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矩第八

译我从《大学》观察，知道王道的根本在于心。因此，把它推极到大道，以絜矩为根本，以爱恶来发见，以忠信来实行，以谨慎修德为先导，以喜好仁德来感发，以义利来辨察关键，这些不过都在一个人的心中。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万人共同的心。因此，用人来治理，用财物来养育人民，敬养老人、尊长年长者、爱护年幼者，天下就治理好了。中和得到实现，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并生长发育，格物的功用真是广大而宏大。命、性、道、教，归根到底是同一个东西。从上天来说叫作命，从人来说叫作性，从它发用于事情来说叫作道，从它建立法则来说叫作教，归根到底是一个东西。所谓天命，就是一理贯通、万物一体的道理【缺字】。所谓教，就是用来充分实现人与万物的本性，使之【缺字】的东西。所以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归还父母；如果不是把天下最大的仁和孝发挥到极致，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谓戒慎，就是不忘记；所谓恐惧，就是不懈怠。不可被看见、听见的，是道的本体。所谓“其”，就是无声无臭【疑文】。所谓“其所”，难道一定都有所指吗？孔子说：“睁大明亮的眼睛去看它，却看不见；侧耳去听它，却听不见。”君子明察到这一点，便以敬意存养它，使它贯彻到实际作用中。戒慎恐惧就是敬，也是存养它的方法。“为什么说把郡看作自己的家？”回答说：“假如做郡守的，看见属吏的好坏，就说：‘这是我家男女奴仆的才与不才。’看见一年收成和赋税的丰歉，就说：‘这是我家众人死活所系的事情。’看见境内礼让之风还不融洽，就说：‘我家的家道还没有端正。’看见边境祸患还没有平息，就说：‘盗寇侵入了我的屋子。’百姓有犯罪的，就说：‘同一屋里的人发生了争斗。’城寨没有治理好，就说：‘这是在修缮我的墙屋。’这就叫把郡看作自己的家。然而，事情还有治理不好的，是从来没有的。” 道的本体和功用同出一源，显明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那么，为什么又说中与和呢？和，是从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君子戒惧、谨慎独处，以敬意来涵养其中。中，是人从上天所接受的东西；中确立了，和就产生了，学习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它真是最容易的，也是最简约的！“为什么说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身体？”回答说：“假如做郡守的，看见百姓饿得哭泣，就说：‘这是我的饥饿。’看见百姓因寒冷而呼号，就说：‘这是我的寒冷。’看见百姓有疾病困苦却无处申诉，就说：‘这是伤痛深入我身的疾苦。’这就叫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身体。然而，爱护不能周遍的，是从来没有的。” 道达到中和，就是极致了；但为什么又说“致”呢？因为要由此推达到彼，这是修明道、建立教化的事情。在家中施教，在国中施教，在天下施教，于是中和就能在家、国、天下得到实现。这就是《中庸》中谈论政教的意思，所以中和充满整个宇宙。中和充满宇宙，宇宙之内便都弥漫着和气。和气弥漫，阴阳没有差错，天地的位置就安定了；阴阳相互交感，万物就生长发育了。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是性命内部的事情。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是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归还父母。有人问：“夫子的中和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却没有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生长发育呢？”回答说：“夫子虽然达到中和，却没有把中和推行出去。夫子没有得到邦国，因而没有可以推行它的地方，所以不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生长发育。假使夫子能够得到邦国，建立礼法、推行道，安抚招徕远方的人，使行动归于和谐，那么中和就实现了；中和实现，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也就在其中了。” 只有白沙夫子，他的道以自然为根本，所以与百姓共同处于日常生活之中，与鬼神共同处于幽冥之中，与天地共同运行，与万物共同流转。把这些会合贯通起来，生生化化的奥妙，全都与我同为一体，充塞流行于无穷之中；有人掌握其中的关键，而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行事罢了。只有夫子的道以中正为根本，正因为中正，所以能够自然。过分，是过度运用自己的心；不及，是不运用自己的心；中间才是正当的位置。聪明和愚笨都不知道中道，所以我知道他们不能实行；贤者和不肖者都不能实行中道，所以我知道他们不能真正明白。知与行原本是一回事。舜为什么成为大智者呢？有所询问便加以考察，考察之后便加以宣扬，这是知的精微；宣扬之后便加以执持，执持之后便付诸实行，这是行的最高境界。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明知而不舍弃，这就是舜的智慧；他的智慧真是伟大啊！在黑暗的屋子里，坐久了就会产生光明，何况心灵之府虚静，成就本性并不断存养它，难道还会没有天下最明彻的智慧吗？有人问：“虚空就是气吗？”回答说：“它确实存在，就是风云雷雨。它们为什么由气产生呢？因为有了形状就能看见罢了。知道风云雷雨由什么产生，就知道气在哪里。” 天下人谈论道，不过是谈器罢了；掌握了器，道就在其中。天下人谈论性，不过是谈气罢了；掌握了气，性就在其中。懂得动静，就懂得阴阳的情状；懂得阴阳的情状，就懂得天地的功用。动静和阴阳，都不过是反过来从自己的心中求取罢了。延平所说的“默默静坐，使心澄明，体察并认识天理”，我对此有所取法。时时都是如此，而在行动时尤其严重。一件事情一发动，意、必、固、我就会由此产生，天理便消灭了。圣人感叹中庸难以做到，他忧虑道的心，难道不是更加迫切深切了吗？所以，只有强者能够做到，因为他有力量；只有圣者能够做到，因为他用不着费力。有力量，是贤人的学问；无所用力，是圣神的德性。宇宙之间的气难道不是一个整体吗？气是一体，理也就是一体。好比池水浑然一片，许多鱼在其中生长，这就叫同体。水满了便一同生长，水干了便一同死亡，这就叫一体。至于它们在形体、呼吸、性情、潜游和跃动上的差异，只是分化有所不同罢了。

译三位仁人走的是同一道路，都想保存殷朝。若说他们拘守固定的死框框，各自只选择一件事去做，那都是出于有意的私心，是有所图谋才去做的；况且这对殷朝的存亡又有什么补益呢？后来的儒者只是把这天理看得不活泼了。延平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三人都是纣王的父兄贵戚，当时一定都曾进谏。微子是纣王的兄长，见进谏而纣王不听，便离开职位逃出宫去，仍然希望通过离去来劝谏纣王悔悟。所以箕子说：“王子不出，我就要倾覆。”这分明是希望微子以离去进谏，来挽救殷朝的危亡。有人说“抱着祭器归附周朝，以保存宗庙祭祀”，就是指微子离去，这是不对的；这应是商朝被攻克以后，纣王反绑双手、口衔玉璧，武王释放微子时的事。箕子见纣王如此，仍然不停地进谏，纣王发怒，就把他囚禁起来。这时纣王的怒气还没有达到极点，所以箕子没有被处死，便假装发狂，甘愿做奴隶，希望纣王悔悟改过。因此他说：“商朝大概要灭亡了，我不愿做臣仆。”意思是不忍身居臣位而坐视国家灭亡，却甘心被囚为奴。若认为这是不侍奉两个君主的意思，那正是三位仁人优先考虑的事，何必还要先说进谏呢？有人认为箕子因为知道道义所在，所以没有死；这样一来，箕子若自以为知道道义，就已经不是箕子了。至于比干，他的进谏像起初一样，反而更加恳切；当时纣王的怒气已经很盛，比干便安然面对死亡，也用死来进谏，希望纣王悔改，从而保存宗庙社稷。事情各有先后，三人所遭遇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罢了。死亡不是做人臣的幸运；如果说比干安于按义理应当去死而不再进言，那就是有意求死，而不是天理的正当，怎么能说这是自我安顿、成就仁德呢？三位仁人都有同样的保存殷朝之心，都是无所图谋而自然行事，合乎天理的正当原则，所以三人互换处境，也都会这样做。“人的形体有差异吗？”回答说：“没有差异。”“人的心有差异吗？”回答说：“没有差异。东西南北和中央人的心，都是一样的。人是天地的心，天地有差异吗？因此，天地最东边只要有人存在，就同有这颗心；天地最西边只要有人存在，也同有这颗心；天地的南北中央只要有人存在，也同有这颗心。难道只有圣人才如此吗？陆子的说法还不够广泛。” 如果心只是虚灵而停留在虚灵上，就会空疏；如果只是应对变化而流转于应变之中，就会流于事迹；如果知道虚灵和应变，却滞留在虚灵、应变之中，就会昏昧。昏昧、空疏和拘泥事迹，都不足以显明道，也不是圣人的学问。必须以虚灵来体察道的本体，以应变来把握道的作用，并兼具虚灵与应变而使之神妙贯通，天理才会显现。能够获得天理，这就叫作天人合一。问：“三位忠臣之所以成为忠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三位忠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是无所图谋而自然去做的。三位忠臣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尽忠，只是不欺骗自己的内心罢了。若知道这是尽忠而去做，就不是三位忠臣了。三位忠臣只是尽自己的心、保存自己的本性，只知道舍身赴死，却不知道这是为了成就仁；只知道舍生，却不知道这是为了取义。殷朝有三位仁人，说：‘人各自安顿自己，把自己献给先王。’三位忠臣也只是知道自我安顿，却不知道把自己献给先王。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忠，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三位忠臣。” 聚集是我的本性，离散也是我的本性，所以张子说：“知道死亡却并不消亡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本性。”说有聚有散，是就人物来谈；说死而不亡，是就天地来谈。然而从天地宇宙胞胎般的范围，到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不过都是同一元气，哪里有什么聚散呢？所以懂得这一点，就懂得道了。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想要知道道的人，请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把平生一切的嗜好和欲乐统统扫除。不要只去掉喜爱财利的心，还要彻底去掉喜爱名声的心；不要只去掉追逐利欲的心，还要彻底去掉固执私见的心，这样才可以入道。“大人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这句话固然极好，但也要善于体会。如果马上把赤子之心当作大人之心，认为不再需要学习问道，便会导致废弃学问，那危害难道小吗？关键只在“不失”二字，也只在“其”字。不失去赤子之心，必须依靠学问；学问的途径没有别的，只是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学问之所以要找回本心，就是为了不失去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最初的本心，也是真心。普通人都是把它损坏了才去修补；大人则从做赤子时最初的一点真心开始，用学问不断涵养它。只从最初这一点真心、光明而虚灵的良知良能出发，逐渐扩充，直到达到广大、极其高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譬如一粒谷种播在地里，又时时培育，由苗而抽穗，由抽穗而结实，也只是把最初的这一点生机逐渐扩充到这个地步。并不是说种子本身就是果实，所以说：“不能把它扩充开来，就不足以保全妻子儿女。”这与上面的意思可以互相发明。人们所谓立志，是说要有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心。我所说的志，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志于学”，所以立志必定要有实际功夫，能够教人走上正当的道路。大体说来，古人说“志”字不是空说的，例如《春秋左传》说：“我志在它的眼睛。”意思是心里想射中它的眼睛。现在人们所说的立志，好像求仙一样，只是想成仙，却不做成仙的功夫；如同站在深水边羡慕鱼，却不去编织渔网。忠恕就是一贯之道；“一贯”只是悬空的名称，忠恕才是它的实际道理。孔子所说的“一”，就是忠恕，被曾子一句话说破了，所以应当知道忠恕就是贯通天下的道理。仔细看《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话，每一章都是一贯的道理，都是内外、心事、体用、动静合而为一；只是这些道理在曾子、子贡那里被说出来，用来启发他们发问。孔子略微开启这个论题，却没有把话说尽，使人悟到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当即不待发问便唯唯应答，说“一”就是忠恕。子贡便无法发问，所以也不能领悟，这是因为他没有曾子那样的功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必须知道那种不因增减而改变的东西是什么。若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东西，只在躯壳上起念，就不可能不受毁誉、生死的影响。若认识到了，那么生死和毁誉原本都与它无关；关键只在于体认。许衡和吴澄的出处不同；鲁斋笃实，草庐则比鲁斋更加聪明。总的说来，悟入道理也需要聪明和见识；若没有聪明睿智，就不足以通达天德，而关键只在涵养。正因为有私心，所以刻薄而嫉妒。若内心公正，看见别人有过错，听见别人谈论别人的过错，便会警惕得如同疾病疼痛在自己身上一样，哪里忍心用嘴说、用耳听呢？

译道只有一个道，再没有第二个道。把道分成两个的，都是异端；即使其中言论很多，偶尔有一两句说得中肯，从根本旨趣看也没有可取之处。我们的道本来就足够了，何必向旁门寻求？至于说老子得到了《易》的本体，更没有道理，这是康节没有见到道的地方。哪里有只得到本体而没有作用的道理？体和用同出一源，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不必再为此疑惑动摇。学习以天理为根本，以涵养为功夫，以改变气质为可贵，以听闻并体悟道为最高境界。天地之间只有“感应”二字。有彼此相互感应的，有自己感发、自己应验的，因此产生屈伸消长的道理，这就叫道；比如云雨的升降，也是其中一种。佛道等外学各自窃取其中一端来立说，然而公私之间相差非常悬殊。学习的关键在于懂得言语的真实含义。喜爱善言，不是乐于道、忘掉自我的人做不到。许衡极力称许大禹，孟子却只说“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直接从好恶上断定大禹之所以成为圣人，难怪世人没有看出来。圣贤的学问只在性情上体会和处理。所以孔子不怨天、不责怪人，颜子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错。关键只在平日时时存养本心、体认天理，遇到愤怒就能觉察，却不让它暴烈发作。程子的说法，不过是让初学者这样体验罢了。若在学习的初步阶段，难道要等到发怒时才忘掉怒气、观察道理吗？担心自己不能控制怒气，只是因为本心没有存养，体认的功夫疏忽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道理。即使一个人所遭遇的生死、荣辱、得失的命数各不相同，我所遵循的道理却从未不一致。平素处在富贵中，就按富贵的处境行事；平素处在贫贱中，就按贫贱的处境行事；平素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处境行事；平素处在患难中，就按患难的处境行事。所遭遇的命数虽不相同，但我实行道的心始终如一，又何必谈论命数呢？圣人知道天命，必定不会这样。于是邵尧夫把这番道理传授给明道，明道不接受；伊川问：知道《易》的数，是知道天吗？知道《易》的理，是知道天吗？等到雷声从起处传来，便足以打破他的疑惑了。暂且察见天理，使它纯粹中正，将来继续涵养，四种毛病、五种贼害自然会退避。否则旧有习气尚未去除，恐怕不知不觉又会落入当时的窠臼。行动处在行动中，却不离开宁静，所以不会流荡；宁静处在宁静中，却不离开行动，所以能够落实。把心藏在幽暗处，发用时反而更加光明，这是精神守正的表现；把意志劳役在显露处，久而久之反会更加昏暗，这是精神外驰的表现。所以说：“君子的道，幽暗而日益彰明；小人的道，显耀而日益消亡。” 责备自己的人，心胸一天比一天宽裕；苛求别人的人，处境一天比一天困窘。我曾经观察过万物尚未出现以前的心，它洞然开朗而空虚，昭然明亮而[灵。虚]，是心能够产生的原因；灵，是心能够神妙的原因。我又曾经观察过万物出现以后的[吾]心，它闭塞窒滞，昏乱暗昧。闭塞，是心趋于死亡的原因；昏暗，是心被外物役使的原因。它的空虚和灵明，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心的本体；它的闭塞和昏暗，也不是由内心流失出去，而是欲望遮蔽了它。一旦觉醒，遮蔽便彻底消除，空虚而灵明的本体就显现出来。日月被云遮住，并不是没有日月；镜子被尘土遮住，并不是没有光明。心体察万物而不遗漏，没有内外，也没有终始。孟子说“求放心”，是说要使心警醒觉察；否则，什么是外、什么是内？什么是前、什么是后？什么是放失、什么是寻求？放失的心只有一个，寻求的心也只有一个；用心去追逐心，纷纷扰扰地来往，朋友也跟随你的思虑，只会更加混乱。想使心不被遮蔽，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减少欲望，没有比专一守持更好的。有人问什么叫专一守持。回答说：“就是不心怀二念。”又问：“是专守某一个事物吗？”回答说：“若专守某一个事物，反而就有了二念。心中本来不应有任何固定的外物；一旦某个外物逐渐侵入，便会丧失本心。” 求学的人只是端正自己的心罢了。心端正以后义理才会产生；义理产生以后，万物各自安处于应在的位置，天地也就各得其位。不被物欲牵累，气质才能得到端正；不受气质偏蔽，德性才能得到完整。即使上等资质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气质，即使下等资质的人也不可能没有德性。上等资质的人向上受教化，下等资质的人向下受教化。能够在无人处也不感到惭愧，这样才可以达到与天同游、从容舒展的境界。不愧于屋漏之处，内心的快乐就绵绵不绝；达到与天同游的境界，行为就坦荡平正。患痿病的人寻求毒药方剂，难道不是因为担忧元气吗？使用毒药方剂却又不使元气受到损伤，除了才思敏捷而又敦厚稳重的人，谁能兼顾两方面呢？才思敏捷，可以用来整治官吏的弊病；敦厚稳重，可以用来敦厚社会风俗。既不流于柔靡，也不流于苛刻；既不使人惨痛，也能使人舒展，就像良医治病一样，疾病去除了而人们甚至察觉不到，这样才好。贤人少有欲望，圣人没有欲望。少欲达到极点可以成为圣人，无欲达到极点可以与天相合。成为圣人，就没有主观成见，也没有非做不可的执着；与天相合，就无声无息、无形无迹。懂得说话的人，也懂得沉默；懂得进取的人，也懂得退让；懂得生存的人，也懂得死亡；懂得生的人，也懂得死。所谓“令”，就是牧养人民的人；牧养人民，就是用来治理人民，而不是被人民所治理。譬如牧人告诫说：“不要放纵牲畜吃光草料，不要让它们践踏田地，不要让群畜相斗。”这样才称得上是良牧。官长告诫百姓说：“安定你们的生活，控制你们的情欲，平息你们的争斗。”这样才称得上是善于牧养人民的官长。求学的人要达到自然的境界；达到自然，就无须再有意造作。日月的盈亏，昼夜的明暗，寒暑的往来，谁在使它们这样？谁又在阻止它们这样？它们顺其自然，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心就是生机，如同树在土地中；片刻不能保存它，生机就会完全断绝。天地之间，阴气不能不张开而转为阳气，阳气不能不收敛而转为阴气，所以产生一气的感应。人的心处于宁静时，不能不有所感而转为行动；行动又不能不归于寂静而转为宁静，所以产生一体的变化。把这两方面合为一体，因此能够敬慎而不失其本心。礼，就是践履；乐，就是使人快乐。用礼来践履，使百姓没有邪曲的行为；用乐来使他们快乐，使百姓没有邪曲的内心。没有邪曲的行为，风俗就可以得到端正；没有邪曲的内心，祥瑞就可以感召而来。后世礼崩坏了，百姓没有可以践履的规范，所以手脚无所措置；乐崩坏了，百姓没有可以快乐的内容，所以怨恨叹息日益产生。本性，是天地完整的德性。学习并不是给它增加什么，而是使它返归本真；返归本真，就是使自己肖似天地，并与天地共同参赞化育。用书本遮蔽自己的心志，终年也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用镜子遮住自己的脸，整天也不能看见自己的形貌。所以先以主敬立身，然后我才能站立不移；我站立不移以后，就不会被外物遮蔽；逐一穷究、体察万物，天下的道理就能获得。道，不过是感应罢了。学习，就是把握感应的关键；没有内外之分，没有人与己之分，没有终始之分，只是一个整体罢了。《六艺》《九容》都是为了使心志专一。一收一放可以观察道的根本，一动一静可以观察本性，一屈一伸可以观察精神，一言一默可以观察德性。视、听、言、动若不合于礼，就不是本心；去掉不合本心的行为以后，才能合乎礼；合乎礼以后，“参前倚衡”的境界才会显现；“参前倚衡”的境界显现以后，手舞足蹈的快乐才会产生。

译有人问：“治理天下，封建制度可以恢复吗？”回答说：“可以；它难道不是使天下归于公的道义吗？难道不是保全天下的利益吗？”那人没有领会。回答说：“把天下的土地按功劳和德行分封，而不据为私有，还有什么道义比这更大呢？按照五服来制定制度，设置五重藩篱，每重五百里，所以外面没有人能够侵犯。天子统辖二伯，二伯统辖连帅，连帅统辖诸侯，所以动乱不会发生；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后世凭几丈高的城墙、分裂的军队，自以为安全，唉，真是迷惑！天子是嫡长子，诸侯是庶子。一个家族如果只有嫡长子占有并独占家业，众子就会争夺它，这不就是不实行封建吗？如果求取天下没有制度，众人就会乘机而起，这不就是不仁的君主吗？柳子没有看见其中的根本，只拿乱世中难以实行的情势来说明它，因此既不知道其中的大义，也不知道其中的大利！” 高陵吕子将要回去，来告别。我说：崇尚四种教诲，辨明四种迷惑，这样就可以告别了。古人的文章用来阐明道，今人的文章却用来遮蔽道；古人的行为用来积累义，今人的行为却只是袭取义的形式；古人的忠信用来增进德性，今人的忠信却使德性陷于泥滞。阐明德性的人通达，遮蔽德性的人眩惑；积累义的人充实，袭取义的人困穷；增进德性的人弘大，亲昵、拘泥于德性表象的人孤立。崇尚这四种教诲，去掉这四种迷惑，接近道的关键就掌握了。因此君子广泛学习而有所取舍，落实在文章上；举用并安置于实际，落实在行为上；使之充实并亲身践履，落实在忠上；遵循并运用于实际，落实在信上；使之神妙贯通而化育万物，落实在德上。这四种教诲，是进入一德之门的途径。天地之间，不过是一感一应罢了。阴阳的屈伸，万物变化的往来，人事之间的酬答，都只是感与应罢了。能够使感应神妙的，难道不就是神吗？在产生恻隐之心时可以观察仁，在产生羞恶之心时可以观察义，在产生辞让之心时可以观察礼，在辨别是非时可以观察智，在动静之际可以观察本心。本心只有一个，并不因动静而有间隔。阴阳都有自己的精微本质，日月各自得到自己的正性。阴性的月亮，它的光大概就是水的光吧！阳性的太阳，它的光大概就是火的光吧！日月的光彼此相关而不彼此容纳，它们盈亏的迟速不同，正是阴阳的本性如此。张子将要回乡探望亲人，请求我赠言。明子对王子说：“赠言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了。”张子问：“学习什么最大？”回答说：“辨析最大。”又问：“辨析什么最大？”回答说：“辨别儒、释最大。”又问：“什么是儒？”回答说：“知道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又问：“请问其中的原因。”回答说：“儒家有动有静，佛教也说有动有静。儒家的静，是体合于天；它的动，是依照天而行动，所以寂静与感应是一体的。佛教的静，是灭除天性；它的动，是违背天理，所以体与用分为两端。因此，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没有私我；佛教徒则排斥身体和六根，反而自守私心。由此可见，公与私、大与小的区别就判然分明了。” 天道没有私我；天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存在于人和万物之中。因此，存有私我之心，就叫作背弃天道。君子离开仕途有三种情况，居处不仕也有三种情况。明白义理、合乎道而离去，是上等；轻视世俗、相信道而离去，是次等；年岁已高、知道适可而止而离去，又次一等。修养道德而居处，是上等；安然退隐而居处，是次等；羡慕安逸而居处，又次一等。道德蕴藏在内，享有它便表现为富贵，施行它便表现为功名。因此，富贵不脱离道德，周公以此为乐；功名不脱离道德，伊尹、傅说以此为乐。伏羲以前，天下浑厚朴实，不借助文字，道理自然明白；伏羲以后，天下变得□□，文辞[愈]□，而道理有时反被阻塞。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天又说过什么呢！”《尧典》《舜典》等书，除了“精一”“执中”之外，谈论道的言语很少。由德性主事的人，能够向上通达；由血气主事的人，只能向下沉沦。观察道，就像观察星星一样；一个人指给别人看，不如十个人一同指着看得清楚。帮助道，就像共同渡船一样；一个人掌舵，不如十个人一同操持容易。唉！应子应当略去支离琐碎的说法，归结到统会贯通之处。观察高远的天空，只从一条缝隙看，可以说看得明白，却不能说看见了天空；观察浩瀚的大海，只用一勺水看，可以说看见了水，却不能说看见了大海。《易》说：“仁者见到它，称它为仁；智者见到它，称它为智。”若不是明白道的人，谁能够认识它呢？《中庸》说：“聪明的人和贤能的人超过它，愚昧的人和不肖的人达不到它。”所谓贤、智，是用心过度的人；愚、不肖，是不用心的人。过度用心和不用心，都不足以参与大道，所以必须掌握一种既运用心思又不执着于运用的关键，看见天地自然的本体，不忘记它，也不刻意助长它，然后才可以独自获得这大道的全体。君子的学习，不过是反省自己罢了。反省自己，就会看见自己不能不愧对上天，所以不怨天；看见自己不能不在人前惭愧，所以不责怪别人。严子陵并不是一味追求高尚名声的人；他和鲁两生一样，都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果任用他们，礼乐难道不能兴盛吗？所以他怀抱着安定天下百姓的志向，不可以满足于小有成就，故逃□□多□□修不可以诡俗同器也，故违背时俗而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又不可以忘记世事，所以回应外物来观察征兆。看见征兆又不可以苟且顺从，所以保全自身以实现志向。因此，怀抱仁德、辅佐正义，崇尚道德、致力实用，道就修成了；道德得到崇尚，礼乐就完备了。炎汉的国运重新光大，豪杰纷纷攀附，时机已经显现。长期相约同游，观察行为、察知细微之处，不能把他们当作同类器物。根据形貌访求，以财礼征聘，感知到其中的时机。顷刻之间进谏议论，征兆于是决定。耕种、垂钓于富春，志向终于端正。隐居时如龙潜蛰，出仕时如云游四方，离去时如凤凰高翔。时机可乐便实行，时局可忧便离去；独立自守却不因此脱离群体，出现在世间却不随波逐流。假如他得到商汤、周武那样的君主，那么伊尹、吕尚又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图谶的迷惑、狂奴的鄙陋，对礼乐又能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严子陵见到时机便行动的原因吗？吊辞说：悲叹宇宙无穷无尽啊，而百姓多有艰难；感慨兴亡交替啊，而天运总是循环反复；种种举措总是错乱啊，一个人便因此扰乱了全局。岳王岳飞以死尽忠，死得正当其所。可惜他在军中面对君命，仍然未能坚定地坚持义理。宋朝是多么忠厚啊，却辗转灭亡[于]海边呢？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啊，唯独这件事使百世之后仍有无穷叹息。为什么不背靠城池坚守作战呢？即使万一还有残存的气力，也可能获得侥幸。国君应当为社稷而死啊，为什么还要不断奔逐到天涯海角、陷入穷途呢？为什么群臣都忠诚耿直、勤勉不懈，却不能帮助君主渡过艰难呢？难道是大运已经离去而不能挽留，认为人胜过天就会如此吗？那胡元确实是夷狄，竟昧于三恪之礼而舍弃它！只把宋朝祭祀保存于□之一隅，国家的国运当然不会昌盛啊！唉，悲痛啊！是我大明彰显最大的忠诚，显扬慈元皇后，使之如日月高悬中天，扶持已经倾覆的纲常。

译学心问：“《无相寺诗》说：‘在无相之间，真正的相仍然存在。’默默体认的地方正在这里吗？”回答说：“有与无之间，正是亥子交接的一半时刻，最值得玩味。”学心说：“虚明神妙、生生不息，就在这里吗？”回答说：“是的，这正是我们儒家与佛教不同的地方。” 《湛子约言》卷之五。天地第九。记载说：“人是天地的心。”为什么说人是天地的心？因为人与天地同属一气；人的一呼一吸与天地之气相互贯通，成为一气，这就显现出天地人与我合一的地方。气的精微、灵明、中正之处就是心；天地本无自己的心，人就是天地的心。各位学生应当切实反省思考，自己的精神命脉全都在这里；忽然有所领悟，便是自己领悟了你的本心，也就是自己获得了你的天理。既然如此，就应当这样不断存养，始终不舍，整天勤勉不懈。继续涵养下去，久而久之，道德就成为自身固有的，这才叫作真实可信。由此不断充实，达到圣人的境界，仍然是最初天地人与生俱同的那颗心。人和天地同心同体，能够参与赞助天地化育，和天地相配；却反而自暴自弃，难道不可悲吗？” 人心本来的本体与天地万物是同一的，所以认识心的本体就能认识天地万物，认识天地万物也就能认识心的本体。认识心的本体，就能认识弘大之道。古代求学的人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学做人；学做人，就是学习成为圣人并达到与天相合。天，是人的本性所在；穷尽人的本性，就能穷尽天性；穷尽天性，就能达到天命。因此，学习做人，圣人与天的境界都不能排除在外。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孝悌之道，不过是把一念真诚扩充开来罢了。因此，能够扩充它，是大孝；不能扩充它，是小孝。小孝只是孝道中疏略的节文。什么叫大孝？孝道开始于立身，中间体现为侍奉父母，最后体现为侍奉君主。侍奉父亲孝顺，所以能够明白地侍奉上天；侍奉母亲孝顺，所以能够明察地侍奉大地。天地都得到明察，神明就彰显出来了。孝悌达到极点，能够通于神明，光照四海，这就叫大孝。有恒心，已经是士人中最末等的品格了，如今连这种品格也没有了，这就是圣人所叹息的。即使从有恒心起步，与圣人相比也相距很远。希望求学者从有恒心、成为善人开始，再由善人进为君子，由君子进为圣人，不可自我限制、自我抛弃。唉！世上以为只凭有恒心就能自称圣人的人，倒是有的。通往道的人不在道路上三心二意，即使相距万里也能到达；走到半途却改变道路，那么即使只有十里，难道还能到达吗？阳明公是自古以来那些想成为圣人的豪杰中的人物。从前有个人睡着时说梦话，叫醒他，他就不再说；再次睡着，又再次说梦话。于是有人强令他不许入睡，长久保持清醒，他便不再说梦话，所以关键只在知觉清醒罢了。有人问：“请问其中的缘故。”回答说：“如今只知道说话是显露，却不知道沉默中也有显露。不只是说与默如此，知道前进是进步，却不知道退让中也有进步；不只是进与退如此，知道增加是有益，却不知道减少中也有益。只知道高高举起的人能够取胜，却不知道完全放下也能有所获得，这些都属于梦话一类。因此，学习只在于经常保持清醒的知觉罢了；一旦失去知觉，就会被外物牵引，外物牵引便会随波流转，流转而不知道停止，天理就灭亡了。”又问：“既然如此，只要保持知觉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选择禅学呢？”回答说：“空疏的知觉就是禅。能够知道说与默、知道进与退、知道减与增，在说默、进退、损益之间贯通而知，并且不失其道，就可以进入圣人境界。因此，外物来到而心有所知，就知道停止；知道停止就不会流荡；不流荡以后才能澄明安定；澄明安定以后才能察见天理；察见天理以后才能不断存养。学习达到不断存养的境界，就到顶点了。”又问：“那么只要有知觉就够了吗？果真不需要学问、思考、辨析和笃实行道了吗？” 回答说：“怎么会是这样呢？若果真如此，那与禅学还有什么□别呢？学问思辨，是开启知觉；笃行，是使知觉恒久。所谓知，就是天理。所以学习达到恒常知道天理的境界，就完备了。” 诗可以激发人的情感；所谓兴，就是发动。用自己的志向发动别人的志向，因为彼此志向相同，所以可以感动精神。人可以感动天地，也可以感动鸟兽，志向发动起来，作用真是大啊！我曾与何柏斋谈论存心应事的要领，必须专心于此，却不能滞留于此。柏斋说：“专心于此，我已经知道了；又说不能滞留于此，我就不明白了。”我说：“难道没有听过‘无在而无不在’的说法吗？一味认为心不在事上，就是离开事情另求一颗心，这叫作空虚；一味认为心在事上，就是让心拘滞于事情，这叫作事迹。无在而无不在，本体就澄明清静，在应酬事务之间显现神明，这就是心与事合一。这一道理，就是精一、一贯的道理。心与事迹分裂，道之不明已经很久了。” 《吕刑》说：“只有能够符合天德，才能自己创立大命。”所谓天德，就是上天的德性；上天的德性，就是上天所做的事。上天没有刻意造作喜好，也没有刻意造作厌恶；上天所喜好的，就喜好它；上天所厌恶的，就厌恶它；上天所生养的，就生养它；上天所诛杀的，就诛杀它；只按上天所做的去做。上天所做的，就是天理，就是天德，这就叫作自己创立大命。大命由我自身创立，我就是天了。陆浩斋问养浩然之气的说法。我说：心中没有任何私物，所以浩大；没有任何事物不在自己的体认之中，所以浩大。因此，知道“心中无物”和“无物不体认”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本性。可以同他谈论本性，才可以同他谈论学习；可以同他谈论学习，才可以同他谈论广大流行。正因为心中无物，所以广大从这里产生；正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不体认，所以广博从这里产生；正因为心中无物而又无物不体认，所以流行从这里产生。因此，最广配于大地，最大配于上天，流行不息配于造化。最大配天，是盛大的德性吧；最广配地，是宏大的事业吧；流行配造化，是悠久不息吧！产生盛德在于仁，成就大业在于义，运行不息在于诚，把这三者合在一起在于神妙。君子体察天地，等同造化，在无穷无尽中成就德业，存养精神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