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翁大全卷之二十七

译凤林子王君以进士身份治理溧水后，把当地官吏和百姓召集到庭院，宣誓说：“从前帝舜那样圣明，尚且还询问四岳，以开启四方的门户。何况我闭塞而不能通达，难道可以不向你们众人询问吗？春天早晨，就打开东门，到东郊迎接春天，察看东部的农事。东部百姓中，隐藏着而不能生长的，你们都要使他们通达。夏天早晨，就打开南门，到南郊迎接夏天，察看南部的生长。南部百姓中，隐藏着而不能成长的，你们都要使他们通达。到了秋天，打开西门，到西郊迎接秋天，察看西部的收成。对于一年收成的顺利或歉缺、百姓心情的和乐或不和，你们都要使我通达。到了冬天，打开玄门，到北郊迎接冬天。对于岁终更新、百姓有的受寒呼号、储藏的物资没有储藏好，你们都要使我通达。这样得到民情以后，就抚恤他们的饥寒，使荒歉得到救济。思考怎样保持恒常的本性，就可以施行教化治理。王君说：‘教导百姓一定要从士人开始。古代学校之所以培养士人，是要让他们教化百姓、明白伦理，以兴起教化的根基。因此，饮酒礼、射礼和诵读法令一定在这里举行，听取诉讼、献俘报捷也一定在这里进行。至于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我不敢自称知道；子贡还说，能够得到孔门之门而入的人或许很少。如今学宫的门已经倾斜坍塌，这实在是宗庙百官的负累，是县令的羞耻；况且众多士人要进入圣人之域，又从哪里进去呢？’” 于是他来到学校，把诸生召集到庭院，说：“你们这些众多士人，圣人的学问，难道不是使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完备，从而通达上天吗？”众人回答：“是。”他又说：“诸生想居住在广大的居所，可以没有门吗？”回答：“不可以。广大的居所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仁。”他说：“诸生想行走在大道上，可以没有门吗？”回答：“不可以。大道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义。”他说：“诸生想站立在正当的位置上而没有门，可以吗？”回答：“不可以。正当的位置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礼。”他说：“诸生想通达宏大的境界而没有门，可以吗？”回答：“不可以。宏大的境界没有门，它的弊病就是拘泥于智。”因此，君子春天从仁门进入，以对应上天的元；夏天从礼门进入，以对应上天的亨；秋天从义门进入，以对应上天的利；冬天从智门进入，以对应上天的贞。仁义礼智的门，归宿是一致的，难道还有两个不同的归宿吗？”于是捐出钱财，召集工匠，过了一个月门就建成了。众多士人从这座门出入，想到县令的功劳，服膺县令的教训，百姓于是兴起德行。大家感叹说：“圣人孔子说过：‘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户？没有谁不经过这条道。’ 如今我们经过这座门，却不知道它所通向的道，可以吗？”于是来到王君那里说：“从前子贡感叹能够得门而入的人很少，我们却对此毫无所知。请问先生所说归于一而不是二，究竟是什么道理？”王君说：“诸生不要以我为验证，幸好有甘泉子，他端正而深明教化的根源，在我之前已经找到了进入圣学的门径，何不去请教他呢！”甘泉子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诸生难道没有听说孔夫子的道理是一以贯之的吗？因此，归于一的门，就是诸生从这里前进，登上厅堂、进入内室，居于仁义中正的深奥之处。因此，专一的德性长存不息，是通向众多妙理的门。” 《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广德州儒学的尊经阁，前面是大成殿，后面是范文正祠，左边是王太史庙，右边是集贤馆，而阁居其中，尊崇经典。把东郊的玄妙观迁走，在它的旧址建阁，是为了尊崇正道。东郭子邹子在三十五年中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因为上疏抗议而离开翰林，来到广德任判官。当时远近手持经书、考察德行的士人都聚集而来。邹子于是筹集材料、召集工匠，历时六个月阁楼建成，在楼上收藏六经，在楼下教习诸生。阁楼共三间六柱，前面列有两翼作为燕居之所，以门连接起来，名为复初书院。诸生中有人上前说：“请问尊崇经典的道理是什么？”东郭子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有甘泉子，通晓圣人之学，诸生何不去请教他！”于是让方、施两位生员来向甘泉子请教。甘泉子说：“经，就是道路，是由此进入圣人境界的道路。有人说，经也是警醒，用来警觉我们的心。傅说说：‘学习古代的训诫。’学习，就是觉悟；所谓学习，就是警觉。因此，六经都是用来启发我的心的，所以能够使我的心觉醒。《易》用来启发我心的时机，《书》用来启发我心的中正，《诗》用来启发我心的性情，《春秋》用来启发我心的是非，《礼》《乐》用来启发我心的和谐与秩序。” 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凭什么尊崇它们？”甘泉子说：“在于自己的心！所以学习《易》，使心中的时机觉醒，这才能尊崇《易》；学习《书》，使心中的中正觉醒，这才能尊崇《书》；学习《诗》，使心中的性情觉醒，这才能尊崇《诗》；学习《春秋》《礼》《乐》，使心中的是非、和谐与秩序觉醒，这才能尊崇《春秋》《礼》《乐》。觉醒之后就能保存它，所以能够开启聪明、扩充良知。不是六经从外部增加了我们的聪明和良知；聪明和良知本来就是我自己具有的，六经只能开启、扩充它们罢了。譬如梦中人、醉酒者，呼唤他使他醒来，并不是呼唤者从外部给予他觉醒；知觉本来就是他所具有的，呼唤者只是使它觉醒罢了。所以说‘六经使我觉醒’。如今认为聪明和知觉不必向经书之外求取，不必呼唤也能自行觉醒；如今忘掉根本而只是诵读六经的人，就像反复陷入醉梦、丧失志向的人。不经呼唤就能觉醒这一类境界，孔子也不能做到；陷入醉梦、丧失志向这一类事情，孔子也不会做。因此，能够行中道的人很少；因此，天下真正能尊崇经典的人很少。”两位生员问：“这是为什么？”甘泉子说：“不是过头，就是不及。过头就会助长，不及就会遗忘；遗忘就会忽视，助长就会亵慢；亵慢和忽视，能叫作尊崇经典吗？” 两位生员问：“那么应当怎样做？”甘泉子说：“就在不遗忘、不助长之间体察它，这才是最充分的尊经。”两位生员于是拜谢受教，回去告诉东郭子，并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教诲众多士人。《重修江都县儒学记》

译嘉靖四年，龙山戴侍御金纯夫巡察淮扬，盐政得到振兴，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当时他到江都，修明文教，考察学校，感慨教化的根基已经坍塌狭窄，仿佛将要趋于破败，这样又凭什么来示范教训、兴起正道呢？于是捐出罚金二千八百余缗，便让郡守易侯瓒主持修缮。工程完成后，教谕刘君进修带着王、罗二位生员，向甘泉子请求撰写记文，宪副赵君鹤、光禄卿安君金替他们请求。甘泉子说：“学校一定要有根基，根基不宏大，那怎么办？”回答说：“戴侍御怜悯学校根基狭窄简陋，买下向南、东首的一块二十多丈的土地，把它拓宽。前面砌筑泮池，宽度与戟门相称，这样也就宏大而深广了。”又问：“堂、殿、廊庑、斋舍和号舍坍塌，那怎么办？”回答说：“修大成殿七楹，共五间，两边廊庑与之相称。又修明伦堂，柱数与大成殿相同。又修讲堂，柱数与明伦堂相同。官廨改建三处；号舍修旧的二十八间，增建新的十八间。在前街建两座牌坊，左边叫彝教，右边叫英、E。这样也就宽广而华美了。”又问：“窗棂坏了，那怎么办？” 回答说：“修饰窗棂若干，开通门窗若干，使八方的光明能够通达，这样就通畅了。”又问：“门路被茅草堵塞，那怎么办？”回答说：“在东方建四楹的大门，共三道门，从门进去，可以通达殿堂、斋舍的深处，这样就开辟了。”又问：“柱子、椽子、陶瓦破败，那怎么办？”回答说：“增加柱子若干，增添椽子、桷木、陶瓦若干；那些漫漶、朽腐的就换掉，涂上红色油漆，使它们焕然一新，这样就美观了。”甘泉子抬头叹息说：“圣人的大道，我不敢说自己完全知道。虽然如此，从前孔夫子也曾把道比作堂室，他的弟子也曾把道比作宫墙和宗庙。那么，把学校比作圣道，不也是可以的吗？”对方说：“请让我听听。”甘泉子说：“孔夫子的道，以仁作为广大的居所，以忠信作为根基，以礼义作为门路，以智作为深池，以高明作为堂屋，以睿智的思考作为窗牖，以贞正刚健作为柱子，以道艺作为椽桷、陶瓦、泥土、油彩。”对方又问：“那么，忠信礼义坏损了，仁智睿贞坍塌了，道艺破败了，将怎么办呢？” 回答说：“事物破败之后才需要修治，所谓修治，就是修治它的破败。忠、质、文，是夏、商、周三代政治隆盛时的制度；它们不断改变而各有不同的崇尚，正是为了修治前代的弊病。所以夏代崇尚忠，其弊病是粗野；商代不得不以质朴修治它。商代崇尚质朴，其弊病是简陋；周代不得不以文饰修治它。到了周代文饰的弊病变成虚伪，道艺和科举选拔的制度不能实行，我圣明的皇帝不得不以举业来补救它。所谓举业，是我圣明皇帝用来教人兼具德行和事业、使本末体用同时达到的办法，也是当时政治隆盛的表现。因此，有才能的人培养自己的德行，使它通达于事业；没有才能的人沉溺于事业，反而丧失了德行。只有修养而没有实际功用，只有实际功用而没有修养，所以德与业分离，学校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易》说‘穷则变，变则通’。如今要修治它，必须从使德业二者合一开始。德业二者合一，仁智睿贞、忠信礼义之道就会保存，学习道艺、参加科举的制度也包含其中。德业二者合一，要从敬开始；敬确立了，德与业就融合了。德业融合，风俗就端正，贤才就会出现。你们诸位能否和我一起接受德业合一的训诫？”刘君高兴地说：“讨论修治学校而得到修学的道理，我恭敬地拜受。”他回去把这些话告诉郡守和县令，刻入石碑，让它长久与诸生共同奉行。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和州重修儒学记》嘉靖四年秋，和州太守分宜易君鸾鸣和以进士身份来到这里任职，于是拜谒孔子庙，察看学校，查考图书，感叹说：“这里果真足以作为教化的根基吗？仰想孔夫子之道，无处不在，而我们和州也是京畿以内、周南一带施行教化的地方。况且各位贤人经过此地而使这里受到教化，都记载在图志中；宋代有范尧夫因新法被贬，游定夫以御史身份来此任守；元代有马泽、张克忠；本朝有陈奇、刘隆、江公才，他们都曾开辟、创建、修缮学校，以兴起教化的根基、治理地方。我却没有继承他们，凭什么符合士人百姓的期望，扩大圣天子的德意呢？”于是询问诸生：“学校怎么样？”诸生说：“根基像那样狭窄简陋，楼阁像那样没有完工，门和墙像那样，明伦堂也像那样。”又询问诸生：“教化的兴起应该怎么办？”诸生说：“佛寺和淫祠使人沉溺，回回教更为严重。于是拆毁淫祠，把全部材料用来修补学校的狭窄简陋之处，并拓宽前面的土地，修建尊经阁，接续前任太守未完的工程；修理门和墙中倾塌毁坏的地方，让诸生看到应当仰望并遵循的准则；在明伦二门之间建牌坊，以更新仰止之意。”学正区君把这些话告诉甘泉子。甘泉子说：“侯的修学，只有这样而已吗？” 回答说：“还不止。要遏制、断绝回回教，向他们显示人所共同秉持的常性，收纳蒙昧的士人，以开启更新的教化。”甘泉子说：“那么侯的修学，只有这样而已吗？”区君说：“我不知道古人所说的修治究竟怎样。”甘泉子说：“最高层次是修养心，其次是修养意念，再次是修养行为，再次是修治政务。政务，是用来挽救弊病、辅助教化的。因此修心，天下就无为而治；修意，天下就普遍响应；修行，天下就互相砥砺；修政，天下就敬畏服从。所以心有弊病然后修意，意有弊病然后修行，行为有弊病然后修政。”又问：“和州士人鄙陋而风俗浅薄，因此士人不好学、考中科举的很少，难道可以修治吗？”回答说：“四海的人虽然各不相同，内心却相同；华夏和夷狄风俗不同，本性却相同。前代贤哲的治理教化，已经这样明显了。否则，易侯革除回回教、撤去以棺木亲肤的习俗，使风俗因此改变；又兴起让童生歌咏、学习礼仪的教化，使学校因此兴盛，这又是凭什么心呢？不过是依据人心本来具有的善性而使它觉醒，所以他们顺从教化就会蓬勃而起。何况由此推行而穷尽它，使心与事相互修治，德与业合而为一；下可以取得科举功名，上可以进入圣人境界。政教施行，就能化导行为；行为受到化导，就能化导意念；意念受到化导，就能化导内心；内心端正，教化治理就完成了。这就叫作大修。我听说如今有新任督学御史郑君启范洛书，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到任后亲临民间并大力振兴教化，一定能够完成我所说的道理。姑且记下这件事的开端，借区君转告易侯，刻下来等待后续结果。嘉靖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园记》

译东园子是锦衣徐子申的儿子，中山王魏国公的优秀后代，是天下贤能的公子。他的德行希望每天更加崇高，礼节希望每天更加谦下，事业希望每天更新并不断上升，快乐希望自得而日益舒适。他有别墅名为东园，因此自号东园。东园中的一切本来都属于东园子，那么为什么称作东园呢？是为了记载东园所拥有的东西。因此，园中凡是高崇的、卑下的、挺立的、潜藏的、飞翔的、活动的，全都是东园子本来具有的，任何人都不能从他那里夺去。所以山势高崇，便隐约成为丘陵，隆起成为大陵，高耸成为山顶，陡峭成为峰峦；这不正像东园子的崇高德行日益增高吗！水池低下，便有水边、源头、漩涡，水鸟在其中洗浴，蛟龙在深处潜藏；这不正像东园子执守礼节更加谦下，接纳善言而宽容有度吗！竹木花卉挺立生长，脱笋的竹子日益更新，萌发的草木日益欣欣向荣，蓬勃生长的万物日益繁盛；这不正像东园子的福德日益上升、渐渐增长吗！潜藏的是鱼，飞翔的是鸟，有时跃起，有时翱翔，动静没有常态，活泼充沛；这不正像东园子顺适它们的本性，每天与它们忘我地游于真实恒常之境吗？”有人说：“既然如此，东园子本来拥有这些东西，也本来以此为乐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这种快乐人人都有，东园子虽有它，却不把它据为己有。所以独自享乐不如与人同乐，和少数人同乐不如和众人同乐。东园子是天下贤能的公子，与他交游的都是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因此，无论是宴饮、酬答、赏玩、饯行，还是游览吟咏，贤能的大夫士人一定会时常到来，成群的官吏、差役、车夫和车马也一定会时常聚集。万人同心，众姓同乐，这样东园子所拥有的东西不是更加广大了吗？这就是他成为东园子的原因吧！那些以珠履相互夸耀而被称为贤公子的人，哪里算贤能？说到这个意义，秦汉之间有一位东园公，各位君子中一定有人知道他，怎么能不起身去拜访他呢？”戊子一月九日 《新修靖江县儒学记》嘉靖乙酉年，吴兴韦君商臣希尹由大理评事因进言获罪，降任常州靖江丞。到任后，拜谒孔庙，来到学校，惊讶于殿、廊、堂、舍的坍塌狭窄。询问此事，诸生上前说：“我们多次把情况报告给各位抚台、巡按大人，他们多次答应，但县吏又屡屡因为避嫌—— 阻止此事，上下拖延了二十年，以致破败到了这种地步。”韦君惊惧地说：“天下的事情都像这样因为避嫌而不做，岂不是会全部荒废吗？如果由百姓出力，就不花费官府的钱；只收纳你们的材料，不收纳你们的钱；任用大家共同推举的人，而不任用自己的人，又有什么可避嫌的呢？”于是又与县令易君谋划。易县令说：“我正有事情要办，你姑且来谋划这件事。”韦君于是向督学和抚巡官员报告，他们都同意了。又让常州推官刘君体观察看并协助办理。当时府库中仅有三百缗钱。韦君于是召集父老和百姓，大家都来到庭院，他向他们宣誓说：“如今学校的根基已经坠坏，教化不能施行，风俗浅薄恶劣，子孙没有才能，盗贼到处都是。这难道只是治理百姓者的羞耻吗？也是你们百姓的忧患。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捐出梁、栋、柱等木材的吗？有的话请说出来，我将给予重重褒奖。”这样过了一个月，捐出梁、栋、柱等木材的人就来了。又说：“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捐出椽、桷以及榱等木材的吗？有的话请说出来，我将给予额外褒奖。”这样过了十天，捐出椽、桷以及榱等木材的人就来了。又说：“在你们乡里，有愿意捐出灰、瓦、砖、石的吗？有的话请说出来，我将给予盛大的褒奖。”这样过了一个月，捐出灰、瓦、砖、石的人就来了。又说：“你们这些囚徒中，有愿意出力帮助修建的吗？有，就听凭他们参加；我要宽免那些罪情较轻的人。”这时，便有赶来办事、参加劳作的人陆续到来。于是，材料因劳作而齐备，工程因材料而完成，人们凭借自身能力出力，劳力按时得到使用，土地也因资财而拓展开来。工程开始于丁亥年二月，韦迁之后由易尹继任，易尹离任后又由番禺郑尹翘继任。到这时，大成殿巍然矗立，明伦堂焕然一新，两庑两斋如鸟翼般整齐，戟门、泮桥庄严而深广；凡是师生的办公处所、名宦乡贤的祠堂、仓库、射圃、碑亭、会膳堂，也都整齐完备。韦、郑二位君子都曾在甘泉子门下游学。甘泉子听说此事，感慨叹道：“从前孔夫子说，忠诚信实、笃厚敬慎，即使在蛮夷之邦也能推行。靖江处在海岛之间，是三代教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概就是《禹贡》所说的扬州岛夷吧？韦君学习孔夫子的道，郑君具有和乐平易的德性，他们一发言，百姓就乐意奔走响应，从而成就教化的根基，这才知道忠信笃敬可以推行，到这里终于得到了验证。假使当地父老百姓都从这种心意出发并加以扩充，各自率领子弟中的优秀者，致力于忠信笃敬，明察人伦，进入大道，那么把它蕴藏在内就是德行，发扬出来就是文学，与中州邹、鲁的文物教化有什么不同呢？” 这本来就是学习之所以成为学习的道理。”郑君又申述韦君的请求，请我把这件事刻在石上，用来告诫本邑人士，使它永远成为训诫。甘泉子笑着说：“从前孔夫子曾叹道：‘大道不能实行，就乘木筏漂浮到海上去。’大概是因为对世道浑浊感到愤懑，而欣喜海水的清澈。当时子路等贤者还高兴地要跟随他。靖江这片土地漂浮在海中，像木筏、木槎一样随波荡漾，至今已有几千年。自成化以来，我孔夫子的神灵才安居于此，而门下弟子也都跟随而来，难道不也是当年乘桴浮海的志愿吗？如今诸位父老百姓幸而生在太平时代，又遇到两位贤令尹，宣扬皇上的教化政理，遵循孔氏之道，已经不同于过去；又幸而承受海上的清淑之气，却还不率领子弟中的优秀者，听从令尹的教导，以达到孔夫子的道，这就是没有恻隐之心，简直不是人了。你们对于当初乐意参加劳作、帮助修建的初心，究竟怎样呢？可以返本溯源了。因此我把这件事记下，告诫本邑人士，使为父兄师长者知道应当怎样教导，使做子弟的知道应当怎样学习。”戊子年九月某日。虎丘三贤书院记

译君子说：姑苏旧地有三位贤人。第一位是宋代参政、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是苏州人；第二位是宋代太常博士、侍讲安定胡公瑗，字翼之，是泰州人，后来到苏州、湖州做官；第三位是宋代侍讲、徽猷阁待制和靖尹公焞，字彦明，是从洛阳游学并寄居而来的。三位贤人显达的方面不同而所遵循的道相同：范公凭功业显名，胡公凭善于教化显名，尹公凭道德显名；三人显达的途径不同，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什么叫功业？文正范公出将入相，武功使边患安定，文治使朝政昌明，西夏贼寇闻风丧胆，朝野上下倾心归附，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这不是功业吗？什么叫善教？安定胡公在苏州、湖州教授，推诚相待，乐于培育人才，重新振兴为师之道，严明戒约，把历代崇尚辞赋的习气改变为讲求经义、办理政事的规矩；当时从学的人都受其教化，变得淳厚和平、循循有序而雅正整饬，这不是善教吗？什么叫道德？和靖尹公得到程氏的正传，以敬使内心正直，涵养功夫达到极致；即使家中遭丧、自己在乱中身死而又复苏，面临重大节义也不改变，这不是道德吗？什么叫最终归于一途？文正的功业根本在于先忧后乐之心，安定的善教依托于道德仁义的根本，和靖的道德发扬出来，成为与敌虏不共戴天的大义。推究这种志向，假如得到任用，他的功业哪里能够估量！所以三位贤人所遵循的道相同，最终归宿也一致。因此，文正近于立功，安定近于立言，和靖近于立德。如今大冢宰、太子少保白楼吴先生尊崇贤人，喜爱义理，仰慕前代贤者的高尚品行；因虎丘旧有祠堂，曾是和靖讲学著书的地方，便对前任太守胡君缵宗和现任太守李君显说，查验图志和古柏所在，予以恢复。原来这里久已沦为寺院西面的别院。于是修葺一新，并迁走佛像。白楼公说：“范文正公是苏州第一流的人物，胡安定也曾在这里教授，与和靖的道德、功业、政教前后相承，把他们排列在一起共同祭祀，题名为‘三贤书院’，谁能说不合适呢？而且这里距离城池不过数里，峰峦秀丽挺拔，林木茂密；本地士人每逢岁时来游览，仰望祠宇，就会懂得报德报功的道理，产生仰慕贤者、思与之齐的心愿，对于教化政理和移风易俗的帮助太大了。”于是请我作记，使这件事不致废坠。我说：“怎样才能使它不废坠？要想始终不废坠，关键只在人心。报答德行、报答功业，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不能自行停止。所以，以劳绩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对百姓施行法度而有恩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御重大灾患的人就祭祀他，这些都是为了广泛地报答他们。” 当北方虏患和西夏的势力日益炽盛时，它们对国家的危害极大；文正公以胸中所蓄的数万甲兵之策夺去夏人的胆魄，使城防由延州向北推进，敌虏不敢南下放牧，这不就是所谓以劳绩安定国家吗？自隋唐以来直到宋代，求取仕进的人崇尚声律浮华的辞章，士人的风气沉沦已久；安定公敦厚务本的教化兴起，使苏州、湖州的法式推行到太学，后来又著为法令，遍行天下，士风因此焕然一新，这不就是所谓对百姓施行法度吗？佛教的危害比洪水猛兽更大，杨朱、墨翟造成的乱贼之祸，在宋代达到极盛；即使伊川先生被贬往涪州，学者也都背弃老师而投入夷狄之说，人心沉溺已经很深。然而和靖公特立独行而不改变，像砥柱山挡住狂涛，在二程辨别异端、排斥邪说之后继续前进，承接孔子、孟子、大禹、周公的事业，这不就是所谓能够抵御重大灾患吗？所以三位贤人并列受祀，以报答他们的德行和功业于无穷，这大概是天下人心共同具有的感情，哪里只是苏州人如此呢！我恭敬地为此作记，用来告诫本地人，也用来彰显吴公兴废书院、扶助教化的功绩。”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记

译“用异乡的善人来教导人，哪里比得上用本乡本族的善人来教导人？”回答说：“本乡的善人，因为属于本乡而更亲近。”“向人展示善道，用善言哪里比得上用形象来展示？”回答说：“善的形象更加切近。”亲近，人们就容易习惯服从；切近，人们就容易明白。人们容易习惯服从，所以容易跟从；容易明白，所以产生亲近之情。有亲近之情就会受到感动，容易跟从就能受到教化。因此，异乡的善人使人敬重，本乡本族的善人使人信服；言语进入人的耳朵，形象进入人的内心。所以先王的制度是，乡大夫发布命令，司徒施行教化；魏国树立贤人之像，治理的法则便彰明。如今向人称道说：‘一定要像你们乡里的某位君子！一定要像你们乡里的某位义士！’听到的人没有不高兴地相互说：‘他本来就不是从远处引来的，不过是说“我们乡里的某某人”。他确实是义士君子。’这不也是因为同乡而亲近，习惯服从而容易跟从吗？如今砍木头雕刻成他的像，折取椽木建造祠屋，庄严肃穆，仿佛他的风神有所显现，又隐约像能看见他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经过的人没有不敬畏地相互说：‘他就是我们乡里的义士、君子。我们难道可以自暴自弃，做不义之人吗？做小人吗？’这不也是因为有形象而切近，容易明白而产生亲近吗？南昌王君公弼臣以进士身份来任泰州知州，召集士人和百姓全都到庭中，说：‘我守护这片土地，实在兼负教导和养育的责任。你们士人百姓，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向善呢？’ “你们不要只听我说，为什么不考察你们乡里的先哲，按照前代文人的足迹去追随呢？像你们的安定胡先生，你们难道不知道而不仰慕他吗？他与孙明复、石守道在泰山藏修，其义行在自身笃实，在家庭中化行，在乡里得到信服，后来到苏州、湖州教授。他振起历代沉溺于词华的风气，恢复古人敦厚质朴的实践；师道在国学中得到提升，声名和实际成就传达到朝廷，成为天下效法的准则。一时众多士人纷纷从学，士风因此发生变化，不必询问也知道他们是安定先生的门人。像这样，你们士人百姓难道也有意向他学习吗？如果有，我就为你们建祠并修缮一新，作为你们仰望追慕的地方，不也可以吗？”大家都欣然答应说：“好。”于是把这件事禀告抚台、按台，选择城东南的一块空地，用州中赎罪所得的钱，拆除官府闲置的房屋，顾钺又义助了一半经费。总共三个月落成。正堂三楹，外面建大门，里面建寝室，寝室的间数与正堂相同，没有减省。前面面对大池，后面建馆舍供诸生居住，旁边建亭，题名为“学亭”，环绕池水，使士人在这里讲习圣贤之学。选胡氏子弟二人寄居学习礼仪，拨出官田五十亩供祭祀使用，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因此，东南一带，就是以法令长久养育人才；前面的池塘和环池水道，是为了彰明澄澈内心；后面的学馆，是为了表示应当遵循足迹而行；亭子题名“学”，是为了表示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建筑巍峨而严肃，是用形象来示人。这时士人都欢欣喜悦，经过祠堂的人相互说：“我们所学习的兵防、水利、农政、算术，哪里有像安定先生治事斋的教诲吗？五经、异论、文章技艺、义理精胜之学，哪里有像安定先生经义斋的教诲吗？”又说：“我们在实行义行方面，哪里有像安定先生循循善诱、雅正整饬的教化吗？”王君听见后说：“安定先生的学问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于是派他的门弟子林春、王栋到京城，询问甘泉子。甘泉子说：“好啊，王君问得好！好啊，王君问得好！安定先生的学问和教法，世人已经失掉了真传，而且同孔子的教法分成两途很久了，哪里只是今天才这样呢？孔门的教化都归于求仁，仁就是人心，也是天理。四科的排列，只有颜、闵、雍、耕等人得到它的宗旨，其余人不过是因材施教、各自成就罢了；难道说圣人的无类之教真有四种吗？安定先生正当声律辞赋浮华的弊病达到极点时，毅然兴起，把改变士人习气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开启濂、洛学派的传承；他的精神心术之微妙处，必定有一种不待言说便能使人信服的力量在其中运行。” 看他把“学”题在额上的考试，道德仁义的教诲确实有足以验证之处。至于经义、治事的科目条目，不过是他因材施教、使人有所成就的办法罢了。如果认为先生的道尽在这些科目中，岂不是糊涂了吗？圣人的学问，是心性之学。所以经义是用来明白心的本体，治事是用来明白心的作用如何通达于具体事务；体和用同出一源，怎么可以分成两途呢？这或许是先生创立教法的本意，却被世人失去了传承吧？如果不是世人失传，那就是先生的学问和教法已经荒废了。我有幸在百世之后领会到这一点，所以替他的乡里人士推究说明，希望他们不要最终与先生的教法分成两途。”王君说：“您已经教导我了。希望您把这些话记在石上。” 惺翁亭记 中丞泰和人罗子与甘泉子交情深厚。一天，他来到新泉精舍，说：“我忧虑当今世上的人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如同醉了、梦着了一样，因此丧失了本心，却没有人觉察。我自号惺翁，有一座亭子叫‘惺翁之亭’，想借这座亭子使自己觉醒，借这座亭子使自己清醒，希望您为我指示。”甘泉子说：“亭子在外面看起来像鸟翼张开，里面却空旷寂静。亭子有什么醉和梦？有什么昏和懵？有什么觉和惺？只是人自己醉、自己梦，自己昏、自己懵。只有您自己觉醒，自己清醒，这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又凭什么说是因亭而觉、因亭而惺呢！”有人说：“请允许我同您讨论‘惺惺’的含义，可以吗？”回答说：“可以。”问：“儒家说惺惺，佛教也说惺惺，那么儒佛所说的惺惺有区别吗？”回答说：“有。佛教所谓惺惺，是指心，所以只知道心而不知道性；儒家所谓惺惺，是指性，所以贯通心性而有所知，因此有区别。”问：“什么叫只知道心而不知道性？”回答说：“所谓惺惺，就是心，是指虚灵而有知觉。性，是心所生的道理，是浑然纯善的本性。佛教把心当作性，所以把知觉和运动称作性。”问：“有什么证据？” 回答：“佛教说‘一切蠢动含灵之物无不是佛性’，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贯通心性而有所知？”回答说：“儒者穷尽心而知性，所以把合乎天理、中正不偏的东西称作性。”“有什么证据？”回答说：“《中庸》说‘聪明睿智，足以通达天德’；天德，就是天理。程子说‘心如同谷种，仁就是它生长出来的本性’，也是这个意思。佛教把理和具体事务排除在心之外，所以佛教徒虽然自称清醒，最终却可能灭绝人伦、伤害教化；儒者把心与事务、百姓万物合在一起看作性，所以他的清醒是觉悟于天理，以先知启发后知，以先觉启发后觉，穷尽自己的本性，也穷尽万物人的本性。因此，君子的学问若能知道自己所以清醒的根由，就接近大道了。惺翁认为是这样吗？”于是把这些话记在亭上，时时告诫惺翁。己丑年三月十二日 弘斋记

译邵武诸生曾守约，字溥，为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弘”，向甘泉子请教。甘泉子说：“懂得天地万物一体的道理，就懂得什么叫弘。你能同我谈谈心性之图吗？”昆山陆廷评伯载鳌也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弘”，向甘泉子请教。甘泉子说：“懂得天地万物各有分别的道理，就懂得什么叫弘。你能同我谈谈心性之图吗？”陆子疑惑地说：“曾生问弘的道理，您告诉他一体；我鳌来问，您却有幸告诉我分殊，这是为什么？”甘泉子说：“唉！道理的弊病已经很久了。人们只知道大的才叫弘，却不知道小的也可以叫弘。《中庸》说：‘伟大啊，圣人的道！广大无边，生长养育万物，高峻达到天。宽裕广大啊！礼仪有三百，威仪有三千。’生长万物、达到高天而广大无边，是把万物浑然一体作为大；三千三百种礼仪威仪宽裕广大，是把各有分别合起来作为大。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穷尽弘道。难道你认为广大无边才叫弘，却认为宽裕广大不叫弘吗？难道认为天的高明才叫弘，却认为大地的博厚不叫弘吗？难道认为高明覆盖万物才叫弘，却认为博厚承载万物不叫弘吗？难道认为虚空才叫弘，却认为实在不叫弘吗？” 君子的学问，是智慧崇高而礼法卑下，达到至虚也达到至实。崇高象征天，卑下效法地。崇高，所以虚；虚，所以至大的德性由此产生。卑下，所以实；实，所以至广的事业由此成就。没有实在，就无法成就虚明；没有卑下，就无法成就崇高；没有事业，就无法充实德性；没有广泛的实践，就无法周遍其广大。你为什么不向天地学习呢！”问：“那么，这怎样与心性之图相合呢？”回答说：“观察大圈、小圈的形象，就知道天地合有其德，而弘道已经包含其中了。”陆子请求说：“希望先生把它记下，放在书斋墙上。”己丑年四月十六日 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记 公卿大夫士在南都做官，有的多有公宅；否则，好事之人有时会迎请他们来并安排馆舍。嘉靖七年，甘泉子以国子监祭酒转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公家却没有宅第，私下也没有地方供他居住。他到河东求租房，河东人三次来见，却三次推辞；又到河西求租，河西的宅子只给他前面的房屋，却不把后面的内室给他。于是暂时寄居在门人史氏的园圃中，这就是新泉精舍。甘泉子对尚书白楼吴公说：“邵康节诗说：‘我的房子虽小，也足以安身，姑且免得轻易去做租房居住的人。更有世上没有房子住的人，只能向别人门户乞求些温存。’难道能因为身为天官的副职，就去租别人的房屋求取寄人篱下的温存吗？”于是谋划用缺额官署皂隶的剩余钱一百五十六两，买下薛氏在锦衣巷的住宅，作为右堂公宅。宅第背向兑方之阴、面向震方之阳。前面大门九楹，稍向里面西边是二门一楹，再进去西边是厅事四楹；厅事北面是书房四楹；再从厅事向西，是房室六楹；房室北面是辅室二楹；旁边南北有两翼，北翼为库房四楹，南翼为厨房，楹数与之相称。房室南面的窗户旁有井，井后面是园子，园子西面有小室若干楹。宅第纵深二百五十有五尺，横向前面一百三尺，后面一百五十有八尺。这就是右堂公宅的大致情况。于是，已经毁坏的姑且修葺，倾斜不正的加以扶正，如此而已，不追求华丽。有人说：“这样简陋，怎么办呢？”我回答说：“难道不胜过租房寄居、向人求取温存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白楼公说：“如今你已经有宅子了，又还应当想些什么呢？”甘泉子说：“住在这宅子里的人，应当想到天下没有宅子的人，这就可以了。”又问：“已经有居所了，还应当想些什么呢？”回答说：“居住在这所居所里的人，应当想到天下没有居所的人，这就可以了。”又问：“已经有房室了，还应当想些什么呢？”回答说：“进入这所房室的人，应当想到天下没有房室的人，这就可以了。”又问：“既然已经有宅、有居所、有房室了，还应当想些什么呢？”回答说：“住在这宅子、居所和房室里的人，应当想到要同天下人一起住进天下最安稳的宅子，一起住进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使精神遨游于大道之境，进入道理深奥的堂奥，而不要琐琐屑屑地租住别人的房舍，只为在别人门户之下苟且求得温存。如今天下的人，不求自己建立宅第、居所和房室，却只在意仿佛追随他人的形迹和言说的人太多了。这样一来，又与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白楼公说：“我要把这些话记在厅壁上，告诉后来的君子，使他们知道得到它的艰难，以及谋求保守它并不难；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在这里居住、建宅、置室。”嘉靖八年，岁在己丑，四月二十八日。南京上元县程明道先生书院记

译圣人的道和圣人的学，只有一个罢了。道为什么说是一？就是仁。学为什么说是一？就是敬。仁，是说它的本体；敬，是说学习它所下的功夫。由功夫进入大道，进入便成为贤人，成为贤人便成为圣人，成为圣人便与天相合，与天相合便神明，神明便能化育万物，这样圣学的功业就完成了。这个道理自古不变，自古不变的就是天；有时显明、有时晦暗，则是时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乱臣贼子兴起；孔子出生，作《春秋》，诛斥乱臣贼子，大道于是彰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杨朱、墨翟兴起；孟子出生，排斥邪说，拒绝杨、墨，大道于是彰明。孟子去世后，圣人不再出现，佛、老之说兴起；程伯子出生，排斥佛、老，大道于是彰明。明道先生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却是我自己体认出来的。’大概他自己所得的确实很多。因此，用“天理”来说仁，用“体认”来说敬。从前孔门的教导，只是求仁。孟子说：‘仁，就是人心。’明道说：‘仁者把天地万物浑然看作一体。’这样，仁的道理更加明白。孔门的学问，只是敬罢了。孟子说：‘必定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望结果；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明道说：‘不加一丝一毫的人力。’又说：‘专一不二就叫敬。’所谓不加一丝一毫的人力，就是专一不二，于是敬的学问更加明白。那么，前代圣贤所蕴含的道理，如果没有明道先生就不能穷尽；后世学习者的准则，如果没有明道先生就不能端正。自此以后，虽然世道时有明有暗，人们时有离合，但有先生作为指南，迷失方向的人就可以取法了，他继承前人、开启后来的功绩，不也很大吗！有见识的人说，先生的道如同日月悬在天上，如同水流布于大地，如同和气覆盖万物，无所不到。上元县是先生任主簿、施行政教并受其感化的地方，也是留下善政善教、寄托精神心术的地方，精灵在这里聚集，不能没有书院和祠宇来安顿先生的神灵，并寄托后学的思念。原来已有先生祠，但匾额低矮狭窄，不足以相称于他的德行，于是在三山街大功坊南面测量土地营建：前面是门和牌楼，第二进是仪门，内为三间祠堂，左右为配房；再后是五间讲堂，左右有庑；讲堂后面是阁，阁上收藏经书，阁下为房室，左右有庑；西面是射圃，射圃中有亭；再向西是四段相连的廊屋，每段十间，共四十间，用来安置学子。再向西偏南建连楼，用来收取租金，供给书院的费用。这项工程，凡是由公用财物支出的部分，起倡于前任督学卢君焕，创建于现任督学御史刘君隅，完成于新任督学某君。一千多年所缺的典制，竟由三位前后相继修复，难道不是旷世的一大快事吗！君子来到这里，可以由此懂得仁。因此，观看这座建筑，就应当想到上天没有什么不覆盖；踏上这里的台基，就应当想到大地没有什么不承载；观看这里的栋梁、楹柱、椽桷、堂室、楼阁、庑廊，就应当想到万物没有什么不具备于我自身；进入它的门，如同面对大宾，可以由此懂得敬。因此登上这座讲堂，心中应有端庄中正之意，内心正直而外表方正；进入这间房室，心中应有即使独处屋漏之下也不惭愧的意识；作为主人，内心应清醒警觉，使所有栋梁、楹桷、堂室、庑阁都兼能照见并保存这种精神。用仁来体察，用敬来存守，仁敬一致，体察和存守在心中不忘。那么居住在此地的人，就可以无愧地拥有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了。恭敬地把它刻在石上，以迎接求学之士。嘉靖八年五月十日 南京刑部广东司题名记

译天子建立天下共同遵循的准则，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分掌政务、治理百姓，于是设立刑部，专门掌管国家的禁令，以辅助五教。刑部的长官是尚书，副职是侍郎，古代称为大司寇。刑部开始分为十三司，各司长官是郎中，副职是员外郎、主事，古代称为小司寇。设置官职并不只是为了具备官员，更是为了彼此参照、共同端正。《尚书》说：“百官彼此以师法相待。” 又说：“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和衷共济吧。”因此要交互参验，以穷尽事变；错综考察，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然后才能彼此师法而和衷共济。和衷共济，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郎中说“可以杀”，员外郎说“可以不杀”，主事又说“可以杀”，像这样决定杀人，杀戮就不会滥用。郎中说“可以不赦免”，员外郎说“可以赦免”，主事又说“可以赦免”，像这样决定赦免，宽宥就不会放纵。然而如今分职办理案件并非古制；人的情感容易偏颇，而好恶是非很难保持公正，难道可以分开办理、由一人独自决定吗？人的感情难以独断，却容易因私心而偏颇的原因有五种。《吕刑》说：“五种过失的弊病，只是由于官势、财货、女谒、请托、报复；这些罪责相同，应当审慎地处理。”所谓官，是说权势；有的人畏惧权势而屈法，有的人厌恶权势而过度执法，都是不对的。所谓货，是说财富；有的人贪图贿赂而屈法，有的人因为嫌恶富人而过度执法，也都是不对的。所谓内，是指女子进言请托；所谓来，是指有人前来请托；所谓反，是指报复。因为请托而屈法，固然不对；因请托而迁怒、加重处罚，也不对；难道没有下情不能自行上达的情形吗？为了报复怨恨而加重刑法，不对；因为担心被怀疑有报复的迹象而姑且放纵，也不对；难道可以没有公平正大的原则吗？这五种情况，都是人情的偏私。假使让三个人共同参议，让五个人交互参验，那么即使有偏私的人也会少，即使有不公、不平、不合中道、不合正道的情况也会少。南京刑部广东司不同于其他各司，它所管辖的地方还包括京畿；涉及权势、财富、女谒、请托、报复的人和事，无不都有，因此最容易被外物夺去本心，感情尤其容易偏私而难以中正。唯独这里由郎中、员外郎、主事分理案件，这种旧制流传已久，时间久了便难以改变。一次改变而恢复古制，是上策；僚属之间公正听取意见并广泛询问，是次策。郎中审理的案件有疑问，必须拿来同员外郎商议，再同主事商议；主事审理的案件有疑问，必须同员外郎讨论，再同郎中讨论；究竟判生还是判死，只依据道理，不依据个人意愿，这就叫合乎天德。此司过去没有题名碑，从今天的郎中萧君漳、员外郎刘君汝輗、主事田君汝成、卢君应祯开始才有题名。郎中从戴诚到萧漳共五十四人，员外郎从陈良善到刘汝輗共七十五人，主事从龚衡隆到卢应祯共一百零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人〕 把他们排列出来并题写姓名，是为了考察他们的实际表现，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指着说：“某位郎中贤能，某位郎中则不贤；某位员外郎贤能，某位员外郎则不贤；某位主事贤能，某位主事则不贤。”某人能够协和同僚而成就政务，难道不会使人产生仰慕之心吗？某人偏执而败坏官职，难道不会使人产生警戒之心吗？那么设置题名碑，是要治理人的内心，使之通达义理。内心端正而义理通达，彼此端正而和衷共济，然后才能没有那五种过失，从而辅佐天子奉行天讨，与天德相配，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四位君子说：“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告诉后来的人。”嘉靖己丑年七月二十八日 湖州府胡安定先生墓田记

译嘉靖三年，太守冯君曾开始到湖州任职，于是查考图志；同知何君也主持政务，说：“从前宋代，泰州人胡翼之、安定先生来到苏州、湖州教学。如今本郡人士懂得礼义之道的，都承受了他的遗风影响。我们实在继承着教导养育百姓的责任，难道可以忘记这种教化的源头吗？”于是向里正发誓说：“他的墓在道场山麓，守墓的田若干亩；在某里的若干亩，在某里的若干亩，都要如实向我禀报。你们有不禀报的，就有固定的惩罚。”这时胡氏后裔联芳把坟墓被侵占的情况禀告府衙，府衙完全查清了情况，田地全部恢复，墓地也可以守护了。中丞陈公凤梧巡抚来到本郡，亲自拜谒墓地，看到亭堂毁坏，命令重修，于是又加厚封土，亲自拜祭。此后经过墓地的人一定说：“某项水利、某项农桑事业，都是这位先生治事斋的遗教。”又说：“某种读书治史、某种文章技艺，都是这位先生经义斋的遗教。”这样做不是很好吗！又有人说：“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载。”于是通过何君，请我为此作记。有人问：“为什么要作记？”回答说：“为了保存墓田。”又问：“为什么要保存墓田？” 回答说：“为了保存墓地。”又问：“为什么要保存墓地？”回答说：“为了保存先生的道。”田地保存，墓地就能长久不荒废；墓地保存，人们就能长久思念贤人。所以田地保存，墓地就保存；墓地保存，先生的道就保存；先生的道保存，本地人士就会遵循教化；本地人士遵循教化，争斗诉讼就不会兴起；争斗诉讼不兴起，乡里就和睦；乡里和睦，祥瑞就接连到来，百谷就繁茂丰盛，这就是守令的职责。有人说：“先生的道，久而久之已经隐没了。如果想保存田地、保存墓地，哪里比得上阐明先生的道，教导本地人士，使他们仰慕而亲近先生？这样墓田就可以像现在一样长久，也可以像先生的道一样长存，那么为什么不谈论他的时代和事迹呢？”甘泉子说：“自安定先生的时代以来，流传先生教道的人已经失去了真传，并且同孔门之教分成两途很久了，哪里只是今天才如此呢？孔门的教化都归于求仁，仁就是人心，也是天理。四科的名目，不过是记载那些因材施教而有所成就的人罢了，难道圣人的无类之教果真只有四端吗？像安定先生这样的人，正当伊洛之学尚未兴起，而声律、辞赋、骈丽的浮华已经达到极点时，毅然兴起，把改变士人习气作为自己的责任，天下人于是共同跟随他，恢复到质朴的根本。” 所以一时之间士人的习气发生改变，变得循循有序、雅正整饬，不必询问也知道是他的门弟子。如果不是他的精神心术之微妙处，有一种不待言说便能使人信服的力量在其中运行，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至于经义、治事的科条明明存在，如果便认为先生的道尽在这些条目中，又把它上达朝廷、传播天下，作为法式规范，岂不是糊涂吗？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科条至今仍然存在，而循循善诱的教化却终于不能恢复，这是为什么？可见真正诚心感人的力量，而不是教法形式的完备，已经完全可以辨明了。圣人的学问，是心与事务合而为一的学问；所以经义是用来明白心的本体，治事是用来发扬心的作用，并使它通达于具体事务；体和用同出一源，怎么可以分成两端呢？这或许就是先生创立教法的本意，只是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我有幸在内心会通了这种共同的道理，所以恭敬地向湖州人士说明，使先生的道人人都从心中明白，这样墓田即使不专门守护，也会自行求得保存。过了五年，记文才完成；如今继冯君之后治理湖州的是某君。某君啊，希望你不要忘记冯君的志愿，继续修治这件事，以惠及本地人士啊！己丑年秋八月初一日 绩溪县修儒学两庑贤像田租记

译绩溪县令、惠州人黄君锦任职后，询问首先应办的事务，于是查考图记，察看学校的基础，说：“孔子庙为什么要从西南改迁到中央？”回答说：“西南方位有偏，所以迁到学宫中央。孔子的道，是众多圣人共同的中正之道。”“西南原来是庙址，为什么要改建文公祠？”回答说：“文公是辅翼孔子之道的人，所以把他的祠堂安排在右侧。”“明伦堂为什么避开学宫中央的孔子庙，改建在东北的祠址？”回答说：“这里山川明丽秀美，众多美好景物汇聚，适宜用来培育人才；又可以表示诸生应当践履文公遗留下的足迹，以通达孔子的道。”“营建这些建筑的是谁？”回答说：“从前正德壬申年，掌教、如今担任御史的敖君钺主持此事。他把情况禀告熊太守桂，并上达抚巡、督学，才得以完成。”“修葺两庑并塑造贤人像，最初是谁倡议的？”回答说：“嘉靖己丑年夏天，巡抚高安陈公祥察看宫墙，进入文庙，说：‘可以安顿圣贤的神灵了。’登上明伦堂，又说：‘可以培育人才了。两庑毁坏，群贤没有居所，怎么可以呢？因此我来修缮梁栋、椽桷、砖瓦的倾圯。’ 又说：‘群贤诸儒已经有了居所，但神像不设置，众多士人没有瞻仰的对象，怎么可以呢？因此我来塑造从祀的群贤诸儒像。’又说：‘群贤已经有居所，众人已经有神像可以瞻仰，但没有固定的田产来长久接续修缮，怎么可以呢？’诸生张孟元、汪金等因此请求，把清隐废寺田租每年五十余金的收入拨出，并说：‘排斥异端以尊崇正道，谁能说不对呢！’于是请求获准，由县库拨款增加寺田租收入，督学临川章君衮也拨出县中缺额官员的款项来资助。这样，学校的规制秩序井然，两庑毁坏之处焕然一新，塑设的神像高大庄严。诸生开始都受到观感而振奋兴起，长久地遵守奉行，循着群贤的足迹进入圣人的门庭，修治学校的功效由此更加宏大。”“奉行此事并赞助费用的有谁？”回答说：“太守南君寿、同知高君应祯、通判林继贤；负责筹划经费的是高君。”“监督工程的有谁？”回答说：“义官、医官胡廷▯、胡琦；教谕文君宗颜、训导王君惟孝、白君永昌也都勤勉地督察视察。工程开始于己丑年十月某日，至庚寅年某月某日完成。” 黄君说：“各位君子共同完成了这件事的始终，使它流传给后人，不可以没有记载；而且不可以没有训诫，用来启发后人。”于是通过进士郑君恭，请甘泉子作记。甘泉子说：“从前子贡说，孔夫子的墙有几仞高，不能找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备。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是很少的。如今诸生能够居处在高达数仞的宫墙之中，每天看见宗庙的光辉，仰望群贤的盛美，优游于仁义礼乐的府库，却不知道自己从哪一扇门进入，这就叫行动不显著、习惯不察知，能够说是善于学习吗？然而圣人的道难道很难吗？它的门难道很远吗？诸生应当自己反省、自己思考、自己有所心得，不要使这所学校徒然设置。”庚寅年六月二十日 新建点视营务公署记 大明建都北方，以居高临下的形势驾驭四方，于是开始设置京营，使大小营伍彼此联络，如同人的一身血脉，使全身各部都相互保卫维系、相互呼应。也就是说：“考察你的军队，权衡形势的轻重。内部力量强、外部力量弱的国家可以称王，外部力量强、内部力量弱的国家就会荒乱。军队力量的强弱，要看平时的训练；弱小的可以使它变强，柔弱的可以使它变刚强。即使是微小的狼兵，敌人也不敢触犯；即使是宫中妇女训练出来的军队，也可以使孙武式的军队声势张大。”所以政令得到执行、训练纯熟，军心便能统一。因此设置团营，以司马为主，以侯伯参与，以太监监督，以科道官考察。科道官的考察弹劾，是用来振作松弛、激励懒惰，使军心统一；该劝勉时加以劝勉，该威慑时加以威慑，从而使其不致败坏。过去天顺年间，每月更换科道官；成化年间，则半年更换一次。到了嘉靖乙酉年，诏令规定：从今以后，必须由有威望才干的科道官担任；必须接受皇帝的玺书，才可以任事；必须三年才更换；必须根据军务的兴废来考定优劣。于是任职更加重要，法令也更加严格周密。这些制度，确实都是我圣明皇帝首先制定的，也确实是辅臣杨一清首先倡议的。后来给事中史立模离任，王汝梅继任，他又与御史王继礼商议说：“事情办得好，还不能没有专任其事的人。已经有了专任的人，还不能没有严整的办公地点。” “已经有了严整的办公地点，还不能不靠近营务而便于亲自管理。”于是请求把咸宜坊大顺圣寺的废址，确实就在团营十里之内，改建为官署。中间建厅事若干楹，厅事后建堂若干楹。前面建仪门，门前东西两侧建房屋若干楹，收取出租所得，作为柴薪茶水的供应。东面又建退思堂若干楹，堂旁东西两侧也各建房屋若干楹。大概是要在这里收藏簿籍，在这里发布号令，在这里考察勤惰，在这里施行刑赏，在这里会集处理军政事务。王汝梅升迁后，王准继任，他又与王继礼商议说：“事情已经办好了，人员已经专任了，地点已经严整而且邻近了，但不能没有权力。”于是请求颁给关防作为凭信，希望政令能够施行，弊端能够革除，这样以后法制才算完备。不久王准离任，魏良弼继任。自从王侍御受命以来，先后更换了四任宦官和监督官员，由史君、两位王君到魏君，到如今才开始志向相同、道路一致，营务因此振作起来。《易经》说：“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足以切断金属。”不是这样吗？如果十二营队士卒的志向都像这两位君子一样，那么士卒的志向就统一了；如果各营将领的心志都像这两位君子一样，那么下级将领的志向就统一了。如果六军统帅的心志都像这两位君子一样，那么大将的志向就统一了。这样一来，军队上下联络贯通，如同人的一身，本支彼此呼应，快如呼吸；大军难道会有不强盛的，京师难道会有不稳重的吗！这就是科道官振作弘扬军务的功劳之所以伟大。两位君子请我写下这篇记，用来告诉后来到这座堂任职的君子，希望他们对这些有所感悟。嘉靖庚寅十月二十五日 迂冈书院记

译迂冈书院，是明代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伦迂冈先生安置神主、收藏遗书的地方，由他的儿子山西道监察御史以谅、翰林修撰以训、乡试中式的以诜以及儒士以某所建。书院在粤秀山，粤秀山在广州城内北面，北面倚着北城；北城以东是镇海楼和元公祠；再往北，城外是粤王台；再往北是白云山；再往东北二百多里是罗浮山。山脉蜿蜒而来，如龙跃凤翔，钟灵毓秀于广州。御史兄弟选定了这里，于是向百姓购买地券，向官府购买田券，以此建立教化的基础，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产业，使先代文人的美德不致坠失。于是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建正堂六楹，共五间，用来安置祭祀。前面建左右两翼，用来收藏祭器。再前面建东西台阶和石栏杆。再前面建方亭，子孙在此拜祭，左右种植松树、梅花、花卉和竹子作为荫蔽。再前面建前堂，楹数与后堂相同，高度、宽度相称。左边通向斋明所，右边通向神厨斋；斋明所若干间，神厨斋的规模与之相称。再前面建大门三间，门堂之间建楼，数量与大门相同，用来收藏先人遗留下来的书籍；这就是书院因此建立的缘由。再前面建月池，池中养鱼，供制作鱼脯肉酱之用，四周种竹子作为荫蔽。再前面建牌坊，设置家塾。再前面有田地若干亩，作为书院的守产。工程开始于嘉靖乙酉年夏天，到戊子年秋天完成。书院建成后，背靠北面、面向南方，占据粤地而俯瞰大海，居高临下，广州都会的胜景环绕四周，一抬眼便全都收入眼中。于是山仿佛更加高峻，河流仿佛更加深广，日月仿佛更加明亮。仿佛居于中央而四方尽在眼前，仿佛看见万物流动而无所停留，仿佛看见万物有推移有夺取而有惨淡有舒展，仿佛看见万物各自分群而又彼此会合；草木鸟兽仿佛更加欢悦，广州士人每天前来歌咏游玩。御史君在家侍奉太夫人，嘱托殿撰君请甘泉子写记。甘泉子叹息说：“迂冈先生是我的朋友。先生凭借聪颖敏捷的资质、温和文雅淳厚的品德、博学通达的才华，考中会试、殿试第一，负有成为辅弼大臣的声望，却没有充分施展胸中的抱负便早逝了，知晓他的人都感到遗憾。然而人们常常忧虑德行、地位、声名和寿命难以全部具备：有了声名，又担心没有相应的德行；有了德行，又担心没有俸禄、地位和长寿；有了地位、俸禄和长寿，又担心没有后代。如今先生声名和德行未能充分施展，却把地位、俸禄全都留给了后代；而御史、殿撰等贤能的后嗣又能承继他的声名和德行，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如今又建立书院来求得他的流传，那么百世之后就仿佛先生仍然在世了。”有人问：“设置书院，是为了传承经书。希望听听它传承的内容。”有人说：“先生曾经说：‘我从《易》中得到的是时机；从《书》中得到的是中正；从《诗》中得到的是人情和物理；从《春秋》中得到的是是非；从《礼》《乐》中得到的是和与敬。’君子说：‘伦先生这样理解经书，真好啊。’先生说：‘你认为这已经到极致了吗？还没有。我曾听君子说过：你认为和与敬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仪式、文饰、节制和节奏的详备。是非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褒贬、赏罚的意义。情理、时机、中正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所以才有比兴的发端，有阴阳刚柔的变化，有精一皇极的铺陈。因此六经都是由内心产生的。所以修治内心来理解经书，那么全部经书都在我这里了。’”甘泉子听了说：“说得好！伦先生这样理解经书，确实高明。然而道无处不在：记载下来就是六经，显现出来就是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我的心。那么书院的胜景，是居于中央而四方尽在眼前；看见东西南北都拱卫着粤秀山而尊崇它，万物各有方位而我的心没有方位，这就仿佛可以由此发明我心中完整的《书》之义了。从万物流动而不停留之中，可以看见山耸立、河流动、日月往来，在我眼前交替运行，这就仿佛可以由此发明我心中完整的《易》关于时机的意义了。从人们歌咏游玩之中，景物欣欣向荣，人与鸟彼此呼应，人情物理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这就仿佛可以由此发明我心中完整的《诗》的性情了。从时令景物的推移、夺取以及惨淡、舒展之中，可以看见顺应变化的昌盛、违逆变化的灭亡，看见与之相合、夺取它，使之生、使之死，每日都显现于眼前，这就仿佛可以由此发明我心中《春秋》的完整是非了。从万物各自分群而又彼此会合之中，可以看见高深上下，向上极于天空，向下临于大地，万物不断化生，保持和合而凝聚；那么我心中天地的大礼大乐，难道不在这里完整呈现了吗？因此，以研治经书来修治内心，体察天地万物的内蕴，并与它们合为一体，那么全部经书就在我心中了。”殿撰君说：“六经发源于圣人的内心，那么我的心与天地万物，就是六经的大全。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永远作为书院的规约。”嘉靖十年八月一十日 白沙书院记

译嘉靖九年某月某日，侍御孝丰吴久祥奉命出任广东巡按。甘泉子与他有交情，说：“使君要出发了。希望您有所作为，把移风易俗放在首要位置，不知您是否有此意？”吴君说：“是，是。”第二年二月某日到达广东，任职八个月，刑狱事务已经治理，于是整顿教化，召集许多士人来到庭前，说：“凡是教化的事情，有可征验、可取信、容易遵从的人，没有比乡先生更合适的。像乡先生白沙陈公，是我朝正学的宗主，天下后世还将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并推论评说他，何况他的遗风余韵还存在于乡里，后生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自受其熏陶呢！应当在崇报寺旧址上创建并修葺白沙书院，把他的孙子、新会儒学生畬改任广州府学，并补助他的廪禄来守护祠堂；又拨出废寺中肥沃的田一顷四十四亩，供奉祠祀之用。一举而可以排斥异端、扶持正学，用来教化乡里、感化天下，并流传给后世，这也是巡行观风者的首要职责。过去甘泉子曾经倡议此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过了几个月，书院建成，共建房屋若干间，木石砖瓦等材料若干，工役若干。于是有祠堂和房屋来安妥神灵，有正堂来施行教化，有廊庑来安置学生。学生来到这里，可以居处治学，可以游览，可以休息，可以从容涵泳，深入探究先生的道理；登上正堂、进入内室，仿佛严然看见先生仍在世，隐约如同看见他的仪容，听见他的咳嗽声，亲自接受熏陶。这样可以使人的内心善良，彰明正道，扶持世间教化，改变风俗，把这个时代推到唐、虞三代以上的境界，使礼义兴盛、诉讼止息。这样以后，人人都会知道吴君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极大，而且远远超出簿书刑法所能达到的范围。有人说：“先生的道是什么道？侍御如此殷切地表彰它，究竟是什么用心？”甘泉子说：“先生的道就是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周、程的道就是孟子的道；孟子的道就是孔子的道；孔子的道就是文王、武王、禹、汤的道；文、武、禹、汤的道就是尧、舜的道。”又问：“道在哪里？”答道：“道产生于心。《礼记》说：‘人是天地之心。’因此上下四方的空间、古今往来的时间，同一个天地，同一种气，同一颗心。所以尧、舜的心就是禹、汤、文、武的心，禹、汤、文、武的心就是孔子、孟子的心，孔子、孟子的心就是周、程的心，周、程的心就是白沙先生的心，白沙先生的心就是侍御吴君的心。本来没有两种心，也没有两种道，只在于能否觉察并保存它罢了。不然，侍御出生在几十年以后、相隔几千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呢？”又问：“请问白沙先生的心和道，究竟在哪些地方与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心和道相合？”答道：“先生曾对我说：‘千古以来，孟子所说的不要忘记、不要助长、不凭人为用力，这就是无所不在而又无处不显，以自然为根本，是天地中正的法则。’世上那些拘执于有的人认为它过头，沉溺于空的人认为它不够，哪里足以认识先生中正之心的道呢？所谓心，就是天地之心；所谓道，就是天地之理。天地之理没有别的，就是我心中中正而纯粹精微的东西。因此称为‘中’、称为‘极’、称为‘一贯’、称为‘仁’、称为‘仁义礼智’、称为‘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境界’、称为‘浑然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都是天理，已经把它说尽了。尧、舜、禹、汤、文、武所说的‘惟精惟一’、‘无偏无党’，就是孔子所说的‘敬’；孔子所说的‘敬’，就是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 孟子的“勿忘勿助”，就是周、程所说的“一”，就是在不忘记、不助长之间处于恰当的位置，而不借助丝毫人为力量。程子所说的“不借助丝毫人为力量”，就是白沙先生所说的“自然”。这些都叫作“体认上天的道理”。所谓自然，就是上天的道理；所以学习达到自然的境界，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道理就全都包含了。扩充先圣的道理，使后世之人觉悟，为天地确立心，为百姓确立命，为往圣继承中断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这功劳难道不伟大吗！后世之人想求得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学问，向白沙先生求取即可。并不是只向先生求取，而是依凭先生的话，反过来在自己本来具有的心体中求取，并由自己获得。千圣千贤的道本来就存在；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的心，以及侍御振兴正学的心，都不可忘记。我若水出生得晚，尚且有幸入门，亲自接受教诲，所以书院建成时，便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使后来的人还能够在这里有所考察。” 嘉靖壬辰四月二十二日 五经馆记

译甘泉子说：“五经的道理，所达到的境界是同一的。为什么说所达到的境界相同？五经都发源于内心，所以能够用来养心。现在天下万物，凡是得到天地元气而生成的，都能够滋养元气。为什么呢？元气就是中气，天地与人与物本来就是一体。凡是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气，都能够滋养人的气。饮食的道理，是要用来养气，并不只是把糟粕填进肚子而已。所以五经的道理，是圣人内心精纯专一的精神。如今舍弃圣人精纯专一的内心，只讲语言文字的记诵，就像舍弃天地生物的元气，只取糟粕来填饱肚子，这能用来养生吗？”有人说：“这确实如此。但一定要五经齐备，圣人的精华才可以用来养心。”答道：“你认为必须百物齐备以后才能养生吗？我听说古代有人只服食一种东西就可以养生，难道在于种类多吗？后世的物品一定追求多，多了就杂，杂了气就涣散，气涣散了寿命就不能长久。因此从前伏羲出现而画卦时，《易》的道理才开始创立，还没有完备，哪里有《书》呢？然而伏羲的道已经具备了。尧、舜、禹、汤、文、武相继兴起，后来《书》才完备，又哪里有《诗》和《春秋》呢？然而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已经具备了。等到孔子出现以后才有《诗》和《春秋》，又哪里有《礼》和《乐》呢？然而孔子的道已经具备了。《礼》《乐》是不完整的经书。那几位圣人的道没有两样，难道说几位圣人一定要等五经全部完备以后，才可以成为圣学吗？天地间的百物，物物都同具这一元气；圣人的五经，经经都在说明这一道理。天地没有两种气，圣人没有两种理。因此懂得天下古今这一道理没有两样，才可以同他谈论经书；懂得圣人经书的精华可以养心，才可以同他研治经书。对于道，也就已经领会过半了。跟随我游学、讲习圣贤之学的人中，有东莞任柱。他治理舞阳县时，百姓安定，吏治清明，于是向方伯禀报，请求创建五经馆来教育县中的众多士人，以此承继君上的恩德。我听说后很高兴，便为他们说明研治经书的道理，作为对众多士人的训诫。嘉靖壬辰夏五月十日 《泉翁大全》卷之二十八 文集 门人江都沈珠等校刊 记 琴川记 琴川子出生在琴川，成长在琴川，领会了琴川的道理，于是号称琴川子。有一次偶然向甘泉子请教，甘泉子茫然不知琴川是什么，不敢开口，五年后琴川子又来询问。甘泉子说：“琴是什么含义？川又是什么含义？”琴川子说：“我曾经仔细考察过琴川。它横向展开，形状像琴，所以用‘琴’来说明它的形状；‘川’则是说它像琴弦。”甘泉子说：“是什么意思？”琴川子说：“某一条河叫宫，某一条河叫商，某一条河叫角，某一条河叫徵，某一条河叫羽。”甘泉子说：“好啊。像琴川子这样的人，将来可以和他共同治理天下，使百姓和谐。我不懂琴，只是居住在甘泉洞中的泉叟。我曾经从泉水的声音中有所领悟，推演这个道理，大概也可以与琴川的意义相契合吧！有的水声深沉，像土一样，那是宫声吧；有的水声肃穆，像木一样，那是角声吧；有的水声铿锵，像金一样，那是商声吧；有的水势蓬勃，像火一样，那是徵声吧；有的水声清越，像水一样，那是羽声吧！然而它们同样都是泉水。推演这个道理，不只是河川之琴如此，我心中的琴也可以明白了。从前舜制作五弦琴，歌咏《南风》诗，诗说：‘南风多么温暖啊，可以解除我百姓的怨愤啊！南风来得多么及时啊，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富啊！’琴只是声音，和解除怨愤、增加财富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声音与气机相互感应、彼此寻求一致，所以可以由此知道心琴的道理。琴的作用真大啊。《礼记》说：‘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徵代表事，羽代表物。’这是君臣、民物、政事的纲纪。声音的道理，难道是小事吗？邹忌子说：‘大弦浑厚而有春天般的温暖，是君；小弦清劲而折奏清越，是相；弹拨深沉而放弦和畅，是政令；五音调和而鸣，大弦小弦互相补益，回旋邪曲而彼此不相伤害，是四时。反复而不紊乱，是用来使治理昌盛的；连贯而直达，是用来使国家存续的。’所以说：琴音调和，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没有比五音更好的了。”甘泉子说：“俗话说：‘大弦弹得太急，小弦就会断。’这真是善于譬喻。因此五弦和谐，大小各守其职，君子以此效法，自强不息；在内修养德行，在上辅佐皇极。民风就会改变，万物就会顺从其规律，政事不会有差错，八方传播和平，四时依次运行，天下化入中正之道，四灵前来归附，这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琴川子洒然领悟，说：“像这样内容多么广博啊！请让我记下它，用来告诫那些治理政事的人。”嘉靖壬辰年六月十三日 稽勋清吏司题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