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第十八

译天将下雨，身体一定会润；天将放晴，身体一定会干燥；由此可以知道感应的道理，也可以看出人就是天地之气。“射不主皮”是《礼记》中的文字，孔子引用了它，由此可知这段记文很古老，或许在《仪礼》同时就已经存在。各类礼大概都是如此。学者多因伊川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却没有提到濂溪，便怀疑濂溪的学问。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只是叙述明道辨别异端、排斥邪说的功劳，说他继承了孟子之后的事业罢了。若因为说“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孔子”，便怀疑古代圣人都不是真圣人，可以吗？如果从道和学问来说，周敦颐、二程本来是一脉相通的。看墓表全文就可以明白。文章与礼，本来是一源。所谓文，就是文采，是道显现在言语行为上的形态；所谓礼，就是理，是道存在于身心中的形态。先立足于我自身，然后博学与约礼的工夫才有着落。用博学来拓展我，开启我的知识，这属于知；用礼来约束我，使我的知识保持恒常，这属于行。认识事物的方面有万种差别，所以作用广大，叫作博；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体要精约，所以叫作约。《中庸》全篇都是为学习者写的。它举出圣人和天道，并不是要把它们与人道相对立地说，而只是把圣人作为目标，使贤者努力达到它。例如“唯天下至诚，才能与天地并列”就是目标；“其次致曲，能够感化万物”就是勉励学习者达到的境界。其他地方也都是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中庸》全篇本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字，并没有许多分节。第一章是总纲，下面各节每次都举出圣人的事迹，希望学习者效法，反复说明。正如《易》之《系辞》，反复说而意义各有不同，不过是为了说得深切明白，以勉励人的意思。把它分成二分，分别归属天道、人道，恐怕没有什么意味。统帅对于三军，是第二重要的；志向对于人，是第一重要的。所以统帅可以被夺去，志向却不可被夺去。不是已经思考过了，哪里会有遥远呢？思考了就不遥远，这是感应的道理。什么叫感应的道理？就是自己感发自己回应。《尚书》说“思考就能明睿”，明睿就是无所不通。因此，思考马就通达于马，思考天就通达于天，思考地就通达于地，思考四方就通达于四方，思考古今往来就通达于古今。程子说：“思念长安就是长安，不必再去寻找长安。”那么说“思念房屋就是房屋，不必再去寻找遥远的房屋”，也可以。既然如此，思考马而马有所回应，思考贤人而贤人有所回应，思考仁而仁便到来，也都是可以的。思考马而马回应，“思马斯徂”就是这个意思；思考贤人而贤人回应，“帝赉良弼”就是这个意思；思考仁而仁回应，“欲仁斯仁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思考是圣人学问的功夫，是最高的境界。先进于礼乐的人，是野人，礼乐保存于野人那里；礼乐失传了，所以有向野人求取的想法。后进于礼乐的人，是君子；礼乐在君子那里败坏，所以有感伤时世的慨叹，而感伤时世的正是那些使礼乐败坏的君子。什么叫当时的君子？就是当时的士大夫。文王、周公时代的君子，文与质曾经彬彬相济；从国都传播教化到郊野，仍然是彬彬相济。等到文饰过度、礼乐败坏，也从国都开始。君子使礼乐败坏，而野人质朴未变，仍然像从前那样文质彬彬；这就是孔子仍庆幸礼乐在野人那里保存下来的原因。孔子对于颜渊之死，为什么痛哭呢？门人看见他痛哭，跟随的人看见他痛哭，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痛哭。为什么说“有痛哭吗”？是因为疑惑他的话而这样询问，实际上并没有痛哭。痛哭是哀伤过度；圣人的情性纯正，虽然哀痛却不至于伤痛过度。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不是这个人为之痛哭，又是谁呢”？这是说，假如确实有痛哭，那么应当是这个人痛哭；而圣人的情性纯正，实际上并不是痛哭过度。诸子作为记录者，都不足以真正了解圣人的心性情感之正，他始终没有越过法度。人的初始志向，好像强弩一样，刚发射时力量很大，到末尾却不能穿透坚硬之物。为什么呢？因为力量耗尽，变得微弱。所以学习时间久了便会衰老，衰老了就没有功效，人的志向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因此不可不赶紧先做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使用力量的方法。不合礼的行为有四种，但根源只有一个；禁止它们的措施有四种，但内心只有一个。如同精锐部队居于军中，面对四方敌人，而军队仍然是一体，这就叫纲目。所谓目，就是要点。自从支离的学说兴起，圣人精纯专一的学问就失传了。把木头当作老师，长久地恭敬礼拜它，也会产生感通的神妙作用。所以谷亭的黄石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并不是木石本身的力量，而是精诚到了极点。如今侍奉老师却不恭敬、不信任，接受传授却不复习，想要成就学业，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自己的私欲在一念萌发时，就应当在它刚出现的征兆处禁止它并用力克治；乾卦所说的“知太始”，就是圣人的学问。因此真正得到圣人学问的，只有颜子，所以他说：“请让我实行这句话。”不是颜子，谁能知道事物初起的征兆呢？《易》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中道吧！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不再去做。”说的就是这个。颜回听到一点便能知道全部，因此首尾都穷尽了，达到了极致。子贡听到一点便只能知道两点，举出其中一两点，却遗漏了其余八九点。所以所谓一、二、十，都是按照同一件事的不同程度来说的，这就是两人深浅相差悬殊。<书》说“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说的就是知道十。心本来只有一个，它在接触外物时表现为敬，在处理外物时表现为恕。还没有受到感应时，恕存在于敬之中；已经发生感应时，敬运行于恕之内。敬与恕立定，德性就不会孤立；这大概就是仁吧！察言观色，并不是窥探伺察。表现在脸色、发出声音，是自我反省、自我修养、自我努力。政，就是正，是用来端正人伦的。典章、礼仪、任命、讨伐，都是政，也都是用来端正人伦的。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人伦就端正，家国就治理好了。君臣父子是道，三王的政事都以道为根本。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圣人把道的本体显示给人看，这与鸢在天空飞、鱼在水中跃、同在川上一样，都是道的表现。遇到不顺心的事，一定要反省自己；反省了还要再反省，直到竭尽自身，一直推至贤人圣人的境界。各位学生求学，必须认识根本要领。什么是根本要领？就是随时随地体认天理。这与《论语》中的求仁、《孟子》中的扩充四端、《中庸》中的谨慎独处、《大学》中的格物，都是同一个道理。千百世以前的圣贤和千百世以后的圣贤，不过都是这两个字。道，只在于合乎时宜。所谓时，就是中，就是合乎节度，是天下通行的大道。

译求学要以知行并进为功夫。知与行固然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分离，所以学、问、思、辨、笃行五者，就像五星同时明亮，怎么能分离为两件事呢？《尚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收获。” 如果不是知与行同时推进，怎么会有收获呢？各位学生从静居时省察自己的意念，读书时体会它与身心的关系，应对接物时辨明其中的义理，亲近老师朋友，讲论并去除偏颇，使自己归于中正，这些无不是知行用功的地方，是内外合一的实证。固然不能把读书、应接事务、亲近师友看作外在的事，另到内心去寻求；也不能把知道当作行动，把行动当作知道；更不能说今天知道，明天再行动，把内外、知行判成两条道路。程子说这如同车有两个轮子，难道两个轮子还能分判为两条道路吗？管仲这个人，可以为他一死，也可以不死；如果死去，反而伤害了义。为什么呢？子纠因交战而死，管仲奔赴他的危难，和他一同死去是可以的。桓公已经即位，而鲁国杀了子纠，说是鲁国杀了他。管仲没有赶上子纠的危难而死，可以不死；但他的志向在于保存施惠于万物的仁心，所以孔子根据他施惠于万物的功业，知道他有仁德。科举之学，有人认为应当废除，这样才可以进入圣学。我认为，是人被科举事业拖累了，并不是科举事业拖累人。况且这是当代的制度，如果违背它，就是生在今天却反而回到古代。假使读异教的书来应付科举，即使不这样做也可以。祖宗制定法令，是希望学者阅读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开发自己的良心，把它保存为德行，发扬为文章。有司根据他们的言辞，就能知道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曾说，德业和举业做的是同一件事，但志向不同；修养德业的人固然读圣贤之书，以举业为业的人也读圣贤之书，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是相同的，只在于志向如何罢了。因此，有不改变所业而可以共同进入圣贤之道的，科举就是这样；有不改变志向而可以大大帮助科举事业的，圣学就是这样。做学问必须先辨明义与利，这是生死的关口，从一个念头直到万事都是如此。圣人，是道德的中正状态。微生亩这个人，是固执而超过中正的人，所以把圣人的中正看作谄佞。又怎么知道那些因世俗而成为谄佞、却达不到中正的人，不会把圣人的中正看作固执呢？用言语彼此接触，不如用礼乐深入人心。礼，是把道理显示给人看；乐，是把快乐显示给人看。乐使人得到其中的道理，这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圣人存心于天下的情怀，表现在击磬之间，因为声音的道理能够与内心相通。有人说：“听到磬声，怎么能够知道圣人的内心呢？”回答说：“古代就有听到琴声而知道其中含有杀伐之心的人。” 悬挂弧矢六件，向上、向下以及四方射箭，是用来表示志向的。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本性分内的事情。为什么无为唯独称说舜呢？假如使后世的君主都仰慕恭敬自身、无所作为，以至于废弛各种事务，那么一定会像这句话所说的那样。记载说：“前面有疑，后面有丞，左边有辅，右边有弼，这样以后，君王才可以在内心无为，守持至正。”舜继承尧治理天下，有四岳、九官、十二牧，及时辅佐上天的事业，也有许多人在替他做事。先王的时代，对待人按年齿，所以人也按年齿要求自己，因此名分确定而不迷惑。后世教化松弛，所以少年人在侥幸中互相争逐，风俗便败坏了。说话简约，是德；抢先说话，是害。抢先说话是凶，简约说话是吉。吉凶、荣辱的主宰就在这里。所谓立，是由我自己把它建立起来。亲爱自己的亲人，就不会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年长者，就不会只尊敬自己的长辈。孝悌的德行立于自身，施行于家庭，推广到国家，再推及四海，都是可以作为准则的，因为用的是同一颗心、同一个道理。经典说：“对父母的爱与敬在事奉父母时充分表现出来，然后德教才能施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榜样。”说的就是这个。教化是针对不同类别而设置的，就像医生是针对不同病症而设置的。所谓教化，就是改变人的二端，使其恢复为一；恢复为一，就没有类别之分了。思，是心的神明作用。心的职能叫作思，思达到通达明睿就叫作睿，睿达到极致就成为圣；思，大概是圣人的根本吧！心只有一个，却说有九种思考，岂不是分支太多了吗？事情虽有九类，而思却是一个。心只有一个罢了，所以视、听、脸色、容貌、言语、做事、疑惑、愤怒、见到利益这九件事，事情虽有九类，而思却是一个。一个是什么？就是它们的道理相同。道理只有一个，却有九种名称，是随着所处的地方来体察上天的道理；道理无处不在。九思，大概就是圣人的心学吧！恭敬，是仁德的显现；宽厚，是仁德的容量；诚信，是仁德的果断；敏捷，是仁德的力量；惠爱，是仁德的慈爱。这五者存于内心，所以能够实行；因此，内心存有仁，便能得到道理。知道怎样使父母安适，就不会违背父母的志意；害怕使父母受辱，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品行和仪表，这是孝的极致。六德全都是美德，喜欢它们却不学习，就会受到蒙蔽。所谓蒙蔽，就是偏于一端所造成的危害。学习，是用来觉察其中的道理，除去蒙蔽，改变偏执，使自己汇合其整体、符合中正，从而把它真正具备在自己身上的。所谓学习，不过是觉悟罢了。伊尹，是天下人的先觉者。觉悟，就是明知。知觉，是心的本体。天地恒常明亮，以此普照万物而没有遗漏；圣人恒常明知，以此照察万事而没有边际。所以知如天一样圆通，行如地一样方正；天包容大地，知贯通于行。贯通于实行的知，是圣学的始终。《易》说：“知晓终点而走向终点，知晓终结而完成终结。”《礼记》说：“聪明睿智，通达天德。”说的就是这种知。知的作用真是广大啊！所以，知晓天便能合于天，知晓地便能合于地，知晓万物便能合于万物，知晓天地万物而没有遗漏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个天理，是我初学时精心思考而自己体会到的，拿它向先师请教，先师十分欣喜，回信指示说：“收到你十一月某日的信，读完以后，竟忘记了自己的病。随处体认天理，再加上这一鞭策，还怕达不到圣贤的高明境界吗？”俯仰之间，今昔已经五十多年了，终究还没有做完，只是到死以后才停止。等到天明就赶快行动，那么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样说，简直把成汤、周公都说坏了。宇宙之间只是一种气，只是一个理，只是一颗心。感应的机理，比影子和回声还要迅速。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领会这一点，就知道道了。近来觉察到，这门学问只在于切实地询问、贴近地思考，从自我存养一直达到事业。人伦和万物，没有不是由这颗心一以贯之的，就像一棵树一样，从根本直到枝叶，没有一处不是同一生机、同一气息贯通的；根本和枝末都具备，起初并没有前后之分。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一个物，是合该由人少掉的。因为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宇宙之内的事物与人并不是两种东西，所以人不能少掉其中任何一件。

译“不忘记，也不助长”只是说一个“敬”字；忘记和助长都不是心的本体。这是圣贤心学最精密的地方，不容有一丝人为的力量，所以先师石翁又提出“自然”的说法，真是达到极致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也不过是自然如此。富贵贫贱、取舍，以及在仓促、困顿、整个进食时间都不违背道理，是同一件事。富贵贫贱、取舍，是事情；在困顿、仓促和进食时都不违背，是内心。必须先有这种心，然后才有那种事。所以孔子先说富贵贫贱那一节，是担心人只在事情上约束行为，便把它当作道，却没有根本；这样实行起来未必安然，所以又说仓促、困顿和进食时都不违背那一节，是要人从根本上下功夫，贯通起来其实只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只在约束行为上下功夫就算完，那么“必信”“必果”的人，孔子为什么称他为小人？孟子为什么要区分“集义”和“义袭”？为什么要辨别“由仁义而行”和“实行仁义”？“知”字是我心虚灵的本体，怎么可以有片刻没有它呢？但要能够察见天理，才可以称为良知。致良知的功夫，如果不经过学、问、思、辨和笃实行持，就不能看见天理的正当并将它保存下来。不然，《中庸》只说“聪明圣知”就够了，为什么又说“通达天德”呢？天德就是理。天理是圣贤的真正种子，种子发芽却不开花，开花却不结果，即使有良种也没有用。所以，体认它就是贤人，使它成熟就是大贤，成熟而达到化境就是圣人；仁也只在于使它成熟罢了。学者即使涵养还不成熟，也必须时时刻刻体认它，那么随时都能顺理应物。如果片刻之间体认天理的功夫中断，片刻之间就会倒行逆施。《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这句话最为精微。如果能够看透这一点，那么人与天地之间只隔着形骸皮肤罢了，彼此的气从未不相贯通。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人的性情就是天地的性情；性情正直而和顺，就是天地的正直与和顺，于是万物的变化由此产生。所以说：“天地的作用都是我的作用。”这样，天地万物的变化就都在我身上了。父子之间的爱，是人的天性。爱根源于性，性产生于心而发露于情。父母生下孩子时对他的爱很深，所以父母死去时悲哀到了极点；悲哀到了极点，所以报答得厚重；报答得厚重，所以丧服穿得粗疏，食物也觉得不甘美。这就是亲人丧礼从内心产生的原因。快乐就会产生生命，有了生命，厌恶怎么能够停止呢？这就是快乐的极致，快乐于那使万物产生生命的道理。所谓天理，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由于快乐使万物生生不息，于是表现为手足的舞蹈。舞蹈，是快乐用来充分表现神采的方式，所以乐是从内心产生的。所谓性，是心所生的东西，所以“性”字的字义从心、从生，是心的生理。生，是天的道理，是上天的作为。知道上天的作为，也就知道人性善恶的区别。“鸡和狗逃跑，是逃到外面去了。心在内，怎么说它逃到外面去了呢？”回答说：“心从来没有在外面，只是被私欲蒙蔽而不知道，所以才认为它逃失了罢了。片刻之间知道这一点，迷惑者就觉悟了；心原本在内，依然如故。所以无所谓内外，觉悟本来就在自身，这才是心的意义。” 从前孔门的教导都以求仁为共同目标，但七十弟子各自成就于自己的资质，所以一以贯之的学问分裂开来，四科也分别成立，于是圣人的道就衰微了。因此，德行一派后来成为道德、节操和刚直；言语一派后来成为游说、纵横和词章；政事一派后来成为刑名和功利；文学一派后来成为训诂和记诵。所以后世的学问，成就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却被自己偏执的一面蒙蔽了。人有不学习就能做到的，是自然的能力；有不思虑就能知道的，是自然的知觉。没有人不知道爱自己的亲人、敬爱自己的兄长，这就是自然的知能。自然，就是上天的道理，不是人的力量。这是本心真实而切近的表现，只可贵在把它通达出来罢了。枝干和花叶繁茂疏朗，直到高耸入天，根就是它的根本。这也是背面充满和润、并把譬喻施用于四肢的根本。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仁义礼智是性，是由心所生的；性就是心的生理。恻隐之心是仁的根，羞恶之心是义的根，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是非之心是智的根。心只有一个，但端绪有四个，众多道理同出于一个源头。就像那树的根一样，从萌芽开始…… 天下万物各有自己的类别，各有自己的族属。知道各类各族相同之处，就可以知道万物同出一源；知道各类各族不同之处，就可以知道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异。道所贵重的是中正；因为中正，所以能够穷究事理而知道变化，随着变化而知道通达，因此道能够贯通万般变化而不穷尽。像拘守节制的人，只知道节制是节制，却不知道中道才是节制；只推行自己所说的道，却不知道无穷无尽的道，难怪他会走到穷尽之处。君子体察上天的道理，知晓上天的运行，效法上天的运转，随着消长盈虚而与天同行。所以能够顺应时势而停止或行动；该行动时行动，该停止时停止，都不是出于我的私意，这就是与天相合。《易》的创作，是圣人效法上天而向人显示道理。君子学习《易》，是要由人而合于天。天与人本来是一体，天地人与人合而为一，是三极所蕴含的道理，而《易》就在其中运行。三种戒条并不只是针对血气。血气是人欲的根源，戒除它就是心学，就是养志。志是天理的根，戒除血气是为了保存天理、遏制人欲。以立志来统帅血气，那么一切血气的欲望都能转化为义理。孟子说：“人的形体和容貌，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只有圣人能够践行自己的形体。”所以，性并不在气质之外，而是存在于气质之中；不像佛、老那样，必须断绝妻子、离弃人伦、废弃耳目，然后才算保存本性。只要洗涤内心，把自己退藏在幽密之处，他的德性就会达到神明的境界。做学问必须懂得根本；没有根本，只是一场空谈，还要学习什么呢？譬如草木，必须有根本，才可以培植灌溉；如果没有根本，培养什么呢？善于运用自己心的人，是在运用中没有人为的运用，这才是运用到了极致。必须时时存有这件事，却不要刻意使心正，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紫阳子把它看作节度，明道子把它看作不使用丝毫人为的力量，白沙子把它看作自然；这就叫善于用心，于是天理便能显现。

译什么叫至善？就是说心、身以及国家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都达到纯粹精微。纯粹精微并不是别的，就是天理。天理也不是别的，就是我心中正的本体，是明德、亲民的奥妙；它的体和用同出一源。因此，止于至善，明德、亲民的功夫就完成了。有人问：“怎样止于至善？”回答说：“自己知道应当止于哪里，才能有所获得；知与行都在这里一同前进。从天下万事出发而达到格物，从格物出发而达到天下，前后反复说明，归根到底都是这一点。格物，就是止于至善；说的是践履，而意义已经达到。所以止于至善，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湛子约言》卷之十。师友第十九。君子求师求友，是为了传承道，怎么可以苟且呢？所以确立自己的诚敬，必定先用言辞表达；言辞已经恰当，又要用贽礼相见。言辞用来表明志向，贽礼用来实行礼节，都是为了表达诚敬。诚敬表达出来以后，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所以初次筮问，便得到告示。《诗》用来包摄人伦。懂得父子之道，就懂得兄弟之道；懂得兄弟之道，就懂得夫妇之道；懂得夫妇之道，就懂得朋友之道；懂得朋友之道，就懂得君臣之道。所以近可以事奉父亲，远可以事奉君主，举出父子、君臣两端，其他五种关系都包括在其中了。心丧之礼，是因为恩情有厚有薄，但内心的哀痛相同。所以老师去世不穿丧服，是因为恩情的厚薄不同。至于子贡在三年以后才筑室居住，何况颜回、闵损呢？这段记载失传已经很久了。君王造就人才，就像上天造化万物，熏陶他们的气质，涵养他们的德性，却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造就的。因此，春天用乐，秋天用礼，夏天用诗，冬天用书。阴阳变化运行，是上天的道，所以它形成以后就蓬勃旺盛。春夏时弹弦诵读，是发扬的意义，是阳气的作为；秋冬时学习《书》和《礼》，是收敛的意义，是阴气的作为。阴阳化育而成，是神明的作为。乐，就是快乐，是修养内在而通达外在；礼，就是道理，是修养外在而以此主宰内心。内外交错而表现出来，礼乐就都得到实现。礼乐都得到实现，叫作有德；恭敬、温和、文雅，是德的盛大表现。礼乐的教化意义真是广大啊！无言，是圣人最高的教化。为什么说是最高的教化？因为它是在说明道的本体。言语感动人的力量浅，内心感动人的力量深，所以圣人用沉默教化，学习者用沉默领会；圣人无言的教化，是用来体察上天的。上天不说话，但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没有不是教化，都是天心的显现。我没有一项行为不是有所参与的，也没有一项不是内心的显现，都是圣人的显现。因此，无言的教化其实就是圣人真正的言语，说它只是借口寄托，是不对的。乐产生于声音，声音产生于人心的感动，所以乐是从内心发出的。内心受到感动，于是有声来充分表达心意，有音来充分表达声音，有乐来充分表达音，有鼓舞来充分表达神采。圣人的内心，不偏向什么，也不拒绝什么，空旷而广大、公正无私；事物来到面前，就顺应它。这样以后，能做官就做官，应当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因此，必须先有无可无不可的心，然后才能在任何处境中都安适而适宜。礼主要在于禁止，乐主要在于发扬；礼主要在于收敛，乐主要在于舒展。乐使内心发扬舒展，内在的德性就无法掩盖；礼加以禁止收敛，外在的邪恶就不能侵入。所以礼乐是去除欲望、保存道理的东西。礼乐是一条道，深入理解乐以后才能知道礼。礼乐合为一体以后，内外和谐顺遂，这是盛德的极致。先王的教化，用乐来宣发，用礼来收合，以应合寒暑；用乐来荡涤，用礼来滋润，以应合风雨。这是效法上天的道来施行于万物，是德性的盛大。志和气本是一回事。凡是充满人身的都是气，而气中最精灵的部分就是心志。凡是显现在天地之间的都是气，而气中最精明的部分就是日月。用权和度来知道轻重长短，是用彼物来衡量此物，是向外求取。用心来知道轻重长短，是用自己的心作衡量，是在自身求取；这种方法再精密切实不过了。把乐发挥到极致来治理内心，把礼发挥到极致来治理自身；乐达到极致就和谐，礼达到极致就顺遂，所以百姓和谐顺遂。把这种道理充满天下，不过是把我身心共同具有的东西推广施行罢了。发挥礼乐，就是发挥中和；从自身推广到家庭、国家和天下，所以能够充满天下。施行它并不困难，因为道理是一个。这些全都是王道：治理山林川泽，规定田地和里居，教导种植和畜牧，谨慎安排农时，反复申明孝悌。教化是为了养活人民，使他们的本性得到发展，使他们不必负担背负、挨饿受冻；把这些交错来说，全都是王道。先从使人民没有遗憾开始，是为了取得他们的心；最后以王道治理，是为了使功效达到极致；交互说明，是为了彰显王道的完整。究竟什么在先，什么在后？什么是成就？为什么说是完整？所谓完整，就是把天时、地利、人事都加以陶冶安排，使天地人的心意相合，一切都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