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七

译治平二年，入朝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邸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想按照唐代的旧例召他进入翰林，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华，是足以成就远大事业的人才，将来本来就应当为天下所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士人无不敬畏、仰慕并归服，都希望朝廷进用他，然后再任用他，那么人人就不会再有异议了。现在突然任用他，天下士人未必认为合适，反而恰好会连累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官和知制诰职位相近，不能仓促授予。不如在馆阁中授给他较高的贴职，同时请求召他考试。”英宗说：“考试还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有不能胜任的吗？”韩琦仍然不同意。等到苏轼参加二论考试，又列入三等，于是获得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说：“您可以说是用德行爱护别人了。”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助丧的金帛，苏轼推辞了，请求改为追赠一个官职，于是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因为他的哥哥苏轼的字太白早已去世，子孙尚未成家立业，妹妹嫁给杜氏，死后还没有安葬，便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立即安葬姑母。后来他获得可以荫补亲属的官职，便把名额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掌政权，向来厌恶苏轼与自己不同的议论，便让他任判官告院。四年，王安石想变更科举制度、兴办学校，诏令两制和三馆官员讨论。苏轼上奏议论说：取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成效。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明察，朝廷有考察实际功效的政务，那么胥史、皂隶中也从来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已经足够。假使君主和宰相不了解人才，朝廷又不考察实际成效，那么公卿、侍从一类的官员也常常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认为也仍然不够。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衰败与兴盛；当它适宜存在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所以风俗发生变化，法制也随之变化，就像江河迁徙一样；如果强行使它恢复原状，也很难做到。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兴办学校，到今天只剩下空洞的名义勉强存在。如今将要改变现行礼制，改易现行风俗，又要发动民力修建宫室，征敛百姓财物供养游学之士。在方圆百里之内，设置官员、建立教师，审理诉讼在这里，谋划军务也在这里；又挑选不遵从教令的人，把他们屏斥到远方，这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百姓困苦吗？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却希望它对时势有所补益，那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可以因循沿用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已有一百年，天下的治乱、盛衰，起初并不是由此造成的。陛下考察祖宗时代：贡举制度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长？所得到的人才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务与今天相比，哪一个办理得更好？比较这四方面的长短，关于贡举制度的议论也就可以决定了。现在想要变更的，不过是几方面：有人说应当在乡里举荐德行而忽略文辞；有人说应当专门选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兼取声誉和名望而废除封弥；有人想让经生不再进行帖墨考试，而考查经书的大义。这些都是只知道一个方面，却不知道另一个方面的人。希望陛下把心思放在长远和重大的事情上，这些琐碎的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臣还深深有一种私下的忧虑，担心会出现过度的做法。关于性命的学说，自子贡以来就没有听闻过；可是如今的学者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空泛而没有实在内容，无法穷究；看他们的样子，超脱空疏而没有着落，也无法取用。这难道真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吗？其实不过是中等资质的人性情喜欢放纵，乐于说荒诞的话罢了。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呢？” 这篇议论上奏后，神宗明白了，说：“我本来就对此有所怀疑，得到苏轼的议论后，心意便释然了。”当天就召见苏轼，问道：“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陈述。”苏轼回答说：“陛下有天生的聪明，文武才能都是上天赋予的，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也不必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过于急切，听取意见过于广泛，进用人才过于迅速。希望陛下用安静来镇定局势，等事物自己到来，然后再加以应对。”神宗惊惧警醒地说：“你说的这三句话，我应当认真思考。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替我深入思考国家的治乱，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朝后，把这些话告诉同僚。王安石很不高兴，命苏轼权任开封府推官，想借职事使他陷入困境。苏轼处理决断精明敏捷，声望名闻更加远播。正逢上元节，王安石下令开封府购买浙地所产的灯，并且命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以灯为乐吗？这不过是想用它来使两宫欢娱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都明白其中的用意，都会认为这是拿并非耳目急需的玩物，夺走他们维持口腹生活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虽然很小，但涉及的体制意义却很大，希望追回原来的命令。”神宗当即下诏停止此事。”}], 当时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述其不便之处，说：臣想说的只有三句话。希望陛下凝聚人心，厚重风俗，保存纲纪。君主所依靠的不过是人心，就像树依靠根，灯依靠灯油，鱼依靠水，农夫依靠田地一样。失去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至今，没有与众人和谐平易相处却不能安定的，也没有刚愎果断、自以为是却不会陷入危殆的。陛下也知道人心已经不悦了。祖宗以来，管理财赋费用的不过是三司。如今陛下不把财赋交给三司，平白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朝廷内研究谋划，又派出四十多名使者，分别到外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以谋利为名的机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是谋利的工具。事情一开始规模就很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恐迷惑。以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谈论财利，以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赋，议论纷纷，万人喧传，然而对此不加顾念，只说：‘我没有做那种事，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拿着网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渔夫’，不如丢掉渔网，让人自然相信。驱赶鹰犬进入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猎人’，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因此臣认为，如果想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没有比罢去条例司更好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如今君臣昼夜辛劳，差不多已经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就像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了五千多人度牒罢了。用这种办法求财，谁不能做？而所推行的事情，道路上的人都知道难以实行。汴水是浑浊的水流，自从有百姓以来，从未用来种稻。如今想筑堤蓄水使它变清，种一万顷稻田，就必须有一千顷的堤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于是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查看地形，到处凭空凿挖，访求水利，轻浮庸妄的人任意争相进言。官司虽然知道方案粗疏，却不敢马上压制退回，只好召集老少，查看是否可行。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定暂且发动劳役。官吏苟且顺从，反而真让陛下以为有意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府库，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水流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吃了提出此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苦要做这种事。” 自古以来征发劳役，必定使用乡户。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出钱雇役，却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天下。单丁户、女户，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困的；陛下却首先想征用他们，拥有四海财富，难道忍心不加以体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租调和庸役已经合并其中了，为什么还要重新收取庸役钱？万一后世不幸出现聚敛之臣，庸钱没有废除，差役仍旧实行，追究这种制度的来源，必定会有承担罪责的人，那岂不可惜！青苗放贷钱财，自古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都要实行。即使说不许强迫摊派，但数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申请贷款的户，必定都是孤苦贫困、无力维持生活的人；鞭打催逼已经很急迫，他们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不归，债务就会平均摊到邻近的保甲，势必如此。将来天下人会怨恨这件事，国史会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至极。如今想改变为青苗法，毁掉原有成法而建立这个新法，丧失的超过得到的；损害官府、伤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到了动乱的地步。孝昭帝即位后，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把这些做法交还给民间，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议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费用已经很大；即使稍有所得，征收商税所损失的，一定更多。这就好比有人替主人放牧，用一头牛换五只羊：损失一头牛，就隐瞒不说；得到五只羊，就指称为自己的功劳。如今毁掉常平法而夸耀青苗法的功绩，损失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什么不同？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开始。’所以陛下坚持此事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实行。这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劳的人所采用的冒险侥幸之说，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好处，怨恨已经产生了。臣希望陛下凝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个。” 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力量的强弱；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财富的多少。君主懂得这一点，就知道什么应当轻、什么应当重了。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厚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成功而贪图富强。爱惜风俗，要像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忠厚之人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看似迟钝；但最终不肯用那些东西来替代这些品德，是知道从中得到的少，而丧失的多。仁宗持法极为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章。考察他的功业，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谈到用兵，十次出兵有九次失败；谈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剩。但仅仅因为他的恩德留在人心，风俗使人懂得义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都归附于仁爱。议论者看到他晚年官吏多因循苟且，政事没有振作，于是想用苛细监察来纠正，用才能智巧来整齐，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一举取得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大量打开迅速升迁的门路，使人有意外得到富贵的机会，公卿、侍从仿佛几步之间就可以求得，导致按常规升迁的人都产生非分的希望；想要风俗厚重，怎么可能做到呢？” 近些年，朴实笃厚的人越来越少，巧于进取钻营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怜悯并挽救他们，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意，百姓的德行才会归于厚重。臣希望陛下厚重风俗，说的就是这个。” 祖宗任用台谏官，从未因一句进言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越级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且不设置长官加以约束。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政务，宰相就请求待罪。台谏官固然未必全是贤能之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全对，但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为了挫败奸臣阴谋的萌芽。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按理说万万不会存在。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向上体念祖宗设置这个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万世作打算吗？臣听年长者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往往跟随天下公议。公议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如今舆论沸腾，怨恨纷纷而来，公议所在之处，陛下也已经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逐渐形成风气，台谏全部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一旦纲纪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希望陛下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个。” 苏轼看到王安石称赞神宗独断专任，于是借策试进士出题，以“晋武帝凭独断平定吴国而成功，苻坚凭独断伐晋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为题发问。王安石更加恼怒，派御史谢景温上奏论列他的过失，穷尽审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苏轼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任杭州通判。高丽入贡，使者把礼物送给官吏，文书使用甲子纪年。苏轼退还文书说：“高丽对本朝自称臣属，却不奉行正朔，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把文书改为使用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当时新政每天下达，苏轼在其中总是借助法令为百姓谋便利，百姓因此得以安定。调任知密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能按时执行的人以违反制度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以违反制度论罪，如果命令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如今却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律。”提举官惊讶地说：“您姑且慢一点。”不久，朝廷知道这项法令损害百姓，便将其罢除。

译有盗窃案件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士卒前来捕盗。士卒凶暴放纵，甚至拿禁物诬陷百姓，闯入人家争斗杀人，并且害怕获罪而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走来向苏轼申诉，苏轼把他们的文书扔在一边不看，说：“事情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逃散的士卒听到后，稍微安定下来；苏轼慢慢派人招引他们出来，将其诛杀。调任知徐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水泛滥到梁山泊，又溢入南清河，汇聚到城下，水势上涨而不能及时排泄，城池将要崩毁，富裕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户一出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守城？只要我在这里，洪水就绝不能毁掉城池。”于是驱赶他们重新回城。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卒长说：“黄河将要危害城池，事情紧急，即使是禁军，也请替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道路上的水灾，我们这些小人，应当效死尽命。”便率领部下拿着畚箕、铁锹出去，在东南面修筑长堤，起点是戏马台，终点连接城墙。雨日夜不停，城没有沉没的部分只剩三版高。苏轼住在堤上，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守各段堤防，终于保全了城池。又请求调发来年民夫加高加固旧城，修筑木岸，以防备洪水再次到来。朝廷听从了他。调任知湖州，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事情对百姓不利，不敢直说，便借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谢恩表中的语句，又罗织他所作的诗，把它们说成是讥讽诽谤，逮捕他交付御史台狱，想置他于死地，长久刑讯逼供而不能定案。神宗独自怜悯他，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苏轼和农夫、乡野老人相伴，在溪山之间往来，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三年，神宗多次有意重新任用苏轼，却总被当权者阻挠。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命令苏轼完成它。”王珪面露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能用，那就暂且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心中不满意，于是亲手写诏调苏轼到汝州，其中说：“苏轼被贬居住，思考过错，时间越久感受越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始终弃置不用。”苏轼还没有到汝州，便上书说自己饥寒交迫，在常州有田，希望能够住在那里。早晨奏章送入，晚上就得到准许。途中经过金陵，拜见王安石，说：“大规模用兵和大规模兴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这些事情。如今西部用兵，连年不能停止；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您难道独独不说一句话来挽救它们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启发主张的，我在外任职，哪里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进言，在外任职就不进言，这是侍奉君主通常的礼节罢了。皇上用超出寻常的礼节对待您，您用来对待皇上的方式，难道也可以只按寻常礼节吗？”王安石厉声说：“我一定要说。”又说：“话从我的口中说出，进到子瞻你的耳朵里。”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可以得到天下，也不能去做，才行。”苏轼戏谑说：“如今的君子，为了争取少服役半年，哪怕杀人也会去做。”王安石笑着没有说话。到达常州时，神宗去世，哲宗即位，苏轼恢复朝奉郎之职，任知登州，召回担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和司马光、章惇都很友善。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任知枢密院，两人关系不和，章惇常常用戏弄侮辱的方式使司马光困窘，司马光对此很痛苦。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的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被蜀先主轻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四海，如果不以礼相待，必定会因轻视贤人而受到牵累。’先主采纳了这话，于是任命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能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他说得对，司马光因此稍稍得到安宁。升任起居舍人。苏轼经历过忧患，不愿突然踏入显要职位，便向宰相蔡确辞让。蔡确说：“您徘徊迁延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谁能超过您。”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阁任职，年龄又比我大。”蔡确说：“林希本来就应当排在您前面吗？”最终没有答应他的辞让。元祐元年，苏轼穿着七品官服入侍延和殿，立即赐给银鱼袋和绯色官服，升任中书舍人。起初，祖宗时期，差役制度实行久了产生弊病，被编入户籍充当差役的人不熟悉所任差役，又受到苛虐役使，很多人因此破产；狭乡的百姓甚至有一整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任神宗的宰相后，改为免役法，让各户按照差等出钱雇役；执行法令的人又过度征取，使百姓受到困扰。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却不知道它的好处，想恢复差役，设置差役官署，苏轼也被选入其中。苏轼说：“差役和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刮百姓财物，十室九空；财物聚集到上面，下面又有钱荒的忧患。差役的害处，是百姓经常被官府役使，不能专心务农；贪婪的官吏和奸猾的小吏也能借机作奸。两种害处的轻重，大概大致相等。”司马光说：“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苏轼说：“法令彼此沿袭，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逐步推行，百姓就不会惊扰。三代的制度把兵和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开始分为两种；到唐代中期，又把府兵完全改为长期戍边的士兵。从那以后，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业；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献出生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方便。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制度。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戍边的士兵而恢复民兵，大概不是容易的事。” 司马光不认为这样正确。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意见，司马光愤怒了。苏轼说：“从前韩魏公在陕西刺募义勇时，您任谏官，极力争论；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虑。我过去听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全部说出来吗？”司马光笑了。不久，苏轼被授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每次进读讲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关键，他没有不反复开导，希望能够使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却总是点头赞同。曾经读祖宗的《宝训》，于是联系当时的政事，苏轼逐一说：“如今赏罚不明，善恶都得不到鼓励或抑制；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使它向东；西夏人进入镇戎，杀掠数万人，统帅却不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每件事都这样，恐怕会逐渐形成衰乱的开端。”

译苏轼曾经锁宿宫中，被召入便殿应对。宣仁太后问：“你前年是什么官？”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臣现在忝任翰林学士。”又问：“为什么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回答：“承蒙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知遇。”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荐的吗？”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不敢通过别的途径进身。”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总是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失声哭泣，宣仁太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侍从都感动流泪。不久命他就座，赐茶，又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元祐三年，代理主持礼部贡举。适逢大雪严寒，士人坐在庭院中，冻得闭口不能说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巡铺的内侍常常摧残侮辱应试举子，还拿着含混不清的片言只语，诬陷他们有罪，苏轼把这些内侍全部上奏罢逐。元祐四年，苏轼因长期议论政事，被当权者憎恨。他担心不被朝廷容纳，请求到外地任职，授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有出发，谏官说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作诗借郝处俊的事情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商议把他迁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减轻蔡确的罪责，那么对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来说就不够；如果重重治蔡确的罪，那么对太皇太后的仁政来说就会造成小小的损害。臣认为应当由皇帝下令设置狱案，逮捕审治他，再由太皇太后发布手诏赦免他，这样仁政和孝治两方面都能得到成全。”宣仁太后心中认为苏轼的话有道理，却不能采用。苏轼出城郊时，朝廷按照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给他龙茶、银合，慰劳十分优厚。到达杭州后，那里发生大旱，饥荒和瘟疫一起出现。苏轼向朝廷请求，免除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获得赐予的度僧牒，换取米粮来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又降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米，多做稀粥和药剂，派使者带着医生分赴各坊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汇合之处，因瘟疫死亡的人通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收集余下的缗钱得到二千，又拿出自己囊中的黄金五十两，修建病坊，逐渐积蓄钱粮来救治病人。杭州本来靠近海边，地下泉水又咸又苦，居民十分稀少。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开凿六口水井，百姓才有足够的水用。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漕河，再从河中引入田地，灌溉面积达到一千顷，百姓因此富足。湖中水草葑很多，从唐代到钱氏统治时期，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兴起后，停止了这项工程，葑草堆积成田，湖水所剩无几。漕河失去通航之利，只能取用江潮水，船只行驶在城中，江潮又常常淤塞河道，每三年淘浚一次，成为百姓的大患，六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承受江潮，盐桥有一条河专门承受湖水，于是疏浚这两条河以疏通漕运。又修造堰坝和闸门，作为蓄水、泄水的界限，使江潮不再流入城中。利用剩余力量，又修复六井，并把湖中的葑田挖去，湖面南北长三十里，修筑长堤以便行人通行。吴地人种菱，春天总要把菱草全部割除，不留一寸草。他又招募百姓在湖中种菱，葑草便不再生长。把种菱所得的利润用来准备修湖费用，又取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并请求取得一百份僧人度牒，用来招募服役者。长堤建成后，在堤上栽种荷花、芙蓉和杨柳，远望如同图画，杭州人把它称为“苏公堤”。杭州僧人净源过去住在海滨，常同海船商客往来；海船到达高丽后，商客便交口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入朝，便前去拜访净源。到这时，净源去世了，他的弟子偷偷带着净源的画像，搭海船前去报丧。义天也派弟子来祭奠，并带来他们国太后的两座金塔，说是为两宫祝寿。苏轼没有接受，把这件事上奏说：“高丽很久没有入贡，失去了丰厚的赏赐和利益，心里想要求得入朝，却还不能测知我国将厚待还是薄待他们，所以借祭奠亡僧之机举行祝寿礼。如果接受而不答谢，就会使他们产生怨恨；如果接受并厚加赏赐，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现在应当不要让朝廷知道，由州郡自行按道理拒绝他们。那些庸俗的僧人和狡猾的商人，替国家制造事端，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应当严厉惩罚。”朝廷全都听从了。不久，贡使果然到来。按照旧例，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费用达二万四千多缗。苏轼于是命令各州根据事情轻重酌情削减费用，使百姓得到交易的利益，不再遭受侵扰之害。浙江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声势如雷霆；浮山屹立在江中，同渔浦诸山交错相接，水流回旋冲击，每年冲毁公私船只，数也数不清。苏轼建议从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开凿成漕河，引浙江水和溪谷诸水二十多里，使之通达江中。又沿山修筑河岸，不到十里便通达龙山大慈浦；从浦北折到小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通到岭东的古河；再疏浚古河数里，通达龙山漕河，以避开浮山的险要。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便利。奏报朝廷后，有厌恶苏轼的人极力阻挠，因此工程没有成功。苏轼又说：“三吴地区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的水溢出成为松江，流入大海。海水每天有两次潮汐，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想淤塞江道，但江水清澈湍急，随即把淤积冲刷掉，海口经常畅通，所以吴中少有水患。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用篙撑船，没有人用陆路拖船。庆历以来，松江大规模修筑纤道，建造长桥来阻塞江道，所以现在三吴水患很多。我想凿去纤道，修建十座桥，使江水流势加快。”这项建议也最终没有被采用，人们都为此感到遗憾。苏轼在二十年间两次任职杭州，对百姓有恩，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饮食时一定为他祝祷。人们又修建生祠来报答他。元祐六年，朝廷召他任吏部尚书，还没有到任。因为他的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改任他为翰林承旨。苏辙辞去右丞之职，希望同兄长一起担任侍从官，朝廷没有答应。苏轼在翰林任职几个月，又因为谗言请求外任，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颍州知州。此前，开封各县多有水患，官吏不查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便决开陂塘湖泽，把水注入惠民河；惠民河不能承受，连陈州也多发水灾。又准备开凿邓艾沟，使它同颍河相连，并且想开凿黄堆，把水引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便派官吏用水平仪测量地势，发现淮河涨水时比新沟高近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反而会流入颍地造成灾害。苏轼把这件事告诉朝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郡中有尹遇等惯于作案的盗贼，多次劫掠杀人，还杀害捕盗的官吏和士兵。朝廷因为公布姓名缉捕仍不能抓获，遇害人家又害怕他们继续加害，藏匿不敢报案。苏轼召来汝阴县尉李直方说：“你如果能捕获这些人，我一定尽力向朝廷说明，请求给予优厚奖赏；如果抓不到，我也会以你失职上奏，请求免去你的职务。”李直方的母亲将近年老，他同母亲诀别后才出发。于是查明盗贼藏身之处，分头捕捉他们的同党，亲手用戟刺伤尹遇，把他抓获。朝廷认为事情较小，不符合赏格，因此没有给他应得的奖赏。苏轼请求把自己按年资应当改授的朝散郎阶，拿来作为奖赏给李直方，朝廷没有答应。后来吏部替苏轼拟定升迁，苏轼认为朝廷已经答应把这项赏赐给李直方，于是又没有上报接受。元祐七年，苏轼调任扬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制度，允许驾船的人私自装载货物，征收商税时不得为难他们。因此驾船的人往往富裕，把官船当作自己的家，修补船的破漏，还周济船夫的困乏，所以所运货物大多迅速到达而没有忧患。近些年一概禁止私载，因此船只破旧、船夫困苦，许多人盗取所运货物来救济饥寒，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同意了。不到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召他入朝，并兼任侍读。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祀，苏轼任卤簿使，负责引导皇帝车驾进入太庙。有十多辆赭色伞盖的犊车和青色车盖的犊车争抢道路，不避让仪仗。苏轼派御营巡检使前去询问，才知道是皇后和大长公主的车驾。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整肃政纪，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李之纯不敢说，苏轼便在车中直接奏报。哲宗派使者带着奏疏快马报告太皇太后。第二天，太皇太后下诏整顿肃清仪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前往迎接或拜见。没过多久，苏轼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又任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请求赐予书籍，朝廷按照旧例全部答应。苏轼说：“汉代东平王请求《诸子》以及《太史公书》，汉朝尚且不肯给他。如今高丽所请求的书，比这些还多，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听从。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苏轼请求外任，以两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家政局将要发生变化，苏轼来不及入朝辞行。出发后，他上书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上达。政治最清明时，平民百姓都能自行通达上情；到了大乱之时，即使近臣也不能自行表达。陛下即位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台谏官以外，从未同群臣接见。如今刚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疏通下情、消除阻塞蒙蔽作为急务。臣每天侍奉帷幄，本来又将戍守边疆，却连见陛下一面后再走都做不到，何况那些疏远的小臣想求得上达，更是困难。然而臣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不尽自己的愚忠。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处在幽暗中观察明处，处在安静中观察动静，这样万事万物的情状就会完全呈现在面前。陛下的圣明智慧超过常人，正当盛年。臣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一切不急于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项事务的利弊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取得真实情况后，再根据事物作出行动。这样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自己也没有后悔。从这个道理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晚，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臣担心那些急于求进、贪图功利的臣子，动辄劝陛下轻率改变旧制，所以进献这番意见，希望陛下留意；这是社稷宗庙之福，也是天下的大幸。” 定州的军政败坏松弛，各卫士兵骄纵懒惰，没有受到训练，军校侵吞他们的廪禄赏赐，前任知州不敢过问。苏轼把贪污的人发配到偏远险恶之地服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的衣食渐渐充足，然后部署训练作战方法，众人都畏惧服从。然而各级军校惶恐不安，有一名卒史因为贪赃告发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由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如果听任你告发，军中就会乱了。”他立即决定将这名卒史发配，众人于是安定下来。正逢春季大阅兵，将领和官吏很久没有遵守上下尊卑的区别，苏轼命令依照旧典举行：帅臣穿平常服装从帐中出来，将领和官吏穿戎服办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以这样做为耻，称病不来。苏轼召来书吏，让他拟写奏疏，王光祖害怕了，便出来参加；事情结束后，没有一个人敢怠慢。定州人说：“自从韩琦离开以后，直到今天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礼制。”契丹长期同宋朝和好，边疆士兵已经不能作战，只有沿边的弓箭社同盗寇为邻，以作战和射箭自卫，还被称为精锐部队。已故宰相庞籍镇守边疆时，依据当地风俗制定法规。时间久了，法规松弛，又受到保甲法的干扰。苏轼上奏请求免除保甲以及两税折变和科配，没有得到答复。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苏轼说，他掌管内外制诰时所撰写的诏令，是在讥讽斥责先朝。于是他以本官身份出任英州知州，不久又被降一级官职；还未到任，便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他在那里住了三年，心境恬淡，没有一点芥蒂，无论贤者还是愚人，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昌化是过去的儋耳之地，不是适宜人居住的地方，连药物和食物都没有。起初他租赁官府房屋居住，有关部门还说不可以，于是苏轼买地建屋，儋人搬运砖瓦、挑土来帮助他。他只同幼子苏过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时时同当地父老游玩，仿佛打算终身住下去。微宗即位后，苏轼调任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迁往永州。经过三次大赦，终于被任命为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官阶。苏轼自元祐以来，从未因任职年限请求升迁，所以官位止于此处。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和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学习写文章，后来又得到上天赋予的才华。他曾经自称：“写文章就像行云流水，本来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总要在应该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下的地方停下。”即使是嬉笑、愤怒、责骂一类的话，也都可以写下来诵读。他文章的体势浑厚深广而光彩夺目，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苏洵晚年研读《易经》，撰写《易传》尚未完成，便命苏轼继承自己的志向。苏轼完成了《易传》，又撰写《论语说》；后来居住海南时，撰写《书传》；此外还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还不了解他们，苏轼却把他们当作朋友，从未把自己当作他们的老师。苏轼从参加科举成为举子，到出入侍从之列，始终把爱戴君主作为根本；他的忠诚规劝和正直议论，以及挺拔不屈的大节，群臣没有谁能超过他。只是他受到小人的嫉恨和排挤，不能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中。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任命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苏轼的文章放在身边，整天阅读而不知疲倦，称他为文章的宗师，亲自撰写文集赞语，赐给他的曾孙苏峤。于是又尊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擅长写文章。苏迈官至驾部员外郎，苏迨官至承务郎。

译苏过，字叔党。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苏过十九岁，凭诗赋获得两浙路解额，但礼部考试落第。等到苏轼任兵部尚书时，苏过任右承务郎。苏轼任定武军帅时，先被贬为英州知州，继而贬到惠州，又迁往儋耳，后来逐渐迁往廉州、永州，只有苏过一直侍奉他。凡是生活中白天黑夜、寒暑四时所需要的东西，苏过一人承担百般事务，从不认为其中艰难。刚到海边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读后说：“我可以安于同岛上夷人相处了。”于是命他撰写《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后，苏过把他安葬在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随后定居颍昌，在湖阴营造数亩有水有竹的园地，命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后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苏过起初监理太原府税务，后来任颍昌府郾城县知县，都因触犯法令而罢职。晚年代理中山府通判。他有《斜川集》二十卷，其中《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在世间流传。当时人们称他为“小坡”，大概是因为称苏轼为“大坡”。他的叔父苏辙常称赞苏过孝顺，用来教训宗族，并且说：“我的兄长远居海上，只有成就了这个能写文章的儿子。”苏过有七个儿子：籥、籍、节、笈、筚、笛、箾。史臣评论说：苏轼还是儿童时，有士人把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传到蜀地，苏轼逐一列举诗中所说的韩、富、杜、范等贤人，向老师询问。老师感到奇怪并告诉他后，他说：“正是想认识这些人啊。”大概那时已经有了同当世贤哲抗衡的志向。到二十岁左右，父亲、兄弟一同来到京城，一天之内声名显赫，震动四方。不久考中进士第一名，又被选入词科，入朝掌管诏令，出任一方州郡长官。他器量见识宏大伟岸，议论卓越不凡，文章雄健俊逸，政务精明干练，这四方面都以超然独立的志向为主导，又以勇往直前的气概辅助。因此，他意志所指向的地方，言语足以表达他的谋略，行动足以实现他的作为。至于灾祸降临时，他的节操义行足以坚定自己的操守，这些全都是志向和气概所造成的。仁宗初次读到苏轼、苏辙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两个宰相了。”神宗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在宫中阅读时，饭菜送来都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这两位皇帝都能了解苏轼，但苏轼最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幸亏欧阳修先认识到他的才能，他的名声于是同欧阳修相齐，这难道不是因为苏轼的长处无法掩盖压抑，是天下最公正的评价吗？至于能否成为宰相，则有命运决定。唉！” 苏轼没有做宰相，难道又不是一件幸事吗？有人说：“苏轼如果稍微收敛隐藏自己的锋芒，即使不能得到掌权任用，也应当可以免除祸患。”即使这样，假如苏轼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作为，他还能够成为苏轼吗？列传第九十八 苏辙的族孙苏元老 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同哥哥苏轼一起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举考试。仁宗年事已高，苏辙担心他或许会厌倦勤于政事，便极力陈说政事得失；对于宫禁中的事情，尤其说得切中而详尽。他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多年了，平日安居静思时，也曾对此感到忧虑吗，还是没有忧虑呢？臣恭敬地读过制策，陛下已经有表示忧惧的话了。然而臣愚钝不敏，私下认为陛下只是有这些话，却没有实际行动。过去宝元、庆历年间，西夏制造祸乱，陛下白天坐不安稳，夜晚睡不安席，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谨慎如同周文王。然而自从西部停战以来，陛下抛弃忧惧之心，已经二十年了。古代圣人没有事情时深深忧虑，有事情时反而不害怕。没有事情却深深忧虑，是为了有事情时能够不害怕。如今陛下无事时不忧虑，有事时却非常害怕，臣认为忧乐的节度颠倒了。臣是疏远的小臣，只是在道路上听到这些，不知道是否真实？” 近年来，宫中的贵姬多到数以千计，歌舞饮酒，嬉笑无度；陛下临朝时听不到她们的谋议，在便殿也没有什么可以顾问的。三代衰微时以及汉、唐末年，女宠造成的祸害，陛下也是知道的。长久不停止，各种弊害都将由此产生。对内，会受到蛊惑污浊，损伤和气、耗损性命；对外，会因私下请托而扰乱政事，败坏政务、贻误事情。陛下不要以为宫中好色不会妨害外朝政事。如今天下困穷，百姓忧苦，而宫中喜好赏赐，没有限度，凡有所求便给予，也不问国库有无。掌管财计的官员不敢争辩，大臣不敢进谏，拿着凭信和敕令办事，迅速得如同兵火。国家对内有供养士人、军队的费用，对外有供给契丹、西夏的费用，陛下又亲自设置一个陷阱来耗尽剩余财力，臣恐怕陛下因此受到毁谤，民心也不会归附。策论呈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会被黜退。考官司马光把它列为第三等，范镇对此表示异议。蔡襄说：“我是三司使，掌管财计的官员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惭愧，却不敢怨恨。”只有考官胡宿认为言辞不恭，请求黜退他。仁宗说：“我是用直言来召用人的，却又因为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宰相不得已，把他列为下等，授予商州军事推官。此时苏洵奉命修撰《礼书》，苏轼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请求留在京师奉养双亲。嘉祐三年，苏轼回来，苏辙任大名府推官。过了一年，遭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神宗即位已经两年，苏辙上书议论政事，被召到延和殿回答政事。当时王安石以执政大臣身份同陈升之主管三司条例，命苏辙担任属官。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同他议论时多有抵牾。王安石拿出《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讨论，说：“有什么不便利的地方，尽管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收取二分利息，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不是为了谋利。然而在放款和收款的时候，官吏会借机作奸，即使有法令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难免胡乱使用；等到偿还钱款时，即使富民也难免超过期限。这样一来，恐怕必然要使用鞭打刑罚，州县事务将烦琐得处理不完。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计，从来没有实行借贷。有人责怪他，刘晏说：‘使百姓侥幸得到钱，不是国家的福气；使官吏倚仗法令督责百姓，也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实行借贷，但四方物产的丰歉、价格的贵贱，从来没有不能及时知道的。价格低时就收购，价格高时就卖出，凭这样做，四方就没有价格过贵或过贱的弊病了，哪里还需要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其实就是常平法。如今这种办法已经存在，只是忧虑没有修治实行。如果您确实有意于百姓，推行常平法，那么刘晏的功绩很快就可以重现。”王安石说：“你说得确实有道理，应当慢慢考虑。”从此过了一个多月，王安石没有再提青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