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译对于追求利益而违背道义的人，又必定依据法令施加刑罚来禁止他们，使他们在财物方面，彼此有无之间不能以不合道义的方式相互侵夺；在言辞方面，名号称谓之际不能以不合道义的方式相互扰乱；至于凡是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没有不各自得到恰当安排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啊。唉，圣人体现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穷尽教化养育百姓的道义，谁还能超过这个呢？先代儒者说《易经》的事业都包含在这三句话里了，臣愚昧地认为，人君承受天地的使命，居于君主和师长的地位，所以体现天地之道、施行仁政、确立道义以守住其地位的，确实不外乎这三者罢了。恭敬地将《大易》中的这些话记载在总论朝廷政事篇首，作为献给帝王的宝贵建议。
《书舜典》：询（谋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方诸侯之事），辟（开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朱熹曰（《书传》虽蔡沈作，然二《典》《禹谟》皆其师朱熹是正，今仿真氏《读书记》标其师名）：“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人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远之侧、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起也）庸（事功也）熙（广也）帝（尧也）之载（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职），亮（明也）采（庶事）惠（顺成）畴（庶类）？”佥（众也）曰：“伯禹作司空（佥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时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弃（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饥，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时百谷。”
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亲（不相亲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不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在宽（谓宽裕以待之）。”
帝曰：“皋陶（亦臣名），蛮夷猾（乱也）夏（华夏），寇（劫人曰寇）贼（杀人曰贼）奸（在外曰奸）宄（在内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畴（谁也）若（顺也）予工？”佥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畴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泽薮也）草木鸟兽？”佥曰：“益（亦臣名）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佥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乐教胄（长子）子。”帝曰：“龙（臣名），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曾巩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龙因人之让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后可宅百揆，知礼而后可典三礼，知道、知礼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鸟兽，则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礼乐命令其体虽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举而当秩宗之任，则其所让之人必其中于典乐、纳言之选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旧职而已。”
译《尚书·舜典》记载：向四岳咨询（谋，即咨询），四岳是官名，由一人总管四方诸侯的事务；打开四方的门，使四方看得清楚，使四方听得明白。
朱熹说（《书传》虽然由蔡沈所作，但《尧典》《舜典》和《大禹谟》都经过其师朱熹的订正，现在仿照蔡氏《读书记》的体例标注其师的名字）：“舜在告祭宗庙即位之后，便向四岳之官咨询治国之道，打开四方之门以招揽天下的贤才俊杰，扩大四方的视听以决断天下的壅塞蔽障。”
臣按：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四方之中，东西南北都以此作为准则。君主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耳目的见闻是不周全的，人不能全部认识，事不能全部知晓，所以必须选拔大臣并信任他们，让他们搜访人才，疏通壅塞蔽障，时常咨询谋画以求得治理。朝廷政治中，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壅塞蔽障。所谓壅塞蔽障，就是贤才没有途径自我通达，下情不能向上通达。贤才没有途径自我通达，那么国家政事就没有人共同治理，天下百姓就没有人共同治理；下情不能向上通达，那么民间的利弊无从知晓，官吏的好坏无从听闻，天下就会一天天趋向混乱。从前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天下举人到京师的，李林甫担心他们攻击自己的短处，请求考试一个都不录取，于是以“野无遗贤”为由向皇帝祝贺。杨国忠为宰相时，南诏用兵，战败死亡数万人，反而以捷报上报。此后世人主任用非人，不能做到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看得清楚、使四方听得明白，这是明显的效验，于是导致天宝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灭亡。臣愚昧地认为，治乱的根本固然在于壅塞蔽障，而导致壅塞蔽障的原因尤其在于委任的人选不当。谚语说：“一根手指挡在眼前，泰山也看不见。”奸臣在天子左右，他们用来蒙蔽天子的手段岂止是一根手指呢？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凡是布列在近处、见闻可及的人尚且不能自我通达，何况那些疏远偏僻、幽隐细微之处的人想要自我通达于九重宫阙之上，就难了。唉，帝舜这四句话真是万世帝王治理天下的良药，遵循它则治，违背它则乱，希望英明的君主留心省察。
舜说：“咨，四岳。谁能够奋起事功，光大尧帝的事业，使之居于百揆（如宰相之职）的位置，使庶事明达顺成？”众人说：“伯禹担任司空（众人说伯禹担任司空可以居于百揆之位）。”帝说：“好，咨禹，你平定水土（行司空之事），务必勤勉啊（勉励他居于百揆之事）。”
帝说：“弃（姓姬氏），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田正官），播种这些百谷。”
帝说：“契（姓子氏），百姓不和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的名位等级）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敷布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这五者当然的道理作为教令），在于宽厚（指宽厚地对待他们）。”
帝说：“皋陶（也是臣名），蛮夷扰乱华夏，寇（劫人曰寇）贼（杀人曰贼）奸（在外曰奸）宄（在内曰宄），你担任士（理官）。”
帝说：“谁顺从我的百工？”众人说：“垂（臣名，有巧思）啊。”帝说：“好，咨垂，你担任共工。”
帝说：“谁顺从我上下（上下，指山林泽薮）的草木鸟兽？”众人说：“益（也是臣名）啊。”帝说：“好，咨益，你担任我的虞（虞，掌管山泽的官）。”
帝说：“咨，四岳。谁能掌管我的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众人说：“伯夷（姜姓）。”帝说：“好，咨伯，你担任秩宗（主管叙次百神的官）。”
帝说：“夔（臣名），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长子。”帝说：“龙（臣名），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出纳我的命令，务必诚信。”
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恭敬啊。务必明达天功。”
曾巩说：“舜任命九官，新任命的人有六位，任命伯禹、伯夷是咨询四岳后任命的，任命垂、益是泛泛咨询后任命的，任命夔、龙是因为别人的推让而不咨询就任命的。懂得道然后可以居于百揆之位，懂得礼然后可以掌管三礼，懂得道、懂得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必须咨询四岳。至于顺从百工、顺从上下草木鸟兽，则不与此相比，所以泛泛咨询而已。礼乐命令其体制虽然不如百揆那样重大，但其事理精微也不是百工庶物可以比拟的，伯夷既然因为四岳的举荐而担任秩宗之职，那么他所推让的人必定符合典乐、纳言的选拔标准可知，所以不咨询就任命他们。至于稷、契、皋陶不咨询的，只是重申任命他们的旧职而已。”
陈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职皆天之职也，典天叙、礼天秩、服天命、刑天讨，无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则人有是官，天不自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语以钦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译陈雅说：“二十二种官职都是秉承天意的职责，掌管天所规定的次序、礼仪天所确立的等级、奉行天所赋予的命令、执行天所要求的讨伐，没有一件事不是以天为根本的。天有这些事，就有人设立相应的官职，天不亲自去做而由人来代劳。帝舜在这里用‘恭敬啊’、‘勉力完成天的功业’来告诫他们，是想要让他们知道应当敬畏什么。”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幸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鉴于兹。
《大禹谟》（虞书）：嘉（善也）言罔攸（所也）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为信能如此，则必有以广延众论、悉致群贤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泽，无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己有所能也用以为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远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为臣，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当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养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即养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诚以民之为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范》九畴之次三畴）曰农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务农重谷之政），二曰货（阜通货财之政），三曰祀（报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七曰宾（怀柔宾客之政），八曰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
史渐曰：“政莫大于是。舜总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为八，名虽异实无殊也。”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
译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来统领内部的众官，有四岳来统领外部的州牧，既分别任命他们，又总括任命他们，人们必定称颂他们的官职，官员必定竭尽他们的职守，这是帝舜时代的治理，所以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帝舜时代用人，有的是帝王心中简拔，有的是公庭众人推举，有的是咨询大臣，有的是通过推让得到，不像后世有通过旁门左道、暗中援引、阿私徇情而侥幸晋升的人。不问这个人的才能与否，不论这个职位是否相称，因此任用各自违背其才能，人不称其官职，官职既不称职，那么朝廷的政事从哪里能够兴办，政事既不兴办，那么天下的百姓从哪里得以安宁，这是后世不如古代的原因。臣曾因此论述，帝舜起初咨询四岳来寻求担任百揆的人，不说“发扬舜的业绩”而说“发扬尧的业绩”，大概是因为我今天所治理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尧的事情；总括咨询二十二人来各自敬慎他们的职守，不说“辅佐舜的功业”而说“辅佐天的功业”，大概是因为我今天所治理的功业不是我的功业，是天的功业。做君主的如果真知道人臣所发扬的事情都是祖宗的事情，所辅佐的功业都是上天的功业，就一定不肯徇私意来用人、用非其人而废弛政事，那么朝廷的政事得人修举，天下的百姓由此得以安宁。唉，那些把祖宗的官爵当作自己的私物，把上天的事功行人的私意，难道不有辜负祖宗的托付、上天的建立吗？懂得治体的人还以此为鉴。
《大禹谟》（虞书）：善言无所埋没，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万邦都安宁。
朱熹说：“舜赞同禹的话，认为真能这样，就一定有办法广泛延揽众论、全部招致群贤，而天下的百姓都蒙受恩泽，没有不得到安顿的了。”
臣按：朝廷治理的方法固然不止一端，而其关键在于采纳人的善言，任用人的才能罢了。人没有不各自有所知的，也没有不各自有所能的，心里有所知就发表为言论，自己有所能就运用为才能。言论有善与不善，人君就只取善的，不让有所埋没在下面；才能有大与小，人君就随其才能而任用，不让有所遗漏在外面。那么凡是朝廷之上见于施行的无非是善言，列于众位的无非是贤俊之士，天下哪有不安宁的呢？如果不然，所听到的都是卑劣冗杂顺从旨意的言论，言论善的认为不善，不善的反而认为善；所任用的都是庸下谄媚的人，人贤的认为不贤，不贤的反而认为贤。像这样那么善言听不到，贤才远遁，想要事情治理、百姓安宁，难了。因此古代的圣帝明王必定广开言路，包容来接纳，大开贤门，多方来招致，即使是帝舜做君主、大禹做臣子，还必定把这作为君臣克服艰难的功效，后世的君臣可以不把它作为法则吗！
德在于善政，政在于养民。
朱熹说：“德不只是善而已，应当有办法使政事善。政不只是法而已，在于有办法养育百姓。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养育百姓的政事。”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来使政事善，不过是为了养育百姓罢了。实在是因为百姓作为百姓，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没有养育，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没有养育，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没有养育，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没有养育，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没有养育，一旦失去养育就无法生存了。因此自古圣帝明王知道上天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必定奉行上天来养育百姓，凡是他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勤勉地一以养育百姓为务。实在是因为一物不修那么百姓失去一物的用处，一物失去用处那么百姓用来养生的器具就缺少其一了。因此修水之政来疏凿，修火之政来钻灼，修金木之政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来耕垦、播种，使百姓在日用之间得以拥有养生之具。然而还不止于此，又必定设立学校、阐明伦理来端正其德，制作什器、通货财来便利其用，充足衣食、备足储藏来丰厚其生，哪一样不是养育百姓的政事呢？唉，自古帝王没有不以养育百姓为先务的，秦汉以来世主只知道苛刻百姓来养育自己，而不知道立政来养育百姓，这就是他们治理不如古代的原因吧。
《洪范》（箕子所陈述来告诉武王的）：第三项说农事运用八政。
第三项，八政：第一是食（务农重谷之政），第二是货（阜通货财之政），第三是祀（报本反始之政），第四是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第五是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第六是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第七是宾（怀柔宾客之政），第八是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说：“八政说农所以厚生。”
史渐说：“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舜总括为九官，周分为六卿，箕子裂分为八，名称虽然不同实际没有差别。”
臣按：《洪范》九畴，第三项说农事运用八政。其目共八项，所谓食、所谓货称为农是可以的，而祀以
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莅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也。
译举行礼仪、接待宾客、用兵作战，以及三官所掌管的事务，都称之为“农”，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上天设立君主，完全是为了百姓罢了，而在百姓之中，农民以耕种为业，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尤其重要。因此，凡是朝廷上推行政令，设立官员来管理事务，举行礼仪来报答本源，安抚怀柔以沟通远方之人，兴起军队来禁止暴乱，哪一项不是为了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尽力耕作、衣食充足，从而丰厚他们的生存条件呢？这就是上天设立君主并让他建立政令的根本意图，也是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知的。后世朝廷所施行的政令，有涉及后宫事务的，有涉及国都事务的，有涉及官府事务的，有涉及边疆事务的，而专门顾及农民事务的却很少了。偶尔虽然有涉及农民的，却不知道其根本意图在于为农，泛泛地施行，漫不经心地处理，往往反而因此伤害民生、荒废农业，这都是不明白《洪范》中“农”作为八政之本的宗旨啊。
《周礼》：惟王建国（周王建立国都），辨方（辨别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体国（营国家如身有体）经野（画郊野如织有纬），设官（如冢宰、司徒之类）分职（如掌治掌教之类），以为民极（以为斯民至极之标准）。
叶时曰：“圣人以中道立标准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访洪范于箕子，以叙彝伦而五以皇极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极而能立国者。今以《周礼》考之，土圭测景以求地中，建国也；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东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体国也；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经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设官也；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分职也，而周公则总之以为民极焉。极也者，‘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宁训告若是谆复，则是三百六十余官事事物物皆有极，何往而非斯民之标准欤？盖极之所在，所以习民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导民于礼乐教化之内，销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则会其有极，出则归其有极，经制乌乎而不定，风俗乌乎而不淳？”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吴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纪万民，则错综不遗于经为详。教典者，导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扰万民，则驯习不违于安为详。礼典者，交好常有以相亲，统百官而推以谐万民，则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万民，则至公无私而平。刑典者，辞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纠万民，则纤悉不差而诘矣。事典者，财利常有以相资，任百官而推以生万民，则惠养不穷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冬官亡，以元吴澂说补之）。
郑玄曰：“六官司徒、司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群职。太宰不言司者，以其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工，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盖以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其纲领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
译《周礼》记载：周王建立国都，辨别四方，端正祖庙、社稷、朝廷、市场的位置，营造国家如同身体有躯体，规划郊野如同织布有经纬，设置官员（如冢宰、司徒之类），分配职事（如掌治、掌教之类），以此作为百姓的最高准则。
叶时说：“圣人以中正之道在天下确立标准，使天下的人取法中正。武王向箕子请教《洪范》，以叙述常理，而五事以‘皇极’居于中央，古今没有舍弃皇极而能建立国家的。如今用《周礼》来考察：用土圭测量日影以求大地之中，这是建国；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是辨方；朝廷分为内外，位次区别东西，这是正位；公五百里至男百里，这是体国；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这是经野；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这是设官；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这是分职，而周公则总括这些作为百姓的最高准则。所谓准则，就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同尧确立百姓准则那样；‘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如同周朝广泛宣告那样。如今周公之所以为百姓确立准则，就在于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大概王畿确立而后根本安定，方位设置而后等级分明，国野划分而后疆域治理端正，官职举用而后纲目张弛。百姓准则的确立，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所以周公不仅在天官中论述，而且五官各自引用它来冠于篇首，反复训诫告诫如此谆切，那么三百六十多个官职，事事物物都有准则，哪里不是百姓的标准呢？大概准则所在，是为了让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之中，引导百姓进入礼乐教化之内，消除他们无视等级、冒犯上级的念头，收敛他们安分知足的心，百姓入朝则合乎准则，出朝则归于准则，经制怎么会不定，风俗怎么会不淳厚？”
太宰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六种法典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一曰治典，用来治理邦国，治理官府，记录万民；二曰教典，用来安定邦国，教化官府，安抚万民；三曰礼典，用来和谐邦国，统率百官，协调万民；四曰政典，用来平定邦国，端正百官，均衡万民；五曰刑典，用来诘问邦国，刑罚百官，纠察万民；六曰事典，用来富庶邦国，任用百官，养育万民。
吴澂说：“治典，是治理使之不改变常道，然而治理必须先治理官府而推广以记录万民，那么错综复杂而不遗漏于经略就详尽。教典，是引导使之不违背常道，然而教化必须先教化官府而推广以安抚万民，那么驯服习以为常而不违背安定就详尽。礼典，是交往友好常有相亲之处，统率百官而推广以协调万民，那么互相信任而不违背就和谐。政典，是分工守职常有相互制约之处，端正百官而推广以均衡万民，那么至公无私就平定。刑典，是辞命常有相互警戒之处，警醒百官而推广以纠察万民，那么细微之处不差就诘问清楚了。事典，是财利常有相互资助之处，任用百官而推广以养育万民，那么恩惠养育不穷尽就富庶了。”
臣按：上天设立君主，让他统领邦国、建立官府以安定百姓，所以在上纲维而在下颁布的有六种法典，即治、教、礼、政、刑、事。分开虽然有六个名称，合起来则归于一个治理，所以说“太宰掌管建立六种法典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唉，分散有统属，操持有要领，朝廷的政事就没有不举行的了。
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治理以辅佐君王均衡邦国。于是设立地官司徒，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教化以辅佐君王安抚邦国。于是设立春官宗伯，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礼仪以辅佐君王和谐邦国。
于是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政事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于是设立秋官司寇，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禁令以辅佐君王刑罚邦国。
于是设立冬官司空，让他率领其属官掌管国家事务以辅佐君王富庶邦国（冬官已亡，用元代吴澂的说法补之）。
郑玄说：“六官中司徒、司马、司空都说‘司’，因为他们各自能专管一官，不兼任群职。太宰不说‘司’，因为他总御众官，不主管一官之事。宗伯也不说‘司’，因为他祭祀鬼神，鬼神不是人所主管的缘故。”
臣按：这就是周官六卿所分担的职责。唐虞时代有九官，到周朝才开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作为太宰建立国家的六种法典，到成王训导百官，又再次申明。大概天下之事统属于朝廷，朝廷之政统属于六种法典，所谓治、所谓教以及礼、政、刑、工，天下事尽在其中了。洪福惟我太祖高皇帝，革除前代中书省而设立六部，罢免丞相而设立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大概从千载之上领悟周公之心，从三代之前举起明王之典，可谓卓绝百王而足以垂法万世了。臣因此举此作为总论朝廷之政，大概是为了遵循圣祖之制，以显示今日朝廷为政的大要，其纲领就在这里。伏愿皇上重视六部之职，简选卿佐之任，作为朝廷出政的根本。其未用时慎重于选择，不胜任时亟
罢之，其既任也专于委注，能举职也久任之，则治古之治不难复矣。臣不胜惓惓。
译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人，对于已经任职且专心于托付之事、能够胜任职责的人则长期任用，那么古代良好的治理就不难恢复了。臣下心中不胜恳切。
《礼记》：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子曰：“道（犹引导，谓先之也）之以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无所羞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谓制度、品节），有耻且格（格，致也，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谓政刑），又当深探其本（谓德礼）也。”
臣按：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远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须必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礼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县）之贤否，然而监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愿圣明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之政。臣闻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
译《礼记》说：因此先王谨慎地选择用来感化百姓的方法。所以用礼来引导人们的志向，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来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乐、刑、政这四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统一民心，从而推行治国的正道。
又说：礼用来节制民心，乐用来调和民声，政令用来推行事务，刑罚用来防止奸邪。礼、乐、刑、政这四个方面通达而不相违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
臣按：礼乐是刑政的根本，刑政是礼乐的辅助。古代帝王之所以能统一民心、推行治道，使天下像一家、中国像一人一样，不过是推行这四者罢了。这就是所说的“修道之教”，是王者之道，也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有了中正的制度来节制民心，有了至和的节律来调和民声，推行礼乐之道就有法制禁令，防止礼乐的缺失就有刑罚宪度。起初治道由此而出，最终王道因此而完备。礼、乐、政与刑，其作用在天下，其根本在朝廷。后世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端正治理的根本，完备王道的制度，并且设立维持防范的措施，使这四个方面在当时通达，在天下通行，这样的治理谁能超越呢？
《论语》：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统一百姓，百姓只是苟免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统一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
朱熹说：“政令是治理的工具，刑罚是辅助治理的方法，德和礼则是治理的根本，而德又是礼的根本。这四者互为始终，虽然不可偏废，但是政刑只能使百姓远离罪恶，德礼的功效则能使百姓日渐向善而不自知。所以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只依赖末节（指政刑），还应当深入探究根本（指德礼）。”
臣按：德、礼、政、刑这四者，凡是经书中论述的治国之道，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孔子将政刑与德礼分为两类，并论述其效果有深浅之分；朱熹则将德礼政刑合为一谈，论述其事互为始终。总之，圣贤的话是相互阐发的。人君治理国家固然在于修养德行作为教化百姓的根本，但是人不是同一个人，地不是同一个地方，人的禀赋有偏全之分，地方的远近也有不同。既然用德行教化却仍有不一致的情况，就必须有礼制来统一，然后我的德化才能推行；如果引导而不顺从，教化而不整齐，没有法制禁令也是不行的。法制在前面展示，禁令在后面约束，他们仍然违背礼制、抗拒教化，那么刑罚的施加哪里可以缺少呢！孟子说：“仅有善心不足以处理政务，仅有法制也不能自行运作。”有政刑而没有德礼，叫做仅有法制；有德礼而没有政刑，叫做仅有善心。治理国家的道理在这四者上，确实缺一不可。孔子论述治国的言论散见于经籍中的很多，总括论述治国的要点，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宋代朱熹对他的君主说：“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休戚，百姓的休戚关系到地方长官（如今的知府、知州、知县）的贤与不贤，然而监察官员（如今的布政使、按察使）是地方长官的纲领，朝廷是监察官员的根本，想要百姓都能得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关键在于朝廷。人君想要监察官员都能得其人，事情的利弊以及关乎百姓休戚的情况都能上达天听，只有以端正朝廷为先务，而端正朝廷的措施哪有比任用贤才更大的呢？然而贤才的长处不同，那么适宜担任的职务也不同。希望陛下让那些才能宏大的人辅佐元首、经略大体以彰显天命，让那些才能细微的人担任官职以兴盛各项事务，善于处理外事的人让他们承担统领军队、镇守一方的责任，通晓治体的人让他们担任拾遗补过的谏官，又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排列在官位上，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使得疏远但贤能的人即使遥远也不被遗漏，亲近但不贤的人即使亲近也必定被弃用，不主观臆断以避免偏听独任的讥讽，不固守私恩以避免显示心胸不广的戒律，进退取舍只以公论所在为依据，那么朝廷端正，内外远近就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了。监察官员得其人，然后各郡的得失就可以知道；郡守得其人，然后所属各县的治理情况就可以考察。加重他们的责任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表彰他们的善行而惩罚他们的恶行。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有利的、百姓所喜的事就没有不推行的，所谓有害的、百姓所忧的事就没有不消除的。”
臣按：朱熹这番话虽然是为当时的君主而发，但他所说的想要百姓得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朝廷，以任用贤才作为端正朝廷的措施，必定使内外大小职位的进退取舍只以公论所在为依据，那么朝廷端正，内外远近就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他的言论详尽周密。其中所谓“稽考公论”一语尤为切中要害，恳请圣明君主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的政事。臣听说宋代儒者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他的居处内部有六寝、六宫，外部有三朝、五门，他的嫔妃、侍卫、饮食、衣服、财货等官员都由冢宰统领，他的冠冕、车旗、宗庙祭祀、巫史、卜筮、乐官等官员都由宗伯统领，有老师来引导教诲
，有傅以傅其德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美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旅贲，勇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趋），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词书之于几也），居寝有暬御之规（｛执曰｝，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几，察也，谓察乐声），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面折廷争以正救之。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以八统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远无不至、迩无不服。传说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熹之兹言，所以论人君为治之道无复余蕴，凡夫愚臣所辑“正朝廷”六条之事皆备其中，谨备载于篇以献。伏惟圣明留神观省，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然后推类以尽其余，臣不胜大愿。
译有傅官来辅佐其德义，有保官来保护其身体，有师氏来用美好的道理教导他，有保氏来规劝他的恶行。前面有疑官，后面有丞官，左边有辅官，右边有弼官。那些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他们早晚辅佐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完善的。在车舆上有旅贲（勇士，掌管执戈盾夹车而趋）的规谏，在门屏之间（称为宁）有官师的典制，倚靠几案时有训诵的规谏（工师所诵的词句书写在几案上），在寝宫时有近侍的规谏（执曰，意为亲近），面临事务时有瞽史的道义，闲居时有工师的诵唱。史官记录（太史在君主举动时记录），瞽官作诗，工官诵读箴言规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庶民批评议论，商旅在市集陈述（旅，意为陈列），百工献呈技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行动时左史记录，言语时右史记录，御瞽察知乐声的高低（几，意为察，指察知乐声）。如果不幸至于有过错，那么又有七位争臣当面折辩、在朝廷上争辩，以匡正补救。大概用来培养君主的方法完备到如此程度，因此君主恭敬地端坐南面，内心无为以坚守至正，而容貌的恭敬足以使人肃敬，言语的顺从足以使人治理，视线的明察足以使人明智，听闻的聪敏足以使人谋划，思维的睿智足以使人圣明，然后才能用八柄驾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用八统驾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从而赏赐无不令人庆幸，刑罚无不令人畏惧，远方无不抵达，近处无不顺服。传说所说的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承继以大夫师长，不只为安逸享乐，只为治理百姓；武王所说的确实聪明才能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所说的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辅佐上帝，宠爱安抚四方；箕子所说的宏大建立其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泛赐给百姓，只有这时百姓才对你有准则，赐给你保持准则；董子所说的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正是说的这个意思。朱熹的这些言论，用来论述君主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再遗漏的，凡是我愚臣所辑录的“正朝廷”六条之事都完备其中，谨详细记载在篇中进献。恳请圣明君主留心观省，先端正朝廷作为治理太平的根本，然后类推以穷尽其余，臣不胜感激之愿。
▲正纲纪之常
《礼记》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
汉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纪纲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张也，纪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并言始见于《五子之歌》，再见于《诗棫朴》《假乐》之篇。大约以网罟为喻，纲谓网之大绳，纪谓网中丝缕之目，张其大者是之谓纲，理其小者是之谓纪，譬则朝廷之行事，举其大者则小者自随，贵乎能振肃之而已，不然则有废而不举之处，一切颓堕而不可为矣，是则纪纲之喻也。然所谓纲纪者盖亦多端，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是故人君为治，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如挈纲然，一纲既张而万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于“正朝廷”下举家之伦理以为纪纲之首者，原其本也。
《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尧也），有此冀方（尧所都），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蔡沈曰：“尧、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乱其纪纲，以致灭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极。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启，以诒厥子孙者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德，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所传之道既失，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底于灭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臣窃以为，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修德又其本也。人君诚能修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诒子孙之远谋矣。
《诗大雅棫朴》之篇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曰：“凡网罟张之为纲，理之为纪，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纲纪，天下之人而人归之。”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此诗乃周人咏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儒谓纲纪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气卑弱甚矣，文王以寿考之年鼓舞振动之于上，使之奋发踊跃之于下，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济济，咸在乎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网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是则所谓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为四方人才之纲纪也。是以卑弱之气变而盛大，颓靡之势起而植立，贤才于是乎奋庸，政事于是乎修举。由是以观，可见人君为治之道在立纪纲，立纪纲在作人才，人才作于国中则纲纪张于四外，此人君为治所以贵乎勉勉不已也。
《假乐》之诗曰：威仪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无怨无恶，率由群匹（类也，谓尽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尽媚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是以能受无疆之福，为四方之纲。又言人君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则百辟、卿士媚而爱之，维欲不解于位以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纲即继之曰之纲之纪，盖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赖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
黄<禾熏>曰：“上四句即所以为纲之道也。是故元气不存，虽盛且壮不足为一身之福；纲纪不立，虽强且富不足为人君之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继之曰四方之纲，又继之曰之纲之纪，其意不亦渊乎。”
臣按：先儒谓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
译▲端正纲纪的常道
《礼记》说：圣人设立父子、君臣的关系，以此作为纪纲。纪纲一旦端正，天下就大大安定。
汉代匡衡说：“‘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这是纪纲的首端、王道教化的开端。”
《白虎通》说：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纲是张设的意思，纪是治理的意思，大纲小纪是用来张设治理上下、整齐人伦大道的（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五子之歌》，再次见于《诗经·棫朴》《假乐》的篇章。大概是用渔网来作比喻，纲指渔网的大绳，纪指渔网中丝缕的网眼，张设大绳的称为纲，治理小眼的称为纪。譬如朝廷的行事，举出大端则小端自然跟随，贵在能够振作肃清罢了，不然就有废弃不举的地方，一切颓废堕落而不可为，这就是纪纲的比喻。然而所谓纲纪，涵盖的方面也很多，而在人伦关系中的尤其重要。所以君主治理天下，想要端正天下的纪纲，先要端正一家的纪纲，一家的纪纲就是伦理，伦理一旦端正，那么天下的事就像提起渔网的总绳一样，总绳一提起，万千网眼井然有序，各自得到治理了。臣在“正朝廷”下举出家的伦理作为纪纲的首端，是推究其根本的缘故。
《尚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第三首说：只有那陶唐氏（帝尧），拥有这冀州之地（尧所都），如今失去了他的道，扰乱了他的纪纲，于是导致灭亡。
蔡沈说：“尧、舜、禹传授同一道以拥有天下，如今太康失去了他的道而扰乱了他的纪纲，以致灭亡。”
臣按：道，是天下古今共同遵循的理，是中正至极的。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启，以此遗留给子孙。太康因安逸享乐而败坏了他的德行，就失去了祖父所传的道，所传的道一旦失去，那么凡是政令所施行的大者为纲、小者为纪的都紊乱了，纪纲一旦紊乱，那么上面没有道的准则，下面没有法的遵守，他导致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先儒有言，道是君临天下的根本，纪纲是维持天下的器具。臣私下认为，用来确立道而维持其纪纲的，修养德行又是根本。君主如果能修养德行以确立道，确立道以端正天下的纪纲，就可以保住祖宗的基业，为子孙留下长远的谋划了。
《诗经·大雅·棫朴》的篇章说：勤勉不懈的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说：“凡是渔网张设的是纲，治理的是纪，说文王的德行有以振作纲纪，天下的人因此归附他。”又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的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这首诗是周人歌颂文王能够振作人才的意思。上文有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儒认为纲纪就是作人的意思。商朝末代士气卑弱得很，文王以长寿之年在上鼓舞振动，使之下奋发踊跃，于是四方的人彬彬济济，都在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网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这就是所谓勤勉不懈的我王，有作为四方人才的纲纪。因此卑弱之气变为盛大，颓靡之势起而植立，贤才于是奋发有为，政事于是修举。由此看来，可见君主治理天下的道在于确立纪纲，确立纪纲在于造就人才，人才在国中造就，那么纲纪就在四方张设，这是君主治理天下之所以贵在勤勉不懈的缘故。
《假乐》的诗说：威仪严密，德音有常。没有怨恨没有厌恶，遵循任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安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尽媚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说：“说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所以能受无疆之福，为四方之纲。又说君主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那么百辟、卿士媚而爱之，唯愿不懈怠于职位以作为百姓所安息的地方。”
又说：“四方之纲紧接着说之纲之纪，大概张设的是纲、治理的是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都赖君主作为纲。所谓不解于位的，大概是想纲常张设而不松弛。”
黄<禾熏>说：“上四句就是作为纲的道。所以元气不存，虽然强壮不足以为一身之福；纲纪不立，虽然强富不足以为人君之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紧接着说四方之纲，又紧接着说之纲之纪，其意不也深远吗。”
臣按：先儒说君主安待其臣、臣下媚爱其君，这是上
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永终誉于天下而无厌无斁，所持循者率皆匹类之所同然，是以德备诸己而福集厥躬，标准立于上，法则示乎下，而有以为四方之纲，而东西南北之人莫不于是总摄维系之，而皆归附趣向之不容涣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为大事之纲，而其小者亦有以为小事之纪，张之理之，无或缓弛，无或涣散，皆足以垂宪而作则焉。纲纪既立，自然德泽礼节，有以延及夫群匹庶类，凡夫心志同而意气合者皆赖之以得其安矣。既赖之以得其安，则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恩而思报，咸知所以媚爱于上，上下之情绸缪如一，有如《易》所谓上下交而志同者，岂非地天交泰之时乎。夫既泰矣，然又何忧之有哉？忧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盖不解于位则其纲常张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赖以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将永永有无疆之休矣。由是观之，德之在身为威仪，发于外为声誉，德乎德乎，其立纪纲之根本，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
译这是上下交感而达成通泰的时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道行根本在于自身，在百姓中得到验证，在天下获得永久的美誉而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他所持守遵循的都是同类所共同认可的，因此德行完备于自身而福泽汇聚于己身，标准确立于上位，法则昭示于下位，从而成为四方的纲纪，使得东西南北之人无不由此总摄维系，都归附趋向而不会涣散。然而不仅大事有作为大事的纲纪，小事也有作为小事的条理，张弛有序，没有松懈，没有涣散，都足以垂示典范而树立法则。纲纪既已确立，自然德泽礼节得以延及众人同类，凡是心志相同而意气相合的人都依靠它而获得安定。既然依靠它而获得安定，那么所安定的就是内心信服而情意契合，感恩而思图报答，都知道如何爱戴上位者，上下之情紧密相连如同一体，就像《易经》所说的上下交感而志向相同，这难道不是地天交泰的时机吗？既然已经通泰，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忧虑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这就是最终归结于“不松懈于职位，是百姓所归往”的原因。大概不松懈于职位，那么纲常就会张弛有度而不松弛，不仅百官卿士依靠它获得安定，百姓也能得以休养生息而蒙受福泽，在君主身上更将永远有无边的福祉。由此看来，德行在自身表现为威仪，发扬于外表现为声誉，德行啊德行，它是建立纪纲的根本，而所谓不松懈又是保持纪纲的节度啊。
唐韩愈曰：“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也。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纪纲既正，则天下之人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赏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惟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苟非断自圣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哉？”
又曰：“人君为治之本在乎正心术以立纪纲。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朱子此解纪字与《诗集传》诚不同），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习之臣，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甗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莫切于唐韩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奸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胜大愿。
以上正纲纪之常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程颐曰：“天在上、泽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君子观《履》之象以辩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辩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译唐代韩愈说：“高明的医生不看重病人的瘦弱或肥胖，只观察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看重天下的安定或危险，只观察法度纲纪的治理或混乱罢了。天下好比是人，安危好比是肥瘦，法度纲纪好比是脉象。脉象没有病，即使身体瘦弱也不妨害；脉象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了吧！夏、商、周衰微的时候，诸侯兴起，战争每天都在进行，传位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是因为法度纲纪还存在。秦朝统治天下时，不分权给诸侯，聚集军队并焚烧兵器，传位两代而天下倾覆，是因为法度纲纪灭亡了。因此，四肢即使没有变故也不足以依赖，关键在于脉象；四海即使没有事变也不足以夸耀，关键在于法度纲纪。”
宋代儒学家朱熹告诫他的君主说：“四海之广阔，亿万百姓之众多，人们各自有意欲，想行私利，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揽统摄并整齐划一，使他们各自遵循道理而不敢不按照我意志所希望的那样去做，这是因为先有法度纲纪在上面维持着。什么叫法度纲纪？就是辨别贤良与不贤良来确定上下尊卑的等级，核实功劳与罪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然而法度纲纪之所以能振作，是因为宰相和执政大臣秉持法度而不敢失误，御史和谏官补察过失而没有私心，君主又以他大公至正的心怀在上恭敬自律并照耀监察，因此贤良的人必定居上位，不贤良的人必定居下位，有功的人必定受赏，有罪的人必定受刑，这样万事的统辖就没有缺失了。法度纲纪既然端正，那么天下的人各自自尊奋发，互相劝勉以去恶从善，大概不需要贬黜、升迁、赏罚一一施加在他们身上，礼义的风气、廉耻的习俗就已经大大改变了。只有至公的道理不在上面施行，所以宰相、执政、御史、谏官中有人不得当，贬黜、升迁、刑罚、赏赐大多出于私意，而天下的风俗于是至于败坏，不知道名节操行和检点行为的可贵，只以阿谀奉承、圆滑世故、奔走钻营、勾结交往为务，一旦有人在其中直言正色，那么众人讥讽排斥，必定让他在这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如果不是决断于圣明的意志，洗涤内心并有大的警戒告诫，使大小官员各自履行职分以明确贬黜升迁、以取信于刑罚赏赐，那么凭什么振作已经颓废的法度纲纪呢？”
又说：“君主治理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法度纲纪。所谓‘纲’，就像网有总绳一样；所谓‘纪’，就像丝有头绪一样（朱熹此处对‘纪’字的解释与《诗集传》确实不同），网没有总绳就不能自行张开，丝没有头绪就不能自行整理。所以一家就有一家的法度纲纪，一国就有一国的法度纲纪，至于乡汇总于县，县汇总于州，州汇总于各路，各路汇总于台省，台省汇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与天子商议决定并颁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法度纲纪。然而法度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邪曲的私心，然后法度纲纪有所依托而建立；君主的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端正。”
又说：“一两个亲近宠幸的臣子，对上则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而喜欢功利卑下的学说，不喜欢正直士人的直言而安于私欲鄙陋的形态；对下则招集士大夫中嗜利无耻的人，文武官员分流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喜欢的就暗中引荐提拔，安置在清贵显要的职位，厌恶的就秘密诋毁，公开肆意排挤。勾结贿赂，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钱财；任命大臣、设置将领，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墙，迎合他们的风向旨意，势力形成威势确立，朝廷内外都顺从他们，使陛下的号令、贬黜升迁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独自决断，而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大概他们所破坏的不仅仅是陛下的法度纲纪，而是连同陛下用来建立法度纲纪的根本一起破坏了。”
臣按：自古以来儒臣论述治理天下的法度纲纪，没有比唐代韩愈、宋代朱熹更切中要害的，而朱熹用来告诫他君主的话尤其切中要害。恳请英明的君主留心省察，奋发刚断，一旦端正君心，斥退疏远奸邪，建立法度纲纪以造福四海困苦的百姓，像朱熹希望他的君主那样，臣更是不胜大愿。
以上为正纲纪的常道
▲确定名分的等级
《易经·履卦》的大象传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据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
程颐说：“天在上，泽在下，这是天下的正理，人所践行的应当如此。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来辨别上下的名分，以此安定民心，上下的名分明确了然后民心才能安定，民心安定了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民心不安定天下就无法治理。古时候公、卿、大夫及以下，职位各自符合他们的德行，终身居于此位，得到了自己的名分。职位不符合德行，君主就举荐提拔士人，修习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就征召他们，这些都不是自己预先谋划的。农、工、商、贾勤勉从事本业而享受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志向，天下的心可以统一。后世从普通士人到公卿都志在尊贵荣耀，农工商贾都志在富裕奢侈，亿万百姓的心交相追逐利益，天下纷乱，怎么能够统一呢？想要不混乱很难了，这是由于上下没有安定的志向。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而分辨上下，使各自符合自己的名分以安定民心。”
《书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诸侯之邦于外）设都（设天子之都于内），树后王（天子）君公（诸侯），承以大夫师长。
译《尚书·说命》说：贤明的君王顺从天道，在外建立诸侯的邦国，在内设立天子的都城，确立天子与诸侯的地位，并由大夫和师长来辅佐承继。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为者也。观《易》之辩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泽自然之象，《书》之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由于明王奉顺上天之道，是则尊之临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数、顺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负其强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贵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泽之理者也。
《礼记大传》曰：名著而男女有别。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臣按：所谓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谓，凡有所称呼者皆名也；所谓分者非止于等级之谓，凡有所分别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间有之，则凡一家之内、亲属之中皆有所谓名与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严于男女之际，妇人尊卑大小本无定位，随其夫以为尊卑大小，其名分显著灼然知其为尊为卑、为昭为穆，以之定昏姻、别内外而淫乱贼逆之祸不作矣。此名所以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论语》：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曰：“卫君（卫国之君，名辄）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谢良佐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
臣按：卫辄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父子之名实紊矣，故孔子为政必以正名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为然也。盖有实斯有名，名者实之宾也，名既不正，则凡见于言论之际、称谓之间皆有所疑惑窒碍，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修必有所回护，条教之布必有所妨碍，彼或执词以致诘我，将无辞以质对，此言不顺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流弊至于民无所措其手足也。然则正名之道奈何？曰务其实而已矣。必有此实然后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当副以此实，如此则称谓之间端然其正，言论之际怡然其顺矣。名正言顺，尚何事之不可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传》：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詹父有自直之辞诉于王），以王师伐虢。
吕祖谦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谮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辞，王为之伐虢而出虢公。数传而至于襄王，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而请杀之，襄王曰：‘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襄王之意岂非矫桓王之失乎？所谓君臣无狱者，固可以为万世训，至若‘元咺虽直’之一语，犹未免世俗之见也。苟如襄王之说，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所以不可听者，恐乱君臣之分耳。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与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不必问其所诉之辞也。当詹父、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既启诉君之口则己陷于滔天之恶矣。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为治，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
臣按：吕氏谓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君臣上下夫岂较是非争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当如是也。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与晋献公来朝），王飨醴（飨以醴酒），命之宥（以币物宥之），皆赐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晋侯与虢公同赐，是以礼假人也）。
吕祖谦曰：“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误视为己物轻以假人，当虢公、晋侯之来朝，等其玉、马之数不为之隆杀。殊不知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乱也，人心无厌，侯而可假公之礼，则公亦思假王之礼，王既假晋侯以公礼矣，后数十年而晋文有请隧之举，果欲假王之礼。非惠王启其僭心，晋文遽敢尔邪？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
译臣按：名分的等级是天下自然的道理，高下有不可改变的位置，上下有确定的界限，都不是人力私意所能造成的。看《易经》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效法的是上天在上、下泽在下的自然景象；《尚书》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承继，是由于明王奉顺上天的道。这样，尊贵者临御卑下者、卑下者奉承尊贵者，只是效法天地自然的数理、顺应天道自然的常理罢了。那些依仗强盛却想以卑下逆犯尊贵，依仗显贵却想以上位凌辱下位的人，都是违背天道而不知上天在上、下泽在下的道理的人。
《礼记·大传》说：名分显著，男女就有区别。又说：名分，是治理人事的大事，能不慎重吗？
臣按：所谓名分，不仅仅指职位等级的意思，凡是有所称呼的都是名；所谓分，不仅仅指等级的意思，凡是有所区别的都是分。因此，不仅在朝廷之上、官署之间有，就是一家之内、亲属之中也有所谓的名与分。名分在人家中，尤其在男女之间更为严格，妇人尊卑大小本来没有固定的位置，随着她的丈夫来决定尊卑大小，她的名分显著明确，让人清楚地知道她是尊是卑、是昭是穆，以此来确定婚姻、区别内外，那么淫乱贼逆的祸患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名分之所以是治理人事的大事，而不可不慎重对待的原因。
《论语》：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说：“卫国国君（卫国之君，名辄）等待您来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谢良佐说：“正名虽然是为卫君说的，但为政的道理都应当以此为先。”
臣按：卫辄不把父亲当父亲，却把祖父当父亲，父子之名实混乱了，所以孔子为政一定要以正名为先。然而凡事都有名分，不只是父子如此。大概有实际内容才有名分，名分是实际内容的附属物，名分既然不正，那么凡是在言论之际、称谓之间都会有疑惑阻碍，不仅不可实行，而且不可言说，发布命令必然有所回护，颁布条教必然有所妨碍，他们或许执词来质问我们，我们将没有言辞来应对，这就是言语不顺理所以事情办不成，事情办不成而礼乐不兴盛、刑罚不得当，最终流弊到百姓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的地步。那么正名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致力于实际内容罢了。必须有这个实际内容然后给予它这个名分，既然有了这个名分，就应当用这个实际内容来符合它，这样那么在称谓之间端正正确，在言论之际怡然顺理。名正言顺，还有什么事情不可做，什么政事不可成呢？
《左传》：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向周王进谗言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自辩之词（詹父有自直之词诉于王），周王率领军队讨伐虢国。
吕祖谦说：“委屈天下的道理来维护天下的名分，不是善于持守名分的人。虢叔向桓王进谗言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自辩之词，周王为他讨伐虢国并驱逐了虢公。经过几代传到襄王时，晋文公因为元咺拘捕卫侯而请求杀他，襄王说：‘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现在元咺虽然有理，也不能听从。’襄王的意思难道不是纠正桓王的过失吗？所谓君臣之间没有诉讼，固然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至于‘元咺虽然有理’这一句话，还难免有世俗的见解。如果按照襄王的说法，是元咺的道理未曾不直，所以不能听从，是恐怕扰乱君臣的名分罢了。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这是理与分截然两样东西。君子说话提到分必然涉及理，提到理必然涉及分，理与分得到就都得到，失去就都失去。臣子控告君主的，先有控告君主的过错，不必问他控告的言辞。当詹父、元咺未控告君主的时候，他们的道理固然直，既然开启了控告君主的口，自己就陷入了滔天的罪恶了。君臣之间本来不是比较曲直的地方，后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合分与理来治理，又怎么能洗除犯上的习气而回归古制呢？”
臣按：吕氏说君子说话提到分必然涉及理，提到理必然涉及分，得到就都得到，失去就都失去，君臣上下难道是比较是非争曲直的地方吗？这不只是名分所拘束，道理本来应当如此。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与晋献公来朝），周王用醴酒宴请他们（飨以醴酒），命令他们接受赏赐（以币物宥之），都赐给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不符合礼制。周王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也不同等级，不把礼随意给予别人（晋侯与虢公同赐，是以礼假人也）。
吕祖谦说：“为天子守名分的是君主，周惠王错误地把它看作自己的东西轻易地给予别人，当虢公、晋侯来朝见时，同等地给予玉、马的数量，不为之增减。殊不知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混乱，人心没有满足，侯可以假借公的礼，那么公也想假借王的礼，王既然把公的礼假借给晋侯了，几十年后晋文公就有请求隧礼的举动，果然想假借王的礼。如果不是惠王开启了他的僭越之心，晋文公怎敢这样呢？圣人想要上全天子的尊贵，必须先下谨士、庶人的名分，守其下所以卫
其上也。”
臣按：吕氏谓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斯言也真诚谨始审几之要，居人上者在所当知。
译这是处于上位者应有的态度。”
臣按：吕氏认为，要想在上位保全天子的尊贵，就必须在下位谨慎地维护士人与平民的等级名分，坚守下位者的本分，以此来护卫上位者的尊严。这番话确实是真诚谨慎、在事情萌芽阶段就加以审慎对待的关键所在，身居高位的人应当知晓这一点。
成公二年，卫新筑人仲叔于奚（新筑，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孙桓子（名良夫），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不受）。请曲县（曲县，轩县也，诸侯之乐）、繁缨（诸侯马饰）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车服之器、爵号之名）不可以假人（轻假借于人），君之所司也（此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假借于人），与人政也（是以国家之政与人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为君、所以砺天下之人而使之与我共国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号之名、车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与，非有德者不可与，非有劳者不可与，非有才者不可与。为人君者谨司其出纳之权，不轻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后与之，与之名与器即与之以政也，使人闻吾爵号之名即知所敬服，见吾车服之器即知所尊让，如是则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财者可以财，求有势者可以势，得有亲昵夤缘者皆可以幸而致之，则名与器不足贵矣。名与器不足贵，得者不以为荣，见者不知其为尊，则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则亡其为政之体，亡其为政之体则失其为君之道，国家将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而君臣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然后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然礼非名不著，非器不行，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故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盖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呜呼，周道之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十丧七八，然犹历数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亲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得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臣按：司马氏编历代史而托始于周威烈王始命三晋为诸侯，故为此名分之论而统其宗于礼，其示后世人主以谨微之意至矣。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司马光曰：“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故圣人制礼以治之，所以辩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势均，何以使其下哉？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愚，惟其所欲，积习为常，谓之姑息，乃至偏裨杀逐主帅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则爵赏废置、杀生与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古者治军必本于礼，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臣按：名分生于上下之际，名分一定则下之于上有顺而无逆、有令而无违，上得以率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则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废立之哉？此人君为治所以必谨于礼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渐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卷三
▲公賞罰之施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
译鲁成公二年，卫国新筑邑的仲叔于奚（新筑是地名，仲叔于奚守卫该地）救援孙桓子（名良夫），桓子因此得以脱险。事后，卫国人要赏赐给他城邑，他推辞不接受。请求使用曲悬（曲悬，即轩县，是诸侯所用的乐悬）、繁缨（诸侯马匹的装饰）来朝见，卫君答应了他。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可惜啊，不如多赐给他城邑。只有车服之器和爵位之名，不可以轻易借给他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东西。名号用来发布信义，信义用来守护器物，器物用来蕴含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百姓，这是政治的大纲。如果把这些借给他人，就是把国家的政令交给他人，政令丧失那么国家就会随之灭亡，这是无法阻止的。”
臣按：国君之所以成为国君，之所以磨砺天下的人使他们与我共同治理国家政事、治理天下百姓的，不过是爵位之名、车服之器罢了，没有功劳的人不可给予，没有德行的人不可给予，没有劳绩的人不可给予，没有才能的人不可给予。作为国君要谨慎掌管授予与收回的权力，不轻易借给他人，必定是有功德才能的人然后才给予，给予名与器就是给予政令，使人们听到我的爵位之名就知道敬服，看到我的车服之器就知道尊让，这样我的政令就能推行了。如果有财富的人可以用财富求得，有势力的人可以用势力求得，有亲昵攀附的人都可以侥幸得到，那么名与器就不值得珍贵了。名与器不值得珍贵，得到的人不以此为荣，见到的人不知道这是尊贵，那么国君就失去了他所掌管的权柄。失去了所掌管的权柄就丧失了为政的根本，丧失了为政的根本就失去了为君的道理，国家将凭借什么来自立呢？
《资治通鉴》：当初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什么是礼？纲纪就是。什么是名分？君臣就是。什么是名号？公、侯、卿、大夫就是。凭借四海之广、亿万民众之众，受制于一人，即使有超绝的力量、高世的智慧，没有不奔走服役的，难道不是因为有礼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领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制约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尊贵者凌驾于卑贱者之上，卑贱者承奉尊贵者，而君臣的名分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然后上下互相保全而国家安定太平。然而礼没有名号就不能彰显，没有器物就不能施行，用名号来任命，用器物来区别，然后上下分明有次序，名器既然丧失那么礼怎么能独自存在呢？所以繁缨，是小物件，而孔子惋惜它；正名，是细微的事务，而孔子把它放在首位。大概事情没有不始于细微而成于显著的，圣人的思虑深远，所以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而治理它；常人的见识浅近，所以必定要等到显著之后才去补救。治理细微之处则用力少而功效多，补救显著之处则竭尽全力也不能达到。唉，周朝道统的衰微，纲纪散坏，礼的大体十分丧失了七八，然而还能经历几百年宗主天下，只是凭借名分尚存罢了。现在晋国大夫暴虐蔑视他们的君主，亲自瓜分他们的土地，天子既不能讨伐，又宠幸封赏他们使得他们位列诸侯，这是小小的名分都不能守住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在这里穷尽了。”
臣按：司马氏编纂历代史而假托始于周威烈王开始任命三晋为诸侯，所以发表这关于名分的议论而统摄其宗旨于礼，他向后世君主展示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的用意到了极点。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皇上派遣中使前往抚慰将士，就近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李怀玉杀死了王玄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为军使，朝廷于是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从此开始。
司马光说：“人生而有欲望，没有主宰就会混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它，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凡是国君之所以能拥有他的臣民，是因为八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舍弃它，那么彼此势力均等，凭什么使唤他的下属呢？肃宗遭遇唐朝中期衰败，侥幸恢复国家，应当端正上下的礼制来纲纪四方，却苟且获取一时的安定，不考虑长久的祸患，委派一个使者顺从行伍的情意，不问贤愚，只随他们的意愿，积习成为常规，称之为姑息，甚至偏裨杀逐主帅也不治罪，反而授予他官职。那么爵赏废置、杀生与夺都不出自上面而出自下面，祸乱的发生哪有极限呢？古代治理军队必定以礼为本，现在唐朝蔑视它，使得士卒得以欺凌偏裨，偏裨得以欺凌将帅，那么将帅欺凌天子就是自然的趋势了。”
臣按：名分产生于上下之间，名分一定那么下属对于上级就有顺从而无逆反、有命令而无违抗，上级得以率领下属，下属不得冒犯上级，一旦有冒犯就施加刑罚杀戮了。冒犯尚且不可，何况敢废立呢？这就是国君治理天下之所以必定谨慎于礼以端正名分，而防止其陵替的渐变的缘故。
以上确定名分的等级
卷三
▲公赏罚的施行
《皋陶谟》：上天赐福有德之人，五等服饰五种纹章彰显啊。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五种用法施行啊（五刑，