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翁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译如今天下州郡的官吏中，有职位却没有合适人员的，便是幕职和掌故之官；有的只是徒然设置员额，实际上没有职事，便是阴阳、医学、僧道之官。僧道之官不必说了；阴阳官负责授时、校正历法、观望灾气祥瑞，医官负责治疗疮病、救治夭折，本来并不是没有职事。如今从事医学的人，还知道诵习三世以来的医书，以此为业，那么他的职事还可以说得上。唯独阴阳这一官职，他们所读的书、所学习的专业，即使士大夫以上也不明白其中缘故，何况下层之人呢！难怪只是具备员额而没有职事，还要靠兼任其他差役来维持生计。至于州郡的幕职，立法本意本来是要查核一州一郡的文案，使其按时省察并考核成效；可是如今的文案，从朝廷的大兴革、大建白以下，到部下发给省、再由省发给郡县，长官只要看过一遍，便收起来供雀鼠啃食。否则，就供胥吏盗取，用来装饰承尘、绮疏，或充作册籍之费。即使十年以后长官想要查阅旧文书、考察往事，也如同捕风捉影，哪里还找得到呢？这种弊端不只是没有得到合适人员的问题，也因为长官厌弃、又被其他事务夺去精力，本来就难以指望其职事有所举措。我曾说，僧道之官，有它和没有它差不多。至于阴阳、医学，如果能够由本省提学宪臣负责考核成效，平时教育并预先培养他们：医官学习黄帝、秦越人的《内经》《难经》以及《本草》《方脉》、河间、仲景的著作；阴阳官学习汉、晋《天文志》、郭璞《葬经》、星历、地志、卜筮诸书，以及农桑种植先后的适宜时节；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部经书并勤加学习。每三年考核一次，检验其成效；三次考核都没有过失的，由县升州、由州升府、由府升部；考查其学业精通而且确有成效的，分为三等择用。上等补任钦天监、太医院的官吏，中等补任州县阴阳、医官，下等则免除其本身差役，使他在县中等待次第，以待下一次选举和集体考试。这样国家还可以借用他们的才力，同那些只有员额而实际没有职事的人相比，当然不同。至于幕职，我的意思是：它的职位虽然似乎琐杂冗长，但负责考核成效、稽查旧案，使文书不致废失，也自然与史事有关，因此也必须选择略有文学修养、懂得大体的人，让他担任长官。每当朝廷发下文书，或者本省、州郡的诉讼文牒和案卷中有关系重大、足以劝戒的内容，文书到达之日，就立即摘录其要点登记在册，锁闭收藏在府库中。每三年考满给由时，就把副本誊录一份，申报给部；部里核查事实，依法施行赏罚，并且把它收藏起来，等待修撰《实录》时考察。六部各司的幕职也都如此。这样即使吏员盗取文书以作奸欺，也终究无法得逞；何况三次考核都把有关史事完整记载下来，岂不是也有助益吗？这就是我的见解，不知你认为如何？这个议论，要求幕职、阴阳官、医官各自完成职事，非常恰当。《周官》之所以设置小史、幕人、星人、卜人、医人、疗人，并不只是为了凑足官员，而是要使他们各自都有职掌。不过，必定先有大史、大士、大卜之类的上级官职，然后才依次设置这些职位。这样，他们是否称职，也都取决于上级官员是有智慧还是昏庸；上级官员的智慧或昏庸，又取决于君主和宰相是否能以仁德和明哲来选择人才。这些事情，等到有关《关雎》《麟趾》的时代到来时，再一齐推行吧。现在先讲定下来，以等待你们日后采用，不能仓促辩论。我近来负责提督武学，阅览《孙子》《吴子》等书，其中关于作战、攻守的方法，奇正、分合的变化，以及所谓“有能耐却向敌人表示无能耐”“要使用却表示不用”“近处却表示远处”“远处却表示近处”“以卑下姿态使敌人骄傲”“制造混乱使敌人受到扰乱”“攻打敌人没有防备之处”“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击”等话，大体上也都是兵家认为应当如此的道理。如今有虎、豹、蛇、虺伤害人，人们为了攻取它们，使它们不能放纵逃逸、回来反咬人，像设置虎圈、陷阱、弩矢之类，本来就应当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知道虎兽可恶，所以要杀掉它。既然如此，设置弩矢、圈槛，难道能说是欺诈吗？杀掉它而寝卧在它的皮上，难道能说是不仁吗？圣人所说的用兵，大概也是这样。以仁去讨伐不仁，以正义征讨不正，难道只是姑且做做、姑且试试，任其逃脱上天的诛罚，甚至反过来继续噬人吗？圣人所谓用兵，绝不会如此。只有不衡量是否可行，而把这种手段一概用于因私怒杀人，如所谓争夺土地、争夺城池，杀人遍野，那么他的行为，正是所谓的诡道；孙、吴一派也自己认为那就是诡道。大概他们所操用的术相同，但用心却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否则，宋襄公、陈余之流也都可以算作王道，而圣人所谓的用兵就荒谬了。所以孙、吴说用兵是诡道，我却认为是正道；孙、吴说用兵必须靠欺诈才能取胜，我却说用兵必须靠诚才能取胜。因为他们的内心真诚地憎恶邪恶，想要除去天下的祸害，所以凡是为此而纵横变化、预作防备的谋略，虽然各不相同；但以憎恶邪恶、除去天下祸害为根本这一点，他们的用心却是相同的。我的见解如此，不知怎样？圣人用兵只在于人心。看那受国有臣亿万，只有亿万颗心；我有臣三千，只有一条心，最终凭这一点战胜了如树林般众多的军队。到了孟子所说修养孝悌忠信，便可以拿着木棒去鞭打秦、楚的坚固铠甲和锋利兵器。汤、武顺应天意而得到民心，所以杀民而民不怨，毒害天下而天下反而归顺；向东征伐，西方的人便怨恨；向西征伐，东方的人便怨恨；向南征伐，北方的人便怨恨；这哪里是孙、吴的谋略所能比得上的？宋襄公、陈余所谓的仁义，并不是汤、武的仁义。戊子年，老师考满后来到京城，我到东城旅舍拜见他。老师问：“近来有什么功夫？”我说：“也没有做出什么功夫，只是去年和唐枢、余胤绪相处，得以听到‘二业合一’的训说，似乎粗略有些领会，觉得如今的心意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习惯于疏懒，突然遇到许多事务，心里非常厌烦困苦；后来承蒙教诲，才知道做学问的功夫必须就在这些事务上用力，以求做到恰当，这才是真实的学问。从此心绪稍稍安定，觉得不但二业可以合一，天下的事情只要用这种心去求，也都是做学问。”老师说：“明白这个意思就够了。即使处在夷狄之地、患难之中，也用这种心来对待，哪里不是学习？到哪里不能快乐？”这个说法对不对？

译“二业合一”的训说，大概是阐明心与事合一的旨趣，并且确立大中至正的准则。学者尤其要把它弄明白；若对此理会透彻，就能一通百通，什么事不是学习？到哪里不是快乐？学者的毛病全在于把事情割裂成三段两截：读书时只是读书，静坐时只是静坐，处理应酬和变故时又只是处理应酬和变故，心念纷纷来往，始终没有进步的道理。若能由此收拾自己的心，使它成为完整的一片，那么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而我心广大高明的本体就会日渐恢复。最虚灵而又最充实，最切近而又最神妙，哪里有这样洒脱的境界呢！老师谈到某人一向傲慢孤高、处境困顿，如今来往后竟一年升迁两次，可见人的通达和困厄自有时运，都是命运造成的，不必放在心上。如果邵康节懂得数学，心自然能安定；普通人做不到这样，若能把一切交给命运，心也可以安定。这个说法对不对？通达与困厄、屈抑与伸展的道理，在天地、人物之间都是如此；一旦由气数决定，连上天也不能改变。若能看见其中的大意，心就会安定；心安定了，命运就在我这里确立了，哪里还要借助气数之后才能安定呢？若要借助气数才能安定，这种安定仍然在气数上。老师曾说：“贵省向来求学的人最多，而贵郡的士子更好。”我曾见到这样的人，没有一次不把他们看作兄弟骨肉；但如果在上位的人也有同样的心意，大家共同努力，又何必担心正学不能彰明呢？这意思如何？希望天下人人都归于善，这是我本性中的愿望，只是在湖省尤其有所感发罢了。有人说大地以外全是海，老师说：“海的外面也是陆地，陆地之外由大气托举；如果说大地之外全是水，水的外面就是天，那是不对的。”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不了解天地，我只了解自己的身体，请试着反观自身。我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天地，水如同血；血在皮肤里面，水也就在里面，不必到天地间去求证。学习贵在切实地询问并就近思考。昨天听见老师谈到唐子镇议论李福达的事情，老师问这是不是唐子镇本司的职掌，世隆回答说“不是”，老师便默然不语。莫非是认为子镇这次举动仍然没有错吗？古代进谏必定有专门官职，但士人和平民也都可以进言。大体说来，沉默和说话也各有时机和身份，所以说沉默足以容纳事情；这自然是说，沉默或说话的原则，不能再掺入一点私意。“瓶儿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曾借宿在武昌王指挥家。天气暖和时就到屋里住宿，稍微凉冷便移到屋檐下，到了冬天就躺在风雪中。他躺卧的地方周围都没有积雪。每天早晨提着一只瓶子到市上讨酒，到了晚上便取酒喝完，有时把剩下的酒倒进所悬挂的吕真人画像口中；直到最后，瓶中的酒却看不见有沾湿画像，人人都觉得奇异，因此称他为“瓶儿王”。一天，他在观音岩下跳入水中洗浴，起来后又下水，前后共二十四次，随后坐着去世，遗言要把尸体焚烧。将要点火时，看见他头顶的头发中有黄纸写着偈语：“赤着上身的臭肉团，奔波了数十年；一旦把心放下，我的命运难道由天决定吗？了了了了，真正了了。粉碎于空中，白云在蓬岛。五十多年，明朗地辞别人世。拨开天地，呵呵大笑一场，今天忽然归去。”后来有人从别处来，说：“在那一天我见到了瓶儿王，他托我向王指挥传话。”人们这才相信他是尸解而去。王指挥是汉阳朱子宜道长的母舅。子宜当时代理广西道事务，我正在观政，详细听说了这件事；此事也发生在成化初年，朱氏的母亲还亲眼见过他。朱名衣，号晴川，是正德辛巳进士，有文学才华，善于谈论，因为议论大礼而离职；他的话并非虚妄。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怎样？你所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你也知道。你只须认识自己所知道的事，至于不知道的事，圣人也有不知道的。所以仲尼不谈怪异和神怪，而孔门重视切实询问、就近思考。古人在执行刑罚时之所以一定要三次复核、五次奏请，大概是寄托慎重用刑的意思，担心有无辜的人因此死亡。如今京师的罪囚，既经过法司详审，又经过朝堂引审，又经过三覆五奏，案情真实、罪责相当，已经没有可疑之处。临刑时，又准许在鼓下喊冤，由御史把囚犯押到市曹；到了夜里还不敢处决，必须等到鼓状完全不再递来，得到上面“不必再覆奏”的旨意，才敢行刑，到这时已经是半夜了。囚犯如果有亲戚投递鼓状，就都免于行刑；被处决的，都是没有鼓状的人。朱子宜说，每年囚犯有四五十人，最终只能处决十多人。奸猾之徒知道这一点，即使会审时罪情属实，也不再害怕，往往只要找一个人递一次鼓状，又能苟且活命；年复一年，终于老死狱中，免去身首横分的祸患。这难道是古人惩罚恶人的本意吗？又听说从前也有人在夜晚临刑时，买通刽子手，用乞丐代替自己处决；还有囚犯害怕死亡，深夜天寒、守卫松懈，便自己跳入沟厕而死。这样难道是古人在市朝公开行刑的本意吗？虽然知道会有这些弊端，却不敢上奏议论，是担心伤害朝廷怜悯人的本意；然而惩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这种怜悯不是更多吗？丁亥年，同年周光载任黄门时上疏议论这一弊端。后来到霜降时处决囚犯，三次上奏复核，内批处决二十一人，一时之间所有鼓状都不予受理，大概是为了惩戒往年的弊端。当时仍有人怀疑这样太快；如今法律改为令囚犯家属提前递交鼓状，等押赴市曹时便不许再上奏扰乱，这似乎稳妥一些，不知你认为如何？古人慎重选择刑官，虞廷以皋陶为士，《吕刑》说要明察、清正、公平地听狱，只有明哲之人才能掌刑。所以刑罚不使罪责失当，即使服膺慎刑之念，也要反复思考五六日，直到十日；若刑罚确实应当执行，立即决断也可以。如今的刑官未必是合适的人，法律虽有详审、引审、三覆五奏，也只是把旧例当作儿戏般执行罢了。因为他们不是皋陶、明清、哲人，刑罚怎么能恰当呢？经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按常法处罚。”圣人好生的德性本来就是如此。

译国家整肃仪礼的制度规定，臣子有失仪之处，鸿胪寺或侍班御史便上奏说某人失仪，应当逮捕审问。皇上说：“让锦衣卫把他抓来。”于是两个卫士便在皇帝面前剥去他的冠巾、揪住头发，押到桥边；又增加两个人抓住他的肩背，押到午门外，用大铁索捆住，囚犯低头跪在门外等待旨意，直到午后才得到旨意。有时皇上当时说：“让锦衣卫拿送法司审问。”卫士便把人揪出去，不必等待旨意。这虽然是祖宗的旧规，但殿庭之间本来衣冠庄严，偶然因为轻微过失，竟使人受到这样的折辱，不仅上犯朝廷威严，君臣之间的情分似乎也太过隔绝了。我认为除奸恶大故之外，像失仪之类的事情，只可让他自己脱下冠服，把罪责归于有关官司；然后由皇上下令释放他。这样君臣之间的情分岂不是两全，朝廷的礼仪也可以比拟三代了？我曾见户部主事王尚志出差复命，命令吏员捧着敕书在东边宗篷下等候；后来午门开了，尚志随众人在门外朝见完毕，便从西掖门进去缴还敕书。这个吏员被卫士拦住，又因为午门正在开启，不能把敕书送过去，尚志于是空手入见，被鸿胪寺官员纠劾。皇上下令让锦衣卫把人抓来，片刻之间，?头和网巾都被卫士揪破。我又见一名考满知县入朝参见时，皇上已经御临，奉天门和中门都已开启，各项谢恩朝见的人也都入班了；这个人后来才到，快步进入朝班，也被鸿胪官员纠劾。皇上下令让锦衣卫将他拿送法司审问。一时间，卫士揪住他的头发，纱帽、网巾都掉落在地，满朝士大夫见了，没有几个人不两腿发抖。可见臣子朝见时，一切冠带、鞋袜都必须整饬；复命时，凡是制敕、题本都应当亲手捧持；朝见、拜伏、致词、叩头、辞谢等事项，也都必须一一记在笏板上，才能不出差错。祖宗四时朝仪竟然如此严整，难道一向都是这样吗？还是正统、天顺年间有所不同呢？逮捕者…… 这是祖宗的法度，触犯它是臣子的罪过，本来不能轻率议论。大礼这件事，当时暂且顺从皇上的意思，也不能算错。因为那时皇上正倾心于文学，而当时的宰相和台谏不能坚定君心、端正天下根本，往往拾取琐碎之事，彼此诋毁，使皇上的心意更加厌烦困苦。至于伏阙请愿一事，喧哗叫喊，有人甚至哭泣，似乎不是臣子侍奉君主的礼节。宋人所说的党锢之祸，原来是我们这一党自己激成的，真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这种说法对不对？这是臣下的罪过，本应自我责备，程子的说法是对的。从前阳明先生在辰州府龙兴寺讲学，当时世隆和吴伯诗、张明卿、董道夫、汤伯循、董粹夫、李秀夫、刘易仲、田叔中都常常跟随他，每次讲学都到半夜。有一晚讲到好色的人，众人都说：“吴伯诗、张明卿恐怕难以免除这一点。”先生说：“如果一直经历这件事，忽然悔悟，也自然会很决绝；如果从未经历过，又不能谨慎守持，一旦陷进去，往往多半不能脱身。我曾见前辈中有一两个人，平日一向以不饮酒、不好色著称，后来退休居家，偶然到妓女家饮酒，竟至于把家产都花在她身上，直到老也没有悔恨。这也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却不能谨慎守持的缘故。由此可知，人对此事必须大大地能够决绝谨守，才可以避免。”这难道不只是告诫人不能慎终，未必是想让人经历这种事情来做学问吗？这个意思对不对？阳明的意思，恐怕是担心人把话说得太轻易，等到真正遇到这件事又抵挡不住。但学习也不必非要经历之后才懂得；只要能看见天理，外在的事情就都显得轻微，时间久了，病根自然会拔除。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勉强压制自己，终究也只是使克制、夸伐、怨恨、欲望暂时不发作，过些时候还会发作，怎么能斩断病根呢？晋庵老先生说：“强盗招认时，如果供称尚未捕获的同伙姓名，虽然要把现在已经捕获的各个人分别隔离审问，使他们供出未获之人的姓名、住址、乡贯、相貌、年龄、月日以及赃物、器仗的多少数目，彼此一一相合，才能写入供状；否则宁可空缺不写。这是因为担心他们胡乱招认仇人，或者攀扯有势力的良民，以求自己脱罪。”这个说法如何？不只是审理盗案如此，凡是审听狱讼的要点，都应当从供词的差异处仔细察究；供词如果不是事实，最终必定会有差错。所以古人说要以明察清正来审察单独的供词，以中正之道听取双方的供词。所谓明、清，所谓中，是说审理狱讼的人必须权衡尺度精密准确，没有私曲、没有偏倚，这样自然能得到真实情状，使无罪的人不能任意说尽假话，又哪里会有为求侥幸免罪而逮捕良民的祸患呢？温公作《烘虱诗》，我觉得他的用心便与荆公不同。荆公说：“逃藏在破絮中的还想搜寻，埋没在沉灰中的谁还会追究？熏得我心中生祸，你不要后悔；把额头烧烂而取得功效，我可以向你祝贺。还残留许多虱子，恨不得没有除尽；自以为这样，难道能长久安睡？”把这些意思充实起来，就是把杀死生物当作功劳，不是圣人怜悯万物、不以杀戮为喜的意思。若温公的用心就不同了，他说：“起初虽然觉得痛快，最终还是自己悔恨；使你们全被消灭，并不是你们的过错。我家的箱笥本来就贫乏，何况又因为人懒惰而受苦。身体生出鳞甲，不能洗浴；衣服不离身体，终于破脆。朽旧丝帛和破絮成为你们的巢穴，你们像粟粒、麻粒一样逐渐肥大。空腹不得不侵扰人，难道肯学伯夷、叔齐甘愿饿死吗？醋酸了蛟龙就会聚集，道理本来如此；你们肆意侵扰，我也只能坐受。但愿你们努力自我清洁，群虱都应当远远逃散。”这里有正本清源、自我悔责的意思，仁厚的意味多么深。虽然同样是烘烤虱子，思想却一仁一暴，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是细小微末的事，甚至言语文字的游戏，也可以据此推知一个人的为人。我曾见吴东湖先生在蛮地审理事务，乘一只小官船深入永保地区，凡是粪便尿液之类，都不在江中排泄，必定把船靠岸，寻找僻静处自己挖坑，把粪尿排入其中，再用土覆盖。至于摸到虮虱，也只是把它们丢在地上，不忍心掐死，这难道不也是温公的意思吗？有人说：“这位老人确实是因为信奉外教的说法才这样。”恐怕不是。以上《烘虱诗》显示了二位公的用心不同，后来二位公做人、处理祸福，也同样如此。言语的作用，确实无法掩盖人的内心啊！明道先生的《放蝎颂》说：“杀它不是仁，放它也不是义。”也是这个意思。东湖把虱子放在地上，且不论这究竟是不是信奉外教的意思，至少也是一点仁心。

译大凡各衙门的事务，无论重大或细小，凡是前辈斟酌处理过的，必定自有道理，不能突然议论改动。我刚进入兵部时，见衙门题奏查办会同馆陈旧的铺陈，发给五城的贫丐，心里很是高兴。后来卢伯纪对我说：“女直进贡时，夷人有时一来就是一千人，便没有铺陈可以发放。即使勉强借给他们，也都是破旧腐烂的东西，还不如以前发给贫丐的东西尚且可以使用。然而贫丐得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实际用处，只是拿去和市民换饼吃罢了。”由此可知，前辈把这些物品堆积起来，并不是毫无意义。李文靖对于内外所陈述的利害，一概批示停止，也很有见识。不过女直进贡时，夷人一次竟可容许一千人居住京城；他们不是我族之人，内心必然不同，恐怕在事务处理上不方便。我认为应当议定处理办法，命令沿边守臣加以节制：每年允许进贡几次，每次允许多少人入贡；若同一国家或相邻国家的人一同到来，也必须等前一次入贡的人返回并交代清楚后，才放他们入境。那些自称探信等事的夷人，也多半借此便利来买卖和抢掠，只应让他们在关外同通译人员传话答复，不许入关。这样看来似乎稳妥。前面的议论最好，后面关于分期规定夷人入贡日期的议论，处理得也对。我过去任贰礼卿，知道各边入贡也必定有期限和数量，只是守臣见他们来请求得急迫，不能坚持定规，动辄上奏请求；至于请求器物，也同样如此。这种渐渐放宽的做法不可长久。也有夷人进贡后，在境内数年不出去，五胡、金、元的祸患也都是从逐渐放纵开始的。既不严苛，也不放纵，应由守边大臣酌情处理。用仁来安抚，用义来约束，以羁縻之道对待他们，这就是处理的方法。[据康熙二十年本补字]石坡先生任东广参藩时，他的长子概已经考中进士，次子槊以及他的两个女婿曹元礼、黎时雍都已经取得乡荐。庚午乡试时，先生的两个儿子渠、臬都可以考中，先生却只派臬入试。梅田先生在安庆会见先生，问他原因。先生说：“两个儿子去考都可能中，但一家不宜过于兴盛，所以派臬去，留下渠参加下一科，也还不晚。”不久，臬和先生的女婿孙从一都取得乡荐，渠也取得癸酉乡荐。辛巳年，渠、臬都考中进士回来；概因为进谏南游而被杖打死，槊也病死，只留下渠、臬。臬和我同在刑曹任官，谨慎朴实、清贫自守，有文学修养，重视品行道义，后来改任御史。前辈所说如果是这样，他是否也另有见识呢？损益、盈虚，是天道的常理，所以前辈往往有意避免处在过于兴盛的境地。乘运河的船进京，通常规定船主出一人来拉船。当时有一个举人只带着一个仆人，恰好还要负责烧火做饭，不能去拉船。众举人的仆人都认为：“我们这些人替你拉船，你难道是都举人吗？”于是喧哗吵闹不停，船主也不禁止。这个举人听了并不生气，只让仆人作了一首诗送给船主，说：“满船都是骂举人的人，船篷底下举杯直到日近黄昏；醉醺醺的耳朵听不清楚，依稀好像是在念南无。”船主得到诗后，大家哄然大笑，仆人这才作罢。唐子镇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认为事情虽近于戏谑，但由此推开，可以作为处置变故的方法，不知你认为如何？这个人也有宽宏的气量。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这个人就是同船人的老师。通政司每天在奉天门奏事，唱诺、节奏几乎像唱歌，完全失去了古意。而且所奏的都是平常小事，每天照旧重复同一套，也使人听得厌烦。我认为通政司的职责是专门传达、收纳君命，应当提前把将要奏报的事情总列出若干项目，再从中把有关紧要的逐一标出，汇成一份说帖，写明某日内外大小臣民的章奏共有若干，其中某事关系到军国、人才、政事、风俗、灾异、宦官、戚里、权贵，都是重大事项，应当同大臣、科道官面对面议论是否施行。等通政司奏事完毕，再让鸿胪寺唱说各衙门中有事情想当面奏报的官员，允许他们准备说帖，当面入对陈奏。这样或许可以使下情上达，不致闭塞蒙蔽，国家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我见陆子潜上奏说：“国初时，从公卿以下直到平民，没有不能当面奏事的。后来才命令通政司提前具奏，再由春坊官拟旨上报。春坊官属于东宫，当时还想让太子了解天下的事情，所以凡有奏启，先让太子知道，然后再具奏；这个意思也很好，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只摘取五件事具奏，每天一模一样，听的人也觉得厌烦。” 他的意思是要改革这种制度，大体上使所有臣子都能当面奏报，君主也时常召集百官讲论，当面说明可行与否；这个主张也很好，只可惜当时搁置下来没有实行。不知你认为如何？国初时各衙门当面奏报，由皇帝亲自裁决可否，然后奉行；后来就不同了。不过这是朝廷的制度，不可以私下议论。给事中阎闳常说：“阳明先生在军中斩杀刘养正，在狱中救出冀元亨，这是阳明谋略的高妙之处。”我说：“刘养正按义理应当斩杀，冀元亨按义理应当救出；如果把这看作谋略，就不是了解先生的人了。”阎闳不以为然。这个说法如何？按义理应当斩杀就斩杀，按义理应当救助就救助，我没有夹杂私心，哪里有什么谋略的巧妙？

译金吾舍人刘鉴曾经殴打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刘雄制止他，他不听，反而揪住父亲把他推到门外，又不停地殴打妻子，被巡逻的人捆住，准备把他送官。刘鉴想用贿赂免罪，便向父亲索要钱物；父亲给了他十四文钱，刘鉴嫌少，又想脱下父亲的衣服拿去换钱，父亲不给，他竟把父亲的衣服扯破，连衣带也扯断。父亲哭喊称冤，于是自己上吊而死。邻里把刘鉴捉送官府，审问他殴打妻子的原因，众人都说：“刘鉴平素不供养父亲，还对妻子说，等他不在时，不要给父亲饮食。妻子认为这样不对，曾经给父亲饮食，刘鉴因此发怒，便想殴打她。他又把每日的口粮偷卖给别人，只留下其中一半供自己饮食，完全不顾父亲的供养。父亲同他说话时，他甚至殴打父亲，把父亲的牙齿打断。”又审问他的亲兄弟和族人，供词都相合。但因为不是父亲亲自告发，便按照儿子殴打父亲的律例比附，拟判刘鉴斩刑。案件上报后，当时代理刑部事务的时见山驳回说：“刘鉴的父亲既然收下十四文钱，仍然有爱护儿子的心；如果不是巡逻者索要钱财，父亲最终也不至于死亡。”又因为不是亲自告发，驳回案件，发下去改问。世隆说：“导致他父亲死亡，虽然是因为巡逻者索要钱财，但之所以导致巡逻者索钱，是因为刘鉴不听父亲的话。” 何况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哪里还能亲自告发？众人的证词清楚明白，就同案件已经审结一样；这关系到人伦大义，恐怕难以轻易宽赦。”于是又拟判死罪上报。三次复核奏请后，皇上当即下令在都市斩首。这个意思对不对？《王制》规定刑罚，必定依据天伦关系而施行惩罚；落实到具体事务上，最重要的是符合天理人情的至当之处。刘鉴只因揪住父亲把他推到门外，又想剥下父亲的衣服去换钱，导致父亲哭喊后自缢，已经是违逆天理的罪行，已经不可赦免，更不必再追问他平日的行为是否属实、是否由父亲亲自告发。嘉靖戊子年春，指挥杨恭等人聚众侵扰京师东北，所到之处焚烧毁坏、抢掠财物，强壮的人则胁迫他们随行。起初捕获三人，兵部都认为应当处死。后来我审讯他们，三人都是被胁迫从贼的，其中两人被胁迫的时间很久，另一个只被胁迫了一夜半日；但由于令甲有“强盗聚集达到一百人以上，不论是否伤人，一律枭首示众”的事例，不得不拟判死罪。后来遇到四月恩例，世隆认为：这些人所犯之事出于仓促，情形有些类似被迫胁从；虽然同强盗聚集一百人以上的事例相冲突，但令甲的本意，是针对最初谋划为盗的人，并不是针对被胁迫而从贼的良民。何况他们声称没有得到财物，罪行也应当从轻；而贼党尚未全部捕获，其中被迫胁从的人不免很多。如果不根据实情定罪，不仅被杀的良民会很多，而且消息传开后，会更加坚定人们跟随盗贼的意愿，这在事务处理上很不妥。于是我把情况详细禀告给大司寇胡晋庵先生，先生上奏后，他们得以减免死罪，编配到山海关从军。后来桂总兵又捕获四十人，送到刑部广西司；当时听说这件事，也查出其中被胁从的二十人，都得以减免死罪论处。这件事如何？这样议定处理非常正确，这就是恻隐之心，这就是仁术。由此心推扩充实，可以保有四海。体认天理的功夫，无论到哪里都能发挥作用。大名府元城县有强盗甲、乙二人，各自因为分赃不均，扬言要向官府告发。同伙嫉恨他们，于是共同把乙杀死。甲听说后逃走，把事情全部向官府告发。官府捕获各个盗贼后，盗贼便声称甲也曾参与杀乙。按照律法，盗贼自首可以免罪，这是为了给人改过自新的道路，也借此瓦解盗党。律文又说：“侵害、损伤他人的，不准自首，以惩罚其一意作恶，使他不能再出来作恶。”于是有司援引这一条律文，把甲按谋杀人犯死罪审拟。案件上报后，世隆说：“甲告发各盗杀人，各盗便把罪归到甲身上，中间没有别的证人证据，恐怕是出于仇恨而攀扯甲，难以凭信。何况令甲说：‘强盗如果能够捕获同伴并向官府告发，不但可以免罪，而且应当同普通人一样获得赏赐。’乙是得过财物的强盗，本来就应当处死，即使甲果真杀了乙，也难以同谋杀平民一样论罪。按原拟罪名审判，不但法律上有可疑之处，而且断绝了人们改过自新的道路，在事务处理上也不妥。”于是向晋庵老先生禀告，先生便驳回案件，不准按死罪论处。这个意思如何？甲、乙都是盗贼，都是得过财物的强盗；律令有自首免罪的规定，是为了取其改过自新。甲如果确实因为分赃不均而谋杀乙，就不属于自新的情形；而且自首免罪的条例，并不是说可以免除他的谋杀罪，只是免除他作为盗贼的罪罢了，怎么能说难以同谋杀平民一样论罪呢？只是谋杀的情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或者是众盗因甲告发他们而怀恨，反过来攀扯甲，那么正如驳议所说，从轻减等处理就对了。内江刘希召太守和五清先生做举子时，常常因为贫困作诗自我排遣。我曾记得有一首绝句，其中一联说：“我有万丈深的穷坑，要填平它除非有斗量的金子；人生流行坎止都由命运，姑且学习韩愈豪放自在地吟咏。”这首诗虽然近于戏谑，也差不多可以说是知道命运不可强求，所以把自己处在不强求的境地，因此附记在这里。这首诗似乎也算知道命运，但并不是实际懂得命运、安于义理。即使有斗量的金子，对本性禀赋的不足又有什么补益？说有万丈深的穷坑，仍然含有苦于贫穷的意思，仍然是把贫贱看得太重；看得太重，就不得不被它陷住。只有见识宏大，心才能安泰；心安泰，就没有什么不足，于是我的心广大而外物微小，我有余而外物不足，我重如泰山，外物轻如鸿毛。这就是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又有什么贫贱富贵值得牵累呢？嘉靖戊子年七月间，京城中大风夹着尘霾，连续三日三夜，声音如雷鸣吼叫，天色像火焰一样赤红，连牛马都无法辨认。兵部吴职方入内阁拜见邃老，邃老问：“边境上有动静吗？”吴回答：“没有。”邃老说：“胡人侵犯边境，往往只等大风霾时才进入。连续多日风霾大作，边境上一定有动静。”吴没有回答。第二天，边境果然传来发生变乱的消息。这也是因为他久在边地，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并不是一定另有什么法术。我朝边防虽然十分严密，但北方失去河套，南方失去交趾，议论者至今仍感到可惜，不知这两个地方如今还能不能收复？风霾预示边寇，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并不只是因为邃翁久在边地，也没有什么其他法术。交趾奉行正朔、修行职贡，不必夺取它；圣人把天下看作公有，而不据为私有。河套的边患，我曾经深深忧虑，幸好如今还没有大规模显现；如果以后发展壮大，那么五胡、金、元的祸患，都会像这样由渐渐积累而来。

译我曾听说，阳明先生平定宁贼之后，朝廷派两名宦官来监军。等他们到达时，听说先生已经击破贼军，心里非常忌恨，到了以后还说了傲慢无礼的话，当面责问先生：“先生击破贼军有什么能耐？”于是想请先生和他比试射箭。先生答应了。约定的日子到了教场，弓箭都已备好，各位将领和属吏也都在场。先生让两名宦官轮流射箭，自己在堂上抱着大座盘腿坐着观看。两名宦官心里不平，又恼怒又射箭，一个九箭中了三箭，另一个只中了两箭。射完后，先生从座上下来，请两名宦官上座，两人的怒气稍稍消解。先生于是去射箭，一发九箭全都射中，两人这才心服。两人平时都是善于射箭的人，到这时却都处于下风，大概是先生用怒气激怒了他们，使他们的心志和视力、听力都不能专一精确的缘故。先生驾驭小人的方法竟是这样，那些小人其实正被控制在他的范围之内。我先前听李秀夫这样说，不知这个看法怎么样？我听说君子对待小人是不憎恶却很严正，从来不用这种权术。何况这并不是因为能使两人的心志和视力、听力不专一而使他们少中；如果有意激怒他们，自己的心志也会先不专一，又怎么能九发全中呢？归根到底，只是射箭技术有好有坏罢了。以上二十七条，是门人王世隆所问。《泉翁大全集》卷之七十七。《金台答问录》。门人邵阳陈大章校刊。我曾看见蚂蚁忙忙碌碌地在庭院台阶之间来来往往，它们的生死聚散，我整天看着，却从未特别放在心上。我私下认为，天地看待人，也大概如同这样罢了；如果说万物的生死聚散都一定有主管者，实在难以理解。有人说，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所以万物的生死聚散，都是理势自然如此而相互关联的。人虽然也具备天地这样的本心，但被有我的私心所拘泥，因此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万物；正因为看不见，所以一层隔膜之外便分成胡越，万物的生死聚散自然与自己无关，而天地的本心却不是这样。这个说法对吗？这一段体会得很好。求学的人必须认识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意思就是仁；有了仁，就会同人物的痛痒相互关联，这种关联非常重大，不是小事。至于达到中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也只是这一颗心的作用。应当深入体会它，用来修养自己，不是仅仅在言语上寻求就能明白的。天地的变化，屈伸往来，没有一刻停止，朱子说：“就像沸汤中翻滚的东西，自然不能停止。”既然如此，人的生死聚散，哪里容得下一丝一毫的私意？我私下认为，古代圣贤对此，大概也就是所谓“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便安然处之”。我曾私下作诗记下它：“花开花落总是上天的安排，谁会抱着一枝一叶为它忧愁？老眼看浮生，足以一笑；两岸牛马，百川秋色。”又说：“纷纷扰扰与跃冶金属有什么不同？若观看大藏经，也不过像浮动的阴影；生灭起伏，不知有多少，浩大的劫运无端贯穿古今。”这个意思对吗？知道事情本来如此，就算真正明白了：一切都不属于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考、可忧虑的呢？神仙的说法由来已久，世上仰慕神仙的人也很多，难道它终究真的无法学习吗？可是我曾看《宋名臣录》，从前钱浑成拜访陈抟，陈抟说：“你应当成为神仙。”有一位紫阁老僧却说：“不是这样，他将来只不过能在急流中勇于退身罢了。”张乖崖拜见陈抟，想求得华山的一半，而陈抟也说他做不到。由此可知，神仙究竟有没有虽然不能确定，假如真有神仙，也一定出于骨相，就像草木禽虫各有长短坚脆，是天生如此，不是凭人的力量造成的。如今以蜉蝣、夏虫那样微小短暂的生命，却想同龟鹤抗衡；以蒲柳、槿花、菌类那样骤生骤灭的生命，却想同松柏、大椿并列，即使每天灌注培育，也没有用处。推而言之，修养的说法，程子认为，这好比一炉火，放在没有风的密室中就难以燃烧长久，放在有风的地方就容易燃烧长久；他又说，修养之所以能延长寿命，都是功夫做到这里，自然会有这样的效验。既然如此，修养的说法似乎不能废弃；而所谓神仙，即使有这样的骨相，也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做到。这个说法对吗？神仙的说法固然不可信，但说修养能够延长寿命，也未必如此。因为寿命是有定数的，在人出生之初就禀受了；只是人往往自己损伤它，所以不能保全所禀受的寿数。小的方面，如损伤于酒色；大的方面，如同人争斗而死，都是这样。假如善于保养自己，在饮食、男女、进退、交际等方面都严格遵守礼法，哪里会有自己伤害生命的道理？关于良知之学，我先前虽然听欧崇一谈论过，却没有详细听明白。不知道古人许多礼乐、名物、度数，还需要考察研究吗？如果仍然需要考究，那么我们的良知无所不具，为什么偏偏对这些事情昏暗不明，还要等待考究呢？如果不需要考究，只要扩充我的良知，那么礼由我制定，乐由我创作，一切作为都必定恰当，这样一来，路上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禹，古代圣人应当有无数之多；可是为什么颜子还说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只差一间，孟子被称为亚圣，而仲由、冉求、闵子骞、端木赐各自只得到圣道的一部分？难道他们对于这里所说的良知，还有没有完全明白的地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良知，岂不是过于空泛而无所归宿吗？孔子说“学习并且按时温习”，又说“只是学习却不思考”，还说“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不知道所谓学习究竟要在哪里用力？它同所谓良知到底相互帮助，还是不相互帮助？又有人说，圣人不在于见闻广博，而在于内心极其诚实纯一，浑然都是天理，不夹杂人的欲望；所谓良知，只是知道这一点罢了。普通人并不是没有这颗心，只是被人的欲望拘束，所以不能扩充良知、修养自身而进入圣人的境界；圣人则事事都出于这颗心，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所以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 慢慢走在长者后面，就叫作弟；快步走在长者前面，就叫作不弟。慢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只是人不肯这样做罢了。尧舜之道是很广大的，孟子却说不过是孝弟罢了，又把它归结到慢走在长者后面这样容易的事情上，为什么呢？大概普通人慢走在长者后面，这件事虽然微小，但究其慢走在长者后面的心，却是同一个心，都是出于自然，丝毫没有勉强，也丝毫没有安排布置，更不是为了结交讨好、求取声誉或害怕坏名声才这样做的。只从这一念心来观察，它同圣人的心有什么不同？如果做每件事都能这样，就是圣人了。因此阳明先生说：“所谓圣人，就好比成色十足的金银；至于大小不同，也只是重量不同罢了。所以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说的就是这个。”这个说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