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

译代理开封府事务。百姓喻兴与妻子谋杀一名妇女，郑獬不肯采用审问新法，因此被王安石憎恶，出任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请求召回他，皇帝不听。不久调任青州。当时正在发放青苗钱，郑獬说：“我只看到了它的危害，不忍心让无罪的百姓陷入法网。”于是以疾病为由请求闲职，任提举鸿庆宫，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家中贫困，子女年幼，灵柩停放在僧舍草草安葬十多年，滕甫任安州知州后，才得以安葬。陈襄，字述古，是福州侯官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他能够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结为朋友。当时求学者沉溺于雕琢辞章，所谓认识天道、穷尽本性的学说，都被指为迂腐空疏，没有人讲论。这四个人开始一起在海滨倡导圣贤之道，听到的人都惊讶嘲笑他们；他们坚持不改变，最终使众人受到感化，世人称他们为“四先生”。陈襄考中进士，调任浦城主簿，代理县令事务。县中世家大族很多，把请托、势力相互扶持当作常事，县令无法控制。陈襄想逐渐改变这种风气，每次审理诉讼，必定让几名官吏环立在面前。想私下拜见他的人无法进言，老奸巨猾之徒也束手无策。百姓有人丢失财物，捕盗官把小偷抓来，几个人互相支吾遮掩。陈襄对他们说：“某座庙里的钟能够辨别盗贼，犯了盗窃罪的人一摸它就会响，其他人则不会。”于是派官吏先带他们前往，自己率同僚到钟所在的地方祭祷，暗中把钟涂上墨，又用帷幕遮住。命令群盗逐个去摸钟，过了一会儿叫他们出来，只有一个人的手没有沾上墨，盘问他，才知道他就是盗贼。原来他害怕钟会发声，所以不敢触摸，最终认罪。任知河阳县，开始教百姓种植水稻。富弼任郡守，一见到他就以礼相待。陈襄重视教化，把县里的子弟送入学校。有人向富弼进谗言，说他诱使本县子弟拿钱供过路宾客使用，富弼对此产生怀疑。有人劝富弼毁掉学校来堵住诽谤，富弼不听。过了很久，富弼把这话告诉陈襄，陈襄说：“如果反省自己而理直气壮，即使面对千万人也往前走。您如果确实心中疑惑，又怎能称为知己呢？”于是更加讲说道理，一点也不懈怠。富弼因此更加惊异于他的品行，等到入朝任宰相，便推荐他为秘阁校理、判祠部。译经僧人去世，遗表请求剃度十名僧人；列子庙每三年推荐一名道士，这些请求都被压下没有施行。任知常州时，运河横向阻断震泽，积水不能向北流入长江，成为常州、苏州两州的祸患。陈襄测量运河的宽窄以及民田的步数亩数，确定应疏浚的数量，发给百姓疏浚的方法。不久，便削去望亭古堰，积水不再聚集。入朝任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神宗即位，奉命出使契丹，因为契丹设置宴席略有不同于惯例，陈襄没有立即入座。契丹因此发文给宋朝边境官吏，陈襄获罪，被出任知明州。第二年，兼修起居注，任知谏院，改任侍御史知杂事。他论述青苗法不便，说：“臣看制置司所议，没有不是援引经书作为说法的，但实际上却是借贷取利，事情的体制卑下浅陋，给朝廷内外留下讥笑。这只是管仲、夷吾和商鞅的权术，不是圣明时代应当施行的。希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向天下谢罪。”又请求罢免韩绛的政府职务，以杜绝大臣争夺利益而求进身的风气；并且说韩维不应任御史中丞，刘述、范纯仁等人没有罪，应当恢复官职。这些意见都没有被听取，朝廷反而召他考试知制诰。陈襄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推辞不肯应试，请求补任外官。王安石想任命他为陕西转运使，皇帝惋惜他离去，留他修起居注。陈襄恳切辞谢，皇帝亲自下诏劝谕他，他才就职。过了一年，任知制诰，王安石又想把他调出，皇帝不允许。不久任直学士院，王安石更加忌恨他，挑剔他所起草的诏书有小的失误，出任知陈州，调任杭州；以枢密直学士任知通进、银台司，兼任侍读，判尚书都省。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赠给事中。陈襄任职所到之处，必定致力于兴办学校。平日居家时，把研究百姓的利弊疾苦作为急务。他去世后，友人刘寻察看他的箱笼，发现亲笔信有几十幅，满纸都是细小的字，大体上全是民政之事。他在经筵任职时，神宗对他十分厚待，曾向他询问可以任用的人才。陈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直到郑侠等三十三人回答，说司马光、韩维、吕公著都是辅佐皇帝的股肱心腹之臣，不应长期在外；说郑侠愚直敢言，出于忠义，却被流放到瘴疠之地，朝不保夕，希望让他能够活着回来。皇帝不能全部任用这些建议。钱公辅，字君倚，是常州武进人。年轻时跟随胡翼之学习，在吴中很有声名。考中甲科进士。任越州通判，后任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历任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按三等排列服役劳绩，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领取酒场经营权来补偿自己；富裕的人还能够满足所需，贫困的人却日益困苦，愿意充任役人的人越来越少。额数不足，甚至要役使乡民，百姓破产也无法供给费用。钱公辅把酒场官营所得拿来出售，按轻重分配给服役者，不再征调百姓。兼修起居注，升任知制诰。英宗即位后，钱公辅陈述《治平十议》，大意是采纳民政意见，区别考核官吏，选择地方长官，设置两府属官。他又写成《帝问》一篇上呈。王畴任翰林学士不久，便升任副枢密使。钱公辅认为王畴平素声望浅薄，不肯起草任命他的制书。皇帝认为初掌政务时应当任用大臣，而钱公辅却阻格诏命，于是贬为滁州团练使。议论的人认为处罚太重，吕诲等人上章营救，没有成功。过了一年，起用为知广德军。神宗即位，授任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又恢复知制诰。入朝拜见时，皇帝慰劳他，使他抄录《十议》进呈，命他任知谏院。他曾到中书省禀报事情，富弼对他说：“皇上求治如同饥渴，正依赖你们同心协力来成就。”钱公辅说：“朝廷所做的正确，天下谁敢不同意！所做的不正确，即使我想同意，也办不到。” 王安石一向与钱公辅友善，得志以后便排斥异己，调滕甫出任郓州。钱公辅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滕甫不应调离。薛向改革盐法，王安石支持他的建议，而钱公辅认为薛向应当贬斥，于是违背了王安石的心意，被罢免谏官职务，不久出任知江宁府。第二年，皇帝想召回他，王安石说他帮助小人提出异议，不宜留在皇帝身边，于是只调任知扬州。钱公辅因病请求到越州，改任提举崇福观，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孙洙，字臣源，是广陵人。年少时就能写文章，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推荐他参加应制科考试，他进献策论五十篇，指陈政事体制，明白而切中要害。韩琦读后叹息说：“痛哭流涕，极力论述天下大事，真是当今的贾谊啊！”两次升任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译治平年间朝廷征求意见，孙洙应诏上疏陈述时政弊端和紧要事务十七件，后来大多得到施行。他兼任史馆检讨、同知谏院，请求增加谏官以拓宽言路。凡有章奏，他总是立即烧掉草稿，即使亲生子弟也不能听到内容。王安石主持新法，多次驱逐谏官、御史，孙洙知道这样不行，却郁郁不得发言，只竭力请求补任外官，最终任知海州。免役法施行后，常平使者想增加征收缗钱，以取得盈余作为功劳，孙洙极力争辩。正值春天旱灾，发运使调发百姓疏浚漕运河渠，以便盐船通行，孙洙坚持反对，不肯执行，三次上奏请求停止这项劳役。旱灾和蝗灾造成危害，他到朐山祈祷，撤去祭品后下起大雨，蝗虫飞入海中死去。不久任主管三班院。三班官员超过一万人，功劳和罪过的名册不清楚，前后相互矛盾，官吏从中操纵出入，公然进行欺诈奸弊。孙洙革除其中最严重的八件事，确定为法令。兼修起居注，升任知制诰。在此以前，百官升迁任用，都使用固定的文词。孙洙建议说：“群臣晋升官阶，事情和理由各不相同，却一律使用同一篇文词；有时甚至同一家中几人同时受恩，名分和体制各不相同，却用同一格式一概处理。如果只图简便，就不是为了畅达皇帝的言辞、重视诏令。”于是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封赠、荫补，每逢大礼就更换一次文词，其他情况也都按照等级分别撰定。元丰初年，兼任直学士院。澶州黄河水势平定后，修建灵津庙，诏令孙洙为此撰写碑文，神宗称赏他的文章。升任翰林学士，才过一个月便得病。当时参知政事的职位空缺，皇帝准备任用他，多次派内侍和御医慰问。入朝的日期将到，孙洙稍有好转，在家练习拜跪礼仪，却因身体虚弱跌倒，不能起身，于是最终去世，享年四十九岁。皇帝临朝时叹息惋惜，按惯例从宫中赙赠钱五十万。孙洙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并熟练掌握典章掌故，讲述古今事情很有条理。他说话出口便能成章，即使面对亲近熟悉的人，也从不说一句鄙俗的话。他的文辞典雅华美，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士大夫都认为他可以成为宰辅，不幸早逝，一时之间人们都为他哀痛惋惜。丰稷，字相之，是明州鄞人。考中进士，任谷城县令，以廉洁明察著称。跟随安焘出使高丽，海上刮起大风，船桅折断，船只几乎倾覆，众人惊慌不知所措，只有丰稷神色自若。安焘叹息说：“丰君真是不可估量啊！”任知封丘县时，神宗召见询问，说：“你从前在海上遭遇风浪，为什么不害怕？”丰稷回答：“大水连天，风浪本来就是海上的常态；凭借神威保佑，还有什么可怕的！”皇帝高兴，升任监察御史。他审理参知政事章惇请托案件时，不受任何动摇，最终使章惇出任陈州。调任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成都路刑狱。入朝任殿中侍御史。上疏给哲宗说：“陛下的明察足以洞察万事的纲要，却不可以任意施用这种明察；陛下的智慧足以应对变故、曲折周全，却不可以任意施用这种智慧。顺从古代圣王之道，是尧、舜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周文王为法，是周成王成为贤君的原因。希望把《洪范》作为根本的借鉴，把祖宗训诫作为珍贵的镜鉴，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思考如何为四海树立准则、为千秋万代留下法式。这样教化就会推行，风俗就会美善，中国就会安定。”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乾顺前来祝贺坤成节时，刘奉世却立即离开边境，丰稷弹劾他，刘奉世按可以赎罪论处，丰稷升任右司谏。扬王、荆王是天子的叔父，尊贵宠幸无人能比，秘密命令蜀道织造锦茵。丰稷在正衙论奏说：“两位圣君以节俭为天下表率，而宗室亲王却奢侈僭越，官吏还奉承迎合，都应当纠正。”退朝后，御史赵▯几对他说：“听到您的话，使我汗流浃背。”改任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任太常少卿、国子祭酒。皇帝驾临太学，命他讲解《尚书·无逸篇》，赐给四品服色，授任刑部侍郎兼侍讲。元祐八年春天，降雪很多，丰稷说：“如今祥瑞还没有降临，灾气交相发生，难道是回应上天的实际行动还不充分，侍奉上天的礼仪还不完备，对上天敬畏的诚意还没有真正显现吗？” 宫廷内的臣子中，有像天圣年间的罗崇勋、江德明，治平年间的任守忠那样干预政事的吗？希望陛下彰明圣德，敬畏上天的警戒，总理并端正一切政务，以消除灾异、招来祥瑞。”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后，召回居于宫外的内侍乐士宣等数人。丰稷说：“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万机，还没有听说提拔进用忠良之士，却首先召来亲近宠幸的人，我恐怕这会损害陛下的大德。” 他以集贤院学士身份出任颍州、江宁府知州，升任吏部侍郎，又出任河南府知府，加官龙图阁待制。章惇想用调动频繁、奔波道路的办法困住他，连续几年急速调换他到六州。宋徽宗即位后，以左谏议大夫的身份召他入朝，途中授任御史中丞。他入朝应对时，遇到蔡京，蔡京越出班次作揖说：“天子从外地召您入朝担任中执法，今天一定有高明的议论。”吕稷神色严肃地回答：“走着瞧，自然会知道。”这天，他弹劾蔡京的奸邪罪状，随后陈瓘、江公望也都加以指斥，但仍未能使皇帝动摇。吕稷对陈师锡等人说：“蔡京在朝中，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里？”他不断攻击蔡京，蔡京于是离开翰林院。吕稷又请求辨明宣仁皇后遭受诬谤所造成的祸患，并且说：“史官用王安石的《日录》扰乱《神宗实录》，如今正在修撰《哲宗实录》，希望申明诫令，告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当时宦官势力逐渐壮大，吕稷怀揣《唐书·仇士良传》在皇帝面前诵读，读了几行，皇帝说：“我已经明白了。”吕稷装作没有听见，读完才停止。曾布得到宠幸亲近者的帮助，将要拜为宰相，吕稷约同僚一起弹劾他。不久，吕稷转任工部尚书兼侍读，曾布于是成为宰相。吕稷的谢恩表中有“佞臣”一语，皇帝问指的是谁，他回答：“就是曾布。陛下如果把他斥退到外郡，天下的事情就安定了。”他改任礼部官职。吕稷认为不应赐给宋用臣美谥，因此不肯书写诏敕。哲宗升祔太庙时，朝廷议论功臣配享，吕稷认为应当采用司马光、吕公著。有人说二人曾获罪，不可以配享。吕稷说：“只应论他们当时是否有功，像唐代的五王难道不是得罪过唐中宗吗？这有什么妨碍配享的呢？”他又说：“陛下用‘建中靖国’作为年号，我认为尊重贤者、采纳谏言，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这叫‘建中’；不制造奇技淫巧，不让身边的近臣招揽权力，这叫‘靖国’。这样才符合体察天地、谨慎开始政事的意义。”宫中禁止用织锦包边宫帘来铺作地毯，吕稷说：“仁宗的被褥用黄绢，日常服用和御用品用的是缣帛，应当遵守祖宗家法。”皇帝下诏停止此事。吕稷尽力直言、坚守正道，皇帝待他很厚，准备让他担任尚书左丞；但他屡次触犯权贵近臣，不能留在朝中，最终以枢密直学士身份出任越州知州。蔡京掌权后，重提旧日怨恨，将他贬为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安置在台州。后来削除名籍，迁往建州，逐渐恢复为朝请郎。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建炎年间，追复学士官职，谥号为“清敏”。

译起初，文彦博曾评价吕稷为人很像赵抃；到赐谥时，两人都因“清”字而得名。吕稷三次担任言官，每次起草奏疏，都一定在密室中进行，连子弟也不能看见。退朝后大多把稿子烧掉，从来不把时政谈给别人听。他所荐举的士人，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都是当时知名的人物。史臣评论说：熙宁年间推行新法，轻浮进取的年轻人争相趋附、谋求升进，而老成、通晓政务的人却迟疑退避，这是多么明智地预见时势啊！御史中丞獬的议论恳切深刻，精通民政；青苗法施行时，唯独獬毅然请求离职，即使陷入窘迫不堪的境地，也不顾惜自己。襄从海隅奋起，多次受挫仍不改变志向，学者最终都受到他的感化；他一心关怀民政，死后仍未停止。公辅因为触犯王安石而被贬黜，洙担任谏官时不能进言，直到实行免役法、收取盈余时，洙才竭力争辩，这大概就是所谓没有探究根本吧！吕稷弹劾蔡京，主张司马光、吕公著应当配享太庙，大概也算是有声望的侍从官了。吕诲，字献可，开封人。他的祖父吕端，曾辅佐宋太宗、宋真宗为相。吕诲性情纯厚，居家努力学习，不随便同人交往。考中进士后，由屯田员外郎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朝廷大臣多上奏章揭发别人的罪过，吕诲说：“台谏官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想广泛采纳意见来弥补政务的缺失。如果所说的事情不属于职分，就是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如今竟然诋毁别人平生为人，揭露暧昧不明之事，刻薄的风气渐渐形成，请下诏惩治革除。”枢密副使程戡结交权贵宠臣，取得执掌政务的地位，吕诲上疏列举他的过错，程戡于是以宣徽使身份出任延州知州。吕诲又上言：“程戡因为才干不称职而被罢免，不应再把边疆任职交给他；宣徽使地位尊贵、权重，不是程戡应当得到的。”兖国公主轻视她的丈夫，夜里打开宫门进去申诉。吕诲请求连同弹劾守门官吏，并追究公主府宦官的罪过，把他们全部逐出。四名御药供奉官遥领团练使，御前忠佐本应裁汰却又被留下，吕诲弹劾枢密使宋庠暗中寻求援助、徇私枉法、扰乱制度。皇帝下诏罢免宋庠，任命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吕诲又弹劾陈升之。陈升之离任后，吕诲也出任江州知州，当时是嘉祐六年。他上疏请求早日确立皇位继承人，说：“我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因为圣嗣尚未确立，多次秘密上疏请求从宗室中选择继承人。希望陛下思考这些忠言，果断独断，以防止尚未发生的祸乱。又听说太史上奏，彗星经过心宿，请求防备西北。按照《天文志》，心宿是天王的正位，前星象征太子；前星位置直则表示太子失势，明亮则显示祥瑞。如今它既位置偏直又昏暗，而妖彗又乘势出现，我恐怕灾祸的征兆不只在西北。自夏到秋，淫雨不断、发生地震，这是阴气盛而造成的灾异，本来就与冥冥中的征兆相应。近来宗室中有流言，事情已经暴露，流传到四方，人心惊骇疑惑，对皇位有所觊觎的念头，难道可以不防微杜渐吗？希望陛下为国家和宗庙考虑，慎重选择亲近而贤能的人，考察是否符合天意；圣上的谋划一旦确定，应当让天下共同知晓。万一有奸臣在其中迎合附会，表面上装作忠实，来迟缓陛下作出决定，这将是最大的祸患，不可不察。”仁宗把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因此确定了议案。吕诲被召回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谏院。英宗身体不适，吕诲请求皇太后每天命一名大臣，与淮阳王一起查看进献的药饵。都知任守忠长期掌权，皇帝即位并非任守忠的意愿，他多次离间皇帝与太后，散布恶言，宫内宫外都骚动恐惧。吕诲给两宫上书，阐明大义，言辞意旨深切，其中有许多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皇帝病情稍有好转，多次说想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太后归还政权后，吕诲对皇帝说：“太后辅佐先帝多年，经历的天下事务很多。重大的事情，应当先向她报告并征求意见再施行，以表示不敢独断。”于是他论列任守忠平生的罪恶，把任守忠及其党羽史昭锡等流放到南方。宦官王昭明等人被任命为陕西四路钤辖，专门统领蕃部。吕诲说：“自唐代以来，凡是出兵不利的事情，没有不是由于监军造成的。如今走马承受官品级已经很低，却对一路造成无穷危害，何况钤辖呢？”皇帝最终罢免了他们。治平二年，吕诲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他上言：“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希望借此增益君主的聪明，防止信息壅塞蒙蔽。旧制中，三院御史常有二十人，后来却逐渐裁减，这是因为执政者不想让皇帝听到朝廷内外的缺失。如今台中缺少中丞，御史五员中只有三人在职；封缄上奏的章疏十份，得到答复的只有八九份。谏官有两人，一人调任他职，一人出使在外，言路壅塞，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我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惭。”皇帝看了奏章，当即命邵必主管谏院。这时，濮王称谓的争议兴起，侍从官请求称濮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吕诲援引义理坚决争辩。适逢秋季发生大水，吕诲说：“陛下有错误的举措，灾异立即发生；只有濮王一事失当，这是宗庙降下的责罚。”郊祀和宗庙礼仪完毕后，他又重申先前的意见，七次上奏章，皇帝都不听；他请求解除台职，也没有得到允许。于是他弹劾宰相韩琦不忠的五条罪状，说：“昭陵的土还没有干，您就急着追尊濮王，使陛下厚待亲生父亲而薄待继承的先帝，使小宗尊隆而断绝大宗。进言者论辩了数月，韩琦仍然坚持错误，不肯改正，朝廷内外都愤懑不平，众口一词。希望把他贬居外藩，以安慰士大夫的舆论。”他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同弹劾欧阳修，说他“首先提出邪曲的主张，用不合正道的说法诱导君主，因为眼前利益而辜负先帝，使陛下陷于错误举措”。这些奏章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诏令称濮王为亲王，吕诲等人知道意见不被采用，便上交告敕，在家待罪，并且说同辅政大臣势不两立。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执政，欧阳修说：“御史认为道理上难以并立，如果我们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皇帝犹豫了很久，命令把御史逐出，随后又说：“不应责罚得太重。”于是下令降吕诲为工部员外郎、蕲州知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宋神宗即位后，吕诲调任晋州，加集贤殿修撰、河中府知府。被召回任盐铁副使，升为天章阁待制，又主管谏院，拜任御史中丞。起初，宫中传出诏旨，命令到京东购买数万两黄金，又命令广东采购珍珠，传言说是要准备宫中十阁的用度。吕诲说：“陛下年富力强，而且聪明睿智，以天下为心，一定不会把心思留在这些事情上，希望立即停止。”

译王安石执政时，当时很多人都说朝廷得到了人才。吕诲说王安石不通晓时事，重用他并不合适。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认为岐王赵颢应当迁居外宅。皇太后大怒，皇帝命令追究他离间骨肉的罪过。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给司法官审理，皇帝不听，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奸臣往往像忠臣，大奸佞往往像诚信之人。王安石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陛下喜欢他的才辩，便委任了他。王安石起初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改变旧制、标新立异，欺骗皇上、蒙蔽下属，用文饰来掩盖错误，误害天下百姓，一定就是这个人。如果长久处在朝廷中枢，天下必然不可能安宁。章辟光的谋划，本来是王安石和吕惠卿诱导的。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重重治我的罪，我最终不会放过这两个人。’所以他们才竭力营救。希望陛下察看隐伏的实情，再拿此事询问士大夫的舆论，这样就能知道我的话是否正确。”皇帝正专心倚重王安石，把奏章退还给吕诲。吕诲请求离职，皇帝对曾公亮说：“如果让吕诲出外任职，恐怕王安石会不安心。”王安石说：“我以自身报效国家，陛下处置我合乎义理，我怎敢因为外在形迹而自我猜疑？只管决定我的去留就是了。”于是吕诲出任邓州知州。苏颂负责起草制词，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在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任杭州酒税监，怎么能教唆他呢？” 所以制词中写道：“结党迎合小人的互相诬陷之言，肆意欺骗皇上的无根之语。”制词发出后，皇帝因此责怪苏颂，并把曾公亮的话告诉他，这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年间上书谈的是别的事情，并不是这件事。吕诲将要进言时，司马光劝他停止，吕诲说：“王安石虽然有一时的声望，但喜欢固执偏见，轻信奸邪反复的人，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听他说话很漂亮，施行起来却疏漏；把他置于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遭受他的祸害。况且皇上刚刚继承帝位，早晚一起谋划议论政事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事。这正是心腹之患，挽救它只怕还来不及，难道可以缓办吗？”吕诲被斥逐后，王安石更加横行。司马光后来果然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认为自己比不上他。第二年，吕诲改任河南知府，任命还没有下达就病倒了。不久，他提举崇福宫，因病上表请求退休，说：“臣本来没有积久的疾病，医生用药不合医理，胡乱投下汤剂，大都任凭个人意愿，诊脉稍有差错，灾祸便延及四肢。臣一身的微小损伤本来不值得顾惜，只是怎能对得起九族所寄托的希望呢！”这实际上是借自身的疾病来比喻朝政。吕诲三次担任言官，都因弹劾大臣而离开，一时之间人们都推重他的刚直。住在家中病情沉重时，他仍然早晚愤懑叹息，以天下大事为忧。病势危急后，司马光前去探望他，到那里时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听到司马光哭泣，他突然坐起，睁眼勉强看着司马光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君实，你要努力。”司马光说：“还有什么要托付给我吗？”吕诲说：“没有了。”于是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海内听说此事的人都痛惜不已。元祐初年，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上表称颂他的忠诚，诏令追赠通议大夫，并任用他的儿子吕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从吕诲被罢职离开后，御史刘述、刘琦、钱顗也都因进言反对王安石而被贬黜。刘述，字孝叔，湖州人。考中进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出任温州、耀州、真州知州，任提点江西刑狱，历任官职升至都官员外郎，六年没有上报考功课绩。知审官院胡宿说他沉静而有操守，特意升任他为兵部员外郎，改任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路转运使，又因覃恩升任刑部郎中。宋神宗即位后，召他任侍御史知杂事；又过了十一年，他仍未上报考课。皇帝知道他资历久，授任他为吏部郎中。他曾说革除奢侈应当从后宫开始，章辟光应当处死，高居简应当贬黜，张方平不应参与大政，王拱辰不应授任宣徽使。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滕甫担任御史中丞时，刘述将要弹劾他。滕甫听说后，先请求入朝应对。滕甫退下后，刘述才说滕甫担任言官却没有提出有益的意见，并且揭发他的隐秘罪恶。皇帝说：“滕甫遇到事情总是争辩，帮助很大，只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罢了。滕甫不停地称赞你的优点，你就不要再说了。”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皇帝下诏，专门命令御史中丞举荐御史，不限制官阶高低。赵抃为此争辩，但没有成功。刘述说：“旧制中，举荐御史，必须是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并且资历必须实际担任过通判；又必须由翰林院各学士与御史台中丞、知杂事互相举荐。因为是众人共同议论、推举，各人都会尽心，不会有偏私、蒙蔽和偏爱的忧患。如今专门交给御史中丞一人办理，那么爱谁恨谁就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即使每次都能选得其人，尚且不至于惹出事端；万一选的不是合适的人，就会接受权臣的嘱托，树立党羽和援助，不依附自己的人便可能被诋毁、中伤、罗织罪名，这种弊端不止一种。改变法度，事情并不轻易，而现在只是参知政事两人共同署名一份札子。况且宰相富弼只是暂时告假，曾公亮已经入朝，台官如今并不缺人，何至于这样急迫！希望收回先前的诏旨，等富弼出仕后，和曾公亮共同商议，再施行此事。”皇帝没有听从。

译刘述兼任刑部官职时，王安石争论谋杀案件的定罪名目，刘述认为他的意见不对。等到诏敕下达，刘述将诏敕封还中书省，上奏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止。王安石向皇帝禀告，皇帝下诏命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的罪行。于是刘述率领御史刘琦、钱顗共同上疏说：“王安石执政以来，还不到几个月，朝廷内外人心喧嚣骚动。大概是因为他专断放纵自己的意志，轻易改变法令制度，毫无顾忌的缘故。陛下任用贤能、寻求治理国家，常常像饥渴一样急切，所以把王安石置于政府。您本来想使时政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却反而使用管仲、商鞅那样权诈的手段，谋求以此取得您的宠爱。于是他又和陈升之合谋，侵夺三司的财利权柄，把它取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开设机构、设置官职，派八个人分赴天下，使众人惊骇，动摇人心。去年又因为许遵替违法行为文过饰非，妄议自首案件的审问法，王安石任凭一己偏见，改变旧法另立新议，损害天下至公的法理。章辟光提出岐王府迁往外宅的说法，离间骨肉，罪不容诛。吕诲等人接连上章论奏，请求加以流放贬逐。陛下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王安石却独自进献昏妄之言，迷惑圣听。陛下认为他是在爱护自己，便隐忍不办。先朝所建立的制度，本来应该让后世子孙世世遵守而不要丧失；他却想事事改变，废弃旧制而不用。王安石从参加科举到历任官职，一直尊崇尧舜之道，用来倡导和率领学者，所以士人的心没有不归向他的，都认为他贤能。陛下也听闻并了解这些，于是把他正式置于公府高位。他遇到这样的时势，又得到陛下如此专一的信任，却首先提出聚敛财利的主张，专门做迎合取悦之事，言语行为乖谬，竟到了这种地步。他刚愎凶狠、自以为是，更加严重。奸诈而请求专权的人，哪里适合处在朝廷中枢，扰乱国家纲纪！希望早日罢免驱逐他，以安慰天下百姓的心。曾公亮身居宰辅之位，不能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反而有畏惧回避的意思，暗中结交援助以巩固宠幸，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也应当斥退免职。赵抃却收敛才智、拱手不言，只求对大臣的意见模棱两可，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 奏疏上呈后，王安石奏请先把刘琦、钱顗贬为监处州、衢州盐务。曾公亮认为处罚太重，王安石说：“蒋之奇也降为监盐务，应当照此办理。”司马光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孔子说：‘守道不如守官。’孟子说：‘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言论，就应当离去。’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臣子的大节。谋杀案件中已经伤人而自首的定罪名目，天下都知道它不对。朝廷既然违背众议而施行，又因为恪守职守的臣子而加罪于他们，臣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心。给鹰鹞喂食，是为了求它凶猛；既然使它凶猛却又把它烹食，那还要它做什么呢？如今刘琦、钱顗所获罪，不过是上疏直言，却因为触犯大臣而被随意贬谪，恐怕臣下从此会因进言而有所忌讳。请求恢复他们原来的资品，以使众人的议论安定。”皇帝没有答复。开封府狱案审理完毕，刘述受到三次审问都不承认罪行。王安石想把他下狱，司马光又同范纯仁一起为他争辩，于是议定贬为通判。皇帝不允许，只命他出任江州知州。过了一年，提举崇禧观。去世时，享年七十二岁。绍兴初年，追赠秘阁修撰。刘琦，字公玉，宣城人。他博学强记，立志高尚纯洁。以都官员外郎身份任歙州通判。被召任侍御史后，上言：“自从修筑绥州城以来，多次招致羌人入侵，应当放弃它。”浙西开凿漕运河道，工程本来很小，使者却夸大其事，因功升官。进言者论说这件事不对，诏令刘琦就此进行弹劾，官吏人人惶恐不安。刘琦只查办了最初谋划的两个人。被贬后，任邓州通判，去世时享年六十一岁。钱顗，字安道，常州无锡人。起初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孙沔任知州时以威严治理，属吏奔走听命。钱顗任职办事公正，不容许任何人阻挠；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一定据理力争，因此唯独受到孙沔器重。他任赣县、乌程县知县时，都因治理政绩闻名。治平末年，他以金部员外郎身份任殿中侍御史里行。许遵议论谋杀案件的审问和定罪名目，尚未定案便进入大理寺任职，钱顗认为：“一个人的片面说辞，不能扰乱天下的法律；许遵的见解迂腐固执，不能担任掌管刑法的职务。”朝廷不听。两年后钱顗被贬，将要走出御史台时，当众责备同僚孙昌龄说：“平日士大夫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声，只因为过去在金陵做官时，谄媚侍奉王安石，王安石曲意推荐你，你才得以做御史。你也应当稍微想想怎样执掌国政，为什么只想附会权势来求取美官？如今我将要被远远流放，你自以为得计了吗？在我看来，你连狗和猪都不如。”说完便拂袖上马离去。后来他从衢州迁往秀州。家里贫困、母亲年老，甚至向亲友乞求借贷来供给早晚饭食，但神情安然，丝毫没有被贬官的脸色。苏轼赠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乌府先生铁作肝”的句子，世人因此称他为“铁肝御史”。去世时，享年五十三岁。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年间，随父亲在江宁任官，闭门刻苦学习。王安石知道他的名声，邀请他相见，并称赞奖掖他。郑侠考中进士，成绩优异，调任光州司法参军。王安石执掌政府时，凡是推行的措施，民间都认为不便利。光州有一桩疑难案件，郑侠审理后提出意见上奏，王安石都依从了他的请求。郑侠感激王安石把自己当作知己，想着要竭尽忠心。任期届满后，他径直进入京城。当时刚开始实行试法诏令，选人中通过考试的可以越级升为京官，王安石想让郑侠凭此升进，郑侠却以自己从未学习过法令为由推辞。王安石三次去见他，询问他所听到的意见。郑侠回答：“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这几件事，以及在边境用兵，在我心里不能没有一点忧虑。”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退下后不再去见王安石，只是多次写信说明新法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过了很久，他任安上门监官。王安石虽然不高兴，仍派自己的儿子王雱前来，把试法的事告诉他。当时朝廷刚设置修经局，又想征召郑侠任检讨，便又派他的门客黎东美来传达意思。郑侠说：“我读书不多，不足以辱没检讨这个职位。我来这里，是想请求到宰相门下执经受业罢了。然而宰相发表言论、持论主张，无非把官爵放在首位，因此对待士人的态度也很浅薄。如果真想援引我、成就我，不如采用我所献的那些有利百姓、便利事务的办法，实行其中一两项，使我进用时没有惭愧，不也是好事吗？” 当时，免役法颁布，百姓和商人都认为苦不堪言；即使是挑水的、舍发的、挑粥的、提茶的这一类小贩，不缴钱就不能贩卖。税务机构索取市利钱，最后收取的有时比货物本钱还重，商人甚至以死相争，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郑侠借黎东美把这些事情列举上报。不久，诏令规定小商贩和零星贩卖者免征，商人负担最重的部分减去了十分之七，其他方面却没有实行。

译当时，从熙宁六年七月起一直不下雨，到熙宁七年三月，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东北地区的流民，每逢风沙蔽天，就扶老携幼堵塞道路，身体瘦弱，满面愁苦，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城边百姓买麻糁、麦麸，掺入米煮成粥，有的吃树木果实和草根，甚至身上戴着锁械，背着瓦片、木柴，卖掉来偿还官债，接连不断。郑侠知道无法劝谏王安石，便把自己所见全部画成图，带着奏疏到阁门上呈，却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假称事情秘密而紧急，通过驿马递送到银台司。奏疏大意说：“去年蝗灾严重，秋冬大旱，麦苗焦枯，五谷没有收成，众人都害怕死亡；到了春天，砍伐树木、竭泽捕捞，草木鱼鳖也都不能生长繁衍。灾祸到来，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希望陛下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凡是有关官府苛剥贪取、不合道义的政令，一概废止。希望这样能使下方召来和气、上方回应天心，延续万民垂死的性命。如今台谏官占据职位却不进言，左右辅弼又都贪鄙而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胸怀道义、具有见识的人，都不愿同他们说话。陛下用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却使人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我私下听说，南征北伐的人，都把获胜的形势、山川的地貌绘图进献，想来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典当妻子、卖掉儿子，砍桑毁屋、流离逃散、惶惶不安而无法自给的情状上报给陛下。臣谨慎地把每天所见画成一幅图，仅仅是亲眼看到的这些，已经足以让人流泪；何况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呢！如果陛下采纳臣的话，十天之内仍不下雨，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杀臣，以惩治欺骗君主的罪过。”奏疏上呈后，神宗反复观看图画，长叹了好几次，把它卷在衣袖中带入内宫。当晚，他躺下不能入睡。第二天，命开封府酌情放免行钱，命三司查究市易法，命司农寺打开常平仓，命三卫查明熙河地区用兵的情况，命各路上报百姓流离失所的原因。青苗法、免役法暂时停止催缴追呼，方田法、保甲法一并停止，共计十八项措施。民间欢呼庆贺。又下诏责备自己并征求意见。过了三天，大雨降下，远近都得到充分滋润。辅政大臣入朝祝贺，皇帝把郑侠进献的图和奏状给他们看，并且责备他们，他们都拜谢认罪。王安石上章请求离职，外界这才知道郑侠所实行之事的缘由。群奸咬牙痛恨，于是把郑侠交给御史，追究他擅自使用驿马传递奏章的罪过。吕惠卿、邓绾对皇帝说：“陛下多年以来废寝忘食，才成就了这些美好的政事，天下正享受它们的恩惠；一旦采用狂妄之人的话，把新法几乎全都废除，难道不可惜吗？”二人一起在皇帝面前环绕哭泣，于是新法全部恢复原样。王安石离开后，吕惠卿执政，郑侠又上疏论列他。他仍然取《唐书》中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祀的传记，分作两轴，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的臣子中暗中附和李林甫一类、反而与姚崇、宋璟相反的人，他分别按类别编写，又写成书进献。郑侠还说宫禁之中有披甲、登殿等事情。吕惠卿上奏说这是诽谤讥刺，把郑侠编管到汀州。御史台吏杨忠信去拜访他说：“御史们缄默不言，而您却不停上书，这是进言的责任在监门之人身上，而御史台中竟没有人了。”他从怀中取出两帙《名臣谏疏》交给郑侠说：“用这个来帮助正直之人。”吕惠卿揭发了这件事，并且唆使御史张琥一同弹劾冯京，说他们结党。郑侠走到太康时，被召回接受审讯；案件审结后，吕惠卿议论要把他处死。皇帝说：“郑侠所说并不是为了自身，忠诚也值得嘉奖，怎么应当重重治罪呢？”只把他迁谪到英州。他到达后，得到一间将要倒塌的僧房居住；英州无论贫富贵贱都对他加以敬重，争相派子弟跟从他学习，并为他建造房屋让他迁居。哲宗即位后，郑侠才得以回归。苏轼、孙觉上表称说他的事迹，朝廷任命他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他再次被流放到英州。宋徽宗即位后赦免他，恢复原来的官职，但又被蔡京夺去官职，此后不再出仕。他穿布衣、吃粗粮，退居田野；然而一言一语，从未忘记君主。宣和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同乡人揭榜称他的里门为“郑公坊”，州县都在学校中祭祀他。绍熙初年，诏令追赠朝奉郎，并授他的孙子嘉正为山阴县尉。史臣评论说：吕诲因为进言三次被贬，刘述、刘琦、钱顗困顿艰厄直到死亡，但都充实自得、毫不后悔；他们自身虽然不得志，声名却显赫于天下后世。郑侠凭借小小的官职，虽然进谏没有立即被采信，却能用片言使君主醒悟，使祸害百姓的法令几乎一举之间全部废除；功劳虽然没有完全成就，但这份忠心也足以昭白于天下后世。吕惠卿、邓绾的罪过，难道杀戮能够尽数惩罚吗！列传第八十一。何郯、吴中复、从孙择仁、陈荐、王猎、孙思恭、周孟阳、齐恢、杨绘、刘庠、朱京。何郯，字圣从，原本是陵州人，后来迁居成都。考中进士后，由太常博士任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进言论事没有什么避讳。王拱辰被罢免三司使、出任亳州知州，不久又留在经筵任职，何郯请求追究他钻营谋求职位的罪过。石介死后，枢密使夏竦诬陷他行诈，朝廷下令到京东核实，何郯与张昪竭力陈述夏竦的奸邪罪状，此事得以停止。杨怀敏因卫卒叛乱一事，仍然担任副都知，何郯又与张昪、鱼周询共同弹劾他。仁宗召见他们说明：“杨怀敏确实是最先察觉变乱的人，应当有所宽免。”何郯等都说不可以，杨怀敏最终被逐出。何郯争辩得尤其有力。皇帝说：“古代有撞碎脑袋来进谏的人，你能做到吗？”他回答：“古代君主不听谏言，所以臣下才有撞碎脑袋的事；如今陛下听取谏言像水流一样顺畅，臣怎么敢掠取古人的美名而把过错归给君父呢？”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夏竦夸大张贵妃的功劳，谏官王贽于是说祸乱的根源起于皇后宫中，请求追究此事，希望动摇中宫，暗中为贵妃谋求地位。皇帝把这话告诉何郯，何郯说：“这是奸人的阴谋。”于是停止追究。夏竦负罪却不肯离任，何郯等上奏请求让他出任河南知州，夏竦请求留在京师。何郯说：“奸佞之人在君主身边，会连累善政，希望不要改变先前的命令。”夏竦于是动身赴任。当时诏令群臣陈述朝廷内外结党邪僻、险诈之人的情况，过了很久却没有施行。何郯请求核查事实是否如此，趁机说道：“如果真诚地对待万物，万物一定会以真诚回应。真诚和猜疑，是治理和混乱的根本，不能因为一个臣子欺诈就怀疑众臣，因为一个士人欺诈就怀疑众士。况且选择官员是宰相的职责，如今任用一个小吏，就怀疑他是出于私心，所以细小事务有时也要亲自裁决。分镇一方是将帅的职责，如今专办一件事，就怀疑他另有图谋，所以设置多种限制加以控制。广泛访求意见是大臣应有的气度，如今见到一个士人，就怀疑他是在请托。士人之间相互推举本是常情，如今推荐同类，就怀疑他们结党。君臣彼此猜疑，却想使天下没有闭塞不通的祸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