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翁大全集卷之七十五

译回答说：“把气说成聚散，说得很好。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聚也是我的本性，散也是我的本性，所以张子说：‘知道死而并不消亡，才可以与他谈论本性。’说有聚有散，是就人物而言；说死而不亡，是就天地而言。这样看来，天地宇宙之内、上下四方、古今往来，原本只是一气，哪里还有什么聚散？懂得这一点，就懂得道了！孔子说：‘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何必谈延长寿命呢？即使把寿命延长到一千岁，如果没有听闻道，也仍然等于没有出生。想要知道道的人，请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把平生一切喜好欲望统统扫除；不只是除去求利之心，还要彻底除去求名之心；不只是除去利欲之心，还要彻底除去个人偏见之心，这样才可以入道。” 我的看法是，学习的人要行动，必须先积累诚意；穷究义理，必须先以主静为根本。但积累诚意不是照搬模仿，主静也不是坐禅求空，所以程子见人静坐，必定赞叹他善于学习。因为心静就能虚明，义理自然显现。后来有一次说话没有被人听从，他也只自我反省，认为是自己的诚心不足以感动人。圣贤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我曾在待人接物时，认为自己不敢虚伪，但想要练习静坐、安定志向，却始终没有达到安宁的境地，应该怎么办才好？先生一定有办法教导我。” 回答说：“想练习静坐、安定志向，却始终没有达到安宁，正是因为还没有真正见道。《大学》说：‘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能有定。’知道应当止于哪里，就是真正见道。想知道止在哪里，就应当随时随地体认天理，天理就是所谓的止。若真正见到这一点，那么行动时也是定，静止时也是定，哪里还用得着专门谈练习静坐！如果在静坐本身上寻求安定，反而越发显出不安定。这是我早年亲身经历的地方，不是空话。孔子、孟子以前谈论学习，都是就事而说心，从来没有静坐的说法。明道也认为动静都可以安定，到了伊川才倡导静坐，后来流弊很少不流入禅学。应当在动静两方面都不执着，体认天理，这才是安定；安定久了，就能达到诚。” 我的看法是，先生公布的大科训规，列图标明人物，首尾条理周密，再没有遗漏，真是求学者的指南。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实在都根本在这里；追究它的要旨，不过“体认天理，煎销习心”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所以我曾说，天下没有能够体认天理却不能煎熬消磨习染之心的人，也没有煎熬消磨习染之心却不能体认天理的人。回答说：“正是这样！它的要旨也只在体认天理，体认天理就是煎熬消磨习染之心的功夫。天理与习心彼此消长：把天理涵养增长一分，习心就消减一分；天理增长到十分，习心就消减到十分，这就是大贤。等到成熟并发生变化，就是圣人。圣人与贤人并没有本质差别，同样都是一个天理，只是生疏与成熟的差别。你从大科训中认识到这样的要领，就知道应当从哪里下功夫了！可喜，可喜！不过，见到道理并不难，真正实行它才难。” 我的看法是，君臣名分虽然不同，但各自应当遵循的道理是相同的。不然，周公虽然是圣人，毕竟也是臣子，他为什么还要想着兼取三王的事业？由此可见，宇宙间的事物，没有一件不是君主和宰相所应当做的。先生认为怎么样？” 回答说：“你所说‘宇宙间的事物没有一件不是君主和宰相所应当做的’，这句话说得最好。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按道理就应当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懂得君臣之道了。至于周公思兼三王那一章，是说周公继承众圣人的心学。所谓四件事，是四位圣人的事业，不只是上面四条所说的事。四圣的事业，也就是四圣的心学：禹的好恶，汤的执持建立，文王察看民情、仰望大道，武王不泄露、不遗忘，这些都是心学。各自就一件事来显明他们的心学。” 我的看法是，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看作自己的，所谓功业再大也不能增加他的本心；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所谓困穷的居处也不能损害他的本心。所以舜、禹与颜子互换处境，也都会如此，原本没有两样。如今人所谓的困穷，不像颜子；所谓的显达，也不像舜、禹，却往往被富贵迷乱，被贫贱改变，难道人的本性真的与古人不同吗？只是他们不肯思考罢了。回答说：“今人的心本来与舜、禹、颜子相同，只是因为不学习，不能见到大处，所以随着外物改变。想知道舜、禹不把天下据为己有、颜子不改变快乐的原因，就应当学习舜、禹、颜子的学问：精纯专一，不随物迁移，不三心二意。舜、禹、颜子的学问就是心学，都是这个天理。所谓见到大处，也只是见到这个罢了。所以看天下和陋巷，都不过像微尘一样。正因为能够不把天下据为己有，才知道颜子的快乐；知道颜子的快乐，才有可能不把天下据为己有，这就是所谓互换处境也都一样。达到这样，天下和陋巷也就不值得再说了。” 我的看法是，天地，是它的气表现为清与浊吗？日月，是它的气表现为照临吗？寒暑，是它的气表现为炎热与寒凉吗？山川，是它的气表现为流动与耸立吗？草木，是它的气表现为荣盛与枯萎吗？龙蛇，是它的气表现为屈曲与伸展吗？鸟兽，是它的气表现为飞翔与行走吗？水火，是它的气表现为刚与柔吗？人与万物，是它的气表现为通达与闭塞吗？推究起来都是如此。这样看来，气的时节和义理真是广大弘博啊！至于其中所以如此的道理，则深妙至极，无法测度。所以说：‘君子的道广大而隐微。’ 回答说：“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龙蛇、鸟兽、水火、人与万物，固然都是气，但气就是道。《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用的是同一个‘形’字，说明与道相体的就是形，不必另外再说一个‘所以如此的根由’，使人无从寻求。所以孔子在河边感叹说：‘逝去的就像这水啊！昼夜不停。’这正是指水就是道，多么直截了当，不费言辞，容易使人看见。见到这一点，睁眼便可看见宇宙之内道体的流行，不必再去寻找一个所以然。希望你深思。” 我的看法是，万物没有什么比自然更尊贵，事情没有什么比反常更不吉祥。所以在人和物中叫作怪异，在天理中叫作不合常理；怪异和不合常理，我都不取。现在来说，人生下来，聪明的和愚笨的，无不各有自己应当遵循的本分。聪慧的人凭借平易来行善，愚钝蒙昧的人安于质朴正直而活着，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聪明人却追求高深、穷极幽远，探求隐秘而行事怪异；愚人则外表厚重、内情深藏，百般狡猾虚伪。所以孔子说：‘如今所谓的愚，不过是欺诈罢了。’孟子也说：‘我厌恶聪明，是因为它流于穿凿。’难道不是因为这种聪明实在可厌吗？我希望人顺任自然，同时戒除反常。先生认为怎么样？”

译回答说：“天地之道只是一个常，也只是一个自然。圣人体察天地之道，也只是守一个常、顺一个自然。自然与常就是道。只有圣人能够把它贯彻到底，求学者学习圣人，也只是效法这一点罢了。如果存有喜好怪异、不合常理的心，就是违逆上天，不可能进入尧舜之道。” 我的看法是，最危险而难以防范的是人心，指的是人欲，所以说‘人心惟危’；最精微而难以看见的是道心，指的是天理，所以说‘道心惟微’。正因为如此，尧舜才有精纯专一的说法吧！万世道学的源头，实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先生说‘煎销习心’，说‘体认天理’，虽然是平常教人的话，但其中的论旨彼此吻合，我们同门之人都应当潜心体会。” 回答说：“这样体会，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来，直到孔子、孟子，千圣千贤、万言万语，都只是共同归结到‘天理’二字。你能从我的话中得到这个要领，实在非常难得。譬如认清了正确的道路，只要踏上路头走下去，以后的景象就会渐渐不同，将来一定会有到达的地方。如果不努力实行，使道理落实在自己身上，就像关着门讲道路一样，没有用处。一日千里！一日千里！” 我的看法是，陆象山天资聪颖卓异，所以他的文章敏捷，虽说他仿佛已经见道，也未尝不可。考亭则学习功力精纯，义理完备精粹，最终汇集诸儒而成大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说象山有客气，我实在不敢说他没有；看他与考亭往来辩论的文字，自然可以看出来。但他也是一时杰出的人物，只是凭忿怒之气争辩，确实如先生所说，不是天理。” 回答说：“你所谈朱子的情况，说来很长，不当面谈就无法说尽。你对象山的评论很对，象山也看到了大道的纲领处，不能说他毫无见识；只是他在体认天理上功夫不深，所以客气时常发作。天理与客气本来就是此消彼长。象山的客气不只表现在与文公往来的书信中，甚至把客气加在他的兄长身上，那还有什么义理可说呢？如今的学者多尊崇他，甚至认为他超过明道，所以我才作《遵道录》。他的门徒杨敬仲的学问，近来人们又尊崇起来，只是厌弃平常、喜爱新奇罢了。” 我的看法是，《孟子》七篇纯粹精微，是完整阐述王道的书。然而纯粹之中最纯粹，精粹之中最精粹的，莫过于“大人，就是不失去赤子之心的人”这一句；在仲尼之后，也只有一个人达到如此境界。回答说：“这句话固然极好，但也要善于理解。如果就把赤子之心当成大人，以为不再需要学习，生来就是圣人，那些喜好佛学、喜好走捷径的人便会据此立说，最终导致废弃学问，其危害难道小吗？关键只在‘不失’二字；要做到不失，必须学习。学习的道路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学习所以要找回本心，就是为了不失赤子之心。赤子就是最初的本心，也就是人的真心。普通人都是本心坏了才去修补；至于大人，则从做赤子时最初那一点真心出发，通过学习涵养它。只从最初那一点真心出发，使它光明灵动，让良知良能逐渐扩充，直到达到广大而极其高明的境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譬如一粒谷种播在地里，又不断培养它，由苗而开花，由开花而结实；也只是最初那一点生气逐渐扩充到这个地步，并不是说种子本身就是果实。所以说：‘不能把它充实扩充，就不足以保全妻子儿女。’这与前面的话正好相互发明。” 我的看法是，人生在世，意念不诚、内心不正，是最大的忧患，却安然自得、毫无忧虑；至于名声没有传扬、自身没有显达，却日夜焦虑不安。这样能说是懂得轻重吗？这就叫失去了自己的本心。回答说：“人生来就是正直的。正直，就是生命的道理。意念不诚、内心不正，就不再正直；不正直，就丧失了生命的道理。丧失生命的道理，难道不是最值得忧虑的吗？孟子说：‘忧虑这些该怎么办？像舜那样罢了。’我还认为这说得太缓和了。你若能知道忧虑应当达到这个地步，并充实这颗心，那么比不上别人就不会成为忧虑了。” 我的看法是，“精气凝聚而成为万物”，是说精气聚集而成为人；“游魂成为变化”，是说魂气散开而成为鬼。这样就把鬼神的情状说清楚了。唉！大概只有延陵季子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吧！我很赞同他关于旅葬的话。虽然如此，难道只有人是这样吗？万物也都是如此。所以我曾认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万物的道理，那就是：“不过是聚散罢了。”不知道是否正确？回答说：“虽然如此，但也有不聚不散的，例如前一章所说的就是。又必须真正看见这一点才行，单靠推测终究没有用。人与万物、鬼与神，原本都是同一个道理，起初没有不同的道理。不如暂且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这样人道明白了，万物鬼神的道理也就不言自明了。所以圣门的学问只在于恳切求问而且联系实际思考。” 我的看法是，求学者之所以学习，是因为要学习圣人；人怎么可以没有志向！所以孟子说：“有所作为，就应当像这样。”又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志向固然不可不立，但希望成为圣人的功夫，实在不能轻易谈论。如果不能纯一无伪，穷尽性命的道理，却只凭声音、笑容、言语、文字，口口声声说“圣人”如何如何，那只显得荒诞罢了。我担心求学者好高骛远、自以为大，却不肯务实。回答说：“正是这样！今天的人不是不立志，就是自矜自夸、自命不凡。但总的说来，问题只在没有立志。如果立定志向，自然不能容许自己夸大。实行它很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如果说起来毫无惭愧，那么实行起来就更难了。因为我所谓的立志，不同于一般人所谓的立志。一般人所谓立志，是说存有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心；我所谓的志，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志于学’，所以志向必定要有实际功夫，教人踏上具体的道路。大体说来，古人说‘志’字从不空说，如《春秋传》说：‘我志在它的眼睛。’意思是想射中它的眼睛。如今有些人说立志，就像求仙的人只想着成仙，却不做成仙的功夫；又像站在水边羡慕鱼，却不去编织渔网。” 我的看法是，曾子承接“一贯”的旨意而迅速作答，大概是真正了解孔子了。看他因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便说“夫子的道，只是忠恕罢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曾奇怪，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一贯之道精妙而难以言说，所以借助忠恕这种明显易见的事情来说明它，这并不是本来的旨意。曾子的意思是，孔子的道由一个道理贯通万事，不过是凭忠实之心流□恕人的德行，所以施行起来没有穷尽。

译孔子一生的道理，都包含在这里了。所谓一贯就是这样，并不是借忠恕来说明它。不然，后来孔子因子贡问怎样终身奉行而说“那大概就是恕吧”，又因樊迟发问而说“待人要忠诚”，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见“忠恕”二字不能轻易解释，也不能说它不足以成为圣人的事业。回答说：“正如你所怀疑的那样。忠恕就是一贯，忠恕是一贯的别名。意思是说，孔子所说的一贯就是忠恕，所以忠恕贯通天下的道理。我曾仔细看《论语》中的话，一章一章都体现着一贯的道理，都是内外、心事、体用、动静相互合一的道理，只是孔子在曾子、子贡那里分别显发出来，以引发他们的询问罢了。曾子不用等人发问就答“是”，子贡却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曾子那样的功夫。” 我的看法是，孔子所说厌恶能言善辩之人颠覆国家，真是万世最重要的论断。假如有这样的人，言谈敏捷，巧言善辩，常常奇巧地说中要害，而且条理井然，那么即使聪明贤能之人，也很少有不被他迷惑的，因为他足以打动人。常人的情感拘泥于形气，圣人的心却能通达显明与幽微，所以孔子任司寇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帝舜继承帝统的第一年就流放四凶。因为这样的人一旦被任用，必然混淆是非，使人家国倾覆。舜也说“我痛恨谗言”，后来孔子又说“花言巧语会败坏德行”。求学者把这些合起来考察，理解就已经过半了。” 回答说：“能言善辩都源于内心不仁，固然可厌，也实在可怜。” 我曾坐在东轩吃饭，看见所养的鸭群都躺着喘息，和自家人的呼吸一样，不禁默默欢喜感叹，感到天地万物确实与我同为一体。推而广之，既然如此，即使想自私自利，能够做到吗？那么先生所说的“随处体认”，不知道这是否也算一件事？” 回答说：“我所说的体认天理，体认的就是这个。能够把自身与天地万物看成一体，彼此痛痒相关，就是仁，就是天理。应当这样涵养。” 近来见当世评论韩昌黎和王河汾，有人说昌黎是文人中的雄杰，说仲淹则只是儒者中的贤人。二人各有值得取法之处，但这样评价韩昌黎，恐怕把他看得太低了。韩昌黎排斥老佛，评论者甚至说他的功劳与孟子相当而力量超过孟子，难道只能说他是文人中的雄杰吗？况且苏东坡后来尊崇他，也说过他有拯救天下溺人的功劳，难道也只能说他是文人中的雄杰吗？虽然如此，仲淹续接经学，志在向孔子看齐，确实贤能；昌黎那样的人，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如果追究他们的志向，那么给宰相的书信、与太颠交友，也只是细小的事情罢了。我担心求学者不能考察古人，不应轻率地忽视他们。不知是否正确？” 回答说：“不注意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给宰相写信、与太颠交友，怎么能说是细小的事情？因为道理没有大小之分。昌黎有文章，河汾有品行，都只是窥见了大道的梗概；就圣学而言，他们都还没有真正见道。昌黎排斥佛教是对的，但到了在潮州失意的时候，又过分尊敬太颠。因为平日没有从圣学、体认天理上下功夫，所以不能亲自看见佛教错误的根由，只凭外在行迹来排斥佛教；一见到太颠便错了。见到太颠尚且会错，又怎么能够像孟子那样辟佛？可见人不能不懂得学习。” 我的看法是，三皇如同太阳刚刚升起，五帝如同太阳将近中午，三王如同太阳已经过了正午，五伯如同太阳已经接近黄昏。所以观察刚升起的太阳，就可以看见三皇的气象；观察将近正午的太阳，就可以看见五帝的气象；观察已经过午的太阳，就可以看见三王的气象；观察已经近暮的太阳，就可以看见五伯的气象。人的少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大体上也可以从一天中看出来。回答说：“依我看，五伯应当算作夜晚。只要不是天理，就属于阴暗，所以三王之后，万古都像漫漫长夜。人只要一有霸主之心，就是阴险的小人，就不能进入三皇五帝三王之道。这是五伯不能与三王并列的地方。” 我的看法是，上天降生贤人圣人，是为了发显天地人间最精微、最精微的道理。所以凡是圣贤说话，都是敬畏上天、怜悯世人，若非不得已，就不会停止说话。过去晦翁的学问承自延平，甘泉的学问承自白沙，他们最终的归旨相同。然而两位先生都不曾著书，为什么呢？莫不是因为以自身来教导别人？还是像尼父那样不多说话，让求学者自己体察？玄远的上天幽静无言，千年来寂寥无声；我因白沙最终老死于践行而悲痛，又因崇庆私下承续甘泉而庆幸。于是作一首口号记下：“大道如虞唐的时代已经远去，支离破碎的末流学问越发可悲。白沙夫子如今在哪里？江门草木摇落之时，只能想念他的钓台。” 回答说：“圣贤说话，大概都是不得已。伊川说：‘有这样的话，道理就明白；没有这样的话，道理就有缺失。就像陶冶出来的器物，少制成一件，生民之理就不完备。如今有些话，说了没有益处，不说也没有缺失，就是无用的空话。’既然如此，说话和沉默各有时机。如今的人都像醉了、梦了，大声急切地呼喊他们，尚且不能使他们清醒。与他们痛痒相关的人，能够漠然忘记说话吗？假如人人都像颜子那样默默领会，孔子就可以不说话了。” 我的看法是，求学者的聪明、才智、口才和辨析能力并不少见，但任性发挥才智、轻视他人、傲慢对待万物的人，也多得数不清。所以我常叹息，有些人一旦得志，稍微知道一点门径，就敢洋洋自得地轻率评论古代圣贤人物，说“某人怎么样”“某人怎么样”，却从来没有一点敬畏忌惮之心。等到考察他的行为，却又远远比不上那些前人，这究竟是什么心态！从前程子见有人议论前辈，说：“你们姑且取法他们的长处。”这是怎样的气象！那么今天议论前辈，究竟能增加或损害什么呢？只看见他们自己蒙蔽良心，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罢了。” 回答说：“如果肯切实地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只怕每天的时间还不够，哪里有空闲去挑剔别人呢？” 我的看法是，本朝人物很多。姑且不泛泛而论，像宋景濂的事迹已经载入国史，有些不必多说；看他的门徒方孝孺凭借气节在当时受到推重，也算是伟丈夫，那么宋景濂的为人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方孝孺说：“您的气量可以包容天下，而天下却容不下您的一个人；您的见识可以照鉴一世，而整个世代却不能了解您的为人。”这可以说是有名的宗师了。然而世上还流传方孝孺不得志是因为杀蛇受报的说法。唉，荒诞啊！我因此把这件事特别提出来。” 回答说：“这两位确实都是本朝的伟人，可惜没有在圣学上下功夫，最终只是把文章和气节当作立身根本罢了。杀蛇的故事怪诞不可信。”

译我的看法是，毁誉是爱憎的常情，死生是聚散的常理。懂得这一点，面对它们时各自顺应常理，内心自然安定。人只是遭遇这些事情却不加考察，所以受到赞誉就高兴得承受不住，受到毁谤就悲伤得承受不住，不知道它们本来没有增加或损害。父母兄弟去世，妻妾儿女死亡，这是悲哀的情感；但有时悲哀过度，于是反过来伤害自己的生命，却不知道生死只是命数，事物本来就是有时无、无时有的恒常规律。我痛惜自己至今还困在这种情形中，不能洒脱摆脱。” 回答说：“必须知道所谓没有增加或损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还没有看见这个东西，只在躯壳上起念头，所以不能不被毁誉死生所动摇。如果真正看见了，那么死生与毁誉本来互不相干；关键只在体认。” 我的看法是，本朝薛文清纯正清毅，也是当时伟大的儒者。他极力推尊许鲁斋，对于吴先生草庐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态度。总的说来，许鲁斋与吴草庐并不妨碍他们同为大儒；但在心术隐微之处，以及事业和德性方面，或许也有些差异，不过不是后人敢于轻率评论的。虽然如此，鲁斋劝导元人，说上天降生孔子，是代替上天教化人，于是元朝才开始知道尊敬儒者。仅这一件事，他的功劳已经广大深厚。何况他去世时，朝野都悲痛哀悼，认为这是百姓的不幸，那么他的人品就不必等待评论了。先生认为怎么样？” 回答说：“许鲁斋、吴草庐的出处不同。鲁斋笃实，草庐的聪明又超过鲁斋。总的说来，悟入道理也需要聪明和见识；没有聪明睿智，就不足以通达天德，而关键正在涵养。” 我的看法是，梁武帝寿命最长，世俗认为这是奉佛的效果，却不知道其实是从梁武帝平日奉行俭朴而来。所以我曾说，人也不可不俭朴。因为俭朴就会使气清、精神完足，这是长寿的道路。然而也有不俭朴却长寿的人，也有曾经俭朴却不长寿的人，这又是道理的变化。君子之道讲常理，不讲变化。不知道是否正确？” 回答说：“学习贵在听闻道。若听闻了道，即使八珍九鼎，也与自己无关；若没有听闻道，即使像梁武帝一样长寿，又有什么益处？即使像梁武帝一样俭朴，又有什么益处？气清神完又有什么益处？古今持戒入定的僧人佛徒多得很，他们不懂得道这一点是相同的，难道只是梁武帝如此吗？” 我的看法是，人的常情是，责备自己不如责备别人详尽，相信贤人不如相信毁谤坚定，这是什么缘故呢？希望先生明确告诉我。” 回答说：“都是出于私心罢了！因为有私心，所以苛刻而偏激。如果内心公正，看见别人有过错，听到别人谈论他的过错，就会像自己身上疼痛一样警惕，怎么忍心用嘴说、用耳听呢？” 我的看法是，圣贤所学习的，只是调理人的性情罢了。天下人的性情都得到调理，天下就太平了，典章、刑法、政令之类也就不必再使用。然而天下人不可能全都成为圣贤，于是才开始制定五教、五刑、五礼、六乐等制度。这些都是圣人不得已而制定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回答说：“你所说‘圣贤的学问，只是调理性情罢了’这一句很好；但说天下人的性情得到调理，就可以不需要典章刑政之类，似乎不妥。圣人设置典章刑政，正是用来调理天下人的性情；舍弃这些，又凭什么来调理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有夷狄，这是道理所决定的，大体上没有什么比自我治理更重要。只有先治理好自己，然后才可以作为抵御外族的上策。考亭也曾说：“根本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实际不在兵力粮食而在纲纪。”这说得极其正确。所谓在朝廷、在纲纪，正是说自我治理；所谓不在兵力粮食、不在边境，是说不能只依靠这些。先生认为怎么样？” 回答说：“边境、朝廷、兵力粮食、纲纪，都不能偏废。孔子、孟子谈治理，也同样切实：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然后百姓才会信任；有五亩大的住宅、百亩大的田地，然后才能申明学校教育。兵力和粮食怎么能放在后面呢？” 我的看法是，老子、荀子、庄子、列子、杨子、文中子，就是世人所说的六子。如今他们的书都还在，虽然各自的流派品类不同，不能与圣贤最正大的学说相比；然而天地间的道理本来广大，何况言论也没有微小到可以完全忽略的，跟随这些言论加以探究，也算是格物的一件事。所以考亭曾评价庄子是大秀才，还引用他“嗜欲深，天机浅”的话；前代儒者也说老子得到《易》的体。类似的说法很多。至于文中子想续接经书、向孔子看齐，事情虽然近于虚妄，也似乎是有志向的。这就是我不敢隐瞒，必须告诉先生的原因。先生认为怎么样？” 回答说：“道只有一个道，并没有两个道；把道分成两个的，都是异端。即使异端的言论有时偶然说中一两句，其根本旨趣也没有可取之处。我们的道本来就足够了，何必到旁门去寻求？至于说老子得到《易》的体，更没有道理，这是康节没有见道的地方。哪里有只有体而没有用的道理？体与用同出一源，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不必再因此迷惑心志。” 我的看法是，人出生必定先有性命，然后才能成为人，但真正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所以我曾说，人若能真正知道性的本体，那么无论何时、何处、何事、何物，都能看见它流行不息的妙处，而且从来没有两样。譬如人知道水的本体，那么不论大的江、淮、河、汉，小的沟渠、池塘，都是同一种水罢了。观察水的一致，就能知道性的统一。这是崇庆近年来的见解，不知是否正确？” 回答说：“性就是心的生理，也就是人的生理。如果片刻失去它，片刻之间就不成其为人了。必须真正看见这一点，才能达到活泼泼的境界。如果勉强探求、用力搜索，就不是真正看见。关键在于既不忘记它，也不刻意助长它，应当深切体认。” 我的看法是，古代把军队寄寓于农业，这种办法和用意都很好。后世把军队和农业分成两件事，于是军民才开始两方面都困苦。后来世人破坏古法，不只是兵农分离；我只是根据所见说这一点。崇庆甲申年，我在云中担任备官，负责守卫巡察，曾看见边地士兵最贫困艰苦：战马大多已经死亡，再没有补充和饲养；粮食也多有缺乏，不再运输；加上统御者又从中巧取豪夺，却想使国威显扬、边境安宁，这怎么可能呢？我曾为此叹息不已，但力量不能挽救。上下都在因循敷衍，日渐衰败萎靡，终于成为无法破除的痼疾。恐怕各边境都大致如此。唉！这也是我们儒者讲求经世实用的学问不能忘情的地方。先生认为怎么样？”

译回答说：“三代的政事出于一，所以能够治理；后世的政事出于二，所以不能治理。三代的学问出于一，所以能够明白；后世的学问出于二，所以不能明白。我看治理和学问，没有一件不是归于合一的，难道只是兵农如此吗？你所见到的很对。” 我的看法是，《易》说有太极，是说造化变化之中有至极的道理。正因为这个道理至极，所以天地万物、万种化育、万般变化都由此产生。濂溪又加上“无极”二字，未免涉及多余的言辞。后来看到考亭用“上天的事业，无声无臭”来解释它，又似乎未曾认为濂溪的说法有害；这样看来，即使把它与孔子所说的“太极”并存，也可以。先生说这种说法或许是道家一派附会出来的，我对此深感怀疑，谨请先生指教。” 回答说：“太极，是说道理达到了极点；道理又有什么形状呢？既然道理没有形状，为什么还需要‘无极’二字？如果把太极看成有形的东西，加上无极还可以；如果说它本来无形，加上无极又有什么用？这个道理很明白。” 我的看法是，同年吕仲木因十三件事自我弹劾，被调出任解州判官；他读书尽职，教养蒙童、改变风俗，日益充实宽裕，快乐自得，和在史馆时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他的学问有所得吧！从前庆某曾听见先生告诫仲木说：“明德的人通达，增进德行的人弘大。”仲木果然快要达到这个境界了，怎么能不替门下庆贺呢？庆某近来写信给仲木，其中有“正直自身、守住道义，是士人的常道；乐于顺应天命、知晓命运，是圣人的实质；保持盈满而谦逊，是德行的盛大；遭遇险阻而顺应，是仁德的成就”等话，仲木也过分地认为这些话近于道理；然而他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还没有做到。我因此担心，人如果不尊敬老师、结交益友，最终恐怕不会有所成就。向南遥望建康，向西遥望三晋，实在使我心中劳苦。只希望先生时时再教导他。” 回答说：“仲木与你分别后困居解州，处在困境中却能通达，这是增进德行的地方，必定有新的德行，不再是从前的仲木了。只是我多次写信，还没有见到他的回信，不知道他进修的次序怎么样。学习以涵养为根本，以变化为可贵，以听闻道为最高目标。” 我的看法是，上天下时雨，山川生出云气，也可以由此看见天地交感的道理。天下雨，是阳气乘着阴气下降到地面；地上出云，是阴气乘着阳气上升到天空。天地交感，就是二气调和，彼此通达。如果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就会闭塞而形成冬天，这就是否卦的道理。人也是这样：根本属于天的东西向上升，所以气有不断上升的道理；根本属于地的东西向下降，所以血有不断下降的道理。养生家说心火要下降、肾水要上升，难道可以说它没有根据吗？不过我担心推演这种说法，最终会流入异端。” 回答说：“天地之间只有‘感应’二字。有彼此相互感应的，也有自身感而自身应的，因此产生屈伸、消长的道理；这就叫道，云雨的升降也是其中之一。外道各自窃取其中一个方面来立说，但公义和私说相差太远了。学习就在于懂得辨析言语。” 我的看法是，天地之间不过是理和气罢了！薛文清说，理和气不能分出先后。我曾站在庭院台阶上，抬头看见天空中的浮云来来往往、流动如水，转眼间变幻出万般形状，于是暗自体会到造化的奥妙：它的机括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这就是庄生所说的“野马”吧！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受气的局限，又拘泥于形体；然而理就在其中。因此，理和气不能分出先后。先生认为怎么样？回答说：“理和气也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同一个‘形’字，便可看出它们是合一的。孟子说：‘形色，天性也。’说得非常直接，后世儒者把它们说得过于分别了，所以越来越流于支离。” 我的看法是，宋太祖以仁厚建立国家，其精神命脉大多在于能够任用文臣武将。看他听到窦仪辨析宝镜之后，便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从此就倾向于任用儒臣了！看他把貂裘赐给全彬而使将士感动流泪，从此便以杯酒解除兵权了！三百年来兴起、鼓舞人心的作为，谁能说有超过他的？唉！难怪大臣中能得到一个文山，将领中能得到一个武穆；至于周、程、朱、张诸位君子，更不必说了！回答说：“宰相必须懂得圣学。宰相懂学，那么君主和天下臣民都会懂学，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还有什么政治不能办成呢？文山恐怕还没有通晓圣学；看他用兵如此，即使做了宰相，也不知道成就会怎样。将领也不能不懂学；将领懂学，那么全军将士都会懂学，懂学就知道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的道理了！孟子的论说是有根源的。” 我的看法是，白沙先生说过：“人活着具有七尺之躯，除了这颗心、这个理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了！”这真是至理名言啊！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能够参与天地的运行、赞助万物化育、与鬼神相通、与日月同明，难道不正是因为具有这个心和理吗？否则，失去良心、丧失天理，行动总被外物牵累，只是一味顺从欲望，真的就只是一块血肉罢了，离禽兽相同还能有多远，又哪里谈得上珍贵呢？所以说，白沙先生的话是至理名言。回答说：“确实是至理名言。我对它反复玩味到这个程度，常常拿来猛然警醒自己，于是自然产生了必定要实行的志向！” 我的看法是，求学的人以竭力实行最为紧要，所以我曾反复说，知道一丈不如实行一尺。程子曾对门人说：‘诸位贤者只是学习我的言语。’这话深刻而极其正确！我见世上聪慧的人拿笔作文，学汉、魏文章就像汉、魏，学《离骚》《左传》就像《离骚》《左传》；可是考察他们实际践履和实际功用，却大体没有真正做到，最终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就叫作学习言语。我也有这个毛病，所以借此警戒自己。回答说：“你能这样警醒反省，见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可喜，可喜！不过，努力实行固然紧要，获得知识尤其紧要。《说命》说：‘王忱不艰。’《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忱’就是知；‘知止’就是知；定、静、安、虑就是行。《中庸》所说的学、问、思、辨，四者完成后才算尽到求知的功夫，而笃实行一项就够了！由此可见，知比行更紧要；知达到极点，实行自然不费力。我曾说：‘天包容大地，知贯通于行。’贯通于行的知，是圣学的始终。知与行一同进步，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 我的看法是，良医治病，必定知道疾病的原因；大工匠使用木材，必定知道材料适合做什么。君主和宰相治理国家、任用人才，如果由此推而广之，差不多就可以了吧！然而今天确实对此抱有希望。回答说：“我先前所说君主必须懂学，就是这个意思。”

译我的看法是，心的虚灵能够贯通昼夜，能够看见天理一刻也不停。人平日与人交接、处理事务，固然都由这颗心主宰；至于夜里做梦，梦中经历的事情，常常变化无常，有时见到、听到平素从未有过的事，这如果不是心神在主宰，怎么会清醒明白到这种程度？由此可知，人心贯通昼夜，也就是看见天理一刻不停。人若能昼夜操持存养，时时反省察看，没有片刻间断，这大概就是养心的要领和体认天理的功夫吧！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应当这样体认涵养，使它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否则便只是谈论和见解罢了！希望你深入潜心、默默体会。至为盼望！至为盼望！” 我的看法是，万事万物无不出于自然，只是人与物有通达和闭塞的区别罢了！因为通达所以完整，因为闭塞所以偏颇。就眼前一件事来说，母鸡抱卵很久，小鸡孵出后便养育它们：有食物就呼唤，有侵犯就防护，温和慈爱，这和人抚养孩子有什么不同？然而小鸡羽毛稍微长全，母鸡便离开并疏远它们，好像从来不是自己生的一样。人则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无不知有父母！这也可以用来体认天理啊！” 回答说：“那么，人的心可以有一时不通达吗？通达根源于虚，虚根源于[一]。” 我的看法是，天地间万物都由一气贯通，再没有空缺渗漏。气没有一样东西不贯通，理也没有一样东西不具备。我曾渡过淮水、泗水上下，见河水的清浊彼此不相混乱，这是因为它们的气是统一的。水的气统一尚且不可混乱，难道说我们儒者所养的浩然之气反而可以被夺去吗？这也可以用来体认天理啊！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一气贯通，说得最对。不过，气和理是作为本体的东西，原本没有两个根本。看孔子在川边的感叹、仰观飞鸢俯察游鱼的话，自然可以看出这一点。求学必须认识到它们是一体的。” 我的看法是，论理之学没有能超过宋儒的；其纯正又没有能超过程、朱的。因此，程、朱理学的功绩，即使说可以与日月争光也不为过。然而两位先生都没有在宋代得到大的任用，实在令人叹息。当时还有诬称他们为伪学、伪党的毁谤，甚至把六经、四书作为世间的大禁。唉！这岂只是斯文的一次灾难，也是天运的一次闭塞吧！然而我们的道理何曾因此增加或减少呢？有志者默默体会它就是了！” 回答说：“这个道理不因尧而存在，也不因桀而灭亡，有什么增加或损失呢？能够体会明白，便没有别的事了！” 我的看法是，古代以孝廉、方正等科目对待天下士人，必定要求他们在实际事务上取得结果，颇为接近实际。如今的科举只不过是三场文章，未免成了凭言辞取人！不过也往往能够得到人才，终究还有不能废除的理由。那么应该怎么办？一定要像先生所说的那样，使学业和事功合而为一，然后才可以。回答说：“使学业和事功合一的学行，已经包含在孝廉、方正科和科举中了！这正是今天最紧要的地方。黄纶举人近来新编了《二业合一训》，可以和贵州士人共同讲习。这种学问如果兴盛起来，世道就有希望了。” 我的看法是，发扬天理，没有比善于听取善言更大的；淹没人的心性，没有比沉溺于美酒更严重的。孟子说：“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说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酒那样喜爱善言的人。实在令人痛心啊！回答说：“喜爱善言，不是以道为乐、忘却自我的人做不到。许大禹为圣人，孟子只说‘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直截了当地从好恶上断定一切；禹之所以成为圣人，难怪世上很少有人看得见了！” 我的看法是，以简御繁、以静制动、以少服众，没有比养心更重要的了。如果操持养心没有要领，又怎么能做到这些呢？我曾喜爱考亭所说：“人虽然很多，归根到底只是同一颗心。”由此推论，那么所谓平治天下，确实没有比絜矩更好的；所谓“以少服众”等话，也已经想通一大半了！回答说：“养心是最重要的。自己的心就是天下人的心。矩，就是我心中好恶共同遵循的准则。絜矩就能使物我两方面都尽其道，使彰明德性和更新人民两方面都尽其道，这就是格物，也就是止于至善。” 我的看法是，人的心不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不下体认的功夫。一个念头合乎理，就是所谓道心，因为它从本性中流出；一个念头违背理，就是所谓人心，因为它是从形躯上生起的念头。在公与私之间、天与人的分别上，所谓同样同行而情实不同，不能忽略而不察。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领会到了。就这样涵养。” 我的看法是，丘文庄最称得上博学多闻，操守气概也很出众。以今天的眼光看，《大学衍义补》很有关系；然而他没有从祀孔庭，想来是因为有诽谤吧？即便如此，文庄值得称许的地方本来就在于他的为人，是否从祀并不必论了！” 回答说：“文庄是我的乡里前辈。他一生只住一间小房子，地位到了极品也不改变；一生不结交宦官；一生手不释卷，确实有前辈的风范。至于其他方面，我不敢妄加评说；说他博学多闻，是有根据的。可是他写《大学衍义补》，我从年轻时就不喜欢。因为西山并不是遗弃天下国家的事务，而是认为天下国家的事务都包含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中，正是为了阐明万事一本的意义，最为深切。文庄却想把它补充出来，这正所谓‘给断裂的琴重新上漆，给方正的竹杖加规矩’。不过，他书中有些涉及当今天下国家事务的内容不可废弃，当时只应另取一个书名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是，遵从老子的道，就成了有阳没有阴、有白天没有黑夜、有生没有死；遵从佛家的道，就成了无阳无阴、无昼无夜、无生无死。所以老子和佛家的道，君子不走。 《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难道不是和老、佛所谓的道不同吗？因此，昼夜、生死、阴阳，不过是自然的运行罢了！能够知道昼夜、生死而不失其正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不知道先生认为怎样？回答说：“圣人只是顺乎自然，佛、老只是违背自然。古人说老、庄明白自然，实际上正是说反了。” 我的看法是，七情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的，没有比愤怒更厉害的。程子说“在发怒时赶快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道理的是非”，这岂不是用理来驾驭气吗！然而忿怒造成的牵累也不小。平常想要察觉并控制它，等到真正发怒时，却往往不能像程子所说的那样。我暗自思量，终究是因为平时没有真正用力罢了！先生过去在京邸时，亲眼见过庆得心病，他的话至今还在耳边；后来王公济也写信来，认为应当戒除暴怒。如今我哪里敢说每次发怒都合乎天理，但所谓暴怒，自己觉得已经很少了！师友对人的益处真大啊！

译回答说：“圣贤的学问只在性情上体会，所以孔子不怨天、不责怪人，颜子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他们的要领只在平常时时存养自己的心、体认天理；遇到发怒时便能觉察，不至于暴发。程子的话不过是让初学者这样体验罢了！如果是真正下学的功夫，难道要等到了发怒的时候才忘掉愤怒、观察道理吗？担心不能控制愤怒，只是因为心没有存养，体认的功夫疏略罢了！” 我的看法是，天地的文章，大到风云的变化，小到草木的繁茂，以及山川曲折的形态，都可以看见。我常常观看亭前花上的蜂蝶聚集，五种颜色相互映照，灿烂绚丽，因而感叹造化的奥妙不可揣测，归根到底是实理为它奠定了根基。这就是所谓“它作为万物的本体不二，所以生养万物不可测度”。于是作成一首诗并录在这里：秋来五色菊如云，造化真成一段文，多少良工心独苦，可怜妆点自纷纷。回答说：“观看它的文采也可以；但不如观看它的生机，由此便能知道天地造化的[大]。” 我的看法是，减少欲望、清静内心，不仅能够穷究义理，也可以保养身体。庆自从丧妻以来，将近三四年了，夜里和小儿子希旦同睡在一张草榻上，天还没有亮，门已经打开了！从此便把这当作常规，实际上是勤奋自我砥砺，唯恐一天比一天懒惰，不能办事。到堂上问候母亲之后，每天到后亭阅读过去没有读过的书。闲暇时有时和儿子希曾学习汉隶，有时写一两篇文章，答复亲朋，深深觉得静中颇有益处，但还不能专一。等得到先生的书并反复品味后，一天之内忽然警醒，才仿佛稍有所得。由此才知道人不能不清心寡欲；否则就没有接受善理的途径。后渠曾说，必须等根本确立之后才敢谈论，意思大概也是如此。” 回答说：“心安定、清静以后读书有所收获，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书中所说的不过是我心中的理罢了！没有另外一颗心，也没有另外一个理！德征的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周、程、孔、孟、禹、汤、尧、舜的心。” 我的看法是，天下的书固然应当无所不读，但最紧要的没有比四书、五经更重要的。天下的善固然应当无所不好，但最紧要的没有比孝悌更重要的。天下的事务固然应当无所不治理，但最紧要的没有比身心更重要的。古人所说的务本就是这样。如果舍弃这些而说读书，舍弃这些而说好善，舍弃这些而说治理事务，岂止相差千里！回答说：“千言万语、千头万绪，只是为了这一颗心。五经、四书说的是我心中的理；孝悌是我良心最真切的地方。孟子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说明，是为了反过来归于简约。所谓简约，就是这颗心。圣贤的言语，句句都在说心。” 我的看法是，万物都有可观之处，只要有可观之处，就有可喜爱之处。然而清雅而闲逸的没有比鹤更好的，瘦削而劲健的没有比竹更好的，淡雅而芬芳的没有比梅、菊更好的；可远观又可近看而不令人厌倦的，没有比山水更好的。因此君子观鹤，就想到清逸之士；观竹，就想到孤高耿介之士；观梅、菊，就想到隐逸而被遗忘的贤士；观山水，就想到仁者、智者。否则就只是把它们当作外物罢了！这不正是玩物丧志吗？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用我来观照万物，那么万物都有益处；被外物牵引而改变自己，那么万物都会使人丧失志向。所以先立定自我，然后才可以观物。想要立定自我，就是存养本心、体认天理。” 我的看法是，先父渐斋先生名纶，字大经，是孝宗时钱福榜的进士。他存心极为坦率，任政极为平易，处理事务极为谨慎。三次任县令，后来接连任三衢判官，最终任沁州知州，百姓没有异议，只是群小之人时常有人怨恨诽谤他罢了！但这实际上并不能损害先父。他生性也喜爱吟咏，却不刻意讲究声律，只取遣兴而已。曾吟咏七夕牛女说：‘常年有意无缘会，此夜如何有路通？’在浮山祈雨说：‘半亩华池含造化，万山民物赖神功。’题僧舍说：‘花雨空门春布暖，松风禅坐夜生寒。’这样的诗很多。他的诗浑厚和平，最终归于正道，很有诗人的风旨；虽不刻意求工，却自然没有不工整的。科举文章也很纯正。先父德行深厚、声名显著，然而官位不过刺史，年龄不过六十。唉！这也是崇庆十八九年间我暗自疑惑而未能解决的事。” 回答说：“先君的地位没有达到他的德行。如今你既然弃官，又抛弃文艺，追求圣贤之学，那么先君遗留的福泽就在这里，官爵就不值得说了。” 我的看法是，喜欢说大话却不修养实际行动，是求学者的共同毛病；喜欢谋求自身利益却不顾损害他人，是万世以来共同的人情。因此圣人不看重多言，君子一定先实行絜矩。先生认为如何？回答说：“如果实行絜矩就是格物，就是止于至善，就是体认天理，那么自然就没有这种毛病和罪过了！” 我的看法是，如果知道一个人贤能，即使一千个人诋毁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喜爱；如果知道一个人不肖，即使一千个人称誉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厌恶。这叫作能够正确喜爱人、厌恶人，古今天下很少有这样的人！唉！差不多能做到的，大概就是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吧？回答说：“只有心正，然后好恶才能公正；只有具有正心之学的人才能做到。” 我的看法是，必须有天下至诚，才能具备天下至德；必须有天下至德，才能成就天下至化；必须有天下至化，才能称为天下至人。一个人能够达到至人的境界，天下的能事就完成了！” 回答说：“关键在于确立诚心以崇尚德行，万物的化育就由此产生了！” 我的看法是，达到至一的，大概就是乾吧！达到至二的，大概就是坤吧！乾是至一，所以一是天道、君道、父道、夫道。坤是至二，所以二是地道、臣道、子道、妇道。因此，乾坤合一，叫作至神；天地合一，叫作至化；君臣合一，叫作至义；父子合一，叫作至亲；夫妇合一，叫作至别。圣学没有别的事情了！” 回答说：“这些关于名理的说法固然很好，只是我觉得颇有无从收束之处。我替你加一条脚注说：‘内外合一，叫作至道；知行合一，叫作至学。’这样一来，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都在我自身中了！”

译我的看法是，邵尧夫对于数，就像程明道对于理；虽然所学各不相同，但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致的。然而天地间的万物无不各自具备自然之理，也无不各自具有自然之数。我曾私下思考：理，是本性的至一；数，是气的参差不齐。条理分明的叫作理，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吗？脉络交错的叫作数，是纵横变化的东西吗？万物与天地不可分离的是理，不可逃避的是数。穷究理便可以看见数，也不是两个东西。因此，理是经，数是纬；经是常，纬是变；常是正，变是权。唉！这就是明道和尧夫不同的地方。明道不学习数，也就很自然了。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这一段意思显得有些杂乱，恐怕这样便会使人信道不笃。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理，纵然人的生死、荣辱、得失之数各不相同，我的理却没有不统一的。处在富贵之中，就按富贵的处境行事；处在贫贱之中，就按贫贱的处境行事；处在夷狄之中，就按夷狄的处境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的处境行事。所遭遇的命数虽不相同，我行道的心却是一致的，又何必讨论数呢？圣人知晓天命，必定不会这样看。所以邵尧夫把这些传授给明道，明道没有接受。伊川问：‘懂得《易》的数，是懂得天吗？懂得《易》的理，是懂得天吗？’等到雷声从起处响起，便足以破除他的疑惑了！” 我的看法是，中庸就是最终归于唯一、最为恰当的道理。圣明的君主代替上天弘扬教化，贤能的宰相代替君主调和元气，没有舍弃中庸而能够成功的。刘元城曾说：“今天最应该努力的，是使秤保持平衡。”所谓秤平衡，就是俗话说的“斟酌停当”，说的正是中庸。从前汉代有党锢，宋代有党人，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超过中道、失去正理，有人加以激发，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孔子后来也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境界吧！民众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它。”从圣人的意思看，难道不是说中庸本来人人都能做到，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却感叹民众很少能做到吗？这恐怕才是最高的道理吧！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可见孔子面对衰败时代而发出的，是悲叹，并不是说中庸本来就极难实行，而是叹息人们很少能够做到。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超过中道、失去正理，就是不合天理。圣人作《易》，是随时而合乎道，并不是为了故意违逆世俗。《大易》是中庸的宗祖。” 我的看法是，一个人的人性就是万人的人性，一件物的物性就是万物的物性，一件事的道理就是万事的道理，一个时代的道理就是万世的道理。因此我由一个人观察万人，由一物观察万物，由一事观察万事，由一世观察万世，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没有不同，是因为人、物、事、世的道理相同。因此人与我合一，仁爱百姓就广博而不再有自我之私了！物与我合一，爱护万物就能推而广之而不分彼此；事与我合一，我处理事务就能游刃有余；世与我合一，我处世就不会留下未尽的情意。因此君子体会至一的道理，通达万变的奥妙，就可以增进德行了！先生认为如何？回答说：“必须真正看见人、物、事、世的道理相同之处，像这样涵养自己，才可以增进德行。如今你虽然说得对，恐怕还只是像在计算别人的财宝罢了！” 我的看法是，学问有四种弊病，德行有五种盗贼；治除四病、驱逐五贼，德行和学问就差不多了。因此，辞章之学浅陋，功利之学贪婪，虚无寂灭之学荒废，权谋术数之学奸诈。姑息叫作害仁，固执叫作害义，卑下谄媚叫作害礼，揣摩钻营叫作害智，强求必然叫作害信。因此，四病治除，学问就纯粹了；五贼驱逐，德行就中正了。唉！纯粹中正，大概就是圣学的太极吧？” 回答说：“先观察并认识天理的纯粹中正，然后加以涵养，四病五贼自然会退去。否则旧习没有除掉，恐怕不知不觉又会落入从前的窠臼。” 我的看法是，虚明专静，是理的根基；纯粹中正，是圣人的根本。然而，如果没有实际体会它，也就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它。所以说：‘神妙而使之明白，在于人。’又说：‘要等待那样的人出现，然后才能实行。’不知道是否如此？回答说：“纯粹中正就是天理。不能只用静来说明理。许多大道理，只说‘神妙而使之明白在于人’；如果神明就在我自身，乾我什么事？必须切实落实到自己身上！” 我的看法是，志向要大，而内心要细密。志向大，便可以担当天下的事务；内心细密，便可以精细地处理天下的政务。因此伊尹辅佐商汤使天下称王，是他的志向大；颜子不迁怒、不重犯过错，是他的内心细密。求学的人立志要有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子的学问，这样大概就可以了！先生认为如何？回答说：“志向大而心思细小，正如所说‘智崇而礼卑’，可以合起来看，不必这样分说。” 志向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心思细小，没有什么不贯通。包容和贯通是一回事。” 我的看法是，把天下的事物推究到最为平易而又井然有条理的境地，就是圣贤之道。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唉！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回答说：“道本来平平铺陈在那里，关键在于人自己能不能认识到它，只在于觉悟还是不觉悟罢了！” 我的看法是，学问如果不关联实际功用，最终只是口头和耳朵之间的学问；功用如果不能推达到天下国家，最终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因此，学问以实际功用为根本，功用以公正广博为可贵；一定要这样，才可以谈论学问。” 回答说：“想求实际功用，必须涵养真实的体用；想达到公正广博，必须去除个人私欲。不过，去除个人私欲，才能看见真实的体用！” 我的看法是，大凡子弟的才能虽然禀受于天性，学问却确实取决于人的努力，实在不能坐视不管。我的弟弟崇寿性情木讷，常常因为害羞不敢出门，我起初很奇怪，认为他竟然退缩废弛到这种程度。一天他突然得病，忽然从身后说出话来，我感到惊讶，便进屋抚摸他的床并敲问他。我叹道：‘病在屋里，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可怕，可怕！’弟弟便如实告诉我：‘我已经看见了！’于是请来医生，给他吃粥，七天后才起床。由此感叹，这个弟弟喜欢美色，并不在兄长面前隐瞒，也可见他的天资能够向善。又一天，小儿子希曾替乡人书写灵柩上的旌幡，那人送来两枚钱，我立即让儿子退还。这都是随事加以规劝教导，用来培养他；时间久了，恐怕会有益处。但我仍担心他平庸度日，年复一年，实在令人忧虑。那么，五柳把这归之于天命，难道对吗？”},{ 回答说：“人的各种得失、荣辱、盛衰，大多由不得自己；只有学习和教导必须由自己作主，怎么可以把它推诿给天命呢？孟子说：‘中等资质的人抛弃不够中等资质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者和不肖者之间的距离，就相差不到一寸了。’这正是说，得失取舍也应当与他们相同啊！陶渊明终究还是有旷达的意味在。”

译我的看法是，事情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相同，而贵在不失去其中相同的意义，这样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井田制虽然未能实行，但今天整治疆界，使百姓不相争、赋税有定额，也就可以了！封建制虽然未能建立，但今天治理郡县，使官吏不徇私，足以保障百姓，也就可以了！由此类推，都是这样。不知这也可以算作适应时势的适宜措施，遇到变化而灵活变通吗？回答说：“治理国家如果不恢复先王的法度，就都是苟且而已。然而，实行这些必须循序渐进，不可以强行。今天只须讲求圣学、成就君德，把统一道德、同一风俗作为根本。孔子回答鲁哀公关于政事的询问，也是从学习上说起的。” 我的看法是，求学的人固然应当先调理性情；至于言语、举止和气象，也不可忽视。不过，性情既已调理好，言语举止就没有不善的了。然而我仍然为初学者忧虑不已罢了！所以我曾认为，言辞声气是用来宣示内心的，必须像《礼记》所说的“安定辞”那样才可以，像曾子所说的“远鄙倍”那样才可以。容貌仪态是用来给人作表率的，必须像《礼记》所说的“毋不敬”那样才可以，像曾子所说的“远暴慢”那样才可以。先生认为怎么样？回答说：“所谓调理性情，就是从内心达到外在，使一切都得到调理，这就是所谓内外相合的道理，不能偏重内在而忽略外在，也不能偏重外在而忽略内在。” 我的看法是，人生的大节，没有比进退更大的了。孟子说：‘按照礼义进取，依据道义退处。’我私下推求这句话的意思，认为按照礼义进取，就是进取必定合乎正道而不苟且；依据道义退处，就是退处必定合乎正道而不疑惑。正因为进取时不苟且，所以进取可以推行正道；正因为退处时不疑惑，所以退处可以守住自身。唉！懂得这个道理而不失去正道的，才是君子吧！” 回答说：“说得最好。说按照礼义进退，就不是苟且而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天理罢了！圣人的进退哪里容得下私心呢？一旦存有私心，就不是天理了！” 我的看法是，林见素开始以刑曹任职而著称，最后也以刑曹任职而著称，可以说是懂得大臣之道了！不然，他年老时才遇到圣明的君主，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从前我的朋友何仲默为寿西涯祝寿时说：“十年为天下先忧而流泪，独自在五亩园中享受快乐。”林见素近乎达到了这种境界。回答说：“见素先生一生的大节非常好，也是一位伟人，可惜没有得到长久重用。” 我的看法是，孔子的志向在《春秋》，他的实践在《孝经》。因为，要判定天下的是非正邪，没有比《春秋》更重要的；兼备一切善行的根本，也没有比《孝经》更重要的。所以我认为，不建立小学，就没有办法安定蒙昧的儿童；不树立《孝经》的教导，就没有办法安定善行。因此，蒙昧不能安定，恐怕世上就没有能够成人的人了；善行不能安定，恐怕世上就没有能够成就德行的人了。这就是崇庆开始询问小学、最后询问《孝经》的原因。不知是否如此？回答说：“《孝经》中有许多格言，其中的内容也不纯粹，想来是被后人杂糅进去的，但不可不读。” 这次问答始于丙戌年九月丁酉日，完成于辛卯年。门人王崇庆谨慎记载。《问疑附录》。我的看法是，门人记载孔子在乡党中的情状，说他恭敬谨慎，仿佛不善于言谈。这位门人最善于描摹圣人在乡党中的气象；然而这并不是圣人勉强做出来的，大概是因为他的至诚和恻隐真挚本来就如此。于是我感叹，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的原因，是有道理的。然而圣人已经不可再见，能够见到忠厚之人也就可以了。使浇薄的风俗振作起来尤其困难，这正是白沙夫子深深叹息的原因。先生认为怎么样？回答说：“想知道圣人从容而合乎中道的境界，就应当认识圣人的盛大德行；想求得圣人的盛大德行，就应当寻求圣人的至高学问。” 我私下认为，万物的生成，形状和色彩各自体现一种性质；主宰它们的，是阴阳的道理；感应而使它们形成的，是五行之气。我曾就亭前的菊花观察：白色的花，其性质属金；红色的花，其性质属火；黄色的花，其性质属土；由此推及各种花，都是这样。然而总的说来，木气占多数，所以凡是草木的叶子都呈青色。它们开始生成时，承受阳气较多，所以花都芳香；芳香属阳。可是仔细推究，五行又各自具备五行，例如土有五种颜色，云也有五种颜色之类。不知是否如此？回答说：“这样推究也都可以推得通，但不必这样分析得过于细密，恐怕日益支离破碎。这是朱子以后留下的弊病，不可不知道。观赏花木，只须观照天地生育万物的心，这就是我的心；如此涵养它，使它成为自身所具备的德性。比如周濂溪不除庭院的草，张子听到驴叫，程子观看小鸡，白沙先师说：‘领会乾坤生育万物的意趣，扶留生耳木犀花。’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我的看法是，宇宙如此广大无穷，事物的道理哪一样不属于我所应当体认的范围？求学的人必须知道，我凭什么能够先于宇宙而存在、又在宇宙之后不朽，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学习才有益处。回答说：“应当深入玩味程明道所说的‘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再参看《吾心性图》，自然就可以明白了。” 我的看法是，人生在世，关键在于体认身心！身心的本体一旦明白，天地万物就都在我心中；即使不刻意求取与圣贤相合，也自然没有不相合的。若本体尚未明白，即使整天打开书卷，也只是在查阅旧纸罢了。这正是先生所说的不要沿着书行逐字数墨的警戒，而且十分切要。我虽然不聪敏，怎敢不认真努力呢？唉！我受到先生的感发，实在太深了。回答说：“我只是告诫人不要沿着书行逐字数墨，并不是禁止人读书。如果禁止人读书，那么所谓‘学习古代的训诫’、‘喜好古道而勤于探求’、‘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时来学习《易经》’，以及‘韦编三绝’，又是为什么呢？圣人的书，只是用来唤醒良知、开发聪明、涵养根本。等到德行成就以后，做事自然都合乎道理。二者不可偏废，关键只在于不忘本心，也不刻意助长之间。近来我所作的《广德州尊经阁记》，说得很明白。” 我的看法是，天地万物都只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把这个道理在自己身上体认出来，心境就会多么洒脱。我的意思是，孔子所说的‘快乐得以忘记忧愁’，孟子所说的‘手舞足蹈’，不过都是道理在事物上的表现罢了。所以凡是我们儒者，必定以孔子、孟子为准则；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反而把这种境界看作狂妄、迂阔、不可达到，实在不必同他们争辩，也没有闲暇同他们争辩。三十年来，我的精神全都用在疑问和求索上，先生认为怎么样？” 回答说：“这一段能够体认到这个道理，非常好。如今你已经跳出了辞章记诵的窠臼，从今以后，就应当在这一着上努力一生，直到死后才停止。邵康节的诗说：‘施展作为要像千钧重的弩，磨炼自己应当像经过百炼的金。’”

译我的看法是，古人替死囚求生，这种心意非常美好。假如天下没有蒙冤的百姓，天下就会和谐；天下和谐，天下就会得到治理。然而往往有含冤而死的人，这难道不会伤害天地自然的和谐吗？我常常任职于臬司，只遗憾自己不能留心这件事；虽然自认为不敢容纳私情，但受成案拘束，又因为避嫌而不再为他们申诉辨明的，实在很多。如今我认为，必须有至诚恻怛、能够感通神明的心，使天下没有蒙冤的百姓；这也是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达到中和境界的重要途径。夜里偶然梦见几个囚犯，身上带着沉重的刑具，仿佛要用贿赂愚我来求得脱身；而我却仰天发誓呼喊，拒绝他们，随后就醒了。我也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请教先生。您认为如何？回答说：“当时如果真能看见百姓受冤，就应当像自己身上有病痛一样挺身而出、竭力争辩。正如濂溪所说：‘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这种事。’这样才可以。如今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使用刑罚，难道可以留下悔恨吗？” 我的看法是，人的见识有深有浅，德行和事业有小有大，自然有一定的次序，不能越级；但也不能容许自己停留在低浅处。正如孟子所说：‘按照正道深造，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有所获得。’唉！不是有德之人，谁能参与到这个境界中来？这也只是我偶然有所体会，还不敢自认为确实如此。义理无穷，将来在专席请教时还有待继续求问。回答说：“义理没有穷尽，不可以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自我划界；自我划界，就是自我放弃。我的朋友能够谈到这里，我就没有忧虑了。” 我的看法是，天下有两种能：天地能够生出圣人，圣人能够体认天地。因此，圣人与天地并不是两回事。程子所说的‘圣人是天地的作用’，由此就可以看见了。圣人开始生成时，是由中和之气产生的；既然生成以后，就要使中和得到充分实现。这就是所谓完整地生成他，又完整地使他归还本源吧！求学的人把这些合在一起观察，然后才可以读懂《西铭》。回答说：“我在《中庸》上的体会也正是这样，再取来读一读。” 我认为，人生有千般能耐、百般机巧，也不如一个“诚”字，所以“诚”是成就圣人的根本。这正是先师白沙所说的：“天下从来没有不以自然为根本，而光辉精华能够照耀后世的。”意义多么伟大啊！诚实真诚，确实是自然之道的最高境界。我这个愚人，哪里足以懂得其中的道理！然而我一生从老师、朋友、父亲和兄长那里所得到的教诲，也只有这些罢了。回答说：“人做学问，希望成为贤人、圣人乃至合于天道，说到底只是一个‘诚’字。诚，就是真实自然。天本来就是自然的；‘自然’这两个字，是白沙先师阐发出来的，对求学者最有帮助。” 《泉翁大全集》卷之七十六。《金陵答问》。门人、邵阳人陈大章校订刊刻。关于良知的学说，我久已听闻老师的教诲，本来已经明白透彻，毫无疑惑了。只是担心阳明先生所说的“致良知”，“致”这个字就是孟子所说的扩充之意，而求学者解释它时不够明白透彻，于是便觉得其中缺少了这个意思。“良知”的学说出自《孟子》，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但“致”字必须兼括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和笃实行持的功夫，这样所知才不会过分或不及，而全都是天理之知；天理之知，就是良知。所谓把它推及天下，就是把这种良知推及天下。“扩充四端”一章的意思与此相同，所谓扩充，就是扩充这种良知。如果没有学习、询问、思考、辨析的功夫，那么所知就可能过分，也可能不及。例如杨氏所知的是“为我”，墨氏所知的是“兼爱”，这些都可以说是知。若把这种知推到极处，必然会发展到无父无君，成为祸害最大的情形，又怎么能称为良知呢？《中庸》说“聪明圣知”，也是知，但又必定说“达天德”。从前我读二程的书，见上蔡先生问明道先生关于鬼神的说法，先生说：“我向你说有，你贤弟却要我拿出证据；我向你说无，你又怎么能完全相信呢？”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又见《文公集》中，门人问先生：祭祀时使用祝告文，恐怕祖先不识字，怎样才能使他们感通降临？先生说：“你怎么会问出这样奇怪的问题？且说说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下面的注释说：“意思是子孙知道，祖先自然也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宇宙间的屈伸变化，都只是这一气；气伸展时称为神，气收缩时称为鬼，都是以道为本体的。所以说，合鬼与神而论，是教化的最高境界。学者要在察见这一真实本体之后，把它涵养在自己身上，这样就能认识鬼神的情状了。现在这样解释，也未必能解决问题。程、朱所说的，大概是认为幽明、始终本来是一理：要有就有，要无就无，有与无都在我这里。孔子回答子路时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