此后六年去世。家铉翁，眉州人。因恩荫补授官职。历任知常州，政绩声誉一致受到称赞。升任浙东提点刑狱，入朝任大理少卿、直华文阁；以秘阁修撰充任绍兴府长史，升枢密都承旨；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权任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升户部侍郎，权任侍右侍郎，仍兼枢密都承旨。赐进士出身，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大元军队驻扎到京郊附近，丞相吴坚、贾余庆发文告知天下各地守令，让他们献城投降，只有家铉翁不肯署名。元帅派使者前来，想给他加上绑缚，家铉翁说：“中书省没有绑缚执政大臣的道理。”吴坚向大元奉表祈请，凭借家铉翁作为说情者，礼节完成后仍未得到命令，于是把家铉翁留在馆舍中。听到宋朝灭亡，家铉翁早晚哭泣，不吃不喝达数月。大元因为认为他的气节高尚，想授予他尊贵官职，用来向南方臣服者显示。家铉翁坚持义理，不事二主，辞谢时没有虚假应答。宋朝三宫北返，家铉翁两次率领旧臣迎接拜谒，伏地流泪，叩头谢罪说自己奉使无能，不能感动皇帝的内心，无法保全国家。见到的人没有不叹息的。文天祥的妹妹因哥哥的缘故获罪，被关在奚官署，家铉翁倾尽囊中财物把她赎出，送还给她的哥哥文天祥。家铉翁相貌奇特伟岸，身高七尺，穿戴庄重文雅。他的《春秋》学造诣深厚，自号则堂；改居河间后，便用《春秋》教授弟子，多次给诸生谈论宋朝旧事以及宋朝兴亡的缘故，有时流泪长叹。大元成宗皇帝即位后，将他放归，赐号“处士”，赏赐金钱财物，他都辞谢不受。又过了几年，寿终正寝。李庭芝，字祥甫。他的祖先是汴地人，十二代同居，号称“义门李氏”，后来迁徙跟随家族到了应山县。金朝灭亡后，襄阳、汉阳遭受兵乱，又随之迁徙。不过李氏一族特别以武功显名。李庭芝出生时，房屋栋梁上长出了灵芝，乡人聚集观看，认为生男孩是吉祥之兆，于是用“芝”给他命名。他小时候聪慧异常，每天能背诵几千字，才智见识总是超过长辈。王旻任随州知州时，李庭芝十八岁，告诉几位叔伯说：“王公贪婪而不体恤下属，下面的人大多怨恨他，随州必定会发生变乱，请把家迁到德安来躲避。”几位叔伯勉强听从了他。不到十天，王旻果然被部下挟持，带领他们叛乱，随州百姓死去很多。嘉熙末年，江防十分危急，李庭芝考中乡试却没有赴京应试，带着策略去拜见荆帅孟珙，请求亲自效力。孟珙善于观察人的相貌，而且前一夜梦见车马仪仗来称“李尚书”拜见自己，第二天李庭芝就到了。孟珙见他身材魁伟，回头对几个儿子说：“我看过很多人的相貌，没有像李生这样的；他的名望官位将来应当超过我。”当时四川发生警报，孟珙立即让李庭芝权任施之建始县。李庭芝到任后，训练农民、整治军队，选拔壮士同官军一起训练。满一年后，百姓都懂得作战和防守，善于骑马奔驰；没有战事时就扛着兵器耕作，敌兵到来就全部出战。夔州帅府把他的办法下发所属各地实行。淳祐初年，李庭芝才离开建始，考中进士。孟珙征召他入幕府，主管机宜文字。孟珙去世，遗表推荐贾似道接替自己，又向贾似道推荐李庭芝。李庭芝感念孟珙知遇之恩，扶送他的灵柩安葬在兴国，随即弃官回乡，为孟珙服三年丧。贾似道镇守京湖时，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后来调任镇守两淮。李庭芝与贾似道商议在清河五河口修筑栅栏，并在淮南增设一百二十座烽火台。继而任濠州知州，又修筑荆山城，以防备淮南。这些举措都准确地抓住了时机。开庆元年，贾似道任京湖宣抚使，留下李庭芝代理扬州知州。不久因四川有大军进攻，奏请任李庭芝为峡州知州，以防守蜀江入水口。朝廷任命赵与【疑字：ＴＰ】为淮南制置，李应庚为参议官。李应庚调发两路军队修筑南城，天气酷热，因中暑死亡的有数万人。李璮窥知李应庚没有谋略，夺取涟水三城，渡过淮河夺取南城。鄂州军队解围撤走，李庭芝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朝廷商议选择守卫扬州的人，皇帝说：“没有谁比得上李庭芝。”于是夺情起复，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务。李庭芝再次击败李璮的军队，杀死李璮的部将厉元帅，毁掉南城后返回。第二年，又在乔村击败李璮，攻破东海、石圃等城。又过一年，李璮投降，李庭芝把三城百姓迁到通州、泰州之间。后来又攻破蕲县，杀死守将。

译李庭芝刚到扬州时，扬州新近遭受火灾，房屋全部烧毁。州里依靠盐业获利，但亭户大多逃亡，公私都十分萧条。李庭芝把百姓拖欠的赋税全部免除，借钱给他们建房，房屋建成后又免除所借的钱。一年之内，官府和百姓的房屋全都建成了。他开凿四十里长的河道通入金沙余庆场，以节省车运费用；又疏浚其他运盐河道，免除亭户拖欠的盐款二百多万。亭民既没有车运的劳苦，又免除了欠款，逃亡的人全都回来，盐业收入大为兴盛。起初，平山堂俯视扬州城，大元军队到来后，就在堂上修筑望楼，架设车弩射击城中。李庭芝于是修筑大城把平山堂包在其中，又在城中招募汴河南岸的流民二万人充实城内。朝廷下诏，命名这支军队为武锐军。他又大力修建学校，置备诗书和俎豆礼器，和士人一起学习射礼。郡中发生水灾或旱灾，就下令打开粮仓；粮食不足，就用自己的财物赈济百姓。扬州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感念他。刘槃从淮南入朝，皇帝问起淮南的事情，刘槃回答说：“李庭芝老成持重，军民都信赖他。如今边境没有警报，各项政务都得到办理，这全是陛下任用得人的结果。” 咸淳五年，北方军队急迫地包围襄阳，夏贵率军援救，在虎尾州大败；范文虎统率各路军队再次进入援救，又遭失败，范文虎乘小船逃走，军队混乱，士卒淹死在汉水中的很多。冬天，朝廷命李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的身份督军援救襄阳。范文虎听说李庭芝到来，写信给贾似道说：“我将率领数万军队进入襄阳，一战就可以平定；只是不要让他们听命于京阃，事情成功后功劳就归于恩相您了。”贾似道很高兴，立即授予范文虎福州观察使之职，并让他的军队受中央节制。范文虎每天带着美妾，在军中骑马、打球取乐。李庭芝多次想进兵，说：“我还没有收到皇帝的诏旨。”第二年六月，汉水泛滥，范文虎不得已才出兵一次，还没到鹿门，就在半路逃走。李庭芝多次自我弹劾，请求由别人代替自己，朝廷不准，最终失去了襄阳。陈宜中请求杀范文虎，贾似道包庇他，只降一级官职，任安庆府知府；却把李庭芝以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贬到广南。李庭芝罢官后居住在京口。不久，大元军队包围扬州，制置使印应雷突然暴死，朝廷立即起用李庭芝担任两淮制置。李庭芝请求把淮西交给夏贵，而自己专心经营淮东，朝廷同意了。咸淳十年，修筑清河口，诏令将其设置为清河军。十二月，大元军队攻破鄂州，朝廷诏令天下起兵勤王，李庭芝首先派兵，倡导各路军队响应。德祐元年春，贾似道的军队在芜湖溃败，沿江各郡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李庭芝率领所属军队和郡县坚守城池。有个叫李虎的人拿着招降榜进入扬州，李庭芝杀了李虎，烧掉招降榜。总制张俊出战，拿着孟之缙的书信来招降，李庭芝烧掉书信，把张俊等五人斩首示众。同时每天调遣苗再成在扬州南面作战，许文德在北面作战，姜才、施忠在中部作战。当时常常拿出金帛、牛、酒宴请犒劳将士，人人都愿意为他拼死作战。朝廷也拿督府的金钱慰劳他，加授李庭芝参知政事。七月，朝廷以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征召他入朝，改任夏贵为扬州知州；夏贵没有到任，这件事也就作罢了。十月，大元丞相伯颜进入临安，留下元帅阿术的军队镇守镇江，以遏制淮南军队。阿术进攻扬州很久仍不能攻下，于是修筑长围困住扬州。冬天，城中粮食吃尽，死尸遍布道路。第二年二月，饥荒更加严重，每天有数百人投濠水自杀；道路上有死尸，众人争相割取来吃，顷刻间就吃光了。宋朝灭亡后，谢太后和瀛国公下诏劝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守城，从未听说有诏书命我投降。”不久，两宫入朝，到了瓜州，又下诏对李庭芝说：“近来下诏命你投降，已经很久没有回报，难道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还想固守边城吗？如今我和嗣君已经向大元称臣，你还替谁守城呢？”李庭芝不回答，下令发射弩箭射击使者，射死一人，其余人都退走。姜才出兵想夺回两宫，没有成功，只得再次关闭城门守城。三月，夏贵率淮西投降，阿术驱赶降兵到城下给李庭芝看，旌旗遮蔽原野。阿术的幕客有人想用言语刺探李庭芝，李庭芝说：“我只有一死罢了。”阿术派使者拿诏书来招降，李庭芝打开城门让使者进来，杀了使者，把诏书烧在城墙上。不久，淮安州知州许文德、盱眙军知军张思聪、泗州知州刘兴祖都因粮食耗尽而投降。李庭芝仍然搜集民间粮食供给军队。粮食吃尽后，又命官员拿出粮食；粮食再次吃尽，又命将校拿出粮食，并把牛皮、曲蘖混在一起供军队食用。士兵中有煮自己的孩子吃的，却仍然每天出城苦战。七月，阿术请求赦免李庭芝烧诏书的罪过，允许他投降，朝廷下诏同意。李庭芝仍不接受。这个月，益王派使者以少保、左丞相的官职征召李庭芝，李庭芝让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领七千人向东进入海陵一带。到达泰州时，阿术率军追赶并包围他们。朱焕已经献城投降，又把李庭芝部下将士的妻子儿女驱赶到泰州城下，守城将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投降。李庭芝听到变故，投莲池自杀，因水浅没有死成。被擒后押到扬州，朱焕请求说：“扬州自从用兵以来，尸骨遍野，这些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于是李庭芝被斩杀。他死的那天，扬州百姓全都流下了眼泪。有个叫宋应龙的人，任泰州咨议官。泰州守将孙良臣的弟弟孙舜臣从军中来劝孙良臣投降，孙良臣召宋应龙商议。宋应龙极力陈说国家的恩泽和君臣的大义，请求杀掉孙舜臣，以警戒怀有二心的人，孙良臣不得已杀了孙舜臣。等到泰州投降时，宋应龙夫妇上吊自杀。提刑司咨议褚一正在高邮设置治所，督战时受伤，投水而死。兴化县知县胡拱辰，城破后也死了。史臣评论说：杨栋的学问本于伊洛学派，却受到权臣阻挠，招来诽谤和责难，这是谁的过错呢？姚希得是和蔼可亲的君子。包恢用严厉手段治理，难道是因为衰世的百姓不能放纵对待吗？常挺、陈宗礼都通达而能办事，声望卓著。常楙晚年为皇子竑的事情申诉，光明正大，公义昭然。家铉翁坚持不侍奉两个君主，足以作为臣子的规范。李庭芝死于国难，实在令人怜悯啊！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林勋、刘才邵、许忻、应孟明、曾三聘、徐侨、度正、程珌、牛大年、陈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译林勋，贺州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任广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进献《本政书》十三篇，说：“国家关于军队和农业的政策，大都沿袭唐末的旧制。如今农民贫困而且大量失去职业，士兵骄横而不能使用，因此饥民和逃兵大多成为盗贼。应当仿照古代井田制，使每个成年男子占有田地五十亩；有多余田地的人，不得买卖田地；没有田地的人以及游荡懒惰、从事末业的人，都驱使他们成为隶农，耕种多余的田地，并杂收钱粮，作为十分之一的税。宋朝两税的数额，比唐朝增加到七倍。现在按照本政制，每十六夫组成一井，以百里土地为一提封，共有三千四百井；每年大约征收五万一千斛米、一万二千缗钱。每井征发二名士兵、一匹马，共有士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每年抽取五分之一作为上番服役的数额，以供征发劳役。没有战事时，又分为四番轮流到官府当值，用于守卫。这样，百姓每三十五年服役一次。全部上缴时，每年供给官府一万九千多斛米、三千六百多缗钱；没有战事时，减少四分之三，全部用同一地区的租税供给。每个妇女缴纳的贡物为绢三尺、绵一两。百里见方的县，每年征收绢四千多匹、绵三千四百斤。不是养蚕地区的，就缴纳布六尺、麻二两，征收的数量大约是绢、绵的两倍。这样施行十年，那么百姓的人口税、官府的酒税，以及茶、盐、香、矾等专卖税，都可以放宽禁令，交还给百姓。”他的主张十分完备。奏书上报后，任命林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后来，林勋又进献《比较书》二篇，大意说：“桂州东西长六百里，南北宽五百里，按古尺计算，相当于四十个方百里的国家；应当开垦的田地有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零四万八千人，可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供养卿大夫以下官员四千人，供养士兵三十万人。如今桂州开垦的田地约一万零四十二顷，成年男子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税钱一万五千多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余，州县官员不到一百人，官兵五千一百人。这是因为土地荒芜，游手好闲和从事末业的人很多，所以土地的利益大量流失，财用不足，都是本政制度没有修治的缘故。”朱熹非常喜爱这部书。东阳人陈亮说：“林勋撰写这部书，考察古代，验证当今，思虑周密，可以说很勤勉了。世上研究井田制度的人，谁能超过林勋呢？但一定要有英雄般突然兴起的君主，在实行变革之后加以任用，顺势成事、取得利益，这样百姓才不会惊骇，也可以妥善处理后续事情。” 刘才邵，字美中，吉州庐陵人。他的祖先刘鹗曾被太宗召见，还没有得到任用就去世了。刘鹗曾因五代时期文章辞藻卑弱而愤懑，仿照扬雄《法言》写成《法语》八十一篇，流传于世。刘才邵在大观二年以太学上舍生身份出仕，任赣州、汝州教授，后来又任湖北提举学事司管干文字。宣和二年考中宏词科，升任司农寺丞。靖康元年，升任校书郎。高宗即位后，他因母亲年老而回家侍奉，在家闲居十年。御史中丞廖刚推荐他，皇帝召见，升任秘书丞，历任驾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主管侍右选的事务。此前，宗室任宫观、岳庙等职，按惯例必须到吏部办理，路远的人有时难以前往。刘才邵建议允许他们经所属机构上报吏部，依照条文拟定任命，实行后很便利。升任军器监，不久又升任起居舍人，没过多久，任中书舍人兼代理直学士院。皇帝称赞他文章写得好，当时的宰相忌恨他，调任他为漳州知州。他在城东开凿十四条渠道，修建闸门和斗门，用来蓄水、汇集和分泄水流，灌溉田地数千亩，百姓非常感激他。两次奉祠闲居。绍兴二十五年，召回授任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不久代理吏部尚书。因病请求奉祠，加授显谟阁直学士。去世后，追赠通奉大夫。刘才邵性情平和、容貌恭谨，在权臣掌权的时候，举止从容，谦让退避，以保全名节。他所著的《【疑字：ＴＮ】溪居士集》流传于世。许忻，拱州人。宣和三年考中进士。高宗时任吏部员外郎，皇帝有旨召他入宫应对。当时金国使者张通古住在馆舍，许忻上疏极力论述议和不利，说：“臣两次蒙受召见，升入文馆任职，如今又承蒙陛下降下明旨召臣应对。今天臣在国家多事之时见到陛下，陛下想要采纳千虑一得的意见来扩大见闻，这是臣报答万分之一的时机，所以不敢不竭尽愚诚来效忠。臣听说金国使者到来，陛下因为祖宗陵寝停止祭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棺柩远在北方，太后年事已高，长久缺少早晚侍奉，渊圣皇帝和皇族归还也没有期限，所以想要委屈自己来求和，派使者回访金国。这件事关系重大，陛下已经诏令侍从、台谏分别陈述所见所闻了。不知侍从、台谏都认为可以吗？还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混杂进言，而陛下还没有作出选择？或者是金国已经恭顺，不再用难以实行的礼仪来要求我们？这些情况，都是臣无法得知的。请允许臣分别说明利害，为陛下详细陈述。” “金人当初入侵时，本来就曾说要讲和。靖康初年，约定让肃王到黄河边就返回，后来却挟持他向北而去，始终没有音信。黄河以北千里之地被焚烧劫掠，老幼被拘系而死的以亿万计，又攻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曾下诏说，金人背弃盟约，盟约决不可守。这一年金人又深入进攻，朝廷部署失当，都城于是陷落。敌人的心机极其狡猾，害怕我方百万军队必定拼死抵抗，于是阻止各道勤王军队，又说要讲和。他们先邀请渊圣皇帝出城郊迎，随后又邀请徽宗皇帝前往，接连抓捕皇族，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掏空府库，什么也没有留下，公卿大臣大多被拘禁，然后伪立张邦昌才离去。那么金人所谓的‘讲和’，果真可信吗？”

译“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祸患，陛下亲眼见过。如今却只因为王伦荒谬空泛的说法，便招来金人，任其以绝对不能实行的礼仪责难我朝，而陛下竟然已经屈己从命，臣因此不觉泪流满面。金人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就是飞驰一纸诏书来压制本朝，哪里是所谓讲和呢？如果臣亲自接受，那就真的成为他们的臣妾了。陛下如今正居苫块守丧，怎么忍心向他们的穹庐行拜礼？臣私下料想，陛下一定不忍这样做。万一接受他们的诏令，他们就会改换我们的重臣，分割统辖我们的将领，要求无休无止，永远没有穷尽。到那时，陛下想顺从他们，就无法建立国家；不顺从，他们又责怪我们违抗命令，陛下将如何自处？何况这群禽兽般的外族，惊扰我们的陵寝，毁坏我们的宗庙，劫持迁走我们的两位皇帝，占据守护祖宗的土地，使祖宗的百姓遭受涂炭；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棺舆又不能归还，终于使天下万国都为之痛心，这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料定我们一定要报仇，因此从未有片刻忘记谋害我们，难道只凭一个王伦就能平息吗？王伦出使时，即使街巷中的普通人也知道这会使外族讥笑，并给国家招来祸事。“如今无缘无故地诱使这个狂妄的敌人如此悖逆傲慢，如果还要依赖并相信王伦的说法而不停止此事，实在令人痛哭；即使贾谊再生，也要问：国家究竟有人，还是没有人？” “古代对于外族，确实有不得已而用皮币奉事的，有用珠玉奉事的，有用犬马奉事的，哪里曾有接受外族诏书，只顺从外族欲望，像今天这样呢？即使勉强包容羞辱、忍受耻辱，接受他们的诏谕，而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又不按约履行，那也只是承受极大的侮辱，给万世留下讥笑；即使他们按约履行，那也是把我们今天拥有的土地先拱手奉给外族，祖宗在天之灵会认为这样做如何？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的仇恨，从此就不能报了，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陛下请仔细思量，这绝不是圣心能够安然接受的。自从金国使者进入境内以来，朝廷内外都惊惶疑惑。如果陛下最终认为王伦的说法没有错，金人的诏书可以听从，臣恐怕不只是落入外族的奸计，意料之外的忧患也将多得说不尽。这些道理众人都明白，陛下也曾考虑到吗？” “国家曾两次在淮河地区击败外族，虽然还不能收复中原土地，但长江以南也足以勉强支撑。军威稍有振作，国势稍已安定，所以金人借王伦往返之机，派使者来试探朝廷。我们若答应他们的要求，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不顺从他们的欲望，他们带着丰厚的金银财物离去，这对他们又有什么不是利益的呢？如今的办法，只有陛下立即改变想法，向朝廷内外公布：祖宗陵寝停止祭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棺柩远在北方，太后、渊圣皇帝以及宗室亲族尚未归还，所以派使者前去迎请，希望能够实现南归。如今敌人到来，要求朝廷行绝对不能接受的礼仪，实在是王伦卖国的罪过，应当依法诛杀惩处，以消除天下人的疑虑。然后激励将领，谨慎守卫边疆，不落入敌人的计谋；任用忠正之士，贬黜疏远奸邪之徒，以振作纲纪、整治政事；务求实际成效，不追求虚名，日夜思考谋划，以图谋复兴国家，这样或许还可以挽救。” “如今金国使者虽然已经住进馆舍，但应当另外商议妥善处置的办法。臣听说，万人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有共同的舆论。如今朝廷内百官以及朝廷内外同心，都认为金人的诏书不能接受，众人的意见如此，难道陛下独自没有察觉吗？如果说粘罕已经死去，外族内部发生动乱，契丹林牙重新建立政权，所以现在金主又用平等的口吻对待我们，这些全都是施行欺诈、麻痹我军的计谋，臣不敢妄加猜测。又有人说金使住在馆舍后稍微恭顺了一些。但依臣所听到的情况看，他们先前是何等悖逆傲慢，后来怎么突然表现得恭顺？敌人的情况变化多端、诡诈百出，难道可以只听他们的甜言蜜语，便忘记深谋远虑地加强防备，等到祸乱已经发生才后悔，那时又来不及了吗？这确实是切合实际情势的。今天的举措关系国家存亡，臣内心受到感发，不能自已。希望陛下鉴察臣【疑字：忄卷忄卷】的忠诚，特别加以采纳，再同几位大臣仔细商议其中的利害，不要留下日后的悔恨，这实在是国家、社稷和天下的大幸。” 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省察采纳。后来许忻借故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授任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后来贬居抚州，起用为邵阳知州，最终去世。应孟明，字仲实，婺州永康人。年轻时进入太学，考中隆兴元年进士。参加教官考试合格，调任临安府教授，继而任浙东安抚司干官、乐平县丞。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王蔺推荐他担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应孟明参加轮对时，首先论说道：“南北已经互通友好，边境没有忧患，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始终像大敌就在境内一样，怎么可以有一天忽视呢？贪婪残酷、苛刻暴虐的官吏还没有清除，我们的百姓难道能够安稳地生活吗？贤能之士埋没在低级官吏之中，忠言被堵塞而不能上达圣听，莫非朝廷招纳正直之士的门户还没有完全打开，兼听各方意见的诚意还没有完全取得信任吗？君臣之间应当戒惧自持，勤劳而不自我安逸；任用君子，斥退小人，把百姓的疾苦当作忧患，把边疆当作警戒，那么政治自然会得到修治，纲纪自然会振作起来。”孝宗说：“我早晚都在戒惧，没有片刻忘记；退朝有空闲时，也没有别的爱好，正担心临朝稍微迟一些，国家万机就会从此荒废。”应孟明接着请求重新严格执行监司包庇贪官的禁令，以及荐举时徇私情的禁令，皇帝嘉奖他很久。另一天，宰相拟定官员人选进呈，皇帝从手中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姓名，说：“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应孟明。于是授任大理寺丞。原大将李显忠的儿子家中的僮仆溺水而死，有关官员诬陷有人杀人，逮捕拘押的将近三百家。应孟明查明其中的冤情，向长官申明，释放了他们。他出任福建提举常平，辞别皇帝时，皇帝说：“我知道你爱护百姓，憎恶贪赃官吏，凡有对百姓不利的事情，都应当尽心上报。”皇帝又问当世人才，应孟明回答：“有才能却不学习，就会流于刻薄；只有上位者的教化明确、取舍公正，使他们回心向道，成就才一定会超过别人。”皇帝说：“这确实是为人君主者的责任。”应孟明到任后，把皇帝临行时的意思全部告诉部属，并据此访察情况。皇帝有一天在经筵，谈论监司按察之事，回头对讲读官说：“我近来得到几个人才，应孟明是其中最优秀的。”不久授任浙东提点刑狱，因为在乡里任职有避嫌之处，改任江东提点刑狱。

译适逢广西谋求帅臣，皇帝对辅臣说：“我仔细想过，没有比应孟明更合适的人。”随即亲笔写信赐给应孟明说：“我听说广西盐法利弊各半，你到任后，自然可以详细考察事实。”升任直秘阁、静江府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起初，广西把官府运输食盐改为客商凭钞购买，客商不多，亏损逃避，于是把盐的配额强行摊派给百姓。实行了六年，公私双方都受到困扰，追捕、逮押、禁锢不断，百姓无法生活。应孟明逐条陈述情况，上驿站奏报，请求革除弊端，诏令同意。禁卒朱兴纠集党羽，在雷州、化州之间私自发动武装，声势逐渐扩大，应孟明派将领把他捆送到衙门斩首。光宗即位，升任浙西提点刑狱。不久召回任吏部员外郎，改任左司，升任右司，再升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宁宗即位，授任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庆元初年，代理吏部侍郎，去世。应孟明凭借儒学奋发立身，受到皇帝知遇，官职从未侥幸升迁。韩侂胄曾派亲信暗中以谏官之职诱惑他，让他诬陷赵汝愚，应孟明没有答应，士大夫舆论因此更加尊重他。曾三聘，字无逸，临江新淦人。乾道二年考中进士。调任赣州司户参军，多次升迁后任军器监主簿。皇帝下旨制造划车弩，曾三聘说：“划车弩要六个人拉动，但箭的射程只有二百六十步。如今使用的克敌弓与它相比，工本不到十分之三，一个人拉动，射程却能达到三百六十步，利弊十分明显。”于是最终没有制造。光宗不上朝拜见重华宫，朝廷内外都疑惑恐惧，曾三聘写信给丞相留正。留正还没来得及进言，恰逢因其他事情与皇帝意见不合，请求离职。曾三聘说：“丞相如今是要沉默不言地退去吗？还是要把今天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分别说明后再退？如今宫廷之内、闺门衽席之间、父子夫妇关系之际，群臣没有人敢于深切进言，都是为了避嫌远罪。丞相既然已经决定退身，还有什么可避讳的呢？”曾三聘升任秘书郎。皇帝想去玉津园，曾三聘上疏说：“如今人心已经离散，大乱将要发生，大小臣僚都震恐而请求皇帝裁决，而陛下却安心放纵心意，听不到也不知道这些事。万一敌人侦知此事，派一个使者来问候北宫，不知将用什么回答？奸人窥伺时机，传来一纸檄文，指斥皇帝，不知将用什么抵御？希望立即备好法驾，入朝拜见太上皇；否则，臣实在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 孝宗病势危重，曾三聘又上疏说：“道路上的流言，喧嚣纷乱，一天比一天严重。臣担心不幸有狂妄之人或奸邪之徒，假托忠诚愤慨来实行欺诈，借助是非来煽动众人；到了那时再后悔，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皇帝的心意因此有所触动。等到孝宗去世，皇帝因患病不能亲自主持丧礼，朝廷舆论更加震动汹涌。曾三聘认为当前的形势，不如确立太子。有人劝戒他说：“前些日子台谏诸公说你要夺取他们的职权，如今你又要上疏吗？”曾三聘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还可以躲避那些烦琐的议论吗？” 宁宗即位，曾三聘兼任考功郎，后来任郢州知州。适逢韩侂胄任宰相，指称曾三聘是故相赵汝愚的心腹，因此被追夺两级官职。过了很久，恢复原来的官职并允许奉祠。授任郴州知州，改任广西、湖北提点刑狱，都辞谢不去赴任。韩侂胄被诛杀后，遭流放贬斥的贤臣相继被召回任用，曾三聘没有得到俸禄待遇，也始终不为自己申诉。嘉熙年间，曾三聘已经去世，朝廷下旨特赠三级官职，授直龙图阁，赐谥号忠节。徐侨，字崇甫，婺州义乌人。早年跟随吕祖谦的门人叶邽学习。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调任上饶主簿，开始登门向朱熹求学。朱熹称赞他明辨事理、刚正不阿，命名他的书斋为“毅”。入朝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吴王、益王府教授。任直宝谟阁、江东提点刑狱时，因为触犯丞相史弥远而被弹劾罢官。宝庆初年，葛洪、乔行简代他请求奉祠，他直到最后也没有领取俸禄。绍定年间请求告老，获准。端平初年，他和各位贤臣一起被召回，升任秘书少监、太常少卿。朝廷催促他入朝觐见，他亲手上疏数千言，内容都感慨激愤、恳切直截，对上批评皇帝的过失，对下涉及群臣，分别辨明黑白，没有任何回避隐瞒。皇帝多次安慰晓谕他，回头看见他的衣服鞋子又脏又破，忧伤地说：“你可以说是清贫了。”徐侨回答：“臣并不贫穷，贫穷的是陛下。”皇帝说：“我为什么贫穷？”徐侨说：“陛下没有确立国家根本，疆域一天天缩小；权贵宠臣掌权，将帅没有才能；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盗贼同时兴起；经费开支没有限度，国库空虚；百姓困于横征暴敛，军队怨恨贪官剥削；群臣互相结交，皇帝孤立无援，国势危急而陛下还没有觉察。臣不贫穷，陛下才是贫穷。”他又说：“如今女宠和宦官互相勾结，像两个病邪一样，使国家处在病入膏肓的境地，而执政大臣又没有和、缓那样的医治本领。陛下对此不加思虑，反而沉溺享乐，即使世上有扁鹊，也会远远看见病情便转身逃走。”当时贵妃阎氏正受宠，内侍董宋臣又内外勾结、掌握权势，所以徐侨的议论涉及了他们。皇帝被他说得感动，改变了脸色，叹息不已。第二天，皇帝亲自下诏罢免边帅中尤其无能的人，告诫群臣以结党为戒，命有关部门裁减朝廷内外的浮费，并赏赐徐侨很多金帛。徐侨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他担任侍讲时，向皇帝陈述兄弟友爱的道理，因此恢复皇子赵【疑字：疆ＮＢ】的爵位；又请求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配祀孔庙，让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皇帝都依从了他的请求。金国使者到来，徐侨认为金国没有国书，应当把他们安排在馆外接待，像叔向辞谢郑国那样；这违背了丞相的意图，于是极力请求退休，皇帝殷勤劝留。升任工部侍郎后，他辞谢得更加坚决，于是朝廷命他以宫观职兼侍读，他不得已接受职务。遇到事情都直言不讳。因病再次请求退休，于是以宝谟阁待制身份奉祠。去世后，谥号文清。徐侨曾说：“近些年来朱熹的书籍遍布天下，但不过是割裂文字、搜集片段，用作求取仕进的资本；真正专心精研、笃实实践而能够理解他所说内容的人，大概很少。”所以他的学问始终以真实实践、踏实履行为崇尚。奏对时所说的话，剖析天理与人欲，并由此提出劝善惩恶的主张，裨益非常多。至于他任官和居家时清苦严厉的操守，也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国子监丞。当时士大夫无论贤能还是平庸，都预料李全一定会反叛，却不敢说；只有度正独自上疏极力陈说，并提出杀死李全的三条策略，言辞刚直明快而激切。

译升任军器少监。轮对时说：“陛下推行圣学，应当从端正家庭开始。”升任太常少卿。恰逢太庙发生火灾，他提出两种方案进献：一种采用朱熹的意见，另一种根据宋朝庙制并参照朱熹的意见：“从西向东排列为一列，每个正室之后再设一室，用来收藏迁入祧庙的神主。例如僖祖庙，按次序迁出的神主就收藏在那里；昭位在左，穆位在右。后世穆位迁出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庙，昭位迁出的神主收藏在太宗庙。仁宗是百世不迁的祖宗，后世昭位迁出的神主就收藏在那里。高宗是百世不迁的祖宗，后世穆位迁出的神主就收藏在那里。正室前面设两室；三年举行一次祫享时，用帷帐把两室隔开，合成一室，把各庙神主和祧庙神主全部取出排成一列，在那里共同受祭。从前这座庙只有一室，每逢祫享都在一室中合祭，名义上叫合享，实际上从未真正合享。应当增设这三室，后面有收藏祧主的地方，前面有祖宗共同受祭的场所，对本朝的制度并没有改变，却很符合三年大祫的意义。” 升任代理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并兼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升任礼部侍郎，转升一级官职，以礼部侍郎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四级官职，赙赠银、绢三百。他著有《性善堂文集》。程珌，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昌化主簿，调任建康府教授，改任富阳县知县，升任主管官告院。历任宗正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代理右司郎官、秘书监丞、江东转运判官。辞别皇帝时，宁宗对宰臣说：“程珌怎么可以容许他到外地任职？”于是恢复了他的原职。升任浙西提举常平，又升任秘书丞，升为秘书省著作郎。不久任军器少监兼代理左司郎官。升任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代理直舍人院；升任起居舍人，兼职依旧。代理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并兼代理中书舍人。升任礼部侍郎，仍兼侍读；代理刑部尚书，封休宁县男。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并兼代理吏部尚书；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进封子爵。五次上疏请求奉祠，朝廷以焕章阁学士、建宁府知府授予他，并授福建路招捕使。以原职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封伯爵。进为敷文阁学士、宁国府知府，改任赣州知州，都没有赴任。进封新安郡侯，加授宝文阁学士、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再次奉祠，又加授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身份退休，去世时七十九岁，追赠特进、少师。程珌十岁时吟咏冰，语出惊人。他任直学士院时，宁宗去世，丞相史弥远在夜里召见程珌，全家都大为惊慌。程珌的妻子是丞相王淮的女儿，她哭泣流泪，怀疑有意外之事，便派人暗中窥探，得知史弥远是出城迎接皇帝，才停止哭泣。史弥远与程珌一同进入宫禁起草矫诏，一个晚上写成制诰二十五篇。起初，史弥远许诺让程珌进入政府，杨皇后把一袋黄金赐给程珌，程珌毫不推辞地接受了；回家查看，才发现黄金价值不可估量。史弥远因此记恨他，最终没有让他参与政事。牛大年，字隆叟，扬州人。庆元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将作监主簿。入朝应对时说：“君主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要想到天命和人心所系。君主处在富贵尊崇的地位，肩负着承受宗庙社稷托付的重任，尊贵到成为臣民共同仰戴的对象；一个意旨发出，众人没有谁敢违背，一个举动做出，人们谁敢议论。然而天心并不恒常，所以是可畏的。”又说：“如今士气也已经衰靡很久了，应当体会建立国家的本意来振作士气。有扶持振兴的意向，然后士大夫才不会形成贪求名声、嗜好利益的习气；没有贪名逐利的习气，然后才会有坚持正道、秉持大义的操守。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士大夫的风俗；风俗的善恶，取决于朝廷。只有陛下加以振兴，关键一经转动，天下就会随之改变，风俗也就会改变。” 升任军器监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举茶马兼代理总领，任黎州知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黎州、雅州屯驻军队，加授直宝章阁，任工部郎官。入朝应对时，请求惩治贪官。升任侍左郎中，进为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升任守秘书少监、宗正少卿，升任秘书监，任起居舍人，升任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以宝章阁待制身份提举太平兴国宫，去世后特赠四级官职。牛大年操守清廉严正，所到之处都以廉洁自持。陈仲微，字致广，瑞州高安人。他的祖先居住在江州，因义门而受到旌表。嘉泰二年考中进士。调任莆田县尉，适逢知县、县令职位空缺，通判又软弱无能，台臣和帅府便把县里的事务交给他。当时年成不好，部卒和饥民一起作乱，陈仲微立即召来带头作乱的人杀掉。登记并关闭囤积粮食、拒绝出售的人家，又压制全境强行收购粮食的行为，使境内肃然。囊山寺的僧人与郡学争夺水利，长久没有裁决，陈仲微依法查办说：“过错在僧人。”另一天，他奉檄经过寺院，僧徒长久把这件事写在钟上，认为自己冤屈，早晚诅咒，却不知道是在诅咒陈仲微。陈仲微看见后说：“我是什么心情呢？我是什么心情呢？”天刚亮，为首的僧人没有疾病却死了。有个寄居当地的官员在当权者面前称赞陈仲微，暗中把推荐文书交给他，陈仲微接过后收藏起来。过了一年，这个官员的家人拖欠县里的租税，陈仲微最终逮捕了他的奴仆。寄居官员有怨言，陈仲微把推荐文书还给他，封口如原来一样。那个人惭愧道谢，在陈仲微任职期间，再也不敢以私情进行干扰。升任海盐县丞。邻县有一桩疑案拖了十年，郡里命陈仲微审查，他一审问便立即作出裁决。改任崇阳县知县，他住在官署旁边，天天和父老、樵夫平等交谈，百姓的隐情全部能够上达，属吏无从插手。任黄州通判，兼管军粮运输，他以身作则约束属下，随着事务随时检查、制止，因此军队兴战时军需没有缺乏。制置使上奏称赞他的政绩第一，他推辞说：“这是我的职分，有什么第一可说呢？”又任江州通判，升任干办诸司审计事，任赣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因触犯丞相贾似道，被监察御史舒有开进言罢免。过了很久，起用为惠州知州，升任太府寺丞兼代理侍右郎官。轮对时说：“俸禄的诱饵可以钓到天下中等才干的人，却不能拿来喂养天下的豪杰；名声的船只可以承载天下卑劣之士，却不能让天下的英雄沉沦。”贾似道大怒，又暗示言官弹劾，罢免并夺去了他的官职。过了很久，才按次序恢复官职。

译当时国势十分危急，陈仲微上密封奏章，大意说：“襄阳失误，是老将造成的。襄阳的罪责并不只在于庸碌的将领、疲弱的将军和年幼的士兵，君主和宰相都应分担责任，以此向先皇帝在天之灵谢罪。天子如果说‘罪在我一人’，大臣就应说‘过错在我们这些臣下’，公开宣布太平兴国十年姑息求安的错误，严厉追究绍兴六年玩忽敌寇的旧日过失。过错尚未显露时加以挽救，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增加的了；追悔过去，总比执迷不悟好。有人说，替人掩饰保护的话太多，责备自己的言辞太少；有人说，陛下缺少为军队败亡而痛哭发誓的举动，宰相和将帅又用替自己分担过错的话来粉饰，这实在不是慰问抚恤死于义战者、祈求上天悔除灾祸的方法。往往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人不懂体统，翘楚馆中少有有见识的人，迎合旨意、忍气吞声，积习已经成为痼疾，君主之道和宰相的事业都受到损害。如今是什么时候，朝廷中却没有谋划国事的大臣，边境上也没有能够折冲御侮的统帅。考察先朝宣和年间尚未发生动乱以前、靖康年间已经失败以后，凡是从前靠近皇帝、乘坐朱轮华盖车，低头吐露心声、奴颜婢膝的人，就是今天向贼人称臣的人；那些精力强健、办事敏捷、只求痛快的人，就是今天背叛君主、出卖国家的人。替国家办事的人，难道会从这样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吗？使国家陷入迷乱的人，进献使君主更加忧虑的欺骗言辞来迎合君主；把国家托付给他们的人，维护可耻失败的局面而不敢议论；掌管国政的人，昧于安危的关键而不知悔改。” 我曾思考过，如今所缺少的并不只是军队。边境以外的事务，应由将军控制，但即使一级半级的官阶，也大多由朝廷从中发出；几斗粮、几尺布都要退缩顾虑，平时没有权力，紧急时却要承担责任。有时请求设置督军，有时请求出兵边境，有时请求守卫京城，令人听来惊骇。由于各边帅府在紧急时刻都有推辞的理由，所以朝廷不得不在失败之后掩盖过错；有谋略也无法施展，失败了又没有惩罚，上下都含羞忍辱，闭口不敢议论。因此，下至器械、兵仗、铠甲、战马，都衰败破旧，不足以整肃军容；城墙、堡垒、栅栏，又有折损和缺漏，不足以抵挡敌人的冲锋骑兵。名义上称作统帅府，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城池有城而没有军队，是把城池交给敌人；士兵不懂作战，是把军队交给敌人；将领不懂得统率军队，是把国家交给敌人。祸患已经迫在眉睫了！只要君主和宰相猛然醒悟，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把失败转为成功，就在君主和宰相的一念之间。”于是任命陈仲微出任江东提点刑狱。德祐元年，升任秘书监。不久授任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益王在海上即位后，授任吏部尚书、给事中。厓山兵败后，逃往安南。过了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文孙和安南王族成员益稷出降，并为我军南征充当向导。安南王十分愤怒，掘毁陈仲微的坟墓，用斧头劈开他的棺材。陈仲微天性诚实厚重，虽然生长于富贵之家，却穿粗劣的衣服、吃简陋的饭食，把自己看得和贫穷人一样。因此他能够深深浸润于《六经》，精细研究其中的义理；对于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以及佛教、道教的学问，也没有不搜求涉猎的。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中进士。他一向苟且卑贱而不知羞耻，任县令期满后，谄媚侍奉史弥远家中的干办万昕。万昕说真德秀应当受到攻击，梁成大说：“我如果进入台谏，一定能办成这件事。”万昕把这话传达给史弥远。梁成大任扬州通判，不久调任宗正寺簿。宝庆元年冬天，他在转对时首先说：“大奸佞看起来像忠臣，大善辩者看起来像言语迟钝的人；有的人喜欢名声来推销自己，有的人故意标新立异来为自己辩解，有的人借高尚的操守来向君主求取恩宠，有的人用虚假矫饰的学问来欺骗世人。他们的话似乎忠诚耿直，内心实际上却邪曲不正；一旦不能察辨，就会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中，使泾水、渭水混杂在一起。他们的言论不通晓时势变化，谋划不能切中时机；有的以巧辩自认为能干，有的用诡诈攻讦来博取正直的名声，有的提出奇险的言论来惊动众听，有的放纵荒诞的议论来迷惑士人的内心。他们所做的不是他们所说的，所坚持的也不是他们所学的；一旦不能辨别，就会像榫头和卯眼不相合、矛盾彼此冲突一样。” 过了六天，授任监察御史。不久上奏说：“魏了翁已经被追究罪责并流放，人们仍认为罪大罚轻。真德秀狂妄僭越、悖逆荒谬，并不比魏了翁罪轻，却逍遥在家吃闲饭，应削减官阶、贬谪流放，按同样等级施行。”奏章上呈后，两个月没有下达，有人传说真德秀将被贬往衡阳，宰相在皇帝面前提起此事。皇帝说：“孔子不做过分的事。”于是只削去三阶官秩。第二年三月，他又上奏请求停止杨长孺的新任命，追削徐瑄三秩，迁往象州居住；将胡梦昱迁往钦州编管。这年冬天，授任右正言。绍定元年，升任左司谏。绍定四年正月，升任宗正少卿。绍定五年二月，代理刑部侍郎；第二年十月，皇帝夜间下诏将他贬黜，提举千秋鸿禧观。莫泽当时兼任给事中，急于把自己同梁成大区别开来，便上疏驳斥诏命，于是停止了授祠的命令。端平初年，洪咨夔、吴泳连续上章论奏驳斥，削去两秩。吴泳又上疏，将他送往泉州居住。适逢王遂的论奏也上呈，又削去一秩，迁往潮州。梁成大天性暴躁凶狠，心术险恶阴毒，凡是能够残害忠臣、伤害良善的事，大多都挽起袖子积极去做。四方送来的贿赂财物，排列放置在厅堂廊下，宾客到来时便引导他们观看，想让他们仿效。梁成大尤其喜爱强行夺取，冒充占有宇文氏受赐的宅第。他被排斥遣归后，控告他的人不下百人。他被贬逐的那天，朝廷下令毁掉他的住宅，即使像李知孝这样的恶人也说：“所不能忍受的，是将来要和梁成大一同被写入史传。” 李知孝，字孝章，是参知政事李光的孙子。嘉定四年中进士。他曾任右丞相府主管文字，却不以此为耻。调任充任干办诸司审计司，授任监察御史。宝庆元年八月，上疏说：“士大夫急切地追求名声，真正匡正挽救的力量少，而附和、沽名、偏激的意图多；扶持正道的意图微弱，而诋毁、攻击、煽动摇撼的意图占了上风。他们既担心君主或许不能任用自己，又害怕朝廷或许不能容纳自己，姑且说些激怒人的话，退下等待被斥逐的命令。开始时慷慨激烈，最后却恳切请求离去，想借此树立奇特的节操、求取美名，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这实际上是在暗中诋毁真德秀等人。他又奏请削洪咨夔三秩、罢免，追夺并销毁胡梦昱的官籍、除名、勒令停职，羁管象州。李知孝还对魏了翁说：“这次论奏洪咨夔等人的奏章，是府第交给我的全文。”他的情态和作为就是这样反复欺诈。

译过了一个月，他又说：“近年来，许多老臣凋零，后来的年轻学者相继出现，却没有见过前辈，没有听闻义理，不讲纲常，见识卑下浅陋，议论偏颇邪僻，彼此轮流唱和，迷惑人心。这种风气传播开来，危害实在深重。请求将臣的奏章下发，使内外受到激励，各自致力于安定恭敬，以杜绝祸乱的萌芽。”于是授任右正言。他又说：“真德秀擅自改动圣上的话，错误地抄录文书发布，诱导人们相信邪说，用花言巧语鼓动同党；如果他再次妄言，应追削官爵、流放，以端正法令。”奏疏上呈后，朝廷便刻榜公布天下。他又说：“被催促召回的人，大多迟疑徘徊，久久不到，把要挟君主看作高尚的风操，把违抗诏命看作平常流俗；可以行动却偏偏不行动，并没有疾病却声称有病，比比皆是，互相煽动形成风气，想求得难以进仕、容易退隐的名声，却严重失去了尊君亲上的道义。希望把被催召的人按路程计算期限，限定日期，使他们到朝；其中有衰老患病的，应及早改换任命。”当时召傅伯成、杨简、刘宰等人，他们都没有到，所以李知孝借此诋毁他们。他又奏请将张忠恕降职、削秩、罢去郡职。李知孝授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绍定元年，升任右司谏，进为右谏议大夫。绍定五年，升任工部尚书兼侍读。过了一个月，进为兵部尚书。第二年，理宗亲自执政，以宝谟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宁国知府，后省驳回，命他提举嵩山崇福宫。端平初年，监察御史洪咨夔、代理直舍人院吴泳连续上章论奏驳斥，削秩并罢去祠职。吴泳又封还驳正，接着将李知孝送往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又论奏他，再削官秩，迁往瑞州。李知孝出身于有名望的世家，却苟且钻营仕进，成为众多顽劣之人的首领，心怀欺诈、使国家迷乱，几乎排斥尽了各位贤臣。当时他乘坐小轿，醉醺醺地到侍从官之家拜访，侵吞贪求、积聚财物，不知满足。绍定末年，他还自己请求担任御史中丞，世人把李知孝、梁成大、莫泽指为“三凶”。他最终因贬谪而死，天下人都为之称快。史臣评论说：读《本政书》以后，才知道林勋论井田制度，可以说考察得很精密了。刘才邵能在权奸当道时保全名节。许忻关于和议的论述最为忠诚恳切，最终因此离开国家，尤其令人悲痛。应孟明、曾三聘不受韩侂胄玷污，正如孔子所说：“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徐侨的清白节操，度正的淳厚聪敏，牛大年的廉洁正直，陈仲微的忠诚朴实，却都没有得到重用，难道不可惜吗？至于程珌窃取富贵，梁成大、李知孝甘愿做史弥远的鹰犬，那是遗臭万年的。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徐范、李韶、王迈、史弥巩、陈埙之子蒙、赵与□、李大同、黄□、杨大异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中进士，历任军器少监、代理太府寺丞、代理校书郎，升任秘书丞兼代理司封郎官，兼任枢密院编修官，升任著作郎，当时又暂时兼代理直舍人院。在轮对时，他说：“希望陛下修养心性，用清明来约束自己，用恭敬节俭来增进德行，用刚强坚毅来振作奋发。不要因美酒而违背善言，不要因宠妾近侍而嫉恨壮士，不要因柔靡艳丽的声色而损害天性。要防微杜渐，澄清源头、端正根本，使君身立足的根基先稳固。这样以后，把保留下来的聪明才智用于治理世事，把节省下来的精神用于加强国政，把使用在其他方面的心力用于体恤疲敝百姓，把本应节省的浮费用于犒劳边地长期戍守的士兵，那么不但可以消除灾变、排除奸凶、消灭盗寇，即使凭此建立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方策，也是可以的。” 另一天入宫应对，他又说：“诵读往代贤哲留下的话，进献治理国家的上策，实际上不过是说要整顿内部政务罢了。然而所谓整顿内部，并不只是指车马器械。君主职位上的缺失，是应当整顿的；官员和师儒职位的空缺，是应当整顿的；发布命令不清楚，是应当整顿的；掌管军队的部门不严明，是应当整顿的；直言敢谏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位，是应当整顿的；折冲御侮的人不能胜任职务，是应当整顿的。陛下在上面退而修治自身，百官有司在下面共同修治政务；朝廷端正了，人心归附了，然后告诫全国，精心整治军备，把内修和外攘合为一件事，那么神州赤县都将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发生火灾时，他应诏上密封奏章说：“京城发生的灾害，只是京城能够看见的灾害。四方有败乱，陛下也能看见吗？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惨酷，但连年不能平息，就比火灾更严重了。没有什么比官吏更残酷，但连年横征暴敛，就比火灾更猛烈了。闽地百姓困于盗贼，浙地百姓困于水灾，蜀地百姓困于战争。横征暴敛的源头既没有在上面澄清，贿赂请托的根源又没有在下面断绝。这就像朽坏的树木，病害已经侵入却还没有枝叶凋落，内部枯竭的情状已经显现了。” 升任秘书少监，兼代理中书舍人。不久升任起居舍人兼代理吏部侍郎，兼任直学士院。他上疏说：“世上那些懂得治国体要、忧虑时局变化的人，认为天运将要改变，世道将要衰落，国事议论将要改变，正直之士将被引退，而旧日之人将重新得到任用。坚持最初的意旨，扶植正当的议论，这不正是社会将倾覆时的砥柱吗？如果让廉洁通达而敏慧的人专门治理财赋，让善良谨慎而通晓事务的人专门统领军队，让明察清正而恭敬谨慎的人专门掌管刑狱，让经术通明的人担任教导训典之职，让文辞典雅华美的人撰写训诫诏辞，让持守节操、坚强严厉的人负责监察，让奉行法令、遵循义理的人担任牧守；刚直而有操守的人，不要听任他们退职；淡泊退让而不争逐的人，不要强令他们居家闲置；有功名心、慷慨任事的人，不要让他们仅以祠禄虚职消磨；言论开朗直率的人，不要把他们放在外任；根据才干器量任用他们，使各人都尽到自己的职责，那么无论长处短处、才能大小，哪里会有不适合使用的人呢？”又提出谨慎治理体制、端正用人标准、砥砺臣节、综理军务四件事。代理刑部尚书，兼修撰玉牒；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宁国府知府，提举太平兴国宫；进为宝章阁学士，调任温州知州。赴任途中听说温州发生饥荒，到了处州，请求免除租税和科派，救济饥民四万八千多人，免除夏税十二万多，秋苗二万八千多，病人又给他们药物。事情上报后，赐给他衣服、腰带、鞍马。改任泉州知州，因言事被罢职。著有《鹤林集》。徐范，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幼年丧父，刻苦教书来奉养母亲。他和兄长一同在乡试中举，进入太学，从来不以疾言厉色对待长辈。

译丞相赵汝愚被罢去职位，祭酒李祥、博士杨简上书论救他，都被斥逐。同舍学生商议叩击宫门上书，奏书已经写好，闽地士人也署了名。忽然夜里传言韩侂胄将把替他们进言的人处以重刑，闽地士人害怕，请求删去自己的名字，徐范的朋友也劝他停止。徐范慨然说：“既然已经署名了，还改变什么？”奏书上呈后，韩侂胄果然大怒，说他们煽动动摇国是，把他们分别送到五百里外编管。徐范被贬到临海，和兄长一起回去，同往贬所，禁锢十多年。嘉定元年考中进士。授任清江县尉，征召为江、淮制置司准备差遣。当时边境事务纷乱，营寨中子弟被招募编入军籍却还没有刺字，众人喧扰惊恐。有一天晚上，他举着蜡烛召集一千多人，众人踊跃争先、奋勇效力。调任主管户部架阁，改任太学录，升任国子监主簿。入宫应对时说：“即使时局太平，对于不急迫的事务、无用的官职，尚且应当痛加裁减，何况正值多事之秋，最可贵的是保全万民的性命、缓解一时的急难，怎么能只是坐视他们无法获救，却用空洞的文饰来掩盖自己呢？希望惩戒过去的过失，废除无用的文饰，一心养育百姓，以此培植国家的根本。” 请求出任外官，添差泽州通判。湖湘大旱，赈济救灾多有益处。任邵武军知军，不久被召赴行在，上言：“追求功利不如崇尚道德，刑罚严酷不如恩厚，杂用霸道不如专行王道，异端邪说不如儒术，谄媚奸佞不如直言进谏，亲近便嬖不如任用正人，奢侈享乐不如读诗书，游乐宴饮不如节俭，玩弄珍好不如夙兴夜寐、勤于政事，穷兵黩武不如停止战争、休养百姓。这些是非两边分明，容易看见；但在细微的关键处，却关系到治国的大体。积久的习惯不改变，治国之道就会错乱。”升任国子监丞，迁任太常丞，代理都官郎官，改任秘书丞、著作郎、起居郎，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朝奉大夫官职退休。去世后，追赠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李韶，字元善，是李弥逊的曾孙。他的父亲李文饶任台州司理参军，常对人说：“我任司法官积了许多阴德，后代一定有兴盛发达的。”李韶五岁时就能作咏梅花的诗。嘉定四年，和兄长李宁一同考中进士。调任南雄州教授。在广州校阅试卷时，当时有掌权者的亲友私下送来自己的文章，李韶拒绝了。调任庆元。丞相史弥远推荐士人充任学官，李韶没有参与。袁燮请求扩建学宫射圃、增加李韶的住宅，他也没有接受，袁燮因此更加敬重李韶。因廉洁勤勉受到推荐，升任主管三省架阁文字，升任太学正，改任太学博士。他上密封奏章劝谏济王赵竑的案件，并写信告诫史弥远，言辞十分恳切周到。又出面营救太学生宁式，因此触犯学官。请求出任外官，添差泉州通判。郡守游九功一向清廉严正，唯独对李韶格外看重。改任道州知州。修缮周敦颐故居，将他的子孙录入学宫，并且周济他的家族。绍定四年，行都发生灾害，李韶应诏上书议论政事。任提举福建市舶。适逢星象发生变异，又应诏上书议政。入朝任国子监丞，改任泉州知州兼市舶。端平元年，被召回。第二年，转任太府寺丞，升任都官郎官，又升任尚左郎官。不久，授任右正言。他上奏请求把国事、边防两件事专门委托给丞相郑清之、乔行简，分别让他们承担责任。又论述裁汰军队、节省财用以及襄阳、蜀地的边防。又论奏史嵩之、王遂关于和战的不同意见，至今没有取得成功，请将王遂调出京城任重要藩镇长官，将史嵩之调往边境任职，使他们各自发挥才能。史宅之将要任袁州知州，李韶率领同僚一再弹劾他，奏章都没有得到答复。李韶请求解除言官职务，授任殿中侍御史；他推辞，皇帝不准。他上奏说：“近来和臣同任言官的共有四人，不到一个月徐清叟离去，不到三个月杜范、吴昌裔被免职，只有臣还在任。徐清叟过去说‘三渐’，臣接着阐述他的意见，李宗勉又接着说，陛下当初并没有发怒，但徐清叟最终还是离去了，仍说是徐清叟首先倡导的。如今臣和杜范、吴昌裔的言论，没有不是相互表里呼应的；两位大臣离开台谏，唯独臣留下，难道是臣的言论还不如两位大臣切直吗？还是先让两位大臣离去来警告臣，使臣知道选择时机后再发言吗？徐清叟所说的‘三渐’，臣还认为不够切中要害。如今国柄有日渐衰落的趋势，士气有日渐萎靡的趋势，君主的权势有日渐孤立的趋势，宗庙社稷有日渐危急的趋势；上下苟且偷安，把别人的言论当作忌讳。如果这种意图不改变，那么祸患难道只有‘三渐’而已吗？” 当时魏了翁被罢去督府职务，给予祠禄，李韶为他申辩说：“魏了翁刻苦专志求学，已将近四十年；忠诚正直的言论，都载在国史中；他的进退出处，也都有前因后果。端平年间召回他后，他议论政事更加切直。去年派他到督府，体制安排不统一，有见识的人预先就知道不会成功。魏了翁迫于君命，勉强奔走，并没有大的过错；襄州的变乱从身边突然发生，不能把它作为魏了翁的罪过。枢密院召用他，不久改任镇守之职；改任镇守不久，又有诏令给予祠禄。国家四十年来搜罗培养人才，像魏了翁这样声名显著的人有几个？希望赶快召回他，安排他担任台辅。”李韶又弹劾陈洵益是受过刑的阉人，粗通文墨，原本只是低贱的洒扫奴隶，却窃取玩弄威权，请求给陈洵益外地祠禄。又弹劾女冠吴知古在宫中擅权受贿，应当把她赶出禁宫。皇帝发怒，李韶退还笏板，在殿阶下请求归去。适逢祭祀明堂时发生雷电，免去两位宰相，李韶代理工部侍郎、正言，升任起居舍人。他再次上疏弹劾陈洵益、吴知古，没有得到答复。他推辞新的任命，皇帝不准。他应诏上密封奏章，几乎有数千字。皇帝对身边人说：“李韶确实有爱护我、忧虑国家的心。”李韶三次辞职都未获准，便以生死相求，哀告请求离去。皇帝皱眉对李韶说：“请你委屈自己替我留下。” 退朝后，他又多次上疏请求补任外官，以集英殿修撰出任漳州知州，号称廉洁公正。朝廷分别派遣部使者到各路，任命称提官管理楮币，李韶上疏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端。嘉熙二年，被召回。第二年，他上疏请求停止召命，说：“端平以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敌军年年到来更大的了；和谈不成，作战又无力；楮币一天天贬值，百姓流离失所，物价飞涨，于是事情到了无可作为的地步。臣私下认为，必须从皇帝自身开始：深居宫中的皇帝要穿粗衣、吃粗食，卧薪尝胆，使上下改变思虑、改变态度，然后才能有所谋划。如今这两种祸患更加严重，即使想要效忠，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陈说。这是臣不敢进京的第一个原因。” “史宅之是前任宰相的儿子，被授予郡职，外间议论都说，那些攀附权势的人将从此重新被任用，所以臣曾两次上奏论列。如今圣明的裁断已经显著，任用或舍弃都由陛下自己决定，人才的情况已经改变了。环顾从前在朝廷任职的大臣，有的流落在外，有的被摈弃；臣即使想贪求进用，也不知道应当把自己置于何地。这是臣不敢进京的第二个原因。”

译“当初臣任郎官时，蜀地正遭受紧急战事，朝廷已经派遣小使前往，特意把史嵩之从家中起用，而言官却不停地攻击他。臣冒昧认为，讲和固然不是良策，但首先挑起战争难道就能没有罪吗？所以臣任职言路时，首先请求把那些提出高论的人派出去负责军事，让稍微了解敌情的人到边境以外试行他们的主张。没想到事势推移，最终竟然被罢废，而那些向敌人求和却没有功劳的人，白麻诏书已经在朝廷公布了。或许有人会说臣从前有所附会。这是臣更加不敢进京的第三个原因。” “另外，臣昨天弹劾宫中内侍和女冠，奏议没有实行；退下后想到圣主英明，必定不会容许他们干预政事。然而不久首相离职，臣也离开台谏，传闻那人说臣是接受了朝廷的暗示，所以决意请求出任外官。如今臣的言论始终没有实行，如果贪图君命而进京，臣私下恐怕有人会讥笑臣：从前听到了什么而离去，如今又看到了什么而回来？这是臣更加不敢进京的第四个原因。” 绍定四年，诏令催促他赴阙，他推辞，升任户部侍郎，又推辞，皇帝不准。绍定五年，改任礼部侍郎，他推辞，诏令不准，命所在州军护送他到朝廷。史嵩之派人告诉他，诏令中说：“不要谈济王、宫中嫔媪、国本。”李韶没有回答。上疏说：“臣生长于淳熙初年，还赶得上看见宋军渡江后的盛世，当时百姓富足安乐，吏治修明整顿。事情稍有变化，政权便归入私门；到了绍定末年，国家元气已经耗尽。端平更化之初，陛下的本意难道不是很好吗？国事日益败坏，那些相关的人有的被罢免、有的死亡，却没有人替陛下承担责任。考察议论到这个地步，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陛下应当亲自承担并努力去做的吗？《左传》记载史墨的话：‘鲁国国君世代顺从自己的过失，季氏世代修治自己的勤劳。’这是说祸患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陛下临朝日久，应当深思熟虑；威权和恩福都出自自己，谁能够窃取它呢？舍弃这些而不去做，悠悠然玩忽怠惰，就近似《左传》所说的‘世代顺从自己的过失’了。”这是借用世卿世禄的说法来讽刺史嵩之。奏疏传出后，史嵩之不高兴，说：“研究《春秋》的人，说话真狠毒。”当时杜范也在朝，两人都廉洁正直，朝廷内外称他们为“李、杜”。兼任侍讲，多次推辞；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也推辞；升任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三次推辞，皇帝不准。淳祐二年，上疏说：“掌握用人标准的职位，应当爱护善类胜过爱护爵禄，应当畏惧公议胜过畏惧权势。陛下把腹心之事托付给大臣，大臣又把腹心之事托付给一两个都司，恐怕不能周全地考虑天下的事情。因此用这种办法任用人，只能任用自己所知道的人，哪里能任用自己不知道的人；用这种办法守法，只能守住自己不想给予的，必定不能守住自己想要给予的。”又谈及济王、国本、宫中嫔媪。他三次上疏请求归去，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泉州知州，推辞，请求给予祠禄，皇帝不准。回去以后，三次推辞，仍保留原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李韶被召回，再次推辞，诏令本州通判劝勉他赴阙。升任礼部侍郎，三次推辞；升任代理礼部尚书，又三次推辞，皇帝不准。入朝觐见时，上疏说：“陛下改授真正的权力，又提拔当时有声望的人，天下人谁不伸长脖子盼望大治。臣私下观察，恐怕仍和从前一样。君子和小人，类别本来不同。只有不计较眼前的功劳、不急于求取小利，君子才能显现出来；只有不厌恶听取过失、不忌讳让人把话说尽，小人才没有办法为自己托身。否则，治乱安危反复变化，不过是在掌握翻转之间。” “陛下所谋划的是嫔妃和亲近的侍从，所信任的是贵戚近亲。按照《政和令》：‘各国戚属、命妇以及女冠、尼姑，如果不是因大礼等正当事由而擅自请求入内，允许台谏官察觉并弹劾。’请求重申并严格执行禁宫的名籍制度，以杜绝天下的毁谤。世代为臣的贵戚相互牵连、一起进用，这样向人显示的，难道不是心胸不广吗？即使说是按才能选用，将来万一有无才之人援引这个先例来求取进用，又将用什么来抑制他呢？” “如今土地日益缩小还没有恢复，人民遭受丧败还没有复苏，军队和财赋只有这么多，却天天治理它们，结果不过是捶打剥削州县，搜刮削减乡里。即使韩信、白起再生，桑弘羊、孔仅接连出现，能够替陛下强兵理财，又能对治乱安危的根本有所补益吗？只会使国家背负不义的名声。何况议论纷纷，贤者不过苟且容身后离去，不肖之人反而借此谋求自身进用；忠言和良策不能实行，却把浅薄的功劳、末节的利益当作谋划。这正关系到君子和小人进退的关键，为什么还不深思呢？” “听道路上的人说，每当恩德诏令下达，昆虫草木都受到润泽，唯独恩泽不能施及一具枯骨。威严决断一发出，公卿大夫没有谁敢落后或抢先，唯独命令不能施行于一个老妇人。大小臣僚积累功劳而接受爵位，都能够延及后世；而国家的储君，是社稷赖以长久的根本，唯独不早作打算、预先确定。”他又上疏请求回去，皇帝不准。兼任侍读，三次推辞，皇帝不准；又三次上疏请求归去。当时游似因有众望而被任用，但有人从中牵制他，李韶上奏说：“君主的职责只是评议、任用一位宰相罢了，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易授予此职。开始授任他，像是不得已；既然授任了又怀疑他，反而使他不能有所作为，这难道是专门任用、责成办事的体制吗？他说的事情不一定听从，他任用的人不一定采纳，疑惧忧虑、沮丧不振，权力便被夺走了。”升任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他不接受，诏令不准推辞；他又三次推辞，皇帝仍不准。史嵩之服丧期满，朝廷有重新起用他的意图，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严厉论奏史嵩之，诏令降职并给予祠禄。李韶和其他从官一同抗疏说：“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记载：‘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春秋》初年，没有君主、没有亲情之义的国家，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经文，从未写‘周王讨伐某国’，但这里写‘王’、写‘伐’，是为了显示郑国不尊奉周王，周天王应当声讨其罪而出兵讨伐。经文从未记载诸侯跟随周王讨伐某国，却记载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又说明诸侯没有跟随周王讨伐有罪者，只有三个弱小国家前来，不足以伸张周天王的义理；但经文从未因为郑庄公曾任周王卿士，就减轻对他的讨伐。如今陛下不能正法奸臣的罪过，过错不只在陛下；大臣和百官不能辅佐天子讨伐有罪之人，都是《春秋》所不赦免的。请求按照《春秋》的义理裁断，赶快赐予处置。”诏令史嵩之勒令退休。不久史嵩之进为观文殿大学士，李韶上疏极力争辩。没过多久，章琰、李昂英又因论奏其他事情，一并被罢去言官职务。李韶再次上疏请求挽留他们。

译绍定七年，李韶十次上疏请求离去，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当时直学士院应□、中书舍人赵汝腾上疏请求留李韶在内祠任职，尚未得到答复。李韶临行辞别皇帝时，上疏十分恳切，大意说：“彼此相互观望，都不能实行自己的志愿，而 裁决各种政务、品评衡量人物，彼此在暗中运作的人，不能不另有其人。这样一来，中书的手可以被捆住，台谏的嘴可以被钳住；朝廷本应竭力办理的事情，不可一一列举，却都没有人承担责任，这实在不是向四方显示朝廷威信、统一体制的办法。”改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他立即出了国门，竭力推辞。走到三衢时，诏令催促他接受任命；他再次推辞，仍奉祠玉隆宫。绍定八年，被召回，推辞，皇帝不准；再次推辞，仍保留原职，奉祠万寿观兼侍读，命守臣以礼催促他起行；他又推辞，皇帝不准。绍定九年，仍奉祠玉隆宫。绍定十一年，祠职任期满后再次任职。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李韶忠厚纯朴，平和精粹、简朴淡泊，不沉溺于声色和财利，默默坐在一室之中，门下没有杂乱宾客。王迈，字贯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中进士，任潭州观察推官。母亲去世服丧，调任浙西安抚司干官。考核廷试时，详定官王元春想徇私把自己的亲友列入高等，王迈当面指出其中的错误，王元春发怒，指使谏官李知孝诬告王迈在殿庐说话声音高，因此王迈被免官。调任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当时任福州知州，王迈竭尽忠诚来辅助郡政。赴都堂接受审察时，丞相郑清之说：“学官掌管旧例事务，不值得用来玷污我的王贯之。”不久召试学士院，策问楮币问题。王迈援引古今资料，考察事情的始末，说：“国家贫困而楮币过多，弊端起于战争。乾道、淳熙初年发行楮币时，只有二千万，那时南北正得到休息。开禧年间战争兴起，增加到一亿四千万。绍定年间山东发生战事，增加到二亿九千万。议论者只忧虑楮币困穷，却不惩治战争造成的祸患；姑且拿现在的军籍数来核对，嘉定年间增加到二十八万八千多人。任用缺少谋略的人，尝试直冲突击的说法，只能发动而不能收束，只能夺取而不能守住。如今没有别的办法，核实军队实际情况、堵塞边境争端、挽救楮币，是第一要务。”又说：“修内司营造修缮的范围很广，内府索取的钱财很多，优厚施给僧道，滥行赏赐嫔妃；这些事情从未裁减节省，却只听说有括田、榷盐的议论。假使这两件事可以实行，前任宰相早就实行很久了。更化刚开始，怎么能把从前不屑实行的事情拿来实行呢？”又因楮币谈及时政，说：“君子的同类虽然进用了，但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没有实行；小人的踪迹虽然被屏退了，但他们的内心还没有服从。” 真德秀病重将死，听说王迈的对策后，认为说得好。皇帝再次任用乔行简为宰相，有人传说史嵩之将重新被任用，王迈上密封奏章说：“天下的宰相，如果不和天下人共同谋划，必定是在冥冥之中有替他营造位置的人。况且前任宰相奸邪刻薄，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果重新任用他，君子就会被一网打尽了。”又说吴知古、陈洵益扰乱政事。在轮对时说：“君主不能欺骗上天，臣下不能欺骗君主；厚待权臣而薄待同宗兄弟，这是欺骗上天的明显表现。”王迈因被疏远而得以见到皇帝，胸中所想全都直说而无所隐瞒，皇帝因此变了脸色。言官弹劾王迈，说他议论边事超过实际。魏了翁在经筵侍讲，替皇帝说应当爱惜王迈的离去，于是改任漳州通判。举行禋祀时发生雷雨，王迈应诏上言：“上天和宁考对这些事情发怒已经很久了。沉溺酒色以致生病，妖艳美色损害本性；初秋十多天，长时间不处理政事，道路上的人忧虑疑惑，这就是上天和宁考发怒的原因。隐、刺二王的封国覆亡断绝，攸王、熹王却受到尊崇宠爱；纲常沦丧，法纪败坏；上面这样做，下面便跟着仿效；京城士卒和外地军队接连狂悖作乱，这就是上天和宁考发怒的原因。陛下不思考这些，却准备援用汉代发生灾异时免去三公的旧例；环顾朝廷，不知道要把此事交给谁。远道拜相崔与之，臣恐怕崔与之不能到任，政权又将归属他人；这正是世道盛衰、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 于是台官李大同说王迈结交真德秀、魏了翁和洪咨夔，以收取虚名，削去一秩并免职。蒋岘弹劾王迈先前的奏疏妄自议论伦理纲常，请求按“不应当说的话”治罪，削去二秩。过了很久，又任命他为赣州通判，改任福州、建康府、信州通判，他都没有赴任。淳祐改元，任吉州通判。右正言江万里把奏疏带到皇帝面前说：“王迈的才能实在可惜，如果不立即召用，将来会有年老而来不及任用的叹息。”皇帝认为有道理。但有人从中阻止，于是此事作罢。任邵武军知军。在任上，诏令因久旱征求意见，王迈通过驿站上奏七件事，把拆除龙翔宫、为济王立后列为首要事项。当时郑清之再次任宰相，以左司郎官的身份召他入朝，他竭力推辞。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他也推辞，改任侍右郎官，谏官焦炳炎论奏将他罢免。给予祠禄，去世后追赠司农少卿。王迈凭借学问和文章发迹，尤其熟悉世务。易祓告诫潭州人说：“这个人不可冒犯。”他夺回势家冒占的数百亩田地，归还给百姓。李宗勉曾经论奏王迈，但王迈评论近代宰辅时，谈到李宗勉，总说他是“贤相”。徐清叟曾和王迈有言语冲突，王迈晚年应诏时，却说徐清叟有民望，可以任用。世人都佩服他的公正。史弥巩，字南叔，是史弥远的堂弟。喜好学习，记忆力很强。绍熙四年，进入太学，升入上舍。当时史弥远掌握国政，史弥巩因是其亲属，不能参加考试，受到压抑，滞留十年。嘉定十年，才考中进士。当时李□开设鄂州帅府，知道史弥巩持论正直不阿，便征召他任幕府咨议。寿昌戍卒违犯法纪，主将想把制造混乱的人全部杀掉，史弥巩于是请求只杀首倡的一人，军心因此感服。改任溧水县知县，首先严格整顿学校教育。端平初年，入朝任监都进奏院。转对时，上奏论述君子、小人以及人才是否贤能的问题，又上奏论述保卫蜀地、守护长江的问题。嘉熙元年，都城发生火灾，史弥巩应诏上书，说应当修身反省而尚未做到的有五件事。又说：“天伦关系中的变故，世上谁会没有呢？陛下友爱兄弟的心也常常表现出来。洪咨夔之所以蒙受陛下特别的知遇，是因为他说霅川的变故不是济王的本心，济王之死也不是陛下的本心；他的话深深契合圣心。何况济王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兄长，却使他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安葬于地下，难道不会损伤和气、招来灾异吗？其中确实有蒙蔽遮掩、把持权柄的原因。”

译出任江东提点刑狱。那年大旱，饶州、信州、南康三郡发生严重饥荒。他认为赈济灾荒关键在于用对人，于是把各户分为五等：甲、乙按等级出售粮食，丙等自给，丁等买粮，戊等救济，共使一百一十四万多人口得以存活。徽州休宁县有三十多个淮地流民，手持武器抢劫财物。捕获后，法曹认为他们没有伤人，便按较轻罪名论处。史弥巩说：“持兵器作盗，宽免他们，这是助长盗贼。”于是按情节较重者处死数人，全道因此安宁。饶州兵籍人数超过实际编制，军需供应难以为继，他请求裁汰冗兵。命令下达后，各营门大声喧闹。他便召集各营校官说：“裁汰不当的，允许自行陈述；胆敢喧哗的处斩。”众人都叩头请罪，各营于是安静下来，军粮俸给也大为节省。召入任司封郎中，因为兄长史弥远的儿子史嵩之入相，便以有嫌疑为由请求主管祠观，遂以直华文阁身份任婺州知州。当时他已经七十岁，又请求主管祠观，任提举崇禧观。居乡时闭口不谈时事。去世时八十岁。真德秀曾说：“史南叔三十年没有登史弥远的门；未做官时，史弥远就压制他的理想，做官后又排斥他。他如此清白不受污染，竟到了这种地步。” 有五个儿子，长子史肯之最终任刑部郎官；史能之、史有之、史胄之都考中进士。TV肯之的儿子史蒙卿，咸淳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江阴军教授，早年曾从色川阳恪学习，学问广博，著书立说，一概以朱熹为准则。陈埙，字和仲，庆元府鄞县人。他的祖父陈叔平与同郡的楼钥友善，去世后，楼钥为他痛哭。陈埙当时只有四岁，出来作揖，举止像成年人。楼钥指着盘中的银杏让他作对，陈埙随声答道：“金桃。”楼钥问他依据什么，陈埙回答说杜甫诗中有“鹦鹉啄金桃”。楼钥惊异地说：“亡友并没有死啊。”长大后，他向刘著学习《周官》，片刻之间便能写成数千上百字的文章。参加江东转运司考试，名列第一；再考礼部，又名列第一。嘉定十年，考中进士。调任黄州教授。父亲去世，他因哀伤而身体消瘦，于是考察古代礼制，按时举行祭祀，实行仪制并制作祭器。忽然叹息说：“世俗的学问不值得学习。”于是拜杨简为师，刻苦攻读，吃粗淡的食物，昼夜不懈怠。服丧期满后，史弥远主持国政，对他说：“省元是数千人中的第一名，状元是百人中的第一名，而所受恩典和待遇超过常等，何不让省元首次授任堂除教授，从你开始呢？”陈埙谢绝说：“朝廷的议论正盛，若从我开始，恐怕不会引起嫌疑吗？”于是径直由吏部注授处州教授而离开，士人舆论都推重他。理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陈埙上密封奏章说：“君上有忧患危惧之心，臣下有安定太平的气象，这是世道兴隆的原因；君上有安逸太平之心，臣下却有忧患危惧的气象，这是世道败坏的原因。所以替天下忧虑，快乐就会随之而来；把天下当作快乐，忧患就会随之而来。拥有天下的人，只在于善于审察忧患与安乐的关键而已。如今的弊病，没有比人心不和、纲纪不振、风俗不淳更大的了，国家衰敝、人心偷安，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愿陛下用正道涵养人心，用实际行动激励人心，用明察治理，用果断决断。”从此，陈埙直言敢谏的声名开始闻于天下。他与郡守高似孙不合，离职回家奉养母亲。召任太学录，过了一年才到任。轮流奏对时，他说：“天道没有亲疏，民心难以保持。日月不断流逝，时机不会停留。开始时锐意进取，久而久之就会懈怠；开始时明察，久而久之就会昏暗。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功，是盛大的志向，但不能因此辜负有所作为的志向；遵循涵养、等待时机，是极高的德行，但不能因此失去乘时而动的机会。”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太学博士，主管宗正寺簿。都城发生火灾，陈埙步行前往玉牒所，把玉牒全部藏入石室。诏令给他升官，他不接受。他应诏进言说，面对上天异常的震怒，应当有异常的举动，并逐条陈述导致灾祸的原因。又有吴潜、汪泰亨上书给史弥远，请求纠正冯榯、王虎救火不尽力的罪责，并施行对临安府知府林介、两浙转运使赵汝惮的处罚。人人都称赞他们有胆气。升任太常博士，只有他为袁燮议定谥号，其他人都搁笔不议，于是叹道：“周幽王、周厉王的谥号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更改；谥号有美有恶，难道能同谀墓相比吗？”适逢朱端常的儿子请求为父亲定谥，陈埙说：“朱端常任台谏时就驱逐善类，任藩镇长官时又专门刻剥百姓，应该给他恶谥，用来警戒后人。”于是定谥为“荣愿”。议案提出后，宰相以下的人都肃然变色。考功郎陈耆再次审议，宦官陈洵益也想改谥，陈埙始终不答应。李全在楚州怀有异心，陈埙写信告诉史弥远：“应当痛切地加以警戒和悔悟，以挽回众人的心；及早依法正罪，以整肃权力和纲纪；明确赏罚升黜，以整饬政体。”史弥远没有采纳。不久，贾贵妃入宫，陈埙又进言：“请除去君主身边以蛊惑媚惑为事的人，以端正君德；顺从天下的公论，以刷新各项政务。”史弥远召陈埙询问说：“我的外甥大概是喜欢求名吧？”陈埙说：“喜欢求名，是孟子所不取的。向三代以前求取士人，唯恐他们喜欢求名；向三代以后求取士人，唯恐他们不喜欢求名。”他极力请求离任，添差嘉兴府通判。史弥远去世后，召任枢密院编修官。入宫奏对时，首先说：“天下的安危在于宰相。南渡以来，多次失去机会。秦桧死后，任用的不过是万俟禼、沈该罢了；韩侂胄死后，任用的是史弥远。这是今天应当谨慎对待的事。”又说：“内廷应当严格限制宦官，外廷应当严格选择台谏官。”于是陈洵益暗中陷害他，监察御史王定弹劾陈埙，他出任常州知州，改任衢州知州。

译盗贼准备择日从漈坑出发，沿江山县向东进发。陈埙捕获侦探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和酒，劝告他们说：“你们不做良民而做劫盗，不从事耕作而玩弄兵器。今天给你们牛肉和酒，希望你们改行；否则杀无赦。”于是每天自首的有一百多人，献出武器的给予重赏，盗贼终于溃散。改任提点都大坑冶，调任福建转运判官。侍御史蒋岘常与他讨论《中庸》，意见不合，又弹劾他。任主管崇道观。过了一年，升任浙西提点刑狱。那年大旱，盗贼兴起，他捕杀盗贼，盗贼害怕而迁走。安吉州俞垓与宰相李宗勉联姻，仗势贪赃，陈埙亲自前往审查。弓手戴福因捕获潘丙有功而任副尉，李宗勉倚重他为心腹；他横行霸道、贪婪残害百姓，陈埙到任后，戴福听到风声便逃走。陈埙写信给李宗勉说：“我治理戴福，是为了报答丞相。” 传闻中说他实际上逃到丞相那里去了；贤能的辅弼不应有这样的事。李宗勉回信说：“戴福罪恶累累，没有您不能惩治他。宗勉虽不才，也不敢包庇奸凶，只请您留意。”等到在豫章捕获戴福，众人都想杀他，陈埙说：“如果这样做，就是滥用刑罚。”于是给他刺字，在市场上示众，再把他囚禁在监狱中。以吏部侍郎身份被召入，后来任国子司业，学生们都互相庆贺，认为得到了一位好老师。不久，兼任玉牒检讨、国史编修、实录修撰，于是辞去兼任史馆的职务。他逐条陈述国土日益缩小、百姓生活艰苦、国计匮乏的情况，说：“既然平时没有经营挽救的谋划，就只有感动人心、转变局势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必定有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恢复此心的妙用。”又说：“处于安泰而安逸享乐的人，有因习惯安逸而招致危乱的道理；因艰危而能够警惧的人，有考虑危难、谋求安定的机会。明确任用和罢黜，以振作纲纪；亲自实行节俭，以裁减冗滥；排斥奸邪妄人，以激励将士；抑制贵戚近臣，以宽减粮价；团结乡社，以防备盗贼突然发生；罢除无益的增建，以培植根本。如今任用混乱，香草和臭草同放在一个器皿中，于是使贤能之人以与他们同列为耻。”谏议大夫金渊看到后大怒。陈埙请求补任外官，没有获准；又辞免和籴转官的赏赐，也没有获准。任温州知州，还未赴任，便因言论获罪罢职。陈埙居家时，常在泉石之间自得其乐，四方学者接踵而来。他轻视钱财而急于行义，明白通达，说出一句话，终身都能兑现。忽然卧病，告诫儿子抽取书架上的书来占卜，得到《吕祖谦文集》，其中《墓志》说：“吕祖谦生于丁巳年，死于辛丑年。”陈埙说：“奇怪啊！我生于庆元丁巳年，今年正是辛丑年，到这里正好一甲子。我大概要死了！” 他的儿子陈蒙十八岁时，上书万言议论国事。吴子良认为他奇异出众，便把女儿嫁给他。任太府寺主簿。入宫奏对时，极力陈述贾似道任宰相时国政的缺失，奏文很多，这里不全记录。任淮东总领时，贾似道诬陷他贪污，贬为建昌军簿，并抄没他的家产，家中只剩一条青毡。德祐初年，礼部侍郎李珏请求让他以便宜方式安置，朝廷以刑部侍郎召他，他没有赴任，后来去世。赵与TP，字德渊，宋太祖的第十世孙，居住在湖州。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差遣主管官告院、将作监主簿，差任嘉兴府知府，升任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不久任都官郎官，加直宝章阁、两浙转运判官。升焕章阁、庆元府知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授司农少卿，仍兼任庆元府知府和沿海制置副使。升任浙西提点刑狱，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任司农卿兼临安府知府，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代理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代理兵部侍郎，升户部侍郎，代理户部尚书，当时暂兼吏部尚书，不久正式任职，兼户部尚书，当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仍旧兼任临安府知府。因与执政大臣同受恩泽，加资政殿大学士。以观文殿学士身份任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任平江府知府兼淮、浙发运使，当时暂兼代理浙西提点刑狱；授沿江制置使，任建康府知府、江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事务。当时暂兼代理扬州知府、两淮安抚制置使，改兼扬州知府，不久兼任镇江府知府，兼淮东总领，提举洞霄宫；又任淮、浙发运使，差任平江府知府，特加转两官后退休。景定元年八月去世，特赠少师。赵与TP所到之处都把聚敛财利放在首位，几乎成了专事搜刮的臣子。李大同，字从仲，婺州东阳人。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历任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授右正言兼侍讲。他上疏说：“赵、冀分野出现荧惑侵犯填星的变异，那么我军出兵，难道没有应当长远考虑、再三顾念的地方吗？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把星象看作小小的异常而有所忽视。一句话、一件事，一项政令、一件政务，都必须设法感通上天之心、消除灾变。至于进兵攻讨，更应谨慎慎重。”升任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兼权侍立修注官，升起居郎，任殿中侍御史，代理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选任吏部侍郎，升工部尚书，以宝谟阁直学士身份任平江府知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他请求退休，未获准，后来在家中去世。黄TU，字子耕，隆兴分宁人。曾跟随郭雍、朱熹学习，朱熹对他寄予厚望；黄TU也以弘道自任，反复讨论辨析，直到没有疑问才停止。考中太学进士，任瑞昌主簿，监文思院，任卢阳县知县。五溪獠人强悍凶猛，黄TU作诗劝谕他们，獠人感动喜悦，有公事没有人敢违抗。任处州通判时，经制司、总制司名义上有定额却没有钱，俗称“殿最纲”。黄TU把十年中应缴的赋税合并计算，斟酌征取，停止追究拖欠，使钱额均等，唯独因政绩最优而闻名。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军器监丞，一年多中连续升迁三次，黄TU却不感到快乐。一次偶然经过西湖，他感慨地说：“我过去在南山、北山时，一水一石没有不亲自题评的，如今却再也没有兴味了，这是为什么呢？”

译请求调任外地，任台州知州。谢良佐的子孙居住在台州的，已经流离失所，黄TU到民间寻找他们，收留并教育他们。他日夜勤苦，先劝导后禁止，诉讼文书大为减少，郡中称为治理得好。创设济粜仓、抵当库；为安葬那些寄居在外、暴露于野的百姓，制作棺材一千五百具；设置养济院，又创办安济坊安置患病囚徒。这些机构都有自有的本钱，因此能够持续不废。所以叶适说黄TU所制定的条目、所兴办的设施，把忧虑百姓看得如同忧虑自己的家人。升任袁州知州，因堂弟去世哭得过于悲痛，得病而死。著有《复斋集》。杨大异，字同伯，是唐代天平节度使杨汉公的后代。他的十世祖杨祥为躲避战乱迁到醴陵，于是定居在那里。杨祥侍奉父母孝顺，父母去世后悲伤毁瘠，眼泪流尽便继之以血，终身守墓，出现白芝、白乌、白兔等祥瑞。事情上报朝廷，朝廷褒奖他，封为至孝公，赐给木材树植在墓道两旁，以表彰他的孝行。杨大异跟随胡宏学习《春秋》的大义。考中嘉定十三年进士。授衡阳主簿，有惠民政绩。任龙泉县尉，代理县令。正逢年成饥荒，提刑司派官吏到县里和籴二万石米，米价顿时上涨，百姓缺粮，杨大异立即把提刑司收购的米按原价发卖，百姓非常感激他。提刑赵与TP大怒，搜求他的罪过却没有找到，便以违抗命令论罪，把他调任安远县尉。县里有山洞盗贼扰乱百姓，官兵多次征讨，多年都未能捕获，便下文书命杨大异前去处理。杨大异只带一个仆人，背着告身随行，乘轿进入贼寇山洞，传呼县尉到来。盗贼拔刀列阵迎接，他慢慢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都伏地叩头，愿意改过自新。杨大异留下告身作为人质，与几名首领一同出来投降。因功受赏，升任吉州户曹，改任广西经干，又因平息盗乱受赏，授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北方军队进入成都，杨大异跟随制置使丁黼巷战，军队失败，身上中了数处创伤而死，全家都遭难。第二天清晨，他的部下偷偷前去埋葬他，杨大异又苏醒过来，部下背着他逃走，因此得以免死。升任朝奉郎，治理石门县，随后授任溧阳通判，代理州务，都有惠民政绩。离任那天，老人和孩子攀着他号哭挽留，杨大异换了衣服悄悄离开。升任登闻鼓院知院，迁大理寺丞，平反冤狱七起。召入奏对时，极力陈述时政得失，触犯宰相意旨，出任澧州知州。理宗说：“这是在四川为节义而死、后来复生的杨大异吗？议论政事切中要害，是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快就把他调出去了？”有人回答说：“这个人尤其擅长治理百姓。”皇帝命他兼任节度使和庾事，升任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当时常平司的欠款堆积如山，官吏用刑具拘系百姓追讨，奸弊层出不穷。杨大异与他们约定期限，全部释放遣返；欠款者按期缴清，官吏便无从容纳奸邪。访问张九龄在曲江的故居，建造相江书院来祭祀张九龄。改任提点广西刑狱，兼管漕司、庾司两职，所到之处奸吏屏息，盗贼绝迹。凡是能够为百姓兴利除害的事，他一定上奏施行。又建宣成书院，祭祀张栻、吕祖谦。广海地区方圆数千里，路不拾遗，考核政绩列为最优。不到六十岁便请求退休，未获准；四次上奏后，授秘阁修撰、太中大夫，提举崇禧观，封醴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回到家乡居住，与普通居民没有区别；学者跟随他学习，他谆谆讲授，和他们共同阐明经义，条分缕析地讨论理学。享受祠禄二十四年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儿子杨霆、杨霖。杨霆列在《忠义传》中。史臣评论说：正直的言论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消亡。徐范对于韩侂胄，吴泳、李韶、王迈对于史氏，都能不屈不挠，正色直言。至于史弥巩是史弥远的弟弟，陈埙是史弥远的外甥，却没有因为私人亲属关系而废弃天下的公论。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吗？赵与TP任职升迁最久，却甘愿做搜刮聚敛的臣子。李大同因为同乡乔行简做宰相，便推荐起用他。黄TU出仕后，把体恤百姓、尊重贤才作为急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杨大异的节操义行如此突出，他的善政应当著名于世。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陆持之、徐鹿卿、赵逢龙、赵汝腾、孙梦观、洪天锡、黄师雍、徐元杰、孙子秀、李伯玉 陆持之，字伯微，是荆门军知军陆九渊的儿子。七岁就能写文章。陆九渊在象山之上授徒，学生有几百人；有人不能通晓，陆持之便为他们详细阐释。荆门郡治发生火灾，陆持之在仓促之间指挥安排，事情都合乎法度，陆九渊因此器重他。韩侂胄将要用兵，陆持之忧虑时局的动荡，于是遍访当时的贤才，准备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他在九江见到徐谊，当时正商议防守长江，陆持之请求选择僚属考察地形：哪里险要可以防守，哪里平易可以交战，哪里狭窄可以设伏，不要只想着凭借长江防守。他详细说道：“自古以来兴办事业、创建功业，如果没有学问辅助，往往都把血气的盛衰当作锐意进取或懈怠的原因。所以三国、两晋的诸位贤人，大多在壮年成就功名。您经历的天下事变已经很多了，却还没有办成一件事，早晚思考，利害得失先已进入心中，我担心您做起来会很困难。”徐谊听后怅然。陆持之又到鄂州拜访薛叔似、项安世，到荆州拜访吴猎，他们争相想把他留下，不久他都辞谢后归家。著书十篇，名为《戆说》。嘉定三年，参加江西转运司预选，常平使袁燮向朝廷推荐他，说陆持之的议论不是空话，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依靠。朝廷没有答复。豫章修建东湖书院，连帅用书信和礼物强行起用陆持之，让他主持书院。嘉定十六年，宁宗特地下诏命陆持之到秘书省读书，他坚决推辞，未能获准。到任后，又下诏以迪功郎身份进入秘书省，他请求归去，未获准。理宗即位，转任修职郎，差任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因病请求退休，特命改授通直郎。著有《易提纲》《诸经杂说》。徐鹿卿，字德夫，隆兴丰城人。广泛通晓经史，以文学闻名乡里，后辈争相拜他为师。嘉定十六年参加廷试进士，有司把他的策论评为第二，详定官因为他的文章直率而压低名次，但仍列为第十名。调任南安军学教授。张九成曾因坚持正道被贬居此地，徐鹿卿搜集他的言论和事迹，刻在学校里用来训导学生。在此之前，周惇颐、程颢以及他的弟弟程颐都曾在这里讲学，徐鹿卿发扬他们的教诲，因此义理之学又重新彰明。他制定培养士人的纲要条文。学田多在溪峒地区，过去征收没有定额，农民深受其苦，徐鹿卿加以安抚救济，因此没有拖欠租税的人。后来盗贼兴起，环城房屋都被毁坏，只有学校幸免，盗贼说：“这里没有妨碍过我。”

译被征召任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适逢汀州、邵州盗寇兴起，徐鹿卿参与谋划防御，行动总能抓住时机。躲避盗寇进入城中的百姓，他用多种办法赈济，救活了很多人。郡中多次发生火灾，他救护得法。适逢都城发生火灾，徐鹿卿应诏上密封奏章，说积累的阴气达到极点，其征兆就是火灾，尤其切实地指出迷惑宠臣、沉溺燕私、任用小人三件事。真德秀称赞他气度平和、论议正直，有忧国爱民的诚心。改任尤溪县知县。真德秀镇守泉州时，征召他任南安县令，徐鹿卿以不便奉养老母为由辞谢。真德秀说：“道义相同、志趣相合，正可以拯救百姓，为什么害怕不来呢？”徐鹿卿入内禀告母亲，母亲欣然答应。到任后，首先罢除没有名目的科敛，核明户籍，革除预借，疏通积压的事务，申达冤屈，县里因此大治。真德秀不久任福建帅臣，上疏列举他的政绩，以此劝勉各县。遇到饥荒时，他处置有法，富户乐于分财，百姓没有因饥荒死亡或迁徙。政绩考核为最优，命他赴都堂接受审察。因母亲去世离任。诏令他服丧期满后赴枢密院禀报议事。他首先谈到边防事务和楮币。主管官告院，任诸司审计司干办公事。前宰相的儿子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享受祠禄，又兼任司农少卿，负责米麦事务，徐鹿卿说：“怎么能为了一个人破坏既成的法令？”对方坚持不同意。升任国子监主簿。入宫奏对，陈述六件事：“洗除凡俗鄙陋以兴办功业，明确赏罚劝惩以收回君主权柄，清理班次、显明名次以储备实干人才，重视藩镇辅弼以屏蔽都邑，任用闽、越水军以防守海疆，合并东南全部力量以守卫长江。”皇上都赞许并采纳。改任枢密院编修官，代理右司，参与谋划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两府事务，沟通协调而又遵守法度。适逢右史方大琮、编修刘克庄、正字王迈因议论政事被贬，徐鹿卿赠诗给他们，言官连同弹劾徐鹿卿，太学学生作《四贤诗》。任建昌军知军，还未赴任，崇教、龙会两保与建黎原、铁城的百姓结怨交战，徐鹿卿飞驰写信劝谕，他们便收敛行动听从命令。到任后，减轻赋税，禁止搜刮。裁汰贪赃和滥用职权者，抑制豪强，救恤寡弱，给奸猾的吏员刺字，训练戍守士兵，创建百丈砦，选任兵官，修筑属县城池，治理政绩大为显著，田野乡里都歌颂他。督府横征秋苗斛面，建昌被摊派五千斛米。徐鹿卿争辩说：“我这个守臣可以离任，米却不能交。”百姓害怕失去徐鹿卿，请求缴纳这批米来共同承担。徐鹿卿说：“百姓替我这个守臣考虑，当然很好；难道我这个守臣就不替百姓考虑吗？”最终争取免除了这项征收。召他赴行在，临行前，南丰发生盗乱，他捕杀盗首二十人，其余一概不追究。升任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宫奏对，极力陈述时政弊病。改任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徐鹿卿又陈述当时宰相并任过多的弊病。宰相用好听的话诱使他，退朝后对人说：“这是要把我笼络住，我不能成为宰相的私人。”言官借其他事情诋毁徐鹿卿，他被任为主管云台观。过了一个月，起用为江东转运判官。那年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事，留守别之杰忌讳不问，徐鹿卿命令掩捕吃人的人，在市场上处死。又上奏请求像真德秀任漕司时那样拨钱赈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拿出本司积存的三千多石米，减半价出售；又降低抵当库利息，拿出一万七千多缗钱发给贫民，劝居民收养遗弃的婴儿，每天供应钱米，救活了数百人。举行宴会聚集宾客时不用音乐。适逢岳珂镇守当涂，主持茶盐事务，自称是在兴利，横征暴敛的办法层出不穷，商旅无法通行，国家的财政反而比原来更加困窘。朝廷命徐鹿卿核查此事，官吏争相逃匿。徐鹿卿放宽期限，亲自查考，终于全部查明实情。岳珂任用贪婪刻薄的官吏，开放告发之门来欺罔百姓，没收他们的财产；百姓李士贤有稻米二千石，被囚禁了半年。徐鹿卿把这些人全部释放，并劝他们把余下的财物分给别人，他们都感动流泪地听从命令。岳珂被罢职后，徐鹿卿兼领太平州事务，仍暂时提举茶盐事务。他放宽苛刻的征收，免除米石、芜湖两务的芦税。江东各郡飞蝗遮天蔽日，进入当涂境内，徐鹿卿焚香默祷，忽然大风刮起，蝗虫全都飞过淮河。别之杰暗中请求把徐鹿卿调任浙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兼提举常平。徐鹿卿进言要求废除浮盐经界和硷地，先拆除宰相家所修筑的设施；前来逮捕的人自称：“我是相府的人。”徐鹿卿说：“执行法律必须从权贵近臣开始。”最终仍依法论罪。宰相史弥远的弟弟任温州通判，贪图韩世忠家的珍宝玩物，抄没其家，徐鹿卿上奏请求削夺他的官职。起初，徐鹿卿发布文书，命衢州推官冯惟说审理婺州案件。冯惟说一向廉洁公正，到任后辨明曲直，释放长期被拘禁的人。豪门大族不满他这样做，恰好有同乡身居言路，便指使人弹劾冯惟说。州府索要印纸，冯惟说笑道：“这样还可以做官吗？”于是自己在印纸上题诗后离去。衢州郑逢辰因错误荐举，徐鹿卿认为委派使者不当，便与他相继自我弹劾，并且一同唱和他的诗。御史兼任两职，弹劾二人将他们罢免。徐鹿卿任泉州知州时，改任赣州知州，都辞谢不就。升任浙西提点刑狱、江淮都大坑冶，都因病坚决辞谢，于是任主管玉局观。等到召回，又辞谢，改任直宝章阁、宁国府知府，提举江东常平，又辞谢。淳祐三年，以右司身份被召，仍然辞谢。丞相杜范写信给他说：“正直之道不被容纳，使人击节叹息。您不出仕，难道是因为冯惟说的缘故吗？冯惟说将要得到诏命了。”徐鹿卿这才出仕。升任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宫奏对，请求确定国本、端正纲纪、建立规模，说：“时局多艰，人心容易动摇，既没有独力担当重任的大臣，也没有守节仗义的士人，希望早日决定大计。”皇上赞许并采纳。兼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崇政殿说书。过了一年，兼权吏部侍郎。当时有人主张让执政大臣分别治理军政和财政，徐鹿卿坚持认为不可。因病请求主管祠观，升任右文殿修撰、平江府知府兼发运副使。他极力请求主管祠观，皇上告谕丞相挽留他。召任代理兵部侍郎，他坚决辞谢，皇上命丞相写信招请他，徐鹿卿到任后，又极力论说君子与小人，切合当世事务。兼任国子祭酒、代理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讲、代理给事中。徐鹿卿说：“琐闼之职没有什么不应当过问的，近年来诏令下达，给事中、中书舍人却不能知晓，请恢复旧制。”皇上听从了。皇上对徐鹿卿的宠信礼遇很深，但忌恨他的人也逐渐增多。有人撰写伪造的奏疏，假托徐鹿卿之名传播，历数诋毁宰相直到百官，徐鹿卿起初并不知道，后来便在皇上面前极力辨明，因而请求离去。皇上说：“你离去，就中了奸人的计了。”命临安府根究逮捕，案件牵连权势人物，最终没有审结。升任礼部侍郎。多次上疏请求告老，授宝章阁待制、宁国府知府；而请求退休的奏疏上了五次，皇上都不准，改任提举鸿禧观，于是退休，升任华文阁待制。去世后，遗表上达，追赠四级官职。

译徐鹿卿居家孝顺友爱，不把喜怒表现在脸上，恩怨都能消除，宗族乡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做官廉洁节俭、清峻严正，丝毫不妄取财物，只有一间屋子勉强遮蔽风雨。著有《泉谷文集》、奏议、讲义、《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亲手编纂《汉唐文类》《文苑菁华》，谥号清正。赵逢龙，字应甫，庆元府鄞县人。刻苦自我修养，学问广博而纯正扎实。考中嘉定十六年进士。授国子正、太学博士，历任兴国、信、衢、衡、袁五州知州，提举广东、湖南、福建常平。每到任所，有司按惯例设置供帐，他都命令撤去，每天只准备蔬菜饭食，坐在公署里，事情送到便当面询问审理。治理政务以宽恕为主，安抚劝谕恳切，总以天理和民间伦理相告诫，百姓因此不忍欺骗他。任官时除了常规俸禄，丝毫不取。百姓有拖欠赋税的，他都替他们代为缴纳。尤其用心于赈荒，把余 surplus 作为平价购粮的本钱。升任将作监，授宗正少卿兼侍讲。凡是道德、性命的深意，礼乐、刑政的事务，他都一条条向皇上陈述。上疏很多，稿子全部焚毁丢弃。八十八岁时在家中去世。赵逢龙居家讲论道理，四方来跟随他游学的人都成为显贵公卿和知名士人。丞相叶梦鼎出任庆元府判官，行弟子礼，常说老师的门庭狭小简陋，想买下邻居的房屋来扩建。赵逢龙说：“邻里原本相安无事，一旦惊扰他们，他们即使勉强听从，我心里难道能没有惭愧吗？”赵逢龙少有嗜好欲望，不喜欢声名，任职升迁多年，淡泊得不知道富贵的滋味。有人问他怎样给后代留下财富，赵逢龙笑道：“我担忧子孙的学问和品行不能进步，不担忧他们挨饿受冻。” 赵汝腾，字茂实，是宗室子弟，居住在福州。宝庆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差遣主管礼部、兵部架阁，升任籍田令，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不久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轮流奏对时，说节省费用应当先从皇帝车舆和宫廷内廷开始。兼任玉牒所检讨官，以直焕章阁身份任温州知州，升直徽猷阁、江东提点刑狱，又升直宝文阁，差任婺州知州。召入朝廷，升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升起居郎，当时暂兼代理吏部侍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讲，升吏部侍郎兼侍讲，代理工部尚书兼代理中书舍人，都兼同修撰，因左司谏陈垓弹劾而罢职。召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入宫奏报说：“前后那些奸邪谄媚的臣子，伤害善人、排斥贤者，自己取得高官要职，这对陛下有什么好处，却严重损害圣德。那些专讲兴利的臣子，东挪西凑，顺从宫禁，满足自己像沟壑一样永不知足的欲望，这对陛下有什么好处，却严重伤害国家根本。这样，陛下偏爱、私下施惠于群小的心意，就可以停止了。” 又说：“陛下有任用君子的名声，却没有真正任用君子的实际。” 兼任直学士院，授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辞职回到故乡，多次召用，极力辞谢；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召到朝廷，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翰林学士承旨，任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知州，又任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兼翰林学士承旨。景定二年去世，遗表上呈，特赠四级官职。孙梦观，字守叔，庆元府慈溪人。宝庆二年考中进士。调任桂阳军教授、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任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任武学谕。轮流奏对时说：“君主不容许自己有所畏惧，尤其不容许自己有所玩忽。畏惧，就会有话也不能容忍；玩忽，即使容忍了臣下的话，也不能采用。”他极力请求外任，添差严州通判，主管崇道观；召任武学博士、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任嘉兴府知府，仍按原班兼右司郎官、将作监。转对时极力进言：“从来没有听说风宪之地有十八份奏疏攻击一个人而不能动其分毫；封驳机构也没有听说有三名中书舍人不肯起草诏制。治道不明，法令和守法之臣更加混乱，天下的权力将有所寄托，反而会产生把权柄倒拿在手中的祸患。”当权者更加不悦。出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改任宁国府知府。免除拖欠，减轻赋税，把没有定额的额外收入全部登记入公库。户部派官督促赋税，急如星火，全郡惊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孙梦观说：“我宁可交还官职离去，也不能留任而使百姓受苦。”极力请求主管祠观，并准备以府印文书命令所派官员离开；所派官员听到后，连夜逃走。后来孙梦观离开宁国，人们谈起他都为之流泪。丞相董槐召他回朝，皇帝问江东的廉吏，董槐首先以孙梦观回答。皇帝很高兴，于是升任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轮流奏对时说：“如今内外的臣子，都依仗陛下来满足各自的私欲，唯独陛下自己没有可以依仗的东西，实在令人寒心！”又说：“郡国应当替百姓打算，朝廷应当替郡国打算。请命令大臣，对于从前主管财政的臣子夺取州县利益、归入版曹的财物，重新归还所属州县，这样郡国或许能得到一分宽裕，百姓也能受到一分恩惠。”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升任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他八次上章辞免，因监察御史吴燧弹劾而罢职，任直龙图阁并主管祠观，授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刚到任，便又召任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代理吏部侍郎。他奏报政事、抗直论辩更加激切，指出宠信贿赂彰显、仁人贤者离世、货财偏聚等问题，并说：“在更换宰相以前，弊政本来就不少；更换宰相以后，弊政仍然照旧。”朝廷中的士人都为他担忧。孙梦观说：“我以平民身份蒙受皇上的恩宠到这个地步，即使献出生命也无法报答，至于利害得失不是我所考虑的。” 他极力请求调任外地，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建宁府知府。免除租税，减少刑罚，郡人徐清叟、蔡抗认为他有古代循吏的风范。百姓中有个叫梦从的人，人数很多，迎接山神祭祀，出来一看，原来是孙梦观。不久孙梦观得病，口授遗表，仍不忘规劝谏诤，随即去世。皇帝悲悼惋惜了很久，赙赠银帛三百。孙梦观外表谦退，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但凡是义理上应当做的事，他都奋勇向前。他居住在几间破屋里，穿布衣，吃粗食，却十分看重名节。

译洪天锡，字君畴，泉州晋江人。宝庆二年考中进士。授广州司法参军。长官盛气凌人地对待属官，洪天锡多次加以纠正。遭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调任潮州司理参军。权势之家夺占百姓田地，天赐向太守进言，太守将田地归还百姓。帅方大琮征召他任真州判官，留在幕府中。改任秩官，知古田县。举行乡饮酒礼。古田县事务繁剧，公文诉讼很多，天锡剖析裁决，没有留下难办的案件。有依仗王府势力杀人的人，他依法诛杀，毫不宽贷。调任建宁府通判。发生大水，他擅自打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升任诸司粮料院，授监察御史兼说书。他多次上疏说：“天下的祸患有三种：宦官、外戚和小人。”他弹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极力庇护厉文翁，天锡又说：“不斥退厉文翁，必将成为王府的祸害。”皇帝命吴燧再三向他宣谕，天锡竭力争辩，说：“受宠的权贵作奸犯科，根基盘结牢固，陛下却迟疑回护，不愿依法惩治，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张扬，法纪更加败坏。将来祸患形成，即使想治理，也来不及了。”皇帝又拿出亲笔诏札，让天锡改写奏疏，想亲自告诫约束他。天锡又说：“自古以来的奸人，即使有所凭借依仗，内心也未尝不害怕君主知道他们的罪恶。如果君主知道了却只停留在告诫约束上，那么他们凭借依仗的气焰反而会更加张扬，还不如君主不知道。”奏章上了五次，他出关等候获罪。诏令说两人已经改任，董宋臣另作处置。天锡说：“我留下，董宋臣就应离去；董宋臣留下，我就应当被斥退。希望尽早裁决。” 过了一个月，天上降下土雨，天锡认为这是异常灾变，竭力说明阴阳以及君子、小人所以能够分辨的道理，又指出修内司中危害百姓的事情。蜀中发生地震，浙、闽又发大水，他还说：“上下都贫困空乏，远近都怨恨忧患，只有贵戚和大宦官享受富贵罢了。让天下人都贫困并且怨恨，陛下难道能只同几十个人共享天下吗？”正好吴地百姓仲大论等人联名控诉董宋臣夺占他们的田地，天锡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可是御前提举所发文书说田地属于御庄，不应由御史台过问，仪鸾司也发文给常平司。天锡说：“御史的职责是为百姓洗雪冤屈，常平司的职责是均平差役；如果宦官能够控制这些事情，那么内外各台都可以废掉了，这还算国家有法纪吗？”于是再次弹劾董宋臣和卢允升，并逐条列举他们的罪恶，皇帝仍然极力庇护他们。天锡又说：“修内司不过是供应修缮营造罢了，近年动辄称作‘御前’。奸赃的老吏、被追捕的凶恶首领，只要把名字混入其中，有关部门就不敢动手；狡猾的人献计，凶暴的人助虐，辗转受到祸害的都是良民。希望不要让史官记载说：‘内司的横暴从今天开始。’奏疏上到六七次，最后请求归还御史印信，说：‘明君应当替后人除去祸害，不应留下祸患遗给后人。如今朝廷轻视给事中、舍人以及台谏，轻视各部门和府署，却唯独看重北司；一旦仓促有事，我实在害怕。’ 这些话虽然没有真正实行，但整个宋朝最终没有宦官能够窃取、玩弄君主的威权，都是天锡的力量；而天锡从此也离开朝廷了。改任大理少卿，又升任太常，他都没有接受任命。改任广东提点刑狱，他五次辞谢。第二年，起用为潭州知州，过了很久才到任。他收敛盗贼，尊崇先贤，过了一年多，境内大治。任直宝谟阁，升广东转运判官，审决疑难案件，弹劾贪官，治理财赋，都有法度。召任秘书监兼侍讲，他以耳聋为由辞谢；升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又辞谢。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读召用，他多次辞谢，皇帝不准；在赴任途中，监察御史张桂弹劾他，使他被罢免。于是他上疏列举自己想要答对、却关系百姓疾苦的五件事：公田、关子、银纲、盐钞、赋役。又说：“朝廷上没有令人严肃畏惧的士大夫，凭什么制止奸邪的谋划？遇到事情没有敢于进谏的大臣，凭什么面对国家大节？人才稀少，精神风采消沉软弱，隐退懒惰、爱惜自身的人多，忘却自身、奉行国事的人少。”升任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任潭州，他都竭力辞谢。又过了一年，改任福建安抚使，他竭力辞谢，皇帝不准。亭户中有人因买盐而家破身亡，天锡首先废除了这种做法，百姓举行佛事来报答他。停止荔枝贡。召任刑部尚书，诏令宪司、守臣催促他上路，天天不间断，他始终不起行。过了很久，升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皇帝三次下御札催促，他又竭力辞谢。过了一年多，升华文阁直学士，仍主管原来的宫观，不久退休，加端明殿学士，转升一官。他病危时，起草遗表来规劝君主和宰相。皇帝震惊悲悼，特赠正议大夫，谥号文毅。天锡的言语行动都有准则，任官清正耿介，遇到事情，是非不能被扭曲改变。他所著有奏议、《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祀辑略》、《味言发墨》和《阳岩文集》。黄师雍，字子敬，福州人。年轻时跟随黄斡学习。进入太学。宝庆二年，考中进士。诏令任楚州属官。他身处盗贼持刀冲击之中，不害怕，也不畏缩。李全谋反的迹象已经暴露，师雍秘密联络忠义军别部都统时青谋划对付他，计划泄露后，李全杀了时青，师雍不为之动摇，李全也没有加害他。任期届满，朝廷商议要特别褒奖他；师雍以出自史弥远门下为耻，不去拜见史弥远。调任婺州教授，学校政务完全以吕祖谦为榜样。李完勉、赵必愿、赵汝谈都推荐他。师雍仰慕徐侨有清正声望，想去拜见他，恰逢徐侨接到召命，师雍说：“现在不能去了。”徐侨听说后认为他贤能，到了朝廷，把他的学问第一等的名声上报。宗勉在政府任职，竭力向丞相乔行简称说此事，乔行简已经答应在朝廷任用他。师雍写信拜见乔行简，劝他归老，乔行简很不高兴，宗勉的请求于是被搁置了。

译任遂之龙溪县知县，转运使王伯大把他治理县邑成绩最优的情况上报。乔行简被罢职后，宗勉与史嵩之一同入朝为相，召师雍来审察任用；师雍将到时，宗勉去世了。史嵩之延请师雍，暗中表示想与他亲近，师雍不接受；又调任粮料院，史嵩之说：“粮料院与相府距离很近，正好可以相处。”师雍也不接受。史嵩之独掌相权后，权势逐渐盛大，上下都害怕惹祸，没有人揭发他的奸邪。博士刘应起首先上疏论劾史嵩之，皇帝醒悟，想驱逐史嵩之。师雍与刘应起友善，因此史嵩之怀疑是师雍在背后支持他，便暗示御史梅杞攻击师雍。师雍被差遣为兴化军知军，不久又夺去这一任命，改任邵武军知军。刘应起任监察御史后，师雍升任宗正寺簿，不久也授任监察御史。他首先上疏削夺金渊的官阶，遣送外地居住。又两次上疏斥责赵纶、项容孙、史肯之。史嵩之服丧期满后，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同上疏请求流放斥退他，师雍也上疏列举他的罪状，皇帝醒悟，当天就下诏命史嵩之退休。权直舍人院刘克庄封还诏书草稿，请求依照宰臣离开朝廷的旧例，给史嵩之加贴职，于是史嵩之以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学士的身份退休。议论的人说：“大夫是官名。观文是职名。原来降下的御笔只说‘守官’，没有‘本官职’这句话。授予观文殿学士的命令，是刘克庄启奏提出的。结党邪恶、观望徘徊，不能赦免。”师雍于是弹劾刘克庄临事时丧失操守、违背道义，刘克庄被免去所任官职；章琰也接着弹劾刘克庄。师雍又请求登记没收史嵩之的家产，并把他隶属给张叔仪，这些请求都得到准许。不久，李昴英弹劾临安尹赵与【原文“ＴＰ”疑为人名讹字】及执政大臣，章琰也弹劾执政大臣，皇帝因李昴英发怒，连章琰也一并怪罪。郑采乘机弹劾章琰、李昴英，又唆使同列再次上疏，说李昴英属于某人，章琰属于师雍。师雍毅然不服从，独自攻击叶阊，说他是赵与【原文“ＴＰ”疑为人名讹字】的心腹。章琰、李昴英离开朝廷后，郑采于是推荐周坦、叶大有进入台谏，首先弹劾程公许、江万里，善类一天比一天危险。不到一个月，周坦攻击参政吴潜，使其离职；陈垓任监察御史。当时郑采、赵与【原文“ＴＰ”疑为人名讹字】、周坦、陈垓、叶大有结为一党，只有师雍独立。郑采更加憎恨他，想办法排斥师雍，却没有得逞，于是召集四人共同谋划。正好发生大旱，朝廷征求意见，应诏上书的人大多指责郑采、周坦等是造成灾害的原因，牟子才、李伯玉、卢钺的话尤其严厉。周坦等伪造匿名信，诬陷三位士人。师雍在皇帝面前当场辨明，说：“匿名信是法令所禁止的，不是公正的舆论，不知为什么竟送到这里来。”于是揭露了它是伪造的证据。正好卢钺上疏称誉师雍，郑采便说卢钺依附师雍，皇帝没有听信，反而提拔师雍为左司谏。不久，郑采进入政府任职，谢方叔、赵汝腾上疏揭发他的奸邪，郑采于是被罢免离去。师雍过去与丞相郑清之同为舍人，但他曾弹劾刘用行、魏岘，而二人都是郑清之的亲信旧交，郑清之很不高兴。周坦高兴地说：“我找到除掉他的办法了。”便派他的妻子每天到郑清之的妻子那里进谗言，说：“他排斥刘用行、魏岘，正是逐步排斥丞相的开始。”皇帝将任命师雍为侍御史，郑清之说：“如果这样，我就不能留在朝廷。”师雍改任起居舍人兼侍讲，随即竭力请求离去。郑清之还希望师雍稍微贬抑自己的意见，师雍说：“我想做一个保全名节的人。”始终不屈服。几个月后，周坦最终弹劾师雍和高斯得，二人都被罢免。过了很久，师雍以直宝文阁身份奉祠，陈垓又唆使同列把这项任命压下。郑清之去世后，起用师雍为左史，随后改任江西转运使，升礼部侍郎，任命下达后，他在江西官舍去世。师雍简朴淡泊，欲望很少，安静厚重而有操守；他的话似乎不轻易出口，但辨别邪正十分清楚，把外物看得很轻。因此他广泛采纳公论，任官时依法办事，爱护名节，无愧于老师和朋友。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年聪颖敏悟，每天诵读数千字的书，常常冥思苦索。听说陈文蔚在铅山讲学，陈文蔚是朱熹的门人，便前去拜师。后来又师从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任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厅公事。嘉熙二年，召任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他上奏说明否泰、剥复的道理，因而谈到右辖一职长期空缺，若不是刚正不阿而且德高年长、足以担当当世重任的人，不可轻易授予。又说皇子竑应当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并应早立太子，请求早日决定国家大计。当时谏官蒋岘正竭力排斥立竑为后嗣的主张，徐元杰于是竭力请求出任外官，皇帝不准；他便请假回乡，请求主管祠观，连续上疏十二次。嘉熙三年，升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病辞职。差任安吉州知州，辞谢。召他赴行在奏事，他辞谢得更加坚决。淳祐元年，差任南剑州知州。正逢峡阳盗贼作乱，擒获八名首领并斩杀，其余人释放不问。父老有人相互说道：“侯爷如果不来，我们这些人就要成为鱼肉了。”郡中有延平书院，他常常召集郡学博士，与诸生会面，亲自讲说经义。百姓来诉讼，他往往把他们叫来，用道理教导感化，许多人感激喜悦地离去。征收苗税时听任百姓按自己的实际情况估量缴纳，全郡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百姓拦在路上跪求挽留。服丧期满后，授任侍左郎官。他说敌国外患，请求以宗庙社稷为念。又说钱塘作为皇帝驻跸之地，骄奢没有比它更严重的，应当抑制浮华、崇尚质朴。兼任崇政殿说书，每次入殿讲说，必定提前斋戒。他曾进呈仁宗关于内降指挥以及允许执奏、台谏察举旧例的诏书，作为警戒，言辞多涉及宫中。授任将作监，进呈杨雄《大匠箴》，陈述古代节俭的道理。当时天久不下雨，他在转对时极力论述《洪范》所说天人感应的道理，以及古今遇到灾害时修身反省的实际做法，言辞更加忠诚恳切。

译丞相史嵩之遭父丧，皇帝下诏起复他，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学校里的师生叩击宫门竭力争辩。元杰当时正好轮到轮对，说：“前些日子臣晋升侍经筵，亲自承受圣上询问，问到大臣史嵩之起复之事。臣奏称陛下发布命令过于轻率，众人的议论不可以压制。陛下尽陛下的礼，大臣尽大臣的礼，陛下亲口答应，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今看到学校的奏书，令人感叹。况且大臣读圣贤之书，应当畏惧天命，畏惧人言。家庭遭遇变故，应当以哀痛悲戚办完丧事，礼制自有常规。臣私下揣度，他怎么会忽视送终这样的大事，轻率出仕而冒犯清正的舆论呢？前些日子昕庭发布命令如此容易，士人议论所以战栗不安，实在是因为陛下是天下纲常的主持者，大臣以身担任道德法度的责任，是扶持纲常的人。自从听说大臣有起复的命令，虽然还不知道他将避让还是接受，凡是有父母之心的人无不失声落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心和天理，谁会没有呢？谈到这里，实在不能让邻国听见。陛下怎么能不悔悟，大臣怎么能不坚忍呢？臣恳切地进献忠言，哪里敢诋毁攻击，只是替陛下爱惜民众共同遵守的伦理，也替大臣爱惜名节罢了。” 奏疏传出后，朝廷内外争相传诵，皇帝也察知他的忠诚正直，常常从容询问天下事务，他在经筵上又进一步申述先前的意见。不久，皇帝夜间下御笔贬黜四名不才的台谏官，起复史嵩之的命令于是搁置。元老和有德望的旧臣陆续被召回，元杰也兼任右司郎官，授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代理中书舍人。杜范入朝为相，又请他参与商议军国大事。他写成的奏书不下几十篇，所说的都是朝廷大政和边疆的长远忧虑。每当写到宗庙社稷的隐患处，便停笔流泪；写成后随即销毁草稿，即使子弟也没有人知道。六月初一，轮到他入朝侍立，因突然得重病请假。特授工部侍郎，随即请求交还官职，诏令转升一官后退休。当天夜里四更，他便去世了。此前，元杰去世前一天，刚拜见左丞相范钟回家，又给察院刘应起写了一封便信，准备第二天奏事。当天晚上突然高热大发，第二天早晨不能上朝，夜里烦躁更加严重，手指甲和脚趾甲忽然裂开，因而去世。朝廷官员和太学、国子学、大学三学的学生前往吊唁，彼此惊骇哭泣。死讯传到朝廷，皇帝震惊悲悼，说：“徐元杰前些日子还入朝侍立，没听说有病，为什么死得这样突然？”立即派宦官询问病情，赙赠银绢合计二百。后来太学学生伏在宫阙前控诉他是中毒而死，并说：“从前小人要倾陷君子，不过是让他在蛮烟瘴雨的地方自行死去；如今蛮烟瘴雨不在海岭之外，而在陛下的朝廷之中。希望陛下振作英断，严明典刑。”于是三学学生相继叩击宫门申诉冤屈，台谏官交相上疏论奏，监学官也一同向朝廷报告。元杰的两个儿子直谅、直方请求把恤典作为奖赏标准。有诏令交临安府逮捕医生孙志宁以及平时供使的人审讯治罪。后来又改交大理寺审理，诏令殿中侍御史郑采主持此案，并悬赏告发者十万缗钱和初品官职。大理寺正黄涛说这是暑热病症，两个儿子请求斩杀黄涛，以此向先臣谢罪。然而案件最终没有办成，天下士人都为此悲伤，皇帝长久哀悼不止，赐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供养他的家人。赐谥号忠愍。孙子秀，字元实，越州余姚人。绍定五年考中进士。调任吴县主簿。有个妖人自称“水仙太保”，郡守王遂想派人治理此事，却没有人敢去；子秀奋然请求前往，烧毁他的房屋，砸碎他的神像，把那个人沉入太湖，说：“这才真正成全了你水仙的名号。”妖术于是断绝。子秀每天到学宫与诸生讨论义理。被征召到淮东总领所主管酒库，又奉檄督办宜兴县围田租税。回来后，他报告水灾，总领恼怒说：“军饷所关，你竟敢这样做，难道不替自己考虑吗？”子秀说：“我哪里敢替自己考虑，宁可获罪离职罢了。”他竭力争辩，水灾之事于是得到豁免。调任滁州教授，到任后改任金坛县知县。他严格整顿保伍，厘清田地界限，组织义役，一切让百姓休养生息。诉讼的人要带着文书亲自到里正那里，并带邻居证人一同来，然后才受理；不实的人往往自行藏起文书，只有豪强狡黠者犯法，才严厉依法惩治，毫不宽贷。淮地百姓逃入境内的以万人计算，他赈济抚恤，修建房舍，丈量田地让他们耕种，并选拔其中有才能的人分别治理。兴办学校，彰明教化，举行乡饮酒礼。他访求宋朝初年茅山书院的旧址，重建书院，用来接待远方游学之士。任庆元府通判，主管浙东盐事。此前，各盐场每百袋盐要附带五袋，名叫“五厘盐”；不久，提举官把这五袋也作为正数，百姓困苦不堪，子秀上奏请求免除。被征召到行在诸司粮料院主管事务。衢州盗贼作乱，水势淹没城郭，朝廷选择守臣，命子秀前往。子秀认为，捕盗的责任虽然在有关部门，但也必须使用熟悉当地风俗的人，才能剪除盗贼的凭借，遏制他们的奔突。于是建立保伍，选用当地豪强，首先表彰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居士人周还淳等防御的功劳，并上表朝廷，请求给予优厚奖赏，人心因此争相奋勉。不久，盗贼又在江山、玉山之间起事，刚过七天，便擒获四十八人以上。直到子秀任期结束，盗贼不再作乱。水灾所波及的地方，他就治理桥梁，修筑堤路，修理堰闸，疏浚水源，帮助修葺百姓房屋，发放钱米赈济，招募商人互通邻近地区的粮食。他上奏请求免除秋苗一万五千石有余，全部代替百姓缴纳夏税，并免除公私一切债负；对于因溪流冲塌、泥沙淤塞而荒废的田地，他请求朝廷永远免除其税，百姓因此逐渐复苏。南渡以后，孔子的后裔寄居衢州，诏令暂时以衢州学校奉祀孔子；因循拖延一年多，仍没有专门的享祀庙宇。子秀拆除废弃佛寺，上奏请求像阙里那样建立孔氏家庙。建成后，举行释菜礼。因政绩考核最优升任太常丞，后来因进言被罢职。不久，升任大宗正丞，又升金部郎官。金部旧例责令州郡缴纳必定无法核实的笼统数额，官吏借机颠倒账目、作奸欺骗。子秀日夜讨论，发给册籍传递，以均衡各地输纳；人人都像债务切身一样认真办理，不需再发一字催促便能缴足。升任将作监、淮东总领，他辞谢。改任宁国府知府，辞谢。任左司兼右司，又兼任金部。他与丞相丁大全意见不合，离开朝廷。差任吉州知州，不久被削职罢免。

译当时受宠幸的朱熠一共三次弹劾子秀。开庆元年，任浙西提举常平。此前，丁大全任用私人，全部夺取亭民的盐本钱，充作进献盈余的数额；不足的，就估价登记，虚假摊派。一路骚动，亭民大多流亡。子秀归还前任所侵夺的盐本钱五十余万贯，上奏请求裁省华亭茶盐分司的官员，确定衡量标准，禁止违法多取，于是流亡者重新回到本业。调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常州。淮地士兵数百人漂泊寄居在贡院，军饷供应不及时，死亡者接连不断；子秀向朝廷请求，创立忠卫军之名，设置营寨安置他们，截留拨付上供物资供养。盗贼抢劫吴大椿，前任使者隐瞒此事，诬陷吴大椿与兄长吴子焴争夺财产，自己抢劫了家中财物，于是追夺吴大椿的官职，把他编管到千里之外，并迁徙、刺字处罚他的赃物同党。子秀查访得知实情，于是全部为他们平反。不久因为兼任州郡事务，巡行部内不方便，获准专门掌管司法事务。他打击贪官、举荐廉吏，风采凛然，监狱案件因此清明。升任大理少卿，任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兼知婺州。婺州有很多权势之家，有的田地连绵千里却不缴赋税，子秀全部核查这些田地，登记在案；权势之家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严厉约束，便唆使言官把他罢免。不久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因为迎接奉养老人不方便而辞谢，改任浙西提点刑狱。子秀冒着暑热巡行八郡三十九县，刑狱因此清明。安吉州有妇人控诉有人杀死她的丈夫和两个仆人，郡守悬赏一万缗，逮捕关押并拷打十多人，始终没有查到实情。子秀暗中调查，原来是妇人贿赂宗室子弟杀害丈夫，两个仆人出手救护，也一并杀掉灭口。一经审问，妇人便伏法被诛；又释放了被假案牵连而逮捕的人，远近都称赞他明察如神。起初，刑狱诉讼积压，都是因为没有按期限办结。使者到任，有时亲自写信告诫州县不要违期，但州县仍照旧违期，使者便斥怒他们；斥怒之后，换一个文匣，他们仍然违期，于是再次严厉斥怒，甚至反复三四次。可是专门的卒吏四处奔走，巡尉等部门为了按期递送、携带文匣，费用非常巨大，势必会违期。子秀与州县约定，到了期限的案件直接到庭下办理，官吏不得索取财物，也就没有再违期的。后来创设循环总匣，隶属于各州主管官，凡是辖区内各部门的报文都收入匣中，每天发送一次；公文又把所有实际情况汇总在匣中一同送去。这样一来，事情无论大小，细节全都完备，但传播传闻的人反而说专卒欺凌州县，弹劾使其被罢职，子秀只是笑笑而已。调任江东提点刑狱。度宗即位，升太常少卿兼右司，不久兼知临安府，因进言被罢职。起用为婺州知州，去世。子秀年轻时跟随上虞刘汉弼交游，性情磊落，才气英发，击掌纵论，神采飞扬。他与人交往越久越亲密，遇到生死患难，总是竭尽全力营救。听到一件善行，就亲手记录下来。李伯玉，字纯甫，饶州余干人。端平二年，进士考试列第二名。起初名叫李诚，因为触犯理宗的潜在避讳而改为现在的名字。授任观察推官、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太学博士。召试馆职时，屡次指斥贵戚大臣，直言的声名迅速传开。改任校书郎，上奏说：“台评迎合皇帝意旨，论罢尤焴、杨栋、卢钺三人，使忠臣和奸邪不能辨别，请求一同罢免台评官。”皇帝不准。监察御史陈垓接连弹劾他，使他被罢职。奉祠于云台祠，差任南康军知军，升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又兼尚书右司员外郎。他援引旧例弹劾台臣萧隶，因而升著作郎。皇帝发怒，降两官，停止叙迁。复任邵武军知军，改湖北提点刑狱，调福建，升尚书右郎官。侍御史何梦然说伯玉是吴潜的死党；他奉祠，改任福建提举常平、淮西转运判官。召赴经筵，升考功郎兼太子侍读，授太府少卿、秘书少监、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讲，代理礼部侍郎，升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贾似道曾召集百官议事，忽然厉声说：“诸位如果不是我贾似道提拔，怎么能到这个地步！”众人默然，没有人敢回应；伯玉回答说：“我伯玉殿试第二名，即使平章不提拔我，我也可以凭自己的地位走到今天。”贾似道虽然脸色改变，却露出怒容。退朝后，立即设法将他遣归。伯玉以显文阁待制身份任隆兴府知府，被右正言黄万石弹劾罢免。召入朝觐见，提拔为代理礼部尚书兼侍读。贾似道更加专擅国政，皇帝因为伯玉旧日学问深厚，把他召入内室，面对面流泪，想任用他参与大政；贾似道更加忌恨他，但伯玉不久便病逝了。伯玉曾请求废除童子科，认为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赵汝腾曾推荐八名士人，并分别品评他们，其中评价伯玉说“像铜山铁壁”。他立朝时的风节，大体与这句话相称。他著有《斛峰集》。评论说：陆持之的学问足以继承家学，却不幸早逝；徐鹿卿的论议明白通达，能够施行政务；赵逢龙操守清正；赵汝腾不屈不挠；孙梦观平正直率；洪天锡、黄师雍、徐元杰、李伯玉都尽心竭力直言，不躲避权势；孙子秀的政绩显著。这些人都是当时杰出的人物。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刘应龙、潘牥、洪芹、赵景纬、冯去非、徐霖、徐宗仁、危昭德、陈垲、杨文仲、谢枋得。刘应龙，字汉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考中进士。授任零陵主簿、饶州录事参军。有个叫毛隆的人，专门抢劫杀人，州中百姓遭到盗贼侵害，远远看见盗贼便喊：“你是毛隆吧？”盗贼也回答：“我就是毛隆。”后来有人向官府诉讼，官府逮捕毛隆入狱。应龙说：“盗贼如果真是毛隆，难道会自称毛隆吗？”于是向州府进言，州府不接受，便把案件交给其他官员办理。毛隆被诬陷后屈打成招，判处死刑。不久真正的盗贼被击败，应龙因此声名显著。改任崇仁县知县。淮西失守，江西各州有的残破，县里的佐贰官听到变故便先逃走，应龙坚持守城不离开。

译此前，理宗很久没有儿子，便把弟弟福王赵与芮的儿子立为皇子，丞相吴潜对此有不同意见，皇帝已经很不高兴。大元军队渡过长江，朝廷内外震动，罢免丞相丁大全，又起用吴潜为相。皇帝问吴潜有什么策略，吴潜回答：“应当迁都避难。”皇帝又问他自己怎么办，吴潜说：“臣应当死守在这里。”皇帝流泪说：“你想做张邦昌吗？”吴潜不敢再说。不久北方军队退去，皇帝对群臣说：“吴潜差点误了朕。”于是罢免吴潜的相位。皇帝对吴潜仍然十分恼怒，应龙早朝接受诏命，皇帝夜间拿出象简和奏疏草稿交给应龙，让他弹劾吴潜。应龙说：“吴潜本来有贤能的声誉，只是议论事情失当，遇到变故缺乏决断。自祖宗以来，大臣有罪，未曾轻易肆意诛杀。希望姑且从宽处理，以保全君臣体面。”皇帝大怒。于是应龙查核弹劾丁大全，请求加以流放斥退；奏疏说：“对内没有比救济百姓疾苦、巩固国家根本更急迫的事；对外没有比补充军队实力、振奋国威更急迫的事。”又说当时政事有四件：广泛发放粮仓储备以救济饥民，疏通商业贸易以帮助百姓获得粮食，劝富室分出粮食以帮助官府收购，严格按等级核查民户人数，查核放赈情况以救济贫民，严厉约束盗贼以消除百姓祸害。贾似道一向忌恨吴潜，恰逢京城米价昂贵，应龙作《劝粜歌》，宦官取去上报皇帝。皇帝问明是应龙所作，又问贾似道米价高昂，应当赶快处理此事；贾似道查访缘由，也恼怒应龙。应龙升任司农少卿，不久因右谏议大夫孙附凤进言，便离开朝廷。景定三年，湖南发生饥荒，起用应龙为提举常平。因救荒有功，升任直宝章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升任秘书监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转运副使，上奏请求免除和籴二十万石。提拔为代理户部侍郎兼侍讲。当时贾似道执掌国政，百官奏对稍微直切一些，便动辄遭贬黜。应龙说：“我看今天的事情，可以说的太多了。近来以来，谨慎自守的人把议论政事视为忌讳，指出问题稍微直切的人接连被斥退，这难道是两省封驳过于严厉，使人更加疑惧吗？还是朝臣奏对违逆圣意，导致他们更加畏惧呢？朝廷清明之时，进言的人已经心怀疑惧，我恐怕正直的大臣会丧失气势，耿直的大臣会闭口不言，这本来不是盛世应有的现象。”于是触犯当权者，从侍从官、两省官员以下，没有不咬牙切齿的。不久，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建宁府知府，他立即辞谢，中书舍人卢钺迎合旨意，封还任命文书。过了很久，起用为江东转运使，他辞谢。南海盗贼作乱，朝廷以此为忧，于是任命他以显谟阁待制身份知广州、任广东【原文“纱略”疑为“经略”讹字】安抚使。盗贼听说应龙到来，逃走了。应龙追剿驱逐他们，南海于是大治。皇帝特地下诏多次召用，授任户部侍郎，仍兼侍读；他七次上奏辞免。德祐元年，升任兵部尚书、宝章阁直学士、知赣州，兼江西兵马钤辖、青海军节度使，他竭力辞谢，隐居九峰。他的儿子元高也考中进士，任候官县知县。元高去世后，洪天锡叹息说：“朝廷失去了一位御史啊。” 潘牥，字庭坚，福州闽县人。端平二年参加进士策试，潘牥回答说：“陛下承受上天的福佑，把德泽施及普通百姓，怎么能像做子孙的，身受父母辛劳养育的恩赐，却反而把豪奴悍婢当作恩私之地？想使父母不发怒，是不可能的。”又说：“陛下对皇子手足的爱护，本应使他们生前荣耀、死后哀荣，却反而不能得到士人庶民的待遇。这就像一家之内、骨肉之间还不能亲睦，所以仆役心怀嫉恨，邻里产生轻侮。应当加厚对东海的恩典，分割淮南的土地，以达到人心和谐。”当时应策试的有几百人，潘庭坚的话最为直率。正逢殿中侍御史蒋岘弹劾方大琮、刘克庄、王迈先前倡导异论，又诬陷潘牥与逆贼同姓，说他的策试言语不恭顺，请求都按照汉代法律论罪。潘牥调任镇南军节度推官、衢州推官，历任浙西提举常平司。升任太学正，十天后，出任潭州通判。发生日食，他奉诏上密封奏疏说：“熙宁初年发生日食，诏令郡县掩埋暴露的尸骨，并著为法令。旧王只剩一抔【原文“一扌不”疑为“一抔”】浅土，他的尸骨暴露在外也太久了。请按王礼改葬。”又写信给丞相游似，重申此事。游似心里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正准备收用他，潘牥却去世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洪芹是尚书右仆射洪适的曾孙，因为祖父洪泽而入仕，刚调任不久，便考中进士。由南平司法改任钦州教授。部使者爱惜他的才华，先后共同推荐他，皇帝下诏召来审察任用。他遭逢父母丧，服内外丧。入朝主管省架阁，升任太学博士。轮对时，阐明絜矩之道。提拔为国子博士，出任南剑州通判，入朝任太常博士，屡次升任将作少监。适逢词臣所拟诏词不能合乎皇帝心意，皇帝感慨地想得到天下贤士，丞相程元凤说当今门第声望没有超过洪芹的，于是升任他兼翰林，代理直秘书少监。开庆元年，升任直学士院，接着代理礼部侍郎、中书舍人。适逢战争兴起，皇帝醒悟到任用掌权的人不当，给国家招来了祸患；诏书所到之处，听到的人都奋发激昂，这篇诏书大概是洪芹起草的。丁大全被罢相，出任地方州郡长官。洪芹升礼部侍郎，封还奏疏说：“丁大全具有鬼蜮般的资质，行为像穿墙打洞的盗贼，暴戾淫乱，任用凶恶之人，陷害忠良，阻塞言路，混乱朝纲。请求完全听从谏臣的请求，追夺官职，远地流放，以伸张国法，向天下谢罪。”沈炎乘皇帝发怒之机，攻击丞相吴潜，只有洪芹封还奏疏说：“正当国家根本多有忧患之时，吴潜星夜赶赴朝廷，治理纷乱、镇定浮动，出力很多。如今一旦把他看作无用之物，难道不像《诗经》所说‘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吗？”他慷慨敢言，天下人都认为他有义。升任礼部侍郎，皇帝正想重用他，却因他的进言而将他罢免。他退居永嘉，怡然自得。咸淳初年，起用为宁国府知府。去世。著有文集。

译赵景纬，字德父，临安府于潜人。年轻时勤奋学习，二十岁左右得到周惇颐、程颢兄弟的著作阅读，遗憾不能拜入朱熹门下。朱熹门人叶味道对他说：“度正是我们这一派中的第一人。”于是他前去拜见度正，度正首先教导他以寻求收放心为根本。此后他往来于叶味道、度正之间，钻研探索更加精深。进入太学，考中淳祐元年进士。授江阴军教授，诸生都遵守他的规矩。遭母丧时，因俸禄不足以奉养母亲，服丧期满后没有得到调任。他建成《读易庵悬霤山》。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征召他任干办公事，他没有赴任。召任史馆检阅，他辞谢，皇帝不准；请求改任待次教授，不准；请求主管岳祠，又不准；请求退休，没有答复。有诏令特许改授合入官，主管崇道观，他三次辞谢，皇帝不准。景定元年，特授秘书郎，他两次辞谢，不准。升著作郎，辞谢，不准。因病请求主管祠观，差任主管佑神观兼史馆校勘。史书修成后，两次请求出任外地祠官，升任直秘阁，任外地宫观，辞去职名，皇帝不准。差任主管崇禧观。台州知州王华甫建立上蔡书院，以礼聘景纬任堂长，他以疾病辞谢。依照原职差任台州知州，他两次辞谢，皇帝不准，催促任命更加严厉。到郡后，把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作为首要事务，首先取陈述古《谕俗文》抄写给各县，并亲自为它作说明，让百姓互相告谕、讽诵、奉行，希望不要失传废弃。他约束官吏扰民的五件事。取《孝经·庶人章》作四言歌辞，歌咏并赞美其中的意义，让百姓早晚歌唱，甚至有人因此感动流泪。把隐逸车若水、林正心举荐给朝廷。表彰孝行，作《训孝文》来勉励当地风俗。平息重刑案件，惩治喧哗攻击，治理豪强横暴。建立黄岩县社仓六十六所。疏浚河道九十里，修筑堤路三十里。节省浮滥费用，替下等户代缴秋苗税。上奏请求免除五县坊河渡钱。在这一年之内，他两次请求归回田里。升任考功郎官，两次辞谢，皇帝不准。兼任沂靖惠王府教授，辞谢，皇帝不准。这年冬天，他四次辞谢新的任命，并请求主管祠观，都不获准。于是请求在赤城、桐柏之间采药著书，希望多少能对后学有所补益，使自己这个病废之身不至于在圣明时代毫无用处，皇帝仍不准。御笔任命他兼崇政殿说书，他三次辞谢，不准。于是入朝，在缉熙殿侍奉，以《易》进讲，论说：“圣人体现元德的奥妙在于把握事物最细微的征兆；君主掌握这一点，天下就会有治理而没有动乱，人的事务就会有吉祥而没有凶险。”又说：“警戒忧惧，是上天之心所存之处。圣人先处在忧患中，所以能够没有忧患；先处在危险中，所以能够没有危险。如果先自行处在安乐之中，那么忧患和危险就会乘隙而来。”又论述监司、守令，说：“识别人本来就是难事，自古以来如此。人才不足使用，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有的人观望形势而被权势阻挠，有的人阿谀徇私而受情感支配，有的人是非不公，把错误说成正确，有的人毁誉失实，把污浊说成廉洁。于是举荐和弹劾都不恰当，不足以使天下人心服。与其在有罪之后纠察弹劾，却未必能完全查明实情，哪里比得上在任用之前精心选择，使他们各自称职呢？” 彗星出现在柳宿，景纬奉诏上密封奏疏说：今天寻求用来解除上天意旨的办法，不过是使人心喜悦罢了。百姓的心就是上天的心。禁锢私人财藏，却专断天下共同的愿望，百姓就不会喜悦。保护私人利益，却违背天下公正的议论，百姓就不会喜悦。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而宫廷燕私的供奉却照旧，百姓就不会喜悦。百姓的膏血日益被削减，而文书传递却像星火一样越来越急迫，百姓就不会喜悦。自己不公正，却想断绝天下的私欲，百姓就不会喜悦。不澄清贪腐的源头，却想制止天下的贪婪，百姓就不会喜悦。一定有了这几种情况，才足以招来怨恨而导致灾害。希望陛下拿出内库的钱财，以杜绝人们对壅塞财利、谋取私利的非议；放出宫中的嫔妃，以节省奢侈的用度。那些一向被天下人共同憎恶、玩弄权术的宦官，应当屏退断绝；那些侵害百姓、曾使百姓愤恨的恩泽侯，应当贬黜抛弃。选拔忠诚耿直、敢于进言的人担任台谏官，以疏通阻塞的言路；选用仁慈宽厚、忠诚守信的人担任州郡长官，以保全已经衰残的民生元气。还必须考察乾道、淳熙以来，凡是各部司、各官府掌握的利源名目，都恢复旧制归属，以救济经费紧急的需要；对于公田摊派收买不均的弊端，应听任百姓自行陈诉，因时制宜地变通处理，以安定乡里的生计。这样，人心就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得到舒解。人的常情是，恐惧之心往往在灾异刚刚出现时产生，却不能不在阿谀奉承之言纷纷而来之后逐渐转移。万一陛下听信左右近臣宽解譬喻的话，曲意编造其他说法来为自己开脱，罗列细小过失来搪塞责任，使最初的恐惧之心松弛，那么在下就会违背人心，在上就会违背天意，国家的安危恐怕就难以预料了。他又说：“减少宫中的精美膳食，不如减少内库支出、拒绝各方贡奉来得实际。避开正朝，不如堵塞幸进之门、扩大忠谏来得实际。大赦重大罪过固然可以广施仁恩，却不如选用循良之吏、黜退贪暴之人来得实际。上天的意旨正在回转却还没有安定，人心刚刚喜悦却又立即疑虑，这正是阴阳消长、盛衰反复的关节点，也是上天眷命兴替的时机。”他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辞谢，皇帝不许。轮流入对时，他说：“希望陛下明确辨别义与利的界限，竭力破除吝惜私利的念头；把自己置于天道的立场，断绝内外亲疏的分别；用道义节制欲望，排除声色耳目的牵累。不要让闺门中的卑微私事干扰公议，不要让外戚亲属的私情扰乱国家常法。”请求归还乡里，不许。授任太府少卿，原有兼职仍保留，再次辞谢，不许。他又上疏请求归乡，不许。以直敷文阁的身份任嘉兴府知府，他辞谢，仍请求奉祠任闲职，都不许。咸淳元年到任，首先把护卫国家根本、端正社会风俗作为首要事务。三次请求辞职，不许。授宗正少卿，皇帝亲笔命兼侍讲，辞谢，不许。于是回家，三次请求奉祠，皇帝亲笔催促他赴任，他仍请求宽限行期，不许。到达国都城门，皇帝亲笔命兼权工部侍郎，当时又暂兼权中书舍人，三次辞谢，不许。他以《礼记》进讲，反复阐明敬与恕的道理。他封还了不当的恩典词头，皇帝听从了。又说：“损害德行、伤害身体的事情，没有比嗜好欲望更大的；而堵塞嗜欲的关键，没有比思考更切要的。居处时要想到恭敬，行动时要想到礼，祭祀时要想到诚，侍奉父母时要想到孝。每享用一顿饭，就要想到天下饥饿的人；每穿一件衣服，就要想到天下受寒的人。嫔妃列于宫中，就一定要想到夏桀因宠爱女色而亡国；饮酒宴乐正欢，就一定要想到商纣因沉溺酒色而丧身。念头一起来，思考就随之而至，那么念头一定会止息；欲望一萌发，就用思考加以控制，那么欲望一定会消退。这样，志气会一天比一天刚强健旺，德性会一天比一天充实，难道不是很盛美吗？”

译他又说：“雷声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我私下根据今天的事情对此有所疑虑。内批屡次下达，导致官爵名器变得轻贱；宫禁不严，导致君主威严受到亵渎；滥加的横恩刚刚收回又重新出现；约束贪婪的诏令刚刚严厉执行，随即又松弛。宫正设置什伍编制的命令，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却有时因卑微的乞怜祠庙而放纵。禁止缁衣、黄衣之人出入的规定，是用来严肃宫禁的，却间或被禳解灾祸的小术所迷惑。甚至弹劾文书的墨迹还没有干，替人拭除罪名的诏旨已经下达；驳回奏章没有多久，迅速出脱罪责的门路已经打开。命令不能坚决执行，就会使阳气放纵而不能收束；君意不能坚定，就会使阴气闭塞而不严密。陛下难道不应思考灾祸发生的原因，赶快寻求纠正它的办法吗？希望陛下澄清内心，以端正施政的根源；谨慎发布号令，以整肃纲纪的根本。不要因私恩牵累而扰乱公法，不要因听信近臣浅近之言而破坏旧章；远离谗言和女色，轻视财货而尊崇德行，那么人心就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得到，可以开创太平、预兆中兴。” 升任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再次辞谢，不许。升任兼侍读，辞谢，不许。进呈《圣学四箴》：一是珍惜日力来达到勤奋，二是精心体察认识来充实知识，三是屏除嗜好来专心于学业，四是谨慎处理事务来检验实际功用。他五次请求归乡，皇帝勉励挽留他，他请求更加恳切。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辞谢，不许，于是回家。召任中书舍人，三次辞谢，不许，他请求更加坚决。进任显文阁待制，依照他的请求准许奉祠，他请求辞去职名，不许，于是改任提举玉隆万寿宫。他生病后，谢绝医生，拒绝服药，说：“只要让我清心以顺应天命，不要再加重我的忧烦。”拱手三拜后便去世了。诏令特赠四级官阶，至中奉大夫，谥号文安。赵景纬天性孝顺友爱，平素志趣清高淡泊，父母去世后无意于仕进，所以他在朝任职的时间不长。冯去非，字可迁，南康都昌人。他的父亲冯椅，字仪之，居家授徒，所注解的《易》《书》《诗》《论语》《孟子》《太极图》《西铭辑说》《孝经章句》《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读史记》以及诗文、志录，合计二百多卷。冯去非是淳祐元年进士。曾任淮东转运司干办公事，治理仪真县。欧阳修的东园在那里，使者黄涛想把它改建为佛寺，当时已经答应推荐冯去非，冯去非极力争辩而未能成功，宁可不接受使者的推荐，告假离去。宝祐四年，召任宗学谕。丁大全任左谏议大夫时，太学、国子学、宗学的学生叩击宫门上书，陈说不可。皇帝为此下诏禁止告诫，并下诏在三学立碑，唯独冯去非不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碑的下方。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弹劾诸生，将他们下狱，冯去非又设法保护被逮捕的宗学生。不久，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蔡抗离开朝廷，冯去非也因进言被罢免。他回乡的船停泊在金山、焦山，有个僧人来拜访，冯去非没有料到他是丁大全的人，因此待他十分亲切。僧人趁机转达丁大全的意思，希望他不要立即归去，稍等征召；如果能带一封亲笔信去，任命就会立即下达。冯去非勃然变色说：“程丞相、蔡参政牵连使老夫到了这个地步，如今我要回到我的庐山，再也不做官了，这种话为什么要说给我听！”于是拒绝他，不再同他说话。徐霖，字景说，衢州西安人。十三岁时就立志学习圣人之道，拿出自己所写的文章烧掉，专心研究《六经》的深奥义理，探究先儒心传的精要。淳祐四年，礼部考试名列第一。知贡举的官员入宫觐见，理宗说：“第一名选得了人才。”再三嘉奖。考中进士后，授任沅州教授。当时宰相史嵩之倚仗边疆功劳向皇帝邀宠，培植党羽，专擅国政。徐霖上疏逐条陈说他的奸险深刻，认为：“他首先夺取陛下的心，其次夺取士大夫的心，最严重的是夺取豪杰的心。今天的士大夫，史嵩之已经把他们的心全都改变并收服了。而且他改变人心的手段非常深，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号召人们去做小人。他常在善类中挑选那些本性柔弱、气势薄弱、容易被改变的人，亲近任用一两个；其中稍有不同意见的，就暗中抛弃、排斥、远离，以此来影响其他人。他认为尊崇名节不足以换取富贵的愿望，义利之辨最终也会被妻妾宫室的私欲遮蔽，于是人们也就跟随他了。”奏疏呈上后，看见的人都惊得吐舌，替徐霖感到危险。不久，史嵩之隐瞒父丧请求起复，君子们一同起来攻击他，皇帝大为醒悟。丞相范钟进用被召来参加馆职考试的两个人，皇帝想起徐霖的忠诚，亲自删去其中一人，换上徐霖的名字。等到考试时，徐霖说：“君主没有自强的志向，大臣怀有患得患失之心，所以太子尚未册立，凶恶奸邪之人尚未逃窜。”当时丞相杜范已经去世，范钟虽然取得相位，却害怕奸人再次出头而给自己带来祸患。于是升任秘书省正字，徐霖辞谢但没有获准，只好就职。恰逢日食，徐霖应诏上密封奏章说：“太阳属于阳类，是天理，是君子。我们内心的天理不能胜过人欲，朝廷的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宫中的私亲宠幸还没有屏除，禁近之臣中的奸邪还没有辨明，台谏官讨伐贼臣的行动还没有决断，精气与邪气相互感通，所以太阳因此发生日食。”又多次进言请求册立太子。升任校书郎。七年夏天，大旱，徐霖应诏说：“谏议大夫不更换，就不会下雨；京兆尹不更换，就不会下雨。”没有得到答复，离开朝廷。皇帝派著作郎姚希得挽留他，他仍不回头。皇帝亲笔改定他应当升任的官阶，他才改授宣教郎。徐霖多次辞谢，说：“从前我为了自身性命也不敢欺骗君父，如今却因官位升高而在平生志向上自我炫耀，失去了本心，凭什么来彰显我的忠诚志向？”又说：“志向贵在纯洁，忠诚崇尚精纯；如果因此有所取求，就已经使自己陷入污秽了。” 八年夏天，添差任信州通判，徐霖都竭力辞谢，最终没有接受任命，因为这是改定官阶的命令。不久，朝廷命令郡守勉励劝谕他，他才特改授宣教郎、主管云台观。十二年，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多次辞谢，不许。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皇帝说：“今天应当说的事情，应当全部陈述。”徐霖又以端正太子名分为主题进言，并上奏说：“万物变化的根本在于心，存养此心的方法在于敬。”兼权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于是上疏说：“叶大有阴柔奸诈，是群小人的首领，不宜长期任台谏官，请求斥退他。”没有得到答复。兼权左司。徐霖知道的没有不说，于是进谗嫉妒他的人想要中伤他，皇帝也不高兴。他请求补任外官，任抚州知州。他祭祀先贤，减免租赋，救济饥民贫民，诛杀强悍的将领，修建营寨，几乎一个月政令就施行、教化就推行了。后来因进言获罪离任，士民拦在道路上，使他无法通行，直到天黑，才从小路离开。

译宝祐元年，任衡州知州。三年，应当赴任时便辞谢，于是改任袁州知州。五年，遭父丧，悲痛毁损身体，号哭昏绝，七天水浆不入口。第二年开庆元年，任主管崇禧观。景定二年，任汀州知州。第二年去世。临终时，他对长子徐心亨说：“有生必有死，自古圣贤都是如此，我还有什么遗憾呢？”尚书省请求给予优厚特殊待遇，诏令给他的一个儿子恩荫。度宗赐给祭田一百亩，以表彰直臣。徐霖闲居衢州时，太守游钧修建精舍，请徐霖为学者讲道，当天听讲的人有三千多人。徐宗仁，字求心，信州永丰人。淳祐十年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国子监主簿。开庆元年，他伏在宫阙前上书说：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赏罚不明，纲纪就无法建立。如今天下就像一件倾斜而尚未坠地的器物，国家存亡的关头，实在危急得不容一发。军队空虚，将领懈怠，力量困乏，财力耗尽，四境周围大都不足以依靠；而所能依靠来维系人心、驱策豪杰的，只有陛下掌握的这一点赏罚权而已。权力在陛下手中，而陛下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那么尚未坠落的天下，怎么能保证最终不坠落呢？臣为此忧惧已经很久了。陛下处在危急之时，拿出金钱布帛赐给土地，授予节钺，分封爵位官秩，即使只有尺寸之功，也一定加以奖赏。这样本来应当尽心效力，以图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然而自从干腹的军队渡过长江、越过广南以来，已经过了几个月，还没有听说有人战死疆场、死于边境、死守城郭，难道是赏罚不足以劝勉惩戒他们吗？如今全国所说的逃避惩罚的人，不过是丁大全、袁玠、沈翥、张镇、吴衍、翁应弼、石正则、王立爱、高铸之流，而首恶就是董宋臣。因此朝廷士绅抗疏进谏，学校学生叩击宫门，甚至有人想借尚方剑替陛下除掉恶人。陛下却释放他们而不追问，难道真想爱护这几个人，而重重违背千千万万人的心意吗？天下的形势危急了，朝廷的纲纪败坏了。如果误国之罪不加诛杀，那么出兵作战的将士就不会勇敢。如今东南这一隅天下，已经有一半坏在这几个人手里，而惩罚却没有损伤他们一根毫毛。他们正拥有什么丰厚财产，挟持声色享乐，高卧在华屋之中，却让陛下和两三个大臣焦心劳思，这可以吗？正在行军的三军将士，难道不会愤怒不平地说：‘酿成祸乱的是谁，却让我们在刀兵之间捐躯？’ 那些遭受灾难的百姓，难道不会纷纷怨恨地说：‘招致祸乱的是谁，却让我们在刀剑箭矢之下流血？’陛下也曾经想到过这些吗？他又极力论述边疆事务，认为朝廷恩惠轻慢而威势不能振作。又论说董宋臣盘踞固结日久，对皇帝蒙蔽欺骗日久。又请求：“让所有负有言责的人都能畅尽其言，那么国论就会伸张，国威就会振作；即使臣被屏退居于山林，也会感到有生气。”升任国子监丞、秘书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观。升任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读《敬天图》。升任太府少卿，兼侍讲、兼侍立修注官，又升任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任宁国府知府。被监察御史郭阊论劾罢职。德祐元年，起用授任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提领丰储仓所，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左侍郎。请求借用督府的名义回本州，与守臣共同防守拓展，不获准。权任礼部尚书，兼益王府赞读。卫护益王逃往海上，厓山战败，益王死在那里。危昭德，邵武人。宝祐元年进士。历任史馆检阅校勘、武学谕、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说书，升任秘书郎。上疏说：“国家的命脉在百姓，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士大夫不廉洁，榨取百姓的膏血，把它当作自己的甘美肥腴，百姓已经无法承受这种命运了。”又说：“希望陛下和两三个大臣审察利害的实际情况，探究安危的根本，明白诏告各郡国，重申并严厉执行号令，使他们急办最急迫的事情；凡是荒政中应当兴办的事项，不可一天不放在心上；可以缓办的就缓办，凡是苛细赋税肆意扰民的，应当在此时改为宽免征收。牢固团结人心，正是延续天命的方法。”又说：“希望陛下推行考核官吏的制度，对内用来责成负责弹劾纠察的官职，对外用来责成各监司、郡守考察属吏。贪污浑浊、昏庸无能的，固然必须惩罚；廉洁能干、正直无私的，更应当加以表彰劝勉。考察精细，升降官员大家就会信服；执行有力，旁观和听闻的人就会全部信任，这样考核官吏的实际效果就取得了。” 升任兼侍讲。又说：“百姓是国家的命脉；要使国脉长久，必须使民生富厚；要使民生富厚，必须宽减百姓的负担。”并分条上奏危害百姓的四项弊端。又说：“希望陛下考虑万世根本，防备一时仓促发生的变故，一定寻求安定节制所带来的亨通，不要招致不知节制的灾祸；节省再节省，那么宫中的费用就会相应减少，国库积蓄自然充实，上面的用度足够，下面的百姓也不会匮乏。”又请求：“考察百姓欢乐、憔悴、安逸、忧苦的原因，斟酌利害得失的适宜措施，哪些应当沿用，哪些应当改革，哪些可以废止，哪些可以实行；这样就能调节钱币流通，使远近都便利；疏通关卡桥梁，使商贾能够通行。下达修身守法的诏令，使官吏能够自我更新；发布输送粮食、开仓赈贷的命令，使百姓免受高价买粮之苦；堵塞墨敕任官的门路，使官府升降官员不再有差异；停止输台的议论，使疆界之间不再有彼此之分，那么国家的元气就会苏醒，众人的意向也会和合一致。” 升任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他进谏不要修建宗阳宫。权任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申请致仕，特意转升一级官阶。昭德在经筵讲学时，以《易》《春秋》《大学衍义》进讲，反复规劝匡正皇帝的地方很多。他著有《春山文集》。他的儿子徐彻孙，是咸淳元年进士。陈垲，字子爽，嘉兴人。历任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任德安府知府，加直宝谟阁、江西提点刑狱，改直敷文阁、提举千秋鸿禧观，转任司农寺丞、主管崇道观、知安庆府。召赴朝廷，加直显谟阁、湖南提点刑狱。再次召任右司郎官，加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改任江州知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务。召任右司郎官，升任直龙图阁、浙西提点刑狱，升司农少卿，以秘阁修撰任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升任大理卿，进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东、淮西发运使。

译户部侍郎赵必愿举荐陈垲为最优，诏令特意转升一级官阶，升任太府卿、司农卿，权任工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朝奏事时，他说：“希望陛下转变世道的关键，磨砺士大夫的廉耻，使他们知道名分道义重要、利禄轻微。长期离开朝廷而以安然退隐闻名的人，应当召回；长期立于朝廷而请求调任的人，应当顺从；以甜言蜜语取悦容纳君主的人，一定斥退；出于真情请求闲退的人，不要强留。这样，君臣上下都以真实相待，礼义廉耻四维既已张立，士大夫难以进用、容易退处的风气，就应当在圣明时代出现，这是人才的幸运！”又说：“请让从官仿照古人随从君主出任藩镇的意思；如果派从臣担任各路宪司、漕司官，就用提点刑狱使、转运使作为官衔，借用‘使’的名义，以显示同一般官员的区别，并请求从臣下开始实行这种任命。”此后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皇帝不许。后来因进言被罢职。不久，升任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任太平州知州兼江东转运副使。请求减免各郡遭灾地区的赋税。加任户部侍郎、淮东总领，不久又提领江、淮茶盐所，兼知太平州。他拿出公库钱财，代替三个县缴纳折纳的丝帛钱，共五十万九千三百六十多贯。又建造浮淮书堂，安置两淮百姓并教育他们。升任显谟阁待制、知广州，权任兵部尚书；又升任宝章阁直学士、知婺州，升任权户部尚书，不久转为正式任职；当时暂兼吏部尚书，以宝文阁学士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召赴朝廷，以原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加龙图阁学士，仍任宫观闲职。过了很久，加任端明殿学士。咸淳四年去世，谥号清毅。陈垲多次担任统领军政的官职，军民爱戴他，幕府宾客很多，而且陈垲又乐于推荐士人。著有《可斋瓿稿》二十卷。杨文仲，字时发，眉州彭山人。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胡氏，二十八岁时发誓守节，教育抚养几个儿子。杨文仲成年后，凭《春秋》被贡入京，他的母亲高兴地说：“你们杨家到你这一代，已经三代凭这部经书取得成效了。” 淳祐七年，杨文仲以胄试第一名进入太学。九年，又在公试中名列第一，升入内舍。当时进谏的言路很不畅通，他借着季冬雷震，首先率领同舍生叩击宫门极力陈说时事，其中有一句说：“上天本来不会发怒，是人激怒了它；人本来没有话要说，是雷激发他们使他们说话。”一时之间人人争相传诵。升入上舍，任西廊学录。丞相谢方叔曾问杨文仲：“今天什么事情最紧急？”他回答：“国家根本尚未确立，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皇上的心意还没有明白，应当以死相请也可以。”宝祐元年，考中进士。服母丧，除去丧服后，适逢堂叔父杨栋任婺州知州罢职归来，寄居余杭，杨文仲前往向他请教伊洛之学。调任复州学教授。转运使印应飞征召他入幕府。遇到明辨寡妇冤狱时，印应飞全部采纳杨文仲的意见，并且推荐他。荆湖宣抚使赵葵署任杨文仲为分司幕府的佐官。姚希得、江万里共同推荐杨文仲，称他的学问有实际用途。征召他任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召任户部架阁，升太学正，再升博士。当时杨栋任祭酒，讲学更加精深。升任国子博士。请求外任，添差任台州通判。按照旧例，州郡长官和副职崇尚奢华，正月十五日向民间征取花灯，属吏把这件事报告给杨文仲，杨文仲说：“替我点一盏灯就够了。”到东郊劝农时，太守于是想泛舟游湖，杨文仲立即先行骑马回去。添差任扬州通判。牙契旧定数额每年为钱四万缗，经过历任官员增加到十六万，便启发告发来求取超额收入。杨文仲说：“为了求取奖赏而扰民，我不做。”最终只增加了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发檄文任命他主管机宜文字。当时有沙田事务，使者想要推行，杨文仲极力争辩，认为：“事情不可妄自兴办。给予百姓好处是有限的，不去扰民的好处却是无穷的。江北是风寒之地，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为了得到多少利益，怎么忍心再次扰害我们的百姓呢！” 这件事于是没有实行。召任宗学博士。举行郊祀时，代理圜坛子阶监察御史。近畿地区发生兵变和水灾，轮流入对时，他说：“皇天眷顾的天命，已经延续将近四百年；在天命长久稳固之后，正到了国家命脉衰老的时期，这难道不是大喜与大惧交集的时刻吗？希望陛下一开始就清明自持，亲自作主。”又说：“春天阴沉天气太多，难道不只是担忧麦收？当时正值【原文疑有缺字】，尤其忧虑苋陆一带的灾害。天目一带就会发大洪水，苏州、湖州一带就会发生兵乱。头戴高冠、悠闲自得，却常常看见大夫缺乏办事能力；身佩官印者接连不断，却总担心贪污渎职永不满足。将领习惯于享受佩黄金横带的欢乐，军队疲惫于赤籍上悬挂虚名的空缺。愚昧的编户百姓，竟能轻视统府；琐碎的警报急务，却动辄使朝廷忧虑。假如不幸再发生比这更大的事情，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皇帝警醒地听取，回头询问得十分详细。升任太常丞，不久兼权仓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升任将作少监，又升任将作监。杨文仲在讲筵中，每每用积累的学问感动皇帝。他曾进读《春秋》，皇帝问五霸为什么是三王的罪人，杨文仲奏答说：“齐桓公正处在王道、霸道升降转折的时机，却不能从事向上的事业，只能开启世变的祸端。我考察《春秋》，桓公即位初年多称‘人’，过了二十年，讨伐楚国、安定世子的大功已经完成，之后才反复出现称‘侯’的说法，这就是尊王抑霸的大法。然而尊王难道只是尊崇名号吗？这是希望周王的子孙都遵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法度，以扶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泽；这样王道的事业就不会熄灭，西周的美政也可以恢复。这样才符合《春秋》尊王的本意。”皇帝说：“先帝的圣明训诫曾说：‘丝竹扰乱耳朵，红紫炫惑眼睛，但良心善性都是人本来就有的。’又说：‘得到圣贤心学的要旨，使根本端正，家族世代传承守持，凭此治理国家、统率百姓，凭此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天命，凭此为后世留下安定国家的谋略。’先帝的训诫多么伟大啊，朕早晚都奉行不忘。”当时皇帝因疾病接连不上朝，杨文仲奏说：“声色之事，如果看破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爱好的。”皇帝收敛容色，端坐拱手，久久不语。

译盛夏时，朝廷修建宗阳宫，毁坏并迁移百姓住宅，京畿地区骚动不安。杨文仲上疏劝谏：“迁移闾巷百姓的聚居之处，用来建造奉祀香火的宫观，这不是好的计策。陛下继承祖宗的帝位，难道能把黄老之学的宫观看得比国家根本还重要吗？”第二天当面奏陈，越发恳切，丞相贾似道愤怒地说：“杨文仲话太多了！”绍卿监以上官员推荐人才，杨文仲推荐陈存、吕折、钟季玉等十八人，其中两位是名士，即金华的王柏、天台的车若水。兼任国子司业、侍立修注官。又因为救护太学教谕彭成大而触犯贾似道，任主管崇禧观，出任衡州知州。运输粮饷有办法而不扰民，用自己应得的米八千石建立思济仓。召任秘书少监，不久兼崇政殿说书。因病请求致仕，不许。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升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又升起居舍人。瀛国公即位，授任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不久兼给事中。明堂有祭祀事务，商议由上公代理举行，杨文仲认为：“如今只是恭敬地祭见天地之始，虽然皇帝年幼，但比起在丧次中亲临，已经胜过跪拜；只要执守礼制而不违背，就应当亲自祭享。”当时丞相王▯龠、陈宜中不和，杨文仲上疏说：“事情已经危险而且紧急了。祖宗深深依赖的、亿万百姓寄托性命的，全在两位宰相身上；如果因为不和，今天不作战，明天也不出征，时机不会再来，到了后悔的时候怎么来得及！”不久兼任国子祭酒。请求给金华何基和王柏上谥号。当时大元军队渡过长江，京畿震动，朝廷官员多有弃职离去者，侍从官中只有杨文仲一人留下，诏令给在职不离去者加官二阶。杨文仲病情更加严重，请求奉祠，以集英殿修撰任漳州知州，三次上章请求致仕，改任泉州知州。他于是带着家属越过岭南，等待任命，最终去世，而宋朝也灭亡了。有《见山文集》流传。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为人豪迈爽直。每当读书，一眼能看五行，浏览一遍便终身不忘。他性情喜好直言，每次与人谈论古今治乱和国家大事，必定捋须拍几，跳跃振奋，把忠义担当在自己身上。徐霖称赞他“像受惊的鹤直冲云霄，不受笼络束缚”。宝祐年间，谢枋得考中进士，在对策中极力攻击丞相董槐和宦官董宋臣，本以为会被擢升为高等，等到公布名次，却只列入乙科。授任抚州司户参军，他立即弃官离去。第二年再次出仕，参加教官考试，兼经科也考中，授任建宁府教授。尚未赴任，吴潜任江东、西宣抚使，征召他入幕府任干办公事。他组织民兵，防守饶州、信州、抚州，按科额发给钱米供给他们。谢枋得游说邓、传二社的各家大族，得到一万多名民兵，守卫信州。等到敌兵退去，朝廷核查各军费用，他几乎获罪不能免。五年，彗星出现在东方，谢枋得在建康主持考试，把贾似道的政事列为试题，写道：“军队一定会到，国家一定会亡。”漕运使陆景思恨他，把他的稿子上报给贾似道。他因居乡时违法、起兵时冒领侵吞科降钱，并且有讥讪诽谤之言，被追夺两级官阶，贬居兴国军。咸淳三年，遇赦放归。德祐元年，吕文焕引导大元军队向东攻下鄂州、黄州、蕲州、安庆、九江，凡是他的亲友部曲，都诱使他们投降，于是驻军建康。谢枋得与吕师夔友善，便应诏上书，以全族担保吕师夔可信，请求分拨沿江各屯的军队，任用吕师夔为镇抚使，使他前往招降；并且愿意亲自到江州会见吕文焕，与他商议。朝廷听从了，派他以沿江察访使身份出行，恰逢吕文焕北归，他没有赶上，只好返回。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的身份任信州知州。第二年正月，吕师夔和武万户分头平定江东地区，谢枋得率兵迎击，派前锋喊道：“谢提刑来了！”吕军奔驰而来，向他们射箭，箭射到了马前。谢枋得逃入安仁，调淮地军士张孝忠在团湖坪迎战。箭射尽后，张孝忠挥动双刀，杀死一百多人。前军稍稍退却，后军绕到张孝忠背后，众人惊慌溃散，张孝忠被流箭射死。战马奔回，谢枋得坐在敌楼上看见，说：“马回来了，孝忠败了。”于是逃奔信州。吕师夔攻下安仁，进攻信州，信州没有守住。谢枋得于是改换姓名，进入建宁唐石山，转到茶坂，寄居旅店中，每天穿麻衣、穿草鞋，面向东方哭泣，别人不认识他，以为他得了病。后来离开，在建阳县城中卖卜；有人来占卜，他只收取米屑而已，给他钱，通常都推辞不收。后来人们渐渐认出他，多有人请到家中，让他作为弟子讲论学问。天下平定后，他便居住在闽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推荐宋朝臣子二十二人，以谢枋得为首，谢枋得辞谢不肯起用。第二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奉诏征召他，握着他的手慰劳勉励。谢枋得说：“上有尧、舜，下有巢父、许由，我谢枋得的姓名不吉祥，不敢赴诏。”丞相认为他有义气，也没有强迫他。至元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奉诏到江南访求人才，尚书留梦炎推荐谢枋得，谢枋得写信给留梦炎说：“江南没有人才，即使想求得一个像瑕吕饴甥、程婴、杵臼那样的厮养卒，也不可得。纣王灭亡时，凭八百国的精兵，却不敢抗拒两位贤人的正论，武王、太公惶惧不安、无处容身，急忙用兴灭继绝来向天下谢罪。殷的后代于是还能与周并立。假使三监、淮夷不叛乱，武庚一定不会死，殷的国命一定不会断绝。女真对待宋朝徽、钦二帝也太惨酷了。可是我宋朝今年派使者祈求请和，明年又派使者问安。王伦是一个市井无赖、亲近邪佞的小人，却说梓宫可以归还，太后可以回来。最终这两件事都符合他所说。如今连一个王伦都没有，可见江南哪里还有人才。我如今已经六十多岁，所欠缺的只是一死罢了，难道还会有别的志向吗！” 最终谢枋得没有前往。郭少师跟随瀛国公入朝，后来南归，与谢枋得谈论当时的事情，说：“大元本来无意于江南，多次派使者命令军队停止进攻，不要深入，等宋朝归还岁币后再议和，不要无故杀害百姓。张宴然上书请求收兵议和，皇帝当即同意了。两军交战两年，却没有一名使者往来的事情，反而带着数百年的宗庙社稷投降了。”于是两人相对痛哭。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当时正把访求人才当作急务，想以推荐谢枋得作为自己的功劳，便让他的朋友赵孟ＴＷ来劝说。谢枋得骂道：“魏天祐在福建做官，没有丝毫推行德政、广施恩意，反而开采银矿使百姓受害，难道还要用我们这些人来装饰自己的美名吗？”等见到魏天祐，他又傲慢高峻，不按礼节相待；魏天祐同他说话，他只是坐着不回答。魏天祐发怒，强行把他带往北方。谢枋得当天就只吃蔬菜水果。

译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到达京师，询问谢太后安葬之处和瀛国公所在的地方，拜了两拜，悲痛哭泣。不久生病，迁居悯忠寺，看见墙壁上的《曹娥碑》，哭着说：“小女子尚且能够这样，我难道还不如你吗！”留梦炎让医生拿药混在米汤中送给他，谢枋得愤怒地说：“我想死，你却想让我活吗？”把药和米汤扔在地上，最终不吃任何东西而死。他的伯父谢徽明以特奏恩任当阳尉，代理县事。当时正逢天基节上寿，大元军队突然到来，谢徽明出兵战死；他的两个儿子奔去抱住父亲的尸体，也死了。史臣评论说：刘应龙不依附贾似道，冯去非不依附丁大全，潘牥论说皇子竑的事情，困顿坎坷而终其一生。洪芹为吴潜争辩，真是伟大。赵景纬是醇厚的儒者，没有急于争名逐利之心。徐霖进朝则直言不讳，退居乡里则讲学传道。徐宗仁与国家同亡，和那些怀有二心来侍奉君主的人不同。危昭德在经筵进讲应对的话，全部载在旧史中。陈垲能够用意气感动人，杨文仲在动乱纷扰之时仍能推荐人才，谢枋得崎岖不屈而保全臣节，这些都是宋朝末年卓然不群的人物。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陈靖、张纶、邵晔、崔立、鲁有开、张逸、吴遵路、赵尚宽、高赋、程师孟、韩晋卿、叶康直。宋朝的制度中，有三项可以选得循吏：太祖时期，州牧、郡守、县令、录事等官，皇帝亲自召见，询问政事，然后派遣他们赴任，选拔任用的方法很精细；监司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县令，各自按时上报政绩优劣，又命朝臣专门督察治理，考核官吏的方法很严密；官吏犯有贪赃罪，遇到赦免也不宽宥，防范约束的法令很严格。太平安定的时代，州县官吏谨守法度、尽力修治职事的人，实在很多。其中一定要有特别突出的政绩，才会另行列入赏格；有的人从州县治理得最好，后来终于成为名臣，那么仅仅说他爱民如子的长处，也不足以概括他一生的作为。因此三百多年始终不变，循吏中载入史册的只有十二人。于是作《循吏传》。陈靖，字道卿，兴化军莆田人。喜好学习，很通晓古今。父亲陈仁壁，仕奉陈洪进，任泉州别驾。陈洪进向宋称臣时，有豪强狡猾、凭险作乱的人，陈靖徒步拜见转运使杨克巽，陈述讨伐贼人的策略。被召回后，授任阳翟县主簿。契丹侵犯边境，宋军多次失利，陈靖派侄子上书，请求入朝奏陈军事机略。诏令就近询问他，他献上五条策略：明确赏罚；抚慰士卒；持重以显示弱势，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动；允许帅府自行征辟士人；并且让将帅能够在境外专断处置事务。太宗认为他不同寻常，改任将作监丞，不久任御史台推勘官。当时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多把文章先写完的人擢为高等，士人都学习浮华文风，崇尚敏捷快速。陈靖请求把文章交给考官评定甲乙，等到唱名时，如果确实是知名士人，就把他列入上等。父亲去世后，起复任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开拆司。淳化四年，出使高丽回国，任提点在京百司，升任太常博士。宋太宗致力于发展农业，下诏让有关部门讨论均田法。李靖议论说：“这项法令不容易立即实行。应先命令大臣或三司使担任租庸使，或兼任屯田制置使，再选三司判官中熟悉民政的人两名担任副职。以两京为中心，东西各一千里，核查荒地以及逃亡百姓的田产，登记造册，招募百姓耕种；赐给耕种者房屋、牛、犁、种子和粮食，不足的就由府库拨钱补给。另定考核标准为十分，责令州县劝导督促，并发给印纸登记。把官员的政绩和过失分为三等：凡县所管的垦田，一年达到应纳赋税的三成，二年六成，三年九成，列为下等最优；一年四成，二年七成，三年达到十分，列为中等最优；一年五成，未满三年便达到十分，列为上等最优。列为‘最’的，令佐可免于候选或越级提升资历；列为‘殿’的，就增加选任年限、降低资历。每州把所属各县的田地合计按十分考核，依据‘最’与‘殿’实行赏罚。等过了几年，完全撤销官营屯田，全部采用赋税役使百姓的办法，然后根据人口授予田地，按照土地情况平均征税，参照井田制度制定成法，向四方颁行，也不过如此罢了。”宋太宗对吕端说：“朕想恢复井田制，只是还做不到；李靖这个策略合乎朕的心意。”于是召见李靖，赐给他食物后遣送他离去。过了一天，皇帝又对吕端说：“李靖的说法虽然正确，只是田地未必能开垦，赋税未必能征收入库，请下令让三司共同讨论。”于是下诏令盐铁使陈恕等人各选判官两名，与李靖共同商议，并任命李靖为京西劝农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担任副使。皇甫选等人说这件事难以成功，皇帝仍认为不是这样。后来李靖想借用缗钱二万试行，陈恕等人说：“钱一旦发出去，日后无法偿还，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皇帝因为群臣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才停止此事，调李靖出任婺州知州，后来又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宋真宗即位后，李靖再次陈述以前所议的劝农事务，又说：“国家抵御西北的戎敌，却依赖东南供给粮食；东南粮食不足，就会贻误国家大计。请从京东、京西以及河北各州大力推行劝农法，以州县官吏的政绩和过失决定升降，每年可以节省江、淮漕运粮食一百多万。”真宗又下诏让李靖详细条列上奏。李靖请求刺史春季巡视，县令劝导耕种；对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以及努力务农的人赐予爵位；设置五保组织来侦察奸盗；登记游荡懒惰的百姓，供给劳役。又交给三司讨论，但最终都没有实行。李靖历任度支判官、京畿均田使，出任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事务，调任江南转运使。他极力陈述前代李氏向百姓横征暴敛的十七件事，诏令因此免除其中最严重的几项。调任潭州知州，历任度支判官、盐铁判官。真宗祭祀汾阴时，任行在三司判官。又历任京西、京东转运使，担任泉州、苏州、越州知州，多次升任太常少卿，进升太仆卿、集贤院学士，任建州知州，调任泉州知州，授左谏议大夫。起初，李靖与丁谓友善；丁谓被贬后，丁谓的党羽都被逐出，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于是说李靖年老多病，不宜长期担任乡里官，于是让他以秘书监官职退休，后来去世。李靖一生提出过许多规划，但对农业事务尤其熟悉。他曾收集淳化、咸平以来所陈述的表章，题名为《劝农奏议》，抄录上奏；然而他的主张拘泥于古制，多数无法实行。

译张纶，字公信，是颍州汝阴人。年轻时洒脱豪放，任性使气。考进士没有考中，补任三班奉职，升为右班殿直。他跟随雷有终在蜀地讨伐王均。那里有几百名投降的盗寇占据险要之地反叛，雷有终派张纶攻击他们。张纶驰马报告说：“这是走投无路的盗寇，逼迫他们太急就会产生祸患，不如先晓谕他们说明归顺和反抗的利害。”雷有终采用了他的意见，贼兵果然丢下武器前来投降。张纶因功升为右侍禁、庆州兵马监押，擢升阁门祗候、益州、彭州、简州等州都巡检使。他所统领的士卒放纵饮酒，掠夺居民，张纶斩杀了几个首恶，众人这才安定。调任荆湖提点刑狱，升为东头供奉官、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张纶奉命出使灵夏返回时，正遇辰州溪峒彭氏蛮入侵，于是任辰州知州。张纶到任后修筑蓬山驿路，使贼兵无法通行，于是逃走。调任渭州知州，改任内殿崇班、镇戎军知军。他奉命出使契丹，安抚使曹玮上表请求留下他，但没有获准。蛮人再次入侵，张纶任辰州、澧州、鼎州等州缘边五溪十峒巡检安抚使，向蛮族首领晓谕祸福，出钱赎回被掠的百姓，派官员与他们结盟，并在边境上刻石立约。过了很久，张纶被任命为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当时盐税亏损严重，他上奏请求免除通州、泰州、楚州盐户拖欠的旧债，由官府帮助他们购置器具；盐交入官府后，优厚地给付价钱。因此每年增加盐税几十万石。又在杭州、秀州、海州重新设置盐场，每年盐税收入又增加一百五十万。任职两年后，又增加上供米八十万。疏通五条渠道，把太湖水引入海中，又增加租米六十万。开凿长芦西河，以避开翻船的祸患；又在高邮以北修筑漕河堤二百里，在旁边用巨石筑成十道堰闸，以泄放横流。泰州有捍海堰，绵延一百五十里，长期废弃无人修治，每年都担心海潮漫入百姓田地。张纶正商议修复时，议论者认为很难，觉得海潮之患停止后，积水内涝之患反而会兴起。张纶说：“海潮造成的祸患占十分之九，内涝造成的祸患占十分之一，所得多而失去少，难道不可以吗？”他三次上表请求，并愿亲自到现场督役。朝廷命他兼任泰州知州，他终于修成了堰，又使二千六百户拖欠赋税的人恢复户籍，州民从中获利，为他建立生祠。张纶在淮南任职六年，多次升任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主隆绪去世后，他任吊慰副使。历任秦州、瀛州知州，两次任沧州知州，再升为东上阁门使，正式授任乾州刺史，调任颍州知州，去世。张纶有才干谋略，所到之处都兴利除害。他为人宽厚，喜欢施舍。在江、淮一带，看见许多漕运士卒冻饿而死在路旁，叹息说：“这是有关官吏的过错，不是用来体现皇上仁德的做法。”于是拿出俸禄，买来数千件棉衣，给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穿。邵晔，字日华，他的祖先是京兆人。唐朝末年发生丧乱，曾祖父邵岳带着全族到荆南拜见高季兴，却没有受到礼遇，于是前往湖南。彭玗任全州刺史时，征召邵岳为判官。适逢盗贼鲁仁恭侵犯连州，就任命邵岳为国子司业、知州事，于是邵家在桂阳定居。祖父邵崇德，任道州录事参军。父亲邵简，任连山县令。邵晔从小爱好学习，以不能通过征召任职为耻。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入仕，授任邵阳主簿，改任大理评事、蓬州录事参军。当时太子中舍杨全任知州，性情凶悍粗率而昏昧无知。属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陷为强盗，全部判处死刑，案狱已经完备。邵晔察知他们受了冤枉，不肯在文书上署名，告诉杨全应当查明实情。杨全不听，押着张道丰等依法处置；他们呼号喊冤、不肯服罪，于是再次关进监狱审查。不久捕获了真正的盗贼，张道丰等人于是获释，杨全因罪被削去官籍，贬为平民。邵晔任期届满回朝，皇帝召见他，宋太宗说：“你能使我的平民百姓活下来，实在值得嘉奖。”赐钱五万，下诏把杨全的事告诫天下。授邵晔为光禄寺丞，出使广南巡察刑狱。不久任荆南通判，赐绯鱼袋。升为著作佐郎、忠州知州。历任太常丞、江南转运副使，改任监察御史。因母亲年老，请求到近处奉养，获任朗州知州。入朝任三司磨勘司判官，升为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景德年间，邵晔以光禄卿的代理官职，充任交趾安抚国信使。适逢黎桓去世，他的儿子龙钺继位；龙钺的哥哥龙全率兵劫掠府库财物逃走，他的弟弟龙廷杀死龙钺自立，龙廷的哥哥明护又率扶兰寨的军队攻战。邵晔驻在岭南，把事情上报朝廷，朝廷改命他为缘海安抚使，允许他相机制定方略。邵晔写信给安南，晓谕朝廷的威势和恩德，让他们迅速确定君位。明护等人立即听从命令，奉龙廷主持军务。起初，诏令邵晔等事情平定后，便把黎桓的礼物改赐给新任首领。邵晔上奏说：“安抚外族，应当显示诚信，不如等龙廷进贡，再另外给他加封爵位并优厚赏赐。”宋真宗非常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出使回来后，改任兵部员外郎，赐金鱼袋和紫服。起初接受使命时，借用官钱八十万购买私人相见时的礼物；到任安抚使后，已经偿还一半，其余全部由诏令免除。他曾上呈《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和《宜州山川》等四幅图，对控制这些地区的要害说得很详细。不久任三司三勾院判官，因所举荐的季随犯贪污罪，邵晔应当被削去一级官职；皇帝考虑到他远行出使的劳苦，只命令他停职。大中祥符初年，起用为兖州知州，他上表请求举行东封，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他。到派遣王钦若、赵安仁筹划封禅，并仍兼理州务时，就命邵晔担任京东转运使。封禅礼仪结束后，越级授任刑部郎中，又任三勾院判官，出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大中祥符四年，改任右谏议大夫、广州知州。州城靠近海边，每当外国商船抵岸，常受飓风之苦；邵晔开凿内濠使船只可以通行，飓风便不能造成危害。不久患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崔立，字本之，是开封鄢陵人。祖父崔周度，在后周任泰宁军节度判官。慕容彦超叛乱，崔周度以大义责备他，于是被杀。崔立考中进士。任果州团练推官时，征调士兵运输官府物资，道路险难，于是带领众人凑钱，雇船运回。知州姜从革认为这等同于按照率敛法处置，应当杀掉三个人。崔立说：“这不是为自己谋私，罪过只应判杖刑。”姜从革起初不听，最终仍把情况上奏，诏令按照崔立的意见处理。宋真宗记住了这件事，特意改授崔立为大理寺丞，任安丰县知县。大水冲坏期思塘，崔立亲自督促修缮，一个多月便完工。升任殿中丞，历任广州、许州通判。适逢滑州堵塞决口的黄河，调集百姓运送柴草和木桩，命崔立负责征收。崔立计算所需物资已有余，而下等户尚未缴纳的仍有二百万，便全部上奏请求放宽。任江阴军知军时，属县有一条利港长期废弃，崔立教百姓疏浚治理，完工后灌溉田地数千顷；又开凿横河六十里，沟通漕运。多次升任太常少卿，历任棣州、汉州、相州、潞州、兖州、郓州、泾州七州知州。兖州当年发生大饥荒，他招募富户拿出粮食十多万石赈济饥民，救活了很多人。

译崔立性情淳厚谨慎，尤其喜欢议论政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已经举行封禅，士大夫争相上奏祥瑞、献上颂赞，只有崔立说：“徐州发大水，江、淮一带连年干旱，吴地遭受暴风，金陵发生火灾，这是上天用来警戒骄傲懒惰、告诫放纵淫逸的。微小的祥瑞，还有什么值得拿来谈论治国之道的呢？”前后上奏四十多件事。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耀州知州，改任濠州知州，升为给事中。告老后，进升尚书工部侍郎退休，去世。他在韩琦还是平民时便认识他，把女儿嫁给韩琦，人们曾佩服他的鉴识。鲁有开，字元翰，是参知政事鲁宗道的侄子。喜好《礼》学，通晓《左氏春秋》。依靠鲁宗道的恩荫，任韦城县知县。曹州、濮州一带的剧盗在邻县横行，听到鲁有开的名声便不敢进入他的辖境。任确山县知县时，当地大姓把持官府政务，鲁有开惩治其中最严重的，于是境内平安无事。兴修废弃的陂塘，灌溉百姓田地数千顷。富弼镇守蔡州时推荐他，认为他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任金州知州时，有一桩诬陷案件，判处死刑的有几十人。鲁有开说：“想杀人，只要暗中谋划就够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审讯后发现都是诬陷。当时天正干旱，案件查清后便下起了雨。任南康军知军，任期届满回朝。熙宁年间推行新法，王安石问江南情况怎样，鲁有开说：“新法刚刚施行，还没有看出它的祸患，应该会在以后出现。”因为他的回答与王安石意见不同，被调出任杭州通判。任卫州知州时，发生水灾，百姓缺少粮食，他擅自把常平仓的钱粮借给百姓，并上奏请求免除利息。调任冀州后，加高堤防，有人说：“本郡没有水患，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呢？”鲁有开说：“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谋划的做法。”最终把工程完成。第二年黄河决口，洪水到来，无法漫过堤坝便停住了。朝廷派使者到河北，百姓拦住使者，传诵鲁有开的功劳事迹。朝廷召他任膳部郎中。元祐年间，历任信阳军、洺州、滑州知州，又任冀州知州，官至中大夫，去世。张逸，字大隐，是郑州荥阳人。考中进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任襄州邓城县知县时，以有才干能干闻名。州官谢泌准备推荐张逸，先摆好几案，在上面放置奏章，面向宫阙拜了两拜，说：“老臣为朝廷找到了一位良吏。”于是上奏推荐他。后来皇帝召见张逸，宋真宗问他想任什么官，张逸回答：“母亲年老在家，希望能得到乡里附近的一个幕职官，回去奉养母亲，使她能享用甘美的食物，这就足够了。”授任澶州观察推官，几天后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皇帝召见他，又坚持询问他的愿望，他回答：“希望得到京官。”皇帝特意改授他为大理寺丞。皇帝一向认为谢泌贤能，这次再次召见询问张逸，是因为谢泌的推荐。任长水县知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对他优厚礼遇。后来张逸调任青神县，家贫不能自给，王嗣宗借给他半年俸禄，让他置办行装。到县后，兴办学校，教育学生。后来县人陈希亮、杨异相继考中进士，张逸把他们居住的地方改名为桂枝里。县城东南有松柏滩，夏秋水势暴涨，常有船只倾覆。张逸向江神祈祷，不到一个月，江滩竟移动了五里，当时人们认为很奇异。再次升任太常博士、尉氏县知县。擢升监察御史，任提点益州路刑狱、开封府判官。出使契丹，任两浙转运使。调往陕西，尚未赴任，又调往河东，任职几个月后，再调往陕西。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梓州知州。多次升任尚书兵部郎中，任开封府知府。有僧人请求皇帝特旨免除田税，张逸坚持不准。宋仁宗说：“有关官员能够守法，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张逸又说：“近来禁止命妇干预宫中事务，但最近宫外女子求见宫廷的风气渐渐通行，希望命官府加以纠察弹劾。”仁宗采纳了。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益州知州。张逸一生四次到蜀地，熟悉当地民情。华阳县的驺长杀了人，却诬陷路旁的行人；县吏收受钱财，案件已经审结，便让真正杀人的人看守囚犯。张逸说：“囚犯的脸色显出冤屈，看守的神情又不正直，难道是看守杀了人吗？”囚犯这才敢于说出实情，看守果然认罪，立即将他处死，蜀人认为张逸如神明。适逢当年干旱，张逸命人修筑堰坝拦蓄江水，灌溉百姓田地；又把官租减价出售来赈济百姓。起初，百姓饥饿，很多人杀掉耕牛来吃，犯法者都被发配关中。张逸上奏说：“百姓杀牛是为了使将要死亡的生命活下来，这与盗贼杀牛不同；如果不禁止杀牛，又会废弃农事。今年收成稍好，请把这些人一概释放回去，让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皇帝批复准许。不久，张逸在任上去世。吴遵路，字安道。父亲吴淑，事迹见《文苑传》。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殿中丞，任秘阁校理。章献太后临朝称制时，政事的得失，下面没有人敢进言。吴遵路分条上奏十多件事，言辞都恳切正直，触犯太后的心意，被调出任常州知州。他曾预先在吴中购买粮米，以备年成歉收，后来那里果然严重缺粮，百姓依靠这些粮食得到救济；从其他州流入的百姓也有十分之八九得以保全。多次升任尚书司封员外郎、代理开封府推官，改任三司盐铁判官，加任直史馆，任淮南转运副使。适逢罢免江、淮发运使，于是兼理发运司事务。他曾在真州、楚州、泰州和高邮军设置斗门十九座，用来蓄水和泄水，兴修水利。又扩大所属各郡常平仓的储粮，积储达到二百万，以等待灾荒年景。他所筹划的各项事务，后来都给人们带来便利。升任工部郎中，因没有审查蕲州王蒙正故意把部吏置于死罪一事，被降为洪州知州。调任广州，他推辞不去。当时发运司已经重新设置发运使，于是任命吴遵路为发运使；他尚未到任，便被召回修撰《起居注》。元昊反叛后，他建议恢复民兵制度。授任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奉诏考选河东乡民中可以当兵的人，各路都把这种做法作为范例。升任兵部郎中、代理开封府知府，驾驭属吏严厉整肃，所属各县没有被追捕拘押的现象。当时宋庠、郑戬、叶清臣都不被宰相吕夷简喜欢，吴遵路却与三人一向交情深厚，吕夷简因此忌恨他，把他调出任宣州知州。吴遵路上呈《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调任陕西都转运使，升为龙图阁直学士、永兴军知军。即使患病，仍不停处理政务，亲手撰写奏章。去世后，宋仁宗听说此事，悲悼他，下诏派官员护送灵柩回京师。吴遵路小时候聪明敏捷，长大后博学而通晓大体。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吃蔬食直到服丧期满。他性情平和高雅、谨慎稳重，少言少笑，擅长书法。处理政务简明平易，不靠声势威严；在朝廷上敢于进言，不阿谀依附。平日廉洁节俭，没有其他嗜好。去世后，家中没有多余财物，他的朋友范仲淹拿出俸禄周济他的家人。他的儿子吴瑛，任尚书比部员外郎，未等到年老便辞官归乡。赵尚宽，字济之，是河南人，参知政事赵安仁的儿子。任平阳县知县。邻县有十几个重罪囚犯，打破刑具连夜逃走，杀害居民，准备侵犯本县边界。赵尚宽催促县尉出兵追捕，说：“盗贼以为我们不能赶来，正处于懈怠状态，容易捕捉。应当赶快前往，不要让他们散开继续为害。”县尉出发后，赵尚宽又派巡逻兵跟踪在后，终于全部捕获。

译任忠州知州时，当地风俗是饲养蛊虫害人。赵尚宽把药方张贴在市场中，教百姓服药；又悬赏搜捕制造蛊毒的人，彻底审讯治罪，交司法机关办理，使当地风俗大为改变。转运使运来几十万斤盐，要求潭州百姓换取白银，期限紧迫，赵尚宽拿出官府库藏来补足所需，慢慢与百姓交易，不扰民而完成了收购。嘉祐年间，赵尚宽因考核第一任唐州知州。唐州向来土地肥沃，经过五代战乱，田地荒芜不耕，土地空旷、人口稀少，赋税不足以充当军役费用，议论者想把它废为县邑。赵尚宽说：“土地空旷可以增加开垦，人口稀少可以招募迁来，为什么要废掉一个州呢？”于是按照图册记载查访，找到汉代召信臣陂渠的遗迹，又增加征发士卒，修复疏通三座陂塘和一条渠道，灌溉田地一万多顷。又教百姓自行修筑支渠几十条，彼此引水灌溉。四面八方的百姓像云一样聚集而来，赵尚宽又请求按人口把荒田授给他们，并借给百姓官钱购买耕牛。不到三年，荆棘荒草重新变成肥沃良田，增加户数一万多。赵尚宽勤于治理农业，政绩特别突出，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相上奏他的事迹。宋仁宗听说后嘉奖他，下诏褒扬，并且提升他的官阶、赏赐黄金。他留在唐州共五年，百姓为他塑像建祠；王安石、苏轼还作《新田》《新渠》诗来赞美他。调任同州、宿州知州时，河中府神勇军士卒苦于大校贪婪暴虐，便刻写匿名信声称要发动叛乱。赵尚宽命人把匿名信烧掉，说：“不过是胡乱说的话罢了。”众人于是安定下来。后来他上奏罢黜那名校官，把士卒分隶到其他营。又调任梓州知州。赵尚宽离开唐州几年后，田地日益开垦，户口日益增多。朝廷推许他的功劳，让他从少府监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梓州知州。官职逐渐升至司农卿，去世后，诏令赏赐钱五十万。高赋，字正臣，是中山人。凭父亲的任职恩荫担任右班殿直。再次考中进士，改任奉礼郎，四次升迁至太常博士。历任真定县知县、剑州、刑州、石州和成德军通判。任衢州知州时，当地风俗崇尚巫鬼，毛氏、柴氏百姓二十多家世代蓄养蛊毒，遇到闰年，害人的事尤其多，和人发生争执就用蛊毒害人。高赋把他们全部擒获治罪，蛊毒之患于是绝迹。调任唐州知州。唐州的田地荒废不耕已有一百年，前任知州赵尚宽开垦治理竭尽全力，但仍有很多地方长满荒草。高赋接任后，进一步招募两河流民，按人口分给田地让他们耕种，修筑陂塘堤堰四十四处。任期届满后两次被留任。等到他离任时，增加开垦田地三万一千三百多顷，增加户数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户，每年增加税收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皇帝下诏褒奖，向天下公布他的治理成绩以劝勉各地，唐州、沧州两地都为他建立生祠。擢升提点河东刑狱，又加任直龙图阁、沧州知州。程昉想在境内开凿西流河，使河道绕州城向北流入三塘泊。高赋说：“沧州城靠近河流，每年增加堤防，尚且担心河水奔流泛滥，何况妄自开凿河道呢？”程昉坚持不听，后来工程最终没有成功。历任蔡州、潞州知州，入朝任同判太常寺，升为集贤院学士。在朝廷上提出了许多建议，曾说：“二府大臣有的租住偏僻小巷的房屋，分散居住在京城，办公和私人生活都不方便。应仿照前代丞相府的制度，在端门前排列建置大宅第，让他们居住。”又说：“仁宗朝为兖国公主修建府第，花费几十万缗钱。如今有五位大长公主，如果全都按照以前的先例，费用将没有限度。希望考求适中的制度，裁定为固定标准。”他请求各道提点刑狱司设置检法官，希望专门负责公正审理，使百姓不受冤屈；又请求在宫禁中修建阁楼，绘制功臣画像，仿照汉代云台、唐代凌烟阁的制度。许多意见都得以施行。以通议大夫官职退休，退居襄阳，去世时八十四岁。程师孟，字公辟，是吴地人。考中进士甲科。多次任南康军、楚州知州，任提点夔路刑狱。泸州的戎人多次侵犯渝州边境，使者的治所设在万州，距离很远，一旦有警报，通常要整整十天才能到达。程师孟上奏请求把治所迁到渝州。夔州一带没有常平仓粮，他建议设置仓库；正逢灾年，赈济百姓的粮食不足，他便擅自发放其他仓储，不等待批复。属吏害怕，报告说这样不可以。程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批复，百姓很快就全饿死了。”最终发放了粮食。调任河东路。晋地多为土山，旁边连接川谷，春夏大雨时，水色浑浊如黄河，当地俗称“天河”，可以用来灌溉。程师孟劝百姓出钱开渠筑堰，淤灌成良田一万八千顷，把这些事情汇编成《水利图经》，颁发给各州县。任度支判官。任洪州知州时，用石头堆筑江堤，疏浚章沟，开通北闸，以调节水位升降，此后再没有水患。任三司都磨勘司判官，接待契丹使者。萧惟辅说：“白沟一带的土地本应由两国共同管辖，如今南朝在这里种了几里柳树，却把北方人在界河捕鱼定为罪过，难道有道理吗？”程师孟说：“两朝都应当遵守盟誓，涿郡有案牍可以查验，你放下文书不看，只凭口头说法，难道想制造事端吗？”萧惟辅惭愧地道歉。出任江西转运使。袁州发生盗乱，州中官吏充当盗贼的耳目，长期不能捕获。程师孟把几批官吏戴上刑具送入狱中，盗贼立即被捕。加任直昭文馆，任福州知州，修筑子城，建立学校，政绩在东南各地最为突出。调任广州，州城被侬寇毁坏；后来一有警报，百姓便惊慌逃散，接连到任的长官都说土质疏松恶劣，不能筑城。程师孟在广州六年，修筑西城。等到交趾攻陷邕管时，听说广州守备坚固，便不敢向东进犯。当时程师孟已经被召回，朝廷念及他从前的功劳，任命他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兼判都水监。奉命祝贺契丹主生日，到达涿州时，契丹设宴。迎接使者的人面向南，涿州官员面向西，宋朝使者面向东。程师孟说：“这是降低我的地位。”他不肯按此排列入座，从太阳偏西一直争到傍晚，随从都吓得变了脸色，而程师孟的言辞气势更加严厉，呵斥傧者改换位置，于是改为与迎接者东西相向。第二天，涿州人到郊外设宴送行，程师孟骑马疾驰经过，毫不理会。涿州人把这件事转告雄州，雄州据此上奏，他因此获罪，被罢职归班。后来再次起用，任越州、青州知州，最终退休，以光禄大夫官职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程师孟多次主管重要城镇，处理政务简明而严厉，不是死罪的，不把犯人交给属吏处理。他侦察隐秘、揭发伏藏如同神明；捕获豪强恶徒和放荡不法之人，必定严厉惩治，直到剿灭干净才停止，因此他所管辖的地方秩序肃然。洪州、福州、广州、越州都为他建立生祠。韩晋卿，字伯修，是密州安丘人。还是童子时，每天诵读数千字的书。长大后凭《五经》考中进士，历任肥乡、嘉兴主簿，安肃军司法参军，平城县令，大理详断官、审刑详议官，通判应天府，任同州、寿州知州，考核成绩第一，擢升刑部郎中。元祐初年，任明州知州。当时两浙转运使重新推行差役法，各道处置谋划多仓促而失去条理，只有韩晋卿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办理，而不违背法令的旨意。入朝任大理少卿，升为大理卿。

译韩晋卿从宋仁宗在位时就担任刑狱审理官。当时朝廷有疑难案件，常下交公卿共同讨论。开封百姓因争斗杀人，王安石认为这是盗贼拒捕，争斗而死，杀人者无罪；韩晋卿说：“这是斗殴杀人。”登州一名妇人谋杀丈夫，郡守许遵坚持按谋杀案审问，王安石又支持许遵；韩晋卿说：“应当判死刑。”案件长期不能决定，朝廷上争论不休，韩晋卿始终坚持己见不肯改变，因此知名。元丰年间设置大理狱，许多案件由宫内交付审理。韩晋卿秉持公正考核，不因权势而升降裁断。宋神宗称赞他的才能，每逢案件即使已经审明，但如果牵连显贵要员，或多次审讯仍不能结案，必定交给他办理。他曾奉诏审理宁州案件，按照旧例应当入朝面见皇帝。韩晋卿说：“奉使已有明确指示，三尺之法也具在，怎么能窥测君主的心意，按照个人想法改变轻重呢？”接受命令后立即出发。各州请求复审重大死刑案件，执政者厌恶案件太多，准备弹劾那些不应当请求复审的人。韩晋卿说：“审理判决时寻求使人活下来的办法，是仁恩达到极点的表现。如果请求复审反而获罪，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来请求了。”议论者又想援引唐代的制度，命天下的死刑都上奏皇帝裁决。韩晋卿说：“对于可疑、可怜悯的案件，允许上奏请求裁夺，这是祖宗的制度。天下四方相距万里，如果都必须等待朝廷命令，恐怕从今以后因延误而死的人会多于罪当伏法的人。”朝廷都实行了他的意见，因此士大夫之间推许他忠厚，不把他称作严守刑法的法家官吏。他在任上去世。叶康直，字景温，是建州人。考中进士，任光化县知县。县中竹子很多，百姓都用竹子编房屋，叶康直教他们改用陶瓦，以消除火灾隐患。凡是政务，他都致力于使百姓获利。当时丰稷任谷城县令，也因治理有成绩而显名，人们歌唱说：“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 曾布推行新法时，任命叶康直为司农属官。历任永兴、秦凤转运判官，调任陕西，升为提点刑狱、转运副使。五路军队向西征讨，叶康直负责泾原粮道，承受内侍梁同因为军饷不好，妄加上奏，宋神宗大怒，给叶康直戴上刑具，准备杀掉他；王安礼极力营救，他才得以恢复原官。元祐初年，加任直龙图阁，任秦州知州。中书舍人曾肇、苏辙弹劾叶康直谄媚侍奉李宪，罢免他的官职；查究实际情况后发现没有根据，于是改任河中府知府，又恢复为秦州知州。西夏人侵犯甘谷，叶康直告诫各将领设下埋伏等待，歼灭了西夏两名首领，从此西夏人不敢侵犯边境。升任宝文阁待制、陕西都运使。因病请求任亳州知州，疏通积水，百姓得到田地数十万亩。召入任兵部侍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张载之弟张戬、邵雍 “道学”这个名称，古代本来没有。在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天子用这种道来施行政教，大臣、百官和各有关部门把这种道作为职责，党、庠、术、序中的老师和弟子以这种道讲习，四方百姓每天运用这种道却不知道。因此，在天地覆盖承载之间，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种事物不受到这种道的恩泽，从而使自己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在那个时候，“道学”这个名称又从哪里建立呢？周文王、周公去世后，孔子有德行却没有职位，既不能使这种道的作用逐渐遍及当世，便退下来与弟子制定礼乐，阐明法度，删定《诗经》，修订《春秋》，赞述《易象》，讨论《坟》《典》，希望使五帝、三王和圣人的道永远昭明。因此说：“孔子的贤德远远超过尧、舜。”孔子去世后，只有曾子得到他的传承，传给子思，又传给孟子；孟子去世后便没有传人了。两汉以来，儒者谈论大道，观察得不精确，言说得不详尽，异端邪说乘机兴起，几乎导致大道彻底败坏。一千多年后，到宋朝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才得到圣贤失传的学问，作《太极图说》《通书》，推究阐明阴阳五行的道理，以及天所赋予、在人身上成为本性的道理，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张载作《西铭》，又极力说明理一分殊的旨意。这样，道的根源出于天这一点，便明白无疑了。宋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出生；长大后，向周敦颐学习，后来又扩充他们所听到的学说，表彰《大学》《中庸》两篇，使它们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从上至帝王传心的深奥道理，下至初学者进入德行的门径，都融会贯通，再没有遗留的蕴义。到宋朝南渡以后，新安朱熹得到程氏的正统传承，这门学问更加亲切明白。大体说来，它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明辨善理、使自身诚实为要；凡是《诗经》《尚书》、六艺的文章，以及孔子、孟子的遗言，那些被秦火焚毁而错乱、被汉代儒者弄得支离、在魏晋六朝沉埋不彰的内容，到这时全都焕然大明，条理井然，各得其所。这大概就是宋儒之学所以超过诸子、向上接续孟子学统的原因吧。它对于世代政治的盛衰、天地之气变化的荣枯，关系也非常重大。道学在宋代兴盛，但宋代没有彻底实行它，甚至还对它严加禁止。后世的君主如果想恢复天德王道的治理，必定会来这里取法。邵雍高明英悟，程氏确实很推重他。旧史把他列入隐逸传，这是不恰当的，如今把他列在张载之后。张栻的学问也出自程氏；他见到朱熹后，彼此之间广泛学习而又归于简约，学问大有进步。其他程氏、朱熹的门人，考察他们学术的源流，各按类别编排，撰成《道学传》。周敦颐，字茂叔，是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因避英宗旧讳而改名。凭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任职恩荫，任分宁主簿。有一桩案件长期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审问一次便立即辨明。县里人惊叹说：“老吏也比不上他。”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判死刑，转运使王逵却想严厉治罪。王逵是残酷强悍的官吏，众人没有人敢争辩，只有周敦颐独自与他争论。王逵不听，周敦颐便交还手版，准备弃官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这种事。”王逵醒悟过来，囚犯得以免死。调任郴州桂阳县令，治理成绩更加显著。郡守李初平认为他贤能，对他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周敦颐说：“您年纪老了，恐怕来不及了，请让我为您讲说。”两年后李初平果然有所收获。调任南昌知州，南昌人都说：“这就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这些人有地方申诉了。”富家大族、狡猾的吏员和恶少都惴惴不安，不只是担心得罪县令，还以玷污清明的政务为耻。历任合州判官时，事情不经过他的手，属吏不敢裁决；即使下达命令，百姓也不肯听从。部使者赵抃受诽谤之言迷惑，对待周敦颐十分威严，周敦颐却处之泰然。任虔州通判时，赵抃正任虔州知州；赵抃仔细观察他的作为后才完全醒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了您，如今才知道您就是周茂叔啊。”

译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赵抃和吕公著推荐，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把洗雪冤屈、使万物得到恩泽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巡视辖区不怕劳苦，即使遇到瘴疠之地和险远之处，也从容巡视，缓慢审察。因病请求任南康军知军。于是家居在庐山莲花峰下。屋前有一条溪流，汇入溢江，便取他在营道居住地濂溪的名字来命名。赵抃再次镇守蜀地，准备上奏任用他，却未及上奏周敦颐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黄庭坚称赞他说：“品格非常高尚，胸襟洒脱开朗，如同雨后初晴、清风明月一样。他不重视追求名声，却锐意追求自己的志向；不热衷祈求福报，却厚待百姓；不讲究自身奉养，却使孤独贫困的人也得到恩惠；不屑于迎合世俗，却以古代贤人为朋友。” 他学识广博，品行笃实，努力实践，著有《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始。他的学说说：无极就是太极。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到极点便转为静，静而产生阴，静到极点又转为运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本，分出阴和阳，两仪便建立了。阳气变化、阴气交合，产生水、火、木、金、土，五种气依次运行，四时便运行起来。五行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太极的本体就是无极。五行产生时，各自形成一种性质。无极的真实本体与阴阳五行的精气，奇妙地结合凝聚，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阴阳二气交互感应，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长，变化无穷。只有人得到了天地万物中最秀美的禀赋，因而最为灵异。形体既已形成，精神便产生智慧；五种本性受到感动，善恶由此分明，各种事情也由此产生。圣人用中正、仁义来规范人性，并以清静为主，确立人的最高准则。因此，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性，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养这种道便吉祥，小人违背它便凶险。所以说：“确立天的道理，就是阴与阳；确立地的道理，就是柔与刚；确立人的道理，就是仁与义。”又说：“推究事物的起始，返回考察它的终结，因此懂得死生的道理。”伟大啊，《易经》！这就是它的最高境界了。他又著《通书》四十篇，阐发说明太极所蕴含的道理。序文作者说：“它的语言简约而道理宏大，文辞质朴而意义精深，得到了孔子、孟子学说的本源，对求学者有很大的功劳。” 周敦颐任南安属官时，程珦任军事通判，观察他的气质相貌，觉得不同于常人；同他交谈后，知道他研究学问、通晓道理，于是与他交朋友，并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拜师学习。周敦颐常常让他们探寻孔子与颜回以求得快乐的地方，问他们所乐的究竟是什么，二程的学术源流便由此开始。程颢说：“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以后，我吟风弄月而归，心中有‘吾与点也’的意味。”侯师圣向程颐求学，没有领悟，便去拜访周敦颐。周敦颐说：“我老了，讲说不能不详细。”于是留侯师圣同榻夜谈，过了三天他才回来。程颐惊异地说：“你不是从周茂叔那里来的吗？”他善于启发引导人，大多就是这样。嘉定十三年，赐予谥号“元公”；淳祐元年，封为汝南伯，列入孔子庙庭陪祀。有两个儿子，名叫寿和焘；焘的官职做到宝文阁待制。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后来随家迁到河南。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朝任三司使。父亲程珦，仁宗录用旧臣后代，任命他为黄陂县尉。过了很久，任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区希范已经被诛杀，乡里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临，说：“应当替我在南海建立祠庙。”于是迎接他的神灵前往南海。到了龚州，程珦让人查问此事，神灵说：“先前经过浔州时，浔州太守认为这是妖异之事，把祠庙祭具投入江中；祭具却逆流而上，太守害怕了，于是改用礼物送来。”程珦又让人把祭具投入江中，祭具顺流而去，这种妄说才平息。后来调任磁州知州，又调任汉州知州。他曾在开元寺僧舍宴请宾客，酒刚开始传饮，人们欢呼说看见了佛光，观看的人互相拥挤踩踏，无法禁止。程珦安坐不动，过了一会儿事情便平定了。熙宁年间新法施行，担任郡守、县令的人都唯恐奉行诏命落后，只有程珦提出抗议，指出其中的不便。使者李元瑜大怒，程珦便以疾病为由移居归家，不久退休，累次升迁至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程珦慈爱宽厚而又刚毅果断，平时与年幼者和地位低微者相处，总是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但如果有人触犯义理，他就绝不宽容。他身边供使唤的人，没有一天不察看他们是否饥饿、饱足、寒冷或温暖。他前后五次获得任子资格，都拿来平均照顾伯叔父及其子孙。嫁出和安置孤女时，一定竭尽自己的力量。所得俸禄，分出一部分供养贫困的亲戚。伯母守寡居住，他奉养得十分周到。堂姊嫁人后丈夫去世，程珦把她接回家来，教育抚养她的孩子，待遇与自己的子侄相同。当时他的官职低、俸禄少，却能克制自己来成全义举，人们都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文彦博、苏颂等九人上表称颂他的清廉节操，皇帝下诏赐给他绢帛二百匹，并由官府供给丧葬费用。程颢考中进士，调任鄮县、上元县主簿。鄮县有百姓借住在哥哥的房屋里，挖地时发现了埋藏的钱币。哥哥的儿子申诉说：“这是我父亲埋藏的。”程颢问：“埋了多少年？”那人说：“四十年。”程颢又问：“他借住在那里多长时间了？”那人说：“已经二十年了。”程颢派差役取来一万钱让他查看，对申诉的人说：“如今官府铸造的钱，不出五六年就会流布天下；这些钱都是埋藏以前几十年铸造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人无法回答。茅山有个池，出产像蜥蜴而有五种颜色的龙。祥符年间，曾经捕取两条龙送入京城，走到半路丢失了一条，宫中使者说它飞到空中离去了。当地民俗郑重供奉龙神，始终不懈，程颢却把龙捕来制成肉干。程颢任晋城县令时，富人张氏的父亲去世了。一天早晨，有个老人跟着来到门前，说：“我是你的父亲。”张氏的儿子惊疑不定，无法猜测究竟，便和老人一起到县衙。老人说：“我以行医为业，曾远行出诊；那时妻子生了孩子，家里贫穷无力抚养，便把孩子送给了张家。”程颢查问他有什么凭证。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呈上，所记载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我抱着孩子送给张三翁家。”程颢问：“张家当时才四十岁，怎么能称作翁？”老人惊惧，便认错道歉。百姓缴纳的粮食大多要运往边境附近，装车运送路途遥远，就地买粮又价格很高。程颢选择富裕而又可以信任的人，预先让他们储存粮食以待使用，费用大为节省。百姓因事情到县衙来，他一定教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在家要这样侍奉父兄，出外要这样侍奉长上。他按照乡村的远近划分五家为伍、若干伍为保，使他们在劳役方面互相帮助，在患难中互相救济，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苦、鳏寡、残疾、废疾的人，都责令他们的亲戚和乡里共同负责，使他们不至于无所安置。行旅之人在道路上经过，患病时都有地方得到供养。每个乡都必须设立学校，农闲时他亲自前往，召集父老同他们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他亲自为他们订正句读；教书的人教得不好，就替他们改换。又选取子弟中优秀的，集中起来教育。乡民组织社祭，他为他们制定规章，分别表彰善行、辨别恶行，使人有所劝勉，也有所羞耻。他在县任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

译熙宁初年，因吕公著推荐，程颢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多次召见他；每次退朝，神宗一定说：“我频繁请求召见，是想经常见到卿。”有一天，神宗从容地向他询问政事，回答谈到正午，程颢才快步退出。庭院中的人说：“御史难道不知道皇上还没有进食吗？”程颢前后进言很多，大意都是以端正内心、克制欲望、访求贤才、培养人才为主要内容，务必要用真诚的心意感动启发皇上。他曾劝皇帝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并且不要轻视天下的士人，皇帝俯身说：“我应当为卿戒除这些。” 王安石执掌政权，商议更改法令，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样不便，进谏的人猛烈地攻击他。程颢奉诏前往中书省正堂议事，王安石当时正在为进谏者发怒，面色严厉地对待他。程颢从容地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下议论就能决定的，希望您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王安石因此惭愧而屈服。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程颢从未说过一句涉及功利的话。在职八九个月期间，他多次议论时政，最后说道：“聪明的人治理水患，就像大禹治水那样，因势利导，只做顺势而为的事；如果舍弃平坦之处而走向险阻，就不能称为聪明。自古以来，兴办治道、建立事业，从来没有朝廷内外和人情舆论都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成功的，何况排斥忠良、阻止废弃公议、以卑贱压凌尊贵、用邪道侵犯正道呢？即使侥幸取得一点小成效，而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败，也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于是请求离开谏官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友善，到这时虽然意见不合，仍敬重他的忠诚守信，没有深加恼怒，只是调他出任提点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请求退休，称赞程颢公正刚直，认为自己比不上他。程昉治理黄河时，征调澶州士卒八百人并残酷役使他们，众人逃回。群僚畏惧程昉，想不接纳这些逃兵。程颢说：“他们逃避死亡而自行回来，如果不接纳，必然会发生乱子。即使程昉发怒，我也亲自承担责任。”于是他立即亲自前去打开城门，抚慰慰劳他们，约定让他们休息三天后再服役，众人欢呼雀跃着进城。程颢把事情全部上报，因此这些士卒没有被遣散。后来程昉经过该州，扬言说：“澶州士卒溃散，大概是程中允诱导的，我将要向皇上控告他。”程颢听说后说：“他正害怕我，能把我怎么样？”程昉果然不敢上奏。曹村埽决口时，程颢对郡守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城值得忧虑。作为臣子的本分，即使亲身去堵塞决口，也是应当做的事，何不把厢军士卒全部交给我使用？”刘涣把镇印交给程颢。程颢立即奔赴决口处，激励并晓谕士卒。议论的人认为决口形势无法堵塞，只是白白劳累人力罢了。程颢命令善于游泳的人测量决口，牵引大绳帮助众人渡过，两岸同时施工，几天后决口合拢。程颢请求监管洛河竹木务，任职多年却没有按照任职年限和功劳升叙，朝廷特意升任他为太常丞。皇帝又想让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大臣不同意，便命他出知扶沟县。广济河、蔡河流经县境，河边的恶少没有谋生之道，专门威胁勒索过往船只的钱财，每年一定要烧掉十几条船来树立威势。程颢捕获其中一人，让他供出同伙，赦免他们过去的罪恶，分给他们土地居住，命令他们以挽纤拉船为业，同时侦察那些仍想作奸犯科的人。从此县境内再没有焚船抢掠的祸患。内侍王中正巡视检阅保甲，他的权势和声焰震动朝廷，各县争相用奢侈的供张来取悦他。主管官吏来请示程颢，程颢说：“我们县贫穷，怎么能仿效其他县？向百姓征取这些东西，是法令所禁止的；只是旧有的青色帐幕还可以使用罢了。”后来他被授任判武学，李定弹劾他，说他在新法开始实行时首先发表异议，于是罢免他的现职，让他回任原来的官职。又因狱中囚犯逃脱获罪，被责罚监管汝州盐税。哲宗即位，召他任宗正丞；还未赴任便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程颢天资超过常人，修养充实而有方法，和顺纯粹的气质洋溢在面容和举止之间。他的门人和朋友跟随他几十年，也从未见过他显露愤怒严厉的神色。遇到事情，他总能从容处理，即使处在仓促紧急的情况下，也不改变声色。十五六岁时，他和弟弟程颐听汝南人周敦颐讲论学问，从此厌弃科举的习气，慨然立下求取圣道的志向。他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老子和佛教思想之间达几十年，后来回过头来从《六经》中探求，才获得真正的理解。自秦、汉以来，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境界。他教导人从自己获得知识开始，直到达到知止；从使意念真诚开始，直到治理天下；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开始，直到穷究事物之理、穷尽人的本性，循循善诱而且次序分明。他厌恶那些学习者轻视浅近的基础而驰骛于高远目标，最终却一无所成，因此他说：“圣道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学说损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接近而且容易辨认，如今的危害深藏而且难以分辨。过去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暗无知；如今迷惑人，是借助人的自以为高明。他们自称能够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伦理；虽然穷究深奥、探极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的道路。天下的学术，如果不是浅陋固执、拘滞不通，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自从圣道不能彰明以来，邪僻荒诞、妖异妄诞的言论竞相兴起，堵塞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才高智明的人，也会拘泥于见闻，糊里糊涂地活着，如同醉生梦死，自己却察觉不到。这些都是正道上的荆棘杂草，是圣人门径的遮蔽堵塞；只有把它们排除，之后才可以进入圣道。” 程颢去世后，士大夫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没有不悲哀伤痛的。文彦博采纳众人的意见，在他的墓碑上题写“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作序说：“周公去世后，圣人的道术不能施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说不能流传。道术不能施行，百代之中就没有良好的政治；学说不能流传，千年之内就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良好的政治，士人还能够阐明良好政治的道理，用来教化众人，并传给后世；没有真正的儒者，人们就茫然无知，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人的欲望就会放纵，而天理就会消亡。先生出生在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获得了失传的学问，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辨析异端，驳斥邪说，使圣人的道术重新光明显著地复现于世，大概自孟子以后，只有这一人罢了。然而，学习的人如果不知道圣道应当归向哪里，又有谁知道此人的功绩；如果不知道圣道最终要达到哪里，又有谁知道‘明道’这个名号是否符合他的实际呢？” 嘉定十三年，赐谥号为纯公；淳祐元年，封为河南伯，配享孔子庙庭。程颐，字正叔。十八岁时，上书朝廷，希望天子贬斥世俗的议论，以王道作为治国之心。他游学太学时，见胡瑗询问诸生颜子所喜好的是哪种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学习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回答说：可以。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天地聚集精气，得到五行精华的人就是人；人的本性原本真纯而宁静，这就是尚未显发的状态。仁、义、礼、智、信五种本性都具备其中。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便使内心发生动荡；内心一动，七种情感就产生了，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感情既然炽烈而且越来越放纵，本性就被凿坏了。因此，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感情，使它合于中正，端正内心，涵养本性；愚昧的人却不知道节制，放纵感情直到走向邪僻，束缚并丧失自己的本性。

译然而学习的方法，一定要先明白自己的内心，知道应当涵养什么；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境界，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而达到真诚”。使自己达到真诚的方法，在于笃信道；笃信道，行动就果决；行动果决，操守就坚定。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仓促时如此，困顿颠沛时也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时也如此。长久不失去它，内心就安定，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之心便无从产生。所以颜子所奉行的原则是：“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孔子称赞他，说：“得到一种善行，就诚心诚意地牢记在心，始终不失去它。”又说：“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有不善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未再去实行。”这就是他爱好学习深切，并且得到了正确学习方法的表现。然而圣人不用思考就能得到真理，不用勉强就能合乎中道；颜子则一定思考以后才能得到，一定努力以后才能合乎中道。他与圣人的距离只差一线，尚未达到的只是守持功夫，而不是本性变化。凭借他爱好学习的心，假以时日，不久就会化为圣人。后人不能理解，认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不是通过学习可以达到的，于是学习的方法便失传了。他们不从自己内心寻求，却向外界寻求，把博闻强记、文辞巧丽当作功夫，使自己的言论显得华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道的境界。这样一来，今天的学问就不同于颜子所喜好的学问了。胡瑗得到这篇文章，大为惊异，立即请程颐来会见，安排他担任学官。吕希哲最先以拜师的礼节侍奉程颐。治平、元丰年间，大臣们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上疏称述他的品行道义：“我等恭敬地看到，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坚守节操，说话一定忠诚守信，行动一定遵循礼法。年过五十仍不求仕进，真是儒者中的高士、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希望越级提拔他，使士人有所仿效。”诏令任命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他坚决推辞。不久召任秘书省校书郎，入宫觐见后，升任崇政殿说书。他立即上疏说：“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如今善于教育子弟的人，也一定聘请有声望、有德行的士人，让他们与子弟相处，以熏陶培养其本性。何况陛下年纪尚轻，即使聪慧圣明得自天资，辅助教养的方法也不可不周全。大致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改变而形成。希望选拔有名望的儒者入宫侍从，劝导讲说；讲完后留在宫中分班值守，以备皇上询问；皇上有小的过失，便随事进献规劝。日积月累，一定能够养成圣德。”程颐每次进讲，神色十分庄重，接着便以委婉的话劝谏。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为避开蚂蚁，便问：“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有，实在是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把这种仁心推及四海，是帝王最重要的治道。” 神宗的丧期尚未结束，冬至时百官上表祝贺，程颐说：“节令变迁，正是思念之情最为深切的时候，请把祝贺改为慰问。”丧期结束后，有关部门请求奏乐设宴，程颐又说：“丧期结束而采用吉礼，尚且应当因事情需要才奏乐；如今特意设宴，这是把它当作喜事了。”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皇帝曾因患疮疹，连续几天不去迩英殿，程颐到宰相那里问候皇帝是否安好，并且说：“皇上不临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着。况且君主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才上奏请求问候皇帝的病情。苏轼对程颐不满，程颐的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心，联合起来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应当任用，孔文仲极力论奏此事，于是程颐被调出任管勾西京国子监。过了很久，加任直秘阁，他又上表辞职。董敦逸再次搜集他含有怨望的话，使他被免官。绍圣年间，削除名籍，流放涪州。李清臣任洛阳知府，当天就催逼遣送他，程颐想进去告别叔母也不许；第二天，李清臣赠送他白银一百两作为路费，程颐不接受。徽宗即位后，程颐迁居峡州，不久恢复官职，又在崇宁年间被夺去官职。去世时七十五岁。程颐没有不读的书。他的学问以真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纲要，进而通达《六经》。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全都以圣人为老师；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他就不会停止。张载称说，他的兄弟从十四五岁时起，就已经彻底想要学习成为圣人，所以最终获得孔子、孟子失传的学问，成为各位儒者的倡导者。他的言论宗旨，就像布帛和粮食一样平实易懂，懂得道德的人尤其尊崇它。程颐曾说：“如今农夫冒着严寒暑雨，深耕勤锄，播种五谷，我们才能得到粮食；各种工匠施展技艺，制作器物，我们才能得到使用；身披铠甲、手执锐器的士兵守卫疆土，我们才能安居。如果没有功劳恩泽施及别人，却白白度过岁月，安然做天地间的一条蛀虫，只有整理编次圣人的遗书，或许还可以有所补益。”于是撰写《易传》《春秋传》流传于世。《易传序》说：《易》，就是变化的意思，随着时势变化而变化，以顺从道。作为一部书，它广大而完备，意在顺应性命的道理，通晓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实情，并指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方法。圣人为后世忧虑，可以说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仍然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了经典的本意，只传授言辞，后来的学习者诵读言辞却忘了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来，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年之后，哀悼这种文化被湮没晦暗，将使后人沿着支流追寻源头，这就是撰写《传》的原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表达的，重在卦爻辞；用行动的，重在变化；制作器物的，重在卦象；用于卜筮的，重在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具备于卦辞之中；推求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能够从卦辞得到文字，却不能通达其中意义的人是有的；没有不能从卦辞入手，却能通达其意义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和用同出一源，显和微没有间隔；观察事物会通的道理来实行典礼，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因此，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辞，一定从切近处入手；如果连切近的言辞都不能理解，就不能算懂得言语。我所传授的是卦辞；由卦辞获得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春秋传序》说：

译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兴起，成为他们的君主和长官；治理他们，争夺就会停止；引导他们，生产和养育就会发展；教导他们，伦理就会明白。这样以后，人道才能建立，天道才能完成，地道才能平正。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势而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不超越天时来强行开导人民，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令。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种重要制度都已完备；以子、丑、寅为岁首的建正制度相继变化，崇尚忠、质、文的风气也轮流更替，人道已经完备，天运也已周全。圣王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事迹，也不过是凭个人私意妄自作为罢了。制度的错误，秦代竟以建亥为正月；道理的悖谬，汉代专靠智谋和武力维持天下，哪里还知道先王的治道呢？孔子处在周代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合乎时势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撰写《春秋》，作为历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的制度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说的就是这种大法。前代儒者的传述，即使游、夏也不能增添一句，因为经文的文辞不需要增饰，只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参与其中罢了。这种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周代的礼帽，音乐采用《韶舞》’，这就是它的准则。后来的史家用官吏的眼光看《春秋》，认为它不过是褒扬善人、贬斥恶人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他们就不知道了。” 《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重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反而容易看见。只有那些措辞微妙、含义隐晦、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夺取；有时进用，有时退斥；有时隐微，有时显明，却都能合乎义理的恰当、文质的适中、宽严的适宜和是非的公正，这就是处理事务的权衡，也是揣度道的规范。观察各种事物以后，才能认识化育万物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以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窥见圣人的用心，不是最高明的智慧不能做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一定要从容涵泳，默默体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它精微的境界。后世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即使德行不如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代以来，这种学问失去了传承。我哀悼圣人的心志不能被后世明白，所以撰写《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经文而探求其中的义理，领会它的意义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就可以恢复。这部《传》虽然还不能穷尽圣人的深奥蕴意，但或许能够使求学者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程颐一生教诲别人从不厌倦，因此从他门下出身的学者最多，受其学术源流浸润的人，都成为知名士人。涪州人把程颐奉祀在北岩，世人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号为正公；淳祐元年，封为伊阳伯，配享孔子庙庭。他的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都显著可记，附列在后面。吕大钧、吕大临的事迹见《吕大防传》。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甚至想结交宾客夺取洮西的土地。二十一岁时，拿着书信拜访范仲淹；范仲淹一见便知道他是有远大器识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之乐，为什么要从事军事呢？”便劝他阅读《中庸》。张载读了这部书，仍认为不够，又访问佛、道两家，多年探究它们的学说，知道没有所得，便回头从《六经》中寻求。他曾坐在虎皮上在京师讲授《易》，听从者很多。一天晚上，程颢、程颐来到，与他讨论《易》；第二天张载对人说：“近来见到二程，他们深刻明白《易》的道理，我比不上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讲席，停止讲学。他又与二程谈论道学的要旨，豁然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足够了，何必再向旁处寻求？”从此完全抛弃异端之学，学问变得纯正。考中进士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他处理政事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月初一，备办酒食，召集乡里年长者到县庭聚会，亲自为他们敬酒酬答，使人们懂得奉养老人、尊敬长者的道理；又趁机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告诉他们训导告诫子弟的用意。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古代的学问。神宗正要全面更新各种政务，想得到才智杰出的人共同谋划，于是召见张载，询问治国之道。张载回答：“治理政事如果不以三代为法，最终不过是苟且之道。”皇帝很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另一天见到王安石，王安石向他询问新政，张载说：“您如果与人为善，人们就会把善归于您；如果像教玉工雕琢玉石那样行事，就应该会有不接受命令的人。”明州苗振的案件发生后，张载前往审理，最后减轻了他的罪刑。回到朝廷后，他立即称病退居南山脚下。整天端正地坐在一间屋子里，身边放着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所心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起身坐着，拿蜡烛照明写书。他专心求道、精心思考，从未片刻停止，也从未片刻忘记。穿破衣、吃粗粮，和诸生讲学，每次都告诉他们认识礼、使本性完善和改变气质的方法，认为求学一定要以达到圣人为止。他认为，知道人却不知道天，求做贤人却不求做圣人，是秦、汉以来学者最大的弊病。因此他的学说尊崇礼、重视德、乐于顺应天命、安于命运，以《易》为宗旨，以《中庸》为根本，以《论语》《孟子》为准则，排斥怪诞妄说，辨析鬼神。他家中婚姻、丧事、葬礼、祭祀，大体采用先王的本意，同时参照当今礼制。他又论定井田、宅里、赋税征收、学校等制度，都想整理成书，使之可以推行并落实到事业中。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始终善于阐明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关于政治的议论大略可以恢复古制。应当恢复他的旧职，以备皇帝咨询。”于是诏令任命他为太常礼院知院。由于与有关部门议礼不合，他又以疾病为由归去；途中病势加重，沐浴更衣后安睡，第二天早晨去世。他家贫穷，无法置办殓葬用品，门人共同买棺材，护送他的灵柩回乡。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淡泊于仕进，请求加以追赠抚恤，诏令赏赐馆职官员标准一半的赙赠。张载学习古道并努力实行，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世人称他为横渠先生。著书名为《正蒙》，又作《西铭》说：乾卦所代表的天是我的父亲，坤卦所代表的地是我的母亲；我这样微小的人，处在天地之间。因此，充塞天地的气就是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理就是我的本性；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天子是我父母嫡长子这一宗族的宗子；大臣是宗子家中的管家。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我家族中的长者得到尊长；慈爱孤儿幼童，是为了使我家族中的幼者得到幼爱。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人类中的优秀者。天下所有疲惫衰弱、残疾、孤独、鳏寡无依的人，都是我的兄弟中困苦而无处诉说的人。“在这个时候保护他们”，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辅助；“安乐而不忧愁”，是纯粹的孝。违背这些叫悖德，伤害仁爱叫贼，助长恶行的人是不才；能够实践人的本性、与天地相合的人，才是最相似的人。

译懂得万物变化，就能善于继承父亲的事业；穷究神妙，就能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即使独处暗室也不做惭愧之事，才算没有辱没父母；存养内心、涵养本性，才算不懈怠。厌恶美酒，是崇伯之子夏禹顾念父亲教诲的表现；培养英才，是颍谷封人的恩惠推及同类。毫不懈怠地劳作而使父母欢悦，是舜的功绩；无处逃避而等待被烹，是申生的恭敬。承受父母给予的身体而完整归还，是曾参；勇于顺从父命，是伯奇。富贵福泽，将使我的生命得到厚待；贫贱忧患，正足以磨炼我，使我成就。活着，我顺应事理行事；死去，我安宁而已。程颐曾说：“《西铭》阐明万物之理本来是一体、具体分工又各有差别，扩充了前代圣人尚未阐发的道理，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学说功用相同；自孟子以后，大概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著作。”求学者直到今天仍然尊崇这部书。嘉定十三年，赐谥号为明公；淳祐元年，封为郿伯，配享孔子庙庭。弟弟是程戬。程戬，字天祺。考中进士后，调任阌乡县主簿，出任金堂县知县。他诚心爱护百姓，奉养老人、救济穷困，间或召集父老，让他们教导督促子弟。百姓有小的善行，都登记记录下来。他用自己的俸禄置办酒食，每月初一召集老人饮酒慰劳，让他们的子孙陪侍，并劝导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百姓受到他的德行感化，所到之处诉讼案件日益减少。熙宁初年，任监察御史里行。他多次上奏章论说王安石扰乱法度，请求罢除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又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态度摇摆、不能纠正错误；韩绛在旁协助、曲意顺从，和王安石结成死党；李定凭借邪曲谄媚，窃居台谏之职。况且王安石专擅国政，辅佐他的又有韩绛的诡诈顺从，台臣还任用李定之类的人，他们接连而来，势力的萌芽逐渐滋长。吕惠卿轻薄善辩，借经学来文饰奸邪言论，哪里适合在君主身边劝讲呢？” 他连续上书几十次，又到中书省当面争辩。王安石举起扇子遮住脸笑，程戬说：“程戬狂妄直率，当然应该成为您的笑柄；然而天下讥笑您的人也不少了。” 赵抃在旁边替王安石解围，程戬说：“您也不能说自己没有罪过。”赵抃面露惭愧之色。程戬于是称病待罪。他出任公安县知县，后来调任监司竹监，以至于全家都不吃笋。他平常很喜爱使用一个士卒，等到即将换任时，亲自看见那人偷笋壳，便依法惩治，丝毫没有宽贷；罪行判定以后，对待他又恢复如初，完全不放在心上，他的德量就是如此。他在任上去世，享年四十七岁。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后来又迁到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历河南，把父母安葬在伊水之上，于是成为河南人。邵雍年轻时以才华自负，慷慨地想建立功名。他没有不读的书，刚开始求学，就刻苦严厉地自我磨炼，寒天不生炉火，暑天不摇扇子，夜里不登床睡觉，这样过了好几年。不久他感叹说：“古人尚且能以古人为友，我却还没有走遍四方。”于是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水、汉水之间，周游齐、鲁、宋、郑的旧地；过了很久，突然醒悟而归，说：“道就在这里了。”从此不再出游。北海人李之才代理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喜好学习，曾到他的住处拜访，对他说：“您也听说过研究万物之理、人的本性和天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有幸接受您的教诲。”于是师事李之才，接受了《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图象。李之才所传的学问，远古以来已有端绪；邵雍探求幽深隐微之理，获得神妙契合的领悟，洞彻其中的深奥，学问广博浩大，其中很多是他自己所得。等到他的学问更加老成、德行更加深厚，便用心体察高明之理，以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远则考察古今世道的变迁，细则考察飞禽走兽、草木的性情。他深入探究，曲折通达，差不多达到了所谓不惑的境界，而不是依照外在形象类别来推测、偶尔猜中而已。于是他推演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多万字流传于世；然而世上了解他的道的人很少。他最初到洛阳时，住的是简陋的茅屋，四周只有一堵墙，不能遮蔽风雨；亲自砍柴烧火来侍奉父母。即使平时常常贫困匮乏，也总是怡然自得，有极大的乐趣，别人无法窥知其中的缘由。等到父母去世，他服丧悲哀，完全合乎礼制。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退居洛阳，向来敬重邵雍，经常与他交游，还替他买下园宅。邵雍一年四季耕种，仅够供给衣食。他把住处命名为“安乐窝”，因此自号安乐先生。早晨焚香安坐，下午饮酒三四杯，略有醉意就停止，常常不到醉的程度；兴致来时就吟诗自咏。春秋两季常出游城中，风雨天通常不出门；出门就乘小车，由一个人拉着，只随自己的兴致前往。士大夫家听到他的车声，争相出来迎接；儿童、年轻仆役都高兴地互相说：“我们家先生来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名。有时留宿一两夜才离去。好事的人另外建造房屋，样子仿照邵雍的住处，等待他来，命名为“行窝”。司马光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邵雍，而他们两人的纯厚德行尤其受到乡里仰慕。父子兄弟之间常常互相告诫说：“不要做坏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士人经过洛阳的，有不去官府而一定去拜访邵雍的。邵雍德性气质纯粹，远远看去就知道他是贤人；但他不事张扬，不设隔阂，与众人相处，整天谈笑，并不显得特别异于常人。与人交谈时，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而隐瞒别人的缺点。有人来向他请教学习，他便回答，从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言论。无论贵贱老少，他都以诚相待；所以贤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的人也服从他的教化。当时洛阳人才特别兴盛，忠厚的风气闻名天下。熙宁年间新法施行，官吏受到牵制逼迫，无法任事，有的便投递弹劾自己的状章离职。邵雍的门生和旧友中有任州县官的，都写信来询问他。邵雍说：“这是贤人应当竭尽力量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能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惠。投递弹劾状章离职又有什么益处呢？” 嘉祐年间诏令寻求隐逸遗贤，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任将作监主簿；又举荐他为逸士，补任颍州团练推官。他都坚决推辞，后来才接受任命，最终却称病不赴任。熙宁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号为康节。邵雍的才智高明、英俊超迈，远远超过古今常人；同时性情坦率平易、浑厚宽和，不显露棱角，因此清正却不激烈，和缓却不随波逐流。与他相交越久，越尊敬信任他。河南程颢起初随父亲拜见并认识邵雍，二人整天谈论，回来后感叹说：“尧夫所学，是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学问。” 邵雍的见识思虑远超常人，遇到事情能够预先知道。程颐曾说：“他的内心虚静明澈，自然能够知道这些。”当时的学者因为邵雍见识超凡，便极力抬高他的作为，甚至说邵雍有玩弄世事的意图；又因为邵雍能够预知，便说他凡是受到事物声音、气息触动，就根据事物的发动来推测它的变化。于是把世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拿来，说是邵雍早已预言；这些说法邵雍未必真的如此。

译邵雍病重时，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早晚来探望他。将要去世时，众人在外庭共同商议丧葬之事，邵雍都能听见他们所说的话，便召见儿子邵伯温说：“诸位想把我葬在靠近城的地方，应当按照祖先墓地来办。”安葬后，程颢为他撰写墓志铭，称赞邵雍的道纯一不杂，按照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已经安定而有所成就了。他所著的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集名为《伊川击壤集》。他的儿子邵伯温，另有传记。列传第一百八十七，道学二（程氏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刘绚，字质夫，常山人。因祖荫任寿安主簿、长子县令，督促征收公家的拖欠赋税，不用鞭打就把赋税收齐。遇到大旱，府中派官吏查看受灾地区，打算减免十分之二的赋税；刘绚极力争辩，未获允许，便封还告示，请求改换方案。富弼感叹说：“这才是真正的县令。”元祐初年，韩维推荐他经学明通、品行修洁，任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推荐他任太学博士，后来死于任上。刘绚努力学习从不倦怠，尤其精通《春秋》。程颢常对人说：“别人的学问，聪敏是有的，却不容易保证；像刘绚这样的人，我对他毫不怀疑。”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考中进士。元祐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去世。程颐认为他的才干器量足以承担大任，等他去世后，写祭文说：“自从我兄弟倡导阐明道学，能够使学者以我们为榜样并信从的人，李吁和刘绚就是其中之人。”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他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同在程颐门下，号称“四先生”。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城任职，奉召应对，触犯圣意而离去。任监西京竹木场，因言语获罪，被关进诏狱，废为平民。谢良佐记忆和学问广博充足，与人应答时引述前代史事，甚至一个字也不差。遇到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时，额头上便冒汗。他与程颐分别一年后，又回来拜见，程颐问他学问有什么进益，他回答：“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人努力学习，遇到问题恳切求教，并且能联系自身思考。”他所著的《论语说》流传于世。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他与兄长游醇以文章和品行闻名，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士人。程颐在京城见到他，认为他的资质可以进于道。程颢兴办扶沟县学，招他来学习，游酢完全抛弃原来的学业而改学程氏之学。考中进士，调任萧山县尉。近臣推荐他的贤能，召任太学录。升任博士，因为侍奉父母不便，请求出任河清县知县。范纯仁任颍昌府知府，征召他为府学教授。范纯仁入朝任宰相后，他又任博士。任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年任监察御史，历任汉阳军以及和州、舒州、濠州知州，后来去世。张绎，字思叔，是河南寿安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年纪大了还没有读过书，便在市场上出力佣工。有一次，他出门听到县官出行时传呼的声音，心中羡慕，便问别人：“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那人说：“这是读书取得的。”张绎于是发愤努力学习，终于凭文章出了名。他参加乡里的计偕，被推荐赴京应试，却认为科举的学习不足以作为事业。曾经游历僧寺，见到僧人道楷，便想剃发跟从他。那时周行己任职河南，告诫他说：“为什么要舍弃圣人的学问去学佛？将来程先生回来，你可以拜他为师。”适逢程颐从涪州回来，张绎便前去拜师受业，程颐很欣赏他的聪颖悟性。他读《孟子》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时，感慨激动，像是有所领悟。他还没有出仕就去世了。程颐曾说：“我晚年得到两位士人。”指的就是张绎和尹焞。苏昞，字季明，是武功人。起初向张载学习，后来跟从二程，完成学业。元祐末年，吕大中推荐他，朝廷起用这位平民出身的人为太常博士。他因元符年间上书而被列入邪籍，编管饶州，最终去世。尹焞，字彦明，另一个字德充，世代都是洛阳人。他的曾祖父尹仲宣有七个儿子，其中两个很有名：长子尹源，字子渐，称为河内先生；次子尹洙，字师鲁，称为河南先生。尹源生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尹焞。尹焞年少时拜程颐为师，曾经参加科举，考试策问中出现了诛杀元祐诸臣的议论，尹焞说：“唉，这还值得用来求取俸禄吗？”他不作答便离开，告诉程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科举了。”程颐说：“你的母亲还在。”尹焞回去把这话告诉母亲陈氏，母亲说：“我只知道你应当用善行来奉养我，不知道你要靠俸禄来奉养我。”程颐听说后说：“真是贤德的母亲啊！”从此尹焞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焞跟从老师学习时，与河南人张绎同时；张绎以见识高明著称，尹焞则以品行笃实著称。程颐去世后，尹焞召集洛中的门人，除非吊丧问疾，否则不出门户，士大夫都尊崇仰望他。靖康初年，种师道推荐尹焞，说他的德行可以担任劝讲之职。朝廷召他到京师，他不愿留在那里，于是赐给他“和靖处士”的称号。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联名上奏：“河南平民尹焞，学问穷究根本，德行具备中和之美，言语行动可以作为师法，才器见识可以担当大任。近世招致延请的士人，没有谁能超过他。朝廷特意召用他，却命处士身份的他回去，使尹焞这样国家的栋梁隐藏起来，不能为当时所用，未能符合陛下侧身而坐、急于求贤的心意。希望特别加以识拔提升，以慰藉士大夫的期望。”朝廷没有答复。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焞全家遭到杀害；尹焞死后又苏醒，门人把他抬到山谷中，因此得以逃生。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请尹焞，尹焞不从，赵斌便以军队威胁他。尹焞从商州逃往蜀地，到了阆州，从他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的十卦，又从女婿邢纯那里得到完整的版本，拜谢后接受。绍兴四年，他停留在涪州。涪州是程颐读《易》的地方，他在那里建造三畏斋居住，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面貌。侍读范冲推荐尹焞代替自己，授予他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他以疾病为由辞谢。范冲上奏，要求给尹焞五百金作为路费，朝廷派漕臣奉诏到涪州亲自遣送。绍兴六年，尹焞才上路，写文章祭奠程颐后才出发。在这以前，自崇宁以来，元祐学术一直受到禁锢。高宗渡过长江后，才开始召杨时安置在从班中，召胡安国任给舍，范冲、朱震也都在经筵讲学，并极力推荐尹焞。尹焞被召之后，左司谏公辅上疏攻击程氏之学，请求加以排斥断绝。

译尹焞到了九江，上奏说：“臣下听说有人上言，认为程颐的学问惑乱天下。臣确实拜程颐为师将近二十年，既专心学习他的学问，信奉也十分坚定。假使臣冒昧列于经筵，那么所讲述阐发的，不过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学问。舍弃自己所学的东西，就是欺骗君父；何况臣又疾病缠身、年老衰弱，不能胜任。”于是留在九江，没有继续前进。胡安国奉祠居住在衡阳，上书说：“想让学者践行中庸之道，尊孔子、孟子为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学问，这就像进了屋子却不从门走。” 朱震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当时赵鼎已经离开相位，张浚独自任宰相，于是召胡安国，让他以主管内祠兼任侍读；胡安国又上章推荐尹焞，说他拒绝刘豫的节操可嘉，并且认为他的学问和修养远远超过常人，请求命令江州守臣迅速用驿站船只将他送到京城。尹焞又以疾病辞谢，皇帝说：“尹焞可以说是安于退处了。”下诏任命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促他起身赴任，尹焞才入朝觐见并就职。绍兴八年，授任秘书少监，不久，他极力辞职请求离去。皇帝对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先不论尹焞学问的渊源，他也足以成为后辈的楷模；朝班中有这样一位老成之人，也是朝廷的气象。”于是任命尹焞为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在朝中侍讲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病重，推荐尹焞代替自己。辅臣入朝奏报时，皇帝神色惨然地说：“杨时去世了，胡安国和朱震又都亡故了，朕对此十分痛惜。”赵鼎说：“尹焞的学问有深厚渊源，可以继承朱震。”皇帝指着奏牍说：“朱震也推荐尹焞代任资善堂的职务，只是尹焞耳朵有些聋，恐怕教导皇子会费力罢了。”于是授尹焞为太常少卿，仍兼任说书。不久，尹焞称病请假，授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张通古、萧哲来商议和议，尹焞上疏说：臣私下看到，本朝遭遇辽、金两国的祸患，这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只因中原没有人才，才使他们得以狡猾作乱。前些日子在城下交战，敌人诡计诈术层出不穷，徽宗、钦宗二帝被带到北方，皇族四处流离，国家宗庙社稷的危局已经断绝而又勉强延续。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十二年，虽然中原尚未收复，仇敌尚未消灭，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以及陛下勤勉抚治到了极点，亿万百姓的心没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没有人能够查明他们患病的情形，天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当时正委屈自己的心意、降低自己的志向，把迎奉梓宫、请问忌日作为要务。如今又进行这样的和议，那么人心将一天天离去，祖宗积累的基业和陛下十二年勤勉抚治的功劳，就将在此决定了。不知陛下是否也曾深思熟虑，还是朝廷中的臣子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您呢？” 《礼记》说：“父母的仇人，不能与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兄弟的仇人，遇到他就不回家取兵器。”如今陛下相信仇敌的欺诈，妄想他们肯和议来缓解眼前的急迫，这难道不是失去了“不共戴天”“不反兵”的大义吗？何况他们派使者前来，以宣读诏谕为名义，实际要求割让土地。如今竟然要同这不共戴天的仇敌讲和，臣实在为陛下痛惜。也许是金国内部发生动乱，害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用甜言蜜语来拖延王师。假如果真如此，就更应当鼓舞士卒的士气，洗雪国家社稷的耻辱，哪里还应把和议当作要务呢？” 尹焞又写信给秦桧说：如今金国使者在朝廷，天下人忧愤不已；如果和议一旦成功，他们会日益强盛，我们会日益懈怠，逐渐受到侵凌削弱，天下将有被迫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的忧患。近来我私下听说，皇上因为父兄尚未归来，多年以来在深宫之中降低志向、屈辱自身；然而此后也始终没有听说金人悔过，把二帝从沙漠送回来。接着又传来梓宫和徽宗皇帝死讯不明的消息，天下人痛恨到了骨髓；金人像狼虎一样贪婪吞噬，其本性不用说也显而易见。天下人正要把改变这种既成局面的希望寄托在相公身上，哪里想到您竟然已经这样做了，实在太过分了吧。【原文“岂意为之已。甚乎”句读疑有脱误，语义不确定。】如今最好的策略，没有比治理好自身更重要的了。自治的关键，对内就是进用君子、疏远小人；对外就是有功当赏、有罪当罚。这样才能使皇上的孝悌通达神明，使道德成就于国家安定强盛之中。不要凭小聪明和孤立的节义来图谋大功，那就万分幸运了。奏疏和信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尹焞坚决辞去新的任命。绍兴九年，尹焞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任侍讲，又辞谢，并且上奏说：臣的职务在于劝导讲说，却没有任何发明阐述；不到一年时间，因病请假接连不断，白白领取优厚俸禄，却不能有益于圣上的听闻。这是第一个应当离去的理由。先圣曾说：“量力而出任职务，不能胜任就停止。”臣出身草野，错误地受到召用，守道的言语已经表现在皇帝的训诫诏词中，但臣贪恋宠荣，竟改变了一向的操守，使朝廷非同寻常、破格提拔的举动，反而得到一个贪图利益、苟且求得的人。这是第二个应当离去的理由。近来臣曾经不自量力，谈论国事，见识迂腐浅陋，如今已经得到验证；考察臣的平庸愚昧，哪里经得起时局任用？这是第三个应当离去的理由。臣自从被提拔为春官以来，从未实际供职，因病请求离去，却又得到越级升迁，有什么功劳，能够恭敬接受这样的任命呢？这是第四个应当离去的理由。本朝的典章法令，按照《礼经》衡量，年满七十岁，都应当退休。如今臣的年龄已经达到，又加上疾病缠身，精力血气已经衰退，应当警戒贪得。这是第五个应当离去的理由。臣听说圣明君主有顺从臣民愿望的仁德，普通人也有不可夺取的志向。如今臣有五条应当离去的道理，没有一条可以留下的理由，请求核查我历次奏章，放我回归田里。” 奏疏上呈后，朝廷任命尹焞提举江州太平观。他以年老为由请求告老，朝廷升他一官后让他退休。尹焞自从进入经筵，就请求退休，朝廷按照礼数挽留他；张浚、赵鼎离职后，秦桧掌握国政，看到尹焞反对和议的奏疏以及写给自己的信，已经很不高兴。到这时，他看到尹焞请求离去的奏疏，便不再挽留。绍兴十二年，尹焞去世。当时，在程颐门下学习的本来有很多君子，但要寻找像尹焞这样质朴正直、弘大坚毅、切实努力实践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来评价他，并且说：“我死以后，能够不失去正道的，就是尹氏的这个孩子。”他的言论行为，见于《涪陵记善录》的记载最为详细；他还有《论语解》和《门人问答》流传于世。杨时，字中立，是南剑将乐人。他幼年聪颖奇异，能够写文章；稍长以后，专心研习经书和史籍。熙宁九年，他考中进士。那时河南人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在熙宁、元丰年间讲授孔子、孟子失传已久的学问，河东、洛阳一带的士人都一致拜他们为师。杨时被调任官职却没有赴任，而是按照拜师的礼节到颍昌拜见程颢，彼此相处十分欢洽。他回去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统要向南方传播了。”四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听说后，在寝门设灵位哭祭，并写信把讣告通知同学。到这时，他又在洛阳拜见程颐，杨时大概已经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时，程颐偶然闭目静坐，杨时和游酢侍立在旁，不肯离去；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深达一尺。关西人张载曾经著《西铭》，二程十分推重佩服。杨时怀疑其中的思想接近墨子的兼爱，便和老师程颐反复辩论；听到“理一分殊”的学说后，才豁然开朗，不再疑惑。

译杨时闭门不出仕达十年。很久以后，他先后任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知县，都有惠民的政绩，百姓思念他而不忘。张舜民在谏院任职时推荐他，于是他得到荆州教授的职位。杨时安于州县任职，从未谋求声名显达，但他的德行声望日益提高，四方士人不惜跋涉千里来跟从他交游，称他为龟山先生。当时天下多有变故，有人对蔡京说，认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必然失败，应当把有旧日德望的老成之士引入身边，或许还来得及挽救；当时的宰相认为这话正确。适逢朝廷派使者出使高丽，高丽国主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来后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召杨时为秘书郎，升为著作郎。等到他入宫面对皇帝奏对时，上奏说：尧、舜说“真正地把握其中正之道”，孟子说“商汤把握中道”，《洪范》说“君主应当建立天下的中正准则”，历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理的。熙宁初年，大臣借六艺之言来推行自己的私意，祖宗的法度几乎被全部纷纷更改。元祐时期继而把祖宗旧制全部恢复，熙宁的法令也一概废除革新。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压制又更加厉害，凡是元祐时期的政事、已经写入法令的，全都烧毁来消灭痕迹。从此朝廷分裂为两个党派，士大夫的灾祸直到今天还没有止息。臣希望陛下明发诏令，让有关部门逐条列出祖宗的法度，编成纲目；其中适合今天的，就举而实行；需要减损或增益的，就加以损益。元祐、熙宁、元丰时期的事情暂且都不要追究，只要一概趋向中正罢了。朝廷正谋划收复燕云，却使国内空虚、应付外事。杨时于是陈述当时政务的弊病，并且说：“燕云方面的军队应该退守内地，以节省转运粮饷的劳苦；招募边民充当弓弩手，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他又说：“都城处在四通八达的要道上，没有高山大河作为阻挡和防卫；士人心怀异志，遇到缓急情况不能依靠。”执政大臣没有采纳。杨时入宫奏对，极力陈述君臣应当警戒，而警戒正应在没有忧患的时候；请求编写《宣和会计录》，以便周详了解天下财物收支的数目。徽宗首先表示赞同。朝廷授任杨时为迩英殿说书。杨时听说金人进攻，便对执政大臣说：“如今的形势就像柴薪已经堆积起来并燃烧，应当自己奋发振作，以震动天下人的视听。如果显出怯懦的样子，萎靡不振，那么事情就完了。从前汲黯在朝，淮南王便停止了谋反。论汲黯的才能，未必超过公孙弘之类的人，只是他的正直气概足以镇压奸雄的内心罢了。如今朝廷的威望不能振作，使奸雄把我们只看成公孙弘一类的人，那就再也没有办法了。险要之地，应当严格防守；等敌人逼近都城，哪里还来得及呢？靠近边境的州军应当坚壁清野，不要同敌人交战，使他们自己陷入困境。如果敌人进攻夺取土地，就应派援兵追击袭扰，使他们腹背受敌，这样就可以取胜了。”他又说：“今天的事情，应当把收服人心放在首位。人心不归附，即使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足以依靠。免夫役使天下百姓都受其毒害，西城括取财物，东南搜求花石，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此前朝廷曾经停止过这些事，诏书墨迹还没有干，运送花石供奉的船只已经接连而来了。现在即使重新申明以前的命令，但祸根不除，谁还会相信呢？想要达到人心和谐归附，除去这三件事，正是今天最先要办的事情。” 金人包围京城，各地勤王的军队四面聚集，却没有统一的指挥。杨时说：“唐朝九节度使的军队没有设立统帅，即使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善于用兵的人，仍然免不了失败。如今各路临时聚集的军队，臣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显示纪律，然后士卒才会听命。”他又说：“童贯任三路大帅时，敌人侵犯疆土，他丢弃军队逃回，即使处死也罪有余辜；朝廷却置之不问，所以梁方平、何灌也相继逃走。应当按照法典处置童贯，以此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童贯掌握军队二十多年，覆灭军队、杀害将领，逐渐造成今天的局面；近来听说守卫城池仍然任用宦官，前车覆辙，不能再次踏上。”奏疏上呈后，授任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敌军刚刚退去，议论的人想割让三镇来讲和，杨时极力说明不可，说：“河朔是朝廷的重地，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藩镇。从周世宗到太祖、太宗，经过百战才得到它们；一旦把它们丢给北方敌人，敌骑迅速奔驰，就会贯穿我们的腹心，不出几天便可到达京城。如今听说三镇百姓拼死抵抗，三镇在前面拒敌，我们以重兵跟在敌军后面追击，事情还可以挽救。如果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到而还没有任用，请求召来询问方略。”奏疏上呈后，钦宗下诏出兵，但议论者大多持两面态度。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扎在磁州、相州，攻破大名府，抢劫俘掠，没有止境；盟誓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转眼就背约了。即使我们想专心守住和议，也不可能。敌人跋涉数千里，侵犯别国都城，这是危险的举动。他们看见勤王军队从四面聚集，也害怕而退走，并不是爱惜我们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土地给他们，是想帮助盗寇却反过来攻击自己。听说肃王起初与他们订约，到了黄河边却返回；如今金人又挟持肃王同行，这是最大的背盟行为。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以肃王为问，责备他们背盟，一定要得到肃王后才罢休。” 当时太原被围困已经数月，姚古拥兵停留不前。杨时上疏请求诛杀姚古以整肃军政，并选拔偏将、副将中能够统兵的人代替他。朝廷没有答复。李纲被罢职后，太学生跪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留下李纲和种师道，聚集的军民有几十万人，朝廷想加以防禁。吴敏请求任用杨时来安定太学。杨时得到召见奏对，说：“众学生纷纷跪伏宫阙，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别的意图。只要选择年长老成、有品行义理的人担任正副首领，他们自然会安定下来。”钦宗说：“没有比卿更合适的人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说：“三省是政事发布的地方，六曹分别治理政务，各自都有主管的部门。如今却另设官属，而且新进的年轻人未必比六曹的正副长官贤能。”又说：蔡京掌权二十多年，损害国家、祸害百姓，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要追究他的罪过，却没有人知道根源。蔡京以继承神宗事业为名，实际上借助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崇尊奉王安石，给他加上王爵，还让他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患，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的。臣谨慎考察，王安石采用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艺来修饰奸邪的言论，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造成的祸害应当在几十年以后显现；今天的事情，正像符契相合。他著成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也数不清；姑且列举一两件事来说明。

译从前神宗曾称赞汉文帝爱惜百金、因而停止修建露台，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的财物来供奉自己，也不算过分；守财的说法不是正理。”他却不知道尧、舜居住的是茅草屋顶、土筑台阶。禹说：“在家里能够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自己，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因为应奉花石的事情，耗尽天下的力量，号称是供奉皇上，实际上是王安石有先行倡导的影响。王安石解释《凫鹥》这首讲守成的诗，到末章却说：“用道来守成，就役使群众而安泰却不骄傲，宰制万物而耗费却不奢侈，谁还会困苦不堪地只把爱惜财物当作事情呢？”《诗经》所说的，正是能够保持盈满，就能使神灵和祖先安乐，而不留下后来的艰难。自古以来解释这首诗的人，从来没有“安泰却不骄傲、耗费却不奢侈”这样的说法。只有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启发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任意使用财物，以奢侈靡费为务。王安石邪说造成的祸害就是这样。臣伏望追夺王安石的王爵，明白下诏告知朝廷内外，毁掉他配享孔庙的塑像，使邪说淫辞不再迷惑学者。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于是被降到从祀的行列。士人学习王氏之学以求取科第，已经有几十年，早已不知道它的错误；突然听说它被视为邪说，议论纷纷。谏官冯澥极力主张王氏学说，上疏诋毁杨时。适逢学官中发生争执，朝廷下诏学官一并罢免，杨时也被罢去国子祭酒。杨时又说：“元祐党籍中，只有司马光一人独自受到褒扬显达，却还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初年，言官陈瓘已经得到褒赠，却还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都依次得到牵复。不久，杨时四次上章请求罢去谏省职务，朝廷授任他为给事中，他辞谢，又请求退休，于是授任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极力辞去直学士的任命，改授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临行向皇帝辞别时，他仍上书请求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做好攻战和防守的准备。高宗即位，授任杨时为工部侍郎。他入宫奏对说：“自古以来圣贤之君，没有不把研习经典作为要务的。”于是授任他兼侍读。他请求修撰《建炎会计录》，请求抚恤勤王军队，请求宽容言事之臣。他接连上章请求到外地任职，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不久又告老，以原官职退休，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事。他去世时八十三岁，谥号文靖。杨时在东郡时，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前辈陈瓘、邹浩都以拜师的礼节侍奉杨时。渡过长江以后，东南的学者推尊杨时为程氏学说的正宗。他同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其多。杨时在州县任职浮沉四十七年，晚年居于谏省，只有九十天；凡是他所论列的事情，都切中世道，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驳斥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使邪说不能兴起。绍兴初年朝廷崇尚元祐学术，朱熹、张栻的学问得到程氏学说的正传，它的源流脉络都出自杨时。他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通晓经书，也曾拜程颐为师。罗从彦，字仲素，是南剑人。他因多次参加科举而受到恩典，任惠州博罗县主簿。听说同郡的杨时得到河南程氏的学问，便感慨仰慕；正逢杨时任萧山县令，于是徒步前往求学。杨时仔细观察他，便高兴地说：“只有从彦可以同他谈论道。”从此对他日益亲近。杨时有一千多名弟子，没有一个比得上罗从彦。罗从彦第一次拜见杨时的第三天，就惊讶得汗流浃背，说：“如果不是到了这里，我几乎要虚度一生了。”他曾经和杨时讲论《易》，讲到《乾》卦九四爻时，说：“伊川的解释非常好。”罗从彦立即卖掉田产赶往洛阳，拜见程颐并询问这件事。程颐反复向他讲解，罗从彦谢道：“龟山先生已经把这些都讲过了。”于是回去完成学业。沙县人陈渊，是杨时的女婿。他曾经拜访罗从彦，总要到一整天才回来，并对别人说：“自从我同仲素交往以来，每天都听到以前没有听到的道理；深奥的学问和清高的节操，真是南州士人的冠冕。”后来罗从彦在山中修建房屋，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整天端正地静坐；偶尔到将溪边拜访杨时，吟咏着回来，总是充实自得。他曾经采集祖宗旧事编成《遵尧录》，靖康年间准备献给朝廷，适逢国家遭难，最终没有实现。他曾经和学者谈论治理，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德泽也不可依赖。废弃法度，变乱的事情就会发生；依赖德泽，骄傲放纵的心思就会产生。自古以来德泽最为深厚的没有超过尧、舜的，假如他们认为子孙可以依赖，尧、舜就一定会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法度明确周密的没有超过周朝，假如子孙世代能够守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事业，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又说：“君子在朝廷，天下一定安定，因为君子被进用后，常常会说乱世的话，使君主多一些忧患而产生善心，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小人在朝廷，天下就会混乱，因为小人被进用后，常常会说太平盛世的话，使君主多一些快乐而产生懈怠之心，所以天下混乱。”又说：“天下的变乱不是从四方边地开始，而是从朝廷开始。譬如人的气受到损伤，寒暑就容易侵入；树木的树心受到损伤，风雨就容易把它折断。所以内部有李林甫的奸邪，外部必然有安禄山之乱；内部有卢杞的奸邪，外部必然有朱泚的叛乱。” 他谈论士人的品行，说：“周公、孔子的本心，是使人明白道理。学者如果果真能够明白道理，就能深切体会周公、孔子的本心。三代的人才得到周公、孔子的本心，能够明白道理的人很多，所以把生死和出仕、退处看作寒暑昼夜的变换，实行忠义就容易。到了汉、唐，只推重经学和古文，却丧失了周公、孔子的本心；经学是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的，古文是韩愈、柳宗元开启的。于是能够明白道理的人少了，所以把生死和出仕、退处看得像万钧、九鼎那样沉重，实行忠义就困难。唉，学者的见识，从汉、唐以来已经丧失了。”又说：“士人立身于朝廷，关键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嗟叹怨恨。如果一味正直而不忠厚，就会逐渐流于苛刻；如果一味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他的议论大多像这样醇厚正直。朱熹说：“龟山在东南倡导道学，登门求学的士人很多；然而像仲素这样潜心思考、努力践行、能够担当重任并达到极高境界的，只有一人。”罗从彦在绍兴年间去世，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淳祐年间，谥号文质。李侗，字愿中，是南剑州剑浦人。他二十四岁时，听说同郡的罗从彦得到河洛之学，便写信拜访他，信的大意说：

译我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人，老师教导人，君主管理天下；缺少其中一个，根本就不能成立。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拜老师的，但他们学习勤惰的情况、通达道理的深浅、求取进益的先后，以及有无所得，详细情形已经无法考察。只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门徒的议论问答，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足以考察；这样，孔子的学问就更加清楚了。孟子以后，道统失去传承，分枝分派，各自建立门户，天下真正的儒者不再出现在世上。他们聚集门徒结成群体，用来相互传授的，不过是句读和文章义理罢了，说道统已经熄灭也可以。只有先生您在龟山先生的讲席下潜心学习多年，又曾经进入伊川先生的门下，在一千五百年以后得到失传的道统；天性明敏而修养深厚，品行完美而纯洁，用广大来扩充它，用仁恕来实践它，精微深奥的地方都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接近您的。至于您不发一言却能使人感受到和气，同您相处便能使人受到感化，如春风使万物萌发，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凡是读圣贤之书、略有见识的人，谁不愿意到您的门下接受经学教诲，用来验证自己的疑惑；至于持有不同议论的人，本来就应当置之不论。我李侗愚昧鄙陋，只因学习举子业，不能到门下供职；但今天诚恳地想求教，是因为我认为所求取的东西有大于利禄的价值。我又听说，道可以治理人的内心，就像食物可以使身体充饥，衣服可以使身体御寒一样。人有迫于饥寒的忧患，便惶惶不安地谋求衣食，即使仓促困顿，也从来不忘记。至于内心没有得到治理，即使终身不知道忧虑，难道是爱惜内心还不如爱惜口腹身体吗？实在是因为没有思考。我不估量自己资质浅陋，只因为祖父、父亲凭儒学起家，不忍心使祖传的事业坠落，便勤苦不懈地学习以求利禄。即使知道真正的儒者已经出现，听到风声便奋起求学，也终究不如先生亲自受教，从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中得到学问，亲眼见到而心领神会。我今年二十四岁，茫然还没有找到归宿；不能明白地洞察事理，便没有办法辨别是非；心胸不宽广，喜怒就容易动摇；操守行为不完备，悔恨忧患就很多；精神不充实，智巧便会乘隙而入。选择不能纯净，守持不能周全，早晚都感到恐惧，不只是像饥寒逼身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东西一样。否则，我哪里敢以无能之身成为先生的负担呢？” 李侗跟从罗从彦学习多年，接受了他关于《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讲解。罗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回室中，也静坐。罗从彦让他在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生以前的状态，探求所谓“中”的境界。时间久了，他对于天下的道理能够全面包摄、彻底贯通，随后逐一融会理解，各有条理次序，罗从彦多次称赞认可他。后来李侗退居山田，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有时饮食都不能充足，却依然怡然自得。他侍奉父母孝顺谨慎；二哥性情刚强，常常违逆别人，李侗侍奉他却能得到他的欢心。闺门内外，和乐而严肃安静，仿佛听不到人声，但各种事情自然得到治理。亲戚中有贫穷而不能婚嫁的人，他就替他们筹划并救济帮助。和乡人相处，饮食谈笑，整天和乐融洽。他接待后辈学者，回答问题从不厌倦；虽然根据人的深浅而施教，但一定从反省自身、亲自有所体会开始。所以他说：“求学问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使内心澄明，体察天理。能够这样，即使一丝一毫的私欲发生，也会自行退去。”又说：“学者的弊病，在于还没有达到豁然开朗、如冰消冻释的境地。像孔门弟子那样，整天群居，相互切磋，又得到孔子作为归依，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观察和感化的地方很多。恐怕到了融会理解而仍未能彻底脱落的地方，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如果知道书中所说没有不是自己的事情，就以自身来求证，那么圣贤已经达到而我们尚未达到的境界，都可以勉力前进。如果只在文字上求取，用来帮助背诵讲说，那么不把玩外物而丧失志向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最重要的是深入沉潜、细密周详，然后才能意味深长、道路不偏。如果一概只说理是统一的，却不考察其中分别的差异，这就是学者流入似是而非、混淆真理的说法却自己不知道的原因。”他曾认为黄庭坚称赞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是善于描写有道之人的气象；他常常吟诵这句话，又回头对学者说，要把这种境界存留在心中，或许遇到事情时就能豁然明白，义理也会稍有进步。他谈论《中庸》说：“圣人门中的传授，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计策可以再用来启发后学了。然而所谓‘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又是全篇的要旨。如果只是记诵，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在自身上实践它，确实见到这个道理，像颜子感叹孔子之道那样，卓然有所见，并且始终不违背自己的心目，然后不断扩充发展，达到无所不通，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懂得《中庸》了。”他谈论《春秋》说：“《春秋》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阐明一个条例，好比观看山水，移动脚步，形势就各不相同，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它之所以难以言说，大概是因为用普通人的心去推测圣人；没有达到圣人豁然明白的境地，难道能没有错误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李侗既已闲居，好像无意于当世，但他伤时忧国，谈论事情时慷慨激切，能够感动人。他曾说：“今天三纲不能振作，义和利不能分辨。三纲不能振作，所以人心邪僻，不堪任用，导致上下之间的气势阻隔，中国日益衰弱。义利不能分辨，所以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陷溺人心，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自觉。人只趋向利益而不知道义，君主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人主应当对此留意，否则就是所谓‘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得到它来吃吗’。” 当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侗是同门好友，一向很看重李侗，便派儿子朱熹跟从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他的传授。沙县人邓迪曾对朱松说：“愿中的胸怀如冰壶秋月，明净透彻而没有瑕疵，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比的。”朱松认为这是真知灼见。朱熹也称赞李侗说：“他的资质刚劲奇特，气节豪迈，而充实涵养完美纯粹，不再显露棱角；精纯的气质表现在面貌上，面色温和而言语严厉，精神安定、气息平和；无论说话沉默、行动静止，都端庄安详、闲适泰然，在自然之中仿佛有既定的法则。平日里恭谨谦和，对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可否；等到应对事变，依据义理作出判断，就有截然不可侵犯的地方。”朱熹又说，自己跟从李侗学习，离开后再回来，每次听到的学问都更加高超绝异。他就是这样不断通达上达的。李侗的儿子友直、信甫都考中进士，在附近州郡任职，后来又请求迎接父亲奉养。李侗回归途中经过武夷，适逢福建统帅汪应辰带着书信和礼物前来迎接。李侗前去拜见汪应辰，到达当天疾病发作，于是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信甫仕途做到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升任广东、江东宪；据说因为品行特立独行，不能被朝廷容纳。

译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道学三 ○朱熹、张栻 朱熹，字元晦，另一个字仲晦，是徽州婺源人。他的父亲朱松，字乔年，考中进士。胡世将、谢克家推荐朱松，授任秘书省正字。赵鼎任川陕、荆、襄军马都督时，招朱松为属官，朱松辞谢。赵鼎再次任宰相，授朱松为校书郎，升为著作郎。御史中丞常同推荐他，授任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历任司勋郎、吏部郎。秦桧决定议和，朱松和同僚上章，极力说明不可。秦桧发怒，暗示御史弹劾朱松，说他心怀异志、自以为贤；于是朱松出任饶州知州，还没有赴任便去世了。朱熹幼年聪颖悟性高，刚会说话时，父亲指着天给他看，说：“这是天。”朱熹问：“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朱松对此感到惊异。朱熹入学受业，老师把《孝经》教给他；他读了一遍，就在书上题写：“不能这样做，就不是人。”他曾经和一群孩子在沙滩上玩，唯独端正地坐着用手指在沙上画图；一看，画的是八卦。十八岁时，他由乡里贡举，考中绍兴十八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选拔县中优秀百姓充任弟子员，每天同他们讲论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并禁止妇女出家为僧、为道。任期结束后回乡请求主管祠观，监潭州南岳庙。第二年，辅臣推荐他，他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一同被召，因病辞谢。孝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朱熹上密封奏事说：“陛下圣体虽然没有过失，但帝王的学问不可不熟悉讲习。朝政虽然没有缺失，但整顿国政、抵御敌人的计划不可不早定。天下百姓的利害祸福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治理的根本不可不加意。陛下从小养成德性的时候，亲自阅读的不过是风诵文辞、吟咏性情之书，又颇为留意《老子》和佛教的书籍。记诵辞藻，不是用来探究本源、产生治国之道的；虚无寂灭，也不是用来贯通本末、建立大中之道的。帝王的学问，必须先从格物致知入手，穷究事物的变化，使其中存在的义理纤细周密地完全明白，这样自然就能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从而应对天下的事务。”接着说：“整顿国政、抵御敌人的计划不能及时确定，是被讲和的说法误导了。金人对于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不能同他们讲和，这是很明白的。希望陛下以公正的义理作出决断，关闭关塞、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整顿风俗。几年以后，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再看我们的力量强弱，观察敌人的衅隙深浅，从容起兵谋取胜利。”又说：“四海百姓的利病，关系到百姓的祸福；百姓的祸福，关系到守令是否贤能。” 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想使百姓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如今的监司中，那些奸污贪赃、横行暴虐而使百姓受害的人，没有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那些已经失势的人，既然已经查明他们结交营私的情况，便应斥退；那些仍然得势的人，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 隆兴元年，再次征召朱熹。入朝应对时，他首先说：“《大学》所说的道理，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来达到自己的知识。陛下虽然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和高出世人的操行，却从未能随着具体事务观察其中的道理，也未能根据道理来处理具体事务。因此，举措之间往往涉及疑虑和反复，听取采纳意见时也不免受到蒙蔽欺骗，这就是政治清平的成效一直没有显著表现的原因。”其次说：“君主和父亲的仇恨，不能与仇敌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今天所应当做的事，不通过战争就无法报仇，不通过守御就无法制胜。”并且陈述古代圣王强固根本、挫败敌人、以威势控制远方之人的方法。当时宰相汤思退正倡导和议，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让他待次候职。乾道元年，催促他就职；他到任后，洪适担任宰相，又主张议和，朱熹与他意见不合，便归去。乾道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朱熹任枢密院编修官，仍待次候职。五年，遭逢母亲丧事。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身份推荐他，朝廷与王庭珪一同征召；朱熹以服丧未满为由推辞。七年，服丧期满后再次征召，他又以俸禄不足以奉养父母为由推辞。九年，梁克家任宰相，重申先前的任命，朱熹又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多次被召而不出仕，应当给予褒奖录用，执政大臣都称赞他。皇帝说：“朱熹安于贫困而守持道义，廉洁退让，值得嘉奖。”特意改授他为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认为因为请求退职反而得到进用，在道义上不安，又两次推辞。淳熙元年，才接受任命。二年，皇帝想要奖用廉洁退让的人，以此勉励风俗，龚茂良代理丞相职务时推荐朱熹，任命为秘书郎。朱熹竭力辞谢，并亲笔写信给龚茂良，说到当时受权势宠幸的人。群小趁机诬陷毁谤他，于是朝廷因朱熹再次辞谢，便顺从他的请求，任命他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淳熙五年，史浩再次任宰相，任命朱熹为南康军知军，并下诏让他取便道赴任。朱熹再次辞谢，皇帝不准。到任后，他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正值年景不下雨，便讲求救荒政策，救活了许多人。事情办完后，上奏请求按照规定推赏缴纳粮米的人。他还间或到郡学，引导进士与他们讲论学问。访问白鹿洞书院的遗址，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制定《学规》让人遵守。第二年夏天，大旱，皇帝诏令监司、郡守分条陈述民间的利弊，朱熹于是上疏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术，以此树立纲纪。天下的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朋党的邪曲私心，然后才有所依系而建立起来。君主的内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欲邪念的道路，然后才能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官员、师傅、宾友以及进谏诤言的大臣，都失去了自己的职守，而陛下亲近并参与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身宠臣。他们对上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反而喜欢卑下的功利之说；不喜欢正直士人的直言，反而安于私欲媚态的鄙陋作风。对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利而无耻的人，文臣武将分别聚集，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他们所喜欢的人，就暗中替其援引，提拔安置到清要显贵的职位；所厌恶的人，就秘密加以诋毁，公开肆意排挤。彼此交通货贿，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任命卿大夫、设置将领，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称的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庭，迎合揣摩他们的意旨；那些幸而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谨小慎微地自守，从未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其中最畏惧公众舆论的人，才可能稍稍警告、驱逐他们一两个党徒，既不能真正伤害他们，最终也不敢直言捣毁他们钱财囊橐和势力巢穴所在之处。他们的势力已经形成、威势已经确立，朝廷内外都纷纷向着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官员升降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一两个人暗中掌握了权柄。

译他又说：“最大的祸患、必然到来的忧患，就近在早晚之间，而陛下却独独不知道。”皇帝读到这些话，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了。”朱熹以患病请求主管祠观之职，没有得到答复。陈俊卿以旧宰相身份镇守金陵，经过宫阙入朝拜见皇帝，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帝说：“士人喜好名声，陛下越是憎恶他，人们就越多称誉他，恐怕反而正好抬高了他。不如利用他的长处任用他，等他逐渐承担政务，能不能胜任自然会显现出来。”皇帝认为有理，于是任命朱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不久又因他救荒有功，任命为直秘阁；由于先前奏请的缴纳粮米者尚未得到推赏，朱熹辞谢。正逢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当天便乘一辆车上路，又因缴纳粮米的人尚未推赏而辞去职名。缴纳粮米者的奖赏颁行后，他才接受职名。入朝应对时，他首先陈述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修养德行、任用人才的道理，其次说：“陛下即位之初，曾经选拔任用英豪，让他们承担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因此不再广泛寻求贤哲，姑且选取柔弱圆熟、容易控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身边那些私下亲近、负责琐碎使令的卑贱之人，开始能够进入内廷供奉，充当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陛下又担心权势有所偏斜，因而进一步加以控制、堵塞自己的意旨，便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想借此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失并加以操持。陛下既不能遵循天理、使圣心公正，以端正朝廷的大体，原本已经失去了根本；又想兼听士大夫的言论，把它作为驾驭臣下的手段，于是士大夫进见有时，而近习之臣却能从容出入、没有间隔。士大夫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议论又直苦而难以听入；近习之人谄媚机巧的姿态足以蛊惑心志，他们胥吏般狡黠的手段又足以蒙蔽聪明。因此，陛下虽想稍稍抑制这些人，他们的势力却日益加重；虽想兼听公众舆论，士大夫的势力却日益减轻。势力重的人既凭借自己的权势窃取陛下的权力，势力轻的人又借助权势重者的力量，把窃据职位、巩固宠幸作为计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逐渐浸染侵蚀，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邪佞之人充斥，货赂公开流行，军队困苦、百姓怨恨，盗贼不时发生，灾异屡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群小互相援助，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唯独陛下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独自承受了他们造成的祸害。”皇帝为之改变了脸色。朱熹所奏共七件事，其中一两件由皇帝亲笔书写，以防泄露。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州郡，招募贩米商人，免除他们的征税；等他到达时，客商船只运来的米已经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朱熹每天探访民间隐情，巡视境内，乘一辆车而屏退随从，所到之处百姓都来不及知道。郡县官吏畏惧他的风采，甚至自行引退，他所管辖的地区肃然有序。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等政令中有不便于百姓的，他全都整顿革除。救荒之余，又根据具体事务筹划安排，必定考虑长久之计。有人诋毁朱熹，说他不善于处理政务，皇帝对王淮说：“朱熹的政事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 朱熹认为自己前后多次奏请都受到压制，侥幸被采纳的，也往往拖延到错过时机；蝗灾和旱灾接连发生，他忧虑愤懑不堪，又上奏说：“如今的办法，只有从圣心作出决断，迅速发布号令，责备自己、征求意见，然后君臣互相警戒，痛切地自我反省改正。其次，只有尽数拿出内库的钱，把供奉大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除旧日欠负，诏令漕臣依照条例检查放免租税；诏令宰臣淘汰遭灾路分中州、军、监、司以及无能的守臣，选拔贤能之人，责成他们办理荒政。这样或许还足以挽回民心，消除百姓趁时作乱的意图。不然，我恐怕忧患就不只是饥饿死亡，而会发展为盗贼；受到祸害的也不只是官吏，还会向上波及国家。” 台州知州唐仲友与王淮是同乡，又是姻亲；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相推荐唐仲友，朝廷将朱熹调任江西提刑，但尚未出发。朱熹巡视所属州部到达台州时，控告唐仲友的人纷纷而来；他查究得到实情，连续三次上奏，王淮把奏章藏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朱熹论奏得更加有力，唐仲友也自行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皇帝命宰属详细审阅，都司陈庸等请求让浙西提刑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查究实情，又命朱熹赶快前往遭旱灾的州郡巡视。朱熹当时留在台州尚未出发，接受诏令后，更加上奏论列，前后共六次。王淮不得已，夺去唐仲友新授的江西职任来授给朱熹；朱熹辞谢不接受，于是归去，并请求主管祠观。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之学，以阻挠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面对皇帝时，首先说近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的人，大多是假借名义来成就虚伪，希望考察这些人，排斥弃用他们。这显然是指朱熹。淳熙十年，皇帝下诏说朱熹多次请求主管祠观，可以差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又接连主管云台、鸿庆祠观，共五年。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他以疾病辞谢，皇帝不许，于是赴任。

译十五年，王淮被罢免宰相职务，朱熹于是入朝上奏，首先说近年刑狱处理不当，掌管狱讼的官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其次说经总制钱给百姓造成的祸害，以及江西各州科罚的弊病。最后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拖延，没有一点可以仰报圣明志向的成效。我曾反复思考，恐怕是在安闲幽静的环境中，处于虚明而应接外物的心境时，天理还有不纯，人欲还有未尽，所以行善不能充分发挥，除恶不能拔除根源；在一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的关键互相交战于心中。因此，对待大臣的礼貌并非不厚，却使便嬖近幸之人能够深受心腹之托；日夜思念英豪并非不切，却使柔邪、庸碌、谬妄之人长久窃据朝廷的权力。并非不愿听到公议正论，却有时不能容纳；并非不痛恨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却不免错误听信；并非不想报复陵寝被侵、宗庙受辱的仇耻，却不免畏怯苟安；并非不爱护养育百姓和财力，却不免使百姓叹息忧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在每一念之间都一定谨慎审察：这是天理吗，还是人欲？果真是天理，就恭敬地充实它，不使它稍有阻塞；果真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 推而广之，直到言语行动之间、任用人才和处理事务之时，没有一处不以此裁断，那么圣明之心就会洞彻明白，朝廷内外融通清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就将全由陛下想要做的来做，没有不如意的了。”朱熹这次出行时，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的言论是皇帝厌恶听到的，告诫他不要再说。朱熹说：“我一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难道可以隐瞒不说来欺骗我的君主吗？”等到入朝奏对，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卿了，浙东的事情，朕自己知道。如今应当安排卿任清要之职，不再让州县事务烦劳你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去，王抃也被驱逐，只有内侍甘昪还在，朱熹竭力对此进言。皇帝说：“甘昪是德寿宫所推荐的，只是认为他有才干罢了。”朱熹说：“小人如果没有才干，怎么能够打动君主呢？”第二天，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因脚疾请求主管祠观。本部侍郎林栗曾经与朱熹讨论《易》《西铭》而意见不合，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没有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学说的余绪，把它称作‘道学’。他所到之处总是带着几十名门生，妄想仿效孔子、孟子周游求聘的作风，索取高价，不肯供职，他的伪装无法掩盖。”皇帝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那天脚病还没有痊愈，是勉强登殿应对。皇帝说：“朕也看见他跛行拖步。”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为朱熹援护，于是皇帝命朱熹依旧任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符合事实；“称作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往日王淮与台谏表里相应，暗中废斥正人，正是采用这种办法。皇帝下诏说：“朱熹昨日入朝应对，所论都是新任职务的事务，朕谅解他的诚心，仍依从他的请求，命他迅速赴任。”正逢胡晋臣被任命为侍御史，他首先论说林栗固执不通，喜欢同党、憎恶异己，无端把求学者指为朋党，于是林栗被贬为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免任，朝廷任命他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不到一个月又再次征召，朱熹又辞谢。起初，朱熹曾认为口头陈述的意见有所遗漏，请求以密封奏事详细上报；到了这时，他投入匦中进呈密封奏章，说：如今天下的大势，就像一个人患了重病，从内里的心腹扩散到外部四肢，没有一根毫毛不受到病害。姑且把天下的大根本和今天的急务向陛下说明：大根本是陛下的内心；急务则是辅佐教导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作整顿纲纪、改变转化风俗、爱护养育民力、整饬明确军政，这六件事。古代圣王兢兢业业地持守这颗心，所以设置师保之官，安排谏诤之职。凡是饮食、酒浆、衣服、居处、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等事务，没有一件不由冢宰统领。使君主身边前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都受到有关官司法令的制约，不留丝毫空隙和片刻时间，让他们隐藏极细微的私心。陛下专心一志、克制私欲以持守本心，果真有这样的功效吗？陛下修身齐家、端正身边的人，果真取得这样的效果吗？宫中禁省的事务，臣固然无法知道；然而爵位赏赐的泛滥、货赂的流行以及民间的私下议论，早已喧传不息，那么陛下用来治理家庭的办法，恐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身边便嬖近幸之人的私情和过分恩遇，过去渊、曾觌、说、王抃这些人的势焰炽盛，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前些日子臣当面陈述的那个人，虽然蒙受圣上的慈爱和曲意开导，但臣愚昧地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达命令、承担洒扫之役，不应借给他们权力、助长他们，使他们在宫内施展邪媚、制作淫巧来动摇皇上的心志，在宫外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拖累圣政。臣在道路上听说，自从王抃被驱逐以后，各将领的差遣任命，多出自这个人之手。陛下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队，而他们却从未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军粮，肆意向近习行贿，以图谋升迁任用，出入宫禁、充当心腹的大臣又在外与将帅勾结，共同欺骗蒙蔽，才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不明白，反而宠爱亲近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至于宰相不能议论其处置措施的是非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议论其任命授职的是非，那么陛下用来端正身边人的办法，显然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辅佐教导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宫僚中号称选得其人的，而能够称职的，大概已经很少了。并且有时还让邪佞轻薄、庸碌妄为之辈混杂其中；所谓讲读，也只是姑且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未曾听说有规劝辅导的功效。至于从容相处于早晚、陪侍太子游宴的，又不过是几名使臣和宦官罢了。师傅、宾客的官职已经不再设置，詹事、庶子也有名无实，东宫春坊竟直接由使臣掌管；既不能启发太子尊师亲友、尊崇德行、喜好义理的心，又不能防止他嬉戏怠慢、亲狎不庄以及奇邪之人混杂进用的祸害。应当讨论前代典制，设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掌管春坊的使臣，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本职。

译至于选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强明达、公平正直的人才可以托付吗？之所以常常不能得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只是因为在一念之间还不能彻底排除私欲邪念的蒙蔽；平日私下的喜好和便嬖近幸之流，不能完全受法度约束。如果任用刚明公正的人作为辅相，便恐怕他们会妨碍我的事情、损害我的人，使我不能任意行事。因此在选择之时，总是先排斥这类人，然后挑选那些疲弱怯懦、柔顺圆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其中选出最庸碌、最鄙陋、确定可以保证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举用他们登上职位。所以任命诏书尚未发布，所要选择的人已经预先确定；姓名尚未公布，朝廷内外已经预知他们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至于振作整肃纲纪、改变风俗，如今宫禁之中、机密之地，不公正的道理和不正直的人，反而能够在其中藏身盘踞。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没有不是不公不正的事情；它们熏染消磨，使陛下喜好善行的心意不显著、憎恶恶行的意志不深切，其祸害已经无法尽述。等到他们作奸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切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廷议论，按照有关官司的法令论处。因此，上面的纲纪不正，下面的风俗衰败，这种祸患已经延续很久了，而浙中尤其严重。大体上，人们习惯形成柔媚的姿态、依违附和的言辞，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严重的甚至把金珠当作肉酱，把契券当作诗文，宰相可以吞吃利用就吞吃利用，近习之人可以通融就通融，只求得到利益，再没有廉耻。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出现在他们中间，群起讥笑排斥，指称他为“道学”，加给他矫激的罪名。十多年来，凭借“道学”二字禁锢天下贤人君子，又像过去所谓“元祐学术”那样排斥、诋毁、侮辱他们，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事情吗？至于爱护养育民力、整饬明确军政，自从虞允文任宰相以来，便把版曹每年收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查考的名目，全都取走，号称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帑。至于那些有名无实、积累拖欠、只是空载在簿籍上、无法催收办理的款项，却拨还给版曹，作为内帑的积蓄，说是准备日后出兵进取时随时所需的费用。然而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内帑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被当作私藏，交给私人掌管，宰相不能按照贡赋制度均衡节制其收支，版曹也不能依据簿书核查其存亡；每天消耗、每月损减，用来供奉宫中私宴私费的，不知有多少了，却何曾听说他们能够像太祖所说的那样用这些钱换取敌人的首级呢？只是使版曹的经费日益匮乏，催督日益严急，以至废除祖宗以来分配财赋的良法，一定要以十分缴足为限；认为仍然不足，又制造考核监司、郡守政绩优劣的办法来诱迫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承受这种风气，争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策，这就是民力严重困苦的原因。各将领谋求升迁，必定先搜刮克扣士卒来增加私利，然后凭这些利益向陛下的私人亲信结交，并希望把自己的姓名传到陛下所宠信的将领那里。受宠的将领得到姓名后，就把它交给军中，让军队从什伍编制以上逐级保举证明，称说此人才干武艺足以担任将帅，然后备具奏牍，在陛下面前陈述。陛下只看见逐级推举、文案完备，便真以为这是公正推荐，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他们讨价送钱，已经像晚唐的债帅那样了呢？将帅是三军的性命所系，而选置将帅的方法竟乖谬到这种地步，那么那些有智谋勇力和才能谋略的人，谁肯压低心志、低头屈身到宦官宫妾的门下？陛下所得到而任为将帅的，便全是庸人和走卒，却还希望他们整饬军政、激励士卒、强盛国势，难道不是误事吗？以上六件事，都不可拖延，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人的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耗费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只会徒然成为表面文章，天下的事情反而会更加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奏疏送入时，夜漏已经下了七刻，皇帝已经就寝，急忙起身拿着蜡烛，把整篇奏疏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竭力辞谢，朝廷改任他为秘阁修撰，主管外地祠观。光宗即位后，朱熹再次辞去职名，仍任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嘉奖晓谕。过了几个月，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他以疾病辞谢，改任漳州知州。他上奏请求免除所属县份没有名目的赋税七百万，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因为当地习俗不懂礼仪，他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仪式，张榜公布，命父老向百姓解释，以此教育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女聚集在僧舍举行传经会；女子不出嫁的，就修建庵舍让她们居住，朱熹把这些全都禁止。他一向忧虑经界不实行的危害，正逢朝廷议论想在泉、汀、漳三州推行经界，朱熹于是访求具体办法，选择有关人员和丈量土地的方法上奏。当地居住的豪强却侵夺欺凌贫弱者，认为此事不便，便加以阻挠。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乡党也多认为不可实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控告此举扰民，皇帝下诏暂且等待，后来又下令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朱熹因儿子去世请求主管祠观。当时史浩入朝拜见，请求收揽天下人的声望，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再次辞谢，皇帝下诏说：“论撰之职，是用来荣宠名儒的。”朱熹于是接受任命。又任命他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他辞谢。漳州经界最终上报罢止，朱熹因建议不被采用而自我弹劾。任命他为静江府知府，他辞谢，改为主管南京鸿庆宫。不久，差遣他任潭州知州，他竭力辞谢。黄裳任嘉王府翊善，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召朱熹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进言。留正说：“我并非不知道朱熹，只是他的性情刚强，恐怕到这里后不能相合，反而成为拖累。”朱熹正在再次辞谢时，皇帝下旨说：“长沙是重镇，得到贤才最为重要。”于是朱熹接受任命。正逢洞獠扰乱所属州郡，朱熹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全都投降。申明敕令，严格武备，收敛奸吏，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阐明教化，四方求学的人都来归附。

译宁宗即位，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下旨让他们到行在奏事。朱熹上路并且辞谢，朝廷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他辞谢，皇帝不许。入朝应对时，他首先说：“此前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大计，陛下恭敬地继承大业，可以说是以权宜之道处置，而大概没有失去正道。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不使人对逆顺、名分和事实之间产生疑惑，我私下为陛下忧虑。还可以推诿的地方，也只能说陛下以前未曾有求取帝位的计谋，今天也未曾忘记思念亲人的情怀；这正是采取权宜而没有失去正道的根本。充实从未求取帝位的心意，以尽负罪自责的诚意；充实从未忘记亲人的心意，以完成冬温夏清、晨昏定省的礼节，那么君臣父子的伦理就端正了，大根本也建立起来了。”他又当面辞谢待制、侍讲之职，皇帝亲笔写手札说：“卿的经学源流深厚，正可资助劝讲；次对之职，不要再劳烦辞谢，以符合朕尊崇儒学、重视道德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任命。正逢赵彦逾察看孝宗山陵，认为墓土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查验，请求另寻吉地。有旨召集群臣议论，台官、史官畏惧此事，议论中途停止。朱熹最终上呈议状说：“寿皇的圣德，遗体所藏之处应当广泛访求名山，不应偏听台官、史官的意见，把它置于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尚未返回大内，名分和礼体不正，因而产生疑议；金国使者将要到来，或许会窥伺朝廷。有旨修葺旧东宫，修建房屋三数百间，打算迁居在那里。朱熹上疏说：这一定是身边的近习之人倡导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想借此实现他们的奸邪心愿。臣恐怕不仅上帝会震怒，灾异屡次出现，正应当恐惧反省、修养德行之时，不应兴起这样的大工程，以违背上天谴责告诫、警动人心的意旨；也恐怕京畿百姓正处于饥饿流离、濒临死亡之际，可能因怨恨愤怒而产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动太上皇帝的心，使陛下至今没有进见的日期，也恐怕寿皇正在殡殓之中，葬地尚未卜定，几筵祭奉不能稍有懈怠；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年高尊贵，却孤独地处于忧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能缺少。四方之人只看见陛下急于大规模修治宫室，迅速完成工程，一旦轻快地舍弃宫室离去，迁往那里求得安逸便利，六军和百姓的心中将会有捶胸不平之情。前代的鉴戒还不遥远，实在令人畏惧。” 又听说太上皇后害怕违背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的称号，也不想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这又是考虑过度了。殊不知如果只这样顾虑，而不采取委婉便利的办法，父子之间，上面会怨怒，下面会忧惧，这种局面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父子之间的大伦，是三纲所系；长久不设法解决，还会有人借这个名义制造诽谤、滋生事端，这又是臣最为恐惧的。希望陛下明诏大臣，首先停止修葺东宫的工程，把工料转用于慈福宫、重华宫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那里勉强可以居住。至于前往太上皇处宫中过访的计划，臣又希望陛下下诏自责，减少车舆卫从，入宫以后暂时改变服色，像唐肃宗改穿紫袍、亲自执辔走在马前那样，以表达负罪自责的诚意；这样即使太上皇帝有愤怒之情，也会很快消散，父子之间就会充满欢意、融洽相处了。” 至于朝廷的纲纪，臣又希望陛下严令身边的人，不要干预朝政。确实有功勋而所得的褒赏不合公众舆论的，也应诏令大臣公开议论此事，考查法令典章，厚重报答他们的功劳。凡是号令的宽严、人才的进退，则一概交给两三位大臣，让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拘泥于自己的意见，斟酌采用公众舆论，奏报后施行。有不恰当的，就封还驳正、论辩质难；选择其中妥善的，由皇帝称制裁决。这样不仅近习之人不能干预朝权，大臣不能专凭自己的私心办事，陛下也能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事务，而不必对得失的筹算有所疑惑了。至于山陵的卜选，希望罢黜台官、史官的说法，另行访求民间贤能之士，营建新的陵宫，使寿皇的遗体在里面得到安宁，而宗庙社稷和百姓也在外面共同蒙受福泽。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但皇帝也没有因此对朱熹发怒。朱熹常常把所讲的内容编次成册进呈，皇帝也敞开心怀予以接纳。朱熹又上奏勉励皇帝增进德行，说：“希望陛下在日常生活中，把寻回放失之心作为根本，在研读经书、阅读历史、亲近儒学方面更加用力。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国之道；群臣入朝应对，也应赐以温和的脸色，反复询问访察，以求得知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安乐和忧苦，并借此考察人才的邪正和长短，希望对天下的事情都能各得其理。”朱熹又奏说：“按照《礼经》和敕令，儿子为父亲服丧，嫡长孙为祖父承重，都是斩衰三年；嫡长子应当继承父亲的后位，如果不能承袭帝位、主持丧事，就由嫡长孙继承统绪，代替他主持丧事。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历代沿袭，于是天子便没有三年之丧。为父亲服丧尚且如此，嫡长孙承重就可以知道了。人伦纲常废坏，三纲不明，已有一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整顿纠正。寿皇圣帝天性至孝，除去以月代日的丧期之外，仍然遵守普通丧礼，朝服朝冠都使用大布，这应当记载在典册中，作为万世的法则。近来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身体不安，不能亲自到丧位。陛下以世嫡身份继承大统，那么承重的丧服明载于礼律，本应遵循寿皇已经实行的制度。当时仓促之间来不及详细议论，于是采用漆纱浅黄服，不仅从上面违背了礼律，而且使寿皇已经实行的礼制重新坠失，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 然而过去的错误已经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殡出葬时，按礼应当重新使用最初丧服。正逢孝宗祔祭太庙，议论宗庙中递毁亲尽之庙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请求一并迁去僖祖、宣祖，把太祖供奉在第一室，举行祫祭时让太祖位居正东向。有旨召集议论：僖、顺、翼、宣四位祖先的祧主，应当有所归宿。自太祖皇帝首先尊奉四祖之庙，治平年间，议论者认为世代相隔渐远，请求把僖祖迁入夹室。后来王安石等上奏说，僖祖有自己的庙，与后稷、契没有不同，请求恢复旧制。当时宰相赵汝愚一向不认为应恢复祭祀僖祖，侍从大多赞同他的说法。吏部尚书郑侨想暂且迁去宣祖，把孝宗祔祭入庙。朱熹认为，如果把祖先神主收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降下收藏到子孙的夹室中；神宗又奉僖祖为始祖，已经取得礼制的正当性，也符合人心，这难道不就是所谓一旦举行便无人敢废止的制度吗？他又拟定《庙制》加以辨析，认为万物哪里有无本而生的呢？朝廷没有把他的意见上报，便拆毁撤除了僖祖、宣祖的庙室，另建别庙来奉祀四祖。

译起初，宁宗即位时，韩侂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在宫中掌权。朱熹忧虑他危害政事，多次对此进言，并约定与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论列。正逢彭龟年出京护送使者，朱熹于是上疏斥责身边近臣窃取权柄的过失，又在讲筵上再次申说。御批说：“怜悯卿年老，恐怕难以站立讲说，已经任命卿主管宫观。”赵汝愚把御笔藏在袖中带回上呈，又进谏又叩拜。内侍王德谦径直把御笔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挽留，没有成功。楼钥、陈傅良不久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驲也交相上章。朱熹出发后，又奉命任宝文阁待制，兼任州郡差遣，他辞谢。不久任命他为江陵府知府，他辞谢，并请求追回新旧职名；皇帝下诏仍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任宰相后，征召四方知名人士，朝廷内外都翘首盼望政治清明，唯独朱熹警惕地担心韩侂胄掌权。他多次向皇帝进言，又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赵汝愚，说应当用厚重的赏赐酬答韩侂胄的功劳，不要让他干预朝政，并有“防微杜渐，谨慎不可忽视”的话。赵汝愚当时认为韩侂胄容易控制，没有放在心上。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诬陷被驱逐，朝廷的大权全部归于韩侂胄。朱熹起初因宗庙议论而自我弹劾，皇帝不准；又因疾病请求辞官退休，诏令说：“辞去职务、谢绝政事，不是朕优待贤人的心意，仍依旧任秘阁修撰。”庆元二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陷朱熹有十项罪状，皇帝下诏削夺职务、罢去祠禄，朱熹的门人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编管。四年，朱熹因年近七十，再次请求致仕；五年，皇帝依从他的请求。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病情将要危重时，他亲笔写信嘱托儿子朱在以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学习，并修订整理遗书。第二天，他端正地坐着，整肃衣冠，躺到枕上去世。朱熹考中进士第五十年，在外任职的时间只有九考，在朝廷任职才四十天。家中一向贫困，年少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寄居在建州崇安；后来迁到建阳考亭，箪和瓢常常空空如也，他却安然自得。各地远道而来的学生，即使只有豆饭野菜羹，他也总是与他们共同享用。他往往向别人借贷来供给日用，但不合道义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自从朱熹离开京城，韩侂胄的势力更加张大。何澹任中司，首先论说专门之学、文章欺诈和沽名钓誉，请求辨明真假。刘德秀在长沙做官时，不受张栻门徒的礼遇；等到任谏官，首先论说留正援引伪学的罪过。“伪学”这个称呼，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太常少卿胡纮说：“近年伪学猖獗，图谋作乱，希望宣布晓谕大臣，暂且停止举荐拟任。”于是召陈贾任兵部侍郎。不久，朝廷下达削夺朱熹职务的命令。刘三杰以原任御史身份论说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说他们从前是伪党，到这时又变成了逆党。当日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说道学与权臣结成死党，窥伺神器。于是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晓谕天下，此后攻击伪学更加急迫，选人余嘉甚至上书请求斩杀朱熹。当时，士人中那些举止端正、稍微以儒学知名的人，没有地方容身。朱熹的门徒和交游者中，特立独行、不顾一切的，退居山林；依违附和、谦卑怯懦的，则改换老师的名义，经过朱熹门前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冠，亲近游逛市井店铺，以表明自己不是朱熹一党。可是朱熹每天仍不停地和学生讲学；有人劝他辞退遣散学生，他只是笑笑不回答。有个籍田令陈景思，是故宰相康伯的孙子，与韩侂胄有姻亲关系，劝韩侂胄不要做得太过分，韩侂胄的心意也渐渐后悔。朱熹去世后，将要下葬，进言的人说：“四方伪学门徒约期聚会，为伪师送葬；聚会之间，不是妄谈当时人物的长短，就是谬议时政的得失，希望命令守臣加以约束。”皇帝听从了。嘉泰初年，禁止伪学的禁令稍稍放松。二年，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致仕，任命为华文阁待制，并给予致仕恩泽。”后来韩侂胄死去，皇帝下诏赐给朱熹遗表所应得的恩泽，谥号为“文”。不久，追赠中大夫，特意追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追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起初，朱熹年轻时就慨然立下了求道的志向。父亲朱松病重，曾嘱咐朱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都有渊源，是我所敬畏的。我如果死了，你要去侍奉他们，只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人，就是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因此，朱熹治学既广泛探求经传，又遍交当时有见识的人。延平李侗年老了，曾向罗从彦学习。朱熹从同安回来后，不惜跋涉数百里，徒步前去跟从他学习。他治学大致以穷究事理来达到知识的极致，反省自身来践行所知的实际内容，并以居心敬慎为根本。他曾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见于典籍；圣经的旨意不明白，道统的传承也就开始隐晦了。于是他竭尽精力，研求穷究圣贤经书中的训释。他所著的书有：《易》本义、《易》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大学》《中庸》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的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都流传于世。朱熹去世后，朝廷把他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训说列为学校的官方教材。另有《仪礼经传通解》尚未脱稿，也列于学官。他一生所作文章共一百卷，和门生弟子问答的文字共八十卷，另有十卷别录。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入孔庙从祀之列，没有得到答复。淳祐元年正月，皇帝视察学校，亲手下诏，让周敦颐、张载、二程以及朱熹从祀孔子庙。黄干说：“正统的道统要依靠人才能传承。自周以来，担负传道责任的不过几个人，而能够使这个道理显明彰著的，也只有一两个人罢了。孔子以后，曾子、子思接续了它微弱的传承，到孟子时才开始显著；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接续了将要断绝的传承，到朱熹时才又显明。”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说得很有见地。朱熹的儿子朱在，绍定年间任吏部侍郎。

译张栻，字敬夫，是丞相张浚的儿子。他聪颖早熟，张浚很喜爱他。张栻从小学习，所受教导无非是仁义忠孝的实际内容。长大后拜胡宏为师，胡宏一见他，就把孔门论说仁德的亲切要旨告诉他。张栻退下后反复思考，似乎有所领会，胡宏称赞他说：“圣门有传人了。”张栻更加奋发自励，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写成《希颜录》。张栻因父荫补官，被征召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授任直密阁。当时孝宗刚即位，张浚从贬谪名册中起用，开府统兵，僚属都是当时极为杰出的人选。张栻当时年轻，却在内参与谋划机密，在外参与处理各种事务；他所综合谋划的事情，幕府众人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他有时因军务入朝奏事，趁机进言说：“陛下上念宗庙社稷所受的仇恨耻辱，下忧悯中原百姓的苦难，内心警惕不安，想着如何振兴国家。臣认为，这种心念的发动，正是天理存在的表现。希望陛下更加用心省察，并考察古代事迹、亲近贤人来辅助自己，不要让这种心念稍有停息，那么今天的功业一定可以成就，因循苟且的弊病也就可以革除了。”孝宗认为他的话不同寻常，于是君臣之间从此确定了契合的关系。张浚失去职位后，汤思退掌权，于是停止用兵而讲和。金人乘机发兵进入淮甸，朝廷内外大为震动，但朝廷仍主张和议，甚至下令各将不得擅自出兵。当时张浚已经去世，张栻刚刚办完营葬，就上疏说：“我们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过去朝廷虽然曾经兴起身穿缟素、誓师复仇的军队，却很快又派遣带着玉帛的使者前去，所以讲和的念头一直没有从心中消除，以至于至诚恻怛的心意无法感动天地人神。这就是事情屡屡失败、功业不能成就的原因。如今虽然又被群邪误导，使国土受挫而招来敌寇，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天想借此开启圣明之心呢？应当深入察知这个道理，使我们心中明白透彻，没有丝毫疑惑，然后明白诏告朝廷内外，公开施行赏罚，以平息军民的愤怒。这样人心就会喜悦，士气就会充沛，敌人也不难击退了。从今以后，应当更加坚定这一志向，发誓不再谈和，专心致力于自强；即使受挫也不屈服，使这种心志纯一，贯彻上下，那么即使推迟几年，又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过了很久，刘珙向皇帝推荐张栻，授任知抚州，尚未赴任，又改任知严州。当时宰相虞允文把恢复中原视为自己的责任，但他所采取的求取办法大多不合正道；他以为张栻平素的议论应当与自己相合，多次派人送去殷勤问候，张栻没有回应。张栻入朝奏事，首先说：“古代先王建立事业、成就功业，无不如愿，是因为他们胸中的诚意能够感动天地人神之心，与天地人神没有隔阂。如今谋划虽然劳苦，事业功效却不能建立，陛下如果深察日常生活、思虑行动之间，难道没有私意产生而损害我们的诚意吗？如果有，就应克服并除去它，使我们内心洞然明白，没有间杂，那么见到义理就一定精确，守护义理就一定坚定，天地人神的回应也将不必求取便自然得到。想要收复中原土地，首先要取得中原人心；想要取得中原人心，首先要取得我国百姓之心。求取百姓之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过是不要耗尽他们的力量，不要损伤他们的财产罢了。今天的事情，本来应当把彰明大义、端正人心作为根本。但施行有先后，缓急不可不详细考察；所务有名义和实际，取舍不可不审慎，这也是明主应当深切察知的。” 第二年，朝廷召张栻任吏部侍郎，兼任权起居郎侍立官。当时宰相正说敌势衰弱，可以图谋，建议派遣泛使前去责问金人隔绝陵寝之事；士大夫中有人担心没有防备而招致战祸，便被立即斥退。张栻见皇帝，皇帝说：“你了解敌国的事情吗？”张栻回答：“不了解。”皇帝说：“金国连年饥荒，盗贼四起。”张栻说：“金人的事情，臣虽然不了解；本国境内的事情，臣却了解。”皇帝说：“是什么呢？”张栻说：“臣深切看到，近年来各道多有水旱灾害，百姓日益贫困，而国家军力衰弱、财物匮乏，官吏又虚妄欺诳，实在不足以依赖。即使金国确实可以图谋，臣也担心我们还不足以图谋金国。”皇帝因此沉默了很久。张栻于是拿出自己上奏的疏文诵读说：“臣私下认为，陵寝与我们隔绝，确实是臣子不忍说起的极大痛苦。然而如今既不能奉行正义出兵讨伐，也不能正名分、断绝关系，却想用卑下的祠祭和优厚的礼物向金人求取，这在大义上已经做得不够。那些持异议的人还认为值得忧虑，那么他们的浅陋畏怯，本来就更加严重了。但臣私下揣度他们的心意，或许也是看见我国没有必胜的形势，所以不能不忧虑吧。因为必胜的形势，应当建立在早日端正名分、预先做好准备之时，而不在于两军交战、临阵决定胜负的那一天。” 皇帝因此肃然聆听，改变了脸色。张栻又读道：“今天只应当下达哀痛的诏书，明示复仇的大义，公开同金人断绝关系，不与他们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行、建立政事，任用贤能、休养百姓，选拔将帅、训练兵甲，把对内治理、对外抵御以及进攻、退守作为一件事来做，而且一定要治理实际事务，不做虚文，那么必胜的形势就会隐约可见。即使有浅陋畏怯的人，也将奋勇跃起争先了。”皇帝为之叹息，褒奖劝谕他，说自己从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议论。后来张栻因赐对反复申说前面的主张，皇帝更加赞叹，当面告诉他说：“应当让你担任讲官，希望时时能够与你见面交谈。” 适逢史正志任发运使，名义上实行均输，实际上把州县的财赋全部夺走，远近骚动不安，士大夫争相陈说它的危害，张栻也上奏议论此事。皇帝说：“史正志说只是从各郡取，并不是从百姓那里取。”张栻说：“如今州郡的财赋大多已经没有剩余，如果不停地征取，而经常费用又有缺口，不过是巧立名目从百姓那里取罢了。”皇帝惊醒地说：“照你这样说，是我借发运使之手来使百姓受苦了。”不久查验实际情况，果然如张栻所说，立即下诏罢免史正志的做法。张栻兼任侍讲，授任左司员外郎。他讲授《诗经·葛覃》，进言说：“安定由敬畏产生，祸乱从骄纵淫逸开始。假如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农事劳作的艰苦，而王后也不忘记纺织的事情，那么内心不存敬畏的人就少了。”于是上陈祖宗以治家之道治理国家的美德，下斥责当今兴利扰民的危害。皇帝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说‘人们的议论不值得忧虑’的话造成误国的原因。”

译知阁门事张说被授任签书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力劝谏，认为此事不可行。第二天到朝堂，质问责备宰相虞允文说：“宦官执掌政权，从京、黼开始；近臣亲信执掌政权，从相公您开始。”虞允文惭愧愤怒，难以忍受。张栻又上奏说：“文臣武将确实不可偏废，然而如今想要重视武臣以平衡文武两方面的权柄，所任用的却是这样的人，不仅不足以使文官心服，只恐怕反而会激起武臣的愤怒。”孝宗醒悟，下令让张说的任命得以中止。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依附张说，第二年把张栻调出朝廷任知袁州，又申明张说原来的任命，朝廷内外喧哗，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张栻在朝廷任职还不到一年，却被召见回答政事达到六七次。他所说的大致都是修养自身、致力学习，敬畏上天、体恤百姓，抑制侥幸心理，屏斥谗言阿谀。于是宰相更加畏惧他，近臣亲信尤其不高兴。张栻退朝后在家闲居多年，孝宗思念他，下诏恢复原职，任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他所管辖的地方荒残且盗贼很多，张栻到任后，简选州兵，裁汰冗员、补充缺额，登记各州被刺字的罪犯中强健者作为效用兵，天天训练，每月考核，重申并严行保伍法。他劝告溪峒的酋长豪强平息怨恨、和睦邻里，不要互相杀戮抢掠，于是各部蛮人都顺服了。朝廷在横山买马，年久弊端日益滋长，边境百姓困苦，而马匹又不能按时运到。张栻查究其中利弊六十多条，上奏请求改革，诸蛮人感激喜悦，争相带着良马前来。孝宗听说张栻的政绩，下诏特意晋升他的品秩，任直宝文阁，仍留任原职。不久授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来改任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他一天之内罢免贪官十四人。湖北盗贼很多，府县往往纵容释放他们，使良民受害；张栻首先弹劾放纵盗贼的大吏，捕杀窝藏盗贼的奸民，又命令盗贼同党互相捕告便可免罪，于是群盗全都逃散。淮河以南有奸民出塞做盗贼，张栻捕获了几人，其中还有北方逃亡的奴仆也在盗贼之中。张栻说：“朝廷还不能正名出兵讨敌，不要让边境事务的过错落在我们这边。”于是命令将他们斩首，示众于边境，并把那个逃亡的奴仆捆绑起来送还北方。北方人感叹说：“南朝有人才。” 信阳守刘大辩倚仗权势希求赏赐，大量招募流民，却夺取现有居民已经耕种的熟田给他们。张栻弹劾刘大辩欺诈诳骗，说他招募的流民不到一百人，却虚报增加了几十倍，请求论处他的罪行，没有得到答复。奏章多次上呈后，刘大辩被调往别的郡。张栻自认为没有尽到职守，请求离职，诏令任他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他病重将死时，还亲手上疏劝皇帝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信任和防范不要受个人偏见支配，好恶应当遵循公之于天下的道理。这篇奏疏天下传诵。张栻有望成为宰辅，去世时四十八岁。孝宗听说后，深为叹息哀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流泪前去吊唁，江陵、静江的百姓尤其悲痛哭泣。嘉定年间，赐谥号“宣”。淳祐初年，下诏让他从祀孔子庙。张栻为人表里清明透彻，勇于遵从义理，没有丝毫迟疑吝惜。每次入朝回答皇帝询问，他一定先在心中自我约束，不能因为迎合君主的心意而随意顺从。孝宗曾说，守节而死、为义而死的臣子难得。张栻回答：“应当在敢于触犯皇帝、勇于进谏的人中寻找。如果平时不能触犯皇帝、勇于进谏，将来又怎能指望他守节死义呢？”孝宗又说，能办事的臣子难得。张栻回答：“陛下应当寻找通晓事理的臣子，不应只寻找能办事的臣子。如果只求能办事的臣子，那么将来败坏陛下事业的，未必不是这种人。”张栻自己说，前后奏对违背皇帝旨意的地方虽然很多，但皇帝常常记得这些话，从未因此发怒，是因为所谓的道理可以胜过个人意愿。他远离小人尤其严格。任都司时，有一次乘轿出行，遇到曾觌。曾觌举手想作揖，张栻急忙遮住轿窗的窗棂，曾觌感到惭愧，举起的手无法放下。他所到的郡，闲暇时就召集诸生训告他们。百姓因事情来到官府，他一定随着事情加以开导晓谕。他制定了许多条文教令，大致把端正礼俗、彰明伦理纲常放在首位。他斥责异端，毁掉淫祠，同时尊崇祭祀社稷、山川以及古代先圣先贤；旧有典章遗漏的，也依据义理予以创制。张栻很早就听闻道理。朱熹曾说：“我的学问是用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像敬夫这样的人，对于根本大道早已有卓然的见解。”他所著的《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都流传于世。张栻说：“学习没有比辨明义与利更重要的。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并不是有所作为、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若是有所作为、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那都是人的欲望，不是天理。”这就是张栻讲学的要旨。他的儿子是张焯。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朱氏门人） 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黄干，字直卿，福州闽县人。他的父亲黄瑀在高宗时任监察御史，以品行笃厚、坚持正道而闻名。黄瑀去世后，黄干前去拜见清江刘清之。刘清之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你是将来成大器的人，当时流行的学问并不适合你。”于是命他拜朱熹为师。黄家的家法严厉，黄干便把这件事禀告母亲，当天就出发了。当时大雪，黄干到了朱熹那里，朱熹恰好外出，黄干于是留住在客店里，两个月都和衣而卧、起居不解衣带，直到朱熹回来。黄干自从见到朱熹后，晚上不设置床榻，不解衣带，稍感疲倦就微微坐着，靠着东西，有时直到天亮。朱熹对人说：“直卿志向坚定、思考刻苦，同他相处很有益处。”黄干曾拜访东莱吕祖谦，把从朱熹那里听到的学问拿来互相质证订正。等到广汉张栻去世，朱熹写信给黄干说：“我们的道统更加孤单了。我对贤者的期望很重。”后来朱熹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黄干。宁宗即位后，朱熹命黄干奉表入朝，补授将仕郎；经铨选后，授迪功郎，任监台州酒务。黄干遭母丧，许多学者跟随他在墓庐中讲学。朱熹建成竹林精舍，写信给黄干，其中有“以后便可以请直卿代替我主持讲席”的话。等到编纂《礼书》时，朱熹唯独把《丧》《祭》两编交给黄干。稿本完成后，朱熹看了很高兴，说：“所确立的规模次序，严密而有条理；将来应当取你所编的家礼、邦国礼、王朝礼，全都仿照这个样子重新修订。”朱熹病重时，把深衣和自己所著的书交给黄干，亲笔写信诀别说：“我的道统托付给你，我没有遗憾了。”讣告传来后，黄干守心丧三年期满，调任监嘉兴府石门酒库。当时韩侂胄正谋划用兵，吴猎任湖北帅，将要赴任，来向黄干询问军事。黄干说：“听说议论的人认为，如今天下想要谋划大举深入敌境，如果果真如此，必定失败。现在是什么时候，竟可以进取呢？”吴猎一向敬重黄干的名望品德，于是征召他任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遣；事情有不恰当之处，黄干一定尽情陈说忠言，竭力争辩。

译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怿、知抚州高商老征召黄干任临川令。遇到旱灾，他极力劝导百姓出售粮食并捕捉蝗虫。后来改任知新淦县，官吏百姓都熟悉临川的政绩，十分高兴，不用下令政事就能推行。因提举常平和郡太守推荐，升任监尚书六部门；尚未赴任，又改派为通判安丰军。淮西帅司下文命黄干审理和州的案件，此案原来因疑点未决。黄干解开囚犯的枷锁，给他饮食，反复仔细审问，仍没有所得。一天夜里，他梦见井中有人；第二天便召来囚犯盘问说：“你杀了人，把尸体投入井中，我全都知道了，你怎么能欺骗我？”囚犯于是惊恐服罪，果然在一口废井中找到了尸体。不久，黄干任知汉阳军。正值饥荒，他买入客商的粮米，发放常平仓粮赈济百姓。制置司下令，想调走本军的粮食并禁止当地买粮，黄干回报请求等自己罢职后再施行；又援引鄂州的先例，规定每十石中拿出一石向制置司报告请求买粮。于是各项赈荒措施都得到实施。邻近各郡的饥民纷纷聚集而来，黄干给予同等的救济抚恤；春暖后愿意回乡的发给粮食，不愿回去的就给他们建造房屋安置，百姓非常感激喜悦。他所到之处都重视学校，首先致力于教化和养育。在汉阳时，他在郡治后面的凤栖山建造房屋，接待四方士人，并建立周敦颐、程颢、程颐、游酢、朱熹四位先生的祠堂。后来因病请求主管祠观，任主管武夷冲祐观。不久，黄干被起用为知安庆府。他到任时，金人攻破光山，沿边多有警报。安庆距离光山不远，百姓十分震恐。于是他向朝廷请求修筑安庆城以备战守，没有等到答复，当天就动工。城工分为十二料，先自行修筑其中一料，计算出所需工费，然后把各料分别交给官吏、寓居当地的官员和士人负责。征用民兵五千人，每人服役九十天；又按各户财产钱数征发丁夫，共计二万夫，每人服役十天便结束。服役者轮番更替，暑月每月休息六天，每天中午休息一时，到秋天逐渐减去一半。黄干每天五更便坐在厅堂，濠砦官员进来听取命令，他把一天的计划交给他们：征用某乡民兵若干、某乡夫役若干；分配到某人负责的料段，或到某处搬运土木，以供应某料使用；某料的民兵、夫役应当如何轮换，几天发放多少粮钱。众人都接受命令后，他才处理府中事务，审理百姓诉讼，接待宾客，检阅士卒，会同僚佐讨论边防的利弊，然后巡行城墙查看役工，晚上回到书院讲论经史。筑城用的杵，使用钱监尚未铸成的钱铁，工程完毕后归还。城墙建成，恰逢上元节张灯，士人百姓扶老携幼，来往不断。有一位百岁老妇人，由两个儿子抬着，许多孙子跟随，到府衙来致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黄干以礼相待，命人准备酒和烤肉，并且用金帛慰劳她。老妇说：“老妇前来，只是替全郡百姓感谢您罢了，太守的赏赐不是我所期望的。”说完不肯接受，便离去了。这一年大旱，黄干祈祷总能下雨；有时还没有出发，他早晨起身登上郡阁，遥望灊山拜了两拜，雨就立即降下。此后第二年，金人攻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淮西都震动，唯独安庆仍然安定如常。接着连绵大雨下了一个多月，巨大的洪水突然到来，城池屹立不动，安然无恙。舒州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互相说：“没有被敌寇残害，也没有被洪水淹没，使我们活下来的是黄父母啊。” 制置使李珏征召他任参议官，他再次推辞不接受。不久朝廷命令他与徐侨互换和州任职，并命他先到制置府商议。黄干当天就解下官印，赶往制置府。和州人天天盼望他到来，说：“这就是曾经奉檄来到我们郡里审理死囚、在井中感梦的那个人，也许能够替我们洗雪冤屈吧。” 在此以前，黄干写信给李珏说：“丞相诛杀韩侂胄以后，为了防范意外变故，专门任用身边的亲信，往往因此获罪于天下公议。世上的君子便跟着把责任归咎于丞相，丞相承受不了这些责难，接着又把他们驱逐出去，于是身边亲信之人的专权反而更加严重。平时没有事情，纲纪紊乱，不过发生在州县之间，百姓就已经受害；至于军政不修、边防废弛，也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如果如今强敌就在境内，还不改变谋划，大事就完了。今天最紧急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说：“今天的谋划，不如任用两淮的人，供给两淮的粮食，守卫两淮的土地。但这项策略应当先明确保伍制度；保伍明确后，就为他们建立堡砦，储备马匹，制造军器以供使用，不过几个月，军政就可以建立起来。况且淮民遭受丙寅年的灾祸，如今听说金人迁都汴京，无不回头张望、屏息恐惧，有抛弃田地房屋、带着妻子儿女渡江的打算，其中勇猛强悍的人还将伺机发动变乱。过去胡海、张军的变乱，危害比金人还大；如今如果不早作谋划，那么两淮将一天天变成废墟，一旦有紧急警报，他们就会挽起袖子起兵了。”李珏都不能采用。等黄干到了制置府，李珏前往惟扬视察军队，黄干与他同行。黄干说：“敌人既已退去，就应当考虑如何奖赏有功、惩罚有罪。崔惟扬能够在清平山预先建立义砦，截断金人的右臂；方仪真能够安排防守，使军民不至于仓皇逃散。这两个人应当推荐。泗上战败，刘倬可以斩首。某州三名官吏携带家属逃窜，应当追捕治罪，然后具奏上报。”当时幕府掌书、馆职都是轻浮奢靡之人，僚吏士民献上谋划，大多被他们删抹驳斥。将帅偏颇，民心不归附，军队所到之处都没有功效。流亡迁徙的百姓遍布道路，而各司长吏天天设宴，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黄干知道不能与他们共事，从惟扬回来后，再次推辞知和州的任命，仍请求主管祠观，闭门谢绝宾客，也不参加宴饮娱乐。于是又告诉李珏说：浮光的敌人退去已经两个月，安丰已经一个月，盱眙也将近二十天了，却不知道我们所作的安排是什么，所实行的策略是什么。边防的松弛，比以前更加严重；日复一日，安然不知畏惧，恐怕灾祸又不只是今年春天这些了。

译先前轻信别人的话，发动泗上战役，损失军队一万人。良将、精锐士卒、精良兵器，没有交战就沉没在泗水，黄州军民老幼被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荒芜成了废墟。安丰、浮光的事情大多也与此相似。我深切想到，天子回京后，一定会痛切地责备自己，出宫住宿，在全国实行大戒，说：‘这是我的罪过，有谁能够规劝我的过失，赶快进谏！’每天同僚属以及四方贤士讨论谋划，作为今后的打算。如今回来已经五天了，只听说请总领、运使到玉麟堂赏牡丹、使用妓乐；又听说总领、运使设宴赏玩也是如此；又听说宴请僚属也是如此。国人和各军听到这些，难道不痛心愤怒吗？看牡丹的红艳，难道不想到边疆将士流血；听管弦的嘈杂声，难道不想到老幼百姓的哀号；看宫室楼宇的宏丽，难道不想到士卒在野外暴露；看饮食的丰盛美味，难道不想到流民受冻挨饿吗？敌国深入侵扰，天下骚动，皇上吃饭没有滋味，临朝听政也不愉快；大臣忧惧，不知如何应对。尚书难道不应该早晚忧惧，却竟然这样迂缓闲逸吗！” 如今浮光的军情报告又送来了。金人想要以十六县的兵力，在四月进攻浮光、侵犯五关；如果按每县五千人计算，就应当有八万人进攻浮光，一万人割取我们的麦子，五万人进攻我们的关隘。我们守关的兵力不过五六百人，哪里能够抵挡一万人的军队呢？这样看来，关隘不能守住是确定的了。五关失守，蕲州、黄州就决不能保全；蕲州、黄州不能保全，江南就危险了。尚书听到这个消息也已经几天了，却没有听说有所施行，这是为什么呢？”},{ 他所说的其他话也都十分激烈恳切，同僚们尤其忌恨他，便共同诋毁排斥他。后来光、黄、蕲三州相继失守，果然如他所说。于是他竭力辞职离去，不断请求改任祠禄官。不久，朝廷再次任命他知安庆府，他没有赴任，而是进入庐山拜访好友李燔、陈宓，与他们一起在玉渊、三峡之间游览，俯仰追寻老师朱熹的遗迹；又在白鹿书院讲说《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士人都来聚集。不久，朝廷召他到行在所奏事，任命为大理丞，他不肯接受任命，被御史李楠弹劾。起初，黄干进入荆湖幕府，奔走于各个关隘之间，结交江、淮一带的豪杰，而豪杰们往往愿意依附黄干。等到他任安丰、武定通判时，各位将领都归心于他。后来他任建康通判、汉阳知府，声望更加显著。各地豪杰又深知黄干为人豪迈而有谋略；等他来到安庆，兼任制置司幕职后，长淮一带军民的心意便全都归向他。这种声望传出后，在位者更加嫉恨他，又担心黄干入朝觐见时一定会直言边防之事，使皇上醒悟，于是到这时众人便一齐排挤他。黄干于是回到故里，弟子一天天增多，巴蜀、江、湖一带的士人都来求学。他编订礼书、著述文章，整天忙得没有空闲；夜里又同弟子讲论经义，勤勉不倦，只得借用邻近的寺院安置他们。师生早晚往来，像朱熹在世时那样质疑问难、请求增益学业。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潮州，他辞谢不赴；又差遣他主管亳州明道宫。过了一个多月，他便请求致仕，诏令准许，特授承议郎。他去世数年后，朝廷因门人请求而赐谥号，又特赠朝奉郎，赐其一子为下州文学，谥号文肃。有《经解》和文集流传于世。李燔，字敬子，是南康建昌人。他年幼时父亲去世，寄居在舅父家。绍熙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岳州教授，还没有赴任，便前往建阳跟随朱熹学习。朱熹把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等话告诉他，并且说：“要达到远大的目标，固然依靠坚毅；但承担重大责任，更贵在胸襟宏大。”李燔退下后，便用“弘”字为书斋命名，以此自我警戒。到岳州后，他用古文六艺教授士人，不迎合当时的风尚，并且说：“古人都是通晓多种才能的人，一旦被任用，文武两方面都兼备。”于是从武学诸生中选拔文章振发、见识高明的人，又开辟射圃，让他们练习射箭；对于禀赋高、在技艺方面长于老将的人，便让他们率领那些懒惰的人。因祖母去世，他解职服丧，承担重丧之礼回乡。后来改任襄阳府教授。他再次去拜见朱熹，朱熹很赞许他；凡是诸生中有不能通晓学业的，朱熹都先让他们去请教李燔，等李燔有所启发后，再由朱熹加以折中裁定，诸生因此敬畏而信服。朱熹对人说：“李燔交友能够给人益处，增进学业足以令人敬畏；而且他正直诚信、质朴踏实，处理事情不苟且，将来能够承担这门道统的人，一定是李燔。”朱熹去世后，禁止理学的禁令很严，李燔率领同门前往参加葬礼，亲自看着封闭墓穴，丝毫没有恐惧。等到诏令访求遗逸之士时，九江太守推荐李燔，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他辞谢；再次召见，他又辞谢。郡守请他担任白鹿书院堂长，求学者云集，讲学盛况之盛，其他郡没有可以相比的。朝廷任命他为大理司直，他辞谢；不久又添差为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帅李珏、漕使王补之交相推荐他。适逢洞寇作乱，帅、漕商议平定他们，但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李燔慢慢说道：“这些寇贼难道不是我们的百姓吗？哪里一定全都是恶人？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官吏贪婪苛刻激怒了他们，又因为将校中邀功的人逼迫他们攻城罢了。反过来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就都会成为百姓。”帅、漕说：“干办公事的意见是对的。那么谁可以去实行呢？”李燔请求亲自前往。于是他驻兵万安，会见洞区附近的各位巡检、县尉，查明那些地方保正中尤其不善良的人，予以调换安置；又分派军队据守险要，派遣能言善辩的人晓谕贼众，说明叛逆与顺从以及祸福的道理，寇贼全都安定服从。洪州地势低洼，从前赣江涨水时堤坝就会毁坏，久雨便常常发生水涝。李燔向帅、漕请求修治堤坝，从此田地全都变成肥沃的土地。漕司因为十四界会子刚开始发行，币值日益下降，便按照百姓的税产和财力，分别收存各家若干会子，由官府封存加印记，不时查点；如果百姓爱惜看重它，会子价值就可能上升；违慢命令的人处以黥刑并登记在册，而百姓[原文“讠寿张”字样有误，含义不明]，拿着空券更加无法出售。李燔与国子学录李诚之竭力争辩，却不能使禁令停止。李燔又上札争论说：“钱币缺乏而纸币泛滥，母钱和子钱不足以相互调剂；纸币不能流通，是由于钱不能用来调剂它。纸币既不能流通，却又压制百姓把它收藏起来，这是把有用之物抛弃了。如果确实能够节省用度，先从谷粟等实际事务做起，而不强求一定使用楮币，那么楮币就会成为实用之物。”奏札送入后，漕司立即放宽禁令，亲自到李燔处道谢。李燔又想到，设置社仓只是借贷给有田产的人，而辛勤耕作的农民却不能得到恩惠，于是倡议筹集粮食创办社仓，用来借贷给佃农。朝廷有旨意要改授官职，任命他为潭州通判，他辞谢，朝廷不准。真德秀任长沙帅时，府中所有事务都向李燔咨询。不到几个月，李燔便辞职归乡。当时史弥远执掌国政，废黜皇子竑；李燔认为这关系到三纲，从此不再出仕。真德秀和右史魏了翁推荐他，朝廷差遣他权任隆兴府通判；江西帅魏大有征召他充任参议官，这些任命他都辞谢，于是授他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李燔想到自己闲居而没有办法报效国家，便向朝廷推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原文“弃宰”字样疑有误]、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

译绍定五年，皇帝谈到当时屡次征召却不肯出仕的高士，史臣李心传以李燔回答，并且说：“李燔是朱熹的高足弟子，经学造诣和品行义理仅次于黄干，是当今海内仅有的一个人。”皇帝问他如今在哪里，李心传回答说：“李燔是南康人，先帝曾以大理司直召他，他没有出仕，近来又请求致仕。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勉强起用他，把他安排在讲筵之中，他对圣学的裨益难道会浅薄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最终没有召用李燔。九江人蔡念成称赞李燔的心志如同秋月般明澈。李燔去世，享年七十岁，赠官直华文阁，赐谥文定，并补授他的儿子为下州文学。李燔曾说：“凡是人不一定要等到做官、有官位并掌管职事，才算建立功业；只要随着自己的力量，在所能到达的地方有所用于世，就是功业了。”他又曾说：“做官做到卿相，也不可失去寒素之家的本色。孔夫子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得，正是因为经受磨炼挫折，不至于因居处改变气质、因奉养改变体貌。”于是他吟诵古语说：“名分所处的位置，一丝一毫也不能向上攀援；善于处世的人，不过是退后一步罢了。”因此，李燔处在贫贱、患难中，就像平常一样，不为这些遭遇所动；穿着布衣素服，即使后来显贵也不改变。他出仕共四十二年，但历任官职不过七次考课。居家讲说道理，学者都尊奉他，与黄干并称为“黄、李”。他的孙子李镳考中进士。张洽，字元德，是临江清江人。他的父亲张绂考中进士。张洽年少时聪颖奇异，跟随朱熹学习；从《六经》的传注以下，全都探究其旨意归趣，以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和佛教的学说，无所不读。他曾取用管子所说“思考啊，思考啊，还要再三思考；思考而不能通达，鬼神也将使它通达”这句话，认为这是穷究事理的要诀。朱熹赞许他志向坚定，对黄干说：“我所希望用来使这门道统永远传下去的，像你们这样的人并没有几个。” 当时正在推行社仓法，张洽向县里请求，借贷常平仓米三百石，在乡里修建仓库，六年后将本金归还官府，乡人从中获利。嘉定元年考中进士，授任松滋县尉。湖右地区的经界划分不正确，弊端日益严重，张洽请求推行推排法，朝廷命令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张洽于是命令百姓自行核实土地疆界和产业数目，投进柜中；他再加以筹划、核查，按次序整理，吏役的奸诈便无处隐藏。此后十多年，打官司的人仍然引用这次登记作为证据。改任袁州司理参军。当地有一个大囚犯，审讯时认罪，不久又翻供变说，而且势力足以动摇官吏，多年不能判决，被逮捕拘押的人很多。张洽把情况告诉提点刑狱，请求杀掉他。有个盗贼非常狡猾，供辞无法驳倒。适逢狱中有兄弟为争夺财产而打官司，张洽劝他们说：“到官府打官司，只不过是给胥吏提供谋利的机会；而且还要冒犯法令来求胜，这同各自守住本分、保全兄弟亲情相比，哪一个更好呢？”他的言辞恳切，打官司的人受到感动而醒悟。那个盗贼听说后，便自行认罪。百姓中有人杀了人，买通死者的儿子把尸体焚毁；过了几年，事情败露。张洽审理这件案子却查不出罪状，心中忧虑，同时把情况报告郡里，请求派官员查访。没过多久，他梦见有人在庭院中向他下拜，并指示自己腋下有伤痕。第二天，受委派的官员上报了这件事，果然如此。郡守因为仓廪空虚，登记逮捕了二十多家仓吏，下令张洽审讯他们。张洽查明，这是被都吏出卖的。都吏是州中的大害虫，曾经向仓司求取私利而没有得到，所以借此机会陷害他们。张洽估量郡守正在盛怒之中，不可以正面触犯，便暂且把这些人拘押，同时暗中命人计算仓库历年收入，拿来告诉郡守说：“您登记逮捕二十多家人，是因为听信了胥吏的话。如今核对这几年收入，已经比过去丰足；由此看来，胥吏的话是虚妄的。您一定不忍心接受胥吏的虚妄，而登记无罪的人家。若把罪责归给胥吏，您的过失才可以免除。”郡守醒悟过来，便罢黜都吏，释放了被登记的人家。任永新县知县。有一天他请假，听见监狱中传来杖打鞭笞的声音，原来是狱吏接受贿赂，趁机审讯囚犯，逼他们诬认罪行。张洽大怒，立即将狱吏捉拿交付狱官，第二天把此事上报郡府，给他施加黥刑。湖南酃地的寇贼作乱，与永新县接壤，百姓十分恐慌。张洽乘一辆车独自前往，县中的佐吏和寄居士人交相劝阻，他不听。到达后，寇贼并没有来，于是他召见各处官员，询问利害并犒赏他们；又沿着安福县边境巡视，结交约束当地豪强，取得了他们的拥护。不久，南安的舒姓寇贼将要进犯县境，听说已有防备，便离去了。因江东提举常平推荐，任池州通判。狱中有个叫张德修的人，因[原文“误▯就”字样有误，含义不明]他人而致死，狱吏却诬陷他是故意杀人。张洽审讯后对此感到怀疑，请求重新审理，郡守不听。适逢提点常平袁甫到任，当时正逢大旱，祈祷却没有应验。张洽对袁甫说：“汉、晋以来，滥用刑罚而导致旱灾、申雪冤屈而得到降雨的事，史册中都有记载，可以考察。如今发生大旱，怎么知道不是由于张德修这件事呢？”袁甫替他查阅狱中的供状，张德修于是改判为徒刑。张洽又向郡守申明，请求减免征税、放宽催收赋税，以招来和气，郡守便放宽了税收。三天后果然下了大雨，百姓非常高兴。张洽多次以患病为由请求任祠禄官，到这时任主管建昌仙都观，并因庆寿恩赏赐绯衣、银鱼。当时袁甫任江东提点刑狱，袁甫认为白鹿书院已经废弛，便招张洽担任堂长。张洽说：“啊，这是先师朱熹的遗迹，怎么可以推辞！”到任后，他选拔好学之士，每天同他们讲论学问，同时淘汰那些不遵守教令的人。凡是被豪强权贵侵吞的养士田，都予以恢复。书院兴盛后，他便以病为由辞职离去。端平初年，大臣们多次推荐张洽，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张洽因病没有赴召，于是授任秘书郎，不久升任著作佐郎。度正、叶味道当时在经幄任职，皇帝多次问张洽什么时候可以到，准备让他担任说书以等待张洽，但张洽坚决辞谢，于是授他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他因病请求致仕，十月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洽从小就致力于敬谨，所以把书斋命名为“主一”。平日居处时与常人没有不同，但到了按道义应当做的事，就勇决不可动摇。闲居时不谈朝廷的事，有时因灾异变故，便皱眉忧闷；等听说某位君子被任用，士大夫能够直言朝廷的得失，就喜悦得显露在脸上。他交往的都是名士，如吕祖俭、黄干、赵崇宪、蔡渊、吴必大、辅广、李道传、李燔、叶味道、李闳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赵汝谠、陈贵谊、杜孝严、度正、张嗣古，都敬重仰慕他。他死后的第二天，诏令授予他直宝章阁。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和文集。他的儿子▯路、柽，赐同进士出身。陈淳，字安卿，是漳州龙溪人。年少时学习应举的学业，林宗臣见到他，认为他很不寻常，并且说：“这不是圣贤的事业。”于是把《近思录》授给他。陈淳回来后阅读此书，便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学业。

译朱熹来治理他的家乡时，陈淳请求接受教诲。朱熹说：“凡是研读义理，必须穷究它的本源；比如做父亲为什么止于慈爱，做儿子为什么止于孝顺，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陈淳听后更加努力求学，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朱熹多次对人说：“我从南方回来，欣喜于得到陈淳这样的人。”门人中有疑问而与朱熹所说不合的，朱熹就称赞陈淳善于提问。十年后，陈淳再次去见朱熹，陈述自己的所得；当时朱熹已经卧病，就对他说：“像您所学的，已经见到了根本；所欠缺的只是下学的功夫罢了。”从此朱熹所讲的都是切要的话，过了三个月便去世了。陈淳追念老师的教诲，事事首先自我约束抑制；没有哪部书不读，没有哪件事物不推究。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察了其中的条理脉络。因此他谈论太极说：“太极只是理，理的本体圆满，所以太极的体是浑然完整的。从理来说，可以由末端追溯到根本，也可以由根本推及末端，一聚一散，而太极无不把事物的极致贯通。从万古以前到万古以后，无端无始，这就是浑然完整的太极全体。它从空寂无形、无迹可见的状态出发，天地万物都由此产生；天地万物既由此产生，又复归于空寂无形、无迹可见，这就是浑然无极的妙用。圣人的一颗心包含浑然太极的全体，而应对万般变化，无不是太极流行的作用。学习和用功，必须从万事万物中贯通而过，汇聚成一个浑然的大本；又要从浑然的大本中分散为万事万物，使丝毫没有阻塞，然后才能真正使浑然至极的实体存在于自己身上，而广大作用也不会有差错。” 他谈论仁说：“仁只是天理生生不息的全体，在表里、动静、隐显、精粗之间没有分别；只有这颗心纯粹是天理的公正，完全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的私心，才可以当得起‘仁’这个名称。如果有一处病痛、一件事有所欠缺、一个念头有所间断，那么私意就会运行，生生之理就会停止，便如同顽痹一样而不仁了。” 他对求学者说：“道理起初并不玄妙，只在日常生活和人事之中；只要按次序用功，自然就会有所领会。所谓‘下学上达’，必须先把下学的功夫做到，才可以从事于上达；但也不能因此满足于小小的成就。天地之间有千条万绪，这是多么繁多的人事；圣人达到大成的境界，有千节万目，这是多么繁多的功夫。只应当开拓心胸，大大建立根基。必须使万般道理在胸中明彻，把这颗心放在天地之间一视同仁地看待，然后才可以谈孔子、孟子的快乐。必须明白三代的法度，把它通用于当今而无不合宜，然后才是完整的儒者，才可以谈王佐之业。必须运用应酬应对，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取之不尽，然后才是资质深厚，能够在身边随处取用而皆有源头，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至于把天理和人欲的分量区分清楚，验证二者在宾主进退之间交替的关键，做到喜爱美色、厌恶恶臭那样，以此作为天理和人欲强弱的证明；一定要使自己的是非判断如辨黑白、如遇镆鎁宝剑，不能容有骑墙观望、犹豫不决的疑惑。这样即使处在艰难险阻之中，也没有什么不能从容自得；这样以后，才算是认识达到极致、实行做到尽头。”这番话又切中了求学者积久难治的弊病，并且指示了他们应达到的目标。陈淳天性孝顺，母亲病重时，他向上天号哭，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母亲受病。弟弟妹妹还没有成家，他都替他们办理婚嫁。宗族中有人死后无处归葬的，他也替他们安葬。他居住乡里，不沽名钓誉，也不迎合世俗，安然退守，仿佛默默无闻。然而他的名声传遍天下，世上虽然没有任用他，他却忧虑时局、评论政事，感慨之情感动人心；郡守以下的官员都以礼敬重他，时常到他的住处请教。嘉定九年，他在中都等待考试，回乡途中经过严陵郡，郡守郑之悌率领属官请他到郡学讲学。陈淳感叹陆、张、王三家学说，认为他们的学问没有根源，完全采用禅家的宗旨，把形气的虚灵知觉当作天理的妙处，不经过穷究事理、推求物理，便想直接达到上达的境界，反而借圣门来标榜自己。于是他阐明了道学的体统、师友传授的渊源、用功的条目和读书的次序，写成四章给求学者看。第二年，由于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尚未赴任便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著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以及《礼》《诗》《女学》等书；门人记录了他的言论，题名为《筠谷濑口金山所闻》。李方子，字公晦，是昭武人。年少时博学能文，为人端正谨慎、纯厚笃实。起初见到朱熹时，朱熹对他说：“看您的为人，自然很少有过错；但宽大之中要有规矩，和缓之中要有果断。”于是李方子把书斋命名为“果”。后来长久游学太学，学官李道传不顾官位和辈分，带着名帖前去拜访。嘉定七年，廷试对策被擢升为第三名，调任泉州观察推官。恰逢真德秀来任知州，便以师友之礼对待他，郡中政事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有空就辨析讨论经书训诂，直到深夜也不疲倦。按照旧例，任期届满必须先写信通报朝廷，然后才能授官。李方子说：“写信通报，就是有所求取。”当时丞相史弥远听说后大怒，过了一年才授他国子录。不久，将要选入宫僚，李方子却丝毫不降低自己来求得合意。有人告诉史弥远：“这是陶德秀一党。”于是让台臣弹劾罢免了他。李方子回乡后，求学者全都聚集到他那里。他整日端正危坐，从未歪斜；面对宾客一句妄言也不说，即使是奴仆也不加以辱骂，但人们平时都严肃敬畏他。他曾对人说：“我在求学问道方面虽然还不能周全，但幸好对根本已有所见；这颗心常常觉得安泰，不被物欲浸染罢了。”他去世时，天子怜悯他，给予他一个儿子恩泽。黄灏，字商伯，是南康都昌人。幼年聪敏颖悟，记忆力很强，在荆山僧舍学习了三年，进入太学，考中进士。任隆兴府教授、德化县知县，把兴办学校、崇尚政教作为根本。遇上荒年，实行赈济供应很有办法。王蔺、刘颖向朝廷推荐他，授任登闻鼓院。光宗即位后，升任太常寺簿。他上书说如今礼教废弛缺失，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取用政和年间的冠、婚、丧、葬仪式，以及司马光、高闶等人的著作，参照订正后施行。授任太府寺丞，出任常州知州，并提举本路常平事务。秀州海盐的百姓砍伐桑树和柘树，毁坏房屋，饿死者遍野；有人甚至吃掉自己的孩子，拿着一条手臂外出乞讨，而州县却正在督促追捕拖欠赋税的人。黄灏见到这些情形，皱眉忧伤。当时正有诏旨暂缓征收夏税，于是他上奏请求连秋苗税也一并暂缓，不等答复便施行。言官责怪他擅自行动，调任筠州；不久贬谪命令被搁置，只削去两级官秩，但仍采纳了免除、暂缓赋税的请求。黄灏回到乡里后，戴幅巾、穿深衣，骑驴在匡山之间行走，像一向隐居的人。起用为信州知州，改任广西转运判官，又调任广东提点刑狱，告老后没有赴任。后来去世。

译黄灏的性情品行端正严谨，以孝顺友爱著称。朱熹任南康守时，黄灏行弟子礼，向他质疑问难。朱熹去世时，党禁正严，黄灏独自乘车前往吊唁，徘徊良久，不忍离去。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聂崇义、邢昺、孙奭、王昭素、孔维、孔宜、崔颂；崔颂之子▯卢；尹拙、田敏、辛文悦、李觉、崔颐正；崔颐正之弟偓、佺；李之才。聂崇义，是河南洛阳人。年轻时考取《三礼》，精通礼学，通晓经书旨意。后汉乾祐年间，屡次升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订《公羊春秋》，在国学刻板印行。后周显德年间，屡次升迁为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在此以前，世宗认为郊庙祭祀的礼器只由有关官署沿袭制造，年代久远，已经没有规制，于是命聂崇义考订、摹绘后上报。显德四年，聂崇义献上图样，于是命有关官署另行制造。显德五年，将要在太庙举行禘祭，有人上言说宗庙没有祧室，不应举行禘祫之礼。聂崇义援引旧例上奏，大意说：“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升仙，到景初五年二月举行祫祭，第二年又举行禘祭，从此以后以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况且魏朝以武帝为太祖，到明帝时才有三代帝主，还没有毁去神主便举行禘祫。这是第一个证据。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十月三日举行大祠，太学博士议论说：考察禘祫之礼，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两次。宋高祖到文帝也只有三代帝主，还没有毁去神主便举行禘祫。这是第二个证据。梁武帝采用谢广的意见，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称为大祭；禘祭在夏季，祫祭在冬季。况且梁武帝是受天命而即位的君主，只追尊四代先祖就举行禘祫，可知祭祀是追念奉养先人的方法；随着时节推移、节候变换，孝子感动而思念亲人，所以在岁首进献，在仲月祭祀，间隔举行禘祫，按昭穆排列，这才是礼的常道，并不取决于宗庙是否完备。这是第三个证据。”最终采纳了聂崇义的意见。不久，世宗诏令聂崇义参与制定郊庙祭祀用玉，又诏令翰林学士窦俨统领此事。聂崇义于是取《三礼图》重新考订校正，建隆三年四月上表献出，窦俨为它作序。太祖阅后称赞，下诏说：“礼器、礼图相承传用，逐渐经历多年，怎能免于差错？聂崇义主管国学事务，专心奉行儒业，考察寻求旧典，刊正疑误，奉行职事、尽到官责，很值得嘉奖。聂崇义应酌情给予酬赏。所进《三礼图》，应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合三五名儒学之士，再共同参议，希望做到精审详尽。如有异同，要妥善商量确定。”五月，赐聂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示奖励。尹拙驳正了许多地方，聂崇义又援引经文解释，全部交给工部尚书窦仪，让他裁定。窦仪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圣人制定礼制，流传无穷；儒者依据经书，但传承有时不同。年代久远，图绘残缺，错杂驳乱更加严重，绘图已无所依据。聂崇义研究师说，沉浸于礼经，与旧图相比，确实有新的见解。尹拙承接诏旨，能够尽其所知。尹拙的驳议和聂崇义的答义各四卷，臣再详细阅览，随文裁定，约略有所增删，列入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上报。” 诏令颁布施行。尹拙、聂崇义又陈述祭祀用玉以及鼎、釜的异同，诏令下发中书省召集议论。吏部尚书张昭等上奏议论说：考察聂崇义所说：祭天用苍璧，直径九寸，中孔圆；祭地用黄琮，八寸，中孔方；圭、璋、琥都长九寸。他自己说，周显德三年曾与田敏等依据《周官》玉人之职和阮谌、郑玄的旧图，记载了这些制度。臣等考察《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彖琮八寸”以及“璧羡的长度以一尺为度，中孔三寸”这些文字，根本没有苍璧、黄琮的制度。又引用的注中有《尔雅》“肉是孔的两倍”的说法，这正是解释“璧羡之度”的文字，也不是苍璧的制度。再详细考察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并没有记载尺寸，难道还会另外绘制图样，违背经文而另立异说吗？” 《四部书目》中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朝开皇年间奉诏由礼官修撰的。其图第一、第二卷题作“梁氏”，第十卷之后题作“郑氏”，又说不知道梁氏、郑氏的姓名和官位出自何处。如今藏书府中也有《三礼图》，同样题作“梁氏”“郑氏”，不说姓名官位。后来有个梁正，汇集前代图记并加以详细考辨，题作《三礼图》，说：“陈留阮士信向颍川綦册君学习礼学，取用他的说法，绘成图三卷，其中多不按《礼》文，而引用汉代之事，和郑君的文字相违错乱。”梁正删为两卷；那个阮士信就是阮谌。按照梁正的话，可以知道阮谌的错误。况且三卷《礼图》删为两卷，应当就在今天的《礼图》之中，也没有改变祭祀用玉的说法。臣等参详，自周公制定礼制以后，叔孙通重新订定礼制以来，礼学虽有纬书，汉代各位儒者也有许多著述，但考察祭祀用玉，从来没有尺寸的说法。魏、晋以后，郑玄、王肃两家的学说各有门徒；《三礼》《六经》无不加以论说，查检他们的著作，也没有说祭祀用玉的尺寸。臣等参验图画和原书，周公所说的正经并没有记载尺寸；即使后人错误地创立这种说法，怎么能随便收入周公的图中？可知聂崇义等把诸侯入朝时献给天子夫人的琮璧当作祭祀用玉，又配合“羡度”“肉好”等说法，强行确定尺寸。对于古今大礼，这种顺从错误、改变正确的做法，在道理上说不通。又据尹拙所述，礼神所用的六种玉器，称取自梁朝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中的说法：“祭昊天和五精帝，所用的圭、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祭地所用的琮长一尺，以合地数。”又引用《白虎通》说：“中间方、外边圆的叫璧；中间圆、外边方的叫琮。”聂崇义非难这种说法，认为崔灵恩没有周公那样的才德，也没有周公那样的地位，却在一朝之内撰述成书，擅自补充六种玉器的缺文，尤其不合礼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寸〕

译臣等私下认为，刘向论《洪范》、王通作《元经》，未必具有圣人的资质，也未居上公的地位，但只要有益于教化，就不能说没有文采。臣等认为崔灵恩所撰的书，确实考察了古代训诫；祭祀用玉以十二为数，大概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的玉牒长十二寸，圜丘的笾豆排列十二行；天子用镇圭守外，王后用大琮守内，都长一尺二寸。又有祼圭长一尺二寸，君王用它祭祀宗庙。假如君王亲自举行郊祭，登坛酌酒献祭，穿大裘，插大圭，行稽奠礼，却只手持一尺二寸的圭，而神前献上九寸的璧，反而不及宗庙祼圭的数目，以父亲般的天、母亲般的地来祭祀，感情上怎么能安适呢？那么崔灵恩的议论，在道理上并没有错。因此自《义宗》问世以来，历经梁、陈、隋、唐将近四百年，谈论礼制的人都把它作为师法；如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也都引用《义宗》作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依照旧制。周显德年间，田敏等人妄加穿凿，随意有所更改。自唐贞观以后，前后大规模修订五礼共三次，都因循隋朝旧典，只在仪节繁简之间略有调整，也没有改变祭祀用玉的说法。恭请依照《白虎通》《义宗》和唐礼的制度，把它作为确定的标准。另外，尹拙按照旧图绘制釜，聂崇义则删去釜而绘制镬。臣等考察旧图，都是有釜而没有镬。按《易·说卦》说“坤为釜”，《诗经》说“只有锜和釜”，又说“把它浇在釜鬲里”，《春秋传》说“锜釜之器”，《礼记》说“燔黍捭豚”，解释说“古代还没有甑釜，所以燔烧、剖割来祭祀”。可见釜的用途由来已久，所以收入《礼图》。如今聂崇义因为《周官》记载祭祀时有省视鼎镬、供给鼎镬之事，又因为《仪礼》中有羊镬、豕镬的文字，就说画釜不如画镬。现在各部经书都记载釜的用途，实在不能删去。况且《周礼》《仪礼》都有镬的文字，请把两种器物都画入图中。又考察各家祭祀图以及本朝现行礼制，大祀前一天，光禄卿要省视鼎镬。请把镬画在鼎的下方。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不久，聂崇义去世，《三礼图》于是流传于世，并且绘制在国子监讲堂的墙壁上。聂崇义任学官、兼管礼制，前后只有二十年，世人都推许他学问广博。郭忠恕曾借他的姓作诗嘲笑他说：“接近权贵全都变成聋子，攀附权贵就成了耳聋。虽然有三只耳朵，又怎能变得聪明。”聂崇义回答说：“我不会作诗，姑且作一联奉答。”随即说：“不要笑我有三只耳朵，总胜过你怀藏两条心。”这是借郭忠恕的姓名来反讥他。郭忠恕大为惭愧，人们称许聂崇义机敏快捷而又不失正直，认为这是正统儒者之间的戏谑。邢昺，字叔明，是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年考取《五经》，廷试那天，召他登殿讲解《师》《比》二卦，又以各部经书出题考问。太宗赞赏他精通广博，擢为《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泰州盐城监知监，赐钱二十万。邢昺认为这个盐监处在楚州、泰州之间，泰州偏僻，而楚州是交通会聚之地，盐是急需之物，于是请求改隶楚州，皇帝准许。第二年，召任国子监丞，专门负责讲学。升尚书博士，出任仪州知州，就地转任国子博士。代任期满回朝，赐绯衣，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年间，升水部员外郎，改任司勋员外郎。端拱初年，赐金紫，屡次升任金部郎中。真宗即位后，改任司勋郎中，不久任审刑院知院。因为邢昺虽是儒者却不通晓刑律条文，便命刘元吉与他共同主管此事。这年冬天，邢昺上表自陈早年侍讲讽诵的经历，升任右谏议大夫。咸平初年，改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开始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昺担任。奉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牷等校订《周礼》《仪礼》《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书成后都加官阶和勋级。不久任淮南、两浙巡抚使。起初设置讲读官职时，便在便殿命邢昺讲《左氏春秋》，侍读也参加。五年讲完，皇帝在崇政殿设宴款待近臣，赐邢昺衣一袭、金带，增加器物和币帛，又升任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学士。审官院知院陈恕遭父丧，邢昺暂代知院事。景德二年，他上言说：“亡兄邢素曾经考中进士，希望也能蒙受追赠的典礼。”于是特赠邢素大理评事。这年夏天，皇帝到国子监查看藏书，问邢昺经书版本有多少，邢昺说：“本朝初年还不到四千块，如今有十多万块，经、传、正义全都齐备。臣年轻时从师学习儒业，经书中有疏解的百部中不到一两部，大概是因为力量不足、无法传抄。如今刻本极为完备，士人百姓家中都有，这是儒者逢遇盛世的幸运。”皇帝高兴地说：“国家虽然崇尚儒术，如果不是四方无事，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皇帝又向他询问学馆旧事，对于其中没有振兴举办的地方，邢昺不能提出什么有益的建议。此前，印书所裁下的余纸卖掉，用来供给监中的杂用；邢昺请求把这笔收入归入三司，以补助国家用度。从此国子监学的公费不足，讲官也厌恶其中的冷落。皇帝正要兴起道术，又命邢昺与张雍、杜镐、孙奭推举经术广博、德行端正的人，以扩充学员。三年，加授刑部侍郎。邢昺身居近侍职位，经常被召入回答政事。有一天，皇帝从容地和他谈到宫邸旧日僚属，感叹他们几乎都已沦没，只有邢昺一人还在。第二天，赐白金一千两，并诏令他的妻子到宫中，赐给她冠帔。景德四年，邢昺因衰老瘦弱，难以快步上前，于是自陈家乡在曹州，希望给假一年回去看看田地，等第二年郊祀后再回朝。皇帝命他坐下，慰劳他，因而说：“不如暂时兼任本州知州，何必请假呢？”邢昺又说杨砺、夏侯峤曾同为府中僚属，这两位大臣死后都追赠尚书。皇帝怜悯他，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心意。”随即破格授他工部尚书、曹州知州，原有职务照旧。

译入朝辞行那天，赐他衣一袭、金带。这天特意打开龙图阁，召近臣在崇和殿设宴，皇帝作五言、七言诗各一首赐给他，参加宴会的人都作诗应和。邢昺看着墙间的《尚书》《礼记图》，指着《中庸》篇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于是陈述其中的大义，皇帝嘉许并采纳。到他出发时，又命近臣为他饯行，在宜春苑设宴。大中祥符初年，皇帝东封泰山，邢昺上表以曹州百姓的名义请求车驾经过本州，又命济阴县令王范率父老到宫阙朝见，皇帝下优诏答复。不久召他回朝。车驾出发时，命他判留司御史台。礼仪结束后，升任礼部尚书。皇帝勤于政事、怜悯农民，每逢雨雪不合时令，忧色便显现在脸上；因为邢昺一向熟悉农事，皇帝常常委婉详细地向他询问。起初，农家观察阴晴和丰歉，都有相应的征候；老农世代相传的说法大多有效，邢昺常采集这些说法来回答。又说：“百姓的灾患，大的有四种：一是疫病，二是旱灾，三是水灾，四是牲畜灾害。灾荒之年必有其中一种，只是有轻有重罢了。这四种灾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为田地没有沟渠，完全无法救治，损失必定全部发生。《左传》说：‘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中祥符三年，他因病请假，诏令太医诊视。六月，皇帝亲自前往问疾，赐名药一盒、白金器物一千两、缯彩一千匹。本朝旧例，除了宗室亲戚和将相，不举行探视疾病、亲临丧事的礼节；这次特意加恩于邢昺和郭贽，是因为他们有旧日恩情。不久，诏旨命中书省召回他的儿子：太常博士、东明县知县邢仲宝，国子博士、信阳军知军邢若思，回来侍奉疾病。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左仆射，三个儿子都升了官秩。起初，雍熙年间邢昺撰写《礼选》二十卷献上，太宗翻阅书卷，读到《文王世子篇》，非常高兴，便问卫绍钦：“邢昺给诸王讲解时，曾讲到这些吗？”卫绍钦说：“诸王平时向邢昺询问经义，邢昺每当讲到君臣、父子的道理，必定反复陈说。”太宗更加高兴。皇帝曾因内阁晒书，阅览此书并称赞好，召邢昺一同观看，作《礼选赞》赐给他。邢昺说：“家中没有遗稿，希望得到副本。”皇帝答应了。抄录尚未完成邢昺就去世了，皇帝急忙诏令抄写两部，一部赐给他的家人，一部让人放入墓中。邢昺在东宫和内廷侍奉皇帝，讲授《孝经》《礼记》《论语》《尚书》《易经》《诗经》《左氏传》。除依据经传注疏加以引申讲解外，还多引用时事作比喻，深受皇帝嘉奖。皇帝曾问：“管仲、召忽都侍奉公子纠；小白进入齐国时，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却回来辅佐齐桓公。难道召忽是以忠而死，管仲却不能坚守节操；做臣子的道理应当这样吗？又郑玄注《礼记·世子篇》说：‘文王因勤劳忧虑而减损寿命，武王因安逸快乐而延长寿命。’朕认为这一定不合经书旨意。况且夏禹劳心焦思，有玄圭之赐，却享有长久国运。假如文王能够为百姓忧虑，不让自己闲逸，即使没有感应，难道会因此损害寿命吗？”邢昺都按照事情和道理分别作了回答。此前，咸平年间，王钦若主持贡举，有人告发他接受举人的贿赂。此案交御史台审讯，查得事实，王钦若自行申诉，诏令邢昺与边肃、毋宾古、阎承翰到太常寺复查推究。邢昺竭力为王钦若辨明，洪湛因此获罪；王钦若由此感激邢昺。邢昺深受宠信，王钦若也有功劳。邢仲宝贪婪猥琐，没有才能，举止轻率随便，士大夫多鄙视嘲笑他。王钦若在中书省任职时，任用他为三司判官，后来做到祠部郎中，因犯贪赃罪被罢官，最终去世。邢若思最后官至驾部郎中。孙奭，字宗古，是博州博平人。幼年与众学生一起拜乡里的王彻为师。王彻去世后，有人来向孙奭请教经书，孙奭为他们分析经书深微的旨意，人人惊叹佩服，于是几百名门人都跟从孙奭。后来迁居须城。考取《九经》及第，任莒县主簿，上书请求试讲经书，升任大理评事，担任国子监直讲。太宗到国子监，召孙奭讲《尚书》，讲到“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能使国家长久，这种说法从未听闻”时，皇帝说：“这真是至理名言！商宗竟能得到这样的贤相吗？”于是感叹了很久。赐五品官服。真宗任命他为诸王府侍读。适逢诏令百官轮流上殿奏事，孙奭上奏十件事。任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寺，屡次升迁至工部郎中，擢升龙图阁待制。孙奭凭经术进身，守道自持；有所进言时，从未阿谀依附以求取悦。大中祥符初年，在左承天门得到天书，皇帝将要迎接，召宰相到崇政殿西廊相对。王旦等说：“天赐的符命，实在是盛德的应验。”都拜了两拜，高呼万岁。皇帝又召孙奭询问，孙奭回答说：“臣愚昧，只听说‘上天还说了什么呢’，难道会有书吗？”皇帝既然迎接天书，大赦天下、改年号，并把这件事布告天下，修筑玉清昭应宫。这一年，天书又降临泰山，皇帝认为亲自接受了符命，于是议论封禅，制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都依据经义从旁附和，因此天下争相谈论符瑞。

译大中祥符四年，又将要祭祀汾阴。当时大旱，京城及附近郡县的粮价飞涨，孙奭上疏劝谏说：“先王占卜出行，五年观察年岁的吉凶征兆；征兆吉利才出行，不吉利就增加修养德行并重新占卜。陛下刚完成东封，又要谋议西行，恐怕不是先王占卜出行五年后才慎重行动的意思，这是第一不可。汾阴后土之祀，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从前汉武帝将要举行封禅，先封中岳、祭祀汾阴，然后才巡行郡县，最终在泰山举行大礼。如今陛下已经登封泰山，又想亲临汾阴，这是第二不可。古代的圜丘、方泽，是郊祀天地的地方；如今的南郊、北郊就是如此。汉初承袭秦制，只设五畤祭天，却没有祭祀后土，所以武帝在汾阴建立祠庙。自汉元帝、成帝以来，听从公卿的意见，把汾阴后土迁到北郊，后来的君王大多不再祭汾阴。如今陛下已经建立北郊，却舍弃它而远赴汾阴祭祀，这是第三不可。西汉都城在雍，距离汾阴很近。如今陛下要经过重重关塞，越过险阻，轻易抛下京师这个根本，却羡慕西汉的虚名，这是第四不可。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的地方。唐朝又以雍为都，所以唐明皇有时亲临河东，借机祭祀后土。本朝兴起的情形与唐朝不同，而陛下无故想祭祀汾阴，这是第五不可。从前周宣王遇到灾祸便戒惧，所以诗人赞美他使周朝中兴，认为他是贤明君主。近年来水旱灾害相继发生，陛下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以答复上天的谴责，怎么能反而降低身分顺从奸邪，远行劳苦百姓，游乐不止，忘却国家社稷的大计？这是第六不可。雷在二月惊蛰时开始发生，在八月收声，用来养育万物；如果失去时令就成为灾异。如今冬天响雷，灾异尤其严重。这是上天反复告诫陛下，陛下却反而没有醒悟，恐怕失去了上天的意旨，这是第七不可。百姓是神明的主人，所以圣王先使百姓安定，然后才致力于事神。如今国家土木工程多年不停，水旱灾害屡屡发生，饥荒占多数，却想劳苦百姓来侍奉神明，神明难道会享用这样的祭祀吗？这是第八不可。陛下执意要这样做，不过是想仿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到之处刻石颂功，以抬高虚名，向后世夸耀罢了。陛下天资圣明，应当仰慕二帝、三王，为什么反而降低身分去袭取汉、唐的虚名？这是第九不可。唐明皇宠信奸邪，内外相互残害，自己流离、国家危困，军队交战于关塞之下，亡乱的迹象到了这种地步，是由于习惯承平而放纵地行不义之事，积累到最后招致祸败。如今议论的人引用开元年间的旧事，认为那是盛大的功业，竟想倡导陛下也这样做，臣实在替陛下认为不可取，这就是第十不可。臣的话不能完全表达心意，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希望稍微赐予清问，让臣把意见说完。” 皇帝派内侍皇甫继明前去询问，孙奭又上疏说：陛下将要亲临汾阴，但京城民心不安，江、淮一带的百姓困于调发，按理应当先镇定安抚并加以怜恤。况且土木工程还没有停止，而劫掠盗窃公然横行，外国正在整治军备，距离边境并不远；使者虽然已经到来，难道能保证他们内心安定吗？从前陈胜从徭役戍守中起兵，黄巢出于严重饥荒，隋炀帝热衷于经营远方而唐高祖在晋阳起兵，后晋少主受小人迷惑而耶律德光长驱进入中原。陛下低头听从奸佞，远远抛弃京师，经过连年反复饥荒的地方，修缮违背经义、长期废弃的祠庙，不顾百姓疲惫，不忧虑边患。怎么知道今天的戍卒中不会有陈胜，饥民中不会有黄巢，英雄豪杰不会在身边窥伺，外敌不会在边境寻找机会呢？” 先帝曾议论封禅，因为敬畏上天，不久便下诏停止此事。如今奸臣却赞成陛下竭力实行东封，认为这是继承完成先帝的遗志。先帝曾想向北平定幽州、朔方，向西夺取李继迁的地盘；大的功业尚未完成，便交给陛下。可是群臣从未献出一条谋略、提出一个计策来辅佐陛下继承先帝的志向，反而致力于用卑下的言辞和厚重的财物向契丹求和，压缩国土、牵系爵位，对李继迁姑息迁就，竟不思考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欺下瞒上是可耻的教训。编造祥瑞，假托鬼神；东封刚结束，便谋议西行，轻率地使车驾劳苦，残害饥民，希望平安往返，便说成建立了大功。这是陛下把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作为奸邪侥幸求功的资本，所以臣长叹痛哭。天地神祇聪明正直，行善便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便降下各种灾祸；从未听说专门侍奉笾、豆、簠、簋等祭器，就可以求得福祥。《春秋传》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从百姓；国家将要灭亡，就听从神明。’愚臣不敢妄自议论，只希望陛下最终裁量取舍。” 后来天下多次发生灾变，他又说：“古代五年一次巡守，是有国者的政事，并不一定要有紫气黄云，然后才登封泰山；也不一定要有嘉禾异草，然后才巡视四方。如今野外出现雕、山中出现鹿，各郡国争相上奏；秋天干旱、冬天打雷，群臣都一概称贺，退下后心里非难、暗中讥笑的人比比皆是。谁说上天可以欺骗，百姓可以愚弄，后世可以欺瞒呢？人心到了这种地步，损失实在不小，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其中的虚妄。” 大中祥符六年，他又上疏说：“陛下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亲自拜谒陵寝，如今又将到太清宫祭祀；外间议论纷纷，认为陛下事事仰慕效法唐明皇，难道认为唐明皇是有美德的君主吗？实在不是这样。唐明皇造成祸乱的事迹，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不是只有臣才知道；近臣不说，是心怀奸邪来侍奉陛下。唐明皇无道时，也没有人敢进言；等逃到马嵬，军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请求追究假传诏令的罪责，他才开始说明自己识理不明、任用失当。当时虽然有自责的话，但觉醒已经太晚，又有什么用呢？臣希望陛下早日自己觉悟，抑制削减虚浮华饰，斥退疏远邪佞之人，停止兴建土木，不要重蹈危乱的道路，不要留下比唐明皇还不如的悔恨；这是天下的幸运，也是社稷的福分。”皇帝认为：“封泰山、祭汾阴、拜谒陵寝、祭祀老子，并非始于唐明皇。《开元礼》是当今世上沿用的礼制，不能因为天宝年间发生祸乱，就一概说它不对。秦朝极其无道，如今官名、诏令文辞、郡县制度仍有沿袭秦朝旧制的地方，难道能因为人有过错就废弃他的言论吗？”于是作《解疑论》给群臣看。然而他知道孙奭质朴忠诚，虽然言辞切直，仍容纳他而没有斥责。过了很久，孙奭以年老请求回乡务农，没有获准，任命为密州知州。任职两年，升左谏议大夫，罢去待制。回朝后，负责纠察京城刑狱。这时刚设置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天下设置斋醮、张设宴会，耗费非常广泛。孙奭又请求裁减节省浮泛用度，没有得到答复。再次出任河阳知州，又请求解除官职以便就近奉养父母，升任给事中，调往垧州。

译天禧年间，朱能献上《乾祐天书》。孙奭又上疏说：朱能是奸险的小人，妄称有祥瑞；陛下却尊崇信任他，屈尊迎拜，把天书送回秘殿供奉。上至朝廷，下到民间，没有不痛心疾首、反唇相讥、心中非议的，只是没有人敢说出来。从前，汉文成将军用帛书喂牛，随后宣称牛腹中有奇书，杀牛剖视，果然得到书，天子认出那是他的笔迹。又有五利将军胡乱说法，说将有方术，结果两人都因罪被杀。先帝时有个侯莫陈利用，凭方术突然得到宠信任用，一旦查出他的奸诈，便在郑州将他诛杀。汉武帝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先帝可以说是英明果断。唐明皇得到《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物，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制造的；明皇不能公开杀戮他们，又被邪说所吓，自以为德行确实感动上天，神灵一定会降福于己。老君是圣人，假如确实降下言语，本来不应虚妄；可是唐朝自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皇帝流离播迁，两京覆没，四海沸腾，这难道是天下太平吗？明皇即使侥幸得以回到宫阙，又被李辅国劫持迁徙，最终忧郁而死，这难道是圣寿无疆、长生不老吗？凭明皇的英明睿智，却接连遭受祸患而竟然毫不知觉，实在是因为在位已久，骄傲亢盛成为习性，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认为劝谏不值得听，[原文“＃心”疑有脱误]，心中玩乐于平日安逸，耳朵听惯了逢迎谀谄的话，内则被宠妾嬖幸迷惑，外则任用奸邪反复之人，曲意侍奉鬼神，过分崇信妖妄之说。今天在楼阁上看见老君，明天又在山中看见老君。大臣们尸位素餐，只知逢迎；正直之士畏惧威势而闭口不言。既然迷信旁门左道，又扰乱政治纲纪，民心于是离散，变乱突然发生。在这种时候，老君难道肯亲自统兵吗？宝符怎么能抵挡蒲邪？如今朱能所做的事，有的就类似于此。愿陛下思考汉武帝的雄才，效法先帝的英断，借鉴唐明皇由此招致祸患的轨迹，或许灾害不至发生，祸乱不至兴起。不久，朱能果然败亡。孙奭又曾请求减少修建寺院、剃度僧人的数量。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却曾命向敏中传达旨意，让孙奭陈述时政，访求过失，并以纳谏、宽恕直言、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四件事进言，这些意见颇多得到施行。宋仁宗即位后，宰相请求选择名儒，以经术侍奉讲读，于是召孙奭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国子监，修撰《真宗实录》。他遭逢父丧，服丧后起复，兼判太常寺及礼院，三次升迁为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原文“龙霞阁”“判机子监”“昺则拱默以酃”“每五收一御殿”等处疑有OCR或脱误]每次讲论到前代昏乱的君主、灭亡的国家，必定反复规劝讽谏。仁宗有时心思不在书上，孙奭便拱手默然以待，[疑有缺字]，皇帝因此肃然改变态度，专心听讲。他曾绘制《无逸图》献给皇帝，皇帝把它张挂在讲读阁。当时章宪明肃皇后常常每五日一次临御殿堂，与皇帝一同听政，孙奭进言说：“古代帝王早晚都上朝，从没有多日不临朝的。陛下应当每天临殿，以处理各项政务。”奏章留在宫中，没有得到答复。不过皇帝和皇太后尤其爱重他；他每次进见，皇帝从未不以礼相待。他三次请求退休。皇帝在承明殿召见并诚恳劝谕他，他以年过七十坚决请求，流下眼泪，皇帝也感到悲伤，下诏让他与冯知一起讲授《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由于仍未获准，他请求调任邻近州郡，皇帝优厚地授予他工部尚书，又任命他知兖州。皇帝下诏，必须设宴后才能启程，又挽留了几个月，特意在太清楼设宴，近臣都参加。皇帝书写飞白大字赐给中书、枢密二府，又写小字赐给各位学生，只有孙奭和晁迥同时得到大小字。皇帝下诏让群臣当席赋诗，太后又另外拿出宫中的酒器劝酒。第二天，孙奭入宫谢恩，皇帝又命他讲《老子》，赐给他袭衣、金带、配银鞍勒的马。临行时，又赐宴于瑞圣园，还赐诗，并下诏让近臣都赋诗。因恭谢恩典，改授礼部尚书；后来他多次上表请求回乡，皇帝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傅致仕。病重时，他被移到正寝，屏退婢妾，对儿子孙瑜说：“不要让我死在妇人手里。”不久去世。奏报传到，皇帝对张士逊说：“朕正想召孙奭回来，他却已经死了。”皇帝叹息惋惜了很久，停朝一日，追赠左仆射，谥号宣。孙奭性情端方庄重，侍奉父母非常孝顺。父亲去世后，他用舌头舔父亲的脸，以代替洗面。他常摘取《五经》中切合治理国家之道的内容，编成《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写《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他曾奉诏与邢昺、杜镐校订各经的正义，以及《庄子》《尔雅》的释文，考订《尚书》《论语》《孝经》《尔雅》中的错误和律令音义。起初，圜丘没有外壝，五郊从祀不设置席位，尊器不加覆盖；七祠按时享祭、饮福时只用一个尊，不设置多只登，升歌时不以《雍》乐撤祭；冬至代理祭祀昊天上帝时，外级只列十七位，不以星辰陪祀；享祭先农安排在祈谷之前；上丁日释奠没有三献礼；宗庙不具备二舞；群臣中应当议谥的人，有的竟在下葬后才请谥。孙奭据古礼上奏纠正，[原文“吭援”疑为OCR或脱误]，于是这些制度终于写入礼典。他又请求冬至停止祭祀五帝，大雩时设置五帝而停止祭祀昊天上帝。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因意见不合而停止。孙瑜官至工部侍郎后退休。王昭素是开封酸枣人。年轻时专心求学，不出仕，有高尚的品行，受到乡里称赞。他常聚集门徒讲学来供给自己生活，李穆与弟弟李肃以及李恽都曾以弟子礼侍奉他。乡人发生争讼，大多不去官府，而到王昭素那里请他裁决。王昭素广泛通晓《九经》，兼且研究《庄子》《老子》，尤其精通《诗经》《周易》。他认为王弼、韩康伯注《易》以及孔颖达、马融的疏义有的还没有说尽，于是撰写《易论》二十三篇。开宝年间，李穆向朝廷推荐他，诏令召他入朝，在便殿召见。当时他七十七岁，精神却不衰。宋太祖问：“你为什么不求取仕进，以致我们这么晚才相见？”他回答：“臣是乡野愚钝之人，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圣明教化。”皇帝赐座，让他讲《易经·乾卦》，又召宰相薛居正等人观看。讲到“飞龙在天”时，皇帝说：“这部书难道可以让普通人看到吗？”昭素回答：“这部书如果不是圣人出现，便不能与卦象相合。”皇帝又询问民间事务，昭素所说诚实无隐，皇帝赞许他。他以年老衰弱请求回乡，皇帝授他国子博士退休，赐茶、药和钱二十万，挽留一个多月后遣送他回去。他八十九岁时，死于家中。王昭素很有识别人品的眼力。当初，李穆兄弟跟随他学习《易经》，他常对李穆说：“你所说的精微道理，往往出乎我的意料。”又对别人说：“李穆兄弟都是成才的器度，李穆尤其沉稳厚重，将来一定能位至廊庙。”后来李穆果然任参知政事。

译王昭素每次买东西，卖方说多少钱他就按多少钱付，从不计较价格高低。县里人相互告诫说：“王先生买东西，不能把价钱抬得太高。”他修治住所时，有些椽木堆在门中。夜里有盗贼撬门将要进入，昭素察觉后，便从门中暗暗把椽木扔到门外，盗贼惭愧离去，因此乡里再没有盗贼。他家有一头驴，许多人来借。要出门时，他先问童仆：“外面没有借驴的人吗？”童仆回答“没有”，然后才出门。他就是这样纯朴厚实。他的儿子王仁著，也有不求闻达的德行。孔维，字为则，开封雍丘人。乾德四年考中《九经》科，脱去布衣后任东明、鄢陵二县主簿。开宝年间，礼部两次上奏推荐他为考试官，调任滁州军事推官。宋太宗即位，提拔授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知河南县，任滑州、梓州通判。太平兴国年间，就地授国子《周易》博士，任满回朝后，升为《礼记》博士。太平兴国七年，出使高丽，高丽王王治向孔维询问礼制，孔维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的次序回答，王治很高兴，称赞说：“今天又见到了中原的夫子。”太平兴国九年，判国学事务。雍熙初年，升任主客员外郎。雍熙三年，提拔为国子司业，赐金鱼袋紫衣。适逢将要举行籍田礼，孔维从《周礼》一直到《唐书》，把历代沿革制度全部记录下来献上，观看的人都称赞他的博学。他又上书请求禁止原蚕，以有利于国家的马匹。直史馆乐史驳斥说：《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重视农桑事业，是因为它是衣食的根源。一个男子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养蚕，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冻。因此天子亲自耕田，后妃亲自养蚕，屈尊自身来教化百姓，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吴都赋》说：“国家赋税有两熟稻米，乡里贡纳有八蚕之绵。”可见养蚕的由来很久远。如今孔维请求禁止原蚕以利国马，只是引用前代经典中万物同气的文字，却没有考察时事的实际道理。那些买来的国马来自外地，长途跋涉奔驰，饲料不足，又没有得到良好照料，于是瘦弱憔悴，最后死亡；导致死亡的原因，很少不是这些。如今却想禁止养蚕，实在毫无道理。唐朝畜养马匹，完整保存着监牧制度；仔细考察《唐书》，也没有禁止养蚕的文字。何况近来刚颁下明确诏令，明年春天将举行籍田礼；这说明劝农的典礼正要施行，却又下令禁止养蚕，事情彼此冲突，恐怕不是良策。臣曾经历任州县官职，大致知道民生的利弊。在编户百姓中，贫困的很多；春蚕所得，只能用来缴纳赋税，晚蚕所得的微薄利润，才够作为维持一整年生活的资费。如今如果禁止晚蚕，必然有人借机制造弊端，祸乱更加明显，百姓怎么能安宁。诏令一经颁布，尤其应当慎重。皇帝看了这篇奏章，于是搁置了禁止晚蚕的命令。孔维又直言上疏说：考察《周礼·夏官·司马》的职掌，所谓禁止原蚕，是因为它会伤害马匹。“原”就是第二次。天文学中，辰星对应马。《蚕书》说，蚕是龙的精气，月亮运行到大火星时，就要浴洗蚕种。这样看来，蚕与马同属一气，万物不能同时强盛，所以禁止第二次养蚕，以使马匹受益。郭璞又说：“重复养蚕叫作原，就是今天所说的晚蚕。”臣年轻时亲自从事耕种养蚕，长大后历任州县官职，对于事物的利害全都知道。愚昧的百姓只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所以在早蚕之后，又重复养晚蚕，结出的丝很少；再次采摘桑叶，来年桑树就不能茂盛，这哪里只是伤害马匹，桑树也会受损。臣从县官任上一路做官，常在路上看见郊野的官马大量死亡；如果不是有明确的典籍依据，可以帮助畜牧，臣哪里敢妄自提出此事。考察《本草》的注释说：“把僵蚕涂在马齿上，马就不能吃草。”物类相互感应就是这样。《月令》说仲春祭祀马祖，季春享祭先蚕，都是指天驷房星；为马祈福称为马祖，为蚕祈福称为先蚕，这说明蚕与马属于同一类。养蚕次数过多，马匹就会受损，这是气相感应造成的。臣认为应当依照《周礼》禁止原蚕。皇帝虽然没有采纳孔维的意见，却赞赏他援引经典作为依据，把他的奏章交给史馆。籍田礼结束后，授任他为国子祭酒。淳化初年，兼任工部侍郎。淳化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孔维通晓经学。按照旧制度，参加《九经》科考试，第一次不中便改考其他科目。开宝年间，孔维认为这种做法不便，诏令礼部从今以后《九经》科与其他科一样，允许再次参加考试。宋太宗任开封府尹时，孔维是属县官吏，颇因经学受到赏识。太宗即位后，孔维才升入郎署。孔维自认为通晓经学，请求担任司业，皇帝便授予他这一职务。出使外国的人都暂时穿紫色官服，孔维从高丽回来时，恰逢东方使者到来，孔维以自己穿绯色官服为耻，便请求进见皇帝，假称说：“高丽使者问臣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降为穿绯服，臣无法回答。”于是流下眼泪。皇帝怜悯他，立即赐给他金紫官服。孔维任祭酒后，又上奏说：“朝廷很久没有设置这个官职，知道它的人很少。臣的亲戚故旧来信，多称祭酒为郎中。田敏在晋朝任祭酒时，仍兼任侍郎。希望沿用前例，兼领这一官职，或许可以获得美称。”皇帝听从了他。但士大夫厌恶他作为儒者却急于求取官职，缺少退让的风范。他曾建议请求扩建太学，皇帝认为会侵占毁坏民宅而不准。他奉诏与学官校订《五经疏义》，刻板印行；工程尚未完成便患病，皇帝派太医诊视，并派使者慰问。起初，孔维私自挪用印书钱三十多万，被掌事黄门揭发；孔维害怕，立即用家财赏赐黄门，病势于是加重。皇帝赦免了他，不再追问。孔维将要去世时，召女婿郑革口授遗表，把《五经疏》没有完成作为遗憾。景德四年，录用他的孙子孔禹圭，赐同学究出身。

译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是孔子第四十四世孙。孔子生孔鲤，字伯鱼；孔鲤生孔伋，字子思；孔伋生孔白，字子上；孔白生孔求，字子家；孔求生孔箕，字子京；孔箕生孔穿，字子高；孔穿生孔谦，字子慎；孔谦生孔鲋，字子鱼，因为以弟子孔腾为嗣。孔腾字子襄，遇到秦朝的灾难，把孔家的书藏在屋壁中。孔腾生孔正，字季忠；孔正生孔武；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孔延年生孔霸，字次孺，汉昭帝时任博士，汉宣帝时任太中大夫，教授皇太子经书。汉元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孔霸生孔福，孔福生孔房，孔房生孔均，字长平。孔均好学有才，任尚书郎。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王莽任孔均为太尉，孔均三次以疾病辞职，获准回乡；王莽败亡后，孔均失去封国。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又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谥号元成。孔志生孔损，孔损承袭爵位。汉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孔损为褒亭侯。孔损去世后，其子孔曜继承侯爵，食邑一千户；孔曜之子孔完继承爵位，食邑一百户。孔完早逝，没有儿子，于是由弟弟的儿子孔羡承袭爵位。孔羡在魏国任议郎。黄初二年，封宗圣侯，食邑一百户。孔羡生孔震，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圣亭侯，食邑二百户，历任太常、黄门侍郎。孔震生孔嶷，孔嶷生孔抚。孔抚被举为孝廉，受太尉征召任属官，历任豫章太守。孔抚生孔懿，孔懿生孔鲜。孔鲜有度量，喜好学习，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承袭奉圣侯。孔鲜生孔乘，孔乘博学多才，后魏孝文帝延兴初年被举为孝廉，三年后封孔乘为崇圣大夫，另复免十户赋役，供洒扫之用。孔乘生孔灵珍，承袭爵位，历任秘书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圣侯，食邑一百户。孔灵珍生孔文泰，孔文泰生孔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孔渠为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并让孔渠承袭爵位，食邑一百户。孔渠生孔长孙，隋文帝又封孔长孙为邹国公。孔长孙生孔嗣哲，孔嗣哲应制举，历任泾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食邑一百户。孔嗣哲生孔德伦，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封褒圣侯，食邑一百户，朝会时位次同三品官，免除其子孙赋役。武则天天授二年，赐孔德伦玺书和衣服。孔德伦生孔德化，孔德化生孔崇基，承袭侯爵。唐中宗神龙元年，授朝散大夫。孔崇基生孔璲之，唐玄宗开元年间，历任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开元二十七年，诏令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孔璲之为褒圣侯，让孔璲之的儿子孔禘承袭为文宣公，并兼任兖州长史。孔璲之生孔萱，承袭封爵，历任兖州、泗水令。孔萱生孔齐卿，唐德宗建中三年，诏令任孔齐卿为兖州司马，后来陷于东平，死在那里。到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李师道被平定，他的儿子孔惟晊回到鲁地，诏令任孔惟晊为兖州参军，奉祀孔子，并恢复五十户封地，供洒扫之用。孔惟晊生孔策，会昌元年，历任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请每年赐给封户绢一百匹，用作春秋祭祀。从孔璲之到孔策，五代都承袭文宣公的封爵。孔策生孔振，唐懿宗咸通四年考中进士甲科，历任兖州观察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孔振生孔昭俭，历任兖州司马、曲阜令。从孔策到孔昭俭，三代每年都得到封户所供的绢，用来供奉祭祀。孔昭俭生孔光嗣，唐哀帝天祐年间，任泗水主簿，奉祀孔子。孔光嗣生孔仁玉，九岁就通晓《春秋》，仪表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任曲阜主簿；长兴三年，升任龚丘令，承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任曲阜令。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平定慕容彦超后，巡幸曲阜，拜谒孔子庙和孔子墓，召见孔仁玉，赐五品官服，又让他担任本县县令。孔仁玉有四个儿子，长子名孔宜，考进士没有中。乾德年间，他到宫阙上书，陈述孔氏家世，诏令任曲阜主簿，历任黄州军事推官，升任司农寺丞，掌管星子镇的市场征税。孔宜上言：“星子镇处在江湖汇聚之地，是商贾集中的地方，请建立为军。”诏令将它设置为县，并任命孔宜知县事，后来又以此地设置南康军。孔宜任期届满回朝，献上几十篇文赋。宋太宗阅览后很赞赏，召见他，询问孔子的世系传承，于是下诏说：“无冕之王孔子的道统，是百代所共同尊崇的；传承国祚、世代承袭封爵，也是保存典章制度。文宣王第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孔宜，勤勉从事祖先的事业，磨炼品行操守，屡次历任官职，熟悉政务并有政绩；圣人之后，世代德行不衰，应当让他登列朝班，以光耀儒者后裔。可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承袭文宣公爵位，免除其家赋役。”不久，任密州通判。太平兴国八年，诏令修缮曲阜孔庙，孔宜进献地方特产表示谢意，皇帝下诏褒奖，升任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孔宜奉诏督运军粮，渡过拒马河时溺水而死，享年四十六岁。他的儿子孔延世，字茂先，因为父亲为国事而死，获赐同学究出身，任曲阜主簿，历任闽县、长葛县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他入朝，任曲阜令，承袭文宣公爵位，赐白金、束帛以及太宗御书所印的《九经》。咸平三年，诏令本道转运使和本州长官以宾客之礼待他，并留任三年；他死在任上，享年三十八岁。次子孔宪，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子孔冕，任应城主簿。次子孔勖，雍熙年间考中进士。

译孔延世的儿子孔圣祐，景德初年刚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皇帝到泰山举行东封礼，特许孔圣祐穿绿袍陪列在位，排在京官班列之后。皇帝回程到兖州时，十一月初一，巡幸曲阜，拜谒孔子庙，举行酌献礼，孔氏宗族都命令按照原位加倍排列。皇帝又到孔林，久久观看孔子的墓。随后驾临北亭，召见随从大臣观看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亲叔梁纥为齐国公，母亲颜氏为鲁国太夫人。提拔孔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用他的近亲中考中进士者，赐同《三传》出身；习进士的孔延祐、习学究的孔延渥、孔延鲁、孔延龄，都赐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匹，用来供奉祠庙。当时孔勖任殿中丞、广州通判，王钦若说他在乡里很有声望，便召他入朝，改任太常博士，赐绯服，让他知曲阜县，专门主持祠庙事务。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又派使者赐太宗御书以及《九经》书疏、《三史》，收藏在孔庙，并命本州选取儒生讲解。孔圣祐后来改任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承袭文宣公爵位，知仙源县事。后来改名为孔佑，升任太子中舍，去世，享年三十岁。孔勖任司封郎中。孔延鲁在大中祥符五年重新考中进士，后来改名孔道辅，任左司谏、龙图阁待制，另有本传。崔颂，字敦美，河南偃师人。他的父亲崔协，任后唐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颂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凭父亲的恩荫补任河南府巡官，历任开封主簿、邓州录事参军，因病离职。不久，他到宫阙上书议论政事，宰相桑维翰看后认为奇异，提拔为左拾遗，选任右补阙。汉初，加授朝散阶，作为右散骑常侍张煦的副使，册封钱俶为吴越王。后梁末年，崔协曾出使两浙；到这时，越地人赞美他，赠送的财物非常丰厚。回来时，正赶上周太祖进入京师，被军士抢掠，财物全被夺尽。周世宗镇守澶渊时，选择僚佐，崔颂与王朴、王敏中都入选，任观察判官，赐金紫。周世宗任开封府尹时，授司封员外郎，充任判官；因审判案件错误而被罢职，仍保留原官。周世宗即位，授驾部郎中，调吏部，又在任开封府尹时再次作为副使出使两浙。周世宗读唐代元稹的《均田疏》，命人绘图并赐给近臣，又派使者均衡各道租赋，崔颂出使兖州，大幅增加了旧有定额。恭帝即位，改任左谏议大夫。宋朝初年，崔颂判国子监。适逢重新修建国学和武成王庙，命崔颂总管此事。建隆三年夏天，开始会集学生讲学，宋太祖派宦官赐给他酒和果品。太祖每次临幸国学，都召崔颂交谈。谈到经义时，崔颂应答流畅。举行郊祀时，让崔颂代理太仆，登车执绥，皇帝询问他当时的礼仪，崔颂回答从容雅正，皇帝非常看重他。不久，他因请托有关部门为亲属谋求清便官职获罪，被调出任保大军行军司马。乾德六年，突然患病去世，享年五十岁。崔颂喜欢诙谐，擅长书法。奉命书写周世宗的谥册文，当时人称赞文辞刚劲秀丽。他笃信佛教，见到佛像一定下拜。他性情多疑，在鄜州官舍时，曾召来泥瓦匠修治厅堂房舍，却用帛蒙住自己的眼睛，众人都笑他。他的儿子崔晓，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卢某，字文炳，雍熙二年考中进士，性情沉稳儒雅，有士人品行，累任屯田员外郎、开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年间，雍王元份去世，王府官员都因牵连获罪被贬。当时戚维任曹国公元俨府翊善，皇帝对宰相说：“元俨年少，尤其需要辅佐引导；戚维迂腐懦弱，因循沉默，不能规劝约束。我听说崔卢性情纯朴谨慎，让他代替戚维，或许有所帮助。”于是召见崔卢，升任都官员外郎，充任记室参军，赐金紫。后来升兵部郎中，出任河中府知府，转任太常少卿、将作监，去世。尹拙是颍州汝阴人。后梁贞明五年考中《三史》科，调任下邑主簿，代理本镇馆驿巡官。后唐长兴年间，召任著作佐郎、直史馆，升左拾遗，仍任直史馆，加朝散大夫。应顺初年，出任宣武军掌书记，检校虞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年，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清泰二年，改任检校虞部郎中、忠武军掌书记。晋天福四年，入朝任右补阙。第二年，转任侍御史。适逢诏令尹拙与张昭、吕琦等共同修撰《唐史》，改任仓部员外郎，赐金紫。天福八年，升任左司员外郎。契丹入侵时，赵延寿镇守常山，任命尹拙为掌书记。后汉初年，召任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后周广顺初年，升任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学士。出使荆南回来后，改任兵部郎中。显德初年，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礼院事，与张昭共同修撰唐应顺、清泰年间及后周的《祖实录》，又与张昭、田敏共同详定《经典释文》。遭逢父丧，免职守丧。宋朝初年，改任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判太府寺，升任秘书监、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退休。尹拙性情纯朴谨慎，广泛通晓经史。周世宗北征时，命翰林学士撰文祭祀白马祠，学士不知道典故出处，于是询问尹拙。尹拙逐一列举各郡国祭祀白马的事例，有十多个，当时人都佩服他的博学。开宝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儿子尹季通，官至国子博士。田敏是淄州邹平人。年轻时通晓《春秋》之学。后梁贞明年间考中，调任淄州主簿，却没有赴任，留在国子监任四门博士。后唐天成年间，改任《尚书》博士，赐绯服。任满一年，任国子博士。他上言请求在四郊设置斋宫，没有得到答复。任期届满，转任屯田员外郎，因详明典礼兼任太常博士。他建议依照《春秋》，每年藏冰并进献宗庙，再颁给公卿，如同古礼。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博士段颙、路航、李居浣、陈观等删定唐代郑余庆的《书仪》，又奉诏与马镐等共同校订《九经》。改任户部员外郎，赐金紫。清泰初年，升任国子司业。

译晋天福四年，授任祭酒，仍检校工部尚书，不久兼任户部侍郎。开运初年，升任兵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议论的人认为田敏只适合任学官，宰相桑维翰听说后，立即改授他检校右仆射，又恢复其祭酒职务。后汉乾祐年间，授尚书右丞，判国子监。后周广顺初年，改任左丞，出使契丹，带去每年十万贯钱的岁赂，以求阻止契丹侵扰掠夺，契丹不答应。周太祖将亲自举行郊祀，命他代理太常卿事务。周世宗即位，正式授任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加司空。显德五年，上章请求告老，皇帝下诏说：“卿详明礼乐，博览典籍，是儒学的宗师，也是士大夫的表率。朕正要凭借你的旧日德望，来询问古今言论，却突然看到你的奏章，愿意交还官政。关于年老退休的制度，旧典中难以明文规定；尊重贤者的心情正深切期待，所请不准。”升任工部尚书。不久，他再次上表请求回乡，以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改任太子少保退休，回到淄州别墅。恭帝即位，加少傅。开宝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田敏辞去官职回乡后，有几十顷良田，常酿造美酒招待宾客。他身体强健，很少生病，徒步往来于乡间小巷，从不用拐杖。每天亲自教授几个儿子经书。他亲自撰写父亲的墓碑文，文辞非常质朴。田敏曾出使湖南，途中经过荆渚，把刻印的经书送给高从诲。高从诲谢他说：“祭酒送我的经书，我只认得《孝经》罢了。”田敏说：“读书不必太多，十八章就够了。例如《诸侯章》说：‘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地位高也不会危险；节制行为，谨慎法度，富足也不会溢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话。”当时高从诲在郢地战败，所以田敏借此讽谏他，高从诲非常惭愧。田敏虽然专心于经学，也喜欢穿凿附会。他校订《九经》时，很以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是，例如把《尚书·盘庚》的“若网在纲”改成“若纲在纲”，重复使用“纲”字。又把《尔雅》中“椴，木槿”的注释“日及”改成“白及”。类似这样的改动很多，世人颇为非难。他的儿子田章，官至殿中丞。辛文悦，不知是哪里人。他教授《五经》，宋太祖年幼时曾跟随他学习。后周显德年间，宋太祖历任禁卫官至殿前都点检，出镇地方。辛文悦很久没有机会接见他。一天，辛文悦梦见邀请皇帝车驾来相见，拜见后，才发现那人就是宋太祖。宋太祖也梦见辛文悦来拜谒，于是命左右寻访，辛文悦果然自己来到，宋太祖认为十分奇异。宋太祖即位后，召见辛文悦，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务。开宝三年，出任房州知州。当时周郑王出居房州，皇帝认为辛文悦是长者，所以任命他去那里。辛文悦后来屡次升迁至员外郎。又有张遁、张文旦，曾与宋太宗同学。太平兴国年间，他们到宫阙自陈旧谊，各自起家任主簿。李觉，字仲明，原是京兆长安人。他的曾祖父李鼎，任唐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唐末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到青州益都。李鼎生李瑜，任本州推官；李瑜生李成，字咸熙。李成性情旷达放纵，嗜好饮酒，喜欢吟诗，擅长弹琴下棋，尤其精于画山水，很多人争相传藏他的作品。周朝枢密使王朴将要推荐他的才能，恰逢王朴去世，李成郁郁不得志。乾德年间，司农卿卫融任陈州知州，听说李成的名声，召他前往；李成于是带着全族前去，每天只以纵情饮酒为事，醉死在客舍。李成的儿子李觉，太平兴国五年考中《九经》科，起家任将作监丞、建州通判。任期将满时，州人请求留任，有诏褒奖他，于是就地升任左赞善大夫、知泗州，转任秘书丞。宋太宗因孔颖达《五经正义》刻板之事，下诏让孔维与李觉等校订。王师征伐燕、蓟，命李觉督办京东各州运送到幽州的刍草粮食。孔维推荐李觉有学问，升任《礼记》博士，赐绯服鱼袋。雍熙三年，李觉与右补阙李若拙一同出使交州。黎桓对他说：“这里山川险要，中原人初次经过，难道不疲倦吗？”李觉说：“国家疆域万里，分设四百郡，有的地方平坦易行，也有的地方险峻坚固；你们这一方土地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黎桓默然无言，脸色沮丧。出使回来后，过了很久，升任国子博士。端拱元年春，朝廷开始命学官讲学，李觉首先参与。宋太宗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后，登上车辇将从西门出去，回头看见讲席，左右侍从说李觉正在聚集门徒讲书，皇帝立即召李觉来，让他当面对自己讲学。李觉说：“陛下乘坐六龙车辇，臣怎么敢擅自登上高座。”皇帝于是下车，命有关部门张设帷幕，另设座位，诏令李觉讲《周易》的《泰卦》，随从大臣都列坐旁听。李觉因而阐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皇帝非常高兴，特赐绢一百匹。不久，李觉献上论时政的策论，皇帝很是嘉奖。这年冬天，以原官充任直史馆。右正言王禹偁上言：“李觉只会通晓经书，不应当轻易担任史职。”李觉仿照韩愈《毛颖传》写成《竹颖传》献上，宋太宗很赞赏，因此搁置了王禹偁的奏章。淳化初年，皇帝因经书刻本中有田敏擅自删去的几个字，命李觉与孔维详细校定。淳化二年，详细校订《春秋正义》完成，改任水部员外郎、判国子监。淳化四年，升任司门员外郎，患病。假期满后，诏令不断绝他的俸禄，他去世。李觉多次上书议论时政，陈述养马、漕运、屯田三件事。宋太宗赞赏他论述详细完备，命把奏章送交史馆，具体内容见《本志》。李觉性情刚强坚毅而聪敏，曾与秘阁校理吴淑等共同考试开封府秋赋举人。谈到计算雉兔头脚数目的方法时，李觉说：“这个方法很繁琐，我能把它改得简单些。”等到写成，果然精确简明。吴淑猜想他是早有成法，便另出一种方法考他，他都能立即完成，同席的人无不叹服。他的儿子李宥，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任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译崔颐正是开封封丘人。他与弟弟崔偓佺一同考中进士，通晓经学。崔颐正在雍熙年间任高密县尉，任期届满后，国子祭酒孔维推荐他，任国学直讲，升任殿中丞。宋太宗召见他，让他讲说《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判国子监李至上言：“本监先前校订各经音义和疏文，其中文字讹误仍然很多，实在担心不能符合仁君好古诲人的心意。此前派遣的官员多是专治一经之士，有的通晓《春秋》却没有学习《礼记》，有的学习《周易》却不通《尚书》；至于旁征博引经史，也都不是平素所传习的。因此未能周密详尽。臣私下看到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都苦心勤学，广泛贯通《九经》，考问义理、辨析疑难都有依据。希望命令他们重新加以刊正，以求消除错误。”皇帝听从了。咸平初年，又有学究刘可名说各经版本有许多错误。真宗命选择官员详细校正，于是询问通达经义的人，李至推荐崔颐正。真宗说：“朕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喜欢听讲诵经。”第二天，召崔颐正到苑中，讲说《尚书·大禹谟》，赐给他牙绯服。从此每天命他到御书院等待召问，讲《尚书》讲到十卷。崔颐正年老，行走艰难，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命他入座，对他的慰问非常周到，赐给器物和财帛，准许他以原官退休，仍充任直讲，改任国子博士。咸平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崔偓佺在淳化年间历任福州连江县尉。判国子监李至奏请任他为直讲，皇帝在便殿召见他，对他说：“李觉曾上奏告诉朕，‘四皓’中的一位先生，有人说姓氏的‘用’字加一撇，有人说加一点。你知道吗？”崔偓佺说：“从前秦代程邈撰写隶书，‘隶’是像供仆隶使用那样便于书写的意思。如今的字与古字有时不同。臣听说‘刀用’是角音榷[原文‘刀用为角音榷’疑有OCR或脱误]。” [原文“，两点为ＴＺ。音鹿”疑为严重OCR乱码，无法确定语义。][原文“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疑有OCR或缺字，按字面可理解为：在“用”字上加一撇或一点，都不能构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巡幸国学，召崔偓佺讲说《尚书》，当即特赐绯服。景德以后，命他讲《道德经》，每天到崇文院等待召问。讲完一篇后，赐给他白金和彩帛。咸平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他曾撰写《帝王手鉴》十卷，并为曹唐《大游仙诗》十五卷作注。他的儿子孔世安将这些书献上，皇帝特赐其出身。李之才，字挺之，是青社人。天圣八年以同进士出身任官。他为人质朴直率，颇有自信，一点也不矫饰勉强。他拜河南穆修为老师。穆修性情庄重严肃，很少与人合得来，即使李之才也常遭到他的呵责，但李之才侍奉他更加恭谨，最终能够学到《易经》。当时苏舜钦等人也跟随穆修学习《易经》，但专门接受穆修传授的只有李之才。穆修所学的《易经》传自种放，种放传自陈抟，传承源流最为久远；其中河图、洛书以及卦象数理变化贯通的奥妙，自秦、汉以来很少有人知晓。李之才起初任卫州获嘉主簿，代理共城县令。当时邵雍正在苏门山百源之上为母亲守丧，穿布衣，吃蔬食，亲自烧火做饭来奉养父亲。李之才敲门拜访，慰劳他辛苦，说：“您这样好学而志向坚定，究竟学到了什么？”邵雍说：“除了简册上的学问，还没有什么实际成就。”李之才说：“您如果不只是研究简册，那么对于物理之学又怎么样呢？”过了一些日子，他又说：“物理之学已经学了，难道没有性命之学吗？”邵雍拜了两拜，愿意拜他为师。于是李之才先给他看陆淳的《春秋》，本意是想用《春秋》作为通晓《五经》的表率和仪则；等到可以与他谈论《五经》的大旨时，便教授他《易》，到此才结束。后来邵雍终于凭《易》学闻名于世。李之才器量宏大，难以被人了解，因此长期闲居，职位也得不到调升。有人替他惋惜，他便说：“应当稍稍降低自己的标准，以求得荣宠和升迁。”只有石延年说：“时世不足以容纳您，为什么不抛弃它隐居离去呢？”后来李之才调任孟州司法参军。当时范雍镇守孟州，也没有了解他。范雍起初从洛阳出发，建节旄，任延安守，送行的人都出了境外，唯独李之才在近郊送别。有人责怪他这样做，他谢答说：“这是旧例。”不久，范雍被贬到安陆，李之才沿着檄文所指的路线到洛阳去见他；前一天那些远道送行的人没有一个来，范雍这才悔恨自己太晚才认识李之才。他的朋友尹洙写信向中书舍人叶道卿推荐他，并通过石延年把信送去，说：“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三十九岁，能够写古文，言语直率而意思通达，不放纵也不局促，本来足以赶上前辈，并不是尹洙我敢于品评的人；但他安于卑微的职位，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思，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他的才干又通达世务，假如让他稍稍为世所用，一定会远远超过常人。只可惜他贫穷，不能断然改变自己的归隐之心；了解他的人应当共同成全他。”石延年又回信说：“如今从事文章、爱好古道的人已经极少，而且不显扬；如果遗漏这样的人，他的学业就会更加衰微了。”石延年平素不喜欢拜谒权贵官员，却为叶道卿的事前后去了四五次，直到把这封信转交给他才停止。叶道卿于是推荐李之才，他便得以按照铨选的新规定参加选任；有五人替他作保推荐，改任大理寺丞，出任缑氏县令。尚未赴任，适逢石延年和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发军队到河东，便征召李之才任泽州签署判官。泽州人刘羲叟跟随他学习历法，世人称为“羲叟历法”，远远超过古今历法，有些地方是杨雄、张衡都未能说明的，实际上是李之才传授给他的。他在泽州任职期间升为殿中丞，遭逢母丧服丧，刚刚除去丧服，便在怀州官舍突然去世，那是庆历五年二月。当时尹洙的哥哥尹渐镇守怀州，为李之才哭泣过度，因而染病，不到一个月也去世了。李之才归葬于青社，邵雍为他的墓表文说：“在天下寻求，终于得到闻道的君子李公，奉他为老师。”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贾同、刘颜、高弁、孙复、石介、胡瑗、刘羲叟、林概、李觏、何涉、王回、王回弟王向、周尧卿、王当、陈旸 胡旦，字周父，滨州渤海人。年轻时就有杰出的才干，博学而能写文章。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将作监丞、升州通判。当时江南刚刚平定，朝廷淘汰李氏时期所度的僧人，每十人中减去六七人。胡旦说：“他们没有田地房屋可以回去，必将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于是把他们全部刺字，编为士兵。升任左拾遗、直史馆，多次上书议论时政的利弊。出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海州知州。一年后，召回朝廷。

译在此以前，卢多逊被贬，赵普被罢去宰相之职。这年夏天，黄河在韩村决口，不久又堵塞。胡旦进献《河平颂》，其中说：“上天降福于我大宋，使君主统治万民。与天相配而成就祥瑞，只有尧可以和他相邻。当时有大水，百姓昏乱困苦。若不是圣人所为，谁能探究、谁能筹划？遮蔽贤才的人退下，堵塞恩泽的人获罪。我们防备大患，黄河哪里说得上失败？悖逆的卢多逊远远被流放，奸邪的赵普被屏退在外。圣道如堤坝，高大地遍布海内。皇帝说：‘守住文治，堵塞河患，亲近贤能。调发你的卫兵，治理这些百姓。’百姓因此竭尽力量，臣下因此勤勉尽职。劳役将要结束，黄河也因此堵塞。唐尧面对洪水，确实足以警戒神明的德行；汉武帝宣扬防洪，确实彰显了法令制度。我堵塞长河，使融融的流水化为恩泽。光明伟大的圣功，万代都应遵循。”太宗读到颂文中有“悖逆的卢多逊、奸邪的赵普”这些话，召来宰相说：“胡旦进献颂文，言辞和用意悖逆乖戾。朕亲自从甲科提拔他，又让他历任外官考察，可是他所到之处都没有好的政绩。他任海州知州时被属下诉讼，罪状本已完备，恰逢大赦，朕念及他的才干而宽免他的过失，还让他留在近臣之列，又兼任史职；如今竟敢这样放纵胸中狂妄急躁的想法，赶快把他逐出去！”立即贬为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他上呈《平燕议》，说：如今幽州在北方边门之外，东封泰山并不是国家最紧迫的事情，希望把用于东封的资费移来办理北伐。而且天时、地利、人事都显现出可以讨伐的征兆。岁星所临之处，该地便受福。今年春末到明年，岁星在宋国分野；今年初秋到六年之间，镇星在燕国分野。从今年开始准备，到明年春天出兵。北方军队遇到春夏季节，毡裘、皮靴、羊角弓和塞外马匹都不能发挥作用；而中原士卒平时不习惯寒冷，向北遇到温暖天气，筋力强健。用勇健的士卒驱逐不能作战的敌人，趁着受福的时机讨伐遭灾的城池，成功立业正在于此。长淮以北、太行山以东，黄河水患已经停止，土地十分肥沃。可以凭借它的丰收，收取粮食和布帛；压低粮价来折纳赋税，以现钱高价收购粮食，使官府积蓄增多，兵役供应无忧。这样既可用兵又可增加财物，能够成就大事。自从太原收复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兵器铠甲十分锐利，士卒十分雄健；他们夜里安寝，早晨起身，准备好寒衣和粮食。如果用催促他们整装出发的赏赐来发动军队并使用他们，等成功之后再用恩赏的钱财赏赐他们，就可以使众人同心协力平定敌人，扩展收复旧有疆土。幽州地势平坦而背负敌境，按形势必定要选择四个人，分别统领四方，再选一名刚强果断、勇敢坚毅的人主持其事，选一名和平谦恭、谨慎稳重的人统领全局。幽州以北全是山谷，可以通行人马的道路不过十处；统领将士也选择十人，一同出动时共同谋划军事机宜，分开行动时各自主管军事，敌寇来时共同作战驱逐，敌寇退时划定边界加以防守。假如堵塞山路，余下的敌军在燕地与大军相持，就拖延时间直到春夏；敌军不能适应炎热天气，只有退却而没有前进。让勇猛而有才力的士人各自担任一将，多则分部防御敌人、进攻城池，使他们都竭尽力量。确定军队的名额，充实军队的数量。我们人数少而他们人数多，力量就不能胜过他们；我方充实而敌方空虚，就会胜利有余。力量相当，就比较地形；地形相当，就争夺谋略。明确区别勇敢和怯弱，使各人都发挥其作用。把茶、盐、香料和药材的价格降低十分之二；对于新收购的，先在边城的要道和军马驻扎处出售。把草料、粮食、钱和布帛的价格提高十分之二；交纳货物以领取凭券的人，到原来的场所交货；得到货物的人沿各路缴纳税款。拿出四方往来的富余物资，供给两地的费用消耗，自然商人能够获利；商人于是向百姓购买，百姓得到资金，就会勤于耕种。所以百姓必定会付出成倍的力量，国家可以储存九年的积蓄；征调拨给不必依赖度支，转运般运又何必劳烦漕运？草料粮食的供给、攻城器械的使用以及物资的委输发运，都作为后续接济。如今将要使用二十万军队，使三十州的百姓服役，希望陛下明确颁下日期和月份的信约，先向他们显示如雨露般的恩泽。百姓知道赏赐必定兑现，就会高兴而忘死；士卒得到仰赖供给，就会拼死奋战。这样一来，叛军的营垒不难攻下，狡猾的敌寇也不难消灭。起用他为左补阙，重新任直史馆。升为修撰，参与修纂国史；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知制诰，升任司封员外郎。有一个替人抄书的翟颖，胡旦曾经和他友善，于是替他改名换姓为马周，认为这是唐代的马周重新出现了。翟颖上书指责时政，并且自荐可以担任大臣；又举荐十名才干足以辅政的人，言辞颇为雄壮。当时人都说这是胡旦所作。马周因此获罪，被流放到海岛，胡旦也被贬为坊州团练副使。又因擅自离开所辖部队到鄜州拜访宋白而获罪，受到弹劾后，特意宽释了他。迁任绛州。逐渐恢复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又升任本曹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他一向与宦官王继恩友善，曾替王继恩起草制书，言辞过分美好。王继恩败亡后，真宗听说此事而厌恶胡旦，贬为安远军行军司马，又削除名籍，流放浔州。咸平初年，移任通州团练副使，迁徐州；以祠部员外郎身份分司西京，又任保信军节度副使。过了很久，以司封员外郎任襄州通判。封禅泰山时，改任祠部郎中；服母丧，除丧后才上言说，父亲去世时曾奉诏夺情任事，请求追补服丧三年。不久失明，以秘书省少监身份退休，居住在襄州。再次升为秘书监，去世。胡旦喜欢读书，失明以后，仍然让人诵读经史，自己倚着几案听，从未稍稍停歇。著有《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演圣通论》《唐乘》《家传》等三百多卷。他凿刻了一方大砚，方圆五六尺，刻字后埋葬起来，并题写：“胡旦修撰《汉春秋》的砚。”晚年尤其贪恋财货，干扰州县，凭掌握官吏的短处来要挟他们，受到当时舆论鄙薄。死后，子孙十分贫困，灵柩寄放在民间。皇祐末年，襄州知州王田替他向朝廷进言，获得二十万钱用来安葬。贾同，字希得，青州临淄人。五代时杨光远反叛，贾同的祖父贾崇率领乡里四百多家，在愚谷山筑堡自保，使二千人得以活命。贾同起初名叫罔，字公疏，专心治学，喜爱古学，很有时誉，著有《山东野录》七篇。四十多岁时，贾同以进士出身入仕，真宗命令给他改成现在的名字。王钦若当时正显贵，听说贾同的名声，想招致他，贾同坚决辞谢，不肯前往。过了八九年，才补任历城主簿。张知白推荐他为大理评事、兖州通判。

译天圣初年，他上书说：“自祥符以来，进谏和诤谏的道路被堵塞，丁谓乘机制造符瑞来欺骗先帝。如今丁谓的奸邪已经昭然，应当明白告知天下，纠正符瑞的谬误，停止对宫观的崇奉，归还那些并非急需的卫兵，收回没有名目的实际费用，使先帝免受后世的议论，使国家避免因循苟且的过失。”又说：“寇准有忠诚的谋略和光明的节操，痛恨邪恶，排斥奸邪。自从他被贬黜以来，天下人都没有看见他的罪过，应当把他调回内地，以彰明忠与邪、善与恶的区别。”当时章献太后临朝听政，而贾同竟说出这样的话，人们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 再次升任殿中丞、棣州知州，去世。刘颜、李冠、王无忌以及他的门人给他谥号“存道先生”。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年少时父亲去世，喜好古学，学习不专守章句。拜高弁为师。考中进士，以试秘书省校书郎身份任龙兴县知县，因犯法被免职。过了很久，授任徐州文学。居住在乡里时，教授了几十到上百人。采集汉、唐奏议，编成《辅弼名对》。冯元、刘筠、钱易、滕涉、蔡齐上奏推荐他的书，授任任城主簿。年成饥荒时，发放大姓积存的粮食，使几千人活命。李迪任兖州、青州知州时，都征召他任属官，后来去世。著有《儒术通要》《经济枢言》以及其他几十篇文章。石介看见他的著作，叹息说：“遗憾不能列在弟子的行列中。”他的儿子刘庠，另有传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二十岁时，徒步跟随种放到终南山求学，又向柳开学习古文，与张景齐名。至道年间，他带着文章拜见王禹偁，王禹偁认为他非同寻常。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侍御史。他进谏不要修建玉清昭应宫，被降职为广济军知军。不久以户部判官身份主持开封府进士考试，私自拆看糊名，削去两级官阶。后来逐渐恢复，任单州、邢州知州和盐铁判官。澶州黄河决口，他请求放松堤防，让水顺势流去，可以节省百姓劳力，并且借此阻挡契丹向南进攻。这项建议被搁置。任陕州知州，去世。高弁天性孝顺友爱。他所写文章大多取法《六经》和《孟子》，喜欢谈论仁义。有《帝则》三篇，流传于世。他与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友善。石延年、刘潜都是他的门人。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考进士没有考中，退居泰山。他研究《春秋》，著成《尊王发微》十二篇，大体本于陆淳，但增加了新的见解。石介在山东很有名，从石介以下的人都以先生的礼节侍奉孙复。孙复四十岁还没有娶妻。李迪知道他的贤能，便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孙复起初还在犹豫，石介和众弟子请求说：“公卿不肯降低身份礼待士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丞相不因为先生贫贱，想把女儿托付给先生，应该借此成就丞相的贤名。”孙复才答应。孔道辅听说孙复贤能，亲自前去拜见；石介拄着杖、穿着鞋，站在孙复左右侍奉，他上下台阶、行拜礼时便扶着他，孙复前去答谢时也是这样。石介做了学官后，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士。”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说孙复精通经术，应当任用于朝廷。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皇帝车驾临幸太学，赐给他绯衣和银鱼袋，召他任迩英阁祗候说书。杨安国说他的讲说多与先儒不同，便罢免了他。孔直温败亡后，搜得他遗留的孙复诗作，孙复因此获罪，被贬为虔州监税，迁泗州，又任长水县知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任陵州通判，尚未赴任，翰林学士赵概等十多人说，孙复曾经以经学为人师，不应让他去辅佐州县。于是留任直讲，逐渐升为殿中丞，去世，朝廷赐钱十万。孙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中常常彼此回避。胡瑗治理经学不如孙复，但教育培养诸生超过孙复。孙复病重后，韩琦向仁宗进言，仁宗选派书吏，供给纸笔，命他的门人祖无择到孙复家中取得十五万字的著作，抄录后收藏在秘阁。特意授予孙复的一个儿子官职。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考中进士，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他专心治学，有志向和操守，乐于行善，憎恨邪恶，喜欢声名，遇到事情奋发果断，敢于作为。御史台征召他任主簿，尚未到任，因为上书议论赦书不应当追求五代及各伪国的后代，被罢职，改任镇南掌书记。他代替父亲石丙在远方任职，任嘉州军事判官。遭逢父母丧，便在徂徕山下耕种，安葬五代未葬的七十具遗柩。以《易》在家教授，鲁地人称他为徂徕先生。入朝任国子监直讲，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太学因此更加兴盛。石介写文章很有气势，曾经忧虑文章的弊病，认为佛教、老氏之学是祸害，著《怪说》《中国论》，说除去这三种弊病，才可以有所作为。又著《唐鉴》来告诫奸臣、宦官和宫女，指斥当时的弊端，毫无忌讳。杜衍、韩琦推荐他，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适逢吕夷简罢去宰相，夏竦已经授任枢密使，又被夺去此职，以杜衍代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一起任谏官。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事啊，歌颂它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诗说：“啊，庆历三年三月，皇帝奋然兴起，缓缓走出宫门。早晨坐临太极殿，白天打开宫门。亲自察看英才贤士，亲手铲除奸邪萌芽。宏大的声威浩荡，震动天地四方。像乾卦发动，像雷霆发作。昆虫惊惶躁动，怪异妖邪藏匿消灭。与明道初年一样，天地降下嘉美祥瑞。” “起初听到皇帝这样说，恭敬地说：‘我的祖先和父亲把大业交给我，我恐怕失掉它，实在依赖辅弼之臣。你们章得象、晏殊，要慎重地处理细微隐密之事。您做宰相辅佐我已久，我赞美您的功劳。您仍然辅佐我，竹笙和大钟的声调就能协调。贾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精通。和我议论政事，用经术来辅导我。你们辅佐两位宰相，使各种功业都能有条理。’

译“‘只有你范仲淹，你的忠诚我看得清楚。太后乘势临朝，形势像沸水烈火。你当时只是小臣，却发表危急而直率的言论【原文“ＱＪ”疑为OCR错字，具体字词不明】。你替我任司谏，端正我的宫门。你替我任京兆，替我抵御谗言【原文“ＳＷ”疑为OCR错字，具体字词不明】。西夏叛贼侵扰我，你前往抵御。六月的酷日，大冬的积雪，你无论寒暑，都和我的士卒在一起。我听到你所受的辛苦，你却从不告诉我困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万里〕 “‘杜衍，你来，你已经年老。侍奉我两代，头发脱落，牙齿稀疏。你的心始终如一，所作所为从不越轨。于是让你掌管枢密府，兵政没有差错。’‘我早就认识韩琦，韩琦有奇特的骨相，器量宏伟开阔，岂会把那些细小的事物放在眼里【原文“ＭＮ”疑为OCR错字，语义不明】？他为人浑厚质朴，不加雕琢。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敦厚得像周勃。韩琦，你辅佐杜衍，知道人材，这正是我的明智。’ “‘欧阳修、余靖，立于朝廷，气势昂扬【原文“▯献々”字形疑有OCR问题】。你们的言论刚正卓异，忠诚特别显著。俸禄微薄，身份卑贱，但志气不怯弱。曾经斥责大官，多次遭到贬黜；从万里之外归来，刚正之气没有折损。屡次进献直言，以弥补我的缺失。’‘王素是宰相王旦之后，心怀忠诚，操守清白。过去任御史时，几乎多次叩击我的寝榻。蔡襄虽然官职微小，名声却传到我这里；也曾进献言论，规劝我的过失。刚正自守，纯粹诚谨，和欧阳修相匹敌。你们同任谏官，正色立于朝列。我有过失，你们尽管直言，不要钳住自己的舌头。’”},{ “皇帝圣明，能够辨别忠臣和奸邪。提拔贤俊良才，扫除妖邪。众多贤人进用，如同拔除茅草一样；大奸之人离去，如同脱去脚上的拘束。皇帝在上依靠辅弼之臣，主持调和治理；在下依赖谏诤之臣，维系法纪。左右都是正人，没有邪恶之徒。我希望天下太平，日子不会超过十天。” “皇帝继承帝位二十二年，神武而不滥杀，沉默时深不可测。圣人的心意不可测量，行动却像上天运行。赏罚掌握在我手中，不失去权柄。恭敬自持而面南为君，退斥奸邪，进用贤能。识别贤人并不容易，非有明察就不能做到；除去邪恶很艰难，只有果断才能成功。明察就不会三心二意，果断就不会疑惑。既明察又果断，这就是皇帝的德行。” “群臣局促不安，重重屏住呼吸，互相告诫说：‘只应正直，不要行为邪僻，否则皇帝就会诛戮你们。’诸侯战栗，连玉佩掉落、鞋子脱落也顾不得，互相告诫说：‘皇帝神明，我们要按四时入朝觐见，谨慎履行臣子的职分。’四方夷族驱马奔走，马镫坠落、马鞭遗失，互相告诫说：‘皇帝英武，我们要解除兵戈、修治贡礼，永远作为属国。’皇帝一旦有所行动，群臣都震慑，诸侯都畏惧，四方夷族都归服。” “臣愿皇帝长寿万千年。” 诗中所称颂的大多是一时的名臣，所说的大奸臣，大概是在指夏竦。诗将要刊出时，孙复说：“你的灾祸就从这里开始了。” 石介不养马，常借马骑；出入大臣的门第，招来不少宾客，参与政事，许多人因此指指点点。他心中不安，请求外任，获授濮州通判，尚未赴任便去世。恰逢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官府搜查他的家，搜得石介的书信。夏竦对石介十分怀恨，又想中伤杜衍等人，于是说石介是假死，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检验。诏令下到京东，查访石介的生死。杜衍当时在兖州，把检验石介的事情告诉属官，众人都不敢回答；掌书记龚鼎臣愿意以全族担保石介必定已经死亡。杜衍从怀中取出奏稿给他看，说：“老夫已经担保石介了。您年轻，见到合乎义的事必定去做，哪里可以估量呢？”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石介果真逃往北方，那么诛杀他的妻子儿女也不算过分；否则，就是国家无缘无故剖开人的坟墓，拿什么向后世交代？况且石介死后必定有亲族、门生参加送葬，也有收殓和装棺的人；如果召来询问而没有异说，就命他们具结立下军令状担保，也足以答复诏令。”于是数百人共同担保石介已经死亡，才免于劈开棺材。石介的子弟被拘管到其他州，过了很久才得以回来。石介家中原本贫穷，妻子儿女几乎要挨冻受饿，富弼、韩琦共同拿出俸禄买田来供养他们。有《徂徕集》流传于世。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凭经学在吴中教授学生，年过四十。景祐初年，重新制定雅乐，诏令寻求通晓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胡瑗，朝廷让他以白衣身份在崇政殿应对。胡瑗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钟律，分别铸造钟和磬各一虡。以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用来制定尺；律管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周长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积成尺，以小黍充实龠。丁度等认为这不是古制，便停止采用，授胡瑗为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时，征召他任丹州推官。后来以保宁节度推官身份教授湖州。胡瑗教育学生有方法，规章条目细密完备，并且以身作则。即使盛暑，也一定穿公服坐在堂上，严格遵守师生之礼。他把诸生看作自己的子弟，诸生也像信任爱戴父兄一样信任爱戴他；跟随他学习的人常有几百人。庆历年间，朝廷兴办太学，下令到湖州取用他的教育方法，著录为法令。召他任诸王宫教授，他以疾病为由辞谢不去。任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身份退休。皇祐年间，重新铸造太常寺的钟磬，驿马召胡瑗、阮逸，与近臣和太常官员在秘阁议论，于是由胡瑗主持制作乐器的事务。又以大理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他辞谢不接受。一年多后，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器制成，升为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胡瑗居于太学后，门徒更加众多，太学甚至容纳不下，只好占用旁边官舍安置他们。礼部录取的士人中，胡瑗的弟子十人常有四五人；他们按照才能高低，各自喜爱修养整饬，衣服和举止往往相似，人们遇见他们虽然不认识，却都知道是胡瑗的弟子。嘉祐初年，升任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不久因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身份退休，回家养老。诸生和朝廷官员在东门外为他祖饯，当时人以此为荣耀。他去世后，诏令赏赐钱财给他的家属办理丧事。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出使河东时，推荐他的学术。通过考试任大理评事，代理赵州军事判官。他精通算术，又兼通《大衍》诸历。修撰《唐史》时，命他专门修撰《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不久任编修官，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因母丧离职，诏令他在家中编修。书成后，升为崇文院检讨，尚未入朝谢恩，背上生疽而死。

译刘羲叟记忆力强，见识广博，尤其擅长星象、历法和术数。皇祐五年，太阳在心宿发生日食；当时胡瑗铸钟，钟口向下而直，声音郁滞不能发出。又有陕西铸造大钱，刘羲叟说：“这就是所谓金属灾害再次兴起，和周景王时的占验相同，皇上将会患心腹疾病。”后来仁宗果然身体不适。又有月亮进入太微垣，他说：“后宫当有丧事。”不久张贵妃去世。至和元年，太阳在正阳时发生日食，有客星出现在昴宿，他说：“契丹宗真大概死了吧？”这些事情后来都得到验证。刘羲叟尚未生病时，曾说：“我到秋天一定会死。”他自己在父亲坟墓旁选择墓地，占定庚穴，并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后来果然按照他所说的地方安葬。著有《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等书。林概，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亲林高，任太常博士，有治理政事的业绩。林概幼年聪敏机悟，考中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身份任长兴县知县。年成大饥荒，富人关闭粮仓不卖，借此抬高价格；林概把俸禄粮食拿到庭院中，引导士绅豪族输送几千石粮食来供养饥民。任连州知州。康定初年，上密封奏章说：“古代百姓就是士兵，而如今士兵的粮食要由百姓供给。古代马匹寄养在百姓家中，而如今士兵不习惯骑马。这是军队和马匹的大患。请依照唐代府兵制度，四户征取一名民丁，编入军队；平时闲暇就耕种田地，披上铠甲就是士兵。又命令各家都可以养马，闲暇时私自骑乘，官府负责调教训练。这样，人人熟悉兵器，马匹熟悉行列。如今行军布阵没有固定法度，临时才安排；将领没有平时的准备，仓促中才任用；军队没有自主权，却由宦官监视：像这样，即使得到古代那样的人才，让他们遵循今天的制度，也一定会屡战屡败。”又请求防备蛮族，登记当地百姓编为士兵，在险要处修筑栅寨，招募徭人使其守卫防御。迁任淮安军。程琳曾经禁止蜀人自行修筑渠道堤堰，林概上奏请求废除这项禁令。又说蜀地饥荒，希望停止川峡漕运，发放常平仓粮食借给百姓缴纳租税，招募富人以较低价格出售粮食，解除对商旅的禁令，使货物流通、彼此资助。官至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去世。著有《史论》《辨国语》。儿子林希，另有传记。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才智出众，能言善辩，文章写得好；参加茂才异等科考试，没有考中。父母年老，便靠教授学生来供养自己，求学者常有几十到上百人。皇祐初年，范仲淹推荐他为试太学助教，他上呈《明堂定制图序》，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量取九尺的筵席”，这是说堂基的长宽，并不是说房室的数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这是说堂上范围，并不是说室内。东西两面的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两面的堂各深三筵半。“五室，每室二筵”，是说四堂中央有一块方十筵的地方，从东到西可以营造五室，从南到北也可以营造五室。十筵中央有一块方二筵的地方，既然建成太室，如果把其他室连接建造，就不能使十二个方位各自正对所属时辰；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以及四角空缺处，各空出一块方二筵的地方，环绕贯通，用来作为太庙。太室正好位于中央，《月令》所说的“中央土”“居太庙太室”，意思是说这座太庙的中央有太室。太庙之外，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各画出一块方二筵的地方，使它们与太庙相通，作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座太庙；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个方位各画出一块方二筵的地方，作为左个、右个。《大戴礼·盛德记》说：“明堂总共九室，每室四扇门、八扇窗，共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八个左右之室，加上太室就是九室；每室四面各有门，每扇门旁边夹着两扇窗。《白虎通》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四座太庙前各有一门，从堂上通出，门旁夹着两扇窗。左右两个“个”实际上都是室，只因分别位于左右，形状像夹在中间的房间，所以有“个”的名称。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实际上是祭祀文王、配祀上帝的位置，称为“庙”是合乎道理的。土在四时中分别主宰一个时节，在五行中最为尊贵，所以天子在土所主的时节居于太室，借祭祀天地的位置来尊崇它。四个仲月各自处于一季的中间，与其他月份不同，所以又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取二筵之地，借用太庙的名称来听取朔日的政事。《周礼》只说堂基而没有涉及室，《大戴礼》只说室而没有涉及庙，考察《月令》就完备了；然而如果没有《白虎通》，也无法知道窗和门的制度。聂崇义所说的秦人《明堂图》，其制度有十二级台阶，这应当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法则，应当一并采用。《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有五门。”现在考察《明堂位》：四夷之国在四门之外，九州之国在应门之外。当时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南门之外的人面向北、以东为上，应门之外的人也面向北、以东为上，这说明南门之外还有应门。既然有应门，就不能没有皋门、库门、雉门。明堂是四时居住和行事的地方，四面应当相同；南面既有五门，其余三面也都各有五门。郑玄注《明堂位》说“正门称为应门”，他的意思应当是改变南门的称呼而称作应门。又可见王宫有路门，其次才有应门。如今明堂没有路门的名称，却只有应门，便说不再有重门，而南门就是应门。况且路寝之前称为路门，其次才有应门；明堂并不是路寝，只是改变其内门的名称为东门、南门，之后再有应门，这对道理有什么妨害？四夷之君既然在四门之外，而外面又没有重门，那就等于排列在郊野道路之间，难道是朝会的仪式吗？王宫作为平常居住之所，尚且设置五重门来区分内外；明堂取法天地、尊奉祖先并配祀上帝，却只设一门来表示，难道合适吗？” 至于建置的地点，淳于登说：“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以外、七里以内，丙巳方位的地方。”《玉藻》说“在南门之外听取朔政”，康成的注释也与此相合。既然称为明堂，就应当在国都的南面；既然是祭祀天神，就应当在城门之外。

译如今图中用九分相当于九尺的筵，东西两面的堂共九筵，南北两面的堂共七筵。中央的地方从东到西总共五室，从南到北总共五室，每室二筵，取自《考工记》。一座太室、八个左右之个，共九室；每室有四门、八窗，共三十六门、七十二窗，符合戴德《记》的说法。九室、四座太庙，共十三个位置，本于《月令》。四座太庙的正面各有一门，门旁夹两窗，便是八窗四闼，考据于《白虎通》。十二级台阶，取自《三礼图》。四面各五门，参酌《明堂位》和《礼记外传》。嘉祐年间，根据国子监的奏请，召他任海门主簿、太学说书，后来去世。李觏曾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他的门人邓润甫在熙宁年间把他的《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和《后集》一并上呈，请求授予他的儿子李参鲁官职，诏令任为郊社斋郎。何涉，字济川，南充人。父亲和祖父都以务农为业。何涉开始读书后，昼夜刻苦，广泛阅读，博览古籍。上至《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术、卜筮之术，没有不学习的；书只要看过一遍，便不再需要重读，而且终身不忘。别人问起书传中的事情，他必定指出在第几卷、第几册、第几页，查验后果然如此。考中进士，调任洛交主簿，改任中部县令。范仲淹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征召他任彰武军节度推官。因庞籍上奏，升为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的机宜文字。当时元昊侵扰边境，军中的筹划谋议，何涉很有参与和助力。元昊归顺，庞籍被召任枢密使，想和何涉一同回朝，何涉说：“父亲年老了，不是做儿子的可以只顾自己便利的时候。”上奏请求回去奉养父亲，朝廷特意改授秘书丞、眉州通判，迁嘉州。因文彦博、庞籍推荐，召回朝廷，授集贤校理。后来又请求回蜀，于是得任汉州知州。任满后，调合州。累升至尚书司封员外郎。父亲去世，离职归家，后来去世。诏令抚恤他的家属，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何涉性情宽厚，有操守品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平时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和恶行。他所到之处大多兴建学校，劝导教诲诸生，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即使在军中，也曾为诸将讲授《左氏春秋》，狄青等人都横放经书来听讲。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七十卷。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亲王平言，曾任试御史。王回行为敦厚，孝顺友爱，质朴正直，平和宽恕；仓促之间也一定考察古人的作为，不做细小的廉洁姿态和委曲谨慎的举动来求取名誉。曾考中进士，任卫真主簿；因与上级意见不合，称病自行免职。他写《告友》说：古人所说天下共同遵行的正道，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五者各自按照应有的道义行事，人伦便得以确立；它们的道义一旦废弃，人伦也就随之灭亡。然而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是天性自然形成的；夫妇的结合，是顺应人情而形成的；君臣的服从关系，是顺应众人之心而形成的。即使想自行废弃它们，事理和形势也会维系它们，怎么能够割断呢？只有朋友关系，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彼此相同，也都可以彼此不同；同与不同取决于自己，那么道义最终归向哪里呢？这就是朋友之道逐渐废弃的原因。君主对于臣下、父亲对于儿子、丈夫对于妻子、兄长对于弟弟，如果有过失和恶行，必定会扰乱、败坏自己的国家；国家败亡，所有人都要遭受灾难，承受坏名声，终身也不能推辞。因此居于上位的人不敢不教诲，居于下位的人不敢不劝谏。世道太平、道义通行时，人们能够遵循道义而自得其所；世道衰败、道义衰微时，人们仍会顾念道义来保全自己。偶尔有人做不到，也不过不会危害众人罢了。这就是所谓事理和形势在维系它，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明白。朋友并不是天性所决定的关系，交合也不是顺应人情而自然形成的，彼此服从也不是众人之心所共同决定的；众人聚集时可以相同，分开时又可以不同，有善行也不足以共同荣耀，有恶行也不足以共同受辱。大道施行时，能够达到公和义；再往下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很少了。因此圣人尊崇朋友之道，把它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并列，共同作为天下通行的正道。圣人去世以后，这种道义更加废弃，到今天已经消亡了。人的四肢，是用来构成身体的；身体有一部分不完备，就称为残废疾病。人伦如果有所缺失，又凭什么立身于世呢？唉，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却希望实行古代的道义，实在困难。姑且寻找愿意告诉我过错、并且乐于听闻我的过错的人，同他交朋友吧！他退居颍州，过了很久也不肯出来做官，朝廷中却有许多人推荐他。治平年间，朝廷任命他为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任命下达后他便去世了。张回在颍川时，和处士常秩友善。熙宁年间，常秩上呈他的文集，朝廷补授张回的儿子张汾为郊社斋郎。张回的弟弟是张向。张向字子直，写文章擅长叙述事情，曾戏作《公默先生传》，说：公议先生刚强正直，任性使气，喜好议论，喜欢把当世的是非辨析清楚。他游历梁、宋之间，处处不得意。离开那里居住在颍地，他的门徒跟随他的有一百人。住了两年，他和门徒商议，又要离开颍地。弟子任意回答说：“先生不要再想着离开了。弟子跟随先生已经很久，也都厌倦了奔波服役。先生离开颍地来这里居住，生活资财很少。主人公为人贤良，待先生并不浅薄，如今又要离开他，弟子还不知道先生将要停留在哪里。先生难道是看不起颍地吗？” 公议先生说：“来，我告诉你！君子看重的是推行道义，使世人信服；道义不被信服，就应当重视容身；不能容身，就应当离去。古人所说的避开世俗、避开恶劣环境、避开恶劣脸色、避开恶言恶语，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三十岁，立定操守，遵循声名，穿戴先王的服饰，穷究《六经》。我资质愚钝，成就又晚，所得并不多。所掌握的大纲虽然铺陈开了，细小之处却遗漏了不少。拿我的见识来校量，还不能算完人。我难道敢忘掉这些，自以为可以被世所用吗？我所厌恶痛苦的，正是不能被世所容。我行走于世间，只见世道如浑浊之水，众人随波逐流。没有人称誉我，我的毁谤却日益增多。小人凭空捏造，制造事端和罪状；从各方面侵害排斥我，使我处境狭窄、进退艰难。《诗经》不是说过‘谗人没有止境’吗？主人明察宽恕，所以还没有怀疑我。若不幸离开我，后来来这里的人会是谁？谗言一旦奏效，我终究会陷于危境。聪明人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保全德行，不如赶快离开，前往别的国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话说完，任意回答说：“先生不要说了。我们这些弟子曾私下议论，先生乐于招来怨恨和憎恶，常使别人为难，却不知道先生并不是喜欢这样。如今先生确实不快乐，您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怨恨吗？先生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常人，却尖锐地议论世事，凡事都要立定是非，中间容不得丝毫差错。又以‘公议’为名，这正是众人怨恨的聚集之处。《左传》说：‘议论别人不得善终。’先生忧虑这一点是对的，但现在离开却不对。我有三件事替先生谋划，先生若幸而听从我，就不必离开；若不听从，先生即使远走海外，我也未必能见先生安然无恙。” 公议先生紧闭嘴巴不说话，低头看着任意，目光久久不转移，最后才问任意。任意回答说：“人的肺肝，怎么能够看得见？它高出重泉，险恶还不足以相比。我听说，有人当面称赞他，背后却诋毁他；反复背叛，又再度憎恨他；诋毁讥笑，纵横交错。一旦找到他细小的过错，就大肆宣扬传播，百般添油加醋，直到败坏他的品行。普通人本来就是这样，轻视别人的优点，抬高自己的优点。我为先生谋划的三条策略中，这是最高明的一条。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说：“不能。你再说次一等的。”任意回答说：“抛弃骨肉亲人，假装发狂离开，使世人不再有所顾忌。这是次一等的策略，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说：“不能。你再说更次一等的。”任意回答说：“先生立身行事，和世人所达不到的相比，是怎样的呢？还没有得到超出世人的称誉，诋毁呵斥便纷纷而来，几乎不能同那些狂妄庸俗的人为伍，实在都是因为言语招来的祸患。先生如果能够不喜欢议论而喜欢沉默，是非不从口中说出而存在于心中，那么还怕什么不能被世所容呢？这是最下等的策略，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长叹说：“唉，我就采用你的下策吧。” 任意于是大笑，回头对他的门徒说：“先生在世上不得志，实在是应该的。我给他提出三条策略，他最终偏偏选了最下策。”弟子阳思说：“今天如果没有任意，先生就不能留下来。”于是他和门徒向任意道谢，又通过任意请求，去掉“公议”的称号，改称为“公默先生”。弟弟张同，字容季。性情纯厚笃实，也擅长叙述事情。兄弟二人都早逝。张同做官只到县主簿。周尧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他机敏聪悟，记忆力很强，以学问和品行知名。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连州、衡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后来任高安县、宁化县知县。提点刑狱使纮进入辖境时，看到有一个受过刑却正在锄苗的人，便上前询问原因。那人回答：“我贫穷，因为贪图利益，替别人伸张冤屈，让县令不能欺骗我，反而是我欺骗了县令，我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纮到县里后，便把听到的情况上报推荐他。后来任饶州通判，逐步升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推荐他，说他的经学和品行可以作为师表；还没来得及任用，他便在庆历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当初，尧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他悲痛忧伤得像成年人一样；见到母亲时，却压抑感情、忍住悲哀，不愿使母亲伤心。母亲知道后觉得惊异，对族人说：“这个孩子这样爱我，长大后一定很懂得孝顺奉养。”后来他果然像母亲说的那样。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守庐三年，以草席铺地、土块作枕，即使生病也不喝酒、不吃肉。安葬母亲后，有数百只慈乌衔土聚集在墓道上，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孝心感动所致。他对兄弟尤其深厚友爱。他为人简朴持重，从不计较；有人怠慢自己，他一定以更加厚重的礼节相待，使对方感到惭愧。他做官所得俸禄虽然微薄，却一定用来周济宗族和朋友，直到用尽才停止。他做学问不专门拘泥于传注，而是通过询问、辨析和思考，以融会贯通为目标。他尤其精通毛亨、郑玄的《诗》学和《左氏春秋》。他研究《诗经》，依据孔子所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以及孟子所说“解说《诗》的人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本意，这才算得到它”，考察经书的宗旨和归趣，从而看出毛亨、郑玄学说的得失。他说：“毛氏的传想要简约，有时在义理方面有所欠缺，不能用一句话概括。郑氏的笺想要详尽，有时又离开了人的性情，不能算是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本意。这样难道可以没有取舍吗？”他研究《春秋》，因为《左氏》记载详细，能够了解经书为什么这样记事；至于《春秋》三传的异同，也都各有取舍。他说：“圣人的意思难道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吗？”他读庄周、孟轲的书，说：“庄周善于谈论道理，但还没有达到穷尽道理的地步。能够穷尽道理，就会使自己的好恶与圣人不相违背，孟轲就是这样。孟轲善于谈论人的本性，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穷尽自己的本性。能够完全穷尽自己的本性，就能穷尽万物的本性，从而可以与天地并立，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上天说了什么呢？人的本性和天道，正是子贡所没有能够听闻的。过去宰我、子贡善于辞令，冉耕、闵损、颜回善于谈论德行，孔子说：‘至于辞令，我就不能了。’只是因为他不说，所以才说自己不能罢了；大概言语产生于内在不足。他的讲解和议论都像这样。他著有《诗说》、《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有七个儿子：周谕，任鼎州司理参军；周诜，任湖州归安主簿；周谥、周讽、周諲、周说、周谊。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他小时候就喜欢学习，博览古今书籍，所取法的只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大略。他曾说，三公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安抚四方、亲近百姓，这些都出自同一个道理；说起来虽然宏大，实行起来却很容易。他曾考进士没有考中，退居田野，感叹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才用，一定要让人看到自己的言论。”于是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们争相传阅。元祐年间，苏辙以贤良方正科推荐他。他在朝廷策问时慷慨陈词，不回避权贵，策论列入第四等。调任龙游县尉。蔡京任成都知府时，举荐他为学官，但王当没有接受。后来蔡京任宰相，王当便不再做官，去世时七十二岁。王当在经学方面尤其精通《易》和《春秋》，都为它们作了传，往往很能获得圣人的旨意。另有《经旨》三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陈旸，字晋之，福州人。考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年，进呈《迓衡集》以劝导皇帝继承先王先祖的事业，因此得到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的官职。礼部侍郎赵挺之说，陈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通完备，请求援用其兄陈祥道进呈《礼书》的旧例，发给札子。书上呈后，陈旸升任太常丞，进为驾部员外郎，任讲议司参详礼乐官。魏汉津议论乐制，采用京房所说的二变四清。陈旸说：“五声十二律，是音乐的正道；二变四清，是音乐的弊害。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清黄钟为君。事情可以因时制宜而改变，君位却不能改变。太簇、大吕、夹钟有时可以分开，黄钟却不能分开。这难道符合古人所说‘尊者不能有两个上位者’的旨意吗？”当时舆论正支持魏汉津，便贬抑了陈旸的意见。

译后来升任鸿胪少卿、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他曾因事获罪被夺职，不久又恢复原职。去世时六十八岁。陈祥道，字用之。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最终官至秘书省正字。他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和陈旸的《乐书》一起流传于世。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温、喻樗、洪兴祖、高闶、程大昌、林之奇、林光朝、杨万里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是康节处士邵雍的儿子。邵雍当时名望很高，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等人都与他交往。邵伯温在家听父亲教诲，出门便侍奉司马光等人；司马光等也屈尊不计较自己的名位和辈分，与邵伯温结为两代人的交往，因此他听闻日益广博，尤其熟悉当时的政务。司马光入朝为相时，曾想推荐邵伯温，但还没来得及实现便去世了。后来河南尹和部使者共同推荐他，朝廷特授他为大名府助教，调任潞州长子县尉。当初，蔡确任宰相时，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邢恕从襄州调往河阳，前往拜访蔡确，谋划制造拥立定策的事。等到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到朝廷，邢恕召司马康到河阳，邵伯温对司马康说：“公休刚服除丧，还没有拜见皇帝，不应当绕道先去见朋友。”司马康说：“我已经答应他了。”邵伯温说：“邢恕奸诈巧佞，可能会拿事情来要挟公休；如果听从他，将来一定会后悔。”司马康最终还是去了。邢恕果然劝司马康写信称颂蔡确，把这作为将来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办法。司马康和邢恕同年中进士，邢恕又曾出自司马光门下，于是司马康便按邢恕的话写了信。邢恕大概是认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说蔡确有定策之功，世人一定会相信。后来梁焘以谏议的身份被召，邢恕也要梁焘到河阳，连日连夜不停地议论蔡确的功劳，并拿司马康的信作为证据，梁焘很不高兴。适逢吴处厚上奏说蔡确的诗讥讽朝政，梁焘和刘安世共同请求诛杀蔡确，并且论奏邢恕的罪过；朝廷也命司马康分辨说明，司马康这才开始后悔。司马康去世时，儿子司马植年幼。宣仁太后怜悯他。吕大防说司马康一向认为邵伯温可以托付，便请求任邵伯温为西京教授来教导司马植。邵伯温到任后，便教导司马植说：“温公的孙子、大谏的儿子，你的贤能或愚笨天下人都看得见，这是可怕的。” 司马植听了这话，努力学习而不懈怠，最终有所成就。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章惇曾经侍奉邵雍，想任用邵伯温，邵伯温没有前往。适逢按法令应当赴吏部参加铨选，程颐对邵伯温说：“我担心你此行有危险。”邵伯温说：“难道不想在地下见到先父吗？”到了之后，他先到吏部接受拟定官职，然后才去见宰相。章惇谈到邵雍的学问，说：“唉，我对于先生的学问，不能最终完成学习。”邵伯温说：“先父的先天之学，讨论天地万物，没有不穷尽的。若相信它，那么人之间的仇怨反复就都可以忘掉了。”当时章惇正在兴起党人案件，所以用这番话打动他。章惇悚然惊惧。仍然把邵伯温推荐给朝廷，但邵伯温愿意补任郡县属吏，章惇不高兴，于是邵伯温得以监永兴军铸钱监。当时元祐年间的诸位贤士正被流放南方，士人很少有人去拜访他们。邵伯温在咸平拜见范祖禹，在颍昌拜见范纯仁，有人替他担忧，他却毫不顾虑。适逢西部用兵，收复西夏人原先占据的土地，从军的人可以连续升数级，邵伯温应当出征时，总是把机会推给同僚。任期满后，章惇仍在相位，邵伯温按道义不肯到京师，于是接受外台征召，进入环庆路帅府幕僚，实际上是为了躲避章惇。徽宗即位后，因日食征求直言。邵伯温上书数千言，大意是想恢复祖宗制度，辨明对宣仁太后的诬谤，解除元祐党禁，分别君子和小人，告诫不要劳民用兵，言辞极其恳切。关于对宣仁太后的诽谤，邵伯温已经加以辨明，又著书名为《辨诬》。后来崇宁、大观年间，朝廷依据元符年间上书者把人分为邪正等类，邵伯温被列入邪类，就是因为这部书。他出任华州西岳庙监，过了很久，任陕州灵宝县知县，调任芮城县知县。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任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贯任宣抚使，士大夫争相出入他的门下；邵伯温听说童贯到来，便出到别州躲避。授任果州知州时，他请求免除泸南各州每年输送的数十万匹绫绢、丝绵，以减轻百姓负担。授任兴元府、遂宁府、邠州知州时，都没有赴任。升任成都路提点刑狱时，盗贼史斌攻破武休，进入汉州、利州，窥伺剑门；邵伯温和成都帅臣卢法原共同谋划守卫剑门，盗贼最终不能进入，蜀人感念他们。授任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当初，邵雍曾说：“世道将要大乱时，蜀地会安定，可以避居。”到宣和末年，邵伯温带着家人进入蜀地，因此免于灾难。邵伯温曾评论元祐、绍圣年间的政事说：“公卿大夫应当懂得国家体制。蔡确奸邪，把他投入死地，有什么值得惋惜的！然而他曾经做过宰相，就应当按照宰相的身份对待他。范忠宣有范文正公遗留的风范，是懂得国家体制的人，所以想减轻蔡确的罪责；意见没有被采纳，便退而替蔡确草拟诏令，然后请求离职，这是君子、长者、仁人的用心。蔡确死在南方荒远之地，难道只是损伤国家体制吗？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诚正直有余，然而疾恶太过，不懂得国家体制，以致留下日后士大夫遭祸的根源，也不能说没有过错。” 赵鼎年轻时曾和邵伯温交游，等到任宰相后，请求追录邵伯温，朝廷才开始追赠他为秘阁修撰。赵鼎曾在邵伯温墓表上写道：“以学问品行起于元祐，以名节立身于绍圣，以言论获罪而废于崇宁。”世人认为这三句话概括尽了邵伯温出仕和退处的经历。他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书，合计近百卷。有三个儿子：邵溥、邵博、邵傅。喻樗，字子才，他的祖先是南昌人。当初，俞药在梁朝做官，官位升到安州刺史，梁武帝赐姓喻，后来迁居严地；喻樗是他的第十六世孙。喻樗年轻时仰慕伊洛之学，建炎三年考中进士，为人质朴正直，喜欢议论。赵鼎离开枢密院，居住在常山，喻樗前往拜见，趁机劝他说：“您侍奉皇上，应当使启发劝导多一些、具体施行少一些；在启发劝导时，应当使真诚的心意多一些、言语少一些。”赵鼎认为他不凡，把他引为上宾。赵鼎任川陕、荆襄都督时，征召喻樗为属官。

译绍兴初年，高宗亲自出征，喻樗见赵鼎说：“天子亲临长江，军队士气增强百倍；然而您自己估量这次行动，果真是万全之策吗？还是姑且试着孤注一掷呢？”赵鼎说：“中原多年退避，振作不起来，敌人的气焰更加骄横，道义上不能再屈服，所以我赞成皇上出行。至于事情能否成功，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喻樗说：“既然这样，就应当考虑退路，不要把贼寇留下来成为君父的忧患。”赵鼎说：“计策从哪里出？”喻樗说：“张德远声望很高，居住在闽地。如今不如任命他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使他调集各道军队前来朝廷；命令下达之日，各府库和军队的财钱粮谷都可以由他专门处置。宣抚使前来的道路，就是朝廷退回的道路。”赵鼎说：“好。”于是入朝奏报说：“如今沿江筹划的大计已经大致确定，但非有大臣相互援助不可。像张浚这样的人才，陛下难道终究要弃置他吗？”皇帝说：“我会任用他。”于是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张浚到任后，握着赵鼎的手说：“这次行动的各项措施都符合人心。”赵鼎笑说：“这是子才的功劳。”喻樗于是往来于赵鼎、张浚之间，提供了许多帮助。不久，经赵鼎推荐，授任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当初，金军退兵后，赵鼎、张浚相处得十分融洽。人们知道他们将要同时任宰相，只有喻樗说：“两人暂且都留在枢密府，日后赵鼎退下，就由张浚接替他。任用人才、建立功业，如果彼此差距不大，那么国家的气脉就能保持长久。如果同时处在宰相职位上，万一有一处不合，或者有人应当离职，就一定会改弦更张，这样贤者之间反而会彼此冲突。”后来事情渐渐如他所说。他又曾说：“推车的人遇到艰难险阻，便互相责骂；等到车停下来，两人又欣然如初。士人对于国家，也不过如此罢了。” 此前，喻樗和张九成都说和议不合适。秦桧既然主张议和，言官便迎合他的旨意，弹劾喻樗和张九成诽谤朝廷。喻樗出任舒州怀宁县知县，后任衡州通判，不久退休。秦桧死后，他又被起用为大宗正丞，转任工部员外郎，出任蕲州知州。孝宗即位，任用他为提举浙东常平，因治理成绩显著而闻名。淳熙七年去世。当初，喻樗善于鉴别人物。宣和年间，他说友人沈晦参加进士考试应当考第一。建炎初年，他又说当年进士张九成应当考第一，凌景夏次之。适逢大风折断大槐树，喻樗把这件事写成两封简帖送给他们，后来果然如此。赵鼎曾因樊光远免除科举资格一事向喻樗询问，喻樗说：“今年省试不能没有这个人。”于是樊光远也考取第一。当初，喻樗的两个女儿正在选择婚配，富贵人家纷纷来求婚，他都不答应。等见到汪洋、张孝祥，才说：“这是好女婿。”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们。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他年轻时读《礼记》读到《中庸》，顿时悟得性命的道理，文章也日益进步。考中政和年间上舍科，任湖州士曹，改任宣教郎。高宗在扬州时，百事草创，选人改换官阶后由军头司引见，便是从洪兴祖开始的。召试后，授任秘书省正字，后来任太常博士。他上疏请求收拢人心、采纳谋略、安定民情、壮大国威。又论述国家重新建立，第一应当以宋太祖为法。绍兴四年，苏州、湖州发生地震。洪兴祖当时任驾部郎官，奉诏上疏，详细陈述朝廷纲纪的过失，被当时的宰相厌恶，任主管太平观。起任广德军知军时，他视察水源，修建陂塘六百多处，使百姓没有旱灾之忧。他把学校校舍彻底整修一新，因而确定从祀名单：从十哲中的曾子以下共七十一人，又列入先儒左丘明以下二十六人。升任提点江东刑狱。任真州知州。真州处在战争冲要，创伤还没有恢复。洪兴祖刚到任，便请求免除一年租税，朝廷同意了。第二年再次请求，又获准。从此流亡百姓重新回到原业，开垦荒田达到七万多亩。调任饶州知州时，他先梦见手持六把刀，醒来后说：“三把刀就是‘益’，如今加倍为六把，难道是‘饶’吗？”后来果然应验。当时秦桧主持国政，谏官多是秦桧门下，争相弹劾别人来讨好秦桧。洪兴祖因曾为已故龙图阁学士程瑀的《论语解》作序，文中涉及怨恨不满，被编管昭州，去世时六十六岁。第二年，诏令恢复他的官职，任直敷文阁。洪兴祖喜爱古代、学识广博，从年轻到老，没有一天离开过书籍。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词考异》，流传于世。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太学上舍选中，赐进士出身。执政大臣推荐他，召任秘书省正字。当时准备赐给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高闶上奏说《儒行》的文辞和说法不纯正，请停止赏赐，只赐《中庸》，或许可以使学者知道圣学的源流，而不被其他学说迷惑，皇帝采纳了。代理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面对皇帝，他说：“《春秋》的法则，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要的。如今枢密院名义上掌握军事权柄，而各路军马全都隶属于都督，这样朝廷的军事权柄就分成了两处。周代六卿，遇到大事就听从长官，小事属官尚且可以专门上达。如今一切都受文法约束，即使利害关系明白可见，长官也不敢自行决定，必须请示朝廷，所以朝廷的事务越来越繁多，而省曹属官竟和胥吏没有区别。再说政事施行时，给事中、中书舍人可以封还驳正，台谏可以论列；如果给事中、中书舍人认为可以，台谏却认为不行，就不得不改变。祖宗时期，有人封还驳正台谏的章疏，并不以此为嫌，是担心台谏得到的只是传闻，从而使朝廷出现错误举措。然而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不见了，我担心朝廷的权力反而落在台谏手中。况且祖宗时，监察御史可以进言，靖康年间还曾实行过。如今名义上是台官，实际上却没有言责，这些都是名分没有端正。” 不久升任著作佐郎，因言官弹劾而罢职，任主管崇道观。召任国子司业。当时兴办太学，高闶上奏说应当先重视经术，皇帝说：“士人学习诗赋已经很久了，怎么能立即使他们通晓经学呢？”高闶说：“先王设置太学，只是讲习经术而已。宋朝初年还沿用唐代制度，采用诗赋取士；神宗才开始以经术造就士人，于是废止诗赋，又担心经术不足以尽用人才，便设置词学一科。如今应当以经义为主，再加上诗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高闶于是把具体办法逐条陈述上报。制度规定，以《六经》、《论语》、《孟子》的经义为第一场，诗赋为第二场，诸子、史书和论策为第三场，时务策为第四场。太学考试以及各郡国的科举，都以此为法，并且建立郡国士人补入国学成为监生的制度。南宋中兴以后，学制大多是高闶所创立阐明的。

译高闶又说，兴建学校之初，应当得到老成之士来诱导扶助后进。于是推荐全州文学师维藩，诏令任为国子录。师维藩是眉山人，精通《春秋》学，林栗是他的高才弟子，所以首先推荐他。新学校建成后，高闶上奏说补试者有六千人，并请求皇帝亲临太学，又接连率领学生上表请求。于是皇帝亲临太学，秦熺手执经书，高闶讲解《易经·泰卦》，皇帝赐给他三品官服。胡寅听说后，写信责备高闶说：“阁下是师儒之首，不能提出宏大的论议，阐明天人关系的道理，却去阿谀执政大臣，迎合风旨，求得举行太平典礼，欺骗上天、蒙蔽世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您平生的志向品行都扫地了。” 高闶年轻时尊奉程颐的学说。宣和末年，杨时任国子祭酒，高闶是太学生。胡安国到京师，向杨时访求士人，把高闶列为首位称赞，因此高闶知名。高闶任礼部侍郎时，皇帝问他张九成是否安好；第二天又把这件事问秦桧，秦桧怀疑高闶推荐张九成，中丞李文会奉秦桧意旨弹劾高闶，出任筠州知州，高闶没有赴任，便去世了。当初，秦棣曾派姚孚来请求与高闶结亲，高闶拒绝了。他的著述有《春秋集传》，流传于世。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就能写文章，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任吴县主簿，尚未赴任，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写成十篇论述时政的文章，献给朝廷，宰相汤思退认为他不同寻常，升任太平州教授。第二年，召任太学正，参加馆职考试，任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升任著作佐郎。当时皇帝刚开始亲自治理政务，锐意建立功业，命令从各处发出，受皇帝亲近的人有时参与机密谋议。适逢诏令百官进言，程大昌上奏说：“汉代石显知道元帝信任自己，先请求颁发夜间开启宫门的诏令。后来有一天，他夜间返回，声称奉诏开门，有人说这是矫制，元帝笑着拿出先前的诏书给他看。从此石显才真的成了矫制之人，人们也不再进言。宋朝的命令必须经过三省，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弊端。请从今以后，凡是御前直接降下的文书，都要交三省审议奏报后才能施行，以符合祖宗的制度，防止出现石显那样的奸邪。”他又说：“去年完颜亮入侵，没有一个士人死守城池，而将领至今仍不断论功行赏。只有李宝在胶西获胜、虞允文在采石作战，才是杀死完颜亮的条件。如今李宝被罢兵权，虞允文镇守夔州，这就是公论所说的不公平。”皇帝称善，选任他为恭王府赞读。升任国子司业兼代理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皇帝问程大昌：“我的治国之道没有进展，怎么办？”程大昌回答：“陛下勤俭超过古代帝王，自从女真人与宋朝通和，知道尊重中原，也不能说没有成效。只是应当寻求贤才、采纳谏言、整顿政事，这样大有作为的事业就在其中，不必另求奇策来侥幸迅速成功。” 他又说：“淮河以北修筑的城池太多，紧急时有谁能够守住？设置险要不如训练士卒，训练士卒不如选择将领。”皇帝称善。授任浙东提点刑狱。适逢年成丰收，酒税超过定额，有人拿着朝廷命令请求增加定额，程大昌极力拒绝，说：“我宁可获罪离职，也不能增加税额。”调任江西转运副使，程大昌说：“这可以兴利除害，实现我的志向了。”适逢年成歉收，他拿出十多万缗钱，代替吉州、赣州、临江军、南安军缴纳夏税折帛。清江县原有破坑、桐塘两座堰，用来抵御江水、保护田地和百姓住宅，土地将近二千顷。后来堰坝毁坏，每年遭受水灾将近四十年，程大昌极力恢复原状。升任秘阁修撰，召任秘书少监，皇帝慰劳他说：“卿是朕亲自选拔记取的人。监司如果人人都像你，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兼任中书舍人。六和塔寺的僧人把镇压潮水说成自己的功劳，请求由宫中直接下令，把赏赐给寺院的田产仍然免除科徭。程大昌上奏说：“僧寺既然违法占置田产，又把科徭转嫁给百姓，怎么能答应他们！况且自从修塔以后，潮水果真没有侵蚀河岸吗？”皇帝于是搁置了这项命令。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兼国子祭酒。程大昌说：“用刑是为了禁止刑罚，从没有听说放纵有罪之人就叫仁慈。如今四方审理案件，通常都拟定免除死刑，我认为主管官司的人应当守法，君主察看确实可以宽赦的才宽赦。这样，法律就能在下位得到伸张，仁德则归于君主。”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兼任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放纵部下殴打百姓，守帅辛弃疾把这件事上奏后调任江西帅臣。程大昌因此极力论奏说：“从此以后，屯驻军队的州郡就无法治理了！”率逢原因此获罪，被削去两官，降为本军副将。多次升迁后任代理吏部尚书。他说：“如今各军中，西北旧人日益减少，他们的子孙中强健的，应当教他们战阵。不应轻易听任他们离开军队。况且禁卫军士，祖宗并不只是用来守卫宫禁而已，南征北伐时，他们曾经充当先锋。” 如今往往满三年就把他们补任外官，因任用不当而不能发挥所长；一旦有征战行动，选拔名单上反而没有人。为什么开始时要按才勇选拔他们，最后却按庸常之人抛弃他们呢？希望把他们留在三衙，不要派遣出去。” 适逢实行内外官员轮换的制度，程大昌极力请求到郡任职，于是出任泉州知州。汀州盗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他交战而死，闽地大为震动。漕司发檄文命统制裴师武讨伐。裴师武以没有得到帅府兵符为由不肯出兵，程大昌亲自写信催促他说：“事情紧急了，假如主帅责备你，你可以拿我的信为自己解脱。”当时，盗贼谋划攻城，先派间谍身穿铠甲、放火作为内应。恰好裴师武的军队到达，又抓获了间谍，盗贼于是逃散。调任建宁府知府。光宗即位，调任明州知州，不久奉祠闲居。绍熙五年，请求退休，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文简。程大昌专心求学，对古今之事没有不考察研究的。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等书流传于世。林之奇，字少颖，福州候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进入福建时，林之奇刚满二十岁，便跟随吕本中学习。当时将要参加礼部考试，行至衢州，因为不能侍奉父母而返回。此后学习更加用力，吕本中认为他奇异不凡，从此求学者接踵而来。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调任莆田主簿，改任长汀县尉，召任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

译适逢朝廷想让学者兼采王安石《三经义》的学说，林之奇上奏说：“王氏三经义，大都为新法铺路。晋人认为王衍、何晏清谈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本朝靖康年间的祸乱，考察它的端倪，王氏确实负有王衍、何晏那样的责任。在孔子、孟子的书中，这正是所谓邪说、偏行、淫辞，不能拿来教导人的东西。”有人传言金人想南侵，林之奇写信给当权者，认为：“长期议和而害怕战争，是人之常情。金人知道我们重视和议，所以常常用虚张声势来恐吓我们，向我们显示想开战的意思；其实并非真想开战，只是要坚定我们议和的态度。想同他们议和，就应当不害怕战争，那么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他又说：“战争所需要的条件很多，而人才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寻找能够共同承担患难的人，若不是得到庞士元所说的俊杰之士，就不行。” 他因痹病请求到外地任职，由宗正丞提举闽舶，参与帅府议事，后来凭祠禄官待遇居家，自称拙斋。东莱人吕祖谦曾向他求学。淳熙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有《书说》、《春秋说》、《周礼说》、《论语讲义》、《孟子讲义》、《杨子讲义》、《道山记闻》等书流传于世。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听说吴中陆子正曾跟随尹焞学习，便前往与他交游。从此专心学习圣贤践履实行的学问，通晓《六经》，贯通百家，言语行动一定遵守礼法，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大概有数百人。南渡以后，以伊洛之学倡导东南学术的，从林光朝开始。然而他从不著书，只口头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心中贯通、理解义理。他曾说：“道的整体充满于太虚之中。《六经》已经把它阐明，后世注解本来已经支离破碎，如果再增加解释，道反而会离得更远。” 孝宗隆兴元年，林光朝五十岁，以进士及第。调任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凭借潜邸旧恩和皇帝宠幸得到升进，台谏、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的论奏驳正都不能施行。张阐从外地被召回任执政，锐意想除掉他们，后来察觉事情不可轻举妄动，便以年老有病为由坚决辞谢，不接受任命。林光朝和刘朔方以名儒身份应诏答对，颇多涉及龙大渊、曾觌二人的罪过，因此林光朝改任左承奉郎、知永福县。然而大臣们不断论荐他，召试馆职，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历任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乾道八年，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仍旧。当时张说再次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林光朝没有前去祝贺，于是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后调任广东。茶寇从荆州、湘州劫掠江西，逼近岭南，锋势非常锐利。林光朝亲自统领郡兵，发檄文命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自率军分守要害。适逢诏令调林光朝任转运副使，林光朝认为盗贼势头正盛，便留在当地驻军不去，督促两位将领拦截攻击，接连击败盗贼，盗贼惊惧，连夜逃走。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林光朝是儒生，竟然懂得用兵吗？”加任直宝谟阁，召回授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乾道四年，皇帝亲临国子监，命他讲解《中庸》，皇帝大为称善，当面赐给他金紫服。不几天，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当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推荐，赐进士出身，任殿中侍御史，任命是由宫中直接发出的。林光朝惊愕地说：“这是轻视台谏、羞辱科举。”立即封还任命词头。皇帝料定林光朝决不会奉诏，便改授他为工部侍郎；他不接受，于是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出任婺州知州。林光朝是年高的儒者，向来享有士人声望。在后省任职时没有提出建言，有人因此怀疑他；等听说他封还驳正谢廓然的任命，士人舆论才开始信服他。林光朝借口有病，请求提举兴国宫，去世时六十五岁。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任赣州司户，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当时张浚被贬居永州，闭门谢绝宾客；杨万里三次前往都没能见到他，便写信恳切请求，才得以见面。张浚勉励他学习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学问，杨万里终身服膺他的教诲，于是把读书的房间命名为“诚斋”。张浚入朝任宰相，向朝廷推荐杨万里。授任临安府教授，尚未赴任，父亲去世。改任隆兴府奉新县知县，他约束追捕差役，不许他们进入乡里；百姓中拖欠赋税的，便把姓名张贴在集市上，百姓喧叫着催促他们缴纳，赋税没有扰民却足额收齐，县政因此大治。适逢陈俊卿、虞允文任宰相，共同推荐他，召任国子博士。侍讲张栻因论奏张说而出守袁州，杨万里上抗疏请求留下张栻，又写信给虞允文，以和同之道规劝他；张栻虽然最终没有留下，但公论称赞杨万里。升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太常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任将作少监，出任漳州知州，改任常州知州，不久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贼沈师侵犯南粤，杨万里率军前往平定。孝宗称赞他说“这是仁者的勇气”，于是有重用他的意图，就地任命他为提点刑狱。他请求在潮州、惠州修筑外砦：潮州的用来镇守盗贼巢穴，惠州的用来扼守盗贼道路。不久因母亲忧丧离职。服丧期满，召任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因为发生地震，他奉诏上书说：臣听说：在没有事情的时候预先说有事，并不妨害其为忠；在有事情的时候却说没有事，那就实在是大奸了。南北和好已经超过二十年，如今突然断绝使者往来，敌情难以预料。有人却说：金国有五个单于争夺继立的祸乱。又有人说：金国有匈奴被东胡困迫的祸乱，但后来都没有应验。道路上相互传说，金国正在修缮汴京城池，开通海州漕运渠，又在河南、河北征签民兵，增加驿站骑兵，制造马槽，登记水井泉源，而我们的间谍却无法进入金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一点。有人说金主北归，可以作为中原的可贺之事。臣认为，中原的忧患正正在这里。此人北归，大概是因为逆亮完颜亮倾全国之力南侵而受到惩创。他将要向南进攻，就必定先稳固北方。有人认为，他是亲自镇抚北方，而让他的儿子和女婿经营南方。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二点。臣私下听说，议论者有人说到缓急形势，认为淮河一带不能守，就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是大错特错的。过去吴国与魏国竭力争夺合肥，吴国得到合肥以后才开始安定。李煜丢失滁州、扬州二州，从此南唐开始困窘。如今说放弃淮河而保卫长江，既然没有淮河作屏障，长江又能够保住吗？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三点。

译如今淮东、淮西共有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是陛下让宰相选任，还是让枢密院选任？如果让宰相选，宰相未必替枢密院考虑；如果让枢密院选，那么任命就不是由陛下亲自作出的。一方面不替国家考虑，另一方面又不是自己作出的任命，等到形势紧急而事情失败，都会说：不是我的责任。陛下将要责问谁呢？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四点。况且南北各有长处，骑马、射箭是北方的长处；驾船、步战是南方的长处。如今替北方筹划的人，天天修治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在修治。有人说：我们的船一向完备；有人说：船虽然没有完备，却害怕扰民。绍兴辛巳年之战，山东、采石的功绩，不靠骑马，不靠射箭，也不靠步战，只靠船罢了。当时的船，现在还可以重新使用吗？况且百姓一日受到的扰动，与国家百世的安危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事情本来就有比扰民更重大的。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五点。陛下认为今天是什么样的时局呢？金人一天天逼近，边疆一天天受到骚扰，却没有听说防备金人的策略是什么、保卫边疆的方法是什么。只听说某日修订某种礼文，某日进呈某部书史，这就像用乡饮酒礼来整顿军队，用文德礼乐来解除围困。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六点。臣听说古代的君主，如果人不能使他醒悟，那么天地就能使他醒悟。如今国家的事情，敌情像这样难以预料，而君臣上下却把它当作太平无事的时候来处理，这是人不能使他醒悟。因此上天显现灾异：从前荧惑星侵犯南斗，近来镇星侵犯端门，荧惑星停留在羽林。臣是读书人，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应验。至于正月春天太阳发青而没有光，仿佛有两个太阳互相摩擦，这难道还不算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日阳气初盛的时候，又降下雨雪而使万物受害，这难道还不算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仍然不相信，于是五月庚寅日又发生地震，这难道还不算大异吗？况且天象的变化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不相信也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地，州郡不敢上报，不相信也可以。如今却天变接连发生，地震就在京城，而君臣听不到警戒恐惧之意，朝廷也听不到咨询访察之举。人不能使他醒悟，那么天地就能使他醒悟。臣不知道陛下对此是否已经醒悟。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七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自从近年以来，两浙最先遭遇旱灾，江淮又遭旱灾，湖广又遭旱灾，流离迁徙的百姓接连不断，路旁饿死者的尸体相互枕藉。然而常平仓的积储只是名义存在，实际上已经空虚；鼓励输粟的法令，上面颁行而下面怠慢执行。平静无事时，尚且不知道用什么来赈济救援；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事，又将靠什么来供给资助呢？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八点。古代要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靠的只是粮食和货币。如今所谓的钱，富商、大贾、宦官、权贵都装满屋子收藏；至于百姓和三军所使用的，却只有破旧的纸钞罢了。万一发生唐朝泾原军那样的军队变乱，他们因不满粗劣的食物而踢翻饭食，口出不逊之言，最终引发朱泚之乱，怎能不令人寒心！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九点。古代建立国家，一定要有使人畏惧的力量；并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它的人才。所以苻坚想图谋晋国，王猛认为不可，说谢安、桓冲是江左的声望人物，是保存晋国的人，只有这两人。过去的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都是金人所忌惮的。近来刘珙可以任用却早死，张栻可以任用却被阻抑而死；万一形势紧急，不知道可以督率各军的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是谁，而金人一向忌惮的又是谁。有人却说，人的才能要任用以后才能显现。臣听《礼记》说：‘如果确实有车，就一定能看见车前的横木；如果确实有言语，就一定能听见它的声音。’如今说有这样的人，却没有听到他可以任将、任相，这就像有车却没有车式，有言语却没有声音。况且所谓任用以后才能显现，如果不让他面对重大安危、不让他接受重大胜负的考验，就看不出他的才用。平时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偏要等到大安危、大胜负之后才看出来。事情成功还算幸运，万一事情失败，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过去谢玄在北方抵御苻坚，郗超就知道他一定会胜；桓温向西征伐李势，刘倓就知道他一定能够取胜。这是因为谢玄即使在穿鞋着木屐等日常小事中也无不适合承担的职任，桓温在赌博时如果没有必胜把握就不肯下手；这两个人在平日无事之时，大概早已能从小事上考察他们，然后相信他们有大才，哪里一定要等到重用以后才看得出来呢？此为臣所说在没有事情时预先说有事情的第十点。希望陛下超然远见，明白地从长远处醒悟。不要自矜圣德崇高，而去补足自己尚未做到的地方；不要倚仗中原人口繁衍、财富积聚，而不去加强尚未完备的方面。不要把天地的灾变当作偶然，而应效法周宣王畏惧灾异；不要把臣下苦口的直言当作逆耳，而应体察唐太宗引导臣下进谏的做法。不要把女宠进谒、近臣宦官干预政事的危害当作小事，而应鉴戒汉、唐末世导致祸乱的原因；不要把仇敌暗中包藏祸心当作没有别的企图，而应惩戒宣和、政和年间晚年遭受祸患的惨烈教训。应当要求大臣像富弼所请求的那样，通晓边境事务和军务，不要使东西二府各怀异心；应当委任大臣，像萧何所赏识的那样推荐谋臣良将，不要因为文武分途而使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不要让人靠贿赂宦官而取得旄节，重蹈唐大历年间的弊病；不要让人用财货贿赂近幸而得到招讨之职，重演梁朝段凝失败的覆辙。要以重视蜀地的心情重视荆州、襄阳，使东西两面的形势相互接连；要以保卫长江的心情保卫两淮，使内外像唇齿一样相互依靠。不要认为海道没有忧患，不要认为长江可以依仗。增加屯兵、聚积粮食，修治战舰，扼守险要。君臣共同咨询访察，早晚讲习谋求，暂且放下不紧急的事务，专心研究防备敌人的策略。这样或许上可以消除天变带来的灾祸，下可以不落入敌人的奸谋。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枝叶。臣前面所陈述的，只是枝叶罢了。所谓根本，就是君主不可以独断专行。君主独断专行，臣下就不承担责任，但这还不算祸害。至于军事，却还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我亲自忧虑就行了。’今天的事情，难道将会类似这样吗？《左传》说：‘树木和水都有本源。’圣人的学问高明，希望陛下更加思考它的根本所在。

译东宫的讲官有空缺，皇帝亲自提拔万里为侍读。宫中属官都因得到正直之人而互相道贺。后来万里讲读《陆宣公奏议》等书，随事规劝警戒，太子十分敬重他。王淮任宰相时，一天问万里：‘宰相首先应办的事情是什么？’万里回答：‘人才。’又问：‘哪些人算人才？’万里立即列举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上疏进献，王淮按次序提拔任用他们。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右司郎中，又升任左司郎中。淳熙十四年夏天发生旱灾，万里再次应诏上言：‘旱灾已经延续两个月，才来征求谏言，难道不算迟吗？上至侍从，下至馆职官，范围只到这里，难道不算狭窄吗？如今之所以发生旱灾，是因为皇上的恩泽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所以天地之气隔绝而不能流通。’于是列举四件事上奏，言辞都恳切直率。升任秘书少监。适逢高宗去世，孝宗想实行三年丧礼，创设议事堂，命皇太子参与裁决各项政务。万里上疏极力劝谏，又写信给太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一旦踏入危机，后悔哪里还来得及？与其后悔而来不及挽回，哪里比得上辞谢而不承担。希望殿下辞谢三次、五次，也一定不要接受。’太子十分惊惧。高宗尚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体议论，单独把配享太庙的人选以吕颐浩等人的姓名上奏。万里上疏斥责他，极力说张浚应当参与，又说洪迈的行为与指鹿为马没有区别。孝宗看了奏疏很不高兴，说：‘万里把我看成什么样的君主！’因此万里以直秘阁身份出任筠州知州。光宗即位，召万里任秘书监。他入朝应对时说：‘天下有一种无形的祸患，僭越的不是权臣却僭越到了权臣的地步，扰乱的不是盗贼却造成了盗贼般的扰乱，难道不就是朋党之论吗？想要激起君主的愤怒，没有比朋党之论更厉害的；想要使天下人才空竭，没有比朋党之论更厉害的。党论一旦兴起，端绪发于士大夫，祸害就会波及天下。前面的事情已经如此，希望陛下在圣心中建立皇极，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毁掉党派的藩篱，解散朋党群体，只说君子就任用他，只说小人就废弃他，都不要追问他属于某党某党。’他又论说：‘古代帝王本来有因为只知道自己掌握权力，却不知道臣下正在窃取权力的。大臣窃取，权力就在大臣；大将窃取，权力就在大将；外戚窃取，权力就在外戚；近臣、宦官窃取，权力就在近臣、宦官。窃取权力最难防范的，恐怕就是近臣宦官了！他们不敢公开窃取，而是暗中窃取。开始是暗中窃取，最终一定会发展到公开窃取才停止。难道不可畏惧吗？’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身份任金国贺正旦使接伴使兼实录院检讨官。适逢《孝宗日历》修成，参知政事王蔺按照旧例让万里为它作序，而宰臣又把这件事交给礼部郎官傅伯寿。万里认为这是失职，极力请求离去，皇帝传旨勉强挽留。适逢进呈《孝宗圣政》，万里应当奉表进呈，孝宗仍然不高兴，于是让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代理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廷商议想在江南各郡推行铁钱，万里上疏说明不便，拒不奉诏，违背了宰相的意旨，于是改任赣州知州；他不赴任，请求主管祠观，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此不再出仕。宁宗继位，召万里赴行在，他推辞不去。升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他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进为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下诏进为宝谟阁直学士，赐给衣服和腰带。开禧元年召他入朝，他再次推辞。第二年，升为宝谟阁学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追赠光禄大夫。万里为人刚强而气量狭窄。孝宗起初喜爱他的才干，把他的情况问周必大，周必大没有说好话，因此他没有得到任用。韩侂胄掌权后，想网罗四方知名人士作为羽翼，曾经修筑南园，嘱托万里为它作记，并许诺给他掖垣之职。万里说：‘官职可以放弃，记文不能写。’韩侂胄大怒，改命他人撰写。万里居家卧病十五年，正是韩侂胄掌握国政的时期。韩侂胄专横僭越日益严重，万里忧愤成疾。家人知道他是在忧虑国事，凡是邸吏传报时政的文书，都不告诉他。忽然他的族侄从外面来，急忙说起韩侂胄出兵的事情。万里痛哭失声，立即叫人拿纸写道：‘韩侂胄是奸臣，专权而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动用军队残害百姓，图谋危害国家；我的头颅如此高悬，报国却无路，只有满腔孤愤！’又写下十四字与妻子儿女诀别，笔落便去世了。万里精通诗歌，曾著《易传》，流传于世。光宗曾亲笔书写‘诚斋’二字，学者称他为诚斋先生，赐谥号文节。有子长孺。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刘子翚、吕祖谦、蔡元定；蔡元定之子蔡沉；陆九龄、陆九韶兄弟、陆九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戴溪、蔡幼学、杨泰之。刘子翚，字彦冲，是追赠太师的刘韐的次子。因父亲的恩荫授承务郎，被征召为真定府幕属。刘韐死于靖康之难，子翚悲痛愤恨，几乎无法生活，在墓旁守墓三年。服丧期满，任兴化军通判。盗贼杨勍侵犯福建境内，子翚与郡将张当世谋划防御，就像平时办理军务一样，盗贼不敢侵犯。事情上报后，下诏让他留任原职。子翚起初服丧时身体消瘦而得病，到这时又因不能承受官场事务，辞职回到武夷山，前后十七年不再出仕。他间或到父亲墓前，瞻望徘徊，流泪呜咽，有时过了好几天才回来。妻子死后不再续娶，侍奉继母吕氏以及兄长子羽，尽到孝友之道。子羽的儿子珙，年幼时聪明敏捷、喜爱学习，子翚教导他从不懈怠，珙后来终于有所成就。他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情深厚，每次见面，除了讲学之外不谈别的。他所交游的人，都是天下知名士人；但认为能够承担重任、取得长远成就的，只有新安朱熹一人。当初，朱熹的父亲朱松将要去世，把朱熹托付给子翚。等到朱熹来请教，子翚把《易》中‘不远复’三个字告诉他，让他终身佩服践行，朱熹后来终于成为儒学宗师。子翚年轻时喜爱佛家学说，回去读《易》，立即豁然有所得。他认为学习《易》应当先学习‘复’，所以把这个道理告诉朱熹。一天，他感到有一点小病，立即拜谒家庙，哭着向母亲告别，又向亲友诀别，把家事托付给珙，指示自己的安葬地点，安置亲戚中孤苦无业的人，并用几百字训诫求学者修养自身、追求圣道。两天后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学者称他为屏山先生。珙另有传。吕祖谦，字伯恭，是尚书右丞吕好问的孙子。从他的祖父开始，家族就居住在婺州。祖谦的学问源自家庭，承继了中原文献的传统。他成年后跟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交游，后来又与张栻、朱熹结交，讲习探究更加精深。

译起初，他因恩荫补官，后来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调任南外宗教。遭逢母亲丧事，居住在明招山，四方士人争相前来求学。授太学博士。当时按惯例，京城官员等待补缺的，一律补任外地官职，于是添差任严州教授，不久又被召回任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在轮流奏对时，劝孝宗留心圣学。又说：‘恢复大业是大事，规划应当确定，方略应当审慎。陛下正广泛招揽豪杰，共同建立功业，臣希望您精心考察，使他们明确指出经营筹划的实际办法和先后次序，不让试图侥幸成功的言论敢于在您面前陈说，然后与一两位大臣确定成算，按次序实行，那么大义可以伸张，大业可以恢复了。’ 被召参加馆职试。此前，参加召试的人通常事先到学士院询问考试题目，只有祖谦不这样做，而他的文章特别典雅优美。他曾读陆九渊的文章，很喜欢，却不认识这个人。礼部考试时，他得到一份试卷，说：‘这一定是江西小陆的文章。’试卷揭示姓名后，果然是陆九渊，众人都佩服他鉴识精确。父亲去世，服丧期满，主管台州崇道观。过了三年，授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由于修撰李焘推荐，负责重修《徽宗实录》。书修成后，提升官阶。入朝奏对时，他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和体统，要做到上下内外互不侵夺职权，然后才能安定。从前陛下因为大臣不能胜任，便兼办他们的事务；大臣也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去做本应由有关部门办理的事情。外至监司、守令的职权，也大多被上级侵夺，因而不能号令下属。所以豪强奸猾之徒轻慢官府，郡县忽视省部，属官凌辱长官，卑贱之人轻视执掌权柄的大臣。平时看不见它的祸患，一旦有紧急事变，谁来指挥调度、使事情进退得当呢？如果说臣下所掌权任太重，担心他们不能没有私心，那么有给事中、中书舍人负责审核封驳，有台谏官负责纠正，有侍从官负责咨询访察。假如能得到正直端方、不偏不倚的人分别担任这些职务，自然没有专擅放纵的忧虑，何必使至尊屈尊来代替他们操劳呢？人的关节、脉络稍有阻塞，时间久了就会生病。陛下对于身边的人即使不必费力控制，如果任其玩忽而不加思虑，那么他们的声势就会逐渐增长，趋附的人会逐渐增多，过失罪咎会逐渐积累；对内，他们害怕被陛下斥退，就更加设法堵塞蒙蔽；对外，他们害怕受到公议憎恨，就更加肆意诋毁排斥。’ 希望陛下虚心寻求天下士人，掌握要领来总揽万事的关键。不要因为选用人才偶有错误，就认为人多半都值得怀疑；不要因为自己聪明过人，就认为自己的智慧足以遍察一切；不要过分详察小事而忘记长远大计；不要忽略眼前小事而忘记堵塞蒙蔽之弊正在萌芽。他又说：‘本朝的治国体制，有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也有比前代还不完备的地方。用宽厚忠诚建立国家规模，用礼让、气节、道义成就社会风俗，这就是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所以在动乱艰危之后，皇帝驻跸东南超过五十年，却没有丝毫忧患，由此可知国家根本深厚。然而文治值得称道，武功却没有振作；名臣胜士接连出现，才干谋略却没有更优。因此即使在国家昌盛强大的时候，这种弊病已经显现。正因为如此，元昊之乱时，范仲淹、韩琦都是一时最优秀的人才，却不能平定消灭叛乱，那么事功不能取得也就可以知道了。臣认为，今天治国体制中比前代不完备的地方，固然应当激励振作；那些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更应当爱护扶持。’ 升任著作郎，因晚年疾病请求主管祠观，回乡归隐。此前，书坊有一部书叫《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订刊行。学士周必大说：《文海》取舍颇有错误，恐怕难以流传后世，何不交给馆职官选择编定，以完成一部本朝的书？孝宗于是把这件事交给祖谦。祖谦便从宋朝中兴以前的文章断然取舍，推崇典雅、排斥浮华，编成一百五十卷，进呈皇帝，皇帝赐名为《皇朝文鉴》。下诏授任直秘阁。当时很重视职名，没有功劳不能授予，中书舍人陈爓上奏驳议。孝宗批示说：‘馆阁的职务，以文史才能为先。祖谦所进呈的书，采择精细详审，有益于治理国家，所以用这个职名来宠荣他，可以立即起草诏令。’陈爓不得已起草制书。不久主管冲祐观。第二年，授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去世，享年四十五岁。谥号成。祖谦的学问以关中、洛阳学派为宗旨，同时广泛考察各种典籍，深广得看不到边际。他心平气和，不故意标新立异，当时杰出卓越的士人都归心于他。他年轻时性情急躁，有一天诵读孔子所说‘严厉地要求自己而宽厚地责备别人’，忽然觉得平时的愤怒怨恨像冰一样完全消融。朱熹曾说：‘学习能像伯恭这样，才算能够改变气质。’他所讲论筹划的，都是为了启发人心、成就事务；即使卧病在床，承担重任、实现远大理想的志向也没有衰退。他治理家庭的做法，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他编修《读诗记》《大事记》，都没有完成。考订《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都流传于世。晚年会集朋友的地方叫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他去世后，郡人就在这里祭祀他。子延年。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他生来聪颖明悟，八岁就能作诗，每天能记诵几千字。他的父亲蔡发博览群书，号称牧堂老人，把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传授给元定，说：‘这是孔子、孟子学说的正统源流。’元定深入领会其中的意义。长大以后，辨析更加精细。他登上西山绝顶，忍受饥饿，吃荠菜读书。元定听说朱熹的名声，便前去拜师。朱熹考问他的学问，大为惊异，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不应列在弟子之中。’于是与他对床而坐，讲论各经的深奥义理，常常一直到半夜。四方前来求学的人，朱熹一定让他们先跟随元定质疑订正。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联名上疏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见他，他坚决以有病为由推辞。在西山筑屋，准备把那里作为终身归宿。当时韩侂胄专擅朝政，设置禁止伪学的禁令，以便清除善良有才德的人。台谏官顺应风势，肆意排斥攻击，但还不敢公开说要攻击朱熹。等到沈继祖、刘三杰担任言官，才接连上疏诋毁朱熹，并牵连元定。元定给学生刘砺写信说：‘改变人的本性、兴起人为的伪饰，怎么能没有罪过！’不久，果然被贬谪到道州。州县官府紧急逮捕元定，元定接到命令后，不向家人告别就立即上路。朱熹和跟随求学的几百人在萧寺中为他饯行，座中宾客都感叹，有人流下眼泪。朱熹暗中观察元定，他神色与平时没有不同，于是叹息说：‘朋友相爱的感情，季通不受挫折的志气，可以说两方面都保全了。’元定作诗说：‘握手含笑相互告别，不要像儿女一样悲伤。’众人认为应当慢些走，元定说：‘得罪了上天，难道能逃避上天吗？’他拄着拐杖、穿着草鞋，与儿子蔡沉一同走了三千里，脚都流血了，脸上却没有丝毫怨言。

译到了舂陵，远近前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州里的士子没有不赶到他座下听讲的。有一位自恃才华、轻慢傲慢、讥笑前代贤人的名士，也从内心敬服，前来拜见行礼，恭敬地遵守弟子礼。人们为此说：‘起初不敬，现在接受命令。’爱护元定的人认为应当谢绝学生，元定说：‘他们是因为求学而来，怎么忍心拒绝呢？即使有祸患，也不是关起门、堵住洞穴就能躲避的。’他写信训诫几个儿子说：‘独自行走时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独自睡觉时不愧对自己的被褥，不要因为我获罪的缘故就懈怠。’一天，他对蔡沉说：‘可以谢绝客人了，我想安静下来，以便把自己归还给造化。’过了三天去世。韩侂胄被诛杀后，追赠迪功郎，赐谥文节。元定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事情没有不研究的。他洞察义理的根本，直到图书、礼乐、制度等方面，也无不精通。古书中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意义，别人不能理解的，他一看就能解释。朱熹曾说：‘别人读容易的书都很困难，季通读困难的书却很容易。’朱熹为《四书》作注疏以及撰写《易》《诗》传、《通鉴纲目》，都同元定反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委托元定起草。朱熹曾说：‘造化的微妙，只有深通义理的人才能认识；我同季通谈论这些，从不感到厌倦。’元定下葬时，朱熹写文章哀悼他说：‘精深高妙的见识，卓越绝伦的才能，不可屈服的志向，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不能见到了。’学者尊称他为西山先生。他一生关于求学问道的言论，大多收在朱熹的文集里。他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朱熹为这些书作了序。他的儿子蔡渊、蔡沉，都亲自耕作而不出仕。蔡渊有《周易训解》。蔡沉，字仲默，年轻时跟随朱熹交游。朱熹晚年想撰写《书传》，还没有来得及写成，便把这件事托付给蔡沉。《洪范》关于数的学说，学者很久以来失去了传承，只有元定独自领会其中的奥秘，但还没有来得及著述，曾说：‘完成我的著作的，是蔡沉。’蔡沉接受父亲和老师的嘱托，沉潜研究、反复推究了几十年，然后写成此书，阐明了前代儒者尚未阐明的道理。他论述《洪范》的数说：‘体现天地变化的，是《易》的卦象；记载天地变化的，是《洪范》的数。数从一个奇数开始，象由两个偶数构成。奇数是数得以建立的依据，偶数是数得以运行的方式。所以二乘四得八，是八卦的卦象；三乘三得九，是九畴的数目。由此八乘八、再乘八乘八，成为四千九十六，卦象就完备了；九乘九、再乘九乘九，成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数就周全了。《易》经过四位圣人，卦象已经显著；《洪范》由神禹传授，数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世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根源，堵塞了变化通达的妙理，有的直接把卦象当作数，有的反过来用数来比拟卦象，牵强附会，使自然之数更加晦暗。’ 起初，蔡沉跟随父亲元定被贬到道州，跋涉几千里，经过楚、粤的偏僻穷困之地，父子相对，常常以义理学问自我怡悦。元定去世后，他徒步护送灵柩返回。有赠送给他金钱而按道义不能接受的，他总是谢绝，说：‘我不忍心连累先人。’他年仅三十岁，就抛弃了科举学业，一心以圣贤为老师。隐居九峰，当时的名卿想访察并推荐任用他，蔡沉不屑于接受。次子蔡抗，另有传。陆九龄，字子寿。他的八世祖陆希声，任唐昭宗的宰相。孙子陆德迁在五代末年避乱，居住在抚州金溪。父亲陆贺因学问品行受到乡里人的尊重，曾采用司马氏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仪式在家中施行。他生有六个儿子，九龄是第五子。九龄幼年聪明颖悟、端庄稳重，十岁时母亲去世，他悲伤憔悴得像成年人一样。稍稍长大后，补为郡学弟子员。当时秦桧掌握国政，禁止学习程氏学说，只有九龄独自尊崇程氏学说。过了很久，他听说新任博士学习黄、老之学，不遵行礼法，感慨叹息说：‘这不是我愿意学习的东西。’于是回到家中，跟随父亲和兄长更加努力地讲学。当时吏部员外郎许忻在朝廷中很有名望，退居临川，很少接待宾客；一见九龄，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把当代文献全部告诉他。从此九龄更加竭力求学，遍览百家，昼夜不倦，完全通晓阴阳、星历、五行、卜筮等学说。他性情周密谨慎，不肯马虎地涉猎。进入太学后，司业汪应辰推举他为学录。乾道五年考中进士。调任桂阳军教授，因为双亲年老、路途遥远，改任兴国军，尚未赴任，正逢湖南茶寇抢掠庐陵，声势震动邻近各郡，人心震惊恐惧。原来有义社用来防备盗寇，郡中听从众人请求，让九龄主持此事，门人多不高兴。九龄说：‘文事和武备是一回事。古代有征讨时，公卿就担任将帅；乡里的首领，就是五两之率。如果士人以此为可耻，那么豪侠强横之徒就会专擅其事了。’于是主持这件事，调度屯守防御都很有法度。盗寇虽然没有到来，但郡县都倚重他。闲暇时便和乡里的子弟练习射箭，说：‘这本来就是男子应做的事情。’年成不好时，有抢掠者经过他的门前，总要互相告诫说：‘这家人射箭多能命中，不要自己找死。’ 到了兴国，那里靠近大江，民俗俭省吝啬，很少有人懂得学习。九龄不因职务清闲就放纵自己，反而更加严格地制定规矩，整肃衣冠，像面对大众一样庄重；他劝导、安抚、引领、扶助士人，使士人群体振作起来。不到一年，因为继母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调任全州教授。尚未赴任，便得了病。一天早晨起床，坐在床上与客人交谈，仍然挂念天下的学术和人才。到傍晚，他整理衣襟，端正地躺下而死。享年四十九岁。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九龄曾继承父亲的志向，更加修习礼学，治理家庭很有法度。全家上下百口，男女按辈分各自供职，内宅之中严肃得像朝廷一样。然而他忠诚恭敬、和乐平易，乡人受到感化，都互相谦让友爱。他与弟弟九渊互相以师友相待，和谐相处而学说不同，学者称他们为‘二陆’。有人来请教学习，九龄从容地启发告知，使人人都能有所领会；有时认为对方还不可以交谈，就不发言。他曾说：‘人的疑惑有些难以用言语争辩，话说得激烈，只会使他更加固执；稍微等待一段时间，他未必不会自己醒悟。’ 广汉人张栻与九龄并不相识，晚年通过书信讲论学问，并以天下世道的重任相期许。吕祖谦常称赞九龄说：‘他的志向远大，所依据的却很切实。遇到关键要害上的阻碍，即使已经积累了九仞高的功业，也不敢贸然完成；有毫厘的偏差，即使已经成为万人仰望的表率，也不敢安然自处。他公正听取、全面观察，退立而环顾四方；如果不能达到最公平、最精纯的境地，就绝不停止。’九龄的兄长是九韶。

译九韶，字子美。他的学问深厚纯粹。隐居山中，白天的言语行为，晚上一定记录下来。他家世代实行义居制度，由一人担任最长者作为家长，全家的事情都听从他的命令。每年让子弟轮流分任家事，田地、租税、收入支出、炊事、宾客等事务，各自都有主管的人。九韶把训诫的话编成韵语，每天早晨起床，家长带领众子弟拜谒祖祠完毕，便击鼓诵读这些训辞，让大家列队听讲。子弟有过错，家长召集众子弟责备训诫；不改正，就鞭打他；仍不改正，估量实在不能容留，便告知官府，把他放逐到远方。九韶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图》。陆九渊，字子静。他三四岁时，问父亲天地的边际在哪里，父亲笑而不答。他于是深思，甚至忘记睡觉和吃饭。到了童年，举止不同于普通孩子，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他对人说：‘听到有人诵读伊川的话，自己觉得好像受到伤害。’又说：‘伊川的话为什么同孔子、孟子的话不相似？近来看到其中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他起初读《论语》，便怀疑有子的话支离破碎。后来读古书，读到‘宇宙’二字，解释的人说‘四方上下叫宇，过去和现在叫宙’，他忽然大为省悟，说：‘宇宙之内的事就是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分内的事就是宇宙之内的事。’他又曾说：‘东海有圣人出现，这颗心相同，这个道理相同。直到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现，也没有不是这样。千百代以前有圣人出现，这颗心相同，这个道理相同；到了千百代以后有圣人出现，这颗心、这个道理也没有不同。’ 后来考中乾道八年进士。到了行在，士人争相跟随他交游。他的言论能使人感动奋发，听到后受到激励而振作的人很多。他教人不用学规；学生有小过错，他的话能切中对方的内心，有时说得对方流汗。有人心中有疑惑却自己不能明白，他便替他分条分析原因，完全符合对方的心意。也有人相隔千里，只听到他的大致情况，便能了解他的为人。他曾说：‘思想念头不正时，片刻之间察觉到它，就可以改正；思想念头正当时，片刻之间失去它，就变成不正。有些事情可以从外在形迹观察，有些则不可以。只凭外在形迹观察人，就不足以了解人；如果一定要用外在形迹来约束人，也不足以挽救他。’起初调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改任建宁府崇安县。由于少师史浩推荐，被召接受审察，他没有赴任。侍从官再次推荐，授国子正，教导学生如同在家时一样。授敕令所删定官。九渊年少时听说靖康年间的事情，慨然对复仇雪耻的道义有所感发。到了这时，他访求并了解勇士，与他们商议恢复大业的大略。趁轮流奏对时，便陈述五条意见：第一，论述仇耻尚未雪除，希望广泛寻求天下俊杰，共同承担讲明道理、治理国家的职责；第二，论述应当达到尊崇道德、喜好圣道的诚意；第三，论述了解人才的困难；第四，论述办事应逐步推进，不可骤然求成；第五，论述君主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皇帝称善。不久，授将作监丞，被给事中王信驳议，于是下诏主管台州崇道观。他回到乡里，求学者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每次开设讲席，门外鞋子满地，老人们也扶杖前来观看听讲。他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曾对学者说：‘你们的耳朵自然聪敏，眼睛自然明亮，侍奉父亲自然能够尽孝，侍奉兄长自然能够友爱，本来没有缺少什么，不必向外寻求，只在于自己立定志向罢了。’又说：‘把这条道理讲给沉溺于利欲的人听还容易，讲给沉溺于个人见解的人听却困难。’有人劝他著书，他说：‘六经注释我，我也注释六经。’又说：‘求学如果真正懂得道理，六经都只是我的注脚。’ 光宗即位，任命九渊为荆门军知军。百姓有诉讼，无论早晚，都可以到公堂来；又让他们亲自拿着诉状追查，约定日期，都按约前来，他便斟酌情理作出判决，并且多有劝解宽释。案件如果涉及人伦关系，就让当事人自己毁掉诉状，以此厚重风俗。境内官吏的贪廉、民俗的善恶，他平时都了解。有一个人控告别人杀了自己的儿子，九渊说：‘不至于这样。’等到追究查问，那个儿子果然安然无恙。有一人控告财物被盗，却不知道盗窃者是谁，九渊说出两个人的姓名，命人逮捕到案，审讯后两人认罪，全部追回所盗财物交还给原告，并且宽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改过自新。他又对官吏说某地某人横暴，第二天便有一宗控告遭到抢劫的案件，罪犯正是那个人，于是加以追捕治罪。官吏大为惊异，郡中人都认为他神明。九渊申明并严格执行保伍法，盗贼有时刚刚出现，就将其擒获，一个也没有逃脱，群盗因此屏息收敛。荆门属于次边地区，却没有城池。陆九渊认为：“本郡处在长江、汉水之间，是四方汇集之地：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护卫随州、郢州的肋部，西面正当光化、夷陵的交通要冲。荆门坚固，四邻便有所依靠；否则就会有背部、肋部和心腹受到威胁的忧患。从唐州湖阳出发趋向山地，那么渡汉水的地方已经在荆门的肋部；从邓州邓城渡过汉水，那么趋向山地的地方已经在荆门的腹部。除此之外，能够奔驰的偏僻道路、可以渡过的汉水津口，还有许多地方的坡地高低不平却不能限制战马，浅滩急流也不能沾湿车轨。我们出奇制胜、截击敌军腹部和肋部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虽然四面山岭环绕，容易防守，但城池却空缺着，将由谁来守卫呢？”于是他向朝廷请求修筑城池。从此，百姓不再有边境忧患。他废除关市官吏盘查侦察的做法，减轻百姓税负，商人全都聚集而来，税收每天增加。过去使用铜钱，因为这里接近边境，改用铁钱兑换铜钱；后来又禁止铜钱流通，反而命令百姓贴补缴纳。陆九渊说：“既然已经禁止铜钱，为什么又让人缴纳它呢？”于是全部免除。按照旧例，平时训练军士射箭，郡中百姓也可以参加；射中者一律给予奖赏，并推荐其所属人员，不受门品流品限制。他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分别，但贤能与不肖的辨别很严格；后世有流品的分别，贤能与不肖的辨别却很简略。” 每逢旱灾，祈祷后就下雨，郡中人都对此感到奇异。过了一年，政令得到施行，法令得到整饬，民俗因而改变，各部门交相推荐他。丞相周必大曾称赞荆门的治理，认为这是亲自实行所取得的成效。一天，他对亲近的人说：“先教授兄有志于天下，最终没能施展抱负就去世了。”又对家人说：“我将要死了。”又告诉属官说：“某人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适逢祈祷降雪，第二天果然下雪。于是他沐浴更衣，端正地坐着，过了两天，在正午去世。参加葬礼的人数以千计，谥号为文安。

译起初，陆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相会，讨论辨析各自所学，多有不合。后来朱熹镇守南康，陆九渊前去拜访，朱熹与他一同到白鹿洞。陆九渊为众人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讲者甚至有人流下眼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求学者隐蔽而深重、长期积习的弊病。至于“无极而太极”的辨析，两人便通过书信往来，持续辩论诘难而没有停止。他的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够传承他的学说。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是起居舍人薛徽言的儿子。薛徽言去世时，季宣才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薛弼收养并抚育他。薛季宣跟随薛弼外出做官，得以见到渡江南来的诸位老臣，听闻中兴时期治理经营的大略。他喜欢同老校尉、退伍士卒交谈，因而对岳飞、韩世忠等诸将的军中事迹了解得非常详细。十七岁时，他开始跟随荆南帅的征辟，任书写机宜文字，得以侍奉袁溉。袁溉曾跟随程颐学习，便把自己的全部学问传授给他。季宣得到袁溉的学问后，对于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等制度，无不研究、讲论和筹划，认为都可以施行于当时。金兵尚未到来时，武昌令刘锜镇守鄂渚。季宣告诉刘锜，武昌的地势正对淮州、蔡州，而兵力少、形势弱，应当及早防备，刘锜没有听从。等到交战后，才逐渐采用季宣的谋划。不久，汪澈出任荆襄宣谕使，而金兵向长江方向进发，诏令成闵回师入援。季宣又劝说汪澈：成闵已经攻取蔡州，正有势如破竹之势，应当让他便宜行事，不要召回；应命他乘胜攻下颍昌，经由陈州、汝州，直趋汴京。金人一旦回头顾虑内部，便会惊慌溃败，这样可以不战而使其军队屈服。汪澈没有听从。当时江、淮地区的官员听说金兵将要到来，都事先遣散奴仆，把马拴在庭院中等待。只有季宣留下家人，并与百姓约定说：“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如果有危急，我将和你们一起死。”百姓也因此自行振作起来。县中盗贼很多，季宣以此为忧，恰逢颁布伍民之令，便实行保伍法：五家为一保，二保为一甲，六甲为一队，再根据地形便利合并为总，不以乡界为限制，由总首、总副首领率领。官族、士族、富族都编入保伍，免除他们本人服役，让他们缴纳钱财，供给总中的小额用度。各总一定要有圃地来练习射箭，禁止赌博和各种杂戏，但允许以武艺较量胜负；每五天轮流到县庭检阅一次，并奖赏其中最优秀的人。有人不幸战死，就给棺材，并免除其家三年赋役。乡里设置楼台，盗贼发生时，击鼓举烽，顷刻间传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都设置戍守。又向宣谕司请求，得到战舰十艘、铠甲三百副，把它们分别配置起来。防守计划确定后，直到兵退，人心始终没有动摇。枢密使王炎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他任大理寺主簿。他尚未到任，便写信向王炎致谢说：“皇上天资英明卓异，群臣却没有辅佐君主、使国家和乐兴盛的才能。幸运地逢此时局，却不能端正君心、整顿政治，以建立中兴事业，只是徒然侥幸追求功名利禄，用夸张言辞炫惑世俗；即使重新恢复中原，也仍然没有益处。如今的计策，没有什么比以仁义和纲纪为根本更好。至于用兵，请等十年以后再说也可以。” 当时江、湖一带大旱，流民向北渡过长江；边境官吏又上奏说，淮北百姓中有许多人请求归附，宰相虞允文便奏请派季宣巡视淮西，招收他们来充实边境。季宣上表请求废除荒废田地，勘察平坦高地和低湿地，重新合并肥水流域的三十六圩，在黄州旧治东北设置二十二庄；按户分给房屋，按丁分给田地，牛、田器和谷种都按等级发放，供给他们家中的粮食，到秋收时为止。共编户六百八十五户，分置在合肥、黄州之间；对于归附边境的归正人，也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季宣对人说：“我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合肥的圩田，边境一旦有警，可以借此截断栅江，保卫巢湖。黄州的土地正对着蔡州的冲要，各庄安定团结起来，西路就有屏障了。”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只报五户，又把旧户混入其中凑成一百七十户，上奏以求邀功受赏；季宣查核得知实情，便弹劾他。当时宋端友任环列之职，又有依托，难以撼动；季宣奏章上报后，孝宗发怒，交给大理寺审理，宋端友因忧惧而死。季宣回来后，对孝宗说：“左右近臣进言，其真实动机不可不察。假托正义来行邪事，装作正直来推销谄媚，推荐或排斥人物，往往并不是公开宣说；四处吹捧或诋毁他人，实际上却出于自己意想不到的私心。一旦号令虽然从宫中发出，但权力已经归于私人之门了。所以齐威王成就霸业，不在于阿大夫、即墨大夫的诛罚和奖赏，而在于惩罚那些任意毁誉他人的人。臣观察近来的政治，并不是没有奖赏即墨、惩罚阿大夫之类的事，为什么毁誉他人的人仍旧如此呢？”皇帝说：“朕正在谋划这件事。” 季宣又进言说：“近日修筑淮河各郡城池，按臣所见，合肥的版筑刚刚立起，中使督促察看，仓促之间便修成了。臣经过该郡时，一夜风雨，楼台倒塌了五堵。历阳南墙残缺，居巢仍然低矮简陋；却听说有人耗费数万钱，修成四十多丈长的城墙。陛下从哪里得到这些钱呢！然而外面的事情还不值得说，祸患的根源没有除去，才是臣深深忧虑的。左右近侍暗中排挤正直之士，表面上却称赞他们；陛下如果因他们表面的言辞而听信，臣恐怕就会落入石显、王凤、郑注那样的奸邪智计之中。”又说：“近来有人因为士大夫好名而抛弃他们。好名本来只是臣子求学修身的负累；君主为国家考虑，唯恐士人不好名。假如人人都爱惜名声、畏惧义理，哪个地方不能建立功业呢？”皇帝称赞说好，遗憾得到季宣太晚，于是给他连升两级，任命为大理正。从此以后，凡是奏请、议论和推荐的事情，皇帝都批复准许。虞允文因为忌讳谈论过失，不喜欢这样。过了七天，季宣出任湖州知州。适逢户部把历年账目下发给各场务，连极细小的钱物都分别隶属于经总制，各郡束手无策。季宣向朝廷说：“自从经总制制定定额以来，州县挖空心思搜刮，以取得盈余；即使有奉行法令的官吏想放宽，也无法施展。如果再在定额之外征收其中大半，郡中的经费又从哪里出呢？恐怕还要巧立名目向百姓搜取，百姓哪里承受得了！”户部责骂得越急，季宣争辩得越强，台谏官也接连上疏帮助他，于是朝廷收回了先前的命令。改任常州知州，尚未赴任便去世，享年四十岁。季宣对《诗经》《尚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都有训释义理，藏在家中。他的杂著名为《浪语集》。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他起初忧虑科举程文的弊病，想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写文章，自成一家，众人争相传诵，追随者如云聚集，因此他的文章在当时最为出众。当时，永嘉人郑伯熊、薛季宣都因学问和品行闻名；郑伯熊对于古人的经制和治国方法，讨论尤其精深。陈傅良都以他们为老师，而从薛季宣那里学到的更多。后来进入太学，同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交好。吕祖谦向他讲述本朝文献相承的条理和次序；而关于主敬、集义的功夫，则从张栻那里获得的更多。从此四方来求学的人更加多了。

译考中进士甲科，任泰州教授。参知政事龚茂良认为他有才，向朝廷推荐，改任太学录。出任福州通判。丞相梁克家兼领帅事，把政务全交给陈傅良处理；陈傅良平断一府的曲直，一概以义理为准。豪强不能实现自己的私意，便暗中勾结言官，弹劾他使他被罢职。五年后，起用为桂阳军知军。光宗即位，逐渐升任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百姓没有后代，却以异姓人为嗣的，官府贪图他们的财产，往往把财产没收入官。傅良说：“断绝人的后嗣，不是正确的政事。”于是归还财产，涉及将近二千家。转任浙西提点刑狱。授任吏部员外郎。他离开朝廷十四年，到此时才回来，胡须鬓发已经没有黑色，京城人聚集观看并叹息，称他为“老陈郎中”。陈傅良治学，从三代、秦、汉以下无不研究；对于一件事、一个事物，一定要考察到根本才停止。他尤其潜心研究宋太祖开国创业的根本。到这时，他借轮对进言说：“太祖皇帝把福泽留给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根本。熙宁以来，执掌政事的人开始取用太祖的成法，把一切都改动了。各路每年上供的定额，比祥符年间增加了一倍。崇宁年间重新修订上供条格，颁行天下，大都增加到十几倍。其他杂税，熙宁年间以常平宽剩钱、禁军缺额钱等名目分别封存；无额上供开始于元丰，经制开始于宣和，总制、月桩开始于绍兴，这些至今都成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茶引全部归都茶场管理，盐钞全部归榷货务管理，秋苗所收斗斛的十分之八九归入纲运，都不留在州县。州县无从供应，便向百姓强行掠取，于是有斛面加收、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等名目，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如今的祸患，哪里只是四夷呢？天命能否长久，关键在于民力宽裕还是不宽裕，难道不十分可怕吗？陛下应当把拯救百姓困穷作为自己的责任，推行太祖尚未消失的恩泽，使之成为万世无穷的福祉。” 他又说：“如今天下的财力都耗费在养兵上，而江上的军队尤其严重。都统司称其为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无法过问；总领所称其为大军钱粮，即使户部也不能参与。于是内外形势分离，事权不统一，政令施行不能专一，即使想要宽减百姓，也没有办法。如果都统司的军队同过去在制置司管理时没有不同，总领所的财物同过去在转运司管理时没有不同，那么内外就成为一体。内外成为一体，宽减民力才可以商议。”皇帝从容地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慰劳他说：“卿过去在哪里？朕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把你所著的书拿给朕看。”退朝后，陈傅良把《周礼说》十三篇进呈，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绍熙三年，授任起居舍人。第二年，兼任中书舍人。起初，光宗的妃子黄氏受到宠爱，李皇后嫉妒她而杀死了她。光宗知道此事后，又因郊祀时遇到大风雨，受到震惊恐惧，得了心病，从此批阅章疏常常不按时。于是陈傅良上奏说：“一个国家的形势如同人的身体，堵塞在内部就会生病。今天拖延某件事，明天阻挠某个人；如果奸险之人乘机谋利，那么内外的情况就不能沟通，施恩用威的权柄就会下移，最终甚至会天象变异而上天不再告诫，边境有警而朝廷听不到，灾祸将不可预测！”皇帝醒悟，适逢病情也稍有好转，便前往重华宫。第二年重明节，又因疾病不去，丞相以下直到太学诸生都竭力进谏，皇帝不听，却正要召内侍陈源任内侍省押班。陈傅良不肯起草诏词，并且上疏说：“陛下不去重华宫，只是因为错误地产生了疑虑，积忧成疾，才到了这种地步。臣曾反复根据陛下的心情来论说此事，私下认为已经说得很深切，陛下也已经认可了。不久却中途改变主意，把错误当成事实，开启了无端的嫌隙；把疑虑当成真实，形成了难以治愈的疾病。这是陛下自己招来的祸患。”奏书上达后，皇帝将要听从。百官列班站立，等待皇帝出来。到了御屏处，皇后拉住皇帝把他挽回去，陈傅良便快步上前牵引皇帝的衣襟，皇后斥责他。陈傅良在庭中哭泣，皇后更加愤怒，陈傅良下殿径直离去。诏令改授他为秘阁修撰，仍兼任赞读，他不接受。宁宗即位，召他任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适逢诏令朱熹任在外宫观官，陈傅良说：“朱熹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内批一下，整个朝廷都惊愕不安，臣不敢起草施行。”于是朱熹进为宝文阁待制，出任地方官。御史中丞谢深甫弹劾陈傅良，说他只说不做，出任提举兴国宫。第二年，监察官交相上疏，又削减他的官阶，罢免其职。嘉泰二年恢复官职，起用为泉州知州，他推辞不受。授集英殿修撰，升宝谟阁待制，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文节。陈傅良的著作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流传于世。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写文章文思俊逸奔放。淳熙五年考中进士第二名，授任平江节度推官。因母亲去世服丧。改任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向朝廷推荐他，召见他却没有到任，改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人多与他交往。参知政事龚茂良又推荐他，召任太学正。

译升任博士，借轮对上奏说：“臣下的道义，应该为陛下申明的大事，只有一件而已：二陵之仇尚未报，旧有疆土的一半尚未收复，而进言者却说应当乘敌之机，应当等待时机。然而机会应由我们自己创造，为什么要等待敌人的机会？时机应由我们自己造成，为什么要等待敌人的时机？并不是真的困难、真的不可行，只是我们自己认为困难，自己认为不可行罢了。因此力量竭尽、气势衰索，甘愿退缩伏处，在这二十六年中一直如此。如今所谓的困难，是有人暗中阻挠造成的；所谓的不可行，是有人默默控制造成的。大致说来，困难有四项，不可行有五项。放置不共戴天的仇恨，却扩大兼爱的义理，使自己虚弱，这是国是上的第一个困难。国家既然这样认定，士大夫的议论也就如此。谋划奇计秘密策略的只说乘机待时，忠义决策的人只说亲征迁都，深思远虑的人只说巩固根本、自己治理；这是议论上的第二个困难。环顾群臣，进退更替，有谁真正知道这件事的根本、能够反复讨论？抱有这种志向、能够策励期望的人又有谁？这是人才上的第三个困难。议论者只知道借鉴五代导致动乱的教训，却不思考靖康为何遭祸。如今遵循旧有模式，却想驱使一世之人报君父之仇，那么形势彼此冲突，确实没有施展的余地。” 如果顺应时势而有所增减，那么所作的改变和动摇关系极其重大，这是法度上的第四个困难。还有五件尤其不可行的事：军队因为数量多而变得弱，财物因为征收多而反而匮乏；不信任官员却信任胥吏，不任用人才却任用成法，不使用贤能却使用资格。这五件事，举天下都认为不可变动，难道不是如今实际的祸患吗！因循沿袭、互相牵制，已经不是一时的事情了。讲明利害，辨明虚实，判断是非，决定废除或设置，都在于陛下的作为。”话还没有读完，皇帝便皱眉说：“朕近来苦于眼疾，这个志向已经消磨了。谁能承担这些事，只能同卿谈论罢了。”等到再次读下去，皇帝悲惨地沉默了很久。授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曾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后来这些人都被召用，当时称赞他荐举得人。适逢朱熹授任兵部郎官，尚未就职，便被侍郎林栗弹劾。叶适上疏争辩说：“林栗弹劾朱熹所列的罪状没有一条属实，只是发泄自己的私意，竟忘了自己是在欺骗！至于其中‘称之为道学’这句话，所牵涉的利害并不只是朱熹一人。自古以来，小人残害忠良，大多要给他们指明罪名，有的说他们好名，有的说他们标新立异，有的说他们结党。近来又创造‘道学’这个名目，郑丙首先倡导，陈贾附和，身居要津的人暗中互相传授这种说法；看到士大夫稍微仰慕清白修养的，便把道学的名声归到他们身上，把行善说成缺点，把好学说成罪过，互相指点排斥，使他们不得进用。于是贤士惶恐，中等人才离心离德，销声匿迹，甚至玷污品德、败坏行为，以躲避这个名目。林栗身为侍从，没有办法向陛下申达圣上的德意和志虑，反而沿用郑丙、陈贾暗中传授的说法，把道学当作大罪，罗织文辞，排斥一个朱熹；从此善良之人遭祸，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伏望陛下挫败强暴横行之人，以扶助善良之士。”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光宗继承帝位，叶适由秘书郎出任蕲州知州。入朝任尚书左选郎官。当时皇帝因病七个月没有到重华宫朝见孝宗，大事小事全都废置不行。叶适见状上奏极力进言：“父子之间的亲爱出于自然。浮泛的疑虑和私下的恐惧，似是而非，哪里有什么事实根据？如果因此使上面废止朝见、下面政令失误，人情离散阻隔，怎么能够长久！”不久皇帝两次到重华宫，京城百姓欢欣喜悦。叶适又奏说：“从今以后，应该在皇帝过宫的日子，命令宰执、侍从先到宫中问安。以后两宫圣意有难以明说的地方，自然可以借此传达，这样责任就有归属。不能再让近习小人增删言语，制造疑惑。”没有得到答复。但事情又逐渐发生变化，朝廷内外人心汹汹。等到孝宗病重，群臣甚至哭号着拉住皇帝衣襟请求，皇帝最终仍不前往。叶适责备宰相留正说：“皇上有病已经十分明显。父子相见，应当等到病愈。您不向天下公布实情，却使臣下轻率议论君父，可以吗？”不久孝宗去世，光宗不能主持丧事。军士纷纷私下议论，变乱将要发生，后果不可预测。叶适又告诉留正：“皇上有病却不主持丧事，将用什么话向天下谢罪？如今嘉王已经成年，如果预先册立他参与决断，那么疑惑和诽谤就可以消除了。”宰执采纳他的意见，一同入朝奏请立嘉王为皇太子，皇帝答应了。不久得到御批，其中有“历事多年，想要退居闲处”的话，留正害怕而离去，人心更加动摇。知枢密院赵汝愚忧虑危局，不知该怎么办；叶适告诉知阁门事蔡必胜：“国家大事到了这个地步，您身为近臣，难道能坐视不管吗？”蔡必胜答应了，便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下计策。韩侂胄是太皇太后的外甥。适逢慈福宫提点张宗尹经过韩侂胄那里，韩侂胄窥探他的意图后告诉蔡必胜。叶适得知此事，立即告诉赵汝愚。赵汝愚请蔡必胜来商议，于是派韩侂胄通过张宗尹、关礼，把实行内禅的建议奏告太皇太后，并请求垂帘听政；太皇太后答应了，计划于是确定。第二天举行禫祭，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自主持祭礼，百官列班庆贺，朝廷内外安定。所有表章奏议都由赵汝愚和叶适裁定，临近典礼时，才取出交给仪曹郎，人们这才知道叶适事先参与了谋议。升任国子司业。赵汝愚任宰相后，奖赏功臣将要轮到叶适，叶适说：“国家危急时效忠，是臣子的职责。叶适有什么功劳呢？”但韩侂胄倚仗拥立之功，因升迁品秩没有达到期望而怨恨赵汝愚。叶适把这件事告诉赵汝愚说：“韩侂胄所希望的不过是节钺之职，应当给他。”赵汝愚不听。叶适叹息说：“祸患从此开始了！”于是竭力请求出任外官。授任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等到赵汝愚被贬到衡阳，叶适也被御史胡纮弹劾，降两级罢职，主管冲佑观，差遣为衢州知州，他推辞不就。起用为湖南转运判官，升任泉州知州。召入朝廷应对，叶适对宁宗说：“陛下刚继承大位，臣曾推演《卷阿》的意义献给陛下。上天启发圣明，消除党争偏私，人才或许可以重新团结。然而治理国家以和谐为根本，处理事情以公平为最高准则。臣希望臣下忘却个人、以国家为重，停止计较过去，谋划报答将来，这就可以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起初，韩侂胄掌权，担心人们不依附自己，当时在言路中的小人创造“伪学”这个名目，把天下知名士人几乎全都贬谪放逐。后来韩侂胄也后悔了，所以叶适进言提到此事，并且推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三人都出任地方官。从此禁令逐渐解除。

译授任权兵部侍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召他入朝。当时有人劝韩侂胄建立盖世功业来巩固权位，韩侂胄认为有道理，将要挑起战端。叶适于是上奏说：“甘愿弱小而侥幸求安的国家会衰亡，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的国家才会兴起。陛下命令大臣，先筹划预算，思考报复积累的耻辱，谋求恢复祖业，大概是想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臣私下认为，必须先审慎了解强弱形势，确定主张；主张确定后，再修实行之政、施行实际的恩德，弱势就可以转变为强盛，并没有什么困难。如今想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却要仓促发动问罪之战，这是极其重大之事。所以必须准备完备后才行动，守备确定后才交战。如今有人说金国已经衰弱，姑且先挑起冲突，不畏惧后来的艰难，想要做宣和年间做不到的事、绍兴年间不敢做的事，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所谓实政，应当经营淮河、汉水沿线的各郡，各自建立防守据点，牢固坚实地自守。敌兵到来，就会被坚城阻挡；双方互相策应，然后才可以谈进取的计划。至于各处的御前大军，要训练到足以制服敌人；大小官员，要考察任用到足以成就事业，这些都是实政。所谓实德，是说如今赋税虽重而国家却更加贫困，像和买、折帛之类，民间甚至有拿出田租一半以上来缴纳的。” “何况要谋求恢复疆土，更应当施加恩泽。请下诏让有关部门审察：哪些名目的赋税危害百姓最严重，哪些横征的费用应当首先裁减；减少收入的定额，确定支出的费用。上面修治实政，下面施行实德，这就是能够屡次作战而不屈服、必定取胜而不失败的原因。” 授任权工部侍郎。韩侂胄想借他起草诏书来煽动朝廷内外，于是改任他为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叶适因病竭力辞去兼职。适逢诏令诸将从四路出兵，叶适又告诉韩侂胄应当先防守长江，韩侂胄不听。不久，各路军队全都失败，韩侂胄害怕了，任丘崈为江、淮宣抚使，授叶适宝谟阁待制、建康府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叶适说，三国时孙氏曾经凭借江北守卫长江，自南唐以来才丧失了这一地区，建炎、绍兴年间又无暇考察恢复旧制。于是向朝廷请求，希望节制江北各州。等到金兵大举入侵，一天，有两名骑兵举旗，像是要渡江，淮地百姓仓皇争相砍断船缆，船只翻覆、溺死的人很多，建康为之震动。叶适认为人心一旦动摇，就不可再恢复；而劫掠敌寨是南方人的长处，于是招募市井中的强悍年轻人和帐下愿意出战的人，共得二百人，派采石将徐纬率领前往。夜过半时遇到金人，便藏在茅苇中射击，金人应声倒下。箭射完后，挥刀上前，金人都惊愕不敢进攻。天亮时，金人知道宋军人数少，前来追赶，但宋军已经在船中了。又命石跋、定山一带的人劫掠敌营，带着俘虏和首级回来。金军解除对和州的包围，退驻瓜步，城中才安定下来。又派石斌贤渡过宣化，夏侯成等人分路前往，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金军从滁州逃走。当时紧急军书纷至沓来，叶适处理政务却像平时一样，军队所需都由官府供给，百姓没有受到骚扰。淮地百姓渡江有船，临时停留处只有寺院，官府便发给钱粮，他们到来就像回到家一样。兵退之后，升任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筹办屯田，于是上奏堡坞的建议。起初，淮地百姓受到战乱惊扰而离散，每天都不能自保。叶适于是就在荒村方圆几十里内，依靠山水险要修筑堡坞，让百姓恢复生产并进行守卫；春夏分散耕作，秋冬进入堡坞，共设置四十七处。又考察沿江土地，创建三座大堡：石跋用来屏障采石，定山用来屏障靖安，瓜步用来屏障东阳、下蜀。西面保护历阳，有时连接仪真；有缓急时互相救援，首尾相接，东西绵延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座堡大约以二千户为标准，教他们练习射箭。平时负责戍守，每五百人设置一名将领。有警报时，再招募新兵，并抽调各州禁军二千人，加上堡坞内居民，共四千五百人，一同守卫。而制置司每年防秋时，另招募死士一千人，用来劫掠敌寨、焚烧粮草。叶适于是说，堡坞建成有四项好处，大意是：“敌人在长江北岸，和我们共同凭借长江的险要；而我方有堡坞作为声援，敌人就不敢窥伺长江，士气自然加倍，战舰也可以建立战功。和州、滁州、真州、六合等城如果有退兵逃遁，我方就用堡坞的全部力量帮助它们追击，或者在前面拦截，或者在后面追赶，必定能够取胜。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收效多。” 三座堡垒建成后，流民逐渐归来。但韩侂胄恰好被诛杀，中丞雷孝友弹劾叶适依附韩侂胄、主张用兵，于是夺去他的官职。此后他奉祠闲居共十三年，官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叶适志向慷慨，一向以经世济民自负。韩侂胄想要挑起战端时，因为叶适常说大仇尚未报而重视他。可是叶适自从被召回后，每次上奏都说应当审慎后再行动，而且竭力辞去起草诏书的职务。唯独在出兵之时，叶适本可以极力劝阻，把利害祸福讲明白，那么韩侂胄必定不会妄为，也可以避免南北百姓遭受灾祸。议论此事的人不能不为他叹息。戴溪，字肖望，也是永嘉人。年轻时就有文名。淳熙五年，在别头省试中考取第一。任潭州南岳庙监官。绍熙初年，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授任太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正录兼任史职从戴溪开始。升任博士，上奏说两淮应当设置农官，如同汉代的稻田使者；清查闲置田地，晓谕百姓出钱，客民出力，主客双方均分利益，把这作为救济农业的办法。授任庆元府通判，尚未赴任，改任宗正簿。历任升迁至兵部郎官。开禧年间，宋军在符离溃败，戴溪于是上奏说，沿边忠义人以及湖南、湖北的盐商都应当分别规划安置，以消除后患。适逢和议达成，知枢密院事张岩在京口督师，授戴溪参议军事。几个月后，召任资善堂说书。由礼部郎中历经六次转任，升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景献太子命戴溪讲解《中庸》《大学》，戴溪以讲读并非詹事的职掌为由推辞，担心侵犯其他官职的权限。太子说：“讲课退下后穿便服讲书，并不合正式礼制，不必介意。”又命他汇编《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分别撰写解说进呈。代理工部尚书，授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特进、端明殿学士。理宗绍定年间，赐谥文端。戴溪长期任宫廷属官，凭借含蓄委婉而得到春官的知遇；然而他在朝廷上提出主张，多半务求秘密，有人因此议论他很缺乏刚直不阿的气节。

译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十八岁时，在礼部考试中考取第一。当时陈傅良在太学很有文名，蔡幼学跟随他交游。每月考核的成绩上报祭酒芮烨和吕祖谦，蔡幼学接连被选拔，名次总在陈傅良之上，众人都说蔡幼学的文章超过了他的老师。孝宗听说后，准备在策试士人时把他列入首位。但当时外戚张说掌权，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都暗中依附他。蔡幼学在对策中大略说：“陛下的资质虽然聪明，但胸中所存的志向还不宏大；志向虽然高远，但所趋向的方向还不正；治理虽然精勤，但根本原则还没有建立。即位之初，希望太平很快到来。为什么如今十年过去，风俗日益败坏，将难以扶持；纪纲日益紊乱，将难以整顿；人心更加动摇，将难以收拾；官吏怠慢、士兵骄纵，财物匮乏、百姓困苦，将难以纠正和救治。”又说：“陛下以宰相名声不正为耻，重新制定近古制度，让两位宰相并进，以此作为美谈。然而有的人用虚假声誉迷惑皇帝，自己以为能够建立功业；有的人以沉默来保全自身，不能坚持正道。”这显然是指虞允文、梁克家。又说：“自汉武帝用兵以来，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加重，而丞相权力减轻。公孙弘任相，卫青掌权，公孙弘苟且迎合以求容身，丞相的事业一无所成。” 汉宣帝、汉元帝任用许氏、史氏，汉成帝任用王氏，汉哀帝任用丁氏、傅氏，大都造成了元始年间的灾祸。如今陛下让姨父参与兵权，而这个人没有一项才能值得取用。宰相却忍心同他并列，竟不知道羞耻。按他的罪名，应当排在公孙弘之上。”这显然是指张说。皇帝看后不高兴，虞允文尤其憎恶他。于是蔡幼学考试落第，任广德军教授。因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再次调任潭州。执政大臣向朝廷推荐他，皇帝答应了，并问：“他现在多大年纪了？为什么取名叫幼学？”参政施师点引用《孟子》中“幼学壮行”的话回答。皇帝沉思片刻，慨然说：“如今已经壮年了，可以施行抱负了。”于是授任敕令所删定官。他首先进言说：“大耻还没有洗雪，疆土还没有恢复，陛下明睿神武，正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苟且的议论、萎靡的习气，却反而能够使陛下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迟疑不前。”孝宗高兴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朕建立规划。”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光宗即位，以太学录的身份召用，改任武学博士。过了一年，调任太学，升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又升校书郎。当时光宗因病不去重华宫，蔡幼学上密封奏章说：“陛下自春天以来，便不再到北宫朝见。近来寿皇身体不适，侍从、台谏官登殿请求面见，陛下拂袖而起，宰相拉住衣襟，群臣也跟随哭泣。陛下退朝后，宫门全部关闭，大臣连续多日不能得到一次面见圣颜的机会。到了应当朝见的日子，京城百姓伸长脖子等待，拖延到中午，禁卫军也含恨不满。市民和军队中议论纷纷，邻近各郡的驻军听到传闻而疑惑惊怪，变乱突然发生，陛下实际上将遭受它的祸害。如果真正想到身体发肤是寿皇所赐，宗庙社稷和百姓是寿皇所托，那么过去的慈爱难道不会触动内心吗？难道不能独自作出圣明决断，恢复父子间的欢乐，消除宗庙社稷的灾祸吗？”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宁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蔡幼学又上奏说：“陛下想要完全履行君主的道义，关键有三项：侍奉双亲、任用贤能、宽待百姓；而其根本没有什么比讲学更重要。近些年小人谋划倾覆君子，编造安定和平的说法来排斥他们。因此，大臣本应兴起治理，却把有所作为怀疑成生事；近臣本应效忠，却因违背圣旨而被斥退；最严重时，深宫之中皇帝深居不出，群臣全都废置，多士满堂却没有一个人吐露筹划。若不是圣学日益更新、求贤唯恐不及，又凭什么振兴天下人才呢！自熙宁、元丰年间开始有免役钱、常平积剩钱、无额上供钱；自大观、宣和年间开始有大礼进奉银绢、赡学籴本钱、经制钱；自绍兴年间开始有和买折帛钱、总制钱、月桩大军钱；至于茶、盐、酒榷、税契、头子钱之类，累积增加，比祖宗时期不止多几十倍，百姓困苦到了极点。” 蔡幼学既然详细论列当时政务，最后都归结到圣学。皇帝称好，准备提拔任用他。当时韩侂胄正掌权，把正直之士指为“伪学”，持不同意见的人立即被罢黜。蔡幼学于是竭力请求出任外官，特授提举福建常平。辞别皇帝时，他说：“如今授官和发布命令直接从宫中发出，大臣的责任便开始减轻；谏省、经筵没有缘故就被罢黜，士人的内心便开始疑惑。或许有人用什么办法误导陛下到了这种地步吧！”韩侂胄听说后很不高兴。蔡幼学到任后，每天讲论救荒政务。当时朱熹住在建阳，蔡幼学每件事都向他咨询，于是被御史刘德秀弹劾罢职，奉祠闲居共八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起用为黄州知州，改任提点福建路刑狱，尚未赴任。有人劝韩侂胄收召天下名士，于是召蔡幼学任吏部员外郎。入朝见皇帝时，他说：“高宗建炎年间，减免婺州和买绢折罗之事，曾因此告谕辅臣说：‘一天能办成这样一件事，一年也不过三百六十件而已。’陛下免除两浙丁钱，比高宗毫不逊色；然而战事已经发生，各路都遭受兵火和转运粮饷的艰难，江、湖以南又有征调、招募和摊派供应的骚扰，只希望陛下把爱惜国家根本放在心上。”升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都兼任权中书舍人。韩侂胄被诛杀以后，他的余党仍然堵塞正直人士进身的道路，黄幼学依次弹劾揭发，因而被窜逐、贬黜的人很多，号称尽到了职守。后来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按照旧例，阁门使、宣赞舍人以下的官员，供职十年后，才能得到路都监或钤辖之类的职位。韩侂胄破坏了既定制度，往往五六年、七八年便越级授官；有些人已经授为外职，却还在宫禁中登记出入。黄幼学把这些一概整顿纠正。嘉定初年，他与楼钥一同主持贡举。当时正统学术被禁锢已久，士人专门钻研声律和算术，学问支离破碎。黄幼学开始取用讲求义理的文章，士人的学风逐渐恢复正道。他兼任直学士院，内制、外制诏令都写得温厚醇雅而合乎体制，人们多称赞他。授刑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仍兼原职。赵师〔人名有OCR残缺〕被任命为知临安府，〔赵师〕辞谢。按照旧例，应该下诏挽留。黄幼学说：“赵师〔人名有OCR残缺〕是靠逢迎权臣才升官的，三次任京兆尹，声名狼藉，没有好的政绩；诏书必定要说褒奖的话，我拿什么理由来起草呢？”于是命令被搁置。后来改任兼侍读，任命赵师〔人名有OCR残缺〕的诏令才下达。

译授龙图阁待制、知泉州，后调任建康府、福州，又升任福建路安抚使。他施政以宽大为主，只怕伤害百姓。福建所属各州，按惯例强制百姓购买盐，按各户田产高下均摊出售的叫“产盐”，按交易契约上的钱数摊派的叫“浮盐”，都在正常赋税之外征收，久而久之竟成为固定赋税。黄幼学竭力请求免除，朝廷没有答复。提举司命百姓按田地高下藏纳新会子，不按命令办的就没收其财产。黄幼学说：“欺骗百姓而可以这样做，我忍心吗！我只有离开罢了。”于是又说钱币不统一，称提没有办法，竭力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于是升任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宫。召回代理兵部尚书兼修玉牒官，不久又兼太子詹事。此前，朝廷已经把每年的岁币送入金国境内，恰逢金国发生变故，金人没有接受，反而立即出兵叩边索取。朝廷内外人心汹汹，都说应当赶快答应。黄幼学请求入对，说：“奉送玉帛的使者还没有回来，金人侵扰的军队突然到来，而且肆意侮辱我们，把这种态度写在文辞中。上天震怒，人心愤恨，难道不可以伸张大义来破坏他们的阴谋吗！”于是朝廷舆论奋然振作，才下诏与金国断绝关系。黄幼学又请求说：“应当巩固根本来消除外患，表明意向来安定众人的志气，公开选拔任用人才来汇合治国谋略，审慎对待归附者来统一南北。”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一天夜里，他感应到一个奇异的梦，屋子的西南角有星坠落，于是去世，享年六十四岁。黄幼学早年就以文章闻名当时，中年以后撰述更加深入根本；凡是不关乎教化大事、不是出于端正性情的内容，他都不写。他的器度资质凝重深沉，没有人能看透他的深浅，整天端正危坐，一句话也不随便说。等到辨析论说义理时，却纵横开合、挥洒自如，气势充沛如江河决口，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比不上他。他曾续写司马光的《公卿百官表》，又著《年历》《大事记》《备忘》《辨疑》《编年政要》《列传举要》等，共一百多篇，流传于世。杨泰之，字叔正，是眉州青神人。他年轻时专心求学，睡觉不设置床榻，竟有几十年。庆元元年参加类试，调任沪川尉，改任什邡县尉，又调任绵州学教授、罗江丞，制置司征召他置于幕府。吴猎出任四川宣谕使时，杨泰之写信给他说：“假使吴曦作乱，而士大夫不跟从，他一定有所不敢做；既然已经作乱，士大夫能够抗拒，吴曦仍会有所顾忌。作乱，是吴曦做的；但乱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士大夫造成的。” 改任严道县知县，代理嘉定府通判。白厓砦将领王埙引导蛮寇进攻利店，刑狱使者依法处置王埙，又牵连其他人，判定他们应当连坐处死。杨泰之查访得知夷都实际上距离利店很近，夷都蛮人自称作乱，并不需要王埙引导，便坚决请求释放王埙，刑狱使者不听。杨泰之于是辞去官职。宣抚使安丙推荐他说：“他是蜀中名儒杨虞仲的儿子，在逆臣叛变时，尽力劝有官位的人不要妄动。意见不被采纳，便拂袖离去。假如让他得到一点权力，他一定能在危难时舍命尽职。”朝廷召杨泰之到都堂审察，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授知广安军，还没有赴任，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任知富顺监。他离任时，把几千缗俸禄送给邻里，又拿出一千缗设置义庄。任知普州时，因为安居、安岳两县遭受灾祸尤其惨重，杨泰之竭力向安丙说明，请求全部免除两县赋税。安丙再次向朝廷推荐他，召他赴行在，他坚决推辞。任知果州。奇零钱使百姓受害，杨泰之把一年经费中储存的盈余拿出来，替各县减免相应数额，上报尚书省，后来按此作为定式。百姓歌唱他说：“前有张公，后有杨公，给我的恩惠无穷无尽。”张，指张义；这项措施实际上是张义首先创始，而杨泰之继承并推行了它。理宗即位，催促他入朝应对。他说：“应当效法天道运行刚健，振作奋发，果断决策，总揽威权，不受私意牵制，不被邪说动摇，以挽救积弊，以更新治理的功业。本朝的恩德泽被，近来已经被削弱损害得所剩无几，百姓没有固定的意志，凭什么治理国家？陛下用直言来求取人才，却又因直言而治罪，使天下人把进言当作戒惧。我恐怕言路一旦堵塞，士气就更加消沉，循规缄默，渐渐形成衰世的风气，这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皇帝认为他的回答奇特，任命他为工部郎中。此后上书言事的人接连不断，什么也不避忌，都是从杨泰之开始的。升任军器少监、大理少卿。绍定元年入朝应对，他说：“风雨暴烈，水灾泛滥，这是阴气盛而阳气微弱的征兆。但台臣却推诿说，霅川水患的惨烈，是夏桀余留下来的祸害。”后来又说：“巴陵追贬的诏命，把违背群臣看得重，把断绝亲亲之爱看得轻。陛下处在天子至尊而安逸的位置，更应当想到天伦关系中的巨大痛苦。秦王府死于房陵，已经实行封爵、赐谥，又录用他的儿子。如今却说‘不应当立为他的后嗣，以免留下日后的忧患’，这向人显示的胸襟难道不太狭隘吗？”又说：“今天不说，日后也一定会有人说。与其日后追悔抚恤，实在不如现在就实行。”当天，诏令授他直宝谟阁、知重庆府。他写信向丞相告别说：“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任用人才得当、去除私心、扩大容人的度量、审慎掌握取舍的原则更重要的了。”到任以后，当地风俗大为改变。后来任主管千秋鸿禧观，去世。他著有《克斋文集》《论语解》《老子解》《春秋列国事目》《公羊》《穀梁类》《诗类》《诗名物编》《论》《孟类》《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本朝长编类》《东汉名物编》《诗事类》《大易要言》以及杂著，共二百九十七卷。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范冲、朱震、胡安国，以及胡安国的儿子寅、宏、宁。范冲，字元长，考中绍圣年间进士。高宗即位，召任虞部员外郎，不久出任两淮转运副使。

译绍兴年间，隆祐皇后生日，高宗在宫中设宴，闲谈到前朝的事情，皇后说：“我老了，有些心里惦念的事要告诉官家。我曾经侍奉宣仁圣烈皇后，她聪明而有母仪，古今没有见过能和她相比的。过去因为奸臣诬蔑毁谤，使圣德有所玷污，建炎初年虽然下诏辨明，但史官记录还没有删定，无法把真实情况传给后世，也不能慰藉她在天之灵。”高宗惊惧，立即下诏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召范冲任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的父亲范祖禹，元祐年间曾修《神宗实录》，把王安石的过失全部记载下来，以彰明神宗的圣德。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憎恨这件事，范祖禹因此被贬，死在岭外。到这时，又把修史的任务交给范冲。高宗对他说：“两朝的大典，都被奸臣破坏，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你。”范冲于是论述熙宁创立制度、元祐恢复古制、绍圣以后制度时松时紧，各项措施的始末先后，都各有原因。又极力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错误和蔡京误国的罪过。高宗嘉许并采纳，升任起居郎。不久开设讲筵，升任兼侍读。高宗一向喜爱《左氏春秋》，命范冲和朱震专门讲解。范冲发挥经书的旨意，并借此规劝讽谏，高宗没有不称赞的。适逢皇子建国公赵瑗出宫就学，最初命范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任资善堂翊善，朱震兼任赞读。诏书说：“朕为宗庙社稷的大计，不敢偏私于一己，从宗室属籍中选出艺祖的七世孙，把他养育在宫中。现在选择吉日，让他出宫跟随外傅学习，应当有端正贤良的人充任辅导之官。朕遍观朝廷群臣，没有谁能替代你范冲；你的德行和文学，是当时正直的人。你的祖父在嘉祐初年提出议论，你的父亲在元祐年间献纳忠言，广泛寻求与你们相似的人，还应当有法式可循。如今资善堂初设，史馆和经筵的职务姑且仍按旧制。朕正在寻求广博见闻的益处，你实际上兼有多种器识和长处，用来教导幼童，绰绰有余。这是朕亲自决定的，应当立即接受任命。”当时张浚在长沙，也推荐范冲、朱震可以担任教导。范冲、朱震都是当时有名望、德行高、阅历深的人，是天下最合适的人选。高宗命建国公拜见翊善、赞读，二人都接受拜礼。不久范冲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范冲竭力辞谢，改任翰林侍读学士，这是沿用他父亲的旧例。不久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主管祠禄。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范冲修撰《神宗实录》时，编成《考异》一书，明确说明取舍：旧文用墨笔书写，删去的用黄笔书写，新修的用朱笔书写，世人称为“朱墨史”。等到修撰《哲宗实录》时，另编一书，名为《辨诬录》。范冲性情喜爱义理、乐于行善，司马光的家属都依靠他生活，范冲抚养照料他们。他替司马光编纂《记闻》十卷，奏报皇帝，请让司马光族中的曾孙司马宗召主持司马光的祭祀。他又曾推荐尹焞接替自己的职位。朱震，字子发，是荆门军人。考中政和年间进士，在州县任职，以清廉著称。胡安国一见到他就认为他是大器，向高宗推荐，朝廷召任司勋员外郎，朱震称病没有赴任。适逢江西制置使赵鼎入朝任参知政事，高宗询问当世人才，赵鼎说：“臣所知道的朱震，学术深厚广博，清廉正直而恪守道义，是士人中的冠冕。让他任讲读官，一定会对陛下有益。”高宗于是召见他。朱震到后，高宗询问《易》和《春秋》的旨意，朱震都根据自己的学问作了回答。高宗很高兴，提拔他为祠部员外郎，兼任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朱震于是说：“荆、襄之间，沿汉水上下游有七百多里肥沃的田地。如果选择良将率领部曲镇守，招集流亡百姓，专心务农种粮，敌人来就抵御，敌人离开就耕作，不过三年，军队和粮食自然充足。又在军中发给茶盐钞，招募人购买粮食，这样可以让船只下江西，运通湘中的粮食。观察敌人的间隙再行动，席卷河南，这是以逸待劳、万全无失的计策。” 升任秘书少监兼侍经筵，又转任起居郎。建国公出宫就学，任命朱震为赞读，仍赐给五品官服。升任中书舍人兼翊善。当时郭千里被任命为将作监丞，朱震说：“郭千里侵夺民田，曾经被查办，希望搁置这项新任命。”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转任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升任翰林学士。当时虔州百姓成为盗贼，天子对此忧虑，挑选贤能太守前往安抚。朱震将要出发时说：“如果任官的人清廉而不扰民，百姓自然安定，即使有人诱使他们成为盗贼，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希望下诏命令新太守到任之日，逐条列出本郡及所属县官吏中贪污不法、行为恶劣的人，一律罢免，任凭百姓自行选择慈祥仁惠、确有治理成效的人，并给予优厚奖励和劝勉。”高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按照旧例，服丧期间没有享庙的礼仪。当时徽宗还没有祔祭太庙，太常少卿吴表臣上奏举行明堂祭祀。朱震于是说：“《王制》说：‘服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天地、社稷之祭可以越过丧服制度而举行。’《春秋》记载‘夏五月乙酉日，举行吉礼，在庄公庙举行禘祭’，《公羊传》说：‘这是讥讽鲁国开始不服丧三年。’本朝景德二年，真宗为明德皇后服丧，已经按月份换算日期除去丧服，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并在圜丘合祭天地。” 当时没有实行三年之丧，只实行以日数换算月数的制度还可以；在今天实行这种制度就不对了。”于是下诏命侍从、台谏、礼官共同议论，最终采用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的意见，在明堂举行大飨。绍兴七年，朱震以有病为由请求主管祠禄，不久任礼部贡举，适逢患病去世。朱震研究经学深厚纯正，有《汉上易解》，其中说：“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惇颐，周惇颐传给程颢、程颐。当时张载在程颢、程颐和邵雍之间讲学。因此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述天地五十五的数理，周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张载创作《太和》《参两》篇。臣如今以《易传》为宗旨，会通邵雍、张载的论说，向上采集汉、魏、吴、晋的学说，向下直到唐代和当今，包容各种异同，希望使分离的道理重新合为一体。”大概他的学说认为，王弼完全抛弃旧说，又杂取庄子、老子的思想，专门崇尚文辞，这是错误的，所以他对象数之学讲得更加详细。他所论述的《河图》《洛书》传授源流，大致就是这样，但也说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从哪里开始。

译胡安国，字康侯，是建宁崇安人。他进入太学，拜程颐的朋友朱长文和颍川靳裁之为老师。靳裁之和他谈论经史的大义，深感惊奇并器重他。他三次参加礼部考试，考中绍圣四年进士。起初，廷试考官把他的策论定为第一名，宰执因为其中没有诋毁元祐的言辞，于是把何昌言列为第一，方天若列第二，又想把宰相章惇的儿子列在方天若之后。当时试题大意是推崇恢复熙宁、元丰的制度，胡安国推明《大学》的义理，以逐渐恢复三代制度作答。哲宗命人再次诵读他的策论，专心听了几遍，称赞说好，亲自提拔他为第三名。任太学博士，脚不踏入权贵之家。任提举湖南学事时，朝廷下诏荐举隐逸人才，胡安国以永州平民王绘、邓璋应诏。二人年老不能赴任，胡安国请求授予他们官职，用来鼓励求学的人。零陵主簿说二人是党人范纯仁的门客，也是流放者邹浩所请托的人。蔡京一向憎恨胡安国与自己意见不同，得到主簿的说法后大喜，命湖南提刑司设置监狱审理，又转交湖北重新审讯，最终没有查出证据，胡安国仍被除名。不久，零陵主簿因其他罪行依法治罪，台臣为前一件事主持公道，胡安国恢复原来的官职。政和元年，张商英任宰相，授胡安国提举成都学事。政和二年，母亲去世服丧，调任江东。父亲去世后服满丧期，他对弟子们说：“我过去是为了奉养双亲才做官，如今即使有万钟俸禄，又将拿来做什么呢？”于是称病不再做官，在墓旁修建房屋，耕种田地自给，打算终身如此。宣和末年，李弥大、吴敏、谭世勣共同推荐他，授屯田郎，他辞谢。靖康元年，授太常少卿，他辞谢；又授起居郎，他再次辞谢。朝廷多次下旨催促他赴任，他到了京师，以疾病告假。一天正午，钦宗急忙召见他。胡安国上奏说：“英明的君主把勤奋学习当作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当作要领。心是一切事务的根本，端正内心，是权衡事务、治理万物的权力来源。希望提拔通晓治国平天下根本的名儒，虚心向他们询问，深入发挥独到的智慧。”他又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计策；谋议既然确定，君臣就应当坚守，所以有志向一定能够成功，治理的功业也可以建立。如今陛下南面临朝已经半年了，但纲纪仍然紊乱，风俗更加衰败，施政措施不合方针，举动烦扰不安。大臣互相争竞，朋党之患开始萌发；百官窥伺觊觎，渐渐产生了浸润离间的奸谋。任用人才失当，官爵名器更加轻贱；政令屡次更改，士人百姓都不信任。如果不扫除旧有痕迹，乘势改革变更，我私下恐怕大势一旦倾覆，就无法再恢复正常。请陛下访求大臣，让他们各自充分陈述内心谋略，统一条列上报。先把这些意见宣示给台谏，让他们针对具体事情上疏驳正。如果大臣的议论被驳倒，就参考采用台谏的意见；如果台谏的驳议不恰当，就专门坚守大臣的策略。仍然在朝廷集合议论，由陛下亲自裁决，按此定为国家的议论，依次施行。” 敢有动摇这些决定的人，一定严惩不赦。这样或许新政就有纲纪，可以希望实现中兴。”钦宗说：“我近来留着词掖中的官员等待你，已经命令召你来参加考试了。”话还没有说完，太阳已经偏西，暑气很盛，汗水浸湿了皇帝的衣服，于是胡安国退下。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仗攀附所获得的恩宠，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就指为朋党。他看到胡安国的论奏，恼怒地说：“如今正值中兴，却说功绩尚未显现，这是诽谤圣德。”于是便说安国是想窥伺经筵，不应召来参加考试。钦宗没有回答。安国多次辞谢，南仲又说安国不事君。钦宗问他是什么情况，南仲说：“过去他不侍奉上皇，如今又不侍奉陛下。”钦宗说：“他只是以疾病为由辞职，起初并不是有什么拥护或反对。”每当臣僚入朝应对，钦宗就问是否认识胡安国。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执政，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能够超然远离、不被他玷污，像胡安国这样的，实在很少。”钦宗叹息，派中书舍人晁说之传达诏旨，命令安国勉强接受任命，并说：“将来你想离去，我就不强行挽留。”考试完毕，任命安国为中书舍人，赐给三品官服。耿南仲暗示台谏官上奏，说安国拖延君命、态度不恭，应当罢免削职。奏疏上报后没有下达，安国于是到任。耿南仲扳倒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之后，又说许景衡、晁说之把大臣的升降作为自己去留的依据，心怀奸诈、徇私舞弊，于是也将他们贬黜。安国说：“这两人若因去留而有意见，必定会有所陈奏；如果说他们心怀奸诈、徇私舞弊，也必定有实际证据。请把此事下交本省办理，并将这些话载入诏令。”没有得到答复。叶梦得任应天府知府，因为被蔡京所知遇，获罪而被削去官职、任奉祠闲职。安国说：“蔡京的罪已经定正，子孙被编管安置，家财被没收，已经没有蔡氏的势力了。那么从前被蔡京引荐的人，如今都是朝廷的官员；如果还要把他们指为蔡京党羽，那么被朝廷弃置的人才就会很多，朋党之论何时才能平息！”于是任命叶梦得到一个小郡任职。中书侍郎何▯建议把天下划分为四道，设置四名都总管，各自掌管一方，用来保卫王室、抵御强敌。安国说：“内外形势，力量相当就安定，偏重一方就危险。如今州郡的力量太轻，按理应当通权变通。可是如果把二十三路的广大地域分为四道，政事可以专断决定，财赋可以专门调用，官员可以自行辟置，军士可以自行诛赏，权力恐怕太重。万一有人抗衡朝廷、骄横跋扈，将用什么来对付他？请根据现有的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授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务。倘若有紧急警报，就各自率领所属守将前往救援，这样便可以一举两得。”不久，任命赵野总管北道。安国说魏都地势重要，赵野一定会误负朝廷的委托。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入侵，赵野逃走，被群盗杀死；西道的王襄拥兵自守，也不再向北顾援，正如安国所说。李纲被罢免后，中书舍人刘珏撰写诏词，说李纲勇于报国，却屡次遭到失败。吏部侍郎冯澥说刘珏是在替李纲游说，刘珏因此获罪被贬。安国将诏词的草稿封还，认为：“侍从官虽然应当进言纳谏，但至于弹劾攻击官员的奸邪，必定应归台谏官负责。如今台谏官并没有缄默不言的过错，而冯澥却越权行事。如果开启这条先例，我恐怕在朝廷任职的人都会各自凭好恶相互胁迫、倾轧陷害，这不是用来安定朝廷的办法。”耿南仲大怒，何▯也随之排挤安国，诏令授予他郡守之职。何▯因为安国一向患有足疾，而海门地势低洼潮湿，于是改任安国为右文殿修撰、通州知州。安国在中书省任职一个月，大多时候以有病告假，但每次出任职务，必定有所论列。有人说：“事情小的，何不暂且放置不管？”安国说：“大事没有不是从细小之处开始的。如今把小事看作不必进言，到了大事又不敢进言，那就没有任何时候可以进言了！” 安国离去十多天后，金人逼近都城。他的儿子胡寅任郎官，正在城中，有宾客为此忧虑，安国忧伤地说：“皇上身陷重重包围之中，号令无法传出，卿大夫们遗憾没有报效忠诚的途径，哪里还敢顾念自己的儿子呢！”敌军的包围更加紧急，钦宗急忙召安国和许景衡入朝，但诏令最终没有送到。

译高宗即位后，以给事中的职位召安国。安国说：“昨天因为封还奏章，触犯了许多权贵。如今陛下将要建立中兴事业，但政事的宽严进退、人才的升降罢黜，尚未完全适宜。如果臣一一履行给事中的职责，必定会被认为是妄自发言、触犯刑法。”黄潜善暗示给事中康执权弹劾安国托病，于是罢免了他。绍兴三年，枢密使张浚推荐安国可以重用，再次任命他为给事中。高宗赐给安国的儿子、起居郎胡寅亲笔手札，命他传达皇上的意思催促安国。安国走到池州时，听说皇帝巡幸吴、越，于是以疾病为由返回。绍兴元年，任命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派使者催促召他入朝。安国先献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奏论送入后，又任命他为给事中。绍兴二年七月，安国入朝应对，高宗说：“我早就听闻你的大名，渴望与你相见，为什么多次下诏你都不来？”安国辞谢，请求施行他所进献的二十一篇奏论。这些奏论的篇目是：《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定计》一篇大略说：“陛下登上帝位已经六年，在建都方面，还没有确定一个必守而不改变的居所；在讨伐贼寇方面，还没有掌握一种必行而不改变的策略；在建立政令方面，还没有颁行一条必定实行而不反复的命令；在任用官员方面，还没有任用一批必定信任而不怀疑的大臣。若不趁现在谋划，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建都》一篇说：“应当定都建康，使它可以和关中、河内相比，作为兴复大业的根基。” 《设险》一篇说：“要巩固上游，必须保住汉水、沔水流域；要巩固下游，必须守住淮水、泗水流域；要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尚志》一篇说：“应当立定志向恢复中原，恭敬奉守帝王陵寝；应当立定志向扫平仇敌，迎接二圣归来。”《正心》一篇说：“平定祸乱，虽然军事事务最为紧急，但裁决军事事务，必定要以心术是否端正为根本。希望选择正直而博闻多识、有志向谋虑、敢于直言的大臣安置在左右，早晚与他们讨论，使自己的心志安定。”《养气》一篇说：“用兵的胜负、军队的强弱、将帅的勇怯，都取决于君主所养成的气质是正直还是邪曲。希望陛下努力行善，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使天下诸夏信服、夷狄闻知的都是正道，没有可供非议的邪曲，那么至刚之气就可以充塞天地之间，一怒之威就可以安定天下。”安国曾说：“即使诸葛亮复生，为今天的国事谋划，也不能改变这篇论说。” 过了十天，安国再次入见，以疾病为由恳切请求离去。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研究很深，正想和你讲论。”于是把《左氏传》交给安国，让他分点句读、校正读音。安国上奏说：“《春秋》是治理世事的根本大典，其中记载的是实际行动，不是可以同空泛言论相比的。如今正思考如何救济艰难局势，《左氏传》内容繁琐细碎，不宜白白耗费光阴、沉溺于玩赏文辞，不如专心研究圣人经典。”高宗称善。不久，任命安国兼任侍读，专门讲解《春秋》。当时讲官有四人，援引旧例请求每人专门讲授一部经书。高宗说：“其他人通晓经书，哪里能和胡安国相比。”没有批准。适逢任命前宰相朱胜非共同都督江、淮、荆、浙各路军事，安国上奏说：“朱胜非曾与黄潜善、汪伯彦一同任宰执，闭口不言、随声附和，以致皇帝渡过长江。又尊崇任用张邦昌，与金国结好，使三纲沦丧，天下人愤懑郁结。等到他正式任宰相，又遇苗、刘发动叛乱，他贪生怕死、苟且容忍，甚至使君父受到侮辱。如今强敌凌逼，叛臣无所顾忌，用人得失关系国家安危，我深恐朱胜非在上面误害国家大计。”朱胜非改任侍读，安国扣住任命记录黄不让下发。左相吕颐浩特意命检正黄龟年书写下发。安国说：“‘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守就应离去。’臣如今尸位素餐、没有补益，既然失去了职守，理应离去，这是很明白的。况且朱胜非是臣所论列的人，如今朝廷反而称说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能够调护圣上。过去公羊氏说祭仲废黜国君是为了权宜行事，先儒竭力排斥这种说法。因为权宜地废立君主的做法不能施用于君父；《春秋》的大法，尤其谨慎于此。建炎年间失节的人，如今虽特别释放、不再追问，反而又加以选拔擢用，坏的习俗已经形成，这实在极不利于君父。臣以讲《春秋》入侍，却与朱胜非同列，违背了经书的训诫。”于是安国卧病在家，不再出门。起初，吕颐浩担任都督从江上回到朝廷，想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却没有找到办法。有人教他把对方指为朋党，并说：“朋党的首领就在禁中小门之内，应当先除掉他。”颐浩大为高兴，立即拉拢朱胜非作为助力，并下诏说：“胡安国多次被召，却傲慢地不肯前来；如今才开始入朝，又多次提出请求。起初说朱胜非不可任都督，后来改命他任经筵官，又认为不可以，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而不肯竭尽心力，反而想寻找小过错来离去吗？这样为自己谋划固然很好，可国家大计怎么办？”于是削去安国官职，提举仙都观。这天晚上，彗星出现在东南方。右相秦桧三次上章请求留用安国，没有得到答复，便解下相印离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力说明朱胜非不可以任用，安国不应受责罚。右司谏吴表臣也说安国抱病入见皇帝，想施行自己所学，如今无故获罪离去，恐怕不是向天下显示道理的办法。都没有得到答复。吕颐浩随即贬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以及江跻等二十多人，说这是应天变、革除旧弊、开创新局的征兆。台省官员几乎全部被清空，朱胜非于是成为宰相，安国最终归乡。绍兴五年，任命安国为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安国辞谢。诏令说他是经筵旧臣，深切怜悯他的劳苦，特意准许他的请求，任命他提举江州太平观，并命他编纂修订自己所著的《春秋传》。书成后，高宗认为其中深得圣人的旨意，任命安国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尚未赴任，谏官陈公辅上疏诋毁那些假托程颐学说的人。安国上奏说：“孔子、孟子的道统已经很久没有流传，自程颐兄弟开始阐发说明它，后来人们才知道圣贤之道可以学习而达到。如今让学者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之学，这就像进入房屋却不从门走。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他们都以道德闻名于世，是公卿大夫所敬仰、爱慕并尊为老师的人。只是王安石、蔡京等人曲意加以排斥压抑，所以他们的学说不能施行。希望交给礼官讨论旧例，给他们加封爵位，载入祭祀典章，使他们可以同荀子、杨雄、韩愈并列；仍请下诏命馆阁搜集他们的遗书，校正后颁行，使邪说不能兴起。”奏疏送入后，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迎合宰相的意旨，交相上章，议论安国的学术很是偏僻。于是任命安国为永州知州，他辞谢；又任提举太平观，进为宝文阁直学士，后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诏令追赠他四级官职，又下诏增加赙赠，赐给田地十顷以抚恤他的遗孤，谥号为“文定”，这些待遇都是非同寻常的规格。

译安国勤奋学习、努力践行，以圣人为目标，立志救济时世的艰难。他看到中原沦陷、遗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常常像自身遭受切肤之痛一样。虽然多次因获罪而离职，但他爱君忧国的心情却越到后来越坚定；每当有君主的命令，他就把家事放在一边不管。然而他风度沉静高远，超然于尘俗之外，把天下万物看得没有一样值得扰乱自己的内心。自从考中进士到退休，任官四十年，实际任职还不到六年。朱震被召入朝时，询问出仕或退处应如何选择，安国说：“子发你学习《易》已经二十年，这件事本来就应当早已确定了。世间只有讲学论政的事情，不能不恳切地询问研究；至于立身行事的大原则，以及出仕、退处、发言、沉默的关键，就像人的饮食一样，饥饱寒温必须自己斟酌，不能由别人替自己决定，也不是别人所能替你决定的。我一生出仕或退处，都是内心自行决定；浮世的利禄声名就像蠛蠓从眼前飞过，有什么值得说的！”因此，自渡过长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乎义理的，以安国、尹焞为首。侯仲良总是称道二程先生，对其他人没有认可。后来见到安国，感叹说：“我原以为志向在于天下、把不合义理的富贵看得真如浮云的，只有二程先生；没想到又有这样的人。” 安国所交往的人，游酢、谢良佐、杨时都是程门的高足弟子。谢良佐曾对人说：“胡康侯就像严冬大雪之时，百草枯萎死亡，只有松柏挺立而独自秀出的样子。”安国出使湖北时，杨时正任府学教授，谢良佐任应城县令。安国向他询问疑义、访求道理，对他十分恭敬；每次谢良佐来拜见后离去，安国一定手执笏板、端正站立，目送他离开。自从王安石废除《春秋》，使它不再列入学校所教授的经书，安国说：“这本由先圣亲手删定、裁取的书，竟使君主不能听闻讲说，学士不能互相传习；伦理混乱、义理泯灭、以夏变夷，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因此他专心研究这部书二十多年，认为天下的一切事物没有不完备地包含在其中的。他常常感叹说：“这是传授心法的要典啊。” 安国年轻时想凭文章闻名于世，后来学习圣贤之道，便不再把心思放在文章上。他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个儿子：寅、宏、宁。胡寅字明仲，是安国弟弟的儿子。胡寅将要出生时，他的婶母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男孩，想不生下这个孩子；安国的妻子梦见大鱼跃入盆中的水里，急忙前去把鱼取出，并把它当作儿子。胡寅小时候顽劣聪慧而难以管束，父亲把他关在空阁楼里，阁楼上有一些杂木，胡寅把木头全都刻成人形。安国说：“应当设法转移他的心志。”于是另在阁楼上放置了几千卷书。一年多以后，胡寅全都背诵下来，没有遗漏一卷。他游学于辟雍，考中宣和年间进士甲科。靖康初年，因御史中丞何▯的推荐，召入朝廷，授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任国子祭酒，胡寅跟随他学习。后来升任司门员外郎。金人攻陷京师，朝廷商议拥立异姓，胡寅与张浚、赵鼎逃到太学中，不肯在议立的文书上署名。张邦昌伪称即位后，胡寅弃官回乡，言官弹劾他离开职守，因此降一级官职。建炎三年，高宗巡幸金陵，枢密使张浚推荐胡寅任驾部郎官，不久擢升为起居郎。金人南侵，诏令大臣商议皇帝移驾的地点，胡寅上书说：此前陛下以亲王、同母弟的身份出兵河北，二圣既然被金人迁徙，就应当集合义军，面向北方迎接请回二圣。可是陛下仓促接受拥戴，急忙登上尊位，诛杀直臣，以堵塞进言之路。向南巡行淮海，只图苟且安过岁月；敌军进入关陕，却完全不加抵御。盗贼横行溃散，没有人敢于过问，无辜百姓有数百万人死于战乱。此时却还制造礼仪器物，讲求举行郊祀报谢之礼，自以为实现了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陛下单骑渡江南逃，淮甸一带血流成河。等到重新登上帝位、移驾建康，又不作长久谋划，一味畏缩逃避。这些全都是失去人心的大错。自古以来，中兴之主所以能够恢复旧有疆土，没有不是由于愤恨耻辱、不能报仇雪恨，始终不肯苟且自安。没有谁在国家衰微、残缺之后，把固步自封当作荣耀、把苟且偷安当作安稳，却还能长久而不遭祸患。黄潜善和汪伯彦如今正以像乳母保护婴儿那样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三十个儿子，如今只剩下圣上的身体，所以不能不自我珍重爱护。”他们竟然没有想到，宗庙已经被草莽淹没，陵墓宫阙已经受到土筐铁锹的惊扰，堂堂中华却生满了戎马；黄潜善、汪伯彦因此误导陛下、陷害陵墓宗庙、使国土日蹙、使百姓丧生，罪行哪里说得尽呢！当初陛下继承帝位后，既没有制定迎回二圣的策略，反而因循苟且、向远方巡行；又没有制定守护中原的谋略。以致如今德义不能使人信服，号令不能推行，刑罚没有威势，爵禄赏赐不能劝勉人们。若不改变道路来挽救将亡的国家，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错，常常受到父兄的责备。人心一旦离去，天命就难以依靠；即使想要寄居山海之间，恐怕也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希望陛下下诏说：“我继承大统，出于臣民的谄媚，却没有醒悟这是错误的；我巡狩东南，出于侥幸心理，却没有预料到其中的祸患。金人违逆天理、扰乱人伦，我在道义上决不与他们共存，立志要雪洗耻辱。父兄漂泊在外，陵寝荒芜残破，罪责就在我自己身上，我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责任。”用这样的话号召四海，震动人心，决意讲习武备，穿上戎装亲临战阵。巡视淮水、襄阳一带，收罗其中的豪杰英才，与他们誓约以战争讨伐敌人。天下忠义、武勇之士，一定会像云彩聚合、声响回应一样前来响应。陛下凡是想做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如愿？这与退守吴、越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 自古以来，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时，他们要在四夷之中实现自己的志愿，必定兼并扫灭敌国，直到把兵力发挥尽了才停止。中国是礼义的发源地，依仗强大欺凌弱小尚且如此。如今竟想用仁慈之道、君子长者的做法来对待凶顽的粘罕，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今天谋划恢复中兴的策略，没有比停止和议更大的了；应当把原来用于出使的礼物钱币，拿来作为养兵的资财。否则就只能偏居东南，万事都不能争胜。若要纳贡，谁能比京城的财富更多？若要交纳人质，谁能比二圣的分量更重？反复考虑这件事，所谓请求和好，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

译大乱之后，风俗颓败不振。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务求实际效果，革除浮华文饰。整顿军队、选择将领，发誓平定大恶之敌，这是孝悌的实际表现；派遣使者求和，希望侥幸取得万一的成功，这是浮文。委屈自己延请贤才，听取并采用群臣的意见，这是求贤的实际表现；表面上礼貌相待，实际上不采纳他的意见，这是浮文。不只是当面听从，而且一定要从内心改正；只要有利于国家，立即实行，这是纳谏的实际表现；和颜悦色地泛泛接受意见，内心却厌恶直截切实的批评，这是浮文。提拔有智谋、勇敢、忠诚、正直的人，用恩威相济的办法驾驭他们，以诚信结交约束他们，这是任用将领的实际表现；亲近厚待平庸的奴才，等级威严不能确立，这是浮文。淘汰疲弱之人，选用强壮勇敢之士，使他们衣食充足，明确申明等级，以改变他们骄横强悍的习气，这是治军的实际表现；训练如同儿戏，纪律荡然无存，这是浮文。慎重选拔郡守、刺史，使他们长期任职，严厉铲除奸贪赃吏，广泛施行宽免抚恤，这是爱民的实际表现；军队所需和兵器装备一味征集取办，所谓免租、赦令只是姑且用来欺骗百姓，这是浮文。至于保全宗庙、陵寝、土地和人民，把这六项实事贯彻其中，就是中兴的实际政务。陵墓宗庙荒废坍塌，国土日益缩小，官僚士绅和百姓沦为血肉牺牲，把这六种虚文贯彻其中，就是今日的浮文。陛下乘坐黄屋车，设置幄殿，天刚亮便乘车出宫；彩绘的雉尾扇和金炉分列两阶侍立，仗马和卫兵整齐地陈列仪仗，赞礼者引导百官入朝奉行请安，陛下就这样度过一天。那粘罕却昼夜磨砺兵器，渡过黄河、越过泰山，像闪电般席卷中原，已经有吞并江湖、践踏衡山和霍山的意图。我们正拥着这些空虚的器物，茫然不知将要走向何方。君子和小人，势不可能同时并立。仁宗皇帝在位时，得到任用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有时被任用，但犯了罪就斥退；君子也有时被废弃，但忠诚显著时就重新收用。因此，他成就当代功业、留给后人辅佐人才的，全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却不是这样，他排斥断绝君子，君子一旦离去就不再回来；尊崇信任小人，小人一经任用就始终不改。因此，他败坏当时政事、给后世造成祸害的，全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已经日渐疏远并消亡；王安石所招致的小人，正在繁殖增多而没有止境。这就是误国破家，祸害极其深重猛烈，以至于徽宗、钦宗二圣受辱，而羿、莽之徒得以擅权于朝，守节死难的人不过一二个。这是浮华轻薄的祸害，是明主所应畏惧并深加警戒的。古人所说的中兴是：‘拨除乱世，使国家恢复正道。’如今的乱局也已经十分严重，能使它恢复正道并兴盛起来，在陛下；最终衰败不振，也在陛下。从前宗泽不过是一个年老的从官，却还能以至诚感动众多盗贼，在北方联络怀州、卫州，共同迎接二圣，约定日期秘密响应的有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人子，若立志北向有所作为，将会看到四海之人都为陛下所用；限定十年，一定能够扫除灾异，远道迎回父兄，成就宋朝的中兴。若同今日这样屏息逃藏，处身危难、背负耻辱，难道不是与天地完全隔绝了吗！奏疏送入朝廷后，宰相吕颐浩厌恶其中言辞过于直切，便授予他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的职务。绍兴二年五月，皇帝下诏，命内外官员各自陈述节省费用、充裕国库、强化军队、使百姓得到休息的策略。胡寅以十件事应诏，上奏说：整治政事、整备边防、治理军队、任用人才、铲除盗贼、取信于赏罚、管理财用、核实名分和实际、屏退谄谀奸佞、去除奸邪。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任命他为永州知州。绍兴四年十二月，又召他任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赐给三品官服。当时朝廷商议派遣使者进入云中，胡寅上疏说：女真人惊扰并侵犯陵寝，残毁宗庙，劫持拘留徽宗、钦宗二圣，这是我国最大的仇恨。不久前，误国的臣子派遣使者求和，只求苟延岁月，到现在已经九年了，结果怎么样？幸好陛下已经明察那些邪说，逐渐谋划恢复国土，忠臣义士听到风声便奋起，各自思量效力。如今无缘无故重走庸臣的老路，忘掉复仇的大义，陈述自取羞辱的话，我实在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如果说不稍微降身屈己，那么二圣怎么办呢？那么从丁未年到甲寅年，以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借问安、迎请为名而派出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人了；知道二圣所在之处的，是谁呢？听到二圣声音的，是谁呢？取得女真人要领并使战争停止的，是谁呢？我只看见丙午年以后，通和的使者回来还没有歇脚，黄河、长淮、大江的险要就相继丧失了。女真人知道中国最看重的是二圣，所顾忌的是劫持二圣，所害怕的是中国用兵，而中国却坐在那里接受他们的诱饵，已经很久还没有醒悟。天下人都以为从此一定会改变谋略，为什么又提出这种荒谬的计策呢？当今的事情，没有比对金人的仇恨更大的了。想要报此仇恨，就必须消灭这个仇敌。采用复仇的主张，而不采取讲和的政策，使天下人都知道女真人是不能共同戴天的仇敌，人人都有拼死作战之心，这样二圣所受的仇辱才能洗雪，陛下作为人子的职责也就尽到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或许愿意同陛下在泗水之上歃血结盟，那又该怎样对待他们呢？希望陛下明白世代大仇不可通好的道理，停止并废罢这次使命。宋高宗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说：‘胡寅论述出使之事，言辞旨意恳切，深得进献意见、参与谋议的体要。’于是召他到都堂宣谕旨意，并再次下诏嘉奖。后来右仆射张浚从江上回来，上奏说派遣使者是兵家运用机变权术的办法，竟然改变了先前的旨意。胡寅又上疏说：‘今日的国家大计，只应阐明复仇的大义，任用贤才、修养德行，停止战争、训练百姓，以谋求北向进取。倘若暂时还不能这样做，就应坚守以等待时机。至于德行反复、意见不定，必定不能有所建树。’胡寅既然与张浚意见不同，便请求到外郡任职，以便奉养父母。起初，胡寅曾上奏说：‘近年来诏令多出于词臣个人的好恶，使君主赏赐有德、讨伐有罪的言辞，不免有玩弄人心、丧失德行的过失，请求命令词臣以用修饰言辞取悦上意、含怒讥刺他人为戒。’因此胡寅所撰写的诏令多含有告诫之意，于是嫉妒他的人很多。朝廷辨明诬蔑宣仁圣烈皇后的说法，遣送章惇、蔡卞，都是宰相当面传达皇帝旨意，命胡寅撰写诏书进呈。授任徽猷阁待制、邵州知州，他推辞了。改任集英殿修撰，又以待制身份改任严州知州，后来又改任永州知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的讣告传到朝廷，朝廷按照旧例以日代月服丧，胡寅上疏说：‘礼制规定：仇敌没有消灭，丧服就不能除去。希望下诏服丧三年，穿着黑色丧服亲临军队，以此教化天下。’不久授任礼部侍郎，兼任侍讲、直学士院。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秦桧当权，授任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请求退休，于是回到衡州。

译秦桧既然忌恨胡寅，即使胡寅已经告老退休，仍然对他愤恨不已；胡寅因写信给李光讥讽诋毁朝政而被降职。右正言章复又弹劾胡寅不为生母服丧，属于不孝；劝谏朝廷与邻国交好，属于不忠。于是降授果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新州。秦桧死后，下诏允许他自行选择居处，不久恢复他的官职。绍兴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胡寅志向气节豪迈，最初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答应。起初，胡安国很看重秦桧的大节；等到秦桧专擅国政，胡寅便同他断绝关系。新州贬谪的命令下达后，他当天就上路。在贬所写成《读史管见》数十万字，以及《论语详说》，都流传于世。他写文章以义理为根本，有《斐然集》三十卷。胡宏，字仁仲，幼年师事杨时、侯仲良，最终继承并传授他父亲的学说。他在衡山脚下从容研习二十多年，专心体察精神义理，昼夜不懈。张栻曾拜他为师。绍兴年间，他上书，主要内容说：治理天下有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仁。什么叫仁？就是心。心这个主宰纷繁渺茫，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怎么能知道它的本体呢？若有一点不加察识，就不能明白它。心中有顾虑、有畏惧，那么即使具有能知能察的良知，也会逐渐消亡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忧虑。敌国占据险要之地，逆臣在中原僭越称位，牧马之军迅速逼近，想要争夺天下。我不把这些作为最担忧的事，却把良心作为最大的忧虑，是因为良心充满人的一身，贯通天地，主宰万事，是统摄亿兆百姓的根本。体察天理，没有什么比屏除欲望更好；保存良心，没有什么比立定志向更好。陛下也曾有朝廷政事不必挂怀，宠幸近臣的机巧言论不呈到面前，妃嫔美人不在身边的时候。陛下试着在这种时候沉思静虑：当今世道，在陛下自身所处的地位上，什么事情最大？什么事情最急？一定会有内心惭愧而不安、悲痛而难过，坐立徘徊不能自我安定的时候；这样，良心就可以体察到，而我的话也就可以相信了。从前舜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瞽叟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父亲，享受天下的奉养，难道还不够摆脱困穷吗？可是瞽叟仍然不高兴。从常情看，舜本来可以不再忧虑了，但舜却满面忧愁，认为整个天下都不足以解除自己的忧愁。徽宗皇帝享受天下供奉将近三十年。钦宗皇帝生长在深宫，享受乘舆出行的待遇，后来又登上帝位。一旦被仇敌劫持，远远迁往荒凉之地，衣裘失去司服所掌管的制度，饮食失去膳夫烹调的滋味，居处失去宫殿的安适和妃嫔的陪伴，举动没有威严，备受辛苦困顿。他希望陛下出兵攻打敌国，心神时时牵挂，正如饥渴之人渴望饮食。也许一旦能够活着回来，父子兄弟相互搀扶哭泣，欢乐得如同平日。向东引颈眺望，至今已经九年了。我身为疏远卑贱之人，想到这件事也痛心；每逢进食便哽咽，从来没有不丢下筷子起身，想着要有所作为的，何况陛下正承担着这个责任呢？可是朝廷中的臣子不能上体天心、充实陛下仁孝的志向，反而凭借天子的尊贵，向北对仇敌称臣。陛下自己想一想，用这种做法侍奉父亲，比起舜来怎么样呢？况且群臣才智谋略浅薄短小，自知不足以承担大事，所以想在江左偷求安逸，贪图宠爱荣耀，全都是替自身打算罢了。陛下却相信他们，认为一定可以凭借这种做法逐步安抚中原、巡视陵庙、迎回两宫，这不是大错了吗？万世不能磨灭的耻辱、臣子必定要报的仇恨，正是子孙们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不能与仇敌共同处于天下的原因；但陛下却因顾虑畏惧而忘掉它，不敢把仇敌当作仇敌。臣下中有公然叛逆、明目张胆负叛的人，有协助赞成乱贼、成为他们羽翼的人，有依附两边、想以保持中立来逃脱责任的人；但陛下却因顾虑畏惧而宽纵他们，不敢加以讨伐。这样守着现状不改变，祖宗的神灵将永远暴露在外，终究无人使其重新得到安奉；父兄的身体将永远困辱，寻求归来的希望也会断绝；中原士民终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陛下想到这些了吗？[五安石]轻率地把个人私意付诸实行，纷纷更改法令，舍弃诚信而心怀欺诈，兴办财利而忘记义理，崇尚功劳而违背正道。人人都知道安石废弃了祖宗的法令，却不知道他连祖宗的道也一并废弃了。邪说一经流行，正论就被屏弃，所以奸邪谄媚之徒敢于挟持绍述祖宗之法的名义来满足私欲，对下诬陷君父，对上欺骗祖宗，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废黜迁徙隆祐太后。使我国君臣父子之间突然产生弊病，三纲败坏，神明教化之道也将黯然消灭。于是敌国在外横行，盗贼在内争斗，王师受伤失败，中原陷落，徽宗、钦宗二圣远远栖身沙漠，皇帝车驾偏居东吴，喧扰不安的万民不知将归于何处，祸患实在惨烈。如果仍然习惯于因循守旧，害怕变革，就会丧失三纲的根本本性，昧于神明化育万物的良能；上面用利益和权势诱导下面，下面用智谋权术求取于上。是非因此而不能公正，名分与实际因此而不能核实，赏罚因此而失当，乱臣贼子因此而得志，人伦纲纪因此而不能修明，天下万事都倒行逆施，人的欲望肆意放纵而天理消灭了。这样将凭什么不同于先朝，寻求挽救祸乱、达到太平呢？最后说道：陛下即位以来，中正之士和邪佞之人交替进退，始终没有坚定不移的诚意。然而陈东先因直言进谏而死，马伸后来因发表正直的言论而死，却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奸邪之徒、贬黜一个谄媚奸佞之人。为什么摧折中正之士如此有力，而除去奸邪之徒却这样困难呢？这虽然是当时宰辅大臣的罪过，然而中正之士本来就是陛下的心腹和耳目，陛下拥有天子的威势，掌握亿万人的性命，却不能保全这两三个作为心腹耳目的臣子来辅助自己，反而让奸邪之人得以杀害他们，这该责问谁才可以呢？臣私下里痛心，悲伤陛下的威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闶任国子司业时，请求皇帝临幸太学。宏看到了他的奏表，写信责备他说：太学，是彰明人伦的地方。从前楚怀王没有回来，楚国人怜悯他，像悲悼自己的亲属一样。那是因为痛恨秦国凭借强暴的力量欺骗楚国的君主，使他不得善终；这种惨痛胜过用刀刃加害于他。太上皇帝被强敌劫持控制，活着前往，死后归来，这是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应该思考如何一定报仇的大事。然而掌权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把深仇大恨当作大恩大德吗？从前宋公被楚国拘执，等到楚子释放他以后，孔子在删定《春秋》时却说：“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了宋公。”这是不承认楚人可以操纵中原诸侯命运。太母是天下人的母亲，她被纵容释放，竟然是在金人那里；这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是臣子所不忍说出口的事。然而掌权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把大耻辱当作大恩大德吗？

译晋朝废黜太后时，董养游学太学，登堂叹息说：“天下的正理既已灭亡，大乱将要发生了。”于是带着随从远远离去。如今阁下亲眼看见忘记仇恨、毁灭正理，向敌国北面称臣，却为了苟且求得安逸的事情，仍然安然自得地做天下儒生之首。既不能树立宏大的论说，阐明天人之间的道理来端正君主的心志；反而阿谀掌权的大臣，迎合他的意旨，请求举行太平盛典，又替他写下种种言辞，欺骗上天、蒙蔽世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宏起初因恩荫补授右承务郎，但没有得到调任。秦桧主持国政时，写信给他的兄长寅，询问两个弟弟为什么不来通问，意思是想任用他们。宁写信给秦桧，只叙说彼此的交情而已。宏写信的言辞十分严厉。有人问他原因，宏说：“只怕他召用我们，所以故意让他看出我们不可召用的迹象。”秦桧死后，宏被征召，最终仍以疾病为由推辞，死在家中。他著有《知言》。张栻认为其中的言语简约而义理精深，是道学的关键要旨，也是治理国家可以据以决策的准则。另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宁字和仲，因恩荫补授官职。秦桧主持国政时，召他参加馆职考试，授任敕令所删定官。秦熺任知枢密院事，秦桧问宁说：“秦熺近来升任，外面的舆论怎么样？”宁说：“外面的舆论认为，相公一定不会做蔡京所做的事。”后来升任太常丞、祠部郎官。起初，因为宁的父亲和兄长的缘故，朝廷征召任用他；等到寅与秦桧发生抵牾后，便调出宁任夔路安抚司参议官。授任澧州知州，他没有赴任。后来主管台州崇道观，最终去世。安国传授《春秋》时，修订、编纂和校订考核等工作全都出自宁之手。宁又著有《春秋通旨》，用来辅助阐明他的这部书。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陈亮、郑樵，附载林霆、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是婺州永康人。他出生时眼睛就光芒四射，才气超群豪迈，喜欢谈论军事，议论起来文思奔涌，提笔就能立即写成数千字。他曾考察古人用兵成败的事迹，著成《酌古论》。郡守周葵得到这部书后，和他相互辩论诘难，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他日必定是国家的杰出人才。”于是请他做上宾。等到周葵担任执政大臣，朝廷官员来汇报事情时，他一定指示他们先向陈亮作揖，因此陈亮得以结交一时的豪杰俊士，并充分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又把《中庸》《大学》交给他，说：“读这两部书，可以精通性命之学。”陈亮于是接受下来，专心研读。隆兴初年，朝廷与金人约定议和，天下人都高兴地庆幸能够得到休养生息，只有陈亮坚持认为不可以议和。当时婺州正要以解头的名义荐举他，他便乘机上奏《中兴五论》，奏章送入朝廷后，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他退居家中修养，求学的人大多归附于他；此后更加努力治学著书，持续了十年。在这以前，陈亮曾环视钱塘，感慨叹息说：“钱塘城是可以灌入水淹没的啊！”这是因为钱塘的地势低于西湖。到了这时，正值淳熙五年，宋孝宗即位已经大约十七年了。陈亮改名为同，前往朝廷上书说：臣认为，中国承载着天地间的正气，是天命所汇聚之处，是人心所共同归向之处，是衣冠礼乐所汇集之处，也是历代帝王相承的所在。把中国的衣冠礼乐带到偏远地区，虽然天命和人心仍有所依系，但难道能因此认为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无事吗！天地间的正气受到压抑，长久不能施展，必然会有所发泄；而天命和人心，本来就不是偏远地区能够长久维系的。国家二百年的太平根基，是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徽宗、钦宗二圣被掳到北方的痛苦，也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南渡初年，君臣上下都痛心疾首，发誓不与金人共同生存，最终竟能凭借战败逃亡后的残余力量，战胜经历百战的敌人。等到秦桧倡导邪说加以阻挠，忠臣义士被斥退或死于南方，天下人的志气便衰惰了。三十多年中，即使西北流寓之人都在东南抱孙养息，但君父的大仇全都不再挂在心上；若不是海陵王自取灭亡于淮南，甚至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为故国的耻辱愤怒，而相互率领着射出一箭呢！丙午、丁未年发生的变乱，距今尚且被认为遥远；而海陵王造成的祸患，其实就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奋发不顾自身，立志消灭敌人，但天下人却安然无事一般。当时人们口头议论、内心反对，把陛下看作喜好功名而不顾后患的人；即使陛下凭借崇高的权势，也不能独自压服这种舆论，只能隐忍到现在，又过去十七年了。从前春秋时期，君臣父子相互残杀的祸乱，整个时代的人都安然视之；只有孔子认为，三纲一旦断绝，人道就会变成禽兽之道，因此惶惶奔走，认为道义上不能因一时安定而苟且。最终他虽没有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却把自己的志向发泄在《春秋》一书中，仍然能够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如今整个时代都忘记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所能安然接受的吗？假使求学的人懂得学习孔子的道，就应当引导陛下有所作为，决不会以苟且偷安来阻挠陛下。南方军队不出征，至今已经几年了，难道没有一个豪杰能够自我奋发吗？这种形势必定会有爆发的一天。假如国家不能奋起承接这种形势，一定会有别人来承接它。不能倚仗衣冠礼乐的旧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就认为天命和民心可以安坐在那里长期维系。‘上天对谁都不偏爱，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自夏、商、周三代圣人以来，都知道民心是极其值得畏惧的。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弱了，吴、越从小国兴起，最终称霸诸侯。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事情，因为它足以说明中原已经没有人才了。这是当今儒者尚未讲明的道理。如今金人建立根基已经很久，不可能一举便消灭；国家的大势还没有壮大，也不可能一朝之间大举进攻。人们的心情都以通和为便利，便劝陛下积蓄财力、养练军队，以等待时机。我认为通和只是使上下都形成苟且偷安，并成为妄庸之人各自取利的机会，所以当然最合乎人情的便利。和好形成十多年以后，今天那些谋划方略的人，日后将只把这些方略用于坐在屋里筹划；今天那些击球射雕的人，日后将只把这些本领用于决定胜负。府库充盈，不过是财物；铠甲鲜明，不过是军队。假如一旦开战，它们的真实状况就会暴露而失败。为什么呢？人才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能不能胜任，安坐不动时显得有才干的人不足以依靠；军粮也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盈余或不足，安坐不动时显得充足的军粮不足以依靠。可是朝廷正庆幸一时无事，庸碌愚昧、鄙陋猥琐的人都得以拘守格令、办理文书，以奉行陛下的使命；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而不会另生事端。这样只会使超出常格的人才遭到排斥，不能施展才能，日月蹉跎，自己也将渐渐老去。所以我说：通和只是使上下形成苟且偷安，并成为妄庸之人各自取利的机会。

译东晋一百年间，南北从未通和，所以东奔西走的臣子中，有许多可以任用的人才。如今一旦不通和，朝廷内外的议论就常常像敌兵已经到了边境一样，唯恐不能求得和好；即使陛下也不能不接受和好。过去金人居住在野外，来往没有定规，能使人不知道应当防备什么，军队随时都可能出动。如今他们修筑城郭宫室，施行政教号令，一切都与中国没有差别，点集兵员、聚集粮食、往返传递文书，动辄要花费一年时间。一处发生警报，三边就骚动起来，这样他们难道还能每年出兵来侵扰我们吗？然而，使朝廷内外常常像敌兵在边境，才是国家的福分，也是英雄用来争夺天下的机会；掌事者为什么要急于求和而使他们的心志懈怠呢？晋、楚在邲地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楚君没有一天不告诫国人并训练他们：唉！百姓生存不容易，灾祸随时可能到来，戒备畏惧不能懈怠。在军队中，也没有一天不告诫将士并整顿警戒军事实力：唉！胜利不能保证长久，纣王百战百胜，最终仍然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慑不守法的人、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借军队兴起，乱世之人凭借军队败亡，废兴存亡、昏暗光明的道理，都由军队而来。现在却要求废除军队，这是用诬妄之道蒙蔽诸侯。’正因为人心不能懈怠，军威不能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时代太平，仍有所谓四方征讨不服、整顿六军之事；这就是李沆深深不愿真宗皇帝同辽国和亲的原因。何况现在南北对峙，却废弃军队使人心懈怠，使人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原置于不顾，只是便利妄庸之人，那么掌事者的失策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明白大义，毅然同金人断绝关系呢？降低皇帝乘舆的规格，退居不御正殿，严厉地自我责备，发誓一定复仇，以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人的志气，鼓动中原人的人心。这样即使还没有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人才在四方奔走中便会涌现；财物和军粮在盈亏相补中便能看出实际；狂妄的言论无需攻击就会自行消失，懦弱庸碌的人无需驱逐就会自行退缩。这样，必定会有超出常格的人才奋起，任凭陛下选用。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不是安坐不动可以造成的。我请求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根本，说明今日大有作为的谋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今日大有作为的时机，希望陛下幸而听取。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权柄，藩镇彼此称雄，擅自占有土地和人民，使用甲兵和财赋，官爵也任凭自己授予，而人才也各自尽心于所侍奉的藩镇，最终形成君弱臣强、正统屡次变易的祸患。艺祖皇帝一兴起，四方相继平定，藩镇拱手接受约束，使各郡都能自行向京师通达。朝廷派京官权知地方，三年一换；财赋归漕司，军队各自归属郡府。朝廷用一纸诏令下达郡国，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拖延阻碍。从管理仓库的低级职务起，也必须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的权势统一了。因此京师曾驻扎重兵以求稳固，各郡国也各有禁军，无非是天子用来守卫自己土地的军队。军队都是天子的军队，财物都是天子的财物，官职都是天子的官职，百姓都是天子的百姓；纲纪总摄一切，法令明确完备，郡县不得擅自专断任何事情。士人依照尺度选取，官员按照资历升迁，不寻求超出常格的奇才，也不羡慕举世无双的功业。天子早晚勤劳忧虑于上，以义理廉耻感动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正宽恕厚待百姓的生活，天下一切都置于规矩准绳之中，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从此建立。然而契丹最终得以猖狂放纵，同中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个朝廷，而双方的首领、手足竟浑然没有区别。如果不是澶渊一战，中国的形势就会逐渐衰弱，根本即使深厚也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岁币之事，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大耻辱，终身不敢自己谈论这件功劳。大概说来，契丹发号施令，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天子供奉贡物，是臣下应尽的礼节。契丹最终胜过中国，是因为它的势力逐渐积累起来的。建国之初，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因此我们的祖宗常常严肃对待朝廷而尊重大臣，宽待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范围内，从未使天下的富商大族困顿；在格律之外，又能够容纳奖掖天下的英杰奇才，这些都是用来帮助建立国势、作为防备意外的措施。庆历年间的诸位大臣也曾为中国国势不振而愤怒，但他们的要领却是让群臣争相进献主张，更改法律、变换命令，使朝廷的威望轻弱；严格掌握按察之权，借机邀功、生事，使郡县的地位又轻弱了。这样不仅没有帮助建立国势，反而进一步削弱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来排斥阻挠这些事情，又怎么能不自行受挫呢？只有他们破除旧例，不拘资次任用人才，劝勉农桑，务求宽大，这些做法符合因革损益的道理；但总体方向已经错了。这就是不能洗刷契丹同中国平起平坐的耻辱，最终激发神宗皇帝极大愤怒的原因。王安石以整顿法度的说法首先迎合了神宗皇帝的心意，但实际上却想把天下的军队全部收归朝廷，另行训练阅兵来求强；把郡县的财利全部搜括到朝廷，另行设置封桩库来求富。青苗法只怕富民不困窘；均输法只怕商人不受挫折。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于是士大夫都闭口畏罪。西、北两边让宦官负责经营筹划，于是豪杰以被役使为耻。这样只使神宗皇帝看见军队和财物的数目增多，便锐意向南北征伐，最终违背了皇帝的本意，而天下的国势实际上从未振作起来。他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形势，正担忧文法过于严密，事权过于分散，郡县在下位过于轻弱而琐碎无能，军队财物过多集中在上面而沉重迟缓、难以发动。祖宗只是利用前面四项来助长国势，王安石却竭尽力量把它们消耗殆尽。不懂得立国的根本和末节，实在不足以谋划国家。元祐、绍圣年间一反一复，最终成为金人侵侮中国的凭借，还能指望它振兴中国、威服四方吗？

译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的旧制，虽有少许因革增损，也不足以决定轻重有无。像赵鼎等臣子，本来就没有彻底研究变通的道理，何况秦桧把旧制全部取走并加以阻挠毁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在一隅之地粉饰太平以欺骗天下，他的罪过怎么杀戮也不能尽赎呢！陛下为王业偏屈于一隅而愤怒，励志复仇，不免把天下的军队搜括来求强，把郡县的财利搜括来求富。虽然施恩于百姓，但富户没有五年的积蓄；虽然不加重征税，但大商人没有巨万财产，国家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困乏枯竭。我担心登记在册的军队和府库里的财物，不足以支撑一旦发生战争的需要。陛下早朝晚退，希望建立中兴的功业，却用绳墨般的标准取士，用文法办理政事；圣明的裁决统辖内外，而大臣只是充任职位，胥吏坐在那里执行条令，各部门都逃避责任，人才一天比一天衰弱。我担心只会写程式文章的士人、靠资格升迁的官员，不足以承担超出常格的任用。艺祖规划天下的大略，太宗已经不能全部采用；如今其中遗留的深意，难道不能寄望于陛下吗？陛下如果推究它的本意并实行，就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的根基，何况恢复旧有的疆土呢！否则，维持现状的办法已经穷尽，我恐怕祖宗积累的基业也不足以依靠了。陛下若命令我把这些全部当面陈述，今日大有作为的谋略就一定知道应当如何安排了。吴、蜀是天地间偏处一方的气运，钱塘又只是吴地的一角。唐朝衰败时，钱镠凭借乡里豪杰的力量，在当地兴起称王；他自知不能独立，常常入朝侍奉中国，以此显示尊重。到我宋朝受命，他把整个钱氏家族都带入京师，并亲自献出自己的土地。因此钱塘在五代始终经历战争最少，二百年间人口和人物日益繁盛，终于成为东南最盛之地。建炎、绍兴年间，这里成为岳飞驻军之地，当时评论者已经怀疑它不足以扩张形势、进行恢复。秦桧又在这里设置各部院府，讲习礼乐，风俗本已华丽奢靡；士大夫又修建园囿台榭，在战乱余波中享乐生活，上下安逸，于是钱塘成了享乐之国。一小块土地，本来不足以容纳天子的车驾，却镇守了将近五十年，山川的气运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因此谷粟、桑麻、丝枲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一天比一天衰微，而上下却不认为这是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人，人才也一天比一天平庸低下；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以十万计，只要在文辞墨法上稍有不同，就已经足以在其中称雄了。陛下凭据钱塘已经耗尽的气运，任用闽、浙日益衰弱的士人，却想鼓动东南那些习惯安逸、体质脆弱的民众，向北争夺中原，我因此知道这很困难。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期，楚国凭借它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使楚屈服。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更能独自同秦国争夺帝业。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从南阳兴起，同时共事的人往往有许多南阳旧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这里成为三国交相占据的地方；诸葛亮由此出山辅佐先主，荆楚士人像云一样跟随他，汉室凭此得以在蜀地复存。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也都因这片土地而显名。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朝南渡，荆州、雍州常常在东南称雄，东南地区往往倚仗它来增强力量，梁朝最终也凭借这里取代齐朝。等到这里的气运发泄殆尽，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远地区的下等州郡。五代时期，高氏也只是常常向各国称臣。本朝二百年间，这里降为荒凉衰落的地方，向北连接许州、汝州，居民稀少，土产贫乏，人才中能够在上国通报姓名的，像早晨的星星一样稀少。何况到了建炎、绍兴时期，群盗在这里出没，所受祸害尤其严重，一直到现在，虽然南北分界、相互占据，但往往又把这里置于无用之地；百姓没有粮食来源，军队也不能由此进军。议论此事的人有的因此忧虑，却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其实足以利用。这片土地虽然适合成为偏远方面，但从来没有偏方的气运经过五六百年还不发泄的；何况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达湖湘，北控制关中、洛阳，左右伸缩进退，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开垦土地，整顿人民，使这里的气运发泄出来并加以利用，使它足以接续关中、洛阳的气运，就可以同中原争衡；这也是形势消长的正常规律。陛下毅然把都城迁到建业，各部院府都从草创开始，军国制度一律从简；又在武昌修建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享乐的意志。常常把江、淮的军队作为防备金人侵扰的力量，再精心选择一名深沉果断、有谋略、胸襟开阔而没有私心的人，把荆、襄的任务交给他，放宽对他的文法约束，听任他自行决定废置，在三五年之间抚慰百姓、振作士气，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石敬瑭所割失的卢龙一道，造成开运年间的祸患，大概就是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天下。后来契丹在甲辰年于澶渊战败；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向天地告成太平，这大概是本朝最盛的时期。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正好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从此发生了变化。又过了六十年，到丙午、丁未年，终于酿成靖康之祸。上天偏偏在这一年启发陛下，又启发陛下产生北向复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年，近在十年以内。天道每六十年发生一次变化，陛下难道不应该有所作为来顺应这种变化吗？这确实是今日大有作为的机会，不能苟且偷安、玩弄岁月。

译我没有什么才能，从年轻时就有奔走四方、建功立业的志向，曾多次到达行都；那里人才如林，但他们的议论都不足以激发人心，因此我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立无援的。辛卯、壬辰年间，我才退下来探究天地造化的本原，考察古今沿革的变化，以推究帝王、霸主治国之道，因而明白汉、魏、晋、唐成败得失的原因，天与人的关系也清楚明白，可以考察而知。我开始醒悟，当今儒士自以为掌握了正心诚意之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整个时代都安于君父之仇，而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之学，却不知道什么才叫性命。陛下接见他们，却不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我因此佩服陛下的仁慈。我又醒悟，当今所谓才臣自以为掌握了富国强兵之术，其实都是狂妄迷惑、肆意叫嚣的人。他们不在有空闲时考察立国的根本和末节，却扬眉吐气地谈论富强，根本不知道什么才叫富强。陛下看透了这一点而不敢全部任用他们，我因此佩服陛下的明智。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回应天命；笃行仁爱，足以凝聚民心；又以仁慈明察照见群臣各自偏执的议论，这就是百代难得的英明君主。如今却任用平庸之人，笼络小儒，以此拖延成就大事业的时日，臣实在抑制不住愤懑，所以顾不得自己的卑微而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真命臣把一切当面陈说，哪里只是臣个人小小的愿望，天地神灵、祖宗英灵也实在都将听到这些话。奏书送上后，孝宗大为震动，想把它张贴在朝堂上来激励群臣，援用种放的旧例，召令他上殿，准备提拔任用他。左右大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曾觌知道缘故，准备去见陈亮；陈亮以此为耻，翻墙逃走。曾觌因为他不来见自己，很不高兴。大臣们尤其厌恶他直言不讳，便互相阻挠他，于是下令由都堂审察。宰相拿皇帝的旨意来询问他想说什么，他仍然直截了当地说，一点也没有贬抑避讳之意，因而又不合他们的意。等候诏命十天后，他再次到宫阙上书说：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安于一隅，这是对国家社稷建立了大功。然而坐守钱塘这个浮华奢侈的偏僻角落来谋划收复中原，不是合适的地方；任用东南地区习惯安逸的军民来进行进取，也不是合适的人。财物只积存在府库中，就不足以调剂天下各地的有无；兵员只登记在尺籍上，就不足以兼并天下勇怯不同的兵力。因此，拖延的计策得以实行，而陛下成就大事业的志向却违背了。这就是臣忠而愤懑、斋戒沐浴后写成此书献到宫阙之下的原因。臣愿能面见陛下，陈说国家立国的根本和始末，从而打开成就大事业的谋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从而决定成就大事业的关键，务必符合艺祖筹划天下的根本旨意。然而等候诏命八天，仍没有听到消息。臣恐怕天下豪杰已经能够揣测陛下的意向，而天下豪杰云集响应的形势也无法形成了。他又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赖以维持的办法到了今天已经穷尽，但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原则仍可凭借以维持长久；如果推究其本意而加以变通，那么恢复中原就不难了。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几十年的策略，有可以维持一百五六十年的计策，还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基业的根本办法。事情的形势明白，成效也有显著差别；若不是陛下的聪明超过百代，决不能逐一听取并实行。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内容，而大臣们拱手称颂圣旨来询问，臣也姑且取其中可以说的大体，列举三件事回答他们。第一件是：二圣被掳到北方的痛苦，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恨。五十多年过去，天下人的志气虽然已经消磨衰颓，不再知道应当念念不忘仇耻，正需要君主和几位大臣振作这种志气，发泄他们的愤恨，使人人都像报私仇一样报仇雪耻。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用意。第二件是：国家制定规模法度，使天下人都遵守规矩、准绳办事，群臣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舒展四肢，去谋求完成常规之外的功业呢！第三件是：艺祖皇帝任用天下士人，来替代掌管政事的武臣，所以本朝以儒学立国，而儒学之道的振兴，尤其超过前代。如今天下士人庸俗疲软、委靡不振，确实令人厌恶；正需要君主和几位大臣反过来施教，振作并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临事时不至于缺乏人才，任用各种人才都足以发挥作用。这样，立国的规模就不会违背艺祖的根本旨意，东西驰骋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臣向大臣们所论说的，大致就是这些。奏书送上后，皇帝想授给他官职，陈亮笑着说：“我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根基，难道要用它来换取一个官职吗！” 他立即渡过长江回去。陈亮常常失意落魄、沉醉饮酒，和县里的狂放士人一起喝酒，醉中戏说大话，言语涉及冒犯皇上。有一个士人想陷害陈亮，便把这件事告发到刑部。侍郎何澹曾任考试官，淘汰过陈亮；陈亮心中不平，说话多次触犯何澹，何澹听说后记恨他，立即把告状送上去。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把陈亮鞭打拷掠得体无完肤，逼他诬服自己图谋不轨。事情上报后，孝宗知道是陈亮，曾暗中派身边人查访此事；等奏疏送入请示圣旨时，皇帝说：“秀才醉后胡言乱语，有什么罪！”把案牍划落在地，陈亮于是获免。过了不久，陈亮家的僮仆在境内杀了人，恰好被杀者曾经侮辱过陈亮的父亲陈次尹，那家人怀疑这件事是陈亮指使的。事情告到官府后，官府鞭打僮仆，他几次被打死又苏醒，仍不服罪。官府又把陈亮的父亲囚禁在州狱中，并让台官上奏说陈亮罪情严重，交大理寺审理。当时丞相陈淮知道皇帝想让陈亮活下来，而辛弃疾、罗点一向看重陈亮的才华，极力援救他，陈亮又得以免死。陈亮自认为凭豪侠之气屡次遭受大狱，回家后更加刻苦立志读书，学问也更加广博。他的学问自孟子以后只推重王通，曾说：“钻研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从极细微处推究内心，在分寸之间考察礼法，以积累作为功夫，以涵养作为正道，内心充实而面色润泽、背部充盈，这方面我实在对各位儒者感到惭愧。至于堂堂正正的陈列，正正当当的旗帜，风雨云雷一齐发动而来，龙蛇虎豹变幻出现、忽隐忽现，推倒一世人的智勇，开拓万古以来的心胸，我自认为略有一日之长。”陈亮的意思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人。高宗去世，金派使者来吊唁，态度简慢。光宗从潜邸出任临安府长官，陈亮感念孝宗的知遇之恩，到金陵察看形势，又上疏说：

译有非同寻常的人，才可以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却任用平常的人才、采取平常的计策、办理平常的事情来应对，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能成功的。秦桧以议和误国二十多年，天下人的志气已经消沉殆尽。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的志向，又经过二十多年，天下士人才开始知道方向；他对宗庙社稷所立的功劳，不是臣这样的人所能称说其万分之一的。高宗皇帝年事已高，陛下不愿大举用兵惊动慈颜，抑制内心、低头顺从，以尽奉养之孝，圣明的孝道之盛，是典籍中从未有过的。如今高宗已经祔祭于太庙，天下英雄豪杰都抬头等待观看陛下的举动，陛下难道忍心让二十年间用来振作天下志气的努力，一下子又消沉殆尽吗？” 天下不能坐等取得，军队也不可能永远取胜，四处奔驰运筹，又不是年高德尊者所适宜做的。东宫平时居守称为监国，出行称为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这时任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视建业，使他兼统各司，完全统辖诸将，设置长史、司马让他专心承担这些劳任，而陛下在居丧之余，运用人才，调和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就是肃宗任命广平王的旧例。高宗与金人有父兄被害被掳之仇，活着不能报仇，死后必定寄希望于子孙，怎么忍心把去世的哀讯告诉仇敌呢！遗留、报谢等三批使者接连派遣，金帛珍宝连续送出，动辄千两。而金人只派一个使者，仿佛面对小国一样，吊唁祭祀的言辞冷落简慢，义士仁人痛入心骨，难道凭陛下的圣明智勇，竟能忍受吗！” 陛下如果认为大义应当伸张，认为抚军的建议可以实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让东宫前往主持。即使今年还不能谋划北伐，而先作经营建康的计划，以此震动天下并同金绝交，陛下最初的志向也差不多可以稍稍伸张了！陛下试着听从臣的话，运用喜怒哀乐的权力来鼓动天下。他的总意是想激励孝宗恢复中原，但这时孝宗将要把帝位传给光宗，没有答复。因此朝廷内外相互恼怒，都认为他狂妄怪异。这以前，同乡聚会宴饮，宴席最后特意把胡椒末放进陈亮的羹和肉中，这是乡村鄙俗中以特殊礼节敬待客人的做法。同席的人回去后突然暴死，怀疑是吃了特别的食物中毒，案件已经交入大理寺。适逢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乎把他打死，吕天济怨恨地说：“是陈上舍让他们杀我的。”县令王恬查实了这件事，台官指示监司挑选酷吏审讯，始终没有得到结果，于是把案件移入大理寺，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少卿郑汝谐审阅他的单独供词，大为惊异，说：“这是天下罕见的人才。国家如果无罪而杀士人，对上会损伤天和，对下会伤害国家根本。”他竭力向光宗进言，陈亮于是得以免死。不久，光宗策试进士，询问礼乐刑政的要旨，陈亮以君主之道、师道作答，并说：“臣私下感叹，陛下对于寿皇主持政务二十八年之间，难道有哪一项政令、一件事情不在圣心之中吗？而问安、视察寝宫之余，用来察言观色，由此了解寿皇心意的端绪很多，也已经掌握其中的关键并付诸施行了。难道仅仅是每月四次朝见，把它当作京城的美观吗！”当时光宗不去重华宫朝见，群臣轮番进谏，都不听；得到陈亮的策文后，才非常高兴，认为他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奏报名次为第三，皇帝亲笔把他提升为第一。后来知道是陈亮，光宗更加高兴，说：“朕提升他果然没有错。”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听说后都高兴，所以赐给陈亮的授官告词说：“你早年凭文章才艺在贤能之士中名列第一，随即又以论奏打动慈宸的听闻。朕亲自阅览你的策对，赞赏你的学问渊源深厚，把你提升为举首，大概是上天特意留下你来辅佐朕吧。”授任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未到任，一夜之间便去世了。陈亮考中进士回乡后，弟弟陈充在境外迎接拜见，兄弟相对感动哭泣。陈亮说：“如果我将来显贵，恩泽首先惠及你；到死的时候，我们各自穿着命服在地下见先人，也就足够了。”听到的人都为他的情意悲伤。然而他心中始终存有经世济民的志向，重视诺言，人人都能看见他的真心。他同人谈话，必定以君臣、父子的义理为根本；即使自己是平民，推荐人才也唯恐来不及。他家中不过中等家产，却长期供给品行孤高而贫寒的士人衣食，始终没有衰减。陈亮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向朝廷请求，命令补授他一个儿子官职，这不是旧有成例。端平初年，谥号文毅，又补授他一个儿子官职。郑樵，字渔仲，是兴化军莆田人。他喜欢著书，不致力于写文章，自负才学不低于刘向、扬雄。居住在夹漈山，谢绝人事往来。过了很久，才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奇闻、访求古迹；遇到藏书之家，必定借来留读，读完才离开。赵鼎、张浚以下的人都器重他。起初撰写《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等学问，他都有论述辨析；绍兴十九年把书进献朝廷，诏令收藏于秘府。郑樵回去后，更加刻苦钻研学问，跟从他学习的人有二百多人。由于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他获召入朝答对，于是谈到班固以来历代修史的弊病。皇帝说：“我听说你的大名很久了，你铺陈古代学问，自成一家，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呢？”授任右迪功郎、礼部和兵部架阁；御史叶义问弹劾他，改任监潭州南岳庙，并给他公文，让他回去抄录自己所著的《通志》。书成后，入朝任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任检详诸房文学。郑樵请求修订金朝正隆年间的官制，按照中国的官阶秩序加以比附，于是请求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不久，又因谏官进言而使此事被搁置。金人侵犯边境时，郑樵说岁星的分野在宋，金主将会自取死亡，后来果然如此。高宗巡幸建康，命令他进献《通志》，适逢患病去世，终年五十九岁，学者称他为夹漈先生。郑樵喜欢从事考证事类、辨析伦类的学问，著书虽然很多，大体上是学问广博而缺少要旨。他一生甘于清苦淡泊，乐于施舍给予，却唯独对求取仕进十分急切，了解他的人因此轻视他。同郡人林霆，字时隐，考中政和年间进士，学问广博，精通象数，与郑樵结为牢不可破的交情。林光朝曾拜他为师。他聚集了几千卷书，都亲自校勘，并对儿孙说：“我已经替你们获得了良好的产业。”绍兴年间，任敕令所删定官，竭力抨击秦桧议和的错误，立即辞官离去，当时人都推重他。李道传，字贯之，是隆州井研人。父亲李舜臣，曾任宗正寺主簿。李道传年少时庄重严肃，稍大以后，阅读河南程氏的著作，玩味探究义理，以至忘记睡觉吃饭；即使处在暗室中，也整衣端坐，神情肃然。考中庆元二年进士，调任利州司户参军，后改任蓬州教授。

译开禧年间出兵，金人急切窥伺散关。李道传因各司檄文而参与谋划事务，听说吴曦反叛，痛苦愤怒都表现在脸色上。他派门客从小路带着书信送给安抚使杨辅，论说吴曦必败，说：“他一向不是雄才大略的人，违逆正道、首先作乱，已经使人心离散怨恨；如果借助人心来对付他，可以坐着把他捆来。果真决意采取这个行动，不但可以平定内部变乱，也能使金人知道中国有人才，稍稍停止窥伺觊觎。即使不能取胜，也足以无愧于千古。”吴曦的党羽拿吴曦的意旨威胁李道传，李道传以大义驳斥他们，最终弃官回乡。吴曦之乱平定后，诏令称赞李道传坚守气节不屈，提升官阶两级。嘉定初年，召任太学博士，升任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恰逢沂王府有母丧，按照惯例有关官吏都提升官阶，李道传说：“有襄助丧事劳苦的人，推恩可以；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于是大家都推辞不接受。后来升任秘书郎、著作佐郎，进见皇帝，首先说：“忧患危急的言论不能在朝廷听到，这不是太平之世的征象。如今民力还不富足，民心还不稳固，财用还不充裕，储蓄还不丰足，边防还没有修治，将帅还没有选好，风俗还不能明白义理而不苟且，人才还不能汇聚进用而不匮乏。这八件事中，又以人才最为重要。至于人才的盛衰，取决于学术的明暗。如今对学术的禁令虽已解除，却不曾向天下明确说明解除禁令的意旨。希望下达明诏，尊崇正学，取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大学章句》《或问》等书，颁行太学；仍请让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配享孔子庙。”当时执政中有不喜欢道学的人，借这些话攻击李道传，但他不为所动。兼任权考功郎官，升任著作郎。当时薛拯、胡榘等都是新近进用而掌权的人，贿赂成风。李道传说：“如今名义上推重儒臣，实际上却任用才干刻剥、残忍、荒诞欺妄、倾覆危害之人。”于是请求补任外郡，便出任真州知州。城墙坍塌而没有修治，李道传用砖修筑，又修建两座石坝来保护沿江居民，进一步疏浚两条壕沟，又修筑陈公塘堤坝，有警报时便开闸放水作为阻隔，人心才开始安定。授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刚到任，就巡行所属各部，弹劾贪婪放纵的官吏十多人；对危害百姓的胥吏，大的处以黥刑，小的驱逐，共一百多人；释放狱中被滥捕羁押的人二百多人；放宽拖欠的钱一十多万缗。夏季大旱，李道传奉诏谈论纸币兑换，说官民彼此如仇；钞法实行，商人疑虑怨恨；赋税征收增加，军将层层盘剥，这些话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于是分条上奏救荒措施，朝廷大多采纳。又和漕臣真德秀救济饥民，李道传分管池州、宣州、徽州三州，在严冬风雪中奔走，即使深村穷谷也必定到达，靠此得以保全生活的人很多。他代理宣州知州，实行朱熹的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等郡都欣然遵命，百姓蒙受其利。广德知州魏岘弹劾教官林庠，指责他放弃堂试而专任救荒之事，又倚仗漕臣欺凌郡守，并说真德秀轻视朝廷，擅自专权掠取美名，请求把他调远。李道传上疏竭力辨明，魏岘因此获罪免职。恰逢胡榘任吏部侍郎，推荐李道传代替自己。李道传称病请求离职，没有获准。召他入朝奏事，他再次推辞，又没有获准，于是入朝答对。他从宫中事务说起，接着谈到朝廷，直到侍从、台谏的缺失过错，全都直言不讳，皇帝并不因此恼怒。授任兵部郎官，他推辞未就任。监察御史李楠窥探当权者的意图，请求授给李道传四川节镇，于是他出任果州知州。到九江时患病去世，终年四十八岁。诏令特意提升他一官后以致仕待遇，谥号文节。李道传从蜀地来到东南，虽然没有来得及登朱熹的门求学，但访问寻求朱熹曾经跟从学习的人，与他们讲习，把遗留下来的著作全都找到并阅读。他忠实地践行所学，气节卓越。对于经史，他没有著述，说：“学问还没有达到，不敢写。”对于诗文，他从不草率创作，说：“学问还没有达到，没有闲暇写。”有一天他因病请假，真德秀前来探望，见他在卧榻屏风之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道他用功谨慎、自我省察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任官以惠民利民为根本，救济荒年，在江东留下恩德，百姓过了很久仍思念他。有三个儿子：李达可、李当可、李献可。李献可是李心传的后代。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儒林七 程迥、刘清之、真德秀、魏了翁、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是应天府宁陵人。家住沙随，靖康之乱时迁居绍兴府余姚。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孤苦贫困，四处漂泊，没有办法振作自立。二十多岁时，才开始知道读书；当时战乱刚刚平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程迥得以向他们考察品德、请教学业。在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历任扬州泰兴县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后妻子和女儿都还在世。不久有人控告他的妻子不是正室，官府没收了她的财产，还追征她十年来所收的租税。部使者把这件事交给张迥处理，张迥说：“杨大烈死后，财产应当归他的女儿所有；女儿死了，归还给她的生母也可以。” 调任饶州德兴县丞。盗贼闯入县民齐匊家中，凡是平日与齐匊不和的人，都被牵连拘捕下狱。州里让张迥审理在押囚犯，张迥查明其中有冤情的，就释放遣送他们回去。齐匊却不停地申诉。后来正好捕获了宁国的盗贼，齐匊仍要求追回那些被释放的人，张迥说：“盗贼既然已经捕获了，再让人追捕这些人，有的可能会死在路上，那他们的亲属靠什么生活呢？这难道是审理冤屈的方法吗！”唐肃宗时，县中有个程氏女子，她的父亲和兄长被盗贼杀害，盗贼又劫走了她。她忍辱隐忍十多年，亲手杀尽并诛灭了盗贼的同党，还剖出他们的肝和心来祭祀父兄。张迥依据《春秋》中复仇的义理，称赞她说：“这是复仇之事中既重大而又合乎正义的。”并上表旌表她，称为“英孝程烈女”。

译改任隆兴府进贤县知县。省里的文书下达后，平江府知府王佐判决陈长年擅自私卖田地；陈长年的侄子向官府申诉了十八年，他的母亲鱼氏因这件事年已七十还被关在狱中。朝廷审理此案，依据法律追查并予以纠正，下令等到母亲去世、服丧期满之日，再把田产按自己的份额处理，并令天下各郡县以此为法。张迥提出意见说：“天下人谁没有母亲的慈爱？子孙本应早晚省视母亲，冬天使她暖和、夏天使她凉爽，不应当拥有私有财产。按照法律，另立户籍是禁止的，分开财产也是禁止的。当初县里接到回报文书时，县令杖责他一顿把他遣走，让他听从母亲的命令就可以了，何必拖延滞留，反复到官府申诉，甚至闹到登闻院呢？《春秋谷梁传》的注说：‘臣没有向君主争讼的道理。’这是为卫侯郑和元咺发明这一义理而说的。诸侯对于受命的大夫尚且如此，子孙对于母亲却竟让她被关进狱中与官吏对质，爱护亲人的人听到这件事，怎能不泪流满面呢？按照法令条文，分配财产，是指祖父母、父母在服丧期满以前所拥有的财产。既然母亲还在，子孙就不得拥有私有财产。即使母亲有一天把财产全部花尽，子孙也不得违背她的教令。既然已经让财产归母亲所有，那么她此前所花用的财物，就属于卑幼擅自使用尊长的财物，按法律必须等五年后由尊长告发，官府才予以审理。” 何必预先等候母亲去世，又开启日后争讼的端头呢？又怎么知道这个不听命的子孙不会死在母亲之前呢？守令是百姓的师长和表率，是政令教化赖以施行的人，实在应当纠正守令失职的过错和子孙不孝的罪行，以此敬重天下所有做母亲的人。” 百姓饥荒，府中下檄文，凡有控告百姓囤积粮食不卖以及卖粮给商人的案件，张迥立即逐一审理并上报，说：“勤于耕作的百姓，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因为被税赋逼迫，所以才拿出来卖，并不是富裕的上等人家。县境内不出产珍贵货物，如果不和外地人交易，缴纳给官府的钱从哪里来？如今强横的人聚集成群，胁迫百姓交钱，殴打伤人的很多，百姓不敢进入市场，因而坐等粮食短缺。”他再三申辩论说，直到意见被采纳才停止。县境发生大水，稻谷和麦子都损失了，郡里把租税减免到很少，张迥向府中说明说：“这样只会驱使百姓流离迁徙罢了！赋税既然收不上来，只会白白留下欠税的簿籍。”于是把租税全部免除。郡中的官员仍说：“自从渡过长江以来，从来没有全部免除过，恐怕户部不会同意。”张迥极力辩论说：“唐人规定，灾害损失达到七成，租、庸、调就全部免除。如今损失已经达到十成，夏税、役钱却不免，这就等于还在征取其中的两成，不能说是宽免。”这场争论才停止。境内有一名妇人，以出卖劳力、纺纱织布、舂米簸糠来奉养婆婆。婆婆感念媳妇孝顺，每次接受食物时，都用手按着额头，仰望上天为她祝福。她的儿子替人放牛，也把干饭带来供给祖母。张迥访察得知此事，便记载下这件事，报告给郡里，郡里给他们钱和粮食。调任信州上饶县。每年缴纳租税数万石，旧法规定加倍征收，又要收取斛面米。迥竭力制止并彻底废除这些做法，曾说：“供令和官吏穿衣吃饭的，都是本地百姓的膏血。竟然不想想这一点，反而横征暴敛、虐待百姓，难道鬼神就没有知觉吗！”州郡催逼索取经总钱十分急迫，迥说：“这种钱类似古代的除陌钱，如今这类钱竟达到正赋的三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他反复向掌权者陈说此事。他奉祠任职期间，寄居在番阳的萧寺。程祥跟随伯父待制程昌禹来到番阳，程昌禹死后，程祥便失去了依靠。程祥随后也去世，程祥的妻子度氏仍然变卖嫁妆来抚养孤儿，时间久了财物耗尽，濒临死亡，邻居都认不出她的面容。有人想为她改嫁，度氏说：“我的儿子还小，如果侍奉别人，使母亲不能抚养自己的儿子，岂不是辜负了丈夫吗？”最终拒绝了。有人把她的事情告诉程迥，程迥立即跑去报告郡守，郡守每月给她钱粮。程迥任官时以庄重对待百姓，施政宽厚而明察，政令简明而有信用，安抚强者，抚恤弱者，用恩义引导他们。多年积累的仇怨诉讼，他用一句话就能化解。奸猾的官吏和刁诈的百姓，都受到感动，时间久了便改过悔悟，欺诈风气也革除。空闲时，他以宾客之礼接待贤士，从容尽情欢乐；对其中优秀的子弟也以平等礼节相待，为他们讲说《诗》《书》。前来质疑问难的人，不论早晚都接待。权势地位不能使他徇私交往，祠庙若不是国家规定的祭祀，他不去拜谒。凡是暗中有德、默默行善的人，无论在明处暗处，他都表彰出来，以此激励风俗；有时还周济他们的困穷，使他们保全节操品行。他审理狱讼，以明察公允为目标。凡是上级官员没有弄清楚的事情，他一定再三抗辩，不肯苟且停止。贵溪县百姓伪造吴渐的姓名，诬告县令石邦彦，程迥说匿名书不应受理；转运使不以为然，于是兴起大狱，因饥困疾病死在狱中的有十四人。等事情传到省、寺，最终的判决全如程迥所说。程迥曾经在昆山教授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经学。他的著作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玄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他在任上去世。朝奉郎朱熹写信告诉程迥的儿子程绚说：“恭敬地想，先人的德行，见闻广博，行为高尚，可以追配古人；解释经书、订正史书，启发后学；对于当世事务又无不通晓，并不只是一个拘泥章句的儒生。只可惜没有得到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便突然离开了盛年，这是有志之士为之悲悼叹息、不能自已的事。然而著书充满家中，足以流传后世，这也足以使他不朽。”程绚凭借父亲致仕的恩典调任巴陵县尉，代理县中事务，能够审理冤狱。孙子程仲熊，也很有声名。刘清之，字子澄，是临江人，跟随兄长刘靖之学习，甘于贫困而努力求学，博览穷尽经书传记。考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任袁州宜春县主簿，尚未赴任，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建德县主簿。他向州府请求，让百姓自己如实申报户籍。由此赋税和徭役公平，争讼平息。调任万安县丞。当时江右遭受大灾，郡府檄令他察看旱情，他徒步走遍田间小路，亲自同百姓接触，凡是应当减免的事项，都查得了真实情况。州府商议降低常平米的价格，刘清之说：“这种恩惠不过能惠及三十里以内罢了，外乡的远方百姓哪里能来？老弱病残之人一定会有饿死的。如今有粮的人家关门不肯卖粮，实在是因为窥伺抢夺的人很多。只要在我们这里制定政令，就能使大户得到钱，贫民得到米，两方面都便利。”于是请求把境内土地平均分为八区，让有粮的人分别赈济本乡，由官府主持。规划防范周密，百姓非常依赖这项措施。帅臣龚茂良把他救荒的实际成绩上报朝廷，又和各位官员一起推荐他。

译发运使史正志巡察所属地区到筠州，命刘清之拘集州县零散、剩余的赋税，刘清之不肯执行。刘清之有个同年在幕府中，对他说：“侍郎因为你的缘故，说你爱护百姓、特立独行，将要推荐你了，你应当带着门第资历来。”刘清之写信给他说：“所谓多余的财资，都是州县侵夺刻剥百姓所得，法律本来就应禁止。即使真有多余财资，那也就是所谓羡余；从下级献上去，皇帝下诏停止，现在却已经停止征收了，反而从上面要求，这就变成自上而下索取了。不夺取到足够就不满足，其弊病多得无法说尽。希望侍郎亲自向朝廷请求，暂且回到副卿的行列，主管国家财政经费，以辅佐国家。这样，哪个士人不愿出自侍郎门下？否则，我实在不敢玷污侍郎知人善任的鉴识。”因推荐之事两次下达审察命令，刘清之始终没有去见丞相，而到吏部参加铨选，得以出任宜黄县知县。龚茂良入朝任参知政事后，和丞相周必大一起向孝宗推荐刘清之。召他入朝答对，他首先论说：“百姓困苦，军队骄横，大臣推诿退避，小臣苟且偷安。希望陛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集中谋略、汇合智慧，使政治清明、天下安定，抓住纲要并努力实行。古今从来没有风俗不可改变、弊病不可革除的事，改变并使之通达，也只在陛下心中的取舍之间罢了。”又谈到任用人才的四件事：“第一，辨别贤能和不肖。所谓守道义之臣，大的可以担当经国理政，小的可以作为仪表规范。追求功名之士，大的可以让他临政治事，小的可以让他办理具体事务。至于只图富贵利达的人，就是下等。第二，端正名分与实际。如今各部门官员的职守不明确，不是空废职守，就是越权侵扰。希望诏令史官考察设置官职的本意，分别指出各官应当主管什么事务，由皇帝亲自确定制度，写入任命文书，依照开宝年间派遣各州通判的旧例，使人人都明白职责，并据此实行赏罚。第三，使才能得到适当使用。军队事务必须用武臣，钱粮事务必须用能干的吏员，但一定要让忠诚守信、不欺骗的人来统领他们，使这两种人都能发挥所长。第四，听取改授官职的建议。文官武官不可任用在不合其才的职位上，但不应允许他们自行列举请求；应当命令文武四品以上官员，每年根据品性操守、才干谋略以及文武技艺，互相推荐一名可以充任左右选官的人，在原有入仕资格之外，给予适当优厚的奖励。” 改任太常寺主簿。服母丧，服丧期满后，任鄂州通判。鄂州驻有大军，兵籍中有很多虚假名额，刘清之向郡府和各司说明，请求从通判厅开始，让虚报者自己据实申报并加以纠正。州中有百姓的妻子张氏守节而死，嘉祐年间，诏令追封为旌德县君，在她墓上表题“烈女”；后来历经兵火，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墓地，刘清之和郡守罗愿访查后为她修建祠堂。鄂州风俗重利又崇信鬼神，家贫而儿子成年就让他出赘，习以为常；尤其虔敬供奉大洪山的祠庙，病了不服药而听信巫师，死了不下葬而交给火葬，刘清之都加以劝导制止。代理任常州知州，改任衡州。衡州自建炎年间军队兴起以来，有一项为大军请求的每月桩积过湖钱，每年送交漕司，总数不下七八万缗，用四县收入的曲引钱和郡府杂项苗米折纳充数。旧法规定，百姓有婚丧嫁娶等聚会，可以购买引券来买酒曲，称为曲引钱；后来直接按户等摊派。衡州有五县，唯独向其中四县摊派。向百姓征取的名目不正当，良民普遍受害，而狡黠的百姓往往轻侮上级，甚至连正常赋税也不缴。虽然收得曲引钱四五万缗，但正常赋税的损失不止数万缗。刘清之向朝廷请求，希望同总领所商量减损、补充、移转，逐渐谋求减免。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告诫各县：管理正常赋税，放缓杂项征收，暂缓旧欠，禁止预先折纳，更新簿籍，谨慎推收，督促勾销，查明欠负，防止连带抄没，惩治顽梗，遏制吏奸，不扰害户长，费用要有节制，漏洞要有防范，稽核考察要有章法，补充设置要逐步进行。此前，郡府整治厨传，借以侍奉常平、刑狱两位使者，每月聚会一次，彼此赠送折价馈礼。刘清之感叹说：“这是什么时候了？与其向百姓索取，不如从各位公卿那里裁减。我用来侍奉上级的，只是专心办理职责，不亏负百姓罢了。难道靠酒食财物就算勤勉吗？”刘清之除了日常俸禄外，所得全都归入公库，用来补助公用经费。他到任那天，军队没有粮食，官府没有俸禄，进贡和送使的物品也没有办法准备。不久，郡府的财政渐渐宽裕，百姓的力量稍稍恢复。有时需要上报说明，他亲自书写，不让属吏参与。他曾编写《谕民书》一册，开头说要敬畏上天、积累善行，勤劳尽力、从事根本事业；农民、工匠、商人都加以劝勉。又教导人们侍奉双亲、亲睦宗族，教育子女、祭祀祖先，谨慎修身、节约用度，给万物以利益、帮助他人，婚姻要合时，丧葬要合礼。言辞意思质朴直白，简明而容易遵行。当地人家家都有这部书，不合道理的诉讼每天都在逐渐减少平息。想到士人的风气还没有振作，他每逢月讲，便又准备酒菜宴请诸生，彼此尽情谈论学问，设置疑问来观察他们的志趣，然后从容地向他们说明先后、本末的次序。来的人每天增多，于是增筑临蒸精舍让他们居住。他讲学时，先讲正经，次讲训诂、音韵和解释，再讲先儒的疏解与议论，接着说明当今所推演的学说，然后分别指出这些学问适合用在哪里：君主要治理天下，诸侯要治理一国，学者要治理自己的心、身、家和他人，确实都有可以实行落实的实际内容。修建阅武场。凡是禁军被派往其他地方服役、隐身于各种工匠中的人，都按军籍查出，让他们到阅武场接受训练检阅。修建朱陵道院，在左边祭祀张九龄、韩愈、寇准、周敦颐、胡安国，在右边祭祀晋朝死节太守刘翼、宋朝死节内史王应之。高雅的儒士和吉善之士每天在其中往来，参佐谋划议论的事情也多在这里进行。刘孝昌是刘挚的孙子，贫困不能自立，刘清之买田供给他。部使者因为刘清之不能谄媚自己而憎恨他，写信给自己亲厚的台臣，诬告他劳民伤财，于是论罪罢职，主管云台观。刘清之回乡后，修筑槐阴精舍，安置前来求学的人。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点都竭力向皇帝推荐刘清之。光宗即位，起用他任袁州知州，但刘清之疾病发作，仍写信给执政大臣议论国事。诸生前去探望他的病，他也不停止讲论；谈到天下大事，勤勉叹息，仿佛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病势将危重时，他写信告别向浯、彭龟年，作两首诗告别朱熹、杨万里。取高氏《送终礼》交给两个儿子，说：“从收殓到下葬，都按照这个办理。”周必大来探视病情，对他说：“子澄，你应当澄清思虑。”刘清之气息已经微弱，说：“没有什么思虑可澄清的。”于是去世。

译起初，刘清之考中进士后，想参加博学宏词科。等见到朱熹，便把原来所学的东西全部取出烧掉，慨然立志学习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都与他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也敬重仰慕他。母亲没有来得及得到他的奉养，他每次展开阅读母亲的手迹，都泪流满面。同宗兄长刘肃流落在新吴，族父刘晔寄居丹阳，刘艾寄居临川，刘清之都迎来奉养。堂祖父刘子侨任邵州录事参军，死于吴锡之乱，刘清之派他的孙子刘晋之带信给邵州太守，取得遗骨运回安葬。族人从远方来，他都安排住宿挽留，不忍心让他们匆忙离去。他曾为范仲淹的《义庄规矩》作序，劝勉大家族人口众多的人量力实行。他以本族家法为根本，参考先儒的礼书，制定祭礼施行。高安李好古因为族人有人为财产相互诉讼，到豫章拜见刘清之；刘清之为他讲解《讼》《家人》二卦，李好古惊惧醒悟，立即放弃所争的诉讼，买了程氏《易》回去，最终成为善士。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改字希元，是建州浦城人。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便能背诵。十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吴氏在贫困中竭力教育他。同郡人杨圭见到他后认为不凡，让他回家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最终把女儿嫁给了他。考中庆元五年进士，授任南剑州判官。接着参加考试，考中博学宏词科，进入福建帅府幕僚，召任太学正；嘉定元年升任太学博士。当时韩侂胄已经被诛杀，真德秀入朝答对，首先说：“权臣发动边战，使南北百姓陷于涂炭；如今重新修好，难道不是天下的福气吗？然而日前派遣使者时，金人想增加岁币数额，我们也说可以增加；金人想得到奸臣的首级，我们也说可以交给他们。往来使者的称谓、犒劳军队的钱帛、搜括归明及流徙的百姓，我们都一概恭敬承受，岂不是会更加助长金人轻慢我们吗？或者说，善于谋划国事的人不应只观察敌情，也应观察我们的政事。如今号称更张改革，却没有办法使敌情畏服，只恐怕他们借助我国厚重的岁赂来增强力量，趁我国没有防备来扩张谋略；一旦挑起争端，而我们没有办法应对，这正是有识之士所寒心的。”又说：“韩侂胄自知不能得到清议的宽贷，竟把真正忧虑国事的士人说成喜好标新立异；于是忠良之士被斥退，正直的言论听不到。正心诚意的学问又被诬称为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起，正道不能施行。如今改弦更张，正应当褒奖崇尚名节，向天下明确表示所爱好的价值。” 召入学士院考试，改任秘书省正字，兼任检讨玉牒的官职。绍熙二年，升任校书郎。又一次入对时，他说暴风、雨雹、荧惑、蝗灾等灾变，都是贪赃官吏造成的。不久兼任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升任秘书郎。入对时，请求开通公正之路，堵塞旁门小道，以抑制小人势力逐渐滋长；选用贤能的州牧，激励将士，以遏制群盗正在壮大的锋芒。四年，选任著作佐郎。同僚互相嫉妒并诬陷他，真德秀安然自持，不与他们计较。宰相准备任用真德秀，适逢言官抵制他，真德秀极力辞谢。兼任礼部郎官时，上疏说：“金国已有必然灭亡的形势，但也可以成为中国的忧患。大概金国灭亡后，上面安逸，下面嬉游，忧患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自己，许多事端恐怕从此开始。”五年，升任军器少监，升为权直。六年，升任起居舍人，上奏说：“奸邪之臣专擅政权已经十四年，朱熹、彭龟年因抗争议论而被逐出，吕祖俭、周端朝因上书而被斥退，当时的近臣还有人替他们争辩。后来吕祖泰被贬，不仅近臣没有人敢说话，台谏官还出力排挤他，那么嘉泰年间的过失已经比庆元年间更严重了。政治更新之初，群贤都能奋发自立。不久，傅伯成因以谏官身份议论政事而离职，蔡幼学因以词臣身份议论政事而离职，邹应龙、许奕又相继因封驳议论政事而离职。这几个人并没有能够大力纠正什么，却已经都不被朝廷容纳。因此人人只求保全自己，连一句话也不肯说。假如遇到重大的安危、利害之事，群臣都这样沉默不言，难道不是危险吗？如今我想对陛下说的，只是勤于访求意见、广泛谋划议论、明辨升降赏罚这三件事罢了。”当时钞法和楮币法令正在推行，告发检举之事纷纷发生，获罪的人很多，没有人敢把实情上报。真德秀上奏说：“有时一个人获罪，却连同没收兄弟们的财产；有时少算四文钱，却没收价值百万的财产。至于按富室征钱，扣留盐商的船只，根据财产多少摊派百姓收藏楮币，卖掉田宅来收取纸币的人，即使大户人家也不能避免，这难道还能称为便利百姓的政策吗？” 从此以后，被籍没的财产逐渐发还。兼任太常少卿。他又说金人必然灭亡，君臣上下都应当把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作为心愿。充任金国贺登位使，到了盱眙，听说金国内部发生变乱，便返回。他对皇上说：“我从扬州到楚州，又从楚州到盱眙，肥沃的土地一望无际，湖泊水塘相互连接，百姓都坚强剽悍、能忍耐吃苦。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用来屏障长江的地方，使强兵足粮成为进取的凭借。只是田地没有开垦，沟渠没有修治，险要之处没有扼守，壮丁没有训练，豪杰武勇之士没有收罗。一旦发生警报，便只把长江当作依靠。哪里比得上趁现在大力推行屯田开垦的政策，专设一个机构来管理；几年以后，积蓄储备充足，边地百姓父子争着想要自我保卫，再依据什伍编制，用兵法训练他们，不必等到【原文疑误：粮饣尚】，全都可以成为精锐部队。”他又谈了边防的重要事务。当时史弥远正用爵位俸禄笼络天下士人，真德秀感慨地对刘▯龠说：“我们这些人必须赶快引退，让朝廷知道世上也有不肯做从官的人。”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出任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与金国互通聘使。真德秀入朝辞行时上奏说：“国耻不可忘记，邻近的盗患不可轻视，侥幸苟安的谋划不可依靠，阿谀奉承的话不可听信，最公正的议论不可忽视。”宁宗说：“你的才力有余，到江东任职后替朕节省财务，以帮助边防军费。”

译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广德、太平两地最严重。真德秀于是与留守、宪司分别负责所属九郡，大力推行救荒政务，自己负责广德、太平。他亲自到广德，与太守魏岘一起按照实际情况开仓放粮，命教授林庠赈济百姓，事情办完后才返回。百姓数千人送他到郊外，指着道路旁的丛葬墓哭着说：“这些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若不是您，我们这些人已经相继埋进这里了。”他下令索取并毁掉太平州私自制作的大斛。新任徽州知州林琰没有廉洁声誉，宁国知州张忠恕私下藏匿赈济用的米粮，真德秀都弹劾了他们，并让李道传代理徽州知州。此前，都司胡貙、薛拯常常讥笑真德秀是迂腐的儒生，认为交给他办事必定失败。到这时，真德秀的政绩声誉日益传开，胡貙、薛拯便散布说旱灾本来很轻，是监司喜欢博取名声，赈济过度，想让魏岘弹劾林庠来动摇真德秀。真德秀上章为自己辩明，朝廷醒悟过来，便给魏岘祠禄，授林庠为干官，不久李道传也被召回。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身份任泉州知州。外国商船害怕苛重征税，每年到达的不过三四艘；真德秀首先放宽税收限制，到达的船只骤增至三十六艘。收缴租税时让百姓自行量取，审理诉讼只张贴当事人的姓名，让本人自行到州府。泉州有许多豪门大族，成为乡里的祸患，真德秀严厉惩治他们。有争讼田地的人，甚至到了把田契烧掉也不敢争夺的程度。海盗作乱，将要逼近城池，官军战败，真德秀祭奠战死的士兵，然后亲自传授作战方略，擒获了海盗。又巡视海滨各处，察看地形，增加在险要处的驻军，以防意外。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隆兴府知府。在宽纵松弛之后，他便逐渐用严厉手段整顿政务。尤其留意军政，想把鄂州的军队分驻武昌，并把广盐运往赣州和南安，以平息汀州、赣州的盐寇。还没有实行，便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第二年，蕲州、黄州失守，南安盗贼兴起，讨伐数年后才平定，人们佩服真德秀的先见之明。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身份任潭州知州。他用“廉、仁、功、勤”四个字勉励属官，又用周惇颐、胡安国、朱熹、张栻的学术源流勉励士人。废除酒类专卖，免除斛面米，重申免除和籴，以此使百姓得到苏息。百姓粮食困难，他已经竭力赈济，又设立惠民仓五万石，每年拿出粮食平价出售；又调换谷物九万五千石，分在十二县设置社仓，使救济遍及乡村。另设慈幼仓，建立义阡。惠民政策全部实行。每月考核各军射箭，拿出军队回易所得的利润和官田租米。凡军营中患病的人、死亡尚未安葬的人、孕妇以及婚嫁者，都按等级给予赈济。朝廷听从寿昌人朱ＴＹ的请求，打算让飞虎军戍守寿昌，并把他们的家属也迁去，真德秀极力争辩加以制止。江华县盗贼苏师进入境内杀人抢劫，他发布檄文会同广西军队讨伐平定。司马遵镇守武冈，煽动军队发生变乱，真德秀弹劾司马遵并诛杀作乱者。理宗即位，召真德秀任中书舍人，不久提升为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入朝觐见时，他上奏说：“三纲五常，是支撑宇宙的栋梁、安定百姓的柱石。晋朝废弃三纲，刘渊、石勒之变因此兴起；唐朝废弃三纲，安禄山之难因此发生。我朝建立国家，首先端正名分。陛下不幸遭遇人伦方面的变故，消息流传四方，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浅。霅川之变，并不是济王本来的心志；他先前有躲避隐藏的行为，后来又听说有讨伐逮捕的谋划，事情的情由、经过和结果，都清楚可考。希望讨论雍熙年间追封秦王、赦免罪过、怜恤孤儿的旧例。济王没有子嗣，也只有陛下能够使灭亡的宗族复兴、断绝的世系延续。”皇上说：“朝廷对济王已经做到极致了。”真德秀说：“如果说这件事处理得尽善尽美，臣不敢认为是这样。看舜处理象的办法，陛下明显远不如舜。人主只应当以二帝、三王为老师。”皇上说：“只是一时仓促罢了。”真德秀说：“这是已经发生的过错，只希望陛下知道有这个失误，并更加讲学、增进德行。”接着又说：“霅川之狱，没有听说在朝廷公议中参与审理，淮、蜀两地帅臣的任命，竟出乎众人议论所预期之外。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事，为什么吝惜不与众人共同商议呢？” 他又说：“乾道、淳熙年间，在朝廷任职的人以馈赠送到家门为可耻，在外任职而带着包苴进入都城为羞耻。如今馈赠贿赂公然流行，熏染成风，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奇怪。”又上疏说：“朝廷之上，敏锐机变的士人多于老成持重的人。虽然曾经因年高德劭褒奖傅伯成、杨简，因儒学褒奖柴中行，因恬淡退隐任用赵蕃、刘宰，但像陈宓、徐侨这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都还没有得到录用。”皇上询问谦谨的官吏，真德秀以袁州知州赵{▯政}夫回答，皇上亲自提拔赵{▯政}夫为直秘阁、监司。他写好手札入朝谢恩，趁机说崔与之任四川帅、杨长儒任福建帅，都有廉洁的声誉，请求广泛加以访察。皇上第一次到清暑殿，真德秀因在经筵侍奉皇上，进言说：“这里是高宗、孝宗二位祖先储养精神、安闲休息的地方。抬头看着楹柱屋椽，应当如同二位祖先亲临其上。陛下所居之处靠近东朝，不敢仓促地把这里当作人主的奉养之所。如今宫阁的礼制逐渐完备，一个人的心受到众人的攻击，没有不逐渐受到侵染而被蛀蚀的。只有学习能够使这颗心明亮，只有敬慎能够使这颗心保持，只有亲近君子能够维系这颗心。”于是极力陈述古代居丧的制度以及先帝勤于临朝听政的事情。宁宗举行小祥祭，诏令群臣穿纯吉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顺从情感而改变古制，只有我朝孝宗穿衰服服丧三年，上朝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冠都用粗布。可惜当时没有一并确定臣下服丧的礼制，这是千年无穷的遗憾。孝宗去世后，从臣罗点等人议论，命令群臣在易月之后仍不脱去衰服，只是在朝会、处理政事时权且使用系黑带的公服，按时节仍然临朝慰问，直到大祥才除服。韩侂胄掌权后，才开始在小祥时改穿吉服。而且腰带不用金饰，鞓不用红色，佩饰不用鱼袋，鞍轿不用文绣。这对群臣有什么损害？对朝廷仪礼有什么妨碍？”这项议论最终被搁置。真德秀多次进献直言，皇上都虚心听取，而史弥远更加严肃畏惧他，于是谋划用办法来动摇他；但害怕公众舆论，一直不敢发作。给事中王塈、盛章先反驳真德秀所主张的济王赠典，接着殿中侍御史莫泽弹劾他，于是以焕章阁待制身份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弹劾他，削去官职，罢去祠禄。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他，请求加以流放诛杀。皇上说：“孔仲尼不做过分的事。”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回乡以后，修撰《读书记》，对门人说：“这是人君治理国家的门径，如果有人任用我，就拿着这部书去实行。”汀州盗寇兴起，真德秀推荐陈韡有文武才干，常平使者史弥忠向朝廷进言，于是起用陈韡讨伐并平定盗寇。绍定四年，改任职务并给予祠禄。

译五年，升任徽猷阁，任泉州知州。迎接他的人堵塞道路，深村中百岁的老人也扶杖出来，城中欢呼声震动大地。各县二税法预先借取税额，竟达到六七年；真德秀进入辖境后，首先禁止预借。各县有几个月不能解送一文钱的，州郡财政空虚，无法治理。有人责怪他宽免抚恤得太快，真德秀说，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宁可由我亲身代他们承受痛苦。审理诉讼从卯时到申时还没有结束。有人劝他节省精神、保养身体，真德秀说，州郡的弊病在于没有力量惠及百姓，能够做到政治公平、诉讼公正，就应当努力。建炎初年在泉州设置南外宗政司，皇族公族只有三百人，由漕司和本州供给，朝廷每年还资助度牒。不久朝廷不再供给，而人数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州郡因此更加难以治理。真德秀向朝廷请求，诏令发给度牒一百道。史弥远去世，皇上亲自处理政务，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任福州知州。他告诫所属官吏不得滥用刑罚、横征暴敛，不得徇私枉法、贪污货利；废除市令司，说：“物价相同，价格就应相同，难道还会有公私之别吗？”闽县的里正苦于催督赋税，他改革了这项制度。所属县苦于高价买粮，他按实际情况发放常平仓粮食赈济。海盗横行，他逐步将其擒获消灭。不久，听说金国灭亡，京湖帅臣把报捷文书和八陵地图献上，江淮地区又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真德秀对此感到忧虑，上密封奏章说：“调动江淮的军队去守卫无用的空城，运送江淮的金钱粮食去治理没有耕种的荒地，富庶的成效尚未等到，根本性的弊病却已经显现。希望陛下审慎、重视这件事。” 召任户部尚书，入朝觐见时，皇上迎接他说：“卿离开朝廷十年，我每每深切思念贤才。”于是他进呈《大学衍义》，又陈述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道理，说：“敬慎是德行的聚集。仪狄的美酒、南威的美色、游乐射猎的享受、玩弄禽兽狗马的乐趣，其中有一样，都足以损害敬慎之心。”皇上欣然嘉奖并采纳，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的政事有许多都经他论列建议。一年多以后，任知贡举；这时已经患病，授任参知政事，兼同编修敕令、《经武要略》。他三次请求领取祠禄，皇上不得已，升任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他辞谢不受。病情危急时，他仍戴冠束带起身坐着，直到辞去职务，精神仍清爽不乱。他的遗表送到后，皇上震惊悲悼，停止临朝，追赠银青光禄大夫。真德秀身材高大，额头宽广，容貌如玉，见到他的人无不认为他将来可以担任宰辅。他在朝廷任职不到十年，上奏疏大约数十万字，全都切中当时的重要事务，正直的声名震动朝廷。四方士人诵读他的文章，都想象得见他的风采。他外出任官所到之处，惠民政绩深厚而普遍，不辜负他文章中的言论，因此朝廷内外都称颂他。京城人有时惊传【原文疑误：倾洞】，奔跑拥挤着出关说：“真正的直院来了！”果然到达后，道路又被挤满，人们聚集围观不肯离去。当时的宰相因此更加嫉恨他，总是排斥不用他，但他的声望反而更加显著。等到他回到朝廷，正赶上郑清之挑起战争，军民死者数十万人，朝廷内外损耗极大，这尤其关系到世道治乱升降的关键，而真德秀已经衰病了。杜范正在攻击郑清之误国，并且说他的贪污比以前更加严重，真德秀却上奏说：“这都是前任权臣【原文疑误：玩忄妻】的罪过。今天处理失误，譬如和、扁接续在庸医之后行医，一次用药错误，却要代庸医承担责罚。”他的议论与杜范不同到了这种程度。然而，自从韩侂胄树立“伪学”的名目来禁锢善类，近世大儒的著作都被明令禁止，以便断绝其传播。真德秀晚年出仕，独自慨然以继承斯文自任，讲习并亲自实行。党禁解除以后，正学终于在天下和后世彰明，这大多是他的力量。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去世以后，皇上一直思念他，谥号文忠。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几岁时，跟随几个哥哥入学，庄重得像成年人。稍稍长大后，聪颖明悟，远远超出常人，每天诵读一千多字，读过一遍便不再重看，乡里称他为神童。十五岁时，写成《韩愈论》，抑扬顿挫，颇有著作者的风格。庆元五年，考中进士。当时正忌讳谈论道学，魏了翁在策论中涉及此事。授任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尽心履行职务。嘉泰二年，召任国子正。第二年，改任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入学士院考试。韩侂胄掌权，谋划开边疆战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全国上下忧虑惊恐却不敢说话。魏了翁于是说：“国家纲纪没有建立，国事方针没有确定，风俗苟且偷安，边防废弛，财用枯竭，人才衰弱，而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将要有这次北伐，人心惶惶，忧虑疑惧交错出现。金国土地广阔、势力强大，不可以仓促图谋；从我们自身来看，也没有看到能够战胜敌人的实际条件。为什么不赶快修治内部，暂且避免对外争战呢？否则，把天下拿来孤注一掷，国家社稷的存亡都系于此事，不可忽视。”策论传出，众人非常惊讶。改任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柟立即弹劾魏了翁策论狂妄，只有韩侂胄坚持认为不可治罪，这件事才停止。第二年，升任校书郎，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任嘉定府知府。行至江陵时，蜀地大将吴曦以四川叛变，魏了翁料定他必败。又过一年，吴曦被诛杀，蜀地平定，魏了翁奉养父母返回故里。韩侂胄也因误国被诛。朝廷征召各位贤者，魏了翁也在其中。适逢史弥远入朝为相、专擅国政，魏了翁看出他的所作所为，极力推辞召命。父亲去世后，解除官职，按心丧礼服丧，在白鹤山下修建房屋，把从辅广、李燔那里听来的学问用来开门授徒，士人争相背着书箱跟随他学习。从此蜀地人都知道义理之学。被任命为汉州知州。汉州号称事务繁重难治，了翁把教化百姓、改善风俗作为治理原则。上任首先免除积欠的赋税二十多万，革除科配和强行压价卖酒的弊端，严禁户婚之事相互告发，又写成文告晓谕百姓，以敦厚伦理、止息争讼，百姓恭敬奉行这些条文教令，不敢触犯。适逢境内桥梁毁坏，有百姓被压死，部使者把此事上报，诏令将了翁降官一秩，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没有几个月，便恢复原来的官秩，任眉州知州。眉州虽然是文教昌盛之地，但当地风俗惯于钻法令空子、拿官吏的短处相互牵制，所以号称难以治理。听说了翁到任后，纷纷拿事情来试探他。了翁于是尊敬礼遇年高有德者，选拔优秀人才，每月初一和十五到学宫，亲自讲学说法，诱导扶助并指点传授；又举行乡饮酒礼来显示教化，增加贡士名额以振兴文风。修复蟆颐堰，修筑江乡馆，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士大夫舆论十分信服，风俗因此改变，治理的政绩显著传扬。

译嘉定四年，升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嘉定八年，兼任提举常平等事，调任转运判官。他整肃官吏的奸邪行为，询问百姓的疾苦，举荐人才、弹劾官员都不回避权贵，声望风采令人肃然起敬。他上疏请求给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赐予爵位并确定谥号，以向学者表明学术趋向，朝廷舆论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便依照他的请求办理。遂宁知州一职空缺，了翁代理主持该郡事务。他立即详细上奏，请求修缮城郭、准备防备意外，朝廷商议时吝惜这笔费用，了翁却增高低矮的城墙、疏浚护城河，像是等待敌军到来一样。第二年，溃散的士卒攻打劫掠各郡县，知道遂宁已有防备，便不敢放肆，人们这才信服了翁预先防备的用意。嘉定十年，调任直秘阁、泸州知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事务。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任命为潼川府知府。他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裕，政绩非常显著。像游似、吴泳、牟子才，都是蜀地的名士，也都登门来拜他为师接受学业。嘉定四年，升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任提举常平等事，升任转运判官。他整治官吏奸弊，询问百姓疾苦，举发弹劾时不回避权贵，风采严肃。上疏请求给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并议定谥号，以此向学者显示学术趋向，朝廷舆论认为正确，照准了他的请求。遂宁缺少知州，魏了翁代理州府事务。随即具奏请求修缮城郭、防备意外，朝廷讨论时吝惜费用，魏了翁却加高城墙、疏浚护城河，像是等待敌人到来一样。一年以后，溃散的士兵攻打掠夺郡县，知道那里已有防备，不敢放肆，人们才开始佩服他预先防备的用意。十年，升任直秘阁、泸州知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调任潼川府知府。他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宽裕，政绩非常显著。像游似、吴泳、牟子才，都是蜀地名士，也登门接受他的教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七年、十六年〕 十五年，奉召入朝应对，上疏二千多字。首先论述人与天地本为一体，必须与天地相似，然后才可以不辜负上天赋予的职位；又谈到人才、风俗等五件事，明白而切实畅达。又论述郡县强干弱枝的弊病，认为应当变通。自从魏了翁离开朝廷已经十七年了，到这时皇上优厚地迎接慰劳他，嘉奖并采纳他的意见。升任兵部郎中，不久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轮流入对时，论述江、淮、襄、蜀应当分为四个重镇，选择人才任用，虚心听取意见，授予办事的权力，提供所需人才，以制定联络守御的策略。接着论述蜀地边境屯田以及实录缺文等事，奏章都交给中书省处理。十六年，任省试参详官，升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升任秘书监，不久以起居舍人身份再次辞让，后来才接受职务。入朝奏事时，极力陈述事变中潜藏的祸福、人心的向背、疆场的安危、邻近盗寇的动静，认为其中有五个关键，说：“应当察看时势的关键，与上天共同成就天命；尊重治道，严格遵守法度；集中众人智慧，广泛采纳有益意见，急切谋划这件事，难道不胜过坐看时机到来、听任局势自行发展吗？”又论述士大夫风俗的弊病，说：“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然后平时才有所补益，紧急时才有所依靠。如果人人只为自己谋划，那么天下的祸患将有无法穷尽的。如今人们当面顺从、心中诽谤，习惯阿谀、接踵于鄙陋，我实在害怕。为什么不考察人心的邪正，推究世事变化中潜藏的祸福，拓展国家规模，收罗整顿人才，这样或许临事时就不会有缺少人才的叹息。”他的言论恳切直率，没有什么顾忌，当时的宰相开始不高兴了。宁宗去世，理宗从宗室中入宫即位，时局突然发生变化。魏了翁忧虑积累成病，三次上疏请求闲职都没有获准，升任起居郎。第二年，改年号为宝庆，雷电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发生，皇上有“朕心整夜不得安宁”的话。魏了翁入对时，便论述说：“人主的心所安定的地方，就是义理，这就叫作天；并不是在这颗心之外，另有所谓天地神明。陛下何不就从不安之处去寻求义理？面对天地，侍奉太母，会见群臣，亲自讲读，都随着事情反过来在心中寻求，这样根本就能建立，没有什么事不能做成。”又说：“讲学不明，风俗浮薄，立朝时没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忠臣，遇到危难时没有守节而死、坚持道义的勇士。希望广泛寻求大儒，大力阐明正学，谋划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策略。”又请求重新命令大臣，在授官任命时公开听取、全面观察，然后使真实意愿得到信任，善类人才就都会出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年、千里、百卷〕 适逢济王被废黜削夺而死，有关官员顾虑观望，办理丧葬不恭敬。魏了翁每次见皇上，都请求厚待人伦、整饬纲纪，以平息舆论。响应诏令议论政事的有十多人，朝士中只有魏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说的话能够援引义理规劝皇上，最为切实恳切；魏了翁也因病请求离职。右正言李知孝弹劾胡梦昱，将他流放岭南，魏了翁出关为他饯行，于是李知孝指称魏了翁首先倡导异论，准备攻击他，史弥远仍表面上表示宽容。不久魏了翁权任尚书工部侍郎，他极力以有病为由辞谢，于是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常德府知府。过了两天，谏议大夫朱端常便弹劾魏了翁欺世盗名、结交邪党诽谤国家，诏令降官三级，靖州居住。当初魏了翁再次入朝，史弥远想拉拢他来帮助自己，魏了翁神色严正、毫不屈服，从未私下拜访。因此三年之间，他只是按常规次序升迁，从未被安排在重要职位。魏了翁到靖州后，湖、湘、江、浙的士人不远千里背着书籍来跟随他学习。于是著成《九经要义》一百卷，校订精密，是前代儒者未曾有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五年、二千里〕 绍定四年，恢复官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五年，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任遂宁府知府，辞谢而没有接受。升任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泸州知州。泸州是大藩镇，控制二千里边境，但武备没有修治，城郭也没有整顿。魏了翁于是上奏修缮城楼、橹楯和城墙垛口，增加设置器械，训练牌手，申明并严格军法，兴办学校，免除旧欠，恢复社仓，创设义冢，建立养济院。任职几个月，所有废弛的事务都办起来了。史弥远去世，皇上亲自处理政务，升任华文阁待制，赐金带，仍让他留任原职。

译魏了翁想到国家权臣相继出现，内则专擅国柄，外则改变风俗，纲常沦丧，法度废弛，贪污混浊的人在位，所有事务都弊病丛生，无法洗涤。于是应诏上章论述十项弊病，请求恢复旧有典制以彰明新的教化：“一是恢复三省的旧制，以提高六卿的地位；二是恢复二府的旧制，以集中众人议论；三是恢复都堂的旧制，以尊重三省、枢密院；四是恢复侍从的旧制，以招来忠直劝告；五是恢复经筵的旧制，以兴盛圣学；六是恢复台谏的旧制，以公正地决定升降黜陟；七是恢复制诰的旧制，以谨慎发布命令；八是恢复听取言论的旧制，以使下情上达；九是恢复三衙的旧制，以增强君主威势；十是恢复制阃的旧制，以排除私意。”奏疏列有万言，先引用旧例事实，接着陈述当时弊病，分别说明利害，清楚得如同黑白分明。皇上读后受到感动，立即在经筵上举出其中内容背诵。后来，旧有典制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臣民上封章多请求召回魏了翁和真德秀，皇上顺应民望一并征召，任用魏了翁权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对时，首先请求明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把它作为进退人物的根本，以杜绝奸邪窥伺的开端。其次论述前任宰相留下的十项过失仍然存在，又谈到修身、齐家、选用宗室贤者、建立内小学等，都是切合皇上自身的事情。此外还谈到和议不可信、北方军队不可依靠、军需财用不可仰仗等，共十多项。又当面奏陈利害，直到白昼漏刻已下四十刻才退下。兼任同修国史、侍读，不久兼任吏部尚书。在经筵进读时，皇上一定改变容色专心听取，询问考察政事，访求人才。他又分条列出十件事献上，全都出于苦心，坦白陈述实情，讲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皇上全部嘉奖采纳，并亲自下诏褒奖。又上奏请求收回并保全史弥远家所藏的御笔，请求确定赵汝愚配享宁宗庙，请求催促崔与之参与政事，请求确定按田亩丈量的法令以宽减民力，请求诏令从臣集议来挽救楮币弊病，请求储备边帅人才以防备缓急。又趁进呈旧事时提出：例如储备人才、凝聚国论；例如努力谋求自治；例如下达罪己诏；例如辨明襄州、黄州两位帅臣的是非；例如查究黄陂叛卒的利害；例如分派各位帅臣处理归降人员。回到朝廷六个月，前后上奏二十多次，都是当时的紧急事务。皇上准备召他共同处理政务，但嫉妒他的人联合谋划排斥，使他不能安然留在朝廷。执政大臣于是说，近臣中只有魏了翁懂军事、顾全国家，于是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适逢江淮督府曾从龙因忧惧而死，便把江淮也交给魏了翁。朝廷舆论大为惊骇，认为不可，三学也上书争辩。正好边境警报接连传来，皇上内心焦急劳苦，魏了翁也嫌自己是在逃避责任；他五次辞谢没有获准，于是接受诏命开设督府，宣布同二府一起奏事，皇上勉励慰劳尤其优厚。不久兼任提举编修《武经要略》，所受恩典礼遇与执政大臣相同，进封临邛郡开国侯，又赐给可以便宜行事的诏书，依照张浚的旧例。入朝辞行时，皇上当面赐给他唐人严武的诗以及“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仍赐金带、鞍马，诏令宰臣在关外设宴饯行。于是他斟酌长江上、下游之间的形势，在江州开设督府，申明告诫将帅，调遣援军，褒奖为国死事的臣子，黜退怯懦的将领，奏报边防十件事。刚过二十天，召任佥书枢密院事。他赴阙奏事时，因病极力辞谢，没有接受任命。原来朝廷中的人起初谋划借此任命把魏了翁排挤出朝，等他出去后，又反过来说设置督府不对；虽然恩典礼遇显赫，但督府的奏陈动辄受到牵制，所以很快召他回来，前后都不是皇上的本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不久改任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他又极力辞谢，诏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不久改任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他多次上章请求退休，诏令不准。病重后，又上疏。门人来问病，他仍穿戴好衣冠与他们应答，并且说：“我一生自处，淡泊而无所经营。”又谈到蜀地兵乱的事情，皱眉沉思很久，口授遗奏，不久拱手而逝。十天后，诏令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身份退休。遗表传到朝廷，皇上震惊悲悼，停止临朝，感叹惋惜有用的人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诏令追赠太师，谥号文靖，赐给苏州宅第，屡次追赠至秦国公。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廖德明，字子晦，南剑人。年轻时学习佛教，后来得到龟山杨时的著作，读后大为醒悟，于是拜朱熹为师。考中乾道年间的进士。任莆田县知县。百姓中有人供奉淫祠，廖德明治罪，并把神像沉入江中。适逢有显贵想取得县里的土地来扩大住宅，廖德明不答应，太守召集属官劝告他，廖德明说：“太守是天子守土的臣子，从没听说可以把土地送给别人的。”太守于是惭愧服从。历任官职后任浔州知州，声誉很好。各司正要交相推荐他，廖德明说：“如今我已经老了，何况怎能为了迎合别人而违背道义呢？”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选任广东提举刑狱，弹劾官员不回避权贵。每年到了推荐士人的时候，朝廷显贵多写信托请他，廖德明说：“这是国家的公器。”把信件全都原封不动退还，没有拆看。有个同乡任主簿，廖德明听说他有才能，便推荐他。适逢廖德明巡视县境，主簿感激他知遇，摆酒邀请他，全部借用富人的酒器和菜肴，排场非常盛大。廖德明生气地说：“一个主簿竟然这样奢侈吗？一定是贪污来的。”于是追回自己的推荐奏章，他的公正严明都像这样。当时盗贼攻陷桂阳，逼近韶州，韶州人害怕，廖德明却谈笑自若，派将领放开手脚出击，自己亲自拿着小旗指挥作战，大败盗贼。于是分兵戍守，扩大侦察范围，明确审慎地执行赏罚，宣扬威势和信用，韶州安定得像平常一样。调任广州知州，升任吏部左选郎官，奉祠，去世。廖德明最初任浔州教授时，为求学者讲明圣贤心学的要旨，亲手在学校种下三株柏树，浔州士人像爱护甘棠一样爱戴敬重他。在南粤任职时，建立师悟堂，刻印朱熹的《家礼》和程氏的各种著作。公务之余，邀请属官和各位学生，亲自为他们讲说，远近都受到教化。他曾把做官和求学的要旨告诉别人说：“廖德明从开始做官直到任一郡长官，只是实行‘用三代直道而行’这一句话罢了。”有《槎溪集》流传于世。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汤汉、何基、王柏、徐梦莘；徐梦莘的弟弟得之、堂侄天麟附列；李心传、叶味道、王应麟、黄震。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与兄长汤干、汤巾、汤中都在当时知名，柴中行见到他们后认为非同寻常。真德秀在潭州时，招汤汉为宾客。汤汉曾拜访赵汝谈，赵汝谈说：“这是第一流的人才。”江东提刑赵汝腾向朝廷推荐汤汉，诏令免去解试，充任象山书院堂长。赴礼部别院参加考试，列入正奏名，授任上饶县主簿。江东转运使赵希塈说：“汤汉是如今海内知名的士人，怎么能让他只做州县小吏呢！”诏令按资历升两级，调任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

译淳祐十二年，调任史馆校勘，改任国史实录院校勘。适逢大水，他上密封奏章说：“君主之心在敬慎和放纵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上天降下喜怒的缘由。一念敬慎，上帝就降临于你，祥风庆云由此产生；一念放纵，上帝就震怒，妖异、水患、阴气乖戾等灾祸由此发生。”发生火灾时，他应诏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承担天下重大的责任，立心不可不公正；守护天下重要的事业，持心不可不敬慎。陛下承受皇天的眷顾和命令，接受祖宗传下的国家基业，就不应怀有私人的恩情；作为天下共同的君主，成为亿万百姓寄托性命的人，就不应厚待私人亲属。大臣、近臣承受福禄、身居显位，都是陛下所倚仗的人，就不应信任私人亲信。三省、枢密院是陛下的朝廷，发布命令、推行政务都从这里发出，就不应有私下的命令。四海九州的土地疆域，都是陛下的仓廪府库，就不应经营私产。陛下对于皇天祖宗的恩德不能长久铭记，却用来报答私人的恩情；对于百姓的疾苦不能深切体恤，却使私人亲属富贵；公卿在朝廷上，他信任得不如近习之臣深厚；中书拟定命令，任命执行也不如内批专擅，那么陛下立心的方式，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天下的公道了。过去陛下上畏惧上天的警戒，下体恤民众的议论，内则受到权臣的拘束，外则畏惧强敌；敬畏之心既不敢完全放纵，私意也没有完全实行。近年以来，上天的警戒和百姓的议论既已被玩弄熟视，贪污混浊的人掌握国政，贪求财货没有满足。他们既然要放纵地实行私意，就不得不放任陛下想做的事情。于是从前的敬畏全部忘掉，私心一念开始四处发作，无法控制。姑且拿近来的事情来说明：定策碑忽然从宫中发出，过去并没有这样急于亲自撰写碑文；贵戚子弟交错任职于内外，过去没有这样放纵；土木工程的祸害辗转流毒，细小的诉讼案件，胥吏和卑贱小人都能借助权贵的势力，直入清都深处，过去没有这样炽烈；御笔诏令发出，上面废弃朝廷法令，下面侵夺有司职权，过去没有这样频繁；贿赂流通，书信请托之事，过去没有这样明显。所以凡是陛下不能承担重大责任、守护重要事业，以至于招致怨恨、积累祸患的原因，开始于立心不公，形成于持心不敬，把私意作为主导，放纵地推行它。这就是感动天地，使水灾、火灾在几个月内接连发生的原因。陛下难道不应赶快制定治理乱局、扶持危局的策略，还能再用平日玩忽轻慢的心态来处置吗！” 授任太学博士，轮流入对时说：“太祖的天下败坏一半，是蔡京、王黼造成的；高宗的天下败坏一半，是郑清之造成的。”又说：“如果真正有志于治理，那么纲纪一定要先端正，根本一定要先强固，屏障一定要先坚实。这样以后才能心胸宽广、身体舒泰，从容自在地生活，快乐无穷。舍弃这些不去做，却只把九重宫阙的深邃、一笑之间的适意当作快乐。快乐到了极点再想一想：我拥有朝廷却不能治理，拥有百姓却没有办法与他们共同保全；起身察看四方境内，外来的侮辱又来了。即使有郑、卫之音，燕、赵之色，建章宫的华丽，琼林库的积蓄，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召入学士馆考试，升任秘书省校书郎。皇太子举行冠礼，调任太常博士，担任引宾赞，奉命进献《冠箴》，诏令皇太子拜谢。升任秘书郎，轮流入对时，极力陈述边境事务，认为：“今天扶危救乱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关键在于人主清心寡欲，尽用天下的财力来整治军队；大臣以公心为重、忘却自我，尽用天下的人才来强化根本，或许还存在使国家由亡转存的道理。” 调任太府少卿，升任兼太子谕德，改任秘书少监。他上疏议论说：“近年来董宋臣的声势气焰极盛，竟能排斥台谏官，排挤大臣，勾结串联凶恶之徒，使各种恶德汇聚，终于导致兵戈不断的灾祸。陛下明察其中缘故，将他斥退并远逐，我原以为他的影响已经消失、踪迹已经断绝了。哪里料到阴气刚刚消散又重新凝聚，冰刚融化却突然复合；他一旦获得自由，便图谋重新被任用。凭他余下的罪恶，竟在顷刻间又让他出入宫禁深处，供职于宗庙之内，这势必再次触怒神灵和人们，重新成为祸乱的根源，使上下都迷惑不明，人人无论大小都咬牙切齿。然而陛下正在替他辨解，大臣们也正同他和解，我私下里对此错误的谋划深感痛心。自古小人重新出仕，其祸害必定惨烈；他们将发泄怨愤，召集同党，颠倒宇宙，使陛下的威严神威有时也不能自行施展，实在令人畏惧。” 请求退休，朝廷却提拔他为太常少卿，太子写信勉励挽留他。他请求到外地任职，朝廷以秘阁修撰身份任命他知福州、任福建安抚，后改任知隆兴府。度宗即位，召他入朝奏事，授任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升任起居郎兼侍读，入朝奏事时说：“愿陛下持守一颗敬慎之心，以端正各项法度，那么追念奉养、继承孝道，用来报答先帝的心意，必定会更加隆盛；顺承先帝遗志，用来侍奉太母，也必定会更加谨慎。陛下爱护自身，必定不会让物欲扰乱内心的平和；端正家庭，必定不会因偏爱亲近之人而毁坏法度。政事必须出自朝廷，并预先防止政令出自多门；人才必须通过公开荐举而来，并严密堵塞邪僻的途径。兼任权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升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直学士。多次请求退休，授任华文阁待制、知宁国府，并赐金带。过了很久，又召任刑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待制身份知福州，任福建安抚使。改任知太平州、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以显文阁直学士提举玉隆宫。升任华文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身份退休。去世时七十一岁。特赠正奉大夫，谥号文清。汉介清廉自守，对仕进升迁淡泊，有文集六十卷。何基，字子恭，是婺州金华人。他的父亲何伯熭任临川县丞，当时黄干恰好主持该县事务，何伯熭见到黄干和他的两个弟弟，便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们。黄干告诉他，必须先有真实的心地、刻苦的功夫才行，何基恭敬警惕地接受教诲。此后黄干随事诱导扶助，使他得以听闻学术的深厚源流和美善精微之处。对于隐微的言辞、深奥的义理，他都精心研究、深入思考，平心静气地等待自己通晓，从不掺杂自己的意见，故意标新立异来显得高明，也不迎合他人而轻易改变。凡是所读的书，没有不加以标点的，义理显明、意思清楚，其中有些即使不待论说也能自行显现。

译朱熹的门人杨与立一见到他就推重佩服。前来求学的人很多，他曾说：“做学问，立志贵在坚定，规模贵在宏大；要充实自己、践履实行，到死以后才可以停止。读《诗》的方法，必须先把胸中的杂念荡涤干净，然后上下吟哦，从容讽诵，使人受到感发，这才算有功效。”又说：“把《洪范》与《大学》、《中庸》相互参照，其中有些地方不约而同地相合。”又说：“读《易》的人，应当完全除去胶着固执、支离破碎的见解，使心地纯洁清明，玩味其中精微的道理，沉潜涵泳，探得它的根源，这样才可以逐渐观察卦爻的形象。”大概正因为他确实遵守老师的教诲，所以能够精通义理而达到简约精要。王柏已经行拜师礼成为何基的弟子，何基却谦逊自抑，不以老师的身份自尊。王柏才智高明、见识超绝，编次订正各部经书，提出宏阔的议论，作出精辟的辩说；他有疑难问题来质问，有时一件事往返讨论十次，何基始终不改变立场，等待王柏自己确定。何基曾说：“研究经书，应当谨慎守持，精心玩味，不必多生疑问、妄发议论。若有意向后来的学者讲说，更应谨慎而又谨慎。”何基淳厚坚定、笃实诚朴，完全像汉代儒者。虽然一切本于朱熹，但就他的言论加以发明阐释，精微义理和新的意旨却不断涌现。何基有文集三十卷，其中与王柏问答辨析的有十八卷。郡守赵汝腾镇守婺州时，延请他来讲学，他推辞没有前往。赵汝腾又首先向朝廷推荐他，并率领有名望的从官联名推荐。通判郑士懿、郡守蔡抗、杨栋相继请求任用他，他都推辞了。景定五年，诏令荐举贤才，特意推荐何基和建州人徐几，两人一同被任命为添差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何基竭力推辞，事情尚未办完，理宗就去世了。咸淳初年，授任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他多次推辞，改授承务郎、主管西岳庙，最终也没有接受。去世时八十一岁。国子祭酒杨文仲向朝廷请谥，谥号文定。他所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王柏，字会之，是婺州金华人。祖父王师愈任崇政殿说书，曾跟随杨时学习《易》和《论语》，后来又同朱熹、张栻、吕祖谦交游求学。父亲王瀚，任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王柏兄弟都曾入朱熹、吕祖谦门下。王柏年轻时仰慕诸葛亮的为人，自号长啸。三十多岁时，才知道家学的根源，抛弃世俗之学，勇于求取圣贤之道。他和朋友汪开之著《论语通旨》，读到“居处恭，执事敬”时，警醒地叹息说：“长啸这个称号，不符合圣门持守敬意的道理。”于是立即改号为鲁斋。他跟随朱熹的门人交游，有人告诉他何基曾跟随黄干，得到朱熹学说的传授，他便前往跟从何基学习。何基把立志、居敬的宗旨传授给他，并作《鲁斋箴》来勉励他。王柏质朴笃实、坚苦自励，有疑问一定向何基请教。何基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作标注、点校，尤其精密。又作《敬斋箴图》。他每天早早起床，到宗庙参拜，治家严整。即使在暑天也关闭阁门静坐；子弟来禀报事情，不穿戴整齐就不接见。王柏年幼时父亲去世，侍奉伯兄十分恭敬。最小的弟弟早逝，他抚养弟弟的遗孤，又分割田产给他们。还收拢、团结宗族，对他们周济、抚恤、扶助。汪开之去世时家境贫困，王柏替他办理殓葬。前来求学的人很多，王柏教导他们一定先从《大学》入手。蔡抗、杨栋相继镇守婺州，赵景纬镇守台州，都聘请他担任丽泽、上蔡两书院的老师，乡里的长者贤德之人也都以弟子礼节拜他。理宗去世，王柏率领各位学生穿丧服到郡府临哭。王柏说：“伏羲取法《河图》来画八卦，文王推演八卦以配合《河图》，这是先天、后天之学的宗祖。《河图》是逐位交错的奇偶之数，后天八卦是统体交错的奇偶之数，只有四个生数不动。用四个成数使其上下往来，上面为偶数、下面为奇数，没有一样不是自然如此。”又说：“大禹得到《洛书》而排列出九畴，箕子得到九畴而传授《洪范》，其中范围的数目，不约而同地暗中相合。《洪范》大概是经书和传文的宗祖吧！‘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是《洪范》，‘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是《皇极经》；这是帝王相传的大训，并非箕子的话。”又说：“如今《诗》有三百零五篇，难道全都由孔子亲手定下吗？孔子删去的诗，有的或许仍流传在民间轻浮浅薄之人的口中，汉代儒者便取来补足亡佚的诗篇。”于是他规定《二南》各有十一篇，两两相配；把《何彼穠矣》、《甘棠》退归《王风》，删去《野有死麕》，黜除郑、卫两国男女私奔淫乱的诗篇。又作《春秋发挥》。还说：“《大学致知格物章》从来没有亡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把《知止》章放回《听讼》章之上。他认为：“《中庸》古代本有两篇，‘诚’和‘明’可以作为纲领，不可以作为条目。”于是确定《中庸》论诚、论明的部分各为十一章。他的卓越见识和独到见解，大多像这样。他临终时整理衣冠，端正坐着，挥手让妇人不要靠近。国子祭酒杨文仲向朝廷请谥，谥号文宪。他所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衍义》、《涵古图书》、《读书记》、《书疑》、《诗辨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太极衍义》、《伊洛精义》、《研几图》、《鲁经章句》、《论语通旨》、《孟子通旨》、《书附传》、《左氏正传》、《续国语》、《阃学之书》、《文章复古》、《文章续古》、《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诗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尔雅》、《六义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历数》、《江左渊源》、《伊洛精义杂志》、《周子》、《发遣三昧》、《文章指南》、《朝华集》、《紫阳诗类》、《家乘》以及文集。徐梦莘，字商老，是临江人。他幼年聪慧，沉迷喜爱经书、史书，下至稗官野史和小说，只要看过就能背诵。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南安军教授。改任知湘阴县。适逢湖南帅搜括田地，号称增加耕地税，其他县都恭敬谨慎地奉行命令。唯独徐梦莘说本县没有新田，租税无从征出。湖南帅恼怒他偏袒百姓，想从文书簿册中搜寻摘取他的过错，最终没有找到，因此反而器重他。

译不久，任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当时朝廷商议改变二广的盐法，派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和东西两路漕臣到边境集合议论。徐梦莘随行，说：“广西被山地阻隔，只应仍然实行官般法，这样对百姓的危害不会波及。广东各郡靠近江河，或许可以容许商人贩运，不宜仓促地把二广一概实行同一种办法。”他的意见与胡廷直不合。胡廷直最终推行了自己的主张，以实行客贩新法而得以升任转运使。徐梦莘后来知宾州，仍因坚持先前意见、被认为阻碍新法而罢职离去。不到三年，二广商人都毁掉了产业，百姓苦于没有盐，朝廷又恢复实行官般法。徐梦莘对荣誉和仕进一向淡泊。他常常想到自己出生在靖康之乱中，四岁时江西因战乱阻隔纷扰，母亲背着他逃亡，才得以幸免。他想考察并弄清事情的始末，于是搜集旧闻，汇集编排异同，写成《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该书上起政和七年海上之盟，下至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亡，前后共四十五年，凡是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都收录无遗。皇帝听说后嘉奖他，提拔为直秘阁。徐梦莘一生著述很多，有《集补》、《会录》、《读书记志》、《集医录》、《集仙录》，书名都以“儒荣”为冠首。他爱好学习、博览多闻，大概是孜孜不倦、到死才停止的人。开禧元年秋八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徐梦莘的弟弟叫得之，侄孙叫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考中进士。部使者以清廉官吏推荐他，他以通直郎身份退休。他安于贫困、乐于守分，不贪婪也不急躁，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撰作《具敝箧笔略》、《鼓吹词》、《郴江志》。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抚州教授，历任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部和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轮流应对时，进言说君主应当以敬慎持守内心。奉祠仙都观，任惠州、潭州通判，代理英德府，代理发遣广西转运判官。他所到之处都兴办学校、彰明教化，施行了有惠于民的政绩。著有《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汉兵本末》一卷、《西汉地理疏》六卷、《山经》三十卷。他辞官后，在萧滩之上修建亭子，画严子陵像供奉他。李心传，字微之，是宗正寺簿李舜臣的儿子。庆元元年被乡里推荐，后来科举落第，便断绝了再次应举的念头，闭门著书。晚年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联合推荐前后二十三人，制置司敦促派遣他到朝廷。任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门编修《中兴四朝帝纪》。刚完成其中三朝，因谏官进言而罢职，添差通判成都府。不久升任著作佐郎，兼任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令他不得进入议事幕府，允许他自行辟置官员、设局，继续编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书成。召他赴朝，任工部侍郎，他说：臣听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是因为杀戮太多、赋税征敛太重，使百姓怨怒之气上冲，干扰阴阳和气，达到这样的极点。陛下应当同诸位大臣清除乱政，和百姓重新开始，以此作为消除恶运、迎来吉祥的办法。然而弊病的法令从来没有改弦更张，百姓劳苦也没有得到振济和施德，既不能改变旧有状况，几乎反而更加严重。因此，皇帝的德行还没有达到无过失的境界，朝廷纲纪有时苦于紊乱；清廉公正的官吏各处少见，而贪图私利、寡廉鲜耻、敢于作恶的人，挟持敌人发动兵乱，从四面兴起，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像这样却希望五福齐备、百谷丰收，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捕鱼。臣考察导致旱灾的原因：一是和籴增多，百姓因此怨恨；二是流离失所而无处归宿，百姓因此怨恨；三是检核税额不能完全如实，百姓因此怨恨；四是登记财产却不按罪行区别，百姓因此怨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规模战争之后，而局势没有办法消除它们，所以越积越多，越发展越严重。成汤是圣明的君主，然而在桑林祈雨时，仍以六件事自责。陛下有意求治，至今已有七年，灾害、祥瑞、饥荒之事，史书接连不断地记载，原因是什么呢？早晨下令、晚上更改，没有固定的规章，这是政令不能节制；出行时供给财物、居处时供应物品，几乎没有停止之日，这是使百姓困苦；陪都的园林宫殿和宗庙，营造工程十分繁多，这是大兴土木；潜邸旧人和女冠声势气焰更加炽盛，这是女宠干政盛行；珍玩之物的进献，很少听说拒绝断绝，这是贿赂馈赠流行；刚直恳切的言论大多被厌弃，这是进谗之人得势。这六件事只要有一件存在，就足以导致旱灾。愿陛下赶快下达罪己诏，整治这六件事，以挽回上天的心意。群臣之中如果有人献上聚敛财物、剽窃邀功的主张来求取进用，一定要严厉贬黜他，使他不能再以这些话向上欺罔圣德，那么即使旱灾严重，也还可以消除。然而百姓在内部怨恨，敌人在外部逼迫，事情走到穷尽、形势到了紧急关头，还有什么不会发生！陛下即使有云一样多的谋臣、雨一样多的猛将，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应对了。”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他又因进言而被罢职，奉祠居住在潮州。淳祐元年停止奉祠，重新起用他，后来又罢职。淳祐三年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李心传有史学才华，通晓旧事典故；然而他撰写吴猎、项安世的传记时，褒贬失当，有愧于秉笔直书的宗旨。大概是因为他心中一向看重川蜀，而轻视东南人士。已经成书的著作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编》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以及诗文一百卷。叶味道，起初名贺孙，以字行世，后来改字知道，是温州人。他年轻时立志刻苦，喜好古学，以朱熹为老师。参加礼部试，取得第一名。当时伪学禁令正在实行，叶味道回答学制策，全部依据程颐的学说，毫不回避。知举胡纮看见后把他黜退，说：“这一定是伪学之徒。”落第后，他又到武夷山中跟随朱熹学习。学禁解除后，考中嘉定十三年进士，调任鄂州教授。

译理宗询问朱熹门徒及其著作，部使者于是把叶味道的品行事迹上报，任命他为主管三省架阁文字。不久升任宗学谕，轮流应对时进言说：“君主致力于学习，是天下的福分。必须坚定志气来守持所学，谨慎对待细微征兆来验证所学，端正纲常来勉励所学，采用忠直的言论来充实所学。”至于口头奏陈，他又讲述帝王传授心法的要旨，以及虞、夏、商、周四代作歌作铭的意义，最后说：“言语过于铺陈，力量就会减弱；文辞过于华美，意义就会空虚。”侍从大臣有人推荐叶味道可以担任讲官，于是授任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按照旧例，说书这一职务只讲《资治通鉴》，不涉及经书。叶味道请求先讲《论语》，诏令同意了。皇帝忽然问鬼神的道理，对伯有的故事涉及荒诞之说表示怀疑。叶味道回答：“阴阳二气的消散和聚合，即使天地也不能改变。有的人死了而气仍不消散，这是正常情况；有的人不得善终，气郁结而不能消散，这是变异情况。所以圣人设置宗庙，以区别亲疏远近，正是用来教导百姓亲爱亲人，并参与、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如今伯有获罪而死，他的气没有消散，成为妖怪和厉鬼，使一国上下因此不得安宁，于是为他立儿子子泄来奉祀他的后代，这样或许可以使鬼有所归依，使神灵都得到安宁。”这其实是在讽喻皇子竑的事情。三京出兵作战时，朝廷大臣和边地将帅接连进献乘机进取的主张。叶味道上呈议状，认为：“边境一旦逐渐扩大，应援就会加倍困难，摊派日益繁多，军粮供应日益紧迫；百姓一旦不堪命令，庞勋、黄巢那样的祸乱立刻就会出现。这是先动摇根本，对外并没有益处。”他在经筵奏事时，没有一天不反复申说这些话，而洛阳出兵不久便传来失败的消息。因此人们都说叶味道能从细微处看出问题、考虑长远。叶味道所奏陈的内容，没有一句不是在开导辅佐皇帝，务求切合君主自身；又从旁引用事例，委婉反复地说明，最终都归结到治国之道上。他升任秘书著作佐郎后去世。讣告传来，皇帝震惊悲悼，从内库拿出银帛资助丧事，并升一官来任用他的后代，这是旧例中从未有过的事。所著有《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郊社外传》、《经筵口奏》、《故事讲义》。王应麟，字伯厚，是庆元府人。九岁就通晓《六经》。淳祐元年考中进士，跟随王野学习。调任西安主簿，百姓因他年轻而轻视他，缴纳赋税常常迟到。王应麟禀告郡守，依法惩治他们，于是很快办结。各校学生想要作乱，知县事翁甫仓促慌乱，不知如何处理，王应麟便依据礼法晓谕，使他们服从。任命为监平江百万东仓。调任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部使者郑霖对他另眼相待。父亲去世，服丧期满，调任扬州教授。当初，王应麟考中进士时说：“如今从事举子业的人，只知沽名钓誉，一旦考中便把一切都抛弃，对制度典故茫然不知，这不是国家对通儒的期望。”于是他闭门发奋，发誓要凭博学宏辞科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借阅馆阁藏书来学习。宝祐四年考中这一科。王应麟和弟弟王应凤同日出生，开庆元年又同时考中这一科，诏令加以褒奖晓谕，添差任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皇帝在集英殿策试士人，召王应麟复核试卷。考定名次上报后，皇帝想把第七卷改列第一。王应麟读了那份试卷，便叩头说：“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古代义理可以作为龟鉴，忠肝义胆坚如铁石，臣冒昧为陛下得到人才表示祝贺。”于是便把第七卷列为第一名。到唱名时，才知道那人是文天祥。升任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升任国子录，进为武学博士。上疏说：“陛下阅历政务很多，求治之心长久不衰。如今面对局势艰难，国土在外患下日益紧缩，人才缺乏而民力耗尽，更应勉力行善，增加修养德行，不要自行沮丧懈怠；振作士气，使下情完全上达，掌握纲纪并明确委任，谨慎对待身边近臣以防蔽塞，寻求贤哲来辅佐后代。”应对完毕，皇帝问起他的父亲姓名，说：“你的父亲把向君主陈述善道看作忠诚，可以说是继承发扬了美德。” 丁大全想要拉拢王应麟，没有成功。王应麟升任太常寺主簿，面对皇帝奏对时说：“淮地守军正处于警戒状态，蜀道极其艰难，海外和上游地区都有藩篱唇齿相依的忧患。军功尚未取得却吝惜赏赐，民力已经困竭却加重征敛，这不是修整内政、抵御外敌的办法。陛下不要因宴饮安乐而自我放纵，也不要用迎合取悦的话来宽慰自己。”皇帝神色忧戚地说：“边疆的事情实在令人忧虑。”王应麟说：“没有事情时要深深忧虑，事情临头时却不能畏惧。愿陛下急切预先防备，不要被壅蔽蒙骗。”当时丁大全忌讳谈论边事，因此王应麟被罢职。不久，丁大全败落，起用王应麟任台州通判。召任太常博士，升秘书郎，不久兼任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出现，他奉诏极力论列执政、侍从、台谏官的罪过，以及积聚私财、推行公田的危害。又说：“应对天变，没有比先挽回人心更重要的；挽回人心，没有比直率接受谏言更重要的。堵住天下人的嘴，挫伤直臣的气节，这样如何应对上天的警示？”当时直言进谏的人多违逆权臣的心意，所以王应麟说到了这一点。升任著作佐郎。度宗即位，王应麟代理礼部郎官，起草百官贺表。按照旧制度，请求皇帝听政时，四道表章已经上呈。有一天夜里入朝临时奉召，宰臣传达圣旨，要求增加撰写三道表章，王应麟拿起笔立即写成。丞相总护返还时，辞位表有三道，使者站在那里等候，王应麟从容地交给他。丞相惊叹佩服，于是授任王应麟兼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马廷鸾主持贡举，诏令王应麟兼任代理直学士院，不久又兼崇政殿说书。升任著作郎，任军器少监。经筵时正逢人日下雪，皇帝问有什么旧事典故，王应麟便以唐代李峤、李乂等奉诏应制诗作答。于是进言：“春雪下得太多，百姓将要饥寒；陛下仁爱的心意，应当谨慎地感通天意、招致祥瑞。”升任将作监。皇帝临朝视事，对王应麟说：“做学问，关键是明白看见古人的本心。”王应麟回答：“严肃恭敬、谦谨畏惧，不敢懈怠荒废；能够勤劳节俭，不自行放纵安逸；用刚强来驾驭下属，处理事情果断决断，这就是古人的本心。然而，操守和舍弃往往容易在极细微处忽然变化，兢兢业业的心情又常常在游乐放纵中忘掉。”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他转对时进言：“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保存永不停止的诚心。”提拔为兼侍立修注官，升任权直学士院，调任秘书少监兼侍讲。上疏议论市舶事务，没有得到答复。

译适逢贾似道拜任平章事，叶梦鼎、江万里各自请求离职，贾似道也请求离职。王应麟上奏，皇帝便取出孝宗朝丞相空缺也超过一年的旧事来晓谕他。贾似道听到王应麟的话，非常憎恶他，对包恢说：“我排斥的朝士像王伯厚这样的人多了，只是此人一向有文学声名，我不想让天下人说我抛弃人才。他为什么不想想稍微自我贬抑一些呢？”包恢把这些话告诉王应麟，王应麟笑着说：“违逆丞相所带来的祸患小，辜负君主的罪过大。”升任起居舍人，兼任权中书舍人。冬天打雷，王应麟说：“十月打雷，只有东汉时多次出现过。这是命令不能专一、奸邪与［原文‘奸ＵＢ’疑为OCR误字］一同进用，卑下凌越尊上、外部侵犯内部的征象。应当清正上天之主宰，谨慎奉行天命，体察天德，以挽回上天的心意。守成必须效法祖宗，治理国家必须总掌威权和福赏。”贾似道听到这些话后，决意斥逐他。王应麟向阁门递交文书，请求直接入朝奏对，认为任用人才首先要考察君子和小人。他正把奏疏藏在袖中等候入班，台臣急忙上疏驳斥他，从此二史官直接入朝奏对的制度便废除了。以秘阁修撰身份主管崇禧观。过了很久，起用他任徽州知州。他的父亲捴曾经镇守这个郡，父老都说：“这是那位清白太守的儿子。”他打击豪强大户，减少租赋，百姓非常喜悦。召任秘书监、代理中书舍人，他竭力推辞，皇帝不准。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升任起居郎兼代理吏部侍郎，指陈成败、逆顺的道理，并且说：“国家所依仗的是长江，襄阳、樊城是它的咽喉，议论此事不能迟缓。朝廷如今还从容不迫地像平常一样，事情一旦错失时机，哪里还能安然自处？”朝臣中没有人谈论边事，皇帝很不高兴。贾似道又谋划斥逐他，恰逢王应麟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等到贾似道在江上兵败，王应麟被授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立即援引旧有奏疏陈述十件事，内容是加紧征讨、严明政刑、砥砺廉耻、疏通下情、寻求将帅人才、训练军队、准备粮饷、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选择州牧郡守、防备海道。并且说：“谋划大患的人必定不拘泥于细小事情，追求实际成效的人必定要去除虚浮文饰。”于是请求集合各路勤王军队，有能率先赶到的，应当厚加赏赐，以振作勇敢奋战的士气；合力进攻，只有能够作战，才可以守卫。升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调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发生日食，王应麟奉诏论述上天警戒的五件事，陈述防备御敌的十条策略，但都没有得到采用。不久转任尚书兼给事中。左丞相留梦炎任用徐囊为御史，提拔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等人，王应麟封还诏书并上奏说：“徐囊与留梦炎是同乡，有结交私人的嫌疑；黄万石粗暴蛮横、没有学问，南昌失守，误国罪大。如今正想引进他来作为自己的助力，那么善良正直的人必定会被他攻击吞噬，受到牵连而离去。吴浚贪污昏庸、轻浮躁急，哪里适合任用？何况留梦炎违背命令、怠慢谏诤，使正直的言论没人敢于上告；如今卖国投降的人，多是他所任用的官吏。”奏疏上了两次，没有得到答复。他出城等待命令，又上奏说：“因为危急而扰乱纲纪，因为偏见而违背公议，臣的封还驳正不能实行，又同大臣意见相反，按形势不应当再留任。”奏疏递入，又没有答复，于是向东归去。皇帝下诏派中使谭纯德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召他入朝，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夺走他的关键职位，只用清要的官秩来宠待他，并不是对待贤者的办法。王应麟也竭力推辞，二十年后去世。所著有《深宁集》一百卷、《王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艺文艺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四十卷、《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黄震，字东发，是庆元府慈溪人。宝祐四年考中进士，调任吴县县尉。吴县有很多豪强权势之家，告发私人债务的事都交给县尉处理；百姓大多饥寒困苦，有的死在县尉手下。黄震到任后，不接受贵家提出的诉状。府衙下檄文让他代理县务。等到他代理长洲、华亭时，也都声名卓著。浙东提举常平王华甫征召他主管帐司文字。当时钱庚孙任常州知州，朱熠任平江知府，吴君擢任嘉兴知府，他们都倚仗受宠幸而严厉扰民。王华甫病重，仍勉强起身弹劾罢免三人，黄震也帮助了他。沿海制置司征召他任干办、提领浙西盐事，他没有就任。后来改为征召他任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公田法实行后，改任提领官田所，他上言说不便，没有被采纳，于是又回任转般仓职务。入朝任点校赡军激赏酒库所检察官。提拔为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流奏对时，指出当时最大的弊病：一是百姓贫困，二是军队衰弱，三是财用匮乏，四是士大夫没有廉耻。他请求停止给僧人、道士发放度牒，让他们的徒众老死后自然消失，并没收其田产收入，这样可以使军国富足，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宫中正在修建内道场，所以他首先提到这件事。皇帝发怒，批示降三级官秩，立即将他逐出国都。后来因谏官进言，这一处分得以停止执行。出任广德军通判。当初孝宗把朱熹的社仓法颁行天下，但广德却由官府设置这种仓。百姓苦于缴纳利息，甚至以利息作为本金，而利息又都是横征强取，百姓贫困到有人上吊自杀。人们认为这是朱熹的办法，不敢议论。黄震说：“不是这样。法令即使出自尧、舜和三代圣人，仍然有变通的时候，哪里有先儒制定的办法，却不考虑挽救它的弊病呢？何况朱熹的办法，是把社仓归于百姓，官府不得参与；官府虽然不参与，最终却仍有缴纳利息的祸患。”黄震另行购买田地六百亩，用田租代替社仓利息，约定不是灾年不放贷，放贷时也不收取利息。

译郡中有祠山庙，每年江、淮一带来祈祷的人有几十万，祭祀的牲畜都用牛。郡中恶少带着兵器，舞弄牲畜迎神，成为惯例，因斗殴争执而触犯法律。当地风俗又有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自己拷打自己以求福的事。黄震看见后询问，原来是士兵。便责令他们写下自己的罪状，士兵说：“我本来没有罪。”黄震说：“你的罪很多，只是不敢对人说，特意告诉神灵来免罪罢了。”于是杖打他们，向众人示警。当地还有所谓“埋藏会”的风俗，在庭院中挖坑，深和宽都为五尺，把祭祀用的牛和几百件器皿放入其中，上面覆盖牛皮，封闭锁好一夜，第二天打开查看，东西却不知去向。黄震认为这是妖异之事，而且杀牛进行淫祀属于违法，便向各有关部门报告，禁止断绝此事。郡守贾蕃世是权相的侄孙，骄横放纵、违法乱纪，黄震多次同他争论是非。贾蕃世长期不能忍受，便上疏说黄震扰乱政务，黄震因此被解除官职。不久，任绍兴府通判，捕获海盗，将他们戮尸示众。抚州发生饥荒并爆发骚乱，黄震任该州知州，乘一辆车急速赶去，途中约定富人和年长者在城中集合，不得超过某一天。他到任后，便把“关闭粮店不卖粮的登记入罪，强行买粮的斩首”大字张贴在集市上，坐在驿舍处理文书，不进入州府，不强行压低米价，米价每天下降。他亲自煮粥给饥民吃。向朝廷请求，给有爵位的人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树立旌表，然后才进入州府处理政务。转运司命州中购买米七万石，黄震说：“百姓的生活已经困顿不堪，怎么能再加重他们的困难！”于是用没收官府的三座田庄的收入来供应。他还补刻《六经》、《仪礼》，修复朱熹祠，在晏殊故里的门上立“旧学坊”匾额，制造祭祀社稷的礼器，恢复风神、雷神的祭祀，劝百姓种麦，禁止竞渡船，烧毁一千三百多艘船，用所得的铁料制造军营五百间，这些都是良好的政绩。诏令增加他的官秩，于是升任提举常平仓司。旧时有因结关拒捕而被关押在郡狱中的案件，已经二十八年；活着的人十个中只有三四个。因为案件涉及尚书省，没人敢判决，且被认为结关就是作乱。黄震认为，结关就如同其他郡的结甲，并不等同于作乱，况且已经经过多次赦免，于是把他们全都释放。新城和光泽两地犬牙交错，百姓夹着溪流居住，常年因争夺捕鱼而愤怒斗殴。适逢知县事蹇雄施政扰民，百姓于是相互联合拒绝服从，起来焚烧抢掠。黄震便弹劾罢免蹇雄，晓谕百姓解散离去。当初常平司设有慈幼局，为贫困而遗弃孩子的人设置；时间久了，只剩名称，实际已不起作用。黄震认为，孩子已经被遗弃后才收养哺育，不如在尚未遗弃前就先行保护。于是增删旧法：凡应当免除赋役而又贫困的人，允许里胥向官府申请供养；已经被遗弃的孩子，允许他人收养；官府拿出粮食供给收养家庭，因此许多孩子得以活下来。黄震议论役法，首先命令县里核查百姓的产业，不让下户受到上户的压制。大力兴修水利，把废弃的陂塘、毁坏的堤堰以及被豪强占据的水利设施恢复起来。改任提点刑狱，审决长期拖延的案件，清理百姓诉讼，声威显赫如同神明。有贵家侵害百姓，黄震查办了他们，贵家因此怨恨。又强行发放富人的粮食给百姓，富人也怨恨他。御史中丞陈坚根据进谗者的话弹劾黄震，使他离职；所谓进谗者，正是那些怨恨黄震的人。于是黄震奉祠云台。贾似道罢相后，以宗正寺簿召黄震，准备让他和俞浙一同任监察御史；有内戚害怕黄震正直，阻止了此事，俞浙也因直言而离职。调任浙东提举常平，镇抚饥民，消除盗贼滋生的苗头。当时皇叔大父福王赵与芮任绍兴府判官，于是兼任王府长史。黄震上奏说：“朝廷的制度规定尊卑不同，而纲纪不可混乱。福王在外虽是藩王，监司仍可以向他进言。如今我作为他的属官，哪里敢察究他的过失？这样岂不是由我自己再次破坏法制吗？”坚持不接受长史之职。又命他升任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他都不接受。黄震曾告诉别人：“不是圣人的书就不值得看，没有益处的诗文不写也可以。”任官时常常天还没亮就处理政务，事情一到便立即决断。他生活俭朴，人们有急难，就周济他们，一点也不吝惜。所著有《日抄》一百卷。去世后，门人私下谥为文洁先生。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梁周翰、朱昂、赵邻几、何承裕（附）、郑起、郭昱、马应和、岘（其弟蒙附）、冯吉。自古以来，开创基业、传下国统的君主，根据他一时的爱好和崇尚，就可以预先知道一个时代的制度规模。太祖受命取代后周，首先任用文官而夺取武将的权力，宋朝崇尚文治，根本就从这里开始。太宗、真宗在藩王府时，就已经有好学的名声；等到即位后，文治日益加强。从此以后，子孙相承，在上做君主的，没有不学习经典的；在下做臣子的，从宰相直到县令、录事参军，没有不通过科举擢用的，天下文士纷纷涌现。建国初期，杨亿、刘筠还沿袭唐人的声律诗体，柳开、穆修有意改变古旧文风，却力量不足。庐陵人欧阳修出现，以古文倡导文风；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来响应，宋代文章便日益趋向古文。南渡以后，文气不如东京时期，难道不值得由此观察世道的变迁吗？于是撰作《文苑传》。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十三岁时就擅长写文章。他常在鄠县、杜县一带游历，曾寄居在张琼家。张琼是武人，赏识宋白有才，对他十分优厚。宋白豪迈俊逸，崇尚气节，重视交友，在文坛上声名很显著。建隆二年，窦仪主持贡部事务，宋白被擢升为进士甲科。乾德初年，他献上文章一百轴，参加拔萃科考试，列为高等，脱去布衣，授任著作佐郎，朝廷赐给他袭衣、犀带。蜀地平定后，授任玉津县令。开宝年间，阎丕、王洞交相推荐他的才干，认为应当让他进入朝廷任职。宋白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到外地任职，接连担任蒲城、卫南二县知县。太宗还在潜邸时，宋白曾献上文章，得到赐袭衣。太宗即位后，擢升他为左拾遗，代理兖州知州，一年多后召回。泰山上有唐玄宗刻写的铭文，宋白摹写副本献上，并且叙述天下太平时东方百姓盼望皇帝巡幸的心意。他参与修撰《太祖实录》，不久任直史馆，兼判吏部南曹。太宗征讨太原时，他任行在御史台判官。刘继元投降，第二天，宋白上奏《平晋颂》，太宗连夜召他到行宫加以褒奖慰劳，并说：“等回到京师，应当用诏书授给你官职。”宋白在帐幕中拜谢。不久授任中书舍人，赐给金印紫绶。

译太平兴国五年，宋白与程羽共同主持贡举，不久充任史馆修撰、判馆事。八年，再次主持贡部事务，改任集贤殿直学士、判院事。不久，召入翰林院任学士。雍熙年间，召宋白与李昉集合各位文士编纂《文苑英华》一千卷。端拱初年，加授礼部侍郎，又主持贡举。宋白前后三次掌管贡士选拔，因此招来不少讥议；然而他所选取的士人，如苏易简、王禹偁、胡宿、李宗谔等，都是杰出人才。当时朝廷命令恢复旧制，专门委托有关官署办理，宋白选取二十八人，落选罢退的人很多，众议喧然。太宗立即召来已经黜退的人，在殿前重新考试，接连录取马国祥、叶齐等八百多人。宋白曾到何承矩家，当时何家正在陈设歌舞伎乐、饮酒宴会。有个进士赵庆，平素没有品行操守，常出入何承矩门下，便偷偷出来拜见宋白，请求替他推荐报名。等宋白掌管贡部后，赵庆果然得到推荐，许多人便以此指责宋白。宋白的妹妹又嫁给王沔。淳化二年，王沔被罢免参知政事。当时寇准正通过攻击揭发他人来求得升进，因此王沔被调出京城；寇准又说宋白家使用黄金器物，恐怕是举人送的贿赂。其实，宋白曾奉诏撰写钱惟濬的碑文，只是因此得到了一些鎏金器物。张去华是宋白的同年进士，因尼道安一事获罪被贬。宋白一向与张去华交情深厚，于是出任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过了一年，张去华上疏申诉自己，说有“来日苦少，去日苦多”的话。太宗看后怜悯他，召回朝廷，任卫尉卿，不久又授为礼部侍郎，修撰国史。至道初年，任翰林学士承旨。二年，改任户部侍郎，不久兼任秘书监。真宗即位，改任吏部侍郎、判昭文馆。此前，宋白献上仿拟陆贽《榜子集》所作的文章，皇帝察觉到他的意图，想求得任用，于是命他主管开封府，以此考察他。不久宋白因厌倦审理决断，请求免去职务。咸平四年，擢升王钦若、冯拯、陈尧叟进入朝廷掌管机要事务；因为宋白是旧臣，授任礼部尚书。宋白学问宏大广博，写文章迅速而丰富，但文辞意趣放纵，缺少法度。他长期任职内署，很厌烦轮番值班，起草诏辞和奏疏草率简略，多不合皇帝心意。景德二年，与梁周翰一起被罢免，授任刑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旧制规定，三馆学士只在五日一次入内殿起居；适逢钱易上言，便全部命令他们到外朝朝见。宋白年老体弱，行走艰难，入班时脚还跌倒了。不久，他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皇帝因为他是旧臣，仍加以眷顾，没有答应。宋白再次上表辞职，才以兵部尚书身份退休。皇帝于是向宰臣询问他的财产，担心他生活贫乏。当时宋白的继母还健在，皇帝要举行东封大典，宋白乘肩舆在北苑辞谢，皇帝召见他谈了很久，进授吏部尚书，赐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宋白遭逢母丧。五年正月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左仆射，录用他的孙子懿孙为将作监主簿，孝孙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侄子唐臣试任正字。宋白善于谈笑戏谑，不拘泥于小节，周济亲族，抚恤孤儿幼童，世人称赞他家族和睦。他收藏书籍数万卷，图画中也有很多奇特古旧的作品。他曾把各种旧事分类编成一千多门，名为《建章集》。唐代贤人的文集有散失的，宋白大多加以续缀。后辈中有文才的人，他一定极力称赞奖掖，当时的名士大多尊崇他，如胡旦、田锡，都出自他的门下。陈彭年考中进士，轻浮俊俏，喜欢嘲笑诽谤别人。宋白厌恶他的为人，将他黜退，陈彭年因此怀恨。后来陈彭年任近侍，制定贡举条制，设置了许多关防限制，大概都是针对宋白而设的。适逢有关官署给宋白议定谥号为“文宪”，宫中却发出密奏，说宋白平素没有操守，于是改谥为“文安”。宋白有文集一百卷。儿子宋宪臣，任国子博士；宋得臣，赐进士及第，官至太常丞；宋良臣，任太子中舍；宋忠臣，任殿中丞。梁周翰，字元褒，郑州管城人。父亲梁彦温，任廷州马步军都校。梁周翰幼年好学，十岁就能写文章。后周广顺二年考中进士，授任虞城主簿，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赴任。宰相范质、王溥认为他是知名人士，不应当任外地小邑的佐官，于是改任开封府户曹参军。宋朝初年，范质、王溥仍任宰相，便引荐他任秘书郎、直史馆。当时左拾遗、知制诰高锡上密封奏章，讨论武成王庙配享的七十二位贤人，其中王僧辩因为没有善终，恐怕不能算作德行完备的人。不久诏令礼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高锡重新考订评定，功业从始至终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参与配享。梁周翰上言说：臣听说，自天地形成以来，在天地覆载之内，圣贤接连出现，古今一脉相承；考察他们的始末，很少有人能够各方面完美无缺。周公是圣人，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辅佐成王达到太平治理，盛大的德行和功勋，上达苍天、下及大地。然而对外有淮夷制造祸乱，对内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进退艰难，几乎陷入困顿，直到倒伏的禾苗、被砍倒的树木，才得以辨明真相。这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吗？臣认为不能。孔子是圣人，删定《诗经》《尚书》，订正《礼》《乐》，宗本于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则。最终却漂泊离开鲁国，奔走困厄于陈国；虽然曾在鲁定公、鲁哀公时得到任用，却始终不被季氏、孟氏容纳。他又曾踩到盗跖的虎尾，听到南子佩玉的声音，远远受到损辱，损害了谨慎守名的声誉，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又可以说是尽善尽美吗？臣认为也不能。至于其余那些平庸的后世贤人，琐碎地建立功业，与这两位圣人相比，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要责求他们经受磨砺而不改变、始终如一，臣私下认为这样的人实在难以找到。考察唐代以来，尊崇祭祀太公。推究这样做的用意，大概是因为天下虽大，却不能废弃武备；境内有争斗，就不能没有战争。借助太公佑护百姓的道路，树立他作为武事宗师的地位，希望张扬国威，于是进封王号。贞元年间，祭祀典制更加完备，于是让历代武臣陪同享祭于庙中，仿照文宣王庙释奠的制度，设置弟子列班侍立的仪式。事情虽然不合古经，意义却足以流传后世，起到劝勉作用。何况从前不乏通达贤能之人，对疑难问题加以讨论，也可说是取得了折中。如今如果一定要考核他们的类别，另立标准判定好坏，以羔羊袖口的小瑕疵忘掉狐裘的大善，恐怕这样选出来的，几乎没有几个可以保留。

译比如乐毅、廉颇，都曾逃亡而成为俘虏；韩信、彭越，都被剁成肉酱而受诛。白起被赐剑在杜邮自尽，伍员的尸体漂浮在江边。李左车也是使军队失败的将领，孙膑实际上是受过刑的人。司马穰苴曾使士卒在齐国朝廷受辱，吴起死于楚国的非命。周勃虽然被称为重臣，却有被怀疑藏匿铠甲于尚方的事情；陈平善于谋略，却受到接受诸将馈金的诽谤。周亚夫死在狱吏手中，邓艾被押在槛车中追捕。李广因误期而自刎，窦婴结党而丧命。邓禹在回溪战败，终身没有得到统率军队的任用；马援死在南方边地，尸体运回后还缺少宫廷派人祭奠的礼仪。其余如诸葛亮一类人，侍奉偏远地区的君主；王景略一类人，辅佐非正统即位的君主。关羽被敌国擒获，张飞被部下杀害。所有这些名将，都是人中的豪杰；如果一定要指出他们的过错，谁能没有牵累？有的甚至会因筛汰而全部被抛弃。何况他们的功业高大，声名显赫，樵夫牧童都听说过，列将通侯私下也终年仰慕。如果一旦撤去他们的神位，排斥出祠庙，只因吹毛求疵而追究前代的过失，挥袖愤恨古人的罪恶，必定使当时人心顿时疑惑，私下议论纷纷。面对高山般的美德，又还看什么前人的足迹呢；那些英魂烈魄，将要对当今圣明的时代含恨了。何况陛下正要振作军威，遏制叛乱谋略，讲求兵法，营建武成王祠，这本来是用来激励武臣、借助神灵暗中扶助的。忽然使长廊空旷遥远，只剩下可以绘画的形象；中殿前空无一物，看不见配享的座位。这似乎不恰当，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深思，办事贵在适中，以此帮助把握大体；如果现在可以议论古人，恐怕后世也会非议当今。希望陛下采纳臣微薄的忠心，特意追改明确的诏令，请把这篇奏疏下发，让朝廷讨论其中的长处。没有得到答复。乾德年间，梁周翰献上《拟制》二十篇，被擢升为右拾遗。适逢修建大内，他献上《五凤楼赋》，人们多传诵它。五代以来，文风低下衰弱，梁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都崇尚淳厚古朴的文风，齐名而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的称呼。当初，太祖曾在军中认识梁彦温，石守信也与梁彦温是旧交。一天，太祖告诉石守信，准备任用梁周翰掌管诰命，石守信略微透露了这句话，梁周翰立即上表谢恩。太祖发怒，于是搁置了这一任命。梁周翰先后任绵州、眉州通判，在眉州因杖打人致死，被削夺两级官阶。后来起用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开宝三年，升任右拾遗，监理绫绵院，改任左补阙兼知大理正事。适逢将举行郊祀，他便上疏说：“陛下第二次祭祀上帝，必定会大赦天下。臣认为天下极其广大，其中有些地方尚未受到恩泽，有些事情尚未包括在礼制条文之内，都应当推而广之。如今赋税每年收入已经很多，再加上临时征调的物资，名目不一，征发供输，不能不使百姓更加困苦。况且西蜀、淮南、荆、潭、广、桂等地，都是王朝的土地。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把三方所得的利益用来减免各道租赋，那么或许可以使德泽均布而减轻民力。”不久，他又因杖打锦工超过规定，被受杖者告发。太祖非常愤怒，责备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人的皮肤血肉和自己没有不同吗？为什么竟然突然施行严酷的刑罚！”将要杖打他时，梁周翰自己说：“臣负有天下才名，不应当这样受辱。”太祖于是解除了杖刑，只将他降为司农寺丞。一年后，任太子中允。太平兴国年间，任苏州知州。梁周翰精通音律，喜欢赌博，只把饮酒嬉戏当作要务。苏州有一个钱姓伶官，家中养着几百人，每天命一百人供人娱乐，每次出行，必定带着酒肴器具随行。州政因此没有治理好，被以原官分司西京。一个多月后，授任左赞善大夫，仍分司西京。不久授任楚州团练副使。雍熙年间，宰相李昉把他的名声上报朝廷，召任右补阙，赐绯衣鱼袋，出任江、淮茶盐提点。梁周翰以辞章学问受到同辈称许，多次担任外任官，不喜欢处理行政事务。适逢翰林学士宋白等人联名上奏，说他有修史才能，却长期辗转处于低位，于是命他兼任史馆修撰。正逢太宗亲自考试贡士，梁周翰任考官，皇帝当面赐给他金印紫绶，并对宰相称赞他的文章，不久升任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张佖建议恢复左右史官职，于是命梁周翰与李宗谔分掌其事。梁周翰兼任起居郎，便上言：“从今以后，崇政殿、长春殿皇帝宣谕的话，以及侍臣宣示、陈列的事情，希望依照旧例由中书省修成《时政记》。枢密院涉及机密的事情，也命本院编纂，每到月底送交史馆。其余各部门凡是关于朝见、拜官、任免、制度沿革、政令设置的事情，都逐条报告本院，以备编录。仍命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班在崇政殿值班，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另行编成《起居注》，每月先呈皇帝阅览，然后下交史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居注》呈给皇帝阅览，从梁周翰等人开始。梁周翰早年已有时誉，长期被摒弃不用，等到被任用擢升后，更加符合当时舆论的期望。适逢考核京官和朝官，凡是敢于隐瞒以前罪过的人，都要削除名籍，降为平民。梁周翰受到的谴责尤其多，他上报有关官署的材料中偶然漏掉一件事，本来应当免职。判馆杨徽之率三馆学士到宰相府，认为梁周翰并不是故意规避，实际上是所犯事情太多，无法全部记住，于是只罚铜钱一百斤。此前，赵安易建议在西川铸造大铁钱，以一枚抵十枚使用。梁周翰上言：“古代货、币、钱三者兼用；如果钱少于货和币，就铸造大钱，有时抵一百，有时抵五十，大概是想增加钱的数量，使它足以流通使用。如今不如规定蜀地百姓进行交易时，铁钱一枚只按一文钱使用；官府购买物品时，则用两枚抵一枚。又因为西川的忧患在于缺少盐，请在益州设置榷院，带入货物进行交易，那么公私双方就都能流通便利了。”至道年间，升任工部郎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钱〕 真宗还在东宫时，知道梁周翰的名声，征召他入朝。当时梁周翰任左庶子，真宗于是命他取出自己所写的文章，梁周翰全部编集献上，皇帝写信答复他。真宗即位后，尚未举行庆贺，首先擢升梁周翰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判史馆、昭文馆。咸平三年，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奉诏与赵安易共同修撰皇族谱牒。唐末战乱，族谱大多散失，没有可供取法的依据，梁周翰创意编撰，颇有条理。皇帝车驾巡幸澶渊，命梁周翰判留司御史台，梁周翰恳求随从，皇帝同意。第二年，授任给事中，与宋白一起罢去翰林学士。大中祥符元年，升任工部侍郎。一年多后，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真宗怜悯他，录用他的儿子忠宝为大理评事，供给俸禄直到服丧期满。梁周翰性情疏放俊逸而急躁，遇事过于严厉暴躁，因此常有荒废和失败。晚年才思稍有衰退，起草书诏大多不合皇帝心意。有文集五十卷及《续因话录》。

译朱昂，字举之，他的祖先是京兆人，世代居住在渼陂。唐天复末年，举家迁到南阳。梁太祖篡夺唐朝时，他的父亲朱葆光与唐朝旧臣颜荛、李涛等几家携带家属南渡，寄居在潭州。每到元旦早晚，他们一定在南岳祠前按次序站立，面向北方号哭悲痛，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后来李涛北归，朱葆光喜爱衡山的胜景，于是前往那里定居。朱昂年轻时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朱遵度喜爱读书，人们称他为“朱万卷”，又把朱昂看作“小万卷”。朱昂曾秘密出行经过庐陵，路上遇到一个异人，对他说：“中原不久将有真主统一天下，你将做到四品官，何必还留在南方呢？”于是朱昂向北游历江、淮地区。当时周世宗南征，韩令坤统兵到了扬州，朱昂拜见他，陈述治理国家、平定乱世的方略，韩令坤认为他非同寻常，署任他代理扬州扬子县知县。正赶上战乱，百姓逃亡过半，朱昂便宜行事，安抚收编百姓，重新招回逃亡者七千多家，韩令坤立即上表授他为本县县令。宋朝初年，朱昂任衡州录事参军。他曾读陶潜的《闲情赋》而十分仰慕，于是扩写其文辞，说：我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有浊，却独自获得了闲适从容的心境。耳朵何必那么灵敏而没有耳塞，衣服何必散乱而没有衣襟？只专心于得失都不萦怀，哪里肯辛劳身体去耕作田地？将要与姬、孔同道，与孙、蘧并迹。精神驰骋于广阔境界，心神遨游于太虚。傲然面对早晨的阳光照在南窗，迎着傍晚的风穿过北窗。并非忧虑于道义，只是让性情舒展。因此，我含藏才华、怀抱精粹，凝聚和气、习染美德。器物（原文有疑字）沉沦于幽暗忧患之中，德行的芬芳却周遍近邻。井水没有污秽，泉水自然融和；明珠潜藏光辉，河川因此显得妩媚。又何必像扬雄那样以崇尚《太玄》自许，笑话弈秋而沉醉于棋局，悲叹墨子染丝的遭遇，感慨展禽身居下位？如果因时机而得到显扬，那么这篇文章也就不会失传。远望烟雾笼罩的景色飘飘摇摇，心绪像悬挂的旌旗一样摇荡。感叹早晨盛开的花转眼凋落，哀叹蟋蟀发声、蝉在鸣叫。姑且收藏才能等待时机，借助外物寄托心情，放声长歌。愿处在头上成为头巾，束住黑发而使它不衰老。等到声名和地位有所获得，便与冠缨、耳饰相互相称。愿处在脚上成为鞋子，哪里还会因坎坷险阻而忧愁？想要效法竖亥勤勉奔走，思量追随浮丘公的足迹。愿处在衣服上成为衣袖，用绢帛制成来装饰身体。即使黑色被染得再深，也不改变本色，宁可擦拭面容而走到穷途。愿处在眼睛上成为镜子，一早便分辨美丑。惊叹春天的时光难以长久，希望到白头时还能得到征召。愿处在地上成为竹席，到了暑热潮湿时仍使人感到冰凉。既然皮肤身体还在忧患之中，为什么还要在睡梦中寻求安逸？愿处在酒杯中成为甜酒，使人不扰乱德性、不沉溺而失去真性。身体虚弱，承受外物而成为器具，改变诡诈的性情，归于淳朴。愿处在手中成为宝剑，每当辅助衣襟时都保护衣裾。显出铅与利刃不同的功用，比磨石上的刀刃还要锋利有余。愿处在箭囊中成为箭，连同美好的箭筈和羽毛都完整无缺。谁能因功勋卓著而受到封赏并晋爵，射箭攻破坚固营垒，使燕军受挫？愿处在身体上成为皮裘，借助针线缝制而成。并不是因为珍贵华美才取来装饰，而是穿在身上使人有仪容。愿处在车上的竹器中成为竹子，经历一年四季的严寒而不改变。挺立坚贞的节操来约束自己，敞开虚静的心胸以等待时机。人的愿望实在很多，我的心愿就是这样。积蓄起来成为志向，像璞玉一样藏而不露；发抒出来成为文章，如雾气般纷纷散布。既手持美玉，又掌握瑾瑜；还采摘兰草，种植白芷。起初默默无言，拄杖而立；最终低头叹息，感慨自己处境困顿。振衣敞怀而自得，见到外物便开颜欢笑。云朵无心地远远飞去，藤萝依靠树干而成片滋长。想到山谷会变成高地、高地会变成山谷，何况黑黄丝线还会改变颜色。人可以淘汰，也可以锻炼；自己却不因挫折而改变，也不被染黑。如果一旦发声便能惊动世人，又何必非要享用五鼎之食不可？不久，他抱膝清啸，使胸怀倾吐出来以自我宽解。住在桑木作门、荆条作篱的简陋居所也有些快乐，鸠鸟飞翔、梭鱼跳跃，又有什么困难呢？指着夜空中的月亮作为伴侣，仰望稀疏的天籁来寻求欢乐。为什么孙叔敖要放牧而伊尹要耕作？为什么巢父箕山隐居而吕尚在磻溪垂钓？用绿绮琴洗涤我的思虑，用美玉般的声音使我睡眠清静。行止周旋都有法则，徘徊留连也值得观赏。最终收放自如而心满意得，与《考槃》所歌咏的隐居快乐相契合。李昉任知州时，闲暇日子常召他来交谈，并且把他的文章作为见面礼，李昉深为叹赏。他历任宜城令。开宝年间，授任太子洗马、知蓬州，后调任广安军。适逢渠州妖贼李仙聚众万人，劫掠军界，朱昂设计擒获了他。至于果州、合州、渝州、涪州四州百姓中结党作乱的人，朱昂置之不问，蜀地百姓于是安定。宰相薛居正称赞他的才能，升任殿中丞、知泗州。朱昂曾作《隋河辞》，认为开凿决通运河使百姓受害，游览观赏又耗费财物，这正是上天使隋朝灭亡的原因。如果隋朝不兴起徭役、耗费财物来伤害百姓，又怎么会有今天运河带来的利益呢？他曾收集淮水中漂流的尸体三千具，筑坟埋葬。有戍卒谋划叛乱，朱昂诛杀首恶，凡是被牵连误罪的党羽全部赦免。随后升任监察御史、江南转运副使。太平兴国二年，任鄂州知州，加授殿中侍御史，任峡路转运副使，随即改任库部员外郎，升为转运使。端拱二年，以本官身份任直秘阁，赐金印紫绶。很久以后，出任复州知州，上表请求退休，没有获准。升任水部郎中，再次请求以年老退休，皇帝召回他，再任直秘阁，不久兼任越王府记室参军。真宗即位后，朱昂升任司封郎中，不久任知制诰、判史馆，奉诏编次三馆、秘阁的书籍。编完后，加授吏部官职。咸平二年，召入翰林院任学士。过了一年，上奏请求退休，皇帝召见并诚恳劝谕，他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授任工部侍郎退休。第二天，派使者到他家赐给器物和钱帛，照常发给全部俸禄，下诏命本府按时慰问存恤，允许他的章奏附驿传送上报。命他的儿子正辞任公安知县，以便奉养父亲，准许朱昂回江陵。按旧制，退休官员只在殿门外谢恩；朱昂则受到特别召见，皇帝命他入内就座，恩遇礼节十分优厚。又命他等秋凉后上路，派中使在玉津园赐宴，二制、三馆官员都参加，并下诏作诗为他饯行，士大夫都以此为荣。朱昂前后所得俸禄和赏赐，拿出三分之一购买奇书，以讽诵读书为乐。到了这时闲居在家，自称“退叟”，著成《资理论》三卷献上，皇帝下诏将此书交给史馆。他的弟弟朱协以纯厚谨慎著称，官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朱昂写信召他回来，朱协也告老还乡。兄弟二人都长寿，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汉代的二疏。知府陈尧咨题署他们的居所为东、西致政坊。朱昂在居所修建两座亭子，名为“知止”“幽栖”。他很喜欢佛教书籍。晚年亲自撰写墓志。景德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门人谥为“正裕先生”。皇帝下诏增加赙赠，录用他的孙子朱适，授予出身。朱昂好学，性情纯厚而有清正节操，淡泊荣誉利禄，任太子洗马十五年，也不把职位放在心上。任职内署时，除非有公务，不到两府去。在王府任职时，真宗还是太子，知道他一向操守坚定，所以常常加以褒奖提拔；但朱昂从未为自己私下请求，进退都守礼法，士人同类多称许他。有文集三十卷。他的儿子正彝、正辞都考中进士，正基任虞部员外郎。

译赵邻几，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家世代务农。赵邻几年少时喜爱学习，能写文章，曾作《禹别九州赋》，共一万多字，人们多传诵它。周显德二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历任许州、宋州从事。太平兴国初年，召任左赞善大夫、直史馆，改任宗正丞。四年，郭贽、宋白授任中书舍人，在告谢的日子交相推荐他。不久赵邻几献上颂文，皇帝阅览后嘉奖他，升任左补阙、知制诰，几个月后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皇帝派中使护送其灵柩安葬。赵邻几体貌瘦弱，好像衣服也承受不起。他写文章浩大博杂，仰慕徐陵、庾信以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文体；每当构思文章，一定收敛衣襟，端正危坐，直到写成千言才动笔。对偶精密贴切，立意细密周全，当时同辈都推重佩服他。等到掌管诰命后，所写诏令颇为繁多富丽而冗长，不能把握大体和要领，没有得到称职的声誉。他常想追补唐武宗以来的实录，勤勉地访求遗闻旧事，几乎废寝忘食。恰逢病情加重，只以书稿尚未完成为遗憾。到淳化年间，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谈及赵邻几追补《唐实录》的事情，赵邻几有一个儿子叫东之，因父荫补授郎山主簿，押送军粮前往北方边境，死在那里，他的家属寄居睢阳。太宗派直史馆钱熙前往取回他的书稿，得到赵邻几所补的《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以及所著《鲰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还有其他书五十多卷，书中都是涂改删削的草稿。皇帝下诏赐给他家钱十万。当时又有一个叫何承裕的人，晋天福末年考中进士，有清雅才华，喜爱写歌诗，却嗜酒放纵狂逸。起初任中都主簿，桑维翰镇守兖州，知道他直率，不用吏事来责备他。他累次升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馆，出任盩啡、咸阳二县令。醉酒时便露着头骑牛到府衙，府尹王彦超因为他是名士而容忍他；但他治理清简而不烦扰，百姓颇为安定。每次阅览诉状，他一定用戏谑的判词来说明是非曲直，诉讼者大多心服而退去。他常常召集豪强官吏同坐，斟满酒杯；官吏趁醉夹带私事来禀报，何承裕察觉后，笑着说：“这就是欺骗，应当受杖。”打完杖后，又召来与他饮酒。他不拘检点的事情大多类似这样。开宝三年，他从泾阳县令入朝任监察御史，后来历任侍御史，屡次担任忠州、万州、商州知州，太平兴国年间去世。郑起，字孟隆，不知道是哪里人。年轻时游历京城、洛阳一带，轻浮浅薄，没有操守。听说襄州双泉寺的僧人能炼成黄金，便前往依附他，削发做了侍者。过了很久，知道那是欺骗炫耀，才恢复原来的服装。考中进士时，其他举子大多崇尚诗赋，只有郑起带着文章七轴，所作歌诗尤其清新秀丽。周广顺初年，调补尉氏主簿，任期届满后，写信求见宰相范质，范质推荐他任右拾遗、直史馆。恭帝初年，升任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年，出任泗州掌管市征。当时刺史张延范检校司徒，官吏都称他为“太保”。郑起贫穷，常骑骡子。一天，他跟随张延范到近郊送客，张延范向郑起作揖说：“请策马让它快走。”郑起说：“这是骡子，不应当错称为马。”借此讥讽张延范，张延范深深记恨他，秘密上奏说郑起嗜酒而荒废职务。起初，显德末年，郑起见太祖掌握禁军、很得人望，于是给范质上书，极力陈述这件事。他又曾在路上遇到太祖，横穿前导队伍而过，太祖也没有因此发怒。等到张延范的奏章送到，郑起被调任河西令。适逢蜀地平定，应当调往遥远的官职，郑起不愿前去，于是用艾灸烙伤自己的脚，因此患病而死。郑起自负才华而傲慢，常常诋毁揭发别人，多次被群小之人困辱，但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有个郭昱，喜欢写古文，心胸狭窄，性情诡异偏僻。周显德年间考中进士，认为参加常规选官可耻，便给宰相赵普献书，把自己比作巢父、许由；朝廷舆论厌恶他的矫饰激切，因此很久没有调任。后来他又伺候赵普，望着车马扬起的尘土自行陈说，赵普笑着对人说：“今天真是荣耀，竟有巢父、许由拜倒在我的马头前。”开宝末年，赵普出镇河阳，郭昱便到薛居正处上书，极力诋毁赵普。薛居正上奏此事，诏令署任郭昱为襄州观察推官。潘美镇守襄阳，征讨金陵，郭昱随军出征。郭昱半夜酒醉后大声呼喊，军中都受到惊扰；第二天，潘美遣他回去。一年多后，他因盗用官钱获罪，被削除名籍。由于居住在襄阳，他便游荡在樊、邓之间，雍熙年间去世。又有一个叫马应的人，略有文才，多穿道士服，自称“先生”。开宝初年，他仿效元结的《中兴颂》作《勃兴颂》，用来叙述太祖攻下荆、湖的功绩，想把它刻在永州元结《颂》碑的旁边；县令厌恶他的夸张荒诞，没有把这件事上报。太平兴国初年，他考中进士，授任大理评事，因事获罪被削除名籍，羁旅多年。淳化年间，他以诗文求见同年殿中丞牛景，牛景因此上奏，太宗阅览后嘉奖他，恢复授任大理评事，不久去世。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于写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于写诗，张之翰善于写笺启。颖贽考中拔萃科，官至太子中允。董淳任工部员外郎、直史馆，奉诏撰写《孟昶纪事》。刘从义收藏书籍很多，曾把长安碑文续编为《遗风集》二十卷。其余的人官职都没有达到显要地位。和岘，字晦仁，开封浚仪人。父亲和凝，曾任后晋宰相、太子太傅，封鲁国公。和岘出生那年，恰逢和凝入翰林、加授金印紫绶、主持贡举，和凝高兴地说：“我一生中的美事，三件同时聚集，这个孩子应当给我带来美好。”于是给他取名“三美”。七岁时，因门荫授任左千牛备身，升任著作佐郎。汉乾祐初年，加授朝散阶。十六岁时入朝任著作郎。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授任太常丞。建隆初年，授任太常博士，随从参加南郊祭祀，赞导皇帝车驾，进退举止闲雅。太祖对近侍说：“这是谁家的孩子，竟如此熟悉赞相礼仪？”左右侍从立即把和岘的门第回答了他。不久授任刑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仍判太常寺。

译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丁丑日冬至，有关官署又请求祭祀昊天上帝，皇帝诏令和岘议定礼仪，和岘认为祭祀的意义在于警戒过于频繁，请求停止。二年，讨论把孝明、孝惠二位皇后的神主附祭于别庙，和岘认为旧礼有二后同庙的文字，没有分置不同殿室的说法；如今二后同样附祭于别庙，也应当共用一殿而分设不同内室。孝明皇后曾以母仪临天下，应居上室；孝惠皇后只是后来追尊，应居次室。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三年春，刚刚攻克夔州，以内衣库使李光睿代理知州，和岘任通判州事。任期届满回朝，这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日举行腊祭，有关官署认为七日辛卯日应祭祀百神，和岘上议加以纠正。四年举行南郊祭祀，和岘建议确定望燎时设置炬火的位置。他又曾说：“依照旧典，宗庙殿庭应设置宫县乐架三十六架，增加鼓吹和熊罴十二案；朝会时登歌使用五瑞，郊庙祭祀奠献使用四瑞；皇帝仪仗返回到楼前时演奏《采茨》曲，登楼时演奏《隆安》曲，各自使用相应乐章。”他又援引唐代旧事，宗庙祭祀时另设珍贵膳食，以表达孝敬享祀的心意。又说：“《八佾》舞用来象征文德和武功，请使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两种舞。”朝廷都采纳了他的建议。事情详见《礼志》《乐志》。此前，王朴、窦俨都精通音乐，前代不合律吕的地方，大多由他们考察订正。王朴、窦俨去世后，没有人接替他们的职务。适逢太祖认为雅乐声音太高，诏令和岘讲求其中道理，加以调节均衡；从此八音和谐流畅，皇帝非常嘉赏。详情记载在《律志》中。乐器中有一种叉手笛，皇帝想把它增入雅乐，和岘立即命乐工调试音调，使它符合律吕。它拿在手中的形状像拱手作揖，于是请命名为“拱辰管”，皇帝下诏列入乐府。开宝初年，升任司勋员外郎、代理知泗州，判吏部南曹，历任夔州、晋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定，奉诏出任采访使。太宗即位后，升任主客郎中。太平兴国二年，任兖州知州，改任京东转运使。和岘性情苛刻鄙吝，喜欢聚敛财物，又轻视侮辱别人，曾经用官船装载私货贩卖，谋求私利。起初任判官的郑同上奏弹劾他，随后彰信军节度刘遇也上言，查验后证实属实，和岘因此被削除名籍，发配隶属于汝州。太平兴国六年，起用为太常丞，分司西京，恢复阶、勋、章服。端拱初年，皇帝亲自耕种籍田，和岘奉留司贺表到宫阙之下，因而把自己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阁集》二十卷、《注释武成王庙赞》五卷上奏献给皇帝。皇帝非常嘉赏，又授任他为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这一年秋天突发重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弟弟（原文姓名有缺损）。（原文姓名有缺损），字显仁，是和凝的第四个儿子。他五六岁时，和凝教他诵读古诗赋，读过一遍就不会忘。和凝试着让他咏物作四句诗，他颇有构思情趣，和凝感叹赞赏，认为他非同寻常，对和岘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凭文章显达，可惜我老了，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要好好保护他。” 太平兴国八年，擢升为进士，脱去布衣，授任霍丘主簿。雍熙初年，任崇仁县知县，就地授任大理评事。江南转运使杨缄把他的才干上奏朝廷，调任南昌县知县。任期届满回朝，刑部选他任详覆官，升任光禄寺丞。此前，和凝曾把古今史传中听讼断狱、辨明昭雪冤案等事编著为《疑狱集》，（原文姓名有缺损）于是增加相关事例，分为三卷，上表献给皇帝。不久又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辞赋五十轴，召到中书省考试，擢升为太子中允。此前，冯起撰写《御前登第三榜碑》献上，皇帝大加称赞，命（原文姓名有缺损）任直史馆。淳化初年，（原文姓名有缺损）又撰写《七榜题名记》，并补注和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献上，于是以本官身份任直集贤院，在中谢日赐绯衣鱼袋。三年春，献上《观灯赋》，诏令交给史馆，升任右正言。这一年，太宗亲自考试贡士，（原文姓名有缺损）参与考校，作歌献上。皇帝当面对宰相称赞他，召见询问他年纪多大。当时皇帝摹印《儒行篇》，赐给新科及第的人以及三馆、台省官员，众人都上表称谢。皇帝当时在便殿就座，拿出谢表给宰相看，而（原文姓名有缺损）以及“尤”字所指人物都很称合皇帝旨意，于是皇帝对李昉说：“（原文姓名有缺损）是宰相的儿子，勤学自立，有文章，能够继承父业；像（原文姓名有缺损）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于是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不到一年，加授水部员外郎、知理检院。至道元年，赐金印紫绶，与王旦共同判吏部铨选。这年秋天，早晨起床将要上朝时，突然发作风眩而死，享年四十五岁。皇帝听说后惊叹，派中使到家中询问病情，并抚恤他的孤儿，赗赙加等。长子珙才十岁，就授任大理评事；次子璬，补任太庙斋郎。（原文姓名有缺损）喜欢修饰仪容，从五更点灯点烛开始，一直到天色辨明，才把冠帽衣带整理完毕。虽然年幼就能写文章，却很少有警策精警之语。每次起草诏令，一定要精心思考、广泛搜求后才完成，但拘泥于引用同类典故和对偶，颇为失去诰命文章的体裁。皇帝因为他出身贵族，能够从事文章，非常宠爱优待他，想召入翰林院，对近臣说：“（原文姓名有缺损）的眼睛昏眊无神，胸中一定不正，不可以居于近侍之职。”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原文姓名有缺损）的弟弟嵲起初任三班奉职。淳化年间，他献文请求参加考试，皇帝因为他是已故宰相的后代，改授大理评事。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亲冯道，任后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冯吉在后晋天福初年因父亲的任用而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户部、司勋郎中，累加阶官至金印紫绶。周显德年间，升任太常少卿。冯吉酷爱学习，擅长写文章，精通草书、隶书，议论者认为他可以掌管诰命。但他性情滑稽，缺乏操行；每当中书舍人有空缺，宰相就想任用冯吉，最终总因他轻浮浅薄而作罢。冯吉平素喜爱琵琶，技艺尤其精妙，即使教坊中号称名手的伶人也比不上他。父亲常告诫他不要学习琵琶，但这是冯吉的天性所好，也无法改变。冯道想让他受辱，便在家宴上命冯吉弹琵琶祝寿，并赐给他一束帛。冯吉把帛放在肩上，左手抱着琵琶，按着膝盖两拜，做出伶官的样子，脸上毫无羞惭之色，家人都大笑起来。等到任少卿时，他很不得志，便以饮酒自娱。每逢朝士们设宴聚会，即使没有邀请他，他也常常自行前往；酒兴酣畅时就弹琵琶，弹完便赋诗，诗写成后起身舞蹈。当时人们喜爱他的俊秀洒脱，称他有“三绝”。宋朝初年，他奉诏撰写《明宪皇太后谥议》，当时颇受称誉。建隆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译高頔、李度、韩溥、鞠常、宋准、柳开、夏侯嘉正、罗处约、安德裕、钱熙 高頔，字子奇，开封雍丘人。后唐清泰年间考中进士，同科的人骗他说：“为什么不跟裴仆射求取知遇呢？”当时裴皞以左仆射的身份退休，后辈没有登过他的门。高頔性情淳朴，信以为真，便带着文章去拜见裴皞。第二年，礼部侍郎马裔孙主持贡举，原来是裴皞的门生。裴皞把高頔的事告诉他，于是高頔被选入乙科，经过四次升迁，任魏博观察支使。周显德年间，符彦卿上奏任命他为掌书记。当时太宗亲自到大名迎接懿德皇后，符彦卿派高頔前去迎候，他早晚陪同接待，尤其尽力表达亲善之意。后来他随符彦卿镇守凤翔，适逢诏令把符彦卿留在洛阳，高頔又任天雄军掌书记。后来因病免职，居住在魏地。雍熙二年，太宗亲自考试贡士。高頔的儿子高南金以学究身份应试，自陈说：“臣的父亲已经八十四岁，曾经在使府任职，早已罢职，家中贫困，无法供养他。希望陛下赐给我一个进士名次，使我能够得到一点俸禄，用来奉养老父。”皇上问左右高頔是什么人，宰相宋琪回答说是高頔，并且说他一向廉洁正直，年老后更加严厉自守，深受士大夫推重。皇上说：“这是高頔的儿子吗！高頔在大名幕府时，曾与朕交游相处，前后超过一个月。早晚同桌饮食，他常常拱手端坐，从未稍有懈怠；他的恭敬谨慎大概是天性。可惜他已经老了，不想再让他劳心于官政。”于是立即提升高南金为甲科，授高頔左补阙并让他退休，赐钱十万。后来高頔死于家中。高頔有清廉的操守，努力学习，记忆力很强，亲手抄写书籍一千多卷。符彦卿待他十分优厚，有时额外送给他优厚的供给，高頔只按家中人口计算所需费用，剩下的都不接受。符彦卿身边的人大多肆意贪婪暴虐，百姓无法忍受；等到符彦卿罢镇后，他过去的将领、官吏和宾客都内心惭愧，没有人敢再到魏地游历。只有高頔清贫自守、奉公守法，魏地人都爱戴他。他在魏地三十年，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坏话。他所骑的马老了，便用糜子喂养它。家中仆人年满七十岁，他仍像当初一样对待，时人称赞他是位长者。他的次子高鼎考中进士，官至殿中丞。李度，河南洛阳人。周显德年间考中进士。李度擅长写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的诗句。当时翰林学士申文炳主持贡举，枢密使王朴写信把这两句诗抄录下来推荐他，申文炳于是擢升李度为第三名。初任官为永宁县主簿。他多次升迁至殿中丞、歙州知州。因事获罪，降为绛州团练使，十年没有调动。李度任歙州知州时，曾把自己所作的诗刻在石上，有位中黄门得到石刻的拓本，带入宫中。太宗看见后，问宰相：“李度如今在哪里？”随即下令召他进宫，到便殿答对，与他交谈十分高兴，提升为虞部员外郎、直史馆，赐绯衣。端拱初年，籍田礼结束后，因交州黎桓受到加恩，命李度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充任官告国信副使，皇上赐诗为他出行助兴。他还没有到交州，就在太平军的驿舍去世，享年五十七岁。李度出使南方时，每到州府，便借阅当地的图经，观览名胜古迹，并都写成诗篇。因皇上所赐诗中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一句，于是将诗集题名为《奉使南游集》，尚未编成便去世了。他的弟弟李康也擅长写诗，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韩溥，京兆长安人，是唐朝宰相韩休的后代。年轻时聪颖敏捷，擅长写文章。周显德初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历任各使府官职。开宝三年，他从静难军掌书记任上被召为监察御史，三次升迁至库部员外郎、华州知州，兼任灵州通判，又转任司门郎中。淳化二年患病，上表请求辞职寻医，获准。韩溥博学，善于持论，熟悉台阁旧事，又多知唐朝氏族；与人谈论时滔滔不绝而且很有趣，号称“近世肉谱”，士大夫颇为推重他。他尤其擅长书法，许多人收藏他的书信。他的弟弟韩洎也考中进士。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父鞠真，任黄县县令。父亲鞠庆孙，任申州团练判官，以诗文闻名。鞠常年轻时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汉乾祐二年考中进士，当时才二十一岁，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周广顺年间，宰相范质上奏让他充任集贤校理，出任郓州观察支使，历任永兴军节度掌书记、伊阳县令。显德四年，到宫阙进献策论，奉召考试，又授猗氏县令，升任蔡州防御判官，后来又任介休、魏县县令。开宝年间，赵普任宰相，提升他为著作佐郎。当时任此官的只有鞠常、杨徽之、李若拙、赵邻几四人，他们都在当时很有名。鞠常应试时，写成《四时成岁赋》一万多字，又作《春兰赋》，其中颇有寄托兴意之处。后来任清河县令。开宝七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儿子鞠仲谋，字有开，雍熙年间考中进士，有才干，历任御史、东京留守推官、陕西转运使，官至兵部员外郎。鞠仲谋把父亲所写的文章编成二十卷。弟弟鞠愉，周广顺年间考中进士，与鞠常齐名。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父宋彦升，任库部员外郎。父亲宋鹏，任秘书郎。宋准在开宝年间考中进士，翰林学士李皞主持贡举，将宋准选入甲科。适逢贡士徐士廉击打登闻鼓，控诉李皞徇私取舍不当。太祖大怒，召宋准到便殿复试，见他仪表神情雄伟丰茂，答题敏捷迅速，非常赞赏，认为应当在俊造中名列第一，因此再次把宋准选入甲科，立即授任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开宝八年，奉诏修订各道图经。不久奉使契丹，完成使命后复命，符合皇上的旨意。第二年，出任南平军知军，恰逢南平军改为太平州，仍任知州事，并就地加授著作佐郎。太平兴国四年，升任著作郎、梓州通判，转任左拾遗。回朝后，参与编修各类书籍。太平兴国八年，任同知贡举，出任河北转运使；一年多后，以原官兼任知制诰。雍熙年间，加授主客员外郎，又参与主持贡举，不久任大理寺判官。雍熙四年患病，升任金部郎中，免去知制诰。端拱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赐钱一百万。宋准仪表俊美，善于谈论，文辞清新华丽，任官所到之处，都有善于治理的声誉。卢多逊被流放南方时，李穆因被认为与他同门而获罪，被罢免官职，左右大臣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宋准因上奏政事，极力称说李穆是忠厚长者，有操守，一向厌恶卢多逊专横恣肆，确实不是他的党羽。皇上醒悟过来，不久便完全恢复了李穆原来的官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宋准。天禧三年，录用他的儿子宋大年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宋准的堂弟宋可观，官至金部郎中。族子宋郊、宋祁，都是天圣二年进士甲科，另有传记。

译柳开，字仲涂，大名人。父亲柳承翰，乾德初年任监察御史。柳开幼年聪颖奇异而且有胆识勇气。周显德末年，他随父亲任职于南乐。一天夜里和家人站在庭院中，有盗贼进入屋内，众人害怕而不敢动；柳开当时才十三岁，立即取剑追赶，盗贼翻墙逃出，柳开挥刀砍断了他的两根脚趾。入学以后，他喜欢讨论经书义理。五代时期文风浅薄衰弱，他仰慕韩愈、柳宗元，便改名为肩愈，字绍先。后来又改名改字，认为自己能够开辟圣人之道的道路。他著书时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并作了两篇传来表明自己的志意。他意气豪迈，自信自任，不顾小节，所交往的都是当时豪杰俊才。范杲喜好古学，尤其看重柳开的文章，世人称为“柳、范”。王祐任大名知府时，柳开带文章拜见，受到极力赏识激励。杨昭俭、卢多逊也都对他加以延揽奖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补任宋州司寇参军，因审理狱讼称职，升任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年间，提升为右赞善大夫。适逢征讨太原，督运楚州、泗州等八州的粮食。被选任常州知州，升为殿中丞，调任润州，授监察御史。召回朝廷后，任贝州知州，转任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因与监军争执获罪，贬为上蔡县令。适逢大规模北征，柳开负责运送军粮，将到涿州时，有契丹酋长率领一万骑兵与米信交战，双方相持不下。不久，契丹派使者诈称请求投降。柳开对米信说：“兵法说：‘没有约定却请求讲和，这是阴谋。’他们一定有阴谋，赶紧进攻，必然能够取胜。”米信迟疑不决。过了两天，敌人又带兵挑战，后来侦察得知，敌军果然是因为箭用尽了，等待从幽州取箭。军队回师后，柳开到朝廷上书，希望跟随边军效死；太宗怜悯他，又授任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柳开出使河北，趁机抗疏说：“臣受到非同寻常的恩宠，还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如今臣年仅四十，胆略力量正强。现在契丹尚未消灭，希望陛下赐给臣几千名步骑兵，任命臣负责河北用兵之地，臣一定能出生入死，为陛下收复幽州、蓟州；即使死在战场上，也是臣的愿望。”皇上认为，自五代战争以来，从节度使到刺史都任用武臣，多数不懂政事，百姓因此受到他们的祸害。皇上想兼用文士，于是任命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都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柳开为崇仪使、宁边军知军。后来调任全州。全州西部溪洞地区有粟氏一族，聚集宗族五百多人，经常劫掠百姓的粮食和牲畜。柳开制作衣带、头巾、帽子，选派勇敢善辩的牙吏三人，让他们进去劝说道：“你们如果归顺我，就有丰厚赏赐；我给你们田地，建造房屋安置你们。否则，我就发兵深入，消灭你们这一族。”粟氏害怕了，留下两名官吏作为人质，率领四名酋长和一名官吏一同前来。柳开优厚地犒赏他们，官吏和百姓争相奏鼓吹、设宴款待。过了几天，柳开送他们回去；到约定日期，粟氏带着老人孩子全部到来。柳开立即给他们分配居所和产业，写作《时鉴》一篇，刻在石上告诫他们。又派粟氏酋长入朝，授予本州上佐之职。赐给柳开钱三十万。淳化初年，调任桂州知州。当初柳开在全州时，有个士卒控告柳开，柳开立即杖打他的背部并在脸上刺字，押送到京城。有关部门说这个士卒的罪不够判徒刑，于是召柳开到御史台监狱审问拘押，削去两级官阶，贬为复州团练副使，又调任滁州。后来恢复原来的官职，任环州知州。淳化三年，调任邠州。当时征调百姓用车运粮，赶往环州、庆州，已经运送过两次，百姓的产业都因此破败流散；转运使又督促运送后续粮食，几千名百姓进入州署哭喊申诉。柳开写信给转运使说：“我最近离开环州，知道那里的粮草数量没有增加，大军可以支撑四年。如今蚕农正忙于生产，第二次运输已经发出一半，老幼疲惫不堪，牲畜车辆也困乏耗尽，为什么还要再使他们受苦？如果不停止，我就立即赶到朝廷，在皇上面前说明此事。”转运使终于停止了这次运输。柳开又任曹州、邢州二州知州。真宗即位后，加授如京使。回朝后，命他任代州知州。柳开上言说：国家创业将近四十年，陛下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基业，精心寻求最好的治理。如果只遵守旧规，便还不能算尽善尽美；能够建立新法，才显出神明的机谋。臣认为益州已经稍稍安定，希望陛下选拔贤能之人镇守那里，必须选择声望高、威势重的人，这样各类小人才能畏惧服从。如今西部边境虽然归顺朝廷，日后却未必能够保证；如果发生反复，必须有人能够控制抵御。若把它与契丹相比，祸患更加深重。为什么呢？契丹君臣关系已经长久确定，蕃汉界限也由来已久，即使萌生南侵之心，也还要自己权衡思考。西部边境积累的怨恨尚未消除，贪心也没有改变，下面的人又猖狂，最终图谋凶恶之事；侵夺掠取未必知道满足，姑息他们也不能使他们感恩，希望常常预作防备。应当用良将守住要害，用丰厚赏赐满足他们的贪欲，用安抚慰问招来他们的感情，用宽容优待使他们的念头平息。多派使者向西进入甘州、凉州，厚结其心，使他们为我军声援；如果有动静，就让他们从后面袭击，使敌人有后顾之忧，这样才可以制止他们轻率行动。如今铠甲兵器虽然很多，却比不上太祖时期人人都受过训练；谋臣猛将又相差很远。因此近年来西北屡遭侵扰，供养军队每月耗费极大，出兵作战却没有听说军队获胜。诚心希望训练军队、严加约束，使军中像过去一样选拔勇敢的人充任行伍；指挥调动时，不许前后放纵；违反军纪的人全部诛杀，立功的人一定奖赏。偏将、副将和主将中不威严的，都应罢免。陛下在听取裁决政事的闲暇，亲临殿庭，再召集勇猛的将士，让他们进行击刺、驰骋、奔跑，以彰显神武的盛大。臣又认为，宰相、枢密以及朝廷大臣，委任他们时必须毫不怀疑，任用他们时必须使其各得其当。他们总领群臣，评定官职品级，对内主管各部门，对外分别治理天下。如今京朝官另设审官院，供奉官、殿直另设三班，刑部不负责详审判决而另设审刑院，宣徽院则完全成为闲散机构。大臣不能得到亲信，小臣却说这是最公正的。至于银台司，过去隶属枢密院，近年改变制度，职掌已经很多，又加倍设置人员，事务却依旧，没有什么利弊，只是徒然改变制度。臣希望停止审官院、三班，恢复交给中书、枢密、宣徽院办理；银台司重新归属枢密院，审刑院重新归属刑部，去除繁琐细碎，减少冗余机构。京府是天下的大都会，四方都以它为法则，希望仍遵循旧制，选拔亲近贤能之人任职。如今皇族宗室子弟大多已经长大，却只让他们安逸享乐，没有机会试验才干；应当派他们到外藩任职，选择文武忠诚正直之士，担任他们的辅佐。天下州县的官吏配置不均，有的冗员太多，有的多年空缺。希望县中有四千户以上的，选派朝官任知县；三千户以上的，选派京官任知县。省去主簿，让县尉兼管主簿的事务。其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也都酌情裁减，避免把俸禄白白耗费在无用之处，同时使官职配置均衡。

译如今人情贪婪争逐，时俗轻浮，即使是骨肉至亲，面对势力利益也多有变化。同僚之间，往往不和，一旦窥得机会便使对方陷于危难，遇到患难又完全不互相救助，仁义之风荡然无存。希望颁发布告训谕，使人人改正这种风气，或许可以加厚教化的根本，永远敦厚政治的根本。恭敬地想，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彩超过历代帝王，威势施加于万国；没有贤才不任用，没有政事不了解。希望陛下开阔圣明的胸怀，如天般高远、如海般宽广，能够决断的就决断，应当实行的就实行，爱惜忠诚正直之臣，明察奸邪谄媚之党。臣长久占据显要官位，早晚承受恩宠，言辞狂率、道理浅陋，只有请圣明宽恕我！” 柳开到任州中后，修葺城墙堡垒和作战器具，各位将领大多提出沮丧反对的意见，不能协同。柳开对他的侄子说：“我观察昴宿星有光，云气大多从北方来侵扰边境，敌寇将要到了。我听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如今各位将领都怨恨我，一旦敌寇到来，必然会危及我。”于是请求调换郡任，调任忻州刺史。等到契丹侵犯边境，柳开上书，又请求皇帝车驾到河朔检阅军队。端拱四年，调任沧州，途中因头部疮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录用他的儿子柳涉为三班奉职。柳开擅长射箭，喜欢下棋。有文集十五卷。他写《家戒》一千多字，刻在石上用来训诫几个儿子。他性情豪放，重视道义。在大名时，曾经过一家酒馆饮酒，有个士人在旁边，言辞容貌略有不同。柳开询问他的姓名，得知他从京师来，因为贫穷不能安葬父母，听说王祐重视道义，准备向他求助。柳开问需要多少费用，那人说：“二十万钱就够了。”柳开立即拿出全部所有，得到一百多两白银，又添上几万钱送给他。柳开的哥哥柳肩吾，官至御史。柳肩吾的三个儿子柳湜、柳灏、柳沆都考中进士，柳灏任秘书丞。夏侯嘉正，字会之，江陵人，年轻时就有杰出的才华。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著作佐郎。他出使巴陵时，作《洞庭赋》说：楚地南方有一片水域名叫洞庭湖，环绕连接五郡，浩渺无边，不知有几百里。我在乙酉年夏天出使岳阳，到达湖上，想着构思赋文。第二天敞开衣襟观看湖面，只觉得它像鸟翼般展开而动，像促然挺立而跂足，令人战栗惊骇、瞪目惊愕。恍惚如驾着春云冲上彩虹，浩荡如漂浮在无边无际之中向朝阳攀登。退后时像凭依泰山般安稳，前进时像踏上千仞高处般危险。茫然若无知无识，又聪明得仿佛通晓幽微。跛行却像不需倚靠，踉跄又像将要奔驰。耳朵来不及遮掩，眼睛也无暇躲避，心情悸动而又欣喜。过了两三天，精神才安定，气息才平正；像这样不敢把作赋当作事情，竟有两年之久，但对它的思念始终没有停止。有一天登上崇丘，远望大泽，只见云气骤然兴起，又忽然停止。云气时起时止，天色还没有放晴，急迫得像将要遇到什么事。于是我沐浴着阳光，浸润在芳香的恩泽中，在山岩之间看见一位奇异的人：以彩霞为衣裙，以云彩为衣袖，肌肤如冰雪，佩戴金玦玉佩；浮丘公、羡门高，确实都只能与他相匹敌。他于是说道：“你不是喜欢写辞赋的人吗？”臣回答：“是。”“既然如此，那么你的智慧有不能通达之处，见识有不能穷尽之处，却凭借这种不能通达、不能穷尽的才智，沿着无边无际的法则前行，难道能没有危险吗？”臣又回答：“是。”“既然志向达到极致，万物就会响应；思考精深，道理就会到来。嘉许你的勤勉而不作喧哗的空谈，我替你称述道：‘太极产生万物，便有地、有天。其中含有五种精气，五精的作用中水占一类。水分散开，近处成为江，远处成为河；聚积起来成为潴水，总汇起来成为湖。像如今所说的洞庭湖，卓然挺立而独处，空旷得仿佛没有界限，它的广大没有同类可比。包含阳气而蕴藏阴气，是玄妙神灵的都会。幽暗深远，百川都不敢越过。水域中有把自己当作臣子的，有把自己当作宾客的，有把自己当作仆人的，有把自己当作儿子的，有把自己当作附庸的，有把自己当作娣姒的。就像禹在涂山会盟，周武王在牧野巡行，千处汇集、百处会合，都处在麾下。每当天地四方澄澈宁静时，湖水在中央回旋顾盼。水势苍苍茫茫，细小的云气也不能遮蔽它。太阳和月亮出没其间。万顷湖水都像沸腾一样，只好勉强称它为巨泽、长川、水府、大渊。纵然放纵水势也不能越界，屈曲盘旋也不降低忠心。忽然又像贤人，以自重来持守自己。’” “诱导它也不前进，触犯它反而更加坚固。又像良将，以谋略守卫边疆。水声澎湃浩荡，广大而归于一体。又像太初时代，还没有仁义。冲和之气空旷无边，阴阳二气交错。又像混沌，凝聚在那里尚未开凿。这就是大地的心胸、溟海的外围。三代以前，它的气势纵横散漫，浩浩荡荡直冲上天，与万物回旋冲荡；冲毁树木，水涨越过丘陵，没有边际，也没有界限。上帝降下神明的鉴察，巨人于是出现，便命令玄夷，授予禹治水的机要。禹开通山隧，填塞沟谷，疏导水源，使幽微之处畅通。此后就像金属在熔炉中、木材在工匠手中，流动的精气制成器物，还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设置这个大泽，确实把握了中正之道。既然顺应它的本性，于是便获得正道；有升有降，有动有静。’” 臣回答说：“升降动静的道理，可以让我听闻吗？”神说：“水的本性既不是圆也不是方，既不是柔也不是刚，既不是直也不是曲，既不是玄色也不是黄色。画出它的象，就成为《坎》卦，根本出自伏羲。外表柔顺而内在坚固，内里强健而外在显明。水下降从《姤》卦开始，上升由《复》卦展开；静止时处在阴中，运动时随从阳气。它是六府的根本、万物变化的纲领。观察这个大泽，便知道上天恒常的规律。至于四时的变化，它在夏季所处之状，炎热如火，沸腾如煮，万物浩大混同，被炽热熔化成隆盛的暑气。大泽兴起时，形态高大，仿佛要离去又仿佛停留，仿佛在吞纳又仿佛在吐出。神灵奔走，怪异来朝，幽深得不可看见。蒸腾成为云，散开化为雨，转瞬间变化出万象，好像回到了太古时代，实在值得赞美。至于秋天的神韵，清肃之气澄澈明净，肃肃然、萧萧然，万籁四处响起。大泽运动时，姿态幽黑深沉，仿佛挺立又仿佛倚靠，仿佛行进又仿佛停止；《巽》宫之气离离荡漾，为它腾起风来；苍梧山高大崇峻，为它供送云气。四面望去都是同一种颜色，昏暗中弥漫着云气。它的声音绵延不绝，像商声却又不是商声，像徵声却又不是徵声。向东奔流到海门，一道巨浪绵延千里，又足以令人畏惧。说到它的形状，便是石头般的骨骼，岸壁般的皮革；水气如同荣华，洪水如同经脉。” 有山作为心脏，有洞作为腹部；有玉作为身体，有珍珠作为眼睛。鼻子高耸如穹隆，孤岛如鼻梁；口张开如深谷，吞纳万谷。手臂环带三吴之地，脚步笼罩荆州、巫山。它有时像踮脚远望，有时像鸟翼般迅疾趋行。彭蠡湖、震泽湖，哪里能够与它相比呢？” 臣又问：“关于神的资质，它的品类是怎样的呢？”神说：“清明啊，宁静啊，美丽啊，极致啊，遥远得难以知晓啊。它起源于上古，而上古仍有未能通达之处；它显现在今天，而今天仍有未能察觉之处。不是那些稀微玄妙、使心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怎么能够上天入地，掌握三根六……何况水居于陆地之间，哪里有不能照察的呢？那些驾驭鲤鱼的贤者、驾御蛟龙的仙人，不过是我的肩膀罢了。其余海若、天吴、阳侯、神胥，局促地游荡，根本不能与我同类。”

译臣又问：“《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这大泽的险要可以用来固守；可是历代的兴衰，其中的道理应当从哪里取得呢？”神说：“天道在于顺应而不在于违逆，地道在于谦下而不在于盈满。所以天下得到治理的时代，以仁德建立旗帜，以人心聚集成城。弓来不及上弦，矛来不及磨锋，四海便因此实现大同。何必依仗险阻，何必占据要冲？秦国凭借百二关山而称帝，齐国凭借十二座险关而称王；山如金城，水如沸汤。但守险却不合道义，转眼之间就灭亡了。水不在于大，倚仗它的人就会失败；水不在于小，依靠它的人就会危险。汉武帝疲于经营昆明池，夏桀困于酒池，也是同一类事。因此可知，洞庭的波涛依靠仁德而不依靠祸乱，依靠正道而不依靠暴虐；只有贤者观察它，从中获得智慧，才能明白这一点。” 于是我在那里徘徊斜倚，凝聚精神流连注视。把能说的话都用来回答，神灵忽然就昏暗不见了。徐铉看了这篇文章，说：“这是玄虚一类的文章。”人们大多传抄它。端拱初年，太宗知道他的名声，召他来考试辞赋，提升为右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赐给绯衣和鱼袋。元夕，皇上驾临乾元门观灯，夏侯嘉正进献五言十韵诗，结尾说：“两制的官员实在值得羡慕，身在青云之上侍奉玉辇。”皇上依照原诗韵脚作诗赐给他，其中有“才疏学浅最终虽能被举用，通达多才之士才列居上位”的句子，议论者认为这是告诫夏侯嘉正不要急于求进。不久夏侯嘉正患病，诏令让他充任益王生辰使。他所得的金帛，卖掉后换钱用车运回家，忽然有一串钱从地上自己竖立起来，过了很久才倒下，听到此事的人都觉得奇异。夏侯嘉正的病于是更加沉重，一个多月后去世，享年三十七岁。儿子夏侯纾，任太子中舍。罗处约，字思纯，益州华阳人，是唐朝酷吏罗希奭的后代。伯祖罗衮，唐末任谏官。父亲罗济，在蜀地任官，后来成为升朝官。归附朝廷后，官至太常丞。罗处约曾作《黄老先六经论》，说：先儒根据太史公论述道德的文字，认为黄帝、老子在前，《六经》在后，这正是他们的弊病所在。我说：“不是这样。道是什么？它是对‘无’的称谓，是一切事物都由此而行的根本。它混然而成，仿佛神仙；阴阳二仪由至虚之境产生而应合万物，不可追问到底。何况把它称作‘道’，道既然有了名称，下降而成为圣人的，便是能够知来藏往、与天地相准的人，所以黄帝、老子、姬氏、孔子都可以统称为圣人。它的本体叫道，它的作用叫神；无所专向，也无所排斥，一以贯之，为什么要尊崇前者而轻视后者呢？” 《六经》之中，《易》用来阐明人的权变，而以道为根本；《礼》用来节制百姓的情感，使其趋向本性；《乐》用来调和百姓的心，使其保全天真；《书》用来叙述九畴的奥秘，彰显二帝的美德；《春秋》用来端正君臣关系，敦厚名分教化；《诗》用来端正风雅，保存规劝和戒惧。这些都是道，与《六经》是一回事。” “何况孔子祖述尧、舜，难道还比不上帝鸿氏吗？华胥氏治理天下的情形、太古最高的德行，史书传记记载得很详细。世人把老聃看作方外之教，然而他的学说与《六经》都足以治理国家、修养自身，清静无为便可以得到这种境界。汉文帝时，还来不及兴办学校，窦太后却凭借黄老之术治理天下；曹参也因实行这种道术而任相，国家几乎达到不施刑罚的境地。而且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世俗儒生却有人否定这件事。” 我说：“《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孔子跟随他学习，这正是为了让后人重视好问的道理。何况老子是有道之士，又是周朝的史官呢？我认为，《六经》的教化不断推行，最终就会达到大同；大道施行，便会像蜡祭中宾客止息叹息一样安定。黄老之术与《六经》，究竟谁在前、谁在后呢？又何必一定要有藉席、玉帛才算礼，一定要有笋簴、镛鼓才算乐呢？我认为太史公的志意已经表现在这里了。怎么可以因为道的外在踪迹与儒家的末流相互抵触，就厌恶他的学说呢？认为它有弊病的人，可以观察道的边际表象，却还不能观察它的精妙本体。” 人们大多很看重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 考中进士后，任临涣主簿，后来两次升迁为大理评事、吴县知县。王禹偁任长洲县令时，每天都与他以诗唱和，苏州、杭州一带广为传诵。后来两人都被召到朝廷，皇上亲自命题考察，任王禹偁为右拾遗，任罗处约为著作郎，都直史馆，赐绯衣和鱼袋。适逢下诏征求直言，罗处约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春天的诏旨，责备谏官充数任职却从未议论政事；即使九寺、三监的官员，也可以充分陈述直言。陛下虔诚恭敬，劳心费神，振作精神寻求治理，竭力实行王道，安坐之间就能达到太平。您的心意顺应天道而不违背，德泽施加于百姓而前所未有，因此使天地间散布祥和之气，使动植物呈现吉祥征兆；可是您仍不夸耀功业已经成就，屡次寻求臣下进言和替换调整，这正是唐尧、虞舜的用心。臣这些日子以来，在上朝之余，有时从卿士之中预先听到关于时政的议论，他们都说：圣上认为三司主管国家财政，文书既多，条目又繁杂，正要寻求尽善尽美的制度，希望符合斟酌适中的原则。臣私下听说，朝廷准备增设十二名判官兼管三司事务，贵在使各人分别掌管其部门，真正把握中正之道。臣认为三司制度并非古制。大概唐朝中叶以后，兵乱相继，河朔不服王化，战争没有停止；由于赋税征调和专卖收入的事务，于是从尚书省分出三司来总管。然而国家所需的财用是朝廷急务，所以对三司属官依赖尤其深重。有时提高他们的职位来安置，优厚他们的俸禄来宠遇；勉强办事的人姑且沿袭旧规，尽心竭力为国办事的人反而可能因一点嫌隙受到伤害。因循的人对国家没有补益，专挑细故的人又不能适应时势。有些见识浅近的人用吹毛求疵来谋求私利，深有见识的人则利用事务繁多来为自身谋划。弊病相互沿袭，已经很久了。如今如果按照设置十二名判官的建议，也只是权宜救弊的一种办法。” 然而圣朝的政治已经达到太平，应当寻求考察古制的办法，把它作为传给后世的制度。臣曾读《说命》，其中说：“办事不以古人为法，不是傅说所听闻的道理。”《二典》又说：“考察古代帝尧的事迹。”“考察古代帝舜的事迹。”都是说顺着考察古道来达到治理太平。依臣所见，不如恢复尚书都省的旧制；尚书丞郎、正郎、员外郎、主事、令史等官，请依照《六典》的旧仪制办理。把如今三司掌管的钱币、粮食、丝帛、专卖和支度等事务，均归二十四司办理。这样各司都有明确职掌，可以责成它们完成事务。现在金部、仓部怎么能知道仓储府库的盈亏，司田、司川又有谁能知道屯田、徭役、河渠事务的远近呢？名义存在而没有实际职掌，积久便成了常态。何况这是恢复都省的事务，下面的臣子尚且都知道它可行，何况陛下聪明睿智呢？”

译然而议论者认为这种制度已经废弃很久，难以改变；如果由皇上亲自决断，下达给宰相府，都省的制度和旧典仍然保存着。皇上命令，臣下服从，有什么不可呢？只是人们可以一起习惯常规，却难以一起适应变化；可以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一起谋划开始。《周易》中说过：“天地发生变革，四时因此形成。”这就是说能够改变旧命、创立新制；至于小人喜欢守成，便会改变面目来顺从上意。何况三司这个名称兴起于近代，堆满案头、铺满几案的文书，皇上哪里能够一一省览呢？如果又在三司内部进一步分设属官，就更加失去它的根本了。如今三司的勾院就是尚书省，比部原本就是负责勾稽复核的机构，周遍掌握内外经费；陛下如果想恢复旧制，制度全都在那里。至于九寺、三监，大多成了冗余机构，虽然有百姓供养，却不能履行职务。” 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天下太平之时，建立能够长久施行的制度，不必再烦劳派遣使臣、另设官署。这样名分端正，言语顺当，言语顺当事情就能办成；裁减冗员，就能节省经费。所以《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一百人；夏、商时官员增加一倍，也能够治理好天下。”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天地简约平易的教化，建立《洪范》所说的大中之道，如此便可以延续亿万年，垂衣拱手而天下自理。奉诏任荆湖路巡抚时，他想以苛刻明察树立名声，所奏劾的人很多，官吏大多因此被贬黜责罚。淳化三年去世，享年三十三岁。当初，罗济任开封府司录，太宗担任开封府尹时，很赞赏他的强干能办事。太平兴国年间，罗处约与哥哥罗贲一同考进士，皇上亲临考试，知道罗贲是罗济的儿子，于是把他们置于高等。太平兴国八年，罗处约再次考中进士。罗贲后来官至员外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罗处约身材形貌丰硕，见到他的人都更加敬重；但他虽然文采出众，却急于求得任用，时论也因此轻视他。他死后，苏易简、王禹偁辑集他的文章共十卷，题名为《东观集》。王禹偁为它作序，苏易简上表献给皇上，诏令交给史馆收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蜀地士人中还有严储，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后来任直史馆，出使河北督运军粮，陷落于契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安德裕，字益之，另一个字是师皋，河南人。父亲安重荣，任后晋成德军节度使，《五代史》中有他的传记。安德裕出生在真定，还未满周岁，安重荣起兵失败，乳母抱着他逃进水道洞穴中。将要出来时，被守兵抓获，押去见军校秦习。秦习与安重荣有旧交，便把他藏了起来。秦习先前收养石守琼为义子，后来石守琼年长却没有子嗣，秦习便把安德裕交给石守琼抚养，于是安德裕改姓秦。秦习家世代从军，以弓箭、猎犬、马匹为业。安德裕还是孩童时就喜欢笔砚，遇到文字便发声诵读，秦家其他子弟都不把他当同类看待，只有秦习认为他与众不同。等到安德裕长成少年，秦习让他入学，于是他广泛通晓文史，精通《礼》《传》，喜爱《西汉书》。秦习去世后，安德裕服丧三年，然后恢复原来的姓氏。秦家把所有家产都给了他，计有白银一万多两。安德裕拒绝说：“这些是秦氏的积蓄，与我有什么关系？大丈夫应当自己建立功名来取得富贵，哪里会屑于要别人的所有物呢！”听到的人都称许他的高尚。开宝二年，安德裕被擢升为进士甲科、归州军事推官，历任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兴国年间，多次升迁至秘书丞、广济军知军。当时军城刚刚建成，安德裕作《军记》和《图经》三卷，皇上颁发优厚的诏书嘉奖他。不久改任太常博士。太平兴国八年，任秦州通判，并主持州中政务。雍熙初年，升为主客员外郎、广州通判，尚未出行，宰相李昉称说他有史才，于是让他以原官任直史馆。端拱初年，改任金部员外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淳化初年，任开封县知县，适逢朝廷整备三馆官职，改任直昭文馆。淳化三年春天，朝廷考试贡士，安德裕与史馆修撰梁周翰一同任考官。皇上回头对宰相说：“这都是有声望的士人，却老在郎署任职。梁周翰心胸狭窄，安德裕嗜好饮酒，但朕听说他们已经能够改正了。”于是同时赐给他们金鱼袋和紫服。不久升任司勋员外郎。至道初年，安德裕曾作《九弦琴五弦阮颂》进献，皇上称赞它的文辞古雅。至道三年，转任金部郎中，出任睦州知州，回朝后任太府寺判官。咸平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三卷、八年〕 安德裕性情耿介清廉，以善于识鉴人物自负。王禹偁、孙何当初在文坛交游时，安德裕竭力替他们传播声誉。等到他主持考试时，孙何又被选为第一名。然而安德裕饮酒过度，所以没有得到奖赏擢升。有文集四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五年〕 钱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亲钱居让，陈洪进任命他为清溪县令。钱熙幼年聪颖明悟，长大后广泛通晓各种典籍，擅长写文章。陈洪进赞赏他的才华，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陈洪进准备任命钱熙为府中属官，钱熙推辞不接受，写作《楚雁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久陈洪进又征召他任巡官，专门掌管笺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卷〕 陈洪进归附朝廷后，钱熙没有恢复旧职，而是参加进士考试。雍熙初年，他带着文章拜见宰相李昉，李昉十分赞赏看重他，在朝廷中替他传播声誉，并让自己的儿子李宗谔与他交游。第二年，钱熙考中甲科，补任度州观察推官。任期届满回朝后，寇准主持吏部选官，上封奏荐钱若水、陈充、王扶以及钱熙，说他们都有文才，于是钱熙获准参加中书省考试，升为殿中丞，赐绯衣和鱼袋。他作《四夷来王赋》进献，共一万多字，太宗赞赏，立即让他以原官任直史馆。洪进归顺朝廷后，熙没有被恢复原来的职务，而是参加进士考试。雍熙初年，他带着文章拜见宰相李昉，李昉非常赞赏并看重他，在朝廷中替他宣扬声誉，还让自己的儿子宗谔同他交游。第二年，他考中甲科，补任度州观察推官。任期届满代任者到来后，他回到朝廷。寇准掌管吏部选官时，上奏密封推荐钱若水、陈充、王扶以及熙，说他们都有文才，于是熙得以参加中书省的考试，升任殿中丞，获赐绯衣鱼袋。他写成《四夷来王赋》献给太宗，共一万多字，太宗嘉奖他，当即让他以原任官职兼任直史馆。

译淳化年间，任参知政事。苏易简对宋太宗说，赵邻几正在补写《唐实录》，赵邻几去世后，家在睢阳，于是宋太宗就命令熙乘驿传车前往，把他的书全部取来进献。熙曾同杨徽之谈到张洎、钱若水将要被提拔任用，熙与刘昌言是同乡，关系亲善，又谈及此事。刘昌言便把这件事告诉张洎，张洎怀疑熙在交结构陷自己，便上诉。熙因此被削夺官职，出任朗州通判，不久又调任衡州，并改任太常博士。宋真宗即位后，升任右司谏。李宗谔、杨亿一向与熙交情深厚，便和梁颢、赵况、赵安仁一起上表请求恢复熙原来的官职，没有得到答复。不久，熙任杭州通判，处理政事多独断专行，被转运使上奏弹劾，调任越州通判。熙意气用事而又喜好学习，善于谈笑，精通书法，性情急躁而一心求进。自从被罢免官职后，因愤懑怨恨而成病，咸平三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他曾仿作古乐府，撰写《杂言》十多篇以及《措刑论》，受到有识之士称许。有文集十卷。他的儿子蒙吉，也考中进士。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 陈充、吴淑、舒雅、黄夷简、卢稹、谢炎、许洞；附徐铉、句中正、曾致尧、刁衎、姚铉、李建中、洪湛、路振、崔遵度、陈越。陈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他家世代富豪，年轻时以饮酒作乐自娱，不愿出仕。同乡人敦促他参加科举，他到了京师，在科场中有了名声。雍熙年间，礼部和天府贡院所奏报的名次，他都是进士中的第一名；廷试时被选入甲科，脱去布衣，任孟州观察推官，随即改任掌书记。适逢寇准推荐他的文学才能，获得召试，授任殿中丞，出任明州知州。入朝任太常博士、直昭文馆，升任工部、刑部员外郎。因长期患病请假期满，被除去官籍；宋真宗怜悯他贫困多病，命他退休，发给一半俸禄。不久病情好转，恢复原官，仍任原职。因任职资历已久，升任兵部员外郎。景德年间，与赵安仁共同主持贡举，改任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他因脚病不能入朝拜谒，出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代理职务，不久以原官分司任职，去世，享年七十岁。陈充的辞章学问典雅丰富。唐代牛僧孺著《善恶无余论》，说尧、舜的善行和伯、鲧的恶行，都不能使福祸报应延及他们的子孙。陈充于是作论反驳这一观点，文章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他性情旷达，善于谈笑和说笑话，淡泊荣誉利禄，自号“中庸子”。宋真宗很熟悉他的名声，但因他有病，未能任馆阁词职。他临终前亲自撰写墓志铭。有文集二十卷。吴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人。他的父亲吴文正，侍奉吴国，官至太子中允。吴文正喜好学习，许多书都是亲自抄写的。吴淑幼年聪慧俊秀，写文章迅速。韩熙载、潘佑凭文章在江南享有声名，第一次见到吴淑，就十分器重他。从此每逢遇到意义滞涩、难以措辞表达的文章，必定命吴淑撰写说明。吴淑以校书郎身份直内史。江南平定后，他归附朝廷，很久没有得到调任，生活十分贫困窘迫。不久由于近臣延荐，参加学士院考试，授任大理评事，参与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一天，宋太宗在便殿召见他，拿出一编古碑，命吴淑与吕文仲、杜镐一起诵读。他历任太府寺丞、著作佐郎。秘阁刚设置时，他以本官充任校理。他曾进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宋太宗赞赏他学问优长而广博。又撰写《事类赋》一百篇进献，诏令他作注释；吴淑分条作注，完成三十卷进献，升任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的事务，参与编修《太宗实录》，再次升任职方员外郎。当时各路进献的《闰年图》都由仪鸾司掌管，吴淑上言说：“天下山川的险要之处，都是王室的秘密要地，也是国家的紧急事务，所以《周礼》的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汉高祖入关时，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因此全面了解了险要之处。请把如今各路所进献的地图交给职方氏。又因州郡的地理彼此犬牙交错，以前只画一个州的地形，那么怎样同其他郡县接合起来呢？希望命令各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一幅本路地图，进献给职方氏。这样希望天下的险要之处，不用打开窗户就能知道；九州的周围和广阔形势，如同在手掌中一样清楚。”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适逢诏令询问防御外敌的策略，吴淑上疏坚决请求采用古代车战的方法，宋太宗阅览后，很赞赏他的博学。咸平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吴淑性情纯朴宁静，喜好古代事物，文章典雅。当初，宋军围攻建业，城中缺乏粮食。同乡中有一位与吴淑同宗的人，全家都死了，只剩下两个女儿，吴淑便把她们收养，像亲生女儿一样，等她们长大后，又为她们出嫁。当时舆论多称赞他的义行。有文集十卷。他擅长书法，喜好篆书和籀文，从《说文》中选取有字义解释的字一千八百多条，撰成《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有《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儿子安节、让夷、遵路都考中进士。遵路官至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字子正，长期在李氏政权中任职。江南平定后，任将作监丞，后来充任秘阁校理。他喜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与吴淑齐名。多次升任职方员外郎，请求出任地方官，获任舒州知州，同时仍赐给金紫服饰。他淡泊于荣誉官位，舒州潜山的灵仙观有神仙遗迹，任期届满后，便请求掌管观中事务。东封时，顺便加任主客郎中，改任直昭文馆，转任刑部。他在道观中多年，优游山水，以吟诗作赋自娱，当时人们都称赞他。去世时七十多岁。弟弟舒雄，端拱二年考中进士。黄夷简，字明举，福州人。他的父亲黄廷枢，任王审知的属官，深受王审知亲近礼遇。嗣王王延钧把女儿嫁给他。钱氏攻取福州后，任命黄廷枢为光禄卿。黄夷简幼年丧父，喜好学习，在江东有声名，曾任钱惟治的明州判官。太平兴国初年，跟随钱俶入朝，授任检校秘书少监、元帅府掌书记，赐给袭衣、器物、钱帛和带鞍的马。太平兴国八年，钱俶辞让元帅职务，改授黄夷简为淮海国王府判官。雍熙四年，钱俶改封许王，出镇南阳，加授黄夷简仓部员外郎，充任许王府判官。钱俶去世后，黄夷简归朝，任考功员外郎。多次升任都官郎中，掌管名表，人们很称赞他办事得体。至道二年，他上言说浙右人士中没有人参与馆阁职务，并趁机自陈曾经劝钱俶入朝，言辞十分恳切激烈。宋太宗怜悯他，命他直秘阁，不久任吏部南曹判官。咸平年间，召入翰林考试，升任光禄少卿。

译当初，宰相张齐贤想举荐黄夷简和曾致尧一同任知制诰，遇有紧急诏令，正值舍人离开官署，便封发任命文书，命黄夷简起草，舆论认为不妥，所以只给他晋升品秩而已。景德年间，黄夷简患病，请假满二百天，御史台说应当除去他的官籍，宋真宗认为他是吴越旧日属官，又有辞章学问，并且年老的母亲尚在，特意命令继续发给他按月俸禄。大中祥符初年，升任秘书少监。大中祥符三年，遭逢母亲丧事，宋真宗派中使慰问，厚加赠送丧赙；黄夷简于是请求护送母亲灵柩回浙右，朝廷准许了他。又想不使他的俸禄供给中断，特授检校秘书监、平江军节度副使。一年多后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黄夷简喜欢谈论，善于写文章，尤其擅长作诗，年老后仍不停止。他曾代理鸿胪卿，护送许国长公主下葬。途中，驸马都尉魏咸信礼节接待非常菲薄，黄夷简对此怀恨在心，便对宋真宗说：“发引那天，魏咸信用三十千钱送给臣置办行装，这是不把王室使者当回事，似乎有轻视国命的意思，臣拒绝接受。”宋真宗派中使责问魏咸信，魏咸信说：“黄夷简刚接受任命时，就多次向臣索求，又献上挽词希望得到财物，我都不敢接受，因此他心中不满。”后来黄夷简又进献一编歌诗，大多讥讽魏咸信吝啬，并且流露出怨恨诅咒之意；又说那三十千钱他没有收下，实际上是想索取。宋真宗非常鄙视他，又不想让他的歌诗流传到外面，便命中书省召黄夷简来当面把诗烧掉。士大夫因此轻视他的为人。浙右士人中杰出的人，还有卢稹、谢炎、许洞。卢稹，字淑微，杭州人。幼年聪颖，七岁能作诗，十二岁学习写文章。长大后，通晓《五经》大义，特别喜爱《周易》《孟子》。端拱初年，游学京师。当时徐铉以宿儒身份受到士子尊崇，读到卢稹的文章，十分惊异，便在朝廷中替他传播声誉。这年卢稹考中进士，调补真定府束鹿县主簿。到了真定府，正遇契丹围城，还没来得及赴任便去世，享年二十七岁。曾撰写《五帝皇极志》《孺子问》《翼圣书》等数十篇。谢炎，字化南，苏州嘉兴人。他的父亲谢崇礼，任泰宁军掌书记。谢炎仰慕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风格，和卢稹齐名，当时人称他们为“卢、谢”。卢稹性情懦弱，谢炎性情刚劲急切，但两人反而交情深厚。端拱初年，考中进士，调补昭应县主簿，调任伊阙县，接连任华容、公安两县知县，去世时三十四岁。有文集二十卷。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他的父亲许仲容，任太子洗马后退休。许洞性情疏放俊逸，幼年学习弓箭、击刺等技艺，长大后改变志向，奋发学习，尤其精通《左氏传》。咸平三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雄武军推官。他曾到府衙陈述事情，有个士卒蹲坐着不起身，他便杖打了士卒。当时马知节任知州，许洞又写信责备马知节，马知节恼怒他狂放孤傲、言语不恭，恰逢许洞擅自使用公款，便上奏朝廷将他除名。许洞回到吴中数年，每天以酣饮为事。他曾向民间酒坊赊酒，一天在墙上大字书写数百言的《酒歌》，乡人争相前去观看，酒坊的卖酒量增加了数倍，于是酒坊把许洞所欠的酒钱全部捐弃。景德二年，他进献所撰《虎钤经》二十卷。朝廷让他应试“识韬略、运筹决胜”科，因先前获罪而报罢，于是授任均州参军。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在汾阴祭祀，许洞进献《三盛礼赋》，召入中书省考试，改任乌江县主簿，去世时四十二岁。有文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徐弦，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十岁就能写文章，不随意交游，与韩熙载齐名，江东人称他们为“韩、徐”。在吴国任校书郎，后来又在南唐李昪父子政权中任职，考试后任知制诰，与宰相宋齐丘不和。当时有人得到军中的文书檄文，徐弦和弟弟徐锴评论说其中引用不当。檄文原是汤悦所作，汤悦与宋齐丘便诬陷徐弦、徐锴泄露机密，徐弦因此被贬为泰州司户掾，徐锴被贬为乌江县尉，不久又恢复原官。当时李景命内臣车延规、傅宏在常州、楚州经营屯田，处理事务苛刻琐细，使百姓无法忍受，导致盗贼成群兴起。朝廷命徐铉乘驿传车巡抚。徐铉到楚州后，上奏请求停止屯田；车延规等害怕获罪而逃避，徐铉急速追捕他们，权贵近臣因此侧目。等到捕获盗贼首领后，徐铉不等上报便将其斩杀，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舒州。周世宗南征时，李景把徐铉调到饶州，不久召回任太子右谕德，恢复知制诰，升任中书舍人。李景死后，他侍奉李景的儿子李煜，任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历任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宋军包围金陵，李煜派徐铉请求缓兵。当时李煜的将领朱令赟率十多万军队从上江前来救援，李煜因为徐铉已经出发，想阻止朱令赟，不让他向东进军。徐铉说：“这次出使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解救国家的危难，江南所依靠的就是援兵，为什么要阻止他们！”李煜说：“正请求和解，却又决定交战，这对你难道有利吗？”徐铉说：“应当以国家社稷为计，哪里还顾得上我这个使者个人，把我置之度外就是了。”李煜哭泣着送他出发。徐铉到达后，虽然不能使宋军退兵，但入宫拜见后辞别归来，所受礼遇仍和平时一样。后来徐铉随李煜入朝觐见，宋太祖责备他，声音十分严厉。徐铉回答说：“臣是江南的大臣，国家灭亡，罪责应当处死，其他事情不应再追问。”宋太祖感叹说：“真是忠臣！如果侍奉我，也应当像侍奉李氏一样。”于是命他任太子率更令。太平兴国初年，李昉独自任翰林直学士，徐铉任直学士院。徐铉随军征讨太原，军中的诏令文书堆积如山，他提笔就写，没有滞碍，文辞义理精确恰当，当时舆论称许他的才能。军队回师后，加任给事中。太平兴国八年，出任右散骑常侍，升任左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告徐铉有奸私之事，道安因所告不实而获罪，徐铉也被贬为静难行军司马。当初，徐铉到京师时，看见身穿毛褐衣服的人就讥笑他们；后来在邠州苦寒之地，他始终不穿毛褐衣，因而患了寒冷之病。一天早晨起床刚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突然索要笔来亲手写疏，安排后事，又另行题写道：“道，是天地的母亲。”写完便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徐铉没有儿子，门人郑文宝护送他的灵柩到汴京，胡仲容把他的遗骨归葬于南昌西山。徐铉性情简朴淡泊，欲望很少，质朴正直而不矫饰；不喜欢佛教，却喜好神怪之事，有人把这类书献给他，凡有所请求，他都一定按请求答应。徐铉精通文字学，喜爱李斯的小篆，达到了精妙境界，隶书也很精工。他曾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共同校订《说文》，序文说：

译许慎的《说文》十四篇，加上《序目》一篇，共一万零六百多个字，圣人的旨意大概已经完备了。八卦画成、万物形象区分之后，文字就成为承载万物的大车，典籍就成为驾驭它的六根缰绳；先王的教化之所以能施行于百代，文字对于万物的功用与天地造化同样不可忽视。虽然三王之后各自改变了字体，战国六国时期文字形体各不相同，但仍保存着篆书、籀文的痕迹，没有失去形体类别的根本。到了暴秦苛政时期，简便的隶书兴起，适合世俗使用，人们争相仿效。古文字既已改变，巧诈伪变的字形日益增多。到汉宣帝时，才开始命令诸儒修订仓颉的文字法则，却仍不能恢复古制。光武帝时，马援上疏论述文字的讹误，所说已经很详细。到汉和帝时，又命令贾逵修治旧文字，于是许慎采集史籀、李斯、扬雄的书，广泛访问通晓文字的人，并向贾逵考证，撰成《说文解字》，直到安帝十五年才上奏进献。但隶书流行已经很久，加上行书、草书、八分纷纷出现，反而把篆书、籀文看作奇怪的字体，不再重视了。至于六经中的古文字，世代传抄，大多追求便利通俗，逐渐失去了本来面貌。《尔雅》所记载的草、木、鱼、鸟名称，任意增添，已经不成样子。各位儒者的传注解释，也不是精通文字学的人，没有人能够纠正它们。唐代大历年间，李阳冰的篆书笔迹特别卓绝，独居古今之冠，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都以他为师加以仰慕，篆书、籀文因此复兴。然而他很排斥许慎，常常凭自己的臆测立说。以个人心意的独见，推翻前代儒者传述的学说，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如今研究文字学的人，也多采用李阳冰的新解释，这就是所谓重视耳闻而轻视目见。自唐末丧乱以来，经书典籍的传承道路断绝。宋朝承受天命建立后，文化和国家典章灿然复兴，认为文字是六艺的根本，应当遵循古法，于是诏令取来许慎的《说文解字》，精心详细校订，作为百代遵循的法则。臣等冒昧竭尽自己的浅陋见识，作了详尽考订。许慎注释、序例中记载而各部没有收录的字，审察确定是遗漏的，全部补录。又有经典中世代传承的字，以及当时通俗而重要、但《说文》没有收载的字，也都附加补入，以扩大篆书、籀文的使用范围。这些字也都符合形声相从的原则，不违背六书的意义。其中《说文》明确列出正体、而当时俗说认为应当改变的字，都详细列在注释中。凡是义理错误、违背六书的字，也一并列在后面的序文中，使学习者不至于产生疑惑。总的说来，这部书致力于援引古法来纠正今天的文字，不迎合今俗而违背古法。至于高雅的文章和重要典册，应当用篆书、籀文刻写在金石上；至于日常通行的简牍，使用草书、隶书就足够了。另外，许慎的注解文字简约而意义深奥，不可能人人完全明白。李阳冰以后，各位儒者的笺注解释中有可以采用的，也一并附加补入；仍有未尽之处，臣等便粗略加以训释，使它成为一家之书。《说文》成书时还没有反切，后人增补的反切彼此各有不同。孙愐的《唐韵》流行已久，如今一并以孙愐的音切作为定本，希望学者有所遵从。徐锴也精通文字学，曾依据许慎《说文》，按四声编排为十卷，题名为《说文解字韵谱》。徐铉为它作序说：从前伏羲画出八卦，文字的开端就出现了；仓颉摹拟鸟兽足迹，文字的形体就建立了。史籀创作大篆来加以润色，李斯改作小篆使它简便易行，文字的美善达到极致。到了程邈创作隶书，人们竞相趋向省略简便，古代法则一改变，字义便逐渐讹误。前代儒者许慎担心会变成这样，所以汇集《仓颉篇》《尔雅》的学问，研究六书的旨意，广泛访问通晓文字的人，并向贾逵考证，撰成《说文解字》十五篇，共一万零六百字。字书精密博大，没有超过这部书的。篆书、籀文的形体，也在此达到顶峰。后来贾鲂认为《三苍》中的字全都应写成隶字，隶字从此广泛流行，而篆书、籀文逐渐衰微。自后汉至今一千多年，凡是擅长书法的人都写草书、隶书。又有人对隶书的法则提出增删补缺的说法，那么其中的讹误伪变就显然可知了。因此如今字书所收的字数，已经是从前的数倍。圣人创制事物都有依据，不明白而妄自创作，君子对此很谨慎；即使史书有缺文，前人的格言仍然存在。至于草、木、鱼、鸟等字，按照形声相从的原则触类旁通、不断增益，实在没有穷尽；如果不以古义加以裁断，又有什么值得观览的呢？所以自叔重许慎以后，《玉篇》《切韵》所收的字，虽然习俗沿用已久，总归不能施用于篆文。过去李阳冰天赋极高，振兴了这门学问，赞扬阐明许慎之说，文采光明显著。然而古法违背世俗，容易被湮没衰微。如今许慎、李阳冰的书仅存于世，学习者很少，旧有法则也少有保存。执笔写字，必须借助查阅；但偏旁深奥隐秘，不能凭意会了解，查找一个字往往要翻到整卷之后，既费力又收效少。因此希望找到适当的方法。我的弟弟锴尤其精通文字学，于是我命他取用叔重许慎所记的字，按照《切韵》编次，区分声韵，打开书就可以看见。锴又汇集《通释》四十篇，考察前贤隐微的言论，阐明许氏深奥的旨意，订正李阳冰的新义，驳斥流俗的异说。文字学至此可以说完善完备了。如今这部书只是想便于检索查考，不顾其他，所以姑且保存训诂解释，作为另外的识别依据。其余发挥阐述的内容，另有《通释五音》共十卷，赠送给志同道合的人。徐铉亲自为它书写篆字，刻在版上，使之流传于世。徐锴，字楚金，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当时正在教导徐铉，没有空闲顾及徐锴，但他能够自己读懂书。李景见到他的文章，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后来多次升官，任内史舍人。徐铉奉使入宋时，徐锴忧惧而死，享年五十五岁。李穆出使江南，见到他们兄弟的文章，感叹说：“二陆也比不上他们！” 徐铉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若干卷。他所著的《稽神录》，大多出自他的门客蒯亮。徐锴所著的有文集、家传、《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孟昶在位时，他寄居在宰相毋昭裔的宅第中，毋昭裔上奏授他崇文馆校书郎；他又考中进士，后来多次任毋昭裔的属官。归附朝廷后，补任曹州录事参军、汜水县令，又任潞州录事参军。句中正精通文字学，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没有不擅长的。太平兴国二年，进献八体书。宋太宗一向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入朝，授任著作佐郎、直史馆，奉诏详细审定《篇》《韵》。

译太平兴国四年，命他辅佐张洎出使高丽加恩；回来后升任左赞善大夫，改任著作郎，与徐铉重新校定《说文》，摹印颁行。宋太宗阅览后嘉奖赞赏，于是询问句中正，有音而没有字的情况共有多少。句中正退下后，分条写成一卷进献。宋太宗说：“我也得到二十一个字，可以一并收录。”当时又命句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共同撰定《雍熙广韵》。句中正先把分类目录进献，皇帝当面赐给他绯衣鱼袋，不久加任太常博士。《广韵》完成，共一百卷，特意授任虞部员外郎。淳化元年，改任直昭文馆，三次升迁至屯田郎中，闭门守道，以文章书翰为乐。宋太宗的神主和谥宝上的篆文，都诏令句中正书写。他曾用大篆、小篆、八分三种字体书写《孝经》并摹刻在石碑上，咸平三年上表进献。宋真宗在便殿召见他，赐座，询问这部书写了多长时间，句中正说：“臣书写这部书，经过十五年才完成。”宋真宗赞叹很久，赐给他金紫服饰，命令收藏在秘阁。当时乾州进献一座古铜鼎，形状方正而有四足，上面有二十一个古文字，没有人能够辨识，便命句中正与杜镐详细考验后上报，他们援引证据非常详尽。咸平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句中正喜欢收藏书籍，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他的儿子希古、希仲都考中进士，希仲官至太常博士。蜀地人中又有孙逢吉、林罕。孙逢吉曾任蜀国子监《毛诗》博士、检校刊刻石经。林罕也擅长文字学，曾撰写《说文》二十篇，题名为《林氏小说》，刻在蜀地石碑上。曾致尧，字正臣，抚州南丰人。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三次升任著作佐郎、直史馆，改任秘书丞，出任两浙转运使。他曾上言：“去年我所管辖地区的秋租，只有湖州一郡督促百姓按期缴纳，而苏州、常州、润州三州都有拖欠，请分别按功过赏罚。”宋太宗因为江淮连年水灾，苏州、常州尤其严重，认为他所说过于刻薄而不能实行，便下诏告诫曾致尧不要扰民。不久调任寿州知州，转任太常博士。曾致尧性情刚直率真，喜欢议论政事，前后多次上章奏，言辞大多激烈而攻讦。宋真宗即位后，升任主客员外郎、判盐铁勾院。张齐贤推荐他的才干，想让他任词职，命他参加翰林制诰考试，后来因舆论认为不合适而停止。李继迁侵扰西部边境，灵武危急，朝廷命张齐贤任泾、原、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选曾致尧为判官，同时升任户部员外郎。接受任命后，他便上疏直陈己意，表示愿意不接受章绂的赏赐，言辞狂躁。朝廷诏令御史府审讯他的罪行，贬为黄州副使，夺去金紫服饰。不久恢复原官，改任吏部员外郎，历任泰州、泉州、苏州、扬州、鄂州五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年，升任礼部郎中；因任扬州知州时冒领请取一个月俸禄，降职掌管升州榷酤事务，转任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曾致尧很喜欢编纂记录，著有《仙凫习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为臣要纪》十五篇。他的儿子易从、易占都考中进士。刁衎，字元宾，升州人。他的父亲刁彦能，在南唐任昭武军节度。刁衎因父荫任秘书郎、集贤校理，穿五品官服，凭文章书翰入宫侍奉，深受李煜亲近。李煜曾命他直清辉殿，阅览朝廷内外的章奏。金陵平定后，刁衎随李煜归附宋朝，宋太祖赐给他绯衣鱼袋，授任太常寺太祝。他称病请假，假期满后，隐居京城近郊数年。太平兴国初年，李昉、扈蒙在翰林院，劝他出来做官，他便撰写《圣德颂》进献。朝廷诏令恢复他的原官，出任睦州桐庐县知县。适逢朝廷诏令群臣议论政事，刁衎进献《谏刑书》，说：凡是律文没有记载的滥刑酷法，希望下诏天下一律禁止。巡检使臣捕获盗贼、逃亡士卒后，都应送交本部门的法官审讯，不得擅自施加酷刑虐待。古代把奸邪凶恶的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如今远方的囚犯全都押送京城，发配从事劳役，这是最不合适的。况且京城是神圣的中心和优美之地，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让流囚在这里聚集服役？从今以后，外地罪犯希望不要允许解送上京，也不要留在各项事务中充役。《礼》又说：“在市集处死受刑之人，使众人都弃绝他。”由此可知，皇宫之中不是施刑执法的地方。希望从今以后，御前不施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所用的钳、黥等刑具，都送到御史台、廷尉的狱中；无论敕杖大小，都应押送御史台、廷尉。京府有时派中使，有时命法官，必须依礼察看科条，以加重圣明皇帝明辨刑罚、慎重用法的意义。有的人犯了抢劫、盗窃、亡命等罪，罪重的还要削足、钉身，并在国门公布。这只是小民不明白刑法，又被衣食所迫，偶然作恶；他们的罪行并没有涉及其他方面，却遭受这样的惨毒，实在伤害风俗教化，也希望减轻或废除这种刑法。这样人心就不会惊骇，各人都能保全生命；和气不受损伤，一定会达到上天降下的祥瑞。刁衎再次升任大理寺丞，进献文章四十篇。召入考试，授任殿中丞、湖州通判；上疏请求确定天下酒税定额、修缮郡县城池、分条约束州牧县令、免除两浙丁身钱、禁止汴水漂流尸体，共五件事。不久任婺州知州，升任国子博士。适逢考核京朝官的政绩优劣，刁衎被召入，因没有过失，获任光州知州，同时改任虞部员外郎。转运使上报他的政绩，朝廷下优诏嘉奖，调任庐州知州。宋真宗即位后，升任比部员外郎。他曾上疏说：臣听说天下是一个大器物，众生是众多的牲畜。治理大器物的人，应当执守统一原则来端正它的法度；保养众多牲畜的人，应当以同一教化来达到它的根本。所以至人说，没有什么比天更神圣，没有什么比地更富厚，没有什么比帝王更尊大。又说，帝王凭借大地统摄万物，以此任用人。由此可知，拥有万辆兵车的尊位、一个人的帝王之位，与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相等，如同日月照临天下，怎么可以不慎重思虑来安定百姓，使自己的惨舒祸福关系到万物呢？所以尧、舜笃行善道来施行教化，百姓称他们为“所天”；桀、纣怀有凶恶品德来危害天下，百姓称他们为“独夫”。君主对百姓，善恶就有这样的验证；百姓对君主，毁誉也有这样不同的结果。

译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施行政令一切更新，应当上顺天意，下顺民心，进用善人而除去恶人，避免毁谤而求取美誉。遵循唐尧、虞舜的治理，斥退辛、癸的乱政；私下的赏赐不要施及小人，私下的惩罚不要施加于君子；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去除奸邪不要犹豫。打开进谏诤言的门，堵住谗佞之人的嘴；喜爱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恶处，憎恶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处；不要因为春秋鼎盛就沉溺于安逸游乐，不要因为血气正盛就迷惑于声色。像太祖那样勤俭，像太宗那样惠爱慈仁，以回应天地广施福泽的心意，保全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那么周成王、汉文帝二宗的美德，也不能与陛下相提并论了。任职期满回朝后，刁衎进献所著《本说》十卷，得以本官充任秘阁校理，出任颍州知州。入朝任比部员外郎，改任直秘阁，充崇文院检讨。当时杜镐、陈彭年都参与检讨事务，刁衎说这两人可以专任其职，朝廷诏令准许他离职，任三司开拆司判官，参与编修《册府元龟》，加任主客郎中。他请求领任外职，获任湖州知州，转任刑部郎中。任期届满后，又参与编修。大中祥符六年，书成，授任兵部郎中。入朝时突然中风眩晕，宋真宗派使者奔驰赐给金丹，但已经无法救治，享年六十九岁。刁衎起初在李氏政权中任职，权势很盛。他的父亲是藩镇统帅，家中财富丰厚，衣服、饮食都极其奢侈。归附宋朝后，他以纯朴淡泊、平和高雅闻名于当时，淡泊于俸禄官位，善于谈笑，喜欢下棋，交游情谊深厚，士大夫大多推重他。他的儿子湛、湜、渭都考中进士。湛任刑部郎中，湜任屯田员外郎，渭任太常博士。湛的儿子绎、约，天圣年间都考中进士。姚铉，字宝之，庐州合肥人。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甲科，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潭州湘乡县知县；三次升任殿中丞，先后任简州、宣州、升州通判。淳化五年，任直史馆，陪侍内苑宴饮，奉诏作《赏花钓鱼诗》，特别受到嘉奖。第二天，宋太宗命中使到他家赐白金以资奖励。至道初年，升任太常丞，充京西转运使，历任右正言、右司谏、河东转运使。不久上言说：“我看到各路官吏，有的精明强干、治理事务，使恩惠施及百姓，就一定会建立规条，革除繁扰。然而狡猾的胥吏认为这些措施不便于自己，等到官员罢职后，便把相关文书全部藏起来，损害公事、败坏政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礼》说：‘那个人在位，政令就能施行；那个人离任，政令就停止。’《论语》又说：‘前任令尹的政绩，一定要告诉新任令尹。’这确实是圣人的格言，也是国家的紧急事务。希望各地官吏中，凡有筹划利民济事、可以长久实行的事项，年终写入历书，交接时记录下来交给新官，使他们遵守。如果事情确实有明显不便之处，听任上报朝廷，等候答复后改正。”朝廷下诏采纳了。咸平三年，黄河在郓州王陵埽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又流入淮水、泗水，城中积水毁坏房屋。朝廷任命姚铉主持州政，他把州城迁到汶阳乡的高地上，委托他筹划营建，并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工程完成后，加任起居舍人、京东转运使，调任两浙路。姚铉俊秀爽朗，很崇尚意气。薛映任杭州知州时，与他不和，双方事务多有矛盾。薛映搜集姚铉的数条罪状，秘密上奏，朝廷诏令使者弹劾他，按理应夺去一官，却特意将他除名，贬为连州文学。吉州万安到虔州之间，江中有赣石，船行其中，水流湍急险恶，形势万千；姚铉经过那里，感慨而作赋，以此自况。大中祥符五年，适逢赦免，调任岳州，又调任舒州，不久授任本州团练副使。天禧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姚铉文辞敏捷华美，擅长书法，藏书极多，颇有珍异版本。两浙督促官吏抄写书籍，也成为薛映所指责的罪状之一。他虽然被贬斥，仍雇人挑担跟随自己。有文集二十卷。又采集唐人的文章编成一百卷，题名《文粹》。他死后，儿子嗣复把这部书进献朝廷，诏令收藏在内府，并授嗣复永城县主簿。小儿子称，聪俊颖悟、容貌秀美，很善于写文章，刚十岁就去世。姚铉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写成《聪悟录》，人们多有传诵。李建中，字得中，他的祖先是京兆人。曾祖父李逢，唐朝任左卫兵曹参军。祖父李稠，梁朝任商州刺史，为躲避战乱迁入蜀地。适逢王建僭越占据蜀地，李稠参与辅佐王建建立政权，成为功臣，任左卫将军。李建中幼年喜好学习，十四岁时遭逢父亲丧事。适逢蜀地平定，他侍奉母亲居住在洛阳，聚集学生讲学来供给自己。带着文章游学京师，受到王祐的延誉，寄居在石熙载家中，石熙载厚待他。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甲科，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岳州录事参军。转运使李惟清推荐他的才能，两次升任著作佐郎、监潭州茶场，改任殿中丞，历任道州、郢州通判。柴成务主管漕运时，又两次上表称赞推荐他，转任太常博士。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多凭借权势利益求进，李建中上表陈述时政的利弊，说明王道、霸道的谋略，宋太宗嘉奖赞赏，于是在便殿召见他，赐给绯衣鱼袋。适逢考核京朝官，李建中过去曾因公事牵连被罚金，考核时遗漏了这件事，因此获罪，降授殿中丞，监理在京榷易院。苏易简当时正受皇帝恩宠，经常获得召对，曾谈到蜀中文士，因而提及李建中；宋太宗也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命他直昭文馆。李建中的父亲名叫昭文，他恳切辞让，朝廷改任他为集贤院职务。数月后，出任两浙转运副使，再升任主客员外郎，历任河南府通判，任曹州、解州、颍州、蔡州四州知州。景德年间，因任职资历已久，升任金部员外郎。李建中性情简朴宁静，仪态风神高雅秀美，淡泊于荣誉利禄。前后多次请求掌管西京留司御史台，尤其喜爱洛阳的风土，于是在那里营建园池，号称“静居”。他喜好吟诗，每次游览山水，大多留下题诗，自称“岩夫民伯”。加任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李建中擅长养生之术，适逢朝廷命官员校定《道藏》，他参与其中。又任太府寺判官。大中祥符五年冬，朝廷命他出使泗州，奉行御制《汴水发愿文》，并在那里设醮祈祷。使节归来后得病，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李建中擅长书法，行笔尤其精妙，常常创造新的字体；草书、隶书、篆书、籀文、八分也都写得精妙。人们多加以摹写学习，争相取用作为楷模。他曾亲手抄写郭忠恕的《汗简集》进献，书中全是科斗文字，朝廷下诏嘉奖。他喜好古物，勤奋学习，收藏了许多古代器物和名画。有文集三十卷。儿子周道、周士都考中进士。周士历任侍御史、江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三司盐铁判官，赐金紫，最终任工部郎中。周民任太子中舍。

译洪湛，字惟清，升州上元人。曾祖洪勋，是南唐崇文馆直学士；祖父洪寿，任桐城县令；父亲洪庆元，向李煜献书，被授为奉礼郎，补任新喻县令。归附宋朝后，任至冤句县令。洪湛幼年喜爱学习，五岁便能作诗，未满二十岁时，把自己所写的诗文编成十卷，名为《龆年集》。考中进士，颇有声望。雍熙二年，廷试时已经落选，重新考试后，被提拔列入高等，脱去布衣，任归德军节度推官。召回朝廷，授右拾遗、直史馆。端拱初年，任寿州、许州通判。回到宋朝后，他和左正言尹黄裳、冯拯，右正言王世则、宋沆伏在阁门前，请求立许王元僖为太子，言辞狂妄轻率，宋太宗大怒。当时宋沆因是吕蒙正的亲信党羽获罪，已经出任宜州团练副使。皇上于是对近臣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难道我不知道吗？只是近来风气浅薄，如果立了太子，那么东宫属官都必须自称臣下，官职和班次与上台没有差别，这是人情上很不安的。这件事我自有时机。”洪湛因此被削去官职，出任容州知州；尹黄裳任邕州知州，冯拯任端州知州，宋沆任靖州知州，王世则任蒙州知州。容州戍卒中有人谋划发动叛乱，洪湛侦知后，立即将他们斩首。两次升迁后任比部员外郎，知郴州、舒州。咸平二年，召回朝廷，命他在舍人院考试，仍任直史馆。这年秋天，命他和阁门祗候韩绍辉出使荆湖，巡察民间事务，分条上奏了许多利弊。回来后，任三司都磨勘司判官。又和王钦若共同主持贡举，不久，兼任同修起居注。当时朝廷商议修筑绥州城，边臣们互相陈说利弊，派洪湛和阁门祗候程顺奇一同前往巡察。洪湛说修城有七项好处、两项坏处，于是诏令营建修缮，最终因为会使百姓劳苦而停止。洪湛仪表俊美，才思敏捷，善于辩论而有才干，前后五次出使西北，商议边防要务。真宗有意提拔任用他，对他的顾遇十分优厚。在苑中举行曲宴时，他作了一首《赏花诗》，不到一会儿便献上，受到皇帝深厚的褒奖。咸平五年春天，河阴百姓常德方控告临津县尉任懿纳贿考中进士。此事交给御史台审理，审问得到任懿的供词，说：“咸平二年，我补为太学生，寄住在僧人仁雅的住处。仁雅于是请求院主僧惠秦替我向主考官说情，我在文书上写明答应给银七锭；仁雅、惠秦把其中两锭藏下，改写成五锭。惠秦平时认识王钦若，知道他已经在贡院，于是通过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把文书送给王钦若的妻子李氏。李氏暗中召来家仆祁睿，让他把任懿名写在左臂上，并口头传达所答应的贿赂数目，进入省中告诉王钦若。等任懿考完五场，祁睿又拿着汤水来到省中，王钦若派祁睿告诉李氏，让她取银，任懿没有立即交付。后来任懿被列入奏名，授予官职，但尚未赴任，就遭逢母亲丧事，回到乡里。仁雅急忙写信索要银子，信中显露出诅咒辱骂之意。”常德方以卖卜为生，在县市得到这封信，便把它交给御史中丞赵昌言，详细奏明此事，请求逮捕王钦若的属官审问。此前，王钦若任亳州判官时，祁睿是他的厅干；王钦若任满回京时，带着祁睿同行，却没有把他从州里的役籍中除名。等贡举之事结束，正好州人张续回乡服丧，便托称为祁睿办理除籍。到这时，王钦若申诉说：“祁睿是在免除差役以后，才开始受雇于我家，惠秦从未到过我家门。”王钦若正受皇帝宠信，于是诏令翰林侍读学士邢昺、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并通过驿站召来曹州知州边肃、许州知州毋宾古，到太常寺另行审讯。任懿改变供词说：“我有一个妻兄张驾考进士，认识洪湛；我也曾和张驾一起到洪湛家，送过石榴二百枚、木炭一百秤。至于我交银，只是托两个和尚转交给一位主考官，实在不知道那人是谁。”于是便认定洪湛收受了这笔银子。洪湛当时恰好出使陕西，途中被召回；此时张驾已经死了，宁文德、徐兴全都逃走，王钦若又接近参与机密政务，他门下的仆役多是新招募的，不认识惠秦，因此没有人能够互相作证。又因为王钦若坚持说主持贡举时还没有祁睿，于是判定洪湛收银，依法应当处死，特地下诏削除名籍，流放儋州。任懿杖打脊背，发配充军到忠靖军。惠秦因接受书札并藏匿尚未交出的银子获罪，因年过七十，按例应赎铜八斤，特意改为杖打一百，脸上刺字，发配商州坑冶服役。仁雅杖打脊背，发配充军到郢州牢城，但没有继续追究银子来源。当初，王旦和王钦若共同主持贡举，王钦若出任枢密副使后，便由洪湛代替他主持贡举。洪湛进入贡院时，任懿已经考完第三场。等官府收缴洪湛的赃物时，他家实际上没有财物。洪湛平时和梁颢友善，有人便借来梁颢的白金器皿，洪湛拿来交给官府。咸平六年，适逢大赦，改流惠州；走到化州调马驿时去世，年四十一岁。洪湛当时有一个儿子随行，年纪很小，州府把情况上报，皇帝特地下诏赐钱二万，命官府护送灵柩回扬州安葬。皇帝又下诏规定，凡奉诏发配流放岭外而死的人，都发给缗钱，允许其归葬；如果有亲属和幼小子女，由所在地派牙校率领护送。洪湛有文集十卷。他的儿子洪鼎，大中祥符四年考中进士，官至度支员外郎、直史馆、盐铁判官。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是唐朝宰相路岩的第四代孙。路岩被贬后死在岭外，他的儿子路琛避居湖湘之间，于是就在这里定居。路振的父亲路洵美侍奉马希杲，任连州从事，因称病辞职，死在家中。路振幼年聪颖，五岁便能背诵《孝经》《论语》。十岁时听人讲《阴符经》，只听到一百来字就停止了，路洵美责备他，让他完成学业。路振说：“一百句话已经足以阐明道理了，其余的何必学习？”路洵美非常惊异。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担心他荒废学业，每天加以教诲激励，即使严冬酷暑，也从未懈怠。淳化年间考中进士。宋太宗认为当时文场的弊病是文章多浮浅琐碎，不能贯通古道，于是出题考《卮言日出赋》，以观察应试者的学问。当时参加考试的共有几百人，都惊愕失色，不知题目出自哪里，即使当时在文场很有声望的人也面露难色。路振家境贫寒，在京城游学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他所作的赋尤其典雅丰富，宋太宗非常赞赏，提拔列入甲科。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邠州通判，调任徐州。召回后任直史馆，又派他出任地方官，升太子中允、知滨州。一天，契丹军来到城下，城中兵力很少，百姓相互恐慌，众人都说路振是文官，没有作战防御的办法，便围在一起哭泣。路振于是亲自安抚劝谕他们，并说敌军强盛，不能同它争强，应当坚守城垒。几天后，契丹军退去。转运使刘综称赞他的才能，皇帝下诏褒奖。他常作《祭战马文》，文章说：

译咸平年间，契丹侵犯高阳关，俘虏大将康保裔，掠夺河朔后离去。天子驾临魏州，特意派将领王荣率五千骑兵追赶。王荣没有统帅的才能，只会骑马，把奔驰射箭当作本事；接受命令后却惊惧胆怯，几天不敢出发，等到敌军渡过黄河后才行动。当时有几千名掠夺淄州、齐州的骑兵还驻扎在泥沽，王荣不愿意与敌人交战，便带着骑兵掠过黄河南岸返回。昼夜奔驰，马匹没有喂料，途中死去的有十分之四五。天子怜悯这些马，派使者收殓埋葬它们，于是作了祭文：你们本是天厩中的精良马匹，降生为黑马和赤马。饮清泉，迎长风，奔驰在流沙之间，声势如雷霆震动。虎背孤高耸立，像龙马一样凶猛强健。红色鬃毛如晓霞，额头白斑如秋日星辰。毛色光彩初显，正适合驾车驰骋。高耸的胸胁如山，额角突起，宽阔的背部闪耀着明珠般的光泽。你们身处荒草遍地的绝塞，八月便降下寒霜。毛缩紧，蹄坚硬，筋脉舒展。野兽凶恶，仿佛要咬人；虬龙般狰狞，像要腾跃。喷沙吐沫，飞驰千里如飞雪。养马人背着缰绳，武士拿着铁索；前后拦截，声势如雷震地裂。一个人用力勒住就能制伏百马，最终只能被鞭打、套上缰绳而屈服。牧马官辛勤劳作，每年登记入册。蹄印密集，通向遥远的鬼方。名驹和大马衔尾而来，进入边塞；使它们的首领劳苦奔波，用驵侩来节制交易。蜀地锦缎、吴地丝织品，堆积得像丘陵。马匹归我方，价值很重；财帛送给对方，在对方看来却很轻。于是给它们系上黄金装饰的缰绳，让它们沐浴在天池的水波中。它们扬鬣奔驰在云路上，在星河间玩弄身影。有的踢蹬撕咬，有的嗅闻嘶鸣。原野上养蚕的禁令既已施行，驵骏良马为何还这样多？皇帝顾念这些神骏之物，它们跋涉远道而来。皇帝在内殿检阅它们，在外厩饲养它们，用玉池水饮它们，用瑶草喂它们。隆冬时边境的尘警传来，进入我方黄河岸边。紧急军书连夜飞驰，皇帝驾车向北巡行。选出御驾仪仗中的名马，交给关外的武臣。雕饰的戈戟如闪电照耀，禁军像星辰一样列阵。授予他们长远的策略，率领完整的军队。壮士发怒，山也可以劈开；猛马咆哮，老虎也可以咬死。为什么将领们这样无勇，反而拖延时间躲避敌人？冰霜凄冷，他们披着铠甲奔驰。不饮水，不喂料，既干渴又饥饿。骏马饿死，行路的人为之叹息。把天赐的骨骸弃在道路上，反而让星辰般的精魂归入云雾。想报答主人的恩德却来不及，集合军队出征又有什么过错？送上新割的草举行祭祀，以破旧的帷幕作为礼仪。把它们埋葬在高冈上，使你们的形体得以完整安葬。马啊，如果你们有灵，一定知道皇帝的仁慈。呜呼！又因为西部战事尚未平息，入朝任大理寺判官，改任太常丞、知河中府，调任邓州知州。任满回朝后，任吏部南曹判官、三司催欠凭由司判官。景德年间出使福建巡抚，不久任鼓司登闻院判官。适逢修撰《两朝国史》，任命路振为编修官。大中祥符初年出使契丹，撰写《乘轺录》献上。改任太常博士、左司谏，提拔为知制诰。路振的文章温润华美，多次进献赋颂，受到名流称赞；尤其擅长诗歌，常有警策的佳句。等到担任掌管文翰的职务，深得舆论满意，从此更加精心用力。皇帝到谯、亳祭祀时，当时同僚分别掌管事务，唯独路振在皇帝驻跸之处，专门掌管诏令文书；笺奏堆积而来，他处理应用从不迟滞，当时人都推重他的敏捷博洽。大中祥符七年，任同修起居注。张复、崔遵度因记录事务有误而被降级，朝廷选路振和夏竦代替他们。路振嗜酒得病，这年冬天去世，年五十八岁。录用他的儿子路纶为太常寺奉礼郎。路振性情纯厚，没有城府，恭谨谦和，当时人都惋惜他很晚才得到任用。他有文集二十卷。又曾采集五代末年九国君臣的事迹，撰成世家、列传，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崔遵度，字坚白，本是江陵人，后来迁居淄州淄川。性情纯正耿介，喜爱学习。七岁开始跟叔父崔宪学习经书，曾根据《春秋》编年、《史记》《汉书》纪传的体例向崔宪请教，崔宪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就美好的名声。”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和州主簿，改任临汾。运送草料粮食，三次到达绥州，渡过无定河。河沙和河水混杂流动，没有固定的痕迹，人畜相继陷入淹没，崔遵度怜悯他们，撰写铭文来记载这件事。端拱初年，转运副使夏侯涛上奏他的勤劳事迹，召回朝廷，在便殿应对，因而献文自荐。当时刚建成秘阁，命中书省考试作一首颂，提拔为著作佐郎。淳化年间，吏部侍郎李至推荐他，升任殿中丞，出任忠州知州。李顺叛乱时，叛贼派党羽张余来攻，崔遵度率领一百多名甲士背城作战。叛贼越过城墙进入城中，崔遵度投进江里，幸亏州兵救援，才得以免死。因丢失城池获罪，贬为崇阳县令，调任鹿邑。咸平初年，恢复太子中允。景德初年，宫中拿出崔遵度的姓名，在崇政殿召见，诏令索取他所写的文章，召到舍人院考试，改任太常丞、直史馆。适逢修撰《两朝国史》，和路振一同任编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任同修起居注。皇帝东封时，升任博士；到汾阴祭祀时，这一年真宗认为两省官员太少，于是借庆典选补官员，任命他为左司谏。崔遵度不与人争竞，口中不谈是非，性情淡泊清静，对于权势和利益十分冷淡。他掌管右史十多年，站在殿阶上时，常常退到柱子之间藏身，担心被皇帝看见。他善于弹琴，领会琴乐的深奥意趣。他租住的房屋非常低矮狭窄，有一座小阁，亲手种了几株竹子。退朝后，他便默默坐在阁上，弹琴独饮，飘然自得。他曾写《琴笺》说：世上谈论琴的人，一定说琴长三尺六寸，象征一年的日数；十三个徽位，象征一年的月份；居中的徽位象征闰月，前代从没有人辨析过。到了唐代，协律郎刘贶把乐器同节候相配，说琴是夏至的音调。至于泛音，最终没有论述，我曾对此感到遗憾。于是我把弓弦附在案上，弹拨它的弦，十三徽的声音便都具备了，何况琴瑟的弦呢？由此可知，琴并不是所谓用来象征节候的东西，大概是天地自然的节律罢了，又哪里只是夏至的音调呢？《易经》有太极，由太极产生两仪。两仪，是太极的节律；四时，是两仪的节律；律吕，是四时的节律；昼夜，是律吕的节律；刻漏，是昼夜的节律。各种节律相互交接，由细微到宏大，一年便形成了。既不能使它有节律，也不能使它没有节律，这是气的自然状态。气既有节律，声音相同就会相互应和；既不能使它应和，也不能使它不应和，这是数的自然状态。既有节律又能应和，天地的文理就形成了。‘文’的意义，有的是凭借形体显现，有的是借助事物表现。日月星辰在上面呈现文彩，山川在下面显出纹理，动物植物，以及有花纹、有节理的事物，五种颜色都具备了，这是凭借形体显现的。至于人本来常有五种性情，却不能显现，要通过事情观察后才显现；太阳本来常有五种颜色，却看不见，要通过水观察后才显现；气本来常有五种音调，却听不见，要用琴弦考察后才听见。这就是借助事物表现的。

译所以圣人不能创作《易经》，却能知道自然的数；不能制造琴，却能知道自然的节律。为什么呢？数以一为根本而由三形成，因而重叠它，所以《易经》用六画形成卦。等到彼此应和时，一定应在四，二一定应在五，三一定应在六。各种气相互召唤，它们的应和是必然的。卦既然画成了，于是也画琴来说明。开始用一根弦在桐木上泛音，合乎它的节律就清亮地鸣响，不合乎节律就寂然无声，难道是人的力量造成的吗？况且徽位有十三个，居中的为一。从中间向左泛音有三个，向右泛音也有三个，只是声音逐渐减弱，弦用尽了声音也就减弱。等到彼此应和时，一定应在四，二一定应在五，三一定应在六，节律彼此召唤，应和便是必然的。《易经》这部书，把三个数两两相重成为六，三才的配合就具备了，万物由此产生。虽然说是六画，但考察它的数，仍然只是三而已。琴的画法，是把六两两相重而根本在一；中间的一徽，是道所产生的地方。在数上是一，在律上是黄钟，在音上是宫，在木上是根，在人体四肢中是心，众多徽位都由它产生。虽然说有十三徽，但考察它的节律，也只不过是三而已。卦的德性方正，是经；蓍草的德性圆转，是纬，所以万物不能逃脱它们的象。三徽体现节律，是经；五弦体现音调，是纬，所以各种声音不能胜过它的文理。前代儒者说，八音以丝为主，丝声以琴为主。我认为琴以中徽为主，这就说尽了。十三徽，大概已经包括了清晰可闻的全部声音。如果把整根琴弦都考察一遍，总共有二十三个徽位，这其实是同一股气。长弦具备它，短弦也具备它，哪里有长短大小的限制呢？这样看来，万物根本在天地，天地根本在太极；从太极之外直到万物，圣人的根本在道，道的根本在自然；从自然之外直到无为，音乐的根本在琴，琴的根本在中徽；从中徽之外直到无声。由此可知，创作《易经》的人，是考察天地的形象；制造琴的人，是考察天地的声音。过去的人隐藏声音而不加论述，后来的人专注声音而忘记道理。《琴笺》的写作，希望接近这个道理。如果其中还有缺漏，请等待后来的君子补正。世人称赞他的话说得有见识。大中祥符七年，皇帝在东郊筑坛恭敬谢天。坛上设置正坐，用来奉祀天地；设置配坐，用来奉祀二圣。当时崔遵度和张复共同掌管记注，把昊天写成天皇，又增加圣祖的配位，座次安排错误，因此降为右正言，张复也被责罚为工部郎中。过了一年，两人都恢复原来的官秩。大中祥符九年，仁宗以寿春郡王身份开府，诏令宰相选择年高德劭、方正有学问的人。众人都说崔遵度勤奋学习，有士人品行，当时被称为长者，于是命他和张士逊一同担任王友。改任户部员外郎，赐服饰和金鱼袋，又赏赐袭衣、犀带、缗钱。皇帝作七言诗宠幸他。皇帝又对身边人说：“翊善、记室都是王府属官，所以王要接受他们的拜礼；现在他们是宾友，应当让王回拜。”王府中的文书文章都由崔遵度撰写。寿春郡王读完《孝经》全章后，皇帝又把御诗赐给他。国史修成后，授吏部员外郎；王府升为皇太子邸第、寿春郡王进封后，改任礼部郎中，充任谘议参军。建立储宫后，又加任吏部员外郎兼左谕德。不久，命他出使契丹，任司农寺判官。崔遵度性情很少与人合得来，喜欢读《易经》，曾说：“心中有疑惑，就弹琴来辨析其中的数；用《易经》占筮来观察其中的象，没有什么不能探究到底的。” 天禧四年八月去世，年六十七岁。他的两个儿子获得官职。仁宗即位后，特地下诏追赠工部侍郎，又授予他的两个孙子官职。他有文集二十卷。陈越，字损之，开封尉氏人。祖父陈守危，任兴道县令；父亲陈夏，任虞部员外郎。陈越年轻时喜爱学习，尤其精通历代史书。善于写文章，文辞气势俊逸挺拔。咸平年间，皇帝下诏荐举贤良，刑部侍郎郭贽推荐他，策论考入第四等，脱去布衣，任将作监丞、舒州通判，调任端州知州，又调任袁州知州。不久召回朝廷，升著作佐郎、直史馆，掌管鼓司登闻院。参与编修《册府元龟》，和陈从易、刘筠尤其勤于职守。真宗认为他的俸禄微薄，便命每月增加钱五千。皇帝车驾前往朝拜帝陵时，他掌管留司的名表，当时人称赞他办事能干。从此两府的笺奏大多命他起草，勋贵之家请求为祖先撰写铭志的很多。升任太常丞、群牧判官。皇帝祭祀汾阴时，提拔为左正言。陈越性情刚直，任性而有气概，喜欢直截了当地规劝朋友；在饮酒间放达旷荡，家中穷得徒有四壁，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但他嗜酒过度，每次吃饭前一定先喝几升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也因此得了病。大中祥符五年去世，年四十岁。没有儿子，母亲年老，人们都为他感到悲伤。陈越的哥哥陈咸，曾考进士却没有考中，杨亿、杜镐、陈彭年联名上奏替他说情，真宗怜悯他。等《册府元龟》上奏皇帝后，特意赐给陈咸与《三传》同等的出身。按照旧例，中书省的章表都由舍人起草。东封之后，朝廷庆典礼仪很多，舍人有时被其他事务牵累，于是选取馆阁官员，让盛度、路振、刘筠、夏竦、宋绶以及陈越分别撰写表奏。宰相曾把他们的姓名上报，后来这些人都相继掌管外制，只有陈越没有得到提拔，当时舆论为他惋惜。列传第二百一，文苑四。穆修、石延年、刘潜（附）、萧贯、苏舜钦、尹源、黄亢、黄鉴、杨蟠、颜太初、郭忠恕。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幼年酷爱学习，不拘泥于章句。真宗东封时，诏令荐举齐、鲁一带通晓经术、品行端正的人，穆修入选，赐进士出身，调任泰州司理参军。他自负才华，和众人相处不合，通判嫉恨他，派人诬告他的罪行，于是贬到池州。途中逃走到京师，敲登闻鼓申诉冤屈，没有得到答复。在贬所住了一年多，遇到大赦得以获释，迎接母亲到京师居住，间或外出游走乞讨来供养母亲。很久以后，补任颍州文学参军，调任蔡州。明道年间去世。穆修性情刚正耿介，喜欢议论、斥责时弊，讥讽权贵。别人想同他交结，往往被他拒绝。张知白任亳州知州时，亳州有个豪士建成佛寺，张知白派人召穆修撰写碑记。文章写成后，没有写那个豪士的姓名。豪士送给穆修白金五百两作为寿礼，并请求把姓名写进碑记，穆修把白金扔在庭院里，立即收拾行装离开州城。豪士向他道谢，他始终不肯接受，并说：“我宁可像旅人一样勉强糊口，也终究不能让卑鄙小人玷污我的文章。”宰相想结识穆修，并准备任用他为学官，穆修始终不去拜见。母亲去世后，他亲自背负棺材安葬，天天诵读《孝经》《丧记》，不用佛教僧人做佛事。

译自五代以来文风衰败，宋朝初年，柳开开始提倡古文。后来杨亿、刘筠崇尚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天下学者纷纷跟从。穆修在这个时候却独以古文著称，苏舜钦兄弟大多跟随他交游。穆修虽然穷困而死，但当时士大夫称赞善于写文章的人，一定会说穆参军。庆历年间，祖无择访求到穆修所作的诗、书、序、记、志等几十篇，编成三卷。石延年，字曼卿，祖先世代是幽州人。晋朝把幽州割让给契丹，他的祖父率全族南迁，定居在宋城。石延年为人豪放不羁，任性而重气节，读书能通晓大意，文章刚劲雄健，尤其擅长诗歌，也善于书法。多次考进士都没有考中，真宗录用参加过三次进士考试的人，任命他为三班奉职，石延年以不肯就任为耻。张知白一向认为他奇异，对他说：“母亲年老，难道还要挑选俸禄吗？”石延年不得已接受任命。后来以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任金乡县知县，有治理声名。因推荐者的荐举任乾宁军通判，调任永静军，任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任光禄寺丞、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求把政权归还天子。太后去世后，范讽想引荐石延年，石延年竭力制止。后来范讽失败，石延年因与范讽交好获罪，被削职为海州通判。过了很久，任秘阁校理，升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他曾上书说，天下已经三十多年不知道战争，请求为东西两边做好防备，没有得到答复。元昊叛乱后，朝廷才想起他的话，召见他，逐渐采用他的建议。命他到河东登记乡兵，共得到十几万人。当时边将想用这些人抵御敌人，石延年笑着说：“这只是了解了我的粗略意见。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勇敢和怯懦混杂；如果怯懦的人见到敌人就行动逃跑，那么勇敢的人也会被牵连而溃败。现在既然来不及训练，就应当招募那些敢于出战的人，这样人人都是能作战的士兵。”他又曾请求招募人出使唃厮啰和回鹘，让他们起兵攻打元昊，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石延年喜欢痛饮，曾和刘潜到王氏酒楼对饮，一整天没有互相说一句话。王氏奇怪他们喝得多，认为不是普通人，便更加供应美酒、菜肴和果品。两人照常饮酒吃东西，到傍晚脸上仍没有醉态，互相作揖后离去。第二天，京城传说王氏酒楼来了两个仙人饮酒，后来才知道是刘潜、石延年。石延年虽然酣饮放纵，仿佛世俗事务不能触犯他，但同人谈论天下大事时，是非判断无不恰当。当初，他和天章阁待制吴遵路一同出使河东；等他去世后，吴遵路向朝廷进言，特意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年轻时卓异超群，有远大志向，喜欢写古文。凭进士身份起家，任淄州军事推官。曾任蓬莱县知县，任满回朝，经过郓州时，正和曼卿饮酒，听说母亲突然病重，立即赶回。母亲去世后，刘潜大哭一声便气绝身亡；他的妻子又抚摸着刘潜放声大哭，也随即死去。当时人们为他们悲伤，说：“儿子因孝而死，妻子因义而死。” 同时以文学著称于京东的人，齐州历城有李冠。他考进士没有考中，获得与《三礼》同等的出身，调任乾宁主簿，后来去世。有《东皋集》二十卷。萧贯，字贯之，临江军新喻人。英俊豪迈，能写文章，崇尚气节。考中进士甲科，任大理评事、安州和宿州通判，升太子中允、直史馆。仁宗即位后，升任太常丞、同判礼院。历任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当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于捕盗，号称“刘铁弹”，依仗功劳违法乱纪。前后任官的人都害怕他的凶悍，没有人敢惩治他。萧贯到任后，揭发他的罪行，将他废为平民。萧贯调任江东，改任洪州知州，多次升迁为尚书刑部员外郎。因先前出使江东时没有察觉所属官吏受贿，降为饶州知州。抚州有个司法参军孙齐，起初凭明法科得到官职。他把妻子杜氏留在乡里，却欺骗别人说要娶周氏，带周氏进入蜀地。后来周氏想向官府申诉，孙齐便剪断头发，发誓要把杜氏送走。过了很久，他又纳倡女陈氏为妾，把周氏所生的孩子带到抚州。不到一个月，周氏来到，孙齐揪住她，把她放在廊下，拿出伪造的契券说：“你不过是雇来的婢女，竟敢这样吗！”于是杀死了他和周氏所生的孩子。周氏向州府和转运使申诉，他们都不受理。有人告诉她：“如果能找到饶州萧史君替你申诉，这件事一定能够查清。”周氏用布衣写下姓名，沿路乞食，赶去告诉萧贯。抚州并不属于萧贯管辖，但萧贯特意替她查办此事。即使遇到大赦，孙齐仍被编管到齐州、濠州。萧贯升任兵部员外郎，召回朝廷，准备考试后任知制诰，正逢营建献皇太后、懿皇太后陵墓，还没有来得及考试便去世。萧贯遇到事情敢于作为，不肯苟且迎合时俗。起初，他患病时，梦见穿绿衣的宫中人把他召到皇帝所在之处，于是作《禁中晓寒歌》，词句清丽，人们把它同唐代李贺相比。苏舜钦，字子美，是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子。父亲苏耆有才名，曾任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苏舜钦年轻时慷慨激昂，有远大志向，外貌奇特魁伟。天圣年间，学者写文章大多拘泥于声律对偶，只有苏舜钦和河南穆修喜欢写古文、歌诗，当时的豪杰俊士大多跟随他们交游。起初因父亲的资荫补任太庙斋郎，调任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时，苏舜钦二十一岁，前往登闻鼓院上疏说：有气节的人不躲避斧钺刑罚而进谏，贤明的君主不忌讳过失而采纳忠言。因此怀有策略的人一定会在皇帝面前直言，有冤屈的人不至于只能腹中诽谤。然而提出意见的难处，不如容纳意见的难处；容纳意见的难处，又不如实行意见的难处。有了意见就能容纳并实行，才是三代的君主。希望陛下留心听取。臣观察今年从春天到夏天，连绵阴雨，天色昏暗，从未稍稍停止，农田遭受灾害的几乎十之有九。臣认为这是任用失当、政令错误太多、赏罚不公平所招来的。上天降下灾害，是想使陛下觉悟；大臣却把罪责归于刑狱滥用，陛下听信了他们的话，于是大赦天下，以为这样可以禳除灾害。这样一来，杀人的不死，伤人的不抵罪，却想借此符合天意。古人通过审决积压的诉讼来调和平衡水旱灾害，没有听说用大赦来应对，所以大赦颁布以后，阴雨直到现在仍未停止。前代史书说：“阴气积聚便产生阳气，阳气产生，火灾就会出现。”阴气乘着夏季之气，在玉清宫中发泄，雷雨交加，烈火四起，楼台宫观万重，不到几个时辰便全部烧尽。这不是因为对防火疏忽，而是上天在垂示警戒。陛下应当降低服饰规格、减少膳食、避居正寝，责备自己、归罪自身，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无关紧要的工程，救济失职而受害的百姓；考察辅弼大臣和左右近臣中对国家无益的人，将他们罢免；把暗中玩弄权势的人赶走。反省政治和刑法的过失，采纳平民的意见，或许可以把灾害变成福祐。

译十天之内，没有听说朝廷这样做，却要计算工役来谋划修复宫殿，京城百姓听到后惊骇疑惑，聚集议论，都认为不合适。人们都说，章圣皇帝勤俭了十多年，天下富足，府库充盈，才建造了这座宫殿；等工程完毕，天下却财力空虚。陛下即位到现在已经十年，多次遭遇水旱灾害，虽然征收的赋税都入了国库，百姓却困苦贫乏。如果大兴土木，费用哪里有止境？财力在朝廷内部耗尽，百姓在下面劳苦；内里耗费、下面劳苦，凭什么治理国家？况且天降灾害，自己却违背天意，这是想同上天争胜，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违背天意是不祥之事，安定自身尚且难以做到，还想祈求上天厚赐，难道能得到吗？现在替陛下谋划，不如寻求贤能正直的人，罢黜奸佞之人，修养德行，勤勉地达到至善的治理，使百姓衣食充足并减轻赋税，这样才可以答谢天意、安定民心。” 贤明的君主看到灾变，便修明道德、消除凶祸；乱世没有这样的征兆，是因为上天不再谴责警告。如今幸而上天显现这种灾变，正是陛下修养自身的时候，怎么可以忽视呢？从前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诏书说：“近来火灾降临到孝武皇帝的园馆，朕战栗恐惧，不能明察这种变异，罪过在朕自身。群臣百官又不肯极力直言我的过失，以至于发生这样的灾祸，我将凭什么觉悟呢！”茂陵比不上上都，白鹤馆也远不如这座宫殿，但汉元帝尚且下诏四方寻求自己的过失。由此可知，帝王忧虑危难、思考治道，应当这样急切。臣又考察《五行志》说：贤能与奸佞区分开来，任用官员有次序，遵循旧有法令，重视礼制和功勋，火就表现出正常的性质。如果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进谗言的人得势，邪恶压倒正直，那么火就失去正常性质，从上面降下。等到火势滥发，焚烧宗庙、宫室，即使发动军队也不能救火。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成公听信三桓子孙的谗言、驱逐父亲的臣下所应验的结果。鲁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宋公听信谗言、逼迫大夫华弱逃奔鲁国所应验的结果。如今宫殿发生火灾，难道也有这样的原因吗？希望陛下安坐默思，反省自身并彻底改正，停止再次营建的劳苦，遵循前代的做法，这是天下的幸运。” 他又上书说：遍观前代圣明的君主，都喜欢听取正直的意见。这是因为四海十分遥远，百姓中有隐蔽的事情，不可能全部照察，所以他们不因言论者愚昧卑贱而拒绝，而是选择其中可用的意见。这样，朝廷就没有遗漏的政事，万物的实情也没有隐藏；即使有奸臣，邪恶的谋划也无法得到进用。臣看见乙亥诏书，告诫臣下不得越职言事，向四方公布后，没有人不惊讶疑惑，往往私下议论，恐怕这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陛下即位以来，多次诏令群臣努力寻求直言，让百官轮流应对，设置匦函，设立直言极谏科。如今诏书突然和以前不同，难道不是大臣蒙蔽阻塞陛下的耳目，堵住忠良的嘴吗？这不只是损害朝政，实际上也是自取灭亡的道路。采纳善言、进用贤才，是宰相的职责；蒙蔽君主、把责任归于自己，没有不导致灭亡的。如今谏官、御史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只要迎合旨意，就能得到美官，朝廷中满是士人，却都闭口不敢说话。陛下默然端坐，又怎么能完全听到天下的事情呢？从前孔道辅、范仲淹刚强正直、毫不屈服，做到台谏之职；后来虽然改任其他官职，仍不忘进献意见。这两位大臣并非不知道闭口几年就可以安坐得到卿相辅弼的地位，只是不敢辜负陛下委托重用的心意。但他们都遭到诬陷中伤，被流放贬谪而离开，使正直的大臣丧失勇气，使耿直之士闭口不言；他们亲眼看见时弊，却不敢议论。从前晋侯问叔向：“国家的忧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大臣只求保持俸禄而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沟通，这是最大的忧患。”所以汉文帝因受到一个女子的劝说而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从三老的意见而诛灭了江充一族。肉刑是古代的法令，江充是皇帝的近臣；女子和三老，都是地位卑微、年老而与皇帝疏远的人。只要符合义理所在，地位卑贱的人也不可忽视；这两位君主听从了他们，后世称为圣明。何况国家设置爵位官职，罗列豪杰英才，本应责成他们公正忠诚，怎么可以教他们闭口不言？用赏赐鼓励他们进谏，尚且担心他们不说话；如果治罪于敢说话的人，谁还肯进献意见？上下情势闭塞，君位孤立危急，想到这里，实在令人震惊忧惧！希望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停止执行以前的诏书，勤于采纳意见，下至樵夫平民的言论也不拒绝，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太平，保全身边的辅弼大臣。不久考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升大理评事，监掌在京店宅事务。康定年间，河东发生地震，苏舜钦到匦门递上奏疏说：臣听说河东大地剧烈震动开裂，涌出的水冲坏房屋、城墙，杀死百姓和牲畜几十万人，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停止。刚听到时，臣惶恐惊骇，疑惑不解。臣私下想，从自己读书所记载的前代衰微、丧乱时代来看，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大变故。如今四位圣明君主相继承统，内外安宁，戎夷交相友好，战争停止，本来和衰微丧乱的时代不同，为什么灾变反而超过了那些时代呢？况且妖异和祥瑞的兴起，确实由神灵主宰，各自按类别发出警告，从来不会妄然出现。天人感应，是古今都可用来鉴戒的道理，实在令人恐惧。难道是君王安于享乐，信任近臣而不省察政事吗？朝廷之上，是否有无才而苟且求禄、窃取权柄、擅自施行赏罚并侵夺皇权的人呢？又难道是施行的政令中有不便于百姓的吗？深宫之中，是否有人暗中教导不谨慎，靠媚惑之术进身呢？西北的羌夷是否有背弃盟约、侵犯顺服之心呢？臣从远方来，不知道近来的事情，只是心中怀疑而口头不敢说出。臣所奇怪的是，朝廷见到这样大的异变，却不整顿有缺失的政务，以消除上天的警戒、安定百姓的心，默然不加怜恤，好像平安无事时一样。谏官、御史也没有听说进呈奏章，详细说明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启发皇上的心意。然而民情汹涌不安，百姓聚集议论，都显出忧虑恐惧的神色。臣世代承受君主的俸禄，身为国命所用之人，沐浴在皇恩之中，才得以成长至今。臣亲眼看见、内心思考，惊惧得流汗，想把肝胆全部吐露出来，恭敬地封缄上奏。又看见范仲淹因刚直触犯奸臣，意见不被采用，自己反而遭到流放贬谪；朝廷还下诏天下，不许臣下越职言事。臣不顾忌权贵，必定担心横遭中伤，对国家没有补益，因此自己悲叹，不知如何是好。

译不久，初春时节，雷声突然猛烈震响。臣认为这是国家有缺失，而众臣没有人敢替陛下说话，只有上天反复告诫陛下。陛下果然能够大规模发布明白的诏书，允许群臣都进献意见，臣刚听到时便踊跃欣喜。十天之内，颇有一些人进言，其中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意见吗？但没有听说朝廷选取并实行它们，这也是只收集空洞言论而不追求实际效果。臣听说，只有真诚可以回应上天，只有实际行动可以安定百姓。如今回应上天不靠真诚，安定百姓不靠实际行动，只是发布空文，徒然增加人们的叹息罢了；将凭什么向神灵谢罪、挽救弊病和动乱呢？难道是大臣蒙蔽阻塞了上天的听闻，不替陛下实行这些主张吗？难道是进言之事迂阔空疏、没有可取之处，不值得实行吗？臣私下看见纲纪败坏、政治教化有缺失，事情很多，不能一概列举，谨慎地把其中重大的两件分条上奏。第一是端正内心。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治理家庭要先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要先端正内心；内心端正，神明就会汇聚，各项事务也会得到治理。如今民间传说，陛下近年以来渐渐亲近俳优和卑贱之人，宴饮享乐超过节度，赏赐给予过多。宴乐超过节度就会放荡，赏赐过多就会奢侈。放荡就不会亲自处理政事，奢侈就会导致用度不足。臣私下考察国史，看到祖宗每天上朝，直到太阳偏西才罢休，还坐在后苑；门外有来禀报事情的人，立即召来应对，详细询问访问，有一点长处也一定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适，才开始隔日处理政事。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正是日夜勤劳、早起晚睡以求治理天下的时候，却隔日才临御殿堂，这就是不亲理政事。况且府库空虚，百姓很少有积蓄，征税摊派，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计算经费，如今是祖宗时期的二十倍，这就是用度不足。政事不亲理，用度又不足，实在是国家的大忧患。臣希望陛下修养自身以治理臣民，洗涤内心以明察万事，勤于听取和裁决政务，舍弃宴饮安逸，放逐优伶谐客及亲近侍从中的琐细小人，亲近刚正明察、鲠直敢言的贤士。由此面对灾异，思考长久的谋略，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二是选择贤才。英明的君主劳心于寻求贤才，却能安逸地任用他们；然而满朝的士人不必全部挑选，只需选择一两位辅臣以及御史、谏官罢了。陛下用人还没有谨慎选择。昨天王随由吏部侍郎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越级超过十资，又成为上相。这是非同寻常的恩遇，必定要等非同寻常的人才来担当；可是王随虚浮庸劣、邪曲谄媚，不是辅相之才，任命诏书颁下以后，舆论沸腾。因此疾病缠身于他，灾祸又降临国家，这也是上天爱惜我朝，陛下应当鉴察啊！况且石中立近来在朝廷任职，把诙谐戏谑当作本事，士人有宴饮聚会，必定安排他坐在席间，听他说话来供人欢笑。如今让他处在近辅之位，却听不到什么好的谋略，声望很低，人人都轻视他，使灾害屡屡降临而朝廷不受尊重，大概是因为近臣中多有不称职的人。陛下身边尚且如此，天下的官吏就可想而知了。实在担心远方之人轻蔑嘲笑中原，应立即罢免他，另选贤才。又有张观任御史中丞，高若讷任司谏，两人都考中高等，颇以文辞得到进用，却温和软弱懦怯，没有刚强鲠直、敢于进言的气概。这些都是执政大臣引荐提拔、安排设置的，想让他们谨慎沉默，不敢揭发宣扬执政者的私事；偶尔有所进言，也必定暗中互相串通说话，旁人看在眼里，实在可笑。所以御史、谏官的职位，臣希望陛下亲自选择，不要让他们出自执政大臣的门下。台谏官既然选得其人，近臣就不敢做过分的事，这就是驾驭臣下的策略。臣认为，陛下自身既然勤勉节俭，辅弼大臣和台谏官又都任用了合适的人才，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灾异又从哪里产生呢？只希望陛下稍稍留意此事。范仲淹推荐他的才干，朝廷召来考试，任命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娶了宰相杜衍的女儿，当时杜衍与范仲淹、富弼都在政府任职，广泛起用当时有声望的人，想要改革各项政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认为这对自己不利。适逢进奏院祭祀神灵，苏舜钦和右班殿直刘巽竟然用卖旧纸所得的公款召来妓女乐工，隔日设宴会见宾客。王拱辰查访得知此事，暗示其属下鱼周询等人弹劾上奏，借机想动摇杜衍。事情交给开封府审问治罪，于是苏舜钦和刘巽都因盗用公款获罪，被除名；当时参加聚会的都是知名士人，因受牵连获罪、被驱逐到四方的有十多人。世人认为处罚过于刻薄，而王拱辰等人正自鸣得意地说：“我们这一网把他们全都网住了。” 苏舜钦被放逐废黜以后，寄居在吴中，他的朋友韩维责备他世代居住京师，却离开京城，和亲友断绝往来。苏舜钦回信说：我听说你责备我，说兄弟在京师，却不按道义前来相就，独自羁留在数千里之外，自取忧愁痛苦。难道我没有亲戚之情，难道不知道团聚的快乐吗？我怎么肯舍弃安逸而甘愿忧愁痛苦呢？过去在京师，我不敢触犯别人的脸色，不敢议论时事，只随众人进退，心志郁结，不能舒展，本来就已经到了极点。不幸正好身处嫌疑之地，不能果断地早早自行离去，以致遭受意外的灾祸；被揪送给下级官吏审问，没人敢替我说话，朋友和仇敌一时共同起来，纷纷诽谤议论。被废黜以后，喧嚷仍没有停止，还想把我置于死地才痛快。后来的人往往搜求我言语中的隐微之处，想要传播出去，怀着好意来怜恤我的人几乎没有。因此我闭门不敢与人相见，像是在躲避兵祸盗寇。这种浇薄的风俗，怎么能够长久居住其中！于是我超然远行，羁旅漂泊在江湖之上，不只是为了稍微摆脱衣食的困累，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开一些陷阱。何况我的血亲很多，收入又少，持国已经看到了这些。经常和他们团聚，难道会不缺衣少食吗？不能不缺。可以闭门不出，长久不与人交往吗？也不能。和人交往就必定要同他们交谈，和他们交谈就必定要来往应酬；如果人人都像持国这样还好，凡是不如持国的人，必定会更加编造恶言，喧闹地传播于上下之间，使我无法自我辩明，那么前些日子的事情还不算严重。即使完全没有这些事，也会整天劳苦不堪，应酬接待都来不及；在寒暑中奔走于尘土泥泞之间，不能把人情事务料理完，骑着瘦马，带着饥饿的仆人，每天惶惶不安地在都城中受辱，使人指指点点、背后讥笑或怜悯，又有什么脸面，怎么能不说这是忧愁痛苦呢？这里虽然远离兄弟亲戚，但冬夏祭祀的物资还稍微充足，居室也稍微宽敞，没有整天应酬奔走的劳苦，耳目清静开阔，不设下心机来防备别人，内心安闲，身体舒展。三更时分睡觉，日上三竿才起床；在幽静庭院、明亮窗户之下，陈列图籍、史书、琴和酒器来自我娱乐。有兴致时就驾一叶小舟出盘、阊二门，在江山之间吟咏长啸、观览古迹。水边的茶、野外酿的酒足以消解忧愁，菁鲈、稻蟹足以满足口腹。这里又有许多高僧和隐士君子，佛寺优美绝伦；家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令人流连，不知不觉便到了日暮。

译从前孔子作《春秋》而贬斥吴国，又说：“我想居住在九夷。”看看今天这里的风俗，乐于行善、喜好有益之事；他们知道我守道好学，都欣然愿意来与我交往，不把我当作罪人相待。即使孔子复生，也一定会想居住在这里。拿那里和这里相比较，哪一个更好呢？人生在内心有所自得，在外界又有所适意，本来也是快乐的，何必一定要身居高位、享有厚禄，役使别人来供养自己，然后才算快乐？如今我虽然侨居此地，也如同在南北各地做官，怎么能够和亲戚长期相守呢？我处境困窘，形势上不能像持国所希望的那样；一定要等到我的尸体被抛在沟渠中，血肉被豺狼虎豹吃掉，才认为这样才合乎义理，为什么这样残忍呢？《诗经》说：“如今所有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这是说兄弟有恩情，在危急困难时必定互相救助。后面一章又说：“丧乱已经平定，已经安定宁静，虽然有兄弟，却不如朋友。”这是说朋友崇尚义气，在安宁之时，以礼义互相切磋。对于持国，我在外表上是他的兄弟。危急困难时他不救助我，却在尚未安宁的时候还想以义理互相雕琢，即使古人也不能接受；我想不予回答，又担心这样会浅薄地对待我的持国兄长。庆历二年，任湖州长史，去世。苏舜钦多次上书议论朝廷政事，在苏州买下水石，修建沧浪亭，更加勤奋读书，时常把愤懑发泄在诗歌中，诗风豪放，常常令人惊异。他擅长草书，每当酒意酣畅时落笔，争相传摹的人很多。等到他被贬后去世，世人尤其惋惜他。他的妻子杜氏，有贤德的品行。他的哥哥苏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明强干，任性而重气节，写诗也豪放刚健，尤其擅长草书，苏舜钦比不上他。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尹源，字子渐，年轻时博学强记，和弟弟尹洙都以文学知名。尹洙议论明晰，善于辨析，果断而有作为。尹源不事张扬，不矜持修饰，一旦有所发挥就超过常人。起初凭祖上恩荫补任三班借职，逐渐升为殿直。考中进士，任奉礼郎，多次升迁为太常博士，历任芮城、河阳、新郑三县知县，任泾州通判。当时沧州知州刘涣因擅自斩杀部下士卒获罪，降任密州知州。尹源上书说：“刘涣作为主将，部下士卒有罪而不服管束，受鞭打时竟呼喊万岁，刘涣将其斩杀并不过分。因为这件事贬谪刘涣，臣恐怕边兵会更加骄纵，轻视主将，事情关系重大。”刘涣于是获免。他曾写作《唐说》和《叙兵》十篇，上奏给朝廷。他的《唐说》说：世人说唐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诸侯势力强大，这个说法还没有完全合乎道理。削弱唐朝的，是诸侯；唐朝已经削弱却长久没有灭亡，是诸侯维系了它。燕、赵、魏首先破坏唐朝制度，各自占据土地治理，像古代建立诸侯国一样，这些是诸侯中的强者，但都依仗唐朝来决定自身的轻重。为什么呢？借用王命来互相制约，既容易又名正言顺；唐朝虽然对此忧患，也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因此河北顺从并听命，天下作乱的人就不能把叛乱进行到底；河北不顺从而发生变乱，奸雄就可能依附而起。德宗时期，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僭越之举，最终却失败灭亡，是因为田悦先叛乱，武俊后来归顺。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叛乱、平定郓州，战事连接四方而没有产生新的动乱，最终成就中兴功业，是因为田氏接受命令、王承宗归顺朝廷。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整治三个藩镇，断绝他们联合抗衡的计策，于是王诛得以成功。像这样延续二百年，虽然有奸臣逆子专擅国家命令，有夷灭将相的事情，却没有人敢窥伺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畏惧诸侯的势力。到了广明以后，关东不再归唐朝所有；各方镇互相侵伐时，仍然以王室名义行事。到了梁祖夺取河南，刘仁恭轻率出战而失败，罗氏在内部归附，王镕请求结盟，这时河北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梁人一举取代唐朝而拥有天下，诸侯没有谁能同他争夺，形势使然。假使当时凭借僖宗、昭宗的衰弱，乘着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卫魏地，王武俊、朱滔占据燕、赵，彼此势力相当，土地相连，按形势应当没有谁敢首先行动，何况梁祖的举动并不合乎正义呢？这样看来，即使梁祖暴虐，也不过是在一方称霸罢了，怎么能强行接受天下禅让？所以说，唐朝之所以衰弱，是因为河北强大；唐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河北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会分割天子的权势，你为什么把诸侯说得太过分了呢？”我说：“秦、隋的权势没有被诸侯分割，却比唐朝更快灭亡，这又怎么样呢？”有人说：“唐朝灭亡的原因，是君主失道吗？”我说：“君主不是失道，只是才干达不到罢了；唐朝的灭亡，实在是臣下主导的。请让我把这个道理说透：唐太宗从艰难中起兵而拥有天下，他任用臣下，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发挥他们全部才干，所以君臣亲近，达到太平安定。到了后世，君主看到太宗由此而兴盛，虽然圣明不如太宗，但任用臣下、采纳劝谏的心意是相同的。君主有太宗的心意，臣下却不是太宗那样的臣子；君主听从臣下，有时不能辨别他们的奸邪，臣下迷惑君主，无所不为，所以失败。为什么呢？君主只有一个，臣下却很多；极其圣明的君主不会接连出现，而极其奸邪的臣子却世世代代都有。极圣明的君主在上，奸邪之臣就无处容身，他的臣下也无不贤能。假如君主的才干不能胜过臣下的奸邪，那么即使有贤人也不能进用。这样虽然还没有达到失道的程度，实际上也等同于失道。唐明皇并非不想使天下达到贞观之治，只是驾驭臣下的才干不能胜过李林甫的奸邪，于是发生了安禄山之祸。德宗并非不想平定暴乱、安定四方，只是统治君主的权术不能胜过卢杞的邪恶，于是发生了朱泚之变。” 至于僖宗、昭宗，他们的内心都想除去动乱而实现太平，只是才干还不如唐明皇、德宗，辅政大臣的奸邪有的又超过李林甫、卢杞；想求得国家不灭亡，怎么可能呢！然而考察他们的事迹，君主难道真的失道了吗？当时天下并不是没有贤人，而是君主不能掌握听取意见的权力。所以最贤明的君主和失道的君主，他们的兴盛和灭亡，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是取决于君主的。中等才干的君主，如果臣下正直压倒邪恶，国家就安定；如果邪恶压倒正直，国家就动乱灭亡，这是取决于臣下的。这样看来，唐朝的灭亡，不是君主造成的，而是臣下造成的。” 他的《叙兵》说：唐朝杜牧在会昌年间河朔用兵时，曾写了几篇文章，上篇论述历代军事的利弊，接着谈本朝军队制度、用将得失，下面又参照当时的形势和时机。杜牧是儒者，官位不显赫，他的谋略从未得到施展；然而有见识的人说杜牧懂得军事，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如今看杜牧所写的文章，大体上都深入研究当代事务，不专门拘泥于古法，使当时的君主可以实行并容易取得功效，这就是他的长处。

译如今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之所以与唐朝不同，是因为唐朝中期以来，诸侯都自行招募和训练士兵，出战时进攻，入境时防守，上下一心。因此讨伐淮西、青州、冀州、沧州德州、泽潞的叛乱，直到四次征讨夷狄，大多借助外兵来完成事情，朝廷派出的神策禁军不过是作为声援罢了，所以所到之处多能建立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国家担心前代藩镇势力强大，把天下招募来的骁勇之士全都集中在京师。即使是靠近边塞的各郡，大的登记士兵也不超过几千人；每年防备秋季敌袭时，就派禁兵去戍守，使边将权任轻微、兵力分散，军事行动往往受到中央牵制。我认为这在无事时可以施行，用来镇守中原、使豪杰之心服从；但如果戎夷侵犯，未必能够取胜。为什么呢？军队主要驻在外部就勇敢，主要驻在内部就骄惰；勇敢产生于劳苦，骄惰产生于安逸。外兵所熟悉的都是边疆战斗和劳苦之事，生死由将领掌握，所以勇敢；勇敢的士兵让他们作战，往往有利。内兵居住京师，每天享受安逸，又加以赏赐，从未穿戴铠甲、肩负戈戟，不知道将帅号令的严厉，所以骄惰；骄惰的士兵让他们劳苦，就会怨恨，用他们作战，往往战斗力低下。唐朝的过失，在于不能控制诸侯，并不在于外兵强大，所以有骄横的将领，却很少听说有骄横的士兵。如今的过失，在于将领权任太轻，外兵不足以抵御敌人，内兵又很少得到有效使用，所以有骄横的士兵，却没有听说有骄横的将领。而且唐朝失去的是形势，今朝失去的是制度。所谓形势，是不得已造成的；所谓制度，是本来可以作为却没有作为。那么，当前的对策应当怎样呢？回答说：“应当逐步改革旧制度，大量招募豪壮勇士，增加外兵的名额，使其足以迎战敌人。以内兵作为声势，提升边将的职任，使他专门掌管一军事务，却不能形成连结州郡的势力，这样既可以取得眼前利益，又不会留下后患。” 其余文章大多不予收录。赵元昊侵犯定川堡，葛怀敏调发泾原的军队去救援，尹源当时任庆州通判，写信给葛怀敏说：“敌人倾全国而来，他们的意图不在城堡；而按照兵法，有些情况是不能出兵救援的。应当把军队驻扎在瓦亭，选择有利时机然后行动。”葛怀敏不听，因而失败。范仲淹、韩琦推荐他的才干，朝廷召到学士院考试。尹源一向不喜欢作赋，请求把赋改为论；主考官正是凭赋取士，不高兴他的说法，把他的文章列为下等，任命他为怀州知州，后来去世。黄亢，字清臣，是建州浦城人。他的母亲梦见星星坠入怀中，捧起来吞下，于是怀孕。黄亢年轻时奇异聪颖，超过常人；十五岁时，拿文章拜见翰林学士章得象，章得象认为他非凡。他游历钱塘，作诗赠给处士林逋，林逋尤其激赏。当时王随任杭州知州，上奏请求把西湖禁作放生池，黄亢作诗数百字加以讽刺，士人争相传诵。黄亢身材矮小，不修饰细节，面对别人粗野直率，好像不善言谈。然而他喜好学习、记忆力很强，文章辞藻奇特雄伟。他死后，同乡把他的文章编成十二卷，名为《东溪集》。黄鉴，字唐卿，和黄亢是同乡，年轻时聪敏机慧，超过常人。考中进士，补任桂阳监判官，后来任国子监直讲。同郡的杨亿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延请他置于门下，因此知名。多次升迁为太常博士，任国史院编修官。曾经奉诏与馆阁官员到后苑赏花，只有他特别被召见。国史修成后，升任直集贤院。因为母亲年老，出任苏州通判，去世。杨蟠，字公济，是章安人。考中进士，任密州、和州推官。欧阳修称赞他的诗。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杨蟠任州通判，与苏轼唱和酬答的诗作很多。他一生写诗数千篇，后来任寿州知州，去世。颜太初，字醇之，是徐州彭城人，颜子的第四十七代孙。年轻时博学，有杰出的才华，慷慨而崇尚义气。喜欢写诗，多讥刺切中时事。天圣年间，亳州卫真县令黎德润被属吏诬陷构罪，死在狱中，颜太初作诗为他申冤，阅览的人都认为壮烈。文宣公孔圣祐去世，没有儿子，袭封爵位的任命已经空缺将近十年。当时有个医生许希用针灸治好了仁宗的病，接受赏赐后，向西拜扁鹊说：“不敢忘记老师啊！”仁宗于是封扁鹊为神应侯，在城西建立祠堂。颜太初作《许希诗》，借孔圣祐的事情讽刺当权者，又写信给参知政事蔡齐，蔡齐替他向皇帝进言，于是让孔圣祐的弟弟袭封。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等人喜欢豪放，纵情饮酒，不遵循礼法，后辈大多仰慕他们；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非常器重他。颜太初考中进士后，任莒县县尉，因事情触犯转运使，递交弹劾自己的状纸离职。过了很久，补任阆中主簿。当时范讽因罪被贬，同党都因受牵连而被斥退，蔡齐和孔道辅推荐颜太初，把他过去所作的诗上奏朝廷。朝廷召他到中书省考试，言官认为这些是嘲讽讥刺的言辞，于是回报朝廷，改任他为临晋主簿。在此以前，太常博士宋武任同州通判，因政事与知州争执，愤懑而死；知州怀恨在心，罗织他的儿子使其获罪，儿子发狂后也死去，父子二人的遗骨寄放在僧舍。当时知州正显贵，没有人敢替他们申冤。颜太初因事到同州，安葬宋武父子，苏舜钦把这件事表述在墓碑左侧。后来调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去世。他著书名为《洙南子》，居住在凫山、绎山之间，自号凫绎处士。有文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他的儿子颜复，嘉祐年间，由本郡敦促送往京师，召到舍人院考试，任奉议郎。郭忠恕，字恕先，是河南洛阳人。七岁就能诵读经书、撰写文章，参加童子科考试及第，尤其精通篆书和籀书。二十岁左右，后汉湘阴公召见他，郭忠恕拂袖立即辞去。后周广顺年间，召任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任《周易》博士。建隆初年，他因醉酒在朝堂上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执，御史弹劾上奏，郭忠恕斥责台吏，夺下奏章并将它撕毁；因此获罪，贬为乾州司户参军。他乘醉殴打从事范涤，擅自离开贬所，被削除名籍，发配隶属于灵武。后来他流落各地，不再谋求仕进，经常游历岐、雍、京、洛之间，放纵饮酒，行为放荡；遇到人无论贵贱，总是称呼对方为“苗”。遇到好的山水就停留，有时十多天不能离去；有时一个多月不吃饭。盛暑时让身体暴露在烈日下，身上竟不出汗；隆冬凿开河冰洗浴，旁边的冰凌随之消融，人们都感到奇异。他尤其擅长绘画，所画房屋重叠的形状，极为精妙。他常到王侯公卿家中游历，有人用美酒款待他，预先把白绢张挂在墙上；他乘着兴致就立即作画。如果他没有作画的意愿，而主人却强行请求，他一定发怒离去，得到画的人都把它收藏起来视为珍宝。宋太宗即位后，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宫阙，授任国子监主簿，赐给袭衣、银带、钱五万，安排他住在太学，命令他刊定历代字书。

译郭忠恕性情没有约束，放纵而败坏法度；皇帝怜惜他的才华，常常宽容优待他。他更加嗜酒，任意出言诽谤，有时擅自卖掉官府财物取钱。皇帝下诏免去死罪，杖责后流放登州。当时是太平兴国二年。他已经走到齐州临邑，对押送他的官吏说：“我现在要死了！”于是挖地成穴，估量可以容下自己的脸，便俯身向穴中窥视而死，草草埋葬在路旁。过了几个月，旧友找到他的尸体，准备改葬；他的身体非常轻，空空的好像蝉蜕一样。他校定的《古今尚书》和《释文》都流传于世。列传第二百二十二·文苑五。梅尧臣、江休复、苏洵、章望之、王逢、孙唐卿、黄庠、杨寘（附）、唐庚、史伯虎（附）、文同、杨杰、贺铸、刘泾、鲍由、黄伯思。梅尧臣，字圣俞，是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擅长写诗，以深远、古朴、淡雅为主旨，间或写出奇特精巧的句子，起初还不为人所知。因为梅询暗中推荐，他补任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时，特别赞叹欣赏他，与他结为忘年之交，引他唱和酬答，满府的人都为之倾倒。欧阳修与他是诗友，自己认为比不上他。梅尧臣更加刻苦奋勉，深入思考，勤苦学习，由此在当时知名。宋朝兴起以后，以诗歌知名并为世人传诵的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概很少。他曾对人说：“凡是诗，意思新颖、语言精工，能够写出前人没有说过的内容，这才算好。还必须能够把难以描写的景物写得如同就在眼前，把说不尽的意味含蓄地表现在言语之外，这样才算达到最高境界。”世人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他历任德兴县令，知建德县、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军、镇安军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多次推荐他适合任职馆阁，朝廷召来考试，赐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多次升迁为尚书都官员外郎。参与编修《唐书》，书成后，还没上奏便去世，录用他的一个儿子。宝元、嘉祐年间，仁宗举行郊庙祭祀，梅尧臣参加祭祀，总是献上歌诗；又曾上书谈论军事。他为《孙子》十三篇作注，撰写《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梅尧臣家境贫寒，喜欢饮酒，贤士大夫大多跟随他交游，时常带着酒到他家来。他善于谈笑，与外物没有冲突；把诙谐、嘲笑、讥刺寄托在诗中，晚年更加精工。有人得到西南夷地区的布制弓衣，上面的织纹竟然是梅尧臣的诗，他在当时声名之重就是如此。江休复，字邻几，是开封陈留人。年轻时勤学博览，文章淳厚雅正，尤其擅长写诗。喜欢琴、棋和饮酒，不把声名利禄放在心上。以进士身份起家，任桂阳监蓝山县尉；骑驴赴任，每每坐在鞍上读书，甚至迷失道路，家人寻找才找到他。考中书判拔萃科，改任大理寺丞，升为殿中丞。献上自己的著作，朝廷召来考试，任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与苏舜钦交游，因参与进奏院祭神聚会获罪而被罢职，任蔡州商税监。过了很久，任奉符县知县、睦州通判，调任庐州；又任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登闻鼓院，任群牧判官；出任同州知州，提点陕西路刑狱；入朝判三司盐铁勾院，修撰起居注，多次升迁为尚书刑部郎中，去世。江休复外表简约旷达，内在品行却修饰谨严；侍奉守寡的姑母如同侍奉母亲，所交游的都是当时豪杰俊士。他处理政务简明平易。曾撰写《神告》一篇，说皇太子尚未确立，假托神灵告知祖宗的意思，希望以此使皇帝醒悟。又曾说昭宪太后的子孙有很多流落民间，应当甄别录用。他著有《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苏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学习，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才异等科考试，都没有考中。他把平时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更加读书，于是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下笔片刻就能写出数千字。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所著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奏朝廷。文章刊行以后，士大夫争相传阅，一时之间学者竞相仿效苏氏写文章。他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章很多，不能全部抄录，这里记载其中《心术》《远虑》两篇。《心术》说：做将领的道理，应当先修养心性；即使泰山在面前倒下，脸色也不改变，即使麋鹿在身旁跃起，眼睛也不眨，这样才可以等待敌人。凡是用兵以义为上，不合乎正义的事情，即使有利也不能行动。只有正义可以激发士卒，士卒因正义而激愤，就可以同他们进行百战。凡是作战的原则，战前要积蓄财力，将战时要养足力量，已经交战要培养士气，已经取胜要安定军心。谨慎设置烽火和燧火，严格安排侦察哨，使耕作者没有后顾之忧，这是用来积蓄财力；丰厚犒赏，优待并让士卒休息，这是用来养足力量。取得小胜就更加急进，受到小挫就更加奋厉，这是用来培养士气。用人不把他的才力全部耗尽，这是用来安定军心。所以士卒应当积蓄愤怒、怀抱欲望而不完全释放。愤怒不尽，就有多余的勇气；欲望不尽，就有多余的贪求。因此即使兼并了天下，士卒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黄帝七十次作战而军队不疲惫的原因。凡是将领要有智慧而严厉，士卒要使其愚朴。将领有智慧就难以测度，严厉就不可侵犯，所以士卒都把自己交付给将领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显得愚朴呢？只有士卒愚朴，之后才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凡是军队行动，要了解敌人的君主，了解敌人的将领，然后才可以在险要处行动。邓艾把军队用绳索吊入山穴，如果不是刘禅庸弱，即使百万军队也可以坐等被擒；邓艾本来是因为敌人有所轻视而采取行动。所以古代贤能的将领，能够用军队试探敌人，又用敌人来反过来试探自己的军队，因此进退取舍可以决定。凡是主将的原则，懂得事理之后才可以举兵，懂得形势之后才可以加兵，懂得节度之后才可以用兵。懂得事理就不会屈服，懂得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节度就不会陷入困境。看见小利不行动，遇到小患不改变，小利小患不足以辱没我的本领，这样之后才有办法应付大利大患。只有修养本领、爱惜自身的人才能天下无敌，所以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进，一次镇静可以制服百次躁动。军队各有长处和短处，敌我双方都是如此。有人问：“我们的长处，我们拿出来使用，敌人将不会同我们较量；我们的短处，我们收敛隐藏起来，敌人却偏偏要强行同我们交锋。怎么办呢？”回答说：“我们的短处，要故意暴露出来，使敌人疑惑而退却；我们的长处，要暗中保存并培养，使敌人习以为常而陷入其中。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译善于用兵的人，使士卒没有顾虑而有所凭恃。没有顾虑，就知道即使死去也不值得吝惜；有所凭恃，就知道不至于必然失败。这是人的常情：手拿一尺长的竹鞭面对猛虎，会奋力呼喊并挥击；徒手遇到蜥蜴，却会变色退步。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将领了。袒露上身、手按宝剑，即使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帽子、穿着铠甲，手持兵器却靠着兵器睡觉，即使儿童弯弓也能将他射杀。所以善于用兵的人用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够用形势巩固自己，力量就会有余。《远虑》说：圣人的治国之道，有常规，有权变，有机密，因此有百姓，有群臣，又有腹心之臣。所谓常规，是天下百姓都知道也可以；所谓权变，是百姓不能知道，群臣知道也可以；所谓机密，是即使群臣也不能知道，只有腹心之臣可以知道。假如圣人没有权变，就无法成就天下的事务；没有机密，就无法完成万世的功业。但这些都不是天下百姓应当知道的；而机密又是群臣不能听闻的，群臣不能听闻，那么同谁商议呢？不商议就不能成功，所以所谓腹心之臣，一天也不能没有。后世看到三代凭仁义取得天下，凭礼乐守住天下，就说“圣人没有机密”。取得天下和守住天下，没有机密都不能实现。只是三代圣人的机密，不像后世的诈术那样，所以后世看不出来。正因为有机密，所以才有腹心之臣。禹有益，商汤有伊尹，周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位臣子，听到了天下人没有听到的事情，知道了群臣不知道的事情。禹、汤、武王在上面倡导他们的机密，三位臣子在下面应和，由此成就万世功业。往下到齐桓公、晋文公，有管仲、狐偃为他们谋划；吴王阖庐有伍员；越王勾践有范蠡、大夫种。汉高祖起兵时，大将任用韩信、黥布、彭越，偏将任用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用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异的机密谋略，君臣都没有参与的，只有留侯、酂侯二人。唐太宗的臣子中有许多奇才，而把深重任务交给他们、秘密任用他们的，也不过是房玄龄、杜如晦。君子行善的心和小人作恶的心是相同的：君子有机密来成就善行，小人有机密来成就恶行。有机密，即使是恶事有时也能成功；没有机密，即使是善事也不能成功。所以腹心之臣一天也不能没有。司马氏是魏国的贼臣，有贾充之流作为腹心之臣帮助他成功；陈胜、吴广，是秦国百姓中的商汤、周武王，却因为没有腹心之臣而不能成功。为什么呢？没有腹心之臣，就没有机密；有了机密却泄露了。没有机密和有了机密却泄露，就像老虎豹子吃人，却不知道设置陷阱；设置了陷阱，却不知道用东西把它遮盖起来一样。有人说：“机密只是创业的君主借助它来成就事业罢了；守成的时代，为什么还要谋划机密，又何必使用腹心之臣呢？”唉！守成的时代，能够顺利达到像太古时代那样熙和安宁吗？还不能，我没有见过机密可以废弃。况且天下的变化，常常潜伏在安定之中；田文所说的“太子年少，国家危险，大臣还没有归附”，正当这种时候，如果没有腹心之臣，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从前汉高祖末年，天下已经平定，却还把周勃留给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末年，天下已经治理，又把霍光留给孝昭帝、孝宣帝。天下即使有泰山一样稳固的形势，圣人常常仍以累卵般的危险作为内心的警惕；所以即使在守成的时代，腹心之臣也不可废弃。《左传》说：“百官总理自己的职务，听命于冢宰。”那位冢宰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么能把天下事务交给他，三年之间都不对他产生疑心呢？又说：“五年巡狩一次。”如果没有腹心之臣，五年出巡一次，舍弃千里京畿之地，又同谁来守卫呢？如今一个家庭之中必定有宗族老人，一个普通士人也必定有亲密朋友，用来敞开心胸、救济缓急；为什么天子反而可以没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君主高高在上，而使宰相孤弱地处在下面，上下不相接，志意就不能沟通。臣下看君主如同看遥远的上天，不可亲近；君主看臣下也如同上天俯视人间，淡漠而没有爱护之心。因此社稷的忧患，他们不把它当作忧患；君主忧虑也不认为受辱，君主受辱也不肯死节。一个人称赞宰相就任用他，一个人诋毁宰相就舍弃他。宰相忙于避嫌、害怕讥议尚且没有空闲，哪里有时间尽心忧虑社稷？频繁迁调更换，把相府看作传舍。百官在下面泛泛任事，天子在上面孤独忧惧，一旦突然发生忧患，我没有见过他们不颠沛失措、覆亡丧命的。圣人任用腹心之臣，把他尊敬如父亲和老师，爱护如兄弟，拉着他的手进入内室，与他共同起居饮食；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即使有一百个人称赞他，也不因此更加亲密；即使有一百个人诋毁他，也不因此疏远。尊崇他的爵位，厚给他的俸禄，重用他的权力，然后才可以同他商议天下的机密，考虑天下的变化。宰相韩琦看到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好，奏报朝廷；朝廷召他到舍人院考试，他以疾病为由推辞没有前往，于是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就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和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修撰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正要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他便去世。朝廷赐给他家绢、银二百；他的儿子苏轼推辞所赐，请求改为赠官，朝廷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命有关部门准备船只，载着他的灵柩归还蜀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章望之，字表民，是建州浦城人。幼年丧父，喜欢探求学问，志气宏大旷达。文章辩析广博，长于议论。起初凭伯父章得象的恩荫任秘书省校书郎，监杭州茶库。一年多后以疾病为由辞职离去，请求参加荐举贤良方正科；章得象当时身居宰相之位，因为避嫌压制他。章望之于是上书议论时政，共一万多字，却没有得到答复。母亲去世后服丧，因哀毁而消瘦超过礼制规定。服丧期满，漂泊在长江、淮河之间，经历艰苦，急切地谋求衣食，却不因此悔恨；有人劝他出仕，他不答应。他的哥哥章拱之任晋江县知县时，触犯了知州蔡襄；蔡襄发怒，诬陷他贪赃，章拱之被贬。章望之号哭，在朝廷极力申诉。当时蔡襄正显贵，案件长久不能得到公正处理。章望之不停申诉，上奏章十多次；案件审理持续了数年，朝廷再次派人审理，最终为章拱之洗清冤屈，恢复原官，章望之于是再也不出仕。遇到覃恩，他被升为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翰林学士欧阳修、韩绛，知制诰吴奎、刘敞，范镇一同推荐他的才干，宰相想逐渐任用他，授任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他不赴任。又任命他为乌程县知县，催促他接受任命，他坚决推辞，于是以光禄寺丞身份退休，去世。

译望之喜欢议论，尊奉孟轲“人性本善”的说法，排斥荀卿、扬雄、韩愈、李翱的观点，撰写《救性》七篇。欧阳修认为魏、梁是正统，望之认为不是，撰写《明统》三篇。江南人李觏撰写《礼论》，说仁、义、智、信、乐、刑、政都出自礼，望之订正他的说法，撰写《礼论》一篇。他的议论大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曾经北游齐、赵，南游湖、湘，西到汧、陇，东至吴会，凡山水优美的地方，没有不亲历的。有歌诗、杂文数百篇，编成三十卷。王逢，字会之，是太平州当涂人。他的四世祖王居岩，在唐朝任骁卫长史，遇乱弃官，回到青山居住。杨行密占据淮南后，派人带兵逼迫他出仕。王居岩遣散家人，只身归附杨行密，杨行密授给他湖州别驾之职，却不放他离开。一天，杨行密大宴宾客，发现王居岩不见了，急忙派人包围他的家，家中已没有一个人。后来有人在嵩山看见一间空石室，询问附近的人，有人说曾有道人王居岩住在那里，后来离去，不知最终去了哪里。他的子孙做官都没有显达的，到了王逢，才博学能写文章，尤其擅长讲说。王逢年轻时考进士没有考中，离开京城，到苏州教授学生，求学者曾有数百人。晚年才登进士第，补任南雄州军事判官，回朝任国子监直讲，兼任陇西郡王宅教授。李玮跟随他学习，侍奉他非常恭谨。岐国公主出嫁后，李玮替王逢请求升官，而且已有诏命，王逢却推辞不接受。过了很久，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出任徐州通判，后来去世。王逢为人快乐平易，真诚厚待朋友，与胡瑗最为友善。喜欢著书，有《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他的妻子陈氏也有贤德的品行，没有儿子。孙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年轻时就有学问和品行，十七岁时拿文章拜见韩琦，韩琦非常器重他。他与黄庠、杨寘自景祐年以来都在进士考试中名列前茅，一时很有名声。唐卿初次考中进士，任陕州通判，处理吏务好像一向熟悉。有百姓的母亲改嫁后去世，等到安葬父亲时，遗憾母亲不能附葬，于是偷出母亲的灵柩，与父亲合葬。有司依法论罪。当时唐卿代理府事，说：“这是只知道有孝道，却不知道有法律罢了。”于是释放了他，并把此事上报。不久，孙唐卿遭父丧，因哀伤过度身体消瘦、呕血而死。皇帝下诏资助其家办理丧事。黄庠，字长善，洪州分宁人。博学强记，聪明敏捷超过常人。初到京城，参加国子监、开封府和礼部的考试，都名列第一。等到在崇政殿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引试时，他因病不能入场，天子派内侍到住所慰问，并赐给药物。当时黄庠的名声震动京城，他所写的程文传遍天下，甚至传到外族，近世平民出身的人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他回到江南五年后，因病去世。杨寘，字审贤，是杨察的弟弟。年轻时有卓异的才华，庆历二年在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国子监和礼部考试都名列第一。参加崇政殿考试后，神宗亲临殿前开启试卷封条，看到他的名字，喜色显露，对辅臣说：“是杨寘。”于是擢为第一名，公卿互相庆贺，说朝廷得到了人才。授任将作监丞、颖州通判。还没有到任，便遭母丧，因病体弱而死，皇帝特地下诏资助、抚恤他的家属。此前，他的朋友梦见杨寘成为“龙首山人”。杨寘自己说：“龙首，是我四次在士人中夺冠；山人，是没有俸禄官位的称呼。我大概最终会这样吧！”后来果然如此。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擅长写文章，考中进士，逐渐任宗子博士。张商英推荐他的才干，授任提举京畿常平。张商英罢相后，唐庚也因受牵连被贬，安置在惠州。适逢大赦，恢复承议郎官职，提举上清太平宫。回蜀途中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唐庚写文章精密，通晓世务，撰写《名治》《察言》《闵俗》《存旧》《内前行》等篇，当时人称道他。有文集二十卷。他的儿子文若，另有传记。唐庚兄弟五人，长兄唐瞻，字望之，后来改名伯虎，字长孺。他研究《易》和《春秋》，都承继家学。元祐三年，他的父亲在泸南游历，伯虎兄弟在丹山为母亲守丧。半夜，伯虎踢醒唐庚说：“我梦见收到父亲的书信，打开一看，只有‘赶快来’三个字。父亲莫非出事了？我的心已经悸动不安了。你早晚侍奉母亲祭奠，我赶往泸南。”唐庚还没来得及回答，伯虎奋然说：“我决定了！”起来包好粮食，天亮时赶到洪川租船。恰逢江水上涨，水声震动数十里，客船都靠岸停泊，不敢行动。伯虎在堤上徘徊，有个渔夫把小船系在港中，伯虎用重金利诱他，他却不答应。伯虎跳进船里，呵斥仆夫解开缆绳，渔夫不得已，只好听从。两天半到达泸南，父亲果然病得很重，见到伯虎大为惊讶，问他缘故，伯虎把事情全部告诉他。父亲叹息说：“这是上天告诉你的！”当天病情稍有好转，伯虎备好船侍奉父亲回去。住了几天，父亲的病又发作，于是去世。元符二年，唐庚因贡举之事被关押在临邛，供词牵连到伯虎，临邛也把伯虎戴上刑具拘禁起来。他们在官府受审一年多，遭受拷打审讯，身体没有一处皮肤完整；伯虎的供词十分确实，始终没有提及唐庚，因此案件长久不能结案，最后适逢大赦，伯虎被免罪。伯虎性情真率，没有威仪，很多人轻视他；到了这时，众人都非常佩服他，认为无人能及。伯虎在各地做官，每隔几年回家一次，不过十天便又离去。后来死在家中，有两个儿子。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代，蜀人仍以“石室”称呼他的家族。文同方脸秀眉，以学问闻名天下，品格高雅清洁，自号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文以及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飞白。文彦博镇守成都时，认为他奇异不凡，写信给文同说：“与可的胸襟气韵洒脱，如晴云秋月，尘埃无法沾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他。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擅长画竹，起初并不自我珍重，四方拿着白绢来求画的人，在门前脚跟相接。文同厌烦他们，把白绢扔在地上，骂道：“我将拿它做袜子。”好事者把这件事传播开来，当作谈资。起初考中进士，逐渐升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出知陵州，后来又知洋州。元丰初年，出知湖州。第二年到达陈州宛丘驿，忽然停留下来不走，沐浴后穿戴整齐，端坐而死。

译崔公度曾与文同一起任馆职，在京城南面见到文同时，文同全不说话，临别时只说：“明天还来吗？我和你谈谈。”崔公度以为“话”是“画”的意思，第二天又去，文同说：“我和您谈话。”接着左右环顾，担心有人听见。崔公度这才知道文同将要说话，不是要画画。文同说：“我听说不妄言的人，舌头可以伸过鼻子。”说完吐出舌头，把它叠成三层，像饼一样，又拉到眉间，崔公度大为惊骇。后来京城传说文同去世，崔公度才明白当时见到的不是活人。现有《丹渊集》四十卷流传于世。杨杰，字次公，无为人。年轻时在当时已有声名，考中进士。元丰年间，几次任太常官，一时礼乐方面的事务，他都参与讨论。曾议论说，玉牒中的皇帝世系上溯到僖祖以上，世代次序已无人知晓，那么僖祖无疑应是始祖，应当让僖祖配享感生帝。又请求把孝惠贺后、淑德尹后、章怀潘后都列为祖宗最早纳入的后妃；孝章宋后曾以母仪临天下，升祔祖庙的礼仪久未举行，应当借慈圣光献皇后崇配之日，把四位皇后的神主升祔到祖宗祏室，断定天下的大疑问，端正宗庙的大法。由此四位皇后才开始升祔。神宗下诏让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讨论乐制，刘几请求命杨杰共同议论。杨杰说大乐有七项缺失，并把图绘上奏。神宗让刘几、范镇参照审定，范镇不采用杨杰的意见，自己制定乐制。乐制完成后，皇帝下诏褒奖他。元丰末年，晋州教授陆长愈说：“近来追封孟轲为邹国公，应该在春秋释奠时让他与颜子一起配享。”朝廷交太常议论，杨杰与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认为，凡配享、从祀的人，都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现在让孟轲配享是不对的。礼部又说：“从唐朝到现在，让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位贤人从祀，难道一定都必须是同时代的人吗？”皇帝下诏采纳礼部的意见。哲宗即位后讨论乐制，又采用范镇的说法。杨杰再次批评范镇乐章的曲名、宫架增加编磬以及十六钟磬等做法不正确。又论说范镇用黑黍中的秠来制定律管和铜量，敲击试验与黄钟不合，便以世上没有真正的黍为由，采用太府的尺作为乐尺，使旧乐降低三律。详情载于《乐志》。杨杰在神宗时就与范镇有不同意见，到这时又攻击他的乐制，范镇所定的律制最终没有采用。元祐年间，任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授两浙提点刑狱，去世，享年七十岁。自号无为子，有文集二十多卷、《乐记》五卷。贺铸，字方回，卫州人，是孝惠皇后的族孙。他身高七尺，面色如铁，眉目高耸峻拔。喜欢谈论当代事务，赞成或反对都很少留情；即使是显贵权势一时倾人的人，只要稍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把对方骂得毫不留情，人们认为他近似侠士。他博学强记，擅长运用语言，深婉、绮丽而严密，如同接连编织的锦绣。尤其擅长创作曲调，拾取别人遗弃的旧作，略加修饰剪裁，都能成为新奇之作。他曾说：“我笔下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让他们奔命都来不及。”许多公卿贵人都以宾客礼招请他，贺铸有时跟从，有时不去；对于他不愿见的人，始终也不因此贬低自己。起初，他娶了宗室女子，编入右选名籍，负责监理太原的工程。有个贵人家的儿子与他共事，骄横傲慢，不肯居于贺铸之下。贺铸查明他盗取工程物资，屏退侍从吏员，把他关进密室，用杖责问数件事，说：“来，你某时盗取某物作某种用途，某时又盗取某物带回家，是这样吗？”贵人之子惊恐谢罪，说：“有这回事。”贺铸说：“如果能听从我的处置，就免得公开发落。”随即起身袒露自己的皮肤，打了自己几杖。贵人之子叩头求饶，贺铸便大笑着放他离去。从此以后，那些倚仗势力与人抗衡的人，都对他侧目而视，不敢抬头看他。当时江、淮之间有个米芾，因身材魁伟、性情奇异诡谲而闻名；贺铸以豪侠爽直与他相匹敌。二人每次相遇，都怒目相对、击掌争辩，锋芒四起，整天谁也不能使对方屈服，谈论此事的人争相传为笑谈。元祐年间，李清臣执政，上奏让贺铸改任通直郎、泗州通判，后来又任太平州通判副职。他终究因为意气用事、嗜酒，不能得到优美的官职，郁郁不得志，领取宫观祠禄，退居吴地，渐渐致力于远离世俗事务，也不再像平日那样争高低。他家中收藏书籍一万多卷，亲手校勘，没有一个字错误，因此闭门居住，准备这样终老。家贫，借贷子钱维持生活；有人欠债，他总是折断债券送给对方，丝毫不向别人乞求。铸所写的词章，常常在人们口中流传。建中靖国年间，黄庭坚从黔中回来，得到他“江南梅子”这一句，认为它很像谢玄晖的诗句。他所结交的人中，始终交情深厚的，只有信安人程俱。铸亲自编集歌词，取名为《东山乐府》，程俱为它作序。铸曾自称是唐代谏议大夫贺知章的后裔，并且推考其先祖的来源，说是出自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住在越地的湖泽之中，所谓镜湖，本来叫庆湖；后来为避汉安帝父亲清河王的名讳，改姓为贺，庆湖也随之转称镜湖。当时不知道他是依据什么作出这种说法的。因此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贺铸所写的词章，常常在人们口中传播。建中靖国年间，黄庭坚从黔中回来，得到他“江南梅子”的句子，认为很像谢玄晖。他交往的人中，始终深厚的只有信安人程俱。贺铸亲自编集歌词，名为《东山乐府》，程俱替它作序。他曾自称是唐代谏议大夫贺知章的后代，并且推溯祖先最初出自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住在越地的湖泽，即所谓镜湖；镜湖本来叫庆湖，因为避汉安帝父亲清河王的名讳，改称贺氏，庆湖也转称为镜湖。当时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因此贺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同时有个郑少微，字明举，成都人。他与刘泾都因文章闻名，但仕途不顺。鲍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人。考中进士。曾跟随王安石学习，又亲自接受苏轼的教诲，所以文章浩瀚宏阔、奔放纵横，诗尤其高妙。徽宗召见他回答政事，授工部员外郎。任职不久，因与朝廷意见不合离职，降责监泗州转般仓。历任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又被召回任郎官。因言官弹劾罢职，提点元封观。起用后知明州，又知海州，后来再次奉祠。去世时五十六岁。曾注释杜甫诗，有文集五十卷。

译伯思喜好古文和奇异古字。洛阳公卿家中商、周、秦、汉的彝器铭文，他都研究字形笔画和体制，全部能够辨别、订正是非，说明其源流始末，于是凭古文字学成为名家，各种字书的讨论都完备了。起初，淳化年间广泛搜求古代法书，命待诏王著续修、订正《淳化阁帖》，伯思认为其中乖谬伪妄、庞杂混乱，便考查引用典籍，件件都有依据，撰写《刊误》二卷。由此，他在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各体书法上都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得到他尺牍的人，大多珍藏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又过了两年，授任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任《六典》检阅文字，改授京官。不久，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因修书有功，升入朝列，擢任秘书省校书郎。没过多久，升任秘书郎。他纵览皇家书府的藏书，以至于忘记睡觉和吃饭；从《六经》到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等学说，没有不精通的。凡是诏令要求讲明前代典章文物、汇集古器考定真伪的，他凭借平素学问参与其事，提出的议论多有发明，馆阁中的各位公卿都自认为不如他。任职又经过两次考核，遭父丧；他长期患有虚弱疾病，因丧事病情更加严重。服丧期满，恢复原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又过了两年，他被任命为详定《九域图志》所的编修官，兼任《六典》检阅文字，并改授京官的秩次。不久，他又任崇恩太后园陵使司的监护官，掌管笺奏。因修书有功，他升入朝列，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没过多久，又升任秘书郎。他纵览秘府所藏的书籍，以至于废寝忘食；从《六经》到历代史书、诸子百家，以及天官、地理、律历、卜筮等学说，没有不精通深究的。凡是诏令要求讲明前代典章制度和文物，或搜集古代器物、考订真伪的，他凭借一向的学问和见闻，提出的议论、阐明的内容大多很多，馆阁中的各位公卿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任职超过两次考核后，遭逢父丧；他早年就有体弱多病的毛病，因服丧而病情更加严重。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伯思很喜欢道家学说，自号云林子，另字霄宾。到了京城后，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你在人间不会久留，上帝有命令，让你掌管文书翰墨。”醒来后把梦记下。不到一个月，便在政和八年去世，享年四十岁。伯思治学仰慕扬雄，作诗仰慕李白，写文章仰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他有两个儿子：黄诏，官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黄讠乃，官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汇集伯思平日的议论和题跋，编成《东观余论》三卷。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黄庭坚、晁补之、弟咏之、秦观、张耒、陈师道、李廌、刘恕、王无咎、蔡肇、李格非、吕南公、郭祥正、米芾、刘诜、倪涛、李公麟、周邦彦、朱长文、刘弇。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幼年聪敏颖悟，读书几遍就能背诵。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考问他，没有什么不通晓，李常惊叹，认为他进步一日千里。考中进士，调任叶县尉。熙宁初年，参加四京学官考试，文章成绩优等，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又留他任职一年。苏轼曾读到他的诗文，认为其才华超越尘俗，卓然独立于万物之上，世间很久没有这样的作品了；从此他的声名开始震动天下。出知太和县，以平易的方法治理。当时考核各县盐法，其他县都争着报称多数成绩，唯独太和县不这样做，属吏很不高兴，但百姓因此安定。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任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过了一年，升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擢任起居舍人。遭母丧。黄庭坚天性笃厚孝顺，母亲患病多年，他日夜观察母亲的脸色，衣带不解；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哀伤过度得病，几乎死去。服丧期满，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年，出知宣州，改知鄂州。章惇、蔡卞和他们的党羽认为《神宗实录》多有诬妄，让原先的史官分别居住在京畿各县，等待审问；摘出一千多条给他们看，说这些事没有证据。后来史馆官吏考查阅览，发现全都有依据，剩下的才三十二件。黄庭坚写的“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这时首先被拿来审问。他回答说：“我当时任北都官员，曾亲眼见过这件事，确实像儿戏。”凡是被询问的，他都直截了当地回答，听到的人都称赞他的壮烈。于是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言官还以为把他安置在好地方是违法。又因亲属关系的嫌疑，移置戎州。黄庭坚坦然自若，不把迁谪放在心上。蜀地士人仰慕他，纷纷来与他交游；他讲学从不疲倦，凡经他指点传授的文章，写出来都很可观。徽宗即位，起用他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又以吏部员外郎召他，他都推辞不去。请求任一郡官，获准出知太平州；到任九天，便罢任，主管玉隆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轻微嫌隙，赵挺之执政后，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他的意旨，把黄庭坚所作《荆南承天院记》上奏，指责其中有幸灾乐祸之意，于是黄庭坚又被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后，移居永州，还没有听到命令便去世，享年六十一岁。黄庭坚的学问和文章，都是天性生成、自然而成的。陈师道说，他的诗得到了杜甫的法度，是学习杜甫却不被杜甫束缚的人。他擅长行书、草书，楷书法度也自成一家。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曾游学于苏轼门下，天下称为“四学士”；黄庭坚在文章方面尤其擅长诗歌，蜀地、江西的士大夫把黄庭坚与苏轼相提并论，所以称为“苏、黄”。苏轼任侍从时，曾举荐黄庭坚替代自己，奏章中有“文章瑰伟，妙绝当世；孝友之行，可追配古人”的话，他看重黄庭坚到了这种程度。起初，他游览灊皖的山谷寺、石牛洞，喜爱那里林泉的胜景，因而自号山谷道人。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是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也是宗悫的曾孙。父亲晁端友擅长诗歌。晁补之聪明敏捷、记忆力强，刚懂事就擅长写文章，王安国一见便认为他奇异不凡。十七岁时随父亲在杭州任职，搜集钱塘山川风物的美丽景色，写成《七述》，拿去拜见州通判苏轼。苏轼原本正想作赋，读后叹息说：“我可以搁笔了！”又称赞他的文章博大雄辩、俊秀宏伟，远远超过常人，必定会显名于世。从此闻名。

译考中进士，参加开封府和礼部别院考试，都名列第一。神宗读他的文章说：“这是深通经术的人，可以革除浮薄风气。”调任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年，任太学正，李清臣推荐他可以任馆阁官，召试后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以秘阁校理身份出任扬州通判，召回后任著作佐郎。章惇执政，出知齐州，当地群盗白天在道路街巷抢劫。晁补之暗中查得他们的姓名和行囊财物，全部清楚掌握；一天宴请宾客时，召来贼曹，把计策交给他，酒宴还没有结束，群盗便全被擒来，全府因此解除警备。因修撰《神宗实录》失实获罪，降为应天府、亳州通判，又贬为监处州、信州酒税。徽宗即位，恢复原职，以著作佐郎召回。到京后，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争兴起，被谏官管师仁弹劾，出知河中府；修建河桥以便利百姓，百姓画下他的像并建祠祭祀。调任湖州、密州、果州，后来主管鸿庆宫。回家后修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不再把仕途放在心上，仰慕陶潜的为人。大观末年，解除党籍限制，起用为知达州，改知泗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晁补之才气飘逸，嗜好学习而不知疲倦，文章温润典雅而文采繁富，其中凌厉华美、奇特卓异之处出于天成。他尤其精通《楚辞》，评论、汇集屈原、宋玉以来的辞赋诗歌，编成《变离骚》等三部书。安南用兵时，撰写《罪言》一篇，大意是想选拔仁厚而有勇略的官吏担任五管郡守，并修缮海上各郡的武备，议论者认为这些主张通达世务。他的从弟是晁咏之。晁咏之，字之道，年轻时有奇异的才华，因恩荫入仕。调任扬州司法参军，还没有赴任。当时苏轼镇守扬州，晁补之代理州中事务，拿晁咏之的诗文献给苏轼。苏轼说：“有这样的才华，难道竟不让我见一面吗？”于是晁咏之按照参军的礼节入府拜谒，苏轼走下堂来拉着他上去，又回头对座客说：“真是奇才！”晁咏之又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一时人们争相传诵他的文章。任河中教授，元符末年应诏上书议论政事，因而罢官。过了很久，任京兆府司录事，任期满后提点崇福宫，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有文集五十卷。秦观，字少游，另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年轻时豪迈俊逸，慷慨之气洋溢在文章辞藻中，考进士没有考中。他意志坚强、意气旺盛，志向远大而追求奇异，读兵家书籍，觉得与自己的心意相合。在徐州拜见苏轼，为黄楼作赋，苏轼认为他有屈原、宋玉的才华。又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说他的诗清新，像鲍照、谢灵运。苏轼劝他应试，以供养父母，他这才考中进士，调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科推荐他入朝，授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升任正字，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入朝日常有砚墨器物和钱帛的赏赐。绍圣初年，秦观因党籍之祸被贬出任杭州通判。御史刘拯以他增删《神宗实录》弹劾，贬为监处州酒税。使者迎合上意，伺察他的过失，后来没有找到什么，便以他请假抄写佛经为罪，削减官秩，移居郴州，接着编管横州，又移居雷州。徽宗即位，恢复宣德郎，放还内地。到藤州时，出游华光亭，对宾客讲述梦中所作的长短句，讨水来想喝；水送到时，他笑着看了一眼便去世了。他生前已写好挽词，语意十分悲哀，读者都为之伤感。享年五十三岁，有文集四十卷。秦观长于议论，文章华丽而思想深刻。死后，苏轼听说此事，叹息说：“少游不幸死在旅途上，悲哀啊！世间难道还会再有这样的人吗？”他的弟弟秦觌字少章，秦觏字少仪，都能写文章。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年聪颖奇异，十三岁就能写文章，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经传诵人口。到陈地游学，学官苏辙喜爱他，因此得以跟随苏轼交游；苏轼也很了解他，称赞他的文章浩瀚开阔而冲淡，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二十岁考中进士，历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朝任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官员的名义推荐他参加考试，升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在三馆任职八年，只按道义自守，淡泊自如。擢任起居舍人。绍圣初年，请求任外郡官，以直龙图阁身份出知润州。因党籍之祸，移居宣州，贬为监黄州酒税，又移居复州。徽宗即位，起用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召任太常少卿；刚过几个月，又出知颍州、汝州。崇宁初年，再次因党籍获罪而被削职，主管明道宫。起初张耒在颍州，听到苏轼的讣告，便为他举哀服丧，言官以此弹劾，遂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五年后，获准自便，居住在陈州。张耒仪表十分伟岸，有雄奇的才华，笔力极其强劲，尤其擅长骚体辞赋。当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只有张耒还在，士人前来求学的很多，便分日带着酒菜来供他饮食。他教人写文章以明理为主，曾写文章说：“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抵都把文章当作寄寓道理的工具。所以学习写文章的起点，首先急于明白道理；如果只知道文章而不致力于道理，只求文章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好比在江、河、淮、海中决水，顺着水道流行，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山，越过吕梁，流入江湖而汇入大海；水势舒缓时成为涟漪，鼓荡时成为波涛，激起时成为狂风，愤怒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鳖喷涌出没，这就是水的奇妙变化。水刚开始时，哪里本来就是这样呢？只是顺着水道决流，因所遇之物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口、向西干涸，下游满而上游空，日夜激荡它，想显出奇异来，那水流所到的地方不过是青蛙、水蛭嬉游之处罢了。江、河、淮、海的水，就是道理通达的文章；不刻意追求奇异，奇异自然会到来。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异，这是对道理没有见识，却想靠语言句读求奇，反复咀嚼，最终也什么都没有，是文章的浅陋。” 求学的人认为这是极为正确的言论。他晚年作诗更加追求平淡，学习白居易的诗体，乐府诗则学习张籍。长期处于闲散职位，家境越来越贫困，郡守翟汝文想替他购买公田，他谢绝不取。晚年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建炎初年，追赠集英殿修撰。

译陈师道，字履常，另字无己，彭城人。年轻时好学而刻苦立志，十六岁时拿文章拜见曾巩，曾巩一见就认为他非同寻常，许他将凭文章成名；当时人还不了解他，曾巩便留他在身边接受学业。熙宁年间，王氏经学盛行，陈师道内心不赞成其学说，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曾巩主持五朝史的编修事务，可以自行选择属官，朝廷却认为陈师道白衣身份难以任用。元祐初年，苏轼、傅尧俞、孙觉以他的文章和品行为由推荐他，起用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推荐，任太学博士。言官说他任官时曾越境到南京拜见苏轼，于是改任颍州教授；又弹劾他不是通过科举入仕，罢官回乡。调任彭泽令，他没有赴任。家里一向贫困，有时一连几天不能生火做饭，妻子儿女面露怨色，他也不顾。过了很久，召任秘书省正字，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友人邹浩买棺材为他收殓。陈师道品格高尚耿介，有操守，安于贫困而以求道为乐。在各部经书中尤其精通《诗经》《礼记》，文章精深雅正而幽奥。喜欢作诗，自称学习黄庭坚；写到高妙处，有人认为超过黄庭坚。然而作品稍有不合心意，便立即烧掉，如今保存下来的才十分之一。世人只喜欢诵读他的诗文，至于他深奥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有些人反而没有听说过。他曾为黄楼作铭，曾巩说文章像秦代刻石。起初，他在京城游学一年多，从未到过显贵人家的门下。傅尧俞想结识他，先去询问秦观。秦观说：“这个人不是拿着名帖、低眉顺眼、在公卿门前伺候求见的人，大概很难请到。”傅尧俞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将去见他，只怕他不肯见我。您能替我向陈先生介绍吗？”知道他贫穷，傅尧俞带着钱想送给他；到了那里，听到他的议论，更加敬畏，不敢把钱拿出来。章惇在枢密院任职，将要向朝廷推荐陈师道，也托秦观邀请他。陈师道答复说：“承蒙来信，告知章公降低身份和年德，按照礼节来招请我这样无能的人，我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您曾欺骗章公吗？公卿肯屈尊礼贤，自古就是高尚的事；如今特别亲自来见我，还有比这更大的荣幸吗？我虽然不足以列入士人之中，也应当跟随您的脚步，顺着您的谦下之意，以成全章公的声名。然而先王的制度是，士人不以贽礼求见而成为臣属，就不能拜见王公；这样本来是为了成就礼制，但弊端必然发展到自我推销，所以先王慎重规定开端来防止这种弊端，做士人的世代守持它。我对于章公，前面有贵贱身份的隔阂，后面没有平生交往的旧谊；章公虽然可以见我，礼制难道可以废弃吗？况且章公招请我，正是因为我能守住这点礼节；如果我昏昧冒犯法义，一听到命令就跑到他门下，便失去了章公招请我的理由，章公又会看重我什么呢？” “即使如此，还有一件事：幸而章公将来功成身退，裹着幅巾向东归乡，我当驾着劣马、乘坐下泽车，在东门外等候他，那时也还不晚。”等到章惇做了宰相，又托人转达心意，陈师道最终也没有前往。陈师道在颍州任职时，苏轼主管州事，对他礼遇极高，想把他列入自己的门弟子之中；但陈师道作诗说：“从前敬献一瓣香，恭敬地献给曾南丰。”他自我坚守到如此程度。陈师道是赵挺之的姻亲，却一向厌恶赵挺之这个人。一次恰逢参加郊祀行礼，天气非常寒冷，他的衣服没有棉絮；妻子到赵挺之家借棉衣，问明棉衣的来处后，陈师道把衣服退回，不肯穿用，最终因寒病而死。李廌，字方叔，他的祖先从郓州迁到华州。李廌六岁时成为孤儿，能够自己奋发立身；稍长后，以学问闻名乡里。在黄州拜见苏轼，献上文章求得知遇。苏轼说他的笔墨纵横奔放，有飞沙走石的气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可以抵敌万人；如果再用高尚的节操来支撑它，就没有人能够抵挡了。”李廌拜谢接受教诲。然而他家一向贫穷，祖上三代的尸骨都没有安葬。有一天夜里，他抚着枕头流泪说：“我学习的是忠孝，可亲人还没有安葬，学习这些又有什么用！”第二天告别苏轼，准备到四方游历谋生，以完成安葬的事情。苏轼脱下衣服资助他，又作诗劝勉有仁义的人帮助他。这样不到几年，他把历代亲人的灵柩三十多具全部运回，归葬在华山脚下，范镇为他写墓表加以赞美。他更加闭门读书，又过了几年，再次见到苏轼；苏轼读他的著作后，叹息说：“他是张耒、秦观一类的人。” 乡试中举后参加礼部考试，苏轼主持贡举，却遗漏了他，便作诗自责。吕大防叹息说：“有司考察才艺，竟然会漏掉这样的奇才吗！”苏轼与范祖禹商议说：“李廌虽然身在山林，他的文章却有锦衣玉食般的气象；把奇珍丢在路旁，是古人所叹息的事，我们难道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将要共同向朝廷推荐他，不久二人相继离开朝廷，事情没有办成。苏轼去世后，李廌悲痛哭泣，说：“我惭愧不能为知己而死；至于侍奉老师的勤苦，难道敢以生死为界限吗！”随即赶到许州、汝州之间，选择墓地，把墓址交给苏轼的儿子，又写祭文说：“皇天后土，鉴察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归万古英灵之气。”文辞奇特壮烈，读者读后都感到震撼。中年后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认为颍州是人才聚集之地，于是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和乡里人买宅让他居住。去世，享年五十一岁。李廌喜欢议论古今治乱，条理通畅而曲折详尽，辩说有力而合乎道理。在喧闹混乱、仓促忙迫之间，他好像毫不经意，斜眼一看便站起来，落笔快如飞驰。元祐年间朝廷求言，他上呈《忠谏书》《忠厚论》，并献上二万字的《兵鉴》，议论西部边事。朝廷擒获羌族首领鬼章，将依法处死；李廌深刻分析利害，认为杀他没有益处，希望施加宽大处理，当时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亲刘涣，字凝之，任颍上县令，因为刚直不能侍奉上级，便弃官离去。五十岁时，在庐山南面置家。欧阳修与刘涣同年考中进士，敬重他的节操，作《庐山高》诗赞美他。刘涣居住在庐山三十多年，家中四壁空空，以稀粥为食，却能把心思游放在尘世污垢之外，超然自得，没有忧戚之意，最终长寿而终。

译刘恕年少时聪明颖悟，书读过一遍便能背诵。八岁时，座中宾客有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随声回答：“他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孔子。”满座都惊异不已。十三岁时，想参加制科考试，向人借来《汉书》《唐书》，一个月便全部读完归还。拜见丞相晏殊，晏殊拿事情询问他，反复诘难，自己却不能回答。刘恕在钜鹿时，晏殊召他到府中，以厚礼相待，让他讲解《春秋》，晏殊亲自率领属官前往听讲。未满二十岁，考中进士。当时有诏令，能讲解经义的人另行上报姓名；应诏的才几十人。刘恕以《春秋》《礼记》应试，先列举注疏，接着引用先儒的不同说法，最后用自己的意见裁断。共二十问，他的回答全都正确，主考官认为奇异，擢为第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列入高等，但廷试不合格式，于是又降到国子监考试讲经，仍然第一，便赐进士出身。调任钜鹿主簿、和川令，揭发强暴，查出隐伏罪行，当时能干的官吏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刘恕为人看重情义，重视承诺。郡守获罪被弹劾，属吏都受牵连下狱，只有刘恕体恤他们的妻子儿女，如同自己的骨肉；又当面数落转运使罗织罪名、严厉诋毁。刘恕非常爱好史学，从太史公所记载的历史，下至周显德末年，正史纪传之外的私人记录和杂说，也没有不阅读的。上下数千年间，大事小事，他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行选择馆阁中的才俊共同修撰。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有文学之士确实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恕一人。”于是召刘恕任修书局僚属，遇到史事错杂难以处理的，便常常交给刘恕。刘恕对于魏、晋以后史事的考证纠错，最为精密详尽。王安石同他有旧交，想引荐他任三司条例司的官。司马恕以不熟悉钱谷事务为由推辞，趁机说：“如今天子正把大政托付给您，应该扩大施行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把谋利放在首位。”他又逐条陈述所更改的法令中不合众人心意的地方，劝王安石恢复旧法，甚至当面指责他的过失。王安石大怒，脸色铁青，但司马恕一点也不屈服。有时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他直言王安石的过失，毫不回避，于是便同王安石断绝了关系。正当王安石掌权时，他一呼一吸之间就能决定人的祸福；那些高谈阔论的士人，开始时表示惊异，最后却都依附他；当面称誉、背后诋毁，嘴上顺从、心里反对的人，到处都是。司马恕却奋发刚烈，毫不顾忌，直指其中事实，对得失没有隐瞒。司马光出任永兴军知军，司马恕又因母亲年老，请求监管南康军酒务，以便就近奉养母亲，朝廷准许他在任职期间修书。司马光任西京御史台判官时，司马恕请求前往拜访，在那里留了几个月才回来。途中得了风痹病，右手右脚都不能活动，但仍像从前一样苦心学习，稍有好转便继续修书，病情加重才停止。官至秘书丞，去世时四十七岁。司马恕治学，内容从历法、地理、官职、族姓直到前代公府的案牍，无不搜取来仔细考证。为了求书，他不惜奔走数百里，亲自到藏书处阅读并抄录，几乎忘了睡觉和吃饭。他曾同司马光游览万安山，路旁有一通碑，读后才知道碑上所记是五代的一名列将、世人不知道姓名的人；司马恕却能说出他的事迹始末。回来后查验旧史，果然确实如此。宋次道任亳州知州，家中藏书很多，司马恕特意绕道前去借阅。宋次道每天准备酒食，尽主人之礼，司马恕说：“我不是为了这些来这里的，这反而耽误我的事情。”把酒食等全都撤去，只关起门来，日夜口诵手抄，留了十多天，把他的书全部读完才离去，眼睛因此患了翳病。他著有《五代十国纪年》，仿照《十六国春秋》；又采集太古以来直到周威烈王时期的史事，把《史记》《左氏传》中没有记载的内容编成《通鉴外纪》。司马恕家里一向贫穷，没有钱供给精美的饮食，却从不无故向别人索取一丝一毫。他从洛阳南归时正值冬天，没有御寒的衣物。司马光送给他衣服、袜子以及旧的褥垫，他推辞不得，只好勉强接受后告别；走到颍地，便把东西全部封好退还了。司马恕尤其不相信佛教的说法，认为世上根本没有那回事，说：“人就像住在旅店里，什么东西都不能缺少；离开时却全都要抛下，怎么能带着它们跟随自己呢？”他喜欢指摘别人的过错，也常常自我检讨，说自己一生有二十种过失、十八种蒙蔽，写文章警戒自己，但最终也不能改掉。他死后七年，《资治通鉴》修成，朝廷追录他的功劳，授予他的儿子司马羲仲郊社斋郎之职。次子司马和仲有超群的才华，所作诗歌清新深奥，刻苦自励，想自成一家；写文章仰慕石介，颇有侠义之气，也在后来早逝。王无咎，字补之，建昌南城人。考中进士后，任江都尉、卫真主簿、天台县令，后来辞去官职跟从王安石学习。过了很久，因为没有办法供养妻子儿女，又调任南康主簿，但不久再次弃官离去。他喜爱读书，勤奋学习，无论寒暑或出行服役都片刻不放下书。所到之处，求学者都归附他，来往常有几百人。王安石执政时，王无咎来到京城，士大夫大多跟他交游，有人甚至选择在他附近置业，以便考究经义、询问疑难。但他与人很少投合，常常闭门研究学问，只有王安石的言论最合他的心意。王安石上奏推荐他的才华和品行完备、坚守道义、安于贫困，但他长期被弃置不用。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国子直讲，诏命尚未下达便去世了，四十六岁。蔡肇，字天启，润州丹阳人。他能写文章，尤其擅长歌诗。起初侍从王安石，受到器重；后来又跟从苏轼交游，声誉更加显著。考中进士后，历任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年间，任太学正、常州通判，被召任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年，入朝任户部员外郎，兼任编修国史。言官议论他学术反复不定，遂改任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执政时，引荐他为礼部员外郎，升任起居郎，授中书舍人。此前考试写三篇文章，通常都要等宰相上马时才交卷；蔡肇提笔立即写成，不加润色，张商英读后击节赞赏。过了一个多月，因为起草御史幸义的责词不合要求，被罢为显谟阁待制、明州知州；言官又说他包藏异心，非议辟雍，认为不应设立，因而被剥夺职名，提举洞霄宫。适逢大赦，恢复原职，后来去世。

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他小时候聪明敏锐，异常出众。当时有关部门正以诗赋考试选士，唯独李格非专心研究经学，撰写《礼记说》达数十万字，于是考中进士。调任冀州司户参军，参加学官考试，任郓州教授。郡守因为他贫穷，想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谢绝了。入朝补任太学录，两次升迁为博士，因文章受到苏轼赏识。他曾写《洛阳名园记》，说：“洛阳的兴盛或衰败，是天下政治安定或动乱的征兆。”后来洛阳陷于金人之手，人们认为这话确有先见之明。绍圣年间设局编纂元祐时期的章奏，任命他为检讨，他不肯就任，违逆了执政者的意思，于是出任广信军通判。有个道士给人预言祸福，偶尔也能说中；他外出必定乘车，百姓风俗迷信，纷纷相信他。李格非在路上遇见他，便呵斥随从把车中的道士带来，彻底查究他的奸诈，杖打后将他赶出境外。后来召任校书郎，升为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因列入党籍被罢官，去世时六十一岁。李格非苦心钻研，擅长写词章，笔锋凌厉，一往直前，无论难易、可否，都毫不迟滞。他曾说：“文章不能苟且写作；如果真情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文章就不可能写得精工。况且晋代能写文章的人很多，到了刘伯伦的《酒德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每一个字都像从肺腑中流出，于是超过晋代诸人而居于高位，正是因为真情表现得充分。” 他的妻子王氏是王拱辰的孙女，也擅长文章。女儿李清照，诗文在当时尤其受到称誉，嫁给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他没有什么书不读，写文章却不肯拼凑、缀辑陈旧的言辞。熙宁年间，士人正推崇马融、王肃、许慎的学业，剽窃拼补、摹拟临写的风气盛行。吕南公料想自己不能迎合当时的爱好，参加礼部试却没有考中，退回来筑室灌园，不再把求取功名放在心上。他更加努力著书，又借史官之笔褒扬善人、贬斥恶人，于是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衮斧”。他曾说：“士人如果实在不得不发言，那么文章就不能写得不好。大概心意有余而文辞不足，就像吃了人的诬告诉讼，明明不曾虚假，理也不曾不直，却有时遭到屈抑，只是因为言辞没有助力罢了。考察文字契刻以来，那些卓然特立的士人，没有不善于文章的。士人如果无意于建功立业便罢了；既然有此志向，怎么可以把文章写得卑劣呢？所以我毅然竭尽心力，希望能同古人并列。” 元祐初年，朝廷设立十科推荐士人。中书舍人曾肇上疏称赞吕南公，说他读书作文，不从事世俗之学，安于贫困、坚守道义，志向仰慕古人，可以充任师表科；当时朝廷大臣也有许多人称赞他。朝廷商议想授予他官职，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他便去世了。他遗留下来的文章名为《灌园先生集》，流传于世。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他的母亲梦见李白后生下他。郭祥正年轻时便以诗歌闻名。当时梅尧臣正享有盛名，见到他后感叹说：“这样的天才，真是李白的后身啊！”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武冈县知县、保信军节度判官。那时王安石执政，郭祥正上奏请求天下大事专听王安石筹划，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使是大臣也应屏退贬黜。神宗读到奏章，觉得奇异，一天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正吗？他的才能似乎可以任用。”说着拿出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小臣推荐为耻，于是极力陈说郭祥正品行不好。当时郭祥正正接受章惇的察访征召，听说此事后，便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后来又出仕，任汀州通判；任端州知州后，又弃官离去，隐居在县境青山，最终去世。米芾，字元章，吴地人。因为母亲过去在宣仁后藩邸侍奉过，凭这层旧恩补任浛光尉。历任雍丘县知县、涟水军知军、太常博士、无为军知军，被召入任书画学博士，在便殿接受皇帝召见。他进呈儿子米友仁所作的《楚山清晓图》，升任礼部员外郎，出任淮阳军知军。去世时四十九岁。米芾写文章奇特险峻，不沿袭前人的旧路。他尤其精妙于书法，笔势沉着飞动，得到王献之的笔意。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尤其擅长临摹移写，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他精于鉴赏裁定，遇到古代器物、书画，便竭力求取，非得到不可。他的诗句，王安石曾摘取写在扇子上，苏轼也喜欢并称誉他。他的冠帽服饰仿效唐人，风度神采洒脱，声音谈吐清朗流畅，所到之处人们都聚集观看。他又有洁癖，甚至不肯同别人共用巾帕和器物。他的行为诡异奇特，时常有可以流传为笑谈的事情。无为州治有一块巨石，形状奇特丑陋，米芾见了非常高兴，说：“这足以承受我的跪拜了！”于是穿戴好衣冠拜它，称它为兄长。他又不能随世俗俯仰，所以几次出仕都很困顿。他曾奉诏仿照《黄庭经》小楷，书写周兴嗣的《千字韵语》。又曾进入宣和殿观看宫禁内收藏的书画，世人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宠遇。他的儿子米友仁，字元晖，勤奋好学，喜爱古物，也擅长书画，世人称他为“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考中进士后，历任莆田主簿、庐江县知县。崇宁年间，任讲议司检讨官，升军器监丞、大理寺丞、大晟府典乐。刘诜通晓音律，曾上奏说明历代雅乐的沿革以及宋朝制作雅乐的宗旨，因此朝廷把乐事交给他办理。他又说：“《周官》说大司乐禁止淫声、慢声，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放弃郑声。如今燕乐的声音失于高亢急促，曲调的歌词甚至鄙俗浅陋，恐怕不足以招来和气。宋朝属于火德，音律崇尚徵声，徵调不可缺少。臣考察古制，以十二宫配合七声，得到正徵一调，只有陛下能够采纳。”徽宗说：“你说得对，五声缺一不可。《徵招》《角招》是君臣相互喜悦的乐曲，这正是朕想听却没有说出的话，你应当替朕掌管此事。”后来，宫中拿出两口古钟，皇帝诏令执政大臣召刘诜到都堂考定。刘诜说：“这两口钟的声音同现在的太簇、大吕相协调。”命人取来大晟钟敲击，果然相应。他又说：“钟敲击后没有余韵，不如磬的声音。《诗经》所说‘依我磬声’，是说它声音清亮而稳定。”于是又取磬来与之合奏，声音更加和谐。他历任宗正寺、鸿胪寺、卫尉寺、太常寺少卿，编纂《续因革礼》，后来去世。刘诜居母丧期间完全依礼行事，墓旁长出了两株灵芝，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上天。

译倪涛，字巨济，广德军人。他在童年时就能写文章，学识广博，记忆力很强。十五岁时，在太学考试中名列第一，于是被选拔为进士，调任庐陵县尉、信阳军教授。入朝任太学正、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后任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朝廷商议将对燕云用兵，大臣们争着先提出决策，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心里都知道不可行，却没有人敢说一句；只有倪涛独自指出这样做不对。他还说：“景德年间以来，辽国遵守盟约，不侵犯边境，盟誓明明还在，不可改变。天下长期太平，士兵不熟悉作战，军队储备又不足，不要轻率议论用兵，以给后世留下祸患。”王黼大怒说：“你竟敢阻挠军事吗？”于是言官指责他鼓动唱和、捏造事实，贬为监朝城县酒税，后来又调任茶陵船场，去世时三十九岁。他死后的第二年，金人攻入京城，朝廷想起他当年的话，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有《云阳集》流传于世。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考中进士后，历任南康尉、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因陆佃推荐，任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台检法官。他喜爱古物，学识渊博，擅长诗歌，认识许多奇异古字。自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他都能考定其时代先后，辨识、推测器物上的铭文和款识。听说有一件精妙的古物，即使花费千金也不吝惜。绍圣末年，朝廷得到一方玉玺，交给礼官和诸儒讨论，众人的说法各不相同。李公麟说：“秦代玉玺使用蓝田玉，如今这块玉的颜色正是青色，上面以龙、蚯蚓、鸟、鱼为纹饰，刻有‘帝王受命之符’。玉质非常坚硬，非昆吾刀、蟾肪刀不可加工；雕琢的方法已经失传，这确实是秦代李斯所制作的，毫无疑问。”讨论因此定了下来。元符三年，李公麟患风痹病，于是退休。回乡养老后，他纵情游赏龙眠山的山岩沟壑之间。他一向擅长绘画，亲自绘制《山庄图》，成为世人珍藏的宝物。他临摹人物尤其精妙，鉴赏家认为仅次于顾恺之、张僧繇。他胸襟气度超凡出众，名士都交口称誉他。黄庭坚说他的风流才情不亚于古人；但因为绘画反而成为他的负累，所以世人只把他作为画家流传。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他性情疏放俊逸，少年时不拘小节，不受乡里推重，但博览百家之书。元丰初年，他游学京城，进献一篇一万多字的《汴都赋》。神宗认为奇异，命侍臣在迩英阁诵读，又召他到政事堂，从太学诸生直接授予正官。他任职五年没有升迁，却更加尽力于辞章。出任庐州教授，任溧水县知县，回朝任国子监主簿。哲宗召见他，让他背诵从前所作的赋，授秘书省正字。历任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兼任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任河中府知府。徽宗想让他完成礼书，于是又留用他。过了一年，才任隆德府知府，调任明州知州，入朝授秘书监，升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不久，任顺昌府知府，调任处州，去世时六十六岁，追赠宣奉大夫。周邦彦喜爱音乐，能够自己创作曲调，制作乐府长短句，词的韵律清新丰美，流传于世。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县人。不到二十岁时，考中进士乙科；因脚病不肯参加吏部试，便在乐圃坊筑室，著书读古，吴地人受到他的贤德感化。长官到任，没有不先来拜访他的；谋划政务中最紧要的事情，士大夫经过此地，如果没有到乐圃拜访，便以为羞耻。他的名声震动京城，公卿中有许多人推荐他来代替自己。元祐年间，起用他为乡里的教授，召任太学博士，升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年去世。哲宗知道他清廉，赐给家属绢帛一百匹作为丧赙。他有文章三百卷，《六经》都写有辨析解说；又著有《琴史》，并在序言中概括地说：“正当朝廷建立太平功业，制定礼制、制作音乐，使之与商、周相匹隆盛时，这部书难道会是空洞的文饰吗！”可见他的志向就是如此。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他小时候就聪敏机警，每天诵读一万多字。考中元丰二年进士，接着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嘉州峨眉县知县，改任太学博士。元符年间，朝廷举行南郊祭祀，刘弇进献《南郊大礼赋》。哲宗读后感动变色，认为这是司马相如、扬雄再世，授任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后，改任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因病死于任上。刘弇年轻时嗜酒，不拘小节。他写文章善于剔除瑕疵，卓异奇诡，不同凡响。有《龙云集》三十卷，周必大为他的文章作序，说：“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继承韩文公的正统之后，便成为一代儒学宗师；继承他的人，就是刘弇。”周必大对他的推重竟到了这种程度。列传第二百零四·文苑七 陈与义、汪藻、叶梦得、程俱、张嵲、韩驹、朱敦儒、葛胜仲、熊克、张即之、赵蕃，附载赵蕃。陈与义，字去非。他的祖先居住在京兆，从曾祖父陈希亮开始迁居洛阳，因此成为洛阳人。陈与义天资卓异，还是儿童时就能写文章，因而获得声誉，同辈人都敛衣退让，没有人敢同他抗衡。考中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多次升迁为太学博士，提升为符宝郎，不久贬为监陈留酒税。等到金人攻入汴京，高宗向南迁移，他于是为躲避战乱前往襄汉，转道湖湘，翻越岭峤。过了很久，被召任兵部员外郎。绍兴元年夏天，到达行在。升任中书舍人，兼掌内制。授任吏部侍郎，不久又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知湖州。被召任给事中。他驳议详尽雅正。后来又以显谟阁直学士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观。接到征召时，恰逢宰相中有人不喜欢与义，于是又任用他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六年九月，高宗前往平江；十一月，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兴七年正月，任参知政事。他只希望以道德辅佐朝廷，致力于尊崇君主威严、振兴纲纪。当时丞相赵鼎说：“许多人认为中原有可以谋取的形势，应当立即进兵；恐怕将来会责怪今天错失战机。”皇帝说：“如今徽宗的梓宫、太后和渊圣皇帝都还没有回来，如果不和金人商议议和，就没有让他们回来的道理。”陈与义说：“如果和议成功，难道不比用兵好吗？万一不能成功，那么用兵就一定无法避免。”皇帝说：“是这样。”三月，陈与义随皇帝到建康。第二年，护送皇帝回到临安。因病请求辞职，又以资政殿学士任湖州知州。入朝辞行时，皇帝慰劳问候十分优厚，于是请求退居闲职，提举临安洞霄宫。十一月去世，四十九岁。陈与义仪容庄严恭谨，不随意说笑。平时虽谦逊待人，内心却刚强不可侵犯。他向朝廷推荐士人，退下后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士人因此大多称赞他。他尤其擅长诗歌，描写事物而寄托兴致，诗风清幽深邃、曲折有余韵，气势高迈峻拔，大致处于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之间。他曾写《墨梅赋》，徽宗赞赏嘉许，因此受到皇帝的知遇。

译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他小时候聪颖奇异，进入太学，考中进士。调任婺州观察推官，改任宣州教授，不久升任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徽宗亲自写作《君臣庆会阁诗》，群臣都续写进献，只有汪藻的和诗无人能够超过。当时胡伸也以文章闻名，人们编成话说：“江左二宝，就是胡伸和汪藻。”不久授任《九域图志》编修官，又升为著作佐郎。当时王黼与汪藻同在一舍，平素关系不和；汪藻出任宣州通判、提点江州太平观，闲居共八年，直到王黼在世时始终未被任用。钦宗即位，召任汪藻为屯田员外郎，又升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即位后，召试中书舍人。当时皇帝驻在扬州，汪藻多次上奏议论政事，宰相黄潜善厌恶他，于是借别的事情将他免职，改任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观。第二年，又召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升给事中，再升兵部侍郎兼侍讲，授翰林学士。皇帝把自己使用的白团扇赐给他，亲笔写下“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个字，士大夫都艳羡不已。当时事务繁多，诏令大都出自汪藻之手。他曾议论各位大将拥兵过重，渐渐形成外部势力过强的局面，并陈述对待将帅的三件办法。十年以后，事情果然像他的谋划那样发展。他又说：“崇宁、政和以来，有人用财货结交权贵宠臣，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又因开拓边疆而误国；因此获得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以下直到直秘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的，近来逐渐被削夺官职。但建炎年间的恩赦宽宥，又应当甄别恢复他们的官职。为什么不依照国初的法令，最高只恢复到中大夫为止呢？” 绍兴元年，授任龙图阁直学士、湖州知州。汪藻因为颜真卿竭忠于唐朝，曾经镇守此地，请求为他表彰立庙，诏令赐庙号为忠烈。他又说：“古代凡是建立国家，必定有史书。古书所载皇帝御前议论的言辞，叫作时政记；记录史官在殿柱之下所见所闻的事实，叫作起居注；把这些分类编次，叫作日历；修订完成，叫作实录。如今已经超过三十年，再没有日历，拿什么昭示后世？请允许臣在所管辖的州郡访求故家旧族的文书，编集元符庚辰年以来的诏旨，用来备修日历。”皇帝下诏准许。史馆开设后，修撰綦崇礼说不必另设外局，这件事才停止。郡人颜经把汪藻征发粮食供应军队的事情投匦申诉，于是汪藻被贬低品秩、停职。后来起用他为抚州知州，御史张致远又弹劾他，于是给祠禄官。绍兴六年，修撰范冲说：“日历是国家的大典。此前诏令汪藻编修，事情却又中止，恐怕终于散失，应当命他退居后重新完成先前的事业。”皇帝下诏赐给史馆修撰的餐钱，允许他自行招募属员编纂。绍兴八年，汪藻进献所修之书，从元符庚辰到宣和乙巳的诏旨，共六百六十五卷。汪藻再次升官，他的属官鲍延祖、孟处义也分别增加品秩。汪藻升任显谟阁学士，朝廷派使者赐给他茶和药。不久任徽州知州，过了一年调任宣州。言官弹劾他曾经做过蔡京、王黼的门客，削夺官职，居住在永州，即使遇到多次大赦也不予宽宥。绍兴二十四年去世。秦桧死后，汪藻恢复官职，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绍兴二十八年，《徽宗实录》修成，右仆射汤思退说，汪藻曾经编集诏旨，这次修实录所采用的材料十分之七八都来自他的成果，他对保存和发展文章之道贡献很大。诏令追赠他为端明殿学士。汪藻显贵通达三十年，却没有房屋可以居住。他博览群书，年老仍不放下书本，尤其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西汉书》。他擅长骈俪文，多有著述，所写制词，很多人传诵。儿子六人：恬、恪、憺、怲、懔、憘。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他酷爱学习，很早就学有所成，熟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谈论学问深厚而没有穷尽。绍圣四年考中进士，调任丹徒县尉。徽宗朝，叶梦得由婺州教授被召任议礼武选编修官。因蔡京推荐而被召见，进言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范围有宽有窄、规模有大有小，各不相同，但必定都是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开始。如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这四件事，是治理国家的大事。如果不先治理自己的内心，有时用货利诱惑他，有时用声色使他陷入，那么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就没有不颠倒错位的，何况还想求得治理的功效呢？”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特意升任他为祠部郎官。大观初年，蔡京再次任宰相，过去废止的法度又重新施行。叶梦得说：“《周官》说太宰用八种权柄告知君王，以驾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都是君王的事情，太宰只能告知君王，不能自行专断。事情不过可与不可两种罢了。如果认为可行而出自陛下，那么前一天就不应废止；如果认为不可行而不是出自陛下，那么今天就不应恢复。如今只是把大臣的进退作为可否的标准，恐怕是陛下心中还有没有完全明白的地方吧？”皇帝高兴地说：“近来士人多结党营求进用，只有你的话没有观望。”于是授任他为起居郎。当时执政者喜欢任用有些小才的人，叶梦得说：“自古任用人才，必须先辨别贤能。贤，是有德的称谓；能，是有才的称谓。所以先王常常使德胜过才，不使才胜过德。崇宁以来，在朝廷内只取议论同朝廷一致的人作为纯正；在朝廷外只取推行法令迅速完成的人作为干练敏捷，却没有听说器量才业足以担任重任、见识气度深远的人受到特别表彰。恐怕任用才能过重了，希望今后任用人才以有德为先。” 大观二年，多次升迁为翰林学士，极力论述士大夫结党的弊端，指出朝廷专门重视内任而轻视外任，并请求自己先于众人补任州郡。蔡京起初想派童贯任陕西宣抚使，攻取青唐。叶梦得见到蔡京，问道：“祖宗时期，宣抚使都是现任执政大臣，文彦博、韩绛因此在军中被拜为宰相，从来没有让宦官担任。元丰末年，神宗任命李宪，王珪尚且竭力争辩，这些都是相公您亲眼见过的。前些日子因为八宝恩，仓促授童贯为节度使，天下都知道这不合祖宗法度，此事已经无法挽救。如今又把执政大臣的职任交给他，假如他取得青唐，将来该如何处置？”蔡京面露惭色，但最终还是任用童贯攻取了青唐。

译大观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任汝州知州，不久被削去职名，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用为蔡州知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之职。调任颍昌府帅，发放常平仓粮食赈济百姓，常平使者刘寄因此憎恨他。宦官杨戬掌权，刘寄搜括辖区，得到常平钱五十万缗，请求购买粳米运入后苑以讨好杨戬。杨戬派属官拿着御笔诏令来，责令颍昌供应像苏州那样的米样。叶梦得上疏极力论述颍昌的土地生产力与东南不同，希望按照当地品种和色泽供给，皇帝没有答复。当时邻近州郡都强迫百姓交钱，到京城买粮，怨声载道，唯独颍昌依靠叶梦得得以免除。李彦搜括公田，听信狡猾小吏的告发，登记没收郏城、舞阳隐瞒的田地数千顷，有八百户百姓到府衙申诉。叶梦得把这件事上报，逮捕并审理那个小吏，郡中百姓非常高兴。杨戬、李彦都十分恼怒，不久叶梦得被提举南京鸿庆宫，此后仕途时起时废。等到高宗驻跸扬州，叶梦得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授户部尚书。他陈述“对待敌人的办法有三种，不过是形、势、气罢了。形以地理山川为根本，势以城池、粮草、器械为重要，气以将帅士卒为紧要。地形牢固，就可以凭借它防守；形势强盛，就可以凭借它立足；士气振奋，就可以发动军队使用。这样，敌人就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于是请求皇帝南巡，以长江作为险阻，防备意外；又请求任命重臣为宣总使：一人驻在泗州之上，统领两淮和东方的军队以等待敌人；一人驻在金陵，统领江、浙一带的道路，以备退守。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皇帝驻跸杭州，叶梦得升任尚书左丞。他上奏说，各路监司、州县擅自设立军期司，搜刮百姓财物的，应当罢除。皇帝告诉他，军队和粮食两件事最大，应当选择大臣分别掌管。门下侍郎颜岐、杭州知州康允之都嫉恨叶梦得，他又同宰相朱胜非意见不合。适逢州民有人上书诉说叶梦得的过失，皇帝认为叶梦得深知财赋，于是授任他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专门总领户部财用，充任车驾巡幸顿递使。叶梦得辞而不受，回到湖州。绍兴初年，起用为江东安抚大使兼建康府知府，兼任寿春等六州宣抚使。当时建康荒凉残破，军队不足三千人。叶梦得上奏请求调统制官韩世清的军队屯驻建康，崔增屯驻采石，阎皋分守险要之处。适逢王才投降刘豫，带兵入侵，叶梦得派臣僚张伟去晓谕王才，使他投降，并把他的部众分隶各军。濠州、寿州的叛将寇宏、陈卞表面接受朝廷命令，暗中却同刘豫交通，叶梦得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都听命。等到刘豫入侵，陈卞将其击败，齐国军队连夜逃走。绍兴八年，授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建康府知府、行宫留守。他又上奏提出防守长江的八项安排：一是整顿边防，二是分配防守地区，三是扼守险要，四是约束船只，五是团结乡村社众，六是明确审察侦察候骑，七是筹措积聚物资，八是责令官吏拼死守城。他又说，建康、太平、池州的紧要关隘以及江北可以渡江的地方，共有十九处，希望聚集民兵，扼守险要，命令各将领审度敌情，合力进攻讨伐。金国都元帅宗弼侵犯含山县，进逼历阳，张俊各军拖延不肯出发。叶梦得见张俊，请求他迅速出兵，说：“敌人已经越过含山县，万一金人得到和州，长江就无法保全了。”张俊催促各军进发，声势大振，金兵退屯昭关。第二年，金兵再次入侵，进至柘皋。叶梦得组织沿江数万民兵，分兵据守江津，派儿子叶模率领一千人守马家渡，金兵不能渡江，只得离去。起初，建康屯兵每年耗费钱八百万缗、米八十万斛，榷货务的收入不足以供给。到这时，禁军和各道军队全都聚集，叶梦得兼管四路漕运的财计来供应军饷，军用物资没有缺乏，所以各将领能够尽力作战。诏令加授观文殿学士，调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海盗朱明十分猖獗，诏令叶梦得带着御前将士取便道赶赴当地，或招降，或捕捉，或诱使他们互相残杀，于是平定了五十多个盗寇集团。但他同监司颇有不同意见，上奏请求告老，朝廷特意升他一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不久授崇信军节度使，退休。绍兴十八年，在湖州去世，追赠检校少保。程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凭外祖父尚书左丞邓润甫的恩荫，补任苏州吴江主簿，监管舒州太湖茶场；因上书议论政事获罪，罢官回乡。起用为泗州临淮县知县，多次升迁为将作监丞。近臣因诜述推荐他，升任著作佐郎。宣和二年，进献颂文，赐上舍出身，授礼部郎；因病请求告老，不等诏报便回乡。建炎年间，任太常少卿、秀州知州。适逢皇帝车驾临幸，获得召见。程俱说：“陛下的德行日益更新，政事日益振兴，赏罚、任用和罢免都上合天意、下合人心，那么赵氏江山就会安定，国家社稷就会稳固；否则宗庙社稷就会危险，天下就会动乱。这中间的差距，实在容不得一丝一发。”高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金兵南渡，占据临安，派兵攻破崇德、海盐，传递檄文劝降。程俱率领属官弃城退保华亭，留下兵马都监守城。朝廷命程俱押运金帛到行在，抵达后因病请求归乡。绍兴初年，朝廷开始设置秘书省，召程俱任少监。他上奏请求修纂日历，秘书省长官和副长官得以参与修纂，从程俱开始。当时各项事务刚刚草创，各部门的文书按例由秘书省记录，程俱搜集三馆的旧闻，编排成书，名为《麟台故事》，进献朝廷。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程俱议论说：“国家的忧患，在于议论政事的人不敢把实情全部说出，掌管政事的人不敢承担责任。言论是否有用、事情是否成功，本来就不一定相同。如今言论不合意，就会被当时的人排斥；事情没有办好，就要追究最初提出建议的人。因此，即使有陈平那样的智慧，也不敢请求黄金来施行反间；有蔺相如那样的勇气，也不敢捧着和氏璧同秦国抗争；有刘晏那样理财的才能，也不敢谈论理财来供给军粮。假如人人都不敢承担政事、不敢竭尽谋略，那么在艰难危急的时候，谁来谋划回旋、恢复国家呢？”

译武功大夫苏易转为横行官，程俱议论说：“祖宗的法令规定，文臣从将作监主簿到尚书左仆射，武臣从三班奉职到节度使，都是按次序升迁的官职。武臣从阁门副使到内客省使属于横行，不在磨勘升迁的行列内，任命都要颁发特别诏旨。所以元丰的制度，以承务郎到特进作为寄禄官，代替了将作监主簿到仆射的官名；武臣唯独没有用寄禄官代替横行官名，这是有深意的。政和年间，改武臣官称为郎、大夫，于是连横行也改作转官等级，大概是当时主管部门不熟悉典故，因而打开了侥幸求进的大门。自从把使职改为大夫以来，普通调任的官员，甚至下至皂隶，转为横行官的数不胜数。况且文臣所谓庶官，转迁不得超过中大夫，武臣却可以超过皇城使，这是什么道理？官职的轻重在于朝廷；朝廷珍重官职，不轻易授人，官职就重；反过来就轻。官职轻了，得到它的人不认为是恩典，尚未得到的人又常常心怀不满，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政治的治乱。” 徐俯任谏议大夫，程俱封还诏命，认为：“徐俯虽然才华俊秀、气概豪迈，但任职经历还浅。此前只是省郎，却突然授任谏议大夫，自元丰改制以来，从未有过这种事。过去唐代元稹任荆南判司，忽然从宫中发出命令，召为省郎，又让他掌制诰，于是轰动朝廷，当时人说这是监军崔潭峻引荐的结果。近来听说外面传言，徐俯曾同宦官唱和，有‘鱼须’一句，被称为警策之语。臣恐怕外人因此疑惑，反而使圣德受到牵累。陛下如果确实了解徐俯，请姑且按照他应得的官职任命他。”皇帝没有答复。两天后，言官弹劾程俱此前弃守秀州城，程俱被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了很久，授徽猷阁待制。程俱晚年患风痹病。秦桧推荐他主管史事，授提举万寿观、实录院修撰，并允许免除朝参，程俱竭力辞谢，不肯赴任。去世时六十七岁。程俱任中书舍人时，诏令下达后如果有内心不安的地方，必定反复陈说，一点也不畏惧回避。他写文章典雅宏大而深奥，受到世人称赞。张嵲，字巨山，襄阳人。宣和三年，在上舍选试中考中。调任唐州方城县尉，改任房州司刑曹。刘子羽向川、陕宣抚使张浚推荐他，张浚征召他任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因母亲生病，他离职回家。绍兴五年，张嵲被召见，进奏说：“去年冬天以来，金人深入我国境内，王师屡次取胜，金人一旦连夜逃遁，是金人自己有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国侥幸取胜。如今士气稍稍振作，应乘着锐气使用军队，当然没有不可；但军队疲惫、百姓劳苦，如果立即图谋进取，似乎还不能仓促实行。臣私下认为，今天的计策应当修筑坞堡来守卫淮南，兴办屯田作为长期戍守的物资，准备船只来阻挡长江的险要，以我方的稳定持久等待敌方的变化。况且荆州、襄阳、寿春都是古代重镇，敌人侵扰，多从这些道路而来。希望迅速选择良将和精兵，戍守这些地方，以加强上游的形势。”召试后，授秘书省正字。绍兴六年，发生地震。张嵲上奏说：“近年来赋税征敛繁重，征求名目繁多，流离迁徙的人拥挤在沟壑之中，土著百姓也失去了正常的产业。地震这种异常现象，恐怕有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希望陛下深入思考灾变发生的原因，修正政事中的缺失，使百姓获得安定。” 绍兴七年，升任校书郎，兼任史馆校勘；再次升任著作郎。嵲趁着应对进言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形势。蜀地距离朝廷遥远，如今已经一年没有元帅了。蜀地的利害关系，臣略知一二。忠勇之人，让他们抵御外侮还可以；至于安抚治理百姓，却不是他们所能办到的。应当在以前的宰执中，选择能够担当川蜀事务的人委任他。不过，川蜀关系国家利害，非心腹大臣不可；现在最重要的是尽早得到一位贤能的宣抚使。”又说：“自从车驾驻跸吴会以来，似乎未曾把襄阳、荆南放在心上。如今应当赶快选拔有治理和驾驭才能的儒臣，担任两路帅臣，让他们招集流散百姓，发展农桑，修治城墙，作为保卫巩固的依凭，从而进一步加强上游的形势。” 不久，何抡因刊改《神宗实录》获罪，事情牵连到嵲，嵲被外放为福建路转运判官。他上疏大意说：“古代的君主有两种忧患，并不在于拒绝谏言，而在于接受谏言却不能实行；并不在于不知道天下的利害，而在于知道了却不放在心上。陛下渡过长江已经十年，外有强敌之国，内有骄横强悍的军队，下有困苦无依的百姓。进言的人很多了，如今却都认为那些意见陈旧，而另行采纳新奇的说法；任事的人也很多了，如今却都习惯把这种做法当作理所当然，反而去做更加迂阔的事情。这近于接受谏言却不知道采用，知道利害却不知道体恤。现在的计策是，早晚都不懈怠，除了这两件事不要务求别的，几年以后，或许可以有所成就！国家所厌恶的事情，没有比朋党更大的了。如今一个宰相被任用，凡是与他交好的人，不论贤能与否全都任用；一个宰相被罢免，凡是与他交好的人，也不论贤能与否全都驱逐，朋党逐渐形成，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绍兴九年，授任司勋员外郎，兼实录院检讨官。金人背叛盟约，皇上命两省官、卿、监、郎、曹各自起草檄文进呈，唯独采用了嵲所进的檄文，向四方发布。绍兴十年，升任中书舍人，升兼实录院同修撰。他论奏王德收复宿州、亳州两郡后擅自退兵，使岳飞势力孤单，金人因此猖獗；王德被授为承宣使、防御使，为什么应当处罚反而奖赏？嵲封还词头，请求停止已经下达的转官命令。不久，右正言万俟卨弹劾嵲，说他任侍从时荐举任用没有才干的人，以报答私人的恩惠；边境战报刚到，他便托病居家，因此被罢免。不久，起用为知衢州，授敷文阁待制。他处理政务很崇尚严酷，任期届满，请求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得到批准。当时正与金人修好、停止战争，朝廷讨论考察古代礼制文辞的事情，嵲作《中兴复古诗》进献。皇上将要召用他，恰逢背部毒疮发作而死，享年五十三岁。儿子名昌时。韩驹，字子苍，是仙井监人。年轻时便以文章著称。政和初年，因为进献颂文补授假将仕郎，奉召到舍人院考试，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不久因研习苏氏之学获罪，请求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后来任洪州分宁县知县。召回任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韩驹说，国家每年举行祠祭一百一十八次，使用乐舞的有六十二次；旧日撰写的乐章，文辞多有抵牾。于是下诏让三馆士人分别撰写亲祠明堂、圆坛、方泽等乐曲五十多章，其中大多是韩驹所作。

译宣和五年，授秘书少监。宣和六年，升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入宫谢恩。皇上说：“近年以来，撰写制诰的人，赞美时一定过分夸大，贬斥时一定过分丑化，这哪里是王言的体制呢？况且《盘庚》《诰命》都在，难道会像这样吗？”韩驹回答：“如果只是撰写制诰，那么粗通文墨的人都可以担任；先帝设置两省，难道只是让它们办理文书而已吗？”皇上说：“给事中实际掌管封还驳正。”韩驹奏说：“舍人也被允许缴还词头。”皇上说：“从今以后，朝廷事务中有可以论奏的，一概缴还给我。”不久兼任权直学士院，所撰制词简洁稳重，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不久，又因属于乡党、曲意治学获罪，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高宗即位后，韩驹任江州知州。绍兴五年，死于抚州。进一官阶后退休，追赠中奉大夫，并给他的三名亲属遗泽。韩驹曾在许州跟随苏辙学习，评论苏辙的诗作很像储光羲。后来韩驹通过宦官而得到进用，颇被有见识的人鄙薄。儿子韩逊、韩游。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亲朱勃，是绍圣年间的谏官。朱敦儒志向操守高尚纯洁，虽然是平民，却受到朝廷内外的期望。靖康年间，召他到京师，准备授予学官，朱敦儒推辞说：“麋鹿的性情，自然以闲适旷达为乐，爵禄不是我的愿望。”坚决推辞，回到山中。高宗即位后，下诏荐举民间有才德的人，入选者命中书省策试，再授予官职。于是淮西部使者说朱敦儒有文武才干，朝廷召他入仕，朱敦儒又推辞。后来为避战乱寄居南雄州，张浚奏请他到军前参与谋划，他没有出山。绍兴二年，宣谕使明ＴＹ说朱敦儒深通治国之道，有经世济民的才干，朝廷大臣也多称赞他安静退让。诏授右迪功郎，下令肇庆府敦促他前往行在，朱敦儒不肯接受诏令。他的故友劝他说：“如今天子对隐逸之士侧身而待，想要辅佐宣扬中兴大业；谯定在蜀地被召，苏庠在浙地被召，张自牧在长芦被召，他们无不声名传到京城，风采震动各郡各国。您为什么还要住茅屋、吃粗食，白头老死在山谷中呢！”朱敦儒这才猛然醒悟，出山应召。到达后，命他在便殿对答，他议论明白流畅。皇上很高兴，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不久兼任兵部郎官，升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适逢右谏议大夫汪勃弹劾朱敦儒，说他专门提出异论，并与李光交往。高宗说：“爵禄是用来激励世人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授予爵禄，文臣便可以升到侍从，武臣便可以升到节钺；如果不可以授予，即使最低一级的官命也不应轻易授予。”郭儒于是被罢免。绍兴十九年，朱敦儒上疏请求归乡，皇上准许了。郭儒一向擅长诗歌和乐府，风格婉转秀丽、清新流畅。当时秦桧主持国政，喜欢奖拔任用骚人墨客，以文章粉饰太平；秦桧的儿子秦熺也爱好诗歌，于是先任用朱敦儒的儿子为删定官，又授朱敦儒为鸿胪少卿。秦桧死后，郭儒也被废弃不用。议论此事的人说，朱敦儒年老还怀有舔犊爱子的感情，又畏惧逃亡和驱逐，所以晚年的气节没有保持到底。葛胜仲，字鲁卿，丹阳人。考中绍圣四年进士，调任杭州司理参军。林希推荐他参加学官考试和词科考试，两项都考第一，授兖州教授，入朝任太学正。皇上临幸太学，许多人进献颂文，只有葛胜仲献赋。皇上命中书省评定优劣，葛胜仲列为第一，差遣为提举议历所检讨官，兼宗正丞。当初，朝廷让侍从官提举议历所，到这时却要用郭天信替代，葛胜仲竭力请求罢止此事。逐渐升任礼部员外郎。适逢御史中丞石公弼说：“僖祖原庙增置殿室，违背元丰年间的旧制。”皇上下诏让礼官议论。葛胜仲进言说：“已经给予而又夺回，即使对普通人也很难做到，何况是上天神灵的事情呢！”议论此事的人非难他，贬为歙州休宁县知县；又召回任礼部员外郎，代理国子司业。当时朝廷命令诸生学习雅乐，雅乐演成后，葛胜仲进一官阶，升任太常少卿。宋朝从建隆到治平年间实行的典礼，欧阳修曾搜集编成一书，共一百篇，名为《太常因革礼》。朝廷下诏让葛胜仲续编，他增补为三百卷，诏令收藏在太常寺。建立春宫时，任葛胜仲兼任谕德，葛胜仲作《仁》《孝》《学》三篇论献给太子，又采集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的事迹，每天进讲数件。皇上下诏嘉奖他，调任太府少卿，授国子祭酒，不久任汝州知州。李彦括取民田地，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葛胜仲请求免除不应征括的田地，李彦大怒，弹劾葛胜仲，皇上搁置了他的奏章，改任葛胜仲为湖州知州，不久又调任邓州。朱勔先前索求白雀之类的祥瑞，葛胜仲没有迎合；到这时朱勔便罗织他的过失，葛胜仲被罢职归乡。建炎年间，范宗尹任宰相，凡是先前因依附朋党获罪而被远方贬谪的人，都赦免召回。葛胜仲恢复任湖州知州。当时群盗横行，声势震动各郡，葛胜仲修筑城郭，制造战舰，检阅士卒，盗贼知道已有防备，便退走了。那年发生大饥荒，他打开官府粮仓赈济百姓，百姓依靠这些得以度过灾荒。绍兴元年，请求奉祠归乡。绍兴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文康。儿子葛立方，官至侍从。孙子葛邲，任右相，另有传记。熊克，字子复，建宁府建阳县人，是御史大夫熊博的后代。他将要出生时，有翠羽雀飞来，停卧在屋内。熊克幼年便聪颖出众，长大后好学，擅长撰写文章，郡博士胡宪很器重他，说：“你的学问比年龄老成，将来应当凭文章显达。”绍兴年间考中进士，任绍兴府诸暨县知县。越州帅臣催促赋税很急，各县大都督促百姓缴纳以应付，熊克说：“宁可让我获罪，也不忍心使我的百姓困苦。”后来府中派幕僚巡视察看赋税有无亏欠，当时正逢不下雨，熊克面对他哭泣说：“这是催租的时候吗！”部使者芮辉巡视各县来到他的辖境，对熊克说：“以前只知道您有文才，今天才见到古代的好官。”便上表推荐他，熊克入朝任提辖文思院。熊克曾经把文章献给曾觌，曾觌拿给孝宗看，孝宗很喜欢，宫中拿出御笔，授熊克直学士院。宰相赵雄非常惊异，趁机上奏说：“翰林院是清要的选任，熊克只是小臣，没有经过论荐便得到此职，无法使众议信服。请由朝廷召他考试，然后再任用。”皇上说：“好。”于是改授熊克校书郎，逐步升任学士院权直。皇上在选德殿召见并告诫他说：“你撰写制诰很精工，而且合乎体制；从今以后，闲暇时可以来谈论治国之道。”

译熊克自认为受到皇上知遇，多次上奏论事。他曾说：“金人虽然讲和，却不能保证以后仍然如此。如今应当把讲和作为防守，把防守作为进攻。在和好时，要做好防守的准备，他们不能禁止我们这样做。边防准备充实以后，金人万一猖獗进犯，一定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好处；即使退兵后乘我不备，理亏的一方也不在我们。况且今天的防守，没有比淮东更重要的。金人进犯淮西，要背负粮食随军，势必困难；如果进犯淮东，清河的粮船可以直下，容易得多。既然这样，防守淮河的策略，应以垦田、修筑堤堰、训练民兵为先。援助淮东的策略，不如就在江阴建立水军，缓急时可以互相呼应。不过突然建立一支军队，恐怕引起敌人疑心，应当假托江海航道上商贾往来冲要之地多有抢掠，设置一名巡检加以警戒督察；从此每年增加兵力，不出十年，便会暗中形成一支军队。中兴之时，不担心军队不能使用，而担心将领的权力难以收回。今天的弊病，不担心将领不能驾驭军队，而担心军心容易动摇。从前各位大将把士卒像家人一样抚爱；自从罢去诸将兵权，御前主帅更替无常，军中专卖物资的利益，本来用来供养士卒的，如今都转而成为贿赂之物了，又从剩余财物中剥取来资助它，这难道不会引起怨恨吗！” 应当严格告诫将帅，不要放纵部下搜刮剥削。”皇帝赞许他有志向，召他起草明堂赦书。熊克说：“两浙接连发生饥荒，蝗灾又将兴起，赦文不应当用华饰的言辞。”皇帝赞许他懂得体制。授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因言官进言而出任台州知州，后来奉祠。熊克博闻强记，从年轻到老年，除了著述之外没有其他嗜好。他尤其熟悉宋朝典故，有人询问时，回答得像回声一样迅速。他家一向俭朴，即使显贵后也没有改变；旧居低矮简陋，门口连车轮的痕迹都容不下。即使部使者、郡守来到，也一定下车后才进入。他曾爱惜临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苦于没有送嫁的资财；恰逢熊克起草制书获得赐金，便把这些钱送给王克勤，人们称赞他清廉耿介。熊克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张即之，字温夫，是参知政事张孝伯的儿子。因父亲恩荫授承务郎，在铨选中任两浙转运司进士举，历任监平江府粮料院。遭父丧，服丧期满，任监临安府楼店务。遭母丧，服丧期满，任监临安府龙山税、宁国府城下酒曲务，签书荆门军判官厅公事，乌程县丞，特差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提领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事，添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行在检点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监尚书六部门，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扬州，改任镇江，又改任嘉兴；任将作监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知嘉兴，尚未赴任，因言官进言被罢职；请求奉祠，主管云台观，以年老告退，特授直秘阁退休。宝祐四年，制置使余晦进入蜀地，以谗言弹劾阆州知州王惟忠。于是削夺王惟忠五级官阶，没收他的财产，下交诏狱拷打逼取诬服，按罪判处弃市。王惟忠临刑时对朋友陈大方说：“我死后一定要向上天申诉。”连续七次挥刀都没有砍断他的头，鲜血反而向上倒流。张即之虽然闲居，仍写信向淮东制置使贾似道说，请他抚恤王惟忠留下的孤儿；又让堂孙张士倩娶王惟忠的孤女。不久，贾似道入朝为相，中书舍人常挺把这件事改换说法加以弹劾。景定元年，归还王惟忠的首级和尸体，依照礼制改葬，恢复金坛的田产，许多事情是张即之倡议的。张即之以擅长书法闻名天下，金人尤其珍爱他的书法作品。王惟忠字肖尊，是庆元府鄞县人，嘉定十三年进士。赵蕃，字昌父，他的祖先是郑州人。建炎初年，祖父赵旸以秘书少监出任提点坑冶，寄居在信州玉山县。赵蕃因赵旸退休所获恩荫，补授州文学。调任浮梁县尉、连江县主簿，都没有赴任。后来任太和县主簿，受到杨万里的知遇。调任辰州司理参军时，他与郡守争论案件，因此被罢职，人们认为赵蕃正直。起初，赵蕃向刘清之学习；刘清之任衡州知州时，赵蕃请求监安仁赡军酒库，借此完成学业。等到了衡州，刘清之已经罢职，赵蕃便请求奉祠，跟随刘清之归乡。后来真德秀把这件事写入《国史》，说：“赵蕃在对待老师朋友方面就是这样，难道会辜负国家吗！”赵蕃居家时，连续三十一次被考核为祠官。理宗即位，以太社令的职位与刘宰一同召用，他不接受；朝廷特改授奉议郎、直秘阁，他又推辞。后来奉祠，获准退休，转任承议郎，仍任直秘阁。去世时，享年八十七岁。赵蕃五十岁时，还向朱熹求学。年老以后，仍忧虑人生末路艰难，便把居所命名为“难斋”。赵蕃天性宽厚平和，与人相处快乐和易，但刚正耿介、不可改变。丞相周必大与赵蕃交情深厚，多次加以引荐，赵蕃始终不接受。刘宰说：“这是文献世家中遵守典范的人物，巍然独存，仍能用来寄托学者希望的，只有赵蕃一人。”信州知州吴旂请求录用赵蕃的后代，诏令他的儿子赵遂补授上州文学，赵遂也竭力推辞。又诏令授赵蕃承务郎退休，并给他的一个儿子恩泽。景定三年，秘阁修撰郑协等请求为他议定谥号，于是谥为文节。列传第二百五十五《忠义一》。康保裔、马遂、董元亨、曹觐、孔宗旦、赵师旦、苏缄、秦传序、詹良臣、江仲明、李若水、刘韐、傅察、杨震、父宗闵、张克戬、张确、朱昭、史抗、孙益。士大夫的忠义之气，到五代时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宋朝刚刚兴起时，范质、王溥尚且留有遗憾，何况其他人呢！太祖首先褒奖韩通，随后表彰卫融，足以表明他的意向。此后西北边疆的将领，勇于与敌人死战，往往无所畏惧。真宗、仁宗时期，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贤臣，以直言正论在朝廷倡导，于是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懂得以名节相互推重，以廉耻相互勉励，完全革除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时，有志之士挥袖而起，出兵勤王，面对危难不屈服的，到处都有。到了宋朝灭亡时，忠臣节士前后相接，事迹清楚可书；匡正、辅弼、扶助君主的功业，大概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

译奉诏修撰三史时，召集儒臣讨论编纂凡例，前代忠义之士都得到直书而不加避讳。不过，死于节义和死于战事，应当有所区别：如果把敌王所痛恨的事情当作自己的愤恨，勇往直前；或者奉命出使边疆，或者接受职任守卫土地，或者任闲职居家，因感激而奔赴义举，虽然处境不同，但论其献出生命、殉守气节，至死不改，这些都是忠义中最高的一等。若胜负无常，陷于敌手被俘，或者慷慨赴死，或者审察义理后自裁，这属于次一等。若仓促间遭遇灾难，死于乱兵，虽然似乎有损勇气，但终究不同于苟且偷生；何况国家灭亡、家族破亡，君主受辱、臣子赴死，即使功业没有成功，志向仍有值得崇尚之处呢！至于世道变乱、相继沉沦，毁弃名迹而隐遁，仍能坚守贞节、保全最初的志向，这又是其次一等吧！至于平民发表危急直言，触犯君主的禁忌，志在保卫国家，哪里顾得上自身；以及乡里的英杰、方外的俊杰，鼓起勇气践行义举，他们的死同样值得尊重。按类别附列，从而确定等级次序，编成《忠义传》。康保裔，河南洛阳人。祖父康志忠，后唐长兴年间，征讨王都时战死。父亲康再遇，任龙捷指挥使，跟随太祖征讨李筠，又战死。康保裔在后周时多次建立战功，任东班押班；康再遇阵亡后，诏令康保裔代替父亲的职务，跟随石守信攻破泽州。第二年，攻打河东的广阳，俘获一千多人。开宝年间，又跟随各将领在石岭关击败契丹，屡次升任日骑都虞候，改任龙卫指挥使，兼任登州刺史。端拱初年，授淄州团练使，调任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不久任代州知州，调深州，又调高阳关副都部署，随即加任侍卫马军都虞候，兼任凉州观察使。真宗即位，召回朝廷，因为他的母亲年老而勤于奉养，赐给他上等酒、茶和米。不久兼任彰国军节度使，出任并代都部署，调任天雄军知军；并州、代州的官员联名上表请求留用他，诏令嘉奖，又任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军大举入侵，各将领在河间与其交战，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恰逢天黑，约定第二天早晨交战。天将亮时，契丹军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左右部下劝他更换铠甲，骑马突围出去，康保裔说：“面对危难不能苟且求免。”于是决战。战斗两天，敌我死伤很多，践踏出的尘土有二尺深；兵器用尽，箭也射完，援军没有到达，于是康保裔战死。当时皇帝车驾驻在大名，听到消息后震惊悲痛，停止上朝两天，追赠康保裔为侍中。任命他的儿子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继彬为洛苑使，继明为内园副使，小儿子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子惟一为将作监主簿。继英等人捧着诏书进宫谢恩，说：“臣父不能取胜而死，陛下不因他的罪过而牵连家属，已经是我们的幸运；如今我们反而承受了非同寻常的恩典！”于是悲伤流泪，伏在地上不能起身。皇上悲悯地说：“你们的父亲为国事而死，追赠和赏赐的典礼，本来就应当加厚。”又回头对左右说：“康保裔的父亲、祖父都死在疆场，他本人又战死，一门世代都有忠节，实在值得深深嘉许。”康保裔的母亲当时八十四岁，皇帝派使者慰问，赐白金五十两，封为陈国太夫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也追封为河东郡夫人。康保裔谨慎厚道，喜爱宾客，善于骑射，射飞禽走兽没有不中的。他曾手握三十支箭，拉满弓连续射出，箭杆和箭镞相接连着坠落，人们都佩服他的技艺精妙。他多次经历战阵，身上负伤七十处。曾借用公家几十万钱犒劳军队；他死后，亲信属吏卖掉他的器物玩好来偿还，皇上知道后，又厚加赏赐。继英官至左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治军严明，抚恤宗族却很厚重；他死时，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康保裔与契丹激战时，援兵没有到达。只有张凝以高阳关路铃辖的身份率先锋，李重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的身份率军策应。他们遇到契丹军并交战，康保裔被敌军包围，李重贵和张凝前往救援，腹背受敌，从申时一直奋战到寅时，敌军才退去。当时各将领大多丧失所部，只有李重贵、张凝保全军队返回驻地。张凝提议上报将士功劳，李重贵叹息说：“大将已经陷没，我们却计算功劳，还有什么脸面呢？”皇上听说后嘉奖了他。李重贵官至郑州知州，兼任播州防御使，改任左羽林军大将军退休。张凝加任殿前都虞候，去世后追赠彰德军节度使。马遂，开封人。起初隶属龙卫军，补任散直，改任三班奉职，担任北京指使。听说王则反叛，半夜里大声呼喊，早晨起来到留守贾昌朝那里请求出兵攻贼。贾昌朝于是让他拿着榜文进入贝州招降，王则穿着盛装接见他，马遂向他说明祸福，王则却不回答。马遂想杀王则，但身边没有随带兵器。当时张得一在旁边，马遂想让他帮助自己，便用眼示意张得一，张得一却不动。马遂奋起，扔杯子击打王则，扼住他的喉咙，把他驱赶得流血，但左右的人始终没有来帮助他。贼党聚集刀刃大声喧嚷而来，砍断马遂一条手臂，他仍然骂王则说：“妖贼，只恨不能把你斩成万段！”贼人把马遂捆在厅事前，肢解了他。王则仓促间被驱赶，惊骇受伤，过了几天才起身。事情上报后，仁宗长久叹息，追赠马遂为宫苑使，封他的妻子为旌忠县君，赐给冠帔，授予他的五个儿子官职。后来捕获杀害马遂的骁捷军士卒石庆，便让石庆的儿子剖开他的心来祭奠马遂。董元亨，深州束鹿人。历任官职升至国子博士、贝州通判。王则占据城池反叛，这天正值冬至，董元亨正与州将张得一到天庆观朝拜，夜间漏刻尚未结束，突然发生变乱，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办。董元亨催马驰回，坐在厅事中；十多个贼党披甲露刃，推门闯入，左右的人全都奔逃溃散。贼人威胁董元亨说：“大王派我们来索取军资库的钥匙。”董元亨按住案几斥责说：“大王是谁？妖贼竟敢动用武力吗！我只有一死，钥匙绝不可能给你们。”贼将郝用随后赶来，索要得更加急迫，说：“库中的钱帛，今天都是大王所有，难道还不交出钥匙吗！”董元亨厉声瞪眼骂贼，郝用便杀了他。贼人争相闯入，拿着钥匙离去。事情上报，仁宗说：“这是守法之臣。”追赠太常少卿，录用他的三个子孙。叛贼平定后，捕获郝用，将他斩首祭奠董元亨。

译曹觐，字仲宾，是曹修礼的儿子。他的叔父曹修古去世而没有儿子，天章阁待制杜杞向朝廷进言，授曹觐建州司户参军，使他承继曹修古之后。皇祐年间，以太子中舍任封州知州。侬智高反叛，攻陷邕管，向广州进军。行军到封州时，州中百姓从未经历过战争，士卒只有一百人，不能承担战斗，又没有城墙护守。有人劝曹觐逃走，曹觐严肃地斥责说：“我是守土之臣，只有一死而已。谁敢说逃避贼人，就杀谁。”他命都监陈晔率兵迎击贼军，封川县令率乡丁、弓手随后进攻。贼军多达官军数百倍，陈晔的军队败退，乡丁也溃散。曹觐率领随从士卒决战不能取胜，被贼军俘获。贼人告诫不要杀他，揪住他让他下拜，并诱惑说：“跟从我，可以得到美官，把兵权交给你，还把女儿嫁给你。”曹觐不肯下拜，还骂道：“臣子只有面向北方拜天子，我难道要跟随你苟且偷生吗！赶快杀我，就是我的幸运。”贼人仍不忍杀他，把他迁置到船中。曹觐两天不吃东西，取出怀中的印章交给随从说：“我将要死了，你应当寻找间道把这个交给上官。”贼人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便杀害了他。直到死前，他一直不停地辱骂贼人；贼人把尸体投入江中，当时三十五岁。事情上报后，追赠太常少卿，录用他的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刘氏为躲避贼人死在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赐冠帔。又追赠曹修古为尚书工部侍郎，封曹修古的妻子陈氏为颍川郡君。侬智高反叛时，乘岭南没有防备，各州县官吏往往望风逃窜，因此贼军所到之处便立即攻下，只有曹觐与孔宗旦、赵师旦能够以死坚守。后来田瑜任广南安抚使，便在封州为曹觐建立祠庙。孔宗旦，鲁国人，任邕州司户参军。侬智高尚未反叛时，州中有白气从庭院升起，江水泛滥，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的征兆，推测侬智高一定会反叛，便写信告诉知州陈珙，陈珙不听。后来侬智高攻破横州，孔宗旦把自己的亲属装载在车上送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守土，不能离开；不要让我们一起死。”后来邕州被攻破，他被俘，贼人想任用他做事，孔宗旦斥骂贼人，又大声辱骂，终于被杀害。起初，孔宗旦任职京东，与李师道、徐程、尚同等四人只是监司的耳目，被称为“四瞠”，人们大多厌恶他们；后来孔宗旦竟能建立这样的气节。知袁州祖无择把这件事上报，追赠太子中允。赵师旦，字潜叔，是枢密副使赵稹的堂侄。容貌俊美，身高六尺。年轻时颇读书史，尤其专心研究刑名之学。因赵稹的恩荫，试任将作监主簿，逐步升任宁海军节度推官。任江山县知县时，断案治理都亲自处理，属吏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一文钱；遗弃在道路上的东西，也没有人敢取。因荐举改任大理寺丞、彭城县知县，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调任康州知州。侬智高攻破邕州，顺流向东进军。赵师旦派人侦察贼情，侦察者回来报告说：“各州守臣都弃城逃走了！”赵师旦斥责说：“你也想让我逃走吗？”于是大规模搜捕，抓到三个间谍，斩首示众。但这时贼军已经逼近城下，赵师旦只有三百士兵，仍打开城门迎战，杀死几十人。恰逢天黑，贼军稍稍退却，赵师旦对妻子说，取出州印佩在身上，让妻子背着孩子藏起来，说：“明天贼军一定大举到来，我知道敌不过，但不能离开；你留下来，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于是与监押马贵率领士卒坚守州城。赵师旦叫马贵吃饭，马贵吃不下，赵师旦却像平常一样独自吃饱；到了夜里，马贵躺卧不安，赵师旦却在内室大声打鼾。天将亮时，贼军攻城更加急迫，左右请他暂时躲避，赵师旦说：“战死和被杀死，哪一种更好？”众人都说：“愿意为国家而死。”直到城破，没有一人逃跑。箭射尽后，赵师旦与马贵一起返回，占据正堂坐下。侬智高指挥士兵击鼓喧嚣，争着闯入，威胁赵师旦；赵师旦大骂说：“饿獠，朝廷有什么事对不起你，竟敢反叛！天子只要派一队士兵，你就会一个同党也不剩。”侬智高大怒，把赵师旦和马贵一同杀害。贼军离去后，州人替赵师旦建立祠庙。事情平定后，追赠赵师旦为光禄少卿，赐他的母亲王氏长安县太君冠帔，录用他的子弟以及堂侄三人。赵师旦遇害时，享年四十二岁。灵柩经过江山县时，江山县百姓迎接赵师旦的丧柩，在道路上哭泣祭奠，连续数百里不断。同时有一个叫王从政的人，以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的身份，在太平场与侬智高交战，被俘后不停地辱骂贼人，贼人甚至用沸水浇他，他最终不屈而死。追赠信州刺史，录用他的两个孙子。苏缄，字宣甫，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调任广州南海县主簿。广州管辖外国商船，每当有商船到来，就选择官员查验并核实其财产。商人都是豪门大姓，习惯以宾客之礼拜见主管官员；苏缄被选派前往时，商人樊氏却登上台阶坐到席位上，苏缄责问并杖打了他。樊氏向州府申诉，州府召来斥责苏缄，苏缄说：“主簿虽然官位低，也是县级官员；商人虽然富有，也是辖区百姓。县官杖打辖区百姓，有什么不可以？”州府无法责问他。第二次调任阳武县尉时，大盗李囊橐掠夺百姓，负责捕盗的官员没有人能抓到他。苏缄查访得知他的藏身处，聚集众人进行大搜捕，放火烧毁旁边的房屋来逼迫他。李囊橐从里面逃出，苏缄骑马追赶，斩下他的首级送到府中。府尹贾昌朝惊叹说：“读书人竟然这样轻视生命吗！”苏缄多次升任秘书丞，任英州知州。侬智高围攻广州，苏缄说：“广州是我们的都府，而且距离本州很近；如今城池危在旦夕却不去救援，不合义理。”于是招募数千士兵，把官印交给提点刑狱鲍轲，连夜赶赴危难之地，在距离广州二十里处停下扎营。广州人黄师宓陷在贼军中，成为他们的谋主，苏缄擒获并斩杀了他的父亲。许多无赖趁机结伙为盗，苏缄又捕杀六十多人，招抚其中被牵连误入者六千八百人，使他们恢复原业。贼军势力受挫，将要撤走；苏缄分兵先截断他们的归路，铺设槎木绵延四十里。贼军到达后无法前进，于是绕行数舍，渡过江，从连州、贺州向西撤退。苏缄与贼军交战，杀伤敌人很多，缴获了他们掠夺的全部财物。当时各将领都被罢职，只有苏缄有功，仁宗很高兴，改授供备库副使、广东都监，掌管两路兵甲，派中使赐朝衣、金带。苏缄追袭贼军直到邕州，大将陈曙因违反军法被诛杀，苏缄也被贬为房州司马。后来复任著作佐郎，监越州税十多年，才恢复为副使。任廉州知州时，房屋多用茅草竹子建造；戍卒杨禧醉酒烧毁营舍，火势蔓延烧毁民房，又趁机盗窃，苏缄在市集上将他杀死，因此获罪贬为潭州都监。不久任鼎州知州。

译熙宁初年，升任如京使、广东铃辖。熙宁四年，交阯谋划入侵，任苏缄为皇城使、邕州知州。苏缄侦察得到确切情况，写信送给桂州知州沈起，沈起没有放在心上。等刘彝替代沈起后，苏缄写信给刘彝，请他停止正在实行的措施。刘彝不听，反而发公文责备苏缄阻挠议论，命令他不得擅自进言。熙宁八年，蛮人果然入侵，号称八万人，攻陷钦州、廉州，攻破邕州四座寨堡。苏缄听说敌人到来，检阅州兵，得到二千八百人；召集僚吏和郡中有才能的人，授给他们作战方略，编定队伍，让他们分区防守。百姓惊恐震动，四处逃散，苏缄把官府钱财和私人收藏全部拿出来给他们看，说：“我们的兵器已经齐备，储藏聚集的物资也不缺。如今贼军已经逼近城下，应当坚守来等待外援。如果有一个人抬脚逃跑，众人的心就会动摇。希望你们听从我的话，谁敢越界逃跑，就杀死他的妻子儿女。”有个大校翟绩偷偷出逃，苏缄斩杀他示众，因此上下都屏息畏惧。苏缄的儿子苏子元任桂州司户，因公事带妻儿来探望父亲，正想返回时敌寇到来。苏缄想到不能让每家每户都知道实情，否则一定会因为郡守的家属出城而引起动摇，于是只派苏子元一人离开，留下他的妻儿。苏缄选派勇士驾船逆流迎战，斩杀蛮人首领两人。邕州被围后，苏缄日夜慰劳士卒，发射神臂弓射击贼军，杀死了很多敌人。苏缄起初向刘彝请求救援，刘彝派将领张守节救援，张守节却逗留不前。苏缄又写蜡封书信向提点刑狱宋球告急，宋球得到书信后惊骇哭泣，督促张守节进兵。张守节惊慌恐惧，仓促移屯大夹岭，回头守卫昆仑关，突然遇到贼军，来不及列阵，全军覆没。蛮人俘获北方军士，知道他们善于攻城，便用利益诱使他们制造云梯，又挖掘攻城濠的洞子，外面蒙上华丽布帛，苏缄把这些全部烧毁。蛮人的计策已经用尽，将要撤退；但他们得知外援不会到来，有人教贼军把土袋堆靠在城墙上，片刻之间堆得高达数丈，蛮人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城池于是陷落。苏缄仍带领受伤的士卒骑马驰战，战斗更加猛烈，但力量不敌，于是说：“我按义理不能死在贼人手中。”急忙返回州治，杀死家属三十六人，将他们藏在坑中，放火自焚。蛮人到来寻找尸体，却一个也没有找到；他们屠杀郡中百姓五万多人，每一百人堆成一堆，共有五百八十多堆，又毁坏三州城墙，把土石填入江中。邕州被围四十二天，粮食吃尽，泉水干涸，人们饮用浸泡麻的水来解渴，许多人患痢疾，互相枕藉而死；然而始终没有一人叛变。苏缄痛恨沈起、刘彝招致敌寇，又不救援患难，想上疏论奏他们。适逢道路阻塞不通，便把他们的罪状张贴在市集上，希望朝廷能够听闻。神宗听说苏缄战死，叹息哀悼，追赠奉国军节度使，谥号忠勇，赐都城甲第五所、乡里上等田十顷，允许他的家人自行选择。任命他的儿子苏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召见应对，对他说：“邕管依靠你父亲守卫防御，假如像钦州、廉州那样被攻破，那么贼人乘胜奔突，桂州、象州也都无法保全。过去张巡、许远凭睢阳屏障遮护江淮，和你父亲相比，也不能超过他。”改授苏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孙子广渊、直温，都与苏缄一同战死，也都受到褒奖追赠。沈起和刘彝都因这件事获罪贬官。苏缄死后，交阯人谋划进犯桂州，行军数舍，士卒看见北方有大军前来，喊道：“苏皇城带兵来报仇了。”交阯人害怕而撤退。邕州人为苏缄建立祠堂，元祐年间赐额“怀忠”。秦传序，江宁人。淳化五年，充任夔峡巡检使。李顺叛乱时，贼军突然到来，进逼夔州城下。传序督率士卒日夜拒战，登城防守已经很久，形势日益危急，长吏都逃窜投降了贼军。传序对士卒说：“我是监军，竭尽全力以死守城，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苟且逃命呢！” 城中缺少粮食，传序拿出自己的财物、衣服和玩物，全部买酒肉来犒劳士卒，安慰勉励他们，众人都感动得流泪，奋力作战。传序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能抵抗，于是写蜡封书信，派人从小路上报说：“臣将竭尽死力，发誓不向贼人投降。” 城池被攻破，传序投火而死。传序的家属寄居在荆湖一带，儿子秦奭逆峡而上寻找父亲的尸体，溺水而死。人们认为，传序因忠而死，儿子因孝而死。奏报送到后，太宗长久叹息悲悯，录用传序的次子秦煦为殿直，赐给他家钱十万。秦煦去世后，又任用秦煦的弟弟秦昉为三班奉职。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考中进士但未及第，因恩荫得到官职，调任缙云县尉。方腊起兵后，他的党羽洪再侵犯处州，知州和通判都弃城逃走。又有一个叫霍成富的其他盗贼，使用方腊的年号，在缙云抢掠。良臣说：“捕盗是县尉的职责，即使不能取胜，难道还敢吝惜性命吗？”于是率领几十名弓兵出城抵御，被贼军擒住。霍成富诱使他投降，良臣说：“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求取生路，反而想让我投降吗！从前李顺在蜀地反叛，王伦在淮南反叛，王则在贝州反叛，结果身首异处，妻子也因与他们同恶，不论老幼全都被杀。早晚官军一到，你们的肉就要拿去喂狗和老鼠了。”贼人发怒，把他的肉割成小块，强迫他自己吞食。良臣一边吐出肉一边辱骂，直到死去骂声也没有停止。看见的人都掩面流泪，当时他七十二岁。徽宗听说后为他悲伤，追赠通直郎，授予他的子孙二人官职。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年间盗贼作乱，他带着老母亲逃到山涧中，突然在东城山冈遇到盗贼。盗贼逼他投降，仲明认为这样会受辱，奋起辱骂贼人，最终被杀。丞相吕赜浩作诔文悼念他。有个叫蒋煜的人，是台州仙居人，颇有文学才华。盗贼想把女儿嫁给他，蒋煜拒绝了；盗贼威胁他行拜礼，他也不服从。盗贼说：“我要杀了你！”蒋煜伸长脖子迎向刀刃，骂声不断，直到被杀。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原名若冰。以太学生身份考中进士，调任元城县尉、平阳府司录。考试担任学官名列第一，任济南教授，授太学博士。蔡京后来再次任宰相，其子蔡绦掌权，李邦彦心中不平，想以称病为由辞职离去。若水对他说：“大臣应当用正道侍奉君主，不可行就停止，为什么不在皇帝面前作出决定，使去留的道义昭示天下？难道可以默默地借口有病退职，让天下人讥笑为尸位素餐吗？”又说：“积累的弊病已经很久，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实在困难。制定裁减措施而国家用度仍不充足，减少科税徭役而百姓的力量仍然困乏，权贵受到压制反而更加横暴，官员队伍泛滥却没有得到澄清。如今正应设置驿站访求贤才，安排坐榻等待士人，采纳他们的一技之长和深远见识，以振兴治国功业。”他一共列举十几条意见，都深刻切中当时的弊病，李邦彦很不高兴。

译靖康元年，任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去世，按照旧例，天子应当穿丧服并举行哀悼。若水说：“高俅凭借宠幸成为权臣，破坏军政，导致金人长驱直入，他的罪行应当与童贯等人相同。如今能够保全首级而死，尚且应当追削官职品秩，表示朝廷和众人都抛弃他；可是有关官署沿袭旧例，想给他加以隆重的礼仪，这不是平息公众议论的办法。”奏章上了两次，皇帝才停止此事。钦宗将要派使者前往金国，商议用赋税收入赎回三镇，下诏选举可以出使的人，若水也在候选之中。皇帝召见答对，赐给他现在这个名字，升任著作佐郎。他作为使者，在云中会见粘罕。刚回来，金兵已经南下；朝廷又让他以徽猷阁学士的身份，作为副使随冯澥前往。刚走到中牟，守卫黄河的士兵互相惊慌，说金兵到了；左右侍从谋划从小路逃走，冯澥问“怎么办”，若水说：“戍卒因为害怕敌人而溃逃，我们怎么能效法他们？现在正是只有死战而已。”于是下令，敢说退兵的人斩首，众人这才安定下来。出发以后，若水接连上奏，说明和议一定不能协调成功，应当加强守备。到达怀州时，遇到负责接待的萧庆，金人把他扣押并带着一起回来。到了都城门口，金人把若水拘禁在冲虚观，只让萧庆和冯澥进去。后来双方商议的事情大多没有被金人接受，粘罕急忙攻城，若水进去见皇帝，把粘罕的话告诉他，皇帝命令何▯出行。何▯回来后说，两人想与上皇相见，皇帝说：“我应当亲自去。”第二天皇帝驾临金营，金人履行了信用，他才回来。皇帝提升若水为礼部尚书，若水坚决推辞。皇帝说：“学士与尚书属于同一班列，何必推辞？”若水请求不止，皇帝于是改任他为吏部侍郎。靖康二年，金人再次邀请皇帝到郊外，皇帝显得非常为难，若水认为没有其他忧虑，便随从皇帝前往。金人的计划中途发生变化，逼迫皇帝更换服装，若水抱住皇帝哭泣，辱骂金人为狗一样的东西。金人把他拖出去，打得脸面破裂，他因气息阻塞倒在地上，众人都散开了，只留下几十名铁骑看守。粘罕下令：“一定要让李侍郎平安无事。”若水坚决不进食，有人劝他说：“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了。您昨天虽然说了那些话，国相心里并没有发怒；今天顺从，明天就能富贵。”若水叹息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若水难道能有两个君主吗？”他的仆人也来安慰他说：“您的父母年纪都很大，您如果稍微屈服，也希望能有一次回去拜见他们。”若水斥责他说：“我不再顾念家人了！忠臣侍奉君主，只有死，没有第二条路。不过我的双亲年老，你回去后不要急着告诉他们，让兄弟们慢慢说明就可以了。” 过了十多天，粘罕召他来商议事情，并询问他不肯拥立异姓之君的情况。若水说：“上皇为百姓考虑，归罪自己而退位传给皇帝；当今皇帝仁慈孝顺，慈爱节俭，没有过错，怎么可以轻率地议论废立？”粘罕指责宋朝不守信用，若水说：“如果把不守信用当作过错，那么您尤其严重。”他逐一列举粘罕的五件罪行，说：“你像野猪和长蛇一样，是一个十足的大贼，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粘罕命人把他拥出去，他回头辱骂得更加厉害。到了郊坛下面，他对仆人谢宁说：“我为国家而死，是职责所在；只是怎么能连累你们这些人呢！”他又不停地辱骂，监军的人把他的嘴打破，他吐着血，骂得更加激烈，最后金人用刀割断他的脖子和舌头，他才死去，享年三十五岁。谢宁得以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全部说出。高宗即位后，下诏说：“若水忠义的节操，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已经传到我的耳中，我为此流泪哭泣。”特意追赠观文殿学士，谥号为忠愍。他死后，有从北方逃回的人说：“金人相互谈论说：‘辽国灭亡时，为守义而死的有十几个人，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他临死没有恐惧的神色，作歌诗而死，说：‘抬头问苍天啊，苍天最终没有回答；忠臣献身而死啊，死又有什么过错？’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 刘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考中进士，调任丰城县尉、陇城县令。王厚镇守熙州时，征召他任狄道县令，并提举陕西平货司。黄河、湟水一带驻军很多，粮食供应不上，刘韐招来各部族酋长，拿出金帛换取粮食，就地供给军队，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于是任转运使，升为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刘法战死后，西夏人进攻震武。刘韐代理鄜延帅，出动奇兵袭击西夏军，解除了震武的包围。西夏人派人来说，愿意归顺并认罪道歉，众人都认为这是欺诈。刘韐说：“战争已经持续多年，中原尚且支撑不住，何况小国呢？他们虽然刚刚取胜，但军队也很疲惫，害怕我们再次出兵，所以归顺来求得自身安定，这是真实情况。”他秘密上奏报告，诏令准许。西夏使者过了约定期限还没有到，各将领说西夏果然是欺诈，请求集合军队乘机进攻。刘韐说：“越过边境来赴约，可能另有原因。”后来再次来请的人到了，刘韐告诫说：“朝廷正在进行讨伐，我替你们请求宽免，不要像从前那样索取岁币、越过边境，以招来朝廷的威怒。”西夏人听从命令，从此西部边境安定下来。刘韐请求回到东部，授任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起用为越州知州，鉴湖被百姓侵占耕种，官府于是征收那里的租税，每年有二万斛。政和年间，鉴湖干涸被改作田地，租税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划归中宫应奉，租税太重而催索严厉，百姓多逃亡。先前还命令邻近各户代为赔偿，百姓苦不堪言，刘韐请求后予以免除。方腊攻陷衢州、婺州，越州大为震动，官吏全都逃走，有人准备船只请他离开。刘韐说：“我作为郡守，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他不为所动，反而更加严格地加强战守准备。盗贼来到城下，他出兵将其击败，授任述古殿直学士，召为河北、河东宣抚参谋官。

译当时边臣说，燕地百姓希望归附宋朝，童贯、蔡攸正要出兵，而种师道的军队已经溃败。刘韐认为这份警报不真实，去见种师道商议军务。种师道说：“契丹的兵势仍然强盛，而燕地人没有响应的，恐怕是边臣虚妄欺骗，误了国家大事。”刘韐立即快马报告童贯、蔡攸，请求收兵回师。又论说燕地、蓟地不可以取得；即使取得，驻兵和运输粮饷的费用也没有限度，必然使中原陷入更深的困困境。回军途中驻扎在莫州，恰逢郭药师以涿州投降，于是再次出兵，因刘韐的意见不同，调任真定府知府。郭药师入朝后，刘韐秘密上奏请求把他留下，没有得到答复。调任建州知州，改任福州，加官延康殿学士。有人说他经过宫阙时，见御史中丞有所请求，于是他被罢免。起用为荆南知州，河北盗贼起事，又任真定府守臣。首领柴宏本是富裕人家，不能忍受征税搜刮，于是聚众抢掠，杀死巡检和县尉，统制官也战死。刘韐单骑赶赴镇所，派人招抚他，柴宏到来认罪。刘韐请他喝酒，请求授予他官职，并放他的党羽回到乡里，于是一路平定。郭药师请求战马，诏令把河北的战马全部给他，仍然不够，又向百姓征取。刘韐说：“把内地郡县的良马搜空，交给一个投降的将领，不是好办法。”上奏制止了此事。金人已经谋划南下放牧，朝廷正顺从他们的要求索取云中地区。刘韐的间谍探得实情，急忙上报，并暗中整治城防，等待事变。这年冬天，金兵抵达城下，得知城中已有防备，便留下军队在城旁，长驱直入内地。等他们回来时，修治云梯、冲车并设置包围，表示想要进攻；刘韐调发强弩射击他们，金人知道无法威胁城池，于是退去。自从金兵到来，各郡都关闭城门，百姓困顿不堪，只有刘韐让百姓像平日一样砍柴放牧，并按时开关城门。钦宗认为他做得好，授任资政殿学士。当时朝廷已经答应割地贿赂金人，但议论的人迎合士民的愤怒，又议论追击金兵，刘韐认为仓促交战是不对的。这时各将领援救太原，种师中、姚古战败。朝廷任命刘韐为宣抚副使，他到达辽州，招集和组织募兵，得到四万人，与解潜、折可求约定日期一同进军，但两人又相继战败。起初，刘韐派别将贾琼从代州出兵到敌军背后，并答应义军授予爵禄，俘获首领几十人。后来收复五台，听到解潜、折可求战败的消息，便没有继续进军。太原陷落，召他入朝觐见，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宰相阻挠而罢免了他。京城失守后，才派使者到金营。金人命令仆射韩正把他安置在僧舍。韩正说：“国相了解您，现在要任用您了。”刘韐说：“苟且偷生来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我宁可死，也不这样做。”韩正说：“军中正在商议拥立异姓之人，想让您代替正位；还可以让您的家属一起走。与其白白死在这里，不如北上去取得富贵。”刘韐仰天大喊：“竟有这种事吗！”回去写下一张纸说：“金人不认为我是有罪之人，反而认为我是可以任用的人。贞洁的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何况君主忧愁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把顺从当作正道，是妇人的道德，这就是我必死的原因。”他让亲信带回去交给几个儿子。随即沐浴更衣，斟满一杯酒后上吊自尽。燕地人感叹他的忠诚，把他埋葬在寺院西面的山冈上，并在窗壁上到处题字，标明他的墓处。过了八十天才入殓，面色还像活着一样。建炎元年，追赠资政殿大学士，后来谥号为忠显。刘韐庄重、宽厚，与人交往时仿佛有所畏惧；但到了面对大事的时候，就坚决不受动摇。他起初在西州时被童贯赏识，因此始终参与童贯的军务；等到他以忠节而死，议论的人便不再指责他过去的过失了。儿子刘子羽、孙子刘珙，另有传记。傅察，字公晦，孟州济源人，是中书侍郎尧俞的从孙。十八岁考中进士。蔡京任宰相时，听说他的名声，派儿子蔡鯈去见他，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傅察拒绝，没有答应。调任青州司法参军，历任永平、淄川县丞，入朝任太常博士，升任兵部、吏部员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担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当时金将要背弃盟约，而朝廷还不知道。傅察到达燕地，听说金人入侵，有人劝他不要立即前往。傅察说：“我接受使命出发，听到危难却停止，怎么对得起君命？”于是到达韩城镇。金国使者没有来，他在那里停留了几天，金人派几十名骑兵冲进馆舍，强迫他上马。走到边境一带，傅察察觉发生了变故，不肯继续前进，说：“迎接使者，按旧例只能到这里。”金人立即换掉赶车的人，簇拥着他向东北而去。走了一百多里，遇到所谓二太子斡离不率兵来到驿道，命令他行拜礼。傅察说：“我如果奉命出使大国，见到国主当然应当致敬；如今我是来迎接客人的，你们却胁迫我到这里！又只让我见太子，太子虽然是贵人，却也是臣下，应当按宾客之礼相见，为什么要行拜礼？”斡离不发怒说：“我起兵向南，你还说什么使者！把你们国家的得失全都告诉我，否则就死。”傅察说：“主上仁慈圣明，与大国讲和，信使来往不断，从没有失德之处。太子违背盟约而行动，究竟想做什么？我回朝后一定会全部上奏。”斡离不说：“你还想回朝吗！”左右催促他下拜，刀刃密集如林，有人揪住他把他按倒在地，衣袖都被弄得颠倒凌乱；他却更加挺直站立、毫不顾及，反复与他们论辩。斡离不说：“你今天不下拜，往后即使想拜，还能做得到吗！”于是挥手命人把他带走。傅察知道自己不能幸免，对属官侯彦等人说：“我一定死了。我的父母平日很疼爱我，听到消息一定会非常悲痛。如果万一能够逃脱，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告诉我的亲人，让他们知道我是为国家而死，稍稍减轻他们无穷的悲痛。”众人都哭了。当天晚上，他们与傅察隔绝，再也见不到他。金兵到达燕地后，侯彦等人暗中打听他的生死，有人说：“使臣不向太子下拜，昨天郭药师战胜后面有喜色，太子担心郭药师劫持他，又对过去的怨恨怀恨在心，已经把他杀了。”将官武汉英认出了他的尸体，便把尸体焚烧，包裹骨骸，命虎翼军士兵沙立背着骨骸回来。沙立到涿州时，被金人抓住，关在土屋里，前后两个月。后来趁守卫懈怠，毁墙逃出，回来把骨骸交给傅察的家人。副使蒋噩和侯彦等人回来后，都能讲述傅察不屈服的情形，朝廷追赠他徽猷阁待制。傅察从小喜爱学习，同辈有人邀请他一起游玩嬉戏，他也不肯去。他写文章温润华美，具有典雅的体制和裁度。平日居处时恭谨温和，没有喜怒的神色；遇到事情好像不表示可或不可，但如果事情不合他的心意，就突然变得不可侵犯。他淡泊权势利禄，在京城时，故交中有显贵的人，也很少到他的门下；偶尔见面，也只是寒暄几句、谈笑而已。等到仓促之间为道义而死，他的节操竟如此卓异，听到的人都为他悲哀并称赞他，当时他三十七岁。乾道年间，赐谥忠肃。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因弓马技艺无人能比，任安边巡检。河东军队征讨臧底河时，敌人依山筑城，居高临下俯视官军。各将领合兵攻到城下，杨震率领壮士拔剑首先登城，斩杀数百人，众军乘胜攻克此地，上报功劳时列为第一。

译他跟随折可存讨伐方腊，从浙东转战到三界镇，斩首八千级。追击到黄岩时，贼军首领吕师囊扼守断头之险，依险拒守，并从山上投石猛烈攻击，几天都无法前进。折可存询问计策，杨震请求派轻装部队沿山后上去，凭借高处击鼓呐喊、发射箭石。贼军惊慌逃走，随后又放火自卫。杨震亲自穿着重铠甲，和部下踏着火势冲入，活捉吕师囊，并杀死首领三十人，官阶提升五级。回来后任麟州建宁砦知砦。起初，契丹灭亡时，其将领小鞠▯录向西逃走，招集十多万杂羌，攻破丰州，进攻麟府一带的各座城郭。杨震的父亲杨宗闵率领本道兵马多次击败他，俘获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落，小鞠▯录驱使幽州、蓟州的叛卒以及西夏人、奚人包围建宁砦，敲击城墙对杨震说：“你父亲夺走了我的住处，击败了我的军队，掩埋了我的亲属。我忍辱活到今天，你赶快举城投降，我就保全你的性命。”当时城中守兵不到一百人，杨震和战士约定，斩敌一级赏给若干钱；官府库藏用尽后，又拿家人的衣服和首饰接济，官吏士卒都感动奋发。过了十多天，箭已用尽，力量也耗尽，城池不能守住；杨震和儿子居中、执中奋力作战而死，全家也都丧命，只有长子存中跟随征讨河北，独自免死。第二年，杨宗闵也在长安为国战死。杨震当时四十四岁。建炎二年，诏令追赠武经郎。存中显贵后，向朝廷请求，谥号为恭毅。张克戬，字德祥，是侍中张耆的曾孙。考中进士，历任河间县令、吴县知县。吴县是浙江事务繁剧的县，百姓喜欢争讼，大姓仗恃势力控制官府。历任县令都因循旧例，低头退让，只求不惹事、侥幸能够离任而已。张克戬一概依法裁处，奸猾之徒都屏息收敛。使者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召他任卫尉丞。起初，张克戬的堂弟张克公任御史，弹劾蔡京。蔡京再次辅政后，向张氏报复，借细微的事情贬黜张克戬。过了一年，起用为祥符县知县，任开封府户曹，提举京东常平。入朝辞谢时，朝廷留他任库部员外郎。宣和七年八月，任汾州知州。十二月，金兵侵犯河东，包围太原。太原距离汾州二百里，金人派将领银朱孛堇来进攻，纵兵四处抢掠，张克戬竭尽全力抵御。先前归附宋朝、驻在城下的燕地人有几十个，暗中结党想做内应，张克戬把他们全部收捕斩杀。又多次挑选精锐士卒骚扰敌营，出其不意焚烧敌人的栅栏，敌人害怕而退走，论功加官直秘阁。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再次逼近汾州城。朝廷命经略使张孝纯的儿子张灏、都统制张思正、转运使李宗前来救援，但张思正征求索取没有限度，百姓无法忍受。张克戬以道义开导他们，他们都愿意自己奋勇效力。宣抚使李纲上表称赞他守城的功劳，接连晋升为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太原没有守住，张思正欺骗众人说要出战，于是带着张灏、李宗逃往慈州、隰州，从此人们没有了坚守的意志。戍将麻世坚半夜斩断城门闩逃走，通判韩琥也相继逃亡。张克戬召集并命令军民说：“太原既已陷落，我本来就知道汾州也会灭亡。然而按道义不能忍心辜负国家、辱没父祖，我愿意和这座城同始终，以表明我的节操。各位还是自行谋划吧。”众人都哭泣得抬不起头，一致回答说：“您就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愿意拼死听从您的命令。”于是更加严格地整顿军队、警戒防守。敌人到来时，他亲自率领将士穿甲登上城墙，虽然多次击退敌人，但援军始终没有到达。金兵攻破平遥。平遥是汾州的大县，长期抵抗贼军；它陷落后，金人又胁迫介休、孝义等县投降，占据汾州南面的二十个村庄，制造攻城器具。他们两次派使者带信劝张克戬投降，张克戬把信烧掉，看也不看。他详细说明危急困苦的情况，招募士卒从小路把奏章送往朝廷，却没有得到答复。十月初一，金兵增加一万骑兵，进攻更加急迫；有十个人带头说投降的话，张克戬把他们斩首示众。各部酋长排列在城下，张克戬登城痛骂，把一个酋长击中炮火，当场毙命。他估计自己不能幸免，亲手起草遗表以及写给妻子儿女的遗书，派人用绳子从城上缒下，送到京师。第二天，金兵从西北角攻入，杀死都监贾亶，张克戬仍率众在街巷中作战。金人悬赏活捉他。张克戬回去索取朝服，焚香面向南方拜舞，然后自杀，全家死了八人。金将把他的尸体以礼安葬在后园，列队拜祭，并为他修建祠庙。事情传到朝廷后，诏令追赠延康殿学士，赐银三百两、绢五百匹，在他的门闾上表彰。绍兴年间，谥号忠确。张确，字子固，邠州宜禄人。元祐年间考中进士。徽宗即位后，他响应诏令上书提出十件事，请求诛杀大奸、斥退小人、任用贤能、解除禁锢、起用老成之臣、提拔忠直敢言之士、停止边境战事、修明文德、扩大言路、容许直言劝谏，于是被列入皇帝的名籍。宣和二年，朝廷召他到京师。青溪盗贼起事，张确说：“这些人都是皇帝的百姓，只是被庸人扰乱罢了。希望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减少不急迫的事务；除租税赋役之外，其他一切都暂且停止。谁敢用花石、奇技淫巧供奉皇上，就处死。安抚和招徕那些被胁迫而归附的人，不要把杀人多当作功劳；十天半月之间，就可以消灭他们。”这违背了王黼的意旨，于是他被任为杭州通判，代理睦州事务。有从贼军中逃回来的人，张确全都赦免，询问得到虚实后上报，各将领都采用他的意见。盗贼平定后，任坊州、汾州知州。宣和七年，调任解州，又调任隆德府。金兵包围太原，忻州、代州投降，平阳的军队叛乱。张确上表说：“河东是天下的根本，国家安危都系于此。没有河东，哪里只是秦州守不住，汴京也不能作为都城了。敌人得到叛军后，势必南下；潞城百年来没有修筑城防，将领又都在边境戍守。我生长在西部，对军事颇为熟悉；如果能给我十万秦地士兵，还足以抵抗敌人，否则我只有用一死来报答陛下。”奏章多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二月，金兵到来，知道城中没有防备，派使者劝他投降。张确登城拒守，有人献计想从东城突围出去，并试探张确的意图。张确愤怒斥责说：“我张确是守土之臣，应当以死报国；头可以砍断，腰不能弯曲。”于是战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钦宗听说后悲伤悼念，优厚地追赠他述古殿直学士，召见他的儿子张乂，慰问他说：“你的父亲就是今天的巡、远，已经死得其所，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假如担任将领、守臣的人都像你的父亲，我难道还能有今天吗！”他收敛容色，长久叹息。

译朱昭，字彦明，府谷人。因效用入仕，屡次升任秉义郎，在官员行列中沉浮，不主动显露自己。宣和末年，任震威城兵马监押，代理主持城中事务。金兵入侵内地，西夏人乘虚把黄河以北的各个城镇全部夺取。震威城距离府州三百里，是最孤立偏远的地方。朱昭率领老少登城防守，敌人用力攻城，朱昭招募了一千多名骁勇精锐的士卒，对他们约定说：“贼人知道城中的虚实，已经有轻视我们的想法；如果出其不意进攻他们，可以一鼓作气将其击溃。”于是夜间用绳子把士兵缒出城，逼近敌营，敌人果然惊慌混乱；城上击鼓呐喊，乘势进攻，杀死俘获了很多敌人。西夏人制作木鹅、云梯和冲车，逼近城池；飞箭像暴雨一样激射，使这些器具始终不能施用，但他们昼夜不停地进攻。西夏首领悟儿思齐穿戴铠甲前来，拿毡盾遮蔽自己，请求与朱昭商议。朱昭穿着平常的衣服登上城墙，敞开衣襟问：“那是什么人，竟这样不勇武！想见我，我就在这里，有什么事？”悟儿思齐收起盾牌走上前来，数说宋朝不守信用，说：“大金约我夹攻京师，已经与宋朝订下城下之盟，划定黄河为界；太原早晚将被攻下，麟府各座堡垒也都已经归我，你凭什么还不投降？”朱昭说：“上皇知道奸邪误国，毫不吝惜改正过错，已经实行内禅；如今皇帝的政治焕然一新，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于是取出传位诏书和赦书宣读，众人惊讶，都佩服他的勇敢和辩才。当时投降的各座城池很多，朱昭的旧友在旁边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完了，忠诚还能施展在哪里？”朱昭斥责说：“你们这些背弃道义、苟且偷生的人，与狗和猪没有区别，竟然还敢用这种话来诱骗我吗？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大骂并张弓射击，众人逃走。被围困共四天，城墙大多坍塌损坏，朱昭用计谋修补防御，样样都合乎法度，但城池终究不能再支撑。他退回厅堂坐下，召集各校尉说：“城将要被攻破，妻子儿女不能被贼人侮辱。希望你们先杀掉我的家人，然后背靠城池死战；胜了就向东进军建立大功，失败了就让尸骨暴露在境内，大丈夫一生的事情也就完成了。” 众人没有回答。朱昭的小儿子正在台阶下玩耍，他突然起身亲手杀了小儿子；长子惊恐地看着，他又杀了长子，随后径直带领几名士卒杀尽家人，把尸体抬进井里。部将贾宗望的母亲恰好从前面经过，朱昭起身喊她：“老妇人，您是乡里人，我不想杀您，请自己跳进井里。”老妇人听从了他，于是朱昭又把土盖在井上。将士中带着妻子儿女的，也都把家人全部杀死。朱昭对众人说：“我和你们现在都没有牵挂了！” 部落中有个儿子暗中与贼人勾通，告诉他们说：“朱昭和他的同伴各自杀掉了家人，将要出城作战；人数虽然少，却全都是抱定必死之心的勇士。”贼人非常害怕，便用财利诱惑守兵，得以登上城墙。朱昭在大道上整顿队伍接战，从傍晚一直战到天亮，尸体填满街道，无法通行。朱昭骑马从城墙缺口冲出，战马跌倒，他坠入壕沟。贼人欢呼说：“抓到朱将军了！”想把他活捉献上。朱昭瞪目持剑，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不久他被箭射中而死，享年四十六岁。史抗，济源人。宣和末年，任代州沿边安抚副使。金人紧急包围代州，史抗夜里叫来两个儿子稽古、稽哲，说：“我过去曾对掌权的人说：‘雁门关控制着这一带，应当选择将帅、增加戍卒，谋划尚未发生的祸患；如果让祸患蔓延，就无从应对了。’我的话虽然恳切，他们却都没有听取。如今重重包围已经形成，外援不会到来。我用六壬术占卜，知道明天城池一定陷落。我将为国死难，你们也不要因为顾念妻子儿女而辜负国家。如果能听从我的话，应当让家属先自杀，然后我们一同赴义。”两个儿子哭着说：“唯听父亲的命令。”第二天，城池果然被攻破，父子三人突围奋战，死在城角。孙益，不知道他因何途径入仕。宣和末年，以福州观察使身份任朔宁府知府，奉命援救太原。当时敌人的势力非常强盛，有人说不如率军向北攻打云中，敌人的将领和家属都在那里，这就是所谓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孙益说：“这个计策固然好，只是怎么能违背君命呢？”于是骑马冒险穿过包围到达城下，张孝纯不肯开门，他最终战死。孙益天性忠诚勇敢，常常倾尽家财赏赐战士，因此能够得到部下拼死效力。小鞠▯录成为边境祸患，朝廷派将领讨伐；孙益的儿子也在军中，军队没有取得功劳，孙益认为儿子一定已经战死。朝廷听说后，对他的遗孤给予非常优厚的抚恤。后来他的儿子派信使到孙益那里报平安，孙益因儿子没有战死而发怒，便把事情经过上报，自列其罪，并把官府所赐之物全部退还，还杀了送信来的人。起初，孙益在朔宁时，察觉本郡人孙谷可以任用，便上奏任命他为属官，待遇不同于一般僚属。孙益出兵时，把后事托付给他。孙益死后，敌军骑兵前来进攻，并另行任命郡守。众人商议想打开关门迎接新郡守，孙谷争辩却未能阻止，叹息说：“我已经把自身许给国家，又不忍辜负孙公的托付；各位不容我，这正是我死的地方。”有人举刀威胁他，他面无惧色，最终被杀。列传第二百六 忠义二 霍安国、李涓、李邈、刘翊、徐揆、陈遘、赵不试、赵令{山成}、唐重、郭忠孝、程迪、徐徽言、向子韶、杨邦乂。霍安国，不知道是哪里人。燕山收复时，以直秘阁身份任转运判官。宣和末年，任怀州知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到怀州，把他的治理情况上表报告，朝廷加授他直龙图阁。这年中，升任右文殿、集英殿修撰，调任隆德府知府，还没有出发又被留下。金骑再次到来，于是怀州被包围。霍安国竭尽全力防守，鼎州、澧州的军队也赶到，和他共同守城。朝廷授任他徽猷阁待制，但闰十一月城池最终陷落。将官王美投壕自尽。粘罕把霍安国以下的人分成四列，派夷官询问不投降的是谁。霍安国说：“我是守臣安国。”又询问其他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阁林渊，兵马铃辖、济州防御使张彭年，都监赵士詝、张谌、于潜，鼎州、澧州将领沈敦、张行中以及五名队将，一同回答说：“我们和知州同心，都不肯投降。”酋长命人把他们押到东北方向，面向本国行拜降礼，他们都不屈服；于是金人解开他们的衣服，把他们面向外反绑，杀死十三人，释放其余的人。霍安国全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第二年，追赠延康殿学士。

译李涓，字浩然，是驸马都尉遵勖的曾孙。因恩荫任殿直，召入中书省考试，改授文阶，升至通直郎，任鄂州崇阳县知县。靖康元年，京城被包围，紧急文书征召天下军队。鄂州所属七县应当发兵二千九百人，但都没有集合；李涓独自带着所招募的六百人，毅然请求出发。有人说：“为什么不慢一些，等待其他县的军队呢？”李涓说：“事情紧急了，应当带着一份忠诚去报效天子，为东南各地倡导。”但招募来的士卒多是市民，不能作战，李涓拿出家中钱财买牛和酒，激励犒劳他们。下令说：“我本来知道这样做没有多大用处，但我们世代受到国家恩惠，只有直接战死罢了。你们知道军法吗？‘丢失将领的人处死。’同样都是一死，为国而死并留下名声，是男儿不朽的事业。”众人都哭了。当日率军向东出发，向北渡过淮河，蒲圻、嘉鱼两县的军队才到，合兵前进。到了蔡州，天降大雪，蔡州人忽然喧哗奔跑，说：“敌人到了！”于是立即列阵等待。不一会儿，敌人的巡骑果然聚集而来。李涓骑马首先冲击敌军锋线，部下都是步兵，蒙着盾牌径直前进，杀死了不少敌骑，敌骑开始逃走。李涓乘胜追击十多里，和大批敌人相遇，飞箭密集如刺猬，两县军队急忙舍弃他逃走。李涓伤势很重，仍然浴血奋战，大声呼喊斥责左右，让他们背着自己，最终战死，享年五十三岁。士卒中死了六七人。有上官嫉妒李涓，胁迫逃亡的士卒诬陷他说李涓已经逃走。第二年金兵退去，蔡州人把他的尸体送了回来。朝廷记录他的忠节，追赠朝奉郎，并授予他的三个儿子官职。李邈，字彦思，临江军清江人，是唐朝宗室、宰相李适之后。年轻时就有才干谋略，精明强悍，敏捷果断，遇事反应迅速。因父亲的任职得到恩荫，任太庙斋郎。起初调任安州司理，监掌润州酒务。因被推荐改任京官，监掌在京竹木务，升任提辖环庆路粮草，任河间府通判。因触犯蔡京、童贯，改任右列官；由承议郎改任庄宅副使，任信安军知军，升任霸州知州，担任辽国贺正副使。回来后，童贯将要联合金人夹攻契丹，把李邈叫到私宅，想用言语打动他，使他依附自己。李邈说契丹人还没有厌弃自己的君主，童贯害怕李邈提出异议，便没有等他入朝答对就上奏，命令他回原任。李邈上书说：“契丹不能灭亡，如果我耽误军事，请杀我来向边吏谢罪。”都转运使沈积中罗织李邈五十三条罪名，审讯追究却一条也查不出来，于是以他修建神霄宫不符合诏令为由，免去官职。过了很久，任在京染院监官，升为都大提举京西汴河堤岸。浙东盗贼起事，改任江、淮、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改任严州知州，任满回朝。童贯想率西部军队进入燕地，李邈又对童贯说：“方腊不过是小丑，一声号召就攻下七州四十多个县，耗尽几路的力量才平定，大概是上天用这件事来警告您，怎么可以立即把军队调往北方呢？”于是秘密劝童贯暗中帮助契丹来谋取金人，童贯不能采用他的意见，李邈便请求退休。童贯收复燕山后，上奏任命李邈为涿州知州，改任易州知州，他都推辞不去。李邈叹息说：“国家的祸乱从此开始了！” 金人侵犯京师，诏令催促李邈入朝见皇帝，李邈慨然重新起身上路。到达京师时，正逢姚平仲作战失利，京城震动。皇帝没有按时召他答对，后来问他应当怎样抵御敌人。李邈说：“胜负是兵家常有的形势，陛下不必过分忧虑；只是自古以来没有和战不能决定而能取得成功的。又说：“种师道是久经战阵的老将，有很高的威望，是两个敌国都害怕的人。朝廷自己主持和议，却把各道军队全部交给种师道，让他根据敌情决定进退。将在军中，君命有时可以不接受；如果看到可以攻击的时机就进军，取胜固然是国家的福分，即使不胜，也足以让敌人知道我国将帅中有以国家为己任的人。”皇帝称赞他的意见好，但耿南仲正主持和议，意见不合，于是改任李邈为右文殿修撰、京畿转运使，他辞谢而没有接受任命。金人仍驻扎在毛驼岗，于是朝廷任李邈为京城西壁守御使。李邈说：“姚平仲战败，而敌人仍不敢停留，这是害怕我们的表现。没有让种师道再次交战，已经错失了机会；现在还可以尾随敌军，等他们渡河到一半时攻击，仍然足以给后来的人以警戒。”他的意见又被搁置。李邈三次上章请求退休，皇帝不准许。改任主管马军公事、代理枢密副都承旨，出任河北西路制置使，负责处置山西塘湾、屯田、弓箭手等事务。李邈上奏说塘湾不可营造，朝廷夺去他的制置使职务，降任提举保甲，仍主管措置司。他又不停上奏，朝廷再次夺去他的观察使职务；这时金兵将要到达边境。于是恢复他的旧官，镇守真定。两天后又削落阶官，授任青州观察使，仍任青州知府。李邈开始处理政务时，军队不到二千人，钱不到二百万，他估计没有办法抵抗敌人，于是晓谕百姓出钱，共同死守。百姓依靠李邈来固守城池，不到几天就筹得钱十三万贯、粮食十一万石，招募百姓作为勇敢之士也有几千人。但新招集的军队都没有斗志，金人到来后，李邈向宣抚副使刘韐请求援军，又派人从小路送蜡封奏书上报，全部没有得到答复。城池被围后，边战边守，相持了四十天。城破后，李邈在街巷中作战不能取胜，准备跳井，左右拉住他，使他不能进去。斡离不逼他下拜，他不拜；金人用火烧他的胡须、眉毛和两条大腿，他也毫不在意，于是把他拘禁在燕山府。金人问：“你集合民兵攻打我们，还称我们为贼，这是为什么？”李邈说：“你们背弃盟约，所到之处抢掠我们的金帛和子女，我为什么要避讳称你们为敌人？”金人不能使他屈服。过了很久，金人想任命李邈为沧州知州，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又劝他说：“天下强弱的形势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只是我们中原恰好遇到了空隙罢了。你们如果不趁这个时候归还二帝以及两河地区，每年像契丹那样取得大量币帛，作为长久的利益，强盛的势力还能够依靠吗？”金人忌讳他的话，命令李邈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李邈愤怒，极力辱骂毁谤，金人击打他的嘴，他仍吸吮着血吐向金人。第二天，他自行剃去头发做和尚，金人大怒，于是把他杀害。临死时，他脸色不变，面向南方拜了两拜，端正地坐着接受杀戮，燕地人都为他流泪。高宗追赠昭化军节度使，谥号忠壮。刘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御使任真定府路都铃辖。金人攻打广信、保州没有成功，于是越过中山进攻真定。刘翊率领众人昼夜在城上奋战。金兵起初攻打北城墙，刘翊抵御他们；金人于是佯装转攻东城，宣抚使李邈又催促刘翊前往支援。过了两夜，金人暗中把攻城器具移回北城，逼近北城，众人攀登城墙雉堞而上，城池于是陷落。李邈被擒后，刘翊仍召集身边的人在街巷作战，不久部下逐渐逃散。刘翊回头对弟弟说：“我是大将，难道可以接受贼人的杀戮吗！”于是挺身冲破包围想要出去，但各城门已经被敌人守住，便进入孙氏山亭，解下衣带上吊自杀。

译徐揆是衢州人。他游学京师，进入太学。靖康元年，他参加开封府进士考试，名列举人之首，还没等到省试（大比）就遭逢国难。钦宗到金营后未能回来，徐揆率领诸生叩击南薰门，并写信送给两位金军首领，请求他们让皇帝回宫。信的大意是：“从前楚庄王进入陈国，想把陈国改置为县，申叔时进谏，他便重新封立陈国。后世君子没有不称赞申叔时善于进谏、楚王能够听从劝谏的，即使过了千百年，仍然仰慕他们的风采。本朝对大国失信，背弃盟约而招致讨伐，这是元帅的职责；郡城失守，国家几乎灭亡而又得以保存，这是元帅的恩德；军队没有流血，市场没有改变行业，百姓几乎死去而得以活命，这是元帅的仁慈。即使是楚王保存陈国的功劳，也不能超过这些。我们的皇帝亲自屈尊，带着万乘之尊两次来到金军营门，流落在草野之中；国内百姓议论纷纷，踮脚盼望皇帝车驾归来，已经多次了。道路上的传言却说，皇帝因为所献金银不足，所以还不能回来，我私下对此十分疑惑。如今国家府库已经空虚，编户百姓即使是一名妾妇的首饰、一件微小的器物，也无不输送给官府。商人已经绝迹，不再来到京城，这些区区财物哪里足以偿付索取的数额？您有保存国家的恩德、使百姓活命的仁慈，难道会因为金帛的缘故，把君父扣留作人质吗？” “这就像爱护别人的子弟，却侮辱他的父祖，与不爱护他们没有区别；元帅一定不会这样做。希望您推及恻隐之心，保全始终的恩惠，放回皇帝和太上皇，撤军整顿军队，暂缓若干时日，让我们向四方征求财物，然后再派使者奉献；那样一来，楚王封立陈国的功劳也就不值得一提了。”两位金军首领看了信，派人用马把徐揆载到军营中责问他。徐揆厉声抗辩，结果被杀。建炎二年，朝廷追录他为国守节而死的事迹，下诏追赠宣教郎，并授官给他的后代。陈遘，字亨伯，他的祖先从江宁迁到永州。他考中进士。任莘县知县时，治理有成效，魏尹蒋之奇、冯京、许将交相推荐他。任雍丘县知县时，徽宗将要任命他为御史，却遇到父亲祐甫去世服丧。服满丧期后，任广西转运判官。蔡京开拓蛮徭地区，设置建平、从、允三州，陈遘说：“蛮人幸而安静，不可轻易扰动他们以引发祸端。”蔡京厌恶他，以其他事情为由罢免他，使他回乡。不久，陈遘任商州、兴元府知府，入朝任驾部、金部员外郎。张商英执政后，任用他为左司员外郎。不久升任给事中，恰逢张商英被免去宰相职务。蔡薿代理封驳之职，竭力阻止陈遘任职，陈遘害怕，请求出任外官。他以直秘阁身份任河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调任陕西。朝廷召他回京，而蔡京又任宰相，于是再次派他任河北转运使，后调任淮南。皇帝准备更换发运使，下令选拔各道有门第资历的财政大臣，执政大臣依据陈遘的资历提出推荐。蔡京说：“他的官位低，不能任用，希望另行选拔。”皇帝说：“可以授予集英殿修撰，让他前往。”蔡京于是再也不敢说什么。陈遘遂任发运副使，不久升为发运使。当时朝廷正在催督纲运粮饷，运河淤塞难行，陈遘派人疏通吕城、陈公两塘，使水道与运河相通。漕运道路刚刚通畅，朱勔的花石纲却堵塞了道路，官船无法通行。陈遘逮捕并拘押朱勔的人员，同时上章自我弹劾。皇帝于是将朱勔的人员刺字，提升陈遘为徽猷阁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腊发动叛乱，皇帝下诏让陈遘负责有关事务。陈遘说：“方腊起初在青溪起兵，人数不到一千，如今被胁迫跟从的人已经超过一万；又有苏州的石生、归安的陆行儿，都聚集党徒响应。东南兵力薄弱而势单，士兵又不熟悉作战，必定不能消灭贼军。希望调发京畿军队以及鼎州、澧州的枪盾手，兼程赶来，或许可以使这些蜂拥而起的愚民不至于滋蔓。”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陈遘加任龙图阁直学士，负责经制七路，治所在杭州。当时县官的费用支出名目繁多，陈遘创议核算官府和民间的收入支出，估量增加其中的盈余，称为“经制钱”。后来总制使翁彦国仿照这种办法，称为“总制钱”。于是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这个名称，始于这两个人。他又说：“妖贼凌辱残暴地对待州县，只是一味搜捕官吏，任意杀戮。往往截断人的肢体，挖取肺肝；有的用鼎中的油熬煮，有的用强弓利箭射杀，残酷毒辣到了极点，不能不使人心生怨恨。这大概是因为贪污逐利的人依仗法令侵吞掠夺、扰乱百姓，不知道适可而止。长期积累的不平之气聚集在民心之中，一旦借势爆发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悲痛！这种风气若不革除，必定还会再生事端。臣希望搜集查办那些贪赃枉法而仍然沿袭旧习的官吏，依法治罪后上报，请求从重处理。”皇帝答应了。陈遘又升任学士，凡是有所施行和设置，事先都由皇帝亲笔下诏。于是他弹劾越州王仲薿，指责他纠集市民制造金制茶器，压低价钱购买军粮券，却用自己的钱把这些物品买走；王仲薿因此获罪被罢黜。杭州经历大盗之后，河渠淤塞不通，当地百姓苦于水涝。前任太守多次向朝廷请求治理，都因为劳费过大而停止。陈遘在冬月向真、扬、润、楚诸郡发文，凡是负责守闸的纲运士卒，全部集中到治所。此前每逢关闭水闸，群卒没有粮食可吃，常常冻饿得无法自给。听到命令后，他们相互呼喊欢舞而来，共有二千人。陈遘利用他们的力量治理河道，不到两个月便完工，杭州人从中获益。陈遘调任河北都转运使，升为延康殿学士，历任中山、真定、河间府知府。钦宗即位后，加任资政殿学士，积累官阶至光禄大夫。他再次任真定知府，后又调任中山。金人再次到来，陈遘冒着包围进入城中，坚守城池抵抗。朝廷下诏命康王统领天下大元帅府，任命陈遘为兵马元帅。被围半年，外面没有援军。京都陷落后，朝廷割让两河以求和。陈遘的弟弟、光禄卿陈适来到中山，来到城下宣读诏旨，陈遘在远处对他说：“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我们兄弟平日以名分大义自处，难道应当出卖国家，甘心做俘虏吗？”陈适哭着说：“兄长只管尽力，不要把弟弟放在心上。” 陈遘召来总管，命他把城中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攻击敌人。总管推辞，于是陈遘斩杀他以示众。又召来步军将领沙振前往。沙振一向以勇敢闻名，也坚决推辞，陈遘仍坚持派遣他。沙振又愤怒又害怕，暗藏刀刃进入府中。陈遘的妾定奴责备他擅自闯入，沙振立即杀了定奴，接着在堂上杀害陈遘，以及他的儿子陈锡和仆妾十七人。长子陈钜当时因任官在淮南而幸免。沙振出来后，帐下士卒喧闹着上前说：“大敌临城，你怎么敢杀我们的父亲？”他们抓住沙振撕裂他的身体，使他尸首无存。城中没有主帅，于是开门出降。金人进城看到陈遘的尸体，说：“这是南朝的忠臣。”便收殓他，把他葬在铁柱寺。建炎初年，追赠特进。陈遘生性孝顺友爱，为人宽厚，是位忠厚长者。他任地方刺史二十年，每次出行巡视郡县，必定焚香祈天，希望不要遇到贪污浑浊的官吏。他曾经推荐王安中、吕颐浩、张悫、谢克家、何铸，后来这些人都做到宰辅，世人因此认为他善于识人。陈适从开封少尹、卫尉少卿升任光禄卿。这次战事中，金人把他押往北方。十年后，他死在云中。

译赵不试是太宗的第六代孙。宣和末年，任相州通判，不久代理州事，兼任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建炎元年，任相州知州。起初，汪伯彦离开相州后，金人抓住他的儿子汪似，派他来要求割让土地。汪似到达相州，赵不试坚决守城，不肯投降。第二年，金人大举入侵。相州被围已久，军民没有坚定守城的意志，赵不试对他们说：“如今城中粮食缺乏，外援又不到。我是宗室子弟，按义理不能投降，大家说将怎么办？”众人没有回应。赵不试知道事情无法挽回，于是登城与金人约定不得杀害百姓，金人答应了。城门打开后，他先把家人安置在井中，然后自己跳入井内，并命提辖官用土填井。相州百姓因此都免于死亡。赵令{山成}是燕懿王赵玄孙的后代，也是安定郡王赵令衿的兄长。他起初名叫令裨。建炎初年，官至鄂州通判，统领军队驻守武昌。贼人阎瑾侵犯黄州，纵兵抢掠后离去。赵令{山成}渡江前去安抚、救济百姓，黄州人这才安定下来。李纲向皇帝进言，赵令{山成}升任直龙图阁、黄州知州，皇帝赐给他现在这个名字。他奉诏修筑城池，整整六个月才完工。贼人张遇经过城下，招呼赵令{山成}。赵令{山成}估计自己无法抵抗，便出城见他。张遇给他斟酒，他一饮而尽，说：“本来就知道喝了这酒一定会死，只希望不要杀害军民。”张遇惊讶地说：“我只是先拿这酒试探您。”便另取毒酒倒在地上，地面裂开并发出声响，于是带军离去。不久，丁进、李成的军队相继到来，赵令{山成}都把他们击退。叛将孔彦舟又带兵围城，赵令{山成}率领民兵坚守，六天后围军才解去。建炎三年，赵令{山成}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朝廷下诏起复他。当时金人听说孟太后在南昌，想要截取她，于是径直进犯黄州。赵令{山成}已经复职，正在返回的路上；郡中士卒得到金人的木杆凿头箭，漂过江来报告紧急军情。赵令{山成}迅速赶路，半夜进入城中。金人竭力攻城，第二天城池陷落。金人想使他投降，他大骂不屈；给他斟酒，他挥手拒绝，不肯饮用；又给他穿上战袍，他说：“我难道应当穿这个吗！”金人说：“赵使君为何这样顽固地不肯屈膝？”他说：“我只能跪拜祖宗，难道能跪拜猪狗吗！”金人愤怒地鞭打他，鲜血流满面孔，他仍不停地辱骂，最终死去。事情上报后，朝廷追赠徽猷阁待制，谥号愍忠。州人请求为他立庙，朝廷答应了。起初，城池被攻破时，都监王达、判官吴源、巡检刘卓也都因不屈服而死。唐重，字圣任，是眉州彭山人。年轻时便有远大志向。大观三年考中进士。徽宗亲自策问士人，问他如何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唐重回答说：“侍奉父亲、顺从兄长，是仁义礼乐的实际内容。陛下以神考为父、以哲宗为兄，为什么不推求仁义的实际内容就够了，何必要制定礼乐制度呢？”授任蜀州司理参军，改任成都府府学教授，任怀安军金堂县知县，后授任辟雍录。在此以前，朝廷把开拓疆土视为功劳，边疆将帅争相兴办有利可图的事务来求取赏赐。凡是蜀东、蜀西、夔峡路以及荆湖、广南等地，都诱使边境附近的蕃夷献出不能耕种的土地，称为“纳土”，于是设置州县，所到之处都骚扰不安。唐重把这样做的利害关系告诉宰相，因此得到推荐，奉召入朝应对。升任吏部员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进入京师，唐重说：“开拓边境造成的祸患，起因在童贯，所以金人把童贯视为祸首。如果斩下童贯的首级，派人送给金人，也许还可以使他们暂缓进兵。”有人提出向远方避逃的建议，唐重听到卫士的议论后，把这件事告诉朝廷，朝廷才开始确定守城的计划。唐重升任右谏议大夫。当时宰执大臣分别主张议和、作战两种意见，唐重上疏请求命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藏匿金银者处死，并允许告发。唐重说：“这样一来，儿子可以告发父亲，弟弟可以告发兄长，奴婢可以告发主人，难道是初政所应该做的吗？”他当即与御史据理力争，命令才停止。他又多次上疏请求斩杀蔡京父子，以向天下谢罪。不久升任中书舍人，起草诏令时多有封还驳正。他又说：“近世任用人才不按常规，其中做到宰辅的，有的人竟然一天也没有出过国都。请先让他们出任外官，作为倡导。”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宰相坚持上奏认为不可。第二天，台谏官都获罪，唐重被降职为同州知州。金人已经攻陷晋州、绛州，将要进攻同州。唐重估计同州无法守住，于是打开城门，放州人出城；自己却带着几百名残兵守城，以表示决心死战。金人怀疑城中有防备，便不再渡河而退兵。朝廷下诏嘉奖慰问他，升任天章阁待制。在此以前，陕西宣抚使范致虚统领五路军队前来勤王，到了陕州。唐重写信给范致虚说：“中都依靠秦地军队作为爪牙，中原各地把京师视为根本。如今京城被围已久，人们没有斗志；如果五路军队迟疑不进，那么作为爪牙的军队就不足以依靠，根本也会动摇。然而溃散的士卒成为阻碍，关中官府和民间的积蓄已经耗尽；又听说西夏正在鄜延抢掠，形成腹背受敌的祸患。如今不如移文蜀地将帅和川峡四路，共同资助关中的防守准备，联合秦、蜀来保卫王室。”范致虚急于出兵，从渑池进驻千秋镇，被金将击败，军队全部溃散，退守潼关，五路军的力量更加削弱了。唐重招募人员从小路奔赴京城报告情况。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已经北行后，唐重立即移文川、秦十路的将帅，分别准备礼物到金军前迎接奉还两位皇帝。不久，高宗即位。唐重上疏论述当前的四项急务和五项大患。所谓急务，第一是皇帝西行，第二是建立藩镇、分封宗室，和西夏通好，接续青唐方面的关系，使各方形成犄角之势，以缓解敌人的势力。所谓大患，是法令日益繁密，朝纲衰弛，军政败坏，国家财政枯竭，民心离散。要挽救这些问题，应当遵守祖宗制定的成法，任用忠诚正直的人，严格公正地施行赏罚，这才是今天的急务。朝廷正在谋划任命长安方面的将帅，刘岑从河东出使回来，皇帝也询问谁可以守卫关中，刘岑以唐重回答。于是任命唐重以天章阁直学士身份知京兆府，不久兼任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

译唐重先前在同州时，曾三次上疏大元帅府，请求早日来到关中，以符合众人的期望。他还提出三条策略：第一，镇抚关中以巩固根本，然后在汉中驻军屯田，在西蜀建立基业，这是上策；如果驻节南阳，控制楚、吴、越、齐、赵、魏的军队，进逼秦、晋的废墟，根据敌人的强弱决定进退，选择贤明的宗室在关中开府，这是次策；如果依靠都城，再治理汴、洛一带的城池，占据成皋、崤函的险要，全面严加防守，这是下策；如果带兵向南渡过长江，那么国势微弱，人心离散，这是最没有办法的策略。等到他到了永兴，又六次上疏，都请求皇帝驾临关中。他还分条奏报关中防守黄河的事宜，大意说：虢州、陕州残破，解州、河中已经陷落，同州、华州沿河与金人对峙，边防线绵延六百多里。本路没有可以作战的军队，请求增加五路军马十万以上，委托漕运大臣储备粮饷，以守卫关中。奏章总共上了七八次，朝廷仍没有处理。唐重又上疏说：“关中有百二之险的形势，控制陕西六路，屏障川峡四路。如今蒲州、解州失守，与敌人相邻；关中如果稳固，就可以保全秦、蜀十路而无忧。只是各路帅臣、守臣、监司各自占有和护持兵力，彼此不能通融。此前范致虚会合勤王军队，不是不竭尽力量，但将帅各自谋划，不听统一节制。请选拔贤明的宗室担任京兆牧，或者设置元帅府，命他总管秦、蜀十道的军马，以便相机行事；各地帅臣、守臣、监司都听从节制。情况紧急时，就联合各道军队保卫国家，这不仅可以抵御敌人，也可以挽救郡县相继瓦解的局面。”他又请求节制五路军队，但都没有得到答复。金将娄宿渡过黄河，攻陷韩城县。当时京兆府剩余的军队都被经制使钱盖调往皇帝行在。唐重估计形势已经无法支撑，便写信向父亲克臣诀别说：“忠与孝不能同时保全，我按义理不能苟且偷生，以致辱没父亲。”克臣回信说：“你能够舍身为国，我含笑入地也满足了。”金人进入境内后，唐重又写信给转运使李唐孺说：“我平生以忠义自守，不敢推辞灾难。起初本想迎接皇帝进入关中，处在高屋建瓴的形势上，或许可以进逼东方。如今皇帝向南巡幸，关陕又没有重兵，即使竭尽智力，又能施展什么？即使一死报答皇上，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金兵包围城池时，城中军队不足一千人，坚守了十多天，外援仍未到达。经制副使傅亮却带着几百名精锐夺门出城投降，城池陷落。唐重带着一百名亲兵血战。众将扶着唐重撤退，唐重说：“死是我的职责。”他继续战斗，众人溃散，唐重被流箭射中而死。起初，李唐孺把唐重的信上报，不久朝廷便以他为国守节而死的事迹报告皇帝。皇帝哀悼他，追赠资政殿学士，后来谥号恭愍。郭忠孝，字立之，是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郭逵的儿子。他向程颐学习《易经》和《中庸》。年轻时凭父亲的任职恩荫补授右班殿直，升为右侍禁。考中进士后，改任文官，授将作监主簿。年过三十，仍不忍离开父母身边，多次在河南任管库一类的官职。宣和年间，任河东路提举。解梁、猗氏与河东接壤，贩卖私盐的盗贼数百人为群，每年都引发大案，彼此转相告发牵连，被定罪的人很多。郭忠孝只惩治首犯，其余全部从宽赦免。宰相王黼对此大怒，郭忠孝因被指责违背盐法而获罪免官。靖康初年，郭忠孝被召任军器少监。他入朝应对，认为议和不正确，竭力陈述追击金人的策略，说：“用兵之道忌讳深入敌境。金人从燕、蓟起兵，越过河朔，侵犯都城，当时锋芒不可抵挡；如今锐气将要衰退，又顾念掳获的子女和金帛，所以提出议和来拖延我军。如今各道军队已经集结，应当趁他们懈怠攻击；如果不能在他们撤退时攻击，将来又怎么能抵御他们再次来犯呢？”皇帝命他与宰相吴敏、枢密李纲商议，郭忠孝又分条上奏战守利害、士兵和马匹分合等策略十多项。主张议和的人很多，最终没有采用他的计策。改任永兴军路提点刑狱，负责整顿保甲。起初，议论者请求选取保甲十万人刺字编为义勇，分隶河朔各郡。郭忠孝说：“保甲设置日久，死亡的人很多，选三万人守卫都城就可以了；河朔是骑兵作战的地区，不适合使用保甲。”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郭忠孝急忙赶往关陕，得到能战的士兵三万人，分隶于十将，选一名将领统领他们。随后又派兵赶赴泽州、潞州，听从宣抚司节制。金人再次进犯京师，永兴军帅范致虚率领各军从殽、渑方向进入援军，郭忠孝说：“金人深入我国，而河东没有防备，希望分兵从太行山出击，扼住他们的归路，他们必定来交战，这样城下的包围就可以暂时缓解。”范致虚认为有道理。于是传檄河中守席益、冯翊守唐重，与郭忠孝一同出兵河东，作为牵制之举；大军全部从函谷关出发。郭忠孝独自率蒲州、解州军队三千人到猗氏，遇到金人，将其击败。越过绛州，又攻破太平砦，斩首数百级。进攻平阳，进入外城。恰逢大军在殽、渑之间失利，于是引兵返回。金人进犯永兴时，宋军兵力很少，有人劝郭忠孝说，作为监司出巡可以躲避灾祸。郭忠孝不答，与经略使唐重分守城池。郭忠孝负责西墙，唐重负责东墙。金人在城下列阵，郭忠孝招募人员用神臂弓射击，敌人不能前进。不久金人攻陷城池东南角，郭忠孝与唐重以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一同战死。朝廷追赠郭忠孝为大中大夫。他的儿子郭雍，另有传记。程迪，字惠老，是开封人。他的父亲程博古统领鄜延军队，战死于永乐。程迪凭门荫取得官职。宣和年间，跟随杨惟中征讨方腊有功，加任武功大夫、荣州团练使、泸南潼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各路使臣共同推荐程迪，说他忠义而有谋略，可以担任将帅，于是召他赴皇帝行在。经略制置使唐重因敌人逼近，留下程迪提举军马，负责整顿民兵以作防备。金人已经从同州渡过黄河，有人劝程迪返回蜀地，程迪考虑要有办法报效国家，不听从。于是他到种氏各位豪强那里，谋划率领众人凭险固守，等敌人势力稍微衰弱后，出奇兵攻击。转运使桑景询知道他的谋划，告诉唐重，唐重张榜允许百姓选择险要之地自守。恰逢前河东经制使傅亮建议应当守卫而不应逃避，唐重听从了他的意见，任傅亮为制置副使，已经离开的人全部回来。

译不久金兵更加逼近，唐重于是任命程迪提举永兴路军马，负责整顿民兵，命程迪巡视南山各山谷，把金帛和物资运输到那里，迁移治所。程迪于是召集地方豪强，集合民兵补充军籍。恰逢应募的人很多，傅亮对唐重说：“人心既然这样，假以十天半月，守备就可以具备，为什么要望风逃弃？”唐重非常赞同，立即发檄文命各司听从傅亮节制。金人逼近城池，程迪又想选拔士兵出城迎战，使老弱妇孺奔赴险处，这样还可以救活十万人。傅亮坚持守城的意见。金人从四面猛烈进攻，外面没有援兵，程迪率领各司官员以及统制、偏裨以下将佐面向东方会盟说：“危急时一定以死相助，发誓不与敌人同时活着。”众人慷慨悲咽，同盟者都感动哭泣。城池攻破时，正是从傅亮分守的地方开始。傅亮先出城投降，众人溃散。程迪率领部下在众人中巡行说：“敌人已经把我们视为仇敌，投降也是死，作战也是死！”于是奋力战斗，愤怒地大声呼喊，口中流血，士卒都受到激励，杀伤了许多敌人。程迪冒着飞箭，手持短兵器与敌人交战数十合，身上多处受伤，昏死后又苏醒，仍然厉声呼喊，继续战斗不止，最终战死。他部下的士卒把他的尸体抬进一间空屋，邻近各屋都被烧成灰烬，唯独这间屋没有着火；到收殓时，他的面色仍像活着一样。朝廷下诏追赠程迪为明州观察使，谥号恭愍。他的儿子是程昌谔。徐徽言，字彦猷，是衢州西安人。年轻时为诸生，广泛涉猎经书传记。他意气豪迈，举止豪壮，有非凡的志向，喜欢谈论建功立名的事情。大观二年，朝廷下诏求取有才能武艺的人，韩忠彦、范纯粹、刘仲武推荐徐徽言应诏。皇帝在崇德殿召见他，赐他武举“绝伦及第”。徐徽言历任保德军监押，因边疆功劳加任阁门祗候、平阳府军马铃辖，代理保德军知军。改任总领河西军马，因讨伐西夏有功，多次升迁至秉义郎。宣和四年，朝廷将要讨伐燕地，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抚河西帐族，派徐徽言进入他们的地区。帐族拒绝并向他射箭，徐徽言迎战将其击败，于是平定天德、云内两城。宣抚使童贯嫉妒他的功劳，发檄文命太原不得违背节度。后来天德、云内又被放弃。张孝纯先前平定朔州、武州，也不能守住。徐徽言改任火山军知军，兼统领河西军马，调往石州。靖康初年，徐徽言升任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金人包围太原，分兵截断粮道，从隰州、石州以北，命令已经数月不能通达。徐徽言带三十人渡过黄河，一战将其击破。升任武经郎、晋宁军知军，兼任岚石路沿边安抚使。金人再次进犯京师，陕西制置使范致虚集合五路军队赴难，发檄文命徐徽言守卫河西。钦宗割让两河以缓解祸患，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兵河东，被金人劫持，便自作主张割让河西三州隶属西夏。晋宁军民大为恐慌，说：“麟州、府州、丰州都被放弃了，晋宁难道能独自存在吗！”徐徽言说：“这只是使者假传诏令罢了。三郡在河西，即使确有诏令，也应当据理上奏争辩，何况根本没有诏令呢！”于是率兵收复三州，西夏所设置的守长都出城投降，徐徽言安慰并遣送他们。又一并攻取岚州、石州等州，教导戈船士卒乘坐羊皮筏顺流而下，借水势掩袭敌人。金人更加防备克胡砦、吴堡津，派守将领兵担任九州都统，与晋宁军对峙。徐徽言出奇兵袭击驱逐他们。当时河东各郡县相继沦陷，遗民每天都盼望王师到来。徐徽言暗中联络汾州、晋州的土豪，人数达数十万，约定收复旧地后便上奏授官，让他们担任守长并允许世袭。他分条把这件事上报，等待批准；一旦得到答复，就亲自率领精锐突袭太原，直接攻取雁门，留下军队戍守。他还说：“平定整个晋地后，险要形势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原应当可以按期收复；抓住时机就在一时，机会不可错过。”奏章上报后，朝廷下诏让徐徽言听从王庶节制，这项计划于是搁置。金人忌惮徐徽言，想迅速攻下晋宁以除后患。建炎二年冬，金人从蒲津渡过黄河包围晋宁。此前徐徽言移文府州，约折可求夹攻金人。折可求投降，金将娄宿挟持他来到城下招降徐徽言。徐徽言过去与折可求结为姻亲，于是登上城墙，以大义斥责他。折可求仰头说：“您对我为什么如此无情？”徐徽言拉弓厉声说：“你对国家没有情义，我还对你讲什么情义？不只是我无情，这支箭也无情。”一箭射中折可求，折可求逃走；徐徽言于是出兵纵横攻击，斩杀了娄宿孛堇的儿子。当时河东全境都已陷落，只有晋宁一座孤城屹立，横在强敌面前，兵力形势相差悬殊，根本无法抗衡。徐徽言坚守城池，长期坚持，抚恤安慰疲惫受伤的军民；又派没入水中潜游的人渡河，召集逃到山谷中藏匿的百姓数万人，扎筏向西渡河，与金人在河上激战，大小数十战，俘获、杀伤敌人的数量超过自身损失。晋宁号称天下险要之地，徐徽言扩建外城，东面逼近黄河，城下壕沟深不可测，望楼和城堞高大坚固，守城器械十分整齐完备。他命各将领划分角落分别防守，敌人到来时各自拼死用力，并派精兵往来支援。金军多次进攻失败，不能达到目的，于是把包围加得更加紧迫。晋宁当地习惯不打井取水，而是依靠黄河取水。金人装载茭草和石块，填塞堵住支流，城中水源缺乏断绝，储备逐渐耗尽，铠甲兵器空缺破旧，人人惊恐忧虑，知道死亡已经不远。徐徽言仍能得到众人的拥戴，便在饥饿、负伤的余力之中振作起来，收集折断的矛杆和残破的刀刃，决心死守。后来他自知无法支撑，便把炮机、篦格以及一切守城器具全部烧掉，说：“不能把这些留给敌人。”他派人从小路飞驰送信给兄长昌言说：“我孤负国家恩德而死了，兄长一定要努力侍奉君主。”一天夜里，副将李位、石赟把帛书系在箭杆上，暗中约娄宿打开外郭城门，接纳金兵。徐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在城门内决战，杀死了许多敌人，随后退入牙城防守。金人不断进攻，徐徽言把妻子儿女安置在屋中，堆积柴薪自焚。他手持宝剑坐在堂上，慷慨地对将士说：“我是替天子守土的臣子，按义理不能让敌人侮辱。”于是拔出佩刀准备自杀，左右急忙呼喊相救，紧紧拉住他；金兵蜂拥而至，把徐徽言挟持带走，但仍然畏惧他的威名。

译娄宿让徐徽言的亲近之人劝他说：“何不戴好冠帽去见金军统帅？”徐徽言斥责道：“这是朝廷的礼服，是觐见君父的礼仪，难道可以穿着它进入敌人的穹庐吗？你这个污秽的伪官，不立即羞愧而死，反倒以此为荣，还替敌人搬弄口舌充当说客吗？不赶快滚开，我的力气还足以杀掉你。”娄宿去见徐徽言，说：“徽、钦二帝已经北去，你究竟替谁守这座城？”徐徽言说：“我替建炎皇帝守城。”娄宿说：“我们的军队已经南下，中原的事情还不能确定，你何苦自寻痛苦呢？”徐徽言愤怒地说：“我只恨不能杀了你们这些人的尸体，带回去让皇帝看；我将以死报答太祖、太宗于地下，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娄宿又拿出金人的封官许诺说：“你只要稍微屈服，我就让你世代统帅延安，并把陕西全境都交给你。”徐徽言更加愤怒，骂道：“我承受国家的深厚恩德，死正是我的本分，这双膝难道会为你们屈服吗？你应当亲自杀我，不能让其他人来侮辱我。”娄宿举戟刺向他，想看他害怕的样子。徐徽言敞开衣襟迎向刀刃，神色意态如常。金人给他酒喝，他拿起酒杯扔向娄宿，说：“我还会喝你的酒吗？”他不停地傲慢辱骂。金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于是射杀了他。粘罕听说他死了，愤怒地责备娄宿说：“你粗暴残忍，为什么专门杀害义士来满足自己的私愤？” 娄宿因此受到极其惨重的惩处。起初，徐徽言和刘光世在少年时代就是交情深厚的老朋友。刘光世奉命援救太原，行军到吴堡津后，便停驻不再前进。徐徽言写信催促他出兵，他没有听从；徐徽言又告诉他太原危急，城池随时可能守不住，正日夜盼望救援；总管奉诏赴救危急，不应拖延固守、以致犯下违抗军令之罪，但刘光世仍然前进退缩。徐徽言随即公开上章弹劾他逗留阻挠，把副本封好送给他，刘光世惊慌急迫，这才上路。宣抚使张浚和各位使臣相继把徐徽言为守节而死的事情上报，高宗拍着几案震动悲痛，回头对宰相说：“徐徽言为报效国家而死于疆场，临难不屈，忠心贯通日月，比颜真卿、段秀实远远超过了。如果不加以优厚褒奖，怎么劝勉忠臣、昭示后世呢？”于是追赠晋州观察使，谥号忠壮。后来又追赠彰化军节度使。孙昂也拔刀想要自杀，金人把他押到军营前，他不屈服而死；至此追赠成忠郎、团练使。徐徽言的儿子徐冈已经一同为国死难，他的从孙徐适也因守卫安丰而死。孙昂的父亲孙翊，宣和末年任朔宁府知府，援救太原，战死阵中。他们家世代都以忠义著称。向子韶，字和卿，是开封人，神宗皇后的再从侄。十五岁进入太学，考中元符三年进士。因特恩改授承事郎，任荆南府节度判官，多次升迁至京东转运副使。属郡郭奉世上缴一万缗额外收入，户部聂昌请求赏赐郭奉世，以此劝勉天下。向子韶弹劾郭奉世，并且说近臣首先开启聚敛钱财的端绪，渐渐发展下去便不可遏制，士大夫舆论认为他说得对。因父亲去世服丧免职，服丧期满后起复，任淮宁府知府。建炎二年，金人进犯淮宁，向子韶率领几个弟弟守城，对士卒和百姓说：“这里是你们祖先坟墓所在的国家，离开这里还能到哪里去？我和你们应当死守。”当时有东军四千人，第三将岳景绶想放弃城池，率军民逃往皇帝行在，向子韶不听从；岳景绶带兵迎战敌人而死。金人昼夜攻城，向子韶亲自穿上铠甲头盔，冒着箭石作战，派弟弟向子率兵前往宗泽那里请求援军；援军未到，城池已经陷落。向子韶率军民在街巷中作战，力量耗尽，被金人俘获。金人坐在城楼上，想使他投降，在他面前斟酒；左右强按他让他屈膝，向子韶直立不动，指着他们责骂，金人便杀了他。他的弟弟、新任唐州知州向子褒、朝请郎向子家等全家都被杀害，只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向鸿幸存。事情上报后，朝廷再次追赠通议大夫，授官给他家六人，后来谥号忠毅。起初金人到达淮宁府时，杨时听说后说：“向子韶一定会死。”因为他知道向子韶一向坚守节操。杨邦乂，字晞稷，是吉州吉水人。他博通古今，凭舍选考中进士。正逢时局多艰，他常常以守节重义自许。历任婺源尉、蕲州、庐州、建康三郡教授，改任溧阳县知县。恰逢叛卒周德占据府城，杀害官吏。杨邦乂把县狱中的囚犯赵明带到厅堂，想杀掉他，便对他说：“你熟悉乡里的豪杰，如果真能集合你的同党，为乡人诛杀贼人，不仅赦免你的罪，还会上报你的功劳，授给你爵位。”赵明立即请求出发，杨邦乂给他斟了一杯酒，让他自行离去。过了第二天，赵明便讨伐平定了叛乱。建炎三年，金人来到长江边。高宗前往浙西，留下右仆射杜充担任御营使，驻扎建康，命刘光世、韩世忠、王▯燮等将领都听从杜充节制。杜充性情残酷而没有谋略，士卒之心不归附他。渡过▯冈沙时，杜充派陈淬、岳飞等与金人在马家渡交战。从辰时到未时，交战数合，胜负未决。王▯燮拥兵不救，陈淬被擒，王▯燮的军队逃走，杜充率部下几千人投降。金人渡过长江，击鼓进军逼近城池。当时李棁以户部尚书身份督运军饷，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两人都准备了投降文书，在十里亭迎接敌人。金军统帅完颜宗弼进入城后，李棁、陈邦光率官属迎拜，只有杨邦乂不肯屈膝，用鲜血在衣襟上大书：“宁愿做赵氏的鬼，也不做别国的臣子。”完颜宗弼不能使他屈服。第二天，金人派人劝说杨邦乂，答应保留原来的官职。杨邦乂以头撞击柱础，鲜血直流，说：“世上难道有不怕死却可以用利益动摇的人吗？快杀了我。”又一天，完颜宗弼等人与李棁、陈邦光在堂上宴饮，把杨邦乂立在庭中。杨邦乂斥责李棁、陈邦光说：“天子把守卫城池的责任交给你们，敌人到来却不能抵抗，反而还和敌人一起宴饮作乐，难道还有脸见我吗？” 有个叫刘团练的人，拿一张纸写着“死活”两个字给杨邦乂看，说：“你不用多说，想死就赶快在‘死’字上落笔。”杨邦乂奋笔写下“死”字，金人互相看着，脸色都变了，但一时还不敢杀害他。不久完颜宗弼再次叫杨邦乂去，杨邦乂愤怒至极，远远望着他大骂：“你们女真人图谋中原，上天难道会长久让你们得意吗？早晚要把你们碎尸万段，怎么能玷污我！”完颜宗弼大怒，杀了杨邦乂，剖开他的胸腹取出心脏；他死时四十四岁。事情上报后，朝廷追赠直秘阁，赐田三顷，授官办理收殓安葬，就在当地赐建庙宇褒奖忠节，谥号忠襄，并授官给他的四个儿子。杨邦乂年轻时居住在郡学，眼睛从不看非礼之事。同舍的人想要破坏他的操守，把他拉出去，托词说是旧友之家，实际上却是妓馆。杨邦乂起初没有怀疑，喝了几巡酒后，妓女出来，他惊愕不已，赶快回到住处，脱下衣帽烧掉，流着泪责备自己。绍兴七年，枢密院说杨邦乂的忠节显著，皇帝说：“颜真卿是前代的忠臣，朕昨天已经授官给他的子孙；杨邦乂为朕守节而死，不能不厚加褒奖记录，以此劝勉忠义。”于是加赠徽猷阁待制，又增加赐田三顷。列传第二百七十七：忠义三。

译曾怘的弟弟曾悟，刘汲，郑骧，吕由诚，郭永，韩浩，朱庭杰，王允功，王荐，周中，周辛，附传欧阳珣，张忠辅，李彦仙，邵云，吕圆登，宋炎，附传赵立，王复，郑褒，附传王忠植，唐琦，李震，陈求道。曾怘，字仲常，是中书舍人曾巩的孙子。补为太学内舍生，凭父亲的任职恩荫授任郊社斋郎，多次升迁至司农丞，任温州通判，按资历等待补缺于越州。建炎三年，金人攻陷越州，让琶八担任统帅，约定第二天早晨城中文武官员一同到府署去；有不到的，以及藏匿起来而未被察觉的，全都处死。只有怘没有前往，被邻人检举并逮捕。见到琶八时，他言辞和气势都不屈服，还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竟背叛盟约、欺蒙上天，肆意做不义之事。我是宋朝世代做臣子的人，只恨没有一点权柄来为国而死，怎么能贪生怕死去侍奉你这个狗奴才呢？”当时金人帐中那些手持兵器的人都惊愕地互相对视。琶八说：“暂且让他出去。”他的部下便把怘的家属四十人全部驱赶到越州南门外，当天一并杀死。越州人挖坑埋葬了他们的尸体。金人离开后，怘的弟弟朝散郎{旦心}当时任杭州余杭县知县，便制作大棺材收殓他们的遗骨，葬在天柱山。事情上报后，朝廷给他追赠三资的恩泽，又授予他的弟弟怤、儿子崈以及兄长的儿子ＵＤ官职，均为将仕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口〕 当初遭难时，崇甫才四岁，和乳母张氏一起死去。夜里正逢小雨，张氏苏醒过来，回头看见崇甫也苏醒了，还在吮吸她的乳汁。郡中士卒陈海把崇甫藏起来带回家，后来官至南安军知军。怘的堂弟是悟。悟字蒙伯，是翰林学士肇的孙子。宣和二年考中进士，靖康年间任亳州士曹。金人攻破亳州，悟被擒，仍抗声斥骂。众人用刀乱砍他，尸体甚至没有留下；他的妻子儿女也在同一天被杀害。他当时三十三岁。刘汲，字直夫，眉州丹棱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合州司理、武信军推官，改任宣德郎、开封府鄢陵县知县。他奉行神霄宫的事务不符合法令，京畿转运使赵霆因此上奏，将他调任隆德府通判。当时方士林灵素掌权，郡人班自把《易系辞》改写成妖言，以迎合林灵素。刘汲代理郡守，把班自交付狱中审理。林灵素推荐说班自有道术。朝廷命转运使陈知存审查验证，属吏害怕，想要改动案情。刘汲责备了几名属吏，陈知存也畏惧他，最终据实上报。他任河中府通判时，被征召为开封府推官。自从盛章等人担任京城长官以来，动辄就要杀人，往往取得特旨来满足自己的快意，刘汲每次都向府中申明并上奏，请求停止这些做法。宰相王黼起初兼领应奉司，刘汲面对客人时总是诋毁他。王黼听说后，上奏将刘汲贬为蓬州监税。钦宗召他赴京，刘汲上奏说愿意到外地奔走效力，整治军粮来保卫京师。当时朝廷在邓州设置京西转运司，便以添差的名义任命刘汲为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虚统兵到陕西，刘汲写信劝他说：一军从蒲中渡过黄河到河阳，焚烧金人的积存物资，切断黄河上的桥梁；另一军从陕西道路直抵郑州、许州，与各路军队联合呼应，敌人必然会解体溃散。范致虚写信向刘汲致谢后出发。金人再次进犯京师，各地军队有三个月不知道朝廷的动静。冯延绪传达诏书进行安抚，说皇帝车驾已经出郊，议定了和约，命各路停止用兵。刘汲对副总管高公纯说：“诏书不能马上相信。”高公纯问原因，刘汲说：“诏书是在去年十二月下达的，邓州距京城七百里，如今才送到州中，为什么？既然已经议和三个月，敌人怎么还没有退兵？这一定是金人胁迫朝廷，借此拖延勤王军队，应该赶快进兵。”高公纯提出异议，刘汲请求独自前往，高公纯不得已与他一同到南阳，却没有继续进军。刘汲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驰赴都城，到了那里，徽宗、钦宗二帝已经北行，他便穿着白色丧服痛哭。不久，他代替高公纯代理统帅事务，拿出金帛犒赏士卒，筹划作战和防守。诏令邓州准备迎接皇帝巡幸，刘汲扩建城池，修饰行宫，把迎候皇帝车驾的一切器具准备得十分完备。朝廷于是加授他直龙图阁，任邓州知州兼京西路安抚使。刘汲上奏说：“想要收复两河，应当先收复河东；想要收复河东，应当使用陕西的军队。请先从河东着手，以此奠定西河的根本。”这时金人再次渡过黄河，侦察得知邓州是皇帝的行在，便命将领银朱迅速进攻京西。刘汲派副总管侯成林守卫南阳，金人突然抵达，杀死了侯成林。刘汲召集将领和属吏说：“我受国家厚恩，只恨还没有得到为国而死的地方。金人到来，我一定死战；你们有谁能同我一起死吗？”众人都流泪说：“听从您的命令。”百姓中有人请求越过山岭修筑营寨来躲避敌人，刘汲说：“这样就是放弃城池了。不过，如果你们都跟着我一起死，也没有益处。”于是下令：“城中有勇武而愿意从军的人，听任他们留下；其余的人自行方便。”因此得到四百名敢死之士。他又下令：“凡是在这里任职的人，都可以送自己的家属离开，寅时出城，午时返回；违令者按军法处置。”众人都感动而服从，没有一个人误期。南阳陷落后，刘汲命将领戚鼎率三千兵迎战，又命靳仪和赵宗印分别从西门、南门两面夹击敌军。刘汲亲自带着四百名牙兵登上城墙观望，看见赵宗印从小路逃走，便亲自到戚鼎军中，挥军列阵等待。敌人到来后，士卒全都拼死战斗，敌人退却。不久靳仪战败，金人进攻更加急迫，箭矢像雨一样落下。军中请求刘汲离开，刘汲不答应，说：“要让敌人知道安抚使在这里为国家拼死作战。”敌军大举到来，刘汲战死。事情上报后，追赠太中大夫，谥号忠介。郑骧，字潜翁，信州玉山人。考中元符三年进士。任溧阳县知县时，年成荒歉，百姓大多逃亡。漕司按照户籍催逼拖欠的赋税，一点也不宽免，郑骧对此忧虑，便把这些户籍全部注销。使者想依法惩办他，郑骧说：“法令规定两税以约定数额为定数，如今不予免除，拖欠就会越来越多，百姓也会越来越贫困，赋税更加无法办齐。”使者无法使他屈服。当时有人议论从建康开凿漕渠，引太湖水沟通大江，将毁坏数州的民田，并调发江、浙二十五州的丁夫，费用要以百万计。朝廷派官员察看是否可行，郑骧逐条分析利弊，竭力阻止了这件事。郑骧任岢岚军通判，后改任庆阳府通判。姚古上奏任命他为熙河兰廓路经略司属官。钱盖从渭州调任熙州时，上奏征召他到幕府任职。发生地震，秦州、陇州、金城六城毁坏，郑骧对钱盖说，六城是熙河地区的重要地方，应当赶快修缮治理，于是亲自请求统率士兵护卫修筑益机滩新堡，使它控制西夏。城堡建成后，他因功升官，获赐绯衣、银鱼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步〕

译唃厮罗氏过去占据青唐，朝廷设置西宁州；董毡入朝，他的弟弟益麻党征逃往西夏。大观年间，羌人冒用党征的名义归附，童贯上奏赐给他姓名赵怀恭，授为团练使。到这时，党征从西宁请求归来，童贯害怕事情败露，议论此事的人迎合童贯的意思，想断绝党征归来的希望。郑骧认为童贯欺骗皇帝，请求辨明其中的虚假。童贯大怒，准备罗织重罪诬陷他，恰逢童贯兵败，事情才作罢。郑骧被提拔为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郑骧按照条例编成《常平总目》十卷，颁行于所属各地。当时陕西右路大丰收，郑骧上奏请求把所属地区常平仓的本钱和利息趁此时机扩大收购粮食，获得六十万斛米。高宗初年，郑骧以直秘阁身份任同州知州兼沿河安抚使。当时朝廷谋划巡幸近畿，考虑以金陵、南阳、长安作为驻跸之地。郑骧说：“南阳、金陵处在偏远地区，不是兴王的地方；长安四面有险可守，是天府之国，可以作为驻跸之地。”恰逢皇帝东行扬州，他又请求从楚州、泗州、汴州、洛州直到陕西、华州，各地招募精兵，首尾相接、互相呼应，这样或许敌人的势力就不能冲破。朝廷没有答复。金将娄宿进犯同州和韩城，郑骧派兵据险抵抗攻击，军队失利，金人乘胜直抵城下，通判以下的官员全都逃走。郑骧说：“所谓太守，就是守城至死罢了。”第二天城陷，郑骧投井而死。追赠通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谥号威愍，诏令赐给他庙号愍节。郑骧在熙河时，曾搜集熙宁至政和年间攻取土地、设置建置的事迹，编成《拓边录》十卷；把兵将、蕃人和汉人的杂事编成《别录》八十卷；绘制西蕃、西夏、回鹘、卢甘等国人物和图书，编成《河陇人物志》十卷；叙述赞普直到溪巴温、董毡的世族，编成《蕃谱系》十卷。吕由诚，字子明，是御史中丞吕诲的小儿子。他自幼聪明爽朗，有智谋方略。范镇、司马光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也都器重他。他因父亲的恩荫补官，调任邓州酒税官，处理事务精细敏捷，老吏也不能欺骗他。适逢营兵突然发动叛乱，聚众关闭城门，守将和副职逃走躲藏，吕由诚亲自前往招抚晓谕，叛贼收起兵器听从命令。他因功升任官阶，不久又被提拔为提举三门、白波辇运，谏官说他的资历浅，便罢免了此职。任合水县知县时，王中立、种谔征讨灵州，吕由诚负责运输，随军而行。天气寒冷，粮食耗尽，其他县的役夫大多溃散逃走，只有吕由诚所管辖的部分没有一个失散。不久改任乘氏县知县。宰相吕大防担任山陵使，征召他为属官。后任成都府通判，又任雅州、嘉州、温州、绵州四州知州，后来再任嘉州知州，都有治理的成绩。靖康元年，宰相唐恪推荐吕由诚，说他刚正而有家法，适合担任台臣。朝廷召他到京师，他与唐恪意见不合，又担心唐恪畏缩不前、不能挽救时局的艰难，便竭力辞职请求退隐。朝廷差遣他任袭庆府知府，他还没来得及出关，金人再次入侵，攻陷京师，拥立张邦昌，并用军队胁迫士大夫向张邦昌称臣，吕由诚穿着便服才得以逃脱。当时各地盗贼纷纷蜂起，吕由诚历经崎岖道路到达郡治。城墙坍塌，粮食耗尽，于是日夜防备，城墙刚刚修好，剧贼李昱带领十万大军奔到城下，见城中已有防备，便假意接受元帅府的招安而离去。康王把军队移驻济阳，吕由诚竭力供应粮饷，军队因此没有缺乏粮食。他派属官王允恭奉表劝康王即位。当时京东各郡，军队骄横，内部争斗很多，只有吕由诚安抚约束有方，士卒乐于听他使用。前后多次被敌人围攻，他仍屹立于群盗之中自守，外援全部断绝。孔彦舟带郓州军队叛乱，首先进犯郡境，攻打数十天也不能攻下，才领兵退去。胡选一伙人尤其残暴，进攻吕由诚所在的郡城，声称一定要夺取。吕由诚夜里焚烧他们的攻城器具，直接进入敌军帐下，贼人惊骇四散，不知所措，忽然解围离去。一天，金兵从四面集结而来。吕由诚严格制定赏罚，以忠义激励守军，守城士兵争相奋勇，日夜戒备。金人从百余处进攻城池，箭矢和石块像雨一样落下，但没有人产生叛变的念头。郡中官员有人想迎接金人投降，便把他捉住戴上刑具。判官赵令佳与吕由诚同心发誓守城，城陷后两人一起被擒。金人想让吕由诚投降并保全他的性命，吕由诚不屈，于是金人当着他的面杀死他的儿子仍，吕由诚毫不动摇，和赵令佳一同遇害。儿子偰以及他的家属四十人也都被擒，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南北隔绝，吕由诚的孙子绍清留在蜀地，后来从蜀地逃往江、浙，寻找吕由诚的生死消息，在江阴遇到赵令佳的儿子子彝，得知赵令佳与吕由诚一同战死并受到褒奖礼典，于是向朝廷申诉。诏令追赠吕由诚三等官职，授为通奉大夫，并给予他的两个儿子恩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口〕 郭永，大名府元城县人。他年轻时刚强明达，勇敢果断，身高七尺，胡须浓密，像神人一样。因祖父的恩荫任丹州司法参军。郡守是武人，做奸利之事毫无顾忌，郭永多次援引法律制裁他。郡守大怒，摆出威势逼视郭永，郭永不为所动，郡守便假装说好话，向朝廷推荐他。后来郡守想篡改已经准备好的案件，郭永竭力争辩而不能阻止，便把案牍卷在袖中举还给他，拂袖离去。郭永调任清河县县丞，不久任大谷县知县。太原帅府常常任用重臣，每次宴饮都耗费千金，便从各县征取来供给，其中向大谷县征取得尤其急迫。郭永写信送到幕府说：“不按十分之一的定额征取的，全都是百姓的膏血，难道可以拿来供宴饮的费用吗？如果不能得到允许，我就要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离职回去。”府中不敢逼迫他。县中有一潭能生出云雨，遇上旱灾，巫人借此煽动百姓，郭永杖打巫人，把他暴晒在日头下，雨立刻降下，县人刻石记载这件奇异的事。府中派出几名号称“警盗”的士卒，刺探各县的长处短处，四处游荡作恶而不归，没人敢违抗他们。郭永把他们戴上刑具押送到府中，府中于是连同其他县的逃犯一起追捕遣返。从此，部使者和郡中下发的文书凡有不利于百姓的，郭永一定逐条分析利弊，反复申辩，有的最终被搁置而不执行。有人对郭永说：“世人正一味随声附和，不要因此招来祸患。”郭永说：“我只知道实行自己的志向，哪里有空顾虑其他事情。”大谷百姓安于他的治理，认为自从有县令以来，没有谁能和郭永相比。他离任几年后再次经过大谷，老人和孩子仍然拦路挽留，情形如同他刚离任时一样。

译郭永调任东平府司录参军，府中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由他裁决。属吏有不能办理的，私下互相讥笑说：“你难道不是郭司录吗！”他任郑州通判时，燕山起兵，朝廷任命他为该路转运判官。郭药师驻军边境，倚仗恩宠，暴虐至极，和百姓交易却不支付价钱，还驱赶殴打他们，直到打瞎眼睛、打断肢体才罢休。安抚使王安中不敢过问。郭永向王安中说明此事，说如果不惩治郭药师，将来就难以控制，请求召见郭药师并当面严厉责备他；如果王安中不听，就把罪行最重的人在市中肢解示众。于是郭永见到郭药师，说：“朝廷对不起将军吗？”郭药师惊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郭永说：“从前将军带着军队归附朝廷，朝廷把赤诚之心完全交给将军，按照宾客礼节无不优厚相待，而将军还没有一点功劳来报答皇上。如今朝廷倚重将军，您却放纵部下残害百姓而不加禁止；平时尚且如此，若遇到紧急情况又怎么办呢！”郭药师虽然道歉，脸上却没有惭愧之色。郭永对王安中说：“将来扰乱边境的，一定是这个人。”不久王安中被罢职，郭永也辞去官职，调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适逢金人奔袭京师，所经过的城邑都想立即攻取。当时天气寒冷，城池全都结冰，金人往往借冰当梯登城，不用攻打就能进入。郭永正好在大名，听说后先放宽了护城壕禁止捕鱼的规定，百姓争相出城捕鱼，冰面无法重新合拢。金人到城下，窥视了很久便离去。郭永升任河东提点刑狱。当时高宗在扬州，命宗泽守卫京师。宗泽整训军队、积聚粮食，准备收复两河。由于大名处在冲要之地，宗泽发檄文命郭永与统帅杜充、漕运使张益谦互相配合，形成犄角之势。郭永立即日夜谋划作战和守城的器具，又结交东平的权邦彦作为援军。没过几天，声威便震动河朔，已经失陷的州县都重新响应官军，金人也因此畏惧，不敢行动。过了不久，宗泽去世，杜充守京师，以张益谦代替宗泽，裴亿任转运使。张益谦、裴亿都是器量狭小的小人。适逢范琼胁迫权邦彦南下，刘豫从济南出兵来侵犯，大名成为孤城而没有援军。郭永率领士卒日夜登城守卫，窥见敌人空隙就出兵袭击。有人劝张益谦弃城逃走，郭永说：“北门是遮蔽梁、宋两地的屏障，敌人一旦得志，就会席卷南下，朝廷就危险了。即使力量敌不过，也应当死守，慢慢挫败敌人的锋芒，等待外援到来，怎么能抛弃它呢？”于是招募士卒，带着帛书，夜里从城上用绳索坠下出城，向朝廷告急，请求先行防备。敌人的进攻包围越来越急，他们俘虏了东平、济南人，在城下大喊：“两个郡都已经投降了。投降的人享受富贵，不投降的人一个也别想活。”张益谦等人面面相觑，脸色变了。郭永大声说：“今天正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又巡视城墙，抚慰将士说：“王师已经到了！我们的城池坚固完整，可以守住；你们努力，敌人不值得害怕。”众人感动得流泪。天刚亮，大雾四面弥漫，刘豫用车辆运来断碑残础攻城，城楼和战棚都被毁坏，左右士卒蒙着盾牌站立，许多人头颅被砸碎。过了很久，城池陷落。郭永坐在城楼上，有人扶持他回去，几个儿子环绕着哭泣，请求他离开。郭永说：“这是命运啊，你们还怕什么。” （这是）命运啊，你们还怕什么。张益谦、裴亿率众迎接金人投降。金人说：“城破了才投降，为什么？”众人把责任推给郭永，说是他不肯投降。金人派骑兵召郭永，郭永整理好衣冠，面向南方拜了两拜，然后换上幅巾进去。黏罕问：“阻止投降的人是谁？”郭永仔细看着他说：“不投降的人就是我。”金人惊异于郭永的相貌，又一向听说他的贤能，便互相商量，想用富贵诱惑郭永。郭永瞪眼吐唾沫说：“无知的狗猪，我只恨不能把你剁成肉酱来报答国家，你还说什么投降！”他不停地怒骂。金人忌讳他的话，挥手让他离开。郭永又厉声说：“为什么不赶快杀了我，让我死去？我应当率领正义之鬼消灭你们！”大名被拘禁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为他流泪的，金人愤怒地砍断了他们举起的手。于是金人杀死郭永，他全家也都遇害。即使平素与郭永意见不合的人，也都当面悲痛。金人离去后，众人一起背着他的尸体埋葬了。郭永广泛通晓古今，得到钱就买书，家中藏书一万卷。他写文章不求别人知道。看见古人建立名节的事迹，他没有不感慨地合上书、整天沉思的，尤其仰慕颜真卿的为人。杜充守大名时，声望很盛，郭永曾经画出几条策略去见他，后来问杜充是否看过大纲。杜充说：“还没有空读。”郭永便数落他说：“有人有志向却没有才能，喜爱名声却丢弃实际，骄傲自用却获得声名，凭这样的人来担任重任，很少有不困顿失败的。您这些人难道足以共同治理国家吗？”杜充非常惭愧。靖康元年冬，金人再次进犯京师，朝廷内外音信阻绝，有人把两宫皇帝被金人掳往北方的消息告诉郭永，郭永号哭昏倒在地，家人抬他回去；几天不进食，听说大元帅府的檄书送到，才勉强吃了一顿饭。他的忠义大概确实是出于天性。绍兴初年，追赠他为中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号勇节，并授予他的族人中几人官职。韩浩是丞相韩琦的孙子。他以奉直大夫身份任潍州知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韩浩率众拼死守城，城陷后奋力作战而死。通判朱庭杰身中数箭，也战死。代理北海县县丞王允功、司理参军王荐也都全家陷没。韩浩追赠三等官职，并授予他的家人三人官职；朱庭杰、王允功、王荐各授予其家人一人官职。朝议大夫周中世居住在潍州，率领家人登城抵抗守卫。他的弟弟周辛家中最富有，便把全部财产分发出去犒赏战士。城陷后，周中世全家一百口人都战死。绍兴六年，应周聿的请求，朝廷追赠官职。欧阳珣，字全美，吉州庐陵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调任忠州学教授、南安军司录，任盐官县知县。因被推荐而上京，遇到国难，等到出使时，加授将作监丞。金人进犯京师，朝廷议论割让河北的绛、磁、深三镇土地来讲和。欧阳珣率领九位朋友上书，极力陈说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交给别人。事情紧急时，正逢群臣商议，欧阳珣又抗声论说应当与金人力战：如果战败而失去土地，将来收复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战而割让土地，将来收复它就是理亏。当时宰相发怒，想杀死欧阳珣，于是派他出使去割让深州。欧阳珣到达深州城下，痛哭着对城上人说：“朝廷被奸臣误导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准备来此一死了。你们应当努力践行忠义、报效国家。”金人大怒，把他押送到燕地烧死。张忠辅在宣和末年任将领，与崔中、折可与一同守卫崞县。金人前来进攻，他们环绕城墙坚守，率领士卒拼死抵抗敌人。崔中估计难以支撑下去，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张忠辅向众人公开说：“如果一定要投降，请先杀了我。”崔中设下伏兵，假称约他商议事情，斩下张忠辅的头，扔到城墙外给金人看。开城后，折可与因为不肯投降而被杀。折可与的哥哥折可求在建炎年间向朝廷进言，朝廷授予折可与的五个儿子官职，却没有给予张忠辅相应的褒恤，士大夫舆论对此感到惋惜。

译李彦仙，字少严，原名孝忠，宁州彭原人，后来迁居巩州。他胸怀大志，所结交的都是豪侠之士，闲暇时练习骑马射箭。他家住在边境，每次出行必暗中察看山川地势，有时窥伺敌人放牧，夺取他们的好马带回来。他曾经作为种师中的部曲进入云中，获取敌人首级，补授校尉。靖康元年，金人进犯边境，各郡县招募军队勤王，他便率领士卒应募，补授承节郎。李纲任两河宣抚使时，李彦仙上书说李纲不懂军事，恐怕误国。奏书被皇帝看到后，主管官署派人追捕他，于是他逃走，改名为彦仙。后来以效用身份随河东军行动，侦察金人返回后，又补授校尉。河东陷落后，李彦仙突围归来，路过陕西时，因军事事务求见守臣李弥大。李弥大与他交谈后，认为他壮烈有才，留下他任副将，戍守淆、渑之间。金人再次进犯汴京，永兴军帅范致虚集合西部军队入援，李彦仙拦住劝说：“淆、渑一带道路狭窄，难以让大军前进，不如分兵前进，留下一半在陕西，可以作为日后的谋划。”范致虚恼怒他阻挠军队，便罢免并遣走他。军队到达千秋镇后，果然战败，官吏全都逃走。当时李彦仙任石壕尉，坚守三觜，百姓争相依附他。他下令说：“本尉是外县人，并不像你们一样家室和祖坟都在这里。如今本尉替你们守城，如果不竭尽全力，金人将把你们的尸体陈列在市场上。”众人都振奋起来。金人进攻三觜，李彦仙作战时假装败退，金人追赶他，伏兵发动，杀死金人千余人，又分兵四出，攻下五十多个营垒。起初，金人占领陕西后，任用投降者守卫，并让他们招集逃散的人。李彦仙暗中派士卒混入其中，金人没有察觉。于是他率兵进攻南郭，夜里悄悄带兵逼近东北角，先前被金人收纳的士卒在城内接应，喧闹着攻入，重新收复陕州。他乘胜渡过黄河，在中条山各处列栅设防，邻近的郡县都响应归附，又分派邵云等人攻下绛州、解州等地。属吏行文来索取州府印章，李彦仙说：“我只是凭本尉的身份守卫这里，只使用我的印章。”事情传到朝廷，皇帝对辅臣说：“近来得知彦仙与金人交战，屡次取得胜利，朕高兴得睡不着觉。”随即任命他为陕州知州兼安抚使，升任武节郎、阁门宣赞舍人。李彦仙搜集军队物资，增高城墙、疏浚护城壕，进一步加强作战和守城的准备，并把家属全部接来，说：“我将以全家报效国家，与这座城共同生死。”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动佩服。邵兴在神稷山，带领部众前来，愿意接受他的节制。李彦仙征召邵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驻扎三门，后来依靠他的力量收复了虢州。金将乌鲁撒拔再次进攻陕州，李彦仙竭力抵御，金人无计可施而退去。建炎三年，娄宿率全部兵力从蒲州、解州大举进犯，李彦仙在中条山设伏攻击，金兵大败，娄宿仅仅独自逃生。授任右武大夫、宁州观察使兼同州、虢州制置使。李彦仙估计金人一定会集中力量来攻，立即派人到宣抚使张浚处请求三千骑兵，准备金人攻打陕州时，放弃空城渡过黄河向北，直奔晋州、绛州、并州、汾州，捣击敌人的腹心；金人必然自行回救，于是再从岚州、石州向西渡河，经鄜州、延州返回。张浚写信劝李彦仙放弃空城、清理野外物资，据守险要、保全聚集的百姓，等待时机再行动。李彦仙没有听从。娄宿率领叛将折可求的部众，号称十万人前来进攻，把军队分成十部，以正月初一为开始，每天轮流由一部攻城，最后集中十部一同进攻，约定三十天内一定攻下。李彦仙意气和平时一样，登上谯门，大肆演奏歌舞音乐，又暗中派人用绳索缒出城外，焚烧金人的攻城器具，金人惊愕后退。粮食吃完了，便煮豆子给部下吃，自己只喝豆汁。后来豆子也吃完了，他向张浚告急。张浚派人从小路带着金钱财物去犒劳他的军队，又发檄文命都统制曲端率泾原军队前来救援。曲端一向嫉恨李彦仙超过自己，没有出兵的意思。张浚幕府的官员谢升对张浚说：“金人早晚会攻下陕州，那时就会完全占据黄河以北，还将窥伺蜀地。”张浚于是出兵到长安，但道路受阻，无法前进。副将邵隆、吕圆登、杨伯孙从外面来援，途中历经艰难，受伤跌倒，最后只有少数人到达。李彦仙每天都与金人交战，将士从未解下铠甲。娄宿一向惊异于李彦仙的才能，曾经用河南兵马元帅的职位来诱降他，李彦仙斩杀了使者。到这时，娄宿派人喊话说：“如果立即投降，就恢复你原来的官阶。”李彦仙说：“我宁愿做宋朝的鬼，哪里要你们的富贵！”命令强弩手一箭射死使者。守军设置钩索，每天钩取金人，拉上城头砍杀。双方杀伤人数相当，守城士卒每天都伤亡殆尽，金人增兵急攻，城池陷落。李彦仙率众进行巷战，箭矢密集插满全身，像刺猬一样；左臂中了刀伤仍不停战，战斗得更加奋力。金人爱惜他的才能，以重赏悬募活捉他。李彦仙换上破旧衣服逃走渡河，说：“我不甘心让身体遭受敌人的刀刃。”后来听说金人纵兵屠杀抢掠，便说：“金人之所以要彻底毁灭这座城，是因为我坚守不降的缘故。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于是投河而死，时年三十六岁。金人杀害了他的家人，只有弟弟夔、儿子毅得以免死。张浚奉承制追赠李彦仙彰武军节度使，在商州为他建庙，称为忠烈。授予他的儿子官职，赐给住宅一所、田地五顷。绍兴九年，宣抚使周聿请求在陕州为他建庙，庙名义烈。后来商州、陕州都割给金人，便把他的庙迁到阆州。乾道八年，改谥忠威。李彦仙身材高大，脸长而瘦，严厉得令人不敢冒犯。他用信义治理陕州，违犯命令的人即使地位尊贵也不宽赦。他与部下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乐意听他指挥。他有谋略，善于应变。曾经巡察土地到青涧，突然遇到金人，众人都惊愕；李彦仙依山插设疑兵旗帜，慢慢退到柳林，解下铠甲，神态自若。金人怀疑有伏兵，便退走，李彦仙在险隘处追击袭杀，金人的尸体相互枕藉。潼关以东都被攻下，只有陕州还存在；金人一定要攻下陕州，然后才能集中力量向西进攻。李彦仙凭一座孤城扼守敌人的要冲，超过两年大小作战二百次，金人始终不能向西推进。到城池陷落时，百姓没有二心，即使妇女也登上屋顶，用瓦片投掷金人，哭喊李观察的声音不断。金人发怒，屠杀陕州城，全陕于是沦陷。副将邵云、吕圆登、宋炎、贾何、阎平、赵成都战死，朝廷一并追赠官职、录用抚恤他们的家属。邵云，龙门人。金人攻陷蒲城后，邵云聚集几百名年轻人，在山谷中修筑营垒，时常出兵骚扰金人。适逢邵隆起兵，邵云前去跟随他，与他结为兄弟。听说胡夜义的部众强盛，便率领自己的部下听命于他。李彦仙曾经暂借给胡夜义官职，胡夜义心中不满，抢掠南原离去，李彦仙诱骗并杀死了他。邵云想攻打陕州，李彦仙派使者以义理劝说他，他于是前来归附。邵云屡立战功，官至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城破后被擒，娄宿想任命他为千户长，邵云大骂而不屈，娄宿大怒，把他钉住五天后肢解。金人中有人靠近观看，他仍然咀嚼着鲜血，喷到那人的脸上，直到被挖出眼睛、摘取肝脏，骂声仍不停。

译吕圆登，夏县人。他曾经做过和尚，后来以平民子弟的身份应募，在淆、渑之间抵抗金人。李彦仙守卫三觜时，吕圆登归附他，立功最多，成为李彦仙宠爱的将领。城池将要陷落时，他带兵前来救援，身负重伤，拉着李彦仙哭着说：“围城这么久，不知道您是否平安；如今能见到您，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刚躺下养伤，听到城池陷落，立即起身战斗而死。宋炎，陕县人。他能拉开强弓，箭无虚发，补授秉义郎。起先金人包围城池时，宋炎射死了几百人。等到金人再次围城，宋炎用几百张强弩发射毒箭，杀死一千多人。城陷后，金人声称要重赏任用善于射箭的人，宋炎不予回应，奋力战斗而死。赵立，徐州张益村人。因勇敢强悍而编入军籍。靖康初年，金人大举入侵，盗贼纷纷起兵，赵立多次立战功，任武卫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进攻徐州，王复拒守，命赵立督战。赵立身中六箭，战斗却更加激烈。王复赞赏他的勇气，斟了一杯酒，流着泪慰劳他。城陷后，王复和他的家人都战死，只有儿子佾先行离去。州学教授郑褒也辱骂敌人而死。城刚被攻破，赵立便在巷中作战，夺门而出，金人攻击他，将他打死；半夜下了一点小雨，他又苏醒过来，于是杀死守门人，进城寻找王复的尸体，痛哭着亲手埋葬了他。赵立暗中联络乡民，筹划收复失地。金人北返时，赵立率领残兵截击，切断其归路，夺取了数以千计的舟船、金帛，军威重新振作。于是把乡民全部组织成军，终于收复徐州。诏令授他忠翊郎、代理知州事。赵立上奏请求为王复重建庙宇，每逢岁时节日以及出兵时，必定率众哭泣祈祷说：“您为朝廷而死，一定能够在阴间保佑您的遗民。”齐地人听说后都归心于宋。当时山东各郡粗暴地变成盗贼活动的地区，赵立处在其中，威名远近流传。他多次升迁，官至右武大夫、忠州刺史。适逢金国左将军昌急攻楚州，通守贾敦诗想献城投降，宣抚使杜充命赵立率所部兵马前往救援。赵立边战边行，连续七战获胜后才到达楚州。他两颊中箭，不能说话，只用手指挥，入城后先让士卒休息，然后才拔出箭头。诏令让赵立守卫楚州。第二年正月，金人攻城，赵立命令拆除废弃房屋，在城下点燃火池，勇士手持长矛等待。金人登城后，守军用钩子钩住他们投入火中。金人挑选敢死之士突入城中，赵立又与他们搏斗，将其杀死，金人于是稍稍退却。五月，兀术北返，在六合筑高台，想借道楚州运输辎重，赵立斩杀了他的使者。兀术大怒，于是设置南北两个军屯，切断楚州的粮道。赵立带兵出战，大败金军。适逢朝廷分镇各地，任命赵立为徐州观察使、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楚州知州。一天，赵立带着六名骑兵出城，喊道：“我是镇抚使，有胆量的来交战！”有两名骑兵想从背后袭击他，赵立奋力用两支长矛刺杀他们，两人都坠地；他夺取两匹马返回。几十名敌人追在后面，赵立瞪眼大喊，人马全都退避。第二天，金人列成三队邀战，赵立布置三阵迎击。金人用几百名铁骑横向冲断他的阵势，将他包围；赵立奋力冲出包围，手持棍棒左右大喊，金人坠马者不计其数。承州、楚州之间有樊梁、新开、白马三个湖泊，盗贼张敌万盘踞其中，赵立始终不与他来往，所以楚州的粮道更加阻塞。刚开始被围时，野外还有野生豆麦，湖泽中还有凫茨可以采食；后来全都吃尽了，甚至把榆树皮磨成屑来吃。承州陷落后，楚州的形势更加孤立，赵立派人到朝廷告急。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想派张俊去救援，张俊不肯出发。赵鼎说：“江东刚刚建立，全靠两淮支撑；失去楚州，大事就完了。如果张俊害怕前往，我愿意和他一同去。”张俊又极力推辞，于是朝廷命刘光世督率淮南各镇救援楚州。东海的李彦先首先带兵到达淮河，却被阻挡不能前进；高邮的薛庆到达扬州，转战中被擒而死；刘光世的部将王德到达承州，但部下不听命；扬州的郭仲威按兵不动于天长，暗中心怀观望；只有海陵的岳飞勉强能够援助，但兵力太少，不能抵敌。高宗看了赵立的奏章，叹息说：“赵立坚守孤城，即使古代名将也没有超过他的。”高宗五次写信催促刘光世会合军队，刘光世始终不肯出兵。金人知道外援断绝，包围更加急迫。九月，金人进攻东城，赵立招募壮士焚烧他们的云梯，但火势总是被风吹回。赵立叹息说：“难道上天还没有帮助正义吗？”一天，风向转变，烧毁了一架云梯，赵立很高兴，登上阶梯道路观看，飞来的炮石击中他的头部，左右急忙奔来救他。赵立说：“我终究不能为国家消灭贼人了。”说完便断气，时年三十七岁。众人都在街巷中哭泣。由参谋官程括代理镇抚使，继续守城。金人怀疑赵立是假死，不敢立即行动。过了十多天，城池才陷落。起初，朝廷听说楚州缺粮，拨给一万斛粮食，命两浙转运使李承造从海道先运送三千斛，尚未出发，楚州就已经失守了。赵立的家人在徐州先已遭到残害，他只带一名骑兵进入楚州。他为人朴拙刚强，不识字，但忠义出于天性。他善于骑射，不喜欢声色和财利，和士卒平均分配粮饷。每次作战都披甲戴盔率先登城，有人退却，他就大声呼喊着骑马赶到，抓住并斩杀他。刚进入楚州时，徐州、楚州两地的士兵合起来不到一万人，两个州的军队彼此不和，赵立善于安抚驾驭，没有人敢私下争斗。他痛恨金人，一提到金人就咬牙发怒；俘获敌人后便肢解示众，从未把敌人的首级献到行在。刘豫派赵立的旧友带信约他投降，赵立不拆开信，把信裹上油布，在市中焚烧，并且说：“我解决了这个贼人以后，一定消灭刘豫才罢休。”因此，忠义的声名传遍远近，各地都倾心归附他，金人也不敢直呼他的名字。包围持续很久，众人更加困乏。赵立夜里焚香，面向东南拜祭，又哭着说：“我发誓死守，不敢辜负国家。”他命部众击鼓，说：“援兵到了，听到我们的鼓声就会回应。”像这样过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援兵到来。赵立曾经告诫士卒：如果不幸城池被攻破，一定要在街巷中拼死作战。城陷后，众人果然按照他的话去做。自从金人进犯中原，所攻下的城池大多用虚声恐吓来迫使投降，只有太原坚守超过两年，濮州城破时金人杀伤惨重，这些都令金人畏惧。而赵立的威名和战功，更都超过了他们。讣告传来后，朝廷停止上朝，追赠赵立奉国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授予他的子孙十人官职，谥号忠烈。第二年金人退走，找到赵立的尸体在谯楼下面，脸颊骨上的箭孔还在。朝廷命官员办理安葬，后来为赵立建祠，名为显忠。

译王复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徐州知州。建炎三年，金人从袭庆府带兵包围徐州，王复和儿子王倚一同守城，率领军民奋力作战。外援没有到达，城池陷落。王复坚定地坐在听事厅中，不肯离开，对粘罕说：“坚守至死的人是我，监郡以及次官都与此事无关，希望你杀我而放过僚属和百姓。”粘罕想让他投降，王复慢慢辱骂他，要求一死，于是全家一百口都被杀。巡检杨彭年也死在这里。事情上报后，追赠王复资政殿学士，谥号壮节，在楚州为他建庙，称为忠烈，并授予他的家人五人官职。王忠植是太行山的义士。绍兴九年，收复石州等十一郡，授任武功大夫、华州观察使，统制河东忠义军马，于是任代州知州。不久削去阶官，改任建宁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河东经略安抚使。第二年，金人急切包围庆阳，帅臣宋万年登城抵抗守卫。适逢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发檄文，命王忠植率所部前往陕西会合。王忠植行军到延安时，叛将赵惟清捉住他，强迫他跪拜金国诏书。王忠植说：“本朝的诏书我就跪拜，金国的诏书我不跪拜。”赵惟清给他戴上刑具，押送到金国右副元帅撒离曷那里，也不能使他屈服。撒离曷派甲士押他到庆阳城下，劝城中投降。王忠植大声喊道：“我是河东步佛山的忠义之士，被金人擒获，派来招降。希望将士们不要辜负朝廷，坚定地守住城墙。王忠植我就死在城下！”撒离曷发怒盘问他，王忠植敞开衣襟大声说：“应当赶快杀了我。”于是被杀害。胡世将上报此事，追赠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并授予他的家人十人官职。唐琦，原是本卫的士卒。建炎年间，高宗乘船入海，唐琦因病留在越州。李邺献城投降，金人琶八守城。唐琦把石块藏在衣袖中，伏在路旁，等他出来时袭击，但没有打中，反而被擒。琶八审问他，唐琦说：“我是想砸碎你的脑袋，即使死了也要做赵氏的鬼。”琶八说：“如果人人都这样，赵氏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又问：“李邺身为统帅尚且献城投降，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唐琦说：“李邺作为臣子不忠，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还有什么可对这种人说的！”于是回头对李邺说：“我每月只领取五斗米的俸禄，尚且不肯背叛自己的君主；你享受国家厚恩却做到这种地步，难道还算是人类吗？”他不停地辱骂，毫不屈服。琶八催促将他杀死，直到临死他仍骂声不绝。事情上报后，诏令为他建立庙宇，赐名为“旌忠”。李震，汴京人。靖康初年，金人逼近京师。当时李震任小校，率领部下三百人出战，杀死金人的士卒和战马七百多，后来被擒。金人问：“南朝皇帝在哪里？”李震说：“我们官家不是你们所应当问的。”金人发怒，把他绑在庭院的柱子上，切割他的身体，皮肉几乎都被割尽；他腹中还留着一口气，仍然骂声不断。陈求道，字得之，咸宁人。考中进士。靖康年间任都水监判官。朝廷商议让二帝出城到郊外，以此请求议和时，陈求道极力争辩反对，但没有被采纳。钦宗知道康王拥有军队，陈求道请求加封康王为元帅；携带蜡书出使的八个人都遇害，只有陈求道推荐的刘定送信后返回。金人拥立张邦昌，下令在京官员不入朝者处死。陈求道称病不去，连续多日呕血。开封尹亲自奉张邦昌的命令召他，最终也不能使他屈服。陈求道因二帝蒙尘，屡次想自杀，后来因有人救助才免死。此前，陈留发生黄河决口，四十多天漕运不能通行，京城大为恐慌。开封尹宗泽命陈求道治理，七天后河水全部恢复原来的河道。建炎四年，朝廷任命他为襄、邓、随、郢四州镇抚；他上奏说军粮不足，等待命令而没有出发。他从咸宁带着全家到嘉鱼谋生，正遇乱兵兴起，于是前往蒲圻，寄居在龙堂僧寺。不久，招抚使刘忠叛乱，一天夜里几千人聚集而来，把陈求道一家驱赶回嘉鱼。到了茗山旅舍，乱兵备办酒食，奉陈求道为首领，准备向南逃往湖湘。陈求道神色严肃，严词拒绝。叛贼发怒，杀死他的妻子蔡氏和两个儿子符、佺，强迫他服从自己。陈求道骂得更加厉害，叛贼砍他的嘴，拔出舌头并割断。只有符的儿子凯逃入山谷，得以免死。叛贼退去后，才找到陈求道的尸体，把他埋葬在兴陂。列传第二百八十八·忠义四 崔纵、吴安国；附载林冲之的儿子郁、侄子震和霆；附载滕茂实、魏行可、郭元迈；附载阎进、朱绩、赵师槚、易青、胡斌、范旺、马俊、杨震仲、史次秦、郭靖；附载高稼、曹友闻、陈寅、贾子坤、刘锐、蹇彝、何充；附载许彪、孙张桂、金文德、曹颜、胡世全、庞彦海、江彦清；附载陈隆之、史季俭、王翊、李诚之、秦钜。崔纵，字元矩，抚州临川人。考中政和五年进士。历任确山主簿、仙居县丞，逐步升任承议郎、干办审计司。二帝北行后，高宗准备派使者前去通报问候，朝廷大臣因前去的使者接连被拘押，没有人愿意前往。崔纵毅然请求出使，于是授任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试工部尚书，出使金国。等到抵达，首先以大义责备金人，请求送还二帝，又三次写信给金人。金人发怒，把他迁往极其荒远的地方，崔纵丝毫没有屈服。很久以后，金人允许南宋使者自行陈述并听任他回去，崔纵因为出使的使命尚未完成，不忍开口请求。金人又用官爵诱惑他，崔纵因愤恨成病，最终手握符节而死。洪皓、张邵回朝后，便带回崔纵的遗骨。诏令让他的侄子崔延年承继后嗣。吴安国，字镇卿，处州人。以太学生身份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为考功郎官。他以太常少卿身份出使金国，正遇金人改变盟约，便把他拘留并威逼他屈服。吴安国毅然正色说：“我的头可以被砍下，我的气节却不可被夺走。我只知道竭尽忠诚，为君王的事业而死，怎敢辱没君命？”金人不敢侵犯他，便将他遣返回国。后来任袁州知州，去世。林冲之，字和叔，兴化军莆田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御史台检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郎、金部郎，在省、寺任职滞留了十年。后来出任临江、南康的知州。靖康初年，召任主客郎中。金人再次入侵，诏令他作为中书侍郎陈过庭的副使出使金国，两人一同被拘押。起初金人还供给乳酪，等到宇文虚中接受金人的任命后，金人也用这件事来招诱林冲之。林冲之神情激烈、言辞严正，金人发怒，把他迁往奉圣州。过了两年，陈过庭去世，金人逼迫林冲之在伪齐任官，他不屈服；又把他迁往上京，他仍不屈服；于是把他安置在显州最北边极其寒冷的地方，囚禁在佛寺中十多年。他渐渐习惯了当地的饮食，并以守义和听从天命来自我安顿，胡须头发竟重新变黑。病重时，他对一同受难的人说：“我今年七十二岁，带着忠诚进入地下，没有遗憾；所遗憾的只是国仇还没有报。”于是面向南方大哭一声，气绝而死。僧人把他埋葬在寺院角落。洪皓回朝后把此事上报，诏令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儿子林郁，侄子林震、林霆。

译林郁，字袭休，宣和三年考中进士，两次调任后任福建茶司干官。建州的勤王士卒从京师返回，索要卸甲钱，郡守逃藏起来。士卒喧闹，夺取军械库的武器作乱，杀死转运使毛奎、转运判官曾仔和主管文字沈升。林郁听到变乱，急忙进入军中晓谕士卒，结果遇害。事情上报后，诏令分别授予他们每人一个儿子官职。林震，字时旉，崇宁元年考中进士，官至秘书少监。因在崇宁、大观年间不依附蔡京、蔡卞二人而享有声誉。林霆，字时隐，政和五年考中进士，任敕令所删定官。他指责绍兴和议，认为不应把二帝置于万里之外而不与他们通问，于是辞去官职，走出都城。权臣极为愤怒，林霆也被废黜流放，最终死去。莆田人称他们为“忠义林氏”。宝庆三年，就在林霆居住的地方建立祠堂。宝祐年间，又赐田一百亩，让其准备祭祀供享，以此来勉励忠义之士。滕茂实，字秀颖，杭州临安人。政和八年考中进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员外郎代理工部侍郎，作为路允迪的副使出使金国，被金人扣留。当时滕茂实的哥哥滕陶任代州通判，已经先向金人投降。粘罕一向听说滕茂实的名声，于是把他迁到代州，又从京师把他的弟弟华实带来与他同住，以此安慰他的心情。钦宗自从离开都城后，旧臣没有人敢去问候他的起居。滕茂实听说钦宗将要到来，便亲自写下哀词，又篆刻“宋工部侍郎滕茂实墓”九个字，取来出使时所用的黄幡包裹好，交给他的朋友、朔宁府司理董诜。钦宗到达郊外时，滕茂实戴好冠巾前去迎接拜见，拜倒在地，号啕哭泣。金人劝他说：“国家已经灭亡，君主也迁徙了，所以把您留下来，是准备重用您。”金人强迫他换上金人的服装，滕茂实竭力拒绝，始终不从，见到的人都为之落泪。滕茂实请求跟随旧主一同前行，金人不答应；他忧愁愤懑，因而得病，死在云中。董诜把他的遗骨带回，抄录他所作的哀词，向张浚说明。张浚任命董诜为陕西转运判官，并把这件事上奏朝廷。绍兴二年，追赠滕茂实为龙图阁直学士，授予他的家人三人官职。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学生身份应募出使，补授右奉议郎，代理朝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充任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又命他兼任河北、京畿抚谕使。当时河北红巾贼很多，魏行可起初害怕遭到他们攻击，后来他们看见使者的旗帜，全都引兵离去。魏行可渡过黄河，在澶渊会见金人。金人知道他原是平民，只是借官职出使，便很轻视他，于是把他扣留，不让他回去。魏行可曾写信给金人，以“不能收敛自己的行为，终将自取焚毁”的祸患警告他们：“大国把中原交给刘豫，刘氏有什么德行？赵氏有什么罪过？如果赶快把中原还给赵氏，那比奉事刘氏要强万万倍。” 绍兴六年，魏行可去世。绍兴十三年，张邵回归，说明魏行可手持符节，死于王事。魏行可的父亲通直郎魏伯能也向朝廷申诉，于是追赠魏行为朝奉郎、秘阁修撰；此前已经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官职，到这时又授予他的一个孙子官职。魏行可出使时，吴人郭元迈以太学生上舍身份应募，补授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作为魏行可的副使。他不肯剃发改服来换取官职，最终也死在北方。阎进，隶属于宣武军。建炎初年，朝廷派使者前去通问，阎进跟随出行。到达云中府后，金人把使者扣留并分散安置，阎进逃走。金人追上他，把他带回。留守高庆裔问：“你为什么逃走？”阎进说：“我思念大宋。”又问：“郎主待你有恩，你为什么还要逃？”阎进说：“锦衣玉食我也不留恋。”高庆裔认为他有义，便释放了他。阎进前后三次逃走，最终被杀。临刑时，阎进对行刑者说：“我要面向南方受刀，因为南方是我皇帝的行在。”行刑者拉着他的手臂，想让他面向北方；阎进纵身挺直站起，来回旋转了好几次，最终仍面向南方受死。进武校尉朱绩也跟随阎进，分在粘罕部下。朱绩见到粘罕几天后，突然请求给他娶妻。粘罕很高兴，让他从俘虏中选择女子为妻，朱绩选了其中最丑的一个，别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不到半个月，朱绩便逃走；金人追上把他带回，粘罕大怒，朱绩面带笑容，死在棍棒之下。原来朱绩请求娶妻，是为了使粘罕放松防备。赵师槚因获罪被拘管在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梦龙认为他有智谋和勇气，可以任用，便交给他制造军器。适逢盗贼逼近尤溪，王梦龙命赵师槚率领数百士卒前往戍守。出发后，赵师槚在旗帜上大字书写：“不与贼人共同活着。”人们都认为他豪壮。贼兵到来，赵师槚在林岭迎敌，亲自担任先锋。交战十多回合，贼兵越来越多；赵师槚所骑的马正好陷入田中，贼人砍断他的左臂，他用右手拔出背刀，斩杀七名敌人。力气耗尽，部下想拉他逃走，赵师槚仰天大呼：“我赵师槚将在这里以死报国！”于是战死。尤溪百姓在战斗的地方为他建立庙宇。枢密王野请求加以褒奖追赠，于是追赠武节郎，并赐给他的一个儿子恩泽。易青，任都督行府摧锋军效用。起初，广东盗贼曾衮本是军士，已经接受招安，后来又叛乱。绍兴六年十月，经略使连南夫与摧锋军统制韩京在惠州会合，督率各军讨伐曾衮。韩京招募敢死之士七十三人，夜里劫袭曾衮的营寨，易青就在其中，被贼人擒获。贼人把他押到后军赵续营寨外，对赵续说：“你们大军被我擒获的人很多。”易青大声喊道：“不要相信他，被擒的只有我一个人。”贼人又说：“我不杀你，只要让经略使拿着黄榜来招安。”易青又喊道：“不要听他的话，任凭贼人杀我，我只用一死报国。”贼人发怒，把他烧死；易青至死骂声不绝。易青没有妻子儿女。事情上报后，特意追赠保义郎、阁门祗候，并授予官职，让人负责荐祭。胡斌，任殿前司将官。童德兴率禁军戍守邵武，江、闽一带盗贼兴起；他们知道邵武有防备，不敢进犯。适逢招捕司发檄文召童德兴商议，他只留下胡斌率领数百弱卒守城。绍定三年闰月己卯日，盗贼大批到来，其他将士都逃走，只有胡斌奋勇迎战，杀死了许多敌人。贼人不断增添生力军，官军剩下的只有几十人。有人告诉胡斌，敌众我寡，难以抵挡，为什么不暂且避开？胡斌说：“郡中百姓死了数以万计，靠着还活着的几千人从东门逃出；我如果不牵制贼人的势头，让他们逃脱，那么贼人从后面追赶，就一个活口也不会留下。”于是展开巷战，大声喊道：“我要战死来救百姓。”兵器用尽，箭也射完，最终遇害。他的尸体僵直站立，过了一会儿才倒下。事情上报后，追赠武节大夫，录用他的后代一人。枢密院编修官王野说，邵武百姓已经在胡斌战斗的地方建立庙宇，请求就用“武节”作为庙额，朝廷同意了。

译范旺，是南剑州顺昌县巡检司的军校。起初，顺昌盗贼俞胜等人作乱，官吏全都逃散。土军陈望一向喜欢幸灾乐祸，和射士张衮谋划占据营寨响应盗贼。范旺斥责他们说：“我们的父母妻子都靠国家发给的粮饷来生活。如今我们没有力量讨伐盗贼，反而帮助他们作恶，这是不知天地了。”凶党恼怒，剜去他的双眼，将他杀死。他有一个儿子，名叫佛胜，二十岁，以勇敢闻名。贼人假称奉范旺的命令召他前来，他到达后，父子一同被杀。他的妻子马氏听说后，边走边哭。贼人威胁要污辱她，她不从，贼人便把她肢解。盗贼平定后，范旺死去的地方，血迹隐约可见，久久不消失，乡人对此惊异，便在城隍庙中为他塑像，按时祭祀。绍兴六年，转运使把情况上报，诏令追赠承信郎，另建祠堂，称为“忠节”。绍兴二十八年，又下诏建立愍节庙来祭祀他。马俊，有人说他名叫马进，是太平州慈湖寨的士兵。绍兴二年，寨军陆德、周青、张顺等占据州城叛乱。周青是谋主，约定第二天把城中所有青壮年刺字，然后屠杀老弱，再率众渡江。马俊隶属于周青身边，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联合同伴十人杀死贼人，然后劝众人打开城门，同伴答应了他。马俊回家把事情告诉妻子孙氏，与她诀别。到南门后，等周青出来上马，便砍中他的面颊，其他九人害怕，不敢上前。马俊和妻子儿女都遇害。周青受伤卧床十多天，贼党溃散，官军到来，陆德、周青最终伏法。绍兴三年，追赠马俊为修武郎，为他建立祠堂，称为“登勇”。杨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他很早就以气节自负，一向有经世济民的志向。考中淳熙二年进士。任阆州新井县知县，以施政仁惠闻名。后来被征召任兴元府通判，代理大安军。吴曦叛乱，他早就听说杨震仲的名声，便急速发檄文招致他。杨震仲称病不去。当时军教授史次秦也接到檄文，便与杨震仲商议。杨震仲说：“大安从武兴方向而来，是西蜀第一州；如果首先接受吴曦的招降，那么各郡都会像风吹草倒一样归附。只是我的力量不能抗拒他，但在道义上应当以死相抗。教授不是守卫城郭的臣子，而且母亲还在，不能去死，逃走才合适。”于是嘱咐史次秦说：“我死后，用一匹绢缠裹身体，用小棺材收殓就够了。”吴曦派兴州都统司机宜郭鹏飞代替杨震仲，催促他前去的命令更加急迫。郭鹏飞设宴招待杨震仲，他始终饮酒，脸色不变。回到住处后，点燃蜡烛独坐，直到夜漏三鼓，才叫人取汤；等人来到时，杨震仲已经服毒而死。史次秦按照他的话，把他收殓后安置在萧寺，全郡都为此流泪。杨震仲没有死以前，先写信给家人说：“武兴的事情，如果顺从吴曦便会失去气节，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如果不顺从，灾祸马上就会到来。我死了，灾祸只牵连我一人，不会连累妻子儿女。人谁能不死？死后如果有儿子能够自立，也就等于没有白死。”杨震仲死后，蜀地的义士受到感动，慷慨奋发，开始有人共同谋划诛杀叛逆。第二年，吴曦伏诛，蜀帅安丙、杨辅把此事上报，追赠杨震仲为朝奉大夫、直宝谟阁，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在他的乡里立“义荣”牌坊。吴猎巡视宣谕西蜀时，为他请求建庙并赐谥，庙名为“旌忠”，谥号为“节毅”。史次秦，眉山人。考中进士。吴曦叛乱，招史次秦非常急迫，史次秦拖延时间，坚决躲避。伪大安军知军郭鹏飞逼迫他前往，于是他用石灰和桐油涂在双眼上，再把附子末敷上；等到出发时，双眼更加肿胀。史次秦的母亲年高而贤德，听说史次秦被吴曦召用，便命家人快马报告说病情危重，并且说：“恐怕只说生病不足以取信，报丧也可以。”吴曦于是允许他回去。吴曦被诛后，蜀帅上报此事，改授史次秦为利路主管文字，官至合州太守。有个叫郭靖的人，是高桥的土豪巡检。吴曦叛乱，四州百姓不愿向金人称臣，便抛弃田地房屋，扶老携幼，沿嘉陵江顺流而下。经过大安军时，杨震仲按人口发给粮食，境内没有人因饥饿死亡。吴曦把这些惊慌迁徙的百姓全部驱赶回去，他们都不肯走。郭靖当时也在被遣返的人中，到了白崖关，对弟弟郭端说：“我们家世代都是大宋的百姓。自从金人侵犯边境以来，我们兄弟不能以死报国，只能避难入关；如今又被吴曦驱逐，我不忍抛弃汉人的衣冠，愿死在这里，做赵氏的鬼。”于是投江而死。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见到他，就把他视为国士。嘉定七年考中进士。调任成都尉，转任九陇县丞。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被征召为潼川府路都铃辖司干办公事。制置使崔与之听说他的名声，改征召他为本司干办公事。高稼持论公正，不阿附权贵，对世事忧虑十分深切。郑损任制置使后，他便请求离职。朝廷认为高稼在制置司任职有功，不久改任绵谷县知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自垄断十一州会子的利益为由，请求全部废除会子；这大概是绍兴、隆兴年间奉诏实行的制度。命令下达后，百姓疑虑，于是百姓因此停止营业。高稼立即拿出私钱，供给中户和下户。高稼的弟弟定子当时任总领所主管文字，兄弟二人一起指出其中的错误，竭力挽救，最终使其中一半得以保留，公私两方面才勉强维持。遇到大饥荒，有司置之不闻，高稼拿出袋中的财物，买粮食供给百姓，使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郑损入蜀时，高稼的同母弟弟了翁在朝廷上陈述意见，说郑损一定会坏事。郑损因此记恨他，便弹劾高稼，使他被罢官。宝庆三年，元军到达武阶，郑损放弃沔州逃走。桂如渊镇守蜀地，征召高稼为沔州通判，不久又发檄文让他兼任幕职。高稼首先说：“蜀地以三关为门户，以五州为藩篱。自从前任统帅放弃五州后，百姓没有了坚守的意志；一旦敌人到来，又有借粮食之利，或许就会留下不走。如今应赶快整治恢复，使紧急时有所保聚。”桂如渊认为有理，于是创建山寨八十四座，又招募义兵五千人，和百姓约定说：“敌人到来时，官军守原来的堡寨，民丁守山寨，义兵担任游击；这样或许能使敌人前面没有东西可掠夺，后面也不能容他们长久停留。” 北方军队从东路进入，桂如渊为此忧虑，征召高稼任洋州知州。高稼日夜谋划防守之策，因为洋州位于平地，没有一名士卒守卫，便商议调金州帅司的军队一千人驻守洋州，并由自己负责供应军饷。李心传替他向朝廷进言，没有得到答复。等到凤州失守，制置司才同意高稼的请求，调金州军队前往，但军队没有按时到达。汉中陷落后，梁州、洋州几十万百姓全部逃往安康。高稼于是把驻军转移到黄金渡，收集散兵，招募忠义之士，并奉制置司命令，把旧将陈昱召到安康，交给他收复失地的任务。陈昱部署各军，召集青座、华阳等关的守将，他们都带兵前来会合，共得到三千人。高稼拿出洋州府库的粮饷供养他们。他把州中事务交给通判，自己代理节制军马，督率各将继续进军。沔州失守，北军逼近大安，益昌大为震动，高稼急忙命令部队奔赴沔州，自己到西县救援。

译桂如渊根据实际情况任命高稼兼任利路提刑司职务、代理兴元府事务。制置司发檄文命他守卫米仓，高稼写信说：“今天的事情像下棋，所争的只是先后罢了。如果认为分水、三泉、米仓可以守住，那么敌兵若从宕昌、清川进入，将由谁来抵挡？为什么不把兴元、沔州、利州三路的军队分别驻扎在凤州，使制置司已经招募的忠义之士和关外的复仇豪杰联合进军？这样敌军的气势就会被压倒。”桂如渊迟疑不决。等到天水、同庆被屠杀，西和被围攻得更加危急时，他才召集军民一万人前去救援，但道路阻塞，不能前进，而西和城已经失守。不久又报告砦窠、七方的军队全部溃败，高稼率领遗民驻守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在小路上，以保卫巴山。当时，文臣中在军队里的只有高稼一人。桂如渊被罢免后，李▯接替他，因为高稼长期劳苦，请求把他改派到内郡，便任命他为荣州知州。殿中侍御史汪刚中是桂如渊的党羽，想让高稼分担罪责，于是说蜀地的失败实在是由高稼造成的，立即罢免他，又削去他的两个官阶。李心传见到皇帝，申诉说明高稼无罪，不应罢免。宣抚使黄伯固征召高稼任阆州知州。不久黄伯固离职，制置使赵彦呐又以参议官的身份征召他。制置司靠近汉中，高稼说汉中已经荡然无存，没有藩篱，应当经营仙人原，把它作为紧急时观察敌情、指挥军队的地方。赵彦呐把这件事交给高稼办理。高稼到达仙人原后，修缮营垒，储备草料粮食，整顿兵器铠甲，开掘水源，防守的规划没有一样不准备齐全。适逢朝廷召他回去，赵彦呐秘密上奏请求留下高稼，任命他以直秘阁身份知沔州，兼任利州提点刑狱和参议官。高稼刚到任，便向神明祷告说：“本郡遭受兵乱之后，生聚百姓、安抚抚养他们，是我应当竭尽全力去做的事；等到离任之日，我发誓要空着袋子进入剑门。”于是他修治残破的城池，招集流散百姓，百姓都背着孩子、带着行李回来归附。北军进入西和，逼近阶州，高稼协助赵彦呐登上仙人原督战。天水军知军曹友闻等率军与敌大战。高稼升三官，任朝请大夫，兼任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负责筹办西路屯田。高稼曾代替赵彦呐论述蜀地形势利弊，皇帝赞许地阅览了奏章。北军从凤州进入，东路军不能抵挡，于是攻打河池，抵达西池谷，距离沔州九十里。官吏百姓纷纷逃走，有人商议想退守大安。高稼告诉赵彦呐：“今天的事情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能够进军占据险要之地，以身捍卫蜀地，敌人有所顾忌，就一定不敢深入；如果仓促调兵，退守内地，敌人长驱直入，蜀地的事情就完了。”赵彦呐说：“这也是我的志向。”不久他果然出兵，留下高稼守卫沔州。北军从白水关进入六股株，距离沔州六十里。沔州没有城墙，只能依靠山势设置阻挡。高稼登高击鼓呐喊，遍布旗帜和战鼓，设置疑兵。赵彦呐到达置口后，停止帐前总管和彦威的行动，命他率军返回沔州，又召小将杨俊、何璘带领全部军队会合，还调总管王宣的精兵一千人增援。何璘的军队没有纪律，高稼逮捕其中三个放火的人，将他们处死。不久北军大批到来，何璘逃走，他的部众全都溃散，北军于是攻下沔州。在此以前，曹友闻戍守七方，知道沔州不能守，劝高稼迁往山寨防守，并亲自率领部下帮助他。高稼说：“七方是要地，不能放弃；我是本郡的主将，城池也不能放弃。即使事情不能成功，也不过一死罢了。”事发前两天，儿子斯得侍奉在旁，因时局危急、责任重大而忧虑。高稼引用田承君“五日不汗”的话来劝他，并且说：“我能够死得其所，还有什么遗憾！”又写信告诉李心传：“我一定坚守沔州；没有沔州就没有蜀地。我自认为这样做可以不辜负知己。”事情更加危急时，参议杨约劝高稼暂且保守大安，高稼厉声说：“我以监司身份守卫城郭，你作为幕客往来救援，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常平司属官冯元章率领官吏士卒极力请求高稼暂避，高稼不为所动。城池陷落后，众人拥着高稼想把他带出门户，高稼斥责他们也不能阻止；北兵的骑兵从四面聚集包围，于是高稼战死。诏令晋升高稼七级官阶，任正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谥号为“忠”。后来因他的儿子斯得执掌朝政，多次追赠高稼，最终追赠太师。高稼为人慷慨，有远大的志向。听说别人有优点，便赞美不止；听说别人有缺点，便当面斥责，毫不回避。他推举人才，常常唯恐来不及；把钱财看得像粪土一样。他死的那天，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悲伤流泪的。他所著有《缩斋类藁》三十卷。斯得另有传记。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是武惠王曹彬的第十二代孙。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和二弟曹友谅不远千里寻访老师、结交朋友。考中宝庆二年进士。授任绵竹县尉，改任天水军教授。城池已经被围，曹友闻单骑连夜进入城中，和守臣张维组织百姓奋力作战。敌军退去后，制置使制作大旗，书写“满身胆”三字来表彰他。不久敌军再次到来，曹友闻拿出全部家财招集忠义之士，得到健勇士卒五千人。制置使李▯发檄文命他统领忠义军，率部守卫仙人关，边行军边作战，到峡口后据险防守。前军统制屈信率部突击敌阵，夺回敌人掠去的四州人口和牲畜。到达秦填后，派左军统制杜午迎击，但力量不能敌。曹友闻命各军登高据险，自己冒着箭石冲在士卒前面。屈信和统制张安国率兵出战。敌军退去后，制置使发檄文命他防守七方关。北军向东攻破武休关，随后攻破七方关，于是进入沔州金牛，到达大安；又分兵从嘉陵江木皮口突袭何进军队的后方，何进战败而死，北军于是长驱直入剑门。曹友闻和弟弟曹友万各自率部，取小路越过毡帽山，到达青蒿坝，在白水江中游与敌军交战。敌军退去后，制置司发檄文命他驻守阆州。叛将鲁珍被陈隆之斩杀，鲁珍的部下肆意焚烧抢掠；曹友闻讨伐并斩杀其将领郭虎、蔺广、杨仲等，其余党羽逃散。制置司又发檄文命他任天水军知军。北军进入凤州，攻掠河池，抵达同庆。曹友闻秘密派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予他们作战方略，出兵迎战。敌军到城下时，曹友闻部署各将分别守一座城门，放倒旗帜、埋伏战鼓，告诫士卒等敌人逐渐靠近，再击鼓展开旗帜，箭和石块一齐发射。又命王汉臣等从小路出兵攻击，自己率重兵尾随敌军后方，大战并取得功劳。端平初年，曹友闻派曹友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攻打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回合。制置使上奏他的功劳，特授承务郎，代理天水军发遣。

译北军又从西和到达阶州，曹友闻说：“阶州虽然不是我的辖境，难道能坐视不救吗？”于是率兵与各军会合。命前军统制全贵率部担任先锋，统制夏用从左面出击，张成从右面出击，总管陈庚以及曹友万、曹友谅往来督战。作战有功，制置使赵彦呐让曹友闻节制利州帅司的军马，负责筹划边境事务；改授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遣他代理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驻扎石门，控制扼守七方关。第二年，北军攻破武休关，进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战死。制置使进军驻扎青野原，被敌军包围。曹友闻说：“青野原是蜀地的咽喉，不能拖延。”派曹友万率兵从冷水口渡过嘉陵江，到达六股株，多次作战立功。曹友万夜里让士卒衔枚，从小路直奔青野原。制置使惊异于曹友万的勇敢，命他督率各军作战防守。敌军退去后，曹友闻又率精兵赶到原下，半夜截击敌军，包围于是解除。特授曹友闻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仍任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北军攻破沔州，攻打大安。曹友闻派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迅速赶往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守阳平关。曹友闻登上溪岭，亲手持五方旗，刚刚指挥完毕，几万敌军突然攻到阳平关。于是派王进和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自率领帐前军和背嵬军冲出阵前，左右驰射。敌军退去后，曹友闻对忠义总管陈庚、时当可说：“敌军一定会回头攻打鸡冠隘，应当赶快救援。”不久敌军果然率步骑一万多人攻打关隘。陈庚率五百骑兵直冲迎战，时当可率步兵从左右两翼一同推进，王资、白再兴又从关隘出兵作战，双方浴血奋战十多里，敌军才解除进攻撤去。特授曹友闻眉州防御使，仍任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任沔州驻扎、关外四州安抚，代理沔州知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曹友万差遣为同庆府知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任忠义军马总管，节制屯戍军马，驻扎董仙，专门与沔州、利州两司共同负责筹办边防事务。第二年，曹友闻率兵扼守仙人关。侦察得知北军联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军队五十多万人，大举到来。曹友闻对曹友万说：“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次行动。敌众我寡，怎能轻率作战？只应登高据险，出奇兵，设伏兵等待他们。”北军先攻打武休关，击败都统李显忠的军队，于是进入兴元，想要冲击大安。制置使赵彦呐发檄文命曹友闻控制大安，以保卫蜀地的门户。曹友闻急忙写信给赵彦呐说：“沔阳是蜀地的险要之处，我的大军在这里，敌人担心后方，必然不能越过沔阳进入蜀地。又有曹友万、王宣首尾相应，可以确保胜利。大安地势平坦，没有险要可以防守，正是敌军骑兵的长处、步兵的短处；何况敌众我寡，怎么能在平地上抵挡？”赵彦呐不以为然，一天之内拿着小红牌来催促的人就有七批。曹友闻商议认为，以少击多，非得趁夜出奇兵，从内外夹击不可。于是派曹友万、曹友谅率兵登上鸡冠隘，遍张旗帜，向敌人显示坚守的样子。曹友闻选精锐一万人夜里渡江，秘密前往流溪设伏。约定说：“敌人到来后，里面以击鼓、举火作为回应，外面喊杀声相应。” 北军果然到来，曹友万出兵迎战。敌将八都鲁率一万多人，达海率一千人往来冲杀，箭石像雨一样密集。曹友万身中数处创伤，命各军举起烽火。曹友闻派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率本部从东菜园出击，攻击敌军后队；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率部从水岭出击，攻击敌军中队；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部从龙泉头出击，攻击敌军前队。曹友闻亲自率精兵三千人迅速赶到关隘下面，先派保捷军统领刘虎率五百敢死士冲击敌军前队。前队没有动摇，敌军大部在路旁埋伏了三百骑兵，刘虎的部众衔枚突击交战。正好遇到大风雨，各将请求说：“雨不停，泥泞深得没过脚，应该等雨稍停。”曹友闻斥责说：“敌人已经知道我有伏兵在这里，迟疑就会丧失战机。”于是率兵一齐推进。曹友闻进入龙尾头，曹友万听到消息后，在五更时分出了关口，与曹友闻会合。内外两军都拼死作战，鲜血流了二十里。西军一向用绵衣代替铁甲，经过雨淋后湿透，不利于步行作战。天亮时，敌军大为增多，于是用铁骑从四面包围，曹友闻叹息说：“这大概是天意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人〕 “我们只有一死罢了。”于是他放声痛骂敌人，杀死自己所骑的战马，以表示必死的决心。血战更加激烈，他和弟弟曹友万一同战死，军队全部覆没，北军于是长驱直入蜀地。秦州、巩州人汪世显一向佩服曹友闻的威望，曾经把名马送给曹友闻。后来他带兵经过战场，感叹说：“蜀地的将军真是大丈夫！”便以隆重的礼仪祭祀他。事情上报后，特意追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建庙宇，褒扬他的忠诚，谥号为“毅节”；授予他的两个儿子承务郎官职，女婿授迪功郎。曹友万特意追赠武翼大夫，授予他的两个儿子成忠郎。陈寅，是宝谟阁待制陈咸的儿子。漕司两次推荐他参加进士考试，他凭父亲的恩荫补授官职，历任州县官。绍定初年，任西和州知州。西和州是极边的军事重地，陈寅认为读书人按道义不能推辞危难。北军进入境内，适逢都统何进出守大安，城中只有统制官王锐和一千名忠义军守城。陈寅发誓要和百姓共同守卫这片土地。百姓起初因为何进把家属留在城中，依靠他来巩固守城意志；后来何进迁往别郡，百姓便没有了坚守的决心。陈寅独自留下两个儿子和全家二十八口，说：“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家，还有谁和我共同守城？”于是散发钱财，结交忠义之士，制定必守城池的计划。北军十万人攻打城东南门，以投降者作为前导。陈寅起草檄文劝告他们，亲自拿着旗帜和战鼓，激励将士，迎敌奋战，箭石如雨。敌军退去。第二天清晨，敌军增加兵力再次来攻，陈寅率忠义军、民兵和敢死士奋力作战，昼夜交战几十回合，敌军退去。制置司把陈寅的功劳通告各郡。北军砍伐树木制造攻城器具，增兵达到几十万人，包围州城。何进一向与陈寅不和，陈寅立了功，尤其受到各将领忌恨。到这时，陈寅急切请求援救；过了很久，制置司才派刘锐和忠义军陈瑀等前去救援，但他们全都观望不前。刘锐刚到七方关，陈瑀还没有到仇池，都以道路阻塞为由报告。陈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没有到，城池最终陷落。

译陈寅回头对妻子杜氏说：“你赶快为自己打算吧。”杜氏厉声说：“哪有活着同享君王俸禄，死时却不共同为王事而死的人？”当即登上高台堡服药自尽。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母亲身旁死去。陈寅收殓并焚烧他们，随后穿着朝服登上战楼，面向宫阙焚香，号哭说：“我起初谋划守住这座城，是为了作为蜀地的屏障；城池不能保存，我死是理所当然。我没有辜负国家！我没有辜负国家！”拜了两拜，伏剑而死。宾客中一同死去的有二十八人。一个儿子后来才赶到，也想自杀，士兵抱住他说：“不能让忠臣没有后代。”于是和他一起用绳索缒下城去，但他也摔断脚而死。制置司把此事上报，诏令特意追赠陈寅为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赐钱三千缗，并在他居住的乡里和所守的州分别建立庙宇。过了很久，又加赠华文阁待制，谥号为“襄节”。贾子坤，字伯厚，潼川怀安军人。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任西和推官，代理通判。关外遭受兵乱，贾子坤和郡守陈寅发誓死守城池。城陷后，贾子坤穿着朝服，和家中十二口人一同赴死。追赠承议郎，封他的父亲贾崧为承务郎。授予他的儿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签判，后来改任奉议郎、果州通判，最终去世。仲武的儿子昌忠、纯孝一同考中咸淳七年进士。纯孝任扬州教授，受到帅臣李庭芝的知遇，调任江、淮总幕。北军攻下江南，二王在福州，朝廷以史馆检阅召他，他辞谢不去。适逢丞相文天祥征召他辅佐幕府，不久授任秘书丞，升为吏部郎中。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起复为右司，转任朝散郎。崖山战败，纯孝抱着两个女儿，和妻子牟氏一同投海而死。刘锐，任文州知州。嘉熙元年，北方军队前来进攻，刘锐和通判赵汝曏登城固守，率领军民七千多人日夜奋战，杀伤敌军很多。抵抗坚守了两个多月，援兵始终不到，城中没有水，只得从江中取水。正逢陈昱因为前一年失守沔州，被编置到此州，夜里越城出降，并把女儿献给敌方大将，告诉敌军城中的虚实，敌军于是增兵急攻城池，一夜之间竟使江水改道流到数里之外。刘锐估计无法幸免，召集家人，给他们全都灌下药，大家都死了；又把尸体以及公私金帛、诰命聚在一起焚烧。刘家一向讲究礼法，小儿子同哥才六岁，喝药后还跪拜接受，左右的人都为此感动悲恸。赵汝曏是宣城人，善于射箭。城破后被俘，敌人先砍断他的双臂，然后把他割碎杀死。刘锐和他的两个儿子自刎而死，军民死了几万人。蹇彝是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金州通判。端平三年，北方军队进攻蜀地，蹇彝坚守城池，交战不能抵敌，被俘后不屈而死。他的儿子永叔又奋力作战，城破后，全家也都死了。弟弟蹇维之，绍定五年考中进士。利州都统王宣征召他任行参军事，他也迎击敌军奋战而死，朝廷特意授官给他的儿子。何充是汉州德阳人，秘书监何耕的孙子。任黎州通判时，代理州政，预先谋划防备御敌的办法。宋能到任后，何充建议赶快在邛崃修建大小两座关隘、仓库和一百间营寨房屋，亲自督促工程。不久关隘失守，何充自刺未死，元军大帅叫他来谈话，答应不杀他。何充说：“我家三代都享受赵氏的俸禄，为赵氏而死没有遗憾。”大帅搭起帷帐，让众将环坐，空出宾客席位，叫何充说：“你如果投降，就坐这里。”何充盘腿坐在地上，只求一死，大帅便作罢。另一天，大帅又叫他来，想给他编发并剃去头顶的头发。何充说：“可以杀我，不可以剃我的头。”大帅又让他署名发布招降百姓的榜文，何充说：“我是监州官，难道可以聚集我的百姓让人杀害吗？即使全家一起死，这份榜文也绝不能署名。”大将送给他酒、茶和羊牛肉，他全都拒绝。从此连水也不肯入口。敌人知道无法强迫他，准备把他剐刑，大将说：“这是南方的好汉，让他立即死吧。”于是砍下了他的头。何充的妻子陈氏不停地辱骂敌人。起初何充被叫去时，陈氏一定要带着全家一同前往。大帅说：“没有叫你来，你为什么来？”陈氏说：“我是来求死的。”等何充死后，她向东拜了两拜，说：“我们夫妻即使死了，也可以无愧地面对赵氏了。”众人用石头把她打死。何充夫妇遭遇祸难时，亲戚劝他们姑且逃生，何充严肃地说：“我们夫妻和儿媳妇都应当以义同死，你们自己求生就可以了。”于是上下都感动落泪，愿意一同赴死的有四十多人。男士麟、孙驹行、侄子仲桂都先于何充而死，只有长子士龙得以幸免。许彪孙是显谟阁学士许奕的儿子，任四川制置司参谋官。景定二年，刘整叛变，召许彪孙起草投降文书，要把潼川一路献给敌人。许彪孙对使者说：“这只手腕可以砍断，这支笔却不能写。”随即闭门，和家人一起服药自尽。刘整投降后，便带兵袭击都统张桂的营地，张桂和统制金文德战死。纳溪的曹赣全家闭门而死。景定四年，沔州都统胡世全护送粮运到虎象山，遇到敌军，战败而死。咸淳二年，北方军队攻取开州，守将庞彦海为此而死。德祐元年，泸州守将梅应春杀死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瑞，献城投降；珍州守将江彦清在街巷中战死。陈隆之，不详其仕宦履历。曾任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围，坚守十多天，没有投降。部将田世显趁夜开门，北方军队突然攻入，陈隆之全家几百口都死了。敌人把陈隆之关在囚车中押送到汉州，命令他劝汉州守臣王夔投降，陈隆之大声叫王夔说：“大丈夫不过一死罢了，不要投降。”于是被杀。五年后，提刑袁简之上奏陈述此事，朝廷特赠他徽猷阁待制，除应得的恩泽外，又特意给他的两个儿子恩泽，赐谥号并建立祠庙。另有史季俭，是威州棋城主簿。成都陷落时，他的儿子史良震和女婿杨城夫争着赴死，朝廷各自特赠两级官阶，并给他们各一子授任下州文学。王翊，字公辅，郫县人。宝庆元年考中进士。吴曦曾招他入幕府，等到吴曦叛蜀后，王翊坚守气节，不向他行礼，并陈述大义。吴曦大怒，把王翊囚禁起来，想把他烹杀，吴曦被诛后王翊才得以免死。

译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征召王翊任参议官，王翊先派家人回乡，为祖先墓地写下诀别文字，发誓要以身死报国。北方军队到来时，帐前提举官成驹先逃走，丁黼仓促迎战，战败而死。王翊和司理王璨、运司干官李日宣等招募士兵拒守。敌军进入官署，看见王翊穿着朝服端坐，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领取天子俸禄的小官，面临危难却不能救援，死有余罪，你们赶快杀我吧。”敌人又问他为什么不逃，他说：“我愿意和这座城一起灭亡。”北方军队互相说：“这是忠臣。”并告诫不要杀他。敌军放火大肆抢掠，王翊穿着朝服投井而死。敌军退去后，他的家人从井中捞出尸体，衣冠仍然整齐如生前。转运副使蒲东卯也为此而死。敌军屠杀汉州，权知州事刘当可、判官邵复、录事参军罗由、司户参军赵崇启、知雒县罗君文都不屈而死。邵复是雍王的第六代孙。敌军进入眉州，知丹棱县冯仲烨为此而死。攻取简州时，简州守将李大全为此而死。邛州守将赵晨亲自率领雅州牌手出战，力竭而死。文州守将刘锐、通判赵汝曏彼此发誓以死坚守，轮流出战，被围困十五天，取水的道路断绝，士兵和百姓半个月没有水喝，甚至到了吮吸妻子儿女血液的地步，最终也没有叛变的意志。城池将要陷落时，赵汝曏仍然提着双刀冲入阵中，身中十六支箭，被俘后至死不屈。刘锐先杀死妻子，随后父子三人登上文王台自刎而死。军队到达遂宁时，民兵赵朋迎战，左臂已经被砍断，仍不停作战。敌军到达重庆，进士胡天启背着母亲逃走，敌军想杀他的母亲，胡天启的妻子张氏哀号，愿意用自己代替母亲，敌军不答应，最终还是把她杀了。胡天启和妻子呼天痛骂，大将认为胡天启相貌奇异，想让他活下来，对他说：“你跟随我，我们可以共同享受富贵。”胡天启反而更加奋力辱骂，于是夫妻二人一起死去。事情上报后，王翊、赵汝曏都建庙赐谥，其余人也分别受到褒奖和抚恤。宝祐六年，北方军队攻下吉平隘，守将杨礼、周德荣为此而死。攻下长宁时，守将王佐父子都死了。军队到达阆州，推官赵广为此而死。到蓬州，转运使施择善为此而死。到顺庆，守帅段元鉴据城防守，他的部下刘渊杀了他投降。李诚之，字茂钦，是婺州东阳人，曾向吕祖谦求学。乡试考第一，后来进入太学，舍选也考第一。庆元初年，脱去布衣任饶州教授。父母去世后服丧，在墓旁结庐守丧直到服丧期满。任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升任刑部、工部架阁，擢升国子学录，因进言获罪而罢官。起用为江西转运司干办。使者推行称提会子的政策，按百姓财力高低征收钱财，李诚之认为这是扰民。使者不高兴地说：“商君的法令尚且能够强制推行，如今却如此互相抵牾。”李诚之忧惧地说：“使君是儒者，却想效法商君的做法吗？”于是辞职离去。使者退让道歉，停止这项命令后事情才作罢。改任常州通判，又任郢州知州。李诚之知道金人必然会撕毁盟约，于是大力修整边防和战斗、攻守、防御器具。调任知蕲州。蕲州自南渡以来从未遭受战争，李诚之说：“平时没有防备，敌人长驱而来，将怎么办呢？”于是巡视城墙并加以修缮，设置楼橹，修筑羊马墙，训练厢军、禁军和民兵，以奖赏激励他们，积存粮食四万。此前，酒库每月解送钱四百五十千作为献给守臣的费用，李诚之一概不接受，把钱寄存于公库，用来补助军粮。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侵犯淮南。当时李诚之任期已经期满，接任者还没有到，他想先派妻儿回去，听说战事发生便停止了。他叹息着对属官说：“我以一个书生两次任职边疆，年近七十，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只欠一死罢了。我应当和同僚竭力守城，守不住就以死继之。”于是挑选壮丁分布在各处守城，招募敢死之士迎击敌人，在横槎桥相遇，大败金军。过了几天，金人带领大军来到沙河边，想渡河，又被击败。第二天，金兵大批到来，决开湟水，焚烧战楼，李诚之又把他们击退。第二天，金军调兵占据要冲，打算强行渡河，蕲州军队奋勇直冲，杀死金军首领。金人虽然屡次受挫，但谋划更加巧妙，进攻也更加猛烈。不久，他们抵达城下，层层包围城池，于是焚烧木栅。李诚之出兵抵御，又杀死敌军将领士卒几十人，夺得他们佩带的印信。三月初一，金人进攻西门，被射退。不久他们建造望楼窥探城内，李诚之设置疑兵给他们看。金人又派人带信来威胁投降，李诚之杀了来使，却把信退还。过了两天，金人带着攻城器具进攻，李诚之设置器械抵御，夜里出兵捣毁敌营。他料敌制变，仿佛熟知兵法的人，金人最终没有得逞。正逢黄州失守，金军与元军合并为一军，共有十多万人。池阳、合肥的援兵败逃，朝廷命冯榯援救这两郡，冯榯到达边境后却拖延不进。李诚之激励将士，用忠义勉励他们。城陷后，他率兵进行巷战，双方杀伤大致相当。他的儿子士允奋战而死，李诚之拔剑将要自刎，呼喊妻儿说：“城已经破了，你们应当赶快去死，不要受辱！”妻子许氏以及儿媳、孙女都投水而死。事情上报后，朝廷追赠李诚之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为正节侯，在蕲州建庙，赐名为褒忠，赐给银绢二百；另外给三人赐爵迪功郎，追赠他的妻子为令人，士允为通直郎，因战乱而死的儿媳和孙女都追赠为安人。跟随李诚之一同死的，还有通判州事秦钜。秦钜，字子野，是丞相秦桧的曾孙，任蕲州通判。金人侵犯边境时，他和郡守李诚之合力防御。向武昌、安庆请求援兵，一个多月援兵仍未到。策应兵徐挥、常用等弃城逃走。城破后，秦钜和李诚之各自率领随从的军队巷战，几乎全部死伤。秦钜回到官署，大声呼喊吏人刘迪，命令他烧掉各处仓库，自己便到一间屋里自焚。有个老兵看见烟火中有一个穿白色战袍的人，认出是秦钜，冒火把他拉了出来。秦钜斥责说：“我是为国而死，你们可以自己求生。”他整理好衣服，投入火中而死。次子秦浚先去了四祖山，敌军到来后急忙返回，和弟弟氵翚跟随父亲一起死去。朝廷特赠秦钜五级官阶、秘阁修撰，封为义烈侯，和李诚之都在蕲州建庙，赐匾额“褒忠”，追赠秦浚、氵翚为通直郎，分别赐银绢二百以作丧赙。州学教授阮希甫追赠通直郎；防御判官赵汝标、蕲春主簿宁时凤、兼任司户的录事参军杜谔，都追赠承务郎；监蕲州都大监、辖蕲口镇仓库的严刚中，追赠承事郎。

译当时统制官孙中、小将江士旺、陈兴、曹全、兵卞以及军士李斌等都战斗至死。司理参军赵与裕先率一百多名民兵夺关出城求援，只有自己一人幸免，而全家十六人都死了。淳祐十二年，朝廷特意封秦钜为义烈显节侯。黄州陷落时，守臣何大节也投江而死。列传第二百九·忠义五。陈元桂、张顺、张贵、范天顺、牛富、边居谊、陈炤、王安节、尹玉、李芾、尹谷、杨霆、赵卯发、唐震、赵与ＢＴ、赵孟锦、方洪、赵淮。陈元桂是抚州人。淳祐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临江军知军。当时听到警报，便修筑城池、准备防御，因为焦虑劳累而得病。开庆元年春，北方军队来到临江，当时制置使徐敏子在隆兴，停留军队不进。陈元桂抱病登城，坐在北门亭上督战，箭石像雨一样飞来，力量无法抵挡。吏卒劝他躲避离开，他不听。有人用门廊和鼓翼遮蔽他，他挥手让人离开。有人想抱着他逃走，陈元桂说：“死也不能离开这里。”左右的人都逃散了。敌军到来，陈元桂瞪眼斥骂，终于为此而死。敌人把他的首级悬挂在敌楼上，过了四天才收殓，尸体颜色仍然像活着一样。起初，亲戚有人劝他把治所迁走，陈元桂说：“你也被浮泛的议论动摇了吗？时局到了这个地步，与其死于饥荒、疾病、盗贼，哪比得上死于守土之职更加光明伟大呢？”家人有人请求登船，他不答应，并告诫他们说：“守臣的家属怎么可以先行动，来动摇民心呢？”徐敏子把此事上报，朝廷追赠陈元桂宝章阁待制，赐钱十万缗，给一个儿子京官、一个儿子选人的恩泽，在北门建庙，谥号为正节。张顺是民兵部将。襄阳被围困了五年，宋闯知道西北方向有一条水道叫清泥河，源头在均州、房州，于是就在当地建造轻舟一百艘，把三条船连接成一艘大船，中间一条船用来装载，左右两条船则挖空船底并加以遮盖。拿出重金招募敢死之士，得到三千人。请求任命将领，选得张顺和张贵。民间称张顺为“矮张”，称张贵为“竹园张”。二人都有智谋和勇力，一向受到各位将领信服，于是任命他们为都统。张顺发布命令说：“这次出行只有死路一条，你们中如果有人不是出于本心，就应赶快离开，不要坏了我的事情。”人人都感奋起来。汉水刚刚上涨，便发动一百艘船，逐渐驶到团山下面。过了两天，驶进高头港口，结成方阵；每条船上都放置火枪、火炮、炽炭、大斧和强弩。夜漏下三刻，起锚驶出江面，以红灯作为标志。张贵先登船，张顺在后面压阵，他们乘风破浪，径直冲击重重包围。到了磨洪滩以上，北军的水师布满江面，没有空隙可以进入。众人乘着锐气，砍断铁缆，拔掉密集的木桩数百根，边转战边前进一百二十里，黎明时抵达襄阳城下。城中很久没有援军，听说救兵到了，士气高涨，精神百倍。等到收兵时，唯独失去了张顺。过了几天，有一具浮尸逆流而上，穿着铠甲，手持弓箭，一直漂到浮梁，仔细一看原来是张顺。他身中四枪六箭，仍然怒气勃勃，像活着一样。各军惊叹以为神人，为他筑坟收殓安葬，建庙祭祀。张贵抵达襄阳后，襄阳统帅吕文焕竭力挽留他共同守城。张贵仗恃勇猛，想返回郢州，于是招募两名能在水中潜伏数日不吃东西的人，让他们携带蜡封密信前往郢州求援。北方军队增兵防守，水路上连锁数十里，又排列撒星桩，即使鱼虾也无法通过。两人遇到木桩就锯断，终于抵达郢州，回来报告说，郢州答应派五千兵驻扎龙尾洲，帮助夹击敌人。日期确定后，张贵便与吕文焕分开向东下行，检阅所属军队。等到登船时，帐前有一个人逃走了，原来是曾因过错被鞭打的人。张贵惊道：“我们的事情泄露了，赶快走，他们也许还来不及知道。”军队又不能衔枚潜行隐藏踪迹，于是开炮擂鼓喧闹着发船，趁夜顺流而下，砍断铁缆，冲破包围冒险前进，众多敌军都被逼退。出了险地后，半夜天色昏黑，到了小新城，敌军大队拦截攻击，张贵等拼死抵抗。沿岸捆扎芦苇排列火炬，火光照亮天空，像白昼一样。到了勾林滩，逐渐接近龙尾洲，远远望见军船旗帜纷纷飘动，张贵的军队欢喜跳跃，举起流星火示意。郢州军船看见火光立即向前迎接，等双方接近将要会合时，来的船却全是北方军队。原来郢州军前两天因风势和水势而惊疑，退兵驻扎在三十里外；而大军从逃兵那里得知消息，已经占据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的军队已经疲惫，又出于意料之外，士卒几乎全被杀伤。张贵身中数十枪，力量不支而被俘，始终不屈，最终被杀。敌军命令四名投降的士兵抬着他的尸体到襄阳，在城下喊道：“认识矮张吗？这就是他。”守城墙的人都哭了，城中士气低落。吕文焕杀死那四名士兵，将张贵和张顺合葬在一座坟中，建双庙祭祀他们。范天顺是荆湖都统。襄阳被围后，范天顺日夜守城作战，尤其奋力。等到吕文焕出城投降，范天顺仰天叹道：“活着是宋朝的臣子，死后也应当做宋朝的鬼。”就在自己守卫的地方上吊而死。朝廷追赠他定江军承宣使，制书说：“贺兰拥兵自重，坐视睢阳失陷；李陵失节，给陇地士人留下更大的羞耻。如今有这样的人，能够死得其所，难道可以不加以褒奖抚恤，用来表示恩宠安抚吗？范天顺的功业虽然不高，忠义却不可夺；从均州、房州泛舟运兵的战役中，他克服艰难完成任务，到襄阳、樊城守军披甲坚守时，又更加坚定地守住阵地。不久州刺史成为投降的将军，而你却不屈自缢，可以说是在危难面前献出了生命。”封他的妻子为宜人，授官给他的两个儿子，并赐白银五百两、田地五百亩。牛富是霍丘人，隶属于制置司游击砦兵籍。他勇敢而明白大义，任侍卫马军司统制。戍守襄阳五年后，调去守樊城，多次交战从未失败，并且多次写信射入襄阳城中遗给吕文焕，约他彼此坚守，互为唇齿。两座城总共六年没有被攻下，牛富出力最多。城破后，牛富率一百名敢死之士巷战，死伤无法计算，口渴时饮血水。转战途中，遇到民居被烧毁、街道断绝，他身受重伤，便用头撞柱子，投入火中而死。追赠静江军节度使，谥号忠烈，在建康赐庙祭祀。副将王福看见牛富为国事而死，叹道：“将军为国事而死，我怎么能独自活着！”也投入火中而死。边居谊是随州人。起初侍奉李庭芝，积累战功做到都统制。咸淳十年，凭京湖制置司帐前都统的身份守卫新城。边居谊善于驾驭部下，深得士兵拥护；凡是作战守城的器具，他都依法整治。

译元军大军到达沙阳，守将王大用不肯投降，边居谊指挥军队攻城，攻破后俘获王大用。吕文焕来到新城，认为这座小堡垒可以不攻自破，边居谊率水师抵抗他；吕文焕把在沙阳斩首、招降的情况列出来示众，边居谊不屈服。第二天，敌人把王大用绑到城墙下，让他喊道：“边都统赶快投降，否则祸患马上就到。”边居谊不回答。敌人又把榜文檄文射入城中，边居谊说：“我只是想和吕参政说话。”吕文焕听说后，以为边居谊要向自己投降，便骑马赶来；城中伏弩乱射，三箭射中吕文焕，也射中了他的马，马倒下，几乎把他钩住，众人扶持吕文焕换乘另一匹马逃走。过了两天，总制黄顺带着一个人打开东门出城投降。第二天，吕文焕让黄顺来招降边居谊，边居谊说：“你想得到新城吗？我发誓死守这里，怎么可能让你得到？”黄顺又呼喊边居谊的部曲，部曲想用绳索吊出城去，边居谊把他们全都赶回城内，在城门前斩杀。吕文焕于是指挥军队攻城，边居谊先用火器击退敌军，随后敌军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而上。边居谊便拿出家中全部金钱分给将士，来回督战。正值黄昏，敌军攻破侵汉楼，楼火蔓延烧毁民居，边居谊估计力量支撑不住，逃回住宅，拔剑自杀但没有立即断气，便投入火中而死。丞相伯颜认为他的勇气壮烈，在灰烬中找到他的尸体，察看了它。事情上报后，追赠边居谊利州观察使，并在他殉难的地方建庙。陈炤，字光伯，常州人。年轻时擅长词赋，考中进士，任丹徒县尉，历任两淮制置司参议官、大军仓曹、寿春府教授，又进入帅府幕僚，改任朐山县知县，仍兼任主管机宜文字。不久遭母丧，回家服丧。北方军队到达常州时，常州守将赵与鉴逃走藏匿，郡人钱訔献城投降。淮地百姓王通住在常州，暗中写信约刘师勇，答应做内应。朝廷于是任命姚希得的儿子钱訔知常州。刘师勇攻打常州，赶走钱訔，擒获安抚使戴之泰等人，便迎接钱訔入城。钱訔认为陈炤长期任职边地、熟悉军事，征召他任通判。有人对陈炤说：“如今征召你，是很难推辞的。”陈炤说：“乡土沦陷，怎么能坐视不管？与其苟且偷生、勉强保全，不如死去更好。”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出发。凡是可以用来防御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钱訔进入常州才十多天，大军便进攻常州，陈炤等率领义兵作战防守，从夏天一直到冬天，敌军都不能攻下。因功加授带行提辖文思院。常州将领张彦攻打吕城，兵败投降，于是把常州城中的虚实全部告诉敌人，敌军便急忙攻城。陈炤等昼夜守城，敌军招降也不投降。丞相伯颜亲自统军包围城池，陈炤和钱訔以忠义相互勉励，合力坚守。钱訔再次加授太府寺丞，陈炤任干办诸军粮料院，常州将士都升五级官阶。城防更加危急，常州军队阻挡壕沟中的水作为阵地，箭用尽也不投降。城破后，钱訔为此而死，陈炤仍收拢军队巷战。家人请求说：“城东北门的包围还没有合拢，可以逃到常熟，再进入临安。”陈炤说：“离开这里一步，就不是死得其所了。”中午敌军到来，陈炤战死。事情上报后，追赠钱訔龙图阁待制，追赠姚希得太师，陈炤为直宝章阁，并授官给他们的儿子。王安节是节度使王坚的儿子。年轻时跟随父亲守卫合州有功，王安节兄弟五人都得到授官。王坚被贾似道忌恨，出任和州知州，忧郁不乐而死。咸淳末年，王安节任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初年，贾似道在芜湖战败，沿线各城都投降，不投降的也弃城逃走。当时王安节驻兵江陵，立即赶往临安，上疏请求招募军队进行防御，被授为阁门祗候、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他收拢军队进入平江，和张世杰的军队在凤凰港作战有功，升三阶官职。刘师勇收复常州，攻打并赶走王良臣，刘师勇返回平江，命王安节和张詹守卫常州。不久王良臣引导元军进攻常州，常州城墙一向低劣，王安节等筑栅栏防守，和敌军相持两个月没有被攻下。元朝丞相伯颜亲自统军攻城，多次派使者招降，也没有成功。丞相大怒，指挥军队攻破南门，王安节挥舞双刀，率敢死之士巷战，手臂受伤被俘。有人询问他的姓名，王安节喊道：“我是王坚的儿子王安节。”无法使他投降，于是杀了他。尹玉是宁都人。因捕盗有功，任赣州三砦巡检。任期满后居住在城中，跟随文天祥勤王。等文天祥到平江，调尹玉和淮地将领张全、广地将领朱华抵抗元军，在伍牧交战。张全等军队战败，因为淮、广军先逃，曾全、胡遇、谢荣、曾玉率赣州四指挥军也逃走，只有尹玉率残军五百人拼死作战。尹玉亲手杀死几十人，箭聚集在头盔上像刺猬的毛，援兵断绝、力量耗尽，终于被俘。元军把四支枪横架在他脖子上，用棍棒将他打死。其余士兵仍在夜间作战，杀得人马遍布田野，没有一个投降。天亮时，活着回来的只有四个人。追赠尹玉濠州团练使，授官给他的两个儿子，赐田二顷，用来抚恤他的家人。李芾，字叔章，祖先是广平人，后来迁居汴京。高祖李升考中进士，做官以清廉闻名。靖康年间，金人攻破汴京，用刀威逼李升的父亲，李升上前保护父亲，和父亲一起死去。曾祖李椿举家迁到衡州，于是成为衡州人。李芾天生聪明机警，年轻时就自立自强，把书斋命名为“无暴弃”。魏了翁一见到他便以礼相待，认为他有祖先的遗风，改他的书斋名为“肯斋”。起初因荫补任南安司户，征召为祁阳尉，出任赈济荒灾的官员，便已经有了声誉。代理祁阳县政，县中治理得很好，征召为湖南安抚司幕官。当时永州盗贼兴起，朝廷招抚他们，一年多仍未平定。李芾和参议邓坰率一千三百人攻破盗贼巢穴，擒获贼首蒋时选父子带回，其余党羽于是平定。代理湘潭县政，县中有很多豪强，前任县令束手无策，不敢触犯他们。李芾查核户籍，征收赋税，不回避权贵势力，使赋税和徭役非常均平。入朝后，任命为德清县知县。当时浙西发生饥荒，李芾设置保伍组织赈济百姓，救活了几万人。升任主管酒库所。德清有妖人煽动百姓作乱，百姓蜂拥而起依附他，达到几万人。朝廷派李芾讨伐，盗贼听说他来了，众人立即四散回家。授司农寺丞，历任永州知州，施行仁政，永州人祭祀他。以浙东提刑身份任温州知州。温州靠海，盗贼很多，李芾到任后盗贼平息，于是以原官调任浙西。当时浙西也有很多盗贼，成群藏在太湖中，李芾追查到他们出没的地方，依法捕捉，盗贼也惊恐逃散。他修建虎丘书院祭祀尹焞，设置学官，亲自制定学规教导学生，求学的人非常兴盛。

译咸淳元年，入朝任临安府知府。当时贾似道主持国政，前任知府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向他请示才能施行，唯独李芾不向他请示。福王府有人逼死百姓，贾似道竭力营救，李芾写信往返争辩，最终依法处理了那人。曾经出城检阅防火器具，百姓中有人没有准备器具，李芾问他原因，那人说：“我是贾似道家的人。”李芾立即杖打他。贾似道大怒，派台臣黄万石诬陷李芾犯有贪赃罪，把他罢免。元军攻取鄂州后，朝廷才起用李芾为湖南提刑。当时各郡县盗贼骚扰，百姓大多逃亡，李芾命所属地区发动民兵自卫，每县给一面黑旗，下令说：“作乱的人在旗帜下斩首。”百姓这才安定下来。于是号召发兵，挑选壮士三千人，让土豪尹奋忠率领他们勤王；另外召集民兵聚集衡州，作为守备。不久贾似道的军队在芜湖溃败，朝廷便恢复李芾的官职，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当时湖北各州郡都已经归附元军，他的朋友劝李芾不要赴任，说：“如果实在不能不去，就只身前往也可以。”李芾哭着说：“我难道不懂得为自己谋划吗？只是因为世代受到国家恩惠，即使被废弃时仍想着如何报国。如今有幸重新任用我，我已经把全家托付给国家了。”当时他所疼爱的女儿去世了，他悲痛地哭了一场便出发。德祐元年七月，李芾到达潭州时，潭州军队已经被调走将尽，敌军骑兵已经进入湘阴、益阳等县。仓促招募不到三千人，于是联合溪峒蛮族作为声援，修缮武器，储备草料粮食，沿江修筑栅栏和城墙，命刘孝忠统领各军。吴继明从湖北到来，陈义、陈元从蜀地戍守处返回，李芾上奏请求把他们留下守潭州，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他们都竭尽全力效死。元朝右丞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后，分兵驻守常德，阻挡各路蛮族，又率大军进入潭州。李芾派部将于兴率兵在湘阴抵御敌军，于兴战死。九月，再次调吴继明出兵抵御，军队还没来得及出发，大军已经包围城池。李芾慷慨地登上城墙，与各将领分区防守，百姓中的老弱也都出来，编成保伍帮助守城，不用命令就自行集合。十月，敌军进攻西墙，刘孝忠等奋力作战，李芾亲自冒着箭石督战。城中箭用尽了，旧箭的羽毛也都损坏，李芾命令搜集民间的羽扇，箭羽立即补齐。又苦于没有盐吃，李芾取出仓库中积存的盐席，烧取盐分给大家。有士兵受伤，他亲自抚慰慰劳，每天用忠义勉励将士。死伤的人相互枕藉，士兵仍然饮血登城拼死作战。有人来招降，李芾杀了他示众。十二月，城池被围得更加危急，刘孝忠被炮弹击中，因伤势严重不能起身，各将领哭着请求说：“事情危急了，我们这些人可以为国而死，只是百姓怎么办呢？”李芾骂道：“国家平时用优厚待遇供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你们只管拼死守城，有谁再说这种话，我先杀了他。”除夕，元军登上城墙，守军交战后稍稍退却，敌军随即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而上。衡州守将尹谷和家人自焚，李芾命人斟酒祭奠。于是留下宾客僚佐聚会饮酒，夜里传下命令，仍亲手写下“尽忠”二字作为暗号。饮酒直到天亮，宾客僚佐们出去后，参议杨震投园池而死。李芾坐在熊湘阁，召来部下沈忠，给他金子说：“我的力量已经用尽，按道理应当死，我的家人也不能受俘虏侮辱，你把他们全杀了，然后再杀我。”沈忠伏地叩头，推辞说不能做到，李芾坚持命令他，沈忠哭着答应，取酒让李芾的家人全都喝醉，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杀死。李芾也伸出脖子接受刀刃。沈忠放火烧掉李芾的住宅，回到自己家杀死妻子儿女，又回到火场，大声悲痛，纵身投地，最后自刎而死。幕僚茶陵人顾应焱、安仁人陈亿孙也都死了。潭州百姓听说后，很多人全家自尽，城中井里没有空的，吊死在树上的人接连成片。吴继明等献城投降，陈毅突围，准备奔赴福建，中途战死。事情上报后，追赠李芾端明殿大学士，谥号忠节。李芾刚到潭州时，派儿子裕孙出去，说：“留下你，是为了奉祀祖先。”他的孙子辅叔当时也亲自到温州迎接，都得以不死。两位王爷都下诏让他们入福建任官。李芾为人刚正耿介，不畏惧强权，遇到事情精明敏捷，奸猾之人不能欺骗他。而且体力强健超过常人，从早晨处理政务到傍晚没有疲倦的样子，夜里常常直到三更才休息，五更又起床处理事务。远远望去令人凛然，仿佛神明；但他喜爱贤能、礼敬士人，接近他时却感到温和，即使别人只有一项小小的才能，也诚恳地加以奖掖推荐。他一生做官清廉，到被排斥罢黜时，家里没有多余财产。尹谷，字耕叟，是潭州长沙人。性情刚直庄重严厉，起初居住在州学时，士人朋友都敬畏他。宋朝用词赋考试选拔士人。到了末年，只有福建、浙江的赋在天下最有名。尹谷和同郡的刑天荣、董景舒、欧阳逢泰等人写赋，文体都力求典雅。每有一篇作品写成，士人便争相学习，因此湘地的赋可以和闽、浙相抗衡。中年考中进士。调任常德推官，任崇阳县知县，所到之处都以清廉正直闻名。遭遇母丧后，在家教授学生，生活仍保持儒者的俭朴。每天太阳还没有出来，就给诸生讲授经书和朱氏《四书》。士人即使有才思但行为不谨慎整饬，也会被排斥，不列入门生之中。诸生在盛夏也一定穿着整齐正式的衣服，端正地坐一整天；晚上熄灭蜡烛后才允许摘下头巾，早晨起身一定戴好帽子才走出帷帐。他们行走在市中，市民看见他们举止有礼，互相说：“这一定是尹先生的门人。”询问后果然如此。晚年进入李庭芝的制置幕府，经推荐升任衡州知州，等待任职期间住在家中。潭州城遭受战事，帅臣李芾以礼聘他为参谋，共同谋划防御策略。当时城中壮士都已进入临安卫护京城，留下的军队只有四百五十人，而且老弱占了一大半。李芾组织率领民丁，用大义奖励他们，人人拼死作战，三个月城池仍未被攻下。元军切断险要道路，援兵不到，尹谷知道城池危险，便和妻子儿女诀别说：“我以寒儒身份受到国家恩惠，掌管一州，按道义不能屈服，你们一定应当跟随我去死。”他召弟弟岳秀，让他出城，以保存尹氏的祭祀，岳秀哭泣着答应与他同死。于是堆积柴薪，关紧门户，穿朝服面向宫阙拜别，先拿出历任官职的告身烧掉，随即放火自焚。邻居来救，火势太大无法靠近，只能从烈焰中远远看见尹谷戴正帽子、端正地拿着笏板端坐，关着的门内无论老少全都死了。李芾听说后，命人斟酒祭奠尹谷，说：“尹务实是男子汉，已经先于我成就大义了。”务实是尹谷的号。起初，潭州士人把居住在州学读书作为要事。州学生每月考试，积分达到高等的，升为湘西岳麓书院学生；再次积分达到高等的，升为岳麓精舍学生，潭州人称他们为“三学生”。战事兴起时，三学生聚居在州学，仍然没有荒废学业。尹谷死后，几百名学生前去哭祭他，城池被攻破后，很多人受到感发而为义而死。

译杨霆，字震仲。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气节。因祖上的恩荫被奏补为将仕郎，铨试考第一，授修职郎、桂岭主簿，以有才干闻名。又五次在漕举中考中，改任鄂州教授，升任复州司理参军，转任常州、澧州观察推官，擢升监利县知县。县中有一桩疑难案件，多年不能判决，杨霆还未上任，便穿便服查访，暗中查得实情，立即判决，人们称他如神明。征召为荆湖制置司干官。吕文德任帅时，一向轻视侮辱士人，常常拿难事试探杨霆，杨霆都能仓促间立即办妥，而且符合他的心意。一天，吕文德对他说：“朝廷有密旨，要出兵援应淮东，谁可以前往？”杨霆立即回答说某位将领可以。吕文德又问：“兵器粮草怎么样？”杨霆立即回答说某营有多少兵马、某库有多少器甲、某处有多少箭石、某处有多少草料粮食，并口头写下交给属吏，不一会儿文案就办成了。吕文德大惊说：“我一生轻视文人，是因为他们不办实事。您的才干如此，什么官不能做，我怎么敢不敬重您！”于是秘密向朝廷推荐他，授任江陵府通判。江陵是大府，雄踞上游，内外连接襄州、汉州，西面控制巴蜀，南面扼守湖广。军民杂居，各种事务集中，杨霆随事裁决，处理得从容自如。有空时便到郡学，和诸生讲学；又取出隶属于官府的闲置田地，增加学生的廪禄。挑选百姓中的壮丁，趁农闲训练，按时发给他们器械，和军队混合操练，亲自检阅考核并赏赐，以此激励他们。不久，那些能够披甲骑马射箭的人都派上了用场，而军队也不再扰民。遭遇母丧后，德祐初年起复为奉议郎、湖南安抚司参议，和安抚使李芾合力作战守城。杨霆有谋略，善于出奇制胜、随机应变，帅府的机要事务，李芾全都交给他办理。城池刚被包围时，他日夜防守，几天后西北角被攻破，杨霆指挥军队巷战，直到傍晚又增筑月城，等到天亮城墙已经修复，于是激励将士，决心以死守城。城破后，杨霆投水而死，妻妾奔去救援也来不及，于是全都死了。赵卯发，字汉卿，是昌州人。淳祐十年，凭上舍资格考中进士，任遂宁府司户、潼川签判、宣城县令。一向以节操品行著称。后来受到弹劾而罢官。咸淳七年，起用为彭泽县令。咸淳十年，代理池州通判。元军渡过长江，池州知州王起宗弃官离去，卯发代理州政，修缮城墙、聚集粮食，谋划防守。夏贵兵败归来，所经过的地方任意抢掠，卯发捕杀了十多人，士兵才收敛。第二年正月，元军到达李王河，都统张林多次暗示他投降，卯发气愤填胸，瞪眼看着张林，气得说不出话来。张林带兵出巡江面，暗中已经投降，回来后却表面上协助卯发防守；守军五百多人，军权全都归张林掌握。卯发知道城池守不住了，便置办酒宴会集亲友，与他们饮酒诀别，对妻子雍氏说：“城池将要被攻破，我作为守臣不应离开，你先逃出去。”雍氏说：“您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我是朝廷任命的命妇；您做忠臣，难道我独独不能做忠臣的妻子吗？”卯发笑着说：“这哪里是妇人女子所能做到的呢？”雍氏说：“请让我先于您而死。”卯发笑着制止她。第二天，他便把家产分给弟弟和侄子，仆婢也全部遣散。二月，元军逼近池州。卯发早晨起来，在几案上写道：“君主不可背叛，城池不可投降；夫妻一同赴死，节义成双。”又写诗向兄弟们告别，和雍氏穿戴整齐，在从容堂一同从容地上吊而死。卯发当初修建这座堂，取名“可以从容”。元军突然逼近时，他领着宾客来到堂中，指着自己题写的匾额说：“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宾客问其中缘故，他说：“古人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这大概就是征兆吧。”卯发死后，张林打开城门投降。大元丞相伯颜进入城中，问太守在哪里，左右回答说已经死了。伯颜立即到堂中观看，众人都叹息不已。于是为他们准备棺木和衾被，将夫妻合葬在池州城上，祭扫墓地后离去。事情传到朝廷，追赠卯发为华文阁待制，谥号文节；雍氏追赠顺义夫人，录用他们的两个儿子为京官。唐震，字景实，会稽人。他年轻时居住乡里，正直自守，不随便与人交往；有人指出他的过错，他总是很高兴。考中进士后任小官，有权贵写公文推荐他，唐震把那份公文收进箱子里。不久那位权贵干预政事，唐震便取出公文还给他，封条和题签都没有拆开，那人非常惭愧。后来唐震任其他官职，所到之处都以公正清廉著称。杨栋、叶梦鼎执掌政府时，交相推荐他的贤能。咸淳年间，他由大理司直出任临安府通判。当时潜说友任京兆尹，倚仗贾似道的权势，十分骄横傲慢，处理政事一概无所顾忌，也不谦让。适逢府中有一桩已经具备案情、将要依法处死的案件，唐震极力辨明判决不当；潜说友争辩不过，便把此事上报刑部，最终刑部采纳了唐震的意见。咸淳六年，江东发生大旱，朝廷提拔唐震为信州知州。唐震上奏请求减少纲运粮米，免除当地租税；又下令每个坊设置一名官吏，登记户籍，劝富人分发粮食，由坊吏负责供应。官吏中有劳绩的，他总是替他们具奏，请求恢复其身份。官吏感念他的诚意，办事都尽力，因此救活的人无法计算。州中有个百姓雇来的童子替人牧牛，童子逃走后，牛棚失火。他的父亲诬告雇主杀死自己的儿子并把尸体投入火中，百姓经不起拷打，便自行诬服。唐震查看案卷，心中怀疑，暗中查访寻找，终于在邻郡找到那个童子；他把童子带来审问其父，父亲的回答仍和原来一样，唐震便把童子带出来给他看，案件于是得到纠正。唐震升任浙西提刑。经过宫阙入朝辞行时，贾似道把类田之事交给他办理，唐震推辞说不能执行；到任后，又上疏极力争辩。赵氏有个守护祖坟的僧人非常凶暴蛮横，唐震派官吏逮捕惩办，贾似道写信营救，唐震不予理会，最终仍依法审办。贾似道大怒，指使侍御史陈坚弹劾，使唐震被罢免。

译咸淳十年，朝廷起用唐震为饶州知州。当时兴国、南康、江州等郡都已经归附，元军侵略饶州。饶州兵力只有一千八百人，唐震发动州中百姓修城守城，天刚亮就出去整治军队，到半夜才睡觉；他上书请求援兵，却没有得到答复。元军派人进入饶州索取降表，通判万道同暗中让自己管辖的地方收集白金、牛肉和酒，准备投降的礼物，饶州寄居的士人也都跟随他。万道同劝唐震投降，唐震斥责他说：“我难道能忍心苟且偷生、辜负国家吗？”城中年轻人被唐震的话感动，杀死了来使。有个叫李希圣的百姓谋划出城投降，被戴上刑具关进狱中。第二年二月，元军大举到来，都大提举邓益逃走，唐震把府库中的金钱全部拿出来，把官员的资历写在榜上张贴到城中，招募能够出城作战的人并赏赐他们。众人害怕，不敢交战，元军登上城墙，众人于是溃散。唐震进入府中的玉芝堂，他的仆人上前请求说：“事情紧急了，番江门的敌兵还没有合围，赶快出去还可以免死。”唐震骂道：“城中百姓的性命全系在我身上，我如果听你的话能够不死，而城中百姓却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左右不敢再说，都退了出去。不久元军进入，把降表铺在案上，逼唐震署名投降；唐震把笔扔在地上，不肯屈服，于是死去。他的哥哥唐椿和家人也一同死难。张世杰不久收复饶州，判官邬宗节请求找到唐震的尸体安葬。朝廷追赠唐震为华文阁待制，谥号忠介，建立庙宇称褒忠，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唐震的门客冯骥、何新之，冯骥后来守卫独松关，何新之守卫福建的新垒，都战死了。赵与ＢＴ，是嗣秀王。德祐二年，任浙、闽、广察访使。益王即位后，舅舅杨亮节在朝中掌握权力，赵与ＢＴ自认为是皇室近亲和贤能之臣，常常进谏劝止，于是触犯了杨亮节的忌恨，诸将都怕他。不久，元军逼近浙东，朝廷命赵与ＢＴ出镇瑞安，和守臣方洪共同负责防御。朝臣说赵与ＢＴ有刘更生那样的忠诚、曹王皋那样的孝行，应当留下辅政以巩固国本。进谗言的人更加急迫，最终还是把他派了出去。瑞安被围，城中危急，赵与ＢＴ和方洪发誓以死守城。小校李雄夜里打开城门接纳外兵，赵与ＢＴ、方洪率众进行巷战，兵败被捉。董文炳问他说：“你是秀王吗？现在能投降吗？”赵与ＢＴ厉声说：“我是国家的近亲，如今力尽而死，是我的本分，还问什么呢？”于是被杀。方洪也守节而死。又有一个叫赵孟锦的人，年轻时放荡不羁，游历淮地，凭军功成为将佐。元军攻打真州时，他每次作战都冲在士卒前面，守将苗再成倚重他。元军的大船停泊在江上，赵孟锦乘着大雾前来袭击；不久雾散，太阳已经升高，元军看见他的兵少，便追赶他。他登船时失足落水，身上穿着沉重的铠甲，因而溺死。赵淮，是丞相赵葵的侄孙。李全叛乱时，他多次建立战功，官职屡次升迁，做到淮东转运使。德祐年间，他戍守银树埧，兵败后，和他的妾一起被押到瓜州。元帅阿术让赵淮招降李庭芝，许诺给他大官。赵淮表面答应，到了扬州城下，却大声呼喊：“李庭芝！男子汉死就死了，不要投降！”元帅大怒，杀死了他，把尸体丢弃在江边。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赵良淳、徐道隆、姜才、马塈、密佑、张世杰、陆秀夫、徐应镳、陈文龙、邓得遇、张珏 赵良淳，字景程，居住在饶州余干，是宋太宗之子恭宪王的后代，也是丞相赵汝愚的曾孙。赵家几代都以学问和品行著名，被称为贤宗子。赵良淳年轻时向乡里的先生饶鲁学习，懂得立身处世的大节。做官以后，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却从未请求别人推荐自己。起初因祖荫任泰宁主簿，三次升迁做到淮西运辖，在闲散冗官的位置上沉浮了二十多年。马光祖、李伯玉、范丁孙交相推荐征召他，最终也没有得到提拔。考核选举合格后，改任分宁县知县。分宁是江西事务繁剧的县，民间风俗崇尚喧闹攻讦。赵良淳治理那里，不使用刑杀，也不任用吏胥，只选取百姓中敦厚孝顺的人，亲自尊敬礼遇他们；对于特别强悍蛮横的人，才依法惩办，风俗因此稍有改变。任期届满，朝廷特别差遣他代理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诏令任命他为诸司审计院官，督运江西军粮，升任大理司直。咸淳末年，朝廷大臣商议在内地各郡大量设置宗室，以作为屏障，于是任命赵良淳为安吉州知州。在此以前，知州李庚逃走，各项事务都荒废了。赵良淳到任后，每天和属官讨论防守的准备，把这些措施全部实行。当时年成歉收，百姓聚集起来做盗贼，各地纷纷发生。有人请求派兵攻打他们，赵良淳说：“百姓难道喜欢做盗贼吗？只是时局艰难、年成干旱，所以相互结伴抢掠，姑且求得活命罢了。”他命属官用道义开导他们，众人都放下武器散去回家；那些不肯归顺的人，众人把他们捆来献上。有的人抢了别人的财物，后来到主人那里道歉并归还财物。赵良淳劝富人拿出粮食赈济灾民，曾对人说：“假如太守本人可以用来救济百姓，我也不会吝惜。”他的话情真意切，足以感动人，于是人们都倾倒粮仓来响应。朝廷不久议定任命徐道隆为浙西提刑，辅佐赵良淳，并加赵良淳直秘阁。文天祥离开平江后，溃散的士兵四处抢掠，赵良淳捕杀了几个人，把首级悬挂在市场上，士兵才稍稍收敛。不久范文虎派使者带信来招降，赵良淳烧掉书信，杀了使者。元军逼近独松关，朝廷下诏催促徐道隆入京护卫。徐道隆离开后，元军到来，驻军包围东西两座城门。赵良淳率众守城，夜里就睡在城墙上的草棚里，不回去。此前，朝廷派将领吴国定援救宜兴，宜兴已经危急，吴国定不敢前往，便到安吉拜见赵良淳，希望留下来辅佐他。赵良淳见吴国定说话慷慨豪迈，以为他可以任用，便向朝廷请求，让他留下戍守安吉。不久吴国定打开南门接纳外兵，元军进城后喊道：“投降的人留下，元帅不杀你们。”于是众人哭喊着散去。赵良淳命人驾车回府，士兵阻止他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侍郎应当为保全自己打算。”赵良淳斥退他们。随后命家人出去躲避，自己关闭阁门上吊。有士兵解救他，他苏醒过来，众人围着他下拜哭泣说：“侍郎何必这样苦自己？逃走仍然可以求生。”赵良淳斥责说：“我难道是逃生的人吗？”众人仍围守不去，赵良淳大声喊道：“你们想作乱吗？”众人流着泪出去，他再次上吊而死。徐道隆，字伯谦，婺州武义人。他的父亲徐焕，任南雄知州。徐道隆因任子恩荫入仕，官职屡次升迁，任潭州判官、代理全州知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上奏征召徐道隆为参议官。汪立信升任兵部尚书后，徐道隆和十多个宾客一起离开江陵。赵孟传任制置使，让徐道隆参与军务，后来徐道隆担任提点刑狱。

译当时文天祥已经离开平江，溃散的士兵四处出动，成为浙西的祸患，安吉尤其严重。朝廷下诏命徐道隆处置，他便把带头作乱的人斩首示众于市场。监军牛某逃走，范文虎、程鹏飞、管景模都写信诱降，徐道隆烧掉书信，杀了来使。元军到达临平皋亭山，徐道隆命人从小路进入援军。当时水陆各处都有驻军，道路被截断，无法通行，于是商议从太湖经过武康、临安县境去援救京师。当天徐道隆乘船从临湖门出发，停泊在宋村。安吉郡守赵良淳已经上吊而死。德祐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追兵赶上徐道隆，江陵来的亲随军三百人拼死作战，箭用尽、枪矛折断，全军覆没。徐道隆在船舱中被捕，见看守稍有懈怠，便投水而死；长子徐载孙也投水而死。余下的士兵有人逃回，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下令追赠官职、赐予谥号，优厚抚恤他的家属，在安吉建立庙宇，并授予他的子孙官职。过了三天，宋朝灭亡。姜才，濠州人。身材矮小而强悍。年轻时被掳到河朔，稍长大后逃回，隶属于淮南军中，以善于作战闻名；但由于归顺宋朝的人不能获得大官，他只任通州副都统。当时淮地有许多勇将，但勇猛强悍没有超过姜才的。姜才懂得军事，善于骑马射箭，抚恤士卒很有恩惠；到了临阵作战时，军纪却十分严明。他的儿子应当出战，有事回来禀报，姜才远远看见，以为他已经战败，便拔剑追赶，几乎要杀了他。贾似道出兵时，姜才把军队交给孙虎臣担任先锋，在丁家洲与元军相拒。元军在江边设置炮架、张开的车弩，江心停泊着几千艘战船，旌旗连绵，击鼓顺流而下。姜才率兵奋勇上前迎战，双方刚一交锋，孙虎臣突然经过他妾所乘的船，众人看见后，高兴地说：“步帅逃走了！”于是各军都溃败，姜才也收拢军队退入扬州。元军乘胜攻打扬州，姜才在三叠阵于三里沟迎击，作战有功。又在扬子桥与元帅交战，天黑时军队混乱，流箭射穿姜才的肩膀；姜才拔出箭，挥刀继续向前，所到之处敌军纷纷退避。不久元军修筑长围，从扬子桥一直到瓜洲，东北方向跨过湾头到黄塘，西北到丁村，力图长期困住扬州；这时是德祐元年。第二年正月，宋朝灭亡。二月，五奉使和一名阁门宣赞舍人带着谢太后诏书来劝降，姜才发弩箭把他们射退，又率兵在召伯堡攻击五奉使，激战后退兵。不久，瀛国公到了瓜洲，姜才和李庭芝哭泣着发誓要率领将士出兵夺回他，将士们都感动得流泪。于是姜才把金帛全部分发下去犒赏士兵，率四万人夜袭瓜洲，战斗持续三个时辰，众人簇拥着瀛国公退走。姜才追击交战到浦子市，夜里仍不退兵。阿术派人招降他，姜才说：“我宁可死，难道能做投降的将军吗！”四月，姜才率兵攻打湾头栅。五月，再次攻打，战马因泥泞打滑无法前进，于是舍弃战马改为步战，到四更时分，全军才返回。扬州粮食吃尽，姜才不时出兵到真州、高邮运粮供给军队。六月，他护送粮饷到马家渡，万户史弼率兵来攻击夺取粮饷；姜才和他战斗到天亮，史弼几乎陷入危险，阿术急忙率兵来援，史弼才得以脱身。李庭芝因为被围困已久，召姜才来商议事情，屏退左右，和他谈了很久。只听见姜才厉声说：“相公不过是忍受片刻的痛苦罢了。”左右听见后都吓得流汗。姜才从此带兵保护李庭芝的住所，约定和他一同死难。七月，益王在福州，任命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保康军承宣使，召姜才入朝。姜才和李庭芝向东到泰州，准备入海。阿术率兵追上来，包围泰州，派使者招降，姜才不听。阿术把扬州士兵的妻子儿女赶到城下，正赶上姜才毒疽发作、胁部不能作战，诸将于是开城投降。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卧室，把他捉住献给阿术。阿术爱惜他的忠勇，想招降任用他，姜才却肆意说傲慢的话；阿术责问李庭芝为什么不投降，姜才说：“不投降的是我姜才。”他又愤愤不平，阿术大怒，在扬州把他剐死。姜才临刑时，夏贵从旁边经过，姜才咬牙说：“如果你看见我，难道不会惭愧至死吗？” 有个叫洪福的人，是夏贵家的家僮。他跟随夏贵积累功劳，做到镇巢雄江左军统制，镇守淮北。夏贵投降后，洪福和儿子大渊、大源，以及下班祗候彭元亮，联合夏贵的旧部重新收复镇巢，洪福加右武大夫、任镇巢知州。夏贵归附元朝后招洪福投降，洪福不听；夏贵又派自己的侄子前往，洪福把他杀了。元军攻城，久攻不下，便派夏贵到城下，用好话劝洪福，请求单骑入城。洪福相信了他，打开城门后伏兵突然出现，元军捉住洪福父子，屠杀城中百姓。夏贵亲临主持杀戮，大源、大渊嘲笑说：“法律只杀首谋，为什么要牵连全家受戮？”洪福斥责他们说：“用一条性命报答宋朝，为什么还要向别人求活命呢？”轮到杀洪福时，洪福大骂夏贵，历数他的不忠，并请求面向南方而死，以表明自己没有背叛国家。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马塈，是宕昌人。他一家中的父亲、叔父、兄弟都因忠勇而成为名将，其中马塈和他的哥哥马堃尤其显赫。咸淳年间，马塈任钦州知州，后调任邕州知州。邕州地界接近六诏、安南，旁边又通往各个溪峒，安抚防御稍有不当，往往就会引发叛乱。马塈镇抚各蛮族、治理关隘，都很有条理；大理国不敢越过善阐，安南不敢进入永平，各个溪峒都呈上户籍册，边境安定。广西经略李兴上奏报告他的功劳，加授阁门宣赞舍人。不久，马塈以左武卫将军身份被征召入朝。后来宋朝灭亡，马塈于是留在静江，总领屯戍各军，保护经略司印信，守卫城池。

译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打广西。马塈发动所属部队和各溪峒的士兵守卫静江，自己率三千人守严关，挖掘马坑，截断山岭道路。元军攻打严关不能取胜，便派偏师进入平乐，经过临桂，从两面夹攻马塈。马塈兵败，退守静江。平章派人招降，马塈发弩箭射杀来使。元军攻城三个月，马塈夜里也不卸铠甲，前后交战一百多次，城中死伤相枕，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城东一角稍低，元军佯攻西门，却暗中连夜决开水闸，攻打东门，攻破外城；马塈关闭内城坚守，内城也被攻破。马塈率敢死之士进行巷战，手臂受刀伤后被擒，元军杀死他并砍下首级；他仍然握紧拳头奋力挺立，过了很久才倒下。静江被攻破后，邕州守将马成旺和他的儿子都统马应麒献城投降，只有马塈的部将娄铃辖仍率二百五十人守卫月城，不肯投降。阿里海牙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攻打的？”包围十多天后，娄铃辖从城墙上喊道：“我们饥饿了，不能出城投降；如果赐给我们食物，我们就听命。”于是元军送给他们几头牛、几斛米。一个部将打开城门把食物取回，又关上城墙。元军登高观察，只见士兵们把米分开，饭还没有煮熟，就生切牛肉，立即吃光了。鸣角击鼓，诸将以为要出战，便披甲等待。娄铃辖却命部下把一门火炮推进来点燃，声音如雷霆一般，震得城墙上的泥土纷纷崩落，烟气冲向天外，士兵中有很多被惊吓而死。火熄灭后进去查看，已经连灰烬也没有留下。密佑，他的祖先是密州人，后来渡过淮河居住在庐州。密佑为人刚强坚毅、朴实正直，官职屡次升迁，做到庐州驻札、御前游击中军统领，改任代理江西路副总管。咸淳十年，密佑以阁门宣赞舍人身份任江西都统。这年冬天，大元丞相伯颜攻下鄂州，留下右丞阿里海牙镇守，自己率大军向东南进发。第二年二月，朱祀孙派高世杰夺取鄂州，阿里海牙率兵迎击，在荆江口擒获高世杰，宋军全部溃败，其中一半进入江西。江西制置黄万石招集这些败兵，又招募宁都、广昌、南剑的义兵一千多人，把他们全部交给密佑统领。十一月，元军到达隆兴，刘槃兵败，于是环绕城池自行防守。黄万石当时把治所迁到抚州，准备逃走，又怕密佑不听从，便调密佑的军队去援助刘槃，并且告诫他不要交战。还没到隆兴，刘槃已经投降，都统夏骥率所属军队突围出来。不久，元帅张荣实、吕师夔率兵逼近抚州，密佑率众在进贤坪迎击。元军来喊道：“投降，还是交战？”密佑说：“交战！”便指挥士兵冲击作战，推进到龙马坪。元军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箭如雨下。密佑告诫部下说：“今天就是死战之日；如果奋力作战，也许还有生路。”众人都愤怒振奋。从辰时战到日昃，密佑面部中箭，拔出箭来继续作战；身上又中了四箭三枪，士兵全都战死，只剩几十人。密佑于是挥动双刀砍开包围向南突围，先渡桥时，战马踩断桥板，他便被擒获。元军见他勇猛，告诫不要杀他，用轿子把他送回隆兴。元帅宋都ＯＡ说：“真是壮士。”想招降他，把他关押了一个多月，他始终不屈服。他曾骂黄万石是卖国小人，使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宋都ＯＡ命刘槃、吕师夔坐在城楼上，把密佑带到楼下，送给他金符，许诺授官，密佑不接受，还言语侵犯刘槃、吕师夔，态度更加傲慢。元军又让密佑的儿子劝他，说：“父亲死了，儿子怎么安置呢？”密佑斥责说：“你到街市上去乞讨，只要说是密都统的儿子，谁不会可怜你呢？”他神色安然地解开衣服，请求受刑，于是被杀。观看的人都流下眼泪。张世杰，范阳人。年轻时跟随张柔戍守杞州，因犯罪便逃奔宋朝，隶属于淮南军中，没有什么名声。阮思聪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便向吕文德称说，吕文德召他任小校。凭累积的功劳升到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攻打安东州时，他奋勇作战；又与高达援救鄂州有功，转升十级官阶。不久跟随贾似道进入黄州，在萍草坪作战，夺回被俘人员，于是加授环卫官，历任高邮军知军、安东州知州。咸淳四年，元军修筑鹿门堡，吕文德向朝廷请求增加兵力，调张世杰和夏贵前往。等到吕文焕以襄阳投降，朝廷命张世杰率五千人守卫鄂州。张世杰用铁绳锁住两座城，并在两城之间配置火炮和弩，重要渡口都设置木桩，布置防御器械。元军攻破新城，长驱而下，张世杰奋力作战，使元军不能前进；元军派人招降，他不听。丞相伯颜表面上攻打严山隘口，暗中却从唐港乘船进入汉水，向东攻打鄂州，鄂州于是投降。张世杰率所属军队入朝护卫，途中又收复饶州，于是入朝。当时形势正危急，朝廷征召各将领勤王，大多没有到，只有张世杰前来，朝廷上下都惊叹称异。他从和州防御使任上起，不到几个月，连续升到保康军承宣使，总领都督府军队。他派将领分路出兵，收复浙西各郡，重新攻下平江、安吉、广德、溧阳等城，军势颇为振作。七月，他和刘师勇等将领在焦山大举出兵，命令每十艘船结成方阵，锚泊在江中，没有号令不得起锚，以表示必死决心。元帅阿术载着弓弩手用火箭攻击，张世杰的军队混乱，没有人敢起锚，投江而死的有一万多人。宋军大败，逃到圌山。张世杰上疏请求援军，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升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十月，升为沿江招讨使，改任制置副使，兼任江阴军知军。后来元军到达独松关，朝廷召文天祥入朝护卫，任命张世杰为保康军节度使、平江知府。不久也召他入朝护卫，加授检校少保。德祐二年正月，元军逼近临安，张世杰请求把三宫迁往海上，自己和文天祥合兵在城外决战。丞相陈宜中正派人请求议和，张世杰认为不可，便禀告太皇太后加以制止。不久，和议也被阻止。元军到达皋亭山，张世杰于是率兵进入定海。石国英派都统卞彪劝他投降，张世杰以为卞彪是来跟随自己一同南下的，便杀牛设宴款待。酒喝到一半，卞彪从容地说明来意，张世杰大怒，割下他的舌头，把他肢解在巾子山。四月，张世杰跟随二王进入福州。五月，他和陈宜中拥立赵昰为君主，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王世强引导元军来攻，张世杰于是奉益王入海，自己率陈吊眼、许夫人等畬族军队攻打蒲寿庚，但没有攻下。十月，元帅唆都率兵前来援救泉州，张世杰于是解围离去。后来唆都派人招降益王，又派经历孙安甫劝说张世杰，张世杰把孙安甫扣押在军中，没有遣返。招讨刘深攻打浅湾，张世杰兵败，把益王迁居井澳；刘深又来攻打井澳，张世杰交战击退他，于是迁到石▯冈洲。

译至元十五年正月，张世杰派将领王用攻打雷州，王用战败。四月，益王去世，卫王赵昺即位，任命张世杰为少傅、枢密副使。五月，派琼州安抚张应科攻打雷州，三次交战都不利。六月，再次在雷州城下决战，张应科战死。张世杰认为▯冈洲不能居住，便把卫王迁到新会的崖山。八月，封张世杰为越国公。又调发琼州的粮食供给军队。十月，派凌震、王道夫袭击广州，凌震战败。第二年，元帅张弘范等人的军队到达崖山，有人对张世杰说：“元军如果用水军堵塞海口，我们就不能进退，为什么不先占据海口？侥幸取胜，是国家的福气；即使不能取胜，也还可以向西逃走。”张世杰担心长期在海上会使人心离散，一旦行动就必然溃散，便说：“连年航行海上，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如今必须决出胜负。”于是把行朝的草市全部烧掉，连接一千多艘大船筑成水寨，准备死守，人人都为此担忧。不久张弘范的军队到来，占据海口，砍柴取水的道路被截断，士兵吃干粮十多天，十分口渴，便捧起海水饮用；海水咸苦，喝下去立即呕吐腹泻，士兵极其困苦。张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与元军激战。张弘范俘获张世杰的外甥韩某，授给他官职，命他三次前来招降。张世杰列举古代忠臣的事迹说：“我知道投降可以活着并且享受富贵，只是我决心为君主而死，不能改变。”二月癸未日，张弘范等攻打崖山，张世杰战败，逃往卫王的船。元军逼近中军，张世杰于是砍断缆绳，率十多艘船夺港逃走。后来他回到崖山收集军队，刘自立将其击败，张世杰的将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多人投降。张世杰又想奉杨太妃寻找赵氏后代拥立为帝，不久飓风毁坏船只，他溺死在平章山下。刘师勇，庐州人。凭战功历任环卫官。鲁港军队溃败后，贾似道想向东进入海上，刘师勇赞成他进入扬州，谋划再次起兵，贾似道认为可行。当时姚訔收复常州，贾似道命刘师勇率淮军攻取吕城，朝廷加刘师勇和州防御使，让他协助姚訔守常州；又让张彦守吕城，合兵抵抗元军。交战失利，张彦的战马羸弱，陷入泥淖中被擒，吕城失守，常州的形势更加孤立。元军把张彦放在城下招降，刘师勇以大义斥责张彦，张彦惭愧退去。元军又派范文虎前来劝降，刘师勇埋伏弩箭把他射走。常州被围数月，援兵断绝，有一群鸱鸟绕城飞鸣，众人厌恶，认为是不祥之兆，不久城池陷落。刘师勇拔出栅栏，边战边走；他的弟弟战马跌入壕沟，跳跃不能出来，刘师勇举手与他诀别后离去。淮军几千人全部战死。有个妇人伏在尸体堆下，偷看见六名淮军背靠背支撑着作战，杀死敌军一百多人后才死去。刘师勇跟随二王来到海上，见时局已经无法挽救，忧愤之下纵酒而死，葬在鼓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他出生三岁时，父亲把家迁到镇江。稍长大后，跟随乡里的孟先生学习。孟先生的学生常有一百多人，他唯独指着陆秀夫说：“这不是寻常的孩子。”景定元年，陆秀夫考中进士。李庭芝镇守淮南，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安置在幕府中。当时天下都说淮南幕府得到的人才最多，称为“小朝廷”。陆秀夫才思清新秀丽，当时的文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性情沉静，不随便求取名声；每当僚属官吏来到阁中，宾主欢聚时，只有陆秀夫收敛神色，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在府中宴饮，他坐在酒席之间，整天矜持庄重，从未稍稍有过迎合讨好的表现。等到考察他的办事情况，发现件件都办得很好，李庭芝更加器重他。即使他改任官职，也不让他离开自己；他在幕府中三次升迁，做到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李庭芝任淮东制置使，提拔陆秀夫为参议官。德祐元年，边境战事紧急，许多僚属都逃亡了，只有陆秀夫等几个人没有离开。李庭芝上报他的姓名，朝廷任命他为司农寺丞，屡次提拔到宗正少卿，兼任代理起居舍人。德祐二年正月，陆秀夫以礼部侍郎身份出使元军，请求议和；没有成功，便返回。二王逃到温州，陆秀夫和苏刘义追随他们，又派人召来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大家共同在福州拥立益王。陆秀夫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因为陆秀夫长期在军中，熟悉军务，每件事都先向他咨询再实行；陆秀夫也尽心辅佐，没有不竭尽全力。不久他和陈宜中的意见不合，陈宜中让言官弹劾罢免他。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动不动就用台谏弹劾人？”陈宜中惊恐不安，急忙召陆秀夫回来。当时君臣流离在海边，各项事务都很疏略。杨太妃垂帘听政，和群臣说话时还自称“奴”。每逢时令节日举行朝会，陆秀夫端正地手执笏板站立，像在正常朝廷中一样；有时在行军途中，他悲伤得流下眼泪，用朝服擦泪，衣服都被泪水浸湿，左右没有不被感动悲伤的。后来井澳遭遇风暴，卫王因惊吓得病去世，群臣都想散去。陆秀夫说：“度宗皇帝还有一个儿子在世，将把他安置在哪里？古人曾凭一旅之众、一个小城而实现中兴；如今百官各司都具备，士卒有几万人，上天如果还不想让宋朝灭亡，这难道不能建立国家吗？”于是和众人共同拥立卫王。此时陈宜中前往占城，因为和张世杰不和，多次召他也不来。于是任命陆秀夫为左丞相，和张世杰共同执掌政务。当时张世杰驻军崖山，陆秀夫在外筹划军务，在内调配工役，凡是有所撰述，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即使在仓促奔波、流离失所之中，他还每天书写《大学章句》来劝导讲学。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被攻破，陆秀夫逃到卫王的船上；张世杰、刘义各自砍断缆绳离去。陆秀夫估计自己无法逃脱，便用剑驱赶妻子儿女投海，随后自己背着卫王投海而死，时年四十四岁。翰林学士刘鼎孙也把家属和辎重赶入海中，自己没有死而被擒，遭受拷打，身体没有一处皮肤完整；一天夜里逃脱，最终也投海而死。刘鼎孙字伯镇，江陵人，是进士。当陆秀夫在海上时，他把二王的事情详细记成一部书，交给礼部侍郎邓光荐说：“您将来比我晚死，希望把它传下去。”后来崖山平定，邓光荐把这部书带回庐陵。大德初年，邓光荐去世，这部书是保存还是散失就无法知道了，所以海上的事情，世人没有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徐应镳，字巨翁，衢州江山人，世代都是衢州的望族。咸淳末年，通过考试补为太学生。德祐二年，宋朝灭亡，瀛国公进入燕京，一百多名太学生都跟随前往。徐应镳不愿跟随，便和儿子徐琦、徐崧、女儿元娘发誓一同焚死，子女都高兴地答应了。

译太学原来是岳飞的宅第，其中有岳飞祠。徐应镳准备酒肉祭祀岳飞，说：“上天不保佑宋朝，社稷已经成为废墟。我徐应镳将以死报国，发誓不和众学生一起北去。死后，我的魂魄将长久依附于大王，作为配祀的神主，和大王的英灵永远不厌倦。”徐琦也作诗发誓。祭祀完毕，徐应镳把酒肉分给仆人，仆人都醉倒睡着，他便和子女进入梯云楼，把各房的书籍、箱笥堆在四周，放火自焚。有一个小仆没有睡着，听到火声，起来到楼下，从窗孔往里看，见徐应镳父子端正地坐着、站着，像庙里的塑像。他跑去报告其他仆人，仆人们破墙进入，扑灭了火。徐应镳没能死成，便和子女闷闷不乐地出门离去，仓促之间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第二天，在祠堂前的井中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全都僵直站立、瞪着眼睛，面容像活着一样。仆人们准备棺材收殓，将他们停柩在西湖金牛僧舍。益王在福州即位后，褒扬他的节操，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十年后，他的同舍生刘汝钧率领五十多名儒者把尸骨收取出来，安葬在方家峪，私下谥称他为正节先生。陈文龙，字君贲，福州兴化人，是丞相陈俊卿的后代。他能写文章，有气节。起初名叫陈子龙，咸淳五年廷试对策考取第一名，度宗为他改名为文龙。丞相贾似道喜爱他的文章，平日里礼敬并看重他。他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做起，历任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几年后，任监察御史，这些任命都是靠贾似道出力。然而十多年来，贾似道所安置的台谏官都庸劣无能，台中沿袭旧例，凡是有所建言，都要把稿子呈给贾似道后才实行。陈文龙任职后，唯独不呈稿，已经触怒了贾似道。临安府知府洪起畏请求实行类田，贾似道赞成他的主张，陈文龙上疏认为不可，贾似道大怒，把他的奏疏扣下不发。襄阳被围困很久，贾似道每天放纵淫乐，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当时他表面上请求督师，暗中却让党羽挽留自己，最终导致襄阳失守。陈文龙上疏极力陈述他的过失。范文虎统领军队没有功劳，贾似道包庇他，反而任命他为安庆知府；又任命赵溍为建康知府、黄万石为临安知府。陈文龙说：“范文虎丢失襄阳，如今反而得到提拔任用，这是应当惩罚却给予奖赏。赵溍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承担重镇的托付？黄万石政事懈怠荒废，让他做京兆尹，怎么能够治理好？请把他们全都罢免。”贾似道大怒，降职陈文龙为抚州知州，不久又让台臣李可弹劾罢免他。不久，吕文焕引导元军向东南进发，范文虎首先迎接投降，和吕文焕一起向东而去。贾似道在鲁港兵败，赵溍最先逃走，因此各城守将都跟着逃跑；贾似道这才后悔没有采纳陈文龙的话。朝廷起用陈文龙为左司谏，不久升任侍御史。当时边境战事十分紧急，王▯龠和陈宜中不能共同谋划出一个对策，却每天坐在朝堂上争执各自的私见。潜说友以平江投降，台臣请求抄没他的家产，王▯龠认为可以，陈宜中认为不可以。张世杰等将领分四路出兵，而大臣没有监督护持，台谏官论奏此事，王▯龠请求前往边境，又交给公卿们共同讨论；陈宜中请求出兵督师，也再次交给公卿们共同讨论。陈文龙上疏说：“《尚书》说‘三位君主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元军今天攻取某城，明天修筑某堡，而我们却在文字上互相谦让，在行迹上互相猜疑，这就好比救溺水、救火灾，却摆出安步徐行的礼仪。请下诏命令大臣同心协力谋划治理，不要再增加无谓的争论。”后来陈宜中和王▯龠始终不能相容而离去，到十月才回来，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这年冬天，陈文龙屡次升迁到参知政事。不久朝廷商议投降，陈文龙于是上奏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已经走出国都后又后悔了，再上疏请求回来，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回乡。五月，益王在福州行使皇帝权力，又任命陈文龙为参知政事。漳州叛乱，任命陈文龙为闽、广宣抚使前去讨伐。陈文龙认为黄恮先前任漳州知州时有恩信，便征召他为参谋官。陈文龙按兵驻扎在泉州，派黄恮进入漳州招抚；黄恮到达后，百姓都叩头谢罪。兴化有一支石手军，能够投掷石块击中人；议论的人认为这支军队没有用，便将其裁撤，石手军也因此叛乱。朝廷又任命陈文龙为兴化军知军，他把叛乱平定了。不久，投降的将领王世强又引导元军进入广地，建宁、泉州、福州都投降了。福州知州王刚中派使者到兴化巡行劝降，陈文龙杀了使者，却放回他的副使，让他带着书信回来，斥责王世强、王刚中辜负国家。于是陈文龙发动民兵自行防守，城中士兵不到一千人。元军来攻，不能攻克，便派陈文龙的姻亲带书信招降他。陈文龙烧掉书信，杀了来使。有人散布说他将要接受投降条件，陈文龙说：“诸位只是害怕死罢了，哪里知道这一生能不能不死呢？”于是派部将林华在边境侦察。林华立即投降，还引导元兵来到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把陈文龙和他的家人押到军中，想让他投降；陈文龙不屈服，身边的人凌辱折磨他。陈文龙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面都是节义和文章，难道可以强逼吗？”他们强迫他投降，他始终不屈，于是给他戴上刑具，押送到杭州。陈文龙离开兴化后就不再进食，到杭州时饿死了。他的母亲被拘禁在福州的一座尼寺中，病得很重，又没有医药，身边的人看着她都流泪。母亲说：“我和我的儿子一同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也死去了。众人叹息说：“有这样的母亲，当然会有这样的儿子。”便替他们收殓安葬。蒲寿庚以泉州投降，告诉百姓说：“陈文龙不是不忠不义，只是拿百姓怎么办呢？”听到的人都嘲笑他。元军已经撤回后，陈文龙的侄子陈瓒又起兵杀死林华，占据兴化；不久又被攻破，陈瓒战死。邓得遇，字达夫，邛州人。淳祐十年考中进士。调任宁远主簿，改任南昌县知县，任隆兴府通判，监管行在左藏库，出任昭州知州，升任广西提点刑狱；过了一年，代理经略事务，兼任静江府知府。德祐元年，长沙遭受兵祸，邓得遇派都统马骥、马应麒前去救援。马骥暗中叛变后返回，邓得遇杀了他，把军事事务全部交给马应麒。不久，马塈代替他镇守边地，双方议事不合。德祐二年，邓得遇移治苍梧。静江被攻破后，邓得遇穿着朝服面向南方拜辞，在一幅纸上写道：“我是宋室的忠臣，邓氏的孝子。不忍心苟且偷生，宁愿甘心溺死。彭咸的故居，就是我的潭州府；屈原公子的平生，就是我的伴侣。悠闲啊，悠闲啊，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归宿！”于是投南流江而死。张珏，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十八岁时参军，在钓鱼山作战，因战功不断升任，官至中军都统制，人们称他为“四川勇将”。

译宝祐末年，元军进攻蜀地，攻破吉平隘，夺取长宁，杀死守将王佐父子。元军到达阆州，安抚使杨奫投降，推官赵广战死。元军到达蓬州，守将张大悦投降，运使施择善战死。顺庆、广安等郡像劈竹子一样接连被攻下。第二年，元军会合各道兵力包围合州，凡是攻城器械，没有不精良完备的。张珏与王坚协力防守作战，元军攻打了九个月仍不能攻下。景定初年，合州守将王坚被征召入朝廷，以马千代替他守合州。景定四年，马千的儿子运送粮饷到虎相山，被东川军夺得；东川军多次写信劝马千投降，朝廷于是派张珏代替马千。张珏身材魁梧雄健而且有谋略，善于用兵，出奇制胜、设置埋伏，谋划没有遗漏。他治理合州时，士卒一定训练，器械一定精良；统率部属有法度，即使奴隶有功也必定优厚奖赏，有过错即使是至亲也必定惩罚，毫不宽贷，所以人人都拼命效力。自从全汝楫丢失大良平后，元军在虎相山筑城，驻兵于两座城中，时常出兵进攻梁山、忠州、万州、开州、达州，使百姓不能耕种，士兵不能脱甲休息。每次运送粮饷，都要调动数郡兵力护送，经过两座城下的死战，才能把粮饷送进去。咸淳二年十二月，张珏派部将史炤、王立率领五十名敢死士兵，用斧头从西门攻入城中，在城内激战，收复了这座城。咸淳三年四月，平章赛典赤率军进入，毁坏重庆的麦田，行军经过合州城下。张珏把船锚固定在江中，截断江流，构成水上城防。元军数万人进攻不能取胜，于是退兵离去。合州自从余玠采用二冉的计策，把军队迁到钓鱼山后，城墙和营垒十分坚固。然而开州、庆州遭受战乱，百姓凋敝十分严重。张珏对外用军队保护耕种，对内教导百姓开垦田地、积聚粮食，不到两年，公私粮食都充足了。咸淳九年，叛将刘整又献计，想从青居推进，修筑马鬃山、虎顶山，扼守三江口来图谋合州；匣刺统军率领各翼军队来修筑这些工事。身边的人想出兵同他们争夺，张珏不同意，说：“芜菁平、母德、彰城，是汪元帅精兵聚集的地方；我们出其不意进攻它们，马鬃山必然顾及后方，没有时间修城。”于是他在嘉渠口布置疑兵，暗中率军渡过平阳滩，进攻两座城，烧毁他们的粮草、器械；又越过七十里营寨，焚烧船场，统制周虎战死，马鬃城最终没有筑成。咸淳十年，张珏加授宁江军承宣使。德祐元年，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府知府。五月，加授检校少保。朝廷征调他的军队入朝护卫，但蜀道断绝，军队不能到达。六月，昝万寿以嘉定以及三龟、九顶投降，守将侯都统战死。不久，泸州、叙州、长宁、富顺、开州、达州、巴州、渠州等郡不到一个月全都被攻下，元军合兵包围重庆，在三江中修筑浮桥，截断援军。自秋至冬，援军断绝，粮食耗尽，张珏多次派敢死士兵从间道进入城中，答应前去救援，并且替守军谋划防守方案。德祐二年正月，派部将赵安袭击青居，俘获安抚使刘才、参议马嵩带回。二月，派张万用巨舰装载精兵，截断内水桥，进入重庆。四月，合州、重庆的军队出城进攻凤顶等营寨。张珏联络泸州人刘霖、先坤朋作为内应。六月，派赵安攻破神臂门，俘获梅应春并杀死他，收复泸州。重庆的军队逐渐撤退，元军于是包围泸州。十二月，赵定应迎接张珏进入重庆，任命他为制置使。当时阳立以涪州投降，张珏派张万进攻，赶走阳立，俘获他的属官冯巽午等人。阳立又集合军队前来决战，史进、张世杰战死，张万抵挡不住，俘获阳立的妻子儿女以及安抚使李端，带回军中。张珏任命都统程聪守卫涪州。重庆的军队全部撤退。张珏听说两位王在广中，便派几百名士兵寻找他们所在之处；又调史训忠、赵安等人援救泸州。张万进入夔州，联合忠州、涪州的军队攻取石门和巴巫营寨，俘获将士一百多人，解了大宁之围，攻破十八座营寨。第二年六月，张德润再次攻破涪州，俘获守将程聪。此前，程聪在重庆极力主张守城，张珏进入重庆时并不知道此事，便派他出守涪州。程聪到郡后闷闷不乐，没有做好防备，因此被俘。张德润用肩舆载着程聪回去，对他说：“你的儿子鹏飞已经做了参政，早晚可以相聚。”程聪说：“我抓住他并使他投降，他不是我的儿子。” 这月，梁山军袁世安投降。十月，万州被攻破，守将上官夔被杀。十一月，泸州粮食吃尽，城中人互相吃食物，于是城被攻破，安抚使王世昌上吊而死。元军会集重庆，驻扎在佛图关；一军驻扎南城，一军驻扎朱村坪，一军驻扎江上。元军派泸州投降的将领李从前来招降，张珏不答应。十二月，达州投降的将领鲜汝忠攻破咸淳皇华城，俘获守将马堃，军使包申在巷战中战死。至元十五年春，张珏派总管李义率军从广阳进发，全军覆没。二月，元军攻破绍庆府，俘获守将鲜龙、湖北提刑赵立和制司幕官赵酉泰。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义七 高敏、张吉、景思忠；景思忠的弟弟景思立；王奇、蒋兴祖、郭浒、朱友恭（附）；吴革、李翼、阮骏、赵士嶐、士医、士真、士遒、士跂、陈自仁、叔皎、叔凭、训之、聿之、陈淬、黄友、郝仲连、刘惟辅、高子孺、韩青（附）、牛皓、魏彦明、刘士英、翟兴（弟进附）、朱跸、朱良、方允武、龚楫、李亘、凌唐佐、杨粹中、强霓、康杰、李伸、郭僎、郭赞、王迸、吴从龙、司马梦求、林空斋、黄介、孙益、王仙、吴楚材、李成大、陶居仁。高敏，登州人。任泾原指使，多次与西夏交战，身受重伤。范仲淹、韩琦都推荐他，任阁门祗候；历任利州路、邠宁环庆都监，主管蕃部事务。羌人包围大顺城，偏将赵怀德奋力作战，他的部下用银钱买取战功等级，主帅李复圭认为所部军纪不整，想依法惩治他们。高敏说赵怀德善于用人，作战一定能取胜，应当略过他的小过错；而且蕃官不能强行用汉人的法律约束，李复圭才停止追究。羌人扬言将要出兵鄜延，高敏多次向李复圭说明：“用兵之道是声东击西。环庆曾经攻破白豹、金汤，与羌人的仇怨已经很深，不可不防备。”不久，羌人果然率领三十万军队来侵犯。总管杨遂把军队驻扎在大义，任命高敏为先锋将。夏人攻占大顺水寨，高敏出兵打通道路，从寅时到午时，一边作战一边前进，斩杀俘获了很多敌人。军队驻扎到榆林时，援兵没有到，高敏被流箭射中而死，享年五十七岁。官职只做到东头供奉官。诏令追赠嘉州刺史，录用他的三个儿子为侍禁、殿直。

译张吉是庆州的士卒，任淮安镇守烽。夏人侵犯东谷，俘获了他，用刀兵威胁他，让他向城中喊道：“淮安各营寨已经攻破，应当赶快投降。”张吉反而说：“努力作战！各营寨都没有忧患，贼人的粮食已经吃尽，马上就要离去了，不必投降。”贼人发怒，杀害了他。诏令追赠内殿崇班，又录用他的儿子。景思忠，字进之，普州安岳人。因父亲西上阁门使景泰的恩荫，历任官职，做到西京左藏库使，任遂州驻泊都监。夷人侵犯淯井，钤辖张承祐出兵救援，景思忠率领五百名部卒担任前锋。夷人凭借险要地势逼近官军，官军作战失利，死者占十分之六。身边的人劝景思忠退避，他不听，挥剑奋勇作战而死。走马使张宗望替他申诉，诏令派察访熊本查考实情，查明了这件事。神宗怜悯景思忠，授予景思忠及与他一同战死者的七个儿子官职，其余死者都赐给家属钱帛。他的弟弟景思立因恩荫任渭州治平寨主。啰兀发生战事，韩绛派他代理保安军职务。夏人侵犯顺宁，景思立擅自率兵前往救援，众将都败了，唯独他的一军保全。因功任德顺军知军，作为策应王韶攻取熙州的军队经过洮州时，修筑当川堡，攻克羌人的香子城、珂诺城，于是平定河州。他曾经与羌人奋力作战，斩杀几名不听命令的人，军威大振。王韶称说他临事忠诚勇敢，升任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又升为东上阁门使、河州刺史，赐给绣旗、朱甲。后来又升任四方馆使、河州团练使，任河州知州。神宗知道景思立的母亲年老，而他还没有官舍，便命他的弟弟景思谊任秦州判官，以便奉养母亲。青宜结鬼章起兵袭击并杀死伐木士卒，杀害小校七人，还写信送给景思立，言辞傲慢无礼。景思立不能忍耐，率领六千士兵在踏白城进攻他。钤辖韩存宝、蕃将瞎药交相劝阻，他不听。景思立亲自统领中军，让韩存宝和魏奇担任先锋，王存统领左军，贾翊统领右军。鬼章的军队有两万人，分筑三座营寨抵抗官军。交战几十回合后，羌人从山下包围中军。将领王宁、李元凯阵亡，景思立、韩存宝冲出包围，众将多有受伤。有人商议说：“天色已晚，士兵疲惫，应当移屯东冈来巩固自己。”景思立因为魏奇伤势很重，单独迁移自己的军队；正要派魏奇离开时，殿后的军队发生混乱，前面的人看见后也都溃散了。景思立边战边退，说：“我刚才只凭一百名骑兵就击退羌人数千，没有人来帮助我，如今失败了，应当自杀来向朝廷谢罪。”众人阻止他。不久再次交战，景思立于是战死。当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忠州防御使，正赶上他死亡，来不及接受任命。皇帝认为他轻敌导致失败，不再追赠官职。王奇，汾州人，考中武举。章惇经营湖北溪洞时，任用他为将领；他使当地酋长舒光贵投降，捆绑元猛，平定懿州、洽州等州。历次升迁至如京副使，任湖南都监，后调往广西。宜州蛮人侵犯边境，王奇率兵到天河县，约定第二天交战。副将费万夜里带着部众偷偷从河泥隘出兵，战死。经略使发文书催逼王奇，王奇不能忍受。几天后，蛮人一万人突然聚集，王奇轻率出兵，于是战败。他手下还有几百人，劝他策马逃走，王奇骂道：“大丈夫应当竭尽忠节报效国家，为什么要逃跑！”交战而死。诏令追赠皇城使、忠州防御使，授予他家六人官职，并赐给金帛。蒋兴祖，常州宜兴人，是蒋之奇的孙子。因恩荫历任官职，调任饶州司录。睦州盗贼兴起，邻近各郡都震动，蒋兴祖向州将说明，应当整顿吏卒、缝制战具，盗贼便不敢谋划。因功升官，任开封府阳武县知县。阳武是古代博浪沙所在地，土质脆弱恶劣，大河逼近它的南面。曾经连续下雨导致洪水泛滥，堤岸将要溃决，蒋兴祖亲自救护，露宿在堤上，连续四十多天，堤岸因此没有毁坏。他治理县政，在京畿各县中最为突出，使者交相推荐他。靖康初年，金兵侵犯京师，经过阳武县，有人劝他逃跑躲避，蒋兴祖说：“我家世代蒙受国家恩德，应当死在这里。”于是和妻子儿女留下不走。监兵与贼人勾结，蒋兴祖把他斩首示众。金人派几百骑兵来攻，没有取胜，离去了。第二天金兵大军更多地到来，蒋兴祖力量不能抵敌，战死，享年四十二岁。他的妻子和长子相继因惊惧而死。诏令追赠朝散大夫。郭浒，德顺中安堡人。参军后，因累积功劳做到武经郎，任泾原第八副将。金人侵犯陕西，渭州帅臣以下都叛变投降，唯独郭浒以义不肯投降，称病离开。主帅厌恶嫉恨他，罗织罪名，把他交进监狱，威胁他一同投降。郭浒奋力大喊：“大丈夫如今得到死得其所的地方了！我终究不能接受污辱。叛逆是大恶，天地都不能容忍；我即使死了，也发誓不饶恕你们，一定要到地下申诉！”众人认为他的话丑恶，便杀死了他。建炎三年，追赠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与郭浒一同战死的朱友恭，是西安人。以忠翊郎任泾原第一副将。他率领部队在华亭抵抗金人，多次立功。正逢金兵大举集结，朱友恭迎敌奋战，被金人俘获。渭州帅臣已经投降，便用好听的话诱骗他，答应大幅提升他的官职品秩；朱友恭不肯服从，反而进一步辱骂他。主帅愤怒难忍，打断他的腿示众，过了一天才杀死他。后来追赠敦武郎。吴革，字义夫，华州华阳人，是宋朝开国功臣吴廷祚的七世孙。年轻时喜欢学习，也喜欢谈论军事。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投身泾原军，以秉义郎身份干办公务于经略司。金人南下进攻，吴革率兵解了辽州之围。奉命出使粘罕的军营时，粘罕在庭院接见他，吴革作揖而不下拜，责备粘罕贪图利益、破坏盟约，言辞正直，气势刚劲。粘罕稍稍屈服，替他追回驻守威胜等地的军队，授给他书信让他回去。钦宗询问割地与不割地的利害，吴革回答：“金人有吞并我们的意图，希望把关中的士兵和战马全部调到都城来防备。”诏令任命他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持节前往陕西宣谕。他走到朱迁，听说金人侵犯京师，又返回都城。吴革与张叔夜一同入城，请求皇帝前往秦州；又请求出城袭击金军，使他们不敢逼近；还请求各城门同时出兵，从侧面牵制、冲击、尾随袭击、接应援助，这样可以一战取胜。当时众人的意见已经传入宫中，但都没有实行。后来金兵攻打安上门，填塞道路，准备越过护城壕，吴革把这个情况告诉守将，建议放出蔡河水灌淹金兵，守将不听。等到道路将要填平时，想采用先前的建议，但水已经干了。

译皇帝车驾前往金营，吴革认为这是中了金人的诡计，便去找张叔夜，想亲自会见金人的首领商议事情。张叔夜问他原因，吴革说：“这次行动有三种结果：一是天子返回宫内，二是金兵骑兵返回本国，三是吴革战死。”张叔夜替他转达了此话，没有得到答复。上皇、妃、后和太子出城到郊外，吴革向孙傅说明，请求把他们留下，但没有成功。于是吴革替孙傅谋划，在启圣僧院设置赈济局，招募士民前来领取粮食。一天之内来的人就有一万多，他暗中按照军法编组约束，准备进攻金营。过了很久，赈济局迁到同文馆，聚集的人已经达到数万人，其中多是两河地区勇猛强悍的士兵。后来出现拥立张邦昌的议论，吴革谋划先杀掉范琼等人，准备在三月八日起兵。计划确定后，起兵前两天，几百名班直甲士推门闯入，说：“张邦昌将在初七接受册命，请赶快起事。”吴革于是披甲上马，来到咸丰门，四面都是范琼的党羽。他们欺骗吴革进入帐中，随即把他抓住，威胁他跟从叛逆。吴革破口大骂，伸长脖子接受刀刃，神色不变。他的部下有一百人也都与他一同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年，任代州西路都巡检使，驻扎在崞县。金人攻取代州，俘获守将嗣本，派他前来劝降。李翼射箭把他赶走，率领士卒坚守城池。义胜军统领崔忠杀死都监张洪辅，夜里引金兵入城。李翼挺身奋战到天亮，因力量不敌被俘。金人首领粘罕想让他做臣属，李翼愤怒辱骂，始终不屈，与县令李耸、县丞王唐臣、县尉刘子英、监酒阎诚、将官折可与一同战死。阮骏，兴化军人。绍圣元年考中进士，任河南府少尹。金人侵犯京师，他率领所统辖的士兵拥护神御殿，抱着神御像不停地痛骂金人，最终被杀害。特意追赠朝议大夫。赵士嶐，字景瞻，是太宗的后代。他五岁时补任右班殿直。长大后在学校读书，每月考试多次名列前茅。有一天，他扔下笔叹息说：“从前贤人中有不愿做寻章摘句的儒生，而愿意出玉门关、佩戴侯印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于是他不再参加科举。离开学校后任郡县小吏，屡次升迁至淮南西路兵马钤辖，驻守寿春。大盗丁一箭的部众号称十万人，前来攻城。郡守不懂军事，所有防备抵御的策略都交给赵士嶐。贼军三十天不退，赵士嶐招募军中敢死之士，和他们商议对策。有个叫张宣的人报名，独自拿着长槊，用绳索从城上吊下去，杀死几十人，贼众溃败。于是赵士嶐挑选几百名壮士，夜里打开城门，出其不意地攻击并赶走贼军，追赶逃兵几十里。因功升官三级，任期届满后，授任江东路钤辖。李成叛乱，占据江、淮六七个郡，联合的军队有几万人，派党羽马进包围九江。守臣姚舜明与赵士嶐、副钤辖刘绍先抵御他们。马进进攻城池更加急迫，赵士嶐竭力防守。江东帅吕颐浩驻军鄱阳，收复南康后，与建武节度使杨惟忠的军队会合，派统制巨师古援救江州。巨师古还未到达，便遭遇伏兵战败。绍兴元年正月，诏令张俊任江、淮招讨使。张俊入朝辞行时，详细说到李成兵力众多。高宗责令他立功，张俊惊惧地接受了任命。援军尚未到达，城池已经陷落。当时守城的退伍士兵只剩几千人，却抵抗贼军一百多天，城中粮食吃尽。姚舜明、刘绍先商议放火，趁机弃城离去，赵士嶐却毅然独自集合部曲和剩余百姓守城。城破时，众人号哭说：“不要杀我们的赵钤辖！”贼军进城大肆抢掠。李成一向敬重赵士嶐的气节，想让他任伪安抚使。赵士嶐愤怒地骂道：“贼人想屈服我吗！”暗中撕下一块帛写信给几个儿子看，说：“贼人不杀我，我在道义上不能苟且活着。你们如果能够逃出去，就替我洗雪耻辱。”于是仰头服毒而死，享年五十二岁。贼人发怒，把他的家人几十口也一并杀害。事情传到朝廷，皇帝赞赏并哀悼他，追赠武功大夫，授予他的两个孙子官职。赵士嶐有六个儿子，都有文才和品行：不惉、不{乂心}、不愆、不恧、不ＵＣ、不隐。这次战役中，不{乂心}、不ＵＣ、不隐都战死了。另外，宗室子弟中有士医、士真、士遒，也都因以死报国而闻名。士医，任秀州兵马都监。建炎四年，兀术进入秀州，士医登城抵抗作战，城陷后战死。后来追赠武翼大夫，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士真，代理信阳军知军。贼寇刘满来到，士真抵抗他。军队溃败，刘满把士真押往荆门，士真在那里遇害。后来追赠右朝奉大夫，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士遒，以武翼大夫身份守任江州。绍兴五年，马进侵犯江州，士遒遇害。追赠武德大夫，授予他家中两人官职。士跂，是濮王的曾孙。靖康末年，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金人驱赶宗室成员向北行进，士跂找到间道逃走。居住在邢州时，他联络地方豪强准备起事。有人告发他，金人将他抓住杀死。事情传到朝廷，追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号忠果。叔皎，是秦悼王的第四代孙。元丰年间任右班殿直，屡次升迁至德州兵马都监。自靖康以来，刘顺、吕拱、刘亨相继图谋叛乱，叔皎都设置计策将他们捕获。建炎二年，金人包围德州城，郡府檄令叔皎率兵抵御，前后交战六次。包围危急时，有个叫江喆的人与郡守宗谅谋划献城投降，叔皎将江喆斩首示众。金人登上城墙，叔皎仍奋力作战，形势穷困后被俘。他愤怒辱骂金人，始终不屈，于是被杀害。叔凭，建炎年间任陕州都监，屡次升官至武翼大夫，随后升任通守。金人包围陕州很久，援兵不到，城池危急。当时叔凭的儿子在卢氏任官，叔凭写蜡丸密信给他，说：“做人臣子的应当为国难而死，何况我还是皇帝的近亲，难道可以辱没皇命吗？死本来就是我应当去的地方。”于是为国战死。当时通判王浒、职官刘效、陈思道、冯经、李岳、杜开、县令张▯以及将佐卢亨等五十一人也都战死，没有人投降。训之，字诲道，是秦悼王的第五代孙。父亲叔侯，官至惠州防御使。训之考中政和二年进士，调任东平仪曹，任平江府吴县知县。朱勔依仗权势役使州县，训之不向他屈服。朱勔曾经押着几个人到县里，请求治罪，训之把他们全都放走。训之因触怒朱勔，便称病离职。宣和末年，河北盗贼兴起，训之多次对人说：“契丹过去的盟约不可改变，金人新近的友好关系也不可依靠。”不久，金人侵犯京师。当时训之居住在扬州，率领当地大姓招募士兵前往救援朝廷；听说都城失守后，才停止行动。

译建炎三年，训之任吉州永丰县知县。孟太后到虔州避难，护卫统制杜彦和他的部下叛乱，后军杨世雄响应他们，准备进犯永丰。训之与县尉陈自仁挑选士兵，分成两路：一路取间道绕到贼军后方，一路凭借地形埋伏精兵，诱使贼军进入。贼军到达后伏兵发动，歼灭了他们。正好贼军另一名校官带兵接踵而至，官军还没有列成阵势，训之率领几十个人抵抗，厉声痛骂贼人，与陈自仁一同被杀害。事情传到朝廷，诏令追赠训之朝散郎、直秘阁，谥号忠果；追赠陈自仁通直郎，授予他的儿子官职，乡里人为他们建立祠堂。孟太后从吉州出发时，到了太和，众人全都溃散。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官刘德老被金人的追骑杀死。授予他家中一人官职。这一年，金人渡过长江，陈淬战死，岳飞等人的军队都撤走了。上元县丞赵垒之率领乡兵迎击敌人，战死。追赠奉议郎，授予他家中一人官职。聿之，是安定郡王叔东的儿子。建炎年间任成忠郎。金人包围潭州，帅臣向子諲率领众人守城，聿之隶属东壁军。向子諲巡视城墙，回头对聿之说：“你是宗室子弟，不可以像别人那样苟且简慢。”聿之感慨流泪。金兵登城放火，向子諲率领官吏冲出城门逃走，城于是陷落。聿之在街巷中作战，大骂金人而死。将官、武经郎刘玠也战死。事情传到朝廷，追赠聿之左监门卫大将军，追赠刘玠武经大夫，并都授予他们家属官职。后来朱熹替他们请求建立庙宇，赐庙号为“忠节”。陈淬，字君锐，兴化军莆田人。绍圣初年，科举落第，带着书策向西游历。当时吕惠卿任鄜延帅，陈淬穿着戎装前去拜见。吕惠卿问他来相见有什么事，陈淬说：“大丈夫求见大丈夫，还能有什么事？”吕惠卿很器重他，补任三班奉职。陈淬在乌原与西夏人交战，亲手杀死十多人，俘获他们的寨主。朝廷奏报任命他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马都监，屡次升迁至武经郎。父亲去世，服丧。宣和四年，召他入朝，授任真定路分都监，兼任北寨知寨、河北第一将，不久授忠州团练使、真定府路马步副总管。宣和七年，金人进入真定，陈淬凭孤军抵御金人，他的妻子儿女八人都被杀害。建炎元年，征召他任诸军统制，宗泽命令他在南华攻击金人，将金人击败。兼任大名府路都总管兵马钤辖，升任恩州知州。王善是金人的同族，拥有十万部众，长驱直入两河地区，于是袭击恩州。陈淬与长子仲刚抵抗作战，贼人投来的飞刀刺中陈淬，仲刚用身体挡住刀刃，因而战死。第二年，王善又包围陈州，陈淬大败王善的军队，被任命为宿州安抚使。李成叛乱，诏令任命陈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伐李成，三战三胜。不久，金人侵犯采石，又檄令陈淬回军援救建康。陈淬统领中军，戚方统领前军，王▯燮统领后军。陈淬说：“敌军虽然多，但只有二十艘船，每艘不超过五十人，每次到达的不过一千人。我在葭芦丛林中埋伏士兵，等待他们每渡过来一批就俘获一批，使前后船只互不知情；等他们全部渡过来，就可以全部俘获了。”杜充不听从，金兵于是进犯板桥，各军都溃败，只有陈淬独自与他们交战。形势危急、力气用尽后，他倚着胡床大骂金兵，刀刃交错刺入胸膛而神色不变，与侄子仲敏一同战死。诏令追赠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官职。黄友，字龙友，温州平阳人。年轻时不受拘束，十五岁进入太学，对同辈说：“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也不过是造化间多余的东西罢了。”于是投笔向西游历。边帅刘法一见就认为他非同寻常，邀请他到门下。正逢西部边境军队发生骚乱，都护高永年战死，黄友作七首诗哀悼他的忠诚。后来幕府奏报战功时隐瞒高永年战死的事实，使他没有得到抚恤典礼。他的儿子把黄友的诗进献上去，徽宗看后悲悯不已，于是加以追赠并赐谥。黄友也免去省试，考中进士，调任永嘉、瑞安两县主簿，代理华阴县令，有治理政务的声誉。方腊盗窃般突然起兵后，黄友与各位将领收复失地，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婺州的贼寇又起，守臣留下黄友代理兵曹，谋划将其消灭。黄友请求前往劝谕，到了浦江，贼人望见风声便解散离去。黄友又单骑到达武义，贼众拿着一榼钉子放在他面前，黄友正色斥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着送死？”贼首李德认为他豪壮，立即挥手让众人退下，于是全境安定，婺州人画下他的像祭祀他。任檀州通判。正逢金人破坏盟约，郭药师率常胜军叛变，燕地纷纷响应。黄友独自率领几千人同他们交战，亲自冒着箭石，嘴唇和牙齿都被打裂。钦宗即位后，制置使詹度上奏说黄友长期从事军事，筹划谋略超过常人。丞相何▯也跟着推荐他，皇帝召见并询问他唇齿破裂的情形，赞叹不已，赏赐十分丰厚。升任直徽猷阁、制置司参谋官，与种师中一同解救太原之围。黄友派三千士兵夺取榆次，获得粮食一万多斛。第二天，大军前进到距榆次十里的地方便停下，黄友急忙告诉种师中：“这里不是有利地形，将会三面受敌。” 种师中不接受他的意见，黄友仰天叹息说：“事情完了！” 到天亮时，敌军果然从四面合围，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敌军又增加了铁骑，士卒奔逃溃散。敌人抓住黄友，对他说：“投降就赦免你。”黄友厉声说：“男子汉不过一死罢了！”于是被杀害。皇帝亲笔写下“忠节传家”四字来表彰他家乡的门闾，授予他的后代八人官职。黄友体貌英俊伟岸，胆气胜过万人，谋划机密，常常出人意料。他曾对子弟说：“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军事事务被轻视而松弛；万一边境文书报告警报，我马革裹尸而死，正是我一向的志愿。将来收殓我的尸骨时，以脚心的黑痣作为辨认标记。”他的忠诚和以身许国，天性就是如此。郝仲连，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侵犯河中，守臣席益逃走。郝仲连当时任贵州防御使，宣抚使范致虚派他节制河东军马，驻扎河中，并代理府中事务。金将娄宿率重兵逼近城池，郝仲连率众奋力作战，外援没有到达，估计不能守住城池，便先亲手杀死家人；城陷后不屈服，最终与儿子一同被杀害。后来追赠中侍大夫、明州观察使。

译刘惟辅，泾州人。以同州观察使身份任熙河马步军副总管。金人攻取秦州后，经略使张深派刘惟辅率三千骑兵抵御。金军前锋越过巩州，距熙州只有一百里，刘惟辅把军队留在熟羊城，自己率一千八百骑兵夜间赶往新店。天亮时军队推进，短兵相接，双方杀伤人数相当。刘惟辅挥舞长槊刺中金军先锋将孛堇黑锋，长槊穿胸而过，孛堇黑锋坠马而死，敌军因此士气受挫退去。张深檄令陇右都护张严前往追击，到了凤翔境内，刘惟辅不愿听从张严的节制，于是自行改道从吴山出兵宝鸡，俘获金人的游骑。张严率大军与金人在五里坡相遇，金人得知后在坡下设伏。张严与曲端约定会合，曲端没有到，张严径直前进，遭遇伏兵而战死。刘惟辅从石鼻寨逃回。金人掠夺熙河，刘惟辅准备离开时，想到熙河还存有积粮，担心金人凭借这些粮食据守，便急忙出去把粮食全部烧掉。金人追上来，他的部下全都逃跑，刘惟辅与几百名亲信躲在山寺中，派人到夏国请求归附，夏国不接受。他的亲信部队到金人那里投降，金人抓住刘惟辅，用各种办法诱使他投降，他始终不说话。金人发怒，揪住他拖出去。刘惟辅奋力抬头说：“死狗！要杀就杀，我的头难道能由你揪着吗？”他回头看着座上的宾客说：“国家没有辜负你，你怎么一旦就投降敌人了呢？”说完闭口不再说话而死。张浚听说后，奉诏代行皇帝命令追赠他昭化军节度使，赙赠金帛布匹共计二百，授予他的子孙十二人官职，在成州建立庙宇，号为忠烈。有个叫高子孺的人，是狄道人，任兰州龛谷寨知寨。他听说刘惟辅还活着，便坚守城寨等待。等到城陷时，先杀死自己的家人，然后自杀。韩青任熙河马步军第六将，取间道跟随刘惟辅，被金人俘获，也不停地痛骂金人而死。牛皓，福津人。任武功大夫、川陕宣抚后军中部将。绍兴五年，金国右都监撒离曷与熙河经略使慕洧想侵犯秦川，宣抚副使吴玠派各位校官分路侦察。牛皓到达瓦吾谷，遇到金将虎山。牛皓所率步兵不到二百人，于是下马与金军作战，对随从说：“我之所以舍弃战马，是想和你们一同战死。”金人见牛皓与众不同，想招降他，牛皓奋战而死。有个承信郎高万，一边痛骂一边作战，与熙河路部将任安、宣抚司队官秦元、薛琪、张亨都战死在阵中。金人互相说：“真是勇健的士兵啊！”后来牛皓、任安都追赠翊卫大夫，授予他们家属五人官职；高万等人各追赠三级，录用他们的儿子。魏彦明，开封人，任延安府通判。建炎二年，金人攻陷府城东城，而西城仍然坚守。金人又集中兵力进入鄜延，王庶亲自防守通往鄜州的道路，派统制官庞世才防守通往延安的道路。天降大雪，庞世才战败，从此金兵专门包围西城。刚开始被围时，魏彦明与代理府事刘选分地防守，魏彦明负责东壁，把家中财产全部拿出来赏赐战士，金人不敢进犯。王庶的儿子王之道还不到二十岁，却率领老弱登城防守。金人昼夜攻城，经过十三天，城池陷落。魏彦明坐在子城楼上，金人把他和家人一同抓住，劝他赶快投降。魏彦明说：“我家世代享受宋朝俸禄，你们这些狗东西难道要让我背叛君主吗？”娄宿发怒，把他杀死。诏令追赠中大夫，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刘士英，宣和年间任温州教授。方腊攻陷处州，州人争相准备船只想逃走，刘士英奋力说不应当躲避。郡将以下的官员都排斥阻挠他，只有刘士英独自承担责任，推举郡中的茂才石砺作为谋主，整治军队，储备粮食，登记保伍，把辖地分为八个方位，交给官员统率，以钟声作为约定，命令百姓听到钟声就赶往自己防守的城堞。不久，贼军来攻，刘士英等抵抗防守四十多天，官军随后到达，贼军溃败逃走。靖康初年，刘士英任太原府通判。金人进入境内，帅臣张孝纯想躲避，刘士英率通判方笈、将官王禀竭力劝止张孝纯。城池陷落时，王禀投火而死，刘士英拿着短兵器接战，战死。方笈在金国，借讲和使者附带书信说明两人死节的事，后来在温州、衢州两州刻石纪念。翟兴，字公祥，河南伊阳人。年轻时就以勇敢闻名。大盗王伸起兵，翟兴与弟弟翟进报名攻打贼人，人称“大翟”“小翟”。金人侵犯京师，西道总管王襄发檄文命翟兴统领城中军马。因保护皇陵有功，补任承信郎；又征召为京西北路兵马副钤辖，任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高世由以泽州投降金人，金人任命他为西京留守。翟兴与翟进率几百名步兵，卷起铠甲连夜赶赴洛阳，俘获高世由等人并杀死。群盗冀德、韩清在汝州、洛阳之间出没，翟兴率轻骑追击袭扰，冀德被擒，韩清仅仅独自逃脱。正逢翟进被叛将杨进杀害，贼人乘势击败官军，翟兴率余众抵抗贼人，保卫伊川。第二年，他向朝廷申诉翟进为国战死的事，朝廷以翟兴代替翟进，任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兼任河南府知府。杨进驻扎在鸣皋山北面，翟兴与儿子翟琮率乡兵时常出兵袭扰他。杨进害怕，丢弃辎重向南逃走，翟兴在鲁山县拦截攻击，杨进被流箭射中而死，余部溃散逃走，西京平定。贼人王俊占据汝州，翟兴带兵进攻，王俊弃城离去，退守繖盖山。翟兴进兵攻击，免去头盔大声喊道：“贼人认得我吗？我是翟总管！”贼众全都溃败，于是攻破了他们。金人进犯河阳、巩县、永安军，李兴派儿子李琮与他们交战，多次取胜，追击到渑池。朝廷下诏授予李兴河南、孟州、汝州、唐州镇抚使，兼任河南府知府，又升任武略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暂在伊阳治理。当时河东、河北虽然都已陷落，但当地豪强聚集人众，凭险自保。李兴派人秘密送蜡书与他们订立盟约，向密、王简、王英等人都愿意接受他的节制。他上奏朝廷后，高宗嘉奖他，授任河东、河北路军马使，并向各山寨发布檄文，于是汾州、泽州、潞州、怀州、卫州之间的山寨首领全都响应命令。金人进入陕右，李兴派将领拦截袭击，俘获五十多人；又派儿子李琮生擒金国河东都统保骨，于是收复阳城县，乘胜攻取绛州垣曲县，进军到米粮川。绍兴元年春，金国调集重兵进犯河南。当时李兴的军队缺粮，只好到各道就地取食，只剩亲兵护卫自己，军心和民情都震惊恐惧。李兴把作战方略交给将领彭▯，在井首设下埋伏，等待敌人到来后向阳佯装逃走。金军果然追赶彭▯，伏兵发动，金军统帅被擒。邓州人杨某聚集人众在河北，假称自己是“信王”，李兴派将领董先追赶，在商州擒获并杀了他。李兴升任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

译刘豫将要迁都汴京，因为李兴驻军伊阳而忌惮他，派蒋颐带信诱骗李兴，许以王爵。李兴杀了蒋颐，烧掉他的信，刘豫的计划没有得逞，于是暗中派人用利益诱使偏将杨伟。杨伟杀死李兴，带着他的首级投奔刘豫。另有说法称：刘豫用重金收买杨伟作为内应，让他带兵直接袭击中军，李兴奋力迎战，杨伟坠马而死。此事传到朝廷后，追赠李兴为保信军节度使。李兴威严，身材魁梧伟岸；每当发怒，胡须就会张开。当时军粮供应不上，士兵把豆类、粟米和藜藿等杂粮混在一起吃。李兴用忠义激励他们，士兵没有不奋发勇猛的。他在河南多年，金人不敢侵犯各陵寝。朝廷下诏赐给他的军队“忠护”的名号。李琮沉着勇敢，有父亲李兴的风范，继承李兴担任镇抚使；李琳任阁门祗候。李进，字先之。因捕盗有功，补任下班殿侍，屡立功劳后担任京西第一将。因熙河帅刘法在泾原作战失利获罪，被降职停任，不久恢复官职。女真人归还旧地后，改任河北第四将。他前往遂城，恰逢契丹军突然到来，都统制刘延庆任命李进为先锋。李进与契丹在幽州石料冈、卢沟河交战，都取得胜利。又在峰山与契丹大将相遇，奋力苦战了一整天，契丹军溃败逃走。金人进犯京师，朝廷秘密诏令西道总管王襄率三万军队前往京城。军队到达叶县时，王襄想率军南撤，李进进谏制止，于是王襄分出军队，派李进带着文书向西进军。当时经略使范致虚已经会合五路军马，驻扎在潼关，便让李进统领河南民兵，收复西京。李进到达福昌，派兵袭击金军营寨。当时金军的游骑往来于外县，李进设伏将他们擒获。金人逼近灵山寨，李进父子兄弟与他们交战，突围到高都，召集七百名乡兵，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五天到达洛城，半夜攻破关门进入，擒获高世由。又在伊阳白草坞再次获胜。都总管孙昭远到达洛阳后，让李进戍守渑池边界，授任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金人进犯白浪隘，准备渡河，李进击败了他们。不久，洛阳再次陷落，李进在伊阳收集逃散士卒，才得到一千人。金人进犯薛封，李进选出三百名精锐，夜间放火砍杀金军营寨，烧死的人很多。又在驴道堰交战，生擒金将翟海，追击到梅花谷。贼人冀德、韩清在南阳聚众作乱，李进从偏僻道路出兵袭击，冀德投降，随后又在艾蒿平斩杀韩清。李进整顿军队抵达龙门，多次与金人在黄河两岸交战，乘胜进入洛阳。有人说：“那里的寨栅还很坚固，城池还不能守。”李进没有听从。金人聚集怀州、卫州、蒲州、孟州数州的人马逼近城下，砍破各城门进入。李进率士卒进行巷战，次子李亮战死。李进升任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充任京西北路兵马都钤辖。不久又授任马步军副总管，升任本路制置使，兼任河南府知府。适逢东京留守杜充招降的巨寇杨进，号称“没角牛”，拥兵数万，在汝州、洛阳之间残害百姓。李进对他的哥哥李兴说，想要全力除掉杨进。正好杨进派数百骑兵截断水路进犯李进的营寨，李进趁他们渡河到一半时发动攻击，追赶贼军几十里，攻破贼军四座营寨。战马受惊，李进坠入壕沟，被贼军杀害。追赠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并授予他的五名后代官职。朱跸是湖州安吉人，任钱塘县知县。建炎三年，金人攻陷杭州，刚开始进犯余杭时，守臣康允之退守赭山。朱跸责备康允之，率领弓手和士兵到前线抵抗敌人，让杭州百姓作好逃生避难的打算。行军二十里，遇到金兵，朱跸两次被流箭射中，左右随从扶持他到天竺山，他仍能率领乡兵抵御敌人。几天后，他遇害。当时兀术从安吉进兵，经过独松关，说：“南朝如果用几百名弱兵守在这里，我哪里能这么快渡过去呢！” 朱良，字良伯，是吴郡人，世代以儒学应试入仕。建炎年间，任海盐县尉。金兵进入县境，朱良对同僚说：“今天正是忠臣义士为国而死的时候。”他披上铠甲，拿着兵器，召集所属一百多人奋勇向前，击杀几名金兵。金兵众多，纷纷溃退，但朱良力量不敌，最终战死。此事上报后，朝廷授予他的儿子朱思官职，后来朱思任汉阳守臣。方允武是衢州人，武学上舍生，补任常州宜兴巡检。建炎三年，金人进入县境的金泉乡，方允武率领土军和乡民迎战，杀死并俘获数名敌人，夺取弓箭和旗帜。后来在梅岭村遇到金兵，奋力作战而死。朝廷下诏追赠他两级官职，并授予他的家人二人官职。龚楫，字济道，是兵部侍郎龚原的孙子，家世代以儒学显达。龚楫身体柔弱，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他在建炎初年听说金人攻陷郡县，总是愤怒得吃不下饭，想着要有机会表现自己，却始终没有机会。兀术占据和州，派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修筑营堡于新塘，截断濡须的道路。龚楫率领一百多名家僮袭击他们，乡里跟随的人有三千多人，俘获千户二人，捆绑俘获数百人，缴获的辎重也有相应数量。他释放了被掠来的州民父母妻子，让他们回到滁州、和州镇抚司。遇到大批金兵赶来，便改道从圩堤上走，但金军骑兵占据要冲，无法前进，很多人投水而死。龚楫指挥众人说：“今天即使战死，也足以称为义士；自行投身沟渠而死是没有益处的。”战败后，他被金人俘获，仍挺剑刺死一人，并不停地辱骂金人，金人便把他割裂肢解。他死时二十二岁。金人刚到新塘时，有个叫蒋子春的人，在乡里任教授。金人见他夹带书籍，又见他相貌清秀端整，很喜欢他，想任命他为官。蒋子春愤怒辱骂金人，于是被杀。李亘，字可大，是兖州乾封人。年轻时喜好学习，有见识和谋略。大观二年考中进士。徐处仁主持国政时，提拔他为尚书郎官。建炎末年，金人进犯淮南，李亘来不及躲避，刘豫让他镇守大名。他与凌唐佐谋划，秘密把刘豫可以攻取的情形报告朝廷。他招募士卒刘全、宋万、僧人惠钦等十多人，往返传递消息，事情泄露后，刘全、宋万、惠钦被巡逻者捕获，李亘也因此获罪处死。后来追赠官职，建立祠堂，称为“愍忠”。另有武显大夫孙安道，任应天府兵马钤辖。城池陷落后，他无法回归，谋划冒死返回朝廷，却被人告发而死。后来追赠忠州刺史。凌唐佐，字公弼，是徽州休宁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建炎初年，任提点京畿刑狱，加任直秘阁，任南京知府。南京陷落后，刘豫便让他担任守臣。凌唐佐与宋汝为秘密上疏说明刘豫统治下的虚实，派人带着蜡书报告朝廷。江、淮都督吕颐浩经过常州时，找到凌唐佐的从孙凌宪，授他保义郎、阁门祗候，让他带着帛书赠送给凌唐佐。凌宪到达睢阳后，事情泄露，刘豫逮捕凌唐佐及其家人，凌宪逃脱回归。凌唐佐见到刘豫，以大义责备他，刘豫发怒，将凌唐佐斩于边境。李横收复颍昌后，将此事报告朝廷，朝廷下诏追赠凌唐佐徽猷阁待制。

译杨粹中是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举入侵，当时杨粹中任濮州知州，坚守城池不投降。粘罕认为濮州只是小郡，轻视它。将官姚端趁金军没有防备，夜间捣毁其营寨，直冲中军，粘罕赤着脚逃跑，仅仅保住性命。金军于是加紧攻城，三十三天后城池陷落，姚端率领敢死之士突围。粘罕进入城中，杨粹中登上佛塔不肯下来。粘罕赞赏他的忠义，答应不杀他，于是把杨粹中带走。杨粹中最终不屈而死，守御官杜绩也一同战死。追赠杨粹中徽猷阁待制。强霓从金国归附宋朝，任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环州知州、环庆路统制军马兼沿边安抚使。隆兴年间，金兵包围环州，他与弟弟武经大夫、环庆路统领沿边忠义军马强震坚守孤城。金人多次招诱他们投降，他们不屈，城陷后都战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吴挺向朝廷报告此事，朝廷又追赠强霓为观察使，在西和州建庙祭祀，并赐匾额“旌忠”。康杰代理扶风县知县时，与金将冯宣交战。冯宣欣赏他，想招降他，康杰奋然说道：“我今天应当死在战场上，不能向敌人投降。”冯宣便杀了他。李伸任天兴县知县，坚守城池不投降。城池陷落后，他说：“我难道要让敌人杀死我吗？”于是自杀。郭僎，字同升，是开封祥符县人。因父亲的任荫调任海州东海县尉，代理祥符县尉。当时童贯的儿子童师闵去世，朝廷下令把他葬在县境内，郭僎承担道路劳役。童贯命令拆除道路两旁妨碍通行的民房，郭僎先登记童氏的房屋几十间，准备拆毁。童贯急忙下令不要拆，因此百姓的房屋得以保全。郭僎又调任滨州招安丞，后来又任亳州蒙城县丞。县令想把盐税摊派给县中百姓，郭僎据理争辩，未能制止。郡守便任命郭僎为鹿邑县丞。宦官杨逢周率领二百名军士，以捕盗为名进入县境，所到之处骚扰不安。郭僎发檄文命杨逢周交出所接受的文书，杨逢周不肯，郭僎便命县尉侦察他。杨逢周回去后，向徽宗申诉，徽宗下诏把郭僎逮捕押送开封府监狱。案件按实情上报后，才让郭僎回去任职。郭僎被征召代理咸平县丞。靖康初年，勤王军中有人在县界抢掠，郭僎率民兵攻击他们，抓到侵犯者便斩首示众。恰逢金人大举到来，郭僎力量不敌，同僚想劝他投降，郭僎逃到南京，跟随赵野请求援军，赵野不答应，他痛哭着回来。不久，郭僎任宣城县知县。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时，吕颐浩向各郡发布檄文，郭僎劝说郡守刘珏，请求招募勇士兼程赶赴国难，并张榜宣布恢复使用建炎年号，众人都认为他做得对。郭僎任全州通判，代理饶州浮梁县县令，还未出发。当时有个叫张顶花的贼人已经逼近县境，众人劝他不要去，郭僎说：“安逸时就接受任命，艰难危险时却推辞，这不是我所学的道义。”于是直接上路。到县后，他约束官吏和士兵，发誓死战。贼人听说后，假装投降，进入县城发动叛乱，县中官员纷纷逃窜躲藏。郭僎说：“我既然是县令，道义上不能离开。”便端坐在官署中。贼徒责骂郭僎，郭僎大骂不止，最终遇害。朝廷下诏追赠承议郎，并录用他的两个后代。郭赞是汝阳县丞。建炎二年，金人攻陷蔡州，守臣阎孝忠听说后，先把家人送走，独自聚集军民守城。金人攻陷城池后，俘获阎孝忠，见他相貌丑陋又是侏儒，便命他挑担子，阎孝忠乘机逃走。只有郭赞穿着朝服，辱骂呵斥金人，不肯投降，于是被杀。王迸，字纯父，是饶州乐平人。乡试中举后因恩典免试，任固始县主簿，代理县政。绍定年间，金兵进犯淮地，守臣和县令望风逃走。王迸估量自己无力抵御，怀抱官印投井而死。吴从龙，字子云，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统制。绍定年间发生战乱时，他任先锋，援军没有到达，吴从龙被俘。金人把他带到泰州城下诱劝投降，他始终不屈，最终战死。扬州、泰州两州都建庙祭祀他，赐匾额“褒忠”。朝廷授予他的弟弟吴从虎官职，吴从虎官至武经大夫。司马梦求是叙州人，温国公司马光的后代。他的母亲姓程，嫁来后尚未进门，丈夫就去世了，她发誓不再改嫁，朝廷在她家门上表彰“节妇”。司马梦求是她的族侄，她收养他作为后嗣。景定三年，司马梦求考中进士。咸淳末年，调任江陵沙市监镇。沙市距离城池仅十五里，南面有蜀江阻隔，北面依靠江陵，地势险要坚固，是水陆交通汇聚之处，依靠水势作为防御。德祐元年，湖水突然干涸，北方军队横截道路中部，乘着南风放火。都统程文亮在马头岸迎战，制置使高达束手不援，程文亮投降。司马梦求穿着朝服，面向宫阙拜了两拜，然后上吊而死。林空斋是永福人，失去了他的本名。父亲林同，官至监丞。林空斋考中进士，历任知县，后来辞去官职在家居住。益王即位后，张世杰包围泉州，林空斋便率领乡人黄必大、刘仝祖到自己家中设立忠义局，组织义兵，收复永福县。当时王积翁以福安向张世杰表示归顺，实际上却暗中与北方军队约定。北方军队到来后，屠杀永福县，黄必大、刘仝祖等逃往其他县。林空斋穿着盛装坐在堂上，咬破手指用血写在墙上：“活着是忠义之臣，死后是忠义之鬼。即使躲在草丛中可以活命，我也不忍这样对待你们。诸位为何这样做，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不久被捕，因不屈而死。黄介，字刚中，是隆兴分宁人。他意气非凡，喜好兵法。制置使朱祀孙统帅蜀地时，黄介上呈进攻和防守的策略，朱祀孙很欣赏他，让他随从自己。夏贵征召他担任广济县簿尉，他为死囚平反，县尹不能与他抗争。钱真孙再次征召他入幕府，黄介与钱真孙告别时，诵读“南八，男儿死尔”的话来勉励他。后来黄介居家，率领乡民登上龙安山，作为聚集防守的计划。德祐元年，北方军队到达山寨，众人溃逃，黄介坚守不去，一面射箭一面辱骂敌人，脸上中了六箭也不为所动。他回头对家僮陈力说：“你要尽力，不要逃跑。”陈力说：“主人在这里，我同你共生死。”黄介身上插满箭头，像刺猬一样，脸和脖子又中了十三箭，倚着栅栏而死，陈力也战死。他的妻子刘氏被掳走，儿子用中逃脱，得以不死。用中长大后，四处寻找母亲，过了十多年，终于在京师找到她并带回家，州里人称他为“黄孝子”。孙益是扬州泰兴人，年轻时豪侠任气。绍定年间，李全进犯扬州，游骑逼近泰兴城下，县令王▯龠招募人守卫，孙益起身跟随。很快贼兵大批到来，孙益率众抵抗。众人见贼军势大，一边前进一边退却，孙益厉声喊道：“王县令招募我们来，是要让我们守护城邑。如今贼兵来到城下，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拼死一战，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王县令呢？”于是亲自冲向敌人，战死。同时，顾绪、顾珣也都战死。此事上报后，追赠孙益保义郎，顾绪、顾珣承节郎，并各自授予他们一个儿子官职。

译王仙是蜀地都统，镇守涪州。北方军队没有一天不攻打围困，城中形势孤立，援军断绝。宋朝灭亡两年后，城池才被攻破。王仙自刎，脖子没有完全割断，便用双手把自己的头摘下，坠地而死。曹琦是蜀地进士，任南平军知军，也被俘获，后来脱身南归，制置使征召他担任主管机宜文字。听说都统赵安献城投降，他便在守御之地上吊而死。吴楚材本名吴炎，以字行世，是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投降。第二年春天，吴楚材回到家乡，统领村民，组织民兵。当时江西制置使黄万石逃到邵武，吴楚材便通过邵武守臣黎靖德向黄万石请求援兵，黄万石不准，却授吴楚材迪功郎、代理制置司计议官来安抚他，并告诫他不要起兵。吴楚材不听。二月己亥日，他亲自带领村民，率众早炊、带着干粮，准备攻城。钲鼓声震动四方，刚到近郊的龟湖，北方军队从三路进攻他，夺走了他的长梯和铁钩，随后进攻领村。吴楚材用木栅抵挡，北兵无法进入。此事上报后，益王元帅府依制授予吴楚材宣义郎、带行太社令、建昌军知军，让他聚集军队谋划再次起兵。黄万石把这道命令藏了起来。吴楚材失利后，又缺少援军，大元军队诱劝他投降，他的部众大多解散离去。吴楚材逃到光泽，被人擒获，连同他的儿子吴应登一起献上。郡中派录事娄南良审问他说：“你为什么错误地举兵？”吴楚材高声反驳：“没有错，没有错。像您这位府录事所做的，才是大错。您接受宋朝的官爵，如今却替敌人办事，难道不想想身上的绿袍是怎么得来的吗？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儒生，正是被忠义激励，才为国家出力；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确实没有错。”娄南良惭愧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吴浚任江西制置、招讨使，杀死吴楚材父子，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各县。益王在福州即位后，听说此事，哀悼他们，追赠吴楚材朝奉郎，在邵武境内举行表彰。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义八 高永年、鞠嗣复、宋旅、丁仲修、项德；附孙昭远、曾孝序、赵伯振、王士言、祝公明；附薛庆、孙晖、李靓、杨照、丁元；附宋昌祚、李政、姜绶、刘宣、屈坚、王琦、韦永寿；附郑覃、姚兴、张▯、陈亨祖、王拱、刘泰、孙逢、李熙靖、赵俊；附姚邦基、刘化源、胡唐老、王俦、朱嗣孟；附刘晏、郑振、孟彦卿、高谈、连万夫、谢皋；附王大寿、薛良显、唐敏求、王师道。高永年是河东的蕃官，任麟州都巡检。王赡攻取青唐时，高永年统领蕃兵担任先锋。王赡进入邈川后，宗哥发生叛乱，高永年率一千骑兵直抵叛军城池，打通省章峡的道路，击退叛羌，结阵返回青唐。羌人进攻十分猛烈，高永年再次将他们击退。适逢苗履、姚雄率援军到来，在溪兰宗堡交战，苗履稍稍退却，高永年率精锐骑兵把羌军截成两段，这才退军。又与李克保在敦谷交战，再在乾沟作战。高永年单骑持矛，冲入羌军万人之中，刺杀羌族首领彪鸡厮，砍下他的首级，其余羌军连夜逃走。不久陇拶从乾沟逼近鄯州，高永年协助王赡拒守。等到姚雄放弃湟州、鄯州时，都是由高永年殿后掩护军队撤退。崇宁初年，高永年任岷州知州。蔡京谋划收复两州，王厚让高永年率两万军队从京玉关出发，攻克安川堡，随后到达湟州，接任知州事务。他由皇城副使升任四方馆使、利州刺史，任熙州、秦州两路兵马都统制，率前军驻扎在宗哥以北。溪赊罗撒聚集精锐勇士，占据高地，想冲击官军。高永年指挥选锋军突入敌阵，大军乘势进攻，羌军大败，于是平定鄯州。高永年升任贺州团练使，任贺州知州。溪赊罗撒集合夏国四名监军所率的军队，逼近宣威城，高永年出兵抵御。行军三十里，遇到羌族帐下的亲兵，这些人都是高永年过去推举接纳的熟户。高永年没有防备他们，羌人突然捉住高永年反叛，于是高永年被多罗巴杀死。多罗巴剖出他的心肝吃掉，对部下说：“这个人夺取了我国，使我的宗族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不能不杀他。”这次战役，实际上是王厚主持的，而谋划都出自高永年。有人却弹劾高永年信任投降的羌人，因被擒绑而获罪，所以没有得到追赠和抚恤。” 高永年略懂文章义理，范纯仁曾命人把他所著的书送到朝廷。他撰写《元符陇右录》，不认为放弃湟州、鄯州是正确的，因此蔡京任用他。虽然事情取得了成功，但他最终却因此而死。鞠嗣复，不知是哪里人。宣和初年，任歙州休宁县知县。方腊的党羽攻破县城，想逼他投降，当面杀死两名士人来恐吓他。鞠嗣复骂道：“自古以来，妖贼哪里有长久存在的？你们应当弃逆从顺，通过我归顺朝廷，这样还可以得到官爵，为什么要胁迫我投降？”鞠嗣复知道自己必死，却一点也不害怕，多次说为什么不赶快杀我。贼人说：“我是本县人。明府治理县邑有善政，我不忍心杀你。”于是丢下他离去。起初，鞠嗣复听说战乱后，率领吏民修筑城墙、设置城门，众人都参加劳作，守备大致完成。朝廷知道后，给他连升两级官职，加任直秘阁，提拔为睦州知州。他曾被贼人砍伤，亲自渡江向宣抚使请求援兵，还没出发就去世了。宋旅，字庭实，是莆田人。考中进士，历任奉议郎、剡县知县。方腊攻陷歙州、睦州、杭州、衢州、婺州五州后，又进犯越州，越州的盗贼也起兵响应。县中官吏大多逃走，宋旅派妻子儿女渡海回福建，自己独自与百姓据城守卫，用忠义激励劝导他们，编组队伍，作好防守准备。不久盗贼大批到来，宋旅率领精壮锐士冒着箭矢和石块出战，虽然杀伤俘获了一些敌人，最终因力量不敌而战死。越州帅臣刘韐上报此事，朝廷下诏追赠朝散郎，并录用他的四个儿子。丁仲修，字敏之，是温州人。方腊的党羽俞道安攻陷乐清，准备渡江。巡检陈华前往捕捉他们，战死。先锋将张理同、李振从南门出城迎敌，渡过八接桥时桥断马倒，二人溺死。贼军到达帆游，夏祥派辅褒迎战数十合，辅褒战死。丁仲修率乡兵在乐湾抵御敌人，乡兵失去阵地而散去，丁仲修率剩余士兵与贼军交战，力尽后战死。项德是婺州武义人，任郡中禁卒。宣和年间，帮源爆发盗乱，第二年攻陷婺州，县城也随之陷落。项德率领一百名败兵残卒击破贼军，便据守县城隍祠。从二月到五月，东面抵抗江蔡，西面拒击董奉，北面防御王国，大小战斗一百多次。出战时，他总在选锋军前面；入城时，他负责殿后，前后俘获斩杀的敌人多得无法计算。贼人称他为“项鹞子”，听到他的钲声便相继逃走。他正谋划收复永康各县，官军却到达，项德带领部众想与官军会合，贼军倾尽精锐在黄姑岭下截击他，项德战死。县中百姓哭声震动山谷，画下他的画像，四时祭祀他。

译孙昭远，字显叔，他的祖先是眉州眉山人。元祐年间考中进士，调任长沙县尉，后被征召任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任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不久升任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靖康元年，召任水部员外郎。金人围攻太原，宋军大多溃败，钦宗派折彦质乘驿车与孙昭远一同招集败兵。适逢洛阳陷落，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迁治襄州、汉阳，授孙昭远为西道总管。孙昭远在途中收集溃兵到达京兆，遇到永兴路安抚范致虚会合各军准备入援，孙昭远督促他进军，并向各道发布檄文，命令出兵。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率军会合，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张深都迟误了出兵期限，孙昭远上疏二十八次弹劾他们。各道军队合计十万人，命马祐昌统领。孙昭远与范致虚一同出关，马祐昌与金人交战失败。京师陷落后，孙昭远派使者到大元帅府。建炎元年，孙昭远升任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他到洛阳收集流散士卒，得到一万多名义兵，在伊阳修筑栅寨，让百姓进入其中避难。当年冬天，金人前来进攻，孙昭远派将领姚庆迎战，宋军战败，姚庆战死。孙昭远命将官王仔护送启运诸殿的神御牌位，从偏僻道路赶往行在。金军声势更加猛烈，孙昭远作战失利，他的部下想拥护孙昭远向南撤退，孙昭远骂道：“你们平日吃的是朝廷的俸禄，若不趁今天报效国家，向南逃走又是为了什么！”叛兵发怒，反过来攻击孙昭远，他于是遇害。他的属官没有一个幸免。建炎四年，追赠徽猷阁待制。曾孝序，字逢原，是泉州晋江人。因荫补任将作监主簿，监理泰州海安盐仓，于是定居泰州。历任官职，升至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他经过宫阙时，与蔡京谈论讲议司的事务，说：“天下的财物贵在流通，把百姓的膏血搜刮来聚集在京师，恐怕不是使天下太平的办法。”蔡京因此怨恨他。当时蔡京正推行结籴、俵籴的办法，把百姓的财物全部搜刮来充数。曾孝序上疏说：“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旦有人逃亡迁徙，谁来守卫国家？”蔡京更加愤怒，派御史宋圣宠弹劾他的私事，追捕他的家人，严刑逼供却没有得到罪证，只说他约定日期出兵，几乎误了军期，于是削除名籍，流放岭表。遇到赦免后，酌情改调到永州。蔡京罢相后，授曾孝序显谟阁待制、潭州知州。后来又因议论徭役之事与吴居厚不合，被降职为袁州知州，不久恢复职务，再次任潭州知州。道州的徭人叛乱，他们凭借高山险地，发射带毒的箭，官军无法前进，便在两山之间砍倒大树，横向堆叠起来防守。曾孝序夜间派精锐勇士攀援而上，又让大军随后进攻，终于攻破并平定叛乱。曾孝序升任显谟阁直学士，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青州知州。他修缮城池，训练士卒，储备金钱粮食，准备了足够数年的物资，因此金人不敢侵犯。高宗即位后，曾孝序升任徽猷阁学士，又升为延康殿学士，召他赴行在。不久，青州百姓到南都请求让他留任，朝廷答应了。在此以前，临朐的土兵赵晟聚众作乱，曾孝序交给将官王定一千名士兵去捕捉他，王定战败返回。曾孝序责令他以奋力作战来赎罪，王定于是用言语煽动败兵，夺门斩关冲入城中。曾孝序出来占据厅堂，瞪眼怒骂他们，随后与他的儿子、宣教郎曾訏一同遇害，终年七十九岁。城中没有主帅，于是陷落。临淄县知县陆有常率领民兵拒守，战死在阵中。益都县知县张侃、千乘县丞丁兴宗也战死。后来追赠曾孝序五级官职，授光禄大夫，谥号威愍；他的儿子曾訏任承议郎。陆有常追赠朝散郎，并录用其家中一人。张侃、丁兴宗各追赠两级官职，并各授予他们两个儿子官职。赵伯振是宋太祖的八世孙。宣和六年考中进士。靖康末年，任郑州司录，守卫防御有功。皇上听说后，就地升任他为直秘阁、郑州通判。建炎元年，金人进犯郑州，守臣董庠弃城逃走。过了八天城池陷落，赵伯振率兵进行巷战，被流箭射中，坠马而死。此事上报后，追赠朝请大夫，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王士言是武举进士，多次建立战功，西北地区都畏服他的威名。宣和初年，提拔为河东廉访使者。方腊作乱时，朝廷下诏选拔有才干谋略的人，冯熙载推荐王士言为东南第三将，他首先解除了嘉兴之围。靖康元年，朝廷下诏让浙西军队前往河东防秋。金人进攻泽州，王士言竭尽全力守御。金兵一天比一天增多，王士言料定必死。其他将领力量耗尽，城西南角于是陷落，王士言便让亲兵持剑回去报信，自己在巷战中战死。康允之上报他的事迹，追赠拱卫大夫、忠州团练使，并授予他的五名后代官职。祝公明是处州丽水人，任太原府盂县主簿。靖康年间，金人进犯河东，县令弃官离去，祝公明代理县政，率领保甲入城援助，围守一年多，城陷后不屈服。儿子祝陶任唐州司户，中原失守后，祝陶也死在任所。建炎年间，追赠祝公明承事郎。薛庆从群盗中起兵，占据高邮，拥有数万军队，其中许多人骁勇出众、敢于作战，能以少击多，归附的人每天增多。张浚听说薛庆没有归属，想让他归入自己麾下，亲自前往招降。薛庆感动而归服，于是张浚让他镇守高邮。不久薛庆升任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承州天长军镇抚使。金人从浙江撤回，驻扎在天长、六合之间，薛庆率众劫掠他们，得到数百头牛，全部按低价估值，分给务农的百姓。金人想从运河引船向北撤退，但赵立在楚州、薛庆在承州，扼守要冲，使他们无法前进。金国左监军昌来见兀术，想会合军队攻打楚州。真州、扬州镇抚郭仲威听说后，约薛庆一同前往迎敌。薛庆到达扬州，郭仲威却完全没有出兵的意思，只置办酒宴大饮。薛庆发怒说：“这难道是纵情饮酒的时候吗？我担任先锋，你应当随后跟进。”说完上马疾驰而去。天刚亮时，他从扬州西门出城，随骑不到一百人，转战十多里，损失三名骑兵，而郭仲威始终没有到来。薛庆与部下奔回扬州，郭仲威却关闭城门拒绝他们进入。薛庆仓促间坠马，被金军追骑擒获。薛庆的战马认得旧路，独自返回，军中见到它说：“马回来了，太尉恐怕已经死了。”金人杀死薛庆，承州陷落。噩耗传来后，追赠他保宁军承宣使，授予他的家人十人官职，封他的妻子为硕人。孙晖任泗州招信县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攻陷泗州，州守吕元、阎瑾烧毁淮桥逃走。金人从招信准备渡过淮河，孙晖率领弓箭手和民兵抵御，击沉了几艘敌船。适逢大雾遮天，金人无法判断宋军人数，双方相持了半天多。金人用疑兵牵制孙晖，同时从上游渡兵。孙晖又战又退，城池被攻破，最终死在敕书楼。

译李靓，字彦和，是吉州龙泉人。他幼年丧父，母亲督促他学习，他却不肯完成学业。母亲责问他，他回答说：“国家遭逢女真人的变乱，寄居各县都纷纷扰乱，士人应当舍身为国，铲除最大的敌人，怎么能在琐碎的章句之间喋喋不休，去做一个见识浅薄的男子呢？”岳飞统帅军队平定虔州盗贼时，李靓挺身跟随，尚未出发便因母亲去世而奔丧。服丧期满后，他前往淮南，拿自己的策略求见都督张浚，张浚认为他非同寻常，让他隶属淮西总管孙晖部下。李靓屡立战功，授任承信郎。绍兴十年，金人派将领翟将军进犯边境，李靓与部下迎击其锋，转战到西京天津桥南，俘获翟将军，乘胜追击败军。适逢大批金兵到来，李靓于是战死，终年三十一岁。杨照是濠州将官。金人急攻城池，杨照跃上城角楼，刺杀那个执黑旗的贼兵，把他的腹部刺穿、肠子抽出，贼兵因此死去。杨照不久被流箭射中，最终战死。有个统领叫丁元，在十八里洲遇到金人，被包围。丁元大声召呼部下，勉励他们不得辜负国家。一条船上的二百人全都战斗至死。朝廷下诏一并追赠承信郎，并录用他们的后代。宋昌祚是和州钤辖。建炎三年，兀术进犯和州，州人推举宋昌祚暂代统领军事。他率众坚守，金人把城池包围了好几层。禁军左指挥使郑立也勇猛而忠愤，与宋昌祚共同激励士卒，日夜防御，丝毫不懈怠。过了几天，军士胡广发射弩箭，射中兀术左臂。兀术大怒，炮火像暴雨一样集中而来，直攻弩箭发射之处，城池立即被攻破，金人进入城中屠杀。宋昌祚与代理副倅唐璟、历阳县令蹇誉、司户徐兟、县尉邵元通，以及郑立、胡广，都战死在谯楼上，尸体被肢解示众。许多士兵不肯投降，突围向西，保守麻湖水寨，并推举乡中豪强为统领。此事上报朝廷后，朝廷便任命赵霖为和州镇抚使，追赠宋昌祚、唐璟、蹇誉、徐兟、邵元通官职，并录用他们的子弟。李政任云骑第六指挥，在京东立有战功，补任官职后授河北将官，驻扎冀州。靖康二年，知州权邦彦率军前往元帅府勤王，金兵来攻，李政防守有方，纪律严明，军民都不敢侵犯百姓。金人多次攻城，李政都将其击退。夜间袭击金军营寨，所得财物全部分给士卒，没有一点进入私家。他号令严明，赏罚守信，因此人人都愿效命。不久金人攻城十分猛烈，有人登上城墙，放火焚烧城门楼，把李政与官军隔开。李政喊道：“事情危急了，有谁能跳过火来，必有重赏。”于是有十多人都用湿毡裹住身体，拿着兵器跳过火海，大声呼喊奋力作战。金人惊骇，有人丢下兵器，金军于是败逃。李政非常高兴，都厚重赏赐了他们。不久李政去世，城池随即陷落。代理知州单某不肯投降，上吊而死。姜绶是处州丽水人。金人再次进犯京师时，内外消息不通。朝廷迁派人员招募忠勇之士，携带蜡书前往南京总管司调兵援救，姜绶以忠翊郎身份应募。他于是割下大腿肉，把蜡书藏在其中，从南城墙缒下，却被巡逻骑兵捕获。姜绶厉声斥骂金人，最终被杀。建炎年间，州里上报他的事迹，授予他的儿子姜特立承信郎官职。刘宣任秦凤路兵马都监。金人进入关中、陕西后，刘宣派人秘密携带蜡书与吴玠联络，并率金将任拱等人及其部众归顺朝廷。归顺日期已经约定，有人告发了他，金人抓住刘宣，将他肢解撕裂；他的家属被发配到曹州。屈坚任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建炎二年，金人包围陕府，屈坚率所属部队前去救援。包围解除后，金人擒获屈坚。屈坚说：“我当初之所以来，就是为了给城解围。城池如果能够保全，我死又有什么遗憾？”他呵斥金人，让他们赶快杀了自己。后来追赠他三级官职，并录用他的家人五人。王琦任弓门寨巡检。建炎四年，金人从熙河撤回，王琦抵御他们。金人竖起招降的旗帜和榜文，改年号为阜昌，众人都向其跪拜，只有王琦不屈。金人将他捉住杀死。韦永寿在绍兴三十二年以统制官身份与金人在和州交战，他的儿子、承节郎韦世坚前去救援，父子一同战死。张浚据实上奏，韦永寿追赠中卫大夫、融州观察使，韦世坚追赠三级官职。郑覃，字季厚，是明州人。靖康二年在乡里被荐举。建炎四年春，金人攻陷明州，纵兵大肆抢掠。郑覃带领全族到山谷间躲避。金人追上他们，他与哥哥郑章一同被擒。金人用刀威胁说：“把金子给我，就赦免你们不死。”郑覃哭喊着指向埋藏黄金钗的地方告诉他们，于是被释放。但金兵接连不断，郑覃划着小船，与妻子董氏同乘离去，回头对郑章说：“万一不能逃脱，我郑覃难道会面向北方侍奉异国吗？哥哥你要努力主持祭祀。”他又被士兵劫走，逼他投降，郑覃严厉斥骂，始终不屈，跳入水中。董氏哭着说：“丈夫已经死了，与其受辱苟活，不如去死。”也投水自尽。郑覃死后，他的孙子、曾孙中有多人考中进士，其中郑清之最为显达。郑覃屡次追赠至太师、秦国公，董氏追封为秦国夫人。姚兴，相州人。靖康年间，因州中校尉的身份被任用。他因劫杀金人有功，借补为承信郎。建炎初年，张琪聚集军队归附东京留守宗泽，姚兴前去跟随他；后来又跟随张琪到池州依附刘洪道。绍兴元年，张琪叛乱，劫掠饶州，吕颐浩招降了他。张琪接受命令后又中途变卦，拘捕总管巨师古，准备杀死他。姚兴秘密告知部下，挟持巨师古，让他和自己的妻子一同骑游骑兵的马疾驰，连夜归投吕颐浩。吕颐浩认为他义勇，向朝廷请求，授他武义郎，隶属于张俊军中。后来又跟随刘锜守卫顺昌，收复宿州、亳州，攻下城父、永城、临涣、蕲县朱家村，升任武略大夫。在淮河边作战有功，授右武大夫，屡次升迁，任建康府驻扎御前破敌军统制，充任荆湖南路兵马副都监。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撕毁盟约。姚兴隶属于都统王权部下，在庐州定林与五百名金骑兵相遇，交战后击退他们，并生擒女直人鹘杀虎。当初，金主完颜亮驻扎寿春，江、淮制置使刘锜命王权率军迎敌，王权胆怯懦弱，不肯前进；刘锜督战越来越急，王权不得已守卫庐州。等到金兵渡过淮河，王权派姚兴抵抗，自己退保和州。姚兴在尉子桥与金人相遇，金人驱使铁骑进攻，姚兴指挥士兵奋力作战，亲手杀死数百人。王权逃奔仙宗山，严密布置军队自卫；姚兴告急，他却不予救援，统领戴皋率领马军引军躲避。起初，有个叫李二的人曾私下受过王权的恩惠，因此能够出入军中，在两地之间往来贸易，间或偷窃王权的旗帜送给金人。到这时，金人竖起王权的旗帜来欺骗姚兴，姚兴前往投奔，结果父子二人都死在那里。

译事情上报后，诏令追赠姚兴为容州观察使，又特别授予他的三个后代官职，在他战死的砦寨为他建立庙宇。淮西收复后，又在战斗地点建立庙宇，赐匾额“旌忠”。开禧元年，户部侍郎赵善坚说：“近来我守边疆藩镇，询问访问当地老人，姚兴凭四百名骑兵抵挡金人十几万人，从辰时战到午时，交战数十合，援兵始终不到，最终死于敌手。金人相互说：‘像姚兴这样的人有十个，我们这些人还敢前进吗？’姚兴的忠勇达到如此程度，应当越级加封爵位并赐谥号。”于是赐谥号为“忠毅”。张▯，字伯玉，世代居住在河南渑池。建炎年间，他拿出家财招募士兵讨伐金人，跟随他的人有几千。此时翟兴任京西制置使，张▯率领部众归属他。金兵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张▯在白浪口抵御他们，使金人无法渡河。因累积功劳，补授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任制置司前军统制，张▯辅佐他，每次作战都冒着箭石冲在各军前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绍兴元年，金将高琼率军攻取商州。董先抵御，张▯乘着锐气奔驰冲击，随从骑兵跟不上，他单骑到达四皓庙。几百名金骑兵赶来，张▯瞪眼大喊，挺刀突击，金兵纷纷溃散，没有人敢迎战。这一天交战九次、九次取胜，追击到试剑关，争夺关门，践踏而死的人有一百。第二年春天，他和董先从蓝田渡过渭水，谋划攻取长安。当时伪齐经略使李谔驻扎在渭水北岸，与金将折合孛堇互相声援。张▯在华严川陈兵，不久白气贯日，官吏士卒欢欣奋勇，先后在兴平、咸阳、渭河、石鳖谷作战。当时刘豫占据京师，董先的军队缺乏粮食，便假意投降刘豫，但没有携带家属；张▯仍像从前一样侍奉董先的夫人。刘豫派人迎接董先的妻子，董先秘密写信告诉张▯不要送去，并且说明自己一定会回来的意思。王倚代理虢州事务，坚决奉行伪齐的意旨，张▯对此忧虑。恰逢另一名将领董震从商州来，王倚高兴地说：“董震和我交好，如今带兵来，真是上天在帮助我。”于是和董震谋划杀害张▯。董震表面答应，暗中却把此事告诉了张▯。第二天，王倚到张▯那里商议事情，张▯喝斥手下将他拿下，以大义责备他，并推官祁宗儒将王倚斩杀。在此以前，刘豫派人拿着诏书前来抚慰晓谕，任命张▯为商、虢、顺州路兵马都监、同统制军马；张▯把刘豫的使者囚禁，到这时一并杀掉。于是伪齐河南安抚孟邦雄、总管樊彦直据守洛阳，军队一直抵达长水。张▯派将领陈俊守白马山，谢皋守船板山，梁进守锦屏山，把精锐部队全部隐藏起来。金兵深入后，张▯在东关交战，三个砦寨同时响应，金兵溃败。张▯率领三千精骑，一昼夜奔驰三百里，黎明抵达河南，孟邦雄被擒，樊彦直逃走。朝廷权宜升任他为霸州防御使。绍兴三年春，董先从伪齐归来，张▯交还兵权，退下来就任原职，当时人们认为他很有义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起初，翟兴死后，朝廷命他的儿子翟琮承袭职务。到这时，翟琮向朝廷推荐张▯，正式授予张▯武翼大夫、果州团练使、河南府孟州、汝州、唐州马步军副总管。张▯在唐州、邓州之间攻击金将阎锐，首先登城，杀死、俘获一千多人。不久，诏令董先一行都听从神武后军统制。张▯跟随岳飞收复京西六州，平定湖寇钟子义等，因累积功劳升为拱卫大夫。入侍卫军后，才把诛杀王倚的事情上报，朝廷命令交给史馆记录，赐褒奖诏书，升为亲卫大夫。绍兴三十二年，张▯统领御营宿卫前军都统，驻扎泗州。当时金人急攻海州，诏令张▯会同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前往救援。敌军包围城池几十层，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张▯在州城以北三里处作战，指挥精锐骑兵冲击敌阵，亲手杀死几十人，杀死敌军首领，杀获敌人以万计，海州之围于是解除。张▯被流矢射中而死，张子盖上报他的功劳，特意追赠正任观察使，授予他的九个后代官职，庙号“忠勇”。孝宗即位后，又命令在战地祭祀他，追赠清远军承宣使。他的儿子张世雄，在符离之战中战死，追赠武节大夫。陈亨祖，是淮宁的大豪杰。绍兴末年，官军已经收复蔡州，陈亨祖于是率领民兵占据淮宁，擒获金朝知州完颜耶鲁，带着淮宁城归顺宋朝。任命他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宁府。金兵攻城，陈亨祖奋力作战而死，全家五十多人也都死了。追赠容州观察使，在光州为他建立庙宇，赐额“闵忠”。王拱，任建康府前军统制。他跟随都统邵宏渊收复虹县，进而攻取宿州，多次建立奇功。隆兴元年五月，他与金人交战，深入敌营，从辰时战到申时，奋力作战而死。诏令追赠正任观察使，授予他家八人官职。允许他奏请异姓一人，赐银三百两，在他的砦寨建立庙宇，赐额“忠节”。这次战役中，中亮大夫朱赟也战死，追赠承宣使。刘泰，是枢密院忠义前军正将。他慷慨重义，拿私人财产招募三百名士兵，粮食储备和器械全都不依靠官府供给。金人侵犯寿春，刘泰率领部下前往救援，连续转战多日，金人退去；刘泰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一夜之间死去。诏令追赠武翼郎，授予他的家人三人官职。孙逢，眉山人。大观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太学博士。张邦昌僭越称帝，有关部门催促百官入朝祝贺，只有孙逢坚卧不起。到了半夜，同僚强行把他扶起来，他不肯随从，甚至哭泣着与同僚诀别。当时祠部员外郎喻汝砺听说变故，摸着膝盖说：“我不能向贼臣屈服。”于是挂冠辞官离去。事情结束后，有关部门举奏没有到场的人，想把孙逢和喻汝砺的情况报告给金人；张邦昌以百官全部到场上报，两人才得以免祸。孙逢听说后说：“他们一定会大肆赦免罪行、升迁官职，以此加重对我的玷污，我难道还可以等待吗！”于是发病而死。李熙靖，晋陵人。任提举醴泉观。张邦昌让他代理直学士院，李熙靖坚决拒绝，因忧愤而不进食，病情很重，对朋友说：“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入朝面君呢？”说着泪流数行。张邦昌又命礼部侍郎谭世绩代理直学士院，谭世绩也称病坚卧不起。李熙靖不久去世。后来二人都追赠延康殿学士。赵俊，字德进，南京宋城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官至朝奉郎。他隐居闭门，即使同乡也不随便交往。刘安世尚在世时居住河南，赵俊有空便独自去拜访他一次。徐处仁与赵俊关系深厚，等到徐处仁做了丞相，同乡人多被任用，赵俊却从未前往求官，徐处仁也忘了他，因此赵俊独独没有得到官职。建炎末年，士大夫都躲避战乱迁居，只有赵俊不肯这样做，说：“只要坚守我所守的道义罢了，死生由命，躲避又能到哪里去呢？”那些穿戴官服、奔逃跌倒在道路上的人接连不断，赵俊却安然不动。刘豫任命赵俊为虞部员外郎，他称病辞谢不接受，把任命的消息告诉家人，最终仍然拒绝，像这样反复了三次，刘豫也不再强迫他。凡是家书和文字，都不用刘豫僭越的年号，只书写干支纪年。此后三年去世。

译承直郎姚邦基，是蜀人。他任尉氏县知县，任期届满后不再做官，退居乡村之间，靠教授学生自给。当时没有来得及随宗室南渡的人，仍有一些散居在民间。刘豫招募人手搜寻他们，承务郎阎琦将他们藏匿而不上报，被人告发，刘豫把他杖打至死。刘化源，耀州人。绍圣元年考中进士。建炎初年，金人攻陷关陕，凡是守令献城投降的，金人就仍任命他们原职。刘化源当时任陇州知州，不肯投降，城陷后被捕。金人派人看守他，使他不能自杀，于是把他驱赶到河北。他靠贩卖蔬菜水果、隐居民间度过十年，始终没有屈辱自己。有个叫米璞的人，和刘化源是同乡，西部人都敬重他。米璞在政和二年考中进士，当时任原州通判。刘豫想任用他为官，他闭门称病，最终没有玷污自己去接受伪命。有个叫刘长孺的人，也是耀州人。当时任签书博州判官厅公事，给刘豫写信，详细陈述宋朝祖宗的恩德，劝他把灾祸转为福祉。刘豫大怒，追夺他的官职，把他囚禁一百天，刘长孺始终不屈。后来刘豫恢复他的官职，他仍不接受。绍兴九年，宣谕使周聿将此事上报朝廷，诏令刘长孺赴行在；但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说米璞苦于风痹，刘化源、刘长孺年老多病，于是命令三人各自转任两级官职、奉祠闲居。楼炤又说新任凤翔教授阴晫守节不仕，诏令特别改任他入仕。后来金人再次撕毁盟约，刘长孺任华阴县知县，不屈而死。有个叫李嚞的人，开封人。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建炎年间任彭阳县知县，也不肯投降，带领百姓把治所迁到边境上。县令把他抓住献给金人，金人想任用他为官，他一共推辞了三次。后来金人把他列为归附者，任命他为儒林郎。李嚞对有关官员说：“我过去是被俘获的，不敢接受归附者的奖赏。”于是退还任命文书。刘麟听说他的贤能，命张中孚以礼招请他，李嚞竭力拒绝。绍兴九年，李嚞死于原州。事情上报后，追赠奉议郎，授予他家一人官职。胡唐老，字俊明，是枢密副使胡宿的曾孙。崇宁年间，他和弟弟胡世将一同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国子博士、江陵县知县，奉召任秘书省校书郎。靖康元年，升任殿中侍御史。金人再次侵犯京师，攻围一天比一天紧急，胡唐老请求入对，说：“京城危险了。康王出使北方，被河朔的士民挽留而不能前进，这大概是天意。请就此授他大元帅之职，使他召集天下军队入京援救。”宰相何▯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秦仔带着蜡封密诏前往相州，授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当时朝廷催促西部军队入京护卫，却没有任命统帅。胡唐老上疏说：“请任命范致虚为宣抚使，节制各路军队进军；否则一定不会成功。”朝廷没有听从。后来范致虚带着孤军在淆、渑之间与金人交战，其他各路军队没有到达，于是失败。京城被攻破后，金人搜刮金银，分别命朝臣负责，派御史台官员监察，胡唐老也参与其中。后来出任无为军知军。朝廷贬逐接受伪命的臣子，胡唐老因此降了两级官职。在此以前，金人恼怒民间藏匿金银很多，把胡唐老杖打得几乎死去；他因病得以免于向伪楚称臣。到这时，胡唐老没有自行说明原委，按惯例跟随众人降级。绍兴三年，任衢州知州。苗傅败逃，带着乱兵侵犯城池，胡唐老抵御他们。恰逢大雨夹冰雹，城上箭石一齐发射，贼兵支撑不住，于是解围离去。胡唐老因功升任秘阁修撰，不久又升为徽猷阁待制，充任两浙宣抚司参谋官，任镇江府知府兼浙西安抚使。杜充投降金人，建康失守，溃散士兵戚方等奔赴镇江。镇江城墙坍塌破败，兵力不足一千，只能倚重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韩世忠又离开后，胡唐老估计力量不能抵敌，于是安抚他们。不久，戚方想侵犯临安，谎称要前往行在，请胡唐老带领部众同行。胡唐老不答应，向他说明叛逆与顺从的祸福，戚方的部众包围威胁他，胡唐老愤怒地辱骂戚方，于是被杀。诏令追赠徽猷阁直学士，赐谥“定愍”。当时安抚司机宜郑凝之也因作战而死，诏令授予他的家人一人官职。郑凝之是郑戬的孙子。王俦，以真州通判的身份代理广德军通判。建炎末年，盗贼戚方已被刘晏击败，带兵想奔赴宣城，路过广德，进入城郭外的郊区。王俦不屈服，与代理判官李唐俊、代理司法潘偊、代理广德县知县韦绩、代理县丞蒋夔都死于此难。后来追赠王俦两级官职，李唐俊等都追赠京官官秩，并录用他们家中一人。朱嗣孟，饶州乐平人。宣和年间考中进士，任广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攻破镇江，侵犯广德，守臣仓皇派人招安，没有人敢去；守臣认为朱嗣孟相貌奇伟而且有胆略，于是任命他前往。朱嗣孟一向自负，不再谦让，直接到贼营，问戚方为什么侵犯自己的辖地，并向他陈说叛逆、顺从的祸福，让他自己选择处境。戚方因他冒犯自己而杀了他。事情上报后，追赠宣教郎，授予他的儿子官职。刘晏，字平甫，严州人。曾进入辽国，考中进士，任尚书郎。宣和四年，他率领几百人归顺宋朝，授任通直郎。金人侵犯京师时，朝廷让刘晏统领辽东军队，号称“赤心队”。建炎初年，刘晏跟随刘正彦攻打淮西贼人丁进。丁进的党羽很多，刘晏所统领的赤心骑兵只有八百人，于是制作五色旗，让骑兵分别持旗，沿山行进；一种颜色的旗帜用完后，就换另一种颜色。贼人看见官军连续多日不断出现，旗帜颜色又各不相同，于是不战而投降。刘晏升为朝散郎。刘正彦反叛，刘晏对他的部下说：“我难道会跟随叛逆党徒吗？”于是带领部众归附韩世忠。韩世忠在浦城追击刘正彦和苗傅，派刘晏带六百骑兵在浦山南面充作疑兵，贼人大为惊恐，刘晏率部奋力作战。刘正彦被擒后，韩世忠上报他的功劳，升官一级。金人侵犯建康，杜充的军队溃败，韩世忠退守江阴，刘晏率一百五十名赤心骑兵驻扎青龙。群盗侵犯常州，郡守请刘晏援救，刘晏率七千精锐出奇兵击破他们。升任直龙图阁。后来守卫马迹山以抵御贼寇，贼寇再次到来，刘晏挑选水军迎战，招降一千五百人，郡中百姓为刘晏建立生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人〕 戚方包围宣城，朝廷紧急命刘晏前往救援。刘晏到达城下，还没有修筑营垒，便出其不意直捣戚方帐下，戚方大惊，退走。刘晏想生擒戚方，便单骑追赶；戚方率众迎战，刘晏不能取胜，但仍亲手杀死几十人，最终被贼人杀害。事情上报后，追赠龙图阁待制，授予他的四个儿子官职，在他遇害的地方建立庙宇，称为“义烈”，按时祭祀。

译郑振，字亨叔，兴化军仙游人。建炎年间，盗贼杨勍起兵，县令发文书命郑振组织民兵抵御。郑振奋力作战，贼众溃散，一夜之间逃走。绍兴十三年，群盗曾少龙、周老龙、何白旗、陈大刀的部众达到几万人，帅司发文书命郑振出征；贼人一向听说郑振的名声，不战便自行屈服。绍兴十六年，有个叫詹铁义的盗贼进入郑振的乡里，郑振率众抵抗，杀死几十人，最终遇害。在乡里享受祭祀。有个叫孙知微的人，以朝请大夫的身份任舒州通判。绍兴元年，贼人刘忠进入他的辖境，捉住孙知微带走。孙知微不屈，刘忠发怒，把他切成肉块吃掉。孟彦卿，是孟忠厚的从父，颇懂军事。任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潭州城中的叛卒焚烧抢掠，从东门出逃，帅臣向子諲命孟彦卿率兵追击。不久又招安了这批人。没过多久，溃兵杜彦从袁州进入浏阳，于是侵犯善化、长沙两县。孟彦卿率民兵抵抗，亲手杀死几人，贼势受挫，退回浏阳。孟彦卿追赶并与他们交战。不久，民兵中有人自行溃散，贼人乘机进攻，斩杀孟彦卿，带着他的首级向所掠民兵说：“这是善于作战的孟通判的首级。”于是把他的尸体肢解示众。添差通判赵民彦率民兵前往救援，在浏阳城南的南流桥激战，依山列阵，杀伤贼人很多。偶然有奸细折断了阵中的认旗，众人惊慌，以为赵民彦已经战败，于是溃散，赵民彦被贼人俘获。乡士谢淳凭才干勇气，被众人推举为统帅，率民兵充当前锋，援助赵民彦作战。谢淳亲手杀死几十人，力竭后也被捕。贼人把他们一并杀死。事情上报后，孟彦卿、赵民彦都追赠直龙图阁，分别授予他们家人三人官职。谢淳字景祥，追赠成忠郎，授予他的儿子谢晞古官职。朱熹任湖南帅，请求为孟彦卿、赵民彦建立庙宇，并让谢淳配享。高谈，字景遂，邵武光泽人。绍定二年，邻近郡县发生盗乱，几个儿子请他躲避，高谈说：“过去杨子训向胡文定公询问躲避寇乱的办法，胡公告诉他说：‘往年盗贼在燕山起事时，河北、关中可以躲避；盗贼进入关中，就可以躲到淮南、汉南；如今只有两广，难道能保证那里没有盗贼吗？我只是存心守志，听从命运罢了。’你们小辈要记住，这是格言。如今向南去是汀州、剑州，向西去是盱州、赣州，都成了盗贼出没的地区；向东去富州、沙州，虽然有城池可以躲避，但我听说官吏照例不肯接纳我们；向北去广信，防夫、守隶贪图百姓的钱财，指认百姓为奸细，屡次抢掠杀害他们。除了遵从胡公的话，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盗贼进入后，几个儿子又请求躲避，高谈说：“祖庙的神主牌位还在这里，我将要到哪里去呢？” 盗贼到了，高谈出去说：“时世和顺、年成丰收，你们怎么忍心做这种事？”盗贼说：“官吏贪婪暴虐，百姓无处申诉，我们是替他们伸张正义。”高谈说：“难道不能击鼓上告朝廷吗？百姓有什么罪过，竟要杀他们？”盗贼发怒，把他押到庭院里。送给他牛肉和酒，他不释放；送给他金帛，他也不释放。高谈说：“那么你们究竟想做什么？”盗贼说：“我想向东攻破武阳，如果能得到像你这样的老人，率领这个乡里的子弟，我们大概就能成功了。”高谈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说给我听？”他向贼人吐唾沫大骂，于是被杀害，而乡里人依靠他得以免难。高谈平日的言语行动，一定遵循礼法，所以乡里人敬重并亲近他。连万夫，德安人，有人说他是连南夫的弟弟。补授将仕郎。建炎四年，群盗侵犯应山，连万夫率领县中几千人据守山砦，贼人无法攻破。盗贼浪子带兵来到，包围三天，最终攻破山砦。贼人知道连万夫勇敢而有谋略，想留下他为己所用；连万夫发怒，高声骂贼，被贼人杀害。追赠右承务郎，授予他的家人一人官职。谢皋，开封人，任镇抚司统制官。李成攻陷虢州，想招降他，谢皋指着自己的腹部给贼人看，说：“这里就是我的赤心。”于是亲自剖腹取心而死。王大寿，泉州人，任左翼队将。绍定五年，海盗王子清侵犯围头，守臣真德秀派王大寿率一百名士兵防御阻截。王大寿突然与贼人相遇，奋勇上前张弓射击，射死十多人；后来没有援兵，最终战死。跟随他战死的有五人。贼人把他俘获后，剖开他的心祭祀。事情上报后，追赠官职，抚恤他的家人。薛良显，字贵勤，温州瑞安人。考中崇宁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大宗正丞，出任江东转运使。江宁军校周德发动叛乱，薛良显听到变故，率众交战，斩杀十多人；力量不敌，战死。事情上报后，朝廷给予丰厚的追赠和抚恤。唐敏求，字好古，太平当涂人。宣和六年考中进士，调任德化县主簿。盗贼起事，唐敏求挺身而出率众抵御，估计力量不能支撑，便向贼人晓谕祸福。贼人愤怒辱骂冲撞，喧叫着上前，唐敏求于是遇害。事情上报后，加赠升朝官，仍补授他的儿子唐楠为将仕郎。王师道，字居中，兖州人，为人沉着勇敢。任吉州栗传砦巡检。绍兴年间，他在吴村与盗贼作战，每次射箭都能射死敌人，追击数里，遇到贼人在民居中设伏，便挺身奋战，最终战死。在当地为他建立庙宇，部使者把此事上报，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王辉，青州人，也曾任栗传砦巡检。靖康初年，诏令招募义兵，王辉应募，建立奇功，官至正使，寄居吉州。淳熙二年，茶寇侵犯县境，郡里认为王辉骁勇，发文书命他出征。到达胜乡后，那里地势险要，王辉勇于进攻，但士卒没有跟上，被贼人俘获。贼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想让他投降保全性命；王辉含着血大骂，最终死去。帅司将此事上报，追赠忠州刺史，给他家二人恩泽，在罗陂建立庙宇。陈霖，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任瑞金县尉。江、闽一带盗贼起事，陈霖迎战奋力作战，盗贼把他捆绑带走，他不屈服而被杀害。列传第二百一十三，忠义九。赵时赏、赵希洎、刘子荐、黄文政、吕文信、钟季玉、潘方、耿世安、丁黼、米立、杨寿孙、赵文义、侯畐、王孝忠、高应松、张山翁、黄申、陈▯翏、萧雷龙、宋应龙、褚一正、邹洬、刘子俊、刘沐、孙▯、彭震龙、萧焘夫、陈继周、陈龙复、张镗、张云、张汴、吕武、巩信、萧明哲、杜浒、林琦、萧资、徐臻、金应、何时、陈子敬、刘士昭、王士敏、赵孟垒、赵孟松。赵时赏，字宗白，是和州宗室，居住在太平州。咸淳元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宣州旌德县知县。德祐元年，北方军队到达境内，赵时赏组织民兵抵抗作战有功，升任直宝章阁、军器太监。跟随二王进入闽中。益王即位，升任邵武军知军。不久，言官以弃守城池论罪，罢免了他的官职。

译文天祥在南剑建立都督府，奏请任命赵时赏为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他和宗室孟溁率军奔赴赣州，取道石城，收复宁都县。多次以偏师独当一面，交战时常常取胜。赵时赏风采神明俊秀，议论慷慨激昂，有谋略，尤其受到文天祥的知遇。到了空坑之战，军队战败逃到吴溪，被追兵俘获；赵时赏不屈而死。赵时赏在军中时，看见同僚盛大装载辎重、装饰姬妾侍从，叹息说：“行军像春游一样，怎么能成功呢？”等到他被俘，看见被捆绑押来的其他官属，赵时赏总是挥手让他们离开，说：“不过是小小的签厅官罢了，抓他做什么？”因此获释的人很多。赵希洎，是宗室子弟，居住在宜春。历任官职至户部尚书。咸淳年间，他触犯丞相贾似道，被调出任广东转运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黄万石发文书命他勤王，他得到几百名溃兵，路过庐陵时，郡守邀请他的军队，于是他和侄子赵必向躲避到赣州。战乱平定后回到故里。当时袁州守臣聂嵩孙是赵希洎的姻亲，劝他归顺投款，不能使他屈服。文天祥军队战败后，赵希洎因失言和赵必向一同被囚禁，辞节更加严厉；家人送食物来，他便打碎器皿、把食物倒在地上，二人都不进食，靠着床榻而死。刘子荐，字贡伯，吉州安福人。他的父亲刘梦骥以进士出身历任官职，任澧州知州，死于王事。刘子荐因父亲的恩荫任湘乡县尉，因捕盗有功调任抚州司录。有人控告王应亨殴打致死挑担的黄九，案件已经定案，刘子荐查阅判牍，感到怀疑，便驳回重审。不久狂风迅雷劈开了监狱门，撕裂了狱吏的手臂，杀人者其实是孔目冯汝能，并不是王应亨。案件于是真相大白，八个本可被处死的人得到免死。事情上报后，朝廷颁诏晓谕天下担任司法官的人。改任赣县知县，监行在左藏库，任常德府通判，任融州知州。入朝辞行时，度宗慰劳他说：“广大的郡地凋敝困顿，要依靠你来抚慰治理。”刘子荐回答：“臣应当推行德政教化，使百姓安定。”到任后，以清廉安静著称。任主管仙都观，广西经略司发文书任命他为参议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方军队到达静江，代理经略使马塈派刘子荐率领徭役兵和药弩手守卫城东门，形势无法支撑。当时瀛国公已经被带到燕京，刘子荐取出笏板，在上面写道：“我的头可以被砍断，膝盖不能弯曲。”登上城楼向北遥望，拜了两拜，脱下所穿的袍服埋葬起来，对身边人说：“事情危急，已经无法挽回；我有办法以死守节。”有人劝刘子荐逃走，刘子荐说：“为国死难，是义；为什么要逃走？”最终战死。有个叫黄文政的人，是淮地人。戍守蜀地时军队溃败，他从小路逃到静江。马塈邀请他一同守城，城破后黄文政被捕，大声辱骂而不屈。元军割断他的舌头，接着割鼻、砍断手足；黄文政含混不清地斥骂，到死声音也没有断绝。吕文信，是吕文德的弟弟。做官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谘议官。德祐初年，率领水军驻扎南康斛林，在白鹿矶两侧与北兵相遇，战死。特意追赠宁远军承宣使。他的儿子吕师宪，特别给予带行阁职，并给他的两个儿子承信郎的恩泽。仍为他建立庙宇并赐匾额。河湖砦巡检张兴宗也战死，追赠武翼郎，赐钱三万缗，仍给他的一个儿子承信郎的恩泽。钟季玉，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考中进士，调任都大坑冶属，改任万载县知县。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推荐他，升任审计院，改任宗正寺簿，又升任枢密院编修，出任建昌军知军。正逢朝廷下诏在江西实行和籴，钟季玉到郡任职才半年，适逢年成干旱，估计当地常规赋税不能完成，便向朝廷请求，和籴额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升任提举常平，不久改任转运判官，都没有赴任。后来朝廷以江西转运判官一职强行起用他。郡中大胥因受贿败露，前任使者百般包庇，钟季玉最终彻底查办，将其流放岭表。不久又以秘书丞召回，却遭前任使者构陷诬告，封还驳正诏命，改任都大提点坑冶。北兵渡江，钟季玉迁居建阳，北兵到达后，他不屈而死。有个叫潘方的人，温州平阳人。宝祐四年考中进士，调任监庆元府市舶。庆元投降归附，潘方不屈，投水而死。耿世安，任武翼大夫、淮东副总管、两淮都拨发官。起初，间谍报告大军将到，制置使贾似道调耿世安率兵前往涟水军增援戍守。众人正在犹豫，耿世安径直迎击到渔沟，以三百骑兵冲入敌阵激战，从午时战到酉时，身负七处创伤，仍能追杀溃兵。收兵返回，走了几里便战死。事情上报后，追赠五级官职，在淮安建立庙宇，赐额“忠武”。丁黼，是成都制置使。嘉熙三年，北兵从新井进入，诈称竖起宋将李显忠的旗帜，直奔成都。丁黼以为是溃散士兵，举旗张榜招抚；审查后知道不是，便率兵连夜从城南出战，到石笋街时军队散乱，丁黼奋力作战而死。大军尚未到达时，丁黼先派妻子儿女向南归去，自己发誓死守。到这时，跟随丁黼的只有幕客杨大异和几个亲信，杨大异死而复苏。丁黼治理蜀地时，施政宽厚，蜀人思念他。事情平定后，赐匾额并建立庙宇。米立，淮地人，三代都是将领。他跟随陈奕守黄州，陈奕投降，米立突破包围逃出。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署任他为帐前都统制。元军大举攻掠江西，米立在江坊迎战，被俘后不投降，系在狱中。行省派黄万石劝他说：“我的官阶高得一张先牌都写不完，如今我也投降了。”米立说：“侍郎是国家大臣，我不过是一个小卒，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我三代享受赵氏的俸禄，赵氏灭亡，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只是被生擒的人，和主动投降拜见的人不同。”黄万石再三劝说，他仍不屈服，于是被杀害。赵文义，是郢州都统制。换防返回时与北兵相遇，奋力作战而死。起初，在开州战役中，赵文义的哥哥赵武义也战死在那里。有个叫杨寿孙的人，任云安军主簿，兼任教参佐忠胜军。端平年间，北兵到达中江县，他和将官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等连续作战两天，都战死。杨寿孙追赠通直郎，授予一个儿子下州文学官职。何庚等各追赠承节郎，给一人进勇副尉的恩泽。

译侯畐，字道子，温州乐清人。在乡试中三次贡举，又两次参加转运司考试，都名列第一。因武举授任合浦县尉、柳城县令、侍卫步军司干办公事、侍卫马军行司计议官。宝祐五年，制置使贾似道征召他任海州通判兼河南府计议官。李松寿占据山东，突然进攻涟州、泗州，侯畐在城下激战而死，他的妻室也遇害。三十一名太学生向朝廷进言，在海州赐额建庙表彰他的忠节，谥号“节毅”，仍在他的乡里建立庙宇。侯畐著有《霜崖集》。王孝忠，任镇江前军统制兼淮东路分，戍守淮阴。杨贵叛乱，王孝忠率众迎战，士气高涨百倍。不久水军统制朱信投降贼人，王孝忠孤军力量不敌，战死。高应松，开庆元年考中进士。由衡州教授任广德军通判，召任国子监丞、代理礼部员外郎、代理翰林直学士。北兵从涌金门进入，满朝官员奔逃，留下的从官只有九人，高应松是其中之一。升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不久升任代理工部侍郎，进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跟随瀛国公到燕京，绝食不语，过了七天去世。张山翁，字君寿，普州人。景定三年考中进士。德祐元年，任荆湖宣抚司干官。鄂州守臣张晏然商议投降，张山翁写信责备他。张晏然已经投降，张山翁在军前被捕，敌人劝他说：“如果投降，不会失去做显贵官员的机会。”张山翁回答应对，始终不屈。行省官员贾思贞认为他有义气，宽免不杀。后来他居住在黄鹄山，聚集门徒教授，终老于此。著有《南纪》《缁林藏》《云山》《相锄》等集。黄申，字酉乡，井研人。开庆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德安县尉，代理主簿，兼任提点江西刑狱司签厅，审理案件时多有辨明。丞相江万里、提刑黄震共同推荐他，调任乐安县丞。黄申处理政务廉洁谨慎，有善于治理的声誉。因恩典升为从事郎。元军攻下抚州后，到各县索取投降文状，乐安县令率领属官联名署字上报。黄申起初听到变乱，已经把家人全部送到远处躲避；到这时却独自抗拒，不肯前往。县令派小吏催促他，黄申不动。小吏报告县令，县令大怒。不久，几百名吏民聚集在庭院，强行用轿子把他抬来；黄申跌倒在地，像中风一样。众人揪住他踢打辱骂说：“因为你不顺从，将要连累我们这些人。”黄申假装死去，装作没有听见，县令也无可奈何。黄申平日受到百姓爱戴，到了傍晚，众人把他抬入正堂安置；第二天，有人给他喂粥，他得以免难。于是离去，隐居在巴山中直到终老。陈▯翏，字肇芳，另一个字伟节，饶州安仁人。他的父亲陈诗川因武功补任沭阳县令。咸淳元年，父子一同考中进士。陈▯翏调任滁州司户参军。因父亲去世守丧离职，改任荆阃粮料院；又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调任朐山主簿。制置使印应雷征召他入幕府。德祐元年秋，陈▯翏从海路回到杭州，授任南安军教授，他没有就任，返回家中。陈▯翏年轻时和谢枋得交游。适逢谢枋得在安仁起兵，首先把他征召入幕府。谢枋得擒获安仁县令李景；李景是陈▯翏的同乡。李景请求拿家产二万赎罪，陈▯翏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家产难道不是朝廷的钱吗？”于是宣布李景的罪状，将他斩杀。李景的儿子率乡民五千人来报仇，陈▯翏估计力量不能抵敌，带兵奔赴信州。正逢守吏逃走，陈▯翏把情况报告朝廷，就地代理郡中事务。益王即位，陈▯翏入朝觐见，升任宗正寺簿、太府寺丞，兼领江东安抚使。他出兵上饶，接应各郡县，所部只有一千多人，驻扎在火烧山。过了几个月，军队战败，他被俘送到豫章。元军元帅怜惜他的才能，把他羁縻安置在馆舍中，他逃走了。此后三年，他又起兵，不久失败，逃入积烟山中，自刎而死。著有《鹤心集》，诗歌大多讥讽当时的士大夫。他的弟弟陈年也同时被捕，死在那里。萧雷龙，字显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考中进士，调任临安府学教授，任衢州通判。等到衢州守臣弃城逃跑，朝廷命萧雷龙代理知府事务。北兵逼近城下，萧雷龙不肯投降，脱身返回建昌。建昌已经投降，萧雷龙和同乡黄巡检起兵。当时元军四面合围，萧雷龙估计无法支撑，便和黄巡检及部下几人逃入闽地；还没有出境，就被同安武人徐浚冲擒获，送到县里。代理县尹刘圣仲平素与萧雷龙有仇，便杀了他。后来刘圣仲北上，船停泊在小孤山，有一艘大船冲到前面，竖起大旗写着“萧知府兵”；接着又看见萧雷龙坐在船上。刘圣仲大声呼喊，过了一会儿景象消失，他因惊吓而死。宋应龙，是儒生，通晓军事，出入军阵三十多年，任谘议官，寄居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日，元军到达泰州，副将孙贵、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开门迎接投降，宋应龙和妻子在园中一起上吊自杀。当时，提刑谘议褚一正，字粹翁，庐州人，以武举考中进士。他在高沙督战时受伤，最终沉没在水中。兴化县知县胡拱辰，县城被攻破后，也死于此难。邹洬，字凤叔，吉水人，后来迁居永丰。他年轻时慷慨激昂，胸怀大志，因豪侠仗义而闻名。他跟随文天祥起兵勤王，补授武资官，官至将军。益王即位后，改任寺丞，兼领江西招谕副使。他在宁都聚集军队，得到数万人，改授江西安抚副使。后来收复兴国、永丰二县，升任兵部侍郎兼江东西处置副使。永丰失守后，他继续跟随文天祥，辗转跋涉于岭道之间。不久，他再次出兵，开设督府，分管永丰、兴国交界一带。北方军队突然到来，双方大战，邹洬脱身逃到潮州。文天祥被捕后，邹洬自杀。当时，跟随文天祥勤王并为国死难的人，邹洬和刘子俊等共十九人，于是依次列出他们的姓名，附载在左边。刘子俊，字民章，庐陵人。曾经考中漕试。年轻时与文天祥同住一乡，彼此友善。文天祥在兴国开设督府，刘子俊到府中商议军务，被补授宣教郎、带行军器监簿兼督府机宜。空坑兵败后，刘子俊收集军队，守卫洞源，接应各郡县。不久进入广地，遇到大军，交战失败，又招集失散的士兵，和邹洬一同奔赴潮州。文天祥兵败后，刘子俊被捕，便假称自己是文天祥，想使大军不再穷追，文天祥得以乘机逃走。不久，另一支队伍押着文天祥到来，双方在路上相遇，都争辩谁是真、谁是假；到了大将面前，才查明真相，于是把刘子俊烹杀。

译刘沐，字渊伯，庐陵人，是文天祥的邻居。两人年轻时亲密相处，文天祥喜欢下棋，常和刘沐对弈，苦心思索，连日夜都忘了，这是常有的事。文天祥起兵后，征召刘沐，补授宣教郎、督府机宜。文天祥出使时，刘沐带兵返回。文天祥回来，在南剑开府，刘沐收集部下前来会合，改授太府寺簿，专领一军，作为督府亲卫。适逢空坑兵败，刘沐被捕押到豫章，父子同日死去。他的次子死于乱兵，幼子后来又跟随文天祥死在岭南。当时江西的忠义之士，都是刘沐号召起来的。刘沐性情沉稳厚重而机智灵活，日夜处理事务，从不疲倦。孙▯，字实甫，吉州龙泉人，是献简公孙抃的后代，也是文天祥长妹的丈夫。文天祥起兵后，发布檄文，命孙▯招募忠义之士；补授宣教郎、带行监官告院，知吉州龙泉县。文天祥带兵出赣州后，乡里人奉孙▯之命收复龙泉，抗拒守卫，始终不降。不久被叛变者攻陷，孙▯被捕押到隆兴杀害。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是文天祥次妹的丈夫。他性情放荡不羁，喜欢惹事，曾因犯罪被削去官籍。文天祥起兵后，补授宣教郎、带行太社令，知永新县。适逢文天祥出使被捕，彭震龙逃回，得知吉州已经失守，便联合峒獠起兵。文天祥从岭外出兵时，彭震龙接应，重新收复永新。大军到来后，彭震龙被亲信党羽捉住，押到帅府，遭腰斩，永新也被屠城。萧焘夫，永新人，与兄长萧敬夫一起做文天祥的门客。萧焘夫作诗有豪迈俊逸的气概。文天祥起兵后，补授从仕郎。彭震龙谋划收复永新县时，萧焘夫赞助了他。县城被屠后，兄弟二人都死在那里。陈继周，字硕卿，宁都人。淳祐三年，由乡里贡举入仕。因有捕盗功劳，尚未正式奏报姓名，便授任廉州司法、南丰县知录、淮东总领干官、藤州观察推官，知吉州永丰县；后来改知高安县，任广东经略司准备差遣，知衡阳县；又被征召任淮东转般仓、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他还没有赴任，正逢咸淳十年，朝廷下诏征召各地勤王。文天祥当时镇守赣州，当天就起兵，并前往陈继周处询问计策。陈继周慨然详细说明乡里豪杰子弟以及各地起兵的情况，所提出的方略十分周密。于是文天祥把陈继周留在幕府中，日夜调度军务，授任他为江西安抚司准备差遣，率领赣州士兵跟随自己。陈继周身体瘦弱，衣服都承受不起，但他的年资和德望足以使人信服，士兵们把他看作父兄；军队的进退快慢，全凭他发号施令，没有人敢违背。他奉诏改任合入官，带行监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机宜。其部队夜袭南栅门的大军，双方杀伤人数相当，天亮后仍在交战；陈继周因口渴奔向水边，死在那里。张汴，字朝宗，又字次山，蜀人。年轻时曾寄身于丞相吴潜兄弟门下，多年出入荆湖帅府，熟悉兵法谋略。吴潜兄弟失势罢官后，张汴被废黜排斥十多年。后来他跟随文天祥起兵，被征召为秘阁修撰，兼领广东提举、督府参谋，辅佐左右幕府，凡是知道的事情无不尽力办理。空坑兵败后，被乱兵杀死。处置使邹洬找到他的尸体，将他安葬。吕武，是太平州的一名步兵。文天祥出使时，吕武应募随行，一同逃脱镇江的灾难，沿淮东走海道南下，多亏吕武出力。文天祥在南剑开府后，吕武凭武功补授官职，朝廷派他联络各州县起兵响应。道路受阻，他又跋涉崎岖数千里，到汀州、梅州去见文天祥，挺身共赴患难，并把盗贼改编为军队。他以环卫官的身份率领数千人出江西，因为对士大夫不讲礼法，死于意外横祸；全军含泪将他安葬。吕武忠诚刚直出于天性，不避强暴，却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常常触犯忌讳，因此遭遇灾祸。巩信，安丰军人。他任荆湖都统，沉着勇敢而有谋略。原来隶属于苏刘义部下，文天祥开设督府后，苏刘义带着巩信、王福、张必胜来拜见文天祥。巩信官至团练使、同督府都统制、江西招讨使。初到督府时，文天祥把一千名义士交给他，巩信说：“这些人只是白白连累别人罢了。”于是招募数千名淮地士兵跟随自己，但他常常闷闷不乐地说：“有将领却没有士兵，拿他们怎么办！”文天祥从兴国奔赴永丰，大军从后面追来，巩信在方石岭交战，身中数箭，伤势很重，不能再战，便投身崖石而死。士人将他安葬，面色仍如活着一样。追赠清远军承宣使，建庙来表彰他。萧明哲，字元甫，太和人。他性情刚毅，有胆识，明白大节。年轻时考中进士。文天祥在汀州开府，征召他担任督府干办公事、架阁、监军。军队出岭时，萧明哲凭赣县百姓的义勇收复万安，联合各寨据守抵抗。兵败被捕后，他坚贞不屈，死于隆兴。临刑时仍不断大骂，听到的人都称赞他的壮烈。杜浒，字贵卿，是丞相范从子的侄子，年轻时意气用事，喜欢游侠生活。德祐元年，朝廷下诏勤王，杜浒当时任县令，召集民兵，得到四千人。文天祥在平江开设帅府，杜浒前去归附。当时陈志道等人赞成文天祥出使，杜浒极力争辩认为不可，陈志道因此把他逐走。不久文天祥果然被扣留，陈志道偷偷藏起来逃回。文天祥北行时，其他门客都不敢跟随，只有杜浒慨然请求同行，特地改授兵部架阁。他从京口出发，用计收买守夜的刘千户，得到官府的灯笼，救出文天祥，二人一起逃往淮甸，再由海道到达永嘉。益王即位后，授杜浒司农卿、广东提举、招讨副使、督府参谋。不久，他前往温州、台州招集军队和财物。福安陷落后，他与文天祥失散，于是奔赴行朝。苏刘义怀疑杜浒是自行前来，想杀掉他；陈宜中、张世杰认为不可，便派人监护他，这才免于一死。过了很久，他奉命再次进入文天祥幕府。空坑兵败后，他又和文天祥跋涉共赴患难，逃了出来。文天祥移屯潮州，杜浒建议走海道，文天祥没有听从，只派他护送海船到官富场。杜浒害怕兵力单薄，径直奔往崖山，兵败被捕，因忧愤染病而死。林琦，是闽地人。德祐二年，大军已经逼近临安，林琦在赭山集合数千名忠义之士，防守海道。因功补授宣教郎、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充任检院。文天祥在南剑开府，林琦辅佐他的幕府。林琦外表有文采，内心忠诚厚实，多次经历患难，从不怨恨，也没有推辞。文天祥移屯潮州时，林琦一同被捕，到了惠州逃脱；后来又被抓住押往北方，他投水自尽，却被官吏救起，押到建康，因忧愤而死。萧资，是文天祥幕府中的掌书记。文天祥起兵后，萧资在患难中给予他极大的扶持。空坑兵败后，因保全督府印章有功，升任阁门、路钤辖。萧资性情温和厚道，能够随机应变，协调将士，统管各种细务，深受信任，承担了心腹的职责。移屯潮阳时，遇到大军，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