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第十六

译我只是告诫人不要拘泥于逐字循行、数着字墨去读书，并不是禁止人读书。如果禁止人读书，那么所谓学习古代训诫、好古而敏于求学，以及孔子所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还有读《易》读到穿断编绳，这些又是什么缘故呢？圣人的书只是为了唤醒良知，开发聪明，涵养根本；达到成德以后，做事自然都合乎道理。因此不可偏废，关键只在于不忘记，也不助长。” 义理没有穷尽，不可以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自我限制；自我限制，就是自暴自弃。正当坐忘之时，并不忘记那股气息氤氲流动。天地正值春天，原野的草铺成绿茵，生意弥漫；五六个童子驾着小车，不快不慢，车轮声辚辚；大道平展铺开，也应当这样观察。不拘泥于一个邦国，广泛采撷各种芳香，广泛观察各种仁德，在无边无际中遨游。最高的是修养心，其次是修养意，其次是修养行为，再其次是修治政事。政事，是用来挽救弊病、辅助教化的。因此修养心，天下就无为而治；修养意，天下就大为响应；修养行为，天下就相互砥砺；修治政事，天下就敬畏服从。所以心有弊病以后才修养意，意有弊病以后才修养行为，行为有弊病以后才修治政事。所谓天理，是容不得一丝一毫人为用力的。事事都合乎天理；一旦有意去做，就不是天理了。道只有一个。学，就是刚与柔合于德，归于中而已。治理，就是有时用刚、有时用柔，归于中正而已。只有刚柔形成德性，才可以治理百姓。所以，沉潜而刚强能够制胜，高明而柔顺能够制胜；强硬而不亲和，用刚强制胜；和柔而亲和，用柔顺制胜。一方面用来修治自己，一方面用来治理别人。不偏刚也不偏柔，这样德性才真正修成。所谓文章，就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所谓内心，只有一个；内心不专一，就不能称为心。文章不与内心统一，就不能称为文章。文章以心为根本，通过言语发出，而归属于道。道只有一个：阴阳合一称为道，刚柔合一称为德，内外合一称为性，心与事合一称为学，动与静合一称为神。所以，天上形成光象，地上形成形体，天纵向贯穿它，地横向交织它，而天地间最完美的文章都源自一个“一”。最高的境界以道为贵而忘掉言语；其次以事为贵，言语只说到接近足够；再次以言语为贵，把话说到极尽。把话说到极尽，并不是天下的福气。大道盛行的时代，羲、农、轩辕之世浑厚朴拙，君臣在道中彼此忘我，如同气在水中彼此忘却，所以不用说话也能取得信任，不必辨析也能治理。至德盛行的时代，唐、虞之世广大无边，夏、商、周之世庄严肃穆，君臣在事务上彼此顺应，如同河水决堤，如同圆环转动；话一出口，君臣便相互赞同，大力响应而等待实现心愿。道德衰微的叔季时代，人们直言不讳、忠贞强谏，君臣在言语上彼此猜疑，于是龙逢被斩首，比干被剖心，嵇生浑身是血，朱云折断栏槛；人们因为把话说到极尽而相继死亡、相继败亡。因此，《周易》主张在门窗之间、里巷之中纳谏；《礼记》不主张公开直谏；侍奉君主以委婉劝谏为务，而少犯颜直谏；孔子采用讽谏，左师回转太后的心意，孟子不直接对齐王说话而攻击邪心，魏征希望做良臣，程伯淳不用文字而以诚意感化。诸位圣贤难道果真重视把话说到极尽吗？还是重视接近足够的言语？是重视公开争辩、显明劝谏吗？还是在冥冥之中暗自消除、默默改变，期望把世道带入大道，而彼此忘掉言语呢？人有南北，天没有南北；文章有南北，质朴没有南北；事务有南北，内心没有南北；治理有南北，学问没有南北。所以，学问在心上归于一，心在质朴上归于一，质朴在天上归于一；所谓天，就是确定不变。因此，君子的道只在于致力于根本。所以君子谈论人，必先谈天；谈文章，必先谈质朴；谈事务，必先谈内心；谈政事，必先谈学问。为什么不看看圣人事奉上天的情形呢？器物用陶器、匏器，是以朴素为贵；祭牲用一头，是以专一为贵；祭品用茧栗之牲，是以诚敬为贵；扫地而举行仪式，是以质朴为贵。所说的崇尚质朴，就是把诚与专一归于天。君子的政事和学问，不过是返归本质，合于天罢了。所以古代君子从事政事和学问，质胜于文而成功的有十分之九；如今君子从事政事和学问，文胜于质而失败的也有十分之九。古语说：“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 知道本来之体，就知道心了。心的本来之体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所以知道心的本体，就知道天地万物；知道天地万物，也就知道心的本体。馆阁中的臣子不可以不懂心学，这一点太重要了。馆阁之臣，是讨论道的臣子：对上以自身端正君主，对下以自身作为取用人才的标准。对上以自身端正君主，所以君德形成而教化推行；对下以自身取用人才，所以善人增多而教化普遍。因此，君相懂得学问，人民就会受其教化，没有人不懂学问，百官也都懂学问；百官都懂学问，士人和百姓也都懂学问。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天下就治理好了。馆阁的职任是多么重要啊！所以馆阁之臣懂得学问，日后成为阁相便懂得学问；阁相懂得学问，君主便懂得学问，天下也就没有不懂学问的人了。正因为职位重要，所以重视的不是官位，而是任职之人。道是根本一贯的，因此政事、学问、内心和事务本来就是一贯的。舍弃政事而谈心学，叫作空虚；舍弃心学而谈政事，叫作形迹。至于能够在万事万物的变化之间发挥神明作用，那就是心、事、学、政合而为一了吧！所以虞、夏、商、周的君臣所共同讨论的政事，没有不是学问的。孔门师生所谓求仁，没有不是事务。比如谈学问就说“使百姓如同承奉大祭”，哪一样不是事务？谈政事就说“居于仁道而不厌倦，推行仁道要忠诚”，哪一样不是内心？孔子告诉哀公、回答政事，必定推本于学问，所以由九经推本于道德，由道德推本于天人之道，直到诚与明，哪一样不是心、事、政、学的一贯？这大道存在于宇宙之间，为什么得到它如此困难，失去它却如此容易呢？孔门中称为德行高尚的有几个人：颜渊短命而死，冉伯牛因疾病而死，闵子骞没有早死，却孤独而不得俸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就是所谓上天的小人吗？而当时盗跖横行天下，每天杀害无辜，却侥幸活到老死，难道就是所谓上天的君子吗？古代的学者出于一，今天的学者分成二。我用“四箴”中“以内心守中来应对外物，以制约外物来涵养内心”的话教诲后世学者，已经达到极致了；如果能懂得合起来看、同时运用的功夫，那就好了。若不是这样，或许会有分崩离析的祸患，从而昧于精一易简的学问。我对此感到忧惧，于是推阐程氏的意思来通达孔子、颜子的旨趣，作《四勿总箴》，希望学者懂得合内外为一的道理，不要把一贯之教分成两件事。

译心包含上天的灵明，是浩大之气的精华；它同大地一样广大，同上天一样高明。只有精纯，只有灵明，贯通全身各处。一念不合礼，就能知晓太初的道理。事情虽然只有四类，但不去做这四类，心便归于一。如同精锐部队居于军中，能够抵御八面的敌人。精纯灵明达到极点，就叫作知几。颜子已经接近圣道，是百世的老师。圣人已远，言论已湮没，学问于是分歧支离。以一个真实之理统摄四勿，不要使你的思虑有二。有人问疑惑。回答说：“怀疑别人的人，是自己心存疑惑的人，所以别人也会怀疑他而心存疑惑。”有人问信任。回答说：“信任别人的人，是自己内心自信的人，所以别人也会信任他而心存信任。因此，在上位的人明察苛细，天下人也都会明察苛细；在上位的人浑厚质朴，天下人也都会浑厚质朴。人心怀疑而又苛察，是混乱的征兆；人心怀信任而又浑厚，是治理的征兆。所以大道推行时，天下人在教化中彼此忘我。” 所以，怀疑别人的人，会和天下人一起怀疑；信任别人的人，会和天下人一起信任。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情。” 使亲人长寿，关键在亲人自己吗？还是在子女呢？长寿有三种途径：最高的是侍奉父母，使父母的德行永垂不朽；其次是使父母不受辱；再次是以自己在外的荣誉使父母荣耀。从前孔子的圣德完备，实行一贯之道，内心与事务统一。所以他任委吏时说：“会计要准确，计量要公平。”这就是一贯之道的内心。他任中都宰、鲁司寇，代理相职，诛杀少正卯、斩杀侏儒，这就是会计准确、计量公平的内心在政治上的表现。有人问：“掌管出纳的人有量器吗？”回答：“有。”又问：“有刮平量器的概吗？”回答：“有。”又问：“那么所谓公平就可以明白了。量器有龠、合、升、斗、斛：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龠不能容纳合，合不能容纳升，升不能容纳斗，斗不能容纳斛。像有三种德行就应当任大夫，有六种德行就应当任诸侯，这不是最公正的道理吗？还要用概把斛、斗、升、合、龠都刮平。粮食有余，不能歪曲它使之不足；粮食不足，也不能歪曲它使之有余。大夫如果具备六种德行，可以升为诸侯；诸侯如果只有三种德行，可以降为大夫，这不是最公平的道理吗？所以内心公正如同量器，是极致；内心平正如同概，也是极致。” 从前后皇命令冢宰把德教施加给众多百姓，乡大夫集合百姓举行燕射，把教化传到乡里，然后法令传播，“三物”推行，百姓便淳朴地受到教化。上面有后皇施行德教，下面有乡大夫把它落实，所以天下没有不受教化的乡，乡里没有不学习的人。因此先王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到封爵，百姓变化而归于极致，正是用了这个道理。所以，上面推行他的意旨，下面推行他的法令，不出一两个月，就可以用风教感动天下。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便可见效，一年就可以大行。”难道是假话吗？金是天下最美好的东西，但不经炉火锤炼就不会精纯；骏马是天下最良的马，但不加驾驭、不用缰勒就不会驯服。低下的要提升它，高亢的要谦抑它，过分的要抑制它，不足的要发扬它，以此使之合于道。道就是中。精，是用炉火锤炼的方法，使德性达到纯正；一，是驾驭快慢的关键，用来在万事万物之间施行。只是精纯专一，以把握其中而已。日月星辰的光辉，是阴阳的精华；山川草木的文采，是五行的蕴藏。安定先生的学问和教法，是人们失去了它的真传；而这种分裂孔门学问的情况，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孔门的教诲都归于求仁，仁就是人心，也是天理。四科的排列中，只有颜、闵、雍、耕等人得其宗旨，其余只是根据资质加以成就罢了。难道说圣人的教育有四类，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教法吗？安定先生正当声赋浮华的弊病达到极点时，毅然兴起，以改变士人的习气为己任，来开启濂洛一派的传承；他的精神、心术的微妙之处，一定有不待言说便使人信服、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地方。看他考查颜子之学，所教的是道德仁义，足以作为证据。至于经义、治事的科目条文，只是根据人的资质而成就的内容罢了；如果把这些看成安定先生的道理全部所在，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圣人的学问就是心学。所以经义用来明白他的心，治事用来明白心的作用并使之通达于事务；体和用同出一源，怎么可以分成两件事呢？这或许正是先生立教的本意，只是人们失去了它的传承吧？如果不是人们失传，那就是先生的学问和教法已经荒废了。从前孔子是圣人，他击退莱夷的军队，收回汶阳的田地。他任委吏时说：“会计准确而已，计量公平而已。”有人说：“先生的圣德，难道只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正是先生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他击退军队、收回田地，并不是鲁国的力量能够制服齐国，而是他的诚心和正理发出威势，足以使对方慑服。会计准确、计量公平，也不是琐碎地处理簿书的人能够做到的，而是因为圣人的心平正、事理恰当。” 君子的学问，使智慧崇高而使礼谦下，达到最虚而又达到最实。崇高象征天，谦下效法地。因为崇高，所以虚；因为虚，所以最大的德性由此产生。因为谦下，所以实；因为实，所以最广大的事业由此成就。没有实，不能成就其虚；没有卑下，不能成就其崇高。没有事业，不能充实其德；没有广大事业，不能周遍其伟大。君子进取有三种，退处也有三种。最高的是以道为进退标准，其次是以时势为标准，再次是以隐逸为标准。得志时使恩泽施加于百姓，不得志时独自行道，这是以道决定进退；古人实行这一点的，伊尹、周公、孔子、孟子就是。见到时机便解下官印，辞去荣华，畏惧盛满，这是以时决定进退；古人实行这一点的，疏广、疏受就是。逃离尘世，长久远去，隐伏而不求见，这是把隐逸作为志向；古人实行这一点的，严光、周党就是。唉，我把这些话告诉敬之，敬之应当听我说。敬无处不在，我告诉你要以敬来读书。还没有读书时，心君自然庄严端正；等到面对书册，万象都涵容在太虚之中。这叫作以我来观察，不要因为这个“表”字而丧失志向。舍弃它而去寻求放纵的心，就会把内外分成两件事。学问、思考、辨析，是古训所依托的根基。敬无所不在，也无处不在；每件事都是如此。《大学》推崇至善，格物是实践的根地。所谓格，就是格正意念、身体和内心，也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如同那个国家的都城，亲自看见才知道它已经到达。只在平地谈论车轮，正是伯淳所感到可耻的。格物的功效是什么？就是知与行同时达到。终日如此，终身如此，只有这一件大事。怎样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前面所说的事物之理。万事万物根本同源，体和用本来不是两件事。大道丧失一千多年了，支离的说法反而被当作简易。谁能把它一扫而除？我冒昧把这些告诉你。《湛子约言》卷之九。颜子第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