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翁大全集卷之七十九下

译慈湖既然认为人性全都善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是对的。但他又认为只是意念一动便会昏暗，这是为什么？天道经常运行，人心经常生发；性就是心的生理，正因为是生理，所以活泼泼地，哪里会有不动的时候？一动便成为意念，但无论寂静还是感应，都无不是实理；所以性不分动静，因为理本来就没有动静之分。如今把动意看作不对，就是把尧、舜的人性认作死硬的东西了。可以说是知道道、知道性吗？孔子说：“人是天地之心。”又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孟子也常常讲性善，又说：“仁，就是人心。”这些话多么伟大，开启了万世之人心本来具有的灵性。人谁不爱护、敬重自己的父母？有不爱敬父母的，就不是人；人谁不知道慢走在年长者后面？不知道走在年长者后面的，就不是人。这颗心是人本来就有的，不用学习便能做到，不用思虑便能知道。“心的精神就叫作圣”，果真如我们圣人的话；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也不是心本身的罪过，只是百姓的生命禀赋深厚，因外物而迁移，受到外物感触便昏暗了。心的精神没有固定的方位、没有固定的形体，极其安静而虚明，能够变化却不营求造作。禹说“安定你所止息的地方”，说明它本来安静止定；舜说“道心”，说明这颗心就是道。这几句话就像鱼目混在明珠中一样，有真有伪，有正有邪；选择得不精细，说得又不详尽，这不是辨析言论的学问。相差虽然只有毫厘，错误却会达到千里。舜说“道心”，说明心就是道；那么舜说“人心”，难道可以说这颗心就是人吗？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问的人。”如今我见到这样的人了，先公有这种品德，仲兄也有这种品德。我亲眼见先公自己悔恨、自我责怨，直到流泪，直到自己捶打自己，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仲兄也深入体会其中的意义，曾告诉我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古训所说的‘内自讼’是什么。我有过错，确实会在内心自我责问，所以把书斋命名为‘自讼’；如今国学中也有书斋名为‘自讼’，有重大过错的人便居住在那里。”士人把自我责问当作可耻之事，仲兄却以此为乐，是因为他深入体会了其中的意义。改正过错的道理多么伟大啊！有过错却害怕改正的人，不能自我责问；只有贤者能够自我责问，只有贤者能够改过。既然认为自我责问是对的，却又认为意念发动是不对的，那么自我责问难道不是意念发动吗？人心是活的，不能硬要把它做成枯木死灰。所以佛教徒想求寂静却不能得到，整天强行压制，整天动用意念，因此才有“心猿意马”的说法。如果不忘却自然，也不刻意助长，时而静、时而动，无不顺其自然，这是多么洒脱啊！四明的杨某任浙西抚属，淳熙十一年八月初一已经接掌职事，但租住的房屋狭窄简陋，外部高而内部低，没有宴饮休息的地方，客人来了不能留宿，也不能用来奉养双亲。偶然在宝莲山顶得到一所官府的僧房，帅君雅尊重士人，替他改建居所，又任凭杨某随意规划摹画。于是他在高敞明爽的地方建造书室，东边是江，西边是湖，云山绵延千里，幽人骚士来到这里，无不说奇异、壮观、畅快。他说“任凭我随意规划摹画”，又说在“高敞明爽的地方”，又称它为“奇异、壮观、畅快”，这难道不是意念发动吗？由此可知，天地没有一刻不在运行，人心没有一息不在生生地感应，怎么能不发动？即使慈湖说不发动，也仍然是发动了心；除非死亡，否则不会不动。因此佛教徒整天学习死亡。从前曾皙在暮春时节吟咏沂水之事，求学者却熟视而没有看见泰山的形体。恪请求我书写“咏春”二字来铭刻堂屋，又请求我阐明它的宗旨。我说：“入内侍奉父母，是它的宗旨；出外侍奉君主，是它的宗旨；作为兄长友爱弟弟、作为弟弟恭敬兄长，是它的宗旨；夫妇有区别，是它的宗旨；朋友守信，是它的宗旨；眼睛所看、耳朵所听，是它的宗旨；所说的话、所做的行动，是它的宗旨；警戒谨慎、兢兢业业，是它的宗旨；喜怒哀乐，是它的宗旨；思考谋虑详尽周密而恳切至极，是它的宗旨；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是它的宗旨；风雷霜露显现形态、万物显露而生长，是它的宗旨。”这样阐明，可以说极其明白、极其详尽了。有人仍然疑惑，我又说：“他的疑惑也正是宗旨。多么快乐啊！这正适合曾皙所说：‘暮春时节，春服已经做好，成年人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唱着歌回来。’”后来恪又请求我为他堂屋的东房题铭“时斋”。唐、虞以前，道的名称还没有显著，只说“时”；尧说“谁能顺应这样的时势”，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无法给它命名，姑且称作“如是”。这也是咏春的宗旨。他请求我为西房题铭“勿斋”。凡是意念发动都损害道，凡是意念都应当停止；大概没有超过这四点的。进入这间屋子的人，如果能像天地一样寂然不动，那么就不必服用这种药了。他又请求我为东院题铭“熙光”。光像日月的光，不思不为而万物全都被照耀。《易》说：“知道光明广大。”又说：“笃实而发出光辉。”又说：“动静都不失时，道就光明。”又说：“君子的光辉，是不断增益光明这条道；不被意念扰动，就和顺而合乎义理。”这也是咏春的宗旨。它的左边叫“昭融”，昭明而融为一体，就是熙光；它的右边叫“修永”，修养那永恒不息的东西，就是熙光，就是昭融，就是咏春的宗旨。另有一间别室叫“喜哉”，舜作歌说：“股肱之臣快乐啊！”这种喜悦是不可思议的。又有一室叫“止所”，《易》说：“止在它应当止的地方。”这种止并不是停滞，这个地方又不是固定的地方，这就叫作止得其所，都是咏春的宗旨。这种止并不困难，不必劳心起意；这种地方并不遥远，不必费力寻求至境；这种止就在笔端，光明照耀天地。[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慈湖遗书》改字]整篇都是禅学的宗旨，却一一用圣人的言语来文饰；人们只看见它与圣人的话相同，却不知道其实与圣人的话不同。相差虽在毫厘，错误却达千里。佛教徒常常援引“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的说法来附会自己，却不知道意、必、固、我都是人的私欲，这些本来可以去除；他们却把一切诚意、正心都说成应该去除，难道不是诬蔑圣人的话吗？胡康侯对五峰说：“佛教徒与圣人的话句句相合、字字正确，然而彼此不同。”五峰问：“既然说相合、说正确，为什么又说不同？”康侯说：“能在这里看破，我才承认你具备一只慧眼。”康侯的话，确实是有卓越见识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人人都有这种昭明融通的光，却不知道它自身。如今人的眼睛看、耳朵听、手拿取、脚行走、口说话、心思考，自然具备五常；侍奉君亲而忠孝，兄弟之间友爱恭敬，夫妇之间倡导与顺从，宾主之间迎送，应酬往来交错，无穷无尽，而其真实本体却澄澈寂静，变化极其明显。这种妙处，自古称为心，又称为神。孔子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这颗心没有固定形体，虚明洞照如同镜子，万象都显现在其中，没有什么能够隐藏。只是意念一动，才开始昏暗；于是产生好恶，筑起物我之间的藩篱，计较是非长短；有时又探求幽深遥远、追究源流、彻探深底，反而更加乖张。因此孔子反复说：“不要凭主观臆测，不要自以为必然，不要固执，不要自我中心。”这是用来针砭求学者的痼疾，收敛遮蔽光明的雾露，使昭明融通的光显现出来。这种观点在前一章已经出现了。只是说“这颗心没有形体”，就是不知道心；既然说没有形体，又怎么会有作用？那种明明白白而不可欺骗、受到感应便能够回应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孔门弟子三千人，孔子唯独说颜子好学；至于“日日有所进步”“月月有所进步”的人，则不在其中。什么叫作“至”？至，就是止。《尚书》说：“安定你所止息的地方。”良善的本性寂静清明而不动，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即使万般变化交相扰乱、错杂纷呈，实质上也没有受到扰动，所以叫作至，也叫作止。既然到了极致、止于至善，还为什么要学习呢？唉！本心虽然明白，但旧习仍然熟惯，细微的遮蔽仍然存在；意念和思虑一萌发，就与道相违背。道并不违背我，是我自己违背道；有自我便有违逆，没有自我便没有违逆；有自我便会发动，没有自我便不会发动。我本来没有私我，意念树立起来便形成了自我。达到“日有所至”之外仍然会违背道，也是意念兴起而发动的缘故；达到“月有所至”之外仍然会违背道，也是意念兴起而发动的缘故。到了颜子三个月不违背道，越来越精纯、越来越专一；三个月以后，仍然有极其细微的违背，随即不远而复归，重新纯一如故、不动如故；无论变化、言语、行为，都纯白光明。这叫作时常学习而感到喜悦的学问，叫作文王之德的纯粹，叫作精纯专一、诚实地把握其中，叫作“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始终”，叫作天下万世百姓本来具有的性。这些都是拿圣贤的格言来文饰自己的邪说，正是所谓“句句相合、字字正确，然而彼此不同；如果能看破这一点，才承认你具备一只慧眼”的情形。他只说止，不说动；只说寂，不说感；只说清明，却不说清明的本体。大道的实质并不间隔于清浊之间，明明白白而不可欺骗，受到感应便能够回应；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怎么能算知道道呢？而且他说所学的是什么？所习的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感到喜悦？他的文章本来有先后次序，却把学习和时时实践而喜悦合在一起说，这也不同于圣人的话。唯独“日日进步、月月进步”两句，先与我的心意相同；但他又不知道所达到的究竟是什么事、什么物，又把“至”解释成“止”，也是把它引入了佛教的说法，不也是不同吗？如今求学者看见慈湖谈“皜皜”，也只谈“皜皜”，却不去体会“用江汉之水洗濯，用秋日之阳曝晒”的功夫；他所说的“皜皜”，就像佛教徒所说的白牛显露、光明迥然。我年纪已经七十八岁，日日夜夜战战兢兢，却一无所知，凭什么称得上符合敬慎之道呢？只有舜说“道心”，并不是在心之外另有一个道；道不过是无所不通的称呼。孔子对着子思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圣也只是无所不通的名称。人人都有这颗心，这颗心从未不是圣；精神没有固定的形质，没有边际，无所不在，无所不通。《易》说“范围天地”，确实足以范围天地；《中庸》说“发育万物”，万物确实都由心所发育。百姓每天运用这颗心的妙处，却不知道它。孩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长大后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爱父母叫作孝，敬兄长叫作弟，用这颗心侍奉君主叫作忠，用这颗心侍奉长上叫作顺，用这颗心与朋友交往叫作信；它的敬叫作礼，它的和叫作乐，它的觉知叫作知；觉知达到纯粹明彻叫作仁；说这颗心正直而不支离叫作德；有义理所应当实行、不可移动改变叫作义。名称纷繁，就像耳目口鼻手足各不相同而同属一人，又像根、干、枝、叶、花、果各不相同而同属一棵树。这颗心虚明广大、无所不通就是如此。然而孔子说：“学习并时时实践它。”是说要时时加以实践。又说：“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入危险。”为什么呢？这颗心本来没有过错，一旦被意念发动就有过错；意念被声色发动便有过错，被财货利益发动便有过错，被物我分别发动便有过错；千般过失万般错误，都由意念发动而产生。所以孔子再三告诫求学者“不要凭主观臆测，不要自以为必然，不要固执，不要自我中心”；意态不要超出这四点，因此他又再三使求学者止息、断绝这些意念。这一段也还是前面的说法，却又说精神没有形体就是圣道；既然没有形体，又凭什么产生作用呢？道心是完全相同的，人与人却各自有区别。人心自然善良，自然灵妙，自然明白，人心就是神，人心就是道，哪里会有不同呢？圣贤并没有多出什么，愚鄙也没有少了什么，凭什么证明是这样？人人都有恻隐之心，都有羞恶之心，都有恭敬之心，都有是非之心；恻隐是仁，羞恶是义，恭敬是礼，是非是知，仁义礼知，愚夫愚妇全都有，难道只有圣人才有吗？人人都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同，人人也都与天地相同，又凭什么证明呢？人心不是气血，不是形体，广大而没有边际，变化而没有固定方位；忽然用眼看，忽然用耳听，忽然开口说话，忽然举动，忽然到达千里之外，又忽然穷究九霄之上，不疾行却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不是神吗？不是与天地相同吗？开头几句的词气，正与《檀经》中“多么奇妙的自性”几句话相类似；他引用“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等话，是把儒家援引进佛教。他所说“忽然用眼看”等几句话，是把知觉和运动当作性、当作道，难道不是谬误吗？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不是敲击磬声。地承载神气，神气形成风雷，风雷流动而显现形态，万物显露而生长，无不是敲击磬声。君主尊贵、臣下卑微，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夫妇有区别，长幼有顺序，朋友守信，无不是敲击磬声。眼睛看、耳朵听、心中思虑、口中言说、四肢运动，无不是敲击磬声。孔子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对你们隐瞒任何东西，也没有一件事不和你们共同实行。”这些都是敲击磬声的宗旨。

译这是佛家把敲磬作为警醒、振动人心的宗旨，哪里足以用来认识圣人的心呢？假使慈湖当时听到这番话，也只能止于警醒、振动自己的心罢了；又怎么能像荷篑者那样，从敲磬声中知道孔子不忘天下的心呢？孔子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既然已经是圣，为什么还要再使它清明呢？孟子说：“不要故意端正心”，是说人心从来没有不正，不必再去端正它。这颗心虚明而没有形体，精神通达四方，极其灵妙、极其明白，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变化言语行为；能侍奉父母，能侍奉君上，能顺从兄长，能友爱弟弟，能与朋友交往，能广泛应对而各得其当；不用学习便能做到，不用思虑便能知道，从未不是清明的，何必还要再清心呢？清心就是正心，而正心正是孟子所告诫的；后人却反而违背他的教诲，这是为什么？《易》的上系说“圣人洗心”，《大学》说“先正其心”，所以后世学者因循这些话而没有考察清楚。上系的“洗心”和《大学》的“正心”，都不是孔子的话。[下][不][据《慈湖遗书》改字]系辞说“子曰”之后，我二十八岁时有所觉悟，三十一岁时又有所觉悟，觉察到这颗心清明虚朗，确实没有过失；过失都从意念产生，不被意念扰动，便澄澈虚明，过失从哪里产生呢？我深信这颗心自然清明，自然无所不通，确实不必再使它清明；然而在本来虚明、无所不通的心中生起“使它清明”的意念，千般过失万般错误便纷然到来，实在可怕。如果这样说，不必再清心、正心，那么《易》和《大学》所说的洗心、正心就全都错了，教与学也都可以取消了；竟敢说古代圣人的话不对，得罪名教就太大了。因为不希望意念发动，所以不相信诚意、正心的学说；这说明他还没有明白程明道对韩持国说的话：“道不在于克制，却不是持国你的事情。”持国是佛教徒，所以他说道不必克制，与慈湖相同。思考时就是这样，不思考时就不是这样；这不是永恒的，永恒不是思考所能达到的。却一定要说思考，是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永恒。永恒不是思考所能达到的；思考而忽然觉悟，觉悟并不是思考，这就是永恒。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说的就是这个；说“不要有主观臆测”，说的也是这个；说“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没有知”，说的也是这个。说“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永恒”，难道不是意念发动吗？这是在探索隐微。又说“圣人没有知”，便成了死灰，而且他自己的话也互相矛盾了。人有圣贤的差别，道却没有圣贤的差别。孔子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这颗心起初没有圣贤、平庸、愚笨的区别，百姓每天运用这颗心的妙处却不知道。禹说“安定你所止”，是说本体不动；文王说“不断明敬而止”，也是说不动；孔子说“做它而不厌倦”，难道是在尚未觉悟时就盲目地做吗？也是不断明敬而止，在知达到之后，观察过错的精微，在仁德上用力守持。就像镜子中的影像纷纷交错，而镜子的虚明从未受到扰动。这仍然是前面的说法。慈湖的意思只把不动当作本体、当作止，却不知道顺着本体的自然流行，使万物各止于其所，这才是不动。他又把孔子“做而不厌”理解成已经觉悟后才去做；他为什么还要被老子、佛教无为的说法迷惑，却不知道圣人的作为没有人为造作，并不是无为；这与佛、老所谓的无为不同。从这些地方就可以大致悟出它的错误。《易》说：“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很少显明。”仁、智各执一偏，百姓日常运用却不加察觉，都把偏执之处当作道。什么叫精？什么叫一？孔子说：“连缀文辞、比较事实，是《春秋》的教法。”能够连缀文辞、比较事实而不紊乱，就比《春秋》本身更深了。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不含有教化。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布而形成万物，众物显露而生长，无不含有教化。我不胜敬意，赞叹说：“圣人的话真伟大！”著庭把连缀文辞、比较事实作为职责，可是文辞多得无法胜数，事实多得无法胜数，怎样才能不乱呢？混乱产生于意念，意念纷杂而生；意念像云气，能够遮蔽太虚的清明，能够掩盖日月的光明。舜说“道心”，明白本心就是道；一动于意念，就成为人心。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却又屡屡告诫学者“不要主观臆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自我中心”。意态虽然有万般差别，大体不超出这四种。圣人深知意念对道的危害太大，所以反复告诫学者要止绝它。“连缀文辞、比较事实”以及“天有四时”等话，都不是孔子说的。又把意念比作云，把心比作太虚、日月，这样心和意念就成了两样、三样东西，却不知道心和意念本来就是一物。本体叫心，心念发动叫意；一有感受，一有回应，难道能够寂灭吗？说“明白本心就是道”，辨析见于前文；千言万语，只是因为把意念铸成了千万种错误。“时”是“道”的另一个名称。《尧典》说：“谁能询问并顺从这个时？”“时是”二字，是“是”的音变；“是”就是这个意思。古代还没有“道”这个名称，只说“是”；舜命禹时才开始说“道心”，是要说明这个无所不通的心。后世离古代越来越远，不说“时”而说“道”，这正是道不能在天下彰明的原因。道不能思量，也不能命名。舜说“好像不在这个时上”，这里的“时”就是后世所说的道，却不直接说“道”。后世在心之外另求道，不知道此心虚明广大、没有边际，包容天地、化育万物，这就是道。孔子生在衰乱的时代，不得不顺着世俗说话，于是说“改正过错就停止”，意思是改过之后便不必再向别处寻求。他又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学者起意向外追求，所以告诫他们“不要起意”，又说“哀与乐相互产生”。既然是不可见、不可闻的东西，难道还能靠意念去看见、去求取吗？

译“时是道的别名”这句话接近道理，但又把“时”解释成“这个”“是”，与“好像不在这个时上”的“时”混同了。又说“改过就停止”，最后归结为不起意，却不知道圣人告诫“不要起意”，说的是妄意；“诚意”的“意”，说的是本意。慈湖对于名义的理解都不精确，品评和题目也都不恰当，却任意用自己的意念改动圣人的名理。又说上古只说“时”而不说“道”；可是《二典》《三谟》以前没有书籍可供考察，凭什么知道那时不说“道”，又凭什么说后世说了“道”便使道不能彰明？舜说“道心”，正是为了彰明道，哪里看出它使道不明？总的说来，慈湖只主张指心为道，却不知道“天命之谓性”，性就在心中；“率性之谓道”，道是道路的名称，发见于事为之中才叫道，怎么可以混为一谈？这大体是禅宗的宗旨，足以使学者沉溺其中，难道不可惜吗？禹告诉舜说：“安定你的止处。”这里的“女”指舜，意思是舜的心本来安静止定，只要安于此而已。哪里只是舜的心如此？太甲的本心也本来安静止定，所以伊尹告诫他“敬守他的止处”；“厥”与“女”同义。哪里只是太甲如此？古今天下人的心都是这样，所以孔子说：“在止处，要知道自己的止处。”所谓“止处”，就是本来的止处。《大学》说：“知道止处以后才能有定；有定以后才能安静；安静以后才能安定。”这不是圣人的话，而是用意念推求出来的，所以有这四个层次的次序。若不是意念一起就澄明清净，哪里会有这四个层次？人人都有这个止处，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这就是不知道止处的道理。即使把它说成“至善”，也不过是禅宗所谓戒、定、慧中的“定”，是空虚的定、空虚的止。知道止处是最深的功夫，知道止处便已经得到它；至于有许多层次，只是在说明自然发展的情势。伯正的心能够贯通天地、贯穿古今。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又说：“孝，是天经、地义。”孝与友爱是同一回事。孝悌达到极点，便能通于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伯正都具有这样的心，而这样的心都具备圣性。如今伯正又能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兢兢业业地防慎，我实在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只愿你们兢兢业业，不懈怠、不荒废，那么伯仲兄弟日常行事都能达到中庸的妙处了。千言万语，只是被“心的精神”这句话误导了。先圣说：“智慧已经达到它，仁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一定会失去。”知是觉悟的开始，仁则是纯粹的境界；没有觉悟，不能说是知；觉悟虽然不是思考所能达到的，却还不够精一；达到精一以后，才可以说是仁。孔门中真正觉悟的人没有几个。这是追求近便、急于求成的说法，尚且不能达到精纯，怎么能知道精一？礼经有三百条，大的礼节有三千条，全都是我心中本来具有的：对父母自然孝顺，对兄弟自然友爱恭敬，对夫妻自然亲爱敬重，对朋友自然诚信；出仕事奉君主，自然竭尽忠心；与宾客交往，自然恭敬；在乡党中，自然谦逊恭敬；在宗庙和朝廷中，自然敬慎。所谓“复”，就是恢复我本来具有的礼，不是从外面取得。礼制废弛、音乐败坏，已经超过二千年，学者往往向外求礼；先圣特意说“复”，正是为了医治二千年来的沉疴，发明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周公说用五种礼来防止百姓的虚伪，《礼记》也说“彰明诚实，去除虚伪”，深深告诫人们不要只追逐礼文形式，而不从内心实行。这一段说得多么粗浅！道理虽然人人本来具有，但私欲会遮蔽它；如果不学习，就无法恢复本体。若照这种说法，人人便都是圣人，又何必学习？连杨子也不必讲学了。礼就是理，理没有内外之分。禹告诉舜说“安定你的止处”，意思是舜本来安静止定、不动于意，安住于此而不动意念。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人人都有这样的心，心从未不是圣；它虚明而无所不照，像日月的光辉一样，不思不为而万物全都被照见，视、听、言、动都在变化，却从未动于意念。不能安定，是因为动了意念。舜是圣人，禹尚且要加以告诫，何况后世学者呢？安不是意念，不动才叫安。孔子说“时常学习”，就是安；说“把力量用在仁上”，也是安。安不是思考，不是作为，这才叫真正的作为。舜说“惟精惟一”，就是常常精明而不昏暗，纯一而没有间隙，也就是安。尧的安定安宁，是文王德性纯一的表现。照这样说，必定要像枯木死灰一样，才能成立这种说法。既然如此，《大学》所说的诚意难道都是错的吗？所谓“止”不是静止的止，而是至善的极致，也就是所说的天理。慈湖根本不懂天理，只是纷纷坚持自己的偏见，用来歪曲圣经。孔子说：“默默地记住它，学习而不厌倦。”又说：“我想不说话。”又说：“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无所知。”圣人的话明白如此，而在孔门弟子中能够领会圣人旨意的尚且极少，何况后来的学者呢！近来觉悟的人为什么这样多？觉悟不是言语和思虑所能达到的。季思已经觉悟，却被事务牵累而昏昧。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意思是季思的心已经是圣，为什么不相信圣人的教诲而又疑惑，竟不再追问？季思已经默默领会了；季思平平常常地守住这种默默状态，就是不厌倦的学习，就是喜怒哀乐的妙处，就是天地四时变化的妙处，就是先圣默默领会的妙处。“近来觉悟的人很多”，竟然比孔门还多，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这分明是一时之间几乎全都陷入禅宗了。又说“平平常常地守住默默状态，就是圣，就是不厌倦的学习”等等，难道是把圣学的功夫引入禅宗吗？子思说：“天地的道，它作为万物的本体不二，所以它生育万物是不可测度的。”孔子说：“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布而形成万物，众物显露而生长，无不含有教化。”又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这些话都是为了彰明至神的道，使它无所不通、无所不贯。“大地承载神气”等话，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不懂道的人妄自说的。神气并没有固定处所，包容贯通天地，怎么能说大地承载它？这样一来，天地之气就成了两样东西。皋陶说：“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久。”永，就是长久。古代还没有“道”的名称，尧说：“谁能询问并顺从这个时，我就提拔任用他。”时，就是“是”、就是“这个”；若，就是顺从；意思是说，能够顺从这个道理的人，将要被提拔任用。舜也说：“只有这个，才是关键。”到舜把帝位传给禹时，才开始说“道心”；皋陶说“永”，也是给长久、悠久命名，就是所谓的“时”，实际上还没有固定名称。道像大路一样，舜特意把它说成无所不通的心。至于一旦通到意念上，就会有所偏倚、有所阻碍、有所闭塞，不再是通达的道，所以叫作人心。

译皋陶的话全在“慎”字上；既然谨慎而又长久，便能长久地得到道。不能谨慎，就会放纵狂妄；即使长久处于寂灭状态，也不是道。所谓慎，就是不偏不倚，不过分也不不足。人人都有这样的心，这心虚明而没有固定形体；没有固定形体，就没有边际。天地万物全都在我虚明无体的心中，虽然变化有万般形状，而我的虚明无体之心始终纯一。百姓每天都运用这种虚明无体的妙处，却不知道自己在运用它。既然没有形体，哪里还会有作用？这只是知道可见之物才算本体，却不知道不可见之物也可以是本体。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哪里能看见本体？说得多么荒草粗陋。我曾读《大戴礼记》所记孔子的话，说：“忠信就是大道。”我不胜欢喜！我不胜欢喜！因为它说得深切而明白。我从孩提时代起，承受先父的教导，就已经知道天下没有别的事情，只有这一道而已。穷究高深道理，到了三十一岁，在富阳县署双明阁下陪侍象山先生。问答之间，我忽然觉察到自己的心清明澄澈、没有边际，又有一种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妙；这心原本就是我自己所有，从来没有间断。于是知道舜说“道心”，就是明白本心即是道；孟子说“仁，就是人心”，意思相同。孔子又说：“心的精神就是圣。”我知道人人的本心都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同，便取得圣人的话来作证明，告诉求学者说：我的心就是道，不可再到别处寻求。“忠信就是大道”这句话已经错了；下文所说的“得到它”“又得到它”，究竟得到什么？“明白本心就是道”这句话也错了；上文“人心惟危”所指的又是哪一种心？“心的精神”这句话，前面已经辨析过了。孔子说：“以忠信为根本。”意思是忠信就是根本。渡河老人也说：“我进入波涛之中，靠的只是忠信；我出来时，也只是靠忠信。”孔子让弟子们记住这件事。啊，真是高深极了！即使我对别人忠实、不说妄语的心，也就是道了！不过，老人当时未必真的说了“忠信”，往往只是说：“我出入波涛，我的心只是这样，没有什么言语，也没有什么技巧。我开始进去时是这样进去，出来时也是这样出来。”世人把这样前往、真实而不虚伪的状态叫作忠信。忠信使我把身体置于波涛之中而不敢任用私意，所以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这是把“主”字理解错了。渡河老人说的本来是佛、老之言，怎么能像冯夷娶妇那样滑稽？不如让慈湖亲自出入河流试试看！孔子说：“以忠信为根本。”各位儒者都没有理解其中的宗旨。大概他们认为忠信是浅近的东西，不是道；舍弃浅近去求深奥，离开眼前去求遥远，把忠信置于道之外，却不知道道只有一个根本罢了！忠信就是道，哪里有什么浅深？哪里有什么远近？又有些学者知道忠信不能作浅近的追求，于是把它求得深奥，推广它的意义，夸说忠信一定不只是“不说妄语”而已。唉，这多么错误！舍弃不说妄语，凭什么成为道？人心就是道，所以《尚书》说“道心”。这心没有固定形体，清明而没有边际；以正直之心发出，便表现为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侍奉长上、对待夫妻、交往朋友；出仕则事奉君主、治理百姓。既然说“人心就是道”，为什么又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况且心发于五伦之中，也有合乎中正和不合乎中正的；合乎中正的才是道，不合乎中正的就不是道，怎么可以一概说成道？人的心本来就是安静止定的。喜怒哀乐、各种变化和作为，像四时交替运行，像日月轮流发光。侍奉父母叫作孝，顺从兄长叫作悌，恭敬叫作礼，厌恶邪恶叫作义，明辨是非叫作智，虽然经历千变万化而始终清明叫作仁。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也不省察平常、中正、平和的心就是道；离开心向外求，反而离道更远，实在可惜。千般过错、万种罪尤，全都产生于离开心而起意。它叫作“安定你的止处”，叫作忠信，叫作笃实恭敬，叫作时时学习的功夫，叫作中庸，子思叫作至诚。忠信，不过是真诚实在罢了！大概不必再加“至”字；加上“至”字，便好像平常的诚实之外还有一种“至”的境界，难道不是不可以吗？这仍然是不相信百姓日常运用的就是道。用静止来解释心，却不知道心常常运动变化，这不是认识心的人。百姓日常运用的就是道，前面已经辨析过了。只有真正相信本心的虚明而没有边际，才可以这样说：天，是我的高明；地，是我的博厚；日月四时，是我的变化；万物，是我的分散和差别。然后才能相信我侍奉父母就是天经地义，我的忠信就是天下的大道，不是还有什么未达到的地方；然后才能相信孔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而曾子把它说成“忠恕”。忠就是忠信，恕就是推及万物。先儒却说：“忠好比水流不息，恕好比万物分散各殊。”这仍是不相信忠信宽恕就是道，不相信忠信宽恕本身广大通融，所以才作这种比喻和推广之说。这种理解太草率了。慈湖的心思极其粗疏，性情极其轻率，所以竟敢粗泛地说天地四时万物都是自己所有，像佛教所说的山河大地一样；乾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孝悌、忠信都是自己本来具有的，并且没有达不到之处，于是竟敢违背古代圣贤的言语和教诲，率领天下人废弃学习而扰乱天下，这恐怕必定从慈湖开始了！忠信之心没有精粗、没有本末、没有内外，无所不通；但是意念稍微一动，便失去了它。不起意念就是禅宗的寂静，也就是死的忠信，而不是活的忠信。人心本来清明，本来灵妙；意念一生起，便树立了自我，必然变得固执、阻碍、闭塞，才丧失清明，才失去灵妙。孔子与弟子们从容问答，反复告诫、止绝学者的弊病，大体有四种：意、必、固、我。弟子中只要有一种，圣人就一定制止并斩断它。“毋”是止绝的言辞。要知道人人都有至灵至明、广大圣智的本性，不需要向外求，也不是从外面得到；它自有根本，自然神明。稍微生起意念，就被遮蔽；有了武断，就被遮蔽；有了固执，就被遮蔽；有了自我中心，就被遮蔽。昏暗闭塞的开端，全都由此产生。所以圣人总是随着弊病的表现加以止绝，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圣人不能把道直接给予别人，只能去除别人心中的遮蔽。“绝四”的说法，首先取得了我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但是四者既然绝除，便会廓然大公、天理流行，难道不知道天理流行仍然是寂灭吗？仍然是死的“绝四”吗？

译直翁告诉我，“居处恭”极难做到，并且请求我说明其中的道理。我说：“直翁恭谨谦和，观察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难道直翁独处时也不能保持舒展和温和吗？看圣人的话，应当贯通其道理。‘恭’只是概括地说，至于独处时舒展温和，并不是不恭敬，大概是直翁求之过深了。” 把“申申夭夭”看得太容易了，慈湖的心思真是多么轻率。日本俊?律师对宋朝著庭杨子说，杨子举出圣人的话告诉他：“心的精神就是圣。”这心虚明而没有形象，广大而没有边际；日常的行为运作、虚灵变化，实际上从未动过、从未静过、从未生过、从未死过，但人们却称它为动、称它为静、称它为生、称它为死。它昼夜常常光明，一旦起意就昏暗，就不是它了。既然说从未动过，又说从未静过；既然说从未生过，又说从未死过，这只是回避问题的遁词。孔子又曾用“言语忠信，行为笃实恭敬，站立时仿佛看见它们立在眼前，坐车时仿佛看见它们倚在车轭上”来告诫子张。所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形状呢？我常常思考说：“这就是忠信笃敬。忠信的时候，心中没有别的意念；笃敬的时候，心中也没有别的意念。所看见的不是意念的形象，而是昭然明亮、融和通达、坦荡平常的境界。学者往往轻率地起意寻求解释，却不思考圣人总是告诫学者不要起意。” “立在眼前、倚在车轭上”，既不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却说“是什么形状”，还要把它求作昭明融和、坦荡平常的境界，最终仍然没有实体。忠信笃敬，不是意念又是什么？这是好的意念，不是“不要起意”所说的那种意念。元度本来就具有的东西，原本已经完整，何必再去求取？视、听、言、动，不学习也能做到；恻隐、羞耻、恭敬、是非，随着感触立即回应，不必等候明白告知。说视听言动不学习也能做到，这一节便错了。若照这样说，运水搬柴也无非都是佛性了。具位杨某谨敢在至圣文宣王面前行释菜礼。我看到戴德所记先圣说忠信是大道，不胜欢喜而又欣慰。因为我自幼学习，到了壮年才开始觉悟，觉悟到此心澄澈虚明、没有形体、广大无边，日常的行为运作无非变化，于是认定日常平常、真实正直的心就是大道，却不敢轻易告诉别人，怕别人不相信而加以嘲笑侮辱。及至看到戴德所记的圣人言语可以作证明，便说：“如今可以把它告诉学者了。”学者因此多有觉悟，认为这是先圣如天一样广大的恩惠。把它传播到四方，更加传给后世。如今我出任东嘉的分牧，又将把它告诉东嘉人士，其中应当会有觉悟的人。觉悟须由自己觉悟，觉悟不是从外面取得；就是日常平常、真实正直的心，侍奉父母自然孝顺，侍奉君主自然忠诚，夫妻之间自然有别，长幼之间自然有序，朋友之间自然诚信；日常万般变化，无不合乎上天之心，下合乎人心。这是先圣如天一样广大的恩惠，说也说不尽，赞颂也赞颂不尽。既然说忠信就是大道，那么下文所说得到它、失去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几乎是在侮辱圣人的话。况且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之间，心若不合中正便不真实，难道也都可以认为是道吗？毫厘之间的差错就会违背教诲、得罪圣人，怎么能不谨慎呢？只因为先圣死后安葬在两楹之间，光辉流传万世；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哪一样不是先圣的教化？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布而形成万物，众物显露而生长，哪一样不是先圣的教化？道并不远离人，是人实行道却使道远离了人。“心的精神就是圣”，圣人的教诲明白昭著。我觉悟了这一点，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如今出任东嘉的分牧，将把它告诉东嘉人士：日常平常就是大道，只是不要动意立知，像兴起云气一样遮蔽自己的光明，其中应当会有觉悟的人。我内外亲友中，二十年来觉悟的人很多，也算盛大了，谨此相告。拿不是圣人的话去告诉圣人，真是在诬蔑圣人啊！败坏人的心术，反而说成是有所觉悟。我恭敬地想到，先圣之道广大明亮，无所不包，无所不贯通：在天表现为乾，在地表现为坤，在日月表现为光明，在四时表现为变化流通，在万物表现为生长，在我表现为心。心是我本来具有的，先圣之道就在其中。它实在广大，实在宏大，实在光明，实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贯；顺着它通达，万善全都随之而来；反过来离开它，百般过错就会聚集。我怎敢不恭敬地涵养、恭敬地保守它，以恭敬之心事奉先圣？少犯过错确实很难，何况是我，又何况如今治理一县，必定会有谬误差失，祈求神明恩惠来辅助我！” 把自己的心就说成是天地、日月、四时、万物，恐怕也是在欺骗自己。既然说“一定会有谬误差失，祈求神明恩惠来辅助”，可见心中仍然有这种意念。我之所以能够在先生门下行弟子之礼，四方没有不知道的。

译我之所以能够在先生门下行弟子之礼，四方其实都不知道。哪里只是四方人士不知道？即使此前千万世的过去、此后千万世的未来，天地之间所有高明有见识、深沉有智慧的人，竭尽心意和思虑，耗尽日夜的力量，也将没有人知道。哪里只是古今后世所有高明有智慧的人不能知道，连我自己也不能知道。壬辰年，在富春县簿廨双明阁下，我向先生询问本心，先生举起清晨拿来评断是非的扇子回答我；于是我的心有了澄澈的清和、莹然的明亮，不思不为，而我确实拥有它。它没有今昔的间隔，没有片刻的离失，简易和平，变化运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也没有人能穷尽它的边际。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有吗？天下所有人都有：它表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可以用来侍奉父母、事奉君主、侍奉长上、与朋友交往、对待妻子儿女、与上级相处、治理百姓。天凭它覆盖大地而高远，地凭它厚重而居下，日月凭它照临，四时凭它通达变化，鬼神凭它显灵，万物凭它生长。这些道理虽可以说，却不可议论；可以省察，却不可思量。孔子说：“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无所知。”文王顺从上帝的法则，也是自己不识不知，何况是我呢？何况四方人士呢？所以圣人止绝学者的意念：有意念便有知识；止绝学者的武断，因为有武断便有知识；止绝学者的固执，因为有固执便有知识；止绝学者的自我中心，因为有自我中心便有知识。知道得越多，离道越远；思考得越多，离道越远。道不远离人，是人自以为知道道而使它远离人；这样便不能说是知道道，不知道尚且会远离道，何况自以为知道呢？所以先生平日的论说，不是学者所能知道的，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虽然如此，先生的道已经明明白白，哪里还等待人去知道？抬头观察上面，先生确实把易明白的道理展示给人；低头察看下面，先生恰恰把简易的道理展示给人。天象显著明白，是先生的显明；寒暑变化，是先生的变化；《书》是先生的政事；《诗》是先生的咏歌；《礼》是先生的节文；《春秋》是先生的是非；《易》是先生的变化。学者每天诵习的、百姓每天运用的，哪里还要再去知道？哪里还要再去思考？不要思考，不要强作知识；连不可揣度的都不要思考，何况还要试图猜测呢？如今先生安然地变化而逝去了，这又岂是学者所能知道的？我听到先生的讣告，痛哭得气绝，过后又继续哭；继续哭又气绝，气绝后又继续哭。我不敢因悲伤损害生命，只低声哭泣；急忙想奔赴吊唁，但病弱的身体危险不堪，估计不能支持。又因为循序处理事务，荒政正十分繁重。如今事情略有安定，气血稍稍增强，又听说办理丧事的大事已有日期，于是请求传檄前来，姑且畅抒心中悲痛；先祭奠先生的灵柩，再献上这篇辞文。先生的道不可思量，这种哀痛也不可思量。这全篇都是虚夸之语，恐怕象山的心也不能安定。又说圣人的心无所知，更是严重危害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先生的道已经达到极致、广大无边，我怎么能够知道它呢？只是我主持富阳县簿务时，代理临安府事务，才开始承受先生的教诲。回到富阳以后，又有幸从容地侍奉先生听取教诲。偶然一天晚上，我提出关于本心的问题，先生举起那天用来评断是非的扇子作答；我忽然省悟到此心的清明，忽然省悟到此心没有始末，忽然省悟到此心无所不通。我虽然平庸浅陋，不足以认识先生，但从这件事也知道先生的心不是口头言语所能赞述的，勉强可以说的是：日月的光明，就是先生的光明；四时的变化，就是先生的变化；天地的广大，就是先生的广大；鬼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先生的不可测度。想把它完全说尽，即使穷尽万古，也不能说尽。虽然如此，先生的心与万古以来人的心，贯通一理，没有两样；学者不可自我放弃。这些话也是虚夸之语；若不是大人、上圣，怎么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即使本体本来如此，但整体尚未恢复，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舜说“道心”，就是明白本心即是道。孔子告诉子思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孟子也说：“仁，就是人心。”心可以说，却不可思量。孔子知道弟子们大多会把他看作有所知，所以明白告诉他们：“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无所知。”知就是思。又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周公仰头思考它，夜以继日；这是思而不是通常的思。孔子遇到事情便戒慎恐惧，善于谋划而取得成功；这是惧而不是通常的惧，这是谋而不是通常的谋。好比镜子照物，大小、美丑、来去交错，仿佛都有而实际上无所执著。日月的光辉照尽万物，进入松林、穿过竹丛，处处明亮清晰，而日月并不思考。这些都是种种说法，前面已经辨析过了。慈湖主张不动意念、不使用思考，甚至说不必戒惧；可是说到周公仰头思考、孔子临事戒惧、善于谋划而成功时，便说不通了，于是又说“这是思而不是思，这是惧而不是惧，这是谋而不是谋”，实在是回避问题的遁词。只有合乎中正的思考，以及出谋划策时的戒慎恐惧，才最为恰当。人的心本来正，本来善。小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这些事不用学习也能做到，不用思虑也能知道。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孔子告诉子思说：“心的精神就是圣。”人人都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同。人心不是血气，也不是形体；它的精神广大而没有边际，包容天地，化育万物。哪里只是圣人有它，人人都有它。时代有古今，道没有古今；形体有古今，心没有古今。百姓每天运用此心的妙处却不知道，因为意念一动便产生过错，所以不能自知。孔子说：“改正过错就停止。”意思是学者改过便停止，不再起意，不偏向任何一端，像蒙昧无知一样涵养它。孔子说：“我难道有所知吗？其实无所知。”文王不识不知。孔子总是告诫学者不要起意；意态有四种吗？武断、固执、自我中心，都属于意念。要像蒙昧、像愚拙一样涵养正性，这就是成圣的功夫。前面已经辨明了。“像蒙昧、像愚拙来涵养正性”，必须知道所谓“正”究竟是什么。中庸以聪明睿智达到天德；如果愚蒙的“正”其实是寂灭，怎么能够达到天德？

译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像东山的晓色，苍茫无边，无法用手把握；其中云气时隐时现，阳光灿然发出，霞彩舒展如金锦，越变化越奇异。云气拖着蛟龙，在万山青翠之间出没飞舞，既可观赏又令人惊骇，但片刻之间忽然消散，千姿万态，没有办法描绘。又像江上的秋光，清澈明爽，仿佛很近却不能执取，仿佛很远却不能追赶到达；清露滋润它，霜月照耀它，却不能有所损益。又像松林间的溪水声，泠泠作响，声音十分清越，确实可以听见，却无法得到声音的形状。这正是模糊渺茫、幽暗不明的气象，都是从想象中产生的，乃是虚幻的心，却把它当作所得，难道不是错误吗？这个道原来就是心，人人却抛开自己的心去追求深奥，不知道这样一求，反而成了外在的东西；若真是我的心，就应当在自己的心中寻找。即使不用寻找，它也常常自行放失；这就是所谓寻觅本心却终究得不到的说法。谁能省察到我的心就是仁？感谢先哲为人指示得深切，明明已经说清楚了，人们却仍然疑惑，还要追问什么是本心。难道把具有知觉、能够运动的心就说成是仁吗？孟子说“仁，就是人心”，必须善于理解。如果问什么是这颗心？它能够思考、探究，也能够寻求。你只是在自己的心中采用别人说过的话，这不过是平常运用的心。平常所运用的心，还必须分辨邪正。这颗心的作用没有踪迹可寻，打算等到思量后再求取，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只侍奉父母并侍奉长上，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不要回头。侍奉父母、侍奉长上的心如果不得中正，就不是道；一思量便自寻烦恼，正如五祖所说：“刚一加以商量，便不适用了。” 可笑禅宗之流错误地用心，有时思考，有时停止思考，两头追逐寻求；终年耗费精神，最后陷入泥沼，越陷越深。禅者正是不去思量，也正是不耗费精神；慈湖恐怕是拿着武器闯入了自己的内室。心中虚明，显现于太空；乾坤日月全都包容其中。从来这一片闲静的田地，难以确定它是在西南还是东北。虚明之中本来就有真实的理，怎么能说它是太空呢？不要把爱敬之心再加以雕琢修饰；一片真纯，幸好本来完整。等到你用心去钩取探求，立刻就在芝田中栽下荆棘。爱敬就是天理的自然流露，哪里能够雕琢？又何必雕琢？不要把胸中认作一团气；一团气之中空无所在，既然空了，哪里还有什么处所和道理？这里没有广大狭小，也没有一个两个的分别。胸中的本体什么时候曾经是一团气？有气就不是本体了。回转本心，三个月不违背仁；此后原来也从未稍稍失去真实。像一片雪花轻轻落在水上，幽暗之间便不再觉察它的清浊醇薄。颜子三个月以后，只要念头稍有不善，便能觉察并立即消除，哪里能说只是稍稍失去？并不像雪花落在水上那样还留下形迹。有心追求时，千万不要去钩取玄妙；钩取到玄妙，它已经在外面了。哪里如同停止追逐，依照本分而行，孝、慈、忠、信都是天然的？这种天然的地方难道不妙吗？费尽思量反而达不到。有时父亲召唤，便急忙趋前，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深奥境界。这时应当赶紧承认下来；从古以来的痴顽之人，为什么还不明白？父亲召唤而急忙趋前时，如果心不在焉，不合中正，也只是百姓日常运用而自己不知道；只是做了却不明白，习惯了却不察觉，怎么能说这样便是道？况且有时能够这样，并不一定人人时时都能这样，所以需要通过学习使它成为稳定的功夫。从前我疑惑先圣吝惜言语，为什么不明明白白、详细地传授下来？如今醒悟到从前全都认错了；如果再加以详细说明，反而更加纷乱。恐怕还会有人再铸成错误。诗中所说的痴迷之人，本来正是不必费功夫，只因为英才往往一再陷入其中；如今已经形成风俗，后来的年轻人个个都落入樊笼。我最担忧的还不在这里。慈溪慈湖以孝著名，这就是天经地义；子思却不知道万物由我化育，把这些道理推给圣人，自己反而固执地遮蔽了心。自己固执，祸害还小；使后来的学者受到固蔽，祸害就大了。孔子去世将近二千年，还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过失；人们昏昏沉沉地一直到了今天。所幸慈湖却不是这样，清楚看见子思、孟子的弊病同出一源。竟敢提出异说来扰乱教化，说到后来学者受祸，祸根正是由此而来。孔圣的话多么伟大！哀与乐相互产生，看不见；侧耳倾听也听不见。不见才是真正的见，不闻才是真正的闻。子夏虽然说“岂敢不承受”，实际上最终并没有承受，仍旧昏昧，错误地把有子认作传授圣道的老师。曾子的觉悟虽然较小，却领会了孔圣的光明洁白；经过洗濯、曝晒而觉悟到有所亏缺，立即洗涤，便无所不知。子思、孟子也接近这一点，可惜觉悟小而错误大，他们的话多有害于道。二人的名声传遍天下，指出他们错误的人为什么这样少？使后学更加迷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怎么才能让朝廷专门尊奉孔圣的言语，把异说全部删去，以彰明大道？近一两年来，觉悟的人渐渐多起来，几乎有二百人，这难道是天意吗？不认识子思、孟子，也就不认识孔子。他的言辞和语气狂妄放纵，由此可知他的内心。一二十年来所谓觉悟的人，都被慈湖迷惑了。《湛子知言》下 《泉翁大全集》卷之八十下 杨子折衷 门人蕲水程辙校正 《易》就是自己，并没有别的东西。把《易》当作一部书，却不把《易》看作自己，是不可以的。把《易》看作天地的变化，却不把《易》看作自己的变化，也是不可以的。天地就是我的天地，变化就是我的变化，并不是别的事物。私心把它割裂开来，私心也使自己变得狭小。包牺氏想把这个“自己”描绘出来，却无法下笔，只能画成一个“一”。唉！这也可以说是形容我本体的大致形状了！又说，这虽然足以形容我的本体，可是我的本体之中还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又无法形容，于是画成一个“□”。“一”，就是我的完整统一；“□”，就是我的“□”。这些可以画出，却不能用言语说明；可以默默体会，却不能再用知识增益。“一”就是我的整体；“□”就是我的部分。整体就是部分，部分就是整体。别人吃饭，难道自己就不会饥饿吗？真是张皇失措！能够默默体会，就已经是知道；知识难道有两个吗？圣人创制《易》，画出道的本体，使人去体认它；它在书中、在天地间，是同一个道理。形体有大小，道没有大小；德性有优劣，道没有优劣。把德与道分割为不同的东西，就已经不认识道德了。既然不说“义”，也不说“用”，只说“时”罢了！为什么却说“伟大啊”？正是要说明天地之间没有一物、一事、一个时刻不是《易》的体现，而学者沉溺于思虑，不去探求其中的意义。圣人在《颐》《大过》《解》《革》诸卦中，完全撇开“义”和“用”的正面解释，只说“时”，并感叹“伟大啊”，使学者无所追索，不必深挖幽隐，到了当时便能悟到“伟大”的妙处，于是事理贯通一体，精微与粗显也成为一体。孔子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文王无所识、无所知。确实如此！所谓“何思何虑”，全在万事同归于一、归于一致上；所谓“不识不知”，全在顺应上天的法则上。上天的法则，就是当下的“时”，也就是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