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

译承蒙您把自己另作的《心性图》给我看，足见您有独到心得，没有拘泥于旧说。但心与性本是一体，不宜分别标在两个地方。心性必须具备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才能显出完整。如果只是这样的图，恐怕会成为空心、空性的说法，如何呢？所以我曾说：“心中没有一物，便是浩然；没有一物不去体认，也便是浩然。知道‘没有一物’与‘没有一物不体认’的道理，才可以谈论性。”先儒也说：“没有不是性分本来具有的，也没有不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佛教说“即心见性成佛”，这是空。白沙先师也说过“性空彼我无分别”，然而性是天地万物与心一同生成的；要说空，恐怕不能把其他事物也空掉。我所作的《心性图》已经把这些都说尽了，图说中说：“性，就是天地万物与我同为一体。”最后又说：“如今把内在的本心作为根本，却把外在的天地万物排除在心之外，这是把心看得太小了！”请把这些说法相互参照，便能看出准确的道理；其余各篇似乎也有不少出入，要谨慎对待。答洪觉山峻之。这封信寄出后，你屡屡来信，而我五年中竟没有给觉山回过一封，难道是你我都随着他人的浮沉而变了吗？于是我也断绝了音信。如今在乙卯年腊月二十二日，忽然收到你十月的来信，信由赣州游兵宪转来，拜读后欢喜得不能自胜，悲伤之后又重新欢喜。悲伤，是悲伤六年来音问断绝；欢喜，是欢喜旧日的情谊仍然存在！白沙先生先□□□□世维识得宝物，爱护宝物，就像爱护□□□之物被遮蔽一样，思念它□□□□朝宝物又回来，便又高兴不已，□□爱宝的感情啊！我之所以爱觉山，是因为他在海内无双，怎能不因此悲喜深切呢！来信所论圣学中正的道路，即使圣人也不能改变。冲玄之会竟然有人对此疑惑，为什么呢？或者是你说得详尽而见解精微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呢？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此前曾说东郭一到，徽州士人都树起降旗；如今看来，却完全不是这样！谢惟仁前次来信说，秋间将与觉山同来，后来终于没有成行。承蒙告知令叔子明等贤者要来天关，我非常高兴；但我已经有丙辰年元宵节往南岳的行程，又将被邀请到祝融峰上去，还不能确定。勉强带病写下这封信，仍托游兵宪的便利带去，不能尽述。给江西宪副蔡白石。原文缺失。我也不能抑制对南岳的思念，顾不得年老，也顾不得险阻。二月初一开船，二十七日进入南岳书院，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经过衡州石鼓书院，看见您所刻的碑石林立，您的流风余韵仍在那里，足以传为美谈。我所作《大同念谂》，请同道诸贤刻在会讲平门之上，抄录一份奉上，供您一览。柱上的联句，白石亲笔写得很好；但一方面只是见到其中一联而没有见到全部，另一方面只见到了您的德行而没有见到您的功夫。我替您续足为：‘仁心深厚，树立根本而知晓化育；光明皎洁，没有什么能高过它，如同洗濯于江汉、曝晒于秋阳。’这样意思才完整。仍写上您的官衔，依照旧刻把它刻下流传，以表示不忘白石。归程将取道赣州上游；如果兴致来了，也许会游武夷山，还不能确定。谢生参加武举考试北上，按例应当经过您的辖区，匆忙写下这封信，不再宣说。谢周□□□□□册到达这里时，听说我在南岳，□□□平川太守到南岳祝寿，□展读您的高文；我前信所说的‘邀请我到祝融峰上去’，果然应验了。展读您的大作，其中祝颂的话说得过于盛大，使我感激而惭愧！感激而惭愧！汪周潭中丞派人送来书信。劝我回程乘船从攸县到吉安，再到虔州越岭，这样较为平稳，可以避开武溪滩泷的险阻；如今我听从了。到了万安，遇上张潦三丈所造成的非常灾害，停船躲避已经六天了。承蒙来信谈到佛、老思想的忧患，我确实有这种忧虑：许多人只谈光明皎洁，却不知道江汉和秋阳的洗濯、照耀；‘天理’二字难道是凭空就能看见的吗？如果体认天理的功夫用得不对，也会有这种毛病。程伯淳所说的‘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原本没有丝毫人为之力’，天理自然显现，仿佛在面前、在身旁，哪里用得着想象？谢维近这一次气质渐渐改变，同周敬甫一样质朴茂实。我都深深劝他们应当像曾子那样谨慎沉默，默默成就，不说话也能取得信任；一点言语最终都不能解决事情。如今周潭又得以卸任回归，而两位学生来往辅佐，在斗山举行会讲，使道德合一、风俗同化，那么我这个老人的心中就没有向北方忧虑了。两位学生在虔州，托周潭的船回来，谨写此信附上，以表达谢意。给何吉阳的启。恭敬地听说您在江右开设府署，贤哲之人就在近处，足以慰藉老人的心怀。听说您到任之日，学者都欣然感戴仰慕；十来天之间，报信的书信来了四五封，足见您的涵养。夫子若能治理邦国，确立大道、推行道术，使远方来归、上下和谐，也不过就是这种风气罢了。大道没有穷尽，千条路、万条径都可以进入。明道所到之处都得到响应；他出入释、老之学十年，进入其中而又能出来，这□□□□也。释、道两家的家底都被明道看破，后来甘泉□□□□□□□□□□□□□□□□□□□来加以剖析，□□□□以执着一端评论人，周濂溪□□□声名传出，一府之人都倾心归附；他也曾同僧人寿涯、白鹤道人交游，伊川因此不能不怀疑他，所以《太极图》《通书》都不谈这些，只把明道看作孟子之后的第一人。抚州下辖地区受阳明公教化而成为同志的人很多。近来建宁刘太守吾南、董二守蓉山，为我这个老朽和阳明在武夷山创建一所大同书院，把图样寄给我看，我非常高兴看到两家大同的意义，这可以成为百代公认的定论。我与阳明公竭力振兴失传已久的圣学，什么时候有过不同？所以我曾说：‘良知必定要以天理为内容，天理无非就是良知。’ 这也可以成为公认的定论。后来有人只说时时知道、时时觉察，空泛地兴起一番说法，因而严重失去了阳明公的本来宗旨，所以我常常加以说明。在赣州有讲学文章，无非是替阳明公维护道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大同的意义。邹东郭作了一篇武夷山一曲书院记，很能体现这个意思，不知道您看到了吗？如今董蓉山派来的使者陈曾趁秀才来往的便利到此，我谨写此信并略备薄礼，附上引领祝贺之意，希望您万望拨冗阅览。《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春秋正传序》。

译甘泉子说：《春秋》是圣人的刑书；刑与礼是一回事，出了礼的范围就进入刑的范围。礼，就是理，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上天的道。懂得上天的道，然后才能懂得《春秋》。《春秋》是圣人的心，也就是上天的道，难道可以轻易地说吗？既然如此，圣人的心难道本来就不能看见吗？孔子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圣人的心存在于义理之中，圣心的义理存在于事实之中，《春秋》的事实存在于传文之中。经，是认识大义的；传，是认识细节的。经书，取法于得失之义，这是孔子的事情；传文，明确记载得失的事迹，这是左氏的事情。《春秋》是鲁国史书的文字，也是列国上报的记录，却说圣人拘泥于某一个字褒扬、某一个字贬斥，这不是圣人的本心。既然如此，所谓‘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写’，是说把该记的写下来；‘删’，是说把该去掉的删去。从前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语湮没了，道统在子思那里。孟子亲自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得到上天之道、契合圣人之心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所以后世懂得《春秋》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孟子说：‘它的事实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的文字是史书。’ 孔子说：‘它的义理，就是我暗中取法的东西。’它的文字是史书，说的是经；它的事实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说的是传。把文字和事实合在一起，义理就存在其中了，这就是‘暗中取法’的意思。义理取自圣人的心，事实详见于鲁国史书的文字。然而后世谈《春秋》的人，却说每一个字都是孔子特意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孔子特意删去的。如果真是这样，哪里还谈得上它是鲁国史书的文字呢？如果这样，圣人的心也太浅薄了。有人问：‘那么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害怕；又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责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孔子对《春秋》难道果真没有创作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所谓“作”，是指把事情写下来。所谓“了解我”“责怪我”，是说天下后世的人读《春秋》所赞美、所厌恶的事情，就好像是在赞美我、讥刺我一样。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害怕。”所谓害怕，就是说能够了解我、责怪我。如果按照后世儒者的说法，那么孟子自己就同“它的文字是史书”这句话前后矛盾了，岂不是奇怪吗？’有人问：‘经书是最后判定是非的案卷吗？’ 回答说：‘也不是。暗中取法的义理存在于经和传中，以传文来落实经文，断案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今天审理案件的人，事情和判决一一保存在案卷里。圣人的经书，只不过像案卷的标题，写着“某年某月某人某事”罢了，而且文字还很简略；至于是非的详细情形，自然会在案卷中显现。因此，读经是为了知道圣人取义之处，读传是为了知道圣人取义的意旨，这样以后，才可以了解圣人的心。紫阳朱子说：‘如实记录事情，善恶自然显现。’这已经接近真义了。可惜鲁国史书的文字年代久远，早已湮没；左氏的传虽然事实丰富却不纯粹，其余各家大多只是臆测之说。从三氏百家直到胡氏的传，多半都因义例的蒙蔽而相互沿袭，却不知道义例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公羊传》《谷梁传》穿凿附会的根源。因此研究《春秋》的人不必拘泥于经文，而应考察事实；不必在文字上穿凿，而应寻求圣人的本心。扩大心胸去观察，得到事实以后，圣人的心和《春秋》的义理就可以理解了。我的生年距今已有千年，痛惜这部经书没有完整的传文，诸儒又纷纷以自己的意见臆测，使它受到搅乱。圣人暗中取义的本心，终于隐晦而不可见，所以象山陆氏说：‘后世谈论《春秋》的人，大多把它说得像法令，不是圣人的本旨。’ 他又说：‘诸儒解说《春秋》的错误，尤其超过解说其他经书的错误。’大概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形。我研究这件事已经多年，寻求《春秋》的旨趣和圣人的本心，仿佛有神明贯通其中，粗略地有所契合，却不敢自信。感叹它的传文不完整，只能在千年之后独自遗憾。因此我取各家的说法，加以整理订正；去掉穿凿附会，使它返回浑然完整的状态；删去繁杂芜乱之处，不使它搅乱根本；不拘泥于经书原有的旧文字，而一概以传文所载的事实来验证。圣人暗中取义的本心，仿佛洞然重新显明，如同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希望同天下后世的学者共同商榷，书名叫《春秋正传》；所谓‘正传’，就是订正各传的错误，使它归于正道。《补乐经序》。序说：《补乐经》是做什么的？是因为圣人久远以来的言论已经湮没，乐经有所残缺，所以拟作补充。现存的《乐记》是乐经的传文，经书亡失而传文尚存，还算像鲁国告朔时保留饩羊一样值得庆幸。然而如果只讲它的义理而遗漏它的制度、数目，那么乐的根本就废弃了。礼和乐是一条道，礼经的残缺，我已经在经传中加以订正。乐经的残缺，我从四十岁起就留意了。礼是由内心产生的，乐是由礼产生的。礼主管秩序，乐主管和谐。秩序使人达到中正，和谐使人达到和顺。秩序从内心产生，和谐向外舒展，就成为乐；乐产生以后，厌恶怎能停止？既然厌恶可以停止，就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是乐把神妙之处充分发挥出来。它可以感通神明和人，可以感动上下，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可以养育万物。养育万物、感通神明，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古代治理的极致。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兴起礼乐；从三代以前直到黄帝、尧、舜的治理，全都遵循这条道路。汉、唐以后治理不如古代，不是人物有所不同，而是礼乐之道废弃了。礼的兴起，在于节文；节文，是礼的经。乐的兴起，在于度数；度数，是乐的经。所谓节文，就是升降揖让等礼节；所谓度数，就是律吕和声音。我已经年老衰迈了！幸好上天给我的年数还没有结束，抚念平生志愿尚未完成，于是在西樵隐居无事之时，取各家关于律吕的说法，私自加以增删、调整、改写，拟作一篇古乐经，又把《乐记》和各种典籍中所见的材料列在后面作为传。经用来确定度数，传用来阐发义理，这样乐就可以理解了。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想要推行礼乐，一定能从这里有所取法。虽然如此，这只是大略；至于加以润色完善，就要靠君主和宰相了。有人说：‘王通续经，至今还受到讥笑，而您又写了这样的作品，难道也会被天下后世讥笑吗？’回答说：‘这是述说，不是创作；是拟作，不是续作。有什么可讥笑的？后世圣人有新的创作，自然会明白这一点。’ 《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八。《重修南岳甘泉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