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第十七

译颜子不违背、如愚的学问，与孔子不言而教是一回事。默默地向他示范，默默地领会它，得到圣人学问的，大概只有颜子吧！礼，就是理，也是体，是与道相合的体。从天所赋予的等级来说叫理，从相互交接的形态来说叫礼，从贯通施行来说叫道。以和为用的礼，就是先王之道，二者本来是一个，哪里有所谓先后、哪一个应当后学呢？根本树立了，文采自然产生；素质完备了，文饰自然显现。有人把文与本看成两件事，把礼与道看成两件事，唉！学问支离已经很久了。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为什么这也算合乎礼呢？进入国都要遵守禁令，进入乡里要询问风俗，进门要问忌讳，入太庙要问礼制，这不就是合乎礼吗？礼，就是敬。有人说：“即使知道也要问，那么圣人难道也是故意装作不知道来发问吗？”回答说：“不是。礼乐的名称、制度和器物，先生虽然曾经学习过，到了这里还要验证它的实际情形。” 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只是随着时势来顺应民风：不抢在时势之前强行开启，也不落后于时势而违背它。孔子遵从周礼，只是顺应当时的时势罢了。宰我属于言语科，但“使百姓战栗”这一句话，足以使国家丧亡。因此，舍弃德行方面的学习，就不是圣人的学问。禘祭从灌地之后的仪式，先生为什么不观看呢？先生不想观看禘祭，是因为鲁国举行的禘祭不合礼。灌地是祭祀的开始，灌地以后继续举行的，是祭祀的始终；他连始终都不愿观看。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先生却说“不知道”，圣人的感慨是深的。有人说，灌地以后继续观看，诚意敬意已经不足以观看。既然礼的根本已经不合礼，又有什么可取于诚敬呢？吴草庐作《三礼考注》，我对此感到疑惑。礼只有两种，所以孔子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周礼》不过是从《曲礼》中发挥出治理天下的法则，它的纲要已经见于《曲礼》所说的六官。《草庐》又作《曲礼》，还取《盛德》等篇的篇名来补入、改窜，认为那是天子的礼，却不知道天子的礼也已经杂见于《曲礼》下篇。草庐取其他篇的文字补入《曲礼》，又把《曲礼》的文字窜入其他篇，还补入《士相见》义，真可以说是扰乱经典。《易》说：“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形体之下的叫作器。”所以，懂得道的人，就懂得礼乐的实质；认识器物的人，就懂得礼乐的文饰。能够把实质和文饰兼具而统一起来，就是德性盛大了。《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但如今都已经残缺不全。《仪礼》亡佚的尤其多：冠礼只剩《士冠礼》，诸侯、天子的冠礼已经亡佚；婚礼只剩士的婚礼，天子、诸侯的婚礼已经亡佚；丧礼也是如此。祭礼只剩士、大夫的两种礼，天子、诸侯的祭礼已经亡佚，如《郊特牲》《诸侯衅庙》《迁庙》等篇所涉及的就是。冠礼如《公符》也是这样。有的有经而没有传，如《公食大夫》《士相见》两篇；有的有传而没有经，如《郊特牲》《诸侯衅庙》《迁庙》和《公符》。吴文正把《大戴礼记》中的《诸侯衅庙》《诸侯迁庙》《公符》等篇当作经，可以吗？应当把它们列作亡佚的经之传。《郊特牲》分明就是亡经之传，《投壶》也是亡经之传。天子丧礼、诸侯丧礼也一定有《仪礼》经文，如今《礼记》中往往有许多论述，那就是它们的传。《公符》《投壶》《诸侯衅庙》《迁庙》也一定有经文，这些只是它们的传罢了。礼的实质，是受到外物感动而从内心发出的，所以礼是由内心发出的。它寄托于耳目，施行于四肢，贯通于动静。因此耳目尽到自己的职分，手足才能得到正确的规范；手足得到正确的规范，进退、作揖、谦让才能合乎节度。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礼不会凭空自行施行。从开始创作直到完成，合而和谐，和谐而明朗，明朗而延续。分合变化，是神妙之处，也是音乐的极致。从上古典籍《书》《诗》中所说的来看，它们只说求道的方法和名称、义理罢了。如《尧典》说“钦”，《舜典》说“精一执中”，皋陶说“九德”，伊尹、商汤说“一德”，周文王说“敬止”，不过说仁、敬、慈、信等，周武王也说“敬至”，孔子只说“求仁”，孟子说“养气”，哪里有什么玄妙？只要去求，自然就会有所得。到了宋儒，实在说得过于精细，反而显得没有意味。孟子还说“引而不发”，邵子还说“略微开启端绪，不把话说尽”。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天又说了什么呢？让人自己思考而得到它。心本来是一个，在什么情况下会愤怒，在什么情况下会喜乐呢？愤怒和喜乐同时存在而不相冲突。如果说圣人不得志时愤怒，得志时喜乐，那是只根据两个时段来说，便会使圣人的心往来奔逐、不得安宁。只有愤怒和喜乐同时存在，情感才不偏颇，内心才常常保持正当；这就是圣人的学问。吴文正从《二戴记》中有时取整篇，有时取章句，用来补《仪礼》的缺失。他却不知道《仪礼》本来是经，《二戴记》本来是传，怎么可以用传来补经？只能把它们作为亡佚经文的传罢了。何况把原文分割得支离破碎，更是不可取。道，就是道路，是就事务而言的，也是作用。仁，就是仁，是就内心而言的，也是本体。没有内心就没有事务，没有根本就没有作用。因此，如果抛弃富贵而只取贫贱，天下是有这种人的，做到这一步并不难，原宪、子高柴就是这样。处在富贵或贫贱之中都各自合乎道，做官或退隐、任职久或速退都随时势而定，天下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君子不可以离开仁，即使在一餐饭的短暂时间、仓促危急和困顿颠沛之中也不能违背它；一定要守住仁，从而保存内心的仁，并把它贯彻到富贵、贫贱、出仕、退处之间，然后每种处境都各得其道，这才是体用完备。至于舍弃富贵、甘居贫贱，而内心不能洒脱自如、不能参与大道的人，多得很。周子说：“看见大道，心就安泰；心安泰就没有什么不足，然后无论富贵贫贱都能处之如一。”能够变化自己并与大道相齐，这就叫仁。如果只根据一个优点或缺点来取舍、评价人，那么那个人也会把只有一个优点当作完整的优点。执守德行却不能弘大，可以成为善士，却不能进入大道。《明堂位》应当和《月令》归为一类来看。《明堂位》只能看前一节，后面的都是伪作。《曲礼》说：“天子设置天官，与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合为六官。”司士就是宗伯。六太是天官的属官，六府是司徒的属官，六工是司空的属官；另外三类已经亡佚。这是《周礼》的纲要，也就是说《周礼》只是《曲礼》的条目罢了。吴临川把它们并列为三礼，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我曾认为礼只有两种。经书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说的只是两种礼。《月令》是古代先王的制度，但其中也有秦人增添进去的内容，例如命令太尉以及设置县鄙，便是秦制。

译《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婚义》《冠义》等篇，正是解释婚礼、冠礼的，如同《易》中孔子的《彖传》《象传》《文言》正是解释经义，可以附在各卦之后。至于《哀公问》《孔子燕居》等篇，通论各种礼制，就像《易》的《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等篇通论易道，难以附在经文之后，应当另列在后面。孔子说性与天道，是不容易听到的；如今的人一开始学习便谈性，难道不是妄说吗？正因为凭空妄想，所以有人认为性恶，有人认为性是善恶混杂，有人认为性分为三品。这些都出于个人的想象，只是看见世间有几类这样的人，便说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哪里曾见过性的本源呢？所以说性就是理，理没有不善，这是最极致的论断。圣人没有虚妄的言语，孔子为什么有想乘船浮海的感叹，却终于没有离去呢？合乎义时可以离去，也可以不离去。圣人的心没有什么非如此不可，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什么叫可以离去？离开一个国家是可以的，躲避不合礼的行为、躲避坏人、躲避不合适的地方，都可以。什么叫可以不离去？离开整个时代，乘船浮海而去，就是不可以。怎么知道天下没有贤明的君主、没有可以施展道的国家呢？所以鲁国不能施行道，就到齐国；齐国不能施行道，就到陈国、蔡国、楚国，不忍心产生忘掉天下的念头。《明堂位》说：“从前周公在明堂的位置上使诸侯朝见。”后人便误以为周公代理天子之位、登上天子之位来朝会诸侯，其实不是。大概 周公制定礼制，使诸侯在明堂朝见天子罢了。所以接着说天子背对斧依，面向南站立，后面又叙述相关仪式。这就是周公所制定的明堂之位，可以看出是周公制定了这种礼。若说周公朝见诸侯，严重违背义理，还会开启后世乱臣贼子的心思，这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所谓周公登上天子之位以下的文字，都是后儒附会，牵强而不可信。周公用王礼祭祀，或许属于褒扬赠谥一类；如祭祀孔子也用王礼，后世公爵死后也追赠为王，这些做法只可用于周公庙，其他地方则不可。《明堂位》说“天子的礼”，本来就不对；又说“鲁公之庙为文世室，武公之庙为武世室”，绝不是当时赐予这种礼制的意思，而是后代僭越沿袭所造成的弊病。后儒又据此附会，危害很大。怎样才叫成就其文理呢？狂放的人成就他的狂放，拘谨的人成就他的拘谨；一旦形成，就不容易回转改变。所谓裁，就是使之发生变化：使狂放者变得拘谨，使拘谨者变得狂放，使狂放与拘谨相互转化，最终各自达到中和。《服问》无疑是《仪礼》的传。看《服问》开头称“传曰”，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如今流传的《乐记》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其中流传着格言和本旨。它把乐与礼相对而言，便有了根本。乐是礼的完成；古代另有《乐经》，已经亡佚，如今的《乐记》只是保存了它的义理。我想辑补《乐经》，但《乐经》只是讲法度、数量，至今还没有能力完成。怎样叫君子之儒？学习大的道理而成为大人。怎样叫小人之儒？学习小的道理而成为小人。怎样叫大人？说话不一定拘泥于兑现，行为不一定拘泥于结果，只要合乎义所在，就是大人。怎样叫小人？说话一定要兑现，行为一定要坚持结果，拘谨固执，这就是小人。大人的学问，是由仁义出发而行动，是由积累义理产生的。小人的学问，是去实行仁义，却只是偶然受义理袭取而取得它。大小、内外的区别，就是君子和小人之所以不同的地方。闵子骞不肯做费宰，有三个合乎义理的理由。什么是三个理由？费是季氏的私邑，去做私臣，是第一件不合义；不由公朝任命，却由私家任命，是第二件不合义；季氏不守臣道，出仕就会丧失自己，是第三件不合义。这就是闵子辞谢的原因。假使他遇到贤明的君主，由公家举荐而在公朝做官，闵子又有什么理由辞谢呢？能够推究事物的开始，就没有所谓开始；能够概括事物的终结，就没有所谓终结。屈与伸相互感应，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不是懂得本性的人，谁能参与理解这一点呢？文质彬彬，就是内里充实而外表光辉。内里充实叫质，外表光辉叫文；文和质都具备，叫作有德。虫受到春天的感发，便鸣叫；草木受到阳气的感发，便生长。观察它们受到感发的情形，就可以看见天地的仁。虫寂静时，蛰伏而休息；草木寂静时，归根而藏。观察它们寂静的情形，就可以看见万物的仁。火的焰、水的光，是阴阳各自的精华，与日月相同，原本互不相受。所以没有办法知道、称述它，这正是德性的极致。如果说太王有剪灭商朝的志向，就不符合太王的本性。太王的德性，尚且能够舍弃国家而躲避狄人，怎么能说他距离商朝灭亡的时代还很远，只要一天上天的命运没有断绝，君臣的名分就不可侵犯；像文王与商朝相隔三代，尚且能够拥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服事殷商，难道太王反而会在三代以前骤然产生剪灭商朝的志向吗？泰伯难道能预先知道三代以后将有天下，于是先把天下让出去吗？假使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没有取代商朝，武王没有继承先业的功劳便去世，那么周朝能否拥有天下，也还不能知道。若说泰伯的德性足以使诸侯朝见、拥有天下，那么季札的德性不也足以拥有天下吗？天命尚未改变，又能怎么办呢？三次把天下让出。“三”是确实有其事；“以”是拥有。拥有天下却把它让出，是最大的让。泰伯身为长子而不即位，逃到荆蛮，以此坚决把国家让给季历，这是天下最大的谦让。舜对禹说：“你只是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是不自伐，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这说的是天下的才能和功劳。泰伯有把天下让出的行为，他的德性也是如此。作揖推让三次，是人们可以看见并称述的。泰伯逃走而让出天下，他的谦让已经泯灭于无形。手脚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保全父母遗留的身体，就是完整地归还给父母。所谓完整归还，并不是说保全形体，而是说保全本性。因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敬慎来保全本性、保护自身，可以说是孝了。至于乡里那些自以为是、只求保全自身，却不能保全天地父母所生的本性，不能践履自己的形体职责的人，都可以称为仁孝吗？物我第十八。如果确实懂得物我之间没有间隔、万物与我同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中手足、爪牙彼此碰触，人就不会计较它们。《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和慎独都只是敬，都是同一段工夫，不分动静；把它们分成两件事就不是敬了。后一节正是解释前一节：隐微就是不睹不闻，慎独就是戒慎恐惧，只是一段涵养工夫，以养成未发之中，达到已发之和；无论动还是静，都是天理。延平告诫晦翁时也有这个意思，后来晦翁后悔说：“辜负了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