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翁大全卷之二十七

译凤林子王先生已经以进士身份治理溧水，召集当地官吏和百姓到庭院中，于是发誓说：“从前帝舜那样圣明，尚且还要询问四岳，以此打开四方之门。何况我闭塞而不能通达，难道可以不向你们众人询问吗？春天早晨，就打开东门，到东郊迎接春天，考察东部的农作。东部的百姓中，生活隐忧而不能生长的，你们都要把情况上达。夏天早晨，就打开南门，到南郊迎接夏天，考察南方的农作。南方的百姓中，隐忧而不能成长的，你们都要把情况上达。到了秋天，就打开西门，到西郊迎接秋天，考察西方的收成。至于这一年顺利还是歉收，民情和谐还是不和，你们都要把情况上达。到了冬天，就打开玄门，到北郊迎接冬天。至于岁末更替，百姓有人因寒冷而号哭，收藏的粮物又没有收藏好，你们都要把情况上达。这样既了解民情，就抚恤他们的饥寒，荒歉便有所救济；想到这些是人的常性，就可以用来教化治理。”王先生说：“要晓谕百姓，必定要从士人开始。古代学校之所以培养士人，是要使他们向百姓示范、明白人伦，以兴起教化的根基。因此，饮酒、习射、诵读法令一定在这里举行，听取诉讼、献俘报捷也一定在这里举行。至于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富盛，我不敢妄加评论；连子贡都说，能够进入孔子之门的人或许还很少。如今校门倾圮，这实在是宗庙和百官的累赘，是县尹的羞耻；况且众多士人要进入圣人之域，又从哪里进去呢？” 于是王先生来到学校，召集诸生到庭院中，说：“唉，你们这些士人，圣人的学问，难道不是使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完备，以通达于天吗？”众人回答：“是，是。”他又说：“诸位想居住在宽广的居所，可以没有门吗？”回答：“不可以。宽广的居所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仁。”又问：“诸位想行走在大道上，可以没有门吗？”回答：“不可以。大道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义。”又问：“诸位想站立在正位上而没有门，可以吗？”回答：“不可以。正位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礼。”又问：“诸位想通达宏大的观境而没有门，可以吗？”回答：“不可以。宏大的观境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智。”因此君子春天经过仁门，以响应天的元始；夏天经过礼门，以响应天的亨通；秋天经过义门，以响应天的利达；冬天经过智门，以响应天的贞正。仁义礼智的门，归结起来是一回事，难道会有两种吗？”于是捐出钱财，召集工匠，一个月以后门就建成了。众多士人出入这道门，都想到县尹的功劳，服膺县尹的教训，于是百姓便兴起德行。大家都感叹说：“圣师孔子说过：‘谁能够出门而不经过门？为什么没有人从这条道走呢？’ 如今我们从这道门经过，却不知道它所代表的道，可以吗？”于是他们拜访王先生，说：“从前子贡感叹能够进入孔子之门的人很少，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见识。请问先生所说的归结为一而不是二，究竟是什么道理？”王先生说：“诸位不要以我为凭证，幸好有甘泉子，他正在端正地教授道的根源，且比我先得其门，你们何不去请教他！”甘泉子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诸位难道没有听说孔子的道理是一以贯之吗？所以，这就是归一之门。诸位由此而行，就能登上正堂，进入内室，居于仁义中正的深奥境界。因此，守持一德，就成为通向众多奥妙的门。” 《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广德州儒学的尊经阁，前面是大成殿，后面是范文正祠，左边是王太史庙，右边是集贤馆，而尊经阁居于中间，取尊崇经典之意。在东郊拆除玄妙观，在它的旧址上建阁，是为了尊崇正道。东郭子邹先生在嘉靖三十五年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因为上疏抗言而离开翰林，来到广德任判官。当时远近那些拿着经书来考察德行的士人都聚集在这里。邹先生于是筹集材料、召集工匠，历时六个月阁就建成了，把六经安置在阁上，让诸生在阁下学习。楼阁共有三间、六根楹柱，前面列出两翼作为燕居之所，以门连接起来，作为复初书院。诸生中有两人进言说：“请问尊崇经典的道理是怎样的？”东郭子说：“我没有话说。如今有辟雍甘泉子，懂得圣人之学，诸位何不去问他呢？”于是让方、施两位生员来向甘泉子请教。甘泉子说：“经，就是路径，是由此进入圣人之道的路径。有人说，经也有警醒之意，是用来警觉我们的。傅说说过：‘学习古代的训诫。’学习，就是觉悟，也就是所谓警觉。因此六经都是用来指示我心的东西，所以能够使我的心觉醒。《易》用来指示我心的时，《书》用来指示我心的中，《诗》用来指示我心的性情，《春秋》用来指示我心的是非，《礼》《乐》用来指示我心的和与序。” 又问：“那么应当怎样尊崇它们呢？”甘泉子说：“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所以学习《易》，使心中的时得到觉醒，这才是能够尊崇《易》；学习《书》，使心中的中得到觉醒，这才是能够尊崇《书》；学习《诗》，使心中的性情得到觉醒，这才是能够尊崇《诗》；学习《春秋》《礼》《乐》，使心中的是非、和与序得到觉醒，这才是能够尊崇《春秋》《礼》《乐》。觉醒了，就能保存它。因此，能够开启聪明、扩充良知。并不是六经从外部增益了我的聪明和良知；聪明和良知我本来就有，六经只是能够开启、扩充它们罢了。比如睡梦中的人、醉酒的人，呼唤他使他醒来，并不是呼唤者从外部给予了他觉醒，因为知觉本来就是他自己具有的，呼唤者只是使他觉醒罢了。所以说，‘六经是使我觉醒的东西。’如今所谓聪明知觉，不必到六经之外去寻求，也不必非要由呼唤才能觉醒。现在那些忘记根本、只是诵读六经的人，就像反复陷在醉梦中而丧失志向的人。不用呼唤就能觉醒的这类境界，孔子也不能强行做到；在醉梦中丧失志向的这类行为，孔子也不会去做。因此，能够走中道的人很少；能够尊崇经典的人也很少。”两位生员问：“这是什么缘故？”甘泉子说：“不是过头，就是不足。过头就会助长，不足就会遗忘；遗忘就是忽视，助长就是轻慢；轻慢和忽视，能说是尊崇经典吗？”两位生员问：“那么应该怎样做呢？”甘泉子说：“在不遗忘、不助长之间去体察它，这才是最充分的尊崇。”两位生员于是拜谢受教，回去告诉东郭子，并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来教导众多士人。《重修江都县儒学记》

译嘉靖四年，龙山戴侍御金纯夫巡视淮扬，盐政得到振兴，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当时他到江都，修正文教，考察学校，感慨教化的根基倾圮狭小，仿佛将要趋于败坏；这样又凭什么来显示教化、兴起道术呢？于是捐出罚金二千八百余缗，命郡守易侯瓒主管修建。工程完毕后，教谕刘君进修带着王、罗二位生员，向甘泉子请求作记，宪副赵君鹤、光禄卿安君金也为此替他们请求。甘泉子说：“学校一定要有根基，根基不宽广，那怎么办？”回答说：“戴侍御怜悯学校根基狭窄简陋，买下向南、东端起首的土地二十余丈，把它扩展开来。前面砌筑泮池，宽度与戟门相当，也算是扩大并加深了。”又问：“堂、殿、廊庑、斋舍、号舍倾圮了，那怎么办？”回答说：“修建大成殿七楹，分为五间，两边廊庑与它相称。又修明伦堂，楹柱数目与殿相同；又修讲堂，楹柱数目与堂相同。官署改建了三处，号舍修旧的二十八间，增建新的十八间。在前街立两座牌坊，左边叫彝教，右边叫英、E。也算是既扩大又华美了。”又问：“窗棂坏了，那怎么办？” 回答说：“修饰窗棂若干，开启门窗若干，使八方的光明能够通入，于是就通达了。”又问：“门路被茅草堵塞了，那怎么办？”回答说：“在东方建造四楹的大门，分为三道门，从门进入，可以通达到殿堂、斋舍的深处，于是就开辟了。”又问：“楹柱、椽桷、陶瓦破败了，那怎么办？”回答说：“增加楹柱若干，添置椽桷、陶瓦若干；那些漫漶、朽腐的就更换，涂上丹雘使它们焕然一新，于是就美观了。”甘泉子仰头叹息说：“圣人的大道，我不敢说自己完全知道。虽然如此，从前孔子也曾经把它比作堂室，他的弟子也曾把它比作宫墙、宗庙。那么，用学校的建筑来比喻圣人的道，不也可以吗？”对方说：“请让我听听。”甘泉子说：“孔子的道，以仁作为宽广的居所，以忠信作为根基，以礼义作为门路，以智作为深池，以高明作为正堂，以睿思作为窗牖，以贞正刚健作为楹柱，以道艺作为椽桷、陶瓦、泥土、涂饰和丹雘。”又问：“那么，忠信礼义败坏了，仁智睿贞倾圮了，道艺衰敝了，将怎么办呢？” 回答说：“事物衰敝以后才会有修治，所谓修治，就是修治它的衰敝。忠、质、文，是三代政治兴盛时所奉行的原则；后来各自改变而崇尚不同，正是为了修治衰敝。因此，夏代崇尚忠的弊病是质野，商代不得不以质来修治它；商代崇尚质的弊病是简陋，周代不得不以文来修治它；到了周代崇尚文的弊病变成虚伪，道艺和科举选士的法则都不能实行，我圣朝不得不以科举业来救济它。科举业，是我圣朝用来教人，使德与业、本与末、体与用都得到成就的，也是当时政治兴盛的表现。因此有能力的人涵养德行以通达于事业，能力不足的人却沉溺于事业而丧失德行。涵养不能成为作用，作用也不能成为涵养，所以德与业分离，这就是学校的弊病延续已久。《易》说‘穷则变，变则通’。如今想要修治它，必定要从使两种事业合而为一开始。两业合一，那么仁、智、睿、贞、忠、信、礼、义之道就保存其中，道艺和科举选士的法则也在其中了。两业合一要从敬开始；敬确立，德与业就混合为一。德与业混合，风俗就端正，贤才就会出现。你们诸位能够和我一起接受使两业合一的训诫吗？”刘君高兴地说：“谈论修治学校，终于得到修治学校的道理了，谨拜受教。”又把这些话告诉郡侯、县尹，刻入石碑，使它永远与诸生共同奉行。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和州重修儒学记》嘉靖四年秋，和州守分宜易君鸾鸣和以进士身份来到任所治理，于是拜谒孔子庙，巡视学校，考察图书，便感叹说：“这果真足以作为教化的根基吗？仰观孔子的道，无处不在，而我们和州也是京畿以内周南教化所及的地方。何况各位贤人经过这里施行教化，都记载在图志中：宋代有范尧夫因新法被贬，游定夫以御史身份来治理；元代有马泽、张克忠；本朝有陈奇、刘隆、江公才，他们都曾开创、修缮学校，以兴起教化的根基、治理政事。我却没有继承他们，凭什么符合士民的期望，扩大圣天子的德意呢？”于是询问诸生：“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回答：“根基狭窄简陋是这样，阁楼没有完工是这样，门和墙是这样，明伦堂也是这样。”又询问诸生：“教化兴起又该怎么办？”回答：“佛寺和淫祠使人沉溺，回回教更严重。因此拆毁淫祠，把所有材料用来修整学校的狭窄简陋之处，又扩展前面的土地修建尊经阁，以完成前任州守的工程；修整倾圮毁坏的门和墙，让诸生有所瞻望并遵循正道；在明伦堂两门之间设置牌坊，以更新仰止之意。”学正区君把这些话告诉甘泉子。甘泉子说：“侯的修学，就只是这样吗？” 回答说：“还不止。遏制断绝回回教的传播，向他们显示人所共同秉持的常性；收纳蒙昧的士人，开启维新的教化。”甘泉子说：“那么侯的修学，就只是这样吗？”区君说：“我不知道古人所说的修治究竟怎样。”甘泉子说：“最上等的是修养内心，其次是修正意念，再其次是修治行为，再其次是修治政事。所谓政事，是用来挽救弊病、辅助教化的。因此修养内心，天下就无为而治；修正意念，天下就大为响应；修治行为，天下就互相砥砺；修治政事，天下就畏服。所以内心有弊病以后才修正意念，意念有弊病以后才修治行为，行为有弊病以后才修治政事。”又问：“如果和州士人鄙陋、风俗浅薄，所以士人不好学而考中科举的很少，难道可以修治他们吗？”甘泉子说：“四海之人形貌不同而心相同，华夏与夷狄风俗不同而本性相同。前代贤哲的治理教化，已经明显到这种地步。否则，易侯革除回回教、撤除亲肤殉葬之类的习俗，而风俗因此改变；兴起童生诵歌习礼的教化，而学校因此兴盛，这又是出于什么心呢？大概是因循人心本来就有的善性而使它觉醒，所以人们跟从它就会迅速奋发。何况由此推展开来并彻底实行，心与事一同修治，德与业合而为一；向下可以求取科举功名，向上可以进入圣人境界。政事教化施行开来，就能化行为；行为得到教化，就能化意念；意念得到教化，就能化内心；内心端正，治理教化就完成了。” 这就叫作大修。我听说如今有新任督学御史郑君启范洛书，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到任后就亲自临民而大力振作教化，他一定能够完成我所说的道理。姑且记下事情的开端，借区君把这些话回复易侯，刻下来等待结果。嘉靖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园记》

译东园子是锦衣徐子申，中山王、魏国公的优秀后代，是天下贤能的公子。他的德行希望一天比一天崇高，礼节希望一天比一天谦下，事业希望一天比一天更新而且上升，快乐希望自己获得而一天比一天舒适。他有别墅名东园，因而自号东园。东园所有的一切，本来都是东园子固有的；那么为什么又号称东园呢？是为了表明他拥有东园的意义。因此园中凡是高崇的、低下的、栽植的、潜藏的、飞翔的、活动的，都被东园子本来所具有，不是任何人能够与他分有的。所以高崇而成为山，就有隐然的丘、隆然的陵、巍然的峰顶、峭然的山峰；这大概象征东园子的崇高德行日益增高吧！低下而成为池，就有水边、源头，水涡中有水鸟沐浴，深渊中有蛟龙潜藏；这大概象征东园子执守礼节而越发谦下，接受善意而宽容有度吧！栽种竹木花卉，就有竹笋外壳日益更新，萌芽日益欣欣向荣，万物生长日益繁盛；这大概象征东园子的福德日益上升、渐渐增长吧！潜藏而成为鱼，飞翔而成为鸟，有时跃起，有时翱翔，动静没有固定，活泼而洋溢；这大概象征东园子顺遂自己的本性，与万物一同忘我地游于真实恒常之境吧！”有人说：“那么东园子本来就拥有这些，本来就以此为乐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这种快乐人人都有，东园子虽有，却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私有的。因此，独自享乐不如与人同乐，与少数人同乐不如与众人同乐。东园子是天下贤能的公子，与他交游的都是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因此凡是宴饮、酬答、赏玩、饯行、游览吟咏的时候，贤能的大夫士人一定会不时到来，众多吏卒、车夫、车辆和马匹也一定会不时聚集。万人同心，各姓同乐，那么东园子的所有不是更加广泛了吗？这就是他成为东园子的原因吧！那些以珠履互相夸耀而称为贤公子的，哪里称得上贤呢？这个道理，在秦汉之间有东园公，诸位君子一定有人知道；怎么才能起身去访问他呢？”戊子一月九日 《新修靖江县儒学记》嘉靖乙酉年，吴兴韦君商臣希尹由大理评事因进言获谪，调任常州靖江的县丞。到任以后，拜谒孔庙，来到学校，惊讶于殿、廊庑、堂舍的倾圮狭小。一问此事，诸生上前说：“我们多次向抚台、巡按等贤明长官报告，长官们多次批准，但县吏又多次因为避嫌——[原文残缺]——阻止此事，上下拖延二十年，学校于是败坏到了这种地步。”韦君惊惧地说：“天下的事情都像这样因为避嫌而不做，岂不是全都要废弃吗？如果由百姓出力兴建，不耗费官府；接受你们的材料，不接受你们的钱财；任用你们推荐的人，不把自己的人加进去，那又有什么可避嫌的呢？”于是又与易县令谋划。易县令说：“我正有事务要办，你姑且筹划此事。”韦君于是向督学和抚巡官员报告，他们都批准了。又以常州推官刘君体观来协助办理。当时府库只有三百缗钱。韦君于是召集父老百姓，都到庭院中，向他们发誓说：“如今教化的根基已经坠坏，教化不能施行，风俗浅薄败坏，子孙没有才能，盗寇到处都是。这难道只是治理百姓者的羞耻吗？也是你们百姓的忧患。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拿出木材作为梁、栋、柱的吗？有的就请说，我将给予大大的褒奖。”于是过了一个月，拿出梁、栋、柱木材的人就来了。又说：“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拿出椽、桷以及榱材的吗？有的就请说，我将给予更多的褒奖。”于是过了十天，拿出椽、桷、榱材的人就来了。又说：“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拿出灰、瓦、砖、石的吗？有的就请说，我将给予盛大的褒奖。”于是过了一个月，拿出灰、瓦、砖、石的人就来了。他又说：“你们这些囚犯和被拘系的人中，有愿意服役出力帮助修建的吗？有的话就听凭他们去做，我将对情节较轻的人予以宽贷。”这时便有奔赴事务、参加工程的人到来了。于是，材料靠劳工准备齐全，工程因材料而完成，人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服役，劳力按时得到任用，土地也因资财而得到拓展。工程开始于丁亥二月，韦迁调任后由易尹接任，易尹离任后又由番禺郑尹翘接任。到这时，大成殿巍然矗立，明伦堂焕然一新，两庑两斋如鸟翼般整齐，戟门、泮桥庄严而深广，凡是师生居住办公的馆舍、名宦乡贤的祠堂、仓库、射圃、碑亭、会膳堂等，也都整齐完备了。韦、郑二位君子都曾在甘泉子门下游学。甘泉子听说此事，感慨叹道：“从前孔子说，做到忠信笃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靖江处在海岛之间，是夏、商、周三代教化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大概就是《禹贡》中扬州所说的岛夷吧？韦君学习孔子之道，郑君具有和乐平易的德行，命令一发出，百姓便乐意奔走服役，从而成就教化的基础；由此才知道，忠信笃敬能够施行，到这里已经得到了验证。假使当地父老百姓都由此存心并加以扩充，各自率领子弟中的优秀者，致力于忠信笃敬，并明察人伦，进入大道，那么把它蕴蓄在内就是德行，发之于外就是文学，这同中州邹、鲁的文物教化有什么不同呢？这本来就是求学之所以成为求学的道理。”郑君又重申韦君的请求，请我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以告诫本邑人士，使它永远成为训诫。甘泉子笑着说：“从前孔子曾感叹‘道不能实行，就乘木筏漂浮到海上去’，大概是对世道浑浊感到愤懑，而向往海水的清澄吧。当时子路等贤人尚且高兴地要跟随他。靖江这片土地，漂浮在海中，几千年来一直像木筏、木船那样泛泛漂泊。自成化以来，我夫子之灵才安妥在这里，而门下弟子也都随之而来，莫非也就是当年乘桴浮海的志愿吗？如今诸位父老百姓有幸生在太平时代，又遇到两位贤明的长官，宣扬皇上的教化政理，遵循孔氏之道，这同过去不同了。又有幸受到海上清淑之气的陶冶，却还不肯率领子弟中的优秀者，接受你们县令的教导，以达到孔子之道，这就是没有恻隐之心，不成其为人了。你们对于当初乐意服役、帮助修建的初心，究竟作何感想？这就可以返回根本了。因此我特意记下这件事来告诫本邑人士，使为父兄师长的知道应当怎样教育，使做子弟的知道应当怎样求学。”戊子九月■日。虎丘三贤书院记

译君子说：姑苏的旧址有三位贤人。第一位是宋代参政、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是苏州人；第二位是宋代太常博士、侍讲安定胡公瑗，字翼之，是泰州人，后来到苏州、湖州做官；第三位是宋代侍讲、徽猷阁待制和靖尹公焞，字彦明，是从洛阳来游历寄居的人。这三位贤人的显达方式不同而道相同：范公以功业显名，胡公以善于教化显名，尹公以道德显名；三贤显名的途径不同，而归宿是一致的。什么叫功业？就是说：文正范公出将入相，武功使天下安定，文治使天下兴盛，西夏贼寇闻风丧胆，朝廷内外倾心归附，使天下处在泰山般安稳的状态，这难道不是功业吗？什么叫善教？就是说：安定胡公在苏州、湖州教授学生，推诚相待，乐于培育人才，大力兴起师道，严明戒约，把历代崇尚辞赋的习气改变为讲求经义、办理事务的规范；当时的人纷纷受其学风感化，变得醇厚平和、温顺雅正，这难道不是善教吗？什么叫道德？就是说：和靖尹公得到程氏正统传授，以敬使内心正直，涵养功夫达到极致；即使家中遭丧、自己在战乱中死亡而又复苏，面对重大节义也不改变，这难道不是道德吗？什么叫归宿一致？就是说：文正的功业根本在于先忧后乐的心志，安定的善教依托于道德仁义的根本，和靖的道德发扬出来，成为同敌人不共戴天的大义。推究这种志向，如果得到任用，他的功业难道可以估量吗！所以三位贤人道相同而归宿一致。因此说，文正近于建立功业，安定近于建立言论，和靖近于建立德行。如今大冢宰、太子少保白楼吴先生尊重贤人、喜爱义理，仰慕前代贤人的高尚德行，认为虎丘旧有祠堂，是和靖讲学著书的地方，便对前任太守胡君缵宗、现任太守李君显说，查验图志和古柏的位置，把它恢复起来；原来这里早已沦为寺院西面的别院了。于是修葺一新，并迁走佛像。白楼公说：“范文正公是苏州第一流的人物，胡安定也曾在这里教化，与和靖的道德、功业、政教前后相承，把他们排列在一起共同祭祀，题名为‘三贤书院’，谁能说不合宜呢！况且这里离城数里而近，山峰秀美挺拔，林木茂密森然，本地士人每逢时节来游览、仰望祠宇，就会知道报德报功的道理，兴起仰慕贤人、思与之齐的心志，这对于教化政理和改变风俗，作用太大了。”于是请我为此作记，使它不要废坠。我说：“谁能使它不废坠？要想始终不废，关键只在人心。报德报功，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不能自已。所以，用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对百姓施行法度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患的就祭祀他，这都是为了广泛报答功德。当北方敌人和西夏的势力一天天强盛、对国家的危害很大时，文正公凭胸中筹划的数万甲兵，使夏人的魂魄被夺；城防从延州向北修筑，敌人不敢向南放牧马匹，这不就是所谓‘用劳绩安定国家’吗！隋唐以来直到宋代，求取仕进的人崇尚声律浮华的文辞，士人的风气沉沦已久；安定公敦厚务本的教化兴起，使苏州、湖州的教学法式推行到太学，最终著成法令，推广于天下，士风因此焕然一新，这不就是所谓‘对百姓施行法度’吗！佛教的危害超过洪水猛兽之灾，杨朱、墨翟这类乱臣邪说的祸害，在宋代达到极盛；即使伊川到涪州时，学者都背弃自己的老师而投入夷狄，人心陷溺得很深。然而和靖公独立不变，如同砥柱阻挡狂澜，接续二程辨析异端、排斥邪说之后的事业，承接孔子、孟子、大禹、周公的传统，这不就是所谓‘能够抵御大患’吗？所以三位贤人并列受祀，永远以礼报答他们的德行和功业。这大概是天下人心共同具有的感情，哪里只是苏州人的感情呢！我恭敬地为此作记，来告诫本地人，也用来彰显吴公兴复祠院、扶持教化的功劳。”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记

译“用来告诫人，是拿异地的善人来告诫好，还是拿本乡本族的善人来告诫好？”回答说：“本乡的善人好，因为乡里亲近。”“用来示范给人，是拿善言来示范好，还是拿形象来示范好？”回答说：“善的形象好，因为形象更加切近。”亲近，人们就容易习惯和信服；切近，人们就容易理解。人们容易信服，所以容易遵从；容易理解，所以会产生亲近之感。有了亲近之感就会受到感动，容易遵从就会受到教化。因此，异域的人使人敬重，本乡本族的人使人信服；言语进入人的耳朵，形象进入人的内心。所以先王的法制中，由乡大夫发布命令，司徒施行教化；魏地立起先贤的形象，治理的法度便彰明了。如今向人号召说：‘一定要像你们乡里的某位君子！一定要像你们乡里的某位义士！’听到的人没有不高兴地相互说道：‘他并不是远远地举出别人，原来是在说“我们乡里的某某”。他确实是义士、君子。’这不就是因为是乡里的人而亲近，容易习惯信服而容易遵从吗！如今砍木雕刻成像，折取椽木建造屋舍，使人肃然觉得仿佛显现着他的风神，依稀仿佛看见他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那么经过的人没有不敬畏并相互说道：‘那就是我们乡里的义士、君子。我们难道可以自暴自弃，做不义之事吗？做小人吗？’这不就是因为有形象而切近，容易理解而产生亲近感吗！南昌王君公弼臣以进士身份来任泰州太守，召集士人百姓都到庭前，说：‘我镇守这里，实在兼负教养之责，凡是你们士人百姓，为什么不和我一同趋向善道呢！你们不要向我求取，为什么不考察你们本乡的先哲，依法追慕前代文人呢？像你们的安定胡先生，你们难道不知道并且仰慕他吗？他和孙明复、石守道在泰山隐居修学，亲身笃实行义，在家庭中施行，在乡里取得信任，后来到苏州、湖州教授。振兴历代辞藻华丽的沉迷风气，恢复古代敦厚朴实的实践，师道在国学中得到提升，声望和实际成就传达到朝廷，成为法式传播天下。一时间，许多士人纷纷跟随他，士风因此一变，不用询问就可以知道是安定先生的门人。像这样，你们士人百姓难道也有意向吗？如果有，我就为你们修建祠堂并使它焕然一新，作为你们仰望先贤的地方，不也可以吗？’大家都欣然答应说：‘好。’于是把这件事禀告巡抚、按察使，选择城东南的一块空地，用州里的赎金拆除官府的闲置屋舍，顾钺又义助了一半钱。总共三个月便落成了，正堂三间，外面是大门，里面是寝室，规模都与正堂相称，没有减损。前面面对大池，后面建馆舍让诸生居住，旁边建亭题名为学亭，池水环绕四周，使士人在这里讲习圣贤之学。选胡氏子弟二人寄居学习礼仪，捐出官田五十亩供奉祭祀，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因此，东南一带，祠堂象征着法度和长久养育；前面的池塘环绕着池塘，象征澄明内心；后面的学馆，表示应当遵循先贤的足迹；亭子题名为学，表示有明确的目标。因此祠堂巍峨而庄严，是用形象来示范。此时士人都欢喜，经过祠堂的人都相互说道：‘我们所学习的兵防、水利、农事、计算之学，难道有像安定先生治事斋的教法吗？五经、异论、文艺、义理胜解之学，难道有像安定先生经义斋的教法吗？’又说道：‘我们在践行义理方面，难道有像安定先生温顺雅正的教化吗？’于是王君听到这些话说：‘安定先生的学问难道只是这样吗！’便派他的门生林春、王栋到京城，来询问甘泉子。甘泉子说：‘啊！王君这样询问得好，王君这样询问得好。安定先生学问教化的真传，人们已经失去了，而且偏离孔子的教法很久了，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孔门的教化都归于求仁，仁就是人心，也是天理。四科的排列中，只有颜、闵、雍、冉耕等人得到孔门宗旨，其余人不过是因材施教而各有所成罢了；难道说圣人无论什么人都能接受的教化本来就只有四类吗？安定先生处在声律辞赋浮华弊病已经达到极点的时候，毅然奋起，把改变士人习气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开创濂、洛学统的传承；他的精神、心术的微妙处，一定有一种无需言说便能使人信服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看他以学亭为题所作的试文，其中关于道德仁义的教化，已经足以作为证明。至于经义、治事的科目条文，不过是他根据人的才质使其有所成就的途径罢了。若认为先生的道完全在这些科目中，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圣人的学问，是心的学问。所以，经义是用来明白心的本体的，治事是用来明白心的作用如何通达于各种事务的；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怎么可以分成两件事呢！这也许就是先生创立教法的本意，而人们失去了它的真传吧？如果不是人们失去了真传，那就是先生的学问和教法已经荒废了。我有幸在百世之后得到这种领会，所以替他的乡里人士进一步说明，希望他们不要最终偏离先生的教法。”王君说：“您已经教诲我了。幸望您把这些写在石碑上。” 惺翁亭记 中丞泰和罗子同甘泉子交情甚好。一天，他来到新泉精舍，说：“我忧虑世上的人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如同醉酒、如同做梦，因此丧失了本心却没有人觉察。我自号惺翁，有一座亭子叫‘惺翁之亭’，想借这座亭子使自己觉醒，想借这座亭子使自己清醒，只有您来教导我。”甘泉子说：“亭子在外面如鸟翼般舒展，而内部则空旷寂静。亭子有什么醉、有什么梦？有什么昏、有什么懵？又有什么觉、有什么惺？只是人自己醉、自己梦，自己昏、自己懵。只有您自己觉醒、自己清醒，这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又凭什么要借助亭子呢！”有人说：“请让我和您谈谈惺惺的意义，可以吗？”回答说：“可以。”问：“儒家说惺惺，佛教也说惺惺，那么儒、释所说的惺惺有区别吗？”回答说：“有。佛教所谓惺惺是心，所以只知道心而不知道性；儒家所谓惺惺是性，所以贯通心与性而有所知，这就是区别。”问：“什么叫知道心而不知道性？”回答说：“惺惺就是心，是指心的虚灵知觉。所谓性，是心所生的理，是浑然纯善的本性。佛教把心当作性，所以把知觉、运动称为性。”问：“有什么证据？” 回答：“佛教说‘一切蠢动含灵无不是佛性’，就是这个意思。”问：“什么叫贯通心性而知？”回答说：“儒者竭尽心力便能认识本性，所以把天理、中正称为性。”问：“有什么证据？”回答说：“《中庸》说‘聪明睿智足以通达天德’；天德就是天理。程子说‘心如同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也是这个意思。佛教把心置于理和事务之外，所以佛教中的主人虽然清醒，却最终会灭绝人伦、伤害教化；儒者把心同事务、民众、万物合在一起作为性，所以他的清醒，是觉察天理，以先知启发后知，以先觉启发后觉，尽自己的本性而尽知万物与人的本性。因此，君子求学，知道自己所以清醒的根由，就接近道了。惺翁认为是这样吗？”于是把这些话记在亭子里，时时告知惺翁。己丑三月十二日。弘斋记

译邵武的诸生曾守约，字溥，为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弘”，来询问甘泉子。甘泉子说：“懂得天地万物本为一体的道理，就懂得什么叫弘了。你能同我看看心性的图吗？”昆山陆廷评伯载鳌也为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弘”，来询问甘泉子。甘泉子说：“懂得天地万物各有分别的道理，就懂得什么叫弘了。你能同我看看心性的图吗？”陆子疑惑地说：“曾生问弘的道理，您告诉他一体；我鳌来问，您却幸而告诉我分殊，这是什么缘故？”甘泉子说：“唉！道理的弊病已经很久了。人们只知道广大是弘，却不知道细小也可以是弘。《中庸》说：‘伟大啊，圣人的道！广大无边地生长万物，高峻极于上天。宽裕广大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谓生长万物、极于高天而广大无边，是把万物浑然一体作为广大；所谓三百礼仪、三千威仪而宽裕广大，是把各有分别合起来作为广大。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穷尽弘道。难道你认为广大无边才是弘，却说宽裕广大不是弘吗？认为天的高明是弘，却说地的博厚不是弘吗？认为高明覆盖万物是弘，却说博厚承载万物不是弘吗？认为虚空是弘，却说充实不是弘吗？君子的学问，智慧崇高而礼法谦下，达到至虚而又达到至实。崇高象征天，谦下效法地。崇高，所以能虚；虚，所以至大的德性由此产生。谦下，所以能实；实，所以广大的事业由此成就。没有充实，就无法成就虚；没有谦下，就无法成就崇高；没有事业，就无法充实德性；没有广大，就无法周遍地实现其伟大。你为什么不向天地学习呢！”陆子说：“那么，这同心性的图怎样相合呢？”回答说：“观察大圈、小圈的形象，就知道天地合有其德，而弘道也就全部包含在其中了。”陆子请求说：“希望先生把它写下来放在书斋墙壁上。”己丑四月十六日。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记 公卿大夫士中在南都做官的，有的多数拥有公宅，否则好事之人也一定会迎接他们来并为他们安排馆舍。甘泉子在嘉靖七年由祭酒转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公家没有宅第，私人也没有可以借住的地方。他到河东寻找出租房屋，河东人三次前来却三次推辞；又到河西寻找，河西的宅主只把前面的房屋给他，却不给后面的内室。于是暂时借住在门人史氏的园圃中，这就是新泉精舍。甘泉子对尚书白楼吴公说：“邵康节的诗说：‘我的房子虽然小，也足以安身，姑且免得轻易去做租屋居住的人。世上还有没有房子住的人，只能向人家门下求取温存。’难道我身为天官的副职，反要租别人的房子来求取温存吗？”于是谋划用缺额官员和皂隶的余款一百五十六两，买下薛氏位于锦衣巷的住宅，作为右堂公宅。宅第背向兑阴而面向震阳。前面的大门共九间，稍向西进去是二门一间，再向西进去是厅事四间；厅事北面是书房四间；再从厅事向西，是房屋六间，房屋北面是辅室两间；旁边有南北两翼，北翼是库房四间，南翼是厨房，厨房的间数与之相称。房屋南面的窗下有一口井，井后面是园子，园子西面有小室一间。园子的纵深二百五十五尺，横向前面一百零三尺，后面一百五十八尺。这就是右堂公宅的大概格局。于是，已经毁坏的姑且修葺，倾斜歪斜的加以扶正，仅此而已，不追求华丽。有人说：“这样简陋，怎么办？”我回答说：“难道不胜过租别人的房子来求取温存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白楼公说：“如今你已经有住宅了，还再想什么呢？”甘泉子说：“住在这所宅子里的人，应当想到天下还有没有宅子的人，这就可以了。”白楼公说：“已经有住处了，还应当再想什么呢？”回答说：“住在这个住处的人，应当想到天下还有没有住处的人，这就可以了。”白楼公说：“已经有房间了，还应当再想什么呢？”回答说：“进入这个房间的人，应当想到天下还有没有房间的人，这就可以了。”白楼公说：“既然已经有宅、有住处、有房间了，还应该想什么呢？”回答说：“住在这所宅子、这个住处和这个房间里的人，应当想到要同天下人一起，住进天下共同安稳的宅第，住进天下共同宽广的居所，神游于大道的庭院，进入仁道深奥的内室，不要琐琐屑屑地租住别人的房舍，只为在人家的门下苟且求取温存。如今天下的人，不求自己建立住宅、住处和内室，却徒然追随别人的形迹言说、随声附和的，太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尺〕 那么，这同住在这样的宅舍里又有什么不同呢？”白楼公说：“我要把这些话记在厅壁上，告诉后来的君子，使他们知道得到它的艰难，也知道谋求保守它并不难，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拥有宅舍、住处和房间的缘由。”嘉靖八年，岁在己丑，四月二十八日。南京上元县程明道先生书院记

译圣人的道和学，只有一个罢了。道为什么是一个？就是仁。学为什么是一个？就是敬。仁，是说它的本体；敬，是说求学所下的功夫。由功夫进入道，进入了就是贤，成为贤就是圣，成为圣就是天，达到天就是神，达到神就是化，圣学所能做到的事情也就完成了。这个道理亘古不变，亘古不变的就是天；有时彰明、有时隐晦，则是气数。文王、武王、周公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乱臣贼子兴起；孔子出现，作《春秋》，诛斥乱臣贼子，大道才彰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杨朱、墨翟兴起；孟子出现，批驳邪说，拒斥杨朱、墨翟，大道才彰明。孟子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佛、老之说兴起；程伯子出现，排斥佛、老，大道才彰明。明道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这两个字，却是我自己体察认识出来的。’可见他自己获得的心得很多。所以说天理，是指仁；说体察认识，是指敬。从前孔门的教化，只在于求仁。孟子说：‘仁，就是人心。’明道说：‘仁，就是浑然同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于是仁的道理更加明白。孔门的学问，只在于敬。孟子说：‘一定要做事，却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明道说：‘不夹杂丝毫人为的用力。’又说：‘专心不二叫作敬。’所谓没有丝毫人为用力，就是专心不二，于是敬的学问更加明白。那么，前代圣贤蕴含的道理，如果没有明道就不能穷尽；后世学者应当遵循的准则，如果没有明道就不能端正。此后虽然有时明、有时暗，虽然人与人有离有合，然而有先生为指南，迷失方向的人就可以取法，他继承前人、启发后人的功劳，难道不是很大吗！有见识的人说，先生的道如同日月在天，如同水在地，如同和气遍布万物，无处不在。上元县是先生任主簿、治理教化经过的地方，是遗留下善政善教的地方，也是精神心术寄托的地方，精气灵秀聚集于此，不能没有书院祠宇来安妥先生的神灵，并寄托后学的追思。原来已有先生祠，但匾额低矮狭隘，配不上他的德行，于是在三山街大功坊南面测量土地，前面建门和牌楼；其次是仪门，建祠堂三间，左右建厢房；其次是讲堂五间，左右有廊庑；后面是阁楼，阁上收藏经典，阁下是房屋，左右有廊庑；西面是射圃，圃中有亭。再向西是四段相连的廊屋，每段十间，共四十间，用来安置学生。再往西向南建连楼，用收取的租金供给书院费用。这项工程，凡是出自公用的钱财，是前任督学卢君焕倡议的，由现任督学御史刘君隅创办，将由新任督学某君完成。千余年来缺少的典制，由二三位君子相继修复，难道不是旷世少有的一大快事吗！君子来到这里，可以知道什么叫仁。因此，观看这所建筑，就要想到上天没有什么不覆盖；踏上这片地基，就要想到大地没有什么不承载；观览这些栋梁、楹柱、椽桷、堂室、阁庑，就要想到万物没有什么不在我这里具备；进入大门，要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敬。所以登上这座堂，应当有庄重、中正的心，内心正直而外表严肃端正；进入这间房，应当有不愧对屋漏之神的内心；主人应当保持清醒，连同一切栋梁、楹柱、椽桷、堂室、廊庑、阁楼，都兼加照察、兼加存养。用仁来体认，用敬来存养，仁敬一致，体认和存养永远不忘于心。那么，住在这里的人，就可以无愧，并拥有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了。恭敬地把这些刻在石上，来勉励求学之士。嘉靖八年五月十日。南京刑部广东司题名记

译皇帝建立天下的准则，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分掌政务、治理百姓，于是设有刑部，专门掌管国家禁令，来辅助五教。刑部的长官是尚书，副长官是侍郎，古代称为大司寇。刑部设置十三司，各司长官是郎中，副长官是员外郎、主事，古代称为小司寇。设置官职不只是为了完备官制，更是要使众人相互匡正。《尚书》说：“百官互相以为师法。” 又说：“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和衷共济吧。”因此要参错交互，以穷尽事物的变化；错综安排，以发挥各人的才能；这样以后才能相互师法而和衷共济。和衷共济，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郎中说“可以杀”，员外郎说“可以不杀”，主事又说“可以杀”，像这样决定杀人，杀戮就不会滥用。郎中说“可以不赦免”，员外郎说“可以赦免”，主事又说“可以赦免”，像这样决定赦免，宽宥就不会成为放纵。然而，如今分别处理案件并不是古制；人的感情容易偏颇，而好恶是非很难合乎中正，难道可以只由一个人分别处理、独自决定吗？人的感情难以独自承担，又容易因私心而偏颇，有五种情况。《吕刑》说：“五种过失的弊病，只在于官势、财货、内亲、请托、报复；犯了这些罪，罪责都一样，审理时要能够明察。”所谓官，是说权势；有的害怕对方的权势而屈法，有的嫌恶对方的权势而过度执法，这都不对。所谓货，是说财富；有的贪图他的贿赂而屈法，有的因为嫉恨他的富有而过度执法，这都不对。所谓内，是说女眷请托；所谓来，是说请托求情；所谓反，是说报复。因为请托而枉法，固然不对；因对方请托而迁怒，加重处罚，也不对；难道没有下情不能自行上达的人吗？因为报复怨恨而加重刑法，不对；顾忌别人会认为是在报复而姑息放纵，也不对；难道可以没有公平正大的原则吗？这五种情况，都是人情的偏私。假使有三个人共同参议，再由五个人共同核验，即使有偏私的人也会少；即使有不公、不平、不合中正、不合正道的情况，也会少。南京刑部广东司与其他各司不同，它所管辖的兼有京畿之地，因此遇到以权势压人、以财货诱人、以内亲求情、以请托干预、以报复行事的情况，无不齐备。人很容易被外物夺去本心，其情感尤其容易偏私而难以中正。只是本司由郎中、员外郎、主事分别审理，这一做法沿袭已久，久了就难以改变。能够一变而恢复古制，这是上策；僚属之间公正听取意见、广泛询问，这是次策。郎中审理的案件有疑问，一定要同员外郎商议，同主事商议；主事审理的案件有疑问，一定要向员外郎讲论，向郎中讲论；该生该杀，只以理断定而不以自己的私意断定，这就叫作合于天德。此司过去没有题名碑，设立题名碑始于现任郎中萧君漳、员外郎刘君汝輗、主事田君汝成、卢君应祯。郎中从戴诚到萧漳，共五十四人；员外郎从陈良善到刘汝輗，共七十五人；主事从龚衡隆到卢应祯，共一百零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人〕 把他们排列出来并题写姓名，是要借此考察他们的实际表现，使后来的人指着名字说：“某位郎中贤能，某位郎中却不是；某位员外郎贤能，某位员外郎却不是；某位主事贤能，某位主事却不是。”某人能够协调和谐以成就政务，难道不能使人产生仰慕之心吗？某人偏执而败坏官职，难道不能使人产生警戒之心吗？那么，设置题名碑，是要治理人的内心，使其通达义理。内心端正而义理通达，彼此匡正而和衷共济，然后才能没有这五种弊病，这样才可以辅佐天子奉行上天的讨伐，并与天德相配，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四位君子说：“请把这些记在石上，来告诫后来者。”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八日。湖州府胡安定先生墓田记

译嘉靖三年，太守冯君曾开始到任湖州府，于是考察图志；同知何君也主持政务，说：“从前在宋代，泰州胡翼之安定先生来到苏州、湖州施教，如今我郡人士中懂得礼义原则的，都受到他遗风的影响。我们实际承继着教养之责，难道能忘记它的来源吗？”于是向里正发誓说：“他的墓在道场山麓，守墓的田有若干亩，某里有若干亩，某里有若干亩，都要把数目如实告诉我。你们有不报告的，就有固定的惩罚。”这时胡氏后裔联芳把墓地被侵占的情况报告给府中，府里完全查明了情况，田地全部恢复，墓地也可以守护了。中丞陈公凤梧巡抚来到本郡，亲自拜谒墓地，看到亭堂毁坏，命令重新修建，于是同时加重封土修整坟墓，并亲自拜祭。此后经过这座墓的人一定说：“某项水利、某项农桑事业，是这位先生治事斋教化的遗留。”又说：“某些经史、某些文艺，是这位先生经义斋教化的遗留。”这不是很好吗！又有人说：“不能没有文字记载。”于是通过何君来请求甘泉子作记。有人问：“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回答说：“为了保存田地。”问：“为什么要保存田地？” 回答说：“为了保存墓地。”问：“为什么要保存墓地？”回答说：“为了保存先生的道。”田地保存，墓地就能长久不荒废；墓地保存，人们就能长久追思贤人。所以田地保存，墓地就保存；墓地保存，先生的道就保存；先生的道保存，士人百姓就会遵循教化；士人百姓遵循教化，争斗诉讼就不会兴起；争斗诉讼不兴，乡里就会和睦；乡里和睦，吉祥的征兆就会接连到来，百谷就会繁茂丰收，这就是守令的职责。有人说：“先生的道，久而久之已经隐没了。如果想保存田地、保存墓地，哪里比得上彰明先生的道，教导本地人士，使他们仰慕并亲近先生呢？这样墓田就可以像现在一样长久，也可以像先生的教化长存一样长久，那么为什么不谈论先生所处的时代呢？”甘泉子说：“自安定先生所处的时代以来，流传先生教道的人已经失去了真传，偏离孔门很久了，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孔门的教化都归于求仁，仁就是人心，也是天理。四科的名目，不过是把弟子因材施教而有所成就的情形记录下来罢了，难道圣人无论什么人都能接受的教化竟然只有四类吗？像安定先生这样的人，正当伊洛之学尚未兴起，而声律辞赋、骈俪文辞的浮华已经达到极点时，毅然奋起，把改变士人习气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天下人都欣然跟从，恢复到质朴的根本。所以当时的士风发生变化，变得温顺雅正，不用询问就知道是他的门弟子。如果不是他的精神、心术的微妙处有一种无需言说便能使人信服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至于经义、治事的科目条文都在那里，人们却以为先生的道完全在这些条文中，把它们传达到朝廷、传播到天下，作为法式规范，难道不是迷惑了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谓的科目条文至今还存在，而温顺雅正的教化却再也不能恢复，这是什么原因？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真正感人的是真诚之心，而不是教法形式的优劣。圣人的学问，是心与事务合为一体的学问。所以经义是用来明白心的本体的，治事是用来发挥心的作用的，思想由此通达于各种事务；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怎么可以分成两件事呢？这也许就是先生立教的本意，只是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我有幸在心中领会了这种共同的道理，所以恭敬地替湖州人士说明，使先生的道人人都从心中明白，那么墓田即使不守护，也会自然有人求其保存了。过了五年，记文写成，如今继冯君治理此地的是某君。某君啊，希望你不要忘记冯君的志向，继承修治它，以惠及本地人士吧！己丑秋八月朔日。绩溪县修儒学两庑贤像田租记

译绩溪县令、惠州人黄君锦任职以后，询问当前最先要办的事务，于是查考图志和记载，察看学校的根基，说：“孔子庙为什么改在西南而居于中央？”回答说：“西南方位偏斜，所以改移到学宫中央。孔子的道，是众多圣人共同的中正之道。”“西南是孔子庙旧址，为什么改建文公祠？”回答说：“文公是辅翼孔子之道的人，所以把它安置在右侧。”“明伦堂为什么避开孔子庙中央而改建在东北的祠址？”回答说：“这里山川明秀，众多美好之气汇聚，适宜用来培育人才；而且用来表示诸生应当践履文公遗迹，以通达孔子之道。”“建造它的是谁？”回答说：“从前正德壬申年，掌教、如今任御史的敖君钺主持此事。他把情况禀告熊太守桂，又报达巡抚、巡按和督学，才把它建成。”“修葺廊庑并塑造贤人像，开始于谁？”回答说：“嘉靖己丑年夏天，巡抚高安陈公祥巡视宫墙，进入文庙，说：‘可以安妥神灵了。’登上讲堂，说：‘可以培育人才了。两庑毁坏，群贤没有居所，怎么可以呢？因此我修缮梁栋、椽桷、砖瓦的倾倒毁坏。’ 他又说：‘群贤诸儒已经有了居所，却不设置神像，众多士人没有瞻仰的对象，怎么可以呢？因此我塑造从祀的群贤诸儒像。’又说：‘群贤已经有了居所，众人也有了瞻仰的神像，却没有固定的田产来长期接续修治，可以吗？’诸生张孟元、汪金等因此提出请求，拿清隐废寺田租每年收入五十多金，并且说：‘排斥异端而尊崇正道，谁能说不对呢！’于是请求获准，又从县库拨款补益寺租，督学临川章君衮也拿出县中缺额人员的钱来相助。这样，学校的规制秩序井然，廊庑毁坏的焕然一新，塑设的神像高峻庄严。诸生开始都有所观感而奋发兴起，长久保持并遵循，由群贤的事迹进入圣人的门径，于是修治学校的功劳就大了。‘奉行此事并帮助完成它的是谁？’回答说：‘太守南君寿、同知高君应祯、通判林继贤；负责筹划估算工程功用的是高君。’‘主持工程的是谁？’回答说：‘义官、医官胡廷▯、胡琦；教谕文君宗颜、训导王君惟孝、白君永昌也勤勉地督察巡视。’工程开始于己丑年十月■日，至庚寅年■月■日才告落成。黄君说：“诸位君子共同完成始终，以流传给后人，不能没有记载，而且不能没有训诫来启发后人。”于是通过进士郑君恭来请求甘泉子作记。甘泉子说：“从前子贡说，孔子的墙有数仞高，不能找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庶；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太少了。如今诸生能够居住在数仞高的宫墙之中，每天看见宗庙的光辉，仰望群贤的盛美，从容游息于仁义礼乐的府库，却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扇门进入的，这就叫行动不能显明，学习不能明察，能说是善于学习吗？然而圣人的道难道很难吗？进入它的门难道很远吗？诸生应当自己反省、自己思考、自己获得领会，不要使这所学校徒然设置。”庚寅六月二十日。新建点视营务公署记 大明建都于北方，以居高临下的形势统御四方，于是开始设置京营，使大小营伍彼此联络，如同人身的血脉，使全身各部分都相互保护维系、相互号令响应。古语说：“整治你的军队，要看形势的轻重。内重外轻的可以称王，外重内轻的就会荒乱。军力的轻重，取决于你所训练的状况；弱兵可以使之强，柔兵可以使之刚。即使是微小的狼兵，敌人也不敢触犯；经过宫妇训练的军队，也能使孙武之兵的威势得到伸张。”因此，命令得以推行、训练熟练，军心便能统一。团营的设置，以司马为主事，以侯伯参议，以太监监督，以科道考察。科道的考察弹劾，是为了振作松弛者、激励懒惰者，使他们统一志向；用休誉来劝勉，用威严来督责，使团营不至败坏。过去天顺年间，每月更换一次；成化年间，每半年更换一次。到了嘉靖乙酉年，诏令规定：从今以后，必须由有才力声望的科道官担任；必须接受玺书，才可以办事；必须三年才更换；还必须根据戎务的兴废来考核优劣。于是任职更加重要，法令也更加严密了。这些制度都是我朝圣明之主首先制定的，实在是辅臣杨一清首先倡议的。后来给事中史立模离任，王汝梅继任，他又与御史王继礼商议说：“事情办得好，还不专门确定负责的人，是不行的。” “确定了专门负责的人，还不严密确定办事的地点，是不行的。有了办事地点，还不能使它邻近而便利，也是不可的。”于是请求把咸宜坊大顺圣寺的废址改为公署；那里确实距团营十里，很近。中间建厅事□楹，厅事后建堂□楹。前面是仪门，门前东西两侧的房屋各□楹，收取出租所得作为柴薪和茶水的供给。又向东建退思堂□楹，堂旁东西两侧的房屋也各□楹。大概是要在这里储存名册，在这里申明号令，在这里考察勤惰，在这里施行刑赏，在这里会集商议军政。后来王汝梅升迁，由王准继任；王准又与王继礼商议说：“事情已经办好了，负责人已经专一了，地点也严密而便利了，但不能没有权力。”于是请求颁给关防作为凭信，希望命令可以推行，弊病可以革除；这样以后，法制才算完备。不久王准离任，由魏良弼继任。自从王侍御奉命任职以来，前后更换了四任黄门官：先是史君，继而两位王君，再到魏君；如今才志同道合，彼此协力，营务于是振兴起来。《易》说：“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锐利足以切断金属。”不正是这样吗？如果十二营士卒的志向都像二位王君这样，那么士卒的志向就统一了；如果各营将领的心志都像二位王君这样，那么偏将和统领的志向就统一了。如果六军统帅的心志都像二位王君这样，那么大将的志向就统一了。这样一来，联络贯通就如同人的一身，根本与枝叶彼此响应，快得如同呼吸；大军难道还有不强盛的，京师难道还有不重要的道理吗！这就是科道振作弘扬军政的功劳之所以伟大。二位君子请我写下这篇记，用来告诉后来到此堂任职的君子，希望他们对此有所感悟。嘉靖庚寅十月二十五日 《迂冈书院记》

译迂冈书院，是明朝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伦迂冈先生安置灵位、收藏书籍的地方，由他的儿子山西道监察御史以谅、翰林修撰以训、乡进士以诜以及儒士以某所建。书院在粤秀山，粤秀山在广州城内北部，北面倚靠北城；北城以东是镇海楼，又有元公祠；再向北，城外是粤王台；再向北是白云山；向北偏东二百多里是罗浮山。山脉蜿蜒而来，如龙跃凤翔，灵气聚集于广州。御史兄弟在那里选择地点，于是向百姓购买地券，向官府购买田券，用来建立教化的根基，作为子孙世代相传的产业，使前代文人的美好传统不致坠失。于是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建正堂六楹，共五间，用来安置祭祀礼器。前面建左右两翼，用来收藏神器。再前面建东西台阶和石栏杆。再前面建方亭，子孙在那里拜祭，左右种植松树、梅花、花木和竹子作为荫蔽。再前面建前堂，楹数与后堂相同，高度和宽度也相称。左边通向斋明所，右边通向神厨斋；斋明所共□间，神厨斋与之相称。再前面建大门三间，门堂之间建楼，数量与大门相同，用来收藏先人遗书。这就是书院兴建的缘由。再前面建月池，池中养鱼，用来供作脯醢；四周种竹子作为荫蔽。再前面建牌坊和家塾。再前面有田地若干亩，用来供养书院守护者。工程始于嘉靖乙酉年夏天，到戊子年秋天完工。书院建成后，背靠阴面、面向阳面，占据粤地而吞吐大海，居高俯视低处，广州城四周的胜景，一抬眼便全都收入眼中。于是山仿佛更加高峻，河流仿佛更加深远，日月仿佛更加明亮。仿佛居于中央而四方都归于统摄，仿佛看见万物流动而不停留，仿佛看见事物相互推移而有惨淡舒展，仿佛看见万物分群而又彼此会合；草木鸟兽仿佛更加快乐，城中士人每天到这里歌咏游玩。御史君在家侍奉太夫人，嘱托殿撰君向甘泉子请求撰写记文。甘泉子叹息说：“迂冈先生是我的朋友。先生凭借聪颖敏捷的资质、温和雅正淳厚的德行、博学通达的才干，考中会试、殿试第一，负有成为辅政大臣的声望，却未能充分施展才华便早逝，知情者无不遗憾。然而人们往往忧虑德行、地位、声名和寿命难以同时具备；有了声名，又担心没有相应的德行；有了德行，又担心没有俸禄地位和长寿；有了地位俸禄和长寿，又担心没有后代。如今先生声名德行虽未能充分施用，地位俸禄却全都留给了后代；御史、殿撰以及其他贤能的后嗣，又能继承并发扬他的声名德行，继续进步而不止。如今又建立书院来求得他的流传，那么百世之后也仿佛先生仍然在世了。”有人问：“书院的设置，是为了传授经书。希望听听它所传授的内容。”有人说：“先生曾说：‘我从《易》中得到的是时；我从《书》中得到的是中；从《诗》中得到的是人情物理；从《春秋》中得到的是是非；从《礼》《乐》中得到的是和与敬。’君子说：‘伦先生这样理解经书，很好啊。’先生说：‘你认为这已经到极点了吗？还没有。我曾听君子说过：你认为和与敬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仪式、文饰、节拍等详细规定。是非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褒贬赏罚的意义。情理、时宜、中正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比兴的表达，有阴阳刚柔的变化，有精一皇极的铺陈。因此六经都是由内心产生的；所以治理内心来研治经书，那么全部经书就在我心中了。’”甘泉子听后说：“说得好！伦先生这样理解经书。然而，道无处不在；把它记载下来就是六经，赋形显现就是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我的心。既然如此，书院的胜景，在中央可以看见四方，就可见东西南北都环拱着粤秀山而尊奉它；万物各有方位而我的心没有方位，这就仿佛能够由此发明我心中完整的《书》之义了。从万物流动而不停留，可以看见山峰耸立、河流奔流、日月往来，在我面前交替运行，这就仿佛能够发明我心中完整的《易》之‘时’了。从人们歌咏游玩，可以看见景物欣欣向荣、人与鸟相互应和；人情物理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这就仿佛能够发明我心中完整的《诗》的性情了。从时景彼此推移而有惨淡舒展，可以看见顺应变化的昌盛、违逆变化的灭亡，以及变化给予、夺取、生长、杀伐的情状每天显现在眼前，这就仿佛能够发明我心中《春秋》的完整是非了。从万物各有类别而又彼此会合，可以看见高深上下，仰头达到天极，俯视临近大地，万物化生不息、保持和合而凝聚；那么我心中天地的宏大礼乐，难道不在这里完整体现了吗？因此，以研治经书来治理内心，体察天地万物的深蕴，并与它们合为一体，那么全部经书就在我心中了。”殿撰君说：“六经发源于圣人的内心，那么我的心与天地万物相合，就是六经的大总汇。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永远作为书院的规约。”嘉靖十年八月一十日 《白沙书院记》

译嘉靖九年□月□日，侍御孝丰吴久祥奉命出任广地巡按。甘泉子向他提出一个建议，说：“使君要出行了。希望您有所作为，把移风易俗放在首位，不知使君是否有意于此？”吴君说：“是，是。”第二年二月□日到达广州，经过八个月，刑狱已经理顺，于是修明教化，召集众多士人都到庭前，说：“凡是教化的事情，有依据、可信而容易遵从的，没有比乡先生更合适的了。像乡先生白沙陈公，是我朝正学的宗主，天下后世还将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并推论评论他；何况他的流风余韵还存在于乡里，后辈亲耳听闻、亲眼见到并亲受熏陶呢！应当在崇报寺旧址上创建并修葺白沙书院，把他的孙子、新会儒学生畬改入广州府学，并以廪饩资助他来守护书院；又拨给废寺肥沃田地一顷四十四亩，以供祠祀之用。这样一举便可以排斥异端、扶持正学，用来教化乡里、感化天下，并流传到后世，这也是巡按观风者最首要的职责。从前甘泉子曾经倡导此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过了几个月，书院建成，共建房屋若干间，木石砖瓦等材料若干，工役若干。于是有祠堂和房舍来安顿先生的神灵，有讲堂来施行教化，有廊庑来安置学子。学子们来到这里，可以居住治学，可以游览，可以休息，可以从容涵泳，深入探究先生的学说；登上讲堂、进入房舍，先生仿佛庄严地仍然存在，隐约仿佛看见他的容貌仪态，听见他的咳嗽声，亲自受到他的熏陶。这样可以改善人的内心，彰明正道，扶持世间教化，改变风俗，把这个时代推向唐、虞和三代以上的境界，使礼义兴盛、诉讼止息。这样以后，人人都会知道吴君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极大，而且远远超出簿书刑法之外。有人说：“先生的道是什么道？侍御之所以恳切地表彰他，怀的是什么心意？”甘泉子说：“先生的道就是周、程之道，周、程之道就是孟子之道，孟子之道就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就是文、武、禹、汤之道，文、武、禹、汤之道就是尧、舜之道。”又问：“道在哪里？”回答说：“道产生于心。《礼记》说：‘人是天地之心。’因此上下四方的空间、古今往来的时间，同属于一个天地、同属于一种气、同属于一颗心。所以尧、舜的心就是禹、汤、文、武的心，禹、汤、文、武的心就是孔子、孟子的心，孔子、孟子的心就是周、程的心，周、程的心就是白沙先生的心，白沙先生的心就是侍御吴君的心。” 起初并没有两种心，也没有两种道，只在于能否觉察并保存它罢了。不然，侍御生在数十年之后、相距数千里之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呢？”又问：“请问白沙先生的心与道，为什么能够同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心与道相合？”回答说：“先生告诉水说：‘千古相传的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不用人为造作的道理，就是无所不在而又无处不在，以自然为宗旨，是天地中正的准则。’世上执着于有的人把它理解过头，拘泥于空的人又把它理解得不足，哪里足以知道先生中正的心与道呢？心，就是天地之心；道，就是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并不是别的，就是我心中中正而纯粹精微的东西。因此称为‘中’、称为‘极’、称为‘一贯’、称为‘仁’、称为‘仁义礼智’、称为‘孔颜乐处’、称为‘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全都是天理，已经把它说尽了。尧、舜、禹、汤、文、武所说的‘惟精惟一’、‘无偏无党’，就是孔子所说的‘敬’；孔子所说的‘敬’，就是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 孟子的“勿忘勿助”，就是周、程所说的“一”，就是在勿忘勿助之间处于恰当之处而不借助丝毫人为力量。程子所说的“不借助丝毫人为力量”，就是白沙先生所说的“自然”。这些都叫作体认天理。自然就是天理，所以学到自然的境界，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道也就都包括在内了。扩充先圣的道理，使后世之人觉悟，为天地建立本心，为百姓确立生命的准则，为前代圣人继承失传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这功劳难道不伟大吗！后世之人想求得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学问，向白沙先生求取就可以了。并不是只向先生求取，而是依据先生的话，反过来在自己心的本体中求取，并亲自获得它。千圣千贤的道本来就自在；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心，以及侍御振兴教化的心，也由此不会被忘记。我生得晚，幸而还能入门受学，亲自接受先生的声音教诲。因此书院建成时，我不推辞而为它撰写这篇记，使后来的人还能从这里得到考察。” 嘉靖壬辰四月二十二日 《五经馆记》

译甘泉子说：“五经的道理，归宿是相同的。为什么归宿相同？五经都是从内心发出的，所以能够涵养内心。现在天下万物，凡是得到天地元气而生的，都能涵养元气。为什么呢？元气就是中气，天地与人物本来是一体的。凡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气，因此都能滋养人的气。饮食的道理，是要用来养气，不只是把糟粕填进肚子里。所以五经的道理，是圣人内心的精华。如今舍弃圣人精一的心，只讲语言文字的记诵，就如同舍弃天地生物的元气，只取糟粕来填腹，难道能够养生吗？”有人说：“这话确实如此。然而一定要五经齐备，圣人的精华才可以涵养内心。”回答说：“你认为必须百物齐备以后才可以养生吗？我听说古代有服食一种东西便可以养生的；难道一定要多吗？后世的物品必定追求繁多，繁多就杂乱，杂乱就使元气耗散，元气耗散，寿命就不能长久。因此从前伏羲出现而画卦时，《易》刚开始创立，还没有完备，哪里有《书》呢？然而伏羲之道已经具备了。尧、舜、禹、汤、文、武相继出现以后，《书》才完备，又哪里有《诗》和《春秋》呢？” 然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已经具备了。到孔子兴起以后才有《诗》和《春秋》，又哪里有《礼》《乐》呢？然而孔子之道已经具备了。《礼》《乐》是尚未完备的经书。那几位圣人的道本来没有两个，难道要说几位圣人必须等五经全部完备以后，才可以成为圣学吗？天地间的万物，每一物都共同具有这种元气；圣人的五经，每一经都在说明这个道理。天地没有两种气，圣人没有两种理；所以知道天下古今这个道理没有两样，才可以和他谈论经书；知道圣人经书的精华能够涵养内心，才可以和他一起研治经书。对于道，也就已经理解一大半了。跟随我游学、讲习圣贤之学的人中，有东莞任柱。他治理舞阳时，百姓安定，吏治清明，于是向方伯申报，请求创建五经馆来教育县中的众多士人，以此承继您的恩德。我听说后很高兴，便为众士人讲述研治经书的道理，作为训诫。嘉靖壬辰夏五月十日 《泉翁大全》卷之二十四 文集 门人新安洪垣校刊 序 《江都风韵序》甘泉子说：王道已经不可复得了；现在有实行循良政治的人，大概就是王道遗留下来的官吏吧。《记》说：“杀了他，百姓也不怨恨；给他们利益，他们也不以为有恩；百姓每天向善，却不知道是谁使他们这样。”因此，顺着人们所厌恶的去厌恶，并不是自己制造厌恶；顺着人们所喜爱的去喜爱，并不是自己制造喜爱；顺着他们的善行去奖善，并不是自己制造善行。没有厌恶，没有喜爱，没有主观意图，没有刻意作为，没有喜怒，广大和乐得如同天地承载覆盖万物，与万物一同生长，与百姓一同作为，浑然无迹，几乎无法用言语命名。王道和循良政治都是如此。蜀地有王卓峰，名维贤，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王子以进士身份来治理江都。江都是难治的大县，王子治理它，不动声色而百姓安定、吏员服从，府官和部使者也信任他。百姓安定却说不出缘由，吏员服从却无法陈述其原因，府官□之，部使者经过这里、信任他，却不能举荐他。难道不正是所谓百姓不怨、官吏不以为有恩，彼此相忘于不知不觉的境界吗！那么像王子这样的人，大概就是王道的官吏吧！他将使这些百姓成为王道之民。如今任期届满，将要向朝廷奏报；圣明天子正在推行恢复三王之道的事业，一定会表彰他为王道之吏，把他作为做官者的典范；这就是地方长官的老师。” 各位志同道合的人，在嘉靖丙申四月十五日都作诗为他送行，并拜谒甘泉子，请我先为诗作说明大义。《重刻唐丞相曲江张子寿先生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